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晓威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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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叶茑萝试读：
我的文学与生命观
于晓威（自序）一多年来从事文学创作，似乎一直思考的是，文学能为现实做什么，但当2016年马上过去，新年即将来到——无论从历史、传统、旧俗，还是从个人生命和心理意义上讲——需要总结些什么的时候——尤其是面对这本小书，需要写一份自序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恍惚怔忡、不知如何言说的困惑：对于文学，就我自己而言，我为它做了什么？
从世俗的角度来说，对于文学，我做得还真是不少。初中时因为它，我学习偏科，除了语文，其他科目全部自愿放弃，忍受着老师们无数的责骂不说，还害得我毕业留级，最终连正儿八经的高中都考不上，只好去了一所职业高中的美术班打发青春期了事。二十岁左右，刚在县城文化馆参加工作时，承蒙一位好心的、爱才的邮电局局长相中我，他费了好大的劲儿，经过市里和省里两级主管邮电部门特批，调我去县城邮电局人事科工作，给我福利分房。我去干了三个月，百般不适，深感背叛文学，无暇伺候它，于是厚着脸皮找到局长大人，要求调回原单位，楼房我也不要了。后来的下场是我与妻子辛苦积攒了十年工资，才自己买了一个楼房。因为调回文化馆，又有时间可供支配了，再加上那时候一贯受到深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法则影响，自己主动跑到偏僻农村体验生活，搜集素材，却因连日奔波疲劳，于一个细雨飘飘的下午，竟在江上行驶中的木船的甲板上睡着了，醒来后浑身瘙痒，遍布湿疹，此后见风落泪，遇水浮肿，于是一个叫作“顽固性荨麻疹”的怪病折腾了我足足十五年。其间喝了无数汤药，寻了无数偏方，皆不抵用。冬天不敢出门，雨季不敢赴约，为此错过了多少与异性们聚会雅坐的机会。好在此症于十年前，不知不觉中，它自己竟完全消失遁形，让我康复如初。再后来，遭遇过多次唾手可得、明确之极的步入仕途和攀升的机会，皆被我一一婉谢和放弃。
能说我为文学没做什么吗？
但是没用，你做出这些，文学不一定就觉得你顺眼，文学还要看你另一方面为它献出什么。
那就是作品。
说作品我气短，知道自己干得确实不像话，不够好。但是尽管这样，也还有点一以贯之的底线，什么是我能做出的。
没太写一套做一套。也就是说，没太一边在作品中塑造善良、公平、正直形象，一边在生活中见利忘义、虚伪猥琐、前倨后恭。
没太糟蹋汉语言文字。对它的热爱从里到外，从内容到形式。追求简洁、凝练、富表现力和张力的文字，并且一直坚持手写，以体现对其身心俱服，内外兼修。
没太重复自己。文学是一个高贵和聪颖的女子，你对她展示你的智慧和桥段，展示你的迷人空间，不可再三。那样不仅仅是亵渎对方的美丽，更是侮辱自己的智商。只习惯用一种方式说“我爱你”是无力的。
没太一心只写正确的故事，而慢待旁门左道、身体发肤与变态小我。再好的金銮殿旁边也得有厕所，城市没有垃圾场就意味着处处是垃圾堆。人去了感官什么都没有，血液也是流动的，想成为榜样和标本那是尸体。
没太考虑为金钱写作。这个真不是哪个生活中伟大导师教的。是天性。若说我不自量，那好，换句话说，那是文学本身教我的。
没太觉得自己一直会写。知道自己总有写不动、写不出来的那一天，但是很清醒地偷偷发现一个秘密，写不动的那一天，可以有一个办法让人家尽量不忘掉你，那就是多扶持和帮助更年轻、更后进的人，不要跟年轻人争风吃醋，争名夺利，使大家由着对你文字的喜欢转化为真正对你心性和品格的喜欢。二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对生命感到悲观。说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有一些矛盾，原因在于我一直对生命感到悲观。“一直”却又“曾经”，这是不对的。
说不清为什么。就像一个人知道空气对于呼吸的重要，他想弄懂它，但是他什么都看不到。
曾经有人就此问我：“你的生活有什么坎坷吗？”我说没有（这要感谢上帝）。“你觉得生活还挺幸福吗？”我说当然（因为我很容易知足）。他不客气地看了我一眼：“那你就是作秀，精神撒娇。”
这当然不对。他把“生命”同“生活”的概念弄混淆了。我对生命感到悲观，并不是说我厌弃生活。反过来说也对，我热爱生命，但我未必热爱生活。况且，悲观从来不是失意者独占的权利。
对生命悲观并不是说怕死。当然，一个人说他怕死，这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惧彼无成，愒日惜时”，我想，只有浪费时间的人到头来才真正怕死。一个珍惜时间并孜孜以求的勤奋黾勉的人，死对他不是终结，是靠近完美。
由此想到了时间。想到了相对论。我想，人的生命或许无法卓有成效地延长它的长度，但可以拓展它的宽度和厚度，使它看起来变得立体一些。一个作家或艺术家，他的天然的操守和福祉在于：他必热爱读书，如此他接通了逝去时间的通道，与前辈生活形态与思想对话；他必生活在现实和当下，这是他生命个体赖以存在和运动的方式，是他现世的责任和底线；他也必然要想象和创造，他得以超前体察和生活在未知的人生领域，预见并瞻想邈远的未来。如此，他活了八十岁的话，他可以说：我活了三倍于此的年岁。
也就是说，从上帝手中偷回一些派定之外的生命，这是作家、艺术家们的乐事。三
生命的前提是自由，写作也是。我喜欢自由地写作。我写作不一定是因为生活太沸腾、太广阔，使得我要去反映它，有时候恰是因为现实世界太单调、太沉闷，我的心灵要冲破它的束缚，奔向另一个虚构的世界——或曰“空虚”，它同时也是另一种真实的世界，因为它确实存在。那么，我觉得作家“关注”现实固然不错，但不应反过来完全被现实给“关住”。我喜欢忠实反映现实的小说，但我也喜欢不忠实反映现实、甚至歪曲现实的小说。一面镜子映出了现实，说明它只是工具而已；一泓清水映出了现实，它就跟上帝有关了。
谈到现实，谈到生活，就无法不谈到体验它们的方式。我理解并体会的体验生活，也许应该有三个方面：一、个体生命所依赖和被包含的无所不在的当下生活；二、离开自己原有的固定生活范围，为某一理念和追求去短时期探究或占有别的生活；三、读书生活，它同时代表记忆、回忆和想象。这三个方面，既可以独立和分别发挥重要作用，又可以互相渗透与影响，随着个体生命对外部世界的不断认知而此消彼长。
如今，随着现代技术性社会的来临，人所感知的外部世界越来越变得驳杂和无限。在一个普遍技术化、工具化、物质化来临的时代，人越是追求外在的东西，就越是容易丧失自我。因此，对一个作家来讲，采用多大限度体验生活，用什么方式体验生活，不仅是一个文学问题，也是一个生活价值取向问题。
套用庄子的话来说，生命是有限的，而生活无限，以有限的生命追求和体验无限的生活，殆矣！退一步讲，也许任何一种体验生活的方式都是无辜的，关键在于你怎样既融入又不融入你所身处的生活。即，体验生活的终极意义不意味着去体验别人的生活，用别人的心情和眼光看世界，而恰恰相反，体验生活，恰好是为了关注自己。观察生活的河流，就是观察自我的变化。它意味着时刻表达自己的判断，充实自己的生命感受力，抒发自己的思想。差异决定认识，如此，你也才可以为你所体验的那个世界和那段生活发出独特的代言。
曾经流行于评论界的一句话叫作“生活远比小说精彩”，似乎有凭此嘲笑目前小说无能的意思。殊不知，这句话本身就存在一定的谬误。因为，它的文学伦理出发点无非就是：小说应该完全纪实，最好和生活一样——从而完全将小说拉入庸俗的形而下的泥淖，忽略了虚构才是小说的审美正途这一基本事实和常识——哪怕它真的不如生活精彩和热闹。
我一直鼓吹想象的重要（所谓缺什么补什么，这也许正表明我做得不够好），想象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脱离格局，脱离格局意味着创新和冒险。然而，怀特海说过：“没有冒险，文明便全然衰败。”因此，对作家来说，想象（连带读书、记忆和回忆）也是体验生活。四
说说底层写作。
我一直不认为写了农民和下岗工人就是关注了“底层”。同样写了知识分子，有许多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被传导上“集体失语症”，自甘拱让了对社会的独立发言权和判断能力，在思想上沉溺于破产的废墟，或者与金钱的拜物教争风吃醋，他们算不算某种意义上的社会“底层”人？反映他们的思想苦闷、挤压、扭曲、堕落乃至挣扎的作品，就不属于关注“底层”的写作吗？
1928年董秋芳在给鲁迅的来信中，曾抱怨道：“我觉得有许多……文艺家，也许是把表现人生这句话误解了。离开时代而创造文艺，便是独善主义或贵族主义的文艺了。”鲁迅在回信中引为同调并予以肯定。八年后，鲁迅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里，干脆详细加以解说：“我想现在应当特别注意这点，解放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决不是局限于义勇军打仗、学生请愿示威等等的作品……它广泛得多，广泛到包括描写现在中国各种生活和斗争的意识的一切文学（包括吃饭睡觉）。懂得这一点，则作家观察生活，处理材料，就如理丝有绪；作者可以自由地去写工人、农民、学生、强盗、娼妓、穷人、阔佬，什么材料都可以，写出来都可以成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我觉得鲁迅的话在今天仍有鉴戒意义。哪怕是在我们时下的社会转型时期，一切主流的文学定义（包括各种文学评奖），不应该排斥那些并没有关注腐败的，并没有关注农民的，并没有关注工人的……并没有关注所谓时代的一切的文学。何况，即便是超现实的文学，它也离不开现实，它也挣脱不了人所处的时代。那么，它也是表现了时代精神的文学。
齐美尔在他的《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里面说过一句话，它是关涉政治的，但也适用于文学：“一切社会的过程和直觉在心灵里都有它们的位置，社会化是一种心理的现象。”
我理解，文学，正是要描写心理的现象，或曰心理的现实。五
关于传统与创新。
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的所有经典，源于它们在所处时代的创新精神。
关于文学的创新问题，当下文坛的作家和评论家们谈论得比较多，但是这里面不乏存在一些误区，即文学的创新往往是跟作家生活经验和作品题材相关的一个命题。避免作家生活经验趋同和作品题材的雷同或“撞车”，是保持文学创新的一个有效方法。我认为这是片面的。
可以说，文学创新的意义应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浅表性的，或曰形而下的；一个是内质性的，或曰形而上的。如果浅表性的文学原创理论成为流行的理解模式，文学存在的意义将会大打折扣，甚至成为堕落。因为文学所取得的真正发展，从来就跟题材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题材本身没有高下之分，我们不能因为探讨某种所谓新的现象，重新回到历史上“题材决定论”的泥淖当中。
题材撞车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伪命题。从古至今，难道还存在没有“撞车”的题材吗？生和死，战争，爱情，嫉妒，仇恨，宽容，哲学意义上的渴望献身的精神，这些都是文学永远的主题，它们是不是一直在“撞车”？单纯为了回避“撞车”，那我们还“写什么”？《圣经》里说，“风往南刮，又向北转……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美国一位学者曾经为了给好莱坞爱情模式的剧本提供创作经验，详细梳理和考察了古今世界文学作品中与现实生活中的爱情故事类型，罗列和总结出一百多种爱情故事发展类型，这等于说，哪怕再有想象力和伟大的作家，写爱情的时候都逃脱不了这一百多种爱情发展的模式。那么，爱情的故事发展类型有一百多种，战争题材呢？商界题材呢？校园题材呢？如果有心人出来总结，大概也不过是有限的几十种或上百种而已，其他题材以此类推。初看之下这是个悲哀的命题，文学从古至今就是在不断重复，没有发展，这岂不是真的照应了一些人的“文学死亡说”？然而文学怎么会死亡呢，怎么会没有发展呢？它永远和人类的精神相连，和痛苦、欲望、献身渴望、想象、创造相连——文学死亡，除非发生了地球上的人类进化到木乃伊的事件。
因此，问题涉及文学创新的内质性。我觉得文学创新最根本最深层的问题，是思想的创新。
有一句话叫作“未有飞行之技，已有飞行之理”。在古代社会，虽然没有产生飞机等航空器的科学技术，但是人们渴望在蓝天自由飞行的理想早已萌生，经过一代代的无穷实践和磨炼，最终产生了伟大的现实。小说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突出形式，所代表的正是作家思想精神的动力和取向。
在现代社会，由于政治规章的强力贯彻和商品经济法则的肆意横行，以及电视、新闻报刊等媒体对社会事件报道的铺排性和统一性的席卷而来，人们对身处其中的现实世界的经验往往是直接的和相同的，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往往是单调和一致的，所以才有了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群是一个人”“单向度的人”和“平面人”等诸多说法。问题的突破点在于，虽然人们的生活经验可能是一致的，但人们的思想和想象力却并不一致，这是区分每个生命本体不同的重要标志，对作家和作品来说，就更是如此。一切法律、规约、道德、习俗包括真理，都要求恒定、一律和格式化，而真正的文学恰恰是质疑恒定、拒绝重复、打破规约的，并以此不断推动人类文明和思想的更大进步。所以，尼采说：“艺术的价值大于真理。”
然而，就文学领域而言，无论是现代思想的自由者，还是传统思想的卫道者，都会或多或少顾及到如何在理论上解决尊重传统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恰恰觉得继承传统，就是湮没了传统。而让开传统，才是尊重传统。
举几个例子。很多年以前，我在当代某位作家的一本小册子里读过类似的一段话，说是在现实某些恋爱情境里面，“恋爱的一方不是爱上对方，而是爱上了爱情”，我觉得非常有哲理；可是随着阅读的掘进和开阔，时光推移，我发现这句话是法国的罗兰·巴特说过的；再随着阅读的深入，我知道它更早的始作俑者是蒙田。还有，“人，诗意地栖居”，许多文章写到它是海德格尔的名言，其实，作为后人的海德格尔只不过是引述了他的前人荷尔德林说过的话并通过自己的影响把它扩大而已。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当时赢得议论和称道的艺术特点之一，就是因为作者使用了一种类似“插叙”的结构手法。“顺序”“插叙”“倒叙”，这在今天简直是中学生都不屑一顾的常识，但是谁还记得这是艾米莉·勃朗特的发明呢？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至今仍令许多人记忆犹新，我相信这本书给很多作家带来启发和指导，抒写普通人物甚或小人物命运的视角调整让我们的创作远离了“高大全”，进入另一种美学品格，然而，一百多年前萨克雷将他的巨著《名利场》的副题就命名为“没有主角的小说”，表示要写出作品人物“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这几乎是后世产生的《性格组合论》的中心思想归纳了……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文学追求创新，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也就是最大限度地洗去传统印记，另辟蹊径。面对历史上众多文学大师，雨果当年说过：“我们虽然不能超过这些天才，但却可以和他们并驾齐驱。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呢？那就是要和他们不一样。”正是因为这样，雨果开辟了伟大的浪漫主义先河。同时，作为传统艺术观念的卫道者，也应该明白，避开传统，才是真正地尊重传统，以显露它应有的位置，否则，沿袭和继承传统，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遮蔽和湮没了传统。
那么，对于文学作品的叙述方式的自我创新和努力，是不是也连带产生一种形而下的工具论倾向呢？我觉得不但不是，反而更加值得重视。因为叙述的创新，究其实表象之下反映和折射的还是思想的创新，只不过它蒙上了一层语言物质和符号的外壳。
在谈论文学的叙事之前，我个人有个看法需要说明一下：就是文学的叙事和叙述应该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在文学的内在意义上讲，叙事更多是指涉作品的内容，亦即所叙之事；而叙述更多是指涉作品的形式，亦即作者讲述故事的方法，采用什么手段。它们其实是不同的两个层面的问题，在文学实践中，平庸作家和优秀作家的区分有时候恰恰在于前者重叙事，后者重叙述。叙事代表事件和题材的公共资源，这往往是共知的，而叙述代表不同的创造和品质，是个人经验和技术理解的漫延物化的结果。优秀的作家在今天，甚至往往以叙述来对抗叙事，并形成有效的纠结。上述这个道理就像在工厂，一个产品的物质构成和生产流程虽然是一样的，可是在师父和徒弟的手下，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却远远不一样是一个道理。区分在于经验和技术。
赵毅衡教授对叙事和叙述的问题有过文章辨析，他的观点我比较赞成。我觉得文学叙述是对生命和存在的超越，也就是说，它使得小说叙述从传统的工具论上升到其实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论，更是一种哲学方法论。这开辟了一个响亮的现实。我们知道，文艺理论常常讲“内容决定形式”，这是不错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有很多时候反过来说，“形式也决定内容”。就好比一个战场指挥官面临的问题，传统思维是什么样的战场决定你使用什么样的武器，但有时候现实是，你手头拥有什么样的武器，才决定你开辟什么样的战场。你掌握不同的语言和叙述，决定了你即将完成的小说是什么样的面貌。
那么文学或小说是怎样发展的？问题很简单，是叙述的方式不同，是叙述的语态、语感、语势和语境不同，是叙述这一现实和本相的不同，是叙述的文化背景和个人风格不同，是由着叙述所产生的哲学视角不同，它们产生了新的趣味和新的理解方式，它们促进了读者反观身边现实世界的陌生性，它们引发了人性无穷的张力和思考，它们在推动了文学或小说的发展，并且也推动了人类精神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文学中叙述，其实是一个根本性的命题。
因此，才有了饱受热议和瞩目的海明威的“电报体”叙述，有了菲茨杰拉德的“嬉皮士”叙述，有了博尔赫斯的“智性”叙述，有了罗兰·巴特的“零度”叙述，有了罗伯·格里耶的“物理”叙述，有了马尔克斯的“魔幻式”叙述，等等。从文学史的时间和断代意义上讲，真正的文学史记录下来的往往不是作家和作品的题材的不同，而是叙述和叙述所代表的哲学方法论的不同。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我觉得《红楼梦》是一部真正伟大和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很大意义上因为它体现了叙述这一高超和繁复的技巧，它的语言和叙述的“阻拒”功能、“痴言呆语”功能、“感觉”功能、“能指和所指”功能，浑然一体，抛却后现代元素不计，单是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张力和留白效应，它也不仅仅停留在结构和主题上。而《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基本上是在叙事，从一而终地体现了线性叙述的原则。曾经有学者将《西游记》与《百年孤独》对比，认为它们同样体现了“魔幻”的特征，认为中国这一叙述技巧不输于国外，其实恰恰忽略的是叙述的哲学意义。要我说，何止《西游记》，上古神话《精卫填海》《刑天舞干戚》更是魔幻现实主义了，它们的产生时间更早。把叙述形而下地捆绑成为内容服务来看待，只会指向风马牛不相及的谬途。
因此，美国后现代派作家加斯说“文学中没有描述，只有遣词造句”，这句名言表明，小说家正是在文学、概念和转换规则中构筑他的世界，“文字具有一个远远超越其所命名的物的现实”。这些，都是在揭示小说的叙述的力量。当然，我不是在宣扬生活消解论，厚实的生活固然会充实作家的生命体验，但是作用到文学中，伟大的叙述才能体现伟大作家驾驭材料的认知水平和品质，而不是材料或题材自动呈现。六
最后，想谈谈我的绘画。
二〇一五年秋季的某一天，当我一个人孤独地散步在北京的大街上时，突然就萌生了念头：不行，我得画画。
说来好奇怪，我职中时在美术班学过三年美术，后来也在沈阳的鲁迅美术学院培训过，但那时候我一心迷恋写小说，画画于我而言，也许并不喜欢，只不过是想通过它谋得一份卑微的职业，比如，可以先考上一个师范之类的院校美术专业，然后当一名中学美术教师，回头再写我的小说——须知，我初中就已经留级，因为偏科严重，学习成绩低劣。而仅靠写小说，是考不上任何一所高等院校的。考不上大学，就意味着我没有职业，养不活自己，还写个什么小说。
但是话说，毕竟当年我还是痴迷文学，同学们出去写生的时间，我大抵是用来鼓捣小说了，因此美术算是学得三心二意，加上文化课成绩极差，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别人都能读上个美术院校，我却瞬间变成了一个“待业青年”。
如今我想画，画什么呢？时隔二十六年，我其间连半次画笔也没再摸过，我还会画吗？但我知道我必须得画，不画我就完了——我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后半生废掉，包括我的文学生涯。
是的，我知道我十年来，尤其是近五年，其实是患了抑郁症，尽管我之前好长时间不愿意承认。我的母亲是一名图书馆长，她生前除了文学书之外，阅读了大量百科知识，包括生活和心理方面的，还曾编撰出版过一部生活常识书籍。她临去世前，曾偷偷跟我妻子讲：我看晓威近期有抑郁症倾向，我不在了，你一定要多多关注他。
而我已经没有机会跟母亲讲了，我的抑郁症，部分地源于得知她患癌的消息。在她离去的几年里，我几乎天天枯坐在书房，什么也不干，就是吸烟、冥想，或者在网上搜索和关注一些死亡的信息。朋友们找我玩，每次都因我的沉默呆坐而散场。
我知道我不快乐。也为之前二十多年的文学拼搏和付出——换来今天的无为——而痛惜。可我无力自拔。
彼时我站在北京的街头，想，那么我画什么呢？此时一个字眼跳入我脑海：“丙烯。”我不知道丙烯是什么，好像隐约听说过它，也记忆朦胧地觉得看过美术领域里的一些丙烯作品。但此时，我只是觉得“丙烯”这个字眼的发音是性感的，跌宕的，它的字形是现代的，陌生元素的。它照应我身体的直觉属性，似乎只有这个绘画材料才能打动我的心境。
于是我买来画笔、画纸、丙烯颜料和画板，以及其他工具，在房间里夜不能寐地画。我感觉内心的许多东西被渐渐释放出来了。不，是被汹涌着剖开和喷溅出来了。我站在画板前一画就是一宿，连续半月每每如是，竟然毫不觉疲惫。
因为画画，我开始养成一种习惯，就是愿意观察和揣摩外界的景色以及一切物象了，而此前多年，我对一切自然景观是无感的、麻木的。每次外出开笔会或与朋友旅游，隔了不到一个月，我就想不起自己开会的地方是哪里，与谁同去，或者譬如，经常将在A地发生的事情说成是B地的。
因着这种为了绘画而养成的观察的习惯，二〇一五年十月的一天傍晚，我在鲁迅文学院食堂吃完饭，独自在院子里散步。这时候，夕阳西下，暮色将合，我看到的院子里的银杏树和白杨树是那么美。我一个人来到树下，观察夕阳的光线打在树干上的色彩是怎样的，风吹动着叶片的线条流动是怎样的，我在全情而用心地欣赏它们。五分钟之后，突然，我的眼泪流下来了，我的内心深处回荡着一个真切而久违的声音，我相信是另一个我在对自己说的，要么就是上帝在耳语，它说：大自然是多么美啊，生活是多么美啊，而你不快乐的时间竟然太久了——太久了啊！
那时候，我知道我为什么突然画画了。抛却其他更多因素，单纯从职业、信仰、意识和行为的惯性而言，多年的文字历练使我越来越生命内敛，它像一群无数而看不清的“小人国”里的怪物，将我的生命向情绪里面拽，以致情绪大于生命，封闭，混沌，而一旦感受到外界看不清的空气和事物的蝶振，就会让我感到压抑和绝望。归根结底，我认为这是一种个人感知的文化意义的绝望。而绘画，它起码在物质和生理属性上，以色彩和瞬间能成的造型呈现，以及身体的动作，让我的灵魂向外舒展，与那些“小人国”里的怪物进行决绝的拔河。起码，它们是能够打个平手、保持平衡了。
我的心理由此安稳，我的灵魂由此正常。
也就是说，在那一瞬间，我，不仅知道我活过来了，而且绘画也拯救了我的文学。我自信我还会写得更好。
还有，如果说，我绘画的信仰是什么，我服膺莫奈说过的：“依靠教条是不能成画的……我常常为了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感觉，完全忘掉了最起码的绘画法则，如果这些法则依然存在的话。”同时我还愿意援引梵高说过的：“我要更有力地表现我自己，注重表现对事物的感受。”
——一切为了文学，一切为了自由。
羽叶茑萝
五月初，刘老汉的隔壁新搬进一户人家。夫妻俩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男的模样斯文，女的表情文静，就连他们幼小的孩子，也很少能听见一声响亮的啼哭。日子如风一样悄然而有序地掠过，刘老汉的心境，并没有被新来的邻居激起一点嘈杂不宁的涟漪。
隔着褐红的砖墙，刘老汉曾听到夫妻俩议论过，一个要莳弄点芸豆，一个要栽点牵牛花。一个说可以吃，一个说能欣赏。夏末，刘老汉看见墙那边长起来的，不是芸豆，也不是牵牛花，是比牵牛花还要好看和雅致的羽叶茑萝。仰头看起，粉红的花瓣衬着嫩绿的叶蔓和空隙中湛蓝的天空，疏疏密密，横横斜斜，竟让人耳目为之一新，感觉意味无穷。
林未渊是在放暑假前的某一天，忽然想起办一个作文辅导班的。
那时候，小琬正在厨房剥一棵葱。林未渊叫了一声。林未渊的叫声让小琬吓了一跳，她以为林未渊又是被鱼刺戳着嗓子了。那种在长度超过半尺的鱼类中价格最低的明太鱼，骨刺是很坚硬的。小琬刚刚放下葱，林未渊又叫了一声。“哎，”林未渊就是这样喊的，“我们暑假办个小学生作文辅导班吧？”“谁？”“我们俩。”林未渊说。“净扯，能行吗？”小琬嗔了一句。林未渊知道，小琬只要在说完话加上一个“能行吗”，就表示她的心中已有行的可能和倾向。林未渊说：“当然。”
小琬轻轻地笑了。她希望这件事能成。大学毕业后，小琬被分配在县内一所高中教语文。兢兢业业，含辛茹苦，可他们的生活并未显出怎样宽裕，倒像是一条无形的绳索捆缚在身，越挣扎越紧了。小琬知道，这不是由于她和林未渊缺乏生活经验，把工资在不合理的用项上磨蚀掉了；也不是由于林未渊好逸恶劳，无所事事。不是的。小琬这样想。
林未渊在大学里一直潜心于戏剧创作。如果不是为了维系和小琬的爱情，他是会去到另一座城市里的。他在《剧本》和《创作舞台》上发表过作品，还曾搞过一个实验话剧，在他就读大学的城市里做了几场演出，反响相当良好。当然，这已成为过去了。毕业后，林未渊随着小琬回到县里，在县内唯一一家剧团做编剧。就是这一年，剧团几乎发生了质的变化。人们无法苛责在首都一些剧院尚且门可罗雀、那么在一个县级剧场里又会光顾几个观众这一事实。剧团内一些年届中年、富有表演才能的演员被相继流动到其他部门，剩下的和重新招聘的一些年轻女演员，在装潢一新的演艺厅里以伴舞和被点歌为职业。林未渊置身这里，惶惶然无所适从的情状可想而知。
林未渊没有好嗓子，握不起麦克风。他也没有纤长的手指，拨动不了电贝斯。他能记忆起，唯一用过自己手中笔的，是为节目主持人撰写几段互不重复的开场白。
哪怕，林未渊想，要我写出一段剧情简介呢！哪怕！
他郁郁不乐。小琬没计较这些。在她从容的、平和的心里，一直深爱着林未渊。小琬记起《圣经》中开始的一句话：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
哦，光。林未渊是她的光。
林未渊就是在一个普通的中午，小琬转身在厨房剥葱的时候，盯着桌子上无人动过的汤匙出了一会儿神，忽然想起要办一个作文班的。“不行，你这样做显然不行。”在教育局一间办公室内，一位负责普通教育的人员对林未渊说。
他是昨晚看了林未渊自费在县电视台做的招生广告后，特意在清晨上班时把林未渊叫到这里的。电视台那边，他已经通知不准重播。“为什么？”林未渊说。清晨未及打开窗户的室内空气让林未渊感觉出一种文件柜的味道。“上面已经多次重申，假期不许随意办学生辅导班，就是这样。”“我是从事戏剧文学专业的，不是学校体制内的教师。由我主讲，我应该有这个资质。”林未渊说。“知道。”那个人说，示意林未渊坐下。
林未渊坐下了。“我们这是酝酿已久的了。不仅是我们想办，家长也曾经找过我们。现在作文的分数在高考语文中占的比重很大，写作文，应该从儿童、从基础抓起。”
对方笑了一下。“我们有周密的辅导安排。作文讲授、作文批改、美文欣赏……一整套方案。学生在这次学习后会有进步的。我们不是仓促上阵。”
对方的目光表示出他在认真听。“这样，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防止小学生在暑假里顽皮捣乱的现象。一个家长跟我说过，他的孩子想用心学习，可总有邻居的孩子去打扰。我想，我们不从根本上排斥任何孩子来学习。换句话说，我们欢迎他们。”
林未渊站起来，“我可以把窗子打开吗？”他说。他感觉周身有些发热。也许，话说得太多了。他想。
对方点点头。
林未渊走过去，轻轻把窗推开。一阵凉爽的风立时扑了进来。柳树的枝条在窗外的一角轻轻摇曳着。正值上班高峰，街道上汽车低低的鸣笛和自行车的铃声汇成一条跳溅的河。“还有，”林未渊转过身来，“也许，我这是一种空想的乌托邦主义。我总觉得，‘文如其人’，‘文学是人学’。语文——尤其是作文，对于塑造一个人的情感，锻炼他对真善美的思维方式，端正他的举止，陶冶他的情操，帮助他认知周围的世界和人文环境，增加人与人之间宽和与理解的交往，是很有裨益的——这不仅仅是高考作文分数线的问题，这是一个人道德和心灵上有相当重量的砝码。”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轻轻叹了一口气：“好事倒是好事啊，不过，”他停了一下，“每个学生的辅导费是多少？”“三十元。”林未渊说，“十天，平均每天才三元。全天授课，这不及家庭教师一小时挣的一半。”
对方可能是被林未渊的情绪感染了，他站了起来：“这样吧，我们是不允许你通过电视公开招生的。不过，你想想办法，通过别的渠道招一下生吧。”
林未渊轻轻地吁出一口气。
小琬正在办公室备课。她觉得头脑中思路越来越明晰的时候，两个中年女人走进来。“是找我吗？”小琬说。办公室只剩下她一个人。
两个女人坐下来。其中一个从挎包里拿出一沓空白收据：“县内主要街道的招生启事，是你们张贴的吗？”
小琬不明白眼前是怎么回事。那十几张海报，是林未渊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在闷热的斗室里匍匐在炕沿边写成的。然后他骑车子跑遍大街小巷，把它们张贴出去。“对。”小琬用机械的语气说。“我们是环卫处的。”另一个女人说，“街道两旁的建筑物不准随意张贴广告，这影响市容市貌和环境卫生——按规定，这需要罚款一百元。”“别，”小琬几乎是下意识地说。她有一刻觉得这很荒唐，因为大街上的广告到处都是啊，都怪她孤陋寡闻。“我们这是没办法的。我们不是愿意这样做的。”
一个女人用手把那沓收据弄得如风车一样翕动不停。小琬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话有一种申辩的意味。她实在是慌，“我们……”她说。林未渊不在身边，她感到孤立无援。她只有用“我们”一词营造出林未渊在自己身边的幻觉：“我们，海报才贴出去四天不到。现在连一个报名的学生也没有，连办不办得成辅导班还很难说，真的。”
一个女人为难地看了另一个一眼。“别罚款，”小琬继续说。一百元钱，在这个季节里，是可以买到十斤猪肉或者五十斤芸豆的。“我们实在不知道会这样的。”
另一个女人也犹豫着，后来慢慢把收据放回挎包：“你在天黑之前把它们撕下来。”
小琬点点头。“再有，”女人继续说，“给我们处长打个电话，说明这件事。他也好知道我们确实来过你这里。”“好的。”小琬说，“处长贵姓？”“姓李。”“好，”小琬说，“我一会儿就打。”
送走那两位女人，小琬静静地在办公桌前坐了一会儿。她这时才想起忘记问她们电话号码了。她拿起话筒，向“114”查号台询问了环卫处的号码。
号码报出后，她默念着得到的号码，用手机拨过去。听筒里的鸣振声只响了一下就立刻被对方接起来。这么快的速度倒使小琬愣了一下，好半天说不出话来。“喂？”对方说。“喂，”小琬说，“请找一下你们的李处长。”
这回是对方哑然了一会儿。继而用惊讶的调侃的语气回说道：“哎？你怎么知道他现在是处长？上面的任命文件还没正式下达呢！真是消息灵通！”
小琬在这边无声地笑了一下。过了一会儿，一个瓮粗的声音响起：“喂？哪一位？”“对不起。”小琬说，“我是中学的。上午你们有两位女同志过来，要我给你打一个电话。”“嗯？怎么回事？”“我想办一个作文辅导班，在街道两边贴了几张海报。她们要我打电话和你说一下。我想……别罚款了，行吗？”“嗯——”对方说，“你下午过来一下，我得亲自了解一下，然后再看看怎么办。”
对方回答得很干脆。小琬没想到会是这样。两分钟前她还是满怀信心的，以为这件事很快会过去。她感觉自己被困在一条长廊里，眼见着别人从一扇门走出去，可是当她也走近那里，门却突然一下在眼前关上了。
她的心里酸酸的。她眼前一直叠现出那两个女人。一个是漫不经心的，一个用手把一沓收据弄得如风车一样旋转。“下午上班时过来。”对方说，“你知道我们的办公地点吧？”“知道。”小琬说，“在剧场附近。”“不是，”对方说，“幼儿园附近。”“对啊，剧场的西侧是幼儿园啊？”“什么剧场西侧，”对方语气重了一些，以为小琬故意捉迷藏，“第一幼儿园不知道吗？”“喂？”小琬镇静了一下，“你是哪里？”“市环卫处。你怎么反倒问我。”“市环卫……”小琬重复了半句，又一次无声地笑了。市和县的电话早已并网，小琬忽略了自己拨的“114”，对方告诉她的不是县里而是市里的环卫处。“对不起，”小琬的语调轻松起来，“我打错了。”“你别耍滑……”小琬放下电话时，听到对方几乎是脱口而出这四个字。
虚惊一场。小琬想。几分钟后，她重新打电话给县环卫处，这回事情进行得全在她的料想之中。
小琬从容地笑了。
小琬喜欢从容。
从容的人生态度。“重华不可迕兮，孰知余之从容。”她记起屈原这样说。“倏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庄子这样说。
哎，庄子真是超脱啊。小琬想。身在尘世，却不为尘世所累。“从容”境界，也分为“身从容”和“心从容”。身从容心不从容者，屈原也；心从容身不从容者，庄子也。是啊，庄子的身行举止怎能潇洒起来呢？他在无米为炊的时候也没坐等羽化为蝶，不也去躬身求邻居借他一点米吗？——可是，谁又能说他的心不是至旷从容的呢？
小琬正在卧室里备课。她很快就发现自己是在胡思乱想了，这让她感到愧疚。林未渊一个人在厨房里手忙脚乱，嘭嘭啪啪的声音让人想起舞台谢幕时黑暗中匆忙搬动的道具。就在这种声音里，偶尔能传出林未渊清晰的、快活的声音：“全萨拉哥萨的人，几乎万人空巷，争看新娘。”
林未渊独自做事的时候，常常情不自禁朗诵一些戏剧片段，让人感觉是发烧人的呓语。这在他们结婚的初期里，每每让小琬莫名担忧了很长时间。“我真不了解。现在我要去学习。我一定要弄清楚，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
小琬有时候觉得，林未渊真的有一点神经质。但是这种东西在他们的两人家庭中，又会渐渐显得那么吻合，那么融洽，那么从容。她说不好这是不是知识分子一点憨态可掬的、幽默的、自我解嘲的直率的性情表露。她从这里窥出了一个男人的执着。她感到有趣的同时，不知怎么隐隐地想哭。
小琬回头看了一眼躺在摇篮中的孩子。孩子静静地在那里躺着，一只小手扶着篮沿儿。小琬每隔一会儿就要回头用手摇动一下。这个摇篮是小琬幼时睡过的。它像钟摆一样吊在屋顶上，来回摇动时发出纤细的、婴儿酣睡似的声响。小琬知道，孩子在摇篮中待的时间，要比在自己怀中待的时间长。至少在他懂事之前，小琬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哄他。她想起一个电视片里，看到太平洋一些岛屿的渔民，在孩子出生时就放在树杈中的吊篮中摇晃，据说这是为了他们日后长大时能习惯海上颠簸的捕鱼生涯。小琬是为了什么呢？她看了一眼熟睡的孩子，自己是为了自己没有时间和精力。她真怕孩子长大后会由此染上嗜睡的习惯。
林未渊不知什么时候走进来。他抓起手巾擦一下脸上的汗，低头看着小琬面前的教案。“你要让孩子们知道，”林未渊说，“一般的记叙文，都是由主题、材料、结构、表达方式和语言构成。”“知道。”小琬说。“你在对他们讲表达方式的时候——比如说心理描写，不要总停留在讲，要让他们练习、运用，达到既能识别，又能运用，这样水平提高才快。”“嗯。”小琬说，“你提醒了我。”
林未渊轻轻挪动一下空中的摇篮，在小琬的身边坐下来。静默一会儿，他说：“快要开班了吧？”“快了。”小琬放下手中的笔。“我们会挣到很多的钱啊。”林未渊说。“就算招四十个学生吧，”小琬说，“每人辅导费三十元。这是一千二百元。除去房租，”她回头骄傲地看着林未渊，“我们至少可以剩下一千元！”“一千元！”林未渊说。他几乎要把全身倚在空中的摇篮上了：“瞧，我已经发了财了！”
两个人哈哈地笑了起来。
尽管几天来，林未渊开始对招生的人数做了最保守的估计，但是到了开班那天，情况仍然出乎他的意料。“几个？”林未渊在电话里询问小琬。“七个。”小琬说。“几个？”林未渊显然没有听清。窗外噪音太大。“七个。”小琬在那边说，“一共七个。”
林未渊撂下了话筒。
天空开始飘洒流苏样的雨丝下来。几分钟后，在县老干局小会议室门前，林未渊站在台阶上，目光冷凝而茫然地看着街道尽头。
小琬穿着一双红水靴，披着一件明黄色的雨披，倚在门廊外。她的一只手伸进另一只袖口里，那里面端着一盒无尘粉笔。她尽力不让雨水把那里淋湿。她的胳膊弯的雨披褶皱处已经贮满了一汪雨水。
几个孩子零散地围在他们身边。不多不少，一共七个。林未渊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已经数过十几遍了。另外有一个是家长。
林未渊在等待第八个。他不是迷信“八”是“发”的谐音，不是。他在等待一份决定性的希望。七个是既定的事实，而第八个，将是临上课前姗姗来到的意外奇迹。只为着这份苍白单薄的奇迹，他在等待着。他不止一次在心里默念：只要再来一个，只一个，就一定开班，一定开班……
街道对面，一个少年步行着。他随意地向这边望了一眼，又向前方皱皱眉头。可能是这边众多同龄的目光使他觉得不应该在雨地里继续步行下去。他叫住擦身而过的人力车，付给车夫三块钱，然后登了上去。
望着少年消失的身影，林未渊几乎在心里愤愤地骂道：小崽子，三块钱可以听到我全天的课！让你吃惊的课，让你父母吃惊的课！算了，你永远别想听了……
雨仍在淅沥沥地下着。街道上，物体的颜色越来越鲜明起来，这是因为街道上出现水中倒影的缘故。林未渊眼角的余光里，那位家长正抚着自己孩子的头，手里的旱烟在雨气中犹疑不定地飘游着。他的一只裤腿卷起，脚下流出一摊被雨水冲刷下的黄泥巴。
第八个。林未渊想。较原定讲课时间，已经超过十分钟了。
一个男人骑着一辆新型本田摩托车从远处驶来。他的右脚支在人行道沿上，同时侧过来半个身子。“给我孩子单独辅导吧？时间长短由你定，辅导费每次五十元。”“让他来吧。”林未渊说。“不行，我要单独辅导，单独。”男人说，然后擦了一下机表上的雨水。
林未渊看着他。“你就这几个学生吧？恐怕挣不到一百元，不值。我这可是很轻松的啊。”那个男人扫了一眼小琬和孩子们。
小琬站在林未渊的背后。她看不到林未渊的表情。“怎么样？”那个男人问。
林未渊沉默了一会儿，很仔细地看了对方一眼，慢慢地说：“二百元。不能少于二百元。”“你……”那个男人想说什么，终于没有说出来，只好怀着懵懂的神情启动摩托车，消失在雨幕中。
林未渊回转身。超过讲课时间已经十五分钟了。他挥一下手：“进去，进去吧。我们开始上课！”
小琬站在门廊那里。“未渊，”她喊住他，“为什么不顺从他？每小时一百元，我想他可以答应下来。”“为什么要顺从他？”林未渊说，“我担心自己要顺从他，所以才说二百元。”林未渊声音很小。
光。小琬心里喊。她又想起了那句话：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
教室里只剩下林未渊和小琬两个人了。这才仅仅是开课的第二天，林未渊和小琬就觉得疲惫不堪。林未渊想，正是因为人少，我们才更投入吧？他清楚地意识到，他和小琬这样做，并不只是为了钱，因为钱真的很少，也不是潜意识中有传授知识的欲望。他没时间去想这些。
作文本交上来只薄薄一沓。林未渊叹了口气。
小琬正在擦黑板。林未渊坐下来，翻检小琬批改过的学生作文。他看到一篇《我的弟弟》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
我的弟弟很有趣，他的眼睛特有神，两只耳朵不大不小，要是仔细看，会发现它有时候会动。他喜欢和大人玩，说话时总带个那什么。
林未渊看到最后一句的“那什么”三个字，被小琬重重地画了个圈。“为什么？”林未渊说，他叫来小琬，“为什么这儿要画圈？”
小琬皱着眉头，觉得不太好说：“这……大概是指一句脏话。弟弟说话时总爱带脏字眼，学生不会写那些字，所以用了‘说话时总带个那什么’。”
林未渊摇摇头。“你记不记得有些人，”他开导小琬，“说话时总爱带口头禅，它类似一种口吃现象，在一句话开头前常会加个‘那什么，那什么’的，就是这篇作文里弟弟的形象。”
小琬恍然大悟。她有点不好意思了。“记住，”林未渊说，“这才是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他不会理解你画上的圈，假如理解了就更糟，这会伤害他的自尊心，产生一种荒诞感和耻辱感。”“是，”小琬认同道。她熟悉教育心理学，“我知道细节对于孩子的重要。”
林未渊把那句话画掉，重新在下边誊写上，并且在“那什么”三个字上，加了一对引号，用来表示这三个字只是一句纯粹的口头禅。
窗外，已是暮色四合了。
夜已经快深了，空气仍然燥闷不堪。这是初秋的一个夜晚，刘老汉坐在自家庭院中的藤椅上静静地乘凉。透过褐红色的砖墙，尽管很轻，但是仍能飘过来一些呢呢喃喃的对话，这使刘老汉静默的笑容中，悄然增添一份浓浓的酽意。
未渊？
嗯？
我们挣了多少钱？
总共二百一十元。扣去房租和其他用项，还剩六十元。
啊。我想，用这些钱，也给咱的宝宝买两筒高级雀巢奶粉吧，增加营养，孩子长大会更聪明。
嗯。
还有。未渊，昨天在西街卖的螃蟹，真馋人啊。我有六年没吃过一只了。要是还剩钱，我们也买两只尝尝吧？秋天，正鲜哪。
嗯。
还有……哎，咱俩干吗挤在一只凳子上坐着啊？
穷嘛。咱家只有一条小凳。
坏，不是。嗯，我觉得，就是因为只有一条小凳，咱俩才会坐在一起。
声音渐渐小了，空气中掠过一阵清风。头上刷刷响起什么声音，是墙上爬满的羽叶茑萝。在暗夜里，看不清它的轮廓，但是它散发出的清香，在空气中却是甜甜的、浓浓的、凉凉的，如水一样悄悄弥漫着。
夜色荒诞
电话第二次打进来时，我有点儿不耐烦了：“你要错了，喂，这里是时代广告策划公司。”
是的，时代广告策划公司，我挺喜欢这个名字的。虽然，这个公司眼下只有我、大冯、凯丽三个人。大冯负责操作，凯丽负责公关，我总揽全盘。我们对外联络还有眼前的这架话机，应该说，这里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
眼下，办公室只有我一人。窗外，夜色斑斓，习惯夜生活的人们正在这座城市里可劲地折腾，眼前明亮的大幅茶色玻璃上的景致，对我来说像是肥皂泡上的幻象。在桌子上，同乳白色电话机并排摆着的，是哈洛德·品特的《情人》。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对结婚十年的夫妻（和我的情形差不多），男的上班，女的理家。两人见面经常以丈夫/情人、妻子/情人的双重身份出现，一会儿妻子是丈夫的某个情人，一会儿丈夫是妻子的某个情人，一会儿他们又恢复成正常夫妻。我伸手把书取到手里，漫不经心地翻了一页：
丈夫：（和蔼可亲地）你的情人今天来吗？
妻子：嗯……
丈夫：几点到？
妻子：三点。
丈夫：打算一起出去，还是待在家里？
妻子：啊……打算待在家里。
楼梯口传来隐隐的脚步声。两分钟后，我的门上响起了敲门声。很轻。“请进。”我说。
在我眼前出现的是一位女子。她很年轻，相貌清秀。“我打个电话可以吗？”她问。“我在楼下看到你这里亮着灯光，我想你这里应该有电话的。我的手机坏了。”她把手伸向话筒，“我是楼下十字路口‘梦露’时装屋的，你不认识我吧？”
我摇了摇头。“我认识你。”她说。她纤细的手指嗒嗒地在键盘上按到一半，突然停住了。“能麻烦你替我拨一下吗？”她问。带有一点儿请求。“3822702。”她说，“你打过去，男的接电话，你就撂下；如果是女的接电话，你就问小刘在吗？她如果说在，你也把电话撂下。”
我慢慢地品味着这段话，能意识到眼前这位女子是遭遇情感麻烦了。她大概想刺探她丈夫和另一位女人的行踪和作为。这属于私人侦探的事，不该广告公司来策划。
我照她的号码拨过去了。蜂鸣器响了起来，一声，两声，三声……六声之后，终于——还是蜂鸣声。我如释重负地放下了电话，抬起头望着她。
她叹了一口气，眼睛看向窗外。
我们之间再没什么事可做了。但我希望她多停留一会儿。“我走了。”她说。“好的。”我说，“忘了问你的名字了。”
她轻轻地说了一句什么，声音很小，我只听清了最后一个字，“洁”。
一个星期后的傍晚，我仍旧一人坐在办公室里。哈洛德·品特这时进行到另一个场景了，由于女主人公所谓的下午约会（其实只她一人在家），耽误了做晚餐的时间。女主人公只好请求刚刚下班的丈夫，和她吃了一顿极简单的将就性质的凉食。
门上再一次响起轻轻的敲门声。我把书放下，说：“请进。”
是她——洁，进来了。她换了一身与这个季节相宜的短装，上身是印着线条流畅的彩色浮云的文化衫，下身是一条齐膝的浅蓝色短裙。“你好，凌力，”她居然知道我的名字，“我还是需要打一个电话。”“3822702。”我照着她给的号码打过去，很长时间也没人接。“坐一会儿吧，”我给洁让过一个座位，“一会儿我们还可以再打。”
洁挺高兴。我们默默坐了一会儿。我说：“你……挺看重这个电话吗？”
洁点了点头。“我在他的记事本里发现的。我有一次看见他俩在立交桥那儿一起走过。”“你俩之间会发生什么吗？”我这样问纯属好奇。“不知道。”洁说，“可能会离婚，也可能不会。我不知道。”洁用手撩了一下额前的黑发。“你的服装生意好吗？”我递给她一支烟，她表示不会。我自己揿动打火机把烟点燃了。“还行，我雇了一个帮手。”她说，“想忙就忙起来，不想忙就清闲下来。我还是有我自己的时间。”“你的那位是做什么的？”我不愿在话里出现“丈夫”的字眼。“推销员。”“不错嘛，”我问，“推销什么？”“谎言。”洁说。她的表情示意我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打转转。
空气沉闷了一点儿。洁不说话，我也不说话。时间的缄默能使人更加从容地体味某种东西。一个三十五岁的男人渴望比他更年轻的东西，说明他已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老和保守了。灯光下，沿着由阻挡产生的阴影和洁身上凸凹有致的曲线，我这才发现她的文化衫上印的大字是：我不回家。“我不回家”，我对眼前的洁有点束手无策了。窗外，哪家封闭不好的歌厅传来林忆莲的歌声，是那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我再一次按动刚才的电话号码。依然没有回音。
洁低头扫一眼腕上的手表，很随意地问：“你没有吃晚饭吧？”“我……还没回家。”我说。
洁可能是以为我在暗示和调侃她，她笑了一下，露出洁白的牙齿：“走，我们一起去吃点吧。”
在Fare酒廊的一间半封闭的包厢里，我俩坐下了。服务小姐走过来问：“二位用点什么？”“两杯威士忌或是两听雪碧，果仁，法式火腿。”洁说。
服务小姐悄声离去了。在荷花式烛光的摇曳下，伴奏区人影憧憧，音乐水一样流淌过来。洁身后墙壁上装点着德劳内-特尔克的现代派画作《布利尔舞厅》，洁的面庞在它狰狞迷乱的色块衬映下显得圣洁而恬静。
服务小姐走过来，轻轻把用点摆放好。就在她将要转身离去的时候，我问她：“什么是Fare？”“你说什么？”服务小姐不解地问。“Fare，”我说，“你们酒店的名字。”
服务小姐笑了一下：“不知道，可能是‘发’吧。”
我笑着挥了一下手，服务小姐穿过舞池退到暗处了。在那里我隐隐看见吧台的背景广告是一只涂了蔻丹的手，捏着一张鲜红的性感的嘴唇。
洁把面前的半听雪碧倾倒进威士忌杯子里，向我举了一下。我没费多大工夫就把自己杯子中的威士忌喝光了，剩下的我用吸管慢慢吸。“她好看吗？”她问。“谁？”“和你说话的那个。”
我想了一下，回答说：“还行。”
洁笑了。就在这时，娱乐厅内所有的装饰灯忽然全灭了，几只孱弱的烛光丝毫撑不起黑暗的夜伞。邻近一些包厢里传来轻微的可供揣摩的声音。我相信这是停电，而不是什么“温馨浪漫一刻钟”之类的名堂——从演奏员黑暗中并不熟练的伴奏声里我能辨识到。洁就在我身边坐着，黑暗中她把面前的果仁一个一个全吃了。十分钟后，灯光才重新亮起。
演奏区内的一位萨克斯手目光不停地向洁扫动。他的比音乐还缠绵的身体让我恶心。我说：“洁，有人不怀好意呢。”
洁顺着我的目光漫不经心地望过去。直觉告诉我那个萨克斯手分明冲她涎笑一下。洁没理会，唤来服务小姐给我添了一杯威士忌。“要冰块吗？”服务小姐问道。
我摇了摇头。“我要一点儿。”洁说，她把放了冰块的杯子晃了晃，传来一种我熟悉的搓麻将的声响。
我把一杯威士忌喝了。我的头脑有些胀，我望着洁，尽可能放缓语调说：“我要唱一支歌。”
我走上台去。我要唱的是《快看啊，时光转瞬即逝》，鬼知道我什么时候学会的这首歌曲。台上上百张镭射唱碟都翻不出这首歌。萨克斯手和他的伙伴们石膏雕柱一样僵硬地看着我。
一个留长发的架子鼓手跃跃欲试地向我点了一下头，架子鼓不像其他乐器具有严格的音高区别，在这种独特的类似土著摇滚乐的苍白的鼓点击打声中，我唱：
快看快看，时光转瞬即逝，
时光之箭，
不就是丘比特的爱恋，
射中我心上人的心坎……
台下一片口哨声和鼓掌声。我的不具有音域高度但是具有酒精度的嘶哑的嗓子，像一只土鸭子似的在架子鼓击打成的浑水里起伏。“真棒。”出来时，在酒廊霓虹灯闪烁不到的地方，洁对我说。
我不失时机地轻轻吻了她的嘴唇。
大冯和凯丽出差联系业务去了。我曾希望他俩能够单独行动，分别去哈尔滨和太原。他们没有采纳我的意见，两人搭伴一起去了这两个地方。他们此行一个是联系电视台的“青春加油站”的节目制作，一个是给太原一家大公司的产品在广场屏幕上做六个月的全天滚动播出。
我坐在桌子前，在电话机的录音键上按了一下，里面传来我妻子曾经打来的电话。从她的录音电话里，我可以再一次重温她做化学实验时的分子结构式作风：“衣服我给你洗了，领子上总是有汗渍，我分别用洗涤剂和加酶洗衣粉给搓掉了。你抽剩的香烟总是随手乱放，我数了一下，‘石林’里剩五支，‘摩尔’里剩三支，‘红塔山’里剩下十二支，我把它们都归到一起了。昨天，我发现家里的冰箱竟然自己断电了，它可能老了，这种破坏臭氧层的含氟利昂冰箱真该换一台了……你好吗？”
我关掉了电话。我想起洁给我留过一个手机的号码。我尝试着把它拨过去，觉得自己有点儿可耻。
洁很快接了电话。电话里传来一阵叮叮当当清脆细小的声音，我想那可能是风铃之类的东西，洁说：“我们出去玩一会儿好吗？我在展览馆门前等你。”
洁站在展览馆门前等我。她依然穿着一条短裙，只不过换成浅鸽灰色的，上身是一件白色派克休闲装。还没待我说话，洁走上来对我说：“我们去水上世界玩好吗？”“夏宫？”
洁把手里提着的坤包向我摆了一下：“都准备好了。”她指的是泳装。我漫不经心地向四周扫了一眼，最后我决定同她去。
水上世界通体都给人清亮透明的感觉。我们买了票，洁把包里的泳装掏给我，把我推到男更衣室门前，“一会儿见。”她说，转身进了另一扇门里。
我笨拙地把泳衣换好。男侍应给我指示了通往嬉水厅的廊道。我到大厅时，洁已经坐在一处精致的休息椅上冲我招手。
我有点儿尴尬地走过去。她很自然地拽过我的手，做出我扶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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