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柳红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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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增订本)试读：
增订本序：1980年代的“民族记忆”
朱嘉明，经济学家，生于1950年，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1978年第一届研究生，参与创建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1984年莫干山会议发起人之一。
在中国经济改革四十周年之际，柳红的《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再版，值得高兴。因为这本书记载了1980年代中国三代经济学人为中国改革所做的努力与贡献。近年来，各个阶层的人士都表现出一种对1980年代的怀念情感，而且呈现出愈来愈浓厚的趋势。这其实是一种“民族性”历史记忆的表现。一般来说，“民族性”的历史记忆有这样几个特征：跨越社会的阶级和阶层；涉及至少三代人；不断被重新解读和赋予新的历史含义，构成民族文化的反思现象；记忆可以传承更年轻的一代人，引起后人的共鸣。中国自20世纪开始至今，120年过去，从清朝到民国，再到共和国，历史事变多矣，几乎每个十年都有它的特色，没有任何上一个十年可以预测下一个十年。但是，属于“民族性”的历史记忆并不太多，大概有三次：第一次是抗日战争；第二次是“文化革命”；第三次是1980年代改革。抗日战争和“文化革命”所留下的“民族性”的历史记忆符号是灾难、困苦以及悲欢离合、家破人亡；而1980年代给人们留下的符号是宽松、理想、希望和热气腾腾的向上与进取。这是因为：1980年代建立新经济制度的框架，奠定经济起飞的基础，确立中国与世界相互依存的格局，整合了国家的精神和物质资源，开启全方位现代化转型。在这个意义上说，1980年代，不仅是中国现代史不可逾越的时期，更是中国未来历史的全方位坐标。今天中国的各种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和现象最终都可以在1980年代中找到基因和逻辑。1980年代不仅吸引着经历过这个年代的人，同样吸引着没有经历过1980年代的年轻人。
在1980年代“民族性”的历史记忆背后，其实有着1980年代特有的“精神结构”，或者“精神范式”，而“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子。
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历史中，绝大多数的岁月是平庸无奇的，能够被历史记载下来的时代其实并没有多少。被记载下来的年代，许多是精彩的和激动人心的，是与一种精神和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基督教文明诞生，文艺复兴，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工业革命。在20世纪的中国，为什么五四运动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说到底，是因为五四运动与“德先生”和“赛先生”联系在一起，民主和科学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种精神和理想。相比较而言，与五四运动前后并行的实业救国运动，虽然有着非常正面的历史作用，却并不被人们崇尚，因为实业救国运动被认为是一种经济和利益的运动。二战后的美国真正被历史高度肯定和记载的，其实就是1970年代的反战和学生运动，是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它们改变了西方的历史轨迹。
中国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丰厚和多元：共产党人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理想主义，以及民族复兴的理想主义。不同的社会群体也有着自己的理想：农民的理想是吃饱饭，穿好衣，孩子能上学；市民和工人的理想是涨工资，家里有上“三大件”；知青的理想，回城，读书，找到工作；在科学家那里，让科学的春天持续下去，就是理想。
总之，那时社会各个阶层的理想，不论是深刻的，偏重精神和思想的，还是朴实、简单、平常、偏重物质的，彼此相容，求同存异。人们持有一种共同接受的价值观，道德取向一致。从普通老百姓到政治精英，人人希望改革，每个人心里也都有自己对改革的理解和期待。最初改革的概念并不清晰，谁也无法定义改革，谁都不能说清楚什么叫改革，但是，每个人都赋予改革以某种理想主义的含义，于是，改革既抽象又具体，既美好又艰辛，既那么遥远又似乎触手可及。正是这样，人们对于改革的期望和理想，如同溪流汇成江河，成就了历史性大潮。不然，1980年代也不会激荡起那么多人的激情。这是个真实的历史过程，这是少有的历史现象。
与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不可分割的还有浪漫主义。改革的浪漫主义和改革的理想主义是共通的。理想主义从来包含着浪漫主义的成分，浪漫主义从来和一种想象与精神联系在一起，每当一个时代被理想主义左右的时候，这个时代一定洋溢着浪漫主义和美好想象，从而激发想象力与创造力。1980年代改革，是对计划经济和当时体制的一次解构，解构过程导致社会呈现出增加自由选择的可能性，只是当时人们对此并没有那么自觉的意识。于是，改革导致人们从精神生活到物质生活的解放，最核心的是人性的解放，激发出丰满的、色彩斑斓、万象纷呈的历史时期。中国在1980年代的改革浪漫主义，与18世纪末欧洲兴起的浪漫主义，有些相似之处，基于对传统理念和理性的幻灭和批评，重新认知直觉和想象力，其中伴随着一种波及社会不同层面的精彩和活力：星星画展，朦胧诗，意识流，校园歌曲，沙龙，聚会，交谊舞，各类包含新思想的丛书，等等。连经过调整经济结构、增加轻工业品之后的商品消费，都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对美的追求成为可能，广告、烫发、时装、色彩、商业都被赋予了浪漫主义。那时，经济学家也有他们的浪漫，为农民疾苦呼喊，为工人争取奖金，为企业扩权发声，为证明和结束短缺经济而思想、活动、写作、建言。与改革浪漫主义伴随的激情，甚至一度影响了改革进程。1984年中青年经济学家的“莫干山会议”，体现了改革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
在1980年代，每个人理解的改革都不一样。每个人其实都是把自己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糅合在一起来解释改革、期待改革。如今，1980年代的老人大都过世，那时四五十岁的人如今已经七八十岁，那时二三十岁的人已经五六十岁。但是，我们看到，1980年代已经被时间沉积为可以传承的文化，超越了“个体”性和“个人主义”的记忆，而成为一种民族和国民性的“历史记忆”。
人们怀念1980年代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怀念那个年代存在过的，而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永远有魅力，现在人们的失落是基于这样一个反差。但是，如果就此以为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是脱离现实的，那是不对的。改革的真实历史场景是严酷的，人们需要改变思想，承认计划经济不能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还要承认，“文革”之后的中国经济陷入全面危机。改革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改革决定着中国现代化的命运。所以，从执政党的决策者到人民大众，都知道改革要触动既得利益者并将遭遇曲折，但是，仍然选择改革，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识。
改革需要直面严酷事实，所需要的恰恰是理想。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为例，他们之所以按手印，签生死状，决定包产到户，其实既是为了活下去，为了新的翻身，为了人的尊严，也是一种理想。蛇口工业区创办人袁庚，起初，就是为了一个理念：让内地的年轻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不必冒着丧生于退潮的海滩上的危险逃到港澳去讨生活。所以，现实和理想从来都是纠结在一起，只是后人在提及民族记忆的时候，会把理想主义背后的现实淡化。要知道，在历史的某种状态下，对多少年轻人来讲，能够吃饱穿暖，能够自由地唱歌跳舞，能够摆脱说话的恐惧，那就是理想。
当然，后来总结1980年代，还是需要反省的。1980年代改革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它们的共通之处包括一个高估和一个低估。高估，是指对目标合理性意义的高估；低估，是指对实现目标的成本和过程困难程度的低估。
十年前，柳红开始写“八〇年代”的人与事，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第一次向读者呈现1980年代宏大的改革场面。她的视角，不同于海外汉学研究较多关注的中国政治精英，更不是着眼于中国媒体上的“明星式”经济学家，而是写一个时代的经济学家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有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涉及数百人之多，通过他们参与的一件一件事项，呈现时代的演变。在那个年代，是民众的现实主义唤起了包括经济学人在内的精英的理想主义，精英的理想主义再赋予大众的现实主义以更高层次的意义。
如果说，改革十年时，我们看到的是人们对未来改革和发展空间的想象和奋发有为，改革二十年时，人们开始投入商海，追逐和实现财富积累的快感，那么，在改革三十年时，一方面是奥运会推动的“崛起”高潮，一方面是贫富差别的扩大，在改革四十年时，政治和经济生态发生深刻改变，改革展现的是超出预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此时此刻，柳红书中所写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或逝去，或老去，或离开了舞台，曾经占据绝对话语权的经济学家业已趋于沉默。经济学“显学”时代悄然结束。中国的经济学人是否需要有面对历史与现实的“沉思”，怎样继往开来，怎样在经济学领域有所创新，对中国社会转型有新的贡献？
研究1980年代，是个历史工程，需要分门别类。柳红对1980年代的研究，集中在经济学界，从人与事入手，搜集史料，记下众多被遗忘的前辈，写出他们的名字和经历，为逝者，为失去话语权的老者、边缘者记录了他们曾经的努力和奋斗，重新赋予1980年代以鲜活的生命，表达对于历史和人的尊重。她视这样的公共写作为一种社会责任，但她的研究也为建立1980年代研究的理论体系提供了一些史实基础和研究线索。并且她本人近年来也已转向将1980年代历史研究纳入社会科学领域加以系统地理论研究。1980年代研究，成为当代中国历史研究的重大课题，甚至说形成“1980年代学”都不为过。自2010年柳红的《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出版，八年过去。这本书为中国1980年代的研究者所关注，为普通读者所接受，正是它再版的价值，期待柳红在1980年代研究方面的新成果。2018年3月30日（刘国光）序言
刘国光，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及其评奖委员会主任委员。生于1923年，江苏人，1946年毕业于云南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1982—1993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柳红请我为她的书写序。为人写书序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斟酌再三，不是要不要写，而是如何写。
这本书里的文章，我陆陆续续地读过一些，它们把我带回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很多事件是我亲身参与、经历的，也有我忘记的事情；很多人物都是我熟悉的，有师友，有同事，有学生，其中一些已经过世了。柳红告诉我，我是她所采访的经济学家中最年长的人。长江后浪推前浪，这就是历史。《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讲的是改革初期中国经济学家对于经济改革的影响和贡献，特别是以北京地区为主的经济学家。在前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前后，出版过很多纪念文集和相关的书，总有上百种。与那些书相比较，柳红的书给我留下两个深刻印象：其一，聚焦在80年代，然而又没有完全孤立地谈80年代。通过写老一代经济学家，让人们看到了80年代以至更久远的历史的延续。老一代，不论参加革命时间早晚，受教育程度高低，都经历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及1949年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生活；经历过中国在50年代前后的社会制度转型，也意识到这个新社会制度中的某些体制框架还要再度转型。这一个个经济学家个体，他们的背景，以及对80年代改革的参与，反映出了历史的传承性。这如同经济研究的对象——以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为前提的国民经济运行，像河水一样绵延不断。其二，仔细阅读这本书，会发现80年代的经济学家，老年的也好，中年的也好，青年的也好，他们思考问题的深度、范围，他们的语言、思想，还有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人格精神，都是很难超越的。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的继续推进，经济学研究在一些方面有很大进步、深化，但更大程度上是在技术层面的进展，以及经济学家在社会层面的分化。我在这里并不是说80年代的经济学家有多么了不起，而是在讲，那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智慧经过长时间积聚之后的爆发，经过长久压抑之后的显现，经过长期封闭之后的开放，其力度和精彩非同一般。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会羡慕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80年代的经济学界，就有百家争鸣之态。每天有新思想涌现，有新名字涌现；老当益壮，后生可畏，打破论资排辈，没有功名利禄。感谢柳红认真地将它们一一记录下来。
人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奇怪的是，活在当下的人不愿意面对历史的镜子，有的人可能太忙了，有的人可能太傲了，有的人可能自卑，这都好说。我认为还有一种情况，这面镜子不仅照出底细，还有内心深处不愿面对的事实。中国文人、草民都珍惜历史，不然为什么会有家谱呢？中国经济学界经久不衰，其实也有一个经济学界的家谱，柳红为这个家谱做了初步的工作。不要小看家谱，其意义不是一个家庭脉络的记载，而是一个社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历史的缩影。2010年8月20日（高尚全）序言
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生于1929年，上海人。195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1985—1993年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我始终认为，80年代是中国改革的黄金时代。为什么这么说呢？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们解放思想，开始思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什么没有发挥出来，怎么才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那时，万众一心，从上到下，都热切希望改革，摆脱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邓小平说，不改革没有出路，可以冒点风险。胡耀邦说，中央没想过的问题大家可以想，可以干。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和推动了80年代改革。
那也是我最繁忙的年代。1982年体改委成立时，我奉命调入；三年后，又被任命为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还参与创办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当首任所长；后来担任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其实，早在1956年，《人民日报》曾发表过我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有意思的是，编辑为它配了个漫画：某企业想买打字机，向中央部门打报告，等候审批，只见中央领导的办公桌上堆了一大摞文件。为此，我差点被打成“右派”。
虽说中国人的命运都和改革相连，而我的命运和改革的关系，更为特殊和深入。如果从1956年算起，历史和时代把我和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连在一起，到如今整整54年了。所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对我来说，是使命、理想、思考、实践，也包含着心血和感情。今年我已经81岁了，怎么能想到我这一生的命运和轨迹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连在一起呢？所以，我自然非常关注中国改革史的研究。
柳红的《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以80年代为背景，以经济学家为主线，涉及了那个10年内经济改革中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及其贡献。她把80年代的经济改革置于中国30年改革的历史中，用大历史的尺度来看80年代；再用10年，来看它承前启后的作用，给读者牵出了一个历史脉络。对于80年代的亲历者，柳红做了大量采访和考证，这是十分可贵的。历史不可以大而化之。中国是一个有记载历史传统、讲究考证和考据的国家。如何评价80年代，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不论你有什么样的判断标准，都必须基于事实。本书涉及的人物很多，是80年代经济学家的群像。从中可以看到，她没有门户之见，没有强调分歧和所谓“斗争”。在历史转折中总会有分歧、矛盾、争论，总会有人成为一个历史遗产的继承者，也会有人被淹没。她把那些曾经做过历史贡献，知名的、不知名的、已经作古的人物挖掘出来，表达了崇敬和纪念；对今天明星般的著名经济学家，也没有因其今日光环，美化其80年代的角色。柳红并非历史专业出身，但是遵循了治史的基本原则。
作为体制改革的直接参与者和实践者，我了解它的发展过程，目睹它的成就，体验了它的缺失。书中的人物，绝大部分都是我所熟悉的。读来一是亲切，二是感慨。希望柳红能把这个研究继续做下去。研究历史是为了面向未来。80年代的精彩和丰富，非一本书所能容纳。我希望，这是一本记载80年代经济改革历程、经得住历史和后人检验的书。2010年8月18日于北戴河自序
经济学家作为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和学者，常常以个人或主导一种思潮来参与和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这种群体性的、大规模的、全方位的参与和影响，实在是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一个独特现象。
中国1980年代全面启动的改革，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各个领域，涉及社会各个阶层，涉及城市和乡村。其中的经济改革是改革的中心，最具有冲击力、张力和渗透力，无时不在，无所不在。经过30多年，今天到了需要认真记载1980年代经济改革的时候了，更确切地说，我想把第一个10年的历史刻度划在1979年至1989年。究竟应该站在哪里看待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这本书从经济学家群体的思想探索出发，以那个时代的一些典型事件为线索，呈现1980年代的时代风貌，试图为人们了解、理解、认知和研究早期经济改革，提供一个窗口，或者叫一条路径。一
关于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历史，已经存在于各种形式的文字记载中，诸如经济改革大事记，具体经济部门和地区的经济改革史，对经济改革有过贡献的人物，包括某些经济学家的传记和回忆录，以及一些局部的关于经济改革的思想史。它们基本上按以下三种“范式”来组织：
其一，“革命史范式”。既然中国经济改革是以1949年建立的政治制度框架为前提，中国共产党是此次改革的“核心力量”，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对经济改革过程影响至深，因此，改革自然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的革命正统的延续，改革历史自然是政治史，需要以重大政治事件为叙述对象，研究视角是执政党和领导人，例如中国改革和邓小平。
其二，“现代化范式”。1980年代的改革不可能独立于中国现代史。经济改革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的组成部分，经济改革的历史似乎主要是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变化的历史，研究视角或者是宏观经济，或者是区域的、部门的、企业的，例如农村改革历史，或者企业改革历史。
其三，“社会和文化范式”。这种范式力求以社会演变、文化思潮，以及相关人物为叙述对象，折射出经济改革。例如关于1980年代的“文化热”研究，隐含了对改革历史深层结构的探讨。
上述关于经济改革历史研究“范式”，反映了中国目前在近现代历史记载和研究方面基本“范式”的局限性。其实，不论是中国近现代历史，还是1980年代的改革历史，都是中国大历史，特别是20世纪的组成部分；革命、现代化和文化不过是其中的部分因素，经济改革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开放经济和产权制度，中国原本有之。在1970年代末，中国告别这样的社会不足30年。那时40岁以上的人群，多有过“解放前”（1949年以前）经济生活的经历和记忆。所以，改革是否定计划经济的历史回归和重建，没有哪一种“范式”足以概括改革的真实过程。“范式”的局限就在于简单化地对待复杂历史，用某种“先验主义”，或后来的观念、理论和经验阐释历史。
我所记述的1980年代经济改革，做了一点新的尝试，以体验性的感性认识为基础：
首先，力求“一是一，二是二”地发掘和记载，像绘画似的“写生”和“白描”。
第二，叙述类型以人物为中心，即以参与了1980年代改革的经济学家为主要线索。但是，却不是这些经济学人物的传记，而是包括个体的群体，群体的思想渊源，彼此联系，及其对经济改革的影响模式。
第三，以人叙事，以人带事，重细节，注意将人和事与所处的历史时空，以及大历史走向紧密联系。
第四，以经济学人和相关事件为中心，带出制度、机构、组织、网络关系和各种“平台”的历史作用。二
经过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告别“革命”，开始“改革”。在“改革”还处于是口号、是方向、是一种新理想的时候，它已经满足了民众厌倦“革命”的普遍情绪，迅速深入人心。从此，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词像“改革”那样——中国和世界甚至处于离开“改革”的概念，就不足以描述和解释中国的地步。但是，时至今日，人们对“改革”的内涵莫衷一是，人们很难定义中国的“改革”。所以，中国“改革”从来也不可能被设计出来。
1980年代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经济改革启动之时，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准备和组织改革，没有现成的理论和思想指导改革，不清楚目标，不清楚过程，对走向和风险都没有办法估计。知道要改革，却不知道怎么改，更不知道要改成什么样子；知道改革如同过河，却不知道彼岸有多远；知道可能要摸着石头过河，却并不清楚石头在哪里，有多少石头。所以，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历史自发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是被动的改革，是仓促的改革。
有若干文献记述了这样的历史场景。比如在《两份〈初步意见〉的背后》中写道：“必须改革，这是共识。但是，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改成什么样子？尚来不及想。即使后来被称为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头脑里，也并没有蓝图。改革的序幕，是被一双历史的大手拉开的，所有的演员、导演都在场。然而，这是一场没有脚本的改革。”
经济学家群体的特殊性在于，他们的知识背景、专业训练、信息资源，使得他们能够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认识到中国的贫穷，中国不仅与发达国家差距巨大，即使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都在急剧扩大；1949年以后在中国建立的计划经济、公有制和封闭经济难以为继。不仅如此，经济学家可以提出中国选择的参照系，哪怕是模糊和幼稚的。《访日归来》一文，记述的就是邓力群、马洪等人在改革早期的认识。三
经济体制、结构、运行，三者高度依存，不可分解，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是一个质量超重的经济体，一旦经济改革启动，很快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形成巨大惯性。在这样的历史场景下，经济学家群体性登场。1980年代，中国经济学家至少有如下基本功能：
其一，证明经济改革的合法化。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不改变政治制度、不触动既定法律体系和不挑战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开始的。这样，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初始任务就是证明发展商品经济不意味着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经济学家要用传统意识形态理论和概念解释改革实践，论证在计划和市场之间存在一个桥梁。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成果。
其二，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政策，例如农村改革、金融改革和价格改革。
其三，推动建立开放经济。今天，中国需要开放是妇孺皆知的常识。在30多年前，需要有识之士，包括经济学家呼吁和论说中国为什么要开放，开放什么，怎样开放。中国人从接受需要外国的资本、技术，进而需要学习外国的管理、企业制度，直到接受中国必须和世界市场接轨，走外向型经济，自觉参加WTO，其过程谈何容易，这是和经济学家的贡献分不开的。
其四，论证中国经济模式转换和发展战略。在1980年代，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一度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当年的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主持的“21世纪中国研究”，代表了那个时代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的最高水平。
其五，进行宏观经济分析、预测，提出政策建议。诸如经济运行是否正常，如何看待通货膨胀，如何处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关系，等等。
其六，重大项目的可行性论证。例如上海宝钢论证和山西重化学工业基地论证。
其七，普及经济学、企业管理学的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例如，1980年前后开讲西方经济学，蒋一苇创建旨在改善工业企业管理的刊授大学。
事实上，在1980年代经济改革的方方面面，经济学家都是不可缺失的一个群体。四
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学家，就整体来说，没有多少人有很高的职位，更没有利益集团背景，如同其他公职人员和学者，收入普遍低下。他们主要分布在学术部门、高等院校、传统的政府部门，以及新建立的改革政策制定和咨询部门。但是，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之“大”之“深”，是今天的经济学家难以“超越”的，也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那时，毛泽东时期的决策体系已经打破，新的决策体制尚未形成。传统的政府系统，包括中央政府的经济职能部门（例如国家计委、国家经委以及农业、工交、财政的机构）和各级地方政府，都难以适应急剧发生的经济体制改革。所以，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决策，要实现创造性和避免重大失误，需要突破中央政府的“条条”和地方政府的“块块”约束。当时的高层决策，不得不更倚重1980年代建立的新机构（例如，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舆论系统、民众的创举和呼声。那个时候的经济学家，具有提出改革理论和说法的能力，成为制定改革政策新机构的主力军；熟悉人民和基层，直接接触农村和工厂，直接面对民众和实际经济问题，发现和反映民众的创举和呼声，总结社会基层改革经验（例如，小岗村的家庭承包制、各地的“倒爷”、先富裕起来的“万元户”，都是发生在社会基层的民众的实际行动），把它们转化成经济改革的语言、逻辑和政策建议。经济学家甚至可以走向街头和民众对话，与媒体建立广泛联系。他们在实现改革决策过程中的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和增加改革决策透明度方面，扮演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角色”。
当然，1980年代的经济学家能够对决策产生那么重大的影响，与他们中间的一些代表人物的资格、学识和所处的位置有极大关系。例如薛暮桥、杜润生、马洪，作为代表人物，他们事实上是经济改革决策集体中的重要甚至是主要的成员。五
中国经济学家在1980年代能够参与和影响决策，是时代使然。那个时代的领导者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强烈需求，也是一个原因，甚至是重要的历史原因。
古今中外的改革，不论成功和失败的，都有一个中坚决策集团，他们自觉、超前、有意识地指引、领导和推进历史改变。在1980年代，中国出现了改革的决策集团，邓小平、胡耀邦等是这个集团的重要成员，他们集拓荒者、设计者、决策者、领导者和实践者于一身。
在历史上，1980年代，是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与经济学家的关系最为特殊的时期。他们学习、兼听、吸收、融会贯通、加以创新，转化成对于中国经济的判断力；他们适时地为经济学家提供参与改革决策的窗口和平台，赏识青年人，重视他们的思想；他们具有理解复杂经济系统、判断经济走向、推动经济发展和改革的能力；他们具有整体看待中国经济、理解世界经济趋势的素质，以及兼顾短期、中期和长期经济问题的眼光；他们懂得意识形态，回避意识形态，超越意识形态，为推进改革不断清除意识形态障碍。今天来看，中国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之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面铺开，进展深入，形成不可逆转的格局，是决定于这样的改革决策集团的。六
对于参与1980年代经济改革的经济学家群体，我作了两种划分：
第一种：依据当时经济学家的思想资源，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以及东欧国家的批判计划经济和改革理论，划分了五类：第一类，是留学英美，民国年间回到中国的学者，或在大学执教，像陈岱孙、张培刚等；或进了金融机构，像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里一些老先生；或在研究机构，像中央研究院的巫宝三等。第二类，生活在民国商品经济最发达区域，从农村调查研究开始起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像陈翰笙带出来的薛暮桥、钱俊瑞、徐雪寒等。第三类，从共产党内被选送到苏联接受政治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像孙冶方等；第四类，从延安走出来的，土生土长靠自学的人，像马洪等。第五类，1949年以前受过初等或高等教育，1949年以后系统学习《资本论》，接受苏联政治经济学教育，1980年代重新补修现代经济学，像刘国光、董辅礽、吴敬琏等。
第二种：以年龄划分，第一代，出生于1920年以前。他们中的很多人实际上是中国最后一代老布尔什维克，年轻时追求自由、民主，追随共产党，1949年后，参与缔造计划经济体制，继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受磨难。当改革开放时代来临，他们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为国为民，无私奉献，像孙冶方、薛暮桥、蒋一苇，等等。第二代，出生于1920—1940年。他们中有的在民国时期上大学，像刘国光在西南联大、董辅礽在武汉大学、高尚全在圣约翰大学，等等，接受了西方经济学训练；有的是1949年以后入大学，以学习《资本论》和苏联政治经济学为主，改革开放以后，得以学习现代经济学，像吴敬琏、赵人伟，等等。第三代，出生于1940—1960年。他们中有“文革”前的大学生，大多数则是“老三届”，即1966、1967、1968年毕业的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经历了“上山下乡”，“文革”后，以高龄考大学，考研究生。这些人的主体如今也已是60岁上下的年纪。
1980年代的经济学家群体之所以产生那么大的能量，不可忽视两个效应：其一，“杂交”效应。不同的思想资源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导致中国经济改革大体形成了中国式的思路和模式。其二，“三代同堂”效应。任何时代都会是三代到四代的共存，但是，1980年代的三代经济学家，实在差别太大，却集合在一起。中国农村改革的突破和进展，就有杜润生和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第一代和第三代，官方和民间，共同推动的贡献。
如今，上述三代经济学家多数已经退隐，还有一些早已不为人知。然而，他们曾经是一个群体，一同创造历史。七
1980年代经济改革的思想，兼收并蓄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以及东欧国家的批判计划经济和改革理论。中国经济学家在那个时代所提供的经济理论，似乎是混杂的和混合的，创新成分很低，学术价值有限，不仅没有产生东欧国家诸如奥斯卡·兰格、弗·布鲁斯、奥塔·锡克、雅诺什·科尔奈那样自成体系的系统改革经济理论家，甚至没有形成中国经济学界自身的经济理论派别。
但是，需要为那时的经济学家说句公道话。中国在1950—1970年代，精神贫乏，教育倒退，经济学领域自难避免。此外，理论从来是滞后的。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是一种稳定的经济形态，而不是急速变化的经济形态。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超越了经济学家的思维范围——身在其中，距离太近。
绝大部分中国经济学家，虽然基础训练先天不足，但是具有顽强的学习能力。从195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没有停止引进和介绍西方国家和其他实行“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包括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在内的大量经济学经典都有中文译本。1980年代伊始，中国经济学家立刻走出去，海外经济学家立刻被请进来。
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学界，有着强烈的“宫廷化”、“奏折化”、实用化特征。但是，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学家确实幸运，应被羡慕：他们此时此刻学习，此时此刻就有用武之地；他们形成影响，他们改变历史。经济学家如此重要，可能在1930年代出现过，其他时代则较罕见，在世界各国历史上同样并不多见。因为，经济学家作为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和学者，常常以个人或主导一种思潮来参与和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这种群体性的、大规模的、全方位的参与和影响，实在是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一个独特现象。
于是，在中国，经济学成为显学；经济学家最引人注意；经济学教育成为热门；经济学概念平民化、普及化。
今天，中国经济学界有了越来越多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学者，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学院派”。他们中的一些人，对1980年代的经济学家很不以为然，却也有失浅薄和偏颇。八
中国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矛盾：改革的对象其实就是执政党及政府赖以存在的现实政治和经济制度，而这样的改革又需要这个执政党及政府的领导和推进。所以，改革的动力和阻力都是来自现存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体系，特别是来自权力的核心。1980年代，在意识形态的力量和惯性作用下的“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人道主义与异化”，都曾经是阻止和挑战改革的“运动”。
到了1989年，虽然经过10年改革，可是没有来得及形成一个足够强有力与改革进程利益一致的社会阶层。农民是受益者，但不足以构成支撑当时改革的社会基础。在普遍要求改革的表象之后，民众的改革需求发生分裂。知识分子和学生提出了超越经济改革之外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的诉求；而一些城市居民、国有企业职工，特别是旧经济体制下的受益者，不能理解改革才是改善他们根本利益的出路；部分体制中人则着重于眼前既得利益。
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原本是存在着自身发展方向的。主要包括：其一，调整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加快市场发育，抑制政府膨胀；其二，全面推进非国有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形成中产阶级，避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其三，将贫富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建立社会福利保障系统；其四，推进政治改革，实现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同步，从制度上抑制腐败现象。但是，历史常常存在拐点，存在关键的年月。1989年就是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拐点。中国改革的决策集体彻底改变。影响决策的结构变了，改革的内涵和价值取向变了。
中国的1980年代是在思想、理论和人才的断裂，改变原本轨迹的背景下结束的。如果突破“历史必然性”的僵化观念，承认历史的路径并不是简单宿命，是非线性发展，那么，可以假设，没有1989年的拐点，历史会是另一种结果，中国今天的改革面貌很可能大相径庭。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1980年代的改革，其实孕育了中国后来多种走向的基因。中国在21世纪的演变的各种可能性，都可以从1980年代的改革中找到原因，发现征兆。人们常说的历史视野，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九
能够完成此书，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讲“天时”，1980年代是一个正在逝去，但尚不久远的年代。切入这个选题时，正好是改革30年，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改革，回顾1980年代。讲“地利”，身处北京，除了故事在北京上演，北京是这些人物的舞台，这里有着国家的学术机构，是政府部门的集中地。讲“人和”，与三代经济学家有直接和间接的联系。此外，《经济观察报》的支持，为我写1980年代经济学家的那些人与事，提供专栏版面，也是重要的。
再有，是我自己在1980年代的经历和感受。那是我20岁至30岁的日子，我的教育，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我的价值观，多与1980年代密不可分。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即历史是历史学家思想的反映。其实，历史是记忆的载体，记忆永远是一种表达。我既不是历史学家，也并非经济学家，但是，本书对于历史的裁剪和记载，也是我思想的显现。十
在文学领域，有所谓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根据现代主义的说法，人是彻底隔离的、孤独的、苦闷的和自我毁灭的。但是，现代主义还是主张要对历史进行解释，认为历史传统和个人记忆是解释历史的两个因素。后现代主义则认为人是碎片，历史是碎片化过程，历史不可解释，不过是各种文本和档案的集合。面对历史，我所倾向的是现代主义的：虽然历史的过程是碎片，历史事实不可能被穷尽，历史事实和历史资料之间存在重大偏差和时间差距，但是，人们需要历史，历史需要历史，现在需要历史。历史就是要尽可能地还原和拼凑碎片，而碎片和记忆本质上是一回事，人是记忆的主体，尽管记忆存在选择和偏差。
这本书就是选择1980年代的经济学家群体，依据私人收藏历史文献，依据可以采集的个人记忆，将碎片化的历史重现拼凑起来，提供一长串曾经在那个时代发挥过作用的人的名单。先是一个一个故事，再将故事串联在一起，把历史贯通，为读者提供一个可以延伸的线索和可以展开的画面。历史的登堂入室，总是要有门径的，希望这本书，可以给所有关心那个时代的人，和关心那个时代对后来影响的人一个门径。
1980年代，集中了今天久违的激情、想象力、热忱、浪漫、理想主义和人文精神。人民支持启蒙，崇尚真理，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王小波说过：让我们歌唱80年代。王小波是意识到1980年代价值和对历史深远影响的先行者。除了王小波，还有许多在1980年代尚是青年的一批人，包括我本人，也有1980年代情结，拒绝用“往事如烟”、“恍如隔世”来描述那个年代。这不是单纯的“怀旧”，其背后是对于1980年代的理想和价值判断。
一个世纪有10个10年，但是，在一个世纪中，不是每个10年都同等重要。人们在经历1990年代和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之后，几乎不约而同地发现，1980年代的影响是如此深刻和深远，其遗产是如此沉重和丰厚。1980年代承上启下，其重要性也许还需要更长时间，甚至两三代人才会得以全面评估。至今在中国，依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但是确实作用着的1980年代能量。某种历史的能量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丧失，反而会积聚和裂变，就如同某些宇宙能量一样。2010年8月10日楔子
1980年代是一切从头开始、英雄不问来路的时代，是思想启蒙的时代，是求贤若渴的时代，是充满激情畅想的时代，是物质匮乏、精神饱满的时代，是经济学家没有和商人结合的时代，是穿军大衣、骑自行车、吃食堂、住陋室的时代，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一起创造历史的时代。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改革时代的来临。
30年，对于历史长河，是一瞬；对于人，至少是一代。30年前种的一棵树，如今长成了参天大树；30年前种的一片树，如今长成了茂密的树林。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中，第一个10年尤为难忘，它开启了改革的航船，确立了方针和战略，奠定了不可逆转的格局。
1980年代，有一个特殊群体，它的主要人物是经济学家或经济工作者。从空间而言，他们的舞台多在北京三里河、月坛北小街、皇城根9号院一带。从人物跨度而言，上下三代。第一代，是薛暮桥、孙冶方、马洪、蒋一苇等这一代。他们既是革命者，也是学者；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却不固守教条；他们是共产党员，同时充满了仁慈博爱之心。他们是中国改革事业的先驱，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中国需要改革，当历史时机到来时，全身心投入，披荆斩棘，呕心沥血。第二代，是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学者，如刘国光、董辅礽、孙尚清、吴敬琏、厉以宁、赵人伟等。他们年富力强，承担起历史使命，先是用正统理论阐释改革，把政策和理论联系在一起；继而补修现代经济学，呼唤市场取向改革。第三代，曾经是“老三届”，当过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了解，又赶上上大学、读研究生，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学以致用之心，以极大的热情和激情直接切入到改革的核心问题，有创见，有合作精神，他们中间的不少人相继脱颖而出；从贡献而言，他们承上启下，将中国社会底层老百姓自发的改革意愿和呐喊转化成执政党的文件政策，转化成学术理论。这三代人为让人们接受在今天看来的常识付出了极大的心智。没有这个特殊群体的努力，没有他们的桥梁作用，背负着巨大历史包袱的中国改革怎么能够启航？
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有著作、传记和文集。我无意阐述改革中重大的理论学术问题及其争论，而是通过第一手资料和采访记录，来体现这些经济学人的理想、理念、胸怀、勇气和人性。对于如今的人们，那些精神似乎久远了。因其久远，我更愿意重新提起。大约，我将写作的故事主人公，都是上一个世纪的共产党员，有的出生入死，有的备受考验，有的不仅是共产党内的精英，也是民族的精英，至少都曾经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是他们早年接受的信仰。他们都是失去过时间的人，有深重的历史感，对于历史机会，怀着后人难以想象的珍惜之情。
相比较而言，只有1980年代具有这样一个巨大、开放、令人振奋的舞台。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呢？1980年代是一切从头开始、英雄不问来路的时代，是思想启蒙的时代，是求贤若渴的时代，是充满激情畅想的时代，是物质匮乏、精神饱满的时代，是经济学家没有和商人结合的时代，是穿军大衣、骑自行车、吃食堂、住陋室的时代，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一起创造历史的时代。
人们常说历史是无情的。历史的最大无情是忘却。还有，历史越长，每一个篇章就被压缩得越短，删节掉细节。我想将镜头回放，看一个一个经济学家组成的特殊群体，把改革的起步过程与那些有血有肉的人和事联系起来，就像我们想象历史上每次战争，其实都是和有血有肉的将军和士兵联系起来那样。
第一代改革经济学家大多已先后过世了。当年的中年人，健在者也已过古稀之年。所谓年轻人，如今也年届花甲。这些人，有的是我的师长，有的是我的学长，有的是我的兄长，有的是我久仰的人，有的是我神交的人。在我刚刚开始准备做这个工作时，一些师长和朋友就给了我热情的帮助。我想，在改革40年、50年纪念的时候，大概没有这么多人能帮助我了，人们大概也没有这样的热情回忆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岁月了。
让我们重温1980年代。
这是他们的故事，也是你们的故事，还是我们的故事。第一代（1900—1920）他们几乎都曾是忠诚于共产主义的“老布尔什维克”，是“经典”的革命者，也是经济学家。是他们，怀着后人难以想象的理想，参与创建了中国的计划经济制度；三本书的命运
三位开路先锋：孙冶方、薛暮桥和于光远。三幅人物肖像：一位犀利，一位沉稳，一位潇洒。他们风格互补，是一个组合、一个团队、一道风景。可惜，我们再也看不到这么精彩的风景了。
人们都知道，中国改革不是从先有一套理论、设计、蓝图和规划开始的。但是，却不能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没有理论准备。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经济理论准备方面有三位开路先锋：孙冶方、薛暮桥和于光远。他们的贡献不仅在于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反思、质疑、总结，对极“左”思潮的批判，还在于为探索和写作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所产生的思想矛盾和冲突、觉悟和突破，发出的改革理论先声。
早在1955年，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就交派了一项任务，请薛暮桥、于光远、孙冶方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三人分头准备，搭班子，研讨、探索，历经数十载，无论在监狱、在干校、在病榻都念兹在兹。然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始终是一项未完成的任务。更耐人寻味的是，由此出发，三个人三条路：孙冶方试图按《资本论》的逻辑写，几起几落，直至拼死一搏；薛暮桥改弦更张，一本《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行销千万册；于光远皓首穷经半个世纪，出版《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七卷。
在薛暮桥保存的文档中有自50年代起，大约“一五”时期，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资料；1959年底，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分别组织人到外地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国人喜欢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势必要以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同时，为了摆脱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控制，找到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依据，也需要一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刘少奇曾说：不懂政治经济学是要垮台的！“政治经济学是党纲的理论基础。”孙冶方版本
如今，即使经济系的学生，知道孙冶方的也不多了。然而，孙冶方曾经是中国经济学界最著名的人物，不仅因为他自1957年担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代所长，还因为在60年代初期和“文革”中，他被打成“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著名经济学家中，遭受牢狱之灾的，恐怕孙冶方独一无二。他是那个时代中国经济学家悲剧命运的典型和缩影。
1959年冬，刘少奇带领一些人在南方读《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回京后，1959年12月14日，刘少奇请薛暮桥、王学文、邓力群、于光远、孙冶方、许涤新等去他家座谈，听取他们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意见。他说：政治经济学是党纲的理论基础。恩格斯早就说过：“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内容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孙冶方告诉刘少奇，他正和经济所的同志编一本《社会主义经济论》，刘少奇很赞赏，嘱咐他抓紧时间赶快把书写出来。那年11月，孙冶方组织所里29位研究人员集体写书。三个月后的1960年2月，他们写出40万字，然而，怎么都觉得不像政治经济学，像政策论文集，干巴巴的，要么是政策汇编，要么是规律汇编，只是下定义。孙冶方决定重写，写一本有血有肉的书。
1960年5—6月，孙冶方组织全所近百人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讨论书的提纲。7月，集中一部分人开始写作，因开展整风运动而暂停。1960年10月至1961年1月，他集中了37人在中央党校写出110万字的初稿。正值大饥荒时期，主副食都短缺，暖气时有时停，孙冶方拖着患肝病多年的身体和大家夜以继日地工作。贫乏的营养已经支持不了高度紧张的脑力劳动了，眼看着一些人开始消瘦、浮肿。孙冶方要求总支书记冯秉珊保证写书人员按时休息。入夜，每个房间都是一再催促才熄灯，只有孙冶方房间有时灯亮到半夜，一早人们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从操场练罢太极拳回来了。3—5月，他们移师香山，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论〉初稿的讨论意见和二稿的初步设想》。自始至终参加讨论的，除孙冶方本人外，有刘国光、江冬、孙尚清、杨坚白、何建章、赵效民、骆耕漠、桂世镛、董辅礽。孙冶方还邀请了刚刚分配到经济研究所、因庐山会议被罢官的张闻天参加并指导编写工作。有一天，张闻天来指导，当他和年轻的桂世镛握手时，一旁的孙尚清情不自禁说了句：“两个总书记握手了！”时年60岁的张闻天，曾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25岁的桂世镛，时任团支部书记。这句亦真亦玩笑的话，后来成了孙尚清的一个“罪状”，这是后话。这期间，孙冶方两次向李立三汇报编写情况和争论。《资本论》有一根贯穿全书的红线，就是剩余价值。孙冶方也为《社会主义经济论》找到一条红线：“以最少的社会劳动消耗，有计划地生产最多的、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简称“最小—最大”理论）起初，他们还设计了一个富有激情的导言——“我们的时代”，想开宗明义地宣告，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肩负着什么样的历史使命。
孙冶方带着初稿和二稿的设想，去上海、南京召开经济学家座谈会。1962年和1963年上半年，他给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研究班学生讲《社会主义经济论》，形成了15万字的记录稿。几个回合下来，他的思路越来越清晰，按照《资本论》的逻辑，先分析生产过程、流通过程，最后是整个生产过程。其中，流通篇是个难点。因为受自然经济论的影响，当时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有无流通？”一种压倒性的意见是认为：没有流通。
1963年1月，孙冶方明确指出，经济所要以政治经济学为中心任务，不排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他还要求公开翻译出版波兰经济学家明兹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时，继续在人大讲授《社会主义经济论》的流通概论。
此时，批判修正主义的浪潮滚滚而来，孙冶方的“最小—最大”理论被斥为否定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利润是“牛鼻子”的观点，被斥为“利润挂帅”和否定“政治挂帅”；加上他面对批判大义凛然，“我应战，我就喜欢赤膊上阵”的态度，致使1964年10月，康生派出70人的工作队进驻经济所，以“张（闻天）孙（冶方）反党联盟”的罪名围剿孙冶方，撤销他党内外一切职务。“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孙冶方就被打成“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1968年4月被公安部以“特务”、“里通外国”罪名逮捕，关进秦城监狱。
孙冶方是一位既有组织能力，又有学术能力的人物。他出生于1908年，无锡人。16岁入党，17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参与陈翰笙创立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辑《中国农村》杂志，与王学文、薛暮桥、陈翰笙等人组织和领导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大论战”。1949年以后，先后担任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重工业处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和经济研究所所长。
从入狱第二天起，孙冶方就按着过程法的顺序，开始在脑中回忆思考《社会主义经济论》，一共21章183节。曾经，他以为只要给他纸笔，只要给他马恩列斯著作，他就能很快把书写出来。他唯恐这些思想烂在肚子里。然而，终究是没有给他写的机会。直到1975年4月获释，狱中7年，孙冶方打了85遍腹稿！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啊！
1975—1976年，孙冶方将狱中的腹稿追忆下来。“文革”一结束，他就进入又一个拼命工作的高峰。照样是英雄虎胆，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1979年3月2日，在全国经济科学规划会议上，孙冶方再次批判自然经济论，“那种没有交换观念，没有流通观念，要把货币批臭的思想，就是自然经济思想”。“体制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1979年9月，有几十年肝病史、受过摧残的身体，以一个肝癌把正在高负荷运转的孙冶方送进了医院。社科院和经济所的人首先想到要抢救他在狱中为《社会主义经济论》所打的腹稿。孙尚清等到医院同他谈写作计划，同时成立了包括吴敬琏、张卓元、冒天启、高涤陈、林泉水、林青松、霍俊超的7人编写小组。从1980年1月14日起，这7人便到医院来工作，孙冶方躺在病床上口授，助手们记录和录音，他们在北京协和医院附近租了一大一小两间房子，以便随时交流。
孙冶方在日记中写道：“进展速度极慢。……要抢时间呀！”当谈完《流通篇》的提纲之后，写作遇到了瓶颈，孙冶方建议写作小组停下来，用两个星期的时间阅读《资本论》第2卷的一、二篇。病房成了一个思想抢救室，室内回荡着孙冶方喜欢的贝多芬交响乐。经过一个冬春，1980年夏，写作组起草出了15万字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纲，共20多章。同年7月，孙冶方出院转到青岛疗养院疗养，写作小组随同前往。
1982年2月，孙冶方因肝癌扩散，又住进北京医院。他知道时间不多了，更加发奋地工作。《光明日报》总编辑杜导正亲自部署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对科学家的宣传，要求尽最大可能在孙冶方在世时见报。1983年1—3月，《光明日报》以《孙冶方颂》为总标题，发表了20多篇、约7万字的文章和几组照片。孙冶方深感不安，亲自给《光明日报》和中宣部写信，提出对他的经济理论可以进行宣传和评论，但不要对他个人进行宣传赞颂。1983年2月22日，孙冶方逝世。
按照孙冶方的设想，似乎可以写出一部结构严密、逻辑一贯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然而，他们越写越发现理论上的障碍难以逾越。困难来自何方呢？直到参加了后期的写作，吴敬琏才发现了孙冶方思想体系中的深刻矛盾。一方面，他感到，按传统理论组织经济运行不畅，不利于生产力发展，会带来一系列矛盾，造成极大的社会浪费。孙冶方从小在无锡长大，对于市场规律的力量、市场经济的活力深有感受，那是一种融化在血液里的东西。另一方面，他在苏联接受经济学训练，经历了斯大林主义批判布哈林时代，传统的苏联式政治经济学对他的影响根深蒂固。他固执地认为经济中的基本比例关系是可以用计划协调的，他所讲的“价值”，不是第一号价值，即市场价值，而是第二号价值，只是计算的工具，不需要通过市场的价格波动来起作用。因此，他的“价值”理论不彻底，一接触实际问题，就难以自圆其说。孙冶方从一只手打倒自然经济、另一只手打倒市场经济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慢慢地往市场经济靠拢，然而天不假年，他没能完成自己的思想和理论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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