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大传(第3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任建树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陈独秀大传(第3版)试读：

致读者

现在呈献在你面前的是一部《陈独秀大传》。

在你见到这部书之前，你也许读过《陈独秀传》，它的上卷《从秀才到总书记》是我的拙作；下卷《从总书记到反对派》是唐宝林先生的大作，上下卷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同时出版发行。

我的几位老朋友在读了《陈独秀传》以后，都劝我接着上卷继续写下去。有的说：“你应当一气呵成。”有的说：“你不要半途而废。”有的还以半嗔半谑的口气说：“你该不是回避敏感的托派问题吧！”说这些话的都是我多年的老熟人了，他们是一番好意，可当时我正忙着，一件事接一件事，对他们的话我并没在意，自然也没想到要做什么解释。

1991年底，我办了离休手续，却没全离掉。又过了两年，我才全部、干净、彻底地离了。这时，我立即有一种最突出、最新鲜的感觉，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空闲过，闲得心发慌，闲得你手足无所措，这大概就是离退休人员所常说的失落感罢。我这时想起了朋友们曾经对我说过的那些话，我在思量着怎样打发日子。我漫不经心地整理了自己的书刊，翻检了过去摘抄的卡片，发觉关于陈独秀后半生的一些主要的资料是齐备的，于是我采纳了朋友们的建议。

我写写，涂涂，歇歇；再写写。说句时髦的话，这叫做“老有所为”，而我直接体会到的这不过是一种消遣度日的方法而已，并为自己找到这种廉价的消遣方式而庆幸。写写，改改，再写写，……到去年上半年草就了本书的后半部(自1927年7月至1942年5月)，共8章43节。

然后，对旧作《陈独秀传》上卷进行修改和补充，增写了5节；根据新见到的资料(例如新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2辑等)对其中绝大多数章节都作了整段整段的补充或改写。到今年下半年完成全部书稿，共有15章92节和7个附件。附件中有论文5篇，是从我已经发表的研究中国现代史40多篇论文里挑选出的，挑选的标准是在内容上既不与正文有较多的重复，在论述方面又能对正文有所补充。这5篇文章有4篇写于20世纪80年代，有的至今已有十多年了，其中个别论述未必与正文完全一致，但我不想也不愿意改动它了，因为它已成为我个人历史的一部分，就让读者连同正文一道去评说罢。

当本书稿杀青之后，忽接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寂老友惠寄《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其中收有陈独秀亲笔信102封，因此有关章节不得不据《书札》重新写作。

本书名为《陈独秀大传》，无非表示在名称上与原作《陈独秀传》有所区别，并无妄自尊大之意，还望读者多多批评与指正。

最后，我要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领导和该社编审郝盛潮先生和陆宗寅先生等，他们多年来对我研究陈独秀给予了支持和帮助，这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也是应当向读者说明的。1997年12月

重印补记

本书于1999年5月出版发行，不久就有好几位专家撰写评论或作文介绍发表于报刊，还有许多同行、友人和读者纷纷来信，或表示祝贺，或给予勉励，或指出书中的缺点，或提出个人的不同意见。还有写长信来的，且言辞激切，多有责难。所有这些我认为都是对本书的关注，竟关注到如此这般的程度，是出乎我意料的。由此可见，许多人对陈独秀很感兴趣，并怀有疑问：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过去对他的评价和定的罪名现今还能成立吗？该怎样实事求是地评价他的功过是非？这就是本书能重印的重要原因。

这次重印所改正的错误大多是技术方面的，有的是照读者的意见改正的。少数是对引文的修补和日期的更动。此外，全书一仍其旧。

这部书成稿于1997年，在将定稿之时，见到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917—1925)第1、2辑，当即吸收其中一些资料，充实进某些章节。至于1926—1927年的档案资料丛书当时还没出版，我是在发稿以后的第二年才见到该资料丛书的第3、4、5、6辑的。阅读后，我感到如果事先能见到这四辑，那么本书某些章节会写得丰满些，但还不至于改变对传主的基本评论，至少现在我是这样认为的。

毋庸讳言，本书的写作受到了当时的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对某些问题，例如对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就没能展开论述，现在我仍然在思考一些问题，如果天假以年，我还想写点关于陈独秀的文章。因此，我希望读者继续给我以关注、批评和指正。谢谢！2004年10月17日

再致读者

这部传记出版于1999年，2004年修订过一次，现在又增订、修改再版，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受到了读者的关注。所谓关注：有的是敬仰他，还为他抱不平；更多的是怀着疑虑的心态：他的功劳那么大，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并连任中共中央第一届至第五届的最高领导人，可为什么后来又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了？他的罪名那么大、那么多，这都是真的吗？与事实相符吗？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于是想了解真实情况，想阅读他的传记，于是“爱屋及乌”，《陈独秀大传》得以刊印第三版。至于我能否替读者打抱不平，或能不能消解读者心中的疑虑，这并不是我的写作目的。我的目的只是根据我所见到的众多的历史资料以及我的认识和理解如实地记述传主——“自主的而非奴隶的”陈独秀。我总觉着在长达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的中国，特别是在政界能有这样品格的人是太少太少了。

这个增订修改本与初版本有什么不同，增加了些什么，删了些什么，有必要告诉读者，逐笔细说是不可能的，说个大概是可以的。第三版补充的内容主要来源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2、3、4辑，其中尤以3、4两辑为多，因为这两辑在《大传》初版发稿之时还没有出版，因此从这两辑中补充的字数约占总补充字数的一半。读者在阅读这些档案时会感到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下达指示之多、之具体，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

至于修改，主要是重写了《最后的书信　对民主的新见解》这一节，其他的修改散见于各章节，不逐一细说。

此外，要说明的是全书的框架未变，只是某些节的题名改了。另有初版本后附有五篇论文全部删除了，因为那些内容在正文里或多或少都写到了。删去，也免得本书的篇幅过于冗长。

当本书修订完毕后，我忽然感到我好像在改造一间旧屋子，这里挖个洞，修修补补；那里开个窗，透透气，见见光，总之是改良，不是另起炉灶，主观上想努力改得好一些，实际的结果怎样，是否该挖的挖光了、该补的补齐了，尚待读者评论。

最后，我诚恳地希望读者的批评与指正。2009年10月

一言论终生 长话短说

当你打开这部传记开始阅读的时候，你也许想对传主先有个基本的形象的了解，即使你对他原来已经有所了解，提出这样的要求，也并不过分。但作者不才，拙笔不能为你勾勒出他那独特的形象，使其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不过，我这里可以给你介绍几位熟知他的人对他所作的神来之笔和他本人的几则自我写照，供你鉴赏。

章旭(陈独秀的祖父)：“这个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李帆群：《陈独秀传略》

章士钊：“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坂弗上，回头之草不啮，气尽途绝，行与凡马同踣。”——《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周刊》第1卷30号

汪孟邹：“无法无天。”——据郑超麟回忆

胡适：“终身的反对派。”(陈独秀说：“实是如此，然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也。”)——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7页

郑超麟：“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给笔者的信，1997年9月17日

鲁迅：“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鲁迅全集》，第6卷，1958年版，第56页

静尘：“他忠于人，忠于事，忠于他自己的意志和思想。”——《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古今月刊》1942年7月

陈中凡：“看他表面冷淡，与人落落寡合，实则胸怀俊迈，富于热情，故当其奔走革命之际能勇往直前，入死出生，历百折终不稍挫。及至临大难，则从容不迫，怡然自处，尤非意志坚定，具有严气正性石心铁肠者不能臻此。”——《陈独秀先生印象记》，《大学》第1卷9期，1942年9月

毛泽东：“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七大”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人民日报》1981年7月16日

自我写照：

(一)“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415页

(二)“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对又不错的话。”——同上书，第431页

(三)“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同上书，第432页

(四)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1935年在南京狱中写给刘海粟的对子

以上这几个人以及陈独秀本人说的那些话，当你读了这本传记以后，便知道他们和陈独秀的关系，他们以及陈独秀是在什么情况下，为什么说那些话的，你会加深对这些话的理解，并抒发你的高见。下面是笔者为你写的简要介绍。

陈独秀，字仲甫，号实庵，清光绪五年己卯八月廿四(1879年10月9日)辰时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今安庆市)北门后营(原是清代营房，已毁。今海军116医院内)。后来全家迁居大南门培德巷东口。幼年丧父，随祖父习四书五经，中秀才，身高一米六三，肤色黝黑，双目炯炯有神。

陈独秀出生在中国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逐步演变的年代。在他出生前的37年，即1842年，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与英国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从此，资本主义列强接二连三地发动侵华战争，昏庸腐败的清朝政府在战争中屡战屡败，不得不同侵略者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陈独秀15岁那年——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这次战争又以清政府战败，订立了《马关条约》而告结束。根据《马关条约》的规定，中国不仅割地赔款，还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从此，帝国主义除以输出商品的方式进行经济侵略以外，还同时输出资本，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资源，开办各种企业，以榨取超额利润。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近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都莫不为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而担忧。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是他们思想发展的共同出发点，陈独秀也不例外，他的政治生涯也正是从这个平凡而又伟大的起点——爱国主义开始，逐级向前展开的。在青年时代，陈独秀就关心国家大事。甲午战争，一个大国被小国打败了，他觉得其中必有缘故。至于是什么缘故，一个15岁的娃娃，当然是说不清楚的，不过他已经在开始思索这样的问题：怎样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不受外国的欺辱。

最初，陈独秀信奉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的主张。但为时不久，1898年9月维新变法失败，戊戌六君子人头落地，血的惨痛教训清楚地表明清政府反对任何的政治改革。1900年，清政府对八国联军屈服投降，从此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这使国内的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了，原来主张君主立宪的一些改良派，蜕化为保皇党，于是革命派应运而起。20世纪初，陈独秀从改良派转变为革命派，立志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1901年至1904年，陈独秀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基地是在他的故乡安庆和芜湖。他在安庆发起反对沙皇俄国侵占东北三省的演说大会；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反帝爱国，启迪民智；协助进步人士开办学校，培养革命干部；并进而组织秘密的反清军事团体“岳王会”。安徽地区的革命运动，在陈独秀等人的领导之下，蓬勃兴起，堪与革命活动最发达的湖南、广东两省相媲美。

1911年武昌起义后，陈独秀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反袁斗争失败，他被通缉，逃亡到上海，不免有所苦闷与彷徨，但在苦闷中继续求索，在彷徨中继续追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5年9月，陈独秀首先发难，创办《新青年》，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发动新文化运动，猛烈地抨击旧礼教、旧文化，起了极大的启蒙作用。《新青年》培育了整整的一代青年，使他们从三纲封建伦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他们接受新思想、新学说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

科学与民主的传播，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召唤，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帝国主义国家分赃的巴黎和会对中国人民的刺激，所有这些因素到1919年5月汇合成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正如毛泽东所说是陈独秀。

经过五四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扎根。一向崇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陈独秀，也就在这个时候迅速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由于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地位，由于他对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批判，他的转变自然带动了一些先进分子共同前进。到20世纪20年代的第一个年头，他同李大钊等开始创立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陈独秀从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20年代初，他的政治思想逐级飞跃，由改良派而革命派，然后上升到共产派，并连任五届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在共产国际的指挥下参与了大革命的领导工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再次陷入苦闷与迷惘之中。但为时不久，他便接受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反对当时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于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共产党，转变为中国托派的首领，既反对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又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同时也受到共产党的攻击和国民党的压迫。九一八事变后，他主要反对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并倡议与中共联合反蒋抗日。1932年10月，他第四次被捕，坐牢达五年之久。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这时他反对中国托派关于抗战的主张，并与托派脱离了组织关系，坚决主张发动民众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战。晚年流落到四川江津，在贫病交迫中钻研文字学，撰写《小学识字教本》。1942年5月27日与世长辞，享年63岁。

陈独秀早年留学日本，学识渊博，懂日、英、法三国文字，工宋诗，善隶书，旧学根底深厚，对音韵学、文字学造诣尤深，“是我国近代语言学史上杰出的语言学家”。他才思敏捷，笔锋犀利，长于政论文，但不善演说。虽多年飘泊他乡，却乡音未改，操浓重的安庆口音。

陈独秀目光锐利，气质刚强，富有革命开创精神，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只要是他认准了的政治方向，就奋勇向前，义无反顾。他最厌恶趋炎附势，随波逐流。当一些不合理的罪名加到他的头上时，他尤为桀骜不驯。

陈独秀一生的思想演变，不啻是一部近百年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缩写。他的革命经历大体上是同中国民主革命的历程同步前进，并相互影响。他那跌宕起伏、曲折离奇的政治生涯，形成的原因固然有他个人的因素，但归根结底是社会的阶级的原因造成的，是中国民主革命的艰巨性与曲折性的一种反映。陈独秀是一位很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也是一位颇具魅力而又很不容易把握的人物。

中国有句老话叫“盖棺论定”，是说一个人死了，进了棺材，他的历史也就到此结束了，再也不会增添什么了，这时可对他一生的功过是非作出评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确只有“盖棺”才可能“论定”。然而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历史上一些发生过重大影响而又复杂的历史人物，往往在“盖棺”之后很久很久，人们还是对他争论不休，各有各的“论定”的说法。而且“论定”之说又往往随着时势的变迁而变更。现在笔者奉献于读者面前的这部《陈独秀大传》，自不敢妄称什么“论定”之作了。

鲁迅说过这样的话：“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论文，尚且如此。论人，则需要“顾及”的方面就更多了，笔者深感力不从心。如果于无意之中写了些“说梦”的话，则挚诚地希望读者能做到像鲁迅所说的“我只主张听者心里明白所听的是说梦”，并殷切地期待读者的批评与指正。

附：陈独秀字号笔名化名考释

陈独秀一生用过许多名字，而且大多有一定的含义，并同他的经历和思想演变有所联系。现将他一生用过的名、字、号、笔名、化名，向读者介绍如下，并请修正、补充。

庆同　是陈独秀的谱名。据他的三子陈松年回忆，陈氏家族各代谱名中间的一个字，是由20个字排列组成的，即“……天章衍庆遐，长源传祖德，永远振家邦”。“庆同”是陈独秀的第一个正式名字，但迄今没有发现他使用谱名的资料。

乾生　是他的官名(他的兄长谱名庆元，官名健生，字孟吉)。乾，作健解。现在见到他最早的一篇文章，即1897年冬撰写的《扬子江形势论略》，即署名“陈乾生众甫”。众甫是字。古代称嫡长子以外的诸子为众子。甫，是古代男子的美称。

众甫，有时被友人写作“仲辅”、“重甫”，如1920年4月22日，汪希颜给胞弟汪孟邹的信里，称“皖城志士程仲辅”如何如何。希颜之子汪原放说程仲辅即陈重甫。但陈独秀本人并没有用过这些名字。将“陈”字写作“程”，不知是什么原因，更令人费解的是陈独秀本人在给汪孟邹、汪原放叔侄写信时，也曾将自己的姓“陈”字写作“程”，如“程志孟”，或“陈志孟”、“志孟”。这三个名字，就现在见到的资料，仅限于给汪氏叔侄写信时才使用。

陈由己　1902年9月，陈独秀第二次东渡日本留学，他在填写登记表时仍沿用陈乾生名字，同时又为自己取名“陈由己”。这年他在东京加入留学生界最早的革命团体——青年会时，就是用的这个名字。这时，陈独秀已经从康梁派转向了革命派。回国以后，协助章士钊编辑《国民日日报》，鼓吹革命，并在该报发表诗文，署名由己。陈独秀将署名由己《题西乡南洲游猎图》七律，手书条幅赠刘师培。刘在诗下题：“由己，由己，由一己所欲。”

1903年5月30日，《苏报》载有《再纪安徽大学堂、武备学堂、桐城学堂冲突事》一文，称“由陈君仲华演说拒俄……”，这次拒俄(反对沙皇俄国侵占东三省)大会由陈独秀发起，为安徽地区革命运动之发端。据查考在大会上演说者的姓名，“陈仲华”即陈仲甫。“华”字系“甫”字之误。陈独秀从未用过陈仲华这个名字。

三爱　1904年、1905年，陈独秀在安徽芜湖主办《安徽俗话报》，开通风气，启迪民智，力主反帝爱国，在该报发表了约50篇文章，均署名“三爱”。曾经一度任该报《教育》专栏的房秩五说：“三爱为故人陈独秀主编《安徽俗话报》笔名也。”综合陈独秀这些文章的内容，分析他所提倡和反对的，“三爱”的含义大约是爱祖国、爱科学、爱自由。除在《安徽俗话报》上使用三爱笔名外，现在仅见到《论戏曲》一文(文言体，载于1905年3月《新小说》第2年第2号)，也是署此名的。

仲甫　系众甫的同音衍变。1906年，作《曼上人葬花图赠以蛰君为题一绝》，署此名。陈独秀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仲，指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二。“仲甫”，作为陈独秀的字，使用时间最长，其次数之多仅次于“独秀”二字。

陈仲、仲　均系仲甫的衍变或缩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陈独秀写的一些关于工人运动的短文，大多署名“仲”，与友人通信，也常署一“仲”字。

1906年六七月间，苏曼殊致邓绳侯信里，称陈仲为“陈仲居士”。居士，指有才德而不仕的人，是对陈独秀的美称，正如友人或晚辈尊称他“仲翁”一样。他本人却不曾这样称呼自己。

熙州仲子　旧时文人喜用同自己有关的地名为自己命名。陈独秀曾用“熙州仲子”作笔名为苏曼殊所著《梵文典》题诗(载1907年《天义杂志》第六卷)。陈独秀是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怀宁在隋开皇初属熙州郡，“熙州仲子”一名即由此而来。

女媭小弟　陈独秀青年时期，曾自篆一印章，曰“女媭小弟”。女媭是屈原的姐姐。陈独秀自譬屈原，可见其忧国忧民之情深。

CC生　是1913年出版的《英文教科书》的署名。

独秀山民　1914年7月，陈独秀最后一次去日本。他到东京后进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语，同时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同年11月10日该刊第一卷第四号上发表的《〈双枰记〉叙》，即署此名。

独秀　同期《甲寅杂志》还载有《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署名“独秀”(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一节)。安庆除临江一面，周围有许许多多的山，山山有其名，为什么他独独选中了独秀山为自己命名呢？因为“独秀”二字反映了他当时的胸怀和抱负。1914年，正是“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进步知识分子普遍感到彷徨苦闷的时候，也是陈独秀在酝酿创办《新青年》(翌年九月出版)，发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他不是随手摘取一座山名为自己命名的。此后，他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向导》等著名刊物上发表文章，以及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写的重要文章大多署名独秀或陈独秀。因此，这个名字最为人们所熟悉。陈独秀在主办《新青年》时，还常以署名“记者”的身份，答读者问。

只眼　是在《每周评论》上发表《随感录》的署名。南宋诗人杨万里有诗句：“近来别具一只眼，欲蹈唐人最上关。”清代诗人赵翼在《论诗》中有诗一首：“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只眼”，无疑是目光迥异非凡的意思。

王坦甫　1921年10月4日，上海法租界捕探在陈宅将陈独秀、包惠僧等五人逮捕、拘留。陈独秀化名“王坦甫”。不久，褚辅成赴陈宅，也被捕，拘留。“褚辅成一见到陈独秀就拉着他的手说：‘仲甫，怎么回事，……’这一下陈独秀就暴露了。”这个化名只用了这一次。

实庵、实　在《向导》周报上发表《寸铁》杂文，大多署此名。“实”，作诚实解。“庵”，是小草屋。旧时文人多将自己的书斋称作庵。

T·S　是“独秀”二字英语拼音TU·HSIU的缩写。1921年6月7日出版的《共产党》第5号上发表的《告劳动》一文，即署此名。T·S·CHEN(TU·HSIU·CHEN)常用于签发中共中央文件。党内一些同志平时谈话常称呼陈独秀为“老先生”、“老头子”。中共上海区委关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特委会议记录里，大多将陈独秀三字简写成一个“老”字。

撒翁　是在《布尔什维克》上发表《寸铁》杂文的署名。这时大革命已失败，陈独秀也已下台。据郑超麟解释“撒翁”是老头子撒手不管事了。

顽石、雪衣、儿、三户　是陈独秀蜕变为托派以后的笔名。顽石，曾释为“他将如顽石般地坚持他的观点”，不确。顽石，谓无彩色、光泽，体粗质纯之石块也。意为表里如一。雪衣，谓色白如雪之衣，谓鹤。刘禹锡的《步虚词》中有：华表千年鹤一归，凝丹为顶雪为衣。儿，是燕子。三户，《史记·项羽本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D·S”、“D·H”、孔甲，就现在见到的资料，是托派成员写文章、争论问题，称呼陈独秀或他自己所用的化名。

明夷、夷、明宜、明、季丹　这一组化名是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和外界秘密通讯时所用的化名。汪原放曾说，不管陈独秀用什么化名，只要是他写的字，哪怕是用铅笔写的，也能认得出是他的手迹。“明夷”，卦名，凡贤者不得志，忧谗忧讥，谓之明夷。由此可见当时陈独秀的心情。

根据以上初步的查考，陈独秀一生用过37个名字，即：庆同　陈乾生　众甫陈由己　由己　陈仲甫　仲甫　陈仲　仲　三爱　CC生　独秀山民　独秀　陈独秀　记者　只眼　王坦甫　实庵　实　熙州仲子　女媭小弟　程志孟　陈志孟志孟　T·S　T·S·CHEN　撒翁　顽石　雪衣　孔甲　儿　三户　明夷　夷明宜　明　季丹

在这许多名字中，最为人们所熟悉的，是他亲笔写的“陈独秀，字仲甫，亦号实庵”。

除了上面所写的，还有两点需要说明的。

一、张冠李戴，被误认为陈独秀。

张次南　是彭述之于1932年10月被捕后用的化名(见《陈独秀被捕资料》第157页)。

仲山　是陈其昌的化名。他在1936年6月3日写信给鲁迅，受到了由冯雪峰起草鲁迅署名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的指责(见《双山回记录》第206、207页)。

二、尚待考证的笔名。

致中　拙作《陈独秀传》(上卷)第11页：据刘仁静回忆，陈独秀用这个笔名在《向导》周报第148期发表《广州事变之研究》一文。并将此文收入《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现见到《向导》第13、14期(1922年12月23、30日)均有署名致中的文章。且在《丧尽利权之鲁案协定》一文中还写着：“在第一部协定签字换约的那天(十二月一日)……”而据汪孟邹日记，陈独秀是在1922年11月8日到达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于1923年1月10日回到北京。2月10日抵上海。他怎能在1922年12月的《向导》上发表那几篇文章。

诚斋　郑超麟(已故)曾多次对作者说：陈独秀曾以“诚斋”作笔名，在20年代《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作者也确曾查阅到署此名的文章，故第一版将“诚斋”作为陈的笔名。后又发现在五卅运动时署此名的文章多篇，并得知谭平山也曾以“诚斋”作笔名。现依文章的内容和文风难以断定“诚斋”是陈独秀的化名。

田诚　中共“一大”纪念馆馆长任武雄发现了一篇重要论文《共产主义和智识阶级》，作者署名田诚，1921年6月在汉口发行单行本。这在当时是一篇高水平的作品。他认为“田诚”即陈独秀，笔者也曾表示同意。他将该文交与郑超麟看，他也同意。后来，笔者翻阅《向导》时无意中发现该刊第14期(1922年12月30日)有署名“田诚”的文章《看看日本侵略家的话》，文中尚有“本月二十三日……”一语。这两个田诚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前者是不是陈独秀，待考。

三、同名不同人。

顽石　1911年5月《留日女学生会杂志》第一号发表《女学之必要》与同年6月《时事新报月刊》第一号发表的《禁米之必要》两文的作者均署名顽石。笔者曾认为此顽石即陈独秀，并将上述两文篇名收入《陈独秀著、译、书信目录》(1903.5—1915.7)(载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4辑)，但至今未见到这两篇文章。此“顽石”恐非陈独秀。

仲　凡在兄弟中排行老二的，都可称作仲，例如周作人于1922年5月3日在《广东群报》发表《做旧诗》一文，署名仲。有人认为此“仲”即陈独秀，误。据该文说：“去年‘六三’事件以后，我因为一篇《碰伤》的小文，也挨了热心的青年的一顿痛骂，……”《碰伤》的作者是周作人。可知这个“仲”即周作人(见《晨报》副刊，1921年6月)。

陈仲子　《中华新报》1917年7月14日至25日连载陈仲子剧谈《昆剧与京剧之解剖及优劣》、《声乐之改良》两文。沈云龙认为陈仲子即陈独秀(见《传记文学》第三十一卷第二期《有关陈独秀生平的补充资料》)，不确。从文章的内容可知这位陈仲子不仅是位京剧爱好者，且“童时即有侯生之癖，……后游京苏，得习京昆各曲”。这与陈独秀的爱好不符，陈独秀当时对中国剧曲持否定态度(见《答豂子》，《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1918年6月15日)。

本书第1版曾将《留别雅典女郎》诗的译者“盛唐山民”误认作陈独秀的化名，今特更正。“据1995年出版由柳无忌校阅的《苏曼殊文集》中，对‘循叔’的注释云：‘姓葛，名其恭，别号盛唐山人，安庆怀宁人，邓绳侯女婿葛温仲之弟。’苏曼殊将他译的《留别雅典女郎》收入新编《拜伦诗选》和《潮音》中。”(杜宏本：《陈独秀诗歌研究》，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页)

天下同名的人很多。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时，当时北大就有一人字独秀。对于同名者，怎样识别是否陈独秀，笔者有以下几点意见：首先要分析作品的内容和观点，是否符合当时陈独秀的思想；其次要看文风是否一致；凡证据不足的，可持保留态度。

一 故乡·家世·童年

动荡的故乡 奇特的独秀山

陈独秀的故乡安庆是一座风景秀丽的城市。它南临滚滚长江，奔流不息；北靠大龙山，峰峦迭起，郁郁葱葱。城郊多丘陵，地势起伏不平，西北隆起，东南低洼，河流与湖泊相交错。这里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土地肥沃，水面广阔；人民勤劳，物产丰富，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

安庆城里迎江寺内有一座古塔，名叫振风塔(又名万佛塔)，屹立在长江岸边。振风塔建于明穆宗隆庆四年(1570)，砖木结构，七层八角，高72米，168级台阶盘旋而上，外有白石栏杆环绕，每角悬有铜铃一只，迎风摇荡，发出清脆悠扬的响声。振风塔从结构、外形、高度或经历风雨年代的久远，与驰名中外的西安大雁塔、苏州的虎丘塔相比，虽稍有逊色，但它得天独厚，依傍着万里长江。登塔眺望，“不尽长江滚滚来”，只见它前浪引后浪，后浪推前浪，浪头到处，又掀起新的浪花，越过前浪，夹杂着泥沙，呼啸着向东奔腾而去。这川流不息的大江犹如中华民族连绵不断的历史，那浪花就像一代代的风流人物。振风塔自建成以来，不知有多少文人骚客和寻常百姓登临它的顶层，作歌赋诗，饱览大江两岸的风光。大好河山，哺育着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他们在这里生息繁衍，耕作战斗，把山河装扮得更加娇艳多姿。

站在宝塔的顶层，俯瞰脚下的安庆城，城里有座盛唐山(今市内登云坡长62米，宽25米，由72级台阶而上至大南门内古盛唐山)，据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冬南巡狩时，来到盛唐，就曾登临过这座山。说是山，其实是座土丘。但山不在高，因人而得名声。在城西南60里有异峰拔地而起，“西望如卓笔，北望如覆釜，为县众山之祖，无所依附，故称独秀”。

陈独秀的这个名字，即取名于独秀山。陈独秀谱名庆同，官名乾生，一生中用过许多笔名、化名。最早使用“独秀”这一名字，是1914年11月10日出版的《甲寅杂志》发表的他两篇文章，一篇题为《〈双枰记〉叙》，署名“独秀山民”；另一篇是《爱国心与自觉心》，署名“独秀”。独秀这个名字出现于刊物以后，他的好友汪孟邹曾跟他说：你太不客气了，以为世界上只有你一个是秀的。陈独秀回答说：哪里，我们安庆有座独秀山，我不过说我是这座山下的居民而已。可见，独秀之名来自独秀山，并非是后人所说的是他祖父给他起的名字。此外，他还用过“熙州仲子”作笔名，这些笔名都是借用安庆山水或历史上行政区划的名称。

安庆这个地方，在春秋时代属皖国。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废封建设郡县，这里属怀宁县管辖。东晋安帝义熙中，属晋熙郡怀宁县；隋开皇初，属熙州怀宁县；唐至德二年，属盛唐郡怀宁县。那时怀宁县县治在现在安徽省的潜山县。

宋初，为舒州同安郡，至政和五年(1115)改为德庆军，仍属怀宁县。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时，取“同安郡”与“德庆军”中的各一字，改名为安庆军，这才有“安庆”的名称。庆元元年(1195)升舒州为安庆府。安庆城是嘉定十年(1217)筑起来的，到景定元年(1260)在原基础上加筑成长9里13步的城池(即今安庆市旧城，其遗址尚依稀可寻)。于是，怀宁县和安庆府迁址到这里。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将安庆布政使司(省)从江宁移到安庆，从此安庆成了安徽省的省会。省、府、县三级同治安庆城。

陈独秀生前说他是怀宁人，这当然是对的。但这一说法在今天则可能发生误解。因为现在安徽省仍然有个怀宁县，但县治从1950年12月即由安庆迁至石牌，且与安庆互不隶属。因此，说陈独秀是安庆人，这既符合历史情况，也符合今天的情况。

安庆市雄踞长江北岸，环山临江，且江面束窄，因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古人说“可上控洞庭、彭蠡，下扼石城、京口，分疆则锁钥南北，坐镇则呼吸东西”。因此，这里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的东吴大将吕蒙曾在这里筑一座土城——吕蒙城，以抗曹兵。偏安江南的宋王朝之所以两次在这里筑城，第一次是为了防御金兵南侵；第二次是为了防御蒙古兵南下，并命名曰“安庆”，以示平安吉庆之意。这不过是南宋小朝廷偏安东南的自我安慰罢了，事实上安庆常常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地方。

元朝末年，红巾义军曾围困安庆达7年之久才攻克，元朝的统治也从此而动摇。明朝末年的农民军领袖张献忠曾率军攻打安庆。太平天国后期，安庆成了捍卫天京的最后一道防线，太平军与清军在这里展开了长达两年之久的激烈争夺战。这山明水秀而又动荡不安的安庆，便是陈独秀的故乡。

家业的兴衰 飘泊的寒士

陈独秀的远祖原籍江州义门，大约在南宋淳熙年间迁居安庆，到陈独秀父辈时，已在安庆繁衍了十八世，代代习儒，“而功名俱未显”。这大概就是陈独秀在《实庵自传》里所说“我们这门姓陈的，在怀宁本是一个小户人家，绅士们是瞧不起的”原因。

陈独秀祖父(1819—1889)名章旭，字太占，亦字晓峰，盐提举衔候选知县，未放过实缺，常在外教书或作幕僚。“精明强干，……学问极其深醇，周济极其慷慨”。祖母(1824—1870)系怀宁劳秉全之长女。

大伯父(1841—1861)名衍藩，字霭亭，陕西候补直隶州，太平军攻占安庆期间，投笔从戎。后离军归故里，途中被太平军刺伤，遂伤病亡。

二伯父名衍藻，生于1846年，早殇。卒年失考。

生父(1848—1881)名衍中，字象五，优廪贡生，江苏补用府经历。据汤寿潜撰《陈衍中先生传》：“象五生有异姿，束发受书，岸然柴立。”太平军占领安庆时，与“季弟随母避乱乡间，家徒四壁，无以为生”。母以卖“女红度日”，生活虽异常艰难，“犹不忍象五兄弟之废学也。择良师以授读”。后中秀才。“象五天性最厚，于亲友困乏者，解衣衣之，推食食之。自入学后，文名日甚，四方来学者日众。弟子贫不能供束脩者，饮之，食之，教之，诲之，多所成就。皖中知名士，半出其门焉。象五讲究实学，屡困场屋，不得已纳粟，以府经历分发江苏。”象五一生主要以教书为业，曾先后在桐城、苏州等地执教。1881年，苏州瘟疫流行，象五染疾，10月7日卒于苏州怀宁会馆，享年34岁。这时陈独秀还不满两周岁。所以《实庵自传》的第一章标题为《没有父亲的孩子》。40年后，这位“没有父亲的孩子”因为提倡科学与民主，批判纲常名教，而名满天下，同时受到一批封建卫道者的攻击、诋毁，一时纷传陈独秀组织“讨父团”。1921年，陈独秀应广东省长陈炯明之邀请，到广州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有一次宴会上，陈炯明正正经经地问陈独秀：“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陈独秀“也正正经经的回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这个诙谐幽默的回答，使在座的人听了“呵呵大笑”。他们连陈独秀“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都不知道，却听信攻击他的谣言。

陈独秀的叔父(1851—1913)名衍庶，字昔凡，光绪元年的恩科举人。关于这位光宗耀祖、发家致富的叔父，下文再作介绍。

陈独秀兄弟姐妹四人，他排行第四，有兄长和两个姐姐。兄长(1872—1909)谱名庆元，官名健生，字孟吉，长陈独秀7岁，府学廪贡生。曾以同知候补沈阳。因大伯父无子，二伯父早殇，庆元兼祧衍藩名下，娶补用巡厅张懋勋长女(张啸岑之姊)为妻。

陈独秀在他的《自传》里，主要写了三个人物：“一个严厉的祖父，一个能干而慈爱的母亲，一个阿弥陀佛的大哥。”在写到母亲时，陈独秀说：“父亲的性格，我不大知道。母亲之为人，很能干而疏财仗义。好打抱不平，亲戚本家都称她为女丈夫；其实她本质还是一个老好人，往往优容奸恶，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她明知族长和他手下的人，为人不正，却还是恭恭敬敬地接待他们。母亲常常教育我们，“不要看不起穷人，不许骂叫化子”。她“虽然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当时传统的‘忠孝节义’之通俗教育标语，她是知道的”。但她从来不曾拿这些“标语”教育自己的孩子。陈独秀说，“她对我们之教育，是考科举，起码也要中个举人，替父亲争气”。这是母亲对儿子唯一的也是最大的期望。“因为在那一时代的社会，科举不仅仅是一个虚荣，实已支配了全社会一般人的实际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大官……做大官才能发大财，发了财才能买田置地，……荣宗耀祖。”“所以当时乡间有这样两句流行的谚语：‘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

为陈家争这口气的是陈独秀的叔父衍庶，他在陈独秀出生之前四年，即光绪元年(1875)考中举人。初任知县，因治河有功，而步步高升，由知州、知府，直升到府级以上省级以下的道员，真是官运亨通，一路顺风。衍庶在东北怀德、柳河、辽阳、新民等地做官的时候，爆发了日俄战争。日本和沙皇俄国为重新分割东北和朝鲜，在中国的领土上厮杀起来。战争的双方都需要马匹，中国商人乘机贩运以获取暴利。马匹经过衍庶的管辖地，他便抽牲口税。这种临时性的税收，勿需上缴国库，谁收谁得，自然大部分都落入了他的腰包。大约到1908年，他觉着腰包里有了以万计的银两，也许还觉着天下乱哄哄的，大清江山不怎么牢靠了，“他识时识机”，挂冠而归故里。

陈衍庶在辽宁省彰武县置地200余亩，在安徽贵池县置地800亩。出资一万两银子，在北京琉璃厂开设崇古斋古玩铺。在奉天南大门开设分店。在安庆有市房(铺面)近10家，在城里南水关(今革新街)自建住房一座，主建筑有五进三个天井，一个前院、两个中院和一个后院(现为自来水厂内)，宅前宅后都有花园，是当时安庆有名的陈家大洋房子。大门楼有一丈多宽，高悬魏体字“窦宅”木牌，俨然是一派官僚地主的气势。衍庶晚年习汉隶、攻书画，收藏名家真迹和古玩，长于绘画，师尊清初画圣王石谷，自称“虞山派”。陈衍庶使绅士们向来瞧不起的这个小户人家一跃而为安庆的名门望族，为邻里所另眼看待了。陈衍庶虽然把陈家发起来了，可他有一件很不顺心的事。妻子早亡未生育；续娶北京西城谢家之女，但谢氏(1862—1939)及侧室邵氏，都没有给他生一个儿子，因此在陈独秀5岁时，便过继给叔父做嗣子。叔父衍庶便成了陈独秀的嗣父，谢氏成了他的嗣母。陈衍庶发财以后，还想发更大的财。1909年，他通过浙江巡抚增子固(衍庶在东北为官时的换帖弟兄)的关系，创办浙江省华商大益公司，与上海怡德英陈衍庶遗像行订立购大豆3万吨的合同，在黑龙江对青山俄国车站交货；英商预付豆金沪银7.1280万两；合同规定双方“不得在该处再与他人交易”。但英商违约，私自在该处收购大豆，“致将豆价挤抬数倍”。陈衍庶提出诉讼，经判决损失由英商赔偿，合同中止。但在办理这些手续时，买办姚某与英商串通，设下骗局，衍庶一不识外文文件，二无经商经验，以致受人愚弄。辛亥革命后，浙江巡抚倒台，英商通过外交部要求索还定洋，或交付大豆。这时陈衍庶有口难辩，只得变卖财产，这使陈家家产受到很大损失，对陈衍庶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忧愤成疾，于1913年去世，从此陈家家业衰落。同年10月间，“二次革命”失败后，由于陈独秀曾经极力主张兴兵讨伐袁世凯，袁氏爪牙倪嗣冲派兵抄了陈的家，抢走了陈衍庶多年收藏的书画珍品，从此陈家就越发衰败了。

陈独秀既然是陈衍庶的嗣子，他的胞兄健生也于1908年逝世了，那么陈家的全部家产只有陈独秀一人可以继承。可是他“向来不问家事”，视家产如敝屣，像受洋人愚弄，发生了如此大的财产事件，他“还是不问不管”，对家业的兴旺或衰落全不关心。后来，“有一次他到北京，他家开的一所大铺子的掌柜听说小东人来了，请他到铺子去一趟，赏个面子。他说‘铺子不是我开的’”，始终不肯去。

陈独秀走南闯北，从不依赖父辈留下的私产，贪图安逸的生活。他一生中很少有固定的职业和固定的收入，常靠稿费和版税维持生活，有时穷得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喝两顿稀粥，是个穷知识分子，时人都称他为“寒士”。

陈独秀在他的《自传》里，对严厉的祖父、能干而慈爱的母亲和阿弥陀佛的大哥，都刻画得惟妙惟肖，惟独对发家致富的嗣父却只字不提。这是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1)陈独秀长大以后，因参加革命活动，多次殃及家庭。(2)陈独秀的第二个夫人是原配夫人的同父异母的妹妹。这两件事在陈衍庶看来，都是大逆不道，无法容忍的，以致大嚷着要“退继”。而这两件事恰恰又是陈独秀执意要做的。于是嗣父与嗣子之间的矛盾始终是无法调和的。嗣父既然不愿认这位“败家”的嗣子，而嗣子又何尝愿意承认这位封建卫道士的嗣父呢？但陈独秀对嗣母谢氏却是很有感情的。1939年3月22日谢氏在四川江津去世，陈独秀披麻戴孝，还说：“先母之恩尊于生母，心丧何止三年，……酒食酬应以及为人作文作书，必待百日以后。”陈独秀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讨厌那种虚与委蛇，拉拉扯扯的待人接物的态度。附：世系表

本表据安庆市图书馆印《义门〈陈氏宗谱〉》和参照有关资料制定。衍庶的卒年，系根据陈松年的回忆。

凶狠的板子 刚烈的个性

陈独秀在他的《自传》里，首先以极其生动活泼的文笔记述了他的祖父章旭。“亲戚本家都绰号我的这位祖父为‘白胡爹爹’，孩子们哭时，一说白胡爹爹来了，便停声不敢哭，这位白胡爹爹的严厉可怕便可想见了。这位白胡爹爹有两种怪脾气：一是好洁，一是好静。家中有一角地方有一件桌椅没扫抹干净，我的母亲，我的大姊，便要倒大霉。他不许家中人走起路来有脚步声，我的二姊年幼不知利害，为了走路有时有脚步声，也不知挨过多少次毒打，便是我们的外祖母到我们家里来，如果不是从他眼前经过，都不得不捏(蹑)手捏(蹑)脚的像做贼的一般走路，因为恐怕他三不知的骂起来，倒不好出头承认是她的脚步声……”“我从六岁到八九岁，都是这位祖父教我读书。我从小有点小聪明，可是这点小聪明却害苦了我。我大哥的读书，他从来不大注意，独独看中了我，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读完，他才称意。《四书》、《诗经》还罢了，我最怕的是《左传》，幸亏这位祖父或者还不知道‘三礼’的重要，否则会送掉我的小性命。我背书背不出，使他生气动手打，还是小事；使他最生气，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令人可怕的，是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的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我的母亲为此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可是母亲对我并不像祖父那样悲观，总是用好言劝勉我，说道：‘小儿，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书读好了，中个举人替你父亲争口气，你的父亲读书一生，未曾考中举人，是他生前一桩恨事！’我见了母亲流泪，倒哭出来了，母亲一面替我揩眼泪，一面责备我道：‘你这孩子真淘气，爹爹那样打你，你不哭，现在倒无端的哭了！’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威权，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

一次白胡爹爹又毒打小孙子，孙子仍旧不哭。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奇特的阵势，一边是越打越有劲，一边是咬紧牙关，以沉默相对抗，就是不哭。最后，也许是祖父没有力气打下去了，才算结束了这场“战斗”。祖父气得没法，好似从小孙子的沉默中悟出了什么道理，他对乡人说：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打在儿身上，痛在娘心里。母亲的眼泪倒使儿子哭起来了。

只有硬汉子在受到毒打时才会不哭，不讨饶，不求情，不屈服。但是陈独秀并非铁石心肠，他有丰富的感情，有丰富的爱，当他“见了母亲流泪倒哭出来了”。“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权威。”可见陈独秀的刚烈而又温情的个性在幼年就形成了。

陈独秀在《自传》里曾对自己性格的优缺点作过剖析，并指出其形成的原因。他说：“有人称赞我疾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燥(躁)，其实我性情暴燥(躁)则有之，疾恶如仇则不尽然，在这方面，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然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之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的性格之遗传，也有影响罢。”这段话较多的是在作自我批评。

人的个性不能孤立地存在，而是同他的言行如水乳交融般地溶化在一起，并体现于言论、行动以及日常待人接物等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而且影响着社会活动，并赋予它以个人的特色。

陈独秀待人接物，坦诚爽直，但脾气暴躁，细行不检。他“言语峻利，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他固执己见，“每当辩论的时候，他会声色俱厉地坚持他个人的主张，倘然有人坚决反对他，他竟会站起身来拂袖而去”。“他的口才流利，幼年与人谈话往往终日不倦，戏谑杂出，一言不相投，便嚷骂随之；朋友爱他憎他都在这一点”，但他从不玩手段耍诡计。他认为“企图从阴谋诡计小把戏的基础上团结同志做自己个人的群众”，这是张国焘“做过的大买卖，而是我所深恶痛绝的”。鲁迅曾说“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鲁迅先生的话，一语破的，陈独秀待人处事是光明磊落的。

陈独秀一生只注重“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陈独秀对待自己的信仰和所追求的事业，有着异常的执著精神，凡是他认准的事业，就奋勇向前，义无反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当他遇到困难或受到攻击时，他不仅不会退缩，反而以高昂的激情去迎接挑战。他在宣传科学民主，发动新文化运动时，反对纲常名教，提倡个性解放，不怕北洋军阀政府的压迫以及社会的攻击与笑骂，即使断头流血也在所不辞。这种刚强坚毅的性格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其内在本质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这是有着两千多年专制传统的中国人民所最缺少，也是最可珍贵的品格。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这都说的是一个人的性格是很难改变的。陈独秀也不例外。读者如有兴趣把这本传记读完的话，将会看到陈独秀的个性是怎样展现在他一生的活动中，而且至死不变。1937年，他的学生陈钟凡(即陈中凡)曾赠诗与他，曰：“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陈独秀和诗：“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晚年，有杨鲁承的孙女杨树君请他题字留念。陈独秀赋诗一首，开头两句是“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这一切都说明陈独秀的性格与他的一生相始终，并渗透在他一生的功过是非里。

二 青年时期

院试夺魁 婚姻子女

1889年，陈独秀的祖父逝世。此后，家里给他请过“好几个塾师”，他“都不大满意”。到十二三岁时，便由大哥教他读书了。

大哥孟吉(府学廪贡生)的脾气与祖父恰好相反，是个老好人，他了解弟弟的脾气和爱好。陈独秀说：“大哥知道我不喜欢八股文，除温习经书外，新教我读《昭明文选》。”《昭明文选》是南朝梁代文学家萧统(梁武帝萧衍的长子，死后谥“昭明”)编选的一部大型诗文总集，录选先秦至梁800年间各体文章的代表作，其中主要是诗文、辞赋和杂文。陈独秀初读《昭明文选》时，“也有点头痛，后来渐渐读出味道来了，从此更加看不起八股文”。

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生长在书香世家，却“看不起八股文”，这不是祖父的板子所造成的逆反心理，也不是他这时已经受到了什么新思想的影响，而是他自小就讨厌刻板的束缚个性的东西。然而，那个时代读书人的唯一“正道”是走科举的道路，考秀才，中举人，会进士，点状元；然后做官当老爷，发家致富，光宗耀祖。但凡走这条路的人，必须把四书五经读得滚瓜烂熟，会做八股文，因为科举制度的第一级秀才和第二级举人的试题，都以四书为限，答卷必须用八股文的格式撰写。陈独秀看不起八股文。他说：“这件事使我阿弥陀佛的大哥夹在中间很为难，一面受了母亲的严命，教我习八股，预备应考，一面他知道我不喜欢这一套。一直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我已经17岁了，在县考前一两个月，大哥实在再挨不过去了，才硬着头皮对我说：‘考期已近了，你也得看看八股文章罢！’我当时一声不响。……他对于这位难说话的弟弟，实在无法可想，只好听其自然了。大哥虽然十分忠厚老实，我猜想他此时急则智生，必然向母亲做了一个虚伪的报告，说我如何如何用心学八股文，那是在这期间母亲喜悦的面容中可以看出的。像我那样的八股文程度，县考、府考自然名次都考得很低。”

科举制规定从士子到秀才，先参加祖籍所在县的县考，及格以后，参加府考，再及格，再参加以府为单位的院考。院考及格，政府才正式承认为“生员”，通称秀才。陈独秀通过了县考和府考，还必须通过院考才能取得秀才资格。

院考的题目是什么“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答题。所谓截答题是把四书中的某一文句的下半句，与下一文句的上半句拼凑而成的，是毫无意义的。(本截答题的文句截自《孟子·梁惠王上》：“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老丧死无憾也。”)

陈独秀一看题目不通，便立即决定“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不通的题目。他“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这简直是在给科举开玩笑，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反映了这位17岁的年轻人对科举的鄙视和对功名的漠视，否则他就不会有那种“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轻松玩忽的心情。

陈独秀从考场回到家，“把文章稿子交给大哥看，大哥看完文稿，皱着眉头足足有个把钟头一声不响”。应考，对于陈独秀来说“本来是敷衍母亲，算不得什么正经事，这时看见大哥那种失望的情形”，他才感到有点难受。可谁也想不到“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陈独秀成了第一名秀才，从此他“更加一层鄙薄科举”。

陈家本来有一名举人、一名秀才，现在又增加了一名年轻的秀才，于是地方绅士们不但另眼相看，而且造出了许多神话，说陈家“祖坟是如何如何好风水，说城外迎江寺的宝塔是陈家祖坟前一管笔，……”。于是，富户人家争先恐后地托人来说媒。陈独秀的母亲对这些当然是“大乐而特乐的”。他也因母亲的“快乐”而感到“高兴”。

在许多富户人家中托人来说媒的有安庆统领高登科。高登科，字敬亭，安徽霍丘县城东十里高家垟人。高出身于农家，母早丧，受继母虐待。幼年牧鹅，散失两只，不敢回家，露宿麦田，恰遇清官兵路过，被收留作勤务。后步步高升，以安徽统领虚衔副将，清廷赏穿黄马褂，置田4000余亩。高登科原配夫人早丧，续弦詹氏，生一女名晓岚，乳名大众。詹氏亡后，续弦阜阳亓家花门楼亓提督的女儿为妻。亓氏生女名君曼，乳名小众，受母宠爱，由家庭教师教授文化。当高登科得知晓岚在家受后母亓氏虐待当丫头使唤时，不禁想起自己童年的遭遇，乃将晓岚带到安庆。高登科在与陈家联姻的竞争中得胜，将长女晓岚许配给陈独秀。1897年冬，陈独秀18岁与高晓岚结婚。按照封建婚姻的观点，这对夫妻可谓是门当户对，文武相亲。结婚大典时，想必众亲友祝愿他俩白头偕老，说了许多的吉利话。至于当事人男女双方对结婚有什么意见，这勿关重要。因为包办式的婚姻根本不需要征求他们的意见，也不允许他们发表什么不同的意见。安庆市振风塔高晓岚长陈独秀3岁，因自幼受继母虐待，虽是出身将门之女却目不识丁。她身材修长，面目清秀，一双小脚，总是穿着老蓝布做成的长长的大褂子，宽大的裤脚管，用细绳子扎得紧紧的，很少穿颜色鲜艳的衣服。她自从嫁到陈家，就再也没有回过娘家。她除了1927年去武汉探望患重病的儿子乔年，从没有出过陈家的大门。她是一位普通的旧式妇女，虽没有文化，但很有教养，善良温和，孝敬公婆。

而陈独秀本来就不是安分守己之辈，不久又受到革新思想的影响，转向了康梁派。婚后，他们夫妻关系，如果说原来还有爱情的话，那么到了这时候也发生了动摇。“平时家庭不和，多口舌之争。”陈独秀东渡留学时，“欲借其夫人十两重金镯作为游资，坚决不肯，时常吵口”。

陈独秀经常在外走南闯北，思想日新月异，而高氏则足不出户，墨守成规。两人的思想感情，生活情趣越来越合不拢。这对高氏来说也许算不上什么大事，她的婚姻观本来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而陈独秀却无法忍受得了。

在这种情况下，高晓岚的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即陈独秀的小姨子闯进了他的生活。君曼小姐姐9岁，曾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思想新颖，与陈独秀颇相得，两人关系日趋亲密，终于产生了爱情。1910年，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堂任教时，与君曼结为伉俪。这在当时，无论是男方或女方都得有很大勇气的。

关于陈独秀的这两次婚姻，至今不见有任何的资料记载。第一次，想必是高晓岚举行过结婚大典的。而第二次却未必办理过什么手续，举行过什么仪式，纯然是经自由恋爱结合在一起的。婚后，陈独秀在写给苏曼殊的信里说：“用度虽不丰，然‘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公有诗贺我乎？”其婚后欣喜之情跃然纸上。

陈独秀与高君曼结合引起了全家的反对。嗣父衍庶认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比陈独秀干革命还难以容忍，骂他败坏门风，扬言今后不许他俩踏进陈家的大门。高家也认为两姐妹同嫁一人为礼教所不容。到民国元年陈独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时，与君曼同居在安庆城宣家花园内，同高晓岚的夫妻关系已名存实亡。在那个时代，男的挣脱了封建婚姻的羁绊，女的却照例要蒙受最大的不幸，她心中虽然不满，但不外露，郁闷于胸，默默地过着没有爱情的生活。

陈独秀与元配夫人高晓岚生有三男二女。长子延年(1898—1927)，次子乔年(1902—1928)，三子松年(1910—1990)，女玉莹(1900—1928)，另一女，早殇。

陈独秀和孩子们很少生活在一起，但关心他们的教育和成长。大约在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的时候，他把延年、乔年兄弟俩叫到上海。据潘赞化回忆，那时“他俩兄弟寄宿于《新青年》发行所(四马路亚东图书馆)店堂地板上，白天在外工作，谋生自给，食则夸饼，饮则自来水，冬仍衣袷，夏不张盖，日与工人同作工，故颜色憔枯，人多惜之，而怪独秀忍也”。陈延年陈乔年陈松年

高君曼为了改善延年兄弟俩的生活状况，曾边哭边向潘赞化诉说：“独秀性情与人不同，为延年兄弟不在家住食，我也苦说数次，他总不以为然，说姑息养奸，不可！不可！也因此事吵口多次，望你以老友资格代我恳求独秀，使延年兄弟回家。……我是他姨母，又是继母，他们也很驯实，我以名义上及感情上看待他兄弟，尤甚于我所生，他兄弟……视我亦如母也。今不令其在家住食，知之不言，而不知者谁能谅我？”当潘赞化将这些话转告陈独秀时，“而独秀以为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潘赞化“与之强争数次，终不可行”。陈独秀本人就是“自创前途”的，他是按照自己成长的方式去教育他的儿子的。

延年、乔年到沪后不久，都进震旦大学读书。当陈独秀离沪晋京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他委托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从他的稿费里按月支付给每人每月5元的生活费。

延年、乔年在上海都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1919年底，兄弟俩同时赴法勤工俭学，迅即转向马克思主义，并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3月，兄弟俩一同到莫斯科进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夏，延年回国，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乔年于1925年春回国，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部长。在中共“五大”上，父子仨都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这是中共党史上独有的。

1927年，蒋介石叛变国民革命，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延年受命于危难之际，来到上海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不幸于同年6月25日被捕，7月4日被杀害。“五大”后，乔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八七会议”后，来到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于1928年2月16日被捕，6月6日牺牲。延年、乔年都是著名的共产党人，都为中国革命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高晓岚得知两个儿子被杀害的消息，万分悲痛，身体越来越虚弱，加上患肺病和妇科病，于1930年去世。

陈独秀与高君曼生一男一女。女名子美，子名和年，又名哲民、鹤年。1915年5月，高君曼患病咯血。数年后，陈独秀又另有新欢。大约在1925年底，高君曼为了节省生活费用携带两个孩子到南京居住。早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失败以后，陈独秀在南京东厂街(今秀山公园旁)盖了两座草屋，约10间，置地数十亩。君曼和孩子们就住在这里，陈独秀每月给他们50元生活费。一对经自由恋爱而结成的夫妻，现在也散伙了。

高晓岚去世时，君曼带着孩子回安庆奔丧，这时陈家的人和亲友对她和独秀的婚事仍然有所非议。独秀姐姐的孩子本应呼君曼为舅妈，却偏叫她小姨。君曼气愤地说：“叫我小姨当然也可以，但他们对舅舅(指独秀)是怎样称呼的？难道也叫姨夫吗？”

高君曼从安庆回到南京以后的第二年，即1931年因患癌症也离开人世了。当时她的生活非常艰难窘迫。陈公博说：“我到过她的家中。她太凄惨了，住在城南一间草屋，卧病在床上，家具破碎不全，絮被也支离散烂。我真为之凄惨，只有尽我所能接济她。君曼夫人因病久失医，终于逝世，我又嘱仲甫的朋友潘先生(赞化)为之营葬，草草尽一点朋友之责。”葬于南京清凉山向阳的高坡上。1993年4月8日，由君曼之孙女陈祯祥将祖母遗骨迁葬在雨花台附近的黄金山墓园。并以子鹤年、孙女祯祥等人名义立碑，圆坟。

大约就在1931年，潜居上海的陈独秀与英美烟厂的一位青年女工潘兰珍结为夫妻，潘氏小陈29岁。关于这对老夫少妻的情况以后再作介绍。

陈独秀和高晓岚、高君曼共生有四子三女。但为他送终的只有第三子松年。松年在他的记忆里第一次见到父亲是在30年代初，那时陈独秀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松年在狱中见到父亲不免伤心落泪，而父亲眼睛一瞪，对多年不见的小儿子说的第一句话是：“没出息！”陈独秀对儿子的教育方法，确有其独到之处。1983年4月，笔者访问松年时，没谈多久他便记起了这件事，可见对他的印象是很深的。

松年一生谨小慎微，安分守己，生活清贫，却较平稳。在“十年动乱”的岁月里，他和他的儿女们，即陈独秀的孙子、孙女都没受到冲击，这其中的唯一原因是：

1953年3月20日晚，毛泽东乘军舰到达安庆。次日，召中共安庆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傅大章上舰，在驶往芜湖途中，向傅谈起了陈独秀，并询问陈家现状。傅回答说，陈松年一家生活比较困难。毛泽东说：“生活有困难，可以照顾嘛！”于是中共安庆地委统战部每月给陈松年30元钱补助。30元钱，为数不多。但在“十年动乱”中却对松年一家起到了护身符的作用。陈松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曾任安庆市人大常委、市政协常委，于1990年病故，享年80岁。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鹤年居香港，未受到冲击，2000年逝世。鹤年在大陆的女儿陈祯祥虽然没见过祖父一面，也因为是陈独秀的孙女免不了在政治上受到迫害。子美因不堪虐待被迫去了香港，后居美国纽约，生活十分困难，2004年病逝。

乡试落第 转向康梁派

陈独秀考中秀才的第二年，即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紧接着就参加江南乡试。

陈独秀对院试曾经抱轻蔑的态度，认为“那算不得什么正经事”，而结果却名列榜首。现在他对参加乡试倒是“着实准备了”的，对讨厌的八股文也“勉强研究了一番”。他所以如此认真地对待，并不是想沿着科举的阶梯一级级地爬上去，而是觉得既然乡试“这场灾难是免不了的，不如积极的用点功，考个举人以了母亲的心愿”，以后好“专心做点正经学问”。他“打定主意，只想考个举人了事，决不愿意再上进”。可见他参加乡试的动机，不是为了会进士，点状元，而是“以了母亲的心愿”。他最终是要与科举分手的。这种态度，反映了他的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

这年夏，18岁的陈独秀离开母亲，“初次出门到南京乡试”。同行的有他的大哥，大哥的先生和同学等。他们乘坐轮船，船头上扯着一面黄旗，上书“奉旨江南乡试”六个大字，一路上威风凛凛向南京驶去。

乡试共三场九天(每场提前一日入场，后一日出场)，陈独秀在《自传》里对这九天的考场生活，有极其辛辣的刻画：

到了八月初七日，我们要进场考试了。我背了考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已竭尽了生平的气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领试卷，我便会在人丛中挤死。一进考棚，三魂吓掉了二魂半，每条十多丈长的号筒，都有几十或上百个号舍，号舍的大小仿佛现时警察的岗棚，然而要低得多，长个子站在里面是要低头弯腰的，这就是那时科举出身的大老以尝过“矮屋”滋味自豪的“矮屋”。矮屋的三面七齐八不齐的砖墙，当然里外都不曾用石灰泥过，里面蜘蛛网和灰尘是满满的，好容易打扫干净，坐进去拿一块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写字台，睡起觉来，不用说就得坐在那里睡。一条号筒内，总有一两间空号，便是这一号筒的公共厕所，考场的特别名词叫做“屎号”；……二场进去，如果不幸坐位编在“屎号”，三天饱尝异味，还要被人家议论是干了亏心事的果报。那一年南京的天气，到了八月中旬还是奇热，大家都把带来的油布挂起遮住太阳光，号门都紧对着高墙，中间是只能容一个半人来往的一条长巷，上面露着一线天，大家挂上油布之后，连这一线天也一线不露了，空气简直不通，每人都在对面墙上挂起烧饭的锅炉，大家烧起饭来，再加上赤日当空，那条长巷便成了火巷，煮饭做菜，我一窍不通，三场九天，总是吃那半生不熟或者烂熟或煨成的挂面。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的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考场中的这种怪现状，始于哪年哪月，笔者未加考证，不得其详，但至少也有150年的历史了。因为吴敬梓(1701—1754)在他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里，就曾经淋漓尽致地揭露过这种怪现象。150多年，该有多少个童生亲身经历过这种腐朽愚昧、坑害人的怪事呵！但都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尝试过“矮屋”滋味而中举的，以此引为自豪；而绝大多数的童生却由青年而老年三番五次地尝试这种滋味，因未能中举而引为终生的憾事。不论是成功的或失败的，他们都把“矮屋”看作是他们一生中“上进”的关口。吴敬梓对考场的揭露是难能可贵的，但也仅限于揭发和鞭挞而已，他那时还不可能透过这种怪现象去观察国家大事。现在情况不同了，而且匍匐在“矮屋”里的是一位思想敏捷、眼光锐利的青年。“矮屋”的滋味像是给他增添了思想养料，他不禁浮想联翩，百感交集。

那位摇头晃脑、利欲熏心、丑态百出、“今科必中”的徐州大胖子，使陈独秀“看呆了一两个钟头”，并“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一连串的联想便是陈独秀“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博通经史，后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称赞西人治国有法度，并精心研读各种西书译本及报纸，以究其进步之原因。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举人出身，后从学于康有为，并深受其影响。康、梁是维新派的领袖，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产生过广泛的进步影响。

近代中国先进人物的思想发端与发展，往往同列强对华侵略的加剧和国内政治形势危机的加深密切相关的。

早在1888年康有为鉴于中法战争后，国事日蹙，便第一次上书清廷，请求变法。1894年爆发了中日战争，以清政府战败，订立了《马关条约》而告终。一个泱泱大国，被一个维新不久的小国打败，并割去了台湾宝岛，赔款库平银2亿两，还允许外国人在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等，这对中国的影响，对中国人民的刺激，超过了鸦片战争以来的任何一次战争。战争的失败与屈辱，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推动了先进分子谋求富国强兵之道。于是维新变法运动趋向高潮。

1895年5月2日，康有为联络在北京的18省1300余名应试举人，签名上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等三大主张，以及设立学堂、开设报馆等改革教育制度的意见，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了政治舞台。6月间，再上书光绪皇帝，主张“设议院以通下情”。

1896年8月，康氏大弟子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刊《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历数变法之利与守旧之害，阐明变法是大势所趋，“变亦变，不变亦变”。自动的变，“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拒绝变，结果还是变，那时“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变法是不可抗拒的。怎样变？“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设，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即实行君主立宪制。《时务报》以其鲜明的变法态度、新颖的改革主张和泼辣的文风大受知识界的欢迎，于是行销日广，风靡全国。陈独秀首先接触到的正是康梁派的新思想和新主张，他前往南京参加乡试时，正当维新运动步步高涨的时期。

后来，陈独秀说起他少年“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奋发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到了甲午战争，才听见人说有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军，把中国打败了。……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又说：那时“读八股讲旧学”，认为“‘习欧文谈新学’的士大夫是‘洋奴’，后来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康梁派的思想叩开了陈独秀的心扉，鼓动着他的思想翅羽，灾难般的乡试鞭策着他，他开始起飞了。

陈独秀参加乡试，结果名落孙山外，没有考中举人，但他不仅不感到懊丧，反觉“意外有益”。从此，他与科举彻底决裂，决不再进“矮屋”应试。回到安庆以后，他对“当时反康梁派的言论”的顽固派，“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为康先生辩护，乡里瞀儒”，以此指斥陈独秀等“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陈独秀开始涉足于政治活动了。

1897年，也就是陈独秀参加乡试的那一年，德国在沙皇俄国的怂恿之下，于11月14日占领了山东胶州湾，紧接着有俄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列强在华掀起了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扬言要瓜分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救亡图存刻不容缓。陈独秀“痛感时势日非，不堪设想”，他在这一年的岁末，撰写了《扬子江筹防刍议》、《扬子江形势论略》两篇论文，还准备写一篇《湖中水师》。从这三篇文章的题目看，都是论述加强江防建设的，堪称是姊妹篇，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湖中水师》一篇不知是否写成了，就是已经成文脱稿的《扬子江筹防刍议》一篇，现在也难以寻觅。惟独《扬子江形势论略》一篇为安庆市图书馆发掘了出来，这是现在见到的陈独秀最早的一篇著作。

陈独秀身居较闭塞的安庆，但时刻关心着国家大事，密切注视着列强侵华的动向及意图。《扬子江形势论略》一文指出：“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营满蒙，法伺黔贵，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利权。”他对国家所面临的危局，心急火燎，如“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于是“爰采旧闻旅话及白人所论，管蠡所及，集成一篇，略述沿江形势，举办诸端，是引领于我国政府也”。陈独秀撰写此文之目的，是向清政府提出他对加强长江防务的方案，并希望政府采纳他的意见。《扬子江形势论略》全文7000余字，广征博引，纵论长江上自荆襄，下至吴淞口的形势。对江水的流向、缓急、深浅和江面的宽狭、江中沙渚的分布、南北两岸各处城镇的战略地位，都作了极为详细的论述，并参照历代战争的得失，提出了对加强长江防务的具体方案。

他在论证武汉三镇的重要战略地位时，认为：“武汉沿江均不宜设置炮台，……倚城设立炮台，一朝有战，则城市全冒敌火，今日炮弹之利固非昔比矣！”而应在武汉“东南数十里”的阳逻设置炮台。阳逻，“东西当荆扬之要会，南北为荆豫之通津。……北倚袁家湖，南西皆临江，北道为界埠，中有数小山杂错，三面巩固。……再屯陆军于界埠，以防其由陆绕攻台背，则阳逻之台无隙可乘矣”。另“宜于退谷基址稍增高于上安置炮台，使台顶与山平，炮台倚山为护，炮弹可及敌舰，敌弹难伤台堡。此处若为敌所据，则武昌不击而下矣”！

他特别重视长江口的江防设施。他认为吴淞口处虽然有吴淞、南石塘两炮台，“另有一台在狮子林下，距吴淞十六里，去诸台太远，未能犄角”。且在最紧要之处“崇宝沙无台，则他台皆成虚设”。因此，“当以崇宝沙西北沙尖以为主台，可以兼顾”北航路，再“切力整顿”南石塘、吴淞一带之台，“既扼”南航路，“且能兼顾吴淞口以遏敌船掩入吴淞江，登岸攻我上游台背。崇宝沙为四面受敌之地，非用德国格鲁森厂所制硬铁为台不可。……此防断不可弛，果能如法布置，迨大敌当前，方有把握”。“总论全江大局，若防内乱必据上游，若遇外侮必备下游，必江口之备已周，再有海军为辅，则欧西之铁甲虽强，亦不容其越雷池一步矣。”

使人感到惊异和钦佩的是，这位18岁的年轻人竟然对长江水文及两岸的地貌了解得如此细致入微，并进而提出了他对建设江防的方案。好像他对长江及其南北两岸做过实地考察似的，其实他这时除了因参加乡试去过一次南京，并没有到过其他什么地方。《扬子江形势论略》一文，不仅说明陈独秀从青年时期起即怀有满腔的爱国热忱，而且学习勤奋，且多思、善思，头脑敏捷。《扬子江形势论略》一文的主旨，在抵抗列强的侵略，陈独秀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向清政府陈述加强江防建设的意见，而所谓“防内乱”(指类似前不久爆发的太平军起义)虽然在全文里仅是附带一笔，却是明显地站在清政府的一边，是为维护它的安全而说话的。陈独秀认为这时的清政府还是可以代表中华各族人民的利益，能抵抗外国侵略的。这是他写这篇文章的主导思想。

因此，《扬子江形势论略》一文所谈的都是军事问题，不谈国家的政治制度改革问题，这并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由于陈独秀这时还不认识国家政治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他的政治思想的领域及其发展的高度均不及康梁，但主张依靠皇帝自上而下地实行改革，以达到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目的，这一基本点是同他的前辈一致的。

热爱祖国，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是近代中国先进人物的共同的思想基础。尽管他们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个历史时期又有其不同的先进思想主流，然而一般说来，他们的思想发展大体上都是逐级前进的，由改良派、民主革命派，而上升到共产主义派，每前进一步，爱国主义思想便随之得到发扬。但是，由于民族矛盾的激化和阶级矛盾的深化，因此越是后来的先进人物，他们的思想由低级向高级转化所需要的时间就越是短促。

陈独秀在接受康梁派思想的第二年，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戊戌六君子惨遭杀害的事实，充分地证实了清王朝的顽固派反对任何的革新，从而迅速地促进了一些先进人物抛弃改良主义的立场，因此陈独秀不需多少时日，也勿需要他成长为一位典型的康梁派，就已超过了他的前辈。这是今天为什么无法发现陈独秀有较多的康梁派言论资料的根本原因。

东渡留学 发动拒俄运动

陈独秀与高晓岚结婚后的第二年，1898年，就被嗣父衍庶带到东北沈阳，留在身边做些文书工作。1899年，独秀得知母亲生病，便同大哥孟吉一起匆匆南下，等他们回到家时，母亲已经离开人世了。哥俩在家住了不久，又一起北上。后来陈独秀在悼亡兄孟吉《述哀》诗里所写的“弱冠弄文史，寸草心拳拳。关东遭丧乱，飞鸿惊寒弦。南奔历艰险，意图骨肉全。辛苦归闾里，母已长弃捐。无言执兄手，泪湿雍门弦。相携出门去，顾影各涓涓。弟就辽东道，兄航燕海边”。就是指的这一段经历。兄弟二人分别以后，哥哥到辽东道候补，弟弟东渡日本留学。

1901年11月(清光绪二十七年十月)，陈独秀到达日本东京自费留学，进东京学校(即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在未正式入学之前，先在高等师范学堂速成科学习日语和普通课程。那时，到日本留学的青年一年比一年多。1900年，约一百人；1902年增至二三千人；1905年，多达五六千人。他们大多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而经过明治维新一跃而为强国的日本，便成了中国人学习的样板。中日两国近在咫尺，两国文字有相同之处，日本生活水平也比较低，因此，到日本留学的青年愈来愈多，东京一时成为中国先进知识青年荟萃之地。陈独秀就读的东京(专门)学校全景图

陈独秀到达日本的前一年，1900年，英、美、德、法、日、俄、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织的联军入侵中国，围剿义和团。同年8月，维新派的勤王运动失败，促使一些知识分子开始醒悟，从康梁派转向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1901年7月，清政府与11个国家订立《辛丑条约》，使中国又一次蒙受奇耻大辱。这个条约加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从此清政府完全屈服，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陈独秀恰恰在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国内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的时期，来到东京留学的。

留学生中有一个团体，叫励志社，成立于1900年，是留学生中最早的团体。它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对于国家别无政见”。同年下半年，留学生自办的第一个杂志《译书汇编》创刊，它专门译载欧美政法名著，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穆勒的《自由原理》、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这些巨著都是西方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专制统治时的锐利的思想武器，也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理论指针。因此一经译成中文，不仅在留学生中流传，也风行于国内知识青年中。留日学生秦力山、沈云翔等正是接受了这些新思想，首先于1901年5月在东京创刊《国民报》，宣传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提倡推翻清王朝，从思想上同保皇派划清界限，留学生中开始出现了政治思想的分野。陈独秀一到东京，他首先接触到的新知识、新思想正是西方资产阶级反封建专制的一整套的自由平等的学说，这对陈独秀不啻是大旱后之甘雨，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些新学说。

留学生思想上的分化反映到励志社，便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和平，以邀求清政府立宪为目的，后遂演成为立宪党……一派主激烈，以推倒清政府，建立共和民国为目的，后遂演成为排满党，又曰革命党。”激烈分子鄙视稳健分子为官场走狗，励志社“渐次变质”，陈独秀和张继等虽是“后参加”励志社的，但“先脱会”了。

1902年春，陈独秀从日本回安庆。路过南京时，访南京陆师学堂学员汪铸(希颜、汪孟邹胞兄)及同里葛襄(温仲)。葛并与刚来陆师学习的章士钊、赵声相识。这时安庆的一些青年志士原来主张维新的，现在认为非集合群力，启发民智，不足以图存。于是陈独秀联合潘赞化、葛温仲、何春台等在安庆北门大拐角头藏书楼发起演说会，并在藏书楼辟一阅览室，陈列他从东京、上海带来的各种革命书刊，传播新思想。又组织青年励志学社，每周聚会，以相奋勉。一时风声所播，闻者兴起。陈独秀还准备创办《爱国新报》，“其宗旨在探讨本国致弱之源，及对外国争强之道，依时立论，务求唤起同胞爱国之精神”。后人称赞说：“清朝末叶，安徽的革命运动，发端于安庆藏书楼演说”，确是当之无愧的。演说的首倡者陈独秀，为当局所忌恨，不久被迫离开安庆，再次东渡日本。

1902年9月，陈独秀到达东京，与潘赞化一同进成城学校(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学习陆军军事，同学中有刘三(季平)和汤槱(尔和)等人。这时留学生中的政治分野日益分明。同年冬，留日志士秦毓鎏、张继等“发起一新团体，明白揭示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破坏主义为目的”。关于团体的名称，有人说意大利独立之前，先有少年意大利团体，因而主张定名为少年中国会。但“少年中国”四字易招清政府当局注意，不利于团体的进行，经再三研究才命名为青年会。青年会成立的那天，署名加入的有陈由己(即陈独秀)、秦力山、张继、苏曼殊、潘赞化、蒋方震(百里)等26人，“是为留学生界团体中揭橥民族主义之最早者”。陈独秀加入青年会，标志着他从康梁派转向了革命派。

清政府为了约束留日学生，派遣学监到日本，其中陆军学生监督姚煜(文甫)常钳制学生，阻挠学生学习军事，且生活腐化，引起众学生的公愤。1903年3月31日晚，陈独秀、邹容、张继、翁浩、王孝缜五人闯入姚室，声言要割掉他的脑袋。姚哀求宽大。邹容说：“纵饶汝头，不饶汝发”，于是“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并把姚的发辫悬挂在留学生会馆，于旁书写“留学生公敌姚某某辫”。事后，姚与清政府驻日公使勾结日方，由日警捕人，陈独秀、邹容、张继三人于4月间被迫返国。也就在这时，中国爆发了拒俄运动，反对沙俄霸占东北三省。

当八国联军大举入侵中国的时候，俄国派遣了17万大军，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义和团被镇压以后，1902年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东三省交收条约》，俄国应在1903年4月撤军。届时俄国不但不撤兵，反而重占营口，并于18日向清政府提出“东三省置于俄国监督之下，不许他国干预”等七项新要求，妄图永远霸占东北三省。27日，沪上18省爱国志士齐集于张园，一致反对清政府与俄国签订新约。邹容在会上慷慨陈词，竭力反对俄国侵略东三省。29日，留日学生钮永健等倡议组织义勇队以抗俄，得到大家的赞同。5月2日留日学生加入义勇队的有121人。

陈独秀到达上海的时候，正当拒俄运动兴起之时，他与潘赞化迅即回到安庆，联络葛温仲、张伯寅等，筹组安徽爱国会，举办爱国演说，积极发动安庆地区的拒俄运动。1903年2月陈独秀与友人摄于日本东京，左起：陈仲甫(独秀)、周筠轩、葛温仲、赵伯先、潘璇华

5月17日，陈独秀等在安庆藏书楼举行爱国演说会，这次演说会的规模及声势大大超过了1902年的那次演说。这天虽然大雨滂沱，但到会的有安徽大学堂、武备学堂和桐城、怀宁二公学学生等约300人。因“书楼甚窄”，参加大会的“多立门外而听”，大会“众情踊跃，气象万千”，由陈独秀首先发表演说。

陈独秀逐条揭露俄国提出的七项要求，说“举凡政权、商权、矿路权、兵权、税权，均归俄人之手，则东三省已非我有”。“我政府若允此约，各国必执利益均沾之说瓜分我中国；若不许，则必与俄战。我国与俄战之仇固结不解，我国之人有一人不与俄死战皆非丈夫！”表明了陈独秀反帝爱国的决心。

可是，“我中国人如在梦中，尚不知有灭国为奴之惨，即知解而亦淡然视之，不思起而救之”。因此陈独秀为了驱逐俄国侵略军，提出当前应做三件事。第一，要广泛地传播中国将被瓜分的消息，“中国人尚不知之，其何以防之？”第二，要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陈独秀说：“谓中国人天然无爱国性，吾终不服，特以无人提倡刺击，以私见蔽其性灵耳。若能运广长舌，将众人脑筋中爱国机关拨动，则虽压制不许其爱国，恐不可得。”第三，要锻炼体魄，有了强壮的身体才可以从事农、工、商、矿等实业，否则“不可以生存，况欲执干戈卫社稷乎！”

陈独秀接着演说，他斥责、批评了四种人：

第一种人是顽固派、投降派的官吏，他们“平日口谈忠孝，斥人为叛逆，一遇困难，则置之不问，绝不肯兴办公益之事，惟思积款于外国银行，心中怀有执顺民旗降敌一大保身妙策，是为国贼，是为逆党。是等国贼逆党不杀尽，国终必亡”。

第二种人是“无深谋远虑之绅商”，他们“只保身家，不问国事，以国家之兴衰治乱，皆政府之责，人民何必干预。不知国事不支，岂政府独受其累！各人身家又焉能保？全国中无深谋远虑之绅商皆此类也”。

第三种人“为似开通而不开通之士流，以空言无益，贵行实事。此论极是，但其并不能实行，较之空言尚可发人思想，犹居其下流也”。

第四种人是“草野愚民，不知俄约之迫，并不知瓜分之说，其爱国思想更何由发达？全国中乡鄙农民皆是也”。

陈独秀说：“凡我中国人，十有八九不出此四种，国安得不亡！种安得不灭！全国人既如是沉梦不醒，我等既稍育一知半解，再委弃不顾，则神州四百兆人岂非无一人耶！故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之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陈独秀以天下为己任，反帝爱国必须启发人民群众的觉悟，这是他后来长期从事政治宣传工作的主要原因。

陈独秀的演说“词情慷慨”，爱国心殷切，反帝意志坚决，赢得“满座欷歔”。接着有“各学堂魁杰”王国桢、潘瑨华(赞化)、潘璇华、葛光庭等20余人相继演说。众人演说完毕，陈独秀倡议成立安徽爱国学社，“立经全体赞成”，大会又决议爱国学社附设《爱国新报》，并公推陈独秀、潘赞化等七人“立时起草(社章)，向众宣布”。陈独秀即出示爱国学社社员名簿、宣言及宗旨，当场有126人入社。爱国学社的宗旨为“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社员规则中定有本社“凡出版书报，惟期激发志气，输灌学理，不得讪谤诋毁”，社员“当视全体为一体，视全国为一家”等。爱国学社决定每周演讲一次，“如办有基础，拟与上海爱国学社通成一气，并连结东南各省志士，创立一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异族之侵凌”。这显然是要推翻清王朝的。

陈独秀提出创立国民同盟会的主张以后，邹容于5月30日在上海提出“创立一中国学生同盟会”，“其目的在于学界成一绝大的法团，以鏖战于中国前途竞争逼拶中者也”。陈独秀和邹容的这些主张，当时虽未能实现，但都充分地反映了这两位青年的伟大的政治气魄。拒俄运动的发展，也的确为建立革命团体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

安庆爱国运动演说会，是安徽省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群众大会，在当地知识界引起了广泛的响应，陈独秀的演说深深“印入”各校学生的“脑筋”。他们“勃发忠义，奔走相告，……数日之中纷纷告假，多有不上课者”。安徽大学堂校方因阻止学生参加拒俄运动，而酿成第一次大冲突。

当拒俄运动在东京留日学生和上海、安徽，以及江苏、浙江、湖北、湖南、直隶、广东、福建等省大城市的知识阶层中兴起的时候，参加运动的大多数人对清政府和北洋大臣袁世凯抱有很大的幻想，他们希望通过请愿、游说的方法，促使政府抗俄，并不是要推翻清政府。但清政府对拒俄运动惊恐异常，惶惶不安。清朝驻日公使蔡钧致两江总督端方电：“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二百余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现已奔赴内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清政府密谕“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获到，就地正法”。清政府对爱国青年的驱迫、镇压，使一大批从单纯爱国心出发而投入拒俄运动的青年知识分子，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反面教育。他们纷纷醒悟，认识到清政府已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奴仆，因而拒俄就必须排满，爱国就必须革命。这正如陈独秀在演说时所讲的，“那种平日口谈忠孝，斥人为叛逆，一遇国难，则置之不问，……心中怀有执顺民旗降敌一大保身妙策，是为国贼，是为逆党。是等国贼逆党不杀尽，国终必亡”。对外反帝，对内铲除国贼，二者必须同时进行，中国才能得救。1903年的上半年，陈独秀已经成长为一位坚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士。

演说会举办一周之后，24日，安庆知府桂英(旗人)亲赴藏书楼查禁，不许学生“干预国事，鼓惑人心”。陈独秀等则继续举行演说，“听讲的以安徽大学堂学生为最多。参加演说会的人，均签名于簿册。藏书楼实则成了一个革命秘密结社的机关”。布政使于荫霖视藏书楼为眼中钉，遂开除大学堂学生柏文蔚、郑赞丞等十余人，封闭了藏书楼。安徽巡抚聂缉指名通缉陈独秀，陈独秀逃到上海。然而他播下的革命种子却在发育成长，等他从上海再回故乡的时候，安徽的革命形势一天天地高涨起来！

编辑《国民日日报》 合译《惨社会》

1903年夏，陈独秀到达上海之日，正当上海发生著名的《苏报》案的时候。《苏报》1896年创刊于上海公共租界内，到1902年冬成为爱国学社(由蔡元培、章太炎等人组织)成员发表言论的主要园地。当拒俄运动在全国许多大城市兴起之时，《苏报》发挥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1903年5月27日，《苏报》聘请章士钊为主笔，主要撰稿人有蔡元培、章太炎等人。

章士钊来沪之前，原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习军事，因支援上海拒俄运动，受到校方压制，乃奋起率领30多位退学学生来到上海，加入了爱国学社。陈独秀大概是在他往返日本途经南京时，与章士钊相识、订交的。

章士钊任《苏报》主笔之后，公开宣传革命。6月9日，发表了他写的介绍邹容《革命军》的文章。《革命军》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系统地宣传革命、宣传推翻清朝统治，反对外国侵略，主张建立独立自主的“中华共和国”的著作。出版后，广受欢迎，行销上百万册。章士钊盛赞此书是“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10日，又刊登了章太炎写的《革命军序》，此后又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的言词激烈的文章，批判改良派的言论，毫无顾忌地倡言革命。

上海地区如此大张旗鼓地宣传革命，自然要引起清政府的震动和不安，江苏巡府与公共租界工部局相勾结，于6月29日逮捕了章太炎，7月1日邹容到租界自动投案(后死于狱中)。7日，《苏报》被封闭。章士钊因得主办此案的江苏候补道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徇情，未被追究。

陈独秀逃到上海时，轰动一时的“《苏报》案”已近尾声，章士钊等正在筹办《国民日日报》，以接替《苏报》宣传民族民主革命。

1903年8月7日《国民日日报》创刊。由谢少石出钱，外人高茂尔出面任经理，章士钊任主编。在发刊词里将封建统治者比喻为独夫民贼，指斥他们“三千年来，以国为牧场，以民为畜类”的罪行，指出“种种罪恶，惟君所造，……”。协助章士钊办报的有陈独秀、张继、何靡施(梅士)、陈去病、林懈、苏曼殊等人。关于陈独秀在《国民日日报》的工作情况，章士钊在事后回忆时曾写道：这个报是他和陈独秀总理编辑事宜，负责全部文字和校对，两人常常彻夜工作到第二天凌晨才休息。那时“两人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也不浣。一日晨起，愚见其黑色袒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计。愚骇然曰：‘仲甫，是为何耶？’独秀徐徐自视，平然答曰：‘虱耳。’其苦行类如此”。这段文字生动地记述了章、陈二人当时生活条件的艰苦和忘我的工作态度。到了40年代，章士钊再次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还曾赋诗一首：我与陈仲子，日期大义倡。《国民》既风偃，字字挟严霜。格式多创作，不愧新闻纲。当年文字友，光气莽陆梁。《国民日日报》是为接替被查封的《苏报》而创办的，因此它的论调不得不稍稍“舒缓”，不能像《苏报》那样“峻急”。但宗旨依然是“排满革命和《苏报》相同，而规模尤大”，且“篇幅及取材较《苏报》新颖”。因此，“发刊未久，风行一时，时人咸称为《苏报》第二”。《国民日日报》摒弃了清光绪帝年号，改用黄帝纪元的纪年办法，从第八号起又改用中历干支纪年，仍不用光绪帝号，公然否认清王朝。《国民日日报》所刊载的文字有时论、学术、思想介绍以及中外、地方新闻等，尤其重视登载揭露清政府的昏庸腐败和社会上的种种不平等现象。为了作者人身安全的缘故，时论一类的文章多不署名。因而今天很难识别哪些文章是出自陈独秀的手笔。陈独秀既然和章士钊总理编辑事宜，那么《国民日日报》的指导思想和它的重要言论，至少是得到陈独秀的赞同或赏识的。《国民日日报》所刊载的文字，其中可以确定是陈独秀的作品，只有署名“由己”的两首诗，即8月9日的《哭汪希颜》和17日的《题西乡南洲游猎图》。现将两首诗全文抄录如下：哭汪希颜凶耗传来忍泪看，恸君薄命责君难。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

　　历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颠连。而今世界须男子，又杀支那二少年。(吴君茂良以事亡于上海，故兼悼之。)寿春倡义闻天下，今日淮南应有人。说起联邦新制度，又将遗恨到君身。题西乡南洲游猎图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鸣。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徒曲自由身。驰驱甘入棘荆地，顾盼莫非羊豕群。男子立身唯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

汪希颜(1873—1902)，正名邦佐，学名铸，安徽绩溪人。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学名鍊)的胞兄，汪原放的生父。1898年入南京高等学堂读书，后转入格致书院，再转入江南陆师学堂，是该校的高材生，同学中有章士钊、赵伯先等。1902年病逝南京，年仅29岁。

西乡南洲，即西乡盛隆(1829—1877)，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重臣。

据汪原放《亚东六十年》手稿：《哭汪希颜》诗发表时，删去了第一章四句：盛名久已播邯郸，客路崎岖未识韩。不及订交先永别，徵声犹未对燕丹。

从以上四句可知汪希颜是位新派人物，且在安徽有一定的声望。“不及订交先永别”，陈独秀与他并不熟悉，而后来同汪孟邹、汪原放的关系却极为密切，无论陈独秀穷时、达时，哪怕是他被关在大牢里，他们之间的友谊从未中断过。这首诗作者借痛悼亡友，抒发胸臆。友人英年早逝，未能奔赴沙场为国捐躯，是最令人伤心的事(表明陈独秀为国为民不惜牺牲的决心)。黑暗的中国，苦难的同胞，正需要英雄少年去建立联邦新制度，以救人民于水火之时，你却被病魔夺去了生命，这是最大的憾事(表达了陈独秀的政治理想，只有建立联邦新制度，才能结束3000年的黑暗历史)。

第二首诗的前四句表述了陈独秀的独立自由的意志和坚强不屈的精神，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目标，他决心勇往直前，甘愿在艰难险阻的逆境中，承受任何牺牲，且不计成败得失。而那种左顾右盼，看风使舵，贪图私利的人，简直如同羊豕一般。寥寥数行的诗句，表达了大无畏的革命气概。

在《国民日日报》的同事里，与陈独秀结下终生友谊的，除章士钊外，还有苏曼殊，受陈独秀影响最大的也是苏曼殊。那时，苏曼殊也同陈独秀住在一起，他翻译法国文豪嚣俄(即雨果)的名著《惨社会》(即《悲惨世界》)，连载于《国民日日报》。陈独秀对苏曼殊的译文，于“字句间为他指点、修改不少。这时曼殊的汉文根基尚极浅，文字亦不甚通顺，仲甫隐然是他的老师。曼殊汉文的才力可讲为仲甫所启发。……此后，仲甫与曼殊时在一起，常以文字相往来，过从极密，而曼殊受益亦不少。这样曼殊就因仲甫的影响，而启示了自己的天才，成为一个超绝的文人了”。曼殊学做诗也是在这个时候，“也由仲甫指导。所以曼殊……称他是畏友仲子”。陈独秀也说曼殊“初到上海的时候，汉文的程度实在甚不高明。他忽然要学做诗，但平仄和押韵都不懂，常常要我教他。他做了诗要我改，改了几次，便渐渐地能做了。在日本的时候要章太炎教他做诗”。名师出高徒，苏曼殊聪明好学，不久即长于诗文和绘画，成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柳亚子与曼殊也交往甚密。1935年他写有一首七绝：“名扬画虎惜行严，孤愤佯犯有太炎，要忆囹圄陈仲子(时陈独秀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曼殊朋友定谁贤？”言外之意，苏曼殊的三位好朋友，最贤的是陈独秀。《惨社会》在《国民日日报》刊至第十一回的大半回时，报纸便停刊了。停刊的原因，一是由于革命党内部的纠纷；一是清政府“通令长江一带，严禁售阅”该报，致使报社的经费更加困难。《国民日日报》共出版3个月又23天，同年12月1日便停刊了。《国民日日报》停刊后，陈独秀留在上海，与章士钊、何梅士、苏曼殊赁屋同住，不久苏曼殊离沪去香港。镜今书局的负责人陈竞全跟陈独秀说：“你们的小说没有登完，是很可惜的，倘然你们愿意出单行本，我可以担任印行。”于是陈独秀着手整理苏曼殊的《惨社会》，并从第十一回上半回接续至第十四回。

1904年镜今书局出版的单行本，将书名改为《惨世界》，署名为苏子穀(曼殊)、陈由己同译。后来镜今书局倒闭，由东大陆图书译印局再版。1918年，苏曼殊逝世，由其友人胡寄尘将镜今本交给上海泰东图书局翻印，“删去嚣俄和陈由己的名字，变成苏曼殊大师遗著”，而内容则一字未改，仅在书名增一“悲”字，称《悲惨社会》。1925年春，泰东书局再版时，又恢复原名《惨世界》。这本小说一版再版，可见是很受读者欢迎的。《惨社会》曾被看作是我国首次翻译的雨果作品，但曼殊的译文“乱添乱造，对原著很不忠实”。自第七回起，译文中又添加了原著中所没有的一个故事。故事的男主角名叫明白，字男德(难得明白)，其他人物如范桶(饭桶)、吴齿、字小人(无耻小人)、满洲苟(满洲狗)等都有露骨的影射作用。《惨社会》实际上是借用了雨果原著的一些人物和故事，又取材于晚清社会生活的一部译、著作品，它直接反映了苏曼殊和陈独秀的思想。男德被塑造成正面人物，他扶弱抑强，舍己为人，听见“官府”二字，就不禁“火上心来”，恨不能立刻铲除人间不平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男德说过这样的话：“那支那国孔子的奴隶教训，只有那班支那贱种奉作金科玉律；难道我们法兰西贵重的国民，也要听那些狗屁吗？”“世界上物件，应为世界人公用，那铸锭应该是那一人的私产吗？”“我看世界上的人，除了做工的，仗着自己本领生活；其余不能做工的，靠着欺诈别人手段发财的，那一个不是抢夺他人财产的蟊贼呢？”所有这些攻击孔教、私有财产的言论，自然都是苏曼殊、陈独秀借男德之口来抒发他俩的胸怀。章士钊也说：陈独秀“所怀政想，尽与此相同”。因而把主人公男德明白看作是这个时候的苏、陈二人的化身，该不会是生拉硬扯、牵强附会吧！

怎样推翻千百年的中国封建专制，推翻之后，中国又将向何处去，这确实是个“难得明白”的大问题，然而男德的言论，清楚地表明了，陈独秀这时已经萌发了反对旧礼教的念头。十多年之后，由他首先发难，掀起新文化运动并非是偶然的，而是其思想发展的必然。至于他真正赞同财产公有制学说，那就需要一个较长的思想发展过程了。

主办《安徽俗话报》 开发民智反帝爱国

20世纪初，知识分子闹革命，大体上采用以下一些方法，办报纸，作鼓吹；设学校，培养干部；进行暗杀活动，或武装起义。这些活动，除了武装起义外，陈独秀都亲身参加过。就以办报来说，在20世纪初白话报大为盛行，单是1903—1905年全国创办的竟有25家之多，大都设在沿海、沿江的城市。白话报(实是定期出版的杂志)顾名思义是用白话作宣传的，它的对象是一般民众，宗旨是输入新知识、新思想，开启民智，挽救国家危亡。在这些众多的白话报里，陈独秀主办的《安徽俗话报》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星。

1904年，陈独秀从上海潜回安庆，初到故乡的时候，他几乎每天都到桐城学堂，该校学长房秩五(1877—1966)名宗岳，枞阳人，清末秀才，曾留学日本。陈独秀与房秩五和该校教师吴守一常“纵谈时事，极嘻笑怒骂之雄”。陈独秀在1903年发表爱国演说时，即痛切地感到中国被瓜分的危险。可是“我中国人如在梦中，尚不知有灭国为奴之惨，即知解而亦淡然视之，不思起而救之”。因此，他曾两次计划创办《爱国新报》，“运广长舌，将众人脑筋中爱国机关拨动”，奋起反抗帝国主义。但是，每次都受到清政府的压迫，他不得不离开安庆，远走他乡。现在他又回到了安庆，决心要实现他久已怀抱的愿望，于是约房秩五、吴守一两人共办《安徽俗话报》，由房任教育、吴任小说，其余稿子都由陈独秀“自任之”。《安徽俗话报》1904年3月31日创刊，创办的经费大多是安徽爱国志士捐助的。先在安庆编辑，而社址则设在芜湖长街徽州码头科学图书社(现为中长街20号)，并由科学图书社承担发行业务。因为芜湖没有印刷厂，稿件由陈独秀编好以后，寄往上海，由与他熟识的东大陆书局印刷，印好以后再寄回。同年暑假，桐城学堂改名为桐城中学，由安庆迁回桐城县城，吴守一随校到桐城，房秩五也东渡日本留学。这时陈独秀写信给汪孟邹，要求到芜湖来办《安徽俗话报》，并寄宿在科学图书社，贴给汪伙食费。据汪原放回忆：不久，一位剪掉辫子披着头发的25岁的青年，背着包袱，拿着把雨伞，来到了科学图书社。汪孟邹跟他说：“我这里每天吃两顿稀粥，清苦得很。”陈独秀听后很平淡地回答说：“就吃两顿稀粥好。”从此，陈独秀住在图书社的楼上办起报来。这是一座二层楼房，砖木结构，楼上光线暗，屋顶有一片亮瓦，临街有一扇小窗。每当《安徽俗话报》由上海寄来时，陈独秀最忙了。他“亲自动手分发、卷封、付邮”，默默地做着那些琐碎而又不可缺少的工作。楼下的客厅里挂着他写的大字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豪放的气概与平凡的工作相辅相成，相映成趣。事隔18年，陈独秀在回想起这段经历时，说“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为革命感情所趋势，……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我衣被，亦不自觉”。

陈独秀说他办《安徽俗话报》有两个主义：“第一是要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外边事体一件都不知道。”“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还说“这两种主义，想大家都是喜欢的”。因为“俗话报”“价钱便宜，穷人也可以买得起”，每册大钱50文。“读书的人看了，《安徽俗话报》第一期封面可以长多少见识，……教书的人看了，也可以学些教书的巧妙法子。种田的看了，也可以知道各处年成好歹。做手艺的看了，也可以学些新鲜手艺。做生意的看了，也可以晓得各处的行情。做官的看了，也可以明白各地的利弊。当兵的看了，也可以知道各处的虚实。女人孩子们看了，也可多认些字，学点文法，还看些有趣的小说，学些好听的歌儿。”总之，办这个报的主义是“教大家好通达学问，明白时事”。这就是陈独秀开办《安徽俗话报》的动机和目的。他的服务对象是相当广泛的，主要是城镇的小资产阶级，是那些家境贫寒，没钱多读书的平民。为这些人办报当然不能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的字眼，而必须用“最浅近最好懂的俗话”编写出来。所谓“俗话”，也就是白话。陈独秀这时虽然没有把白话文当作是文学的正宗，但已认识到白话文是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是普及科学知识，进行思想启蒙的好工具。《安徽俗话报》既要“穷人买得起”，又要教他们“通达学问，明白时事”，因此，每期的篇幅不能太多；多了，成本贵，穷人买不起。而内容又要丰富多样，否则达不到“通达学问，明白时事”的目的。因此《安徽俗话报》须兼有报纸和杂志的特点。它是个32开本的半月刊，每逢初一、十五出版。每期40页，共约15000字。每期篇幅不多，文章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并且门类齐全，有论说、要紧的新闻、本省的新闻、历史、地理、教育、实业、小说、诗词、闲话、行情、要件(如条约、奏折等)和来文等13门。从第八期又增加了兵事、卫生、格致(本门所刊文章主要是介绍太阳系的知识)3门。在这16门中，除了论说一门是政论文章以外，其他大多数是文艺和科普方面的文章，通过文艺作品和科学知识，向读者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专制及其所造成的愚昧、迷信等的恶俗。蔡元培在28年后谈起《安徽俗话报》时，曾说：“我在上海《警钟日报》社服务的时候，知道陈仲甫君。那时候，我们所做的都是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的工作。”《安徽俗话报》从创刊到翌年9月14日(阴历八月十五)共出了22期。陈独秀用“三爱”笔名在《安徽俗话报》的1—19期上发表了约50篇作品，有论文、诗歌、小说、历史故事等多种文体。他以流利酣畅的白话文议古论今，以古喻今，谈天说地，如天马行空，纵横驰骋。在这许多不同形式的作品中，最突出的主题思想是反帝爱国，其次是反对封建专制及其恶俗。为了反帝反封建，陈独秀此时已经开始宣传科学与民主了。

陈独秀在第一期发表的《瓜分中国》一文中，把俄、英、德、法、日、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势力范围的分布及进一步瓜分中国的阴谋，一五一十地告诉给读者，说列强“打算把我们几千年祖宗相倚的好中国，当作切瓜一般，你一块，我一块，大家分分”。现在“大祸临门”，而我们官府害怕外国，“活像老鼠见了猫一般，眼看着他(俄国)占了奉天，那敢道半个不字”。怎么办呢？大家“仔细想想看看，还是大家振作起来，做强国的百姓好，还是各保身家不问国事，终久是身家不保，做亡国奴的百姓好？！”

强大昌盛的古代中国为什么到近代衰亡了？这是当时先进人物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陈独秀也不例外。他认为“凡是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中国人“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个个人一生的希望，不外成家立业，讨老婆，生儿子，发财，做官这几件事”；“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国度衰亡到这步田地，还是蒙蒙懂懂的说梦话；说什么天命如此，气数当然，人力不能挽回”。这“便是亡国的原因了”。

针对这些错误思想，陈独秀反复说明“全树将枯，岂可一枝独活？全巢将覆，焉能一卵独完，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他极力呼唤人民振作自强，挣脱天命观的思想枷锁。他说：“天地间无论什么事，能尽人力振作自强的，就要兴旺；不尽人力振作自强的，就要衰败。大而一国，小而一家，都逃不过这个道理。”“天是一股气，并没有什么私心作主，专要洋人兴旺中国衰败的道理。”那些宣扬天命观的人不过是叫人民“服从他做他的顺民”罢了。

陈独秀所揭示的亡国原因，是当时思想界颇为流行的一种看法，邹容也认为“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这个见解虽然并不深刻，但在当时却达到了应有的认识高度。他们忧国忧民，心急如焚。他们虽然抱怨人民落后，但并不鄙弃他们，而是声嘶力竭地向人民呼唤，通过具体事例讲清道理，启发他们的爱国心，扫除他们的愚昧和自私心理。

陈独秀论矿务，说铁路，指出矿藏是“中国人民的命脉”，“现在大都落在洋人的手里。我看不到十年，中国的金银财宝都要让他们搬空了”。指出外国人在中国建造铁路，“铁路所到的地方，就是他们势力所到的地方”，这样下去结果是“鸡犬不惊，山河变色。举目四看，十八省的火车，来往纵横，都是碧眼黄须人的世界了”。他积极主张由民间集资开办矿务，修筑铁路，大力发展民族工业。一不要政府的扶持，二不要依赖洋人。安徽省除去老幼贫苦妇人，“其余的壮丁每人出五角钱，也有三百万元，还说无钱吗？”由民间集资开矿筑路的主张，显然是表达了甲午战争以后民族资产阶级抵制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愿望。陈独秀还列举国家的主权，如司法审判权、内河航行权、国防权等都一一被外国剥夺了。他如实地向人民描绘出一幅触目惊心的亡国惨象，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捍卫国家主权的完整。

陈独秀认为捍卫国家主权，就必须提倡民权，反对君权，绝不能依赖皇帝和政府的官吏。现在的国家大事，正是“靠着皇帝一人胡为，……所以才弄到灭亡的地步”。那些官吏是“家鬼害家神，安排着洋兵到，干爹奉承，奴才本性”。“一国非民智大开，民权牢固，国基总不能大安。徒只望君明臣良，那明君良臣活在世的时候，国家还可以勉强相安宁，明君良臣一去，便人亡政熄，国家仍旧要衰败下来。”国，“是一国人所公有的国，并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的国，皇帝也是这国里的一个人”。国家的主权“原来是全国国民所共有，但是行这主权的，乃归代表全国国民的政府。……上自君主，下至走卒，有一个侵犯这主权的都算是大逆不道”。陈独秀反对君权、提倡民权的思想的渊源，显然是来自欧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天赋人权说。

陈独秀提倡婚姻自由，反对封建专制及其所造成的种种恶俗。他攻击封建包办婚姻“不合乎情理”，夫妻配合不当，成了仇人，“家都不安宁，那一国如何安宁呢！”提倡自由恋爱，婚姻大事“自己作主”。他讽刺敬菩萨如同“肉包子打狗，有去无来”，白费钱财。

他十分重视影响广大人民的思想和风俗教化的戏曲，积极主张改革戏曲，“要多多的新排有益风化的戏”，以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和不畏强暴的仁人志士的事迹作题材，“排新戏”，“唱得激越慷慨”。“不唱神仙鬼怪的戏”和“淫戏”，“除去富贵功名的俗套”。“多唱些暗对时事开通风气的新戏。”

他提倡国语教育，主张改革课程内容。小学堂里“顶要紧的功课，就是‘国语教育’一科”。“小孩子不懂得深文奥意，只有把古今事体和些人情事理，用本国通用的俗语，编成课本给他们读。”新开的学堂，也要教学“官话”(即推广普通话)，反对强制学生“抱着几本古书，闭了眼睛瞎念”，去“混那功名富贵”。他主张个性自由，认为“天地间无论何事，都是自由才能发达，勉强压制，才是有害无益”。《安徽俗话报》办得非常出色。无论是政治观点的鲜明、内容的丰富或装帧的美观，都堪与当时驰名全国的杭州白话报相比，是安徽最早的负有革命使命的刊物。初刊时销售1000份，但不到半年就增至3000份，名列全国白话报的首位。代派处也发展到58家，除安徽本省外，在上海、北京、河北、辽宁、山东、江苏、湖北、江西等省市都有代派处。陈独秀通过办《安徽俗话报》还团结了一批进步人士，先后有30余人为该报撰稿。新中国诞生以后，安徽的一些革命老人，如潘赞化、房秩五、朱蕴山等，他们回忆往事时，都对《安徽俗话报》津津乐道，赞不绝口，说“最开风气”。

据孟邹说《安徽俗话报》办了23期(现仅见到1—22期)，“再出1期，就是24期，就是一足年，无论怎么和他(陈独秀)商量，说好说歹，他始终不答应，一定要……到李光炯先生办的学堂里去教书，其实是干革命工作去了”。1905年9月，《安徽俗话报》自动停刊。

20世纪的头五年，中国先进人物的思想发展，一般都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欲思排外，不得不先排满，欲先排满则不得不出以革命。”陈独秀的思想也是从排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开始，而后走上革命道路的。综观《安徽俗话报》22期的内容，可证明陈独秀在青年时期不仅思想敏锐，而且视野广阔，他触及一些其他先进人物所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尽管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还有待深化，他所批判的也未必击中了要害，因为他还需要继续从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一些著名思想家那里吸取养料，但他毕竟已崭露头角，初试锋芒。

三 辛亥革命时期

参加暗杀团 创立岳王会

1904年上半年，当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的时候，东京留日学生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主持人杨笃生和团员何海樵等六人潜回北京，伺机行刺顽固派的首领慈禧太后，但始终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后因经费用完，不得已南下。何海樵到上海后介绍蔡元培加入暗杀团。蔡元培又介绍爱国女校懂化学的教师钟宪鬯、俞子夷二人入团，制造炸药。不久，章士钊、刘光汉等人也加入了暗杀团。

同时，黄兴等人领导的华兴会(成立于1904年2月15日)也在积极准备，想趁慈禧太后万寿节之日(1904年11月16日，清光绪三十年十月十日)在长沙发动起义，并派主要会员宋教仁等到武昌、陈天华等到江西等地联络当地革命志士，以作响应，共谋大举。

杨笃生、章士钊为了配合长沙起义，集合在沪主要同志组成爱国协会，由杨、章分别担任正、副会长，主要会员有蔡元培、蔡锷等人。爱国协会的“所有革命计划，当然以暴力为主，而暗杀也在讨论之列”。从此东南志士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就在这种形势下，章士钊“写信招”陈独秀来上海。

陈独秀大约在10月间来到上海，他一到上海便由“杨笃生监誓”加入了爱国协会，“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试验炸药”。蔡元培“也常常在试验室练习，聚谈”。

10月下旬，华兴会预谋的起义因泄密未及发动即告流产。黄兴等逃到上海，同杨笃生、陈天华、张继等人再次策划起义。11月19日，万福华在沪行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不中，当即被捕入狱。次日，章士钊到狱中探望，暴露了目标，革命机关所在地余庆里被查抄。章士钊、黄兴、张继等十余人被捕(后经蔡锷营救，获释)，于是在上海的一些革命志士一时星散逃匿，上海的暗杀活动只得暂时停止。陈独秀在上海逗留了一个多月，于1905年1月又返回芜湖。

万福华行刺失败以后，暗杀活动在北方仍继续进行。其中最使清廷要员闻之丧魂落魄的，是由陈独秀参与密谋的吴樾狙击出洋五大臣事件。

吴樾(1878—1905)，字梦霞，后改为孟侠，安徽桐城高店人。1903年下半年，吴樾在河北保定两江公学时，“常与各方先进人士通讯，尤得力于陈仲甫(独秀)、汪康年、潘赞化诸先生的指导。革命的知识愈丰，革命的志趣益坚”。1904年夏，潘进化(赞化的兄长)转达陈独秀对革命的意见：“要努力唤醒广大民众，起而救亡，救亡就必须推翻清室的腐败统治。同人等进行革命，要能谨慎而不懦怯，要有勇气而不急躁。”同时还介绍革命志士赵伯先的情况，告知大家赵不久要到保定洽谈。20世纪初，安徽地区的革命青年几乎都和陈独秀有联系。

清政府为缓和舆论，消除革命势力，于1905年7月令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以为立宪准备。吴樾为揭穿伪立宪的骗局，在赴京行刺五大臣之前曾“与赵声(伯先)、陈乾生(独秀)密计于芜湖科学图书社小楼上”。赵“与吴互争北上任务。吴问：‘舍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伯先曰：‘自然是前者易，而后者难。’吴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议遂定，临歧置酒，相与慷慨悲歌”，以壮其行。吴樾草拟了万言《意见书》“誊清后交张啸岑一份郑重嘱咐”张，他若离开人世，“万一无法发表，便交湖南杨笃生先生，或者安庆陈仲甫先生”。

9月25日，五大臣启程，吴樾怀炸弹潜入正阳门站，登上专车，因人多拥挤，车身震动，怀中弹发，吴樾壮烈牺牲，载泽、绍英二人受伤，出洋考察不得不暂缓启程。

陈独秀从报上得知狙击五大臣消息后，急忙写信给在保定的张啸岑，问：“北京店事，想是吴兄主持开张，关于吴兄一切，务速详告。”张啸岑遵烈士生前所托，将孟侠“交存意见书原稿，回寄与陈”。1911年春，陈独秀作《存殁六绝句》，内有诗句：“孟侠龙眠有老亲……碎身直蹈虎狼秦”，就是深切悼念吴樾烈士的。辛亥革命后，安徽革命者为追念包括吴樾在内的九位皖籍烈士，由陈独秀发起集英灵遗骸合葬于安庆西门外平山头，由柏文蔚书石以记烈士勋业，并获得孙中山先生手书“皖江九烈士墓碑”殊荣。

陈独秀在12年以后，对暗杀活动作了如下的批评。他说从事暗杀活动的人，“只看见个人，不看见社会与阶级；暗杀所得之结果，不但不能建设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而且引导群众心理，以为个人的力量可以造成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可以造成社会的恶阶级的恶，可以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此种个人的倾向，足以使群众的社会观念、阶级觉悟日就湮灭。因此，……我敢说暗杀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然而在20世纪初，陈独秀虽不曾胸怀炸弹或腰藏手枪去做那英勇悲壮的行刺活动，也毕竟积极地参加了暗杀团体和暗杀活动的谋划，那时，他也免不了“个人浪漫”的色彩。

陈独秀回到芜湖以后，他的主要活动一面继续办《安徽俗话报》；一面在学校教书、培养革命干部，联络革命志士，并进而创立了反清秘密军事团体岳王会。

安徽名士李光炯、卢仲农为了旅湘子弟求学的便利，1904年春在长沙开办安徽旅湘公学。赵声、张继、黄兴都先后在这个学校任教。同年冬，该校迁回芜湖，并改名为安徽公学。“而迁校运动的中心人物就是陈独秀氏。”这个学校，对安徽的革命活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翌年春，安徽公学在芜湖招生，不久又附设速成师范学堂。安徽公学“系清末民初安徽中等学校之最著者”。它“以培养革命干部，散布革命种子为教育宗旨。在学校内部，除由教师经常讲说革命道理外，并指导学生传阅革命书籍刊物”。在这个学校担任教授职责的都是当时革命思想及行动的领袖人物，除陈独秀外，有刘申叔(化名金少甫)、陶成章(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周震麟(华兴会的主要成员)以及柏烈武(文蔚)、张伯纯、苏曼殊、谢无量、冷遹、江彤侯等。“一时各地方的革命领袖人物荟萃于芜湖，吸引着不少青年，轰动了芜湖社会。安徽公学成了当时中江流域革命运动的中心，也成了中江流域文化运动的总汇”，大江南北志士几无不与芜湖互通声息。本省各地的学堂，如芜湖的皖江、安庆的尚志、桐城的崇实、寿州的蒙养、怀远的养心、合肥的城西等学校，都莫不以安徽公学的马首是瞻。安徽革命形势蓬勃向前，一日千里。

同年暑假，陈独秀为了联络皖省革命志士与柏文蔚、宋少侠、王静山、方健飞等游历皖北各地，他们先后到达怀远、蚌埠、蒙城、涡阳、亳州、太和、阜阳、正阳关和寿州等地，“遍访江湖侠为之士”。

为了促进安徽革命形势的发展，用暴力推翻清王朝，陈独秀与柏文蔚和安徽公学师范班的学生常恒芳(字藩侯，寿县人)于1905年夏发起建立岳王会。据常恒芳回忆：“组织岳王会，意思是崇拜岳王精忠报国的精神。”当时参加这个组织的除安徽公学中的优秀学生，“还有武备学堂的部分军人，整个组织大概共有30多人，所订章则，主要内容不外为反清，……第一次开会在芜湖，用烧香宣读誓约的形式，并在芜湖租了两间房子，作为联络点”。同年冬，常恒芳到安庆尚志学堂当训导主任，在安庆成立岳王会分部，并任分部长。同年10月柏文蔚到南京任南洋第九镇三十三标第二营前队队官，次年成立了岳王会南京分部，由柏任分部长。岳王会总会设在芜湖，由陈独秀任会长。常恒芳鉴于安庆分部“仅有二三十人”，“人数太少，力量不够，因此又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维新会，老三营(即新军第二标第三营)的人大概都参加了”。后来常恒芳进新军干部训练班学习，又在新军中发展会员。总之，参加岳王会的“大多数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它的成员“在新军士兵和各种军事学堂中散发《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读物，并利用各种机会，不断鼓吹兴汉排满，新军中多数下级军佐和士兵都受了他们的影响，倾向革命”。

岳王会，虽然没有华兴会、光复会那样出名，但它有鲜明的特点。它摒弃了单枪匹马、舍命一拼的个人英雄行为，而注重了集体的力量，它所联络的对象不是秘密会党，而是侧重在新军中发展会员，扩大自己的力量，以待时机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岳王会可称得上是军界革命运动的先锋。由岳王会领导的熊成基武装起义唤起了其他地区的革命志士，注意做新军的工作，辛亥革命时的武装起义就是新军首先发难的。

1905年上半年，许多地区都建立起革命小团体，他们的革命目标是一致的，但组织是分散的，因而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统一的革命活动。客观形势的发展，需要把许多小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大团体。这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正是适应了这一历史要求。同盟会有公认的领袖孙中山先生，并首次明确地提出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涨时期。

同盟会成立以后，立即派遣干部到各地发展盟员，建立组织。同年秋，孙中山派吴春阳(炀谷，合肥人)到南京，建立长江流域同盟会。这时柏文蔚“首先率岳王会(南京分部)全体同志加入”。但安庆岳王会分部仍然独立地活动了一个时期。1907年7月6日，光复会员徐锡麟率巡警学堂学生数十人在安庆起义，失败。这次起义并没有与岳王会取得联系，岳王会的重要成员仍然潜伏在新军中，仅常恒芳因避株连离开了安庆。

1908年11月，清廷调集湖北第八镇、江苏第九镇及安徽第三十一混成协新军在安徽太湖县会操。14日光绪帝载湉去世，次日慈禧太后也病故，消息传到安徽以后，岳王会认为起义时机成熟，并推熊成基为起义总指挥。19日，熊成基率新军马、炮两营士兵1000余人起义，与官兵激战三昼夜，最后也失败了。熊成基逃往日本(后潜回东北谋刺清廷亲贵载洵，被捕杀)，岳王会的主要骨干范传甲、薛哲、张劲夫、葛兰瑞等英勇就义，全省牵连被害者达300余人，岳王会的势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一些幸存者大多加入了同盟会。

在岳王会的全部活动中，有关陈独秀和芜湖岳王会总会的资料，现在见到的实在是太少了。这大概是由于陈独秀行踪不定，四方漂泊(参见下节)，致使总会的活动无形中处于停顿状态，而且，陈独秀的德才和气质也不善于在军界中进行活动。持枪率队，冲锋陷阵，尤非他之所长。因此根据笔者见到的有关资料，只能论定陈独秀是岳王会的产婆，但没有亲自哺育它发育成长。

然而综观1901年陈独秀在安庆藏书楼发起爱国演说会到1905年建立岳王会为止，他的革命活动是以安庆和芜湖为主要基地而展开的。他发起的拒俄演说会，被誉为“安徽革命的第一声”，他创办的《安徽俗话报》最开风气，此后又联络革命志士组织岳王会，因此无论在政治思想或组织领导把陈独秀评定为20世纪初安徽地区的主要革命领袖，该不会是溢美之词吧！

就是这样一位在一个省区享有革命盛名的人物，却始终不参加全国性的革命大团体——同盟会，这是什么原因？赤光在《陈独秀底生平及其政治主张》一文中，指出“其时中山正组织同盟会，主张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兴汉灭清’为口号，他即表示反对，他不赞成这种‘民族残杀政策’”。

的确，同盟会虽有“十六字”的纲领，但当时所宣传和实行的都是以“排满”、“驱除鞑虏”相号召，而且也的确产生了很大的鼓动作用，但满族毕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一员，对于这一点，陈独秀有明确的认识。1904年9月24日《安徽俗话报》载有他的《本国大略》一文，说“全国人种分为四族，一曰汉族，……一曰通古斯族，人数有五百万，从前住在满洲地方，现在的朝廷，就是此族。……”同年7月27日在《亡国篇》一文中说：“历代换了一姓做皇帝，就称作亡国，殊不知一国里，换了一姓做皇帝，这国还是国，并未亡了，这只可称做‘换朝’，不可称做‘亡国’。必定这国让外国人做了皇帝，或土地主权被外国占去，这才算是‘亡国’。”换朝不等于亡国，“而且亡国还不必换朝”。这一认识确比那些站在大汉族的立场上开口称满族为“异族”，闭口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章太炎语)，大肆宣扬《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兄弟民族之间的仇恨高明一筹。陈独秀着眼于帝国主义、封建专制(包括文化思想的专制)与各族人民之间的矛盾，而不强调满汉两民族之间的矛盾。这是陈独秀不加入同盟会的原因之一。

其次，陈独秀早在《国民日日报》社工作时，就已经对革命阵营里的某些人士表示不满。在他和苏曼殊译著的《惨社会》里借一位老者的口说：“莫学尚海〔上海〕的那班志士，有口无心……”“尚海那地方，有许多假志士”。又据濮清泉回忆：“陈独秀对于当时的同盟会人士，除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外(他很佩服他们)，他认为都是些平庸人才，不足与谋，也不足与言。”这一说法虽不免偏颇，却反映了他对同盟会中某些人的言行是有意见的。后来，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开始之时，陈独秀撰写了《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一文，专门论述那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他指出：“第一是误用了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号，当时革命之唯一的口号是‘排满’。”“当时党人信仰三民主义而加入同盟会的几等于零。囿于清虐政之直觉，以为清倒则万事自好而加入革命的党人居最大多数，……”“第二是专力军事行动，轻视民众宣传及党的训练。”“第三是左派首领过于和右派妥协了。”这篇文章虽然是1924年10月间写的，不足以证明他在20年前就有如此明确的认识，但对追述和分析他之所以不加入同盟会的原因仍然是有参考价值的。

陈独秀待人处事都有他的独立见解，他个性倔强、执拗。他不加入同盟会，无论有什么样的理由，都是不值得称颂的。那时，同盟会毕竟是在全国范围内有着广泛影响的一面革命旗帜。

论书法 内劲外秀

1906年暑期，陈独秀和苏曼殊一起来到了日本，于处暑后便回国到芜湖皖江中学任教，同事中有章士钊、刘师培等。不久，苏曼殊也来皖江执教。

陈独秀在芜湖图书社联络党人进行革命活动，被人告发，巡抚恩铭“欲穷治之，羽书连下”，陈独秀被迫于1907年春又到日本东京，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语，4月间，加入亚洲和亲会。

亚洲和亲会是由中、印两国在东京的革命志士联合组织的团体。入会的除陈独秀外，有章太炎、张继、刘师培、何震、苏曼殊、陶冶公等，印度人有钵罗罕、保什、带君。会长是章太炎。《亚洲和亲会约章》即出自章氏的手笔。它的“宗旨，在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凡亚洲人，除主张侵略主义者，无论‘民族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皆得入会。”会员义务，“当以互相扶持，使各得独立自由为旨”。亚洲和亲会的反帝思想是非常明确的，但成员复杂，很少活动，成立了一年多就无形中解散了。

1908年秋，陈独秀回国，同年底重返日本，与邓仲纯、苏曼殊三人同住在东京“神田猿乐町二丁目一番地”清寿馆一小屋。“曼殊向仲甫学字学诗文，所以曼殊的字很像仲甫，曼殊的诗，不仅像，好多是仲甫做的或改的；而仲甫向曼殊学英文、梵文，每天都呀也呀的。”1902年，陈独秀编写的《小学万国地理新编》出版

1909年约9月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居杭州。这是他第三次留学归来。上次留学回来，他编辑了《小学万国地理新编》一书，署名“皖怀陈乾生重辅氏”，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不久就第二次印刷，可见这部书还是受到读者欢迎的。这次回来，他又编辑了《新体英语教科书》，由上海亚东图书馆于1913年出版(原计划出四册，后只出了两册)，这部书的广告说：《英文法程及译本》“解释文法过程过略”，而《正则英语教科书》“又失之繁琐破碎。兹据《正则》最近改编之本，就吾国教学英文之习惯而损益之……”。在日本留学，自然要读日本学校的教科书，陈独秀边学边干，改编日本的教科书使之适合中国人使用，这种学干结合的精神是很值得称道的。

同年10月22日，陈独秀的长兄孟吉去世。他得悉后，立即赴沈阳，扶棺回乡，料理兄长的丧事。约在1910年2月间又来到了杭州。翌年初，在陆军小学堂任地理、历史教员。大约就在这时，陈独秀与妻妹高君曼结婚。他俩在杭州一直居住到武昌起义爆发的时候。

在杭州时，他结识了刘季平(刘三，江南著名文人)和沈士远、沈尹默(沈二)兄弟和马一浮等人。

陈独秀与刘三熟悉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刘三那时也在陆军小学堂任教，至于陈独秀怎样认识沈尹默的那倒是件耐人深思的趣事。

沈尹默(1883—1971)，原名君默，浙江吴兴人。“自幼就有喜欢写字的习惯，这是由于家庭环境的关系”，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善于写字的”。1966年1月，沈尹默在回忆他所以能成为著名的书法家时，说了这样一件事：

一天他和士远到刘三家饮酒。回家以后，“即兴写了一首五言古诗，翌日送请刘三指教。刘三张之于壁间，陈仲甫来访得见，因问沈尹默何许人也。隔日，陈到我寓所来访，一进门，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其字俗入骨。’这件事情隔了半个多世纪，陈仲甫那一天的音容如在目前。当时，我听了颇觉刺耳，但转而一想，我的字确实不好，受南京仇涞之老先生的影响，用长锋羊毫，又不能提腕，所以写不好，有习气。也许是受了陈独秀当头一棒的刺激吧，从此我就发愤钻研书法了”。两人也从此“订交”。陈独秀第一次到沈二家里，事先又没人介绍，见面后没说上两句话，就给主人“当头一棒”，如此坦率挚诚地交友实在是不多见的。

据笔者见到有关这件事的记载，这是沈尹默的第三次回忆了。第一次回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第二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给《新民晚报》写的《书法漫谈》。他说：“陈姓朋友所说的是药石之言，我非常感激他。就在那个时候，立志改正以往的种种错误，先从执笔改起，每天清早起来，就指实掌虚，掌竖腕平，肘腕并起执着笔，……一直不断地写到1930年。……到了1939年，才悟到自有毛笔以来，运用这样工具作字的一贯方法。”

陈独秀对沈尹默的批评，竟然对他成为书法家产生了如此大的作用，那么沈在文章里为什么不写明陈独秀的名字，而是泛泛地说是一位“陈姓朋友”呢？天下姓陈的不是有许多人嘛！原来“陈姓朋友”四个字是有来由的，这里也附带跟读者说说，因为这也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

沈尹默是受《新民晚报》的约稿才写《书法漫谈》的。文章在“发表之前，还有一个小风波”。因为里面“提到陈独秀”，编辑们提出“陈独秀的名字见报，妥当不妥当”的问题。他们“商量了半天，拿不定主意，觉得还是回避为佳”。但“沈尹默不同意删去涉及陈独秀的一段。沈说：这是谈书法，不是谈政治；陈独秀是批评我，不是奉承我；没有陈独秀的批评，我就达不到今天的水平。沈最后表示，宁可稿子收回不发表，决不让步”。后来编辑终于“想出了一个好点子，用陈仲甫来代替陈独秀，沈尹默点头示可。双方矛盾用打擦边球的方式解决，皆大欢喜”。但是，“陈仲甫”三字最后被改为“陈姓朋友”四字，沈尹默的文章才见报的。这时他是欢喜还是不欢喜，都无济于事。一个小小的风波就此平息了。下面再接着介绍，为什么“字俗入骨”四个字的批评会有如此大的威力。

沈尹默第一次回忆这件事，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说给冯友兰听的。当他说完这件事的经过，还有对“字俗入骨”四个字作了解释：从“这四个字，可以看出陈独秀对于书法评论的标准，不在于用笔、用墨、布局等技术问题，而在于气韵的雅俗。如果气韵雅，虽然技术方面还有些问题，那是可以救药的。如果气韵俗，即使在技术方面没有问题，也不是好书法，而且这些弊病是不可救药的。书法的好坏，主要是在于气韵的雅俗。……陈独秀评论书法，也不注重书法的形态，而注重形态所表现的那些东西。这是他对于书法理论的根本思想”。

20世纪30年代，陈独秀被关押在南京监狱时，他曾经和同案犯人濮清泉谈论过书法，说：“写字如作画一样，既要有点天分，也要有些功夫，功夫锻炼‘内劲’；天分表现‘外秀’，字要能达到‘内劲外秀’，那就有点样子了，即所谓‘中看了’。庸人写字，只讲究临摹碑帖，写来写去，超不出碑帖规范，难免流于笨拙，有点才气的人，又往往不屑临摹，写出字来有肉而无骨，两者都难达妙境。”

大约是1938年，即陈独秀与沈尹默相识30多年后，他在写给台静农的信里又谈到了沈尹默的字，说：“尹默字素来工力深厚，非眼面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无字，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存世二王字，献之数种近真，羲之字多为米南宫临本，神韵犹在欧褚所临兰亭之下，即刻意学之，字品终在唐贤以下也，尊见以为如何？”这些意见是在台静农的遗作里公之于世的，沈尹默自然是不会知道，也不会有什么反应的。

陈独秀评论他人的字，他本人的字写得怎么样呢？当年濮清泉就这样问过他。他说：“差得很，差得远，许多年来没有写字了。”濮清泉揣摩他这话的“意思是天分有一点，功夫是不够的”。的确，就笔者见到的有关资料，陈独秀除了居住在杭州时期是没有攻过书法的。

笔者于书法是个门外汉，对于陈独秀的评论自不敢妄议一词。而且评论他对书法的意见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依笔者之见得具备三个条件才行：(1)评论者是书法专家；(2)见过许多陈独秀的字，且包括有各种字体，篆、隶、草、行都有；(3)还得见过陈独秀在不同情况下或怀有不同心情时所写的字，诸如日常交往中的不经意之作；或为答谢友人，全神贯注，一笔不苟之作；或信笔挥洒，豪迈不羁之作等。这三条中的第一条是评论者的主观能力，第二、三条是评论者进行评论的客观对象。能有这三条的人不多，有这三条又愿意作公开评论的人就更少了。笔者至今仅见到一篇，即葛康素写的《谈陈仲甫先生的书法》，载于1944年(陈独秀已去世两年)重庆出版的《书学》杂志。

现先将作者及有关的几点介绍如下：

葛康素，安徽安庆人，1914年生。父葛温仲是陈独秀青年时代的朋友，曾共同发起安庆藏书楼演说大会，生有三男三女。康素，排行第六。康俞(1911年生)，排行第五，其妻是独秀二姐的女儿，所以葛氏兄弟均称独秀为舅父。他们的外祖父是清朝乾嘉时期杰出的书法家篆刻家邓石如。邓、陈两家是世交，石如之曾孙仲纯、以蛰、季宣三兄弟与独秀亲如兄弟。白麟是个小村庄，是邓石如的祖居地，铁砚山房是他的书斋，藏有他的手迹甚多，因此葛氏兄弟自幼即受到名书法家的熏陶。抗日战争时期葛氏兄弟、邓氏兄弟都流落到四川江津。抗战胜利后，康素在安庆女中教书，1949年在沪举办书画展，1950年去世。康俞在安徽大学文艺系主政艺术科，1950年在南京大学任教，1952年病故。

现将葛康素的《谈陈仲甫先生的书法》全文抄录如下，以飨读者。谈陈仲甫先生的书法

居白麟时，祖母每谈先父友陈仲甫先生，故余幼龄即熟知陈先生。余早年丧父，是以先父友余尤敬之，后余居外家铁砚山房东楼，其间有三木橱，藏先外祖及舅氏[独秀]与友人往还书信，暇时辄取读之。其中如曾国藩先贤手札，端楷书成；曼殊和尚短笺，字颇娟秀；均堪鉴赏。然较多者乃陈仲甫先生书信也。先生作书，文笔跌宕痛快，字迹亦潇洒生姿。每于深夜，置浓茶一壶，挑灯阅之，趣味无既也。

二十七年春，倭寇进逼皖城，遂与五兄乘舟西上，抵汉口，闻陈先生亦在此间，特于某夜往访。时先生居小楼，室中空寥，仅箱箧数件而已。先生老矣，着布衣，须发斑白，惟精神矍铄，尚未失少年豪俊之气，见余惊曰余酷似吾父。闻此语甚凄怆也。是夕，谈家乡事至二鼓始归旅店。

二十八年秋先生养疴江津，偶为人书字，然多不经意之作也。时余客寓德感场，终日习书，殆废寝食。先生尝书论字三则寄余，兹录之于后：

一、作隶宜勤学古，始能免俗。

二、疏处可容走马，密处不使通风；作书作画，俱宜疏密相间。

三、初学书者，须使粗笔有骨而不臃肿，细笔有肉而不轻捝，然后笔笔有字而小成矣。笔划拖长宜严戒，犹之长枪大戟，非大力者不能使用也。

先生不经意之作，虽有可置议之处，然此论书三则，于学书之道颇具深见，非特初学者宜识之也。先生为人书多作草字，信笔挥洒，有精神贯注气势磅礴者；有任手钩勒拖沓笔划者；一循情之所之。先生不求工不求名之志可谓尽矣。余所见狂草一幅，书余先外祖邓绳侯公赠曼殊和尚诗：寥落枯禅一纸书，欹斜淡墨渺愁予；酒家三日秦淮景，何处沧波问曼殊。

用笔遒劲，墨气盎然，直追古人。又为余写屈原《哀郢》手卷，一笔书成，行路极佳。诚可谓“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也”。又赠余兄小幅，自书赠友人诗：何处乡关感乱离，蜀江如几好栖迟。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

均有独到风格，卓荦肆姿，堪称此老心书也。

书谱曰：“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日之出天崖，落落乎犹重星之列河汉；信可谓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翰不虚动，下必有由。”

先生之草书其气势具于此矣，或功力有不到者焉，故稍有“鼓努为力”之嫌耳。

先生书法以小篆第一，古隶稍次，然求书者难得其篆隶也。就余所见以为余舅父邓仲纯先生书篆联最佳。联文曰：我书意造本无法，此老胸中常有诗。

笔姿圆润，自然之间而不失规矩。先生字有如此纯静者盖渺矣。

三十年前先生在西湖曾寄余舅氏诗，颇有倜傥风流之格。诗曰：垂柳飞花村路香，酒旗风暖少年狂。桥头日系青骢马，惆怅当年萧九娘。

先生为古隶书此诗，浑厚朴质，如汉之瓦当，屈铁成字，乃先生气魂高逸，始有此神工，非特手技可致也。又为余以古隶书《康素字册》、《康素书汉故闻熹长韩仁碑》及“字如其人”诸幅，均得如锥画沙法自然之意也。

不幸先生于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夜逝世于江津鹤山坪。入殓时，余亦在侧，举体柔弱，面目如生。默观遗容，怆然者久之。

先生灵柩于是年六月二日，安葬于鼎山之麓，碑文“独秀陈先生之墓”，乃由余五兄书成，并亲自錾刻。书刻均具古法，颇有古姿也。

高傲愤世 诗如其人

1909年秋，陈独秀住在杭州后，结识了刘三、沈尹默、马一浮等友人，且过从甚密。对陈独秀这个时期的生活状况，马一浮说过这样的话：“那时陈仲甫先生在杭州陆军小学教史地，差不多每天都和沈尹默，刘三几个人到他那里去谈天。他们在一起，时常做诗，互相观摩，约摸也有一二年。不过仲甫先生不论做诗吟月也好，酒醉饭饱也好，有事无事，仲甫先生他一个人，总要每天写几张《说文》上的篆字，始终如一，比我们哪一个人都有恒心些。”1910年陈独秀在《国粹学报》第六十八、六十九号发表的《说文引申义考》一文，就是他初步研究的成果。马一浮又说：陈仲甫这时还研究甲骨文，他“非常重视”《铁云藏龟》一书。

刘鹗字铁云，《老残游记》的作者，是我国第一代甲骨文专家，《铁云藏龟》一书就其所藏5000余片中选印1000余片，是著录甲骨文的第一部书。陈独秀从马一浮处拿到此书之后，粗读精读，爱不释手。

沈尹默也说：“我和陈独秀从那时订交，在杭州的那段时期，我和刘三、陈独秀夫妇时相过从，徜徉于湖山之间，相得甚欢。”

陈独秀和高君曼结婚后，他在写给苏曼殊的信里说：“仲别公后，胸中感愤极多，作诗亦不少，……用度虽不丰，‘然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公有诗贺我乎？”

从以上这三段文字，可知陈独秀这时的生活是比较安定的，他有固定的职业和固定的经济收入，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学问。他身边有新婚的妻子作伴，还有几位相得甚欢的新友，他心里确有抑制不住的喜悦，所以他要苏曼殊作诗祝贺他。不过所有这些都不能消除他胸中的“感愤”。

陈独秀居杭期间，是在1907年徐锡麟起义和1908年熊成基起义均告失败之后，那时政府当局大肆捕杀革命志士，并广为株连，致使安徽地区的革命运动一时趋于低落，从这时到1911年武昌起义之前，这四五年里陈独秀很少参加政治活动，也没有发表政论性的文章，现在见到的主要是他的诗作，共有13篇53首之多。这些作品按其内容约可分为三类：一是游山诗，这大概是他偕妻子和友人一同游玩杭州胜景时写作的，以描绘大自然造化的美妙为主，反映了他这时恬淡的心情。这类作品为数最少。二是怀念或悼念亲人战友之作品。三是情景交融或借景抒情的感愤诗，这类作品为数最多。他常以“香草美人”自况，有时径自以屈子自喻，如：“湘娥鼓瑟灵均泫，才子佳人共一魂。”“坎坷复踽踽，慷慨怀汨罗。”这正如他在给曼殊的信里所说：“胸中感愤极多，作诗亦不少。”

对于陈独秀的诗作，王旡生称赞其“思想之高，气体之称，均有非时人士流所能窥者”。胡适说陈独秀“对于旧文学极有根底。……诗学宋，有大胆之变化，其哭兄一首(指《述哀》——引者)是一种新的创造”。陈独秀的诗作，是研究他这一时期思想状况的主要资料。笔者虽然对旧体诗素无研究，现在只得不顾谫陋，试释一些诗篇，以窥视他的思想。

1908年下半年，陈独秀在日本时游华严瀑布，作诗14首。华严瀑布是日本枥木县日光山风景区的一大胜景，是日本三大瀑布之一。昔日常有厌世者来此寻求解脱，故有“死之瀑”之称。1911年2月19日《民立报》以《华严泷》为题，署名仲子，刊载了其中八首，现将全文抄录并简释如下：(一)湖水深且碧，波静敛微白。东注落为泷，高悬一千尺。(二)矫若天龙垂，倒挂玲珑石。飞沫惊四筵，无语万山碧。(三)仰瞻接奔雷，俯视迷霾雾。回首觅归途，夕阳红满树。(四)少女曳朱裙，掩面声凄恻。自惜倾城姿，不及君颜色。(五)列峰颦修眉，湖水漾横波。时垂百丈泪，敢问意如何？(六)死者浴中流，吊者来九州。可怜千万辈，零落卧荒丘。(七)日拥千人观，不解与君语。空谷秘幽泉，知音复几许。(八)我欲图君归，虚室生颜色。画形难为声，置笔泪沾臆。

八首中的第一首写华严瀑布一开始便给人以磅礴之气势，瀑布以雷霆万钧之力由一千尺之高空直泻而下。

第二首，瀑布像矫捷的蛟龙由天而降，又像是倒挂着的一串玲珑剔透的宝石，它那飞溅四射的珠珠令观众惊叹不已。

第三首，仰望听奔雷作响，低首见雾气弥漫。如此美景令人乐而忘返，不知不觉已“夕阳红满树”。

以上三首都是写景。作者是主，瀑布是客。主客相对。以下五首情景交融，主客浑然一体。

第四首，诗人以少女自况，深感纵有倾国倾城的姿色，也不及大自然景色的壮丽，心中郁郁寡欢，失意而不得志，暗喻过去从事的斗争都没有成功。

第五首，诗人将自己的感情倾注于大自然，并同它对话。一座座耸立的山峰皱着眉头，湖水“流涕而横波”，那高悬千尺、“矫若天龙”的瀑布，像是流淌不尽的“百丈泪”。请问：你这是为什么啊？

第六首，瀑布作了回答：“死者浴中流，吊者来九州。可怜千万辈，零落卧荒丘。”这里明指厌世的自杀者，实则表达了诗人心灵中的哀伤和怀念亡友的深情。

第七首，诗人进一层反映他那众醉独醒的孤寂心情。

第八首，反映了诗人对大自然(喻指所追求的革命目标)的一片痴情。然而画形难，画声更无从着手了，而且一提起笔来就不禁潸然泪下。

陈独秀借华严瀑布抒发他献身革命、壮志未酬的胸怀。这篇诗作渗透着忧伤郁闷的孤独情绪，但并不悲观绝望。“我欲图君归，虚室生颜色”，在孤寂苦闷之中还在继续追索。

1909年上半年，陈独秀与苏曼殊唱和作《本事诗》，一人十首。陈诗的格调也大致如上所述。如第三首：“湘娥鼓瑟灵均泫，才子佳人共一魂。誓忍悲酸争万劫，青衫不见有啼痕。”第四首：“丹顿裴伦〔拜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朱弦休为佳人绝，孤愤酸情欲语谁。”第五首写道：“慵妆高阁鸣筝坐，羞为他人工笑颦。”第十首中的“黄鹤孤飞千里志，不须悲愤托秦筝”等诗句，虽是劝慰曼殊的，但也反映了诗人的孤傲与愤慨不平的忧伤情绪，既慷慨激越，又缠绵悱恻。

到杭州后，诗人追求革命的意志压服了寂寞忧伤的情绪。如《咏鹤》诗句：“本有冲天志，飘摇湖海间。偶然憩城廓，犹自绝追攀。”又如《雪中偕友人登吴山》诗句：“冻鸟西北来，下啄枯枝食。感尔饥寒心，四顾天地窄。……饥来啮坚冰，荒岩坐晨夕。不笑复不悲，雪上数人迹。炎威灭千春，忍令肤寸磔。”他不甘寂寞，甘冒“炎威”而“追攀”，哪怕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

1910年，作《感怀二十首》，以“佳人”、“处子”自喻。“闭户弄朱弦，江湖万余里。”“瘦马仰天鸣，壮心殊未已。”诗人虽然在杭州闭户读书，但胸怀大志，念念不忘革命大业。他抱怨“旷世无伯乐，骐骝为驽骀”，不禁有“忧伤”、“彷徨”之感。他回顾当初从日本留学回到故乡的情景：“归来夸邻里，朱楼列倚筵”(那时轰轰烈烈发动拒俄运动，主办《安徽俗话报》，宣传反帝爱国，此后又组织岳王会)，而“今日横波目，昔特〔时〕流泪泉”(这些斗争都没有成功)。第17首全文：“女娃为精卫，衔石填东海。东海水未堙，女娃心已改。夸父走虞渊，白日终相待。奈何金石心，坐视生吝悔。”诗人借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的神话故事，作自我砥砺。全诗结尾四句：“八表同阴霾，虚白自盈室。十日丽芜皋，光明冀来日。”世界虽阴暗，而我的心是贞洁明亮的，让强烈的阳光照射那阴暗潮湿的沼泽地，驱走黑暗，迎接光明的来临，诗人展望未来是满怀信心的。陈独秀诗作陈独秀手书陈独秀手迹陈独秀手书当陈独秀在回顾他的革命历程，怀念他的战友时，写下了《存殁六绝句》。他讴歌赵伯先“仗剑远游五岭外”，吴樾胸怀炸弹，“碎身直蹈虎狼秦”，赞扬郑赞丞“一腔都是血”，熊子政“垂死爱谭兵”。对于陈独秀在1909年前后的诗作，王旡生说：“日益精进，……皆忧时感世之作，说者谓有陈伯玉[子昂]、阮嗣宗[籍]之遗。”这一评论是相当精当的。陈独秀的诗有的流传很广，如《存殁六台静农所藏陈独秀手迹绝句》，章士钊在20世纪50年代见到周恩来时“偶及旧事”，周恩来对《六绝句》“犹能朗诵不误”。

诗如其人。陈独秀的诗篇，其基调是孤傲与忧时愤世。这反映了他的傲骨和对革命的一片痴情；而其中孤独和徬徨的情绪，则是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时没有找到革命的依靠力量之前所共有的一种迷茫心情。陈独秀的诗作具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

陈独秀擅长写旧体诗，到1921年他忽然不作诗了，很多人都感到奇怪，有人问李大钊。李大钊说：“仲甫生平为诗，意境本高，今乃‘大匠旁观，缩手袖间’，窥其用意，盖欲专心致志于革命实践，遂不免蚁视雕虫小技耳。”“仲甫闻此言，亦不置辩。”至于到了晚年，他又写作了许多旧体诗，那是另有原因，也另当别论了。

任皖督秘书长 险遭枪决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打响了推翻2000多年封建君主专制的第一枪，各省纷纷响应。到11月下旬，全国有14个省和最大城市上海宣布独立。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庄严宣告中华民国成立。

武昌起义爆发以后，杭州革命党人奋起响应，陈独秀写了篇革命檄文，由陆军小学堂队长光复会会员周亚卫“用一张大纸写好，同排长商文蔚两人深夜里去贴在鼓楼的门旁”，周亚卫等分贴衙署，“省垣官吏闻之悚然”。1911年11月6日，浙江军政府成立。

11月8日，原安徽巡抚朱家宝在谘议局立宪派士绅的支持下，也宣布“独立”，并自任都督。革命党人反对朱家宝搞假独立，于11日召开军、学各界代表会议，自行宣布独立，推同盟会会员王天培为都督，吴阳春为经略使。不数日，王被朱赶走。安徽一时成了群龙无首的局面。后吴阳春借江西黄焕章部赶走了朱家宝，但黄部军纪败坏，洗劫皖省藩库，抢掠典当。这年安徽恰遭水灾，许多州县死亡枕藉，惨不忍睹。天灾人祸把安徽的形势搞得一片混乱。

12月12日，安徽临时议会开会，选举孙毓筠为都督。21日，孙抵安庆就职，正式成立安徽军政府，并电召陈独秀返皖任都督府秘书长。据当时在都督府任科长的张啸岑(掌管文书和收发)回忆：孙毓筠是少爷出身，贪食鸦片不大理政事，他以为推翻了清王朝就万事大吉。在都督府里问事最多的是秘书长陈独秀。他认为推翻清政府不过是革命的第一步——破坏，今后建设的事更重要。但他过于急躁，常为改革的事与人发生口角。每逢开会，会场上只听他一人发言，还总是坚持己见。他主张改善人民生活，反对任用旧官僚，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根据现有的文字资料，陈独秀为安徽人民做的第一件好事，是在1912年初他同卢含章、李光炯等来到上海，“邀集[安徽]旅沪军、学、绅、商各界与华洋义赈会接洽，切商募捐、借款两项办法”，以救济安徽各州县灾民。安徽旅沪同乡会还成立了“全皖工赈办事处”，选举陈独秀等14人担任议董，聚集资金，抢修沿江大堤。

1912年4月，陈独秀主动辞去秘书长一职(由李光炯接任)，他在安徽大学堂旧址重办安徽高等学堂并任校长，后聘马其昶(通伯)任校长，自任教务主任。直到1913年的上半年，因学生闹事被赶出学校。青年时期的陈独秀陈独秀印章

陈独秀在安徽都督府任职期间(包括后来柏文蔚任都督时)并没有也不可能“大刀阔斧”地兴利除弊，施展他的政治抱负。这主要是因为这场革命的不彻底性，虽然推翻了君主专制的政体，但没有唤起广大的工农民众，也没有触动社会的经济制度。陈独秀的那些改革意见，不过是反映了他主观的良好愿望而已。

武昌起义，各省宣布独立以后，革命派与立宪派之间的矛盾，地方实力派之间的争权夺利的斗争，错综复杂，安徽省也不例外。1912年6月间，陈独秀到达浦口，“以安徽形势复杂，孙毓筠无法维持”，劝柏文蔚“速回安徽”。同月下旬，柏文蔚返皖接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职，“任命陈仲甫为都督府秘书长，徐子俊为参谋长，机要秘书王曙笙，高级参谋徐惟一。一切施政方针皆由四人代为规划，将行政机构加以充实、整顿，尽量安插革命同志，以保存行政之纯洁性”。

柏文蔚任都督后，安徽的一些进步人士或开明士绅，有的做了省议员，有的出任校长或局长。就在这时，汪孟邹由芜湖来到了安庆，他的朋友们跟他说：你应该出来“做点事”，有的说“做知县去，一宣城，二南陵，三太平”。但去宣城最好。有的说“不如拿一个税局”。这些朋友们说话的口气，确有点弹冠相庆的味道。只有陈独秀瞪着眼对汪孟邹说：“做什么！这里是长局吗？马上会变的。回去，回去，你还是回到芜湖，卖你的铅笔、墨水、练习簿的好(汪孟邹在芜湖开设有科学图书社，经营文化用品)。我来和烈武(名文蔚)说，要他帮点忙”，凑些股子，“你还是到上海去再开一个书店的好”。陈独秀鉴于革命阵营力量弱小，且意见不一，感到大局即将发生变化，要汪孟邹到上海去开爿书店，这是很有眼光的。1913年春，由汪孟邹任经理，亚东图书馆在上海成立。后来，亚东在上海印刷出版了许多新书，是“五四”时期传播新文化的一个重要阵地。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迫于形势，一面通电赞成共和，欺骗革命党人；一面以武力威胁革命党人，并于1912年3月10日在北京就任大总统。这时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力主采内阁制，企图借此限制总统的权力。1913年3月20日，在国会召开的前夕，宋教仁被袁派人暗杀身亡。4月，袁非法签订了善后大借款，积极准备发动内战，消灭南方革命势力。

宋案发生后，孙中山主张以武力讨伐袁世凯。柏文蔚离皖赴沪，与孙中山共商讨袁大计，临行前，“委参谋徐惟一代行军事，秘书陈仲行[甫]代行民事”。

袁世凯先发制人，借口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曾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不服从中央，于6月9日下令免李烈钧都督，14日免胡汉民都督，30日免柏文蔚，委任孙多森接任安徽都督。陈独秀拒绝与孙多森共事，在孙未上任之前，即“呈请辞职，未待批准，留书径去。书中有旧病复发，迫不及待等语。盖指旧官僚政治复活，不可一日与居之义”。陈独秀即离皖赴沪。

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组织讨袁军，发布讨袁檄文，“二次革命”爆发。陈独秀随柏文蔚返皖，协助制订讨袁计划，并起草《独立宣言》，同月17日安徽宣布独立。《宣言》曰：“临时总统袁世凯凶残狡诈，帝制自为，戕贼勋良，灭绝人道，恶贯满盈，人民发指。近日更无故派兵蹂躏苏赣，东南各省同伸义愤，声罪致讨。吾皖岂能独后，兹特邀请军商绅各界会议决定，即日宣布独立。公推柏文蔚为安徽讨袁军总司令，……”当时，宣布独立的还有江苏、广东、上海、福建、湖南、四川等省市。

在讨伐袁世凯的时候，陈独秀来到了芜湖，被当地驻军首领龚振鹏绳绑，险遭枪决。关于这件事柏文蔚回忆说：“余由陆军调龚来皖充当旅长，迨至芜湖赴任时，余将讨袁计划全盘告之。龚与段芝泉(即段祺瑞。袁任总统后被任陆军总长)以乡谊故，竟尔告密。”“龚振鹏由正阳关回到芜湖，态度大变，残杀无度，每日枪决民众，不可胜数，都督府秘书长陈仲甫，因其残暴，痛斥其非，师长袁家声亦以良心不许，委婉讽劝，均被绳绑，拟即枪决。”陈独秀自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他却怡然自处，“很从容地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罢！’”后来由张旅长永正，迫以兵力，稍敛淫威，未下毒手。常说：“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本书传主具有为革命视死如归的崇高精神。

9月间，“二次革命”失败，大局急转直下。袁氏爪牙倪嗣冲任皖督兼民政长。10月21日，倪嗣冲发出通告，捉拿革命党人，第一批名单有20人，陈独秀被列为第一名“要犯”，旋即逃往上海。军警抓不到陈独秀，延年、乔年也逃至乡间躲避，最后抓走了他的侄子永年，抄了他的家，抢走了嗣父衍庶多年收藏的字画。这是陈独秀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被抄家。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第二次抄封了他的家。1938年，日本人占领安庆后，他家就彻底衰败了。

陈独秀逃到上海以后，“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而已”。“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陈独秀本想以写作卖文为生，“寒士卖文为生，已为天下至苦之境”。他这时写作成《字义类例》一书，这是他第一部文字学的著作，但一时无法出版，已出版的《英文教科书》销路不好。卖文也无以为生。他“急欲学习世界语，为后日谋生之计”，写信给在日本的章士钊，问他：“能为觅一良教科书否？”陈独秀在《国民日日报》社工作时，生活也是相当困难的，不过那时他和他的同事们都满怀信心，期待着推翻清王朝以后的光明来临，而现在取代清王朝封建专制的却是代表大地主大买办的袁世凯独裁。革命一时处于低潮，因而生活的压迫就显得更加沉重与难熬。

奇文受诘问 人权第一

1914年7月，陈独秀又东渡日本，这是他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去日本。他到日本后，进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文，同时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度他那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的生活”。

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亡命东京的一些革命党人李根源、熊克武、邹鲁、章士钊等人都不愿意加入孙中山新创立的中华革命党，他们于8月间另组一团体欧事研究会，陈独秀也加入其中。欧事研究会没有进行什么活动，倒是《甲寅杂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甲寅杂志》是个政论性的刊物，1914年5月创刊于东京，主编是章士钊，发行人是王旡生，主要撰稿人除章士钊外，有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的李大钊和高一涵、易白沙、张东荪、梁漱溟、苏曼殊等人。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这时在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他和章士钊是怎样认识的，据章回忆：“余之知守常也，初不经介绍，亦不闻有人游扬，余心目中并无此人迹象。1914年，余创刊甲寅于日本东京，图以文字与天下贤豪相接，从邮件中突接论文一首，余读之，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察其自署，则赫然李守常也。余不识其人，朋游中亦无知者，不获已，巽言复之，请其来见。翌日，守常果至，于是在小石川林町一斗室中，吾二人交谊，以士相见之礼意而开始。”陈独秀以文会友，也就在这时结识了李大钊、高一涵和易白沙，他们后来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士。六年后，陈独秀、李大钊携手创立了中国共产党。《甲寅杂志》在东京出了四号，自第五号起，该刊的“印刷、发行两事”都由上海亚东图书馆代理。《甲寅杂志》提倡共和、反对专制的政论文章，曾轰动一时，流传甚广。后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称赞它“多输入政治之常识，阐明正确之原理，且说理精辟”，是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一个最有影响的民主刊物。

1914年11月10日，《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四号发表署名“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独秀”的名字即从此见诸于刊物。这篇文章的主题是人权与国家的关系，全文4000余字，结构严谨，文笔洗练，观点鲜明。

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首先指出：“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然后，他分别对爱国心和自觉心作了阐述，并指出中国人与欧美人对待国家的两种不同的认识和态度。中国人把国家看作“与社稷齐观”，爱国与“忠君同义”。而人民不过是那些缔造大业、得天下者的“牺牲”品而已，并“无丝毫自由权利与幸福”。欧美人看待国家与中国人不同。他们把国家看作“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之所以要建立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这才是立国的精神。所谓“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那么“爱之也愈殷，其愚也愈甚”，“爱国适以误国”。陈独秀将爱国与爱自由权利和幸福视为一体。

所谓自觉心，首先应懂得立国的目的，其次要了解自己的国家在当前世界政局中所处的“情势”。“不知国家的目的而爱之者”，如现在世界大战中的德国人、日本人，他们的爱国心“乃为侵犯他人之自由而战者也”，这不是爱国主义，而是帝国主义、侵略主义。“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者”，如朝鲜人、中国人等“皆是也”。

现在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而中国本身却法日废、吏日贪、兵日乱、匪日众、财日竭、民日偷、群日溃，“政纪至此，夫复何言”。即使换一批官吏上台执政，“取而代之者，亦非有救民水火之诚，则以利禄毁人如故也”，依然是敌视异己，耀兵残民，漠视法治，紊乱财政，奋私无已，“殆更有甚焉”。总之，“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

陈独秀对政府及其官吏进行了一番鞭挞之后，又进而论证“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更为严重的是“民无建国之力”，即人民大众没有争取人权的觉悟，任你维新或革命，共和或帝制，莫不“取中立态，若观对岸之火”，不知国家为何物，政治为何事。“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有人说：“恶国家胜于无国家。”陈独秀却认为“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失国之民诚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视彼乱国之孑遗，尚若天上焉”。谓予不信，试看中国的大地上，“惟租界居民得以安宁自由”。因此，一旦“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亡国为奴，何事可怖。”这并非是没有爱国心，而实在是国家“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尔”。“国家国家，……吾人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作者以愤世嫉俗的心态和激切的言词写作此文，最后落笔到“自觉”。所谓自觉即人民必须有对人权和民主的觉悟。

读者对以上的引文不会觉得太长，而抱怨笔者占了较大的篇幅吧！要知道这是一篇有争议的文章，不得不将陈独秀的观点逐个地作一简要的介绍。

陈文发表以后，章士钊说：“读者大病，愚获诘问叱责之书，累十余通，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敢为是论。”可见文章引起的反响是何等的强烈！

李大钊针对《爱国心与自觉心》专门写了篇《厌世心与自觉心》的文章，说他有一位朋友初读陈独秀的文章时，认为“伤感过甚”，等过了一段时间，这位朋友看到许多专制残民的事实以后，又说“曩读独秀君之论，曾不敢谓然，今而悟其言之可味，而不禁以其自觉心自觉也”。李大钊说：“世人于独秀君之文，赞可与否，似皆误解，而人心所蒙之影响，亦且甚巨。盖文中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致使他的朋友“欲寻自觉之关头，辄为厌世之云雾所迷，此际最为可怖”。李大钊对陈独秀的批评是相当委婉而温和的。陈独秀论证爱国心与自觉心，最后得出如此的结论：亡国“无所惜”，“亡国为奴，何事可怖”，中国人在殖民主义者统治下当亡国奴，也比在当时中国做一个国民好，这显然是伤害了民族感情，理应受到“诘问叱责”。

然而“诘问叱责”并不能代替科学的分析，“宁复为人，何物狂徒”的怒骂，也无助于了解陈独秀为什么竟然“敢为是论”。

十年前陈独秀在主办《安徽俗话报》的时候，他满怀爱国热忱，向人民大声疾呼，列强要“把我们几千年祖宗相倚的好中国，当作切瓜一般，你一块，我一块，大家分分”，号召大家赶快“振作起来”，保家卫国，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现在时隔十年，他的思想好似转了180度的大弯，竟然发表了亡国“无所惜”的意见，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难道陈独秀真的愿意当亡国奴吗？

十年前，初出茅庐的陈独秀，他的思想基调是救亡图存，反帝爱国。那时民主主义在他的思想里尚处于发轫时期，他所作的一些粗浅的民主、科学的宣传，都是着眼于救亡，为救亡而服务的。现在民主主义成为他观察一切社会问题的出发点，他把人权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作为判断一切是非和决定取舍的唯一准绳，即使对国家存亡的大事也毫不例外地用这一准绳去衡量，并决定对它的态度。人民所以要建立国家，既然是为了维护人民的权利，那么当国家不仅不能保护人权，反而残害人权时，这个国家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呢，陈独秀认为人权高于一切，人权的价值重于国家，这就是《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的主导思想。

陈独秀用民主观洞察了袁世凯政府的专制与腐败，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残害人民，鞭辟入里，疾恶如仇。他不像李大钊那样还希这个政府“及早觉悟其复古之非，弃民之失，……回复民意机关”。他看透了恨透了袁氏政府，对它不抱任何的幻想。

十年前，陈独秀在论述中国衰败的原因时，曾着重指出中国人“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只知道天命，不知道尽人力”。因此他反复宣传“国亡家破四字相连”。现在他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民众普遍地缺乏民主觉悟，没有建立民主国家的智能。这见解是非常宝贵的，反映了当时的实际状况，看到了中国人民严重地受到封建意识的束缚。且不说陈独秀本人在安徽地区所进行的一系列的革命活动，即使具有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也没有唤起工农大众的民主觉悟。辛亥革命时还有一个松散的全国性的团体同盟会，现在也瓦解了，孙中山创立的中华革命党，参加者寥寥无几，影响甚微。无可否认，中国民众还没有觉醒，尤其缺乏民主觉悟。这是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陈独秀认为国家对外不能御侮，对内残害人民，而人民又没有建国的能力，于是发出了“时日曷丧，与汝偕亡”的愤激的哀叹。又因为他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便得出一旦“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的结论。陈独秀从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并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原则，而最后却得出了挫伤民族感情的结论。如果说前者是真知灼见，那么后者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宣传民主，反对专制的不乏其人，就以为《甲寅杂志》的撰稿人来说罢，陈独秀的好朋友章士钊这时就是一位著名的民主派政论家。他认为“国家之职务，一面在巩固个人之私权，一面在维持社会之秩序”，以使“人权自由之理与公安利国之道，互相调融而无罅漏”。他既讲人权自由，又讲公安利国，好似比陈独秀的思想论点要全面些，其实不然。

1789年的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即《人权宣言》)第二条规定：“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第四条规定：“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各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受有同样权利为限制。”可见正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所倡导的自由是有限制的，而这种限制依然是为了保障每个人的自由权利。陈独秀之所以认为人民建立国家是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利，而不强调“公安利国”，在他看来这本来是题中应有之义，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章士钊为什么要画蛇添足呢？他说：“人为一国之民，不能自立于国家之外，祖宗丘墓之乡，饮食歌哭之地，尚曰不爱，岂复人情。国之难，即己难也。”这是说国难当头，人民的自由权利应当从属于救亡这一大前提，救亡第一，人权第二。他在《时局痛言》一文中，还极力主张“使国家中利害感情希望意见不同之点，得其调和，各方面优秀分子，戮力并进。不酿鸡鹜蚌鹬之势，以隳和平进步之基”。这里所谓的“调和”，无非指各不同政见、利益的社会集团之间相互的妥协与让步，其中当然也包含人民权利的让步与牺牲。事实也正是如此，这种调和主张实施的结果，总是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他们借口国难当头，振振有词，越发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章士钊的民主观显然带有较大的妥协性，不及陈独秀的坚决和彻底。

当谈到对待恶国家的态度和应采取的对策时，章士钊认为可以按照卢梭的学说，先“解散”不可爱的国家，使人人“恢复其自由”，“重谋”建国之道。“前已解散之国家，不爱可也，今复建设之国家，不爱不可也。”但是，国家是由一整套的统治机构所组成的，并非卢梭在《民约论》里所说的是由人民自愿订立契约而组成的，人民如有解散国家的能力，也就有治理恶国家的权力。解散国家之说，是一种天真而又迂腐的见解。

张东荪认为改善中国的状况，扑灭官僚政治的方法，“第一在使人民自治”，通过自治“引起人民之兴味，养成参政之能力，唤醒自身之觉悟”。然后在自治的基础上实行联邦制，“上自邦之组织，下至具体之政事，皆得人民之力以左右之”。这个意见也是空泛不切实际的，因为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人民没有自治的能力。章、张二人对民众缺乏民主觉悟的严重性的认识，也不及陈独秀认识的深刻与痛切。

17、18世纪欧洲一些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宣传“主权在民”，其目的不外是证明当被统治者的生命、财产、自由受到封建统治者的侵犯时就有权进行革命，推翻封建君主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以实现所谓“天赋”的人权。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辛亥革命失败以后，虽然继续宣传民主，反对专制，极力探索革命道路，而最后竟得出了“亡国自在所不免”的结论，把希望寄托于“海外之师”的恩赐；或幻想解散国家；或以改良主义的办法建立联邦制。这些说法虽然不同，却都反映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争取自由民主的道路是非常艰难而又曲折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可谓瑕瑜互见。愤时疾世与悲怆迷惘的情绪，积极的基调与消极的情绪掺糅在一起。关于哪一方面是主要的，如果一时分辨不清，那么只要我们沿着中国民主革命前进的方向，去考察他的实际表现便不难作出正确的判断。《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使人们深切地感到作者为追求民主而激烈跳动的脉搏，民主至上，而人民又缺乏民主觉悟，这种强烈的追求与深切的认识使人们不禁意识到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青年》杂志已在母腹中蠕动，当它一经诞生之后，一个光彩夺目的思想巨人便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如果我们再把眼光放远一点，便会发现由于陈独秀与章士钊两人民主观的差异，终于使这一对老朋友在20年代一度分手了。章士钊做了段祺瑞执政府的司法总长，陈独秀荣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

四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

创办《新青年》 发动新文化运动

一场革命过后，尤其是不彻底的革命，接踵而来的总有一股反动逆流。民国初年出现的尊孔复古的思潮正是对辛亥革命的反动。

1912年10月由陈焕章、张勋等发起的孔教会成立于上海，不久在全国许多城市设立分会。它的宗旨是“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冀以挽救人心，维持国教”。1913年2月，康有为创办《不忍》杂志，为孔教会作序，大肆宣扬尊孔，说什么“夫孔子道本于天，……凡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教须臾而不能也”。“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若孔教可弃也，则一切文明随之而尽也，即一切种族随之而灭也。”欲存中国，非赖孔教不可。他主张“定孔教为国教”，祭祀孔子必须行跪拜礼，谁若是行鞠躬礼，谁就是“媚师欧美”，“中国人不敬天，不敬教主，不知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同年10月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其中第十九条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本。”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尊孔祭孔令，说“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之师表，亘百代而常新”。

尊孔复古的思潮为帝制复辟鸣锣开道。袁世凯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加快复辟的步伐，于1915年5月25日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草约。8月10日，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政客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说中国是“民智低下之国”，实行共和制“断无善果”。23日，以杨度、孙毓筠为正、副会长的筹安会成立，公开鼓吹帝制。各省的袁氏爪牙纷纷递交“请愿书”，要求变更国体。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承受帝位，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定明年为“洪宪”元年，复辟封建君主制。

但是，在一场革命失败之后，也总会出现一批新的革命志士，他们吸取革命失败的教训，继承先辈的革命精神，把革命引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陈独秀去日本，妻子高君曼留在上海。据1915年《梦舟日记》(梦舟，即汪孟邹)，4月25日，高氏“体气不佳，家中寂寞，甚为悲伤，竟至泣下”。5月15日“忽咯血”。18日，“咯血之症昨夕又发”。24日，孟邹“至同仁医院视志孟(即陈独秀)夫人病，詧其病状，似渐加重。渠自己亦极畏惧，一种凄凉之状，令人心悸”。于是孟邹给陈独秀“写信催返”。

1915年6月中旬，陈独秀和易白沙从日本回国到达上海。陈独秀住在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一楼一底砖木结构的楼房，和阔别一年的妻子团聚一起。20日，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为陈独秀等设宴洗尘。

陈独秀很早就想办个杂志，让亚东图书馆负责印刷和发行。他跟汪孟邹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要他“认真想法”。陈独秀胸有成竹，信心十足。袁氏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虽使陈独秀受到很大的刺激，但他认为现在中国进行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不过是一块招牌而已，现在袁世凯连这块招牌也不要了。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须“从思想革命开始”，首先“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这就是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他苦苦地沉思、求索所得出的结论：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

亚东图书馆因生意清淡，经费困难，从5月间起又承担了《甲寅杂志》的印行，无力接受陈独秀所提出的任务。于是汪孟邹介绍同业老友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开办的群益书社承担。7月5日，陈独秀与群益书社商定，每月出一本，编辑和稿费200元。这个即将问世的杂志就是著名的《新青年》。

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主撰的《新青年》创刊。《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当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办有《上海青年》(周报)，他们写信给群益书社，说《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改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1916年3月3日，陈子寿征得陈独秀的同意，将《青年杂志》从这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号起，正式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它擂响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战鼓，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文章是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他满怀激情讴歌“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他以进化论的观点，论证“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1915年9月15日，留日归国的陈时间之生命。……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改为《新青年》)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陈独秀“涕泣陈辞”，寄希望于活泼之青年，呼唤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号召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

但怎样判断“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呢？陈独秀提出了六项标准。

(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人，“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自人权平等之说兴，“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所谓“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即人的“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非然者，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宇宙大法，“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我国“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同白种人相比，其“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遁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国民而无世界知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欧洲社会制度，凡政治、教育、文学技术，“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而我国“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想，有假定而无实证……”

陈独秀在阐明六项标准之后，着重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即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所谓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和哲学，重在提倡科学精神，尊重科学规律，它的对立面是主观臆断、盲从迷信、愚昧无知，简言之曰蒙昧。所谓人权，即民主的核心，它的对立面是独裁专制。《敬告青年》一文是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贯穿于六项标准中的一条红线是科学与民主。科学与民主是检验一切政治、法律、伦理、学术以及社会风俗、人们日常生活一言一行的唯一准绳，凡违反科学与民主的，哪怕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敬告青年》一文采用了欧洲与中国、西方人与东方人相对比的写法，处处赞扬近世欧洲文明，特别是法兰西文明。在《新青年》创刊号上还刊有陈独秀的另一篇文章，题为《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说近代有三大文明，“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这“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显然，陈独秀的科学与民主思想源渊于近代欧洲资产阶级所代表的文明，尤其把握住最具有革命精神的法兰西资产阶级所倡导的文明。至于三大文明中所说的社会主义，指的是欧洲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陈独秀这时还不懂得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

在《新青年》创刊之前，中国有识之士向西方学习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当1840年西方的大炮第一次轰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就有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夷之长技者，船坚炮利也。到19世纪60年代，师夷长技在清政府一批封疆大吏的倡导和推行之下，形成洋务运动，并兴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他们兴办洋务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西方的物质文明(这时主要指西方的近代技术，尤其是军事设备、军事技术)捍卫中学。所谓中学之体，其核心是传统的纲常名教。然而1895年中日战争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政府战败，洋务运动为火与剑所摧毁。于是康有为举起了变法的旗帜，倡导西方的君主立宪制，这较洋务派前进了一大步，但他不敢违背中学之体，他打着孔子的旗号，从儒家思想里寻找变法的根据，进行托古改制。1898年，改制不成，六君子人头落地。于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勃然兴起。1911年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统治长达260多年的清政府，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向人民群众广泛地宣传自由平等思想，没有唤起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人民在所谓共和政体之下依然受着专制的痛苦。

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约有一半的历程陈独秀是亲身的参与者，现在他继承和总结先辈们未完成的事业，进一步向西方学习，高擎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把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推进到一个空前广泛深入的新阶段。陈独秀自觉地把纲常教义与科学民主尖锐地对立起来，水火不容，存其一必废其一。即使常常为一些人所津津乐道的儒家的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民为邦本，也被陈独秀深刻地揭批“所谓民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遗之家产)为本位”，“……而与以人民为主体，民主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是所谓蒙马以虎皮耳”。他以科学、民主作武器，“利刃断铁，快刀理麻”，猛击纲常名教，“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陈独秀主撰的《新青年》具有前所未有的坚决、彻底地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新青年》创刊之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它好像不关心现实政治问题似的。在它发刊之前夕，有人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对筹安会讨论国体变更的问题，“著论警告国人，勿为宵小所误”。陈在回信里对筹安会冷嘲热讽，异常辛辣。但说“欲本志著论非之，则雅非所愿。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这是说变更国体、复辟帝制的主要原因，是国人普遍地受到封建思想的束缚，这也是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之一。陈独秀正是总结了这个教训，把革中国人思想的命，对国人进行思想启蒙，作为《新青年》的首要职责，这在当时无疑是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陈独秀独具慧眼，对中国社会病症观察之深刻超越了他的同辈。《新青年》是在近代中国几代人向西方学习的基础上诞生的，科学与民主的宣传是对过去新学传播的批判地继承与发展，是对辛亥革命一次必不可缺少的政治思想的补课。陈独秀把近代中国的思想发展及其斗争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一个坚决、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新阶段。《新青年》是个综合性的学术刊物，每号约100页，六号为一卷。编辑部设在上海，1917年随陈独秀迁到北京。从第一卷第一号(1915年9月15日)至第三卷第六号(1917年8月1日)，由陈独秀主撰。作者多为安徽人，稿酬每千字二至五元。从第四卷第一号(1918年1月15日)起，改为同人刊物，作者队伍迅速壮大，新文化运动阵营形成。《编辑部启事》：“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简章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从这则启事可知此后给《新青年》写稿的都是编辑部的同人，而且是没有报酬的。谋义不谋利，正是这种高尚的品格创造出了新文化的辉煌成果。《新青年》第六卷起，改为由李大钊等六人轮流编辑。在《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的影响下，1919年爆发了伟大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从第七卷第一号(1919年12月1日)起，又由陈独秀主撰。此后不久，陈独秀南下返沪，编辑部又迁回上海。1920年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创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新青年》从第八卷开始成为中共发起组的机关刊物。至1922年7月1日出版了第九卷第六号后休刊。《新青年》的最高发行量为15000份，撰稿人有300余人，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除主撰人陈独秀外还有三位，即胡适、李大钊、鲁迅。1923年《新青年》季刊在广州创刊，瞿秋白担任主编，是中共中央理论性刊物。《新青年》从创刊至休刊，其间有七个年头。这七年，是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思想大解放的年代，是新旧思潮大激战的年代，也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年代。《新青年》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指引着这个时代前进的步伐，它培育了整整一代青年。请看当时接受《新青年》影响的一代知识青年是怎么说的，他们是怎样成长起来的。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毛泽东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

北大中文系学生杨振声说：《新青年》“像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

北大中文系又一学生罗仲言说：“我们那时青年人读《新青年》是风行一时的事。不读的人很少。有些不同意《新青年》观点的学生，出于好奇也要看看。”又说：陈独秀“对批判旧思想很有胆量，有勇气，笔陈纵横，独具风格，大家都喜读他的文章。他的文章一来，不管说什么事，我们都希望早点看到”。

浙江甲种工业学校学生夏衍说：“《新青年》、《解放与改造》这些杂志，不仅在青年中间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而且还逐渐地把分散的进步力量组织起来，形成了一支目标比较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队伍。……开始集合起来，筹备出版一个刊物”《双十》(后改名为《浙江新潮》)，参加这个刊物，“记得的是第一师范的俞秀松、周伯棣、施存统……”

施复亮说：“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有学生四百人左右，有一个时期，校内就行销《新青年》和《星期评论》四百几十份。当时所谓新思潮含义很广，是指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思想而言。”

北京女子高师学生程俊英、罗静轩说：《新青年》等这些刊物，成为我们必不可少的读物。有的同学把《新青年》从第一期读到最后一期，这使我们文风一变，再也不写堆砌词藻，空疏无物之古文了。

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新声社”恽代英等写信给《新青年》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我们对于做《新青年》的诸位先生，实在是表不尽的感谢了。我们既然得了这个觉悟，……就发了个大愿，要做那‘自觉觉人’的事业，于是就办了个《新声》(半月刊)。”

留日学生周恩来远在国外，偶然读到《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后，说：“把我那从前的一切谬见打退了好多。”

诸如此类的事例，举不胜举。总之，那时《新青年》是青年的导师，是青年解放思想的号角，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战鼓，《新青年》所到之处莫不激起思想革命的火花。在一个古老的没有民主传统，到了近代内忧外患频仍的国度里，以传播科学民主为职志的《新青年》自然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的主办人陈独秀因此而名满天下，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光彩夺目的辉煌时期，并沿着科学民主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

唤起国民独立人格 破除儒家奴隶道德

革中国人旧思想的命，这是个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这场革命从哪里开始，宣传科学民主应当首先破除什么思想，是什么思想长期地严重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捆绑着人们的手足，这是陈独秀在主撰《新青年》时所面临的首要课题。《新青年》创刊以后并没有立时产生多大的反响。但从1916年初开始，它连续发表文章，猛烈抨击儒家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教义以后，才引起舆论界的关注。

儒家学说的创始人是孔子，它的主要内容是“礼”和“仁”。礼，泛指统治阶级规定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西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根据孔子的伦理道德思想系统地提出三纲学说，以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护封建制度。中国人无论贫富贵贱莫不受到三纲教义的毒害。

不破不立。陈独秀和他的战友们在提倡科学民主的同时，首先集中力量对三纲教义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发动了一场思想斗争的攻坚战。

1916年1月15日，《新青年》第一卷第五号发表陈独秀《一九一六年》一文，揭露“儒者三纲之说，……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忠、孝、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因此，为争取独立的人格，就必须废除奴隶道德。

1916年2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一卷第六号上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文中指出：国民政治觉悟的第一步，是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第二步觉悟，是抛弃数千年相传的“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代替“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第三步，国民政治能否实现，“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否则，不出于国民的自觉、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即使有所谓共和立宪，也是“伪共和也，伪立宪也”。国民如要“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建立真正的共和制，就必须破除三纲教义。“三纲教义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礼教都是拥护“别尊卑明贵贱”的制度。而“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度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陈独秀说如果对这一点没有觉悟的话，那么前面所说的三步觉悟，都“非彻底之觉悟”。陈独秀“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总之，对封建的伦理道德，如“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神州大气，腐秽蚀人”。

陈独秀之所以把伦理觉悟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同建立民主制度与反对封建复辟直接地联系起来。他认为袁世凯废除共和复辟帝制，“乃恶果非恶因；乃枝叶之罪，非根本之罪恶”。而那种“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思想”的儒家学说，才是“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

把儒家的三纲思想，看作是复辟帝制的“根本恶因”，这个观点未必是深邃卓识之见，但陈独秀抓住了封建思想的要害，作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他准确地指出三纲思想与共和制水火不容，存其一必废一，“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这在当时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石破天惊的巨大影响。

陈独秀批判儒家思想，是同反对封建复古逆流的斗争相结合而进行的。1916年9月20日，康有为在《时报》上发表致总统总理书，说什么“万国之人，莫不有教，惟生番野人无教。今中国不拜教主，岂非自认为无教之人乎，则甘忍与生番野人等乎？”康有为极力主张“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跪拜明令，保守府县学宫及祭田，皆置奉祀官”。对于这篇文章，陈独秀立即写了《驳康有为致总理书》，揭露康有为主编的“《不忍》杂志，不啻为筹安会导其先河”，指出“孔教绝无宗教之实质与仪式，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硬说孔教是宗教，是“凿孔栽须”。“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姻缘”，尊孔正是为了复辟。

当时有人反对“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姻缘”的论点，并责难陈独秀：你所说的孔教是“指汉宋儒者以及今之号为孔教孔道诸会所依傍之孔教”，还是“指真正孔子之教”，并说孔教本来是好的，只是被后儒所败坏了，“至于唐宋之交，孔子之真训，遂无几微存于世矣”！陈独秀首先反问对方，汉唐以来诸儒为什么“不依傍道法杨墨”，为什么“独与孔子为缘而复败坏”他的学说呢？随后列举大量证据，证明“今之尊孔者，多丑诋宋儒”，其实把“孔门伦理道德”传之后世的正是宋儒。孔孟儒学与后世儒学陈陈相因，万不可借丑诋宋儒而颂扬孔孟。

1917年6月间，康有为参与了张勋拥宣统复辟的活动，虽立遭失败，却再次证实“提倡孔教必掊共和，……盖以孔子之道治国家，非立君不足以言治”。陈独秀还指出张勋复辟虽然失败了，但遍布中国的“孔教会”、“尊孔会”都是“复辟党”。反孔批儒与反复辟斗争相结合，就更显出这场思想斗争的深刻的政治意义和紧迫的现实意义。

当时，还有一些人反对陈独秀的论点，认为数千年来的孔教是“吾国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可改良而不可废弃”。有人说孔子曾经是个“积极建设派，与老、杨之消极破坏者不同”。现在的尊孔派不过是些少数的迂儒，他们“未必有蓄意淆乱是非之心”。陈独秀对于这些糊涂观念以进化论作思想武器，作了明确的回答。他说现在的问题是孔教实行于今天是否“有益”，而不是说孔子学说从来就“毫无价值”可言。“尊孔者多不明此理”，往往称道“孔教过去之成绩”，似乎过去有成绩的东西也适用于今天，其实不然。“宇宙间精神物质，无时不在变迁即进化之途。道德彝伦，又焉能外？”孔子“所提倡之道德”，垂示之礼教，主张之政治，都是封建时代的道德、礼教、政治，“所营心注目，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人民之幸福无与焉”。道德，“应随社会为变迁，随时为新旧，乃进化的而非一成不变的，此古代道德所以不适合于今之世也”。对于封建时代的道德，今天如有人仍“恋恋不舍”，是“奴隶性未除，不敢以国民自居”的懦弱表现。陈独秀对旧礼教旧道德的批判，他所持的思想武器主要是进化论，同时也含有朴素的阶级观点。

在1916年和1917年，参加由陈独秀发难的批判儒家伦理道德观，为争取个性解放而斗争的，有李大钊、易白沙和吴虞等人。

李大钊以孔子与宪法的关系为题，针对复古思潮展开了批判。他说：“自由为人类生存必须之要求，无自由则无生存之价值。”自由的敌人，“惟皇帝与圣人而已”，“自我之解放，乃在破坏孔子之束制”。而中华民国宪法第十九条竟然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这是对言论、出版和信仰自由的限制。孔子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宪法是“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又说：“余之掊击孔，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这时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另一位猛将是四川成都的吴虞，字又陵(1872—1949)。1905年秋留学日本，就学于法政大学，在学习了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之后产生了反孔非儒思想。1907年毕业回国，曾任成都中学等校教习。辛亥革命前夕，因写文章反对儒教及家族制度，政府下令通缉他。武昌起义后，通缉令不废自废，但吴仍被视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他的文章在成都不能发表。他写的《辛亥杂诗九十六首》寄到日本东京，被陈独秀选载于《甲寅》杂志。当吴虞见到《新青年》抨击孔子的文章，即写信给陈独秀：“读贵报大论，为之欣然”，并告知他“尚有《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儒家重礼之作用》、《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消极革命之老庄》、《读荀子》诸篇，……”陈独秀回信说：“兹获读手教并大文，荣幸无似。《甲寅》拟即续刊。尊著倘全数寄赐，分载《青年》、《甲寅》，嘉惠后学，诚盛事也。”

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发表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一文，综合分析了“四书”、《孝经》、《礼记》以及宋儒语录等书，抓住儒家的“孝弟”与封建家族制的关系，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吴虞论证儒家是以“孝”立教的。“孝为百行之本”。“凡人未仕在家，则以事亲为孝；出仕在朝，则以事君为孝”。孝，是维系封建大家族的灵魂。人在家既然能尽孝道，那他做官以后，也就不会“犯上”，“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是“忠”的基础，是“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其流毒“不减于洪水猛兽”。吴虞非儒的言词甚为激烈，论述“孝”与“忠”的关系，也甚为贴切。

胡适称誉吴虞“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他站在那望不尽头的长路上，眼睛里、嘴里、鼻子里、头颈里都是那迷漫扑人的孔渣孔滓的尘土，他自己受不住了，又不忍见那无数行人在那孔渣孔滓的尘雾里撞来撞去，撞得破头折脚。因此，他发愤做一个清道夫”。又说：“吴先生和我的朋友陈独秀是近年来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他们两人，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成都。”吴先生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为批判旧礼教立下了汗马功劳。

反孔非儒，并非始自于《新青年》，远的不说，且说近代的太平天国就曾经冲击过孔教，但那是站在小生产者立场上所做的事，对于小生产者，正如马克思所论述的，“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当洪秀全撤除了孔子的牌位，又竖起了一个不中不西的上帝牌位。现在陈独秀主撰的《新青年》却摈弃了一切的主宰和偶像，要人们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主宰自己。因此要坚决地破除宗法制度的家族本位主义，立个人本位主义；彻底地批判三纲教义，求个性的解放，这就是《新青年》创刊后所进行的主要的思想斗争。这场斗争的锋芒直指维系封建专制的灵魂。言词既激烈又猛烈，但开展还是顺利的，并没有受到较严重的阻力，政权机关一时也未施行压迫，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君权没有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袁世凯的洪宪帝制不过是82天的短命鬼，虽然封建专制的阴魂不散，且阴风阵阵，但其最上层的实体毕竟死亡了。辛亥革命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开展创造了条件，新文化运动为辛亥革命所不曾完成的任务——广泛地宣传科学与民主进行补课。

发动文学革命 白话文取代文言文

中国古典文学源远流长，硕果累累，是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在封建文人的眼里，只有诗、古文、辞、赋才是文学的正宗，并为少数上等人所专有，至于为“下等人”所喜闻乐见的白话文学，像戏曲、小说和俚歌等，则被视为旁门小道，贬斥于文学殿堂之外。到20世纪初，一些先进分子创办了白话报，如1904年陈独秀主办的《安徽俗话报》，但当时他们都是把白话报当作开通民智的工具，并不是为了改革文学。事隔十年，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时便把改革文学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他认为“旧文学与旧道德，有相依为命之势”，因此，正当批判儒家三纲教义的斗争方兴未艾之际，便与胡适等发起文学革命，以白话文为传播科学民主的工具，把思想解放运动引向了更广阔的领域。《新青年》从第一卷第一号起，即连载屠格涅夫的小说《春潮》，第二号登载了用白话文翻译的王德尔的《意中人》。第三、四号刊登陈独秀撰写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简要地介绍了欧洲文艺思想发展史：在18、19世纪之交“由古典主义(Classicalism)一变而为理想主义(Ramanticism)”，到19世纪之末，“再变而为写实主义(Realism)，更进而为自然主义(Naturalism)”，推崇左拉是“自然主义的魁杰”，易卜生的剧作重在“刻画个人自由意志”，托尔斯泰的著作“尊人道，恶强权，批评今世文明”，明确指出“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主，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

这时，另一位关心中国文学改革事业的是胡适。胡适字适之，生于1891年，较陈独秀少12岁，安徽绩溪人，汪孟邹的小同乡，上海中国公学肄业。1910年，到美国留学，进康奈尔大学农科，不久改入文科。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跟杜威学哲学。他在这年8月写的《如何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一文里，指出古文的文字“乃是半死之文字”，活文字是“日用语言之文字”。同年9月17日赠友人梅光迪诗里写道：“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誓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仗马箠，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

这时陈、胡两人并不相识，但不谋而合，都在思考中国文学的改革问题，因此一经书信往来，便成了好朋友。1915年10月6日，汪孟邹写信并寄《青年杂志》一册给胡适，告诉他这个杂志是皖人陈独秀主编，并向他约稿。12月13日，再次写信给胡适，重申陈独秀约稿之恳切。1916年2月3日，胡适与梅觐庄(光迪)论文学改良，“谓今日文学之大病，在于徒有形式而无精神，徒有文而无质，徒有铿锵之韵貌似之词而已，今欲救此文胜之弊，宜从三事入手：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文法；第三当用‘文之文字’时不可避免之，三者皆以质救文胜之敝也”。同日，胡适写信给陈独秀，说：“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6月间，胡适与友人任鸿隽、杨杏佛等谈改良文学问题时，明确提出“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而“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优美适用。”“吾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文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胡适对文学改革的意见在《新青年》创刊后不久便基本形成了。这些真知灼见使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初期赢得了显赫的地位。

8月13日，陈独秀致信胡适：“尊论改造新文学意见，甚佩，甚佩”，请在“功课之暇”为《新青年》多译像《决斗》(载《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那样的短篇名著，“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这时两人远隔重洋，一个在东半球，一个在西半球，但文学改革的事业把他们联结在一起了。

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发表胡适给陈独秀的信，说：“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曰须讲究文法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这八条意见不啻是文学革命的信号，但胡适觉着自己的意见“或有过激之处”。

陈独秀在复信中说：“承示文学革命对八事，除五、八两项，其余六事，仆无不合十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倘能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其业尤盛。”因此在10月5日又写信给胡适，明确表示“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盼他“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胡适接信以后，对“八事”略加修改和阐述，题为《文学改良刍议》寄给陈独秀，发表于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刍议》中所提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并对八事逐条作了阐述。最后胡适说：吾“远在异国，既无读书之暇晷，又不得就国中先生长者质疑问难，其所主张容有矫枉过正之处，……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

胡适的《刍议》与他给陈独秀的信相比，在用词和行文上都较温和谦虚，他“考虑到那无可怀疑的老一辈保守分子的反对”，因此用了《文学改良刍议》这个题目，“说明是改良而非革命；同时那只是个‘刍议’，而非教条式的结论”，但并不因此而丧失其基本精神。《刍议》中最值得称道的是胡适明确地指出了“吾国言文之背驰”的弊端，主张“言文合一”，以“白话文学”为“文学之正宗”。《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之后，陈独秀紧接着于同年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四点：

一、“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政治界、宗教界、伦理界以及文学艺术“莫不有革命”。我国“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大半原因是“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文学。陈独秀是从革命着眼，为了进行政治思想革命而提出文学革命的。

二、伦理道德的革命已经兴起，文学革命之“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三、简要地分析了中国文学发展史，颂扬“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但被明朝的前七子后七子和桐城派的归、方、刘、姚等此十八妖魔“所厄，未及出胎，竟尔流产”。

四、在文章的结尾处，陈独秀发出了响亮的战斗号召，“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文学革命论》一文，旗帜鲜明，气势磅礴，不啻是文学革命的宣言书，为批判旧文学提供了理论武器，为创立新文学指明了方向。作者无愧是一位老革命党，无愧是文学革命的主将。他把文学革命作为“开发文明”、解放思想和改造国民性的“利器”，同政治革命密切结合起来。《文学革命论》的发表，下达了向封建文学进攻的号令。当时立即响应和投入战斗的有钱玄同、刘半农等人。钱玄同(1887—1939)，原名夏，字德潜，浙江吴兴人，早年留学日本，师事章太炎，中国语言文字学家。他在谈到“应用之文亟宜改良”时，第一条意见就是“以国语为之”。他斥责一味拟古的骈文、散文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刘半农(1891—1934)，名复，江苏江阴人，诗人，语言学家，他对胡适陈独秀的意见“绝对表示同意”，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积极支持这场革命。

胡适在大洋的彼岸美国读了《文学革命论》以后，立即写信给陈独秀，说“前著《文学改良刍议》之私议不过欲引起国中人士之讨论，征集其意见，以收切磋研究之益耳，……适所主张八事及足下所主张之三主义，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胡适的态度是很平和的。

陈独秀的态度却非常坚决和自信，回信说：“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一面说“自由讨论”是学术发达之原则，一面又说“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这话确乎是矛盾的，也很有点霸气，但并非霸道，以暴力压人(本书第一版误为霸道)。在接受“白话文为文学正宗”的前提之下，对文学改革中的许多问题，固然在《新青年》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而那些反对白话文的人并不会由于陈独秀的霸气而停止他们的活动。他们有以写小说进行诬蔑威吓的；有写长篇大论的文章进行反对的，这其中就有陈独秀昨日的友人孤桐先生(章士钊)。陈独秀这个人，只要是他认准了的大事，就执著不放，奋进搏击，一干到底，从不瞻前顾后，怕这怕那。对于陈独秀这种坚定不移的态度，胡适在五年以后回忆起文学革命发难时的情景时，说“他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他的朋友陈独秀……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子”。他的“态度太和平了，若照着他这个态度做去，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这个评论是非常公允的。又过了十多年，胡适再回忆当时的情形说：“这样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又过了三十多年(1959)，胡适在《容忍与自由》一文里，竟批评陈独秀是典型的不宽容，“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这真是时势变幻，昨是今非，褒贬不一。

正当陈独秀积极发动文学革命的时候，蔡元培聘他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北京大学是全国的最高学府，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院长，这为陈独秀开展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社会地位。1917年1月，陈独秀进京就职，居住在东池子箭杆胡同9号(今20号)，这是一座普通的小四合院，陈独秀租居了三间北房，中间用雕花木隔扇分开，两边作卧室，中间会客。

当陈独秀决定应聘北大文科学长一职之后，即写信给胡适，说：蔡校长“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之。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陈独秀与胡适虽不曾见面，确已心仪其人了。

同年7月10日，胡适回国到达上海。然后回绩溪探亲访旧。8月，到旌德去看未婚妻江冬秀，江既想见又害羞躲在房内，不肯出来(同年12月，结婚)。9月10日胡适到北大任教授，讲授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当时原在北大文科任教的有钱玄同、沈兼士、沈尹默。11月，由原北大图书馆主任章士钊“请守常代替吾职之动议，时校长蔡孑民、学长陈独秀，两君皆推重守常”。于是李大钊任此职，后兼经济学、史学教授。再稍后有刘半农、周作人亦在校文科任教。周树人(鲁迅)于1920年来校兼课，主讲《中国小说史》。

1918年1月，《新青年》由陈独秀一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成立了编委会。据沈尹默回忆：“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七人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登载本卷“分期编辑表”，从第一号至第六号分别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编辑。鲁迅回忆：“《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编委聚会的地点，常常是箭杆胡同9号，于是陈独秀的寓所无形中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新青年》编委会是一个相当强壮的阵营。他们大多是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为了提倡科学与民主团结在一起，在蔡元培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方针的保护下，为新文化运动冲锋陷阵，大显身手。

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使《新青年》的影响迅速地扩大了。《新青年》创刊时不过发行一千份，到1917年猛增到一万五六千份。据当时北大文科学生张国焘的回忆：他的同学原来知道这个刊物的人“非常少”，自1917年初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主张以后，“才引起同学们广泛的注意”，“每期出版后，在北大即销售一空”。

与此同时也引起了古文家林纾的不满。1917年2月8日，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了《论古文之不宜废》一文，反对白话文，说“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至于为什么古文不当废除，林纾说“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胡适嘲笑他，古文大家林先生对古文之不宜废，尚“不能道其所以然，则古文之当废也，不亦既明且显耶？”林纾受了一番奚落之后，虽然没有立时发表什么言论，但耿耿于怀，伺机反扑。

过了一年，《新青年》同人仍不见有什么动静，“颇以为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他们为了传播文学改革的主张，引起社会的注意，演了一出双簧戏，即由钱玄同扮作反对派角色，化名“王敬轩”写作《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大放厥词；然后由刘半农撰文，针对“王敬轩”的文章逐点进行批驳。这时有位署名“崇拜王敬轩先生者”的读者看到上述两篇文章以后，写信质问《新青年》：“贵志记者对于王君的议论，肆口大骂，自由讨论学理，固应如是乎！”陈独秀回答说：对于妄人“闭眼胡说，则惟有痛骂之一法”。你对于“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滥用讨论学理之神圣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隐晦，是曰‘学愿’；‘学愿’者，真理之贼也”。双簧戏的做法，不免有些幼稚，《新青年》的朋友也有不赞成的。但这种做法反映了《新青年》同人求战之心切与战必胜的信心，而且他们都是从旧营里走出来的，对林纾一伙人仇视白话文的心理状态和反对白话文的论点是一清二楚的。“王敬轩”这个人固然是虚构的，但那些反对白话文的言论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王敬轩”式的人物。双簧戏仍然有它的文学革命的现实意义。但“胡适大加反对，认为‘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并且不许半农再编《新青年》，要由他一人独编”。沈尹默“对胡适说：‘你不要这样做，要么我们大家都不编，还是给独秀一个人编吧。’”这时“二周兄弟(树人、作人)对胡适这种态度也大加反对，他们对胡适说：‘你来编，我们都不投稿。’胡乃缩手”。1918年6月蔡元培(前排中坐者)、陈独秀(前排右二)与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第四次毕业班师生合影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第二次毕业合影，陈独秀居前排右三

文学革命兴起之后，一时讨论到许多问题，有旧诗、旧戏的改革，注音符号和国语的统一，标点符号，汉文由直排改为横排，汉文是否当废和推广世界语以及对外文的统一译音等问题。但首要问题是以新鲜活泼、言文一致的白话文代替僵尸般的言文背驰的文言文，即以平民文学代替封建文学，将封建贵族从他们世袭的文学领地上驱赶出去。

陈独秀认为推行白话文，“首当有比较的统一之国语；其次则创造国语文典；再次国之闻人多以国语著书立说”。胡适认为提倡新文学的“惟一宗旨”是建设“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真正国语”。“白话能产生出有价值的文学，也能产生出没有价值的文学”，但是“用死了的文言决不能做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这些见解使新文学运动有了更具体明确的目标。

新文学的思想内容是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主义，它的表现形式是言文一致的白话。内容和形式的问题都解决了。因此，文学革命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创作出高质量的作品，这正如陈独秀所说“国之闻人多以国语著书立说”，胡适所指出的死文学“所以还能存在国中，正因为现在还没有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起来代替他们的位置”。有了活文学，死文学“自然会消灭了”。

为了适应这一要求，《新青年》从1918年1月第四卷第一号起，大部分的文章都改用白话，从第二号开始陆续刊登胡适、沈尹默、刘半农写的白话诗。这些作品有助于破旧立新，开创新风，但称不上是上乘之作。真正创作出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划时代意义作品的是鲁迅。

1918年5月15日，鲁迅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愤怒控诉绵延数千年的旧礼教是“吃人的礼教”。“我翻阅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也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他们会吃我，也会吃你，一伙里面，也会自己吃。”“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

鲁迅警告那些封建礼教的卫道士，“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狂人日记》是应科学民主的时代精神的召唤而诞生的，是篇讨伐封建礼教的战斗檄文。此后，鲁迅在《新青年》陆陆续续发表了许多作品，到1921年共发表了50多篇，其中有小说、随感录、政论文、新诗和译文等。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此后，中国出现了一大批新文学作家。旧文学与旧道德、旧思想相依为命。新文学与思想解放运动相辅相成。反对旧道德，提倡个性自由，为新文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新文学一旦兴起之后，便把思想解放运动推向广大的知识青年。陈独秀以写作政论文发动了这场思想革命运动，鲁迅以生动的形象思维、文学作品和短小精悍、富有战斗力的杂感呐喊助威，将这场运动发扬光大。鲁迅是怎么做起小说来的呢？当《新青年》创刊之时，鲁迅在教陈独秀给周启明的信育部任职，公余时研究古碑。他说那时“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与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失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但在《新青年》的启示与鼓舞之下，鲁迅呐喊了。“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

1933年，鲁迅在写作《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时，陈独秀已经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蜕变为托派首领，但鲁迅仍念念不忘的是《新青年》的编辑，“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又说我那时做的小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尊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愿意尊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鲁迅所说的“革命的前驱者”是谁呢？过去人们常说是李大钊。诚然，李大钊是其中的一位，但无可讳言，陈独秀是其中主要的一位。

陈独秀对鲁迅是很敬重的，说他“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很盼望”他“为《新青年》创作小说”。对鲁迅作品的出版，也抱热情支持的态度，通过他和群益书社的关系重印鲁迅的《域外小说集》，还建议鲁迅把发表在《新青年》和《新潮》上的作品，“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可见陈独秀对鲁迅小说的推崇。在鲁迅逝世后，陈独秀仍然称颂鲁迅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他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鲁迅先生是个“有文学天才的人”。

历史每当急剧前进的时期，常常呈现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光彩夺目的景象。他们相知有素，相得益彰。各有其不可抹煞的贡献，随意地拔高一个，贬低或甚而抹掉另一个，都是违背史实的。

廓清愚昧 推倒偶像

科学与民主相辅而行。愚昧与专制相依为命。科学是愚昧的对头；专制是民主的死敌。宣传科学与民主，就必须廓清愚昧，破除封建迷信，打倒一切偶像。

中国民间的偶像，可算是天上的、地下的无处不有，有活着的，有死去的，有由贵重的金石材料精制而成的，也有是由烂泥巴堆起来的，物物都可以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人们的现实生活愈是灾难丛生，人们就愈是匍匐在偶像的脚下，向它三跪九叩，顶礼膜拜，山呼万岁，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虚无缥缈的幻境。即使当人们挣扎于死亡线上，不得不站起来拼死一搏之时，也往往是打着偶像的旗号，好像它真有力量能解救人们似的。

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封建迷信活动随着复古主义思潮的兴起一起泛滥开来。民国初年的上海，阴风飕飕，妖气袭人。道士巫婆纷纷设坛扶乩、装神弄鬼。文化界的一些败类有鬼论者将乩书汇集成册，名曰《灵书丛志》，并进而成立“灵学会”，大肆散播妖言鬼话，蛊惑人心。例如，“圣贤仙人”临坛题诗，竟然能使周末诸子作七言绝诗(七言诗，起于汉末民间歌谣，到唐代大发展，才有七言绝句——笔者)。武松和黄兴同时临坛；“孔圣人张天师传言由山东来”；孟子能书大草(草书在东汉以后——笔者)等。这些荒诞不经的鬼话，并非是为了向人们提供笑料的，有鬼论者正儿八经地认定“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运遂促”，要借神仙鬼怪之力以拯救众生。

国家将亡，必兴妖孽。陈独秀等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起，奋笔疾书，向有鬼论者展开了猛烈的进攻。陈大齐撰写了《辟〈灵学〉》，以心理学、生物学证明“扶乩者所得之文，确是扶乩者所作”。他们若不是有意作伪的“奸民”，就是无意作伪的“愚民”。他们“喜为古人的奴隶，以做奴隶为荣，而以脱离古人绊羁为耻”。因而假冒神鬼之名或借古人的招牌“以自欺欺人”，这是奴隶的劣根性。

陈独秀写了《有鬼论质疑》，全文七百余字。向有鬼论者接连提出了六个质问。陈独秀说：“吾人感觉所及之物，今日科学，略可解释”；而你们却说鬼“非感觉所及，非科学所能解”，那么你们又怎能看见鬼，并闻其声？还说鬼亦“有衣食男女之事”呢？“若谓鬼属灵界，与物界殊途，不可以物界之观念推测鬼之有无”，那么你们见到的鬼为什么竟有“国籍语言习俗衣冠之各别”？“人若有鬼，一切生物皆应有鬼”，为什么你们“只见人鬼，不见犬马之鬼耶”？如果照你们所说“鬼果形质俱备，惟非普通人眼所能见，则今人之于鬼，犹古人之于微生物，……其物质之存在与活动，可以科学解释之当然无疑”。那么“物灵二元说，尚有立足之余地乎”？陈独秀坚持唯物论的一元论，反对物灵二元论，他的质问犹如连珠炮一般射向有鬼论者。

钱玄同着重揭露乩文中关于音韵学方面的荒唐错误，向青年呼吁，“青年呵！如果你还想在二十世纪做一个人，你还想中国在二十世纪算一个国，你自己承认你有脑筋，你自己还想研究学问，那么赶紧鼓起你的勇气，奋发你的毅力，剿灭这种最野蛮的邪教，和这班兴妖作怪胡说八道的妖魔”。

易白沙在《诸子无鬼论》一文中指出：“吾国鬼神，盛于帝王。”君权神授，因而君权高于一切，统治一切。从历史上看，凡鬼神之势猖獗泛滥之时，也就是国家命运告终之时，“自三代以至清季，一部二十五史，莫不如是”。自古以来，“但有以笃信鬼神亡国者，未闻可以救亡者也”。

当时有个叫易乙玄的人，自称“平日主有鬼论甚力”，他读了上面的文章以后，写了篇《答陈独秀先生〈有鬼论质疑〉》，大发鬼论，说什么人居显界，鬼居幽界，“鬼死为人，人死为鬼”。对于这种谬论，陈独秀及时作了反驳。刘叔雅写作了《难易乙玄君》一文，说“所谓幽界，不知究在何处”，如果在宇宙之中，为何不能见到；如在宇宙之外，你是怎么知道的。就按你所说的“鬼死为人，人死为鬼”的逻辑推理罢，现在“显界人口日增，即幽界人口日减，长此不已，有鬼亦终无鬼”了。

易乙玄的文章，最可恶的是玩弄哲学的名词，打着科学的幌子，散发鬼话妖气。针对这一点，鲁迅给予辛辣的揭露和驳斥，他说：“现在一般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于是讲鬼话的人，便想出一个方法排除他。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拉西扯，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鲁迅又说：“据我看来，要救活‘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那种‘孔圣人张天师传言由山东来’的方法，是全不对症；却只有鬼话的对头科学——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学。”

易乙玄的文章不过在鬼脸上涂了几笔油彩，因而更显得其妖形怪状，至于乩书那更是巫师们七歪八扭地画在沙盘上的粗糙的鬼话。只有宗教的教义才是经过精加工而制作成的有体系的神学。但正如陈独秀所指的，“宗教不离神鬼”，“凡言宗教必言神”。他基于这一正确的认识，将同有鬼论者的争论，进一步发展为反宗教的斗争。他在《新青年》的《通信》和《随感录》栏里，发表了许多精辟的非宗教的言论。

陈独秀指出“宇宙间物质的生存与活动以外，世人多信有神灵为之主宰”，他们认为宇宙人生的秘密，非科学所能解释，“决疑释忧，厥惟宗教”，因而把神的意旨奉为不可抗拒的最高意旨，甘愿作他的奴隶。其实凡信仰宗教的人，“必先自欺，始克自解”，而“自欺”与“自解”正是愚昧的表现，迷信的结果。陈独秀认为“真能决疑，厥惟科学”。“盖宇宙间之法则有二：一曰自然法；二曰人为法”。自然法是普遍的、永久的；人为法是部分的、一时的。礼拜耶和华、臣殉君、妻殉夫，诸如此类的宗教道德法律，都是“人为之法，皆只行之一国土一时期，决非普遍永久必然者”。人类社会的发展必将随着科学的日新月异而不断前进，“改正一切人为法则，使与自然法则有同等之效力，然后宇宙人生，真正契合”，这才是人类“最大最终之目的”。

一切宗教，都是骗人的一种偶像。世上“凡是无用而受人尊重的，都是废物，都算是偶像”。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一文中，惟妙惟肖地描绘了偶像的丑态：“一声不做，二目无光，三餐不吃，四肢无力，五官不全，六亲不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音同久)坐不动，十(音同实)是无用。”这明明是个废物，却受人尊重。阿弥陀佛、耶和华上帝、玉皇大帝及其他一切神仙鬼怪，都是无用的废物，骗人的偶像。陈独秀“主张以科学代宗教”，破除迷信，推倒一切偶像，“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

宗教，是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意识中的歪曲的虚幻的反映。神，是人创造的。上天的偶像是现实世界里的偶像的影子。因此，破坏偶像，必须从破坏人世间的偶像着手。陈独秀首先指明“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人们迷信他“是天的儿子，是神的替身，尊重他，崇拜他，以为他的本领与众不同”，其实“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一旦亡了国，像清朝皇帝溥仪、像俄罗斯皇帝尼古拉二世，现在“好像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但是这等偶像一天不破坏，就作恶一天。

陈独秀从君主论述到中国“男子所受的一切勋位荣典”和“女子的节孝牌坊”等也都是偶像，他把破除迷信，推倒偶像与反对儒家的三纲教义结合起来，大声疾呼“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

通常一般人所说的偶像，无非指神仙鬼怪、帝王君权，现在陈独秀认为凡是“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这显然是把偶像的范围延伸扩大了。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陈独秀是一个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的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并具有英勇过人的胆识。

改革北大文科 开辟自由园地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创立于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辛亥革命后，模仿西洋教育制度，于1912年3月改名为北京大学，但换汤不换药，依然是个旧式学校。学校行政由封建官吏所把持，教师大半是出身于举人或进士的老学究，满脑子的封建思想。民国已成立四年，英文教授辜鸿铭还拖着辫子上课，乱发议论，说什么“现在社会大乱，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君主。他说：比如说法律吧，你要说‘法律’(说的时候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说王法(大声，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不行。总之凡是封建的东西，他认为都是好的”。北大学生多数是仕宦子弟，有的带着听差上学，到上课时听差进房屈膝打扦，说“请大人上课”。这些学生吃喝玩乐，上学不过是想混个资格。北京妓院最集中的地方是八大胡同，而逛八大胡同最多的是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一堂(京师大学堂)的人，可见校风是非常腐败的。

1916年蔡元培在法国时，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回到上海时，“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而于自己的名声有碍。……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同年12月26日，蔡元培怀着一颗整顿的决心受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到校视事。蔡校长求才若渴，到校后做的第一件大事是聘请有真才实学的人协助他一同治理北大。

这时，陈独秀与汪孟邹为了开办书局招股的事，于1916年11月26日同车赴京，28日到达，下榻西河沿中西旅馆64号房间。按照他们的计划，拟在京可得10余万元，南方可得数万元，有现金20万元，合之亚东、群益旧有财产约30万元，亦可暂时勉强成立，大扩充尚须忍待二三年也。从这个未来的书局所需资金之庞大，可知陈、汪二人确想在文化出版事业方面大干一番。这个书局后来虽然没有办成，但亚东和群益后来都为传布新文化作出了贡献。正当蔡校长物色文科学长人选之时，陈恰在北京，这一偶然的巧合促成了陈独秀进入全国最高学府，并获文科学长的殊荣。否则，新文化运动也许不会开展得那样快、那样顺利。

当时向蔡校长推荐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沈尹默。沈说：“有一天我从琉璃厂经过，忽遇陈独秀，故友重逢，大喜。……我回北大，……并向蔡推荐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蔡先生甚喜，要我去找陈独秀征求其同意。不料，独秀拒绝，他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另一个推荐人是汤尔和，即汤槱(1871—1940)，是陈独秀留学日本时的同学，留日学生拒俄运动领导人之一。武昌起义后，参加浙江独立活动。后从事医学事业，1913年创办了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并任校长。

蔡元培和陈独秀本来是认识的，1905年他们都在上海加入过爱国协会，从事秘密反清革命活动。但使蔡“最不能忘的，是陈君在芜湖与同志数人合办一种白话报(指《安徽俗话报》)，他人逐渐的因不耐苦而脱离了，陈君独力支持了几个月，我很佩服他的毅力与责任心”，对陈“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当蔡元培与汤尔和“商及文科学长人选”事，汤“推荐陈独秀”，并将十余本《新青年》交与蔡。蔡校长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任文科学长(月薪300元)，并立即去旅馆拜访陈独秀。

那时，陈独秀白天四出活动，晚间看戏，睡得晚，起得迟。“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个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如果论资排辈的话，一位是二甲进士出身的翰林，后弃官不做，到德国留学，通德文，兼通新学旧学，曾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另一位是个秀才。蔡校长礼贤下士之风度诚然令人敬佩，但无疑是独具慧眼，相中了这位《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起初不想受聘，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蔡说：就“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吧”。陈才答应回沪稍稍整理即来京。

陈独秀离沪上任时，邻人岳相如(曾是岳王会会员)“为其饯行”。席间陈说：“我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我试干三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返沪。”

1917年1月，蔡校长呈文教育部：原文科学长夏锡祺辞职。“查有前安徽高等学校校长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此任。”同月13日，蔡校长布告：“兹奉令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据当时文科哲学系学生冯友兰回忆：蔡元培到校后，“没有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什么文告，宣传他的办学宗旨和方针，只发了一个布告，发表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就这几个字，学生们全明白了，什么话也用不着说的”。那时“文科是一个最冷的冷门，因为人们都不清楚文科究竟是干什么的”。而“这个布告一出来，在学生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因为陈独秀显然不是一个准备做官的人。在陈独秀身上，人们也逐渐了解文科是做什么的了”。

当月，陈独秀进京就职。三个月后，高君曼等也来到了北京。

陈独秀任文科学长的“消息传出后，全校震动。青年学生无不热烈欢迎，奔走相告，而教师中的遗老遗少则窃窃私议，啧有烦言”，说“陈先生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任文科学长了。蔡先生对于这些攻击，态度是鲜明的，驳斥是有力的。他说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学，学有专长，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熟习陈先生的人也出来讲话，说他在文字学考据方面有素养，有研究有著作。高一涵先生甚至说仲甫先生讲文字学，不在太炎先生之下。这样众口一辞，才慢慢堵住了攻击者的嘴”。“蔡元培先生萃集的各路人才中，陈独秀先生是佼佼者。当时他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但是，陈这个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才喜欢他，爱护他，蔡先生是最重要的一个。……如果得不到蔡先生的器重、维护和支持，以陈之所短，他很可能在北大站不住脚，而无用武之地。”

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各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于是在北大校园里，既有穿长袍马褂、拖着辫子、怪模怪样的封建遗老辜鸿铭；也有西装革履、风流倜傥的洋博士胡适。有人认为“蔡老先生欲兼收并蓄，宗旨错了”。陈独秀说：“我却不以为然。北京大学教员中，像崔怀庆、辜汤生(鸿铭)、刘申叔、黄季刚四位先生，思想虽说是旧一点；但是他们都有专门学问，和那班冒充古文家剧评家的人，不可同日而语。蔡先生对于新旧各派兼收并蓄，很有主意，很有分寸；是尊重讲学自由，是尊重新旧一切正当学术讨论的自由；并不是毫无分寸，将那不正当的猥亵小说，捧角戏评和荒唐鬼怪的扶乩剑侠，毫无学术的丹田术数，都包括在内。”又说：“今日的保守派，从前也做过革新派(例如康南海等)；今日的革新派，将来也要变成保守派。世界进化的大流倘没有止境，那保守革新两派的争斗，也便没有止期。……”陈独秀赞赏和支持蔡元培的办学方针，并对这个方针作了具体的阐述。他对新旧派的斗争所持辩证的发展观点，也颇富哲理。不过话得说回来，所谓“兼容并包”，固然为那些学有专长的旧派人物，如辜鸿铭等保留了他们在北大既有的地盘，但主要是为新派人物开辟阵地，提供讲坛，传布他们的新学说的。这个方针对新派人物显然是很有利的。蔡元培的治校方针是“教授治校”，有关校务大事，由校评议会讨论决定。评议会相当于后来的校务委员会，由校长、学长、主任教员等自行互选组成，任期一年。1917年12月16日，陈独秀被选为评议员，此外他还曾担任北大入学试验委员会副会长(会长是蔡元培)、北大附设国史馆编辑处纂辑股主任和《北大日刊》编辑等职。蔡元培维护新派人物，新派人物施展他们的才干，支持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

陈独秀上任以后，有职有权。他不开课，专心致力于北大文科的改革。蔡元培对有关文科的“人事、行政，一切由陈独秀先生主持，不稍加干涉”。陈独秀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为文科延聘名教授。当他一旦决定任文科学长，就写信给胡适，劝他“早日回国”，来北大讲授哲学或文学。于是一时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大多荟萃于北大文科。

蔡元培说：“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是陈独秀任文科学长以后，“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文科的改革和整顿首先表现在教育思想、教育方针的变化。在《新青年》创刊以后不久，陈独秀曾发表过专门论述教育方针的文章，指责中国教育的弊端，阐明他的教育主张是自动的，启发的，实用的，全身的；而不是他动的，灌输的，虚文的，单独的脑部教育。他认为高等教育的宗旨不同于一般教育，应当以“研究学理”为主。1918年9月20日，他在北大开学式上演说，指出现在大学生的求学目的“可别为三类：(一)研究学理；(二)备毕业后应用；(三)得毕业证书”。抱第三种目的人“必不多”；第二种目的，“虽不得谓之大谬，而仅能适合于专门学校；惟第一目的，始与大学适合”。为了研究学理，他提出了三项办法：(一)注重外国语。因为“最新的学理，均非中国古书所有”，而译成中文的名著又很少；(二)废讲义，因讲义“不足以尽学理”，教员抱着讲义上课是一种懒惰的表现；(三)多采购参考书。由教员指定参考书之册数、页数，“使学生自阅，而作报告”。这三项具体办法，都贯穿着他的基本教育思想，即自动的，启发的，反对被动的，灌输式的教育。

陈独秀除了抓教育方针以外，他对北大文科教学的改革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扩充文科，增设新系。北大文科原来只有四门(系)，即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国史学和英语。陈独秀任职后，中国文学系于散文、诗之外，增设词、曲、小说。外国文学系于英国文学外，增设法、德、俄诸国文学系，世界语也列为选科，矫正偏重英语之旧习。哲学系于中国哲学、西洋哲学外，又增设印度哲学等。史学系于本国史、西洋史外，增设印度史、东洋诸国史、考古学、古文字学、美术史等课。规模确日见宏大，教授也日益增多。并分别设立哲学、中文和英文研究所。根据学生的外语程度，调整班次，并开设新班。期末考试后，根据学生的考试成绩再作调整。

(二)允许学生自由选修各课，废除一切课程全部必修的规定。北大各学门的课程表本来都订得很死，自选修课增多后，课程表活了。学生各有各的功课表，对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有利。教师怎么讲，可以唱对台戏。学生可以上本系的课，也可以上他系的课。学校四门大开，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所以当时北大有三种学生：一是经过入学考试的正式生；二是未经入学考试的旁听生；三是不要许可自由来校听讲的“偷听生”。

(三)整顿课堂纪律，制定考试制度。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日刊》先后发布了数十份《文科学长白》，针对学生纪律松弛的现象，明确规定学生因病、因事不到校者，须有证明，否则按旷课论。本科、预科各班学生上课均不得迟到。选修课一经选定之后，不得任意更改及旷课。已选定的第二外国语，亦不得中途改易。旁听他门他年级功课的，事先务须审慎，倘报名之后，听讲中辍者一经查出，除追回听课证外，并剥夺其以后请求旁听之权利。规定学生升级、留级、毕业，都以学习成绩为准，经学长亲自审阅，上报学校，而后发给文凭。陈独秀为执行课堂纪律，曾将经常缺课的黎元洪的侄子误认为许德珩，给予记大过一次，后一经发现错误，即“收回成命”，并对许“进行劝慰”。这说明规定的那些纪律并非一纸空文，是严格执行的。

(四)采购图书，广设阅览室，为学生提供学习条件。陈独秀以学长名义通知文科各教员：“文科各门拟各设阅览室”，要教员“将所授课至不可少之参考书(汉文或译文)约需若干部开单赐下，以备采要购置”。

陈独秀在改革文科的同时，也注意到自身的改造。1918年1月19日，蔡元培在北大发起组织进德会，会员分为三种：“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这些戒律无疑是为了增进个人的道德修养，改变腐败不堪的校风。陈独秀性格豪放，私生活也比较放荡，有时涉足于花柳场中。这种事在当时不足为奇，但与新派人物的操行是不相容的。陈独秀为约束自己，加入了进德会，作甲种会员，并被选为进德会评议员。

蔡元培、陈独秀等对北大的改革，自始贯彻思想自由的原则，这就冲破了封建顽固派所设置的种种的思想文化的禁区，向青年学生展现了广阔的学术自由的新天地。他们在推行改革的同时又十分强调纪律。民主主义者并非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任何纪律约束的无政府主义者。北大的改革，提高了教学质量，开阔了学生的眼界，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领域，这对他们接受新事物、新思想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死气沉沉、腐朽不堪的北京大学，一变而为新鲜活泼、民主自由的园地。园丁辛勤耕耘，幼苗茁壮成长。

在这个园地里兼容并包着多种思想派别，就其政治思想的分野而言，有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派；有貌似更为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有1918年冬由李大钊组织的秘密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但科学与民主的思潮毕竟是当时这个园地里的主流。它激荡着青年知识分子的心扉，一旦冲开了长期被封建主义封锁着的思想闸门，他们便迅速地行动起来，结社团，举行集会，积极干预国家大事。

1918年5月21日，北大、高师、高工等校学生2000余人为反对中日协定，破天荒地举行游行请愿。在反对帝国主义的目标下，北大学生邓康(中夏)、黄日葵、许德珩、高尚德、张国焘、段锡朋、易光嶷等，于这年10月13日成立《国民》杂志社，并聘请李大钊为顾问。同时，当文科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发起组织“新潮社”，遇到经济困难时，陈独秀跟他们说：“只要你们有创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于是“新潮社”也于12月3日宣告成立。

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北大的改革、《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文化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及北大学生社团的创立等，都为新文化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19年《新潮》月刊和《国民》杂志的创刊，更使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国民》反帝旗帜鲜明。《新潮》的宗旨“是想把中学生在封建主义顽固分子的毒害下拯救出来”，“对象是小青年”，而《新青年》的对象则“偏重于大青年，高级知识分子”。《新潮》发行数量大，影响广，时人美誉它是《新青年》的卫星。1919年3月，邓康在北大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一时加入的有39人，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他们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作讲演，向平民进行启蒙教育。伟大的五四运动之所以由北京大学学生首先发难，正因为北大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地。中心地里的中心人物，便是陈独秀。

东西文化论战兴起 质问《东方杂志》记者

中西文化论战在鸦片战争后便开始了，有学校科举之争、中学西学之争、旧学新学之争，到《新青年》创刊后又有东西文化之争，真可谓论战迭起，一环接一环，环环相扣。《新青年》创刊后兴起的东西文化论战，无论就其规模之大，或时间持续之久，或论争的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其影响之深远，都超过了以往的历次论战。对于这样一个重大而又复杂的问题，本书不能也不宜详加论述，却又不能略而不述。因为本书的传主是这次论战的肇始者，因此本节文字仅就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至1919年五四之前的论战作一简要的介绍。

这时论战双方的主角和主要阵地，一方是陈独秀和他主撰的《新青年》，另一方是杜亚泉和他主编的《东方杂志》。杜亚泉(1873—1933)，原名炜孙，字秋帆，又署伧父，浙江绍兴人。清朝末年，曾在上海创设亚泉学馆，所发行的《亚泉杂志》为我国最早提倡科学的期刊之一。1903年，任商务编译所博物理化部主任，负责编辑教科书。1912年至1920年任《东方杂志》主编。《东方杂志》是当时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杂志。

在论战未开始之前，双方都在罗列东西文化的差异，并进而比较其优劣。例如，陈独秀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载《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四号，1915年12月15日)，李大钊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载《言治》季刊第三册，1918年7月)，伧父的《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载《东方杂志》第十三卷第十号，1916年10月)，这些文章都是在题目上标明了论述东西文化问题的，当然还有许多文章题目虽未标明，而实际是论述这个问题的。这许多文章中两方意见的代表作，是上面所列举的陈独秀的文章和伧父的文章。

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列举了三个方面：(一)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二)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三)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

伧父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一文中，列举出东西文明的差异：西洋重人为，中国重自然；西洋人生活是外向的，中国人生活是内向的；西洋社会多团体，中国社会无团体；西洋人崇拜竞争之胜利，中国人崇尚与世无争；西洋以战争为常态，以和平为变态；中国以和平为常态，以战争为变态。

他们两人各自列举的东西文化之差异，是否准确，或何者较准确，何者不准确，这且不说，他们两人对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认识不同也勿关紧要。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没能认识到产生差异的真正原因，而是因为这些都不是他们争论之所在，使他们发生争论的是他们对待东西文化的根本不同的态度。

从陈独秀所列举的那些差异中，可以明显地见到他对西洋民族性持赞赏的态度，而对东方民族性则大加责难。他在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时，指出西洋民族是“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而处在宗法制度之下的东洋民族却重忠孝，其恶果有四：“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陈独秀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传统的儒家道德，他认为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亦各成一系，若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也”。要改变东洋民族之根性，必须“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这就是陈独秀对东西文化的根本态度。

伧父却另有一种态度和看法。他认为产生动、静两种不同的文明，是由西洋“动的社会，发生动的文明”，由东方“静的社会，发生静的文明”，两种文明各有流弊。“然自欧战发生以来，西洋诸国日以其科学所发明之利器戕杀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为古今中外“所未有”。因此要国人改变对西洋文明的“盲从之态度”，以吾国固有之文明“救西洋文明之弊”。“西洋文明浓郁如酒，吾国文明淡泊如水，西洋文明腴美如肉，吾国文明粗粝如蔬，而中酒与肉之毒者则当以水及蔬疗之也。”

很显然，陈独秀和伧父在罗列和论述东西文化差异时，最后得出了两种完全相反的结论。这时论战虽未开始，两人是各说各的意见，但论战的阵势已摆开了，一场激烈的笔战马上开始了。

1918年9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上发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一文(以下简称《质问》)，揭开了这次东西文化论战的序幕。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同年4月《东方杂志》第十五卷第四号上伧父的《迷乱之现代人心》及6月第六号上钱智修的《功利主义与学术》两文提出了责难。这两篇文章，尤其是伧父的《迷乱之现代人心》一文，更明确地表述了他对东西文化的根本态度。陈独秀在《质问》一文里，并没有正面地阐述自己的意见，同对方进行辩难，而是整段整段地摘录对方的原文，然后以提出质问的方式来表明自己观点的。因此，笔者在介绍《质问》一文时，自然也要采用整段摘录原文的办法。《质问》全文有16大条质问，其中第9条又包括七点质问，可见是非常重要的，现仅列举数点如下：

伧父在《迷乱之现代人心》一文中，大意谓：“中国周孔以来，儒家统一，思想界未闻独创异说者，此我国之文明，即我国之国基。乃自西洋学说输入，思想自由，吾人之精神界中，种种庞杂之思想，互相反拨，遂至国基丧失，可谓之精神界之破产；……吾人今日迷途中之救济，决不希望陷于混乱矛盾之西洋文明，而当希望于己国固有之文明。”对于伧父的这段话，陈独秀提出质问：

中国学术文化之发达，果以儒家统一以后之汉魏唐宋为盛乎？抑以儒家统一以前之晚周为盛乎？

儒家不过学术之一种，倘以儒术统一为国是为文明，在逻辑上学术与儒术之内包外延何以定之？倘以未有独创异说为国是为文明，将以附和雷同为文明为国是乎？则人间思想界与留声机器有何区别？

近代中国之思想学术，即无欧化输入，精神界已否破产？假定即未破产，……以保存此固有之文明与国基，能否使吾族适应于二十世纪之生存而不削灭？

伧父君谓：“吾人在西洋学说尚未输入之时，读圣贤之书，审事物之理，出而论世，则君道若何，臣节若何，……关于名教纲常诸大端，则吾人所以为是者，国人亦皆以为是，……”伧父君所谓我国固有之文明与国基，如此如此。请问此种文明此种国基，倘忧其丧失忧其破产而力图保存之，则共和政体之下，所谓君道臣节名教纲常，当作何解？谓之迷乱，谓之谋叛共和民国，不亦宜乎？

从以上这些质问，亦可见陈独秀主张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执著精神和反对封建专制反对纲常名教的坚决态度。《质问》一文的末尾写道：“以上疑问，乞《东方》记者一一赐以详明之解答，慎勿以笼统不中要害不合逻辑之议论见教。”

伧父于同年12月《东方杂志》第十五卷第十二号上发表《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一文，可惜，对《质问》一文中提出的多数问题都回避正面作答。但伧父对君道臣节及名教纲常诸大端，则直言不讳，“确认为我国固有文明之基础”。在答复“《新青年》记者谓共和政体之下，君道臣节名教纲常当作何解”时，伧父说：“共和政体，决非与固有文明不相容者，民视民听，民贵君轻，伊古以来之政治原理，本以民主主义为基础，政体虽改，而政治原理不变，故以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为基础之固有文明，与现时之国体，融合而会通之，乃为统整文明之所有事。”把“民视民听，民贵君轻”误视为民主思想，这种看法在旧派人士里是相当流行的。但将封建的君道臣节与民主共和政体相联姻而“融合会通之”，这大概是伧父的创举。且看陈独秀对此如何说法的。

陈独秀于1919年2月15日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发表了《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一文。这篇文章洋洋洒洒长达近万字，题目上虽然标以“再质问”三字，但其写法与前篇不同，重在正面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同伧父辩驳。文章一开头陈独秀自称“记者信仰共和政体之人也，见有人鼓吹君政时代不合共和之旧思想，若康有为、辜鸿铭等，尝辞而辟之；虑其谬说流行于社会，使我呱呱坠地之共和，根本摇动也”。这段话点明了这次论战的政治意义，实质上是民主共和与君主专制之争。批驳了那种由于西洋学术之输入，引起思想界“混乱矛盾，乃至国是丧失，乃至精神界破产”的错误论调。揭露企图实行学术“统整”，是鼓吹妨碍学术自由发展的专制行为，“盖文化之为物，每以立异复杂分化而兴隆，以尚同单纯统整而衰退；征之中外历史，莫不同然”。

当文章谈到上面引的伧父“所谓民视民听，民贵君轻，……”那一段话时，陈独秀不禁叹息：“呜呼！是何言耶？夫西洋之民主主义(Democracy)乃以人民为主体，林肯所谓由民(by people)而非为民(for people)者是也。所谓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所谓民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遗之家产——为本位。此等仁民爱民为民之民本主义，皆自根本上取消国民之人格，而与以人民为主体由民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以古时之民本主义为现代之民主主义，是所谓蒙马以虎皮耳，换汤不换药耳。”陈独秀划清了民主主义与民本主义的思想界限。孟子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民这方面的问题最重要；而社稷，即管山川土地水旱地方的神社问题是次要的；君的问题不大，并不是说民比君更尊贵，民是主人。在整个封建历史时期，任何一位地主阶级思想家，无论他如何进步，都不可能把民看得比君更尊贵。陈独秀对这两种思想的分析和论述，有利于民主思想的传布和对于纲常名教的彻底批判。

陈独秀在回答伧父责难《新青年》记者要“取消”儒家的君道臣节名教纲常的固有文明时，明确地指出：儒家“属中国文明之一部分，而非其全体。所谓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不过儒家之主要部分而亦非其全体。此种过去之事实，无论何人，均难加以否定也。……吾人不满于古之文明者，乃以其不足支配今之社会耳，不能谓其在古代无相当之价值”。陈独秀是以历史主义的眼光来评判固有文明的。

陈独秀的这篇《再质问》一文发表之后，伧父没有撰写文章，再答《新青年》记者。但是东西文化论战远没有结束，这不过是打的第一个回合而已。

创办《每周评论》 奋战顽固派

1918年7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上发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说“本志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有人说：我辈青年重在修养学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何必谈什么政治呢？……何必谈什么政治惹出事来呢？”其实“这些话却都说错了”。国民对政治问题“怎么该装聋推哑”？国人应当“速醒”，对“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要有“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否则“必至永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陈独秀从提倡科学民主，发展到直接干预时政，这是很自然的事。但眼前不得不把对顽固派的斗争放在首位。可是《新青年》是个月刊，出版周期长，且有时不能按期出版，内容多是学术性的大块文章，很难对现实的政治斗争发挥及时的指导作用。

因此，为了创办比《新青年》“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刊物，陈独秀、李大钊等于1918年11月27日在“文科学长室议创刊《每周评论》”。参加这次会议的除陈独秀、李大钊二人外，还有张申府、高一涵、高承元等，会上“公推陈独秀负书记及编辑之责，余人俱任撰述”。编辑所设在沙滩北大新楼文科学长办公室内，发行所在北京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七十九号。

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创刊。它的内容有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评论、读者言论、新刊批评和选论等十二个专栏。《每周评论》完全是个针砭时政的战斗性的刊物，它与《新青年》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协同作战。陈独秀在这个刊物上发表文章时，常署名“只眼”，李大钊署名“常”、“守常”、“明明”、“冥冥”等，胡适、高一涵(涵庐)、王光祈等也常为《每周评论》撰稿。

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对该刊创办三年以来所进行的宣传作了总结，并从根本上反击顽固派的进攻。陈独秀说：“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大义凛然，表现了他反对封建主义的大无畏气概和坚贞不渝的决心。《每周评论》的创刊和《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的发表，震动了整个思想界，引起了封建主义的卫道者极大的恐慌。古文学家林纾终于按捺不住，跳了出来，进行疯狂的反扑，于是同顽固派短兵相接便成了《每周评论》创刊以后的第一个战役。

1919年2月17日，林纾在上海《新申报》发表小说《荆生》。小说中的人物荆生来京游玩，下榻陶然亭之西厢，有铜简一具，重十八斤；另有人物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浙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和狄莫(影射胡适)三人也来陶然亭游览聚会。田其美抨击孔子；狄莫主张白话；……忽然跳出来一个“伟丈夫”荆生，痛骂三人“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猬，泥首不已”。伟丈夫笑骂一番之后，说我今天所以不杀你们，是“留尔以俟鬼诛”。这段文字反映了封建顽固派对陈、胡、钱等人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在小说的结尾处，林纾不禁感叹，“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这种哀叹反映了顽固派的虚弱本质，他们除了谩骂外，拿不出任何像样的论据，因而一开始就力图依靠恶势力压迫新派人物。那位伟丈夫荆生是谁，时人大都认为是指皖系军阀的干将徐树铮。与此同时，京中盛传陈独秀等被驱逐出北大。陈独秀立即揭露：“若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这乃是古今中外旧思想家的罪恶，这也就是他们历来失败的根源。”至于“造谣吓人，那更是卑劣无耻了”！

3月4日，上海《申报》报道：北大教员陈独秀、胡适等四人被驱逐出校，闻与出版物有关。6日又报道：北大自蔡元培任校长后，“气象为之一新，尤以文科为最有声色”。文科学长陈独秀由其同派之学生组织《新潮》杂志，更有《每周评论》之印刷物发行，“其思想议论之所及，不仅反对旧派文学，即于社会所传留之思想，亦直接间接……而加以攻击”，被旧派人物视“若蛇蝎”。传教育部训令北大将陈、胡、钱三氏辞退。这两条消息“驱逐”和“辞退”虽是一时的谣言。但一经《申报》登载，舆论哗然，北京、上海各报纷纷发表评论，立即爆发了一场新旧思潮的激战。

3月9日出版的《每周评论》全文转载《荆生》，同时转载了李大钊发表于《晨报》的《新旧思想之激战》一文。文中严正指出：那些顽旧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不敢光明磊落的站出来，同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陈独秀发表《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汇集了京沪五家大报的评论。上海《时事新报》：“今以出版物之关系，而国立之大学教员被驱逐，则思想自由何在？学说自由何在？……愿全国学界对于此事速加确实调查，而谋取以对付之方法。毋使庄严神圣之教育机关，永被此暗无天日之虐待也。”《中华新报》：“陈独秀等创文学革命论，那般老腐败怕威信扫地，饭碗打破，遂拚为轨道外之反对。”《民国日报》：“自蔡孑民君长北京大学而后，……其出版品如《新青年》、《新潮》等，尤于简陋自封之中，独开中国学术思想之新纪元。举国学者，方奔赴弗遑，作同声之应，以相发辉光大，培国家大本，立学术之宏基，……不图发轫方始，主其事者之数人，竟为恶政治势力所摈。”北京《晨报》虽然知道所谓“驱逐”是谣言，但仍然指出顽旧者“疾视新派，又不能光明磊落在学理上相为辩争，故造此流言”。《国民公报》：“今日之新思想，实有一种不可过抑之潜势力，……孔孟之言，何以不许人有是否其间？昔日帝王实以是术愚民，今而后非其时矣。”更有趣的是一位中学教师以批改中学生作文的笔法，逐段指出古文大家的大作《荆生》，其“文法之舛谬，字句之欠妥”，实在是“批不胜批，改不胜改。设吾校学生作文尽属如此，则吾虽日食补脑汁一瓶，亦不足济吾脑力，以供改文之用”。可见在这场思想激战中，林纾一出场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而林纾于3月18日致蔡元培公开信，说：“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而北大则“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又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买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还说他虽年垂七十，“尚抱残守缺，至死不易甚操”。林纾的顽固不化，于此可见一斑。

蔡元培回信说北大教员并没有以“覆孔孟、铲伦常”教授学生，至于教员在校外“自由发表意见，与学校无涉”。《新青年》也不过“偶有对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北大也没有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蔡元培在回信里反唇相讥，你林纾“曾译有《茶花女》、《迦茵传》、《红礁浆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妇之夫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然则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学校无涉，亦何必强以责任归之于学校耶？”蔡元培既不愿放弃思想自由之原则，也不愿使北大卷入这场斗争，他希望划一条校内校外的界限，区别学校当局与教员在校外言论的责任，因此一再为学校辩解开脱，试图将大事化小。对于这种温和的态度，有人批评说蔡先生“智勇足为大多数人的景仰，而观其此信，尚不敢为真理大义创释放思想之论”，因而感到遗憾。

林纾却不管你什么校外校内，将“覆孔孟、铲伦常”之罪责，首先归咎于蔡元培。他在3月19日至23日在上海《新申报》发表小说《妖梦》。小说里的第一位人物元绪公是白话学堂的校长(影射蔡元培，元绪即乌龟，是骂人的话)，另有田恒为教务长(影射陈独秀)、秦二世(即胡亥，影射胡适)。田、秦二位提倡白话，元绪赞同，最后来了一位妖怪把三人统统吞噬了。林纾对新派人物真可谓恨之入骨。

陈独秀面对守旧派的诬蔑和军阀政府的威胁，毫不畏惧，他于4月13、27日出版的两期《每周评论》上编辑、刊登了《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之舆论》，其中汇集了京、沪、浙、川四个省市14家大报发表的有关这场斗争的27篇文章，共26000余字，其内容：

(一)“学问独立，思想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反对这两大信条，谁就是“学术界之大敌，思想界之蟊贼”，我们必须尽力“与之奋战苦斗”。“新旧两派不能相容，不妨以笔舌相战，以待识者之为公判，今乃欲借政治势力，以压服反对之学派”，其“荒谬绝伦，莫此为甚”。

(二)旧伦理和文言文不适应时势的需要。“所谓固有文化，无非是孔孟的伦理学说”，而伦理学“随着人生的观念，变动不居。……今日何日，岂容闭门独尊，故步自封乎？”有文章向青年指出“这是新旧思想开始的决斗，以后的事还多着呢。……青年的脑筋要冷静，要明晰，要远大，要新鲜，不要被那般守旧派的人迷惑住”。

(三)林纾学风恶劣，“为感情所驱，自陷而为学术界之大敌，思想界之蟊贼”，“鬼鬼祟祟，狐假虎威”，“于自身人格上，贻世人莫大之羞”。北京《国民公报》上一文的作者虽然不承认学说、思潮有新旧之别，但也认为林纾的“信中绝无一句讨论学问的话，都是成见，都是意气”，应该“好好的开导他”。

(四)赞扬和砥砺以陈独秀为首的新派人物，再接再厉，继续奋斗。“凡欲革新一代之思想学术，终不免有忤逆世俗之虞”，“今幸有陈先生辈宁牺牲权利不肯牺牲主义之主张，新学界之士风，当为一振。尤望陈先生……始终勿为威武所屈，而为吾国一洗此虚伪欺诈之积习也”。若先生不幸而被辞退，为主义而牺牲的“真诚纯洁的精神，已彰然流露”。“新学派之声势，必由此而益张然”。驱逐先生，犹如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从此以后之《新青年》杂志发行额必加起几倍或几十倍”。“愿提倡革新诸君，自觉其责任之重，知旧势力之大，力与奋斗，百折不挠……真理所在，生死以之。……最后之胜利，必属于革新之诸君矣！”

这14家大报的言论，不仅是对林纾进行了有力的斥责，更重要的是对《新青年》自创刊以来，提倡科学民主、文学革命所取得的成绩作了一次大检阅。林纾的本意是以古文大家的架势，用诬蔑诋毁的手段，破坏和遏止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而结果却适得其反。舆论界透过这位昏庸老朽王婆骂街蛮不讲理的恶劣手法，愈来愈支持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革新派。但不可忽视的是站在林纾背后的北洋军阀政府的势力。

新旧斗争愈演愈烈，封建官吏出场了。参议员张元奇赴教育部要取缔《新青年》、《新潮》等刊物，否则“将由新国会提出弹劾教育总长案”，弹劾蔡元培，“而尤集矢于”陈独秀。

陈独秀为了减轻北洋政府对蔡元培的压力，特于《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发表《编辑部启事》，正式声明：“《新青年》编辑部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几个在学校做教员，但是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陈独秀和编辑部同人试图以文责自负的精神将所有的攻击引向自身，但这也不能减轻北大所受到的压力，何况北大里的顽固派，他们也早就想把陈独秀驱逐出去了。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是循思想自由之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对于教员在校外生活也取放任态度，他说：“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可见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文化名人中有狎妓、纳妾等风流韵事的并非是个别的，这虽是“堕落”的，蔡校长也不得不“姑听之”。

当顽固派攻击陈独秀覆孔孟铲伦常的同时，抓住他私德不检的缺点，进行攻击。一些无聊的文人添枝加叶，恣意渲染他寻花问柳，这正如陈独秀后来所说大报造大谣，小报造小谣，以此作为攻击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手段。

由于校内外攻击陈独秀的言论日趋激烈，蔡元培于3月26日晚约几位与新文化运动关系诸君在汤尔和家中商议北大事。会上“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但汤尔和“议论风生”，“力言其(独秀)私德太坏”，“如何可作大学师表”，这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汤)议所动”。当初是汤尔和向蔡推荐陈任北大文科学长的，现在又是这个汤尔和力主要北大去陈。

北大学长、教授、主任会原拟定这年暑期后组成教务处，负责全校教学工作，取消各科学长负责制，现在迫不及待地提前于4月8日实施了。推举马寅初为第一任教务长。为封建恶势力的最痛恨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就这样下台了。蔡元培解释说，陈独秀虽不当文科学长，但还是北大的人员，聘为教授，由校方给假一年，让陈于下学年开宋史课。这样做无论是对蔡元培或陈独秀都要体面些。

3月26日晚的会议，胡适不曾参加。事隔六年，他借阅了汤尔和的日记，了解了当时的情况，对这件事作出了评论：“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他不相信那些攻击性的谣言。但陈独秀是“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而‘抓伤某妓下体’是谁见来？”他写信给汤尔和，批评他“外人借私行攻击陈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你却“不能把私行与公行分开，适坠奸人术中了”。你和蔡先生“因‘头巾见解’和‘小报流言’而放逐了一个有主张的‘不羁之才’了”。“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胡适站在自由主义者立场上所作的这番评论是相当中肯的。

强力拥护公理 平民征服政府

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解放了一代知识青年的思想，使他们冲出了封建主义的牢笼，争得了独立的人格。只有这样的新青年才能自觉地勇敢地走向街头、广场，举行游行示威，火烧卖国贼的住宅赵家楼，点燃起五四运动的革命烈火。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那些满脑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男女知识青年，不过是摇头晃脑地哼哼几句古文，写些佶屈聱牙的之乎者也罢了。新文化运动直接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培育了一批反帝爱国运动的中坚分子，伦理的觉悟转化为进行政治斗争的动力，白话文成为爱国运动广泛开展的宣传工具。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时，原以改造青年之思想为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现在他要直接行动，干预时政了。陈独秀无愧于五四运动总司令的伟大称号。

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强行把战败国德国原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交与日本，拒不归还中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1914年6月28日，战争的一方是协约国(英、法、俄)；另一方是同盟国(德、奥、意)。大战发生不久，日本即于同年8月15日对德宣战，乘机占领胶济全线，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1915年5月25日，日本与袁世凯政府签订了“二十一条”。1917年二三月间，日本与英、法、意、俄四国取得了秘密的谅解，四国承认日本在山东的特权。同年8月14日，段祺瑞政府对德宣战，并借参战之名向日本借款，成立了参战军，扩充一己之实力。参战军虽然没有参加对德战争，但有10万华工被派赴欧洲战场，为协约国军队运输弹药给养和修筑工事。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各国为重新分割殖民地的一场恶战，双方都是非正义的。

陈独秀当时并不认识这场战争的性质，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英、法等国，反抗君主制的德国是正义的，他站在英、法一边极力主张中国参战，说“国际今日之抗德，犹如吾国前日之讨袁”，正义在英、法一方，中国加入对德战团后，将来“有列席和议之权，其时发言效力，固必极微，但也较由他国代吾人发言有利”。陈独秀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制，但他不认识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不了解自由资本主义在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之下，早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英、法的民主制与德国的君主制，不过是政体形式的不同，其阶级实质都是对内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对外实行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抢占和掠夺殖民地。当时，陈独秀还不明白这些道理，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推理，因而产生了不切实际的美妙幻想。

1918年11月，世界大战结束，北京各校于14日至16日放假三天，庆祝协约国的胜利。中国是协约国的一员，现在协约国战胜了，那么德国在战前占据的青岛及其他特权，自然应归还中国，人们正是怀着这样的喜悦心情庆祝胜利的，陈独秀也不例外，他认为这次大战是“公理战胜强权”。什么是公理，什么是强权？“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根据这样的认识和推理，他主张“我们东洋各国列席(巴黎和会)的委员，应该联合一气，首先提出‘人类平等一概不得歧视’的意见，当作东洋各国第一重大的要求。此案倘能通过，他种欧美各国对亚洲人不平等的待遇，和各种不平等的条约，便自然从根消灭了”。

陈独秀对外存在严重的幻想；而对内，他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勇敢地提出了“除三害”(军人害、官僚害、政客害)的主张。“中国若不除去这三害”，政治永无清宁之日，“若想除这三害，第一，一般国民要有参预政治的觉悟，对于这三害，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第二，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陈独秀一旦涉足于政治斗争，便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封建军阀，把希望寄托于人民的觉悟和群众的政治运动。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商议对德和约问题。2月20日，国内南北和平会议在上海召开。

巴黎和会自始为英、法、美、意、日五强所把持，这引起了陈独秀的怀疑与不满，说：“难道公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照国力强弱分配权力吗？”“过激派(指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德国工人、军队的起义——引者)的行为，纵或有不是的地方，但是协约国把他们破坏俄、德两大专制的功劳，一笔抹杀，又试问公理何在？德皇未败以前，反对战争始终不屈的，只有李普克尼希一派，从前附和德皇的人，如今却逼迫李普克尼希，而且加害他的生命，又试问公理何在？”陈独秀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信仰，开始发生了动摇。一个多月前，他称赞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14条和平意见，说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好人”。现在认识到14条“多半是不可实行的理想”，嘲笑威尔逊是威大炮。至于他本人所设想的什么“人类平等一概不得歧视”案，自然是丢进了废纸篓里。

对外的幻想破灭了。国内的问题怎样解决。陈独秀在《我的国内和平意见》一文中指出：国内的政治问题，或者是“根本解决”，或者是用“和平方法，调解目前的政局”，但不论用哪种方法，“督军制度若不废去，无论中央或地方，无论南北都是武人世界，一切政治法律，无非是些空谈”。他揭露皖系军阀控制的国防军，“就是参战军的改名，参战军想受日本兵器兵费的接济，便不得不受中日军事协定的约束”。日本是假对德宣战之名，“打算握大陆的兵权”；皖系首领段祺瑞是借中日军事协定，“打算做国中的霸主，……所苦的就是我们四万万被卖的人民”。

此后不久，陈独秀尖锐地揭露，所谓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南北分立”说，其实质是“分裂”、“割据”，他断然指出解决的根本途径，在“铲除南北军阀”。中国要求得真正的和平，“非多数国民出来，用那最不和平的手段，将那顾全饭碗、阻碍和平的武人、议员、政客扫荡一空不可”。

陈独秀的这些意见都发表在五四前夕的《每周评论》上，而新旧思潮之激战也正是发生在这个时候。这证明陈独秀从1918年底至1919年4月，他一方面批判封建顽固派，继续传布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同时也积极地提出了他的政治主张，即依靠人民的力量，铲除军阀势力，根本解决国内问题。民主与科学的传播通过《每周评论》与现实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这使陈独秀愈来愈赢得青年的信仰和爱戴。他的言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据当年北大预科学生罗章龙回忆：五四时陈独秀“一再强调，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他的这些言论非常符合当时激进青年的心意。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亦步亦趋团结在他的周围。正是在他这些号召的鼓动下，易克嶷、匡互生、吴坚民、宋天放、李梅羹、王复生、刘克俊、夏秀峰、张树荣、吴慎恭、吴学裴、王有德和我等各院校的青年学生，在五四前夕，秘密组织了一个行动小组”。这个小组对五四运动的发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巴黎和会，完全是帝国主义各国分赃的会议，英、法等国代表不顾中国代表一再的要求，悍然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全部转让与日本，这使中国人民的感情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与挫伤，青年知识分子尤其义愤填膺，怒火中烧。1919年5月2日，北大学生两千余人举行集会抗议。3日，北京各界纷纷集会，讨论山东问题的对策。4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二十号上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指出国内的南北和会，“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若是靠“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没有好结果”。这篇短文充分证明了陈独秀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局的幻想，即所谓公理战胜强权，完全破灭了。而幻想产生于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迷信，因此幻想的破灭必将促使他对资产阶级民主制进行再认识，迫使他回答为什么他所崇拜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家一味地侵略中国。也就在这个时候五四运动爆发了。陈独秀以全副精力投入反帝爱国运动。

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为解决山东问题，举行示威。他们高举大旗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广场汇合，旗上大书“外抗强权，内除国贼！”“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青年学生一马当先，爱国运动风起云涌，迅速波及全国20多个省市的大小城市，单是山东一省，先后便有30多座城市的学生和市民投入斗争。6月3、4两日，北洋政府滥捕学生多达800余人。5日起，上海实现了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参加罢工斗争的工人约六七万人。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反帝爱国运动的主力军。运动的中心从此由北京移到了上海。

从5月4日到6月上旬，《每周评论》用全部版面报道运动发展的情况，并连续出版了第二十一号(5月11日)、二十二号(18日)、二十三号(26日)三期“山东问题”特号，详细报道5月4日学生游行时悲愤激昂的情绪——“不复青岛宁死”，“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全文刊登《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系统地介绍了青岛问题的来龙去脉，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报道巴黎和会上青岛问题交涉失败的经过，揭发日本代表在和会上飞扬跋扈的嚣张气焰，及时向全国人民指出现在和约已成，惟一希望是我国代表拒绝签字，从而掀起拒签和约的斗争。报道北京学生被捕及遭受迫害的情况，和北京各界对学生的支援。《每周评论》第二十二号还增刊四版，刊出《特别附录——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指出公众的示威运动是国民“应有的权利”，“是合乎正义的”，不受“反乎人道正义”的法律制裁。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彼卖国之贼、残民之官及奸淫焚掠暴戾恣睢之武人，皆享有自由违法之权”，为何独对学生执法如山！五四期间的《每周评论》的确起了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的鼓动作用。

从5月4日至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随感录》。在《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造成这根本罪恶的人是谁？》一文中，说曹、陆、章固然有罪恶，但“根本罪恶还不在曹、陆、章诸人”。“拿军事协定和济(南)顺(德)、高(密)徐(州)的合同，去换军械军费杀南方的百姓”，并不是日本用兵力胁迫的，“参战借款和济顺、高徐的垫款，都不过因为区区日金2000万，便把重要兵权和山东权利轻轻送与日本，这是什么勾当？”“我们中国现在有什么力量抵抗外人，全靠国民团结一致的爱国心，……仅此一线生机，政府还要将他们斩尽杀绝，说他们不应该干涉政治，把他们送交法庭讯办。”造成对日外交失败的根本罪恶的人到底是谁？不言而喻，陈独秀把群众对曹、陆、章的痛恨情绪引向了掌握中央大权的北洋军阀政府，以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

在《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一文中，开篇第一句话：“呵！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因此，我们要实行民族自卫主义。“若因民族自卫，就是起了黑暗的无人道的战争，我们都不反对。”日本侵害了东三省，又侵害山东，“这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存亡问题，……无论是学界、政客、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出来反对日本及亲日派才是。万万不能……袖手旁观”。若还“帮着日本人说学生不该干涉政治，不该暴动”，这种人简直“是下等无血动物”。这篇文章不仅有很大的鼓动性，而且主张用暴力实行民族自卫。

陈独秀以暴力进行民族自卫的思想，在《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一文里更明确了。他指明所谓彻底的觉悟，“(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公理是不能够自己发挥，是要靠强力拥护的”。俄、德两国的皇帝都是用强力把他们打倒的。中日两国的军阀都是两国平民的敌人。“我们不主张用强力压人，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抵抗被人所压”。中国政治问题“根本救济的方法，只有‘平民征服政府’。由多数的平民——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团体——用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叫那少数的政府当局和国会议员，都低下头来听多数平民的命令。无论内政、外交，政府、国会，都不能违背平民团体的多数意思”。“由这彻底的觉悟，应该抱定两大宗旨，就是：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

陈独秀从误认为协约国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觉悟到“现在还是强盗世界”，并主张用“强力拥护公理”，甚而不惜兴起民族自卫战；从幻想用和平调解的方法进行废督裁兵，进而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民征服政府”，可见在五四前后短短的几个月里，他的政治思想较创办《新青年》时，有了明显的发展与进步。对外，以“强力拥护公理”，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平民征服政府”，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显然是后来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雏形。

这时，陈独秀的思想发展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即当他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开始怀疑和不满的时候，他对解决国内问题的政治主张，却更加坚定地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他所反对的目标从批判儒家学说上升到封建的中央政权机关，并力图依靠平民去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这个奇特而又似乎矛盾的现象，正是20世纪10年代末，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激进民主主义者的思想特点。他愈是真诚地追求民主自由，就愈是怀疑西方的民主制度。怀疑，将促使他们去寻找救国救民的新道路，而在人类政治思想发展的阶梯上，与激进民主主义最接近的是社会主义。关于这个问题，本书将另列专节论述，这里且按下不表，继续介绍五四运动的情况。

上海实现三罢斗争以后，有许多城市的工人、市民积极响应，这使北洋政府受到了很大的压力。6月10日，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被迫下令，准曹、陆、章三人“辞职”。28日，协约国对德和约签字，和约中规定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一概让与日本，中国代表拒绝签字。五四运动，就其狭义的政治斗争而言，至此即告一段落。

而新文化运动却借政治斗争的浩大声势，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席卷全国大中城市，甚至波及一些城镇，无数的知识青年通过政治斗争的实践，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就以白话报刊来说罢，陈独秀、李大钊主办的《每周评论》是青年“欢喜无量”的“明灯”。仅在北京一地就发行5万多份，其“议论之精辟，叙事之简洁为全国新闻之冠”。它对五四运动的发动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和指导作用。因此，北洋政府对它恨之入骨，终于在1919年8月30日，《每周评论》出版第三十七号时，把它查封了。

但是一场伟大的政治运动，它在文化思想上所产生的影响，是无论怎样也封锁不住的。在五四运动中，白话文为传播新思想，进行群众性的政治宣传，大显神效。白话小报、白话传单风行各地，有人估计1919年“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内中上海的《星期评论》、《建设》、《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都有很好的贡献”。“全国各埠，大约有五种报纸，仿《每周》的体裁”。长沙的《湘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这两个周刊形式上，精神上，都是同《每周评论》和上海的《星期评论》最接近的”。一年之后，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可算是三个最重要的白话文机关”。“国内几个持重的大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也都渐渐的白话化了”。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到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规定，中小学开始使用白话的语文教材。新文化的传播促进了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而五四运动把新文化普及到全国城市里的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也朝着一个更高的崭新阶段节节向前发展。

散发《北京市民宣言》 被捕与营救

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被迫于5月9日晨秘密离京。陈独秀在沪上的好友料到他“在京必多危险，函电促其南下”。他气愤地回答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

6月3日，北京学生团又上街演说，军警狂捕学生170余人，监禁在北大法科的讲堂里，其中大部分是北大学生。4日，又有700多学生被捕，关押在北大理科校舍，全国最高学府一时变成了拘留所。

这么多的学生被捕，自然会引起陈独秀的关切。6月8日，他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全文如下：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这篇文章虽不满100字，但富有哲理，字里行间洋溢着战斗的激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

陈独秀敢说敢做，他领导了五四运动，而群众运动也推动着他奋勇前进。他认识到五四运动与过去的爱国运动不同，它“特有的精神”是直接行动与牺牲精神。所谓“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持，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在群众运动的鼓舞之下，陈独秀以一位普通战士的姿态“直接行动”起来了。他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交由胡适，把它译成英文”。在夜里同高一涵一起到嵩祝寺旁边一个为北大印讲义的小印刷所去印刷。印完时，已深夜一点多钟。两位印刷工人“警惕性很高，把《宣言》印成后，又将底稿和废纸一概烧得干干净净”。《北京市民宣言》(1919年6月9日)只有一页的篇幅，上半部为汉文，下半部为英文，全文如下：

中华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

(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2)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两机关。

(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劝，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各处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传布)《北京市民宣言》可以看作是陈独秀的“平民征服政府”的纲领。它的第一条和第二条里的免除曹、陆、章三人的职务，以及第五条，都是当时舆论界的普遍要求，引人注目的是第三、四两条。这两条是专门针对皖系军阀的暴力机关的。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心腹，这时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司令。段芝贵任京畿警备司令、陆军总长。王怀庆任步军统领。这三个人都操有重兵，是皖系军阀的重要成员。《宣言》要求罢他们的官，驱逐他们出京，取消反动的暴力机关，将京师警察厅直辖的保安队(有步队六、马队一)“改由市民组织”，以维持北京的治安，这对皖系军阀等于釜底抽薪，推倒他所执掌的中央政权。这些要求在当时虽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它反映了陈独秀的高昂的战斗激情。《宣言》印好以后，陈独秀亲自去散发了。据高一涵回忆：他和陈独秀一起到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乘吃茶的人离开茶座时，把《宣言》“放在没有人的桌子上，用茶杯压好，等到吃茶的人回到原桌子来，看到传单，读后大声叫好，拍手欢呼”。6月11日下午，陈独秀约高一涵、王星拱(北大理科教员)、程演生(北大预科教授)、邓初(内务部佥事)四人，到香厂新世界附近一个四川菜馆子浣花春去晚餐。餐后，陈独秀、邓初和高一涵三人上新世界去散发传单，王星拱和程演生往城南游艺园去散发传单。陈独秀等到新世界后，“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发传单”。陈独秀和高一涵“两人只得上新世界屋顶花园，那里没有游人，也无电灯。这时刚看到下一层露台上正放映露天电影，就趁此机会，把传单从上面撒下去”。不料，身着白帽西服的陈独秀，一来到新世界因“上下楼甚频，且其衣服兜中膨满”，就引起了暗探的注意和跟踪。当晚10时，当陈独秀散发传单时，立即被拘捕。夜十二时，军警百余人荷枪实弹包围陈的住宅，破门而入，陈的眷属从梦中惊起，当即被搜检拿去信札多件。12日，外右五区警察署提讯陈独秀。陈说：当蔡校长在校时，我请假回安庆，于前几日来京。“路过上海时，经1919年，陈独秀亲自起草并散上海学生联合会友人徐姓交给我这传单发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一千四五百张，叫我到北京散布。本月十一日上午十(点)钟，我将这传单送到北京学生联合会四五百张，交给不知姓名高等师范学生收讫”。晚九十点钟，“我到新世界散布传单，已散去数十张，……”如此这般地编造了一套供词。除了不得不承认散发《宣言》外，其他如请假回安庆、上海友人徐姓及不知姓名的高师学生等，全是欺骗警署的无头案。

陈独秀被捕以后，李大钊“非常着急”，立即找学生罗章龙等设法营救。“大家想出来的办法，首先是将陈独秀被捕消息告诉全国人民，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使北洋政府有所顾忌，不敢胡作非为”。

13日，北京《晨报》首先披露陈独秀被捕消息，各地大报都相继报道。15日，上海《民国日报》指出：当此“人心浮动一时，政府苟有悔祸之诚心，不应对国内最负盛名之新派学者，加以摧残，而惹起不幸之纠葛也”。17日，《申报》登载《北京之文字狱》一文，指出这次学潮的原因之一，是政府“利用黑暗势力，以摧毁学术思想之自由”，而今逮捕陈独秀，“乃又扬煽其波，激之使动，树欲静而风又来，是诚何心耶？”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使舆论界大为震惊，各省各界函电交驰，纷纷为陈辩白，吁请政府当局立予开释。综合当时报刊及档案的有关资料，可分作以下几个方面介绍。

一、学界：有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北大全国校友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等团体积极进行营救活动。北京学联于15日致函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说：“近闻军警逮捕北京大学前文科学长陈独秀氏，拟加重究。学生等期期以为不可，特举出二要点如下：(一)陈先生夙负学界重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倘此次以嫌疑遂加之罪，恐激动全国学界再起波澜。当此学潮紧急之时，殊非息事宁人之计。(二)陈先生向以提倡新文学新思潮见忌于一般守旧学者，此次忽被逮捕，诚恐国内外人士疑军警当局有意罗织，以为摧残近代思潮之地步。现今各种问题已极复杂，岂可再生枝节，以滋纠纷。”函中措词以鼓动性威胁性的口气，对当局施加压力。并致上海各报各学各界电：呼吁“设法援救，并希国人注意”。

二、教育界：有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等九个单位40人，和民国大学、新华商业专门学校、私立毓英中学等七个学校29人，分别于16、20日联名呈警察总监，准予保释陈独秀。这69人中有名教授、中学教员；如马叙伦、王星拱、马寅初、何炳松等；有许多新派人物，但也有旧派人物，如刘师培等。呈文中说：陈独秀“诚不免有越轨之嫌，然原其用心无非激于书生爱国之愚悃，……可否于陈独秀宽其既往”，交保省释。其措词和语气都较学界缓和许多。

三、安徽各界：陈独秀是安徽人，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也是安徽人。于是旅京皖人(安徽同乡会)和旅沪皖人(安徽协会)通过同乡关系，纷纷为营救陈独秀奔走说项。其中有陈独秀的好友，有与陈素不相识的人，也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永概等。他们认为陈独秀“平时激于爱国之忱，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吾等“与陈君咸系同乡，知之最稔”，恳请准予保释。安徽省长吕调元也致电吴炳湘：“怀宁陈独秀好发狂言，书生结习。然其人好学深思，绝于过激派无涉，……务乞俯念乡里后进，保全省释。”这位官老爷一面训斥陈独秀，一面为他说情。

四、上海各界：国民大会上海干事部、中华工业协会、江苏省教育会也都纷纷发表函电，要求释放陈独秀。工业协会致北洋政府电：“共和国家人民，均有言论自由著作之权，载在吾国临时约法。陈君提倡新思想，著书立说，无非研究学理关系，……亦适合共和国民思想自由之心理。兹值全国人民愤激甫息之时，当局岂可遽兴文字之狱”，务恳“立予释放，以全士气，而救国危”。

五、社会名流：有章士钊、广东军政府主席总裁岑西林，还有对五四运动持反对态度的田桐也都致电政府，要求释放陈独秀。

在营救陈独秀出狱的活动中，必得要说一说孙中山的作用。

当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孙中山并未予以多大的关注。1917年8月，他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非常会议，联络滇军和桂军成立了军政府，举起护法旗帜，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中进行着捍卫共和的斗争。当五四运动爆发，并推动新文化运动进一步开展之后，孙中山满怀革命豪情，高度评价和赞扬群众爱国运动，说：五四以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镕之功”，“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各种刊物“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受绝大之影响。……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孙中山透过新文化运动和群众反帝爱国斗争，进一步认识到“欲收革命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中国“欲图根本救活，非使国民群怀觉悟不可”。于是孙中山在1919年6、8月先后指派戴传贤和朱执信筹办《星期评论》(创刊于1919年6月8日)和《建设》杂志(创刊于1919年8月1日)，同《新青年》协同宣传新文化。就在这个时候陈独秀被捕了，这当然要引起孙中山极大的关注。

因此，孙中山在上海一见到北京政府的代表许世英，就说：“独秀我没见过，……你们做得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你们也不敢”杀死他。“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做着吧！”许世英连忙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孙中山以他在政界显赫的声望和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此器重和声援还没见过面的陈独秀，正因为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孙中山的一席话对于营救陈独秀出狱所起的作用，决不亚于当时进步社团所发的函电。

北洋政府逮捕陈独秀，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参与营救活动的有各阶层的人士，他们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学术观点，但绝大多数人是支持新文化运动的。逮捕陈独秀不仅未能阻止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反而通过营救活动宣传了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功绩。李达说：“陈先生是一个极端反对顽固守旧思想的急先锋，……他的文字，很有价值，很能够把一般青年由蒙眬里提醒觉悟起来。”“我们对他应该要表两种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拚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吃苦’的人。”辛白作诗《怀念陈独秀》：依政府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三十号发表《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说有位读者来信说：“我们对于世界的新生活，都是瞎子。亏了贵报的‘只眼’，常常给我们点光明，我们实在感谢。现在好久不见‘只眼’了。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

毛泽东，一年前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非常崇拜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这时已成长为湖南地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于1919年7月14日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全文转载了《北京市民宣言》，报道了京沪等地的营救活动。在谈到陈独秀时，毛泽东说：

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不晓得民主究竟是什么的结果。陈君平日所揭的，就是这两样。

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了上述那许多文字，不仅要证明陈独秀被捕与营救的活动，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还要说明在当时那么多的营救的函电、宣言和文章，以毛泽东这篇作品为最好，虽然文字不长，却深得新文化运动的精髓，指出人民思想的空虚和危险在于“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毛泽东正是基于对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的深刻的理解，才能对他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思想界的明星”，“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逮捕与营救，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使陈独秀的革命形象更加高大光辉了。事过26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作“七大”工作方针讲话时说：“五四运动有中国最觉悟的分子参加，当时觉悟分子有陈独秀、李大钊……是代表左翼的。”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这些评价是符合史实的。

1919年9月16日，京师警察厅司法处再次提讯陈独秀。陈具结：“前因为人散发传单，破坏社会道德，实属不知检束。自被查拘，颇为觉悟，以后安心问学，并在北京就正当职业，以谋生计，不再作越出法律范围举动。”这段文字，除了最后一句话“不再作越出法律范围举动”有特定的含义外，其余一概是文字游戏。政府当局迫于舆论的压力，“照豫戒法办理”，只得于当日下午4时将陈独秀释放。这天北大同学会召开欢迎会，欢迎陈独秀出狱。陈独秀要好的朋友，“在他被捕那日吃的馆子名叫‘浣花春’里，预备了两席酒，请他们夫妇两个一块儿去，开了一个大宴会”，大家高兴，闹热，直到一点多钟。

陈独秀被关押了98天，在押期间，“因粗食，故胃肠受病”。获释也未得到完全的自由，每月都有警官来“视察”，并填写《受豫戒令者月记表》，说什么“行为安详，闭户读书”，“拜客数次，行动尚知检束”，等因奉此，上报了事。其实，陈独秀在获释后的两周，便出席了北大学生的慰问、欢迎会，表示对北大师生的谢意。10月12日，参加《国民杂志》社周年纪念会，并发表演说，称赞该社同学为五四运动“出力独多”，指出“此番运动，实为国民运动之嚆矢，匪可为与党派同日而语”。可见陈独秀并没有完全受豫戒令的约束。

为欢迎陈独秀出狱，《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发表了刘半农、胡适、李大钊和沈尹默写作的白话诗。李大钊的《欢迎独秀出狱》第一首写道：“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于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屈服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第二首：“……相别才有几十日，这里有了许多更易：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我们的报(指《每周评论》——引者)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每周评论》于1919年8月31日被查封——引者)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惜，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第三首：“……有许多好的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了监狱，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李大钊这三首诗，感情真挚，思想性强，堪称这时白话诗的佳作。它既表达了陈独秀的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及其在新文化运动中所处的地位，又反映了他被捕前后的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东西文化再论战 批评新旧调和论

1919年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以后，由西方引进的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更加猛烈地开展起来，更加猛烈地冲击着东方固有的旧道德旧文化。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却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文明的弊端暴露无遗。在这种情况下，东西文化再次发生论战，这次争论的中心是新旧调和问题。

首先系统地提出新旧调和论的是章士钊。1919年9月，他在环球中国学生会演说《新时代之青年》(后载于《东方杂志》第十六卷第十一号)，他认为“宇宙之进步，……乃移行的而非超越的”。也就是说世间万事万物的进化“是新旧杂糅”的，是“调和”的。“调和者，社会进化至精之义也，……故今日之为青年者，无论政治方面，学术或道德方面，亦尽心于调和之道而已。万不可蹈一派浮薄者之恶习，动曰若者腐败当吐弃，若者陈旧当扫除。”章士钊又说：“物质上开新之局，或急于复旧，而道德上复旧之必要，必甚于开新。……旧者，根基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不迎新之弊，止于不进化，不善保旧之弊，则几于自杀。”章士钊对待新与旧，貌似公正，实则偏袒旧，偏袒于道德上的复旧。

章士钊是陈独秀的朋友，且非泛泛之交，两人在辛亥革命时期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尤其是在编辑《国民日日报》时期，交往最为亲密，昼则对掌辞笔，夜则抵足而眠。现在这一对友人在对待新、旧文化的根本态度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以章士钊的调和论的观点去观察和检验新文化运动，那真是方枘圆凿，格格不入。章、陈二人虽都很重视旧道德，但两人的动机不同，目的相反。章氏之重视是为了道德的“复旧”，而陈氏却把破除纲常名教作为思想革命的攻坚战，认为“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章氏重视道德是为了新旧道德的调和，而陈独秀认为“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吾人只得任取其一”。新文化运动正是在陈独秀等人的坚决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指导之下兴起和发展的。但也正是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对于旧道德的批判，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于是产生了新旧调和论。

章士钊的调和论一出，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论，有反对的，有赞同的，双方撰文立说，互相辩难，于是展开了东西文化又一回合的论战。

首先对调和论表示异议的是章士钊的另一位朋友张东荪。他不同意章士钊的“移行”进化说。他认为进化“只有突变与潜变，而没有移行。譬如我们鼓吹新思想便是创造潜变(下变的种子)，决不能与旧的调和，一调和了，便产不出变化，……调和潜变便是消灭潜变”，但等到新思想成熟了，“突变以后可以调和”。张东荪在《答章行严君》另一篇文里更明确地写道：调和论最危险，当思想还处在潜变时代，“一经调和，那未成熟的新思想便消灭了”。在社会“未改造以前，一讲调和，就把改造的动因消灭了”。

蒋梦麟认为“新思想是一个态度”。“‘旧’是对于这新态度的反动，……两个学派之中能容纳调和论，新旧之间是用不着调和派”的。

张、蒋二人都不同意章士钊的调和论，他俩都着眼于保护新的，发展新的，但并不一概地反对调和。

伧父接过蒋梦麟所谓新思想的话头，说：今天倡导新思想者所谓的“新思想”，即“非新也”，也“非思想也”。他们“唯一之主张，为推倒一切旧习惯”。但他们“决不能达其目的。盖旧习惯之破坏，乃新思想成立后自然之结果。新屋既筑，旧屋自废；新衣既制，旧衣自弃。今不务筑新屋，制新衣，而惟卷人之茅茨而焚之，剥人之蓝缕而裂之，……安有不起与之反抗者？”

伧父将新旧的蜕变，特别是将新旧两种思想文化的复杂演变关系，简单地比喻为新屋旧屋、新衣旧衣的替换，这显然是一种机械的先立后破论。若以这种理论为指导，就不必批判纲常名教，新道德即可蔚然成风，不必反对文言文，白话文即可盛行无阻。但事实上这是完全行不通的。常言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而先立后破论的实质是抗拒新的，维护旧的。伧父就根据这种错误的主张，指责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不建设新的，只破坏旧的，烧人家的茅屋，撕剥人家的旧衫。伧父虽未指明被攻击者的姓名，但总少不了陈独秀吧！

伧父的论述如果说过于简单的话，那么另一位赞同调和论者陈嘉异却列举了自然界的许多现象，力图证明“调和之功用本宇宙万有一切现象所不可须臾离者，否认调和是无异否认宇宙之差别相”。

除了以上几位参加这次论战的，当然还有人发表文章申述自己反对或赞同调和论的意见的。而且在争论中越来越涉及哲学上的许多问题。如，量变与质变、发展与继承、物质与道德的关系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在未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前是不容易得到正确解释的。可喜的是就在双方互相质疑辩难，各不相让之时，李大钊于这年的12月在《新潮》第二卷第二号上发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这是一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评论东西文化问题的文章。

李大钊也是章士钊的朋友。李的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章的“物质上开新之局，或急于复旧，而道德上复旧之必要必甚于开新”的论调进行剖析和批评的。文章首先介绍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物质与精神的基本观点：

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当物质经济发生变动时，精神也随之发生变动。就物质而论，只有开新，断无复旧；就道德与物质的关系论，只有适应，断无背驰。道德是精神现象的一种，精神现象是物质的反映，物质既不复旧，道德断无单独复旧的道理；物质既须急于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因为物质与精神是一体的，因为道德的要求是适应物质上社会的要求而成的。

李大钊坚持唯物主义一元论，批判了道德复旧论，同时也简捷地指出，物质开新之后，要求有适应于新物质的新道德，因而新旧道德调和论也是错误的。

这场论战从1919年9月起，持续了三四个月之久，直到这年年底，陈独秀才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随感录》栏里发表《调和论与旧道德》，而且是“简单说几句”的一篇短文。这是为什么？

这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9月16日，出狱。出狱后也并未获得人身的完全自由。因此，这年的下半年是陈独秀写作的淡季，这是他迟迟未投入这次论战的一个主要原因。

陈独秀的这篇短文一开头便指出：“现在社会上有两种很流行而不祥的论调，……一是不比较新的和旧的实质上的是非，只管空说太新也不好，太旧也不好，总要新旧调和才好；……一是说物质的科学是新的好西洋的好，道德是旧的好中国固有的好。这两层意见和我们新文化运动及思想改造上很有关系，我们应当有详细的讨论。”可见陈独秀是为了捍卫和发展新文化运动才写作这篇短文的。

陈独秀认为新旧调和“是思想文化史上的自然现象”，但他紧接着便写道“这种现象是文化史上不幸的现象，是人类惰性的作用”的结果。“惰性也是人类本能上一种恶德，是人类文明进化上一种障碍。新旧杂糅调和缓进的现象，正是这种恶德这种障碍造成的。所以新旧调和只可说是由人类惰性上自然发生的一种不幸的现象，不可说是社会进化上一种应该如此的道理。若是助纣为虐，把他当作指导社会应该如此的一种主义主张，那便误尽苍生了。”陈独秀还以货物买卖为例说明，讨价10元，还价3元，结果是5元；若讨价5元，结果不过2元5角。惰性作用也是如此。改新的主张十分，社会惰性只能承认三分，结果是五分；“若是照调和论者的意见，自始就主张五分，最后自然的结果只有二分五，如此社会进化上所受二分五的损失，岂不是调和论的罪恶吗？”简单地说，陈独秀认为新旧调和现象是存在的，但是不幸的；调和论是错误的，持这种主张反而会使不幸的现象更加不幸。陈独秀反对调和论的态度是明确的，但把调和的不幸现象归咎于人类惰性的说法却未必确切。

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在谈到中国旧道德时，他照例对中国固有的忠、孝、贞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说道德是旧的好，“简直是梦话”。

在谈到西方社会的道德问题时，陈独秀指出“西洋的男子游惰好利，女人奢侈卖淫，战争罢工种种悲惨不安的事，哪一样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造成的？现在他们前途的光明，正在要抛弃私有制度之下的——个人——阶级——国家利己主义的旧道德，开发那公有、互助、富于同情心、利他心的新道德，才可望将战争、罢工、好利、卖淫等悲惨不安的事止住。倘若他们主张物质上应当开新，道德上应当复旧，岂不是‘抱薪救火扬汤止沸’！”

笔者以为陈独秀的这一段言论里，引人注意的并不在于他反对道德的复旧，因为他早已用实际行动反对旧道德了；而在于他谈论旧道德时联系到了私有制度。读者想必还记得在“五四”前那次东西文化论战时，陈独秀在论《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里，盛赞西洋民族的精神，而现在他不仅指出西洋社会道德的弊病，而且指明这种种弊病都是私有制度造成的。因此要革除旧道德就必须在物质上首先开新，抛弃私有制度。这一认识对于1919年底的陈独秀很可能是蒙蒙眬眬的，不过毕竟有了这样的思想闪光。因此，当这次关于新旧调和论的论战在1920年继续进行的时候，这时的陈独秀他的理论兴趣和追求已开始转向社会主义了。他和昔日的好友章士钊也就要分道扬镳了。

五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

思想飞跃起步 传播马克思主义

1919年和1921年，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特别急速，科学民主的启蒙任务还远没有完成，便开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在欧洲，从文艺复兴提倡人文主义开始，到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诞生，经过了整整四百年的漫长岁月，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这一缓慢的思想演变过程却缩短为一代人的思想历程，陈独秀由改良派、民主派，发展为共产派。

形成这一奇特的历史现象的原因，就其思想方面来说，一是科学与民主的传播虽然没能普及到广大的农村，但使城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冲破了三纲的束缚，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扫除了思想上的障碍；二是巴黎和会以及战后协约国的全部政策，都清楚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侵略性及其民主制度的局限性，打破了落后国家的民主主义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幻想，因此，一些原来崇拜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先进分子不得不重新寻找救国救民的良策；三是恰恰在这个时候，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了，从遥远的北方传来了社会主义曙光。俄国和中国都是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国家，中国尤甚之。现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夺得了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使正处在彷徨、苦闷与求索中的中国先进人物豁然开朗，受到了莫大的启迪和鼓舞。特别是当苏俄政府于1919、1920年两次发布对华宣言，废除历届俄国政府对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包括占领中国的领土、在中国的租界和领事裁判权等，使中国知识分子受到极大的振奋与欢欣。这两次对华宣言的内容虽不曾全部兑现，但社会主义曙光毕竟从远方传来了。由于地理的阻隔、人为的阻挠，也由于当时的十月热腾腾乱哄哄，中国的先进分子并不能真切地认识十月后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如雾里看花似的，朦朦胧胧，越朦胧显得越美。所以陈独秀说：“俄罗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会主义代替了，”可见“封建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必经过长久的岁月，”中国既须政治革命又须经济革命。陈独秀开始积极地宣传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了。

从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而言，形成这一奇特的历史现象的原因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以及日本、美国在华投资的企业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伴随着工业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壮大了。1913年，全国产业工人有五六十万人，到1919年前后增至148.9万人。而且经过“六三”罢工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代表了新的生产力和历史前进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而把精神武器与物质武器结合起来的这一伟大任务，便历史地落到一批激进民主主义者的肩上，他们在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同时，迅速地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创立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列宁主义式的中国共产党。从此，陈独秀放松了思想启蒙的任务，从知识分子方面转向工人劳苦人民方面，努力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政治斗争，而且不久在全国范围内就兴起了革命战争，压倒了科学民主的启蒙。这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道路——这就是结论。”

然而，历史老人是绝不会忘记那未完成的民主启蒙任务的。新文化运动的前期如果说是对辛亥革命的补课，那么有朝一日还必将对新文化运动作补课的补课，不过那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在更高级的阶段上进行补课，民主的广泛性必将大大超过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

历史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政治思想的发展作了独特的创造性的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安排，因此，本章将着重介绍和论述陈独秀在“五四”后期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创立中国共产党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重大问题。

在中国，第一个宣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是李大钊。他在1918年的下半年，即十月革命还不到一周年距五四运动爆发还有半年的时间，就连续发表了《论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论文，满腔热忱地讴歌社会主义革命。

李大钊认识到造成世界大战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国家的界限“不能涵容”这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资本家政府想靠着大战”向外扩张、侵略，“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半个多世纪来，中国的先进人物不间断地向西方学习，但不懂得为什么“先生”老是欺侮“学生”。现在李大钊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根源，认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看清了“先生”的真面目。

李大钊认为这次战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这是“列宁、马客士的功业”。布尔什维克是奉“马客士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他们所主张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全世界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他们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并组织劳工联合会议，“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俄国的革命“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声。……试看将来的全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当人们在庆祝协约国胜利的时候，当人们对资产阶级民主顶礼膜拜，幻想经过巴黎和会实现人类平等主义的时候，李大钊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欢呼声真可谓空谷足音，惊世骇俗。

此后，紧接着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主办的《每周评论》。自1919年1月至“五四”，这个刊物发表了大量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报道。

一、宣传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报道战后德国、匈牙利等国无产阶级革命及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形势。李大钊在《新纪元》一文中说：这次世界大战，好比是一场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国际的革命》一文简要地介绍了社会党几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各国劳农界的势力》一文报道了俄国劳农政府的组织、匈牙利政府中的劳农势力、巴伐利亚劳动政府的宣言等等。

二、摘译发表《共产党宣言》，介绍科学社会主义。1919年4月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十六号，在“名著”一栏里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中关于纲领中的一段。“劳工革命的第一步，我们最希望的，就是把无产阶级高举起来，放他们在统治地位，……打破一切的阶级，没收中产阶级的资本，把一切的生产机关，都收归政府掌管……”编者在这篇译文的前面加了一段按语，说“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代的文书”。《每周评论》第十五号上摘译登载了倍倍尔的著作《近代社会主义与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区别》，十八号上发表了《无政府共产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一文。这些译文和论述文笔虽欠流畅，但表述了原著的精髓——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辉思想，并初步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流派的社会主义的区别。

三、报道劳农生活状况。《每周评论》特辟《国内劳动状况》专栏。先后报道了北京男女佣工、河南修武煤矿、北京理发店、人力车夫、唐山煤厂、山东东平县佃户等地劳动者的生活状况。《每周评论》是中国最早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刊物，这固然同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努力有关，但这时李大钊所起的作用无疑大于陈独秀。到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六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论文标志着李大钊成长为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较李大钊晚了半年多，但他紧紧地跟上来了，而且当他一旦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由于他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地位和显赫的声望，他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又超过了李大钊。“五四”前夕，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指出了十月革命的伟大的历史意义，说：“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的确，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能与划时代的无产阶级十月革命相提并论的，只有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陈独秀曾经崇拜的法兰西文明及法国的民主制度，正是经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确立和发展起来的。现在他如此地尊崇社会主义革命，这不能不说他的思想观点开始发生了变化。

6月8日，他在《立宪政治与政党》、《吃饭问题》等文章中明确地提出“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与政党，马上都要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紧”。所谓“立宪政治与政党”，就是陈独秀曾经迷信过的资产阶级代议制及其政党。现在他不但不再迷信，而且认为都要成为过去的事了。他过去站在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呼吁个性解放，现在却关注劳苦人民的生计问题，并把它看作“二十世纪劈头第一个大问题”，这反映了陈独秀的立足点在开始转移。

6月11日，陈独秀被捕。此后不久，李大钊避难于昌黎五峰山。《每周评论》自第二十五期起由胡适接办。胡适在1917年7月回国时，曾“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而《每周评论》“是一个谈政治的报”，因此他在该报上“做的文字总不过小说文艺一类，不曾谈过政治”，当他接办《每周评论》以后，“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他说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于是，《每周评论》改变了它原有的政治方向。

胡适把《每周评论》第二十六、二十七号编辑成《杜威讲演录》专号，大肆散布实验主义。并在7月20日出版的第三十一号上发表了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是很危险的。”“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不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却去高谈社会主义！……还得意洋洋的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很明显，胡适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和社会革命，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

8月17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五号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同胡适展开了论战。李大钊首先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因此就需要“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工具，“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李大钊还说：“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李大钊反对胡适的改良主义，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经过群众运动，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第一次发生的争论。由于马克思主义刚刚开始在中国传播，所以参加这次争论的人数很少，也说不上谁胜谁负。这时陈独秀身陷囹圄，自然是没法参加这场论战的。这次争论说明了《新青年》同人面对“五四”时期各种外来的新思潮，可谓是见仁见智，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胡适编的《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由他撰写的《实验主义》作为该号的带头文章。而李大钊编的第五号，则大部分内容是介绍马克思学说的。原来团结在《新青年》周围的文化统一战线开始出现了裂痕。

陈独秀出狱以后，《新青年》开会讨论今后的编辑方针。据周作人10月5日日记：“下午二时至适之寓所，议《新青年》事，自七卷始，由仲甫一人编辑。”这则日记没有写明有哪些人参加，“议”的什么“事”，但无疑和同人之间所抱主义之不同有关，否则为什么由几个人轮流编辑的《新青年》又改为由陈独秀“一人编辑”呢？又为什么陈独秀在七卷一号上发表《本志宣言》呢？而且《宣言》一开头便说：“本志具体的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同。读者诸君或不免怀疑，社会上颇因此发生误会。现当第七卷开始，敢将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明白宣布。”

在“五四”以前，《新青年》虽不曾发表它的“具体的主张”，但那时同人之间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使有差异也不过是主张的缓急不同罢了。现在发表《宣言》试图统一大家的主张，足见他们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而且这个《宣言》也未必是经过大家讨论而一致同意的，但它反映了陈独秀的思想则是确定无疑的。《宣言》明显地含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因素。它攻击“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即资本主义——笔者)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主张“新时代新社会”不仅是“自由的平等的”，而且应当是“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并进而指明新社会的“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标准”，这显然是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狭隘性和局限性，期求更广泛的民主政治。《宣言》明确提出“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但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要“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言外之意，陈独秀有朝一日他将独树一帜，创立为全体人民谋利益的政党。综观《宣言》的全文，它是一位激进民主主义者在向共产主义者过渡时期的作品，也是《新青年》从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开始转向宣传马克思主义过渡时期的作品。《新青年》的发展以及它的性质的变化基本上是与陈独秀的思想演变同步前进的。这时，思想转变虽没有实现，但已经开始了。

事物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时候，在其发展过程中常呈现一种中间性状态。它既保留有旧的因素，同时也孕育着否定旧因素的新因素。1919年11月12日，陈独秀写作《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就正是他由资产阶级民主观向无产阶级民主观转变过程中的一篇典型作品。这是一篇专门论述民治(即民主)问题的文章。他说民治不只是政治方面的，应包含“政治和社会经济两方面”，“而且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一件能解决的，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

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是狭隘的，对无产阶级而言，所谓自由是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平等归结为在资产阶级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最重要的人权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现在陈独秀想冲破资产阶级的这一狭窄的框框，把人权引入“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并首先着眼于政治的基础——社会经济。他不满意代议制，他认为“‘用代议制表现民意’，恐怕我们生活必须的几种自由权，还是握在人家手里”。他设想“由人民直接议定宪法，用宪法规定权限，用代表制照宪法的规定执行民意。……打破治者与被治者的阶级，人民自身同时是治者又是被治者”。

在阶级社会里，有多少个阶级就有多少个不同的“民意”，是永远不能统一的。宪法，是一个阶级战胜另一个阶级，或是双方势均力敌时的权力的法的表现，用宪法“打破治者与被治者的阶级”恰恰表现了陈独秀这时的阶级观点是相当模糊的。他认为在“一般商界的店东店员，工界的老板伙计，地位都相差不远，……都可以同在一个联合”里，为实现民治而努力。还说：“我们所渴望的是将来社会制度的结合生活，我们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怎奈我们现在所处的不结合而分裂的”社会天天在作恶。在这篇文章的末尾，陈独秀说：“我心中所想说的话，不愿说出，恐有人误作调和政策，为一方面所利用，……”思想观点的摇摆、模糊，心情的惆怅，这都是在立场转变之时所不可避免的。

但时过不久，陈独秀就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发言了。12月1日出版的《晨报》发表了他的《告北京劳动界》一文，说：“我现在所说的劳动界，是指绝对没有财产全靠劳力吃饭的人而言。”他们“合成一个无产的劳动阶级”。“劳动界诸君呀！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谟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他们也居了帝王贵族的特权地位了。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谟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陈独秀把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截然对立，代表了两个互相对立的阶级利益。在谈到工商界时，他不再认为店东店员、老板伙计的地位相差不远，可以联合在同一个组织里了，而是明确地指出“商会是店东资本家把持的机关，和店员伙计们没有利害关系，各店铺掌柜以下的伙计是要另外组织一个商业联合会”。他同时还号召劳动团体和各校学生联合会相“接近，请他们帮助”劳动者联合起来；号召学生“恳恳切切”做劳动者的“朋友”。民主主义者在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时必须扬弃资产阶级的民主观，确立起无产阶级的民主观，陈独秀跨出了有重要意义的一步，向高级的思想阶梯跃进。

微服离京 演讲社会改造

1920年1月初，广东军政府政务会议议决，从广东关余里拨款100万元筹办西南大学。负责筹办的有汪精卫、章士钊等，他们迭次函邀陈独秀来沪共商西南大学的筹办事宜。陈独秀秘密离京南下，于1月29日到达上海。

这时，武昌文华大学毕业生邀请胡适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并作学术讲演。胡适因在京陪同杜威讲演，并任翻译，就“转荐陈独秀前往”武昌参加毕业典礼。文华大学电请陈独秀，表示欢迎。因此，陈独秀抵沪不久，即于2月2日乘“大通轮”溯江而上，于4日下午抵达汉口。文华大学协进会和武汉学生联合会都派代表冒雪渡江迎接。当晚陈独秀留宿文华大学，备受款待，并结识了该校校工郑凯卿(中共发起组成立之后，郑被发展为中共党员)。

陈独秀的风采言论早为武汉人士所仰慕，现得知他来鄂的消息，一时邀请他讲演的人络绎不绝。据当地报纸记载：陈独秀于5日下午3时出席协进会在文华大学举行的欢迎会，并即席演说《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6日上午9时，在文华大学第四讲堂举行的毕业典礼上，作《知识教育与情感教育问题》的演说。7日上午9时，应汉口青年会的邀请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新教育之精神》，听众除青年学生外，还有省议员等。演讲完毕后，同议员刘俊夫等五人交谈教育意见。陈独秀主张“吾国欲图教育事业发展，须实行强迫教育之计划”。7日下午2时，堤口下段保安会举行欢迎大会，到会数百人。陈独秀演说，希望武汉市民(一)能为外交后盾；(二)能谋工商业之发达。会后，又参加保安会举行的小型座谈会，陈独秀主张武汉市实行自治。散会后，应武昌学界周煦春等人宴请于普海楼，席间陈独秀畅谈文字改革，主张中国文字实行“注音字母”。

陈独秀在武汉短短的几天，席不暇暖，抓紧时间宣传新思想。《国民新报》美誉陈独秀的言论“卓识谠论”，“颇受学生所欢迎”。但“湖北官吏对于陈氏之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讲演，速去武汉”。陈独秀“愤恨湖北当局者压迫言论之自由”，于7日晚乘车北上。9日早，抵京。

陈独秀的演说最使政府当局恼火的是《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在这篇讲演词里，陈独秀提出了消灭私有财产制的主张，他认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一)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人人不要有虚荣心；(二)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使无产的苦、有产的安享；(三)打破遗产的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不种田地的人，不应该享有田地的权利。”在讲到信仰问题时，他提出两点：“(一)平等的信仰；(二)劳动的信仰。人人应该受教育，应该常劳动，心理上总有平等的劳动与劳动的革命。”在讲到用什么根本的办法去改造社会时，他说现在还不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心理上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与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就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陈独秀主张消灭私有制，这表明他的思想较写作《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时又前进了一步。但主张废除私有制的并不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也是主张废除私有财产的。而这时的陈独秀恰恰辨别不清这两种主义的本质区别。他既赞扬马克思的《资本论》，也赏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认为这两部著作都“是我们持论底榜样”。

陈独秀在武汉的讲演，“国内各地报纸都摘要登载”其要点。北洋政府看到了这些消息，才知道他已经离开北京。

2月9日下午，陈独秀回到家不久，便有人前来敲门。据胡适回忆：

独秀返京之后正预备写几封请柬，约我和其他几位朋友晤面一叙。谁知正当他在写请帖的时候，忽然外面有人敲门，原来是位警察。“陈独秀先生在家吗？”警察问他。“在家，在家。我就是陈独秀。”

独秀的回答倒使那位警察大吃一惊。他说现在一些反动的报纸曾报导陈独秀昨天还在武汉宣传“无政府主义”；所以警察局派他来看看陈独秀先生是否在家中。

独秀说：“我是在家呀！”但是那位警察说，“陈先生，你是刚被保释出狱的。根据法律规定，你如离开北京，你至少要向警察关照一声才是！”“我知道！我知道！”独秀说。“你能不能给我一张名片呢？”

独秀当然唯命是从；那位警察拿着名片走了。独秀知道大事不好。……便偷偷地跑到我的家里来。警察局当然知道陈君和我的关系，所以他在我的家里是躲不住的。因而他又跑到李大钊家里去。

警察不知他逃往何处，只好一连两三天在他门口巡逻，等他回来。

陈独秀躲到李大钊家里后，李大钊当即决定护送他出走。

李大钊是河北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们两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李大钊把陈独秀送上火车以后，才回北京。“后来谈起他两人化装逃走事，人们都对李大钊见义勇为的精神，表示钦佩”。还“有人传为‘南陈北李，微服出京’，叙说陈、李友谊深笃的一段佳话。当年征宇(即罗章龙)也曾作诗赞誉李、陈二先生。诗云：‘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李大钊笔名)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

1920年2月16日，陈独秀抵达上海，下榻惠中旅舍，生病五六日。后寄居亚东图书馆。他原来打算去广州筹办西南大学的，并“抱有无穷的希望”。他认为“广东人民性质活泼勇健，其受腐败空气之熏陶，或不如北京之盛，……改造广州社会，或轻易于北京”。因此，他坚决不同意汪精卫、章士钊、吴稚晖等将西南大学设立于上海的方案，尤其反对设在租界。军政府政务会议鉴于广东政局不稳，决定将校址设在上海，章士钊即电“陈不必去粤”。陈表示“极不满意”，认为“不信赖中国政府”，难道就“必求依赖外人”吗！如此，“则全国大小学校，非尽迁入租界不可”。“寄生外人肘下，精神为莫大痛苦”，又从全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布局来看，黄河流域有北京大学等校，长江流域有复旦大学等校，“惟珠江流域，完全缺乏，为国家教育配置，必在广州设一大学，以启发珠江文化”。后来，西南大学终因经费无着落，未及筹办便成泡影。

2月27日，陈独秀出席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到会的有王光祈、汪孟邹等20余人。工读互助团是在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互助论的思潮影响之下发起的。首先成立于北京，参加的大多数是青年学生，其宗旨是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团员工作所得归团体所有，团员的生活必需品及教育费、医药费等由团体供给。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17人曾在《新青年》第七卷二号上联合发表《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陈捐洋30元。现在又积极支持上海工读互助团，说团员的工作种类可有印刷装订、种菜等等，读书可到复旦大学旁听，或请人教授法文。全国各大城市青年一时都纷纷成立工读互助团，但不久就都失败了。工读互助团的失败，有助于当时一批进步青年转向马克思主义。3月初，陈独秀患病，住霞飞路申江医院。

3月20日，陈独秀在青年会演说《文化运动是什么？》。29日，江苏省教育会请陈独秀演讲教育问题，到会约计千余人，是近几次讲演会最盛大的一次。陈独秀演讲时，侧重指出教育上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两大弊病。主观主义，是教师只知道以“自己做本位”，“不管学生能不能领受，一味照他的意思灌输进去”。应当以学生为本位，对教材的选择、教学的方法，“做教师的应该从学生的个性里得到种种的经验”。形式主义的毛病，是“只重外面好看”，不讲内容。“最可笑的是工业学校，没有工场；农业学校，没有农场。”教育部定要把全国的学校统一起来，中国这么大，风俗人情各处不同，怎能统一呢？“要教育发达，先应该废除教育部。”

3月31日，孙中山宴请陈独秀，由胡汉民、廖仲恺、戴传贤作陪。这是孙、陈两人首次见面。宴饮之间，两位革命领袖交谈些什么，笔者不得其详，但在一个多月后，孙中山便在陈独秀主编的《劳动节纪念号》(即《新青年》第七卷六号)亲笔题写“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同年11月，两人又出席祝贺上海机器工会成立。从这两件事可知两人必定谈到今后应当怎样协作共同推进中国革命。

4月21日，在中国公学演讲《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一是人民直接行动；二是牺牲的精神。

陈独秀每到一个地方，都有青年团体或教育机关邀他发表演说。但不久随着他的思想转变，他的演讲对象也发生了变化，由知识青年转向了劳苦工人。大约在这年的4月间，陈独秀迁居到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这幢房子是柏文蔚让给他的，柏氏迁至新渔阳里居住。老渔阳里2号是老式石库门房子(因大门用三根长石条搭成而得此名)，砖木结构，二层楼房，进大门有天井，中间是客堂，陈设沙发四只、椅子数把，壁间挂大理石嵌屏四幅。客堂后有小天井，再后是灶间，有后门通向弄堂。客堂的左边是前、后、中三个厢房。楼上，前面是统厢房，即陈独秀的卧室兼书房，室内陈设有写字陈独秀寓所台、转椅、大钢床、皮沙发、茶几、缝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