理想、尊严与生存挣扎——元代江南士人与社会综合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申万里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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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尊严与生存挣扎——元代江南士人与社会综合研究试读：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扶持基础研究的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标识、统一版式、符合主题、封面各异”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本研究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01JA770056

绪论

至元十八年（1281）六月初六日，元朝大都（今北京市）的宫廷里，发生了一件奇事，一位江南儒士私自闯入了元世祖忽必烈的宫殿里，这位勇敢的儒士为什么要私闯宫殿，元朝官方档案记述：中书省奏：“年时冬里，一个蛮子人，跟着抬酒筲的人，入大殿里叫，上叫省官人每问者。么道，圣旨有来，如今俺问得：‘本人原是江南好投拜人户，被乾讨虏军人掳到陕州，买与人家做奴婢来。他自用钱赎身，做了陕县百姓也。来到南阳府，与一个蛮子秀才一处，写陈言文字：“江南被掳人口，放令为良。”待这般告来，因跟着抬酒筲的人，入大殿奏来，这般我的不是也。’与了招伏文字，商量来，打一百七下，发得陕州，做民户去呵，怎生？”奏呵，奉圣旨：“那般者，打了发将去者。”

材料中的这位江南士人，原是江南居民，元朝统一战争期间，被乾讨虏军人掳掠到陕州（今河南陕县一带），卖为奴婢，他用钱赎身以后，感到元朝统一战争期间掳掠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从陕县来到南阳，与另一个同是江南士人（秀才）的同志者，写了向元世祖上奏的文书（陈言文字），计划赴阙上奏。令人惊奇的是，他随着宫廷抬酒筲的人，混入了元世祖忽必烈的宫廷，毅然上书，要求“江南被掳人口，放令为良”。士人这种私闯皇宫的上书方式，在中国古代非常少见，反映了在元朝蒙古统治的特殊情况下，江南士人为了其政治理想和切身利益，置生死于不顾的豪迈情怀。从材料来看，忽必烈对这位勇敢的江南士人还算比较宽厚，杖一百零七，押回陕州做百姓。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士人冒险上书的现象？元朝统一以后，生活在蒙古统治下的江南士人的处境如何？他们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的精神世界有什么特点？他们又是怎样为理想、尊严和生存条件而奋斗、挣扎？本书的研究，将试图回答以上的问题。

一、本书的主要内容

本书主要通过对元代江南士人的精神世界、生存挣扎、文化信息扩散、日常生活、社会网络以及江南士人游大都、上都，江南士人与地方大族的互动，江南士人与地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等问题的考察，探讨中国文化与传统承载者之一的江南士人群体的生存状况、他们为改善生存权利的抗争以及他们在江南社会发展中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影响。

唐宋以来，士人成为中国中央和地方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主要角色，国家各级文官一般都具有士人的身份认同，地方精英也同样以士人的身份自居。两宋期间，“文人作为一种固有利益的地位集团”出现了，“南宋时，即使部分通过考试过程者（科举），可在地方社会取得地位”。这些文人除了涉足科举和国家事务以外，也“积极参与地方事务”。这样，士人既是国家各级政权的控制者，也成为地方社会政治、文化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参加者。南宋灭亡以后，在蒙古统治下，江南士人精英基本上失去了做官的机会，社会地位下降，处境恶化。大量的士人精英沉浮民间，沦入社会下层，相当一部分人则需要离开家乡，为自己的生计奔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元朝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明显下降。从史料看，元代江南士人在不利的环境中表现出顽强的适应能力，他们通过游京师等手段争取入仕的机会；通过构建社会网络，积累自己的社会资本。有元一代，江南士人对江南社会的政治生活依然具有明显的影响。元代江南士人还积极参与社会文化活动，推进社会教化的推广和实施，士人还利用他们游上都的机会，担当了社会信息的重要传播者，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江南社会对元朝政治和社会信息的需求。可以说，元代江南士人群体通过其政治、社会和文化活动，基本保持了他们在江南社会中的精英地位，并且成为了江南地方利益的代言人，江南士人在江南地方社会的经营，提高了其在江南社会中的地位和社会控制能力，成为明清地方乡绅阶层的前身。

本书主要内容：第一，通过元代江南士人普遍存在的怀旧情结，探讨元代江南士人的精神世界。第二，考察元朝江南士人游上都的情况以及江南士人将元上都及相关知识在江南传播的过程与途径。第三，考察元大都的江南儒士群体。通过江南儒士在大都的生活和求官情况，探讨元朝江南士人对元朝政治的影响以及顽强的适应能力。第四，考察元代江南地方社会隐士的归隐情况、谋生手段、社会活动、社会地位以及社会生活，探讨地方隐士在经营地方社会的过程中，逐步向明清乡绅群体转变的过程。第五，以江南士人郭畀为例，考察元代江南儒士的日常生活，包括衣食住行以及士人与社会信息传播、士人与地方学校、士人与地方社会等方面的关系。第六，以郭畀和戴表元为例，考察元代江南士人的社会网络，揭示元代江南士人社会网络的特点、结构以及社会网络与人生沉浮的关系。第七，考察元代特殊士人群体——江南孔子后裔的发展、仕宦和社会生活情况，考察这一特殊儒士群体在元朝的处境及政治地位。第八，考察元代的义门——浦江郑氏，包括家族发展过程、治家理念、仕宦情况以及社会网络，探讨元代江南地方大族的发展与兴盛的情况，以及江南地方士人在其家族发展和家族社会网络构建过程中的作用。第九，考察元代突起之家——张瑄及其家族，包括张瑄的发迹过程以及“朱清、张瑄之狱”以后，张氏由武而文的历史转变过程，探讨江南士人对其家族发展的影响以及元代江南大族通过崇尚儒雅，保持社会地位与影响，最终转变为士人家庭的现象。第十，考察元代江南的民间义庄，通过民间义庄的发展与管理制度，考察元代江南地方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探讨江南儒士在地方社会保障事业中的地位与影响。

二、本书的主要观点

本书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宋元王朝的更替，使江南士人受到较大的冲击，经济状况恶化、社会地位下降以及科举废除导致的入仕无门，引起了他们对南宋时代历史记忆的眷恋。在至元十六年（1279）元朝军队打到崖山，南宋抵抗势力彻底被消灭以后，大部分江南士人恢复宋朝的愿望彻底破灭，于是，怀旧成为当时整个元代江南士人群体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内容。元代江南士人的怀旧情结首先表现在他们对南宋时代社会风气的赞美和对南宋时期历史人物的惋惜和怀念。其次是对入元以后南宋先贤及其子孙的关注，对元朝政治风气、社会风气特别是对元代士风的批评，以及对元朝儒学、儒士未来前途的忧虑。最后，江南儒士的怀旧情结还从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行为特征表现出来。一些人隐居乡间，排斥投降元朝和仕元的士人，对于忠于南宋的士人，他们则表现出特别的信任与关怀，一些人还通过怪异的行为，表示对社会的不满与反抗。对于有关教化的社会活动，他们则是积极响应。这种怀旧情绪，在入元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从江南士人的言论里表现出来，一些在江南做官的北方官员也受到影响，加入怀旧的队伍中。元代江南士人的怀旧情结，客观上反映了进入元朝以后，江南士人的处境或生存状况的恶化。江南士人怀旧情绪的流行，对于改善元朝在江南的统治，产生了一定的舆论导向或舆论压力，推动了元政权的汉化进程。

第二，上都是元朝最重要的草原都城，对于生活在江南的士人来说，新鲜而陌生。元朝统一以后，一些江南士人开始有机会来到这里。元朝中后期，更多江南士人通过扈从、应召、游历等方式来到上都，在元朝皇帝的宴会、狩猎、放走、游皇城等活动中，出现了江南士人的身影。江南士人歌咏上都的诗文，成为元代文学发展的瑰宝。元代江南士人在上都的生活非常清闲，这为他们游览上都景色、参加皇帝的宴会和士人之间的诗文唱酬提供了有利条件。江南士人的诗文中，对上都雄伟的宫殿，元朝皇帝在上都的活动，上都的自然景色、风土民情以及江南士人在上都的感受等内容，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成为元朝上都及其相关知识在江南传播的的重要来源。通过江南士人游上都，大量的关于上都的知识，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江南士人传播开来，成为江南居民茶余饭后的谈资，这些知识，满足了江南社会认识元朝政权的内在需求，也为江南社会的知识体系中加进一些全新的内容，有利于江南社会文化的发展和民族之间的沟通与涵化，为元代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做出了贡献。

第三，元朝大量江南士人来到大都，尽管他们来到大都的目的各不相同，但大部分人还是想求官，改变自身的处境。为了达到目的，江南士人在大都各显神通，上书、议政、以文求仕、以才求仕、以技能求仕等成为他们达到目的的主要手段。江南儒士在大都的生活非常艰苦，寻找合适的住处和比较稳定的生活来源，是对他们生存能力的严峻考验。从史料来看，尽管江南儒士在大都的生活条件恶劣，求官也是困难重重，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大都生存下来，一旦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他们就会迅速在京城建立社会网络，为求仕创造条件。相当一部分士人得到任命，离开京城，也有一些人得到在京城发展的机会，留在大都。江南士人在大都的活动，使他们成为大都政治、文化舞台上一个非常活跃的社会群体。京城大量江南儒士的存在，不仅在蒙古、色目占优势的元朝都城传播了传统儒学文化，也为元朝政权实行汉法，提供了重要的舆论支持。元代江南儒士游京师现象，反映了江南儒士在处境不利的情况下，改善自身生活状况、实现人生价值的努力，也表明了中国士人精英顽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和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第四，元朝统一江南以后，大量的江南儒士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江南地方社会中的隐士。这些隐士中，一部分人尚能依靠前代遗留的财产过上安定的生活，大部分人则需要自谋生计、养家糊口。教书、务农、经商、行医、占卜成为他们的主要谋生手段，一些人则通过务农、经商、行医等手段致富。元代江南隐士与地方社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通过诗会、文会、燕集等形式，推动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通过向元朝政府上书、建言等形式，参与地方政治；他们还通过投身社会公益事业，推进地方教化，扩大儒学影响，维护儒士利益。在元朝，隐士受到地方官府和社会舆论的认同，有一定的话语权，是元朝江南地方社会精英和地方利益的代言人。元代江南隐士对地方社会的经营，加强了他们对江南地方社会的控制能力，也为他们的社会角色向明清时期地方乡绅的转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五，日常生活是元代江南士人研究中的最基本的问题，但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很难对之进行全面而细致的考察，郭畀的《云山日记》，为我们考察这一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通过郭畀的记述我们发现，其一，在元代江南士人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出现了一些北方元素。北方的一些日常食物和日常生活习惯开始江南流行，北方人的一些语言和表达方式也逐步被南人接受。其二，离家出游是江南士人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离开家乡，到地方政治中心甚至是元朝都城大都寻找发展的机会，是很多江南士人的选择，由于生存条件的恶化，江南士人开始重视物质利益，在士人之间相互赠送的礼物中出现了“干鱼十斤”和“米一升”等不符合士人文雅特点的内容。其三，在江南士人的日常生活中，经常被情绪低落伴随，这是他们处境与社会地位造成的。与情绪低落相伴的是好酒之习。酒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其四，对社会信息的重视是元代江南士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为了提高生存能力，他们更加重视对社会信息的收集与传播。士人传播社会信息的途径很多，主要是书信和社会网络。其五，元代江南士人的日常生活中，学校占更重要的地位。除了学校固定的春秋祭丁和朔望祭祀以外，士人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要通过学校办理，学校还是士人假日聚会和日常娱乐的地点，学校的内部管理和经济状况也与士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第六，社会网络的发展变化，直接反映了一个人的社会影响以及人生沉浮的特点，对我们认识士人与社会的诸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郭畀的社会网络的内容和活跃程度，随着时间和地点而发生变化，但二者具有不同步性，在郭畀的家乡镇江和他熟悉的一些地方，社会网络的内容比较丰富，但表现出一些惰性；在郭畀不熟悉的一些地方，其社会网络内容比较单薄，但表现比较活跃。从郭畀社会网络的结构来看，其一，郭畀社会网络主要分布在镇江，不过，从郭畀社会网络由核心向其社会网络边缘的延伸情况来看，社会网络的地域分布则表现得更加分散，反映了郭畀社会网络以镇江为中心，向外扩展的趋势。其二，就职业来看，郭畀社会网络呈现出两点有意思的变化，第一，随着社会网络核心向边缘转化，士人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反映出元代江南士人的社会网络以士人为主的比较封闭的特点。第二，随着社会网络由核心向边缘的转化，社会网络的职业分布越来越复杂，除了与儒士有共同志趣的一些僧人、道士等方外人士，出现了军官、地方豪强、相士、医生、商人等，反映了郭畀社会网络外围职业分布比较复杂的特征。其三，从外围向内部的演变来看，郭畀社会网络中学官、学职、地方官吏的比重有增加的趋势，郭畀社会网络核心的士人也是一些在地方有影响的士人，以及出身官宦之家的士人，这些人有能力在日常生活的各方面给郭畀帮助，反映了郭畀经营社会网络的利益取向。

戴表元的社会网络与他一生的人生沉浮密切相关，在他事业有所发展的时候，他的社会网络内容就比较丰富，当他人生失意或告老还乡的时候，其社会网络则急剧萎缩。戴表元社会网络的内容也有一些特点，儒士所占比例最高，说明元代江南儒士社会网络中以儒士为主，相对封闭的特点。戴表元的社会网络结构中，还有学官与地方官吏，这一部分所占比重变化较大。在戴表元为一般儒士时，所占比例较小，戴表元出仕学官以后，这一部分所占比例则是明显提高，反映了元代江南士人社会角色的变化对社会网络的影响。

第七，北宋末年，孔子四十八世孙、袭封衍圣公孔端友南渡，形成孔氏南宗。元代孔子后裔在江南分布日益广泛，除了衢州的孔氏南宗以外，还有平阳孔氏、临江（清江）孔氏、黟县孔氏、溧阳孔氏等。元朝对孔子后裔实行优待政策，江南孔子后裔充分利用有关政策，积极争取入仕的机会，衢州孔氏、平阳孔氏、建康孔氏的仕宦都取得了成功。江南孔子后裔还通过社会交往、婚姻等形式扩展社会网络，扩大影响。元代江南孔子后裔社会地位较高，生活比较优裕。元代江南孔子后裔是江南社会中一个比较活跃的儒士群体，其社会活动对扩大江南儒士的影响、传承和发展儒学具有积极意义。

第八，浦江郑氏同居共财，历经宋、元、明三朝，延续三百多年的时间，在江南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中国古代世家大族发展史上的一个典型个案。浦江郑氏在宋代只是一般的地方大族，影响不出乡里。元代由于受到两次旌表，影响迅速扩大，元末发展到极盛。明初由于对东南大族采取打击限制政策，郑氏家族的发展受到影响，明中期迅速衰落。元代浦江郑氏的家族管理形成制度，主要有：治家原则（孝、义、俭）、尊祖和敬家长制度、子弟教育制度、宗族保障制度和禁止妇女干政制度（“勿听妇言”）等。浦江郑氏的仕宦，从郑文融（大和）开始逐步取得成功，到元末丞相脱脱掌权时期，浦江郑氏子弟有数人到元朝中央做官，并与丞相脱脱、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浦江郑氏发展到鼎盛。浦江郑氏非常重视社会网络的建设，其社会网络分为四个层次：郑氏与江南士人群体建立的社会网络，郑氏与元朝中央和地方官吏建立的社会网络，郑氏通过婚姻与血缘关系建立的社会网络以及郑氏与地方乡民建立的社会网络。浦江郑氏社会网络的建设，不仅有利于郑氏得到地方主流社会的认可，更能够加强郑氏与中央与地方各级官吏的联系，为郑氏谋取政治、经济等综合利益。另外，社会网络的建设还可以树立郑氏在地方社会中的权威和领导地位，提高其对地方社会的控制能力。元朝是蒙古统治的政权，蒙古统治带来了传统伦理、价值观念普遍缺失的现象，这一现象在江南社会引起了普遍的担忧，浦江郑氏极力维护传统伦理的治家方式，受到江南士人为主的社会各界的赞美，元政权出于维护江南统治的需要，也主动迎合社会舆论，对郑氏进行旌表，这是郑氏在元代蒙古统治的情况下，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第九，张瑄是元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出身卑贱，南宋末年为海盗，归附元朝以后，帮助元朝开辟了海上运粮航线。由于漕运的成功，张瑄由海运千户，升任江西行省参政等职。其家族在经营海运和海上贸易中获得厚利，富比王侯。张瑄的发迹，引起了元朝一些官员的嫉恨，大德六年（1302）出现了朱清、张瑄之狱，张瑄父子被杀，家产抄没，部分家人流放到遥远的和林（今蒙古国北杭爱省鄂尔浑河上游厄尔德尼召北）。大德九年（1305），张瑄之孙张天麟赴阙上诉，得到成宗的同情，此后张瑄家族逐步得到平反，定居上海。武宗以后，张家弃武从文，逐步得到元朝的信任和士大夫的舆论支持，成为当地的“孝顺之门”，张瑄从孙张守中也通过当地乡试，成为乡贡进士。张瑄及其家族在元朝由武到文的发展轨迹，首先反映了元朝社会流动的特点，其次也反映了元代地方富豪之家，通过诗书守家，通过崇尚儒雅提高其在江南社会地位的发展规律。

第十，中国古代地方社会有其固有的社会保障制度，民间义庄是主要内容之一。元代江南民间义庄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民间义庄的创立者主要为在职或离任的地方官员、学官以及地方好义之家。元代江南民间义庄发展比较困难，但民间义庄发展的条件仍然具备。江南民间义庄有严格的存储制度、用人制度和赈济制度，管理严格，经营方式灵活，成为元代江南地方社会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有趣的是，在元代民间义庄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江南士人起着重要作用，不仅一些义庄的创办者本身就是士人，大部分义庄的运行过程中，士人也给予了充分的支持，把它作为一种社会教化的制度来赞扬、鼓励，元代江南民间义庄的发展，对明清地方宗族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总之，本研究主要通过元代江南士人与江南社会诸多方面的考察，探讨元代江南士人的社会生活、社会网络、政治追求、生存挣扎以及元代江南士人与地方大族发展演变的关系、江南儒士与地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关系等内容，揭示元代江南士人在元朝历史发展过程中，由地方儒士向地方乡绅的转变的社会发展趋势。

三、前人研究成果综述与本研究的学术价值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士农工商分途的农业社会，作为“士”的主要代表，儒士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非常活跃的社会群体。从政治上来看，儒士群体既是各级国家官员的承担者，也是各级政府官员（包括吏员）的主要后备力量。儒士的这种亦官亦民的身份，使他们担当了国家和地方社会的沟通者或沟通媒介。国家法令、政令等通过士人传达到地方社会中的一般百姓，同时，地方社会的利益与儒士群体的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地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诉求，也会通过士人议政、上书等形式，传达到国家各级政权，成为国家制定政策、法律的基本依据之一。儒士的这种特殊的社会角色，使他们的身份出现了两面性——既是国家统治意志的传达者，也是地方社会中地方利益的代言人。

另外，儒士群体还是传统文化（儒学）的承载者和传播者，儒士集团特殊的文化优势，使他们在道德标准和价值判断方面，居于主导地位。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国家各级政权都会主动迎合以儒学为代表的主流价值理念，地方社会也基本上会以儒学理念为准绳，这样，广义的儒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儒士群体则成为儒学的物化形式，也就是说，儒士群体是社会舆论和社会价值观的核心，也是国家和地方社会文化活动的组织者和主要参加者。

当然儒士还是国家教育体系的管理者和参与者，担负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新鲜血液的使命，这一点本人已有论述，这里不再重复。

总之，中国历代有关儒士的研究，有着说不完的话题，元代这方面的情况也是一样。有关元代士人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的一个关注热点，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元之际北方儒学、儒士研究。关于金元之际中国北方儒士、儒学的研究较多，较早进行这方面研究的是台湾学者，如孙克宽《蒙古汉军及汉文化研究》一书，从“汉军制度与人物”、“儒士与儒臣”、“宗教礼俗”、“汉文化之侧影”等方面，考察金元之际的汉文化发展情况，在其“儒士与儒臣”篇，主要探讨了这一时期北方的士人的处境与社会活动。孙克宽《元代汉文化之活动》，从“儒学”、“汉军”和“儒生与其著作”三个方面，探讨了儒学、儒士和汉文化的发展情况。姚大力《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一文，对1235年以前和1235-1276年两个发展阶段中，理学在北方传播的情况与特点进行了考察和论述。白钢《许衡与传统文化在元代的命运》一文，对许衡与理学在北方的流传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和论述。赵琦《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是全面考察金元之际儒士的地位与文化传承的专著，该书“对这一时期士人的遭遇与活动”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使我们可以深切地了解“中原文明延续和恢复的艰难历程”。萧启庆《大蒙古国的国子学——兼论蒙汉精英涵化的滥觞与儒道势力的消长》一文，通过对大蒙古国时期国子学的建立及运行情况的考察，探讨了这一时期蒙汉“精英”之间的“涵化”关系以及儒道势力之间的消长。安部健夫《元代的知识分子和科举》以蒙古人统治汉地为背景，全面考察了“戊戌选士”、“东平、真定等地学风”、“太极书院的创建及其遗风”、“文章派的华士和德行派的正士”等方面的内容，探讨了元初士人的生活和文化活动，对元初北方士人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另外，金元之际一些有关汉法或儒治的文章，也与士人的研究相关，如王明荪《十三世纪蒙元帝国与汉文化》、白钢《关于忽必烈“附会汉法”的历史考察》、赵华富《论忽必烈行汉法的原因》等。

第二，有关元代儒士的宏观研究，近年来取得比较丰富的成果。萧启庆先生是近年来从事元代儒士研究的最重要的学者之一。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对元代士人（儒户）分拣、数量、义务与权利、出路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从总体上探讨了元代儒士的处境与社会地位。萧启庆《元代科举与精英流动：以元统元年进士为中心》一文，通过对《元统元年进士录》的考察与分析，探讨了元代士人的社会流动情况。萧启庆《元朝多族士人圈的形成初探》一文，探讨了元朝蒙古色目人汉化的背景下，蒙古、色目士人的出现、社会网络以及他们与汉族士人之间的文化互动。萧启庆《元代蒙古人的汉学》一文对元代蒙古人研习汉学的情况，分儒学、诗文、美术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考察，作者还在此基础上，考察了蒙古汉学者的专长及时代分布、家庭背景、政治地位等内容。王明荪的学术专著《元代的士人与政治》，从“元代的政治结构以及士人”、“士人之政治地位与问政”、“士人之理想”等三个方面，论述了元代士人与元朝政治的关系。丁昆健《从仕宦途径看元代的游士之风》一文，探讨了元代的养士之风、元代游士风气的形成、游士的活动与悲情，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元代游士现象盛行的原因。陈得芝《从“九儒十丐”看元代儒士的地位》一文，从总体上论述了元代士人艰难的处境和较低的社会地位。任崇岳《略论元代儒士社会地位演变的历史过程》一文，同样从总的方面，论述了元代儒士的处境与社会地位。

第三，元代儒士的个案研究，包括以地区儒士为主的个案以及以特定儒士为主的个案。以地区为个案研究元代儒士的成果较多。元代江西行省吉安路（今江西省吉安市，古称庐陵）的士人群体，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之一。何安娜（Anne Gerrtsen）的学术专著Ji'an Literati and the Local in Song-Yuan-Ming China（《宋元明吉安的士人与社会》），以吉安为中心，从宋元明社会变迁的视角，考察了南宋到明朝末年吉安地方士人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以及吉安士人对地方（locality）、地方身份认同（identities）、地方共同体（local community）等认识的变化。周鑫《出处进退必有道：宋元之际的江西抚州儒士》一文，通过对宋元之际江西抚州儒士“思考焦点”与“行为选择”的考察，探讨了抚州士人在改朝换代以后的思想倾向及行为特征。兰德彰（John D．Langlois）的博士论文Chin-hua Confucianism under the Mongols（1279-1368）（《蒙古统治下的金华儒学（1279-1368）》），考察了元代以吴莱、戴良、宋濂等为代表的金华士人群体对于南宋遗民问题、出仕元朝问题、地方教育、教化问题的观点或态度，并在此基础上，对金华士人群体的文化、政治和社会活动以及浦江郑氏家族进行了全面的探讨。陈雯怡的博士论文Networks，Communities，and Identities：On the Discursive Practices of Yuan Literati（《社会网络、群体和身份认同：元代儒士的社会文化实践》）是一部关于元代士人“观念史”的重要论著。作者以元代婺州路（金华）为中心，考察了元代士人对地方传统（local tradition）和历史传统的构建过程，以及如何将其社会实践纳入这两个传统的范畴之中，从而建立社会网络，完成士人的群体和身份的认同。陈雯怡《吾婺文献之懿——元代一个乡里传统的建构及其意义》一文，则是以金华为中心，考察了金华地方传统或地方观念的构建及影响。欧阳光《从文人群落到文人集团：元代婺州文人集团再研究》，则是从政治的角度，探讨了金华（婺州）以李思齐、方凤、谢翱等为主的宋朝遗民群体坚持民族气节，不仕元朝的政治取向。除了吉安、抚州和金华士人的专门研究以外，四明士人也因其文献之邦的有利条件受到重视，Linda Ann的博士论文Education，Social Change and Noe-Confucianism in Song-Yuan China：Academies and the Local Elite in Ming Prefecture（ning po）（中国宋元时期的教育、社会变迁和理学：四明（宁波）的学术界和地方精英），就对元代庆元路（宁波）的书院和理学发展情况进行了考察和论述。

以特定儒士为主的个案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陈高华《元代士人廼贤生平事迹考》一文，对色目士人廼贤的家族、处境、游历及诗文创作，进行了全面的考察。陈高华《赵孟頫的仕宦生涯》一文，对赵孟頫在元初的政治态度、大都和杭州的仕宦经历以及赵孟頫入仕过程中的心态变化，进行了考察和论述。萧启庆《元色目文人金哈剌及其〈南游寓兴诗集〉》一文，根据日本东京内阁文库所藏《南游寓兴诗集》及元代其他文献，考察了元代色目文人金哈剌族属、仕宦和写作情况，探讨了元代色目士人精英在元朝末年的悲剧命运。葛德卫（David Gedalecia）的长篇论文The Life and Career of WuCh'eng：A Biography and Introduction（《吴澄的生活和人生经历》）对江南学者吴澄的思想和学术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对其在元朝的人生沉浮、仕宦经历等内容也进行了考察，论文肯定了吴澄在哲学上融合朱、陆的贡献。孙克宽《元虞集与南方道教》考察了士人虞集与江南道教代表人物的关系。孙克宽《儒雅雍容之黄溍》，则是对金华士人黄溍的考察与探讨。

第四，有关元代江南儒士的研究。除了上面的一些个案研究涉及到江南士人以外，有关江南士人群体的研究也比较活跃。萧启庆《宋元之际的遗民与贰臣》一文，对宋元更替之际的忠于南宋的遗民和投降元朝的“贰臣”，进行了论述，该文还专门论述了江南士人对元朝态度的转变。萧启庆《元明之际的蒙古色目遗民》一文，将元朝灭亡以后，滞留在汉地的蒙古色目遗民分为激烈型和温和型两种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元明之际蒙古色目遗民的政治动向及产生的原因。Jennifer W．Jay的专著A Change in Dynasties：Loyalism in the Thirteenth-century China（《王朝更替：中国十三世纪的忠诚》），对南宋灭亡以后的忠诚者（loyalists）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按照她的划分，南宋灭亡以后的忠诚者分为三类：忠义（抵抗元军战死或自杀）、遗民（宋亡以后活下来，但始终不与元朝合作）、边缘的忠诚者（marginal loyalists，指隶属于遗民的小团体，他们在晚年与元朝合作，受到正统史学家“变节”的指责），通过对这三个群体的详尽考察，探讨了宋元之际（1276-1300）宋朝的忠诚者的发展演化，指出经济条件恶化和社会地位下降，是江南忠诚者改变立场，协调与元朝关系的主要原因。江南士人对前朝的忠诚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劳延煊Southern Chinese Scholars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Early Yuan：Some Preliminary Remarks（《元初的江南士人与教育机构》）一文，对元初江南士人的处境以及入仕学官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周祖谟《宋亡后仕元之儒学教授》一文对元初江南士人入仕元朝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并分析了其仕元的原因与晚年的悔恨心态。萧启庆《元朝科举与江南士大夫之延续》一文，通过对元代实行科举以后，江南士人登第的情况、江南进士与南宋科第之家的关系以及元代科第之家在明朝延续情况的考察，探讨了南宋科第之家在宋元明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发展延续情况。陈得芝《论宋元之际江南士人的思想及政治动向》一文论述了元初江南士人的困难处境以及随着元朝重视儒学、优待儒士政策的实施，江南士人思想和政治态度的转变。郑克晟《元末的江南士人与社会》一文考察了元代对江南士人的优惠政策、元末江南士人的生活和反对明朝的政治动向。另外，本人《元代江南儒士的处境以及社会角色的转变》，考察元初江南儒士在生存环境恶化的情况下，通过入仕学官，完成新的社会角色转化的过程。关于江南士人的社会网络，学术界也有一些研究成果，本人《从社会交往看元代江南儒士的社会网络——以戴表元为例》一文，从社会交往的角度，考察了儒士戴表元的社会网络的内容及特点。许守泯《元代江南士人的社会网络——以金华黄溍为例》一文，考察了黄溍社会网络的构成特点。

总的来看，目前有关元代儒士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金元之际北方儒士的处境和文化传承、元代儒士的处境及社会地位的宏观把握、宋元之际的遗民问题等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就江南士人的研究来看，江南儒士的处境、政治地位、家族与科举、社会网络、仕宦等方面，也有了比较丰厚的研究成果。一些关于某一特定地区的江南儒士的个案研究以及某些特定儒士的个案研究，同样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在这种情况下，推进元代江南士人研究的深入发展，当然需要开辟新的研究思路和新的研究领域。本书主要在下列领域进行探讨：第一，元代江南儒士的精神世界。第二，元代江南士人的理想、政治追求与生存挣扎（以元朝大都和上都的江南儒士为中心考察）。第三，元代江南士人的日常生活，虽然目前一些研究成果涉及到这个问题，但对于其中的细节问题，缺乏必要的考察，士人与社会时尚、士人与社会信息、士人与学校以及士人与地方社会等问题，都需要进行探讨。第四，江南士人的社会网络（包括江南士人社会网络的内容特点、活跃程度以及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规律）。第五，士人与江南大家族。第六，士人与江南社会的社会保障。第七，元代江南地方社会中的隐士的生存方式、社会经营以及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与影响。

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上述方面的考察与探讨，在开辟新思路和开辟新领域方面进行尝试，希望能将元代江南士人的研究推向深入。

四、本书的主要研究方法

本书首先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史论结合的原则，在使用历史学的考据、归纳、综合等方法的同时，注意使用社会学中的统计方法、个案研究方法，力图使研究更加深入、合理。

其次，本书重视田野调查的方法，力求通过江南各地的实地考察，挖掘地方文献，收集碑刻、家谱等民间资料，扩大史料来源。

第一章：怀旧情结——元代江南士人精神世界初探

怀旧，就个人来说，意思是怀念往事或故人。就一个社会群体来看，怀旧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怀旧是对过去某一个时代的眷恋与怀忆。古往今来，怀旧作为一种心态，既是个体行为，也是群体行为。本文的怀旧指的是一种群体行为，当一个社会群体遭遇生存环境的改变，特别是这个群体在新的环境中处境不利，需要重新适应新环境的时候，在这个群体的精神世界之中，就会产生普遍的怀旧情结。

就元代江南士人群体来看，宋元王朝的更替，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变化，江南第一次完全处在北方游牧民族——蒙古族的统治之下，“这种异族王朝的统治，对于受过儒学教育的江南士人精英来说，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记”。在元朝的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族群之中，江南士人属于政治地位最低的南人族群。由于科举的废除，江南士人入仕无门，大部分被迫成为沉浮乡里、流浪江湖的隐士，很多人都需要为生存而奔波。这种处境与南宋时期江南士人的处境相比，出现了巨大的反差。南宋的政治、文化精英、国家各级官员的承担者以及地方事务组织、策划者，元代沦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边缘人以及被迫为生存而挣扎的地方儒士，这种强烈的反差，在元代江南士人的精神世界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对社会现实的不满，通过强烈的怀旧情绪表现出来，成为江南士人精神世界中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元代江南士人的怀旧情结首先表现在他们对南宋时代社会风气的赞美和对南宋时期历史人物的惋惜和怀念。其次表现在对元代南宋先贤及其子孙的关注，对元朝政治风气、社会风气特别是对元代士风的批评，以及对儒学、儒士前途的忧虑。最后，江南儒士的怀旧情结还从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行为特征表现出来。一些江南士人隐居乡间，排斥投降元朝和仕元的士人，对于忠于南宋的士人，他们则表现出信任与关怀，一些人还通过怪异的行为，表示对社会的不满与反抗。对于有关教化的社会活动，他们则是积极响应。这种怀旧情结，是入元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江南士人精神世界的主要特征，客观上反映了进入元朝以后，江南士人的处境或生存状态。值得注意的是，江南士人的这种怀旧情结，只是对元朝的统治方式以及元朝儒士、儒学的处境表示不满，除了少数南宋遗民坚持反元的立场，大部分江南儒士并不排斥蒙古统治者和反抗元朝，可以说，怀旧情结的流行，对于改善元朝在江南的统治，促进元政权实行汉法，产生了一定的舆论压力或舆论导向，有利于元朝江南统治的改善和江南社会文化的发展。

元代江南士人的怀旧情结是我们了解元代江南士人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对我们认识元代江南士人的生存状态非常重要。只是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到目前为止，美国学者Jennifer W．Jay对宋朝灭亡以后的“忠诚者（loyalists）”的研究，以及兰德彰对元代金华士人对于忠诚主义（loyalism）观点的研究涉及到江南士人的精神世界（忠诚宋朝的情结）问题，国内主要研究成果是探讨元朝统一之初宋朝遗民的言行问题和元初士人的政治动向问题，关于元初大部分江南士人精神世界中的怀旧情结，则没有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目前还没有相关的研究成果。本章将在这方面进行尝试，通过元代江南士人的诗文，考察元代江南士人怀旧情结的表现以及怀旧情结对江南士人日常行为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怀旧情结对元朝统治的影响。

一、痛苦与快乐：元代江南士人的南宋记忆

前面已经说明，宋元更替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变化，江南士人群体的衰落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社会现实，这样，在江南士人的诗文中，我们发现了强烈的怀旧情绪，这种怀旧情绪首先表现在对南宋时代往事或人物的回忆，回忆内容既包含他们在南宋时代的美好记忆，也包含他们对于永远失去这些美好事物的刻骨铭心的苦痛。

首先，南宋灭亡前后的历史事件是元代江南士人不忍谈论却又经常涉及的伤感话题，马廷鸾（1233-1289，字翔仲，曾任宋右丞相兼枢密使）记载了他与汪元量（南宋宫廷乐师，随宋恭帝北徙大都、上都，后返回江南）的一次会见：余在武林（杭州的别称），别元量已十年矣。一日，来乐平寻见。予且卧病，强欲一起迎肃，不可得也。家人引元量至榻前，相与坐语，恍如隔世，戚然有所感焉。元量出示《湖山稿》，求余为序，展卷读甲子（景定五年，1264）初作，微有汗出；读至丙子（至元十三年，1276）作，潸然泪下；又读至《醉歌》十首，抚席恸哭，不知所云。家人引元量出，予病复作，不能为元量吐一语。

这次会见，本来是十年未见的老友聚会，应该是高兴的场面，但由于涉及到南宋灭亡和宋恭帝赵的北徙，变得异常伤感，主人甚至因此旧病复发。这次伤感的会面反映了南宋官员在宋朝灭亡以后强烈的怀旧情结。蒋正子《山房随笔》记载了统一之初，一个南宋官员听到元朝圣旨时的反应：京口天庆观主聂碧窗，江西人，尝为龙翔宫书记。北朝赦至，感而有诗云：乾坤杀气正沉沉，又听燕台降德音。万口尽传新诏好，四朝谁念旧恩深。分茅列土将军志，问舍求田老父心。丽正押班犹昨日，小臣无语泪沾襟。

这位镇江（京口）的道士在南宋时是什么身份，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对南宋的感情却是非常深厚，对南宋的怀念更是溢于言表。除了食过宋禄的前朝官员以外，一般的江南士人回忆起南宋灭亡时期的往事，也是非常伤感。吴澄（1249—1333，字幼清，抚州崇仁人）读完南宋陆秀夫（1233—1279，字君实，盐城人）手稿后写道：“惟公（陆秀夫）不幸值国运之去，……一身而备二忠之事，伟哉！王若周以公手稿示予，读之泫然。”李孝光（字季和，温州乐清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淀溪李氏，宋丞相沆之后，鼎革之代，即客寓他乡，蓬飘梗泛，冷淡生活者，世亦罕见。孝光少日侍先君子，与伯兄、季弟听述避乱遇兵之言，辄涕泣不忍闻。”林景熙（1242—1310，字德阳，温州平阳人）在听到南宋时期的同学郭宜孙去世的消息时，有诗写道：寂寞青灯旧，流离白发新。病犹依故国，死乃见全人。残墨家无子，高风墓有邻。斯文堪一哭，落日冷湖滨。

这首诗中，既有林景熙对同学去世的伤感，更有对改朝换代以后“斯文”丧尽的伤感。对于一般江南儒士来说，战乱后家毁，无家可归，回想昔日的温暖家园，自然心中伤悲。戴表元（1244—13140，字帅初，庆元奉化人）记载了两位在元朝统一战争中被毁家的江南士人：其一，梅林先生家于海隅，柔兆之岁，失其先庐。先生携孥东西窜奔，三岁而归，蒿蓬没垣，有季累累，亦倦于行，顾瞻嗟伤，潸然不宁。其二，王赞公（王子兼）家，既毁于火，俨榛甓之遗墟，纷风披而雨堕。三年乱定，主人一还，顾瞻咨嗟，惨见心颜。

即使到了元朝中期，南宋灭亡已经过了三十年，回想起宋元更替时期的往事，还是让亲身经历过事变的江南士人很动感情，揭傒斯（1274—1344，字曼硕，富州人）有诗记载了士人程某回忆往事的情况：每谈经济事，恒及离乱间。言辞多慷慨，文字少凋残。不叹东逝川，但忆南山田。宁与无心游，不受众目怜。

在元代江南士人的诗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回忆宋元战争的记载，刘壎（1240—1319，字起潜，南丰人）记载了他与宋建宁府节度推官邓德秀（字元实，南丰人）在宋元战争期间的交往：癸酉岁（至元十年，1273），予家盱城中，君从湖外沿檄归省，因过予曰：近得君策一篇，真可读且可法也，其谦奖如此。丙子（至元十三年，1276）兵交，大势未一，有仗名义图兴复者，君与其谋，军声震邻。君语予曰：一兴复即一糜烂，奈何？予不敢应。居数日，益震且逼。君笼镫夜叩吾门决策，予曰：兴复义也，抑乌合非素练，势必扰，盍少避乎？君曰：然。俱散避，已，乃果扰且溃败。明年复见君，相对唏嘘而已。

刘壎还记载了宋闽广制置使赵孟溁（字深道，宋安僖王六世孙）的情况：自襄失守，江左东南日夜告急。议者疑必亡，忠臣讳言亡，亡矣复图存，仅存卒不免亡。崎岖万险，期有所建立，眷命不佑，川决冰消，使人沉愤郁郁，搏手就尽，至于无可奈何，而后为不得已之举。盖志士所不忍言，而千载所共哀也。初德祐乙亥冬（至元十二年，1275），毗陵以不屈屠。……至元之十七年（1280）矣，度无可支柱，始提其精兵万众内附，皆恸哭投戈，闻者为公悲怆。

上述两例，记载的是宋元战争期间一些宋朝官员伤感往事。虽然一个事件中的主人公临阵脱逃，另一个事件中，主人公率万余精兵投降元朝，但后来的江南士人对他们只有伤感与同情，没有怨恨，怀旧情结已经掩盖了大义殉国的悲壮情怀。另外，士人赵文（1239—1315，字仪可，吉安人）记载了战争期间长沙官民纷纷自杀的情况：呜呼！丙子（至元十三年，1276）之事，长沙郡死事者不可胜数，其大者帅肯斋李公芾、总漕泉岩钟公蜚英，不至一时，沟渎如赵府园池，赴水死者数千；运司园树，自绝脰者如偃仰累累。城破日，城中无虚井，而家自相屠，纵火焚尸者比比而是。围城三月，死锋刃，死矢石，复不知几千人，是何楚之多鬼雄也？

这则记载，是对战争期间惨烈场景的回忆，说明宋朝灭亡相当一段时间，南宋末年的往事一直是当时江南士人谈论的一个重要话题，这些往事是元代江南士人永远忘不掉的忧伤记忆，尽管他们不忍回忆它，但士人们聚会时，又自然而然地涉及到它。

其次，南宋时代的历史人物，也是元代江南士人平时谈论较多的话题。宋末的一些关键人物如文天祥、贾似道等人，经常成为士人们议论的中心。

元末王祎（1322—1373，字子充，义乌人）记载他儿时就读过文天祥的《吟啸集》和《北行日历》，后来还读了文天祥的《本传》，在吴县又看到了文天祥的画像，说明文天祥的事迹确实在整个元代被广泛谈论。江南士人在谈到这些历史人物时，感情各不相同，女诗人郑允端（1327—1356，字正淑，吴县人）谈到文天祥时有诗写道：籍甚文丞相，精忠古所难。舍生归北阙，效死只南冠。血化三年碧，心存一寸丹。偶遗诗卷在，把玩为悲酸。

郑允端读到文天祥的诗感到“悲酸”，说明了元代江南士人对南宋忠臣的敬重与怀念。一些士人对文天祥给予极高的评价，王祎写道：呜呼！自古人臣，秉忠执节，以身死国者有之矣，然未有盛于公者也。观其从容蹈道，慷慨就义，天地可易而志不改，金石可变而操愈坚，其视死如归，诚有非苟然者。人孰无死，惟死得其所，故虽死而不泯。公之死有系于三纲五常为甚重，是可谓能处死矣，岂非死得其所者欤？

除了文天祥的诗文、事迹在元朝广泛流传以外，文天祥的遗物以及书法、诗作也成为元人收集的对象，这同样是江南士人怀旧情结的直接反应。如吉安士人张宏道（别号千载心，字毅夫，吉安人）是文天祥的同乡和朋友，他在文天祥被捕以后，亲自到大都（北京）照顾文天祥生活，文天祥被杀以后，他为文天祥夫妇收尸，程敏政《宋遗民录》记载：公贵显时，屡以官辟，不就。江南既内属，公自广还，过吉州城下，先生求见，曰：“今日丞相赴北，某当偕行。”既至燕，寓于公囚所侧近，日以美馔馈，凡三载，始终如一。且潜制一椟，公受刑日，即以藏其首，复访求公之室欧阳氏于俘虏中，俾出，焚其尸，先生收拾骸骨，袭以重囊，与先所函椟南归，赴公家葬之。

南宋灭亡不久，安福士人王炎午（1252—1324，字鼎翁，安福人，宋太学生）写了《生祭文丞相文》，“既历陈其可死之义，又反复古今所以死节之道，激昂奋发，累千五百余言。大意在速文丞相死国，使文丞相志不素定，一读其文，稍无苟活之心，不即伏剑，必自刭于沟渎”。安成士人王应凤（字尧举，宋进士）“读之流涕，相与誊录数十本，自赣（赣州）至洪（今南昌），于驿途水铺山墙店壁贴之，冀丞相经从一见，虽不自揣量，亦求不负此心耳”。

元朝统一之初，文天祥被江南士人“生祭”，其祭文被广泛张贴在驿站水铺的墙壁上，说明了这一时期江南士人对文天祥的密切的关注。另外，文天祥的书法、诗文同样受到当时的珍视，周密（1232—1298，字公谨，湖州人）记载了元人珍视文天祥书法的故事：平江赵升卿之侄，总管号中山者云，近有亲朋过河间府，因憩道傍，烧饼主人延入其家，内有小低阁，壁贴四诗，乃文宋瑞笔也。漫云：“此字写得也好，以两贯钞换两幅与我如何？”主人笑曰：“此吾家传宝也，虽一锭钞一幅亦不可博，咱们祖上亦是宋氏流落在此，赵家三百年天下，只有这一个官人，岂可轻易把与人邪？文丞相前年过此，与我写的，真是宝物也。”斯人朴直可敬如此，所谓公论在野人也。癸巳（至元三十年，1293）九月。

有的士人则专门到各地收集文天祥的遗墨，如徽州滕塛（字仲塞，号星崖），“性度高远，不事产业……尝命兄子舜夫，求文丞相遗墨。舜夫得所书《过金陵驿》诗以归，塛日悬于堂，焚香拜泣。又过西湖，拜岳将军墓，赋诗以伸其郁”。

对于降元的文天祥之弟文璧和仕元的文天祥之子，江南士人则表现出理解和惋惜，史料记载：文丞相弟璧者号文溪，守惠州，以城降于元，为临江总管。至（正）[元]壬午（至元十九年，1282）有过客以诗谒之云：江南见说好溪山，兄也难时弟也难。可惜梅花异南北，一枝向暖一枝寒。至元间，宋文丞相有子，出为郡教授，行数驿而卒，人皆作诗以悼之。闽人翁某一联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间读史各君臣。”独为绝唱。

以上论述，反映了元代江南士人对文天祥及其亲属的关注，这种关注既包括对南宋亡国的惋惜与忧伤，也包括对忠臣爱国的敬意，其实是一种怀旧情结。

与文天祥对比，南宋丞相贾似道作为蠹国害民的典型，也是元代江南士人谈论的重点，元平江南，有士人到丞相伯颜军前，力诉贾似道蠹国害民，南宋灭亡以后，贾似道成为江南士人评价南宋灭亡原因时的重要人物。元人揭傒斯在总结南宋灭亡原因时，写道：宋南渡不能复振者，本于张浚抑李刚，杀曲端，引秦桧杀岳飞父子，而终于贾似道之专、刘整之叛。又曰：以主柔臣强之宋，岂能以之金币保区区江南之地？故宋战亦亡，和亦亡。由是观之，宋至是无可存之道矣。虽曰天数，盖亦人谋之不臧。为一世计，则中国之臣误国之罪也；为万世防，则中国之人助夷之罪也。

揭傒斯在这里说的“中国之臣误国”，自然包括贾似道。不过，虽然江南士人对贾似道导致宋朝灭亡颇有微词，然而毕竟事情已成过去，江南士人在回忆起贾似道时，同样表现出惆怅、哀怨之情。林景熙在《故相贾氏居》诗中写道：当年构华居，权焰倾卫霍。地力穷斧斤，天章焕丹雘。花石拟平泉，川途致兹壑。唯闻丞相嗔，肯后天下乐。我来陵谷余，山意已萧索。苍生堕颠崖，国破身孰托。空悲上蔡犬，不返华表鹤。丈夫保勋名，风采照麟阁。胡为一声钲，聚铁铸此错。回首耒草碑，荒烟掩余怍。

元人蒋子正（字平仲）也记载：贾秋壑败师亡国后，有人刺以诗曰：深院无人草已荒，漆屏金字尚辉煌。只知事去身宜去，岂料家亡国亦亡。理考发身端自有，郑人应梦果何祥。卧龙不肯留渠住，空使晴光满画墙。又云：事到穷时计亦穷，此行难倚鄂州功。木绵庵上千年恨，秋壑堂中一梦空。石砌苔稠猿步月，松庭叶落鸟呼风。客来未用多惆怅，试向吴山望故宫。

从以上所述元人对文天祥和贾似道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元代江南士人对南宋历史人物的关注和怀念。此外，除了文天祥、贾似道这样的重要人物，与南宋灭亡往事关系密切的一般人物，同样也是江南士人经常谈论的话题。瞿佑（字宗吉，钱塘人）谈到南宋末年祈请使者之一家铉翁（号则堂，眉州人）的情况：元兵南下，次高亭，宋朝纳降。吴坚为左相，家铉翁为参政，与贾余庆、刘岩为祈请使北行……至北，铉翁抗节不屈，拘留河间。世祖崩，成宗继位，始赐衣服，遣还乡里，年逾八十也。

家铉翁作为南宋灭亡的见证人，自然被江南士人关注，此外，吕文焕（号常山，安丰人）因为投降元朝，使南宋长江天险尽失，加快了南宋的灭亡，也是江南士人经常谈论的一个人物。元人郑元祐（1292—1364，字明德）写道：平章公（指吕文焕）以襄汉归国，方是时，藩屏之臣陷身重围，百战死守五六寒暑，天心变于上，人心变于下……则其道之穷，身之不幸，岂获已哉？余生晚不及见内附之初年，然自髫髯时，侍先生杖屦，往往能言武忠之善战，平章之善守，权奸之骨不胜诛，季世之遗才，兴王之良佐，有未易一二言者。

从郑元祐的言论可以看出，他不仅为吕文焕投降元朝辩护，而且对吕文焕的才能也表示钦佩。元代士人们语境中经常出现的南宋历史人物还有很多，这里不再列举。

除了日常的谈论和回忆历史人物以外，元代江南儒士还广泛收集宋代人物的事迹，编成图书，以资流传。如江南士人张枢（字子长），“谓宋之亡也，将相群臣伏义死节者，固已有传在史氏，卑官下士、吏卒女妇之死者，多史所弗录，乃询诸故老，旁采稗官，得若干人，为《宋季逸事》若干卷”。江南士人杜本（1276—1350，字伯原，清江人），“集亡宋节士之诗，为《谷音》二卷，惜世罕传”。

第三，元代江南士人游览南宋故都，很多人会触景生情，勾起对于南宋的回忆，然后写诗表达当时的感受，这样的诗篇大多是怀旧之作。如林景熙游杭州时，就留下了一些怀旧的诗篇：其一，《故宫》：惊风吹雨过，历历大槐踪。王气销南渡，僧坊聚北宗。烟深凝碧树，草没景阳钟。愁见花砖月，荒秋咽乱萤。其二，《辟雍》：冠带百年梦，昔游今重嗟。璧池春饮马，槐市暝藏鸦。堂鼓晨昏寂，廊碑风雨斜。石经虽不火，岁岁长苔花。其三，《西湖》：繁华已如梦，登览忽成尘。风物缤西子，笙歌醉北人。断垣三竺晓，残柳六桥春。太一今谁问，斜阳自水滨。其四，《拜岳王墓》：寥落一抔在，英雄万古冤。孤忠悬白日，遗恨寄中原。树老残霞澹，尘深断碣昏。东南天半壁，往事泣寒猿。

林景熙的这四首诗，通过对南宋遗迹的歌咏，反映了他对于南宋往事的怀念和对进入元朝以后，这些遗址破败状况的忧伤与无奈。士人谢翱（1249—1295，字皋羽，福建长溪人）有诗《钱塘晚望》写道：钱塘江上夜潮过，秋静寒烟白露多。吴越青山明月里，舟人齐唱异乡歌。

谢翱的这首诗则是通过在钱塘江听到“异乡歌”（应是北人的歌），勾起对南宋的回忆。

最后，江南士人在回忆南宋时，并不总是忧伤和哀痛，他们也会对宋朝时期的社会风气、宋朝太学的繁荣、宋朝科举的繁盛等进行夸张的描述，并对此感到自豪，这种快乐的记忆，同样是一种怀旧的表现。刘诜（1268—1350，字桂翁，吉水人）描写了南宋时的儒风之盛：“惟异时旧家相望，乔木连云，弦诵之颉颃，衣冠之还往，何其盛也！时运乘除，而畴昔会合之乐，殆不可数。”刘壎（1240—1319，字起潜，南丰人）对南宋时代南丰的儒风描写更加典型：吾丰（南丰县）素称文献邦，往昔无论城阙里巷，东阡西陌，伊吾声常相属，化美成俗，概以不儒为耻。故虽粟连厫，金盈匮，昂昂峙闾右，然而诵弦不接于其邻，章缝不踵于其门，即清议卑鄙之，曰：“何物俗子也”，率见摈于卿士大夫。由是负资力知愧赧者，争自愤厉，涤濯粉泽缘饰，冀以免“守钱奴”、“多牛翁”之讥，而曰：“吾士矣。”抑犹有狙服窜名，姑惟诳愚，掩羞而实不学，即清议复卑鄙之，资以为笑。

这种重儒、习儒的社会风气，与元代士人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成为江南士人的美好记忆。陆文圭（1252—1336，字子方，江阴人）通过宋元太学景象的对比，盛赞南宋太学的盛况，并对元代太学的荒废表示不满：

杭故都也，三学盛时，江淮、湖浙、闽、蜀之珍萃焉。桥门冠带，动以万计，名未登三学者，待次于杭，谓之天府之学，升进之阶，视列郡为优。校官选第一流，非进士前列不预考，未终旋入馆阁。故当时之士贵以肆，其得也，身持风裁，口吐清议，上攻帝躬，次及宰辅……气运衰竭，崇极而圮，三学之地，废为官署，鞠为园蔬，过而问者莫知其处，独杭为江浙都会之府，学得无恙，亦不复如曩时盛矣。游士散归，土著居民习为吏商，廊舍悄然，不闻弦诵。华发台背之老，或三五人持钵传餐，使柳子厚见之，必不能仰视其徒。而三十年来校官之选，称职者寡，则亦无怪其徒矣。呜呼！任是责者，谁欤？

刘将孙（1257—？，字尚友，吉安人）则是通过驳斥轻视士人的言论，记述了宋朝科举之盛况，并对元朝不重视人才进行批评：客之言曰：“日吾党士之东下者，舟相望，所可知者，已百许人，何如其多也！毋亦使人厌且贱之邪？”余叹曰：“异哉！子之以是为已多也，往年场屋终场动万计，乡漕凡十八九等，临轩亲策诸科南廊，赐袍笏，浮千百。岂其太平一统，事事超古昔上，而独士之盛乃不及偏方时？……天地间惟生意不可尽，天之所以为天，春之所以可爱者，生生也。人材之于世，岂其不若草木哉？独奈何平津之贵人，既以翘材马厩为当然，而博山之先进，复以不引门生为得体。于是横议丛生，以少年贱才俊，以亲私胁当涂，是洛阳之才子不若槁项黄馘，而山东之文、山西之武，永无茅茹之望也，可不可也？

上述记载，包括了作者对宋朝繁盛的回忆和对元朝士人尴尬处境的不满。不论是南丰的士风还是南宋的太学、科举的繁盛，都与士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既然在江南士人的语境里，宋元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别，江南士人对宋朝的怀念和对自身处境的不满，非常清晰地表现出来。这也说明了怀旧与现实处境之间的关系。

二、同情与愤怒：元代江南士人对先贤后裔的关注和对社会现实的批评

元代江南士人的怀旧情结，还通过他们对南宋名人世家后代的关注、对元代现实的批评以及对儒学未来发展的担忧表现出来。对过去人物的回忆，自然要关注到南宋先贤后人的情况，对过去的怀念也总是伴随着对当今社会的批评，这种情况必然导致对传统文化——儒学未来的忧虑，这是元代江南士人怀旧情结发展的必然结果。

由于南宋名人世家的处境，与元代江南士人的历史记忆密切相关，因而引起了他们的关注，其中，南宋世家的破败，成为元代江南士人精神世界中十分痛心的内容。吴澄在谈及元代江西地区前朝世家的情况时写道：“异代高门巨室，失其固常，无所控倚，身殒家圮，类十八九”。袁桷（1266—1327，字伯长，鄞县人）谈到庆元路的世家大族时也说：“甲族鼎贵，莫盛吾里……（然）遇大变故，因辱不自完，业无依归，贸贸以死者多矣。”虞集（1272—1348，字伯生，抚州人）也记载：“宋亡，故家旧族，率用荡析。”

这些前朝大家的衰落，很容易让江南士人回想起宋代他们家族的繁荣兴旺，勾起他们对宋朝幸福生活的历史记忆，因此成为他们语境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话题。

谢枋得（1226—1289，字君直，信州人）记载了建阳县蔡元定（朱熹弟子，学者称“西山先生”）家族元代衰落的情况：蔡氏世以儒学传家，恒产本不多，其曾孙希概、希仁自至元十三年（1276）以后，遭贪酷转运（使）破其家，又夺其田，逃难江西……田为横民冒佃者半，荒芜无人耕垦者半。路官拨入马站户，家有一物值钱，则鬻以养马。今则无可鬻者矣，皆为困穷民，乡人之善者，大夫之贤者，见之莫不流涕。

程钜夫（1249—1318，建昌人）记载了五世聚族而居的青田陆象山（南宋学者，陆学创始人，朱熹齐名）家族的情况：（陆氏之家）毁于邻寇，火三日不灭。凡异时遥瞻仰指，敬叹不容口者，一旦如云收气散，莫可追摹……子孙或徙或亡，其犹环居故址者，饥寒颠沛，不能皆贤，象山之基几易姓矣！

黄溍（1227—1357，字晋卿，义乌人）记载了宋朝名臣宗泽后人的情况：宗公泽，宋元祐进士。靖康时，守磁州，高宗以亲王北使，过磁，公力止之……公以京城留守殁于汴，谥曰：“忠简”。县人至今奉公，与颜君合祠于学官，号其堂曰“忠孝”云。夫以数万家之邑，上下几二千年，乃得此两人。其子孙或不克大振，或已泯绝无闻。

郑元祐则记载了吕文焕后人的情况：予齿日以长，于杭、吴、升（今南京市）诸郡乔木故家犹有存者，时见吕氏子孙珠玉锦绣之习，舆马声伎之奉，留予目而在予耳者，今犹一日也。无何，历稔既久，草木之枯荣不同，浮云之变闪迭异……方宋有国时，吕氏之资业何可以算计？今皆沦落倾谢。

上述四例，反映了元代江南士人对在宋朝时期文化、政治、军事方面名臣及其家族的关注与怀念。此外，对于江南士人来说，他们对宋朝时经常一起唱酬的一般儒士，同样比较怀念，往日那些如同梦幻般的幸福生活经常出现在他们的回忆中，对于这些再也不能重现的良辰美景，他们表示忧伤和感慨。俞德邻（1232—1293，字宗大，永嘉人）对元初京口（镇江）儒士衰落的情况记述道：京口旧为江淮冲要，四方贤士多乐居之，德行之辞，词藻之华，论议之伟，盖昌黎所谓纷扰扰而既多者也。……兵燹以来，化为异物者众矣，其或一二仅存，复归老邑里，潜深伏隩，声迹藐不可见，……而又各以衣食之故，或出或处，旷日弥旬乃获一见。见已遽别，回视承平时，美景良辰，肩从齿序，登山憩石，酣觞赋诗，殆犹梦寐间事，欲再梦不可必得也。

儒士林景熙则记述了江西儒士衰落的情况：予客江西十年，访旧游，半入地，幸而存者，或逃山林，或淹党逐，或老，或贫。庐陵刘会孟，执斯文牛耳盟，俄复溘然于人世，何速也，语己，各唏嘘。

元代江南士人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这里不再列举，但上面的事例已经足以说明宋元社会变迁对江南士人精神世界的巨大影响。作为已经衰落的江南士人群体的一员，他们对这种情况感到感慨和悲痛，对宋朝的历史记忆则是更加珍惜和怀念。郑元祐在谈到元代浙西一带前宋世家衰落的情况时写道：江南归职方，浙西为故宋内地，豪宗巨党，以自附丽于昔者不可谓不多也。六七十年之久，太平之泽，涵煦而生植者，岂异于昔哉？然其间衰荣代谢，何有于今日，人事之亏成，天运之更迭，非惟文献故家牢落殆尽，下逮民旧尝脱编户，齿士籍，稍觉衣食优裕者，亦并消歇而靡有孑遗。若夫继兴而突起之家，争推长于垄亩之间，彼衰而此盛不为少矣，苟以诗书之泽，德义之旧，栽培涵煦于数百年之久，则有间此，所以不能无窃叹也。

从郑元祐的记载可以看到，元代江南士人感到忧伤或叹息的是文献故家和士人家族的衰落，因为他们是“以诗书之泽，德义之旧，栽培涵煦于数百年之久”的结果，而元代兴起的那些“突起”之家，轻而易举地就成为元代乡间新贵，这种情况令江南士人愤慨和不平。从史料来看，元代江南士人对于沦落的前朝世家子弟，仍然十分敬重，刻意照顾他们的生活。如安成士人奔清甫，习医致富，他“见故家子弟羁孤沦落，彷徨无所归，或馆之，或食之。曰：‘此名家之子也，人以横逆相加，（吾）未尝难焉。’”信州儒士朱蕃（字蕃远）讲学乡里，“陆文安公讲学象山，祠宇湮没，白之郡守秦公从龙，复构祠堂，行舍菜礼，数郡诸生毕至。陆氏元孙止一人而无后，先生访其人，为之娶妇。”这种照顾故家子弟的事例还有很多：黄溍记载了项炯（1278—1338，字可立，台州人）照顾故家之后谢仲举的情况：仲举家故官族，四世祖谢公廓然仕宋，孝宗时为名执政。仲举以世殊事异，沦落不偶，变姓名，食于一技，人莫识也。可立以家世之契且有连，独识之，邂逅逆旅中。既与之饮酒，又为文与之序，旧士大夫始知仲举本阀阅子弟，稍加礼遇焉。

谢仲举公开了其祖先的身份，就得到了朋友和周围士大夫的“礼遇”，说明了这些世家子孙受到欢迎的情况。陶宗仪（1316—？，字九成，黄岩人）记载了一个士人嫁故人女的故事：沈仲说古，姑苏人，年四十，未有子。其妻邹氏，候其它适，为置一年少貌美之妾，及归，命出拜，将以奉枕席。仲说询其乡贯祖父来历，始不肯言，询之再，泣而曰：妾范复初女也，父丧家贫，老母见鬻于此。仲说恻然下泪，因嘱妻曰：此女父吴中名士，乃吾故人，岂可以为妾，当如己子视之。即寻其母，使择婿，仲说备奁具嫁之，邦人称之。

姚桐寿（1300—？，字乐年，桐庐人）记载的这个故事更加典型：天仙湖急递铺，在城西十里，仅一大漾耳……庙后有老人甚蓝缕，问之，姓郭氏，乃宋枢相慎求之后，贫无以资，充铺长以自给。因出枢相诰身像赞相示，余摄衣冠拜之，乃分裹粮之余为赠。

元代江南士人对南宋故家子弟的尊敬和照顾，实际上还是怀念南宋时期士人的地位和荣耀，是其怀旧情结使然。

元代江南士人的怀旧情结，还表现在他们对元代社会现实的批评。值得注意的是，江南士人批评元代社会现实，是以南宋时期的价值观作为参照体系的。元代江南士人批评社会现实主要集中在元代的政治风气、社会风气以及元代的士风。

对于元代的政治风气，江南士人主要批评元朝统治者贪污腐败，不重视儒治。元人吴澄在至顺元年（1330）写道：“数十年来风俗大坏，居官者习于贪，无异盗贼。己不以为耻，人亦不以为怪，其间颇能自守者，千百不一二焉。”徐明善（1250—？，字志友，德兴人）则是通过宋元官场的对比，批评元朝官场习气：予里居时，父老为予言，畴昔吾邑弦诵相闻，大抵皆世胄儒先家也，编户居其间十才三四尔。官、儒户惮衙前荒其待举之业，编户又喜得官、儒户之助而从役也轻，故德兴义役最先成，石碑可考也。方是时，字民者皆学道爱人之士，岂有嗜利如饿豺狼，而不可以义事者哉。至元丁丑（至元十四，1277）义庄田没入官，而差役之苦大异畴昔。数年来，又有大异者。守令，民父母也，曩者民事之唯谨，今则饵之、讦之，视为两造而等威夷矣。体肤，父母遗也，曩者笞杖自中户以上宁死不受，今则尻高呼謷，习之不戚，而羞恶泯矣，若此者自某里某人始，而其资业完然，其当役油油然，于是，东西家子弟皆曰：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何哉？科举废矣，珥笔可也，学校具文矣，衙前可也。吾身非青紫楦矣，彼官人也，不免棰楚，于吾何有？此时虽欲联以义役，将不能矣。

上述材料中，徐明善通过其乡义役在元朝的遭遇，批评了元朝的统治方式。很明显，他是在以宋朝的价值观批评元朝，怀旧情绪明显地表现出来。

元代江南士人批评元代的社会风气，主要从元代儒士受到排挤导致斯文丧尽的方面进行。郑思肖写道：我自三十六岁科举既断之后，绝不至于学校。又三十一年，终不能忘其为儒也……今既无以教之，又无以养之，而又不能以礼义自养，其所养之心馁矣。

作为典型的宋遗民，郑思肖在政治上反对元朝，对元朝斯文扫地现实的批评，是他反对元朝的表现之一。陆文圭则对“儒道益轻”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批评：宋暮年儒风骤盛，荒邑小聚，犹数十家书声相闻。科场既罢，士各散去，经师老宿，槁死山林，后生晚进，靡所矜式。冒然进取者，又阔远于事情，类为操刀笔者所讪侮。有中人之产，则役使之，困辱之，产不尽不止，以故儒道益轻。至元有诏蠲免身役，州县奉行弗虔，差徭如故。逮大德中，有司奉准投下户计与民一体当差，杂然喜曰：儒人在内，吾一网尽矣。

这里，陆文圭在批评社会现实时，首先回忆了南宋的情况，通过对比说明“儒道益轻”的现象。士人林景熙以自己家族为例，批评了元朝社会风气对士人发展的不利影响：林氏自闽徙居平阳之坳中，至予十二世，系益蔓，岁合族亡虑数百人，叙拜行酒，少长秩如。予以奥里第二支，（林）松存为伯仲行，别二十年，更陵谷，君自湖海归省，调为录（学录），而予隐州郭，于是相见，白首怆道武林旧事。方其操数寸管与海内英隽角，辄崭然出，盖自师教童习，耗思虑而仅工之，一旦弃如土梗，可悲己！科举废，士媒青云，犹假所业以自见。夫所业者，岂必出其所构，相与为欺，以至抗颜倚席，贻笑子衿。

吴师道（1283—1344，字正传，兰溪人）对儒风尽失的社会风气非常感慨：比年诸父沦丧，衣冠道消，出里门无言与儒者。时时翻阅故藏，则因近里中火后，散轶已多，俯仰四十年，欲质其事而无从，或子孙仅存者，率迁业变习，问之茫然，反笑怪其不切。尝发策校庠，举数人为问，亦无有能言之者，可胜叹哉！

上面四例批评元代社会风气的例子，都是以宋朝时期的历史记忆比照，来批评元代的社会现实，批评的主要内容是元朝不能（像宋朝那样）重视儒学、儒士，导致轻视儒学、儒士的现象产生，从而使儒风尽失，反映出江南士人的批评话语的后面，隐含的怀旧情结。针对元朝的士风，元代江南士人同样很不满意，很多人都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元代江南士人首先批评士人中的奔竞之习。元代士人入仕困难，很多人成为游士，通过巴结权贵，得到任命。这些求仕的士人往往不是靠真才实学得到职务，这一点引起江南士人的不满。刘壎写道：“（南）丰之自邑升州也，奔竞成习，往往挟资取名，迂视儒术。”陶宗仪记述了士人杜本被元朝召见之前，士人纷纷投拜到他门下的闹剧：杜清碧先生本应召，次钱唐，诸儒者争趋其门，燕孟初作诗嘲之，有“紫藤帽子高丽靴，处士门前当怯薛”之句，闻者传以为笑。

戴表元也记述了名士邓文原（1259—1328，字善之，杭州人）被元朝召见的情形：大德戊戌（大德二年，1298）春，巴西邓善之以材名被征，将祗役于京师。于时……友朋星罗，从徒蚁奔，扳末光、附余声之士，饯善之于郊者，退而无不颂善之于家。

其次，江南士人批评元代士人中间的不重气节、文风卑下以及见利忘义的庸俗之风。陶宗仪认为：“世道不古久矣，朝为师生而暮若途人者，比比皆是。”刘壎也写道：“大元革命初，兵祸频仍，士学都废，往往易节。”

对元代士人、士风的批评很多，现列举几例如下：

刘诜批评了元朝士人的庸俗之气：予念斯文之在天地间，非尽无清淑之气，然贫贱奔走，往往汨没而失之；而富贵之士，又沉酣于声色势利不能自拔。处华屋奥室，重帘累幕之下，而悠然遐思山间明月者，几何人哉？

柳贯（1270—1342，字道传，浦江人）对元代士人的学风进行了批评：比数十年，学者大抵有自利之心，而志日益卑，道日益远。夫其自利之心根著于中，则未得谓得，未至谓至，自高者耻于问，自多者耻于求，而若剽掠纤碎，缘饰浅末，已足以雄夸于制作之林，而为猎取名爵之资矣！无惑乎颓败委靡而莫之振起也。

吴师道对元代士人的文风表示不满，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近年士习既殊，高者务求异于前哲，卑者不过争为揣摩笼络之说，文气卑下，骫骳日甚。识者已逆知有中更之事，闾巷小夫，投弃编册，彼固不足与议，忽游目乎八荒，向为诸老之所涵养扶植者，沦谢相继，落落无几，得不重为黯然哉？

刘岳申（1260—？，字高仲，吉水人）对元代士风的批评更为激烈，他在《与范德机书》中写道：今之都大名登显仕者，何必尝窥其藩哉？而庐陵遂为无人矣。此不足恨，所可深恨者，其平生著述身后流落，门生儿子无一人以为念。大率货视斯文，而不复斯文视之，间有意者，又皆欲窃取以为干禄要誉之资，于是有郭象《庄子》之心，无侯芭《太玄》之意，甚矣，人心士习之坏也！

上述对元代士风的批评，实际上是元代江南士人对现实不满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江南士人在批评元代士风时，往往并不分析导致这些现象出现的社会原因，而是以固有的关于士风的观念，批评现在与以前不同的方面，其实他们还是把其理想的宋代士风，作为标准来评价元朝，这当然会得出消极的结论。不过，对于这种社会现实，江南士人也无能为力，只能长叹而已。陈泰（字志同，茶陵人）在一首诗中写道：“中道迫生理，忧患未渠央。用此较古今，长叹今世长。息肩幸一憩，忽已鬓发苍。颠倒百年间，悲乐安可量。”有些人甚至后悔身为儒士，连文凤（字百正，福州人）有诗写道：“郁郁文章不称时，岂堪寂寞寄人篱。早知乱后为儒误，始恨年来入道迟。”

元代江南士人对政治、社会和儒风的不满，势必产生对未来前途的忧虑，这种对未来的忧虑和对过去的怀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戴表元写道：余以穷授徒江海上，乡大夫昌国应君翔孙过之，相与慨叹江南经术荒芜，纷纷朋俦中，疑难满胸，而卒无所问，是谁当执其咎者？

戴表元直陈了经术荒芜的现实，实际上是表达对儒学未来的忧虑。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则直接表达了对传统儒学前途的恐惧：余初学儒时，见世之慕利达者宗科举；科举初罢，慕名高者宗隐逸。隐逸之视科举有间也，当是时，犹各有大儒遗老有名实者为之宗，学者赖以不散。岁月推迁，心志变化，昔之为宗者且将销铄就尽，而士渐不知其宗，吾为吾道吾类惧焉！

戴表元的这种对元代儒学、儒士前景的担忧，反映了具有怀旧情结的江南士人，对未来的消极态度。

三、特立独行：元代江南士人对梦想的坚持与对现实的逃避

元代江南士人的怀旧情结，还从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行为表现出来。这些经历过宋元社会变迁的江南士人，已经不能抹去他们在前朝的历史记忆，一些人隐居乡间或流荡于江湖，生活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用诗文表示对过去的怀念和对现实的不满，这样的士人史料记载很多，如余姚士人叶某，“既伥伥然无所售其技，重山密林，穷居而独游，余四十年。凡古今事会人物，至于卉木鱼虫之细，目触而心接，壹发于诗。故老往往不忍读，后生闻之漫不省为何等语，宜其莫知所以称先生也”。如徽州士人孙嵩（字元京）：宋亡，归隐海宁山中，自号艮山，示不复仕。杜门赋咏，凄断沦绝，以寄其没世无涯之悲，时婺源有制幹许月卿先生者，亦宋进士，宋亡归隐，制齐衰，服之以居，月卿婿江凯及婺源人汪炎昶，皆绝意当世，俱从嵩游，其诗悲壮激烈，读者可知其为人。

士人谢翱的例子也比较典型：会友之所名汐社，期晚而信，盖取诸潮汐。尝为《许剑录》，慨时降交靡，耆旧凋落，尽吴越殆无挂剑者。思集同好姓字、年爵、居里，择地昔贤所尝游，作亭立石，他日示宿草不忘意。其游迹，非胜绝处不到。如雁山、鼎湖、蛟门、候涛、沃洲、天姥、野霞、碧鸡、四明、金华洞天，探幽发奇，所至即以游录述所赋咏，多昔贤文字所未及，持以与人，若载异宝归者。游倦，辄憩婺睦之江源、月泉、仙华岩、小炉峰、三瀑布，复爱子陵台下白云原，唐玄英处士旧隐，有终焉之志。

元代怀旧江南士人的日常行为，有一些不同于一般士人的特点。首先，对于共同经历宋朝灭亡事变的人，他们表现出特别的亲近，视为同志。睦州士人孙潼发（字帝锡，一字君文，号盘峰）的例子很能说明这一现象。黄溍记载：未几国破而家亦毁，先生避地万山中，草栖露宿，若与世隔。久之乃归，而稍复其故宇，为终焉之计……与乡先生袁公易、魏公新之为三友，袁、魏云亡，先生倚孤孑立，如鼎一足，意有不适，咄咄书空而已。家公（指家铉翁）当运祚之垂绝，以使事如京师，久留河间，先生数致书候安否，既得归，年已八十。先生徒步往见之，握手道旧故，辄相对唏嘘泣下。

孙潼发属于怀旧情结比较浓厚的士人，他对家铉翁的态度就说明这一点。士人郭云仲的例子也能说明这一点。元初郭云仲做了学官，至治年间，被任命无锡州教授，他赴任后，受到当地士人的欢迎，“时前宋旧贡士江浙间不数人，闻君来，以为异，争先见之”。

其次，对于降元的宋朝官员、仕元的一般士人，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可以理解，另外一些人则表示鄙视，不与交流。上面列举的孙潼发与方回（1227—1307，字万里，歙县人）的关系就是如此：前郡守方公回，既奉版图上于职方，复以总管兼府尹终更，犹留居久乃去。前后十有二年，先生不一造其门。

因为方回投降元朝，又做了元朝的建德路总管，孙潼发十二年不与其交流，反映了他对降元、仕元士人的蔑视。其他例子还有很多，宋宗室赵子固隐居衢州乡间，公从弟子昂（赵孟頫，字子昂）自苕中来访，公闭门不纳，夫人劝之，始令从后门入，坐定，第问：弁山笠泽近来佳否？子昂云：佳。公曰：弟奈山泽佳何？子昂惭退。公便令苍头濯其坐具，盖恶其作宾朝家也。

士人胡长孺（1249—1323）也有类似的情况，陶宗仪记载：胡汲仲先生长孺，号石塘，特立独行，刚介有守。赵松雪（赵孟頫）尝为罗司徒奉钞百锭为先生润笔，请作乃父墓铭。先生怒曰：我岂为宦官作墓铭邪！是日，先生正绝粮，其子以情白，坐上诸客咸劝受之，先生却愈坚。

周密记载了一个“陈谔捣油”的故事，也能说明这一点：陈谔，字古直，号野水。尝为越学正，满替，往婺之廉司取解由。归途偶憩山家，有长髯野叟方捣桕子作油，见客至，遂少辍，相问劳曰：君亦儒者邪？持杯茶饮之，遂问今将何往？陈对以学正满替，欲倒解由别注他缺。髯叟忽作色而起曰：子自倒解由，我自捣桕油。遂操杵臼，不复再交一谈。陈异而询于邻人，云：此傅秀才，隐者也。恶君言进取事，故耳。陈心甚愧之，因赋诗云：忽遇深山避世翁，居然沮溺古人风。老来一出为身计，不满先生一笑中。

元代江南士人对降元者的这种态度，说明了他们还在为往事耿耿于怀，这应该是怀旧情结的一种表现。

第三，元代怀旧江南士人的日常行为中，还有一些怪异的特征。如杭州士人吾衍（字子行）“高不仕之节，其所厌弃者或请谒，从楼上遥谓曰：‘吾出有间矣’，顾弹琴、吹洞箫、抚弄如意不辍。婺源胡默之，“跌宕不羇奇士也，或夜半燃松明登山听泉，或祁寒著屐临溪上玩雪，少不如意，辄求去，人指以为怪诞”。类似的怪诞之士还有很多，据揭傒斯记载：大德六年（1302）夏，遇一老僧于武昌市上，貌甚伟，或歌或笑，或戚然忧，人皆目为狂。就之语，若有契。乃与俱至舍，煮茗剧谈，博达宏辩，慷慨愤烈，辞严色厉，坐客皆废。或一语失度，辄箕踞谩骂，客辄渐去。然言论终日，竟不肯道姓名。自是数与往来，情意日密，乃曰：我乃宋进士眉山陈祥也，且道所以然之故，盖亦徉狂自托者，自号曰“舍家”云。

前述宋宗室赵子固：赵子固，宋宗室也。入本朝，不乐仕进，隐居州之广陈镇。时载以一舟，舟中琴书尊杓毕具，往往泊蓼汀苇岸，看夕阳、赋晓月为事，尝到县，县令宣城梅黻到船谒公，公飞棹而去，梅伫立岸上，言曰：昔人所谓名可闻而身不可见，殆谓先生欤？

陶宗仪记载的吕起猷（字徽之）的例子更加典型：（吕起猷）安贫乐道，常逃其名，耕渔以自给。一日，携楮（币）诣富家易谷种。值大雪，立门下，人弗之顾。徐至庭前，闻东阁中有人分韵作雪诗，一人得“滕”字，苦吟弗就。先生不觉失笑。阁中诸贵子弟辈闻得，遣左右诘之，先生初不言，众愈疑，亲自出见。先生露顶短褐，布袜草屦，辄侮之，询其见笑之由。先生不得已，乃曰：“我意举滕王蛱蜨事耳。”众始叹伏，邀先生入坐。先生曰：“我如此形状，安可厕诸君子间？”请之益坚，遂入阁……写讫，便出门，留之不可得，问其姓字，亦不答。众皆惊讶曰：“尝闻吕处士名，欲一见而不能，先生岂其人邪？”答曰：“我农家，安知吕处士为何如人。”惠之谷，怒曰：“我岂取不义之财！”必易之。刺船而去。遣下遥尾其后，路甚僻远，识其所而返。雪晴，往访焉，惟草屋一间，家徒壁立。忽米桶中有人，乃先生妻，因天寒，故坐其中。试问徽之先生何在？答曰：“在溪上捕鱼。”始知真为先生矣。至彼，果见之，告以特来候谢之意。隔溪谓曰：“诸公先到舍下，我得鱼，当换酒饮诸公也。”少顷，携鱼与酒至，尽欢而散……翼旦，客别，主人蹑其踪，则先生已迁居矣。

除了这些怀旧江南士人的个人行为表现怪异以外，有时他们还联合起来，做一些怪异的事情。邓牧（1247—1306，字牧心，钱塘人）记载：岁丙申（元贞二年，1297）三月三日，陈用宾、刘邦瑞、胡汲古与余举修褉故事，会于镜湖，（祭晋右将军王公）……礼竟，主僧持酒出觞客，客亦反觞焉。问姓名，不告以出。循柳荫，复饮春波桥上，欢甚。有浩歌者，有瞪目视太虚者，有连举大白不置者，浮船自禹庙返，出桥下，仰见咸惊，以为异人。间有起复坐，喧笑亦不暇恤，或感慨言曰：乐哉此会，岂减永和时乎？……四人相顾而笑，相携扶而下，分流觞曲水韵赋诗舟中。

元代江南士人的这些怪异行为，既有对往日地位和荣耀的坚持与怀念，又有对当时社会的反抗。宋朝时代对于他们来说，象征着地位与荣耀，宋元的改朝换代使他们失去了昔日的一切，在他们怪异的外表之下，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往事的怀念和对当时社会的不满与反抗。

最后，出于怀旧心态，元代江南士人大力支持元代江南地区与宋朝往事有关的教育、教化活动。元初，广州增城县孔子庙毁于兵火，“进士李肖龙刻（孔子）木主，祠于士人郑聪老家，郑遂以宅为学，历五十余年”。胡炳文（1250—1333，字仲虎，婺源人）记录了至治三年（1323）朱熹后人恢复故居的事迹，并给予高度评鉴：至治癸亥（至治三年，1323）秋，公（朱熹）之曾孙晋臣，率其侄友桂，暨诸孙文明、文鉴、文德来归，如公淳熙故事，顾瞻徘徊，泪下如雨。凡为他人所有者，必欲复之乃已。友桂、文德复不辞五岭之险，控告于府，壮哉！此志可无愧为公之孙矣。

程钜夫记载了陆氏（陆九渊）青田书院的情况：至元二十三年（1286），广平程某（程钜夫）以侍御史将旨江南，过金溪，顾瞻遗址，闵然兴怀。乡之耆旧咸请复其家，且建三陆先生祠。遂以语郡，郡下之县，县无其人，文书苟具。大德五年（1301），公诸孙如山，慨然谋诸贤士大夫，且怀牒郡庭以为请，众咸义之，为助其费。适县令尹张居怿，政最方茂，有志斯文，欣然自以为功，乃即义居故址，创屋数十间，春秋有祠，讲肄有堂，庑门室房略备，扁曰：“青田书院”。

另外，江南士人还定期组织祭奠前宋先贤的活动，黄溍记载：婺之宦学于杭者，每岁暮春，必相率之南山，展谒乡先达故宋兵部侍郎胡公墓，仍即其庙食之所致祭焉。竣事，遂饮于西湖舟中，以叙州里之好。大德八年（1304）春三月癸亥，会者四十有四人，魏国赵文敏公（赵孟頫）时方以集贤直学士领儒台，溍幸获从先生长者之后，而趋走于公屐之末。

这种定期祭祀宋朝先贤的活动，参加人数多，社会影响大，反映了江南儒士中普遍存在的怀旧情结。

四、结语：元代江南社会的怀旧之风

怀旧情结是元初江南士人精神世界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宋元王朝的更替，使江南士人群体受到较大的打击，元朝异于汉族传统王朝的统治方式，使元代的士人由中央和地方的政治、文化精英，转变为寄存于官学教育系统的一般儒户，出仕之路基本断绝，这种情况导致了江南士人群体的衰落，江南士人必须重新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这种情况下，怀旧成为江南士人精神世界的主题。

元初江南士人的怀旧，首先是追述宋朝的历史记忆，怀念宋朝的历史人物，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元代江南士人的怀旧大多是忧伤的。由于宋朝先贤涉及到江南儒士的历史记忆，他们对元代先贤后人的处境非常关注，一些人热心于照顾南宋先贤子孙的生活。怀旧同时也跟对现实的批评相伴出现，元代江南士人对现实的政治风气、社会风气和士风都进行批评，批评的重点是元朝统治导致的士人社会地位下降和处境恶化。

由于怀旧，元代江南士人对宋朝时期的历史人物态度分明，那些南宋的忠臣，受到士人们的推崇，而那些投降的南宋官员和仕元的一般士人，则受到冷落和挖苦。最后，怀旧情绪还使得江南士人非常重视与宋朝有关的社会教化活动。

元代怀旧的江南士人主要是经历过宋元更替的前宋官员、进士和一般士人，他们之中，只有少数人是宋朝遗民，在政治上反对元朝。大部分人只是对元代士人的处境和地位不满，并不反对元朝统治，有的人还在元朝做了学官或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官员。怀念宋朝时期的统治方式和历史人物，是这些怀旧士人的共同特点。有趣的是，不光是江南儒士怀旧情结浓厚，那些在江南做官的北方士人，也受到其怀旧情绪的感染，元人郑元祐记载了一个怀旧士人（元朝成为道士）与元代江南名宦的交往事迹：宋季蜀人邓尊师号山房先生者，以其教法，显于理、度两朝。宋既内附，尊师乐吾吴之风土，以其櫜中斋，建会道观于吴之东城下。时尊师盖已老矣，而神观恬谧，能言宋季遗事，国朝名公卿如胡紫山（胡祗遹，武安人）、雷若斋（雷膺，浑源人）、阎子静（阎复，高唐人）、徐子方（徐琰，东平人）诸公，相后先以人望秉宪节，戾止吴下，往从尊师听琴赋诗，日必载肴核，具酒茗，燕谈尊俎间以共适。方是时，吴之文献故家尚多存者，巍冠大带，稽今考史，而尊师以方外老宿从容其间，至今倡和之卷轴、往来之篇翰虽更遗落，而观之道流尚能藏之，多不下十数百首。

这位邓尊师，因为能言“宋季遗事”，而得到元代江南监察官员胡祗遹、雷膺、阎复和徐琰的青睐，一起唱酬诗文，稽经考史，这些官员都是北人，说明江南士人的怀旧情结对元代江南地方官员的影响。元代江南士人的大量怀旧言论，对于元朝江南地方政府改良统治方法，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或舆论导向，对元朝江南统治的完善以及江南文化发展、教化推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二章：元上都的江南士人——兼论元代江南士人与元上都及相关知识在江南的传播

元上都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在中国历史上属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舞台，作为生活在江南的汉族士人，对这一地区的情况当然是所知甚少。再加上北宋1027年灭亡于金朝，南北开始长期分裂，1279年元朝统一全国，二百五十多年的分裂局面才得以结束，在此漫长的时间里，除了一些南宋派往金朝和蒙古的使臣，有一些关于这一地区情况的零星记载以外，江南士人基本上没有渠道得到这一地区的信息或知识，更没有人有机会亲自到这个地方游历，因此，除了这里“地势高阔……初若崇峻，近前则坡阜而已，大率皆沙石”，以及“气候寒烈，无四时八节，四月、八月常雪……金莲川等地六月亦雪”等一些零星的自然知识以外，元上都地区对江南士人来说，及乎是一片空白。

1252年（壬子年，蒙哥汗二年），忽必烈被蒙哥汗任命掌管蒙古帝国漠南汉地事务，开府金莲川，“命（刘）秉忠相地于桓州东，滦水北，建城郭于龙冈。三年而毕，名曰开平，继升为上都”。这样，在长城以北的茫茫草原地区，第一次出现了蒙元帝国的都城。不过，对于远在江南的士人来说，南北仍然分裂，他们还没有机会得到有关元上都的信息或知识，更无缘到达元上都。至元十三年（1276）闰三月，忽必烈“命副枢张易，遣宋降臣吴坚、夏贵等赴上都”。至元十三年（1276）正月，元丞相伯颜攻下南宋都城临安（杭州），宋恭帝赵投降，二月，伯颜发宋三宫赴北。五月一日，伯颜“以宋主至上都，制授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大司徒，封瀛国公”。这样，宋朝降元的部分官员以及宋恭帝随行的文职官员，成为最早一批到达元上都的江南士人。元朝统一以后，一些江南士人入仕元朝的翰林国史院、国子学、集贤院以及御史台等机构，他们通过扈从的方式，来到上都。另外，一些江南士人则是通过被征召或自费的形式，来到上都，这座典型的塞北草原都城中，逐渐出现了江南士人的踪迹。

对于江南士人来说，长城以北的任何事情都是新鲜的，他们通过诗文，记载了沿途见闻以及上都的气候、动植物、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神话传说等内容，对于上都壮美的宫殿以及元朝皇帝举行的规模盛大的宴会、祭祀、围猎等活动记载尤多。元代留下上都诗集的江南士人就有柳贯、袁桷、周伯琦（1298—1369，字伯温，鄱阳人）、杨允孚（字和吉，吉水人）、胡助（字履信，东阳人）等。这些诗文和其他有关元上都的知识在江南逐步传播开来，不仅成为江南士人饭后茶余的谈资，更重要的是，为南人真正认识和了解元王朝和蒙古统治者提供了条件，成为元朝时期知识南传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文化信息的知识传播，对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蒙金、蒙宋战争期间，理学由赵复（字仁辅，湖北安陆人）等学者传到北方，对元初思想、政治和教育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元朝统一以后，特别是元朝中后期，随着元朝对江南统治的建立与巩固，在文化信息方面，出现了南传的趋势，这些南传的文化信息或知识，包括元朝的国家制度、蒙古皇帝和贵族、官员的趣闻轶事、元朝两个都城的情况以及北方各地的民族、社会、自然等知识，这些知识信息，是生活在蒙古统治下的大部分江南居民感兴趣的，有利于江南社会与元朝政权的融合，以及文化发展与民族之间的包容与涵化，因此，包括元上都及其相关知识在内的知识南传，是一个非常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

有关元上都的研究成果已经有很多，但上都江南士人的活动以及元代知识南传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尚没有相关的研究成果。本章主要对元上都江南士人的活动进行全面考察，并在此基础上，以元上都及其相关知识的传播为中心，探讨元代知识南传的内容及过程，希望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一、元代江南士人与元上都

元人虞集写道：“昔世祖皇帝在潜藩，建牙纛庐帐于滦河之上，始作城郭、宫室，以谨朝聘、出政令、来远迩、保生聚，以控朔南之交。及乎建国，定都于燕，遂以是为上都，而治开平焉。大驾岁一巡幸，未暑而至，先寒而南，宫府侍从、宿卫咸在。”这就是元朝的两都巡幸制度，这一制度在世祖以后，被历代元朝皇帝所承袭，“列圣相承，遵为典常，文武百司，扈从惟谨”。具体时间是“每岁四月，驾幸上都避暑为故事，至重九还大都”。在皇帝北行的过程中，“后宫诸闱、宗藩戚畹、宰执从僚、百司庶府皆扈从以行”。

值得注意的是，在元朝皇帝巡幸的浩浩荡荡的队伍中，有一些属于南人族群的江南士人的身影。另外，还有一些江南士人自费来到上都。这些来到上都的江南士人，成为元朝上都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道特殊的风景。为了说明元朝江南士人到达上都的情况，现将元代到过上都的江南士人统计如下（2-1）：元代到过上都的江南士人统计表2-1①吴澄《吴文正集》卷三十七《元将仕佐郎赣州路同知会昌州事夏侯墓志铭》（第22页，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成化二十四年刊本）中有“予在国子监，幼安……又趋上都”。按吴澄在国子监任教是在至大二年（1293）到皇庆元年（1312）正月，夏友兰到上都应是在至大二年到四年之间。②据《元史》卷一百九十《陈孚传》（第4339页，中华书局点校本），他在至元三十年（1293）出使安南，回来被任命为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才有机会扈从上都，此后他出任建德路治中，直到去世，一直是做地方官，

上表统计了元代到过上都的江南士人共30人，下面根据统计情况，并参照其他史料，考察元代江南士人游上都的相关问题。

首先，元代江南士人游上都的时间。从史料记载来看，元代最早到达上都的江南士人是随被俘南宋皇帝来上都朝见的文职官员。刘一清（杭州人）的《祈请使行程记》记载：至元十三年（1276）四月廿二日，车马行四十里，至上都开平府。入昭德门，宿城内第三街官房子。自燕京至上都八百里，一步高一步……（五月初二日）行宫殿宇宏丽，金碧焜耀。

在随行人员中，宋宫廷乐师汪元量（字大有，钱塘人）就属于江南儒士，另外，汪元量有一首诗《卢奉御自上都回见访》写道：“诗人骑马接官回，（解后）[邂逅]居庸怀抱开。冷地不禁风聒聒，炎天长见雪堆堆。”这里被称为“卢奉御”的卢某，应该也是当时随驾到上都的江南士人，此外，《祈请使行程记》中提到的随驾官员还有许多属于江南士人，如吴坚、谢堂、家铉翁、刘节等。从上面统计表来看，此后的世祖时期，还有三位江南儒士到过上都，赵与（1242—1303，字晦叔，台州黄岩人）由于宋宗室的身份，被召到上都，燕公楠（字国材，南康之建昌人）是以吉州路同知的身份，至元二十二年（1285）被世祖召至上都，陈孚（1259—1303，字刚中，台州临海人）则是陪同元朝使臣出使安南有功，被任命为翰林待制，扈从到上都。世祖时期（元初）还没有发现江南士人只身游上都的记载，儒臣扈从元朝皇帝到上都，也只有一次，没有形成固定的制度，因此，元朝初期，上都对于江南士人来说，还是一个很难到达之地。

元朝中后期以后，随着元政权汉化加深，文职官员扈从成为制度，元朝的翰林国史院、集贤院、国子学、宣文阁等机构的江南士人以及元朝经筵官、监察官员中的江南士人都有扈从到上都的记载。这些来到上都的江南士人，活跃在元朝皇帝举行的宴会、游猎以及大型娱乐活动等场合，给上述活动增加了汉文化的元素。元人王祎在描述上都皇帝大宴群臣的宴会时说：铺张扬厉，形诸颂歌，以焯其文物声容之烜赫，固有不可阙者，此一时馆阁诸公赓唱之诗所为作也。

这些在宴会中咏歌的翰林文臣中，有一些属于江南士人。除了翰林文士，上都还有国子学分支机构——上都分学，为江南士人得以扈从上都提供了机会。国子学上都分学负责扈从的怯薛、臣僚的教育，元人危素（1303—1372，字太仆，抚州金溪人）写道：国子监岁以助教一员佩印分学，学正、学录或一员，伴读四人，实从诸生之在宿卫或从父兄，多至数十人，以禀给庖隶自随。学馆即孔子庙西北，为之远绝尘嚣，人事稀简，助教专于教事，非休假不出户，可以稽经诹史，探索精微之蕴，百司扈从者，求如分学之安适，亦云鲜矣。

宣文阁也是文臣扈从的重要机构，元人王沂（字师鲁，真定人）记载：至正元年（1341），皇帝肇开宣文阁，以稽古右文，乃设授经郎两员，以教世戚勋臣之子孙，建学舍内苑，以严中外之别……而考德问业者，皆入侍帷幄，出备警跸。以故大驾岁清暑上京，必以授经郎两员，在扈从列。

元朝泰定皇帝以后，实行经筵制度，由经筵官定期给皇帝讲授儒家经典，这些经筵官也有扈从的记载，虞集就曾以经筵官的身份扈从上都，《元史·虞集传》记载：“天子幸上都，以讲臣多高年，命集与集贤侍读学士王结，执经以从，自是岁尝在行。”浦江士人郑深（字浚常）为经筵检讨官期间，也曾扈从上都，李好文（字惟中，大名人）写给郑深的一首诗中写道：“滦京六月凉，禁林少风日。或相对语言，或时访佳客。留连仅再月，驱车已回辙。”

此外，元朝中后期，一些江南儒士担任元朝中央监察机构的职务，得到扈从的机会，至正十二年（1352），周伯琦“由翰林直学士、兵部侍郎拜监察御史”，得以随驾扈从上都。

由此可见，元朝中后期，汉文化在元朝影响的加深，为江南士人扈从上都创造了条件。在大部分江南士人通过扈从到达上都的同时，另一些江南士人则自费来到上都。金华士人吴直方（1275—1356，字行可）泰定元年（1324）被荐为上都路学正，他去上都赴任，应是自费前往。元末杨允孚也是以布衣的身份，自费只身前往上都，他的《滦京杂咏》中，有较多关于上都制度以及返回大都以前举行宴会的记载，估计他在上都停留了整个夏天，秋天返回。儒士魏元德（江东人）向元朝皇帝献贡墨，应该也是自费前往的。统计表中还有张康（字汝安，湘潭人）、夏友兰（字幼安，抚州乐安人）、曾德裕（字益初，永丰人）、杨惟肖（字与似，澧州新安人）等，都属于这种自费前往的情况。从统计结果来看，成宗到文宗的元朝中期，来到上都的江南儒士12人，元顺帝时期的元朝末期，来到上都的江南士人11人（另有3人来上都时间不详），说明元代江南士人到达元上都主要集中在元朝中后期。

其次，关于元代江南儒士到达上都的方式。上都位于蒙古草原，从大都（北京）到上都的道路近千里，都是崇山峻岭或茫茫草原，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元朝，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旅程。士人只身前往，不仅旅途艰险，沿途物资供应也比较困难。只有扈从成员才能得到驿站和官方补给点的支持，所以，我们在统计表中看到，元代江南士人大部分是通过扈从皇帝巡幸的方式，到达上都（共19人，占总数的63.33％）。不过，大都到上都有四条固定的路线，除了辇路和驿道以外，其余的估计一般百姓都可以行走，这为江南士人游上都提供了有利条件。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上都“地高寒，鲜土著种艺之利……凡修缮供亿”，主要依靠来上都的商人，于是，元朝政府实行鼓励经商的政策，“怀柔抚绥，使薄来而厚往，然后奇货用物，本末纤巨，莫不毕至，充溢盛大以称名都焉”。这种情况使往来上都的商人络绎不绝，也为江南士人与商人结伴到上都，提供了便利。鉴于此，江南儒士自费到达上都，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从上面统计表来看，元代自费到达上都的就有7人。

从到达上都的江南士人的身份来看，翰林院、国子学以及其他机构各级官员，可以通过扈从等方式到达元上都，路上有元朝驿站等国家资源的支持，因此人数居多（21人，占70％）。而一般儒士只能通过风餐露宿，历尽旅途劳顿才能达到上都，因此，人数较少（9人）。

总的来看，元代江南儒士有机会到达上都，是元朝蒙古政权汉化的结果。到上都的江南儒士大部分是元朝的官员，通过扈从来到上都，作为百姓的江南士人，有条件到上都游历，只是旅途比较困难。

二、元代江南士人到达上都的旅程

元代江南士人赴上都的目的以及他们在上都旅途中的情况，是本节考察的主要问题。首先看江南士人赴上都的目的，从相关材料来看，元代江南士人游上都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扈从。前面已经论述，元朝中期以后，逐步形成文官扈从制度，这些扈从的文官包括翰林国史院、国子学、宣文阁以及经筵机构、监察机构的官员，这些官员中有一些就是江南士人。

其次，观异俗。元上都位于长城以北的草原地区，不论从大都到上都的路上，还是到达上都以后的自然景色、风土民情以及元朝皇帝在上都的宴会、围猎和其他娱乐活动，对江南士人来说，大部分都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这一点，对江南士人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杨允孚以布衣的身份游上都，士人罗大己在《滦京杂咏跋》中赞叹道：百年以来，海宇混一，往所谓勒燕然封狼居胥，以为旷世希有之遇者，单车掉臂，若在庭户。其疆宇所至，尽日之所出，与日之所没，可谓盛哉！杨君以布衣从当世贤士大夫游，幞被出门，岁走万里耳。目所及，穷西北之胜，其江山人物之形状，殊产异俗之瑰怪，朝廷礼乐之伟丽，与凡奇节诡行之可警世厉俗者，尤喜以咏歌记之，使人诵之，虽不出井里，恍然不自知其道齐鲁，历燕赵，以出于阴山之阴，洖林之北，身履而目击，真予所谓能言者乎！

周伯琦扈从归来后，对能够随皇帝扈从队伍到达上都，看到如此壮观场面感到荣幸和自豪，他写道：非我元统一之大，治平之久，则吾党逢掖章甫之流，安得传轺建节，拥侍乘舆，优游上下于其间哉？既赋五言古诗十首，以纪其实，复为后序，以著其概，不惟使观者得以扩闻见，抑以志吾生之多幸也欤。

胡助在送别朋友到上都的诗中，也写到上都的异俗：词臣扈跸更遭逢，共沐恩波喜气浓。下直锦袍淋马酒，大酺毡帐割驼峰。白河秋早旌旗合，黑谷云深剑佩重。想见翰林苏应奉，乐章进拟动天容。

上面的材料反映了元代江南士人对游上都、观异俗的兴奋心情，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元上都对江南士人强大的吸引力。

第三，求官，寻找人生出路。元代江南士人出仕非常困难，很多人希望通过游京师，交接权贵，得到荐举做官的机会。本人《元代江南士人游京师考》一文考察了元代江南士人游京城大都求官的情况，其实，江南士人游上都，同样有这样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只身前往上都的一般江南士人。这些江南士人到达上都以后，往往通过觐见皇帝、结交高官贵族、献物、献技以及通过科举等途径达到求官的目的。

到上都觐见皇帝的如夏友兰、张康。夏友兰“趋上都，觐日表于潜邸，得旨，从集贤大学士李公游，出入禁闼必从”。张康“早孤力学，旁通术数……（至正）十五年（1355）夏四月，至上都见帝，亲试所学，大验，授著作佐郎”。此二人通过觐见皇帝，都达到了目的。如果是被元朝皇帝召至上都，所受待遇就好一些，如赵与就是乘驿到的上都，受到元世祖接见，“特命给廪饩以俟用”。燕公楠，“（至元）二十二年（1285）夏，召至上都，奏对称旨，世祖赐名赛音囊嘉歹，命参大政”。

到上都结交高官贵族的例子是曾德裕，他初游大都，“与诸公贵人、名王贵戚、近臣尤亲”，后来他到上都，“遇近臣就君（曾德裕）同止宿，因极论当时世，语倾竭。近臣闻君名久，得君大喜，益奇君，凡所建明，多出君，即荐君才可大用”。曾德裕后来被任命为翰林直学士。

到上都献物、献技的例子也有不少，如魏元德，善制墨，以“所制齐峰墨，（献）于上都慈仁殿”，被元朝皇帝“赐文缣、马湩以宠之”。这里，魏元德仅仅得到了一些绸缎和马奶酒，平江（今苏州市）王某就幸运的多，杨瑀记载：平江漆匠王□□者，至正间以牛皮制一舟，内外饰以漆，折卸作数节，载至上都。游漾于滦河，中可容二十人，上都之人，未尝识船，观者无不叹赏。又尝奉旨造混天仪，可以折迭，便于收藏，巧思出人意表，可谓智能之人。今为管匠提举。

在上都参加科举的江南士人不多，元朝有关两都科举的制度规定：“别路附籍蒙古、色目、汉人，大都、上都有恒产，住经年深者，从两都官司依上例推举就试，其余去处，冒贯者治罪。”这样看来，作为江南士人，在上都参加科举是违反元朝制度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得到允许。在上都参加科举的例子是杨维肖，至顺三年（1332），得到翰林学士虞集、马祖常和宋本的推荐，杨维肖以寓士就试上都，名中第二。不过，杨维肖因为是揭傒斯的表弟，次年在大都会试，揭傒斯当时为监考官员，根据规定，杨只好回避。后以善楷书，“试补翰林书写”。

上面是元代江南士人赴上都的目的，下面考察江南士人赴上都的心情及一路上的所作所为。

离开大都，踏上通往上都的旅程以后，多数江南士人都会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通过诗文，记述大都到上都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关于大都到上都的交通情况，周伯琦写道：大抵两都相望不满千里，往来者有四道焉：曰驿路、曰中路，二曰西路、东路，二者一由黑谷，一由古北口，古北口路东道，御史按行处也。予往年职馆阁，虽屡分署上京，但由驿路而己。黑谷、辇路未之前行也。因忝法曹，肃清毂下，遂得乘驿，行所未行，见所未见。每岁扈从皆国族大臣及环卫有执事者，若文臣仕至白首，或终身不能至其地也，实为旷遇。

从这条史料可以看出，元代江南士人扈从赴上都，大部分只能走驿路，真正随元朝皇帝一起走辇路的不多。沿途驿站为扈从文官提供马匹和食物供应，马为他们主要的交通工具。杨瑀（1285—1361，字元诚，钱塘人）记载：国朝有禁，每岁车驾巡幸上都，从驾百官不许骑坐骟马，唯骑答罕马（答罕，二岁驹也）。延祐间，拜住丞相尝骑骡子出入，今则此禁稍缓。

扈从江南士人记载骑马的诗也有很多，柳贯有诗写道：“今晨得佳马，驿行趋上京。”袁桷也有诗句：“南客初来未谙俗，下马入门犹索茶。”

也有一些年老体弱的儒士只能坐车前行，袁桷在至治二年（1322）四月由翰林直学士扈从时，“出健德门，买小车卧行。”

对于旅途的劳顿和上都生活的艰难，元代江南士人是有预感的。杨允孚在出发前的一首诗中写道：“南国乡音渐渐稀，朔风吹雪上征衣。边鸿飞过桓州去，更向穷阴何处归。”但对于一个分布在草原上的，完全陌生的神秘都城的向往，足以使他们战胜这些担心和忧虑。周伯琦有一首诗写道：三年去乡井，已觉身飘零。今朝别此去，又有千里行。怀君岂不愿，王命各有程。……出门见居庸，万仞参天青。邻家三数妪，对我清泪倾。问我膳饭否，虑我衣裘轻。大笑挥之去，我岂儿女情。

这首诗反映了元代江南士人游上都的悲壮情怀。对于沿途的所见所闻，江南士人则是“随步窥形胜，周咨记里程”。以诗文的形式，饶有兴味地记载下来，柳贯在《上京纪行诗并序》中写道：延祐七年（1320），贯以国子助教分教北都（即上都）生，始出居庸，逾长城，临滦水之阳而次止焉。自夏涉秋，更二时乃复，计其关途览历之雄，宫御物仪之盛，凡接之于前者，皆足以使人心动神悚，而吾情之所触，或亦肆口成咏，第而录之，总三十二首。

记载上都行程的诗文很多，张昱（字光弼，吉安人）记载了元朝皇帝从大都出发的宏大场面：“当年大驾幸滦京，象背前驮幄殿行。国老手炉先引导，白头联骑出都城。”周伯琦记载了旅途邮亭的景色和元朝皇帝的象舆到达上都的场景与感受：岭西通驿传，山尽见邮亭。万灶闾阎聚，千辕骠骑营。市桥风策策，野堠雾冥冥。雄略卑秦陇，孤兵笑广青。南坡延胜概，一舍抵开平。地蕴清凉界，天开锦绣城。雷轰驼鼓振，霞绚象舆行。填道都人士，瞻前戴圣明。

范梈（1272—1330，字德机，清江人）则记载了旅途中的感想：天官幕府盛诸卿，又从皇舆赴上京。邂逅同为远道客，比邻犹有故乡情。秋风响近弹琴峡，夜月悬当直斗城。须记今年上马日，麟蒲杯里试长生。

类似的诗文还有很多，这里不再列举，关于从大都到上都的旅程和旅途见闻，周伯琦记载最详细，引如下：至正十二年（1352），岁次壬辰，四月，予由翰林直学士、兵部侍郎拜监察御史，视事之第三日，实四月二十六日，大驾北巡上京，例当扈从。是日启行，至大口留信，宿历皇后店、阜角至龙虎台……龙虎台在昌平县境，又名新店，距京师仅百里。五月一日，过居庸关而北，遂自东路至瓮山，明日至鸡坊，在缙山县之东……今名龙庆州者，仁庙降诞其地，故也。州前有涧，名芗水，风物可爱。又明日，入黑谷，过色珍岭，其山高峻，曲折而上，凡十八盘而即平地。遂历龙门及黑石头，过黄土岭至程子头，又过穆尔岭，至颉家营，历拜达勒至沙岭，自车坊黑谷至此，凡三百一十里。皆山路崎岖，两岸悬崖峭壁，深林复谷中，则乱石荦确，涧水合流，淙淙终日。关有桥，浅处马涉，颇艰人烟，并村坞僻处二三十家，各成聚落，种艺自养。山路将尽，两山尤奇，耸高出云表，如洞门然。林木茂郁，多巨材。近沙岭则土山连亘，堆阜连络，惟青草而已。地皆白沙，深没马足，故岭以是名。过此，则朔漠平川如掌，天气陡凉，风物大不同矣。遂历哈扎尔至什巴尔台，其地多泥淖，以国语名。又名牛群头，其地有驿，有邮亭，有巡检司，阛阓甚盛，居者三千余家。驿路至此相合，而北皆刍牧之地，无树木，遍生地椒、野茴香、葱韭，芳气袭人。草多异花五色，有名金莲者，绝似荷花而黄尤异。至察罕诺尔，云然者，犹汉言“白海”也。其地有水泺汪洋而深不可测，下有灵物，气皆白雾。其地有行在宫，曰亨嘉殿，阙廷如上京而杀焉，置云需总管府，秩三品以掌之。沙井水甚甘洁，酿酒以供上用，居人可二百余家，又作土屋养鹰，名鹰房，云需府官多鹰人也。驻跸于是，秋必猎校焉，此去巴纳曰郑谷店，曰明安驿、泥河儿，曰李陵台驿、双庙儿，遂至桓州，曰六十里店。桓州即乌丸（乌桓）地也，前至南坡店，去上京止一舍耳。以是月十九日抵上京，历巴纳凡十有八，为里七百五十有奇，为日二十四。

三、元代江南士人的上都生活

上都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位于蒙古高原，由于深处内陆再加上纬度和海拔较高，气候冬季寒冷，夏季凉爽。元人熊太古（字邻初，丰城人）写道：开平古乌桓之国，今南行一站即桓州，自冬涉春，冰冻不解。四月草木萌蘖，春花五月开，夏花六月开，秋花七月，八月后，霜雪冰冻不复解矣。

范玉壶（杭州人）也有《上都诗》云：上都五月雪飞花，顷刻银妆十万家。说与江南人不信，只穿皮袄不穿纱。

这些记述，反映了上都气候的寒冷，对于生活在江南，冬天冰雪少见的江南士人来说，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即使是农历的四月到八月，也会让他们感觉不适应。本节根据史料，考察江南士人在上都的生活情况。

衣食住行是江南士人在上都生活的最基本的方面，士人来到上都以后，首先需要找到住处，然后才能从事其他活动。就扈从的江南士人来说，当地留守司安排住处，无衣食之忧；对于只身前往上都的儒士来说，只好自己寻找栖身之地。如吴直方泰定元年（1324）被荐为上都路儒学正，“迨之官，已为代者所先。时太师德王马札儿台（1285—1347，蒙古贵族，篾里乞氏）留守滦京，闻公气宇恢廓，延而与之语，大悦，以为南阳诸葛孔明亦不是过。因聘入宾馆，使教其二子，长则中书右丞相脱脱，次则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公遂留德王家。”这样吴直方在马札儿台家里做了塾师，在上都有了栖身之地。

元代扈从江南士人的住处，与一般扈从官员一样，多是在上都的官署、儒学、道观等地安排的临时住处，周伯琦有诗写道：“官曹多合署，贾肆不常居。”就反映了这一点。袁桷至治二年（1322）四月扈从上都，到达上都以后写道：八日至开平，舍于崇真宫。有旨，道士免扈从，宫中阒无人声。车驾五月中旬始至，书诏简绝，仅为祝文十三道，悲愉感发，一寓于诗。

从这条材料可以看出，他当时住在上都的崇真宫，并且比皇帝提前到达上都。而胡助扈从上都，则是住在上都的官署中，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至顺元年（1330）夏五月，大驾清暑滦阳，翰林诸僚佐扈从，而助亦在行中，……比至上都官署，寓于视草堂之西偏文翰，学士虞先生乘传赴召，先生至于堂上，留数十日。

这条材料说明，除了胡助住在上都官署视草堂之西偏文翰（堂）以外，地位更高的文士虞集受招到上都，也是住在这里。由于扈从官员都是临时居住，加上上都作为草原都城，物资供应困难，只能因陋就简。柳贯在描述上都国子监（学）的诗中写道：言寻圜璧宫，纡徐临雉城。茀地三数亩，虐堂十余楹。稍加溉扫勤，得遂憩息清。

除了住在上都官方安排的官署、儒学、道观以外，一些江南士人还住在当地的旅店里。杨瑀记载：余屡为滦京之行，每宿于李老峪酒肆，其家比之它屋，稍宽敞焉。

江南儒士在上都的住处一般都是土屋，柳贯有“山邮纳客供次舍，土屋迎寒催墐藏”的诗句。袁桷也有诗写道：“土屋苫草成屠苏，前床翁媪后小姑。我郎南来得小妇，芦笛声声吹鹧鸪。”从袁桷这首诗来看，他是住在上都当地居民家的土屋里，有小妇陪伴，可谓其乐融融。

关于扈从江南士人的供应问题，元人危素专门记载了上都国子监的供应情况，他在《国子监分学题名记》一文中指出：“初留守司供稍食，至正□年罢，独国子监自大都计钱粟以来。”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国子监岁以助教一员佩印分学，学正、学录或一员，伴读四人，实从诸生之在宿卫或从父兄，多至数十人。以禀给庖隶自随。

从危素的记载可以看出，元代扈从官员（至少是文职官员）的供应最初由上都留守司支付，后来留守司没有能力供应，至正年间，改为官署（包括国子监）从大都自带。从大都自带供应到上都扈从，确实反映了元朝末年国家经济的困难。周伯琦在《上京杂诗十首》中有“事简惟供亿，秋归幸羡余”的诗句，反映了上都扈从官员物资供应的紧张。

除了居住简陋和物资供应紧张以外，生活在草原腹地人口稀少的元上都，以文墨为业的江南士人的日常生活，倒是非常清闲。下面看看江南士人分布比较集中的上都分学和翰林院两个机构中，江南士人日常生活的情况。

国子学上都分学是江南儒士供职的主要机构之一，元人许有壬（1287—1364，字可用，汤阴人）记载：“至元六年（1269），（元世祖）命留守臣颜蒙古岱作孔子庙都城东南。仁宗皇庆二年（1312），命留守臣贺胜（1271—1320，字贞卿，京兆人），重葺旧殿，增廊庑斋厅、庾廪庖湢、门闳垣墉。西偏为堂庐，以待国子分学。”泰定二年（1325），上都国子学重新修缮，时任国子助教的程端学（1278—1334，字时叔，鄞县人）记载：泰定二年（1325）四月十一日，将仕郎国子助教程端学，以诸生随驾至上都，……十九日开学，七月二十六日南还。余之来也，见学舍新美，而器物有未备者，言诸御史台、中书工部留守司，得木及工，为墙以限内外，为门以谨出入，为栈阁以御湿，为座榻以即安。复言诸集贤院、中书省，中书、刑部得官奴以充守者，其未备者，则待后之人。

从这则史料可以看出，上都国子学从开学到南还，仅三个月零七天的时间。泰定二年（1325）以前，上都国子学没有围墙，没有校门，也没有看守者，可见其条件的简陋。天历二年（1329），国子助教分学上都，这一年是七月三日开学，九月二日南还，上课还不到两个月。陈旅（1287—1342，字众仲，莆田人）在开学时给学生讲到：车驾岁幸于兹，百司庶府，罔不奔走，尽瘁乃事……唯学官与其徒，得给驿传，委积至，则与诸生大屋以处，而有司归饩焉。公卿大夫又持酒肉醉饱之，校其所为，则唯朝夕讲诵，自资其所学，不作劳于官也。何惠贶之殷，而责效之凉也如是哉？窃尝思其故矣，国家所以优吾党异于他职业者，得非以吾道功用之大，其它固莫可得而比欤？然则吾党之为责也重矣。至元以来，庞臣硕辅出于吾国学者，功在社稷，泽被生民，有足征已。凡在斯堂者，其毋愒、毋玩、毋忽、毋诞，当究心圣人之言，约而有之于己，举而措之于事业，则无愧于昔之为国学生者。不然，徒食县官，无补于治人，得以议我矣。若夫倚席不讲，唯窃稍焉，则亦不能逭其责也。

陈旅的演讲非常诚恳，反映了他对上都国子学尽职尽责的工作态度。周伯琦在关于上都学宫的诗中也记述了上都国子学的情况：学舍重开大殿西，牙符给事籍金闺。吾伊日课翻青简，挥染还看写赫蹄。紫燕交飞夏日长，虎门风动撼仓琅。小侯饱咏诗书（译）[泽]，共拟皋夔佐庙堂。

上面材料反映了上都国子分学的运行情况，我们看到，上都分学确实在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运行。不过，元代上都分学正常运行是比较困难的，不仅前面所述的物质条件简陋，而且，“弟子员或宿卫，或从父兄，无定数”。这些宿卫身份的学生要参加皇帝的狩猎、质孙宴会以及宿卫皇宫，不可能保证起码的出勤率。马祖常（1279—1338，字伯庸，汪古人，定居光州）有诗写道：“斋居芹宫旁，永日少人迹。”就反映了上都国子学的清闲与冷清。

翰林院是扈从江南士人集中的另一个重要机构。关于上都翰林院的运行情况，马祖常写道：惟词臣独无它为，从容载笔，给轺传，道路续食，持书数囊，吏空牍，旬日不一署文书。夙夜虽欲求细劳微勤以自效，而亦无有，然后知上之人不欲役其心，使之精研于思虑，而专以文字为职业，非如众有司，务以集事为贤者也。

这样看来，上都的翰林院比上都分学还要清闲，元人的一些诗歌也证明了这一点，许有壬写道：“最怜学士神仙福，终日吟诗不造朝。”周伯琦有诗写道：“分班扈跸到滦京，侍从官闲暑气清。”马祖常的一首关于上都翰林院的诗也写道：“突兀秋云不可耕，槎牙老树半枯荣。上京玉署清凉境，闲伴鳌峰作弟兄。”

这种清闲的生活，使得江南士人有时间和精力吟诗唱酬，促进了元上都诗歌的繁荣。这种诗歌唱酬，发生在朋友之间、同事之间以及皇帝宴会游猎的场合，很多材料说明了这一点。仇远有诗写道：“昔在上都，唱和皆不移刻。”黄溍在《上都分院》一诗中写道“趋跄旅群彦，官烛分余光。琴册森在侧，谈笑来清觞。列坐无所为，陈诗咏黄唐。”胡助则写道：“龙门晓日乘骢过，滦水秋风看雁飞。想见从官多赋咏，时巡无逸谏书稀。”陈孚也有诗写道：上国群公集，秋深画省开。虚檐河影近，凉苑树声来。独坐多幽趣，高吟有逸才。平明当献纳，骑马踏轻埃。

丰富多彩的上都诗歌，为我们了解上都江南士人日常活动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下面根据元代上都诗文，考察上都江南士人的主要活动。

首先，士人之间的出游或聚会。前面已经说明，作为扈从的文士，没有繁忙的工作，平时非常清闲，这给他们聚会出游创造了条件。士人一起或游览上都风光，或畅谈人生理想，或谈论政治得失，其乐融融。这种聚会，士人一般都会吟诗助兴。元代江南士人出游的诗作很多，廼贤（1309—？，字易之，哈剌鲁人）在《次上都崇真宫呈同游诸君子》一诗中写道：鸡鸣涉滦水，惨淡望沙漠。穹庐在中野，草际大星落。风高马惊嘶，露下黑貂薄。晨霞发海峤，旭日照城郭。嵯峨五色云，下覆丹凤阁。琳宫多良彦，休驾得栖泊。清尊置美酒，展席共欢酌。弹琴发幽怀，击筑咏新作。生时属承平，幸此帝乡乐。愿言崇令德，相期保天爵。

这首诗为我们展示了元代士人聚会上都、饮酒赋诗的欢乐场景。陈孚在《金莲川》一诗中写道：茫茫金莲川，日映山色赭。天如碧油幢，万里罩平野。野中何所有，深草卧羊马。昔人建离宫，今存但古瓦。秋风吹白波，犹似哀泪洒。村女采金莲，芳香红满把。岂知步莲人，艳骨掩泉下。人生如蜉蝣，百年无坚者。安得万斛酒，浩歌对花泻。

这首诗为我们展示了上都金莲川的壮美景色以及诗人对人生的感慨，类似的诗还有很多，这里不再列举。

江南士人聚会探讨人生的诗作也有很多，柳贯在一首诗中写道：曹务唯章句，官规自法程。斋扉侵雨润，宴几得风清。历历三刀梦，行行万里城。明年遂耕隐，深仗酒为名。

这首诗反映了柳贯对人生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江南士人聚会上都，谈论的主要问题还是当前政治。有人利用这个机会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寄希望于当权者的重视，有人谈论政治热点问题，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陈孚在《开平即事》中有“微臣亦有河汾策，愿叩刚风上帝关”的诗句。程钜夫大德十一年（1307）扈从上都，“暇日，与安仁倪君仲实语，因及吏治”。曾德裕例子更加典型，元人刘岳申记载：尝过上都，遇近臣就君同止宿，因极论当时世，语倾竭。近臣闻君名久，得君大喜，益奇君，凡所建明，多出君，即荐君才可大用。近臣素恶俗吏，尝与君期十年可空其群，使中外布满尽为士大夫。君为言国族天性淳原，不宜与他族并，宜加教养，以别属籍，益重本支，仍抑他族，以防僣冒，其大者如端本以正宫闱，劝善以化都城，兴学校以求人材，行科举以变俗吏，定考功以核官政，用泉货以通钞法。而尤以美教化、厚风俗为急，一时谋议，略施行矣。授翰林直学士，代言有汉制之风，虽老于文学者，或愧之。

其次，主持或参与上都路的科举考试（乡试），是上都扈从士人的另一种重要活动。元代科举三年一科，每到科举之年，上都本地的乡试，一般由扈从的士人主持，一些扈从的江南士人参与其中。周伯琦关于上都纪事诗的《前序》中写道：“是年复科举取士，制承中书檄，以八月十九日至上京，即国子监为试院，考试乡贡进士。”陈旅和宋褧（1294—1346，字显夫，大都人）都有与东平士人苏天爵（1294—1352，字伯修，真定人）一起参与上都科举的经历，陈旅在《贡院中次苏伯修韵上都》一诗中写道：幞被秋闱怯嫩寒，省郎传檄闭门阑。玄云落纸蚕声老，红密花开蜃影残。览卷忽惊千载近，摛辞尤快一时看。才华总为升平出，我得书名补稗官。

宋褧《和苏伯修应奉上都试院夜坐韵》中也写道：八月帘帷试夜寒，诸公文酒度更阑。然藜共喜临天禄，分芋何劳问懒残。谁许桂枝平地折，莫将花样近来看。主司不是冬烘者，解送宜胜十政官。

第三，根据元朝的制度，皇帝来到上都以后，要大会宗亲贵族以及高级官员，举行盛大的宴会（诈马宴），还要举行具有“国俗”特点的围猎、游皇城、“放走”等活动。这些活动一般都有扈从的文士参加，一般百姓也可以观看。因此，参加元朝皇帝在上都的宴会、狩猎、游皇城等活动，成为上都江南士人日常生活中最激动人心的内容。这样的诗文也是最多。

周伯琦记述了上都诈马宴的情形：国家之制，乘舆北幸上京，岁以六月吉日，命宿卫大臣及近侍，服所赐质孙、珠翠、金宝、衣冠、腰带，盛饰名马，清晨自城外各持彩仗，列队驰入禁中。于是，上盛服御殿临观，乃大张宴为乐。唯宗王戚里、宿卫大臣前列行酒，余各以所职叙坐合饮，诸坊奏大乐，陈百戏，如是者凡三日而罢。其佩服，日一易，大官用羊二千、噭马三匹，它费称是，名之曰质孙宴。质孙，华言一色衣也，俗呼曰诈马筵。至元六年（1340）岁庚辰，忝职翰林，扈从至上京。六月廿一日，与国子助教罗君叔亨，得纵观焉。因赋《诈马行》以记所见。

他的有关宴会的诗写道：百日开名宴，崇班列上公。马鸣金妖娆，冠耀玉玲珑。合乐咸韶奏，群羞水陆丰。林林应述职，能继古人风。

贡师泰有上都诈马宴的组诗，诗中记述了诈马宴的过程及盛大场面：紫云扶日上璇题，万骑来朝队仗齐。织翠辔长攅孔雀，镂金鞍重嵌文犀。行迎御辇争先避，立近天墀不敢嘶。十二街头人聚看，传言丞相过沙堤。棕榈别殿拥仙曹，宝盖沉沉御座高。丹凤衔珠装袅娜，玉龙蟠瓮注葡萄。百年典礼威仪盛，一代衣冠意气豪。中使传宣卷珠箔，日华偏照郁金袍。卿云弄彩日重晖，一色金沙接翠微。野韭露肥黄鼠出，地椒风软白翎飞。水精殿上开珠扇，云母屏中见衮衣。走马何人偏醉甚，锦鞲赐得海青归。箫韶九奏南风起，沙燕高低扑绣帘。醽绿酒多杯迭进，鹧鸪香少火重添。旧分宫锦缘衣涃，新赐奁珠簇帽檐。日午大官供异味，金盘更换水晶盐。清凉上国胜瑶池，四海梯航燕一时。岂谓朝廷夸盛大，要同民物乐雍熙。当筵受几存周礼，拔剑论功识汉仪。此日从官多献赋，何人为诵武公诗。

除了这些扈从的江南士人有机会“纵观”诈马宴以外，作为一般百姓游历上都的杨允孚，也有关于诈马宴的诗作，说明他也是亲身经历了诈马宴场面：锦衣行处狻猊习，诈马筵开虎豹良。特敕云和罢弦管，君王有意听尧纲。（诈马筵开，盛陈奇兽，宴享既具，必一二大臣称成吉思皇帝札撤于是，而后，礼有文，饮有节矣。云和署隶仪凤司，掌天下乐工。）

除了诈马宴以外，上都江南士人还经常有机会参加或观看元朝皇帝的御宴，柳贯在《观失刺斡耳朵御宴回》一诗中写道：毳幕承空柱绣楣，彩绳亘地掣文霓。辰旗忽动祠光下，甲帐徐开殿影齐。芍药名花围簇坐，蒲萄法酒拆封泥。御前赐脯千官醉，恩觉中天雨露低。

每年皇帝要离开上都，也要举行宴会，称马妳子宴，也有江南士人参加，杨允孚有诗为证：内宴重开马湩浇，严程有旨出丹霄。羽林卫士桓桓集，太仆龙车款款调。（马湩，马妳子也。每年八月开马妳子宴，始奏起程。太仆寺，掌马者。）

另外，上都江南士人还参加游皇城和“放走”等活动。游皇城是元朝每年在大都和上都都举行的盛大游行，关于上都的游皇城，江南士人当然可以从旁观看，杨允孚有诗记载：百戏游城又及时，西方佛子阅宏规。彩云隐隐旌旗过，翠阁深深玉笛吹。（每年六月望日，帝师以百戏入内，从西华门入，然后登城设宴，谓之游皇城是也。）“放走”是元朝举行的长跑比赛，每年在大都和上都举行。杨瑀和陶宗仪对此都有记载。杨允孚有诗记载上都“放走”的情况：九奏钧天乐渐收，五云楼阁翠如流。宫中又放滦河走，相国家奴第一筹。（滦河至上京二百里，走者名贵（由）赤，黎明放自滦河至御前，巳（时），初中刻者，上赏。）

第四，切磋诗文，也是上都江南士人的主要活动。胡助记载：至顺元年（1330）夏五月，大驾清暑滦阳，翰林诸僚佐扈从，而助亦在行中……比至上都官署……闲暇吟哦亦不废。是时，学士虞先生乘传赴召，先生至于堂上，留数十日，日侍诲言。先生属以目疾惮书，凡有所作，往往口占而助辄从傍执笔书焉。助或一诗成，必正于先生，而先生亦为之忻然，其所以启迪者多矣，兹非幸欤？

从上面论述来看，元上都江南士人的生活还是比较丰富的。他们基本上有固定的住处，没有衣食之忧。他们又比较清闲，有时间和精力游览上都及附近地区以及参加元朝皇帝的各种娱乐活动，更有条件与朋友一起吟诗行酒，享受人生的乐趣。

江南士人初到上都时，对上都的一切都感兴趣，其诗文中记载了很多他们以前从来没有看到的奇异现象，柳贯在诗中写道：谣俗随方异，沟途隔舍迷。醺人惟马湩，劝客有驼蹄。殿角孤花靓，城隅杂树低。天涯中夜舞，如意昔曾携。

柳贯在另一首中记载了上都的冰雹：乱抛荆玉抵飞鹊，恣掷桃核随飘风。坐移向壁防碎首，急卷巾席何匆匆。

杨允孚的诗中写了上都的外国人等奇异的事情：偶因试马小盘桓，明德门前御道宽。楼下绿杨楼上酒，年年万国会衣冠。怪得家僮笑语回，门前惊见事奇哉。老翁携鼠街头卖，碧眼黄髯骑象来。

上面所引诗中，上都的马奶酒、驼蹄、冰雹、万国衣冠、街头卖鼠、大象等都使江南士人感到非常新奇，这些新奇的事物，足以使江南士人兴奋，为他们旅居上都的生活增加情趣和色彩。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江南士人的上都生活同样也有一些不如意的方面。上都寒冷的气候、陌生的生活方式、对家乡的思念以及无所事事带来的空虚感，都使他们感觉不快。杨允孚写到上都的寒冷：出塞书生瘦马骑，野云片片故相随。冻生耳鼻雪堪理，冷入肝肠酒强支。

欧阳玄也写道：小雨阴风夏夜阑，穿窗扑面雪成团。平明笑与长官说，天上玉京如此寒。

杨允孚还记载了他强烈的思乡之情：百事关心有许忙，秋风掠削鬓边凉。晓来为忆西山雨，怕看行人归故乡。买得香梨铁不如，玻璃碗里冻潜苏。书生半醉思南土，一曲镫前唱鹧鸪。我忆江南好梦稀，江山于我故多违。离愁万斛无人管，载得残诗马上归。

上述寒冷的气候和思乡等因素，使上都江南士人比较痛苦，盼望南归。所以，柳贯在听说“大驾北巡，将校猎于散不刺，诏免汉官扈从，南旋有期”以后，“喜而成咏”。

上都回程以后，江南士人感觉“道途良劳，心思凋落”，已经失去了来时的热情，胡助在《上都回》一诗中写道：去时两马行迟迟，回时四骑如飞驰。……一朝风雨天莫测，泥涂烂熳衣淋漓。黄昏下马投土室，熏然暖榻舒四肢。五更睡熟又催起，此身安乐知何时。居庸山水新霁色，左右清景轩须眉。健德门前一杯酒，崎岖已复还京师。

关于江南士人回程的情况，周伯琦有详细的记载，这里不再详述。

四、元代江南士人与上都及其相关知识在江南的传播

上都对江南来说非常遥远，有关上都及其相关知识对江南社会来说，也比较陌生。不过，通过检索史料我们发现，元上都及相关知识通过江南士人，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江南士人成为传播元上都及其相关知识的重要传播媒介。元人汪元量在《卢奉御自上都回见访》一诗中写道：昨宵我梦中南去，今日君从直北来。说尽穷阴无限事，呼童携酒上金台。

诗中的“说尽穷阴无限事”，实际上就是在谈论或传播与元上都有关的知识。元代的知识传播分两个时期，元朝前期是理学北传的时期，对元朝的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说明。元朝中期以后，随着元朝政权在江南统治的稳定，有关元王朝和蒙古民族的知识逐步南传。除了官方媒体把元朝政权的各种制度、法令等信息，通过圣旨宣读、官方的榜文以及民间的粉壁等途径传播到江南以外，元王朝皇帝、贵族官僚的趣闻轶事、元朝的都城大都和上都、元朝蒙古人的习俗、制度和日常生活方面的信息，则是通过民间各种途径传到江南，成为江南居民饭后茶余的谈资。这些南传的知识中，元上都及其相关知识，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元上都及相关知识的来源和传播媒介，绝大部分应该归功于到过上都的江南士人。

江南士人传播的相关知识中，首先是发生在上都的趣闻轶事，这种事情生动形象，很快就成为街头巷议的话题。杨瑀曾多次到过上都，他的笔记里记载了两则关于上都的故事，第一则是宋恭帝妃子殉节的故事：至元十三年（1276）丙子正月廿二日，伯颜丞相入杭城。二月廿二日起，发宋三宫赴北。四月廿七日到上都，五月初二日拜见世祖皇帝，十一日命幼主为检校大司徒、开府仪同三司，进封瀛国公。十二日，内人安康朱夫人、安定陈才人，又二侍儿失其姓氏，浴罢，肃襟闭门，焚香于地，各以抹胸自缢而死。解下衣中，有清江纸书一卷，云：“不免辱国，幸免辱身，不辱父母，免辱六亲，艺祖受命，立国以仁，中兴南渡，计三百春，身受宋禄，羞为北臣，大难既至，劫数回轮，妾辈之死，守于一贞，焚香设誓，代书诸绅，忠臣义士，期以自新。丙子五月吉日泣血书。”十三日奏闻，露埋四尸，取其首悬于全后寓所，以戒其余。

这则故事的来源，杨瑀记述道：“在上都时济门，予尝闻之先父枢密，因观《周草窗日抄》，亦载此事。又得《祈请使日记》、严光大《续史》，所说相同。”说明杨瑀是亲自在上都的时济门听到其父（杨昌宋）所讲的这个事迹，并从《祈请使日记》和《续史》中得到佐证。于是他认为：“若此贞烈，可不广传乎？”这说明杨瑀父子是这个故事最重要的传播者之一。

第二则故事是关于顺帝初，丞相伯颜在上都平定燕帖木儿手下将领刺刺拔都儿叛乱时，发生的趣事：刺刺拔都儿乃太平王将佐，后至元三年（1337），杀唐其势（燕帖木儿之子）大夫于宫中，外未之觉也。因其余党皆在上都东门之外，伯颜太师虑其生变，亲领三百余骑往除之。刺刺望见尘起，疑有不测，乃入账房中，取手刀弓箭带之上马，遇诸途，短兵相接，而以其手刀挥之，将近伯颜太师之马，而刀头忽自坠地，遂逃以北，乃追回杀之。且刺刺名将也，岂有折刀之说？后询其故，乃半月前此刀曾坠地而折，家人惧其怒，虚装于鞘中，事非偶然，岂人力可致？

从行文内容推测，这则故事是杨瑀在上都听别人所言，经过“询其故”，他对这个故事进行了思考或调查，弄清楚了真正的原因，然后将其传播到江南。

其他一些江南儒士，虽然他们没有去过上都，但他们从其他渠道了解到有关上都的故事，然后将其传播开来。孔齐在其笔记中讲述了一个上都义雁的故事：溧阳同知州事保寿，字庆长，畏兀人，寓常州。尝陪所亲某人从车驾往上都，回途中遇二雁，射其一，至暮，行二十余里，宿于账房。其生雁飞逐悲鸣于空中，保寿及所亲皆伤感，思家之念，不忍食之。明日早起，以死雁掷去，生雁随而飞落，转觉悲呼，若相问慰之，状久不能去。其人遂瘗之，时庚寅秋九月，与予谈及此，已十年前事也。

孔齐这则故事的来源是溧阳州同知保寿的讲述，讲述的时间是庚寅（至正十年，1350）九月，他听到以后，感觉有利于风俗教化，将此故事记录下来，在江南传播。

熊太古是亲自到过上都的，他的笔记中也记载了一件关于动物的奇异事情：胎生、卵生分羽毛二族，余经上都，过雕巢站，站吏指站后山上一穴云：往来雕巢，其中生三卵，一为雕，一为犬，一为蛇。心切疑之。后于脱脱丞相家见一犬，生客咸指此犬为雕窠所生，则知向者所闻不为异也。

上面所讲的事情是熊太古在上都附近的驿站听站吏讲述的，起初以为是荒谬的，后来有了脱脱家犬的例子，他才信以为“真”，记录下来，流传江南。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在元代江南士人传播的元大都及其相关的知识中，尽管在今天看来，有些是荒谬的，但大部分都是传播者在听说以后，经过验证，记录下来，然后在江南传播。一些知识则通过了传播者的亲自考察和研究。熊太古的笔记（《冀越集记》）中有《上都观马》、《鸟兽性畏寒》、《南北鸟兽》、《燕鸿》等，这些内容都是他在上都和其他地区亲自观察和研究的结果。他在《燕鸿》一文写道：燕以春社而来，秋社而去。鸿雁以春社而北，秋社而南，此在中国所见也。若北至上都开平府，立秋日燕即去，大都则必候秋社方去。又在广海，近冬至方去。燕在北归早，在南方归迟，盖畏寒也。鸿雁在上都七月到八月至中土，湖南至衡阳而止，江西至吉赣而止，龙兴属邑宁州，亦无雁，盖鸿雁本水鸟，山多处皆无秋，而南飞亦畏寒也。

从行文中可以看出，熊太古关于上都鸟类的知识，确实是经过他亲自观察得出的结论。当然，在江南传播的元上都相关知识中，也有一些加进了江南士人个人的观点，孔齐对元朝皇帝上都巡幸的记载就是如此，他记述道：国朝每岁四月，驾幸上都避暑为故事，至重九还大都，盖刘太保当时建此说。以上都马粪多，一也；以威镇朔漠，二也；以车驾知勤劳，三也。还大都之日，必冠世祖皇帝当时所戴旧毡笠，比今样颇大，盖取祖宗故物，一以示不忘，一以示人民知感也。上都本草野之地，地极高，甚寒，去大都一千里，相传刘太保迁都时，因地有龙池，不能干涸，乃奏世祖当借地于龙，帝从之，是夜三更，雷震龙已飞上矣。明日，以土筑成基，至今有焉。乱后，车驾免幸，闻宫殿已为寇所焚毁，上都千里皆红寇，称伪龙凤年号，亦岂非数耶？

这里，孔齐在传播上述事情的过程中，先是综述了他所听说的一些上都的知识，再以他自己的天命观，解释关于上都的变迁。

从史料来看，元代江南流传的关于元上都及其相关知识，来源比较复杂，有的直接来自上都江南士人的记载，有的是在江南做官的北人（蒙古、色目和北方汉人）的讲述，有的则是江南士人间的多层次传播，中间加进一些主观内容，但大部分知识，很明显是从游上都的江南士人的诗文里流传开来的。在这些知识传播的过程中，到过上都的江南士人，无疑起到了最重要的媒介作用。

五、结语

元上都是元朝最重要的草原都城，对于生活在江南的士人来说，非常新鲜而陌生。元朝中后期开始，江南士人通过扈从、游历等方式来到这里，为这座城市增加了一些亮丽色彩，在元朝皇帝的宴会、狩猎、游皇城、放走等活动中，出现了江南士人的身影。江南士人歌咏上都的诗文，成为元代文学发展的瑰宝。更为重要的是，在茫茫的蒙古草原，出现了关于传统汉文化的历史记忆。

元代江南士人在上都的生活非常清闲，这为他们游览上都景色、参加皇帝的宴会和士人之间的诗文唱酬提供了有利条件。江南士人的诗文，对上都的宫殿、皇帝的活动、上都的自然景色、风土民情都有记载，成为元朝上都和相关知识在江南传播的重要来源。通过江南士人游上都，大量的关于上都的知识，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江南士人传播开来，成为江南居民茶余饭后的谈资，这些知识，满足了江南社会对元朝认识的内在需求，也为传统文化加进一些全新的内容，有利于文化发展和民族之间的包容与涵化，为元代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做出了贡献。

第三章：游京师——元大都的江南儒士群体

京城是古代中华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历代政治家和各种人才施展才能的最广阔的舞台，因此，对于各地渴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儒士来说，京师意味着更多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基于这一点，中国古代的儒士在处境不利的情况下，经常到京城寻找个人发展的空间和机遇，古代文献中对这种现象记载很多。如西汉学者杨雄，“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师”。东汉儒士任末“游京师，教授十余年”。北宋儒士欧阳修“少以进士游京师，因得尽交当世之贤豪”。宋杭州儒士卢稹“游京师，时徐铉以宿儒为士子所宗，览稹文，甚奇之，为延誉于朝”。金儒士李仝（同）“游京师，遍谒一时巨公显人，间投之以所业，冀幸撼动，借声势因有所谐。”尽管历代对儒士游京师现象毁誉不一，但它已经成为中国古代儒士寻求个人发展空间的一种方式，对历代选举制度而言，也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元朝是蒙古贵族统治的王朝，江南儒士的处境和社会地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蒙古统治下的四个等级群体中，江南儒士属于南人，社会地位最低。元朝有限的科举、荐举以及“岁贡儒吏”的选举制度，很难满足其入仕要求，于是大量江南儒士到都城大都（今北京市）寻找发展机遇。尽管元大都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不适合江南儒士的生存，但大部分江南儒士在这里生存下来，他们通过向皇帝上书、向权贵自荐自己的文章和才能等方式，获得荐举入仕的机会，他们还与元朝翰林国史院、集贤院、国子学等机构的士人官员，以及元朝倾向汉法的一些蒙古、色目官员，建立起广泛的社会网络，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成为元大都政治、文化生活中一个比较活跃的社会群体。

相对江南儒士来说，元代属于汉人族群（包括北方汉族以及女真、契丹等民族）的北方儒士不仅数量较少，入仕的情况也远远好于江南儒士，因此元代游京师的主体是江南儒士。有关江南儒士游京师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丁昆健《从仕宦途径看元代的游士之风》探讨了元代游士的一般情况，本人《元代游学初探》考察了元代游学的情况，对于元代儒士游京师的问题，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专门的研究成果。本章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主要考察元代江南儒士游京师的原因、求仕手段、结果以及他们在大都的生活状况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这一现象的文化意义，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顽强的生命力。

一、元代江南士人游京师的基本情况

元朝江南儒士游京师之风非常盛行，本人通过检索史料，发现了大量江南儒士游京师的案例，现将有关情况列表统计如下（3-1）：元代游京师的江南儒士统计表3-1

上面的表格统计了163位江南儒士游京师的情况，从这些儒士的地域分布来看，有明确记载的141人，江浙行省最多，有82人，占58.1％；江西行省次之，为51人，占36.1％；湖广行省最少，仅7人，占4.8％。就时间分布来看，有确切时间记载的69人，元初（世祖在位时期）5人，占7.3％；成宗到文宗的元朝中期41人，占59.4％；顺帝在位时期（元末）23人，占33.3％，可以看出，江南儒士游京师之风气，在元成宗以后的元朝中期逐步形成，一直持续到元末。

二、元代江南士人游京师的目的

元代大多数江南儒士游京师，目的是求官，以改变自己的不利处境，这一点毋庸置疑。不过，具体就每个儒士来说，游京师的目的则各有不同。从史料看，元代江南儒士游京师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首先，建功立业。儒家思想主张修齐治平，有强烈的建功立业倾向。元代科举废除以后，大部分士人只能隐居丘壑，默默无闻。这种情况使江南儒士倍感压抑，因此，一部分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儒士尝试通过游京师，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儒士镏斗凤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做过集庆路句容县学官，不久慨然曰：“大丈夫坐庙堂，佐天子出号令，以保乂庶民。不然仗节出万里外，气慑强敌耳，奈何栖栖服章逢乡井耶？”于是“绝江渡淮，遡河济，过齐鲁之邦，遨游燕赵间”。儒士李裕（字公饶）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从学者许谦“推明濂洛关闽之学”，不久，喟然叹曰：“学之所贵者，明体适用，苟不见诸用，犹玉巵而无当，未见其可也。”于是告别亲友，杖策游京师。台州儒士张明卿（字子晦）在至大年间，“有诏求直言，公慨然为《政事书》一卷，将渡大江，凌黄河，以献于朝。另外，吉安儒士萧雷龙的例子也比较典型：元平江南，束书游燕都……有言于世祖者，即遣使者召见，奏对称旨。翼日，复条崇学校、进贤才、薄赋敛、均徭役、禁驱奴、革和买六事以闻。

元代江南儒士社会地位较低，但胸怀建功立业志向的仍然不少，在隐居乡里失去报国机会的情况下，一些人通过游京师，直接向元政府最高层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希望以此得到成就事功的机会，这是元代江南士人游京师的目的之一。

第二，振兴家族。儒士社会地位的下降，对江南儒士之家族打击很大，大部分儒士家族已经失去了昔日的荣耀，于是一些儒士试图通过游京师进入仕途，来挽救其家族的衰落。安仁县儒士汤深（字造道）为宋尚书某的从兄，“入国朝，故家多零替，先生独力学，支柱倾压”。他“尝一游京师，历燕赵齐鲁之墟”。宜兴岳氏南宋时为仕宦之家，元朝岳氏“竟尔销谢而不能有其家矣”，后人岳榆（字季坚）决定北游京师，“人讶其衣褐无寸赢，亦何所挟而翩然有事于数千里之外哉”？季坚曰：先人由韦布登仕版，其言行历有可传世而垂后者，惧将泯无闻也，吾将扫文儒先生之门，庶几委雄文，勒贞石，所谓发幽光于朽坏，慰孝思于无穷，吾岂辞不肖而惮夫贫哉？

岳榆的上述言论，反映了他通过游京师振兴家族的强烈愿望。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叶李为宋太学生，元初受世祖征召，授尚书省左丞，叶李致仕以后家道中落。其孙叶子中诉说：“自吾祖文简公（叶李）之告老也，所被赐田宅宝货，悉表还于朝，家无留资。而吾父又早逝，赖吾母扶树门户，不以盐米细故累吾身。”为了振兴家族，叶子中于至正四年（1344）游京师。戴胄（字养和）台州黄岩人，其先在宋朝“以诗书家著称，尝有显者”。他精通《周易》，“尤精推验测究之法”，后游京师。

对于这些儒士重振家族的“壮举”，其家人当然全力支持。吴县儒士陈惟允“家世以儒为业”。他北游京师，“母、兄乐其志，既束装，筮日以戒其行”。

第三，求官，改变自身处境。宋元更替，江南士人群体衰落，出仕困难，处境不利。这一切使他们非常压抑，如上饶儒士谢钧，由于“连试有司弗售”，决定游京师，他在与其师杨维桢告别时说：钧辱先生教而未有仕路，以行先生学也，辱在泥涂，钧耻之，先生耻之。

谢钧的这番表白，反映了江南儒士对怀才不遇的愤懑。这种情况下，游京师，求得一官，才能改变自己的处境，成为元代江南儒士的共识。元人程子长认为：京师，风雨之所交也，文献之所宗也，四方之所辏也。……遇则能使吾贵如瑚琏，通则能使吾明如秉烛，尊则能使吾重如九鼎，进则能使吾荣如春华，然则舍京师无适已。

这种观点反映了大多数江南儒士的心声。揭傒斯也有诗写道：始别临川春即归，偶从知己上王畿。但求禄养酬初志，敢许京尘浣客衣。

这里的“但求禄养酬初志”，就是求官，改变自身处境。类似的例子很多，如清江儒士刘伯原也被称为“士之有志者”，他为了得到任用，北游京师。定海县儒士唐荣祖（字景辉）则是“父乃命之游京师，挟奇策以干诸公贵人”。

在江南影响较大的义门——浦江郑氏子孙，也有游京师的记载：郑铢（字彦平）游京师前向家人说：“大夫不能用世，亦犹是尔。予将为万里游，当必有所遇，即弗遇，归老丘壑，亦未晚耳。”其族侄郑深（字浚常）“幼知读书……见部使者行县，趋从甚都，君叹曰：‘吾非夫也哉？孰云异日不如之也！’人斥其诞，独从父（郑）钦奇之，使游学京师”。元代浦江郑氏影响很大，其子弟自然无衣食之忧，其出游京师，主要目的当然是求官，达到荣华富贵。

第四，游历观光、交朋友。元代确实也有一些江南儒士游京师不是为了做官。南宋以来，南北分裂一百五十余年，南北交通阻断，江南儒士没有机会到北方游历。元朝统一以后，江南儒士到北方游历的条件具备，一些江南儒士欣然游京师，感受京城的壮观和传说中燕赵悲歌之士的传奇。这样的例子，史料中多有记载，如儒士曹知白（字又玄）大德年间为昆山县学官，“意甚不乐，遂辞去。尝游京师，王侯巨公多折节与之交，章辟屡上，先生悉辞，谢曰：‘吾闻燕赵多奇士，庶几见之，岂龊龊求官者比耶？’即日南归”。儒士纳新（字易之）“壮则游京师，历燕蓟、上云代，所至择天下善士为之交际，求天下硕儒为之师友，日以诗歌自娱”。程钜夫记载了儒士王谦道游京师时的自述：曩者足目所及，海之北，江淮之南而止耳，幸甚遭时盛明，车书万里，而身犹局局然守一隅，殆将抱恨没齿。明年将问津度淮，由徐兖历青齐，放览赵魏之郊，翘首神皋，一观上国之光。……归而把酒，骨肉族谈，亦足以乐，此我之志也。

这里，王谦道游京师只是为了增长见识，并以此作为返回以后“骨肉族谈”的谈资。儒士陈旅在自述游京师的情况时也说：旅亦尝有意于当世者，然生长东南之陬，交疏援寡，浮沉里闾，盖四十岁矣。旧岁得吴中便舟，因乘春水至都门，登隗台赋诗，物色燕市中有感慨悲歌之士，可与晤语，以发抒其所蕴者而已矣，王公贵人则不敢以草野之语告之也。

从陈旅的叙述来看，他游京师目的是寻觅燕赵悲歌之士以“抒其所蕴者”。嘉定儒士强彦栗也有类似的情况，他到京师目的是“观天子之光”：曩尝勇不自禁，出吴关，历毗陵，句曲折而上金陵。遂绝大江而北涉洙泗，以翱翔乎阙里；过涿野，以蹈厉燕赵之俗；而遂达乎京师，以观天子之光。京师权贵人有奇其才，挽置于宿卫，而彦栗径决去，不暂留。

上述儒士游京师，主要以游历、观光为主，不是为了做官。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台州儒士陶煜（字明远）游京师，“已而翩然来归，曰：‘燕赵多奇士，今所见仍耳。’”建康儒士李汝成（字信甫）游京师，“卿大夫皆重之，劝之仕，不听，竟归”。

还有一些儒士游京师是为了向元朝上书或与权贵交游，也不是为了做官。浦江儒士郑镛（字彦贞）游京师，“为书数千言陈时政之弊”。丞相脱脱任以官，郑镛坚辞。徽州休宁儒士黄一清（字清夫）的情况也类似：年逾四十始游京师……内翰赵文敏（赵孟頫）力荐之当路，欲用为杭州教授，君笑曰：吾以布衣缔交相国（指他在京城结交中书平章李孟），荣孰大焉，持此足以复吾亲矣。竟辞归。

第五，赴京办事或任满待选。元代江南士人到京城办事以及江南的官员（包括学官）任满到京城待选的士人，也加入到游京师的队伍中。如儒士赵鲁，其父为鄱阳判官，致仕以后，根据元朝的制度，“官由七品以上，皆有褒恤其先之典”。于是赵鲁“当航海达京师，而请焉”。吴县儒士魏起，其曾祖父魏了翁为南宋知名学者，被称为鹤山先生。他打算将家中旧宅创办书院，以资纪念，并“推明其学”。于是，“泰定甲子（泰定元年，1324）之秋，乃来京师，将有请焉。徘徊久之，莫伸其说。至顺元年（1330）八月乙亥，上在奎章之阁，思道无为。鉴书博士柯九思得侍左右，因及魏氏所传之学，与其曾孙（魏）起之志，上嘉念焉，命臣集（虞集）题鹤山书院，著记以赐之”。为了创立一所书院，魏起在大都活动六年，才得以如愿。吴澄宗弟吴此民，在教授任满以后，“待选留京师，张野夫修撰宾而师之”。儒士杜尧臣为华亭县尉，辟掾浙西道肃政廉访司，至正九年（1349）“掾劳书满，将之京师听调补”。

还有一些江南儒士在通过地方乡试以后，到大都参加会试。也有人是为了到国子学求学，如永丰县儒士倪居敬（字行简）等。有关江南儒士游学国子学的情况，拙文《元代游学初探》已经进行了考察，这里不在重复。

从以上考察可以看出，元代江南儒士游京师的目的，元初主要是为了到京城与元朝统治者沟通，希望他们改善对江南的统治，调整统治政策。元朝中后期主要是为了自己和家族的发展。就大多数游京师的江南士人来说，基本目的还是求官，改变自身处境，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反映了他们在逆境中的进取精神。

三、元代江南士人在大都求官的方式

元朝实行两都制，元上都是草原城市，位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交通不便，所以，位于今北京市的元大都成为江南儒士游京师的主要目的地。对于大多数求官的江南儒士来说，通过什么方式求官，以达到出游目的至关重要。

元代实行荐举制，“给士人（入仕）带来极大的便利”，贤良、隐逸、忠孝等一些名目都能荐举为官，御史台、翰林集贤院、六部等机构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荐举江南儒士做官。不过，取得大都权贵的认可和荐举并非易事，需要具备一些不易达到的条件。元末金华（婺州）儒士方孝孺认为：“人之垂令名于当世者，岂易得哉？盖其才灼然有过于人，而又有达者引之于前，贤者扬之于后也。”这里的“才”和“达者”、“贤者”的引荐，都是进京求官的江南儒士需要具备的条件。

从史料看，一些官宦之家的子弟或江南名士不难具备上面的条件，因此可以相对顺利地得到官职。如杨瑛（字国材）祖父降元后任福建安抚使领浙东西市舶总司事、池州路总管，父亲以杭州路总管致仕，谥康惠。杨瑛“颇涉猎经史，又习通国字语言，慨然有用世之志。遂如京师……大德中，大臣以康惠公有劳于国，请官其子以劝忠也，上可其奏，授敦武校尉同知宁都州事。”饶州儒士周暾游京师，其叔父周应极任职于元朝集贤院，周暾顺利地成为国子生，不久，“远方献异兽曰‘麒麟’，暾作赋千百言上之，中书省丞相大悦，以属参知政事察罕，使命以官”。儒士应本（字中甫）与集贤直学士赵孟頫私交甚厚，他游京师，“集贤大学士王文定公力荐于朝”。台州儒士许广大游京师，由于在京城有社会关系，“或介以谒赵文敏公（赵孟頫），又由文敏遍游大人先生之门”，得官建昌路南城县丞。台州儒士陈遘（字万里）为翰林学士陈孚（字刚中）之子，他大德八年（1304）游京师，最后调官以归。儒士王祖孝，其祖先为“大夫御史公”，天历初年游京师，“用荐者入经筵，为检讨”。浦江儒士郑深（字仲几）游京师，投权贵脱脱，“入其家教其子”。脱脱拜相，郑深历任宣文阁授经郎、礼部员外郎等要职。饶州儒士周伯琦为翰林待制周应极之子，游燕京，“禁林名卿咸欲辟公自佐”，后授广州路南海县主簿。与官宦子弟类似，一些江南名士由于具有较大的影响，也有机会被召进京，得到官职。陶宗仪记载了名士胡长孺受世祖召见的趣事：胡石塘先生尝应聘入京，世皇召见于便殿。趋进张皇，不觉笠子欹侧。上问曰：秀才何学？对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学。上笑曰：自家一笠尚不端正，又能平天下耶？然怜其贫，特授扬州路儒学教授。

胡长孺因为儒冠不正受到元世祖的嘲笑，但还是得到扬州路儒学教授的任命。对于大部分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和家庭背景的江南儒士来说，即使他们有超凡之才，也需要创造条件，争取“贤者”、“达者”的引介。于是，大部分儒士“决臆裂眦，不顾生死，诣庙堂求奇中书”。或者“囊笔楮饰，赋咏以侦候于王公之门”。在大都，经常有江南游士“羇困不偶，煦煦道途间，麻衣弊冠，柔声媚色”以交接权贵，对他们来说，“遇不遇，命也”。虽然困难很大，但大部分江南儒士还是怀着坚定的信念，正如元人王沂所说：士生穷达不足论，论其所传何如耳。然则抱魁伟之才，负该洽之学，而生盛明之世，可默默而无言耶！

从史料看，大多数江南儒士采用自荐的方式，向京城权贵展示才华，其自荐的方式有下面几种：

其一，上书议政。上书议政是江南儒士展示政治才华的最直接的方式，被广泛采用，元末信州儒士余从善游京师，就打算“凡情之不上达与凡官府之厉害，民力之凋残，将开口而论，披腹而陈”。杭州儒士冯士升（字进卿）游京师，也是“吐其磊磈者于执政贵臣”。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确实有一些儒士通过上书议政的方式获得成功。如严陵儒士萧焕有，“弱冠游京师，以‘救荒三策’知名，教授桃源”。儒士潘良辅游京师，“见中丞崔公议论，剀发相感动，关络解剔，不为翕翕附，中丞喜，闻四方利病，即奏授广东廉访司管勾架阁兼照磨”。杭州儒士杨瑀（字元诚）天历间游京师，“论治道及艺文事……署广成局副使”。嘉兴儒士潘著（字泽民）游京师，“论议英发，闻者莫不耸敬，时大臣有罗至馆下者”。台州儒士林希元游京师，“有誉王公间”，他上书“请庙祀箕子”以及“董仲舒当从祀孔子庙庭”，被任命为应奉翰林文字。

不过，上书议政并不是万能之策，如果时机选择不当，可能会得罪权贵，失去做官机会，甚至引来祸患。饶州儒士祝蕃（字蕃远）延祐四年游京师，“游诸公间，颇论天下事，一名卿曰：‘国家故事非后至者所能知。’先生曰：‘国家故事有非愚陋所能知，然田里之休戚，顾肉食者弗察耳。’”祝蕃的议政得罪了权贵，结果只能是空手而归。余干州儒士张文穆（张伯淳）则是议政得罪了权臣桑哥：尝被（世祖）召入便殿，问当时急务……公所上数十条，皆当时切要，上命执政以次第举行。而桑哥、卢世荣辈以罢冗官一条为侵夺朝权，詈声朝堂，曰：“何物蛙虾儿，遽欲夺吾柄邪？”夜令健儿俟其途，将甘心焉。幸中表赵文敏知之，邀还邸中，得免。明日虽拜翰林承旨，寻以惧祸病免。

这里，张文穆（张伯淳）议政引起权臣桑哥不满，受到其恐吓和人身威胁，被迫放弃翰林承旨的职务。如果议政得罪了皇帝，危险就更大了。台州儒士陈基（字敬初）后至元元年游京师，授经筵检讨。他上书力陈太后（奇完者忽都）之失，“上方溺爱，诘知其由，欲实基于罪，怒且不可测，遂引避南归”。庐州儒士潘纯（字子素）游京师，“每宴集，谈笑倾座。尝著《衮卦》以讽切当世，或以达于文宗，欲系治之，因亡走江湖”。

与前面几例不同，建昌路南城县儒士李淦（字性学）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的上书则是有惊无险：一日，（李淦）忽持一卷书诣台，言桑哥必误国，累数千言，众大惊以闻。未几，桑哥果败。天子立，征性学，至，则以为国子助教，学者数百人。凡经指授，莫不充充然相庆以为得师。公卿贵人皆折节愿与交，名动京师。

其二，以文求仕。儒士以文见长，文章成为其求仕的工具。方回在送儒士徐某游京师的诗中，就有“问君何所恃，珠玉富千篇”之句。说明江南儒士对以文求仕的重视，元代以文求仕的例子很多：周伯琦（字伯温）至大间游京师，“仁宗尚为皇太子，召见，献《皇元颂》，为言于武宗，以为翰林待制”。元末儒士危素博学而有文，“游京师，一日隐然名动公卿间，莫不交口荐举之”。儒士李裕游京师，“撰《至治圣德颂》一篇，诣丞相府上之。丞相以闻英宗，召见玉德殿，令宿卫禁中”。前宋进士李洧孙（字甫山）元初“屏迹海上，箪瓢晏如……达官贵人有知先生者，强起而致之京师，先生因作《大都赋》以进，一时馆阁诸公，咸共叹赏，交荐于上，擢教授杭学，而其赋遂为人所传诵”。

其三，以才能求仕。元朝中期，国家稳定，政事繁杂，确实需要各种人才，元人虞集写道：方是时也，国家丰裕，府库充斥，封爵并建于公孤而不摄，锡赏下逮于暂御而不匮，而秉钧轴者多练事而袭故，安常而厌动，慢驰之习见焉。于是，有智力过人者欲见于有为，以功名自许，招徕才俊，采拾论议，一言悟主，风采震动。……于是，新任事执政者各献其能，以佐君相，不次超擢以建事功。

虞集的记述反映了元中期“不次超擢”任用人才的情况。元朝任官注重实际能力，儒士虽然擅长文章，但还需要展示其治事能力，才有可能得到荐举或任命。婺州义乌儒士楼彦珍“方盛壮，论议天下事若可俯拾，已而走燕都，用太师德王之荐，授澧州管领拔都民户总管府玉龙千户所管民长官”。处州丽水县儒士叶琛（字景渊）天历元年游京师，“诸贵人奇其才，辟宣使于通政院”。儒士王仲淮（字季楚），随其父至京师，“有多季楚才者，荐其名辽阳行中书，授季楚大宁路儒学正”。台州路宁海儒士吴尚辅（字国材）游京师，结识中书参政不华。“皇庆初，太师阿斯干弄兵关陕，都城戒严”，吴尚辅谒见不华，授应对之策。不久“不华奏授（吴尚辅）湖南榷茶提举”。儒士谢逢原游京师，朝中权臣“闻其有茂材，除补平江财赋提举司幕官”。旴江儒士邓汉杰，“世业儒，通黄老学，来游京师，知之者荐而为扬州通泰等处屯田提举司知事”。

其四，到京师参加科举

仁宗延祐年间恢复科举制度，给江南儒士带来希望。不过元代科举规模很小，每次会试录取进士不超过百人，腹里以外，以行省为单位分配乡试名额，数量有限，南人儒士科举竞争非常激烈。于是，一些江南儒士就通过游京师，到大都或上都参加科举。不过，按照元朝的制度，蒙古、色目、汉人在大都或上都有恒产并且居住经年，才有资格在官府推荐之下，参加两都的科举，冒籍者被严厉禁止。因此，江南士人至少在理论上说，没有参加两都科举的机会。他们要想参加两都的科举，除非得到皇帝的允许，这一点对江南士人来说，几乎不可能，所以元代江南士人在大都或上都参加科举，只有特殊情况下，才能实现，如儒士李裕，他先进入国子学，天历二年（1329）“国子分监扈从上京，岁适当宾，有旨命就试，府君（李裕）领开平府荐送，至顺庚午（至顺元年，1330），擢进士上第，授承事郎同知汴梁路陈州事”。长沙儒士姜天麟（字国祥），“弱冠走京师，方求见巨人元夫，请益以卒业。复惴惴贻去亲远游，忧获罪名教，辄南还……终丧，复入京。至治二年（1322），故相东平忠献王（董文炳）以君尝游其门，堂帖下胄学，补内舍生。明年，中大都乡举，又明年为泰定改元，礼部贡举，廷对，赐同进士岀身，授将仕郎，翰林国史院检阅官，预修英庙实录”。建昌儒士许晋孙（字伯昭）“弱冠游京师，或介以谒赵文敏公（赵孟頫），又由文敏遍会大人先生之门，以荐者被旨补国子学生，一时名师儒皆大奇之。博士姚公尤器重焉，会有诏设科取士，君首以诸生擢延祐二年（1315）进士第，上方好儒，进士当得官者悉命畀便近地，以宠荣其初遇，君用是得建昌之南城县丞”。

其五，以医术、音乐、绘画等技艺求仕

元代游京师的江南儒士很多，时人描述说：“四方之游京师者且相属道路矣！”这种情况势必导致求仕竞争的激烈，“是时，陈艺、进书、献歌颂，常数十人，无所遇”。面对激烈而残酷的竞争，一些儒士选择了利用医术、音乐等技艺到大都寻找发展机会。元人杨维桢对这种现象就有记载：士有学周孔之艺者，不幸不荐于有司，而其志不甘与齐氏共耕稼，则思自致于京师。不幸其艺又不偶，始不免资小道于王侯，以冀万一之遇者，十恒八九。

类似的例子当然也很多，如台州儒士于师尹，由于科举“连不得志于有司”，他决定游京师，认为：“儒技不利吾，旁狭者岐黄氏之伎也，不耦于此，将有耦于彼乎？”“岐黄”为传说中的岐伯和黄帝，相传为中国医家之祖，于师尹这里所说的“岐黄氏之伎”，当然指医术。此外，吉安儒士萧尚宾同样也是以医术游京师。

从史料看，江南儒士在京城行医确实受到欢迎，一些人还因此得官。衢州儒士陈可斋，“家世业儒，自儒而医。早岁游京师，受知王公大人，辟为中书省医，再转，擢庆元路鄞县尹”。台州儒士向子虚为“儒者而隐于黄老，以医名京师，京师之人无贵贱贤愚皆趋之”。宣城儒士王德裕“精于医，其游京师也，远近谒之”。儒士王元直以医术游京师，“问药者踵门，随试辄效。太医院官与之相厚善，诸公贵人咸礼敬焉”。儒士吴择中，“善医，往年来客翰林承旨脱脱公，公有疾而病，择中氏投刀匕药即愈”，脱脱荐为云南行省大理路儒学教授。

除了医术以外，音乐、绘画、书法等技艺也是一些儒士所擅长的，一些儒士挟此游京师。吴县儒士朱德润（字泽民）就“兼善于画，尝出游京师，公卿贵人咸加礼遇，驸马都尉沈阳王尤爱重之，奏辟征东儒学提举”。苏州嘉定儒士吴元英（字仲雍）游京师，“居佛寺中，萧然一室，人未有知者。偶作墨龙壁间，风云生于倏忽，雷电兴于白昼，见者惊异，以为真龙之窥室也。于是京师之人盛传吴君墨龙而吴君不自以为能也。”另外，吴元英还擅长音乐，“京师之公卿大夫四方宾客与其贵游子弟之造门者，惟琴是听”。至元年间，衢州儒士毛敏仲、杭州叶兰坡、徐秋仙游京师，“三人者，咸能琴，受知宰执，荐名世祖皇帝”。即使写一手好字，也可以作为求官的凭借，澧州儒士杨惟肖于泰定三年（1326）游京师，元统元年（1333）“乃以善楷书试补翰林书写”。儒士葛子熙至正初年游京师，“会皇上命修辽、金、宋史，宰相选善书者二十有一人，誊写《宋史》以进。子熙因在选中，廷议以为郡学录、县教谕”。庆元儒士周致尧游京师，“居无几何，会大丞相为国求福，选天下能书者遍书大藏佛典，而授以文学之职，致尧适在选中。既竣事，出为其乡山书院山长”。

最后，元代江南儒士还有以献书游京师者。至顺年间儒士砚北生就挟带所著《集古印考》游京师，“一时贤豪、知名士皆与交”。虽然他没有以此任官，但在京城受到好评。儒士林宗正也是“抱其师余君所著乐书上之朝，时其志甚扬，气甚锐，论甚辨”，受到京城士大夫的重视。

元代江南儒士以技艺游京师，取得成功的不少，不过，这毕竟不属于京城江南儒士的“主流”，很多儒士对其并不认可，元人宋褧就失望地指出：比年医卜百工伎艺，挟其能游京师者，始焉，竭其才，精其术，以觊有所遇。既遇矣，志骄心怠，怠则业荒，骄则誉丧，悲夫！

四、元代江南士人在大都的生活

江南儒士游京师会面临许多困难，北方的自然环境、自身的经济状况、南北不同的生活习惯以及京城各界对南人的歧视和轻慢等，都是对他们生存能力的严峻考验。从史料来看，在游京师的过程中，一些儒士不久就因为生活不适或感觉前途渺茫而离开，大部分儒士则能够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下来，为达到个人目的而奔走。

江南儒士来到京城后，旅京生活的第一步是找到住处，作为京城生活的落脚点，然后就是寻找谋生手段，以便在京城长期定居。对于江南士人来说，在京城有一套自己的住房是非常困难的。至元二十四年（1287）五月，程钜夫在一篇文章中介绍了他在京城建房的情况：余来京师十年，始筑室，室之东偏，敞一斋为游息之所，名曰：远。客疑焉，解之曰：余生长东南，望燕山在天上，四海一家，得以薄技出入周卫，违亲数千里，非远乎？余之始至也，栖于南城之南，凡八迁而宅于兹。国中阛阓之地余不得有，乃僻在城隅，距旧栖又一舍而赢，非远乎？

程钜夫在大都历任翰林集贤直学士、侍御史等职务，地位可以说已经比较高，他在京城迁居八次，才在位置偏僻的南城建造一处房子，可见元代江南士人在京城居住情况之困难。对于大多数来京城的江南儒士来说，他们一般只能赁民居居住，正如傅若金所说：“今之客京师，其能自买宅而无待僦屋以居者，鲜矣！”这样的例子当然也有很多，如抚州儒士危素来到京师后，“寓迎阳之里，名斋居之室曰‘说学’”。至正十年（1350），吉安儒士夏仲信游京师，也是“僦居凤池之里”。袁桷记载了永嘉儒士陈子敬在京师的居住情况：居城南东隅，车轮马蹄之声，奔激若雷雹，大雨，泥淖入数尺，贾区豕圈参错啾唧，土俗杂，南北不可辨。入子敬门，槐阴植幢盖，寒苔斑菊，侧布踈密，清泉满洗，白云在户，坐者不欲去，去者复再至，君苍髯抵掌，一榻为席，顾余而言曰：此亦乐斋也。

尽管陈子敬自认为所居为“亦乐斋”，但从周围嘈杂的环境以及“一榻为席”的简陋条件来看，住在这样的地方，并不舒服。程文在一篇文章中专门介绍了贡师泰在大都做国子学司业期间赁屋而居的情况：国子司业贡君居京师，僦屋仁寿坊之北委巷之中，治二小室，一以肃宾客，一以为燕休之所。室前有地方丈，种葵菊杂花数十本，插苇以樊之，墙外嘉树一株，苍翠布护，小椿树二，离立若相持，掩映天光，望之如画，正与室对，禽鸟之声，如落空谷，野兴横集，不知其为阛阓也。室中唯砖床木榻几研，揭伏羲先天六十四卦圆图于壁，虚其中之方以示环中之妙，而河图、洛书、周子太极诸图悉列而陈之，经籍之外无他长物。命阮甥文锐肄业其间，而时其洒扫焉。君归自太学，则屏冠却佩，圆冠矩履，褒衣缓带，焚香默坐，流观四壁，悠然见古圣王开物成务之功，后贤垂世立教之意，察阴阳动静消息之机，以验夫民生日用进退存亡之道，于以洗心而澄虑。或乐风日，启南窗，俯幽花，望嘉树，又足以会目而骋怀。偪仄而不拘，优游而有余，自以为广庭大第、名园奥区无以逾也。

上面材料表明，作为国子司业的贡师泰，所赁民房仅有两间，外面有一丈左右的空地，房间里除了砖砌的床和木质的桌凳，“无他长物”，贡师泰与外甥一起，享受如此居住空间，确实非常简陋。另外，在京城影响较大的虞集，居住情况也是非常差，“庐不广寻丈”。

初到京城需要适应北方的生活以及解决居住和谋生手段等问题，因此，这一段时期是旅京江南儒士最困难的时期，傅若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他初到京城的生活情况：傅子客游京师，数岁贫不能自居，恒寄于人而业笔砚以衣食。前年有日南（指他岁元朝使者出使安南）之役，既还待选天官，业遂废，而益贫居。无恒宇，求访者率病焉。今年秋舍于丞相掾、相（指相州，古地名，今河北临漳西南）人赵德隆所僦明时坊何氏第之西亭，因题其门曰寄寄，以自别于土著之民，使求访者有所迹。

从上可以看出，傅若金通过“业笔砚以衣食”，寄人篱下，生活确实比较困难。其他人的情况也类似，柳贯延祐三年（1316）来京师，“客授”张某之家。清江儒士范梈（字德机）“年三十余，辞家北游，卖卜燕市”。台州儒士向均（字子虚）“买药都市中”。金华浦江儒士吴直方来到京师，“第困于在下，而峻登枢要者又讳问布衣，支影翩翩于五千里外，恶衣菲食，或不能继，凡历三十有六年，而落魄益甚矣”。元人揭傒斯有诗描写都城处于困难中的江南儒士的生活：渺渺寒门士，客游燕蓟城。上无公卿故，下无旧友朋。裘葛不自蔽，藿食空营营。四顾灾沴余，但闻号哭声。日负道德懿，敢怀轩冕荣？节食慎所欲，聊以厚我生。

在生活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一些旅京儒士在求仕压力和恶劣的生活环境中生病，死在京城，如儒士陈绍庭（字士直）游京师，大德十一年（1307）九月死，“遗笔叙诀无怛语，独属兄置后，以慰父母”。已经在元朝做了国子学助教的李淦不久也是“竟以疾卒”。由于“无子弟亲戚以治丧，无赢钱财以给丧，今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左丞吴君某，与三数知己以礼葬京城西南三十里卢沟桥之南”。绍兴诸暨州儒士王仲淮（字季楚），“至正元年（1341）从父入京，六月，忽得疾，易数医不愈，九月廿一日竟卒于京城东之寓舍”。

另外一些儒士则忍受不了各种压力，失望地离开京城，如抚州路乐安儒士何中（字太虚）至大初年游京师，“以文章自通。居两月，天大雪，竟不别而去”。不过，大部分江南儒士能够适应下来，熟悉新的环境。袁桷记载：“余官京师时，遇南士之稍适于时者，服食嗜好，茫不可分辨，疑诚中州人也。”这一记载说明了元代江南士人灵活的适应能力。

初到京师的困难时期度过以后，旅京江南儒士的生活稳定下来，开始完成他们游京师的第二步——建立和扩大社会网络，积累社会资本，争取尽快取得荐举做官的机会。揭傒斯有诗描写江南士人忙于交接权贵的情况：鸡鸣车马动，日暮交横驰。贱士锦鞍鞯，贫女金裳衣。各顾得所欲，及此艳阳时。

这种构建社会网络的工作对于江南儒士来说比较困难，不仅要花费金钱和精力，还要精心设计，给权贵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徽州路休宁儒士程愿学（字希圣）游京师：尝黎明与其友出郭外，道过大第，友入谒，诿令君少俟。比出已暮，君犹俨立不去。蜀人赵公炞职秘府，闻而嘉之，即造令君与语，大悦，即日挈行李过其馆授策焉。

程愿学不久受荐为兵部从事，后为长乐县尹，可以说是游京师比较成功的江南儒士。常州儒士张从善游京师，“觞酒微醉，箕踞吹洞箫，间持如意起舞，闻者服膺，观者属目。用是辟枢密院译吏”。前面已经提到清江儒士范梈（字德机）游京师：卖卜燕市，见者皆敬异之，相语曰：“此必非卖卜者也。”已而为董中丞所知，召置馆下，命诸子弟就学焉。由是名动京师，遂荐为左卫教授，迁翰林国史院编修官。

这里范梈的“卖卜燕市”，既是谋生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吸引权贵重视的方法。从史料看，元代江南儒士在京城建立的社会网络成员中，主要有两大部分：一是京城江南籍官员；二是京城倾向汉法的蒙古、色目高官或北方汉人官员。

元朝统一以后，一些江南儒士应召到京城的中书省、集贤院、翰林国史院、国子学等处做官，如赵孟頫、袁桷、黄溍、柳贯等，也有一些江南儒士通过游京师在京城做官，如揭傒斯、虞集、吴直方等，这些京城官员大多以文辞见长，与江南儒士有许多共同的兴趣和爱好，有的还与一些江南儒士存在亲属关系或师生关系，因此成为江南儒士京城社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江南儒士与这些官员交往的史料很多，如东阳儒士胡助（字履信）游京师，“见知于翰林学士元公复初（元明善）、中书参政王公继学（王士熙）、翰林侍讲袁公伯长（袁桷）、虞公伯生（虞集）、集贤学士贡公仲章（贡奎）、御史中丞马公伯庸（马祖常）、国子祭酒宋公诚夫（宋本），皆待以奇士，而于继学，公尤深知，日相唱和，俾二季从游。用诸公荐，改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澧州儒士杨惟肖泰定三年（1326）游京师，“从故翰林直学士文安揭公（揭傒斯）学《易》，文安于君为中表丈，馆于家，日与之议论。奎章虞公伯生（虞集）、中丞马文贞公（马祖常）、我先兄祭酒正献公（宋本）俱怜其才，荐诸朝”。吉安儒士萧贻孙（字翼父）游京师，“所交皆一时名人，亲宾过从，谈说叠叠，棋枰酒盏，欢洽竟日”。兴化莆田陈旅（字众仲）游京师，“翰林侍讲学士虞集见其所为文，延至馆中……中书平章政事赵世延又力荐之，除国子助教”。吉安儒士沈伯英游京师，“邵庵（虞集）、松雪（赵孟頫）、善之（邓文元）、伯长（袁桷）诸巨公特相厚”。

元代倾向汉法的蒙古、色目官员，如廉希宪、余阙、泰不花、朵儿直班等也比较重视江南儒士，一些蒙古权贵也乐于收罗人才，因此，这些人也成为京师江南儒士社会网络的重要成员，对江南儒士仕宦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类似记载很多：江西儒士涂叔良游京师，“客翰林待制武威余公（余阙）所，……借势王公巨人希进取”。杭州儒士杨瑀（字元诚）天历间游京师，“受知于……文贞王（不忽木），携见上于奎章阁，论治道及艺文事，使备宿卫，署广成局副使”。临川儒士黄冔（字殷士）游京师，“受知中书参知政事朵儿直班公及丞相贺公惟一，授淮南等处行中书省照磨”。儒士谢君章游京师，“大都留守判官段君定僧，首辟馆延君章……荐于丞相太平公”。台州宁海儒士吴尚辅（字国材）延祐六年游京师，“给事中朵儿只引见上于嘉禧殿，命为太子说书秀才，辟宣徽院掾史”。抚州儒士危素游京师，“承旨朵儿直班公筑室以客之”。

以上的例子反映了旅京江南儒士，通过社会交往构建社会网络的情况，当他们通过努力受知于权贵，建立了一定的社会网络以后，其处境也会有所好转。一些人在京城被任官，有了固定的生活来源，也有人得到外任官，离开京师。即使一些没有被任官的人，也能够客居权贵家的学馆中或从事其他职业谋生。

江南儒士在得到外任官以后，会立即离开京师赴任，虞集在写给儒士郑某的一首诗中写道：“昨者游京师，侯门曳华裾，捧檄忽一喜，翩然告归与。”就反映了江南儒士得官高兴赴任的情况。对于留在京城任官或尚没有任官的儒士来说，旅京生活还要继续，有人娶了“贵人女子为妻”，也有人娶了倡女为妇。另外，京城妇女“通于江南求仕者，比比皆然”。台州儒士林希元就是“通馆人之妇，就娶为妻”。不过，对于大多数江南儒士来说，其个人生活一般比较严肃。如儒士刘彬卿初到京城，客中书省平章塔海之家，“平章劝其纳少室以奉巾栉，彬卿曰：‘家有糟糠之妻，相期至发白，肯中道弃之乎？’不听”。

旅京的大多数时间，江南儒士还是用于切磋诗文，探讨义理，如新昌儒士张希文游京师，买房居住，“所居积书圜四壁，若巢然，人因号书巢先生。京师名公卿大夫士日造巢中与语，或竟日乃去”。吉安儒士范汇（字朝宗）游京师，“客于公卿之门，所交皆天下士，相与讲习，皆唐虞、三代纲常、伦义、礼乐、诗书之大端”。儒士齐琦游京师，“名贵人非可与语者，虽以礼来致，未尝往门外候。谒者车马如市，亦未尝轻语人，而乐从韦布之士游”。

燕集成为旅京江南士人日常交流感情的主要形式，揭傒斯有诗描写他与江南儒士的一次燕集：同舍莫不还，佳客满庭户。槐阴蔼将敛，厨人亦延伫。觞酌始参差，微风澹容与。归入头分至，酬谢见眉宇。八郡十二人，京华偶宾主。不饮各已醉，中情久相许。菜甲绿渐肥，香羹约同煮。

除了燕集以外，闲暇时间游览京城风景名胜也是旅京江南士人日常交流学术的重要形式，元人虞集记载了京城江南士人一起游长春宫的情况：大德八年（1304）春，集与豫章周仪之、四明袁伯长（袁桷）、宣城贡仲章（贡奎）、广信刘自谦、庐陵曾益初（德裕），始得登于其宫之阁而观之，神京雄据之势，了然几席之间。于是，古昔之疆理，近代之兴废，因得指而论之，信可谓奇观者矣。

从上面记载可以看出，江南士人游览的过程中，还就“古昔之疆理，近代之兴废，因得指而论之”，确实是士人之间交流学术的重要形式。另外，每到京城会试以后，京城江南儒士就会宴请家乡前来会试的举人，举行盛大的燕集，程端礼记载了至正十一年（1351）旅京儒士与江浙行省来京会试举人举行的燕集：天下乡贡进士云会于京师，群试于礼部，于时，江浙行省与计谐者四十有三人，前举二人，由胄监者六人，既试，江浙之仕于朝及客于京师者相率持金钱，具劳礼，张国西门外咸宜里之荣春堂，以燕劳之。喜国家之得贤，乐郡县之多士，敦契好，昭斯文也。

旅京生活中，一些江南儒士得到京城权贵的尊敬，生活富丽而豪华。揭傒斯在描绘吴县儒士张清夫游京师情况时写道：“夫君自别吴江水，声名籍籍京华里。家家屏障待新词，日日王侯置醇礼。”一些江南儒士还有机会参加蒙古贵族甚至皇帝的狩猎或宴会，他们对这样的生活非常自豪，甚至离开京城多年，这种盛大场面仍历历在目。揭傒斯有诗描述他参加皇帝围猎的情况：朝从猎城南，暮从猎城北。白马逾飞翰，轻裘如膏泽。尘起知兽骇，风高验鸟疾。支箭落双鹙，千金出俄刻。归来拜恩宠，乐饮过一石。

江西永丰儒士刘鹗在至正四年（1344）家乡饥荒时，有一首《食粥歌》的长诗，回忆他三十六岁时游京师的宏大场面：京师嬉游二十载，铁石忍穷心有在。声名飙起凤凰池，风云已际鱼龙海。当时结交多贵人，往往尊我席上珍。执经或在弟子列，或遣弟子来相亲。剧谈王道尊礼乐，每激薄俗敦彝伦。闾阎疾苦详敷陈，亦或一慨眉为颦。有时华筵湖山下，争挽先生共陶写。满堂座客尽豪贵，亦知推让宗儒雅。盈盈珍馐簇金盘，衮衮葡萄浮玉斝。金钗十二列两行，班班初匪寻常者。主人行杯极欢笑，竞唱新词夸艳冶。半酣相恼索题诗，挥毫写向香罗帕。尊前为我发新声，自以风流望鄙野。万钱日食固有限，一笑千金绝无价。放怀满饮鹦鹉杯，何心复恋麒麟画。鹧鸪舞罢月欲上，半掩城门归并马。等闲高会难具论，酒酣掉臂金马门。三三五五正少年，乘兴共我歌浮云。穷冬出使居庸北，骏马稳步龙沙雪。清霜在鬓冰在须，指冻欲堕饥欲裂。苦寒不透貂鼠裘，青鼠暖帽方蒙头。琼田玉界中着我，自是奇士真壮游。解鞍沽酒弹箜篌，打手刺刺歌鸣讴。丈夫有志在许国，我自乐此忘羁愁。

诗中描写了刘鹗游京师时与京师权贵燕集以及出使漠北的情况，这些情况对于江南儒士来说确实是奇遇。

另外，由于得官不易，江南儒士一般都非常珍惜，在平时的居官生活中非常勤奋，兢兢业业。杨瑀记载了揭傒斯在京城做艺文监丞时的仕宦生活：元统间，揭曼硕（揭傒斯）为艺文监丞，寓居大都双桥北程雪楼承旨故廨，到阁中相去十数里之遥。揭公无马，每入直必步行以往，比之僚吏，又且早到晚散，都城友人莫不以此为言。一日，揭公为余言曰：“我之不敢自漫入直者，亦有益也。近日在阁下，忽传太后懿旨，问阁中有谁，复奏有揭监承。再问莫非先帝时揭先生耶？遂赐酒焉。”是时阁下悄然，余者皆是应故事而已，多有累怯薛不入直者，此公晴雨必到，终日而散。

这里，揭傒斯与京城官场“应故事而已”的其他官僚，确实形成鲜明的对比。至正初年，元朝修宋、辽、金三史，揭傒斯受命参加修撰，至正四年（1344）《辽史》完成，受到元顺帝奖谕，揭傒斯“感激知遇，惟恐无以称塞，辰入酉出，惫不敢休。会盛夏雨潦幞被，宿馆中，得寒疾，返寓舍甫七日而遽不起”。揭傒斯死在京城，对元朝可谓鞠躬尽瘁。

京师里的生活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江南士人对于仕宦和社会地位的要求，但背井离乡、寄人篱下的漂泊生涯又时常使他们感到非常痛苦、孤独，思念家乡成为旅京江南儒士诗文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揭傒斯《不寐呈何太虚》一诗中有“飘零知命晚，劳落梦家频”之句，他的《和欧阳南阳月夜思五首》一诗写道：“渺渺故乡月，高秋今几何？京华落叶满，归路青山多。”思乡之情更加明显。由于思念家乡，对于来自江南的客人，这些旅京儒士则感到非常亲切。友人虞德修来游京师，揭傒斯有诗写道：“夜语恒达旦，欢意既平生。”这种“夜语恒达旦”表现了他们对江南的思念与关切。由于旅京江南士人长期在一起相处，他们之间也建立了比较深厚的感情，如士人尹六峰：两游京师，闻人达士见之唯恐后，皇庆癸丑（皇庆二年，1313），君方六十，遽至引年而归，与游者咸爱恋之曰：“尹先生宁复肯来耶？”君亦为之不忍别。

此外，在旅京江南儒士的诗文里，还表现出失落和对现状的不满，揭傒斯在送别朋友的诗中有：“我亦京华留滞者，都门相送独凄然。”柳贯在与朋友谈到思乡时也有：“固欲翔千仞，宁能闯九天。淹留亦何遂，未了北延荐。”杨载与朋友的唱和诗中也有：泥涂霄汉固难谋，亦有元龙百尺楼。籍籍图书聊自适，茫茫江海与谁游。但闻燕市能求马，肯向秦川辄饭牛。富贵不才名尽灭，未应摧沮恨淹留。

从以上可以看出，江南儒士的旅京生活既有成功的自豪与喜悦，也有远离家乡、寄人篱下的惆怅和失落。从元代南人低下的社会地位来看，他们在京城有了一席之地，是南人中的佼佼者，这一点他们足以引以自豪；从京城的仕宦生活来看，他们毕竟只是占据无关痛痒的职位，有的只能做权贵家中的门客，寄人篱下，这种失落感又时常伴随他们的旅京生活。

五、元代江南士人游京师的结果

元代江南儒士游京师的结果，本文在前边已经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在统计的163人中，有明确结果的116人，具体情况见下表（3-2）：元朝游京师江南儒士结果统计表3-2

从统计结果来看，在116人中间，有79人得到各种的官职，占68.2％，37人无果而归，失败比例为31.8％。这一组统计数字虽然不能反映整个元代所有江南儒士游京师的实际结果，但至少说明元代江南儒士通过游京师的形式，争取到相当多的入仕和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现将元代江南儒士游京师的结果分类概述如下：

第一，留京做官。

元朝通过游京师留在京城做官（吏）的江南儒士主要是担任宿卫、担任蒙古权贵幕僚、担任中央官府吏职以及担任集贤院、翰林国史院和国子学的文职职务。

宿卫制度（也称怯薛宿卫制度）形成于成吉思汗时期，是蒙元帝国的一项重要制度。随着蒙古统治汉地，一些汉族和色目精英加入怯薛组织。怯薛成员称为怯薛歹，不仅待遇优厚，而且可以通过议政、参政、出职等方式掌握政权，因此，怯薛是元朝的特权群体。部分游京师的江南儒士能够加入怯薛组织，反映了他们在京城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从本文收集的资料看，江南儒士加入怯薛组织的有四人：一是杭州儒士张观（字观道），他于大德九年（1305）游京师，“用荐者入宿卫于中宫，扈从往来两都”。嘉定儒士强彦栗游京师，“京师权贵人有奇其才，挽置于宿卫”。徽州路歙县儒士郑渊游京师，“纵万金以结客，久留备宿卫”。赣州路云都县儒士孙伯颜（字符晋），“少开敏，尤精于译语，大德初，年甫十五游京师，得备扈从……天历初，还自上京，改辟大司农司译史，今天子重纪至元之四年（1338），用累考补官，授承务郎京畿运粮同提举”。

除了少数人担任宿卫以外，一些江南儒士受到蒙古权贵的信任，担任了蒙古高官、诸王的幕僚。金华浦江儒士吴直方与德王马扎儿台的关系比较典型：泰定元年，奉省檄为上都儒学正，迨之官，已为代者所先。时德王马扎儿台留守滦京，闻公气宇恢廓，延而与之语，大悦，以为南阳诸葛孔明亦不是过。因聘入宾馆，使教其二子。长则中书右丞相脱脱，次则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公遂留德王家，后德王日益贵显，事有难决者，必质问而后行，如卜蓍龟无少爽者。德王益敬之，遇休沐日，必与公对语终日。德王曰：“吾与他儒生语，辄欠伸思睡，今与君言，有若聆钧天广乐，终日而不知倦，君诚奇士哉！”

上则史料反映了吴直方得到马扎儿台信任的情况。类似的例子还很多：丽水儒士包泾（字东伯）游京师，“受知时宰，荐之于朝，应受官使，日近清光，恩宠之渥，一时鲜俪”。松江华亭儒士尚玄（字文卿）游京师，“翰林学士承旨赵孟頫与之入见武宗，及英宗为太子，召为说书”。泰定帝去世，他到和林迎接明宗和世剌，后来受到郯王彻彻秃的信任：郯王彻彻秃闻其名，召见，待之有加。王严毅，寡言笑，与尚玄处，抵掌剧谈终日，尚玄亦知无不言。王尝谓左右曰：“吾家得斯人，如执法御史。吾有过，彼且直言，汝曹宜惮之。”

浦江儒士郑深（字浚常）游京师，得到丞相脱脱信任，入其家教其子。至正十七年（1357）九月，郑深南归，“见皇太子，储君戚然，顾左右取远日所书‘眉寿’二大字赐之”。吉安儒士范汇（字朝宗）游京师，正赶上后至元六年（1340）顺帝废除权臣伯颜的行动，“夜召草诏殿中，君仓卒条述，皆能黼黻天子所欲言”。

江南儒士在与蒙古权贵交往的过程中，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郑深受知丞相脱脱，至正四年（1344）脱脱罢相离京，将其子哈喇章托付给郑深。顺帝初年，伯颜专权，杀郯王，尚玄数次上书为郯王平反，“书凡万余言，号哭叩头，闻者莫不感动”。刘彬卿为大宗正府译曹掾，他与御史大夫朵儿直班的关系也十分典型：御史大夫朵儿直班有忤相臣，出为湖广行省平章政事。省属治武昌，道梗未易达，必经石顶关，历连云栈，过瞿唐、滟滪，出万险而始至，从事官皆散去，独彬卿留。大夫曰：‘吾国家老臣，一死固当。彬卿，尔家贫，尔当从此逝也！’彬卿曰：‘士穷见节义，正在今日，大夫何为出此言耶？’及大夫没，又护其丧还檀州。

元朝中期以来，集贤院、翰林国史院、国子学等机构中，江南儒士比较活跃，不少江南儒士通过才学被任命到上述几个机构任职。江西儒士镏斗凤游京师，“虞文靖公集、揭文安公傒斯、礼部郎中吴公师道咸交君，爱其材雄赡，争言于中书，擢应奉翰林文字”。儒士朱德润游京师，“仁宗皇帝召见玉德殿，命为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

元代有岁贡儒吏的制度，定期选拔各地儒士或吏员到中央六部任令史。江南儒士在游京师的过程中，一些被中央机构录用，成为吏员。至治三年（1323）儒士谭适（字立之）游京师，“充司徒府掾”。儒士叶珂（字孟玉）游京师，“谒陈司徒……荐为会福院知印”。丽水儒士叶琛（字景渊）游京师，“诸贵人奇其才，辟宣使于通政院”。徽州路休宁儒士程愿学（字希圣）游京师，“擢从事兵部。部从事数十人，惟令君为南士”。福建安福儒士范元镇（字元亨）至元三十年（1293）游京师，“辟徽政掾，又辟大司徒掾”。吉安儒士周方平，“江南臣附之初……独能以儒生为狂澜之砥柱……仁宗时，驸马都尉沈阳王嗣主高丽国事，署公为本国西海道劝课农使……辞不赴，居数岁，用荐者，得旨，以公为广福监丞，及监改为司，留公为提举，公黾勉就职，旋即辞归”。

第二，授官（吏）而归。

元代江南儒士出仕困难，除了做学官以外，其他出仕的机会很少。由于学官数量有限，学官的升转出现了严重的壅滞，一些儒士任满以后，十余年得不到重新任命，想要从学官升任地方行政官更是困难。江南儒士通过游京师，不少人得到学官的任命，一些人还被任命为地方行政官（吏）、财税官（吏），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他们入仕的愿望。

江南儒士游京师者很多得到地方官（吏）或学官的职位，前面的统计结果中，得到学官的有24人，得到地方官（吏）的有25人，占总数的61.2％。类似例子很多，余姚儒士王嘉闾（字景善）游京师数载，后至元六年（1340）中政院荐授松江等处财赋提举。儒士杜英发（字俊卿）游京师，“以才名得学正建宁”。吉安儒士李约（字审初）游京师，“署缙山县学教谕”。儒士朱南伯游京师，“得海陵郡文学”。临江路新喻儒士傅与砺游京师，“授广州路儒学教授。”吉安儒士刘子铉游京师，“授吉安龙泉县教谕”。南昌儒士周仪之，“尝游京师，翰林之老为文学者、御史台之执法知大体者、中书之用人识治体者，皆欲得仪之以为其属……授抚州路金溪县主簿，未上，行大司农燕公公楠荐授管勾架阁，改袁州路分宜县丞”。

第三，空手而回。

元代江南儒士游京师求官者，空手而归的不乏其人。在前面的统计结果中就有37人，史料不载的可能更多。作为元朝社会地位最低的南人，江南儒士游京师当然会遇到更多的阻力，相当一部分人失败而归，也在意料之中。

元代游京师求官失败的江南儒士主要有下面几种情况：第一，无所遇。江南儒士游京师既需要亲朋好友的支持接待，更需要朝中权贵的重视、提携，一般江南儒士不具备这种条件，一些人只能失望而归。如台州儒士赵子采“自弱冠则乘坚御良，驰骋四方，游燕赵、开平最久，卒无所就而归”。吴兴儒士倪骧（字子举）游京师，“以其所学干贵人，不合，即遂绝仕宦志”。金溪儒士朱夏（字符会）两游京师，“皆无所就而归”。庐山儒士陈天倪（字明善）“幼尝从草庐吴先生（吴澄）学，天倪既卒业，乃北上燕赵，古所谓悲歌慷慨之士，今所谓公卿大夫之贤，天倪皆得与之握手，倾肺腑论天下事，甚可措之于用。既久之，南归”。

第二，即使得到权贵的知遇，也不一定能顺利得到官职，朝中反对南人入仕的权贵很多，“峻登枢要者又讳问布衣”。南人入仕可谓障碍重重。另外，即使没有人提出反对，也要看机遇。黄岩儒士林古泉游京师，“揭公（揭傒斯）尝荐于朝，政府无与为力者，不获用”。临川儒士李思泰游京师，虽然“日与朝士大夫相接”，最后也是失望而归。浦江儒士吴直方游京师三十六年，大德年间，“书《昆卢大藏经》，礼部选笔札端谨者充，公在选中，以劳当得一官，未几罢”。延祐初年，“明庙在潜邸，用大臣荐，入备说书。已而（明宗）出幸北藩，又罢去”。元统二年，“以公在先朝有讲说之劳，言与上，命为江浙等处儒学提举，与对品阶，中书难之”。吴直方虽然后来通过丞相脱脱的支持才做了官，但其艰难可想而知。临江儒士杜伯原（即杜本）游京师，才能得到虞集等人赞赏，“时大臣有得其才而荐用之者，荐上，未命，而大臣者卒”。杜伯原只能失望而归，隐居武夷山。

第三，确实有一些江南儒士游京师不是为了做官，这一点在本文第二部分已经进行了论证，这里不再重复。除了不愿做官以外，一些儒士得官后年事已高，已经力不从心，如吉安儒士阎弘毅，“自壮岁抱其才游京师，数荐不合”。后来，“荐为甘肃儒学副提举，又翩然叹曰：‘即见用，以逾五望六之年，驰数千里之地，逐尺寸之禄，智者不为也’”。也有一些江南儒士在京城感受到元朝对南人的歧视政策，愤然而归。如台州儒士丁仲容，游京师，“当国者思阴废楚产之士，君察其机，不俟报可，翩然去之”。还有一些儒士纯粹为了追寻传说中的燕赵悲歌之士，当了解了北方士人的情况后，对他们并不欣赏，翩然南归。如士人陶煜（字明元，自号白云漫士），“有异质，从周仁荣先生学，邃于《易》，逮百家九流皆晓达。学成，乃出游，迹几遍天下。上京师，王公贵人闻君言论莫不惊喜倾下，然所持者连城之璧、照乘之珠，杂之碔砆鱼目为病。于是翩然南归，每曰：‘燕赵古称多奇士，今所见何不逮所闻耶？’”

尽管元代江南士人游京师空手而归者可以理解，但对他们来说，毕竟是人生的一次惨重的失败，一些人感到非常羞愧，无颜见家人。陆文圭就记载了一个游京师失败后，不敢回家的士人黄节山的事迹：永福黄君久客余乡，余屏居学道，未之识也。一日访余而言曰：“吾世业儒……不幸陵谷迁夷，世禄之胄降为编户，官吏特不喜儒，差徭必首及之。以故吾家无中人百金之产，而里中之役一二岁必间及焉。曩者吾父因役毁家，吾幼而早有事焉，长而又有事焉，筋力疲于将迎，精神弊于期会，泰山之虎，搏噬不尽，则不止，吾不获已，弃家北出。与吾母诀泣曰：‘儿以先泽殒坠，大恐，顾今仕者类徒手获，儿才不后人，老弃荒陬，自苦无益，丐儿身以往，遭时休明，人思自奋，宜得所欲。’旋以报母，束书晨行，北首燕路。巨公贵人咸愕异之。居半载，选部以不及格报闻，卒困而归。归惭于乡人，遂馆于澄江里中，今四年矣。吾日怀亲，知亲之亦吾怀也，吾其归哉？”

六、结语：元代江南士人游京师的价值与文化意义

儒士游京师是中国古代比较常见的现象，元代这一现象与其他王朝相比，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特点，不仅游京师的人数多，持续时间长，就游京师儒士的身份来看，则大部分属于江南儒士。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与元朝的统治特点以及江南儒士的社会处境有关，这一点拙文《元代游学初探》已经进行过分析，不必重复。从史料看，江南儒士游京师始终抱着与命运抗争的顽强信念，不论为道（理想）还是为己（私利），他们都将游京师作为实现人生价值、避免平庸生活的手段。萧山儒士吴世澄（字茂夫）就是为避免平庸而游京师，元人徐一夔记载：君少负奇气，涉猎书史，不务钩章摘句以为工，取适用而止。年方壮，值天下承平，有志自奋，叹曰：“吾安能龌龊与乡里儿伍。”北走三千里，翱翔故都，营绍介，见当路贵人，上书言事。其言磊落可用……得奏补两浙都转盐运使司广盈库大使。

儒士王炎午则从实用的角度，认为游京师是元代士人人生成功的重要途径，他写道：今天下一家，四海一国，舍是则无所往，嗟乎！此退之未得与。科盛时，苟未得志，尤欲依附以自达，况乎无科举、无侯国、无藩镇时耶？……（刘一清）复观上国，赖当路有力者推毂，教授右卫。衣青衫，载天录，拥高马大盖，归故乡以为兹荣，皆游之力也。士果不可徒守乡里如此哉？

郑玉在送别儒士张伯玉游京师时说：京师者，天下之都会而四方贤士大夫之所时集也，子行壮矣！夫人之生也，岂徒然哉？必有异闻而后可以为耳，有异见而后可以为目，操笔弄墨而后可以为手，跋涉道途而后可以为足。不见王公大人则异见何由而广，不闻高谈阔论则异闻何由而至，不能咏歌当世之事，议论古今之得失，作为文章传之后世，则虽操笔弄墨，所书者不过闺门柴米之数而已。不登名山大川以尽天下之奇观，虽跋涉道途，不过经营钱谷之利而已。子行矣！渡淮而北泛黄河，足以发吾深远之思，登泰（山）、华（山）足以启吾高明之见，历汉唐之遗迹足以激吾悲歌感慨之怀，见帝城之雄壮足以成吾博大弘远之器识。然后见朝之王公贵人、两院之学士大夫，与之议论当世之事，铺陈古人之得失，得志而归，当不与碌碌者比。

郑玉的这番议论，将游京师的意义，提到人生观的高度，反映了江南儒士通过游京师以实现完美人生的信念。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元代江南儒士产生了游京师的强烈动力。

陈基在送儒士陈希文游京师时写道：京师，士大夫之天池也，士之生乎斯世，苟耳目聪明，心志卓牢，手足无拳挛之疾，肩背无伛偻之患，贱不至于马医，辱不至于奴隶，贫不屑为贩贾、工祝之事，非诗书之言不习，非礼义之地不践，非逢掖之服不服，非章甫之冠不冠，言可以信乎朋友，貌可以接乎公卿大夫，气可以折冲乎尊俎，智可以效官使于骏奔执事之间……必扷泥涂，击奔飙，左攀鳞，右附翮，翩翩焉，扬扬焉，翱翔乎帝乡，徘徊于清都。

陈基的这段文字，则反映了江南儒士与命运抗争的顽强信念。这种信念大部分游京师的江南儒士都是具有的。儒士傅若金认为：“为士者身不至京师，不足以昌其道。”儒士杜燧（字延之）晚年自认为一生“书剑无成，功名不偶”，“今发苍苍而视慌慌矣，乃不获观上国之光，以洗耳目之陋，心恒慊然”。这种对游京师的强烈渴望，使他们具有坚强的意志，坦然面对游京师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吴直方游京师三十六年无果，虽然“落魄益甚”，但“其刚劲不屈之气，初不肯稍贬以徇流俗。或悯公，劝其南归，公笑曰：‘生为寄，死为弃，何分冀北与江南乎？’掉头去不顾”。

元代江南儒士的这种顽强的信念，给游京师赋予了更高的文化意义。元代传统儒学对社会的影响力明显下降，儒士王祎写道：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粗戾变礼文之俗，未数十年，薰渍狃狎，胥化成风，而宋之遗俗销灭尽矣。为士者辫发短衣，效其语言容饰，以自附于上，冀速获仕进，否则讪笑以为鄙怯，非确然自信者，鲜不为之变。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江南儒士，将游京师赋予理想色彩的重要原因，他们通过游京师，“凡情之不上达与凡官府之厉害，民力之凋残，将开口而论，披腹而陈”。在向元朝中央政权反映江南社会诉求的同时，也将儒家的思想和治国理念向元朝统治者广泛宣传。尽管游京师的江南儒士之中，为了一己之私利的人居多，但他们“能优游京师，出入馆阁，与四方缙绅韦布交游”，这本身就是传播和扩散传统文化的行为，如此多的江南儒士活跃在大都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对元政权实行汉法提供了强大的舆论支持，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

江南儒士游京师的现象，扩大了儒学在元朝政治和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影响，也是对元代弊端丛生的选举制度的有益补充，有利于元政权的顺利运行以及元朝社会的稳定。同时，从江南儒士大规模游京师的现象中，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社会精英——儒士，在逆境中顽强抗争的勇气，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顽强的生命力。

第四章：生存奋斗、社会经营与权威重塑——元代江南地方社会隐士研究

江南儒士是南宋时期在国家和地方的政治生活中非常活跃的一个社会群体。南宋灭亡以后，包括前宋官员、进士等在内的江南儒士群体的处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被列入政治地位最低的南人族群。元朝统一战争前后，江南儒士受到不小的冲击，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科举被废除，江南儒士的仕途基本断绝，因此，元初大部分江南士人在新的环境之中无所适从，谋生乏术，生存环境恶化，这个社会群体的衰落成为不可避免的社会现实。在发展环境不利的情况下，大部分江南士人成为江南地方政治生活中的边缘人物，或返回乡间，或流荡于江湖，成为江南地方社会中的隐士。

江南隐士在儒学“不行于世”的情况下，一些退居乡间，享受安静的隐居生活。一些缺乏经济基础的士人则为归隐付出了代价，他们选择教书、务农、行医、占卜等手段养家糊口，一些人成为江湖游士。从史料来看，相当一部分隐士通过务农、经商等不同手段致富，重新成为在地方社会影响较大的人物。一些人则忍受不了贫困生活，入仕元朝。

元代江南隐士与江南地方社会之间关系密切，他们通过举行诗会、文会、燕集等形式，推动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与地方士人圈保持密切的联系；他们通过向地方政府上书、建言等形式，参与地方政治；他们还通过个人的言传身教以及投身社会公益事业，推进地方教化，扩大儒学的影响，维护儒士利益。在元朝，隐士以不仕的节操，得到当地地方官和社会舆论的肯定，在士人中间和地方政治活动中，有一定的地位和话语权，是元代乡村社会中的精英和地方利益的代言人，因此可以说，元代江南隐士群体是中国明、清时期江南“乡土社会”中，控制地方社会的乡绅群体的前身。

目前学术界有关隐士的研究成果较多（大部分研究成果称儒士，不称隐士，其实研究内容与本文所研究的隐士相关），主要成果有：周祖谟《宋亡后仕元之儒学教授》、陈得芝《论宋元之际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动向》、郑克晟《元末的江南士人与社会》、萧启庆《元朝科举与江南士大夫之延续》、Yan-Shuan Lao，Southern Chinese Scholars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in Early Yuan：Some Preliminary Remarks，Chinaunder Mongol Rule、Jennifer W．Jay，A Change in Dynasties：Loyalism in the Thirteenth-century China、王明荪《元代士人与政治》等，前人关于一般儒士或儒户的研究也涉及到本文论述的隐士问题。本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元代江南隐士的构成情况、谋生手段、社会活动、社会地位等问题，进行全面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元代江南隐士归隐以后，通过经营地方社会，重塑权威形象，进而向明清时期乡绅的身份或社会角色转化的过程。

一、元代江南隐士的构成

元初，由于改朝换代带来的社会动荡以及统一之初政治混乱，江南儒士的生活受到冲击，纷纷归隐，成为隐士。元初江南隐士不仅数量大，成分也较复杂，其中有怀念前朝的遗老，有对社会现实不满的忧愤之士，有厌恶尘世的烦杂，埋首学问的学者，更有大量入仕无门，被迫沉浮于乡里的一般人物。以下根据相关材料，考察元代江南隐士的构成情况。

元代江南的隐士中，首先是隐居的南宋官员、进士。

元朝统一以后，对前南宋官员、进士（包括太学生）实行优待政策，允许南宋官员通过“换授”入仕元朝，对于江南的进士（包括太学生），则荐举入仕学官，因此，元初南宋官员或进士相当一部分做了学官（或地方官员），完成了由宋到元社会角色的转变。不过，仍然有部分南宋官员、进士拒绝入仕，继续归隐，以“不仕之节”，受到地方社会的肯定，在江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成为元代江南隐士的上层。现将这类隐士统计如下（4-1）：元代隐士统计表4-1

上表所列26人，包括南宋官员、进士以及太学生等，这些隐士毕竟食过宋禄，宋亡隐居，在当时的社会舆论看来，于情于理都是应该的，至于他们隐居的情况，则又各具特点。元人赵孟頫记载了京兆人陈元凯（字时举）为富州县尹时，隐居深山的一些南宋官员：宋故官陈提刑，隐居山中，至是率老儒十余人，皆须发皓白，衣冠甚伟，来谒曰：“某等十余年来未尝入城府，今适会秋丁，感公善政，故一来耳。”公馆之学宫，行释奠礼，民观者如堵墙，留十数日，辞去。

材料中的陈提刑等十余人，大部分应是南宋官员，他们在宋朝灭亡以后，隐居山中，不入城府，与世隔绝十余年，他们来富州参加乡饮酒礼以后，仍然回到山中隐居，这些人属于元朝时期与世隔绝的江南隐士。不过，大部分的南宋官员或进士在改朝换代以后隐于家，并不与世隔绝。吴澄记述了一位不愿意投降元朝的乐安县丞黄申隐居的情况：乙亥（至元十二年，1275）之冬，郡既降，下诸县索降状。乐安令率其僚联署以上，丞黄君独不往，令遣吏促之，方对语云云。吏迫之不动，白令，令怒，俄而吏民数百人集于庭，强舆致君，颠踣于地，若卒中然。众捽蹢诟骂，且曰：“为是不顺，将召兵累我民。”君佯死，为不闻。令无如之何，同他僚署名应郡命。君有惠爱在民，既暮，怜之者舁入，实中堂，蓐处地上，翌旦，或饮以粥，气少续。越三日，家之人始来视，迁就榻，面壁卧旬余。新领郡事者分遣新官治所属，一郡吏来丞乐（安），其人素敬服君廉正，又见府积缗钱甚富，诸器物一如故，可为己有，以此德君，用交承之礼接待，力覆护，为言于郡。郡檄召，不赴，则檄摄县事，亦辞，全身以去，与家人完聚。尔后，连岁盗起，挈家辟地靡宁，仅定庐于巴山之下，日务治圃观书。

上面史料中的乐安县县丞黄申，虽然没有拼死抵抗元军，为南宋殉节，但他不愿意得到投降的骂名，拒绝在投降书上签字，又拒绝元朝的任命，隐居于巴山之下的家中，作为南宋官员，同样显示了其不屈的气节。另有一些隐士的隐居只是出于道义，他们并不反对元朝统治，元人朱德润记载了宋朝使臣吕浩叟隐居的情况：至元十二年（1275），王师下江南。时吕公浩叟，以故宋命出使军前，持节见淮安忠武王，抗辞不屈。明年，南邦混一，宋臣悉朝于京师，公与焉。朝廷授公嘉议大夫淮东宣慰使，仍赐金符玉带，宠慰其行。公拜命，以疾辞职，归卧吴中二十六年而卒。初，即虎丘之阴构堂，扁曰寿乐，且曰：“人生百年，自古贤愚之士同归丘陇，其不朽者惟名义耳！吾幸际天朝，得完首领以殁，将何望乎？”于是以余资丰酒肴，延亲旧，披图玩史，以乐其天年。

从上面记述来看，吕浩叟作为宋朝的使臣“抗辞不屈”，反映了他的气节。不过，次年他就到大都朝拜，隐居以后，元朝在他的话语里面成了“天朝”，说明他对元朝统治的认可，并且对自己能够在元朝享其天年感到庆幸，对元朝表示感激，这说明了他在政治上服从了元朝统治，他的隐居只是出于理学的道义而已。南宋太学学录朱大有的例子更是典型：（南宋末，朱大有上书得罪贾似道，发配淮西）至元十三年（1276），王师驻维阳（扬州），公即著青衫乘白马，径诣军前。伯颜丞相以为宋探马，俾引至前，公具言似道误国失信，忮害忠良，故某得至此。时平章尤公亦在，因曰，朱某宋名士，遂坚欲爵之。公辞以仕宦非所愿，但得正名义归田庐足矣。南服既定，丞相以尤平章至吴城，凡宋所籍朱某家产悉还之，由是颇营业，为隐居计。晚爱内典，与阮登炳、何处尹等结华严会，大德三年（1299）卒。

这位宋太学学录受到南宋丞相贾似道的迫害以后，只身前往宋朝的敌方丞相伯颜那里“正名义”，表现了他对南宋王朝的失望和对元朝政权的信任，他的隐居当然只是出于道义，而不是反抗元朝。

元朝大量的南宋官员、进士（包括太学生）成为隐士，是改朝换代的结果，一些人由于对宋朝的忠诚而隐居，但大部分人还是对宋朝和元朝政权同等看待，仅仅出于道义而隐居。就后一种人来说，仕宋和仕元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其实只是等待时机、随机应变。这样的隐士在元朝初年的江南应该占多数，我们看到，元朝统一不久，一些南宋官员纷纷通过“换授”重新在元朝为官，一些人则通过荐举，结束了短暂的隐居生涯。

元初隐士出仕元朝的途径首先是换授。元人黄溍写道：“至元二十一年（1284），有诏宋故官得验其资级换授。”这一诏令下达以后，“向之在班行者，多携故所受告敕，入换新命。”黄顺翁就是“故人有客京师者，代为公陈于吏部，遂以公为承事郎武冈路新宁县尹”。元初的这种换授本来是为了解决江南缺官问题的权宜之计，但这个政策施行以后，造成了极大的混乱，程钜夫写道：昨者钦奉圣旨，许令江南曾有官人，赍告敕赴省换授，此最良法。奸臣卖弄，遂至颠倒。求仕者凭外省之咨，而外省贪饕尤其可畏。有钱者无告敕可以得咨，无钱者有告敕却不得咨。求仕之人有卖家丧业而卒不沾一命者，亦有全无根脚，大钱计会，白身而一旦受宣命者。亦有外省等官，将空头咨示旋来内省，寻趋有钱人员书填姓名，亦有内省官吏通同作计，公行添锸人员。又有一等泼皮歹人，置局京师，计会保官，诬写根脚，保明而得官者。吏治之弊，至此已极！今省府欲行考究，似觉费力。今有捷法可以永除病根，欲乞选清强通晓官员，无论南北，每省差两员前去，同本道按察司取会江南州县、城郭、乡村、邻甲保明指实元在亡宋有官人员姓名，一概置籍，明书本人乡贯、三代及入仕根脚，赍擎前来省部，以凭照勘。遇有求仕人员，一阅而知真伪，极为便当。仍与申饬外省，遇有求仕者，合与行下本郡，令乡都邻甲保明本人是何出身，即量轻重咨来，不许邀阻，其有外省官吏迁调人，惟许令求仕人赴御史行台及按察司论诉，庶几公私两得便当。籍成之后，却与商略白身人求仕格式，行下江南。

程钜夫建议为前宋官员建立专门的档案，换授时比对档案，以避免任官过程中的一些混乱现象。这个建议是否得到执行，缺乏史料记载，但“换授”政策使一些南宋官员结束了其隐居生活，这一点是肯定的。此外，据史料记载，还有一些南宋官员被强行“拘刷”任免官职。徽州路程龙就是典型例子：（程龙）除严州推官，与虚谷先生方回同官二年。北军下临安，太后手诏谕州军降，方遂以严郡入附，公不肯署，被擒。伯颜丞相以文学士释之，辟差同知江西赣州路总管府事，勒令之任，中道走归，隐居养毋，匿影藏形者十余年。会拘刷宋故官，不奉诏者族其家。威令峻切，时太夫人尚无恙，逮者及门，公垂涕曰：“安有为人子而爱身弃母者哉？”因出受命，授温州永嘉县尹。

除了“换授”和“拘刷”以外，元初为了消弭南宋士人对元朝的抵抗情绪，实行荐举制度，推荐南宋进士、官员和太学生入仕。

南宋灭亡以后，太学生也与宋朝皇室一起，被押解到大都，这些太学生大多被荐举为江南各地的学官以后，返回江南任职。元人周密记载了部分太学生的任官情况：丙子岁春，三学归附士子入燕者，共九十九人。至至元十五年所存者，止一十八人，各与路学教授。太学生一十四人，文学二人，武学二人。赵希榛，蒲城，严教　　　林立义，福州，秀教赵孟镠，福州，苏教　　　徐武子，温州，温教潘梦桂，明州，明教　　　黄元辉，福州，福教吴时森，上虞，越教　　　陈寅之，福州，泉教赵又贵，福州，处教　　　沈唐光，漳州，漳教许又进，许州，建宁教　　林桂发，杭州，润教张观光，婺州，婺教　　　黄子敏，杭州，宣教改南钦教金炎，杭州，松江教　　　虞廷桂，长兴，湖教陈自立，福州，福清教　　高选，福州，杭教

关于荐举的情况，周祖谟先生《宋亡后仕元之儒学教授》、孙可宽先生《江南访贤与延祐儒治》以及拙文《元初江南士人的处境和社会角色的转变》等文章已经进行过考察，这里不再重复。从元初南宋官员、进士的仕元情况，我们可以从某些方面看到元初江南士人的政治动向。

其次，南宋时期的学者与一般儒士，入元以后隐居者也比较多。现将本人收集到的这类隐士统计如下（4-2）：元代隐士统计表4-2

上表统计了元初隐居的一般士人、学者共77人。与前宋官员、进士相比，除了少数南宋遗民反对元朝统治以外，元初隐居的一般士人学者大部分出于对理学忠诚原则的坚持而选择隐居，他们怀念宋朝是肯定的，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也不反对元朝。这些儒士的归隐情况一般没有太多的政治纠结，在改朝换代的混乱局面中，一些人挺身而出，稳定乡里秩序，保护乡里百姓的生命安全。当局面安定下来以后，他们或拒绝元朝的任命归隐、或自动离开政治，回归乡里，过上隐居生活。下面列举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休宁儒士赵长卿：至元丙子……徽未定，（赵）子常之大父长卿，起家谒军门，保乡井，靖寇乱，释旁邑之持兵不下者，活其人。事平，人德之。禄仕不究其志，益购东山之余地，规以隐居，不果，今七十也。子常因既其地以为读书之室，躬耕以具箪食，与一二同志之士居而学焉。

华亭县儒士殷澄（字公原）：至元间，天兵下江南，将军号杨扫地者，帅偏师入华亭。君时避，曰：“否亦今日。”遂扣军门求见，大言曰：“夫民犹水也，水顺则流，逆则激；民顺则宁，逆则乱。矧郡县新附，民心未安，将军独不能抚绥招徕以称上神武不杀之德，顾欲尽剿，斯民何辜？”杨怒甚，手剑斥君，君复正色曰：“杀我一人活千万人，我死犹生也。”语益激烈动人，其裨将有感君语者，起而沮之，而杨亦慑服。于时，民全活者以万计，咸涕泣罗拜曰：“公于我生死而肉骨也，愿岁时伏腊祀公于社以报。”事闻丞相，伯颜公义之，遂用便宜，授君华亭军民都总管，使守其地。君即弃去，曰：“大宋氏亡，吾以亲不亡，独不能逸乎？”遂服野服，隐居胥浦上。

浮梁州儒士李心道（字圣传）：至元庚寅，邑毁于兵，愚氓并缘窃发，剽掠者为奸。公与叔父宗正公雷初义同险艰，官军掩捕，倚君奇画，获其渠首，而贷胁从者。主将欲官之，君曰：“吾以卫乡井也，岂干荣哉？”卒不受。

临川儒士陈瑜（字瑜玉）不仅保护乡民免受兵火，还帮助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吴澄记载：南土初附，遐陬未靖，寇震于邻，赖君有谋，寇不敢犯。其后官军捕逐，几受玉石俱焚之祸。君造于师，竭家财迎犒，保任其乡为良民，帅义其请，禁毋俘掠，一乡生聚获全，君之力也，至今父老犹感恩不忘。遇贤士挈家逃避为寇所得，贫无资奉，将致之死，君捐金赎其孥而无德色。临川大邑，每岁输粮三万有奇，吏漫其籍，官与民两病。会郭尹至，君先自首实，又为画计考核，尹行其言，未期籍成。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歙县儒士黄孝则（字诚夫）、歙县儒士洪洋（字味卿）、吉水儒士杨三登（字仪之）吉水儒士王思恭（字敬甫）等。江南隐士的这种保护地方乡民，稳定社会秩序的行为，反映了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也有一些士人或学者，在改朝换代以后，短期内做了元朝的学官或地方官。上文谈到的杨三登就做过吉水县尉，更有一些隐士不忍心看到元初儒学荒废、士人失业的现实，而做了元朝的学官。如常州路无锡州学者虞荐发（字君瑞）：无锡县学废，士无所归，强起公为师。招诸生坐斋中，讲说义理，考论德业，士闻风而至，课试无虑数百。士有田籍，官俾给驿传，公言于帅若宪，辄律引谊，其言恳恳，诸使素重公，从其请，得免者且百家。乡饮酒久废，赞使邑长行之再，龟山先生之来南也，居于常者十八年，公为祠堂，奠龟山于中，而列乡之先贤于左右，岁时祀焉。秦淮海之墓在惠山南，为赵氏业，公谕赵归其地于学，为之封殖，士论是之。为乡校官十余年，廪禄皆辞不受，而校官之所当为者，举行无遗，文风之盛，他邑莫能及。声誉闻于中外，将致公都下，而行其法于他学，公谢不往，因遂辞学事。

弋阳儒士张卿弼（字希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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