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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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历史试读：
简介
中国历史太长，讲历史多离不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皇皇盛世，几乎一样长久的变乱年代则常被轻描淡写。但是，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光明，都在前一个变乱年代里孕育。新一段历史的起草往往不在盛世之初，而在乱世之末。刀枪剑战和巧言虚辞交加的春秋战国时代、多族碰撞与殷殷礼佛的两晋南北朝时代、更国换帝如走马灯的五代十国时代、脆弱的统一孱弱的军事与超级发达的文化并存的宋辽金蒙时代，都各有各的气质。乱象纷呈，变乱使一切俱废重组，乱世有一切重新开始的期待。乱世可展示最彻底的人性，乱世中有最多传奇的人与事，乱世更有故事。
第一章 历史真相
小雁塔之谜众说纷纭 千年不圮因“神力”？
25日，来自中国、比利时、日本、斯洛文尼亚等国家的近80名专家在西安举办的“小雁塔抗震与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深入探讨了关于小雁塔考古修复、抗震能力、古塔纠偏等问题。流传甚广的小雁塔“不倒翁”说、“三裂三合”的神奇传闻遭到了部分专家的质疑。
小雁塔坐落于西安市南门外的荐福寺内，始建于公元707年（唐代景龙年间），是中国早期密檐式塔的代表作，也是唐长安城遗留至今的标志性建筑之一。1300多年间经历数十次大、小地震考验而不倒不斜，其挺拔秀丽的身姿和良好的抗震性能，被赋予了神话般的色彩。
西安在历史上是一个多地震的地区，小雁塔自建成以来，陕西关中发生4级以上地震24次，其中包括发生于1556年的陕西华县8.3级特大地震，小雁塔危而不圮，旷古罕见。尤其“三裂三合”的传说历经不衰，最早的记载是明朝嘉靖30年（1551年）王鹤的题刻，在小雁塔门楣刻石上记叙：“明成化末，长安地震，塔自顶至足，中裂尺许，明澈如窗牖，行人往往见之。正德末，地再震，塔一夕如故，若有神比合之者。”中国民间有谚云“动乱之年塔缝开，大治之年塔缝合”，一些观点认为是基于如同实心锅状的地基，所以小雁塔好似“不倒翁”一般，能屹立千年而不倒不斜。
研讨会上，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研究员张全民公布了上世纪60年代和2003年关于小雁塔塔基考古成果，为首次正式对外系统发布。
考古成果分为地基、基台和地宫三部分：小雁塔地基夯土平面略呈方形，东西长89.7米，南北长88.5米。地宫底部铺砖下皆为夯土，厚度超过3.8米。夯土底部有人为铺垫的碎石，十分坚硬，难以穿透。关于小雁塔地基的形制结构，有阶梯型、直线型（方形基坑，底为四周浅、中间深的斜坡状）、弧线型（即锅底形，方形基坑，底呈圆弧状），其中锅底说虽最为流行，但是根据现代地基与基础工程理论，前两种假设型式更加合理。
张全民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以“阶梯型”否认了“锅底说”，他指出，四周浅、中间深、四周呈台阶形向塔心逐层加深是小雁塔神奇而独特的地基形制，但这种地基并非是小雁塔的独创。这种形制在中国古代墓葬的修建中已广泛开挖使用，作为古塔这样的大型建筑采用此形制却是十分罕见的。在唐长安城延平门、大明宫丹凤门的发掘过程中，通过对唐长安城墙、大明宫宫墙的解剖，可见台阶形夯土地基。仅从小雁塔地基的修建来说就是一个创举，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宽广坚实的台阶形地基可以作为解释小雁塔历经70余次大地震、三裂三合、屹立千年而不倒传奇的重要依据。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陈平也认为，小雁塔四周地基虽经人工夯实处理，但最深处仅3.6米。塔基座正下方目前尚未探明，但即使人工处理，也难以形成传言中“直径约70米”的半球。类似资料也显示，唐塔地基一般不会处理得很深，因此“半球”说无据可依。同样，从力学观点看，物体形成“不倒翁”，需要重心较低、摆动时重心会偏高、物体上下为一整体等条件，但小雁塔并不具备这些要素，“不倒翁”说也难以成立。
陈平强调，小雁塔千年不圮，既非传说中的“神为”亦非某一偶然因素促成，是地质地基体形等多方面因素的集合，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它在地震惯性力作用下券洞间裂缝的开展及裂缝两侧的剪切磨合，消耗了部分地震的能量，从而避免了塔主题结构的较大损坏。
西安博物院副院长孔正一则是小雁塔“三裂三合”说的拥护者，他说从史料记载来看，从明朝到清朝的多次地震中小雁塔确有过“三裂”“三合”的奇观，只是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同时，他表示“不倒翁”的效应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小雁塔也确实历经千年而不倒不斜，这些都有待专家的深入研究。
学者：隋炀帝只两位夫人 荒淫好色是民间传说
千余年来，隋炀帝的口碑很差，他被公认是中国历史上最荒淫无度的昏君之一，并且铁案如山。真是如此吗？昨天下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胡戟教授，携北大出版社推出的新作《隋炀帝的真相》来到河西金陵图书馆新馆，为读者给出了另一种答案。
对于隋炀帝，历代以昏君视之，他自伴随亡隋的败迹黯然辞世起，便被盖棺论定为中国历史上最坏的皇帝，千余年来，铁案如山。今年70岁的胡教授强调，认定隋炀帝是否伟大，要看他在历史上的建树，“我认为隋炀帝是建树最多的皇帝之一，是他最先为统一中国打下基础，是他修建了大运河。”胡教授指出，历史上对隋炀帝的诽谤无非都是民间讹传，是中国士大夫传统思维模式偏狭、脆弱的反映。
胡教授说，“隋炀帝并不是天生的自暴自弃者，但在复杂的时势面前，他确实缺乏一代雄主的韬略，最终被时代所抛下。”那么隋炀帝的真面目究竟是怎样的呢？胡教授说，秦始皇做过的事，他多半也做了，但是他没有焚书坑儒；隋炀帝做过的事，唐太宗多半也做了，但是唐太宗贞观时代远不及他大业前期富庶，然而，秦始皇、唐太宗都有“千古一帝”的美誉，隋炀帝却落了个万世唾骂的恶名。“我们不能设想，如果隋炀帝早死几年，唐太宗多活几年的话，他们的历史评价是否要互换，但我们可以不落前人的窠臼，重新研究隋炀帝，还他一个公道。”
胡教授称他从未掩饰隋炀帝荒唐的一面，“胜利者写失败者，难免有所歪曲。既然隋炀帝这么差，为什么隋文帝会选他接班呢？以隋文帝的英明，岂能被欺瞒一世？”
说隋炀帝是个极其好色之人，说他下扬州，让800个美女给他拉纤，胡教授认为，都是民间传言，“其实他只有两个夫人，生了三儿一女，而唐高祖有41名皇妃，唐太宗也有35个，如果隋炀帝也如此，那岂止只有三儿一女？”
忽必烈为何禁止以高丽女子为妃：防止血统被污染
中国历代虽有以韩国女子为嫔妃的事，却没有以公主和亲高丽的史例。因而，元朝公主下嫁高丽国王，是中韩关系史上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元朝与高丽王室的联姻，并非如某些史家所说，是元朝强加于高丽王室的一个桎梏。事实上，此事由高丽方面最先提出请求，而由元朝皇帝加以允准的。
高丽国王的请婚，迫于内外交煎的情势。
对外方面，自1231年起，蒙古屡次挥兵入侵，蒙古铁骑所过之处，朝鲜半岛庐社为墟。高丽王室退保江华岛，才得以苟延残喘。在高丽内部，自1170年以来，王权旁落，武臣专政已达百年之久，崔氏更是独秉朝政60年，欺凌王室，恣意废立。1259年崔氏覆亡后，新武臣金俊、林衍又相继专政。武臣对王室顺服元朝殊为不满。
因此，当时在位的元宗决定牺牲国家主权，换取元朝对高丽王权的保障，请求公主下嫁便是其中的一个手段。
1270年，元宗前往大都（今北京）朝见忽必烈，为世子（即太子）谌求婚。而世子谌此时35岁，早在10年前就纳有嫔妃。元宗的请求是出于政治动机，而不是纯粹为子觅妇，乃属显然。
忽必烈对元宗请婚一事，并未立即应允。1271年，元宗遣使再度为世子请婚。不久，忽必烈即同意以幼女齐国长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此时公主年仅13岁，不能立即成婚。3年后，世子谌才得以与公主完婚。
不久，元宗逝世，世子谌即位，是为忠烈王。据说，公主与忠烈王同车来到高丽国都开京（今开城）时，高丽父老奔走相告：“不想百年战火之余，还能再见太平。”可见高丽人对元朝公主下嫁的重视。
齐国长公主的下嫁，揭开了为时近百年的元朝与高丽王室联姻的序幕。
从忠烈王到恭愍王，在这7位高丽国王中，有5个国王娶了元朝公主。其余的两位国王，忠穆王冲龄即位，死时仅12岁；忠定王因狂悖而被迫逊位，年仅14岁。他们在位时未到婚龄，因而无法娶到元朝公主。
在当时，蒙元兵力笼罩之下的高丽政体，可用国王与公主共治来概括。忽必烈在齐国长公主下嫁4年后，撤回了驻在高丽的达鲁花赤（监察官），可能便是由于公主更能代表元朝皇帝监督高丽的缘故。
元朝与高丽的强弱之分，充分表现于元朝公主在高丽宫廷中的地位。就名份而言，不论高丽国王是否原有嫔妃，公主下嫁后即被册为正宫。齐国长公主下嫁时，忠烈王早已纳妃，而且伉俪情笃。但公主来后，原来的王妃不得不移居别宫，与忠烈王绝不相通。
在高丽后宫，元朝公主手操生杀大权，国王和其他嫔妃不得不仰其鼻息。例如，忠烈王对齐国长公主的无礼行为，往往“禁之不得，但涕泣而已”，而公主对国王则动辄以手杖敲打。事实上，高丽国王并非惧内症患者，而是迫于岳丈家的威势，以致乾纲不振。
元朝公主虽不断下嫁于高丽，但元朝廷并未纳高丽王女为后妃。这是颇可玩味的现象。自古以来，高丽女子就以婉媚著称，元朝官宦之家竞相收纳高丽女子为妻妾侍婢。而忽必烈曾有令禁止以高丽女子为后妃。他的做法，可能是遵循以蒙古人为后妃的传统，而不愿“黄金氏族”的血统被高丽人（元朝将其视为汉人）污染。
古代“四大美女”另有其人：第一美女并非貂蝉
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一般是指西施、王昭君、貂蝉、杨玉环。其实，“沉鱼”的原型并非西施，与西施同时代的毛嫱应该比她更完美；王昭君只是汉宫中的一般美女，不太可能在宫中鹤立鸡群而被皇帝忽视；貂蝉本无其人，只是一个虚拟的文学形象罢了；杨玉环是古代的歌舞艺术家，其形貌大抵符合具有北方胡人血统的李唐人之审美观。中国古代真正的“四大美女”应该另有其人。
究竟谁是中国古代真正的“四大美女”呢？笔者认为，另类榜应是：毛嫱、夏姬、李祖娥、张丽华。
春秋末期的毛嫱应该是中国古代、至少是先秦时期的第一美女。毛嫱其人，史书上并无专门记载，只知她是春秋末一代霸主越王勾践的爱姬，大致与西施、郑旦年龄相当。但我们仍可以从后人对她的赞美中知晓，她才是最初人们心目中美的化身与象征。“沉鱼落雁”源自《庄子·齐物论》中的“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庄周的本意是指毛嫱、丽姬那样公认的绝色美女，鱼与鸟是不懂得去欣赏的，面对倾城倾国的美女，它们照样或沉入水底自游，或高高地飞翔着。于是，世人便以“沉鱼落雁”形容女子之貌美。故原始的“沉鱼”是指“毛嫱”。在后人对美女的赞颂中，凡同时出现毛嫱、西施的，大都是毛嫱居前、西施断后。《管子·小称》中有“毛嫱、西施，天下之美女也，盛怨气于面，不能以为可好。”但由于开篇所说的原因，毛嫱逐渐被人淡忘，西施则成为美的象征，荣登古典“四大美女”之首。“四大美女”另类榜第二人，当推春秋第一艳妇，也可以说是古代第一“大众情人”的夏姬。郑穆公之女夏姬，自幼生得杏脸桃腮，蛾眉凤眼。长大后更是体若春柳，步出莲花，具有骊姬、息妫之美貌，更兼有妲己、褒姒之狐媚，是一个不知羡煞了多少贵胄公子的人间尤物，后世称她为“一代妖姬”。
据传夏姬在及笄之年，曾经恍恍惚惚地与一个伟岸异人同尝禁果，并获取返老还童、青春永驻的阴阳采补之术。因而既艳名四播，又声名狼藉，家人只好把她远嫁给陈国的夏御叔为妻，夏姬之名由此而来。夏御叔正值壮年而亡，有人说就是死在夏姬的“采补之术”。守寡后的夏姬“其状美好无匹，盖老而复壮者”。据传，夏姬一直到四十多岁，仍容颜娇嫩，皮肤细腻，保持着青春少女模样。而历史上的这位绝代艳女司，也确实以其罕有的独特魅力为国君士大夫所倾倒，史书上说“公侯争之，莫不迷惑失意”。她曾三为王后，七为夫人，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春秋有好几个国家之亡都与她有关。“四大美女”另类榜第三人李祖娥，是北齐文宣帝高洋的皇后。《北齐书·文宣李后传》描绘李祖娥是“容德甚美”。文宣帝高洋是个著名的性虐待狂，嗜好用鞭子抽打嫔妃，甚至当众杀掉嫔妃。只有李祖娥一直受到高洋的礼遇与敬重。可见，在高洋心目中，这李祖娥是无人能替换的绝代佳人。高洋死后，其子高殷即位，尊李祖娥为太后。不久，高殷被废，高洋弟高演当皇帝。高演早逝，武成帝高湛（高洋另一胞弟）继承皇位。高湛垂涎这位兄嫂的美貌已久，即位后就逼迫李祖娥与之淫乱，还使之怀上身孕。李祖娥生下一女后弄死不养，高湛即杀李祖娥的儿子，又剥光李祖娥的衣服用棍棒乱打，最后送至妙胜尼寺做了尼姑。北齐灭亡后，她被俘获送进关中长安。或许是李祖娥的不幸遭遇，才冲淡了其“横绝千古之丽”的美貌。“四大美女”另类榜第四人，便是陈后主陈叔宝的贵妃张丽华，世人曾称她为“人间嫦娥”。据史载，张丽华飘逸若仙，“发长七尺，其光可鉴，性敏慧，有神采”，每当她顾盼凝视时，更显得光彩照人，映动左右，直让陈后主神魂颠倒。另据《烟花记》记载，张丽华所居结绮阁别称“桂宫”，陈叔宝每次采宴乐，呼张丽华为张嫦娥。陈叔宝那首著名的《玉树后庭花》，便是赞美张丽华的。当年隋军灭陈时，久慕张丽华美艳的杨广曾传令留下这位“人间嫦娥”，但时任隋军元帅长史的高却说：“昔太公蒙面以斩妲己，今岂可留丽华！”于是，将张丽华斩于青溪。此举也成为后来高遭杀身之祸的一大原因。
第二章 探秘历史
揭秘：春秋时期被父亲抢了妻子还惨遭杀掉的公子
在那样一个弱肉强食、毫无信义的年代，面对毒辣的父亲、凶残的兄弟，也许死亡才是一种解脱。
生在帝王之家，无论是沾母亲受宠的光，还是凭借自身聪慧，能在皇帝众多的儿子中被立为太子是一件幸事，然而他们的命运也随着这个身份的确立而改变了。但是很多太子自身也要对悲惨的局面负些责任，可卫太子姬伋，他真的是万分无辜！
美女面前不讲亲情与信义虽然在“拼爹”的时候姬伋很有资本，但有这样的亲爹，姬伋也没什么好炫耀的。
姬伋，春秋时期卫国卫宣公之子。由于他出生的有些不是时候，有“被老天爷急急送达人间”的意思，所以他又叫急子。
卫宣公的私生活作风实在是有些不检点，在还没有坐上龙椅的时候，就与他老爹卫庄公的小妾夷姜私通，而且还生下一个孩子，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主人公姬伋。
宣公即位那天，就迫不及待地正式将自己的后母夷姜纳入自己的后宫，也就是在那天，他的元配邢妃从此失宠。宣公和夷姜遮遮掩掩的关系终于暴露在阳光之下。
让人惊讶的是，在那样一个封建的时代，这对夫妻竟然可以顶着种种舆论的压力，在光天化日之下心安理得地生活，而且还很快立他们的儿子姬伋为太子，实在不简单。然而不久，闹剧中的一幕悲剧就发生了。
这场悲剧的发生，还给文学史上留下了绚丽的篇章。诗经·新台新台有泚，河水弥弥。燕婉之求，籧篨不鲜。新台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朱熹在解释这首诗时说：“旧说以为卫宣公为其子急娶于齐……国人恶之，而作此诗，以刺之……”所以，这是一首讽刺宣公的诗。
诗歌大意说的是新台倒影好鲜明，河水洋洋流淌不停，本来以为嫁的是个美少年，却得了一个鸡胸驼背的丑老头，就像本来想撒下鱼网捕鱼，却在网中捞到一个虾蟆。诗中反复用虾作比喻，凸现了卫宣公的丑陋形象，而且一再用新台的鲜明、河水的盛大作对照，反衬出卫宣公的丑态。
事件到底是怎样的呢？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春秋时期的卫国去看个究竟。
据说齐国姜氏以出美女著称，当时的上流社会男子，都以迎娶齐国姜家女子为人生乐事。齐国国君齐僖公有一对超凡脱俗的女儿，史书上没有对她们真实名字的记载，只是大女儿因后来嫁给了卫宣公被后世称为宣姜。
公元前718年，年方十五岁的宣姜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一天，卫国派来使者，为太子姬伋向宣姜求婚。虽然姬伋这年只有十六七岁，却因风流倜傥、博览群书，和公主一样也是当时诸国闻名的名人。而且卫太子姬伋的身上流淌着美女母亲夷姜的血液，当然也是俊美儒雅非凡。
尽管身世方面有些小小问题，但是并不妨碍他的未来国君身份。于是齐僖公立刻答应了这桩十全十美的婚事。
只可惜，不怕真小人，就怕伪君子，这个为太子求婚的使臣就是伪君子中的领袖。回到国内，这个家伙就立即向卫宣公禀报了公主的情况，那沉鱼落雁、倾国倾城的容貌，简直是比花儿还诱人，接着暗示加明示地表达了他的想法——这样的绝色美女，那应该是被国君您享用的啊！他还不忘强调，之所以这样说，绝对是出于作为人臣的一片赤胆忠心啊。
本来卫宣公就是一个老色鬼，哪里经得住这样的煽风点火！况且他当年在无权无势时，就敢在父王的眼皮子底下勾引庶母，如今大权在手，更是没什么可顾忌的。于是流着口水和这个使臣商量了一番，骗亲的计划就敲定下来了。
一心等着婚期到来的太子被派“出差”，与此同时，他的老不正经爹爹开始紧锣密鼓地在河边修建一座新的行宫，名为“新台”。然后就发生了诗歌里记录的那一幕，本来即将成为宣姜公公的老头变成了她的老公。
对于齐僖公这样的老狐狸来说，这个消息带给他短暂的愤怒，可之后就是满心欢喜和得意了——他成了卫国国王的老丈人，这样的好事可不是谁都能有机会遇到的。只是可怜了宣姜，苦了姬伋。
史书上记载，从此以后，姬伋经常发呆，木讷无语。然而他本来就是个善良的老实人，自小学习的礼仪、孝道更是让他对父亲敬若神明。对于这件事，他没有流露出任何不满，默默地接受了这种屈辱的安排。
要命的“四马白旌尾”千防万防，家贼难防。自己老爹下黑手，谁能防得住？谁能承受得起？
时间总是在不经意间飞逝，转眼间，十五年过去了，宣姜的两个儿子都已经快成年了。也许是继承了姜氏的优良传统，宣姜的长子姬寿是一个清秀善良的少年，可是基因在他的弟弟姬朔这就变异了，不仅和善良沾不上边，甚至是恶劣之极。
姬朔经常在卫宣公和宣姜面前说姬伋的坏话，诋毁他这个老实的大哥，而且每次都是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由此看来，这姬朔人才虽然不怎么样，却有着不错的口才。
宣公本来因为当年夺婚的事对这个大儿子就有点心虚，现在又听说他的“种种恶行”，便莫名的讨厌起他来。
有一天，姬朔像往常一样“演讲”，说着大哥如何对“夺妻事件”百般怨恨，如何扬言要在即位后将他们母子铲除干净。这着实激怒了卫宣公，他把姬伋的生母喊来，痛骂她教子无方。可怜的夷姜，就在这天夜里自尽了。
可这并没有动摇卫宣公要把这个逆子翦灭于世的决心，他定下毒计，先派逆子姬伋“出差”，还授予他白旗，又在路上派人专杀手持白旗的人。
宣姜听说后，不管是念在当年旧情，还是为人母的身份，她苦苦哀求丈夫不要这样做，她不愿意看到有谁死去，更不愿意这个死去的人是姬伋。然而，宣姜这样的行为，在卫宣公的眼里成了她对姬伋的眷恋，起到的作用就是加快了他行动的速度。
很快，他派姬伋出使齐国，并赐了一面特别的旌旗——四马白旌尾。姬朔知道后大为高兴，心地善良的姬寿却大惊失色。他连忙将父亲的阴谋告诉大哥，并劝他逃走。
姬伋听完后深受打击，他没料到敬爱的父亲竟然要对自己痛下杀手，不禁万念俱灰。他对姬寿说道：“逆父命求生，不可。”姬寿百般劝慰，但姬伋哀莫大于心死，一句也听不进去。
这样的场景似乎有些熟悉，历史总是在不断重复，这样的对话多像公子扶苏当年对蒙恬将军说的那句“父赐子死，尚安复请”。
善良的姬寿决心为弟弟赎罪，在送行宴上，他将姬伋灌醉，自己代替他出发了。杀手不分青红皂白，将手持白旗的姬寿杀死。姬伋醒来，明白事实真相，连忙去追赶弟弟。可当他赶到的时候，姬寿已经倒在血泊里。
姬伋痛骂杀手，叹道：“误矣！”醒过神来的杀手一不做二不休，把他也乱刀砍死了。得知这样的死讯，宣姜当即昏死过去，从此痛不欲生。
杀手不仅杀了姬伋，还把姬寿也杀了，这样一来倒是帮了姬朔的忙——皇位有力的竞争者都死了。
后来，姬朔如愿当了皇帝，但是这样的人品，怎能降服群臣？他的下场可想而知。
尽管故事的结尾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局，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发生了。后人有感于姬伋、姬寿这兄弟俩浓厚的亲情和前赴后继的牺牲精神，写了一首《二子同舟》来纪念他们。
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二子乘舟，泛泛其逝。愿言思子，不瑕有害？忠孝也要分对象。
毫无疑问，姬伋和姬寿都是善良的人，他们为人子，彰显孝行；为人兄，肝胆相照，但是，他们却做不成，或者没法做一个成熟睿智的政治家。即使姬伋将孝子、忠臣、贤兄演绎得再怎样淋漓尽致，遗憾的是生不逢时，在那样一个弱肉强食、毫无信义的年代，父子相残、兄弟互害的局面并不稀奇。
从尊重生命权的角度来说，人只有留下这条命，才有机会做一个忠孝之人，姬伋兄弟俩如果采取手段保住性命，反戈一击，那不仅会使生命延续，也可能带领自己的国家走向辉煌。
死者已矣，尽管给生者带来无限的哀痛，给后人留下无奈的感叹，但是面对这样毒辣的父亲、凶残的兄弟，也许死亡是一种解脱。当我们再回眸历史，认识姬伋，不要只是徒留悲伤了。
教科书上“文景之治”真相：并非皇帝圣明
只有读懂了中华大地上的粮食，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读懂中国的古代历史。
有了粮食，人才有了赖以生存的条件，人得以生存了，才有了经济的发展，才有了税收。古代中国最大的经济秘密是，税收大多来自农民，亿万个自耕农上交的钱粮支撑起了中央王朝。
用狗尾巴草填饱肚子
要读懂中国历史，我们得从了解狗尾巴草开始。狗尾巴草和粮食能扯上什么关系？其实人类驯化的各种农作物，不论是麦类、粟类、稻类，还是其他粮食作物，大都属于禾本科，而禾本科植物中还包括了大量的野草。说句玩笑话，我们现在不是在吃饭，而是在吃草。
狗尾巴草是古代中国一种重要的农作物——粟的祖本植物，中国人驯化狗尾巴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近万年前。粟，按照我们现在的通俗说法，就是谷子，我们早晨喝的香甜的小米粥就是用粟做的。反过来说，狗尾巴草是粟的野生种，也叫莠，在刚长出来的时候和粟的幼苗很难区分，所以我们的词典里有“良莠不分”的说法。
粟、黍和菽，是先秦时期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农作物，它们的现代说法分别是谷子、黄米和大豆。从读音上看，这三种作物名称很相近，为什么古人会如此称呼这些农作物，是件有趣而令人费解的事情。三种作物最重要的相同之处是它们都是耐旱和耐贫瘠植物，而且生长期又比较短，非常适合中国北方旱地种植。而且，先秦时期农业技术很原始，可谓是刀耕火种，所以这三种非常皮实的作物就率先从百草中脱颖而出，被古代中国人筛选出来，作为当时的主要食物。
夏朝和商朝曾被人们称为“粟文化”的王朝，可见这种家养狗尾巴草的重要地位。不过，当时人口还比较少，人口密度很低，天底下有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和沼泽，人们可以获得的食物来源是相当多的。有人统计过取材先秦的诗歌集《诗经》，305篇诗歌中，有141篇492次提到动物，144篇505次提到植物，许多动植物都是当时人们的食物。就拿《关雎》一文来说，就有“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的句子。所谓“温饱思淫欲”，吃不饱肚子，怎么能有力气唱歌弹琴追美女呢？
这种田园诗般的时代注定要远逝，就像童年很美好，但终究要流逝一样。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多，人们必须开垦更多的荒地，专门种植那些产量比较大的作物，以满足大量人口的食物需求。
这其实就是有名的马尔萨斯人口论中的观点，人口数量是以几何级数上升的，1、2、4、8、16……而从环境中获得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数量，是以算术级数上升的，1、2、3、4、5……人口总是增长得更快，这位英国经济学家悲观地认为，只有战争和疾病才能干掉多余的人口，解决人口和资源之间增长速度不一致的矛盾。
但是，如果打不赢别人，抢不到更多的地盘；又没有爆发瘟疫导致非战斗减员80%，人们总不能像北欧的旅鼠那样，在鼠口爆炸的压力下纷纷跳海自杀吧？尤其是土地变成了私人财产之后，人口和资源的矛盾更加突出了。除非远遁山林，否则人们必须琢磨，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如何获得更多的粮食，装满自己的粮仓。
在古代的农业社会中，人口数量的上限其实掌握在农作物的手中，农作物产量的高低，决定着人口数量的多寡。而面对一张张嗷嗷待哺的嘴，粟这种产量很低的作物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小麦小麦我爱你
就在这时，小麦闪亮登场了，以其良好的口感和稳定的产量，席卷了中国北方地区，各地农民纷纷成为小麦的狂热粉丝，扩大小麦的种植面积，减少其他作物的种植面积。
然而，小麦却不是我国驯化的作物，它的故乡在遥远的西亚，那里也是人类最早的农业起源地。距今约1万年前，那里的人们在平地上种小麦和大麦，在山坡上放牧山羊和绵羊。那时候的人们获得一种新的农作物的喜悦之情，不亚于我们今天获得一部苹果新型掌上电脑的感觉。此后，小麦的种子迅速地从西亚向四周蔓延。
小麦到达中国的时间不详，不过我国境内最早的小麦遗物，是在新疆孔雀河畔的古墓沟墓地里发现的，在古墓的一个草编的小篓中装着小麦作为随葬品，距今已经有3800年的历史。当地遗址中还发现了大型磨麦器。新疆的发现提醒我们，小麦很可能是从西亚经过新疆传入我国北方的。史书上也曾经记载，周穆王西巡，与西王母约会的时候，沿途部落纷纷向周穆王进献小麦，可见当时小麦已经是全亚洲人民的大众情人。
商、周时期，小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还不如粟，在宗庙祭祀的时候，以粟为尊贵之物，看来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不过，嘴巴最终还是决定了脑袋，即使在古代原始的耕作制度下，单位面积小麦产量估计也是粟产量的两倍以上，如果水肥得力，产量会更高。
到了战国时期，小麦已经取代粟，开始在各国的粮仓中成为主角，特别是秦国。
战国七雄之中，秦国位于西方，从地理上看，靠近西域，所以当地接触到小麦这种作物的时间必然很早。而且，秦国拥有渭河冲积形成的关中平原，这里的气候和水文条件非常适宜种植小麦。所以秦国最后做大，并统一天下，是有着优良的环境基础的。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无论秦国的军队有多彪悍，让他们饿几天肚子就没有战斗力了。战国后期秦军能够连年作战，经济基础则是关中平原出产的小麦。
这一点，司马迁看得很清楚，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谈到，秦国所处的关中地区，土地不过天下的1/3，民众也大抵如此比例，但就其富庶程度，却达到了天下总量的60%。所以到了汉朝，国家的管理者非常重视关中平原，还有关中平原上的小麦。西汉的许多农学家兼官员就力挺在关中平原上大力推广小麦种植。
在经历了秦末的战争和汉初吕后专权的动荡岁月后，到汉文帝和汉景帝期间，西汉迎来了所谓的“文景之治”。《汉书》记载，当时国家的粮仓逐渐丰盈，新粮压在旧粮上面，一直堆积到了粮仓的外面；国家的库府里积攒了大量的铜钱，由于多年不用，穿钱的绳子烂掉了，散落在地上的铜钱数不胜数。
后人评价文景之治，大多归功于战乱平息后政治稳定、皇帝以身作则勤俭持家、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等因素。这些解释固然都有道理，但我们应该关注更为主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小麦的广泛种植。中国各王朝的根基是农民，虽然农民也有许多种，有自耕农，有佃农，有农奴，但就古代中国来说，农民中的主力军是亿万小自耕农。如果这些自耕农的土地上的粮食产量很低，仅能糊口，根本交不出皇粮，即使皇帝再勤俭节约，以德治国，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恐怕也没有多少税收能够存留下来。正是因为在文景时期，借助着和平年代的到来，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产量超过其他作物的小麦，才使得自耕农们秋收的时候能打下更多的粮食，于是可供上交的皇粮也就更多了。
中国史书中所记载的一些“盛世”，在那些以儒家思想为纲领的史官笔下，无一例外都是仁政的产物，是人品问题。但其实，有些“盛世”根本就是官样文章，吹出来的，而有些“盛世”则另有原因，并不是用一句“皇上圣明”就能概括的。文景之治就是一例，两个皇上并没有推行什么出色的政策，也就是节日的时候扶一扶锄头，摆个POSE而已。小麦才是文景之治真正的幕后推手。
有多少小麦可以重来
自秦国开始，关中平原能够长期稳定高产，还得益于郑国渠的贡献。
春秋战国时期真是我国历史上思想界的黄金时代，当时什么稀奇古怪的思想都有，有主张兼爱天下的墨子，就有主张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杨朱。郑国渠这个工程，就是韩国策划的很搞笑的一个阴谋。
战国七雄之中，韩国紧邻秦国，实力却最弱，随时有被强秦消灭的危险。走投无路之时，韩国想出来一条“妙计”，派遣本国的水利专家郑国前往秦国，鼓动刚上台的秦王嬴政在渭河流域开凿一条水渠，灌溉关中平原的万亩田地。兴修水利可是大工程，此计如果成功，短时间内秦国就没有财力、物力来进攻韩国了。
当时秦国虽强，但水利人才匮乏，郑国的到来让秦王喜出望外，立即让他主持这项战国时期的“三峡工程”。秦国的资源和人力被这个大工程卷了进去，的确没有力量开战了。没想到5年之后，韩国的阴谋败露，秦王大怒，要杀掉郑国。生死关头，郑国对秦王说，我的确是间谍，但是如果水渠建成，却对秦国大大地好。我只不过让韩国多苟延残喘了几年，但是却会让秦国万年受益。
要说秦王嬴政真是经济学的高手，立刻明白了这个道理，于是依旧让郑国主持修水渠。历时十几年，水渠建成，名叫郑国渠。郑国这个超级大卧底能够名垂千古，完全是因为秦王广阔的胸襟和卓越的远见。
说郑国渠的事情，其实还是要谈谈小麦。小麦属于耐旱的作物，所需的水分并不多。修建郑国渠，灌溉只是一个次要作用，主要的作用是用水冲掉田地中积攒的盐卤。黄河流域的农业区都属于季风气候区，季风来的时候雨量充足，但季风不来的时候却很干旱，土壤水分蒸发很快，却把盐卤留在土壤中，年复一年，农田就出现盐碱化，肥力大大降低，最后无法耕种。
古代中国人选择了种植小麦，同时也就选择了与盐卤作长期的抗争。虽然有郑国渠这样的水利工程来缓解盐碱化的趋势，土地肥力的下降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另一个补救措施就是休耕，种一季就休耕一段时间，待土地肥力恢复后再种一季。休耕就意味着放弃了一段时间的粮食产量，对于古代中国的小自耕农来说，生活中一段时间没有收成，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种小麦的地区，不论是关中平原，还是后来华北平原的一些农耕区，农民们不得不连年耕种，最后让土地陷入万劫不复的盐碱化境地。大批农民失去了稳定的粮食收入，揭竿而起就不可避免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次导致王朝覆灭的农民起义，都发源于小麦的种植区，比如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起义爆发于山东莒县，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爆发于河南洛阳，北魏末年的六镇起义爆发于河套地区，隋末的农民起义爆发于山东、河北、河南，唐末的黄巢起义爆发于山东，明末的李自成起义爆发于陕西米脂……这些起义的导火索可能各不相同，但背后都有土地盐碱化的阴影。
从苦命商贩到开国皇帝：刘备发迹有何超级筹码？
三国时期，蜀汉王朝的创建者刘备在未发迹之前，绝对是一个苦命人。他幼年丧父，和母亲靠织席卖鞋维持生计。刘备之所以能在军阀混战的东汉末年，从一个生活在最底层的贫民一跃登顶，成为万人敬仰的开国皇帝，除了自身的仁政惠民言行及卓越的领导才能外，还因为他在与敌方的政治博弈中，拥有一个超级筹码——他是西汉景帝的儿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按辈分，是东汉献帝刘协的族叔。
古人对家谱极为重视，将其视作家族的历史书。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有天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远自周代开始，正式的谱牒就出现了，不过，直到秦汉时期，受到当时等级制度的限制，只有帝王、诸侯、卿大夫才有资格和需要编制谱牒。司马迁《史记》中的帝王本纪、诸侯世系等内容，大都来自前代留存的帝王和诸侯的谱牒资料。秦朝时期，国家设立“宗正”一职，管理皇族谱牒。汉承秦制，置“宗正”掌管皇室宗亲，实际上宗正官有两大任务。一是管理皇族属籍。汉代分封在各地的诸王，每年要把宗室的名册上报给宗正，宗正根据这些名册编纂成皇室谱牒，并形成诸王世谱；二是序列宗室各成员与皇帝的嫡庶远近关系，确立诸侯后代与诸侯王的亲疏关系，以便确立诸侯王的继承关系。这些皇室谱牒逐年更新并被很好地保存在朝廷，即使经过十几世，也能理清彼此之间的辈分关系。《三国演义》第二十回，曹操将刘备引见给汉献帝时，汉献帝问刘备的身世，刘备回答说：“臣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阁下玄孙。”汉献帝听了，就令取“宗族世谱检看”，刘备所说丝毫不假，“帝排世谱，则玄德乃帝之叔也”。《三国演义》是以史实为骨架的虚构小说，不一定真实可信。不过，《三国志·蜀志·先主传》亦记载，“先主姓刘，讳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汉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后也。”可见，虽然刘备已经沦落为平民百姓，但官修的皇族谱牒里还录有他的姓名及世系。
俗话说，“名不正则言不顺”，生逢汉末乱世，刘备的“皇室后裔”的血统，是做大事取得合法身份的最具说服力的凭据。《三国演义》里只要一提“刘皇叔”，人们都肃然起敬。刘备不管投奔谁，都被奉若上宾，这充分说明“刘皇叔”这一称谓有极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幸运小子刘备，能够以一个“织席贩履”的贫儿摇身一变为大汉皇叔，最后竟能成为蜀汉的开国君主，汉代皇家谱牒帮了他的大忙。
史海钩沉：汉高祖刘邦后裔流落东瀛成为日本人
不姓“刘”，又为何成为刘氏宗亲大会上的贵宾？通过翻译王芬，记者询问76岁高龄的高桥通泰。出乎意料的是，他自豪地说：“我是刘邦第75代后裔。”
养病发现自己是中国“皇亲”
65岁时，高桥通泰因病疗养，突然怀念起自己的祖先，于是利用疗养时间研究家谱。一位亲戚告诉他，他们是中国汉高祖刘邦的后代。这令他大吃一惊，不敢相信。他在日本最大的一家图书馆查找到一本最古老、权威，记载有各族家谱的《日本书纪》。因高桥家族与原田家族同宗，而原田家族的家谱记录完整，他认真查看并翻阅了大量相关书籍后，了解了祖先迁徙的历程。
现留存于日本的刘氏宗亲，乃东汉光武帝刘秀后裔，汉献帝刘协的直系后代。为躲避灾祸，汉献帝玄孙阿智王带领其子都贺王等2000余人，于公元289年5月离开汉土东渡，历经艰难抵达日本。尽管他们是外来人，但汉朝在当时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很高，阿智王的曾孙东汉直掬和日本第35代女天皇结婚（此说目前尚有争议），生有阪上、大藏、内藏3子。
宗族脉络渐趋清晰
高桥通泰了解到，阪上族中，出过“征夷大将军阪上田村麻吕”，当时主要负责朝廷军事，后裔有阪上、丹波等诸姓。
大藏家族负责朝廷财政，成为日本大藏省（现财务省）名称来源。后裔有原田、秋月、高桥、波多江、江上等诸家姓氏。其中原田、秋月、高桥家族曾为城主（相当于中国古代的诸侯）。
内藏家族负责朝廷内事务，成为内务省名称来源。其子孙状况不明。
为避迫害隐没家族史
高桥通泰上小学2年级时，知道祖先是九州地区宫崎县延冈市的“延冈城主”，其他的情况全然不知，他的父亲也不知其家族和中国的关系。
高桥通泰分析认为，在日本的德川幕府时期，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不允许国人和外国人来往，人们不敢承认和外国的关系。后来明治维新，日本政府发动了入侵中国的甲午战争，更不允许公民承认是中国的后裔，而对公民宣称日本是神国，比中国的历史还要长。高桥家族担心受到伤害，隐没了涉及日本之前的家谱。而原田家族很早就被剥夺了城主的地位，相对自由一些，所以保留了完整的家谱。
高桥通泰认为，他的祖父清楚自己是刘家后裔，因高桥通泰从祖父写的曾祖父戒名上发现了“心光院释刘岳周常居士”字样，其中的“刘”字在日本极少用。高桥通泰推测，由于日本政府先是发动了甲午战争，后又开始了入侵中国全土及整个亚洲的战争，祖父没有敢告诉子女家族的完整历史。
为了揭示家族史，高桥通泰发起成立了“高桥元种公后裔联谊会”，相当日本刘氏宗亲联谊会，并亲自组稿、编辑、排版、印刷、发行该联谊会会刊《智伯阳来》，联系了日本刘氏后裔90多个家族，经常举行祭祀祖先、宗亲联谊等活动。
与古城西安颇有渊源
高桥通泰曾任日本北海道海外炭开发供给株式会社副社长，现任日本海外炭开发供给株式会社社长。他于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到中国，是为了进口陕西榆林的煤。此后，他频繁到中国，总共到过中国多少次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
1982年，高桥通泰在进口黄陵的煤时，曾来到西安旅游，此后到过西安4次。他所办的6家公司，都和中国有贸易往来，涉及煤炭、水产等，贸易额逐年递增，目前的年贸易总量在2亿元人民币以上。“派军到别国领土就是侵略”
高桥通泰还有一段有趣的经历：他于1948年加入日本共产党，历任日本共产党东京都地方委员会书记、北海道地方委员会书记。他反对日本政府曾对中国及亚洲的侵略行径，对于近几年日本“过去的战争不是侵略战争，是为了解放亚洲”论调的抬头，他公开表示：“派军队到别国领土去的行为，本身就是侵略。无论以何种说法去解释，都不能掩盖其侵略的实质。”
1997年，高桥通泰在徐州一个汉文化会议上与世界刘氏宗亲联谊会取得联系，参加了第三届世界刘氏宗亲联谊会，被任命为世界刘氏宗亲联谊会和中华刘氏宗亲联谊会永远名誉会长。
高桥通泰告诉记者，自己是不是刘邦后裔无关紧要，别人可以不信，他只是想通过自己寻根问祖的行为，让人们知道：日本和中国有着紧密的血缘关系，过去曾经友好，后代也应该友好，要和平相处，避免战争。
唐朝公务员也蜗居京城 宰相家中用破席挡风遮雨
大唐宰相买郊区房
在唐代，国家向在京的朝廷官员提供免费的单身宿舍，若甘愿打光棍，则可居住其中。《唐语林》记“赵历祠部郎，同舍多以祠曹为目”，此“同舍”即含有同住一个宿舍的意思。
唐玄宗时副宰相卢怀慎住宅之简陋令人咋舌。一次他休病假，同僚宋王景、卢从愿等去他家探病，但见“器用屋宇，皆极俭陋”，卢怀慎“卧于弊箦单席，门无帘箔，每风雨至，则以席蔽焉”（《明皇杂录》），堂堂大唐的副总理就躺在一张破席上养病，大门上连一副像样的门帘都没有，就靠一张破席挡风遮雨，可见其居住条件之恶劣。
和卢怀慎同时任宰相的姚崇，居住条件与之半斤八两，《旧唐书》称“（姚）崇第赊僻，因近舍客庐”。大概是因中心地段房价太贵，所以姚崇把住所买在偏远的地方，为上下班方便，他又在皇城附近的旅馆里包了一间，终因起居失调而“病店”。玄宗得知真相后，“诏徙寓四方馆”，就是在专门接待周边少数民族和外邦使节的涉外高级宾馆里，为他开了一间套房，以方便妻孥同住照顾。但“（姚）崇以馆局华大，不敢居”。
唐代诗人白居易也一样选择了郊区房，他的买房经历跟现代都市打工族颇为相似。白居易二十八岁考中举人，二十九岁考中进士，三十二岁参加工作，干的是“校书郎”，就是在中央办公厅负责校对红头文件的工作人员。级别呢，是正九品，相当于一个小县的县长，不过工资却不低，每月一万六千钱。白居易在长安东郊常乐里租了四间茅屋，因为离上班的地方远，又养了一匹马代步，此外还雇了两个保姆，这样每月的开销是七千五百钱，剩下八千五百钱存起来。但是存了十年，他也没能在长安买下一套房子。
后来白居易觉得这样长期租房不是办法，就跑到陕西渭南县，也就是长安城的卫星城，买下一处宅子，平时住在单位，逢假期和休息日就回渭南的家。有点和现在的大都市白领差不多，在郊区买房不住，而在城里租房上班。
北宋京官租房住
宋朝也有很多名人曾经为住房发过愁。在宋代，自京都到各地州府，都设有楼店务（后改名店宅务）作为主管国有房产和邸店的行政部门，负责出租及修造事宜，相当于近世的房管局。官员在京都任职而又无私第的，包括宰执大臣在内，都在楼店务租房住。
朝廷还规定，官员搬出公房时不得带走任何公家用品，即使贵为宰相，亦不得违反。《萍洲可谈》述，王安石从出判江宁府任上自请退休，夫人吴氏把官舍里一张躺习惯的藤床带回了家。未几，“郡吏来索，左右莫敢言”，只好悄悄地向老爷汇报。王安石知道吴夫人“好洁成癖”，自己则以邋遢与她“每不相合”，于是不洗脚就上床，躺了良久。吴夫人望见，立即命送还。
还有一些高官们买不起房，则跟当时房价居高不下有很大的关系。大文学家欧阳修也是租房一族中的一员。欧阳修考中进士，进中央工作，工作了好多年，始终没买上房子。他给朋友写信说：“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意思是在京城工作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混上自己的窝，一直在小胡同里租房住，很惨。
苏辙从蜗居到房奴
大文豪苏轼和弟弟苏辙一家从蜗居到房奴的买房经历，最能反映当时官员们住房的窘状。
苏东坡一辈子买了好几套房子，但是没有一套是在首都开封买的。后来他儿子在开封结婚，没有新房，老苏很着急，借了一个朋友的房子，才算把喜事办了。
而他弟弟苏辙，在眉山老家旧宅里住了18年，嘉元年进京。等到他和苏轼考中进士，爸爸苏洵也做了十来年的官，在京城却没能置上房子，任由兄弟俩借住公署。后来苏辙、苏轼的妻子和孩子也来到京城，加上丫环保姆，一家老小几十口，公署里住不下，苏洵才去租了一处宅院。
嘉五年，苏洵带苏辙移居河南杞县，也是租的房子；嘉六年，苏洵带苏辙回京闲居，还是租的房子；直到治平三年苏洵病故，除了眉山老宅，没有给儿孙留下一处房产、一块土地。
父亲过世后，苏辙守孝3年，再到京城做官，已经31岁，该自立门户了。然而他的运气似乎不大好，熙宁元年单位分房，他在家守孝，没赶上；熙宁三年皇帝赐宅，他去了河南淮阳抓教育，还是没赶上。眼瞅着朋友李遵度在洛阳买地建别墅，王巩在扬州扩建住宅，苏辙心里难过，在诗中感慨道：“恨无二顷田，伴公老蓬莱。”
苏辙下放南京时，王安石也在南京并早已置地买房，“以为终老之计”，苏辙见了，免不了再次感慨一番——此时苏辙已经56岁。元符三年，苏辙回河南许昌定居后，狠狠心拿出攒了大半生的工资，卖掉一批藏书，花了几年时间，陆续买下“卞氏宅”“东邻园”“南园竹”，又改建、扩建，置了一处百余间的大院落，安顿下全家老小。不过心愿满足了，他一生的积蓄也耗尽了，“盎中粟将尽，橐中金亦殚”，于是又自责“我老不自量”，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做房奴。
苏辙
2月27日，温家宝总理在与网民在线交流时深有体会地说，他也知道所谓“蜗居”的滋味，因为他从上小学到离开家的时候，全家5口人只有9平方米的住房。
其实在古代，许多身居庙堂的高官都曾有过“蜗居”的经历。宋代散文家苏辙56岁时，还没有置办上一套称心的住宅，面对自己捉襟见肘的住房，他曾感叹说“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活了大半生，头发都花白了，还没弄上一套房子，搞得自己在儿子们面前抬不起头来，他们还老是抱怨。
古代高官住房困难，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些掌握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大权的成功人士，因为居官清廉、工作调动频繁、任职地不固定，或是政治上被排挤等诸多原因，都曾被住房问题困扰。
国学大观（科举制度，古代学校，古代学官，风俗礼仪，古代位次，古代讳称，姓名称谓）
一、科举教育
1、科举制度概说
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它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历时1300余年，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从官制史角度看，科举制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和巨大进步。它所坚持的是“自由报名，统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公开张榜”的原则，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对政治的垄断，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改革。它给中小地主阶级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入仕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使大批地位低下和出身寒微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科举考试的内容到明代以八股文为主，即“八股取士”。它逐步成为一种僵化的模式，特别是到晚清时已成为严重束缚知识分子的枷锁，暴露出种种弊端。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也就是历史的大势所趋。从此，1300年的科举制度终于宣告结束。但客观而论，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中，科举制的进步作用也是不容否定的。
2、科举前选拔官员【荐举】汉代选拔官吏制度的一种形式。荐举有考察、推举的意思，又叫察举。由侯国、州郡的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察举的主要科目有孝廉、贤良、文学、茂才等。《张衡传》：“永元中，举孝廉不行。”《陈情表》：“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汉代避刘秀讳，称秀才为茂才）【征辟】也是汉代选拔官吏制度的一种形式。征，是皇帝征聘社会知名人士到朝廷充任要职。辟，是中央官署的高级官僚或地方政府的官吏任用属吏，再向朝廷推荐。《张衡传》：“连辟公府，不就。”“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孝廉】汉代察举制的科目之一。孝廉是孝顺父母、办事廉正的意思。实际上察举多为世族大家垄断，互相吹捧，弄虚作假，当时有童谣讽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3.科举制名称【科举】指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科举。从隋代至明清，科举制实行了一干三百多年。《诗话二则？推敲》“岛（指贾岛）初赴举京师”，意思是说贾岛当初前去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到明朝，科举考试形成了完备的制度，共分四级：院试（即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考试内容基本是儒家经义，以“四书”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解释必须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准。【童试】也叫“童生试”；明代由提学官主持、清代由各省学政主持的地方科举考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合格后取得生员（秀才）资格，方能进入府、州、县学学习，所以又叫入学考试。应试者不分年龄大小都称童生。《左忠毅公逸事》“及试，吏呼名至史公”，这里就是指童生试，在这次考试中左光斗录取史可法为生员（秀才），当时史可法二十岁。《促织》“邑有成名者，操童子业”，“操童子业”是说正在准备参加童生试。【乡试】明清两代每三年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举行的一次考试，因在秋八月举行，故又称秋闱（闱，考场）。主考官由皇帝委派。考后发布正、副榜，正榜所取的叫举人，第一名叫解（jiě）元。【会试】明清两代每三年在京城举行的一次考试，因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考试由礼部主持，皇帝任命正、副总裁，各省的举人及国子监监生皆可应考，录取三百名为贡士，第一名叫会元。【殿试】是科举制最高级别的考试，皇帝在殿廷上，对会试录取的贡士亲自策问，以定甲第。实际上皇帝有时委派大臣主管殿试，并不亲自策问。录取分为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的称号，第一名称状元（鼎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的称号；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的称号。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统称进士。【及第】指科举考试应试中选，应试未中的叫落第、下第。《祭妹文》：“逾三年，予披宫锦还家。”古时考中进士要披宫袍，这里“披宫锦”即指中进士。《祭妹文》：“大概说长安登科，函使报信迟早云尔。”“登科”是及第的别称，也就是考中进士。【进士】参见“殿试”条。是科举考试的最高功名。《儒林外史》第十七回：“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贡士参加殿试录为三甲都叫进士。据统计，在我国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史上，考中进士的总数至少是98749人。古代许多著名作家都是进士出身，如唐代的贺知章、王勃、宋之问、王昌龄、王维、岑参、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杜牧等，宋代的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考中进士，一甲即授官职，其余二甲参加翰林院考试，学习三年再授官职。【状元】参见“殿试”条。科举制度殿试第一名，又称殿元、鼎元，为科名中最高荣誉。历史上获状元称号的有一千多人，但真正参加殿试被录取的大约七百五十名左右。唐代著名诗人贺知章、王维，宋代文天祥都是经殿试而被赐状元称号的。【会元】参见“会试”条。举人参加会试，第一名称会元，其余考中的称贡士。【解元】参见“乡试”条。生员（秀才）参加乡试，第一名称解元，其余考中的称举人。【连中三元】科举考试以名列第一者为元，凡在乡、会、殿三试中连续获得第一名，被称为“连中三元”。据统计，历史上连中三元的至少有十六人。欧阳修《卖油翁》中提到的“陈康肃公尧咨”，陈尧咨与其兄陈尧叟都曾考中状元，而陈尧叟则是连中三元。【鼎甲】指殿试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如一鼎之三足，故称鼎甲。状元居鼎甲之首，因而别称鼎元。【贡士】参见“会试”条。参加会试而被录取的称贡士。【举人】参见“乡试”条。参加乡试而被录取的称举人。举人可授知县官职。《儒林外史》第三回写范进中举后，张乡绅立即送贺仪银和房屋，范的丈人胡屠户也立时变了嘴脸吹捧女婿“是天上的星宿”，而范得了消息，高兴得发了疯。说明古代中举后便可升官发财。【生员】即秀才，参见“童生试”条。通过院试（童试）的可称为生员或秀才。如王安石《伤仲永》“传一乡秀才观之”。东汉时避光武帝刘秀讳，而称秀才为茂才，《阿Q正传》中称赵少爷“茂才公”，表示讽刺。【八股文】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文体，也叫时文、制义、制艺、时艺、四书文、八比文。这种文体有一套固定的格式，规定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组成，每一部分的句数、句型也都有严格的限定。“破题”规定两句，说破题目意义；“承题”三句或四句，承接“破题”加以说明；“起讲”概括全文，是议论的开始；“入手”引入文章主体；从“起股”到“束股”是八股文的主要部分，尤以“中股”为重心。在正式议论的这四个段落中，每段都有两股相互排比对偶的文字，共为八股，八股文由此得名。八股文的题目，出自《四书》、《五经》，八股文的内容，不许超出《四书》、《五经》范围，要模拟圣贤的口气，传达圣贤的思想，考生不得自由发挥。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八股文起到了束缚思想、摧残人才的作用。【金榜】古代科举制度殿试后录取进士，揭晓名次的布告，因用黄纸书写，故而称黄甲、金榜。多由皇帝点定，俗称皇榜。考中进士就称金榜题名。【同年】科举时代同榜录取的人互称同年。《训俭示康》：“同年曰：‘君赐不可违也。’”
4、古代学校【校】夏代学校的名称，举行祭祀礼仪和教习射御、传授书数的场所。【庠xiáng】殷商时代学校的名称。《孟子？齐桓晋文之事》：“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序】周代学校的名称。《孟子？滕文公》：“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古人常以庠序称地方学校，或泛指学校或教育事业。【国学】先秦学校分为两大类：国学和乡学。国学为天子或诸侯所设，包括太学和小学两种。太学、小学教学内容都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主，小学尤以书、数为主。【太学】中国封建时代的教育行政机构和最高学府。魏晋至明清或设太学，或设国子学（监），或两者同时设立，名称不一，制度也有变化，但都是教授王公贵族子弟的最高学府，就学的生员皆称太学生、国子生。《张衡传》：“因入京师，观太学。”《送东阳马生序》：“东阳马生君则在太学已二年。”【乡学】与国学相对而言，泛指地方所设的学校。【国子监】参见“太学”条。汉魏设太学，西晋改称国子学，隋又称国子监，从此国子监与太学互称，都是最高学府兼有教育行政机构的职能。如明代设“国子监”，而《送东阳马生序》中则称之为“太学”。【书院】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是：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和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明代无锡有“东林书院”，曾培养了杨涟、左光斗这样一批不畏阉党权势、正直刚硬廉洁的进步人士，他们被称为“东林党”。【监生】国子监的学生。或由学政考取，或地方保送，或皇帝特许，后来成为虚名，捐钱就能取得监生资格。《祝福》中的“四叔”就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则是一个吝啬鬼的典型。【诸生】明清时期经考试录取而进入府、州、县各级学校学习的生员。生员有增生、附生、廪生、例生等，统称诸生。《送东阳马生序》“今诸生学于太学”，则是指在国子监学习的各类监生。
5、古代学官【学官】古代主管学务的官员和官学教师的统称。如祭酒、博士、助教、提学、学政、教授和教习、教谕等。【祭酒】古代主管国子监或太学的教育行政长官。战国时荀子曾三任稷下学宫的祭酒，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校长。唐代的韩愈、明代的崔铣（《记王忠肃公翱事》的作者）都曾任过国子监祭酒。【博士】古为官名，现为学位名称。秦汉时是掌管书籍文典、通晓史事的官职，后成为学术上专通一经或精通一艺、从事教授生徒的官职。《三国志？吕蒙传》：“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送东阳马生序》：“有司业、博士为之师。”【司业】学官名。为国子监或太学副长官，相当于现在的副校长，协助祭酒主管教务训导之职。【学政】学官名。“提督学政”的简称，是由朝廷委派到各省主持院试，并督察各地学官的官员。学政一般由翰林院或进士出身的京官担任。《促织》：“又嘱学使俾入邑庠。”学使即学政的别称。《左忠毅公逸事》：“乡先辈左忠毅公视学京畿。”指左光斗任京城地区的学政。【教授】原指传授知识、讲课授业，后成为学官名。汉唐以后各级学校均设教授，主管学校课试具体事务。【助教】学官名。是国子监或太学的学官，协助国子祭酒和国子博士教授生徒，又称国子助教。
二、风俗礼仪
1、古代节日习俗【元旦】我国传统习俗中最隆重的节日。此节乃一岁之首。古人又称元日、元正、新春、新正等，而今人称春节，是在采用公历纪元后。古代“春节”与“春季”为同义词。春节习俗一方面是庆贺过去的一年，一方面又祈祝新年快乐、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多与农事有关。迎龙舞龙为取悦龙神保佑，风调雨顺；舞狮源于镇慑糟蹋庄稼、残害人畜之怪兽的传说。随着社会的发展，接神、敬天等活动已逐渐淘汰，燃鞭炮、贴春联、挂年画、耍龙灯、舞狮子、拜年贺喜等习俗至今仍广为流行。【元宵】我国民间传统节日。又称正月半、上元节、灯节。元宵习俗有赏花灯、包饺子、闹年鼓、迎厕神、猜灯谜等。宋代始有吃元宵的习俗。元宵即圆子，用糯米粉做成实心的或带馅的圆子，可带汤吃，也可炒吃、蒸吃。宋朱淑真《生查子？元夕》：“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社日】农家祭土地神的日子。汉以前只有春社，汉以后开始有秋社。春社在春分前后，秋社在秋分前后。社日这一天，乡邻们在土地庙集会，准备酒肉祭神，然后宴饮。王家《社日诗》“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上巳】原定于三月上旬的一个巳日，所以叫上巳。曹魏以后，这个节日固定在三月三日。早先，人们到水边去游玩采兰，以驱除邪气。后来，演变成水边宴饮，郊外春游的节日。杜甫有《丽人行》诗：“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寒食】我国民间传统节日。节日里严禁烟火，只能吃寒食。在冬至后的一百零五天或一百零六天，在清明前一、二日。相传，春秋时晋公子重耳流亡在外，大臣介子推曾割股啖之。重耳做国君后，大封功臣，独未赏介子推。子推便隐居山中。重耳闻之甚愧，为逼他出山受赏，放火烧山。子推抱木不出而被烧死。重耳遂令每年此日不得生火做饭，追念子推，表示对自己过失的谴责。因寒食与清明时间相近，后人便将寒食的风俗视为清明习俗之一。元镇《连昌宫词》：“初过寒食一百六，店社无烟宫柳绿。”【清明】我国民间传统节日。按农历算在三月上半月，按阳历算则在每年四月五日或六日。此时天气转暖，风和日丽，“万物至此皆洁齐而清明”，清明节由此得名。其习俗有扫墓、踏青、荡秋千、放风筝、插柳戴花等。历代文人都有以清明为题材入诗的。【端午】我国民间传统节日。又称端阳、重午、重五。端午原是月初午日的仪式，因“五”与“午”同音，农历五月初五遂成端午节。一般认为，该节与纪念屈原有关。屈原忠而被黜，投水自尽，于是人们以吃粽子、赛龙舟等来悼念他。端午习俗有喝雄黄酒、挂香袋、吃粽子、插花和菖蒲、斗百草、驱“五毒”等。杜甫有《端午日赐衣》：“端午被恩荣。”【乞巧】我国民间传统节日。又称少女节或七夕。相传，天河东岸的织女嫁给河西的牛郎后，云锦织作稍慢，天帝大怒，将织女逐回，只许两人每年农历七月初七夜晚在鹊鸟搭成的桥上相会。或说：天上的织女嫁给了地上的牛郎，王母娘娘将织女抓回天庭，只许两人一年一度鹊桥相会。每年七月初七晚上，妇女们趁织女与牛郎团圆之际，摆设香案，穿针引线，向她乞求织布绣花的技巧。在葡萄架下，静听牛郎织女的谈话，也是七月七的一大趣事。和凝《宫词》：“阑珊星斗缀朱光，七夕宫嫔乞巧忙。”【中秋】我国民间传统节日。又称团圆节。农历八月在秋季之中，八月十五又在八月之中，故称中秋。秋高气爽，明月当空，故有赏月与祭月之俗。圆月带来的团圆的联想，使中秋节更加深入人心。唐代将嫦娥奔月与中秋赏月联系起来后，更富浪漫色彩。历代诗人以中秋为题材作诗的很多。中秋节的主要习俗有赏月、祭月、观潮、吃月饼等。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韦庄《送秀才归荆溪》：“八月中秋月正圆，送君吟上木兰船。”【重阳】我国民间传统节日。《易经》将“九”定为阳数，两九相重，故农历九月初九为“重阳”。重阳时节，秋高气爽，风清月洁，故有登高望远、赏菊赋诗、喝菊花酒、插茱萸等习俗。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腊日】我国民间传统节日。这是古代岁末祭祀祖先、祭拜众神、庆祝丰收的节日。腊日通常在每年的最后一个月（腊月）举行，南北朝时腊日已固定在农历十二月初八。有吃赤豆粥、祭拜祖先等习俗。佛教的腊八粥后也渗入腊日习俗。杜甫有《腊日》诗：“腊日年年暖尚遥，今年腊日冻全消。”【除夕】我国民间传统节日。农历十二月三十日晚，家家在打扫一清的屋里，摆上丰盛的菜肴，全家团聚吃“年饭”。此夜大家通宵不眠，或喝酒聊天，或猜谜下棋，嬉戏游乐，谓之“守岁”。零点时，众人争相奔出，在庭前拢火燃烧（古称“庭燎”，取其兴旺之意），并在这“岁之元，月之元，时之元”的“三元”之时抢先放出三个“冲天炮”，以求首先发达，大吉大利。此时，爆竹声、欢叫声响成一片，一派“爆竹声中除旧岁”的景象。
2、古代礼仪【伯仲叔季】兄弟行辈中长幼排行的次序。伯（孟）是老大，仲是老二，叔是老三，季是老四。古代贵族男子的字前常加伯（孟）、仲、叔、季表示排行，字的后面加“父”或“甫”字表示男性，构成男子字的全称，如伯禽父、仲尼父、叔兴父等。【十二生肖】又称属相。古代术数家拿十二种动物来配十二地支，子为鼠，丑为牛，寅为虎，卯为兔，辰为龙，巳为蛇，午为马，未为羊，申为猴，酉为鸡，戌为狗，亥为猪。后以为某人生在某年就肖某物，如子年生的肖鼠，亥年生的肖猪，称为十二生肖。在古代，十二生肖常被涂上迷信色彩，一遇休戚祸福，往往牵扯起来，特别是在婚配中男女属相很有讲究，有所谓“鸡狗断头婚”、“龙虎不相容”等说法。【生辰八字】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各有天干、地支相配，每项两个字，四项共八个字。根据这八个字，可推算出一个人的命运。遇有大事，都需推算八字。旧俗订婚时，男女双方互换庚帖，上有生辰八字。双方各自卜问对方的生辰八字命相阴阳，以确定能否成婚，吉凶如何。【孝悌】孝，指对父母要孝顺、服从；悌，指对兄长要敬重、顺从。孔子非常重视孝悌，把孝悌作为实行“仁”的根本，提出“三年无改于父道”、“父母在，不远游”等一系列孝悌主张。孟子也把孝悌视为基本的道德规范。秦汉时的《孝经》则进一步提出：“孝为百行之首。”儒家提倡孝悌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牺牲】古代祭祀用的牲畜，色纯为“牺”，体全为“牲”。《左传？曹刿论战》中有这样的话：“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三牲】一指古代用于祭祀的牛、羊、猪，后来也称鸡、鱼、猪为三牲。一指夏、商、周三代所用牺牲的总称。【太牢、少牢】古代帝王祭祀社稷时，牛、羊、豕（shǐ，猪）三牲全备为“太牢”。古代祭祀所用牺牲，行祭前需先饲养于牢，故这类牺牲称为牢；又根据牺牲搭配的种类不同而有太牢、少牢之分。少牢只有羊、豕，没有牛。由于祭祀者和祭祀对象不同，所用牺牲的规格也有所区别：天子祭祀社稷用太牢，诸侯祭祀用少牢。【家祭】古人在家庙内祭祀祖先或家族守护神的礼仪。唐代即有专人制订家祭礼仪，相沿施行。宋代陆游《示儿》诗中有这么两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揖让】一指古代宾主相见的礼节。揖让之礼按尊卑分为三种，称为三揖：一为土揖，专用于没有婚姻关系的异姓，行礼时推手微向下；二为时揖，专用于有婚姻关系的异姓，行礼时推手平而致于前；三为天揖，专用于同姓宾客，行礼时推手微向上。一指禅让，即让位于比自己更贤能的人。【长揖】这是古时不分尊卑的相见礼，拱手高举，自上而下。【拱】古代的一种相见礼，两手在胸前相合表示敬意。《论语？微子》中有这样的记载：“子路拱而立。”【顿首】古时一种拜礼，为“九拜”之一，俗称叩头。行礼时，头碰地即起。因其头接触地面时间短暂，故称顿首。通常用于下对上及平辈间的敬礼，如官僚间的拜迎、拜送，民间的拜贺、拜望、拜别等。也常用于书信中的起头或末尾，如丘迟《与陈伯之书》：“迟顿首。陈将军足下无恙，幸甚幸甚……丘迟顿首。”【稽首】古代的拜礼，为“九拜”之一。行礼时，施礼者屈膝跪地，左手按右手，拱手于地，头也缓缓至于地。头至地须停留一段时间，手在膝前，头在手后。这是九拜中最隆重的拜礼，常为臣子拜见君王时所用。后来，子拜父，拜天拜神，新婚夫妇拜天地父母，拜祖拜庙，拜师，拜墓等，也都用此大礼。【九拜】我国古代特有的向对方表示崇高敬意的跪拜礼。《周礼》谓“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日空首，四曰振动，五日吉拜，六日凶拜，七日奇拜，八日褒拜，九曰肃拜。”这是不同等级、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在不同场合所使用的规定礼仪。【跪】两膝着地，挺直身子，臀不沾脚跟，以示庄重。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于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秦王。”【坐】古代席地而坐，坐时两膝着地，臀部贴于脚跟。为了表示对人尊重，坐法颇有讲究：“虚坐尽后，食坐尽前。”“尽后”是尽量让身体坐后一点，以表谦恭；“尽前”是尽量把身体往前挪，以免饮食污染坐席而对人不敬。【冠礼】古代男子成年时（二十岁）加冠的礼节。冠礼在宗庙中进行，由父亲主持，并由指定的贵宾给行冠礼的青年加冠三次，先后加缁布冠、皮弁、爵弁，分别表示有治人、为国出力、参加祭祀的权力。加冠后，由贵宾向冠者宣读祝辞，并给起一个与俊士德行相当的美“字”，使他成为受人尊敬的贵族成员。因为男子二十岁行冠礼，所以后世将二十岁称作“弱冠”。【斋戒】古代祭祀或重大事件，事先要沐浴、更衣、独居，戒其嗜欲，以示心地诚敬，这些活动叫“斋戒”。“斋”又称“致斋”，致斋三日，宿于内室，要求“五思”（思其居处、笑语、志意、所乐、所嗜），这主要是为了使思想集中、统一。“戒”又称“散斋”，散斋七日，宿于外室，停止参加一切娱乐活动，也不参加哀吊丧礼，以防“失正”、“散思”。古人斋戒时忌荤，但并非忌食鱼肉荤腥，而是忌食有辛味臭气的食物如葱、蒜等，这主要是为了防止祭祀时口中发出的臭气，对神灵、祖先有所亵渎。【再拜】先后拜两次，表示礼节之隆重。旧时书信末尾也常用“再拜”，以表示敬意。【膜拜】古代的拜礼。行礼时，两手放在额上，长时间下跪叩头。原专指礼拜神佛时的一种敬礼，后泛指表示极端恭敬或畏服的行礼方式。今人多用“顶礼膜拜”形容对某人崇拜得五体投地。【折腰】即拜揖。鞠躬下拜，表示屈辱之意。《晋书？陶潜传》载：陶渊明曾为彭泽县令，州郡派督邮巡视至县，县吏劝陶束带迎见，他感叹地说：“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后来引申为倾倒、崇拜，如毛泽东《沁园春？雪》：“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六礼】中国古代婚姻的六种手续和礼仪，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秦晋之好】春秋时，秦、晋两国国君几代都互相通婚，后称两姓联姻为“秦晋之好”。【举案齐眉】古代妻子为丈夫捧膳食时要举案于眉，表示相敬。【以文会友】古代文人交往、交友的礼俗。文人相交轻财物而重情谊、才学，故多以诗文相赠答，扬才露己，以表心态。唱酬是通行的方式，即以诗词相酬答。在宴饮等聚会时，更是不可有酒无诗，流行尽觞赋诗之俗。
3、古代位次【座次】古时官场座次尊卑有别，十分严格。官高为尊居上位，官低为卑处下位。古人尚右，以右为尊，右丞相比左丞相大；“左迁”即表示贬官。《廉颇蔺相如列传》：“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古代建筑通常是堂室结构，前堂后室。在堂上举行的礼节活动是南向为尊。皇帝聚会群臣，他的座位一定是坐北向南的。因此，古人常把称王称帝叫做“南面”，称臣叫做“北面”。室东西长而南北窄，因此室内最尊的座次是坐西面东，其次是坐北向南，再次是坐南面北，最卑是坐东面西。《鸿门宴》中有这样几句：“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项王座次最尊，张良座次最卑。【席次】古代宴会席次，尊卑很有讲究。一般筵席用的是八仙桌，桌朝大门，其位次如下：位尊者居前，8是主人席位。如果客多，可设两桌、三桌或更多，有上桌与散座的区别：上桌与单席的位次相同，散座则不分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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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虚左】古代座次以左为尊，空着左边的位置以待宾客称“虚左”。《信陵君窃符救赵》：“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足见信陵君对侯生之尊敬。今人有“虚左以待”一语。
4、古代讳称
古人对“死”有许多讳称，主要的有：（1）天子、太后、公卿王侯之死称：薨、崩、百岁、千秋、晏驾、山陵崩等。（2）父母之死称：见背、孤露、弃养等。（3）佛道徒之死称：涅檠、圆寂、坐化、羽化、仙游、仙逝等。“仙逝”现也用于称被人尊敬的人物的死。（4）一般人的死称：亡故、长眠、长逝、过世、谢世、逝世、寿终、殒命、捐生、就木、溘逝、老、故、逝、终等。
三、姓名称谓
1、基本称谓【称字】古人幼时命名，成年（男20岁、女15岁）取字，字和名有意义上的联系。字是为了便于他人称谓，对平辈或尊辈称字出于礼貌和尊敬。如称屈平为屈原，司马迁为司马子长，陶渊明为陶元亮，李白为李太白，杜甫为杜子美，韩愈为韩退之，柳宗元为柳子厚，欧阳修为欧阳永叔，司马光为司马君实，苏轼为苏子瞻，苏辙为苏子由等。【称号】号又叫别号、表号。名、字与号的根本区别是：前者由父亲或尊长取定，后者由自己取定。号，一般只用于自称，以显示某种志趣或抒发某种情感；对人称号也是一种敬称。如：陶潜号五柳先生，李白号青莲居士，杜甫号少陵野老，白居易号香山居士，李商隐号玉溪生，贺知章晚年自号四明狂客，欧阳修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王安石晚年号半山，苏轼号东坡居士，陆游号放翁，文天祥号文山，辛弃疾号稼轩，李清照号易安居士，杨万里号诚斋，罗贯中号湖海散人，蒲松龄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吴趼人号我佛山人，袁枚号随园老人，刘鹗号洪都百炼生。【直称姓名】大致有三种情况：（1）自称姓名或名。如“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庐陵文天祥自序其诗”。（2）用于介绍或作传。如“左将军王凝之妻也”，“陈太丘与友期行”。（3）称所厌恶、所轻视的人。如“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贾余庆献谄于后”。【称绰号】又叫外号或诨名，绰号一般根据某人的外貌、性格、行为等特征而另起的“名字”。绰号有褒有贬。
第三章 歪批历史
张飞强娶曹操的堂侄女？试探三国时婚姻生态心理
聊聊三国时候的婚姻生态和婚姻心理
历史的“心”河
公元200年，是一个很热闹的年份，历史安排了很多精彩段子在这一年密集上演。
最热闹的当然是官渡之战，这个段子发生在十月，袁绍老大变老二，曹操老二变老大；最精彩的段子在四月，临时在曹操手下打工的关云长，上演了一段荡气回肠的动作大片，在白马秒杀袁绍手下骁将颜良；最伤不起的段子是在江东，小帅哥孙策在打猎时居然被三个刺客搞定，不仅毁容，而且搭上性命，年仅26岁，过早地离开了大乔美眉；最暗淡的段子是，万民拥戴的刘皇叔失了徐州，去袁绍那里蹭饭吃；最血腥的段子在正月，曹操一举粉碎董承反动集团，700多名无辜者被正法。
最喜气的段子呢？是三将军张飞找到了女朋友，并完成终身大事。新娘是夏侯姑娘，萝莉级别的，是敌对阵营里夏侯渊的侄女，也可能是曹操的堂侄女。
现在讲张飞蜀黍的浪漫情史和心史。
文/刘黎平本专题图片来自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连环画《诸侯举兵讨董卓》
浪漫情缘发生地：曹操家乡周边地区
爱情邂逅的时间：大概建安五年正月之后
张飞的这段浪漫史在史书上是有记载的，据记录档案《魏略》的资料，整理如下：
时间：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但没交代月份，演算一下，曹操攻打徐州赶跑刘关张三兄弟是在当年正月，那么，故事应该发生在张飞与大哥二哥失散之后。
地点：
历史档案上说夏侯姑娘出来捡柴的地点是在她家乡的周边，夏侯姑娘是曹操的同乡：沛国谯县，是位安徽姑娘。档案记载也说张飞在这一带出没。张飞是从哪里进入夏侯美眉的家乡的呢？来个卫星精确定位，徐州下辖的下邳与沛国谯县相邻。别忘了，刘备关羽曾在下邳驻兵。刘关张在徐州被打散后，关羽临时去曹操手下，张飞到底是和刘备去了袁绍那里，还是单独打游击，史书完全没记载，《三国演义》说张飞入芒砀山，这个没证据，但从张飞在谯县一带出没的记录来看，应该是和刘关二人失散，单独带领部队流窜，从下邳进入夏侯的家乡。绕来绕去这么说，是要证明张飞出没的地段和夏侯姑娘出没的地段有交集，然后才有可能邂逅。
缘由：
张飞同志的部队与组织失去联系，从徐州刺史管辖区仓皇撤入豫州刺史管辖区下的沛国谯县。天公作美，夏侯姑娘出来采蘑菇捡柴。
与大部队失去联系的军官碰上纯洁无瑕的村姑……
我们且将信息的碎片拼成一幅张飞浪漫情史图：
公元200年正月，曹操解决了董承集团之后，决定在袭击袁绍之前，先解决徐州的刘备，于是大军所至，刘备军事集团溃散。
刘备去袁绍家，受到隆重欢迎；关羽在曹操手下当临时工，待遇那不是一般的高；大哥二哥都有着落，可怜三弟张飞，带着队伍打游击，为了壮大革命力量，四处拉人入伍。
那边呢，夏侯渊将军的亲侄女夏侯姑娘（有传说是叫夏侯英，这个不可信）出来收集柴火，或者采点蘑菇，走呀走，跑呀跑，唱呀唱，采蘑菇的小姑娘，碰到了大蘑菇；捡柴火的小萝莉，碰到了参天大树——张飞蜀黍。
张飞正在给群众宣讲刘皇叔匡扶汉室的革命道理，鼓动大家参加游击武装，看见这么个纯洁的小姑娘，伤不起啊，于是红着脸问：“姑娘，你是哪个囤的？”
夏侯姑娘也红着脸，扭着辫子低声说：“谯县夏侯家的，俺伯伯是夏侯渊将军，俺大哥是夏侯霸，你不要欺负我呦。”
张飞大笑：“曹贼的亲戚啊，谁说要欺负你啦，这不是找欺负吗，多大啦？”
夏侯姑娘嗡嗡着：“十四岁，不，十三岁。”张飞大手一挥：“警卫，给我好好招待夏侯姑娘，决不能让她落入敌人手里，哈哈，我对对八字去。”
好事就这么成了，张飞在激情燃烧的岁月找到了伴侣。
原始记录：建安五年，时霸（夏侯霸）从妹（堂妹）年十三四，在本郡，出行樵采，为张飞所得。飞知其良家女，遂以为妻。
据《三国志》所引之《魏略》
注：文中对白纯属个人设计，史上没记载。
张飞恋爱心理分析：
找名门美眉打造自己品牌
张飞同志那一年岁数可不小了，《三国演义》说他死时55岁（221年），公元200年时应该是34岁，这个不可信，因为《三国志》没有记载张飞的出生年月，但刘备的年龄是有记录的，刘大哥那一年40岁，张飞是弟弟，年龄应在30岁至38岁之间，低于30岁是不太可能和刘备称兄道弟了。这样的年龄在东汉都快可以做爷爷了。张飞本是“万人敌”级别的英雄，《三国志》说他“雄壮威猛”“有熊虎之威”，这样的英雄却碰上事业的低谷期，没了根据地，家庭也未成（或者旧家庭完结，新的尚未组成），心情估计也是低潮时期。
张飞未必屠夫出身
低潮的男人最想找一个温柔的处所，就像一艘经过惊涛骇浪的船要找港湾，正在当游击队队长的张英雄，碰上这么个淳朴无华（捡柴的小姑娘，不会华丽到哪里去）的美眉，最柔情的系统激活了，于是想起了婚事。
感情因素之外，还有门第因素。张飞同志是位优秀的将领，出身却似乎拿不出手。演义里说他是屠夫，家里有桃花园，这个也是传说而已。但可以肯定的是，不是豪门大家族出身。
东汉帝国本就是豪门大族的政治联盟，推举官员很多时候看家庭背景。出身不由己，道路自己选择，张飞跟着刘备大哥出来创业，就是要改变，谁出来创业不是要改变呢？但出身怎么改呢？找门好亲事呀。
豪门讲究的是品质
夏侯姑娘虽是个捡柴的，可出身实在是金光闪闪，如果说曹操真的是夏侯家出身的话，那么她就是曹操的堂侄女。撇开这层不说，她的亲伯父夏侯渊是曹操手下的虎将，当时的官职是督军校尉，她的堂伯父夏侯惇是著名的独眼龙将军，已经做到太守的地步了。曹家夏侯家就是一家，这门第可高了。张飞在山林野外捡到这么个香饽饽，简直是抓住涨停股，岂可丢掉改变自己门第的好机会？
史书说夏侯姑娘是“良家女”，“良”这个标签不简单，如果家里是搞娱乐的、做生意的、不读书的，全都没资格贴“良”字认证标志。那个时代的所谓门第，或者豪门，不是说有钱就行，重要的是有品。如果有操守、有学问、有见识，哪怕穷得没饭吃，人家也认你是豪门，瞧瞧，人家讲的是素质。所以，当年袁术玩完后，虽说没半点势力和利用价值了，但孙策还是将穷途末路的袁术女儿配给孙权，袁术的孙女后来又配给孙权的儿子孙奋。
可还有个疑惑，出身这么高的姑娘，夏侯家正在走上坡路，干吗出来捡柴呢？这要八一八夏侯姑娘的身世了。
张飞夫人恋爱心理分析：
出身高命运苦找大哥依靠
夏侯美眉出身高，命运却苦。她是个孤儿，小时候碰上豫州大乱，食品缺乏，本来很可能做饿殍的，幸亏伯父夏侯渊仁德无边，宁可饿死自己的小儿子，也要一口粥一口汤地将她抚养成人；“时兖、豫大乱，渊以饥乏，弃其幼子，而活亡弟孤女”，这姑娘是他叔叔从死神手里抢过来的。夏侯姑娘从小就对成熟男性有依赖感。
公元200年年底前，对于曹操集团来说，正是最艰难的时候，和袁绍正进行着艰苦的军事斗争，谁胜谁负还难说，曹操手下很多反骨仔正在偷偷给袁绍老板写求职信，据说一大堆。夏侯兄弟跟着曹大哥在外革命，家里恐怕还是难以照顾，家属们暂时是有点难，所以夏侯美眉出来采蘑菇捡柴了。
见着这么一位有英雄风度的大哥，或者蜀黍，嗓音又那么好，当年在当阳桥吼退她堂伯的雄兵（张飞当阳吼退曹兵是有历史依据的），美人也难过英雄关呀，张飞同志正是那种可以给她依靠的猛男，于是……对于磨磨叽叽的婚恋过程，还是打省略号吧。
八卦一下：张飞是蔡文姬的亲戚
故事的后来，和所有的童话一样，英雄和公主过着幸福的生活。有史可查的是，两口子生了一对女儿，都嫁给阿斗哥哥，至于张苞公子和张绍公子是不是夏侯所生，至今还是纠结，不排除张飞同志此前有过一次婚姻。
再后来就是公元219年，定军山之战，张飞夫人的恩人、亲伯父夏侯渊，在前线牺牲了，被老将黄忠的部队斩首。夏侯少奶奶有情有义，通过自己的关系，终于收拾到伯父的尸首，体面安葬。
再后来是公元249年，一直没跟娘家人往来的夏侯奶奶终于碰上娘家人了。她的堂哥夏侯霸，因为惧怕阴谋家司马懿的政治报复，不顾与蜀国有杀父之仇，骑马过来投奔，因为蜀道难，结果迷路，杀了马步行，脚都走破了，只能躺在石洞里等死，“杀马步行，足破，卧岩石下”。夏侯奶奶听说了，心疼不已，大概会很激动地跟女婿阿斗打招呼：“你岳母娘家来兄弟啦，还不快去迎接？”
夏侯家堂哥投奔蜀国亲戚
阿斗也很讲情义，马上派山地野战部队四处搜索，终于找到了夏侯奶奶娘家的兄弟。阿斗懂得大局为重，他刻意淡化过去黄忠斩杀夏侯渊的不愉快历史，而是强调团结局面：“夏侯大叔，当年令尊是在乱军当中被击毙的，不是俺爹下的手。”然后指着自己的儿女说：“这就是你们夏侯家的外甥呢。”夏侯奶奶兄妹俩的激动感慨可想而知。
张家和夏侯家都在开枝散叶，盘子铺得可大了。扯来扯去，张飞还跟蔡文姬是亲戚。你不信？听我说吧。夏侯霸的堂妹是张飞的老婆，夏侯霸的女儿嫁给羊祜，羊祜什么人？是三国名将，曾经和东吴名将陆抗隔江对峙，两人演出了敌国友好相处的佳话。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羊祜的母亲是蔡文姬的姐妹，羊祜管蔡文姬叫姨妈。蔡文姬的亲外甥是张飞老婆的堂侄女的老公，你说张飞和蔡文姬能不能攀上亲戚？
再远一点，羊祜的哥哥是让梨哥孔融的女儿生的，张飞和孔融……不扯了，笨拙的脑子伤不起啊。
结语：张翼德怎么就看中了一位砍柴采蘑菇的小姑娘呢？我想，在了解到她的真正身世前，张将军一定被小姑娘的范给吸引了。范如流水，处处可容，挥高尔夫球棒的时候有范，挥起柴刀的时候照样有范。
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诚然是个逐渐讲究门第的时代，但名门子弟也不好做，因为有范这个标准约束着。
范不是金钱和权势，不是街头名车火拼，而是熟读《离骚》，是雪夜泛舟，青梅煮酒，是颓如玉山将崩，拔如孤松独立，是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哪怕抄了家，上了刑场，却淡定地弹《广陵散》；哪怕千金散尽，流落街头，天下人还认你的门第。
五千年酝酿出来的范，千万不要被一场“恶少”文化打到五千年的黑暗当中去。想要称“少”，你试着给梅兰芳写写戏看；试着为李白的一幅字迹倾家荡产看看。
康熙是清朝最有作为的帝王？这是历史错觉
我们中国人，对于中国和世界历史相互关系的认识，通常从康熙时代开始，便会陷入两个相关的“历史错觉”。
错觉之一，认为康熙是清朝最有作为的一位封建帝王。如果把中国的大门关起来看，的确是这样，康熙很有作为；但如果把康熙放到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去看，则另当别论了。评价一位决定和影响国家命运的历史人物，不能撇开他所处时代的世界发展潮流这个参照系。康熙在位长达60年（公元1662—1722年），正处于17、18世纪之交。这一时期，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遥远的欧洲，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孕育了工业革命。对于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这场历史性巨变，反应灵敏与迟钝，可以举出一例来进行比较。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五月，和康熙同时代的沙皇彼得一世，正在北方海边荒滩上搭建一座小木屋，他要在这个小工棚内住下，亲自指挥大批劳工在涅瓦河出海口的三角洲上建造一座“开放口岸”，以大量引进西欧列强自工业革命以来所取得的各种先进成果。彼得一世登基时，沙俄尚处在封建农奴制阶段，中国清朝的封建制度比沙俄“先进”。但彼得一世受到欧洲工业革命的震撼，激发了他强烈的变革图强思想。为此，他一反历代沙皇认为出访别国是“低三下四”的傲慢传统，隐姓埋名，化装成平民前往荷兰、英国等西欧强国考察，并选派大批贵族子弟前往西欧强国学习，等等。这就不难理解沙俄为何能成为晚清不断入侵中国的西方列强之一。
相比之下，康熙对于欧洲工业革命的反应则显得有些迟钝了。虽然中国与欧洲相距遥远，但欧洲工业革命的信息，早在明末就由利玛窦、汤若望等一批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康熙登基后，似乎对西方科学知识饶有兴趣，他本人曾专心学习，但却没有把他的个人行为转变为国家行为。这表明，西方传教士们带进中国来的欧洲工业革命信息，并没有激活康熙的变革思想，遗憾莫大于此。
错觉之二，认为中国在“康乾盛世”时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持有这种看法的人，至今仍大有人在。其实，这是中国人在长期闭关锁国环境中滋长起来的保守自大的“优越感”。它离开了当时的世界发展潮流看中国，没有看清本质。康熙不能把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个人行为转变为国家行为，同这种保守自大的“优越感”直接有关。正是这种保守自大的“优越感”，使中国吃尽了西方列强和东方近邻日本侵略者的苦头。
世界近代史的时间跨度，是从公元1640年至1900年。中国近代史的时间跨度，则是从公元1840年至1919年，比世界近代史落后了整整200年。清兵入关是公元1644年，也就是说，清朝这条东方“龙船”从启航第一天起，就航行在历史迷雾之中，不知道遥远的西方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历史性巨变，更不知道西方发生的这场历史性巨变对中国将意味着什么。结果，英国的钢铁炮舰远隔重洋乘风破浪而来，把中国清朝这条东方“龙船”撞沉了。
中国近代史与世界近代史之间这200年“时间差”，一旦被落下，中国用加倍的时间去追赶也难以赶上。中国最近几十年改革开放取得飞速发展，其实仍然处在这个“追赶”过程中，且慢说我们即将成为“老大”或“老二”，那将形成新的“历史错觉”。
康熙在位期间真可谓励精图治，坐稳了大清江山。雍正是个过渡，在位13年。乾隆在位又是长达60年。康、雍、乾三朝，的确算得上是清朝的“鼎盛时期”。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那是中国“醉酒时刻”，自我陶醉在一片“太平盛世”之中。乾隆的奢靡享受，比隋炀帝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宫里天天锦衣玉食，古玩字画玩得腻味了，先后六次下江南，游山玩水，乐而忘返。他每次南游，陆上车舆，水中龙船，浩浩荡荡，绵延百里。沿途官员搜肠刮肚，想尽点子，各献珍奇，竭力奉迎。沿途百姓挖河、修路、出力、出汗、出银子、挨鞭子。“乾隆皇帝来一趟，一年胜过两年忙；官员搜刮凶如虎，一年三熟也是荒”。乾隆皇帝乐不可支，江南百姓叫苦连天。清朝最大的贪官和珅就出在乾隆身边，这毫不奇怪。统治者被自我满足的“优越感”麻痹了神经，听不见时代洪流的怒涛急浪正在日夜不息地滚滚向前，漠视民间疾苦，听不见底层百姓的种种诉求，对贪官污吏的深恶痛绝，不能自觉地把除弊革新作为常态化的治国之策来实施，于是开始积累社会矛盾，以至积重难返，走向崩溃。
从康熙登基到道光年间爆发鸦片战争，时间相隔178年。说短不短，说长不长，相当于康熙三个“任期”。对于晚清遭受西方列强和东方日本军国主义不断入侵，清王朝一败再败、不可收拾，清政府一连串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局面，康熙当然已经不会知道。但事情的起因，却是从康熙时代就已埋下的伏笔。
道光年间爆发鸦片战争，中国被英国侵略者一拳打翻在地，“拳击场”上并没有“裁判”站在身旁读秒数数，等候清王朝直起腰来应战，或是当众宣布“不能再战”。于是，西方列强和东方日本侵略者的一套“组合拳”接连打了过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沙俄入侵东北、英军入侵西藏……直打得清王朝气息奄奄，任人宰割。清末，慈禧太后把偌大中国败得精光之后，在万般无奈之下，被逼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所谓“新政”。但这时狂飙已起，山雨已来，危楼嘎嘎摇晃，倾覆只在旦夕之间，呜呼哀哉，一切都已晚了！
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推翻腐败无能的清王朝，这是历史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
明朝末世奇景：1644年中国同时存在三个皇帝
这一年的元旦，皇帝朱由检比平时更早就上朝了，除了近身侍卫和太监外，御座旁只有一个手执金吾的礼官站班，皇帝诧异地看了他一眼。“启奏万岁，群臣因为没听到钟鼓声，以为圣驾还没有出来，所以迟到了。”执金吾者躬身启奏。“那就立刻鸣钟，开启东西门让他们马上进来！”皇帝不悦地宣谕。
执金吾者下去传旨，钟声响彻了紫禁城，文东武西列班进入的两扇门也敞开了。但是等了一会儿，文武百官仍然不见一个进来。皇帝有点焦躁地对身边的司礼太监说：“那就先去谒太庙，然后再回来受朝贺吧！”这是年年元旦例行的礼仪。
司礼监去到长安门外传旨时，发现御驾外出所需的銮舆驾马和仪仗队的一百多匹马都还在御厩中，没准备好。但是皇帝已经传下谕旨要先去谒太庙，金口一出，怎能等待，于是，只好把长安门外文武朝臣所骑来的马一齐驱赶到端午门里，打算暂时用以代替御马。没想到这些马各有其主，而且完全没受过训练，嘶喊杂沓，跳跃不受羁勒。司礼监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回禀，为了皇上的安全，还是等一等吧！
这样的情况是从来没发生过的，既然如此，皇帝只好无奈地又改变了他的旨意——还是先受朝贺再谒太庙。他端坐在太和殿正中的御座上，第一次亲眼目睹冠带煌然的文武百官，在持续不断的钟声中，从东西二门梭巡而入，仓皇跪拜，乱作一团。这是他继承皇位十七年来所仅见的。
经过一番折腾，皇帝对于这看不出有丝毫喜气的元旦日朝贺大典已经完全失去了耐心；接着，一阵突然而起的大风狂卷而来，黄沙扑面，天色昏暗，对面不见人，于是决定连太庙也不去了，宣谕退朝。满怀心事，郁郁不乐地在风沙中摸索着回到寝宫去。
他屏退了妃子和太监们，依照近年来每遇到拂逆时的惯例，沐浴更衣，焚香祝祷，虔诚地请求天上神佛降临乩坛指示国事。
这就是1644年，大明崇祯十七年甲申，皇帝朱由检所度过一生中最后一个元旦日的早晨。
从上面所说的经过，看起来似乎很不成体统，不像一个已经立国二百多年的王朝所应出现的状况。但是，比起隔不到一百天后的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的大顺军前锋已破京师外城时，皇帝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亲手撞钟而文武百官不见一人到来，要好多了。
相对的，再过三天，也就是三月二十一日，大顺王李自成攻占北京，进驻紫禁城，崇祯皇帝朱由检已在煤山自缢。同样的这些文武百官，从前一晚就露立在长安门外，天色甫明，不待钟响就争先推挤蜂拥而前，要争得首先朝贺新君的头筹。由于人数太多，争先恐后太过猴急，这一群侯王将相还被守门的闯王兵卒乱棍扑打。
短短不到一百天，紫禁城的皇宫中，同样的场景，同样的人物，出现如此不同的演出，这就是所谓的“改朝换代”。
东北方的一颗彗星
时间：1644年、大清顺治元年，元旦
地点：大清国新建的都城沈阳皇宫崇政殿
天还没亮，才刚满六岁的小皇帝福临还在半睡半醒之间，就被母亲孝庄皇太后给叫起来，在宫女的围绕下梳洗和更衣。虽然福临在三个月之前就已经被拥戴为大清国的第二代皇帝，但今天是他当皇帝后的第一个元旦，有十分繁复而隆重的礼仪在等着他主持。
大清王朝的开国皇帝皇太极，在前一年的八月九日晚“无疾而终”（以今天的说法应该是脑溢血或心肌梗塞），在经过一番宫廷内的斗争后，皇太极的第九个儿子福临当上了皇帝，他的两位叔叔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成为辅政王。事实上，能征惯战、实际掌控大部分兵权的“九王爷”多尔衮才是名副其实的“摄政王”。
元旦的早晨，小皇帝福临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到“堂子”里去祭天和拜祖先。“诣堂子”是女真族特有的风俗，凡是出征或凯旋以及逢年节大事，都要由大汗（后金时称谓）或皇帝（大清时称谓）率领诸王、贝勒、大臣等到“堂子”行礼祭天。
经过一番折腾，小皇帝已经完全清醒了，他一边穿戴，一边听着母亲的仔细叮咛，等一切都妥当了，才在叔父多尔衮和侍卫们的簇拥下，首次以皇帝的身份去“堂子”拜天和祭祀祖宗。接下来就是接受诸王大臣和外藩使节（也不过是蒙古与朝鲜而已）的朝贺。至于一年一度的上表祝贺和进献贡物都免了，连例行的集体筵宴也停办了。
今年清朝的元旦如此冷清和明朝的凄凉完全不同。明朝是因为李自成的大军已愈来愈逼近京城，情势日益危殆；而清朝则是由于开国之君太宗文皇帝皇太极甫于三个多月前驾崩，朝野思念之情犹深，哀戚之情未减所致。皇太极继父亲努尔哈赤之后更开新局，把一个小小的后金汗国扩展成为一个和大明王朝分庭抗礼的大清王朝，再加上朝鲜受降，蒙古来归，临终前松锦一战更扫除了入关征明的障碍。这一切，都给人们留有浓郁的奇思，自然不可能在新丧之际为了元旦而大肆铺张。
过去的一年多里，明清之间的战斗略有进退，但总的来说，却是清的赢面多。一场决定性的“松锦之战”，不但把明朝在万难中悉索币赋的十余万大军和数十百万粮饷全部搞光，连总督洪承畴、大将祖大寿等仅有的能臣勇将都投降了大清王朝（这些降将后来随清军入关南下，在定鼎中原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锦州、松山、塔山和杏山四个军事重镇，全为清军所破，明朝在关外的辽阔土地上，只剩下了距山海关不过二百里的宁远一座孤城了。
前几年，被称为“流寇”的李自成、张献忠等反明民间武力还在国内腹地四处流窜时，大明朝廷里从皇帝到群臣都以为不过是癣疥之疾，要集中全力对付的是东北关外已经立国称帝，而且多次闯入关内烧杀抢掳威胁京城的大清国。因此在战略上采取的是“先攘外然后安内”。没想到“攘外”既连番挫败，而内部被称为“流寇”的民间反抗武力则日益壮大，攻城掠地，已有烽火燎原之势。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情况下，政策急转弯，决定“攘外必先安内”。
明朝的君臣们以为清国去年八月刚有大丧，内部又有皇位之争，短时期不致对明朝有大动作；而李自成则从去年正月连续攻占湖北的襄阳、荆州、怀安等地，然后北上河南，破洛阳，入潼关，取道陕西商洛地区，在十一月十一日占领了古都西安。明朝可以用来对付所谓“流寇”的惟一王牌陕西总督孙传庭所统率的精锐全数被歼。整个情势已经到了完全失控的地步。于是决定改用对清采取守势，争取和议；对“流寇”则全力围剿的“攘外必先安内”对策。
因此，崇祯皇帝颁下诏旨，命令吴三桂立即率领所属军马以及宁远的百姓全部撤到山海关以内。易言之，也就是整个放弃关外这一大片土地。
由于清朝对于关内明朝廷与“流寇”之间互动情势的急剧变化未能掌握，既不知道李自成等反明武力的动态和发展，也没有体察到明朝的外境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因此在“入关伐明”的这一大战略上还没有具体的规划，更没有想到一粒熟透了的果实已经快掉到自己的嘴里来了！
这就是为什么大清顺治元年的元旦竟然如此平静、冷清的缘故。
西北刮来的狂风沙
时间：1644年、大顺朝永昌元年，元旦
地点：西安古都秦王府
当前一年的十月，李自成占领了古都西安后，在持续的攻击中，轻易地取得了大明江山西北部大片土地。大明王朝明显呈现了土崩瓦解之势；李自成当仁不让想取而代之。
这一年元旦，李自成正式在西安成立他的新政权，建国大顺，改元永昌，自己也改名为李自“晟”，并且以明朝分封在西安的秦王府为新顺王府，发动大量民夫修整长安城，把城墙加高加厚，壕堑加深加宽，比原来更加壮丽。这时，按照军册所载，大顺皇帝李自成已拥有步兵四十万，马兵六十万，的确有实力可以立国称帝，与大明和大清分庭抗礼，鼎足而立了。
李自成是在1630年离开家乡米脂县，参加所谓“流寇”的反明武力。经过十四年的时间，当他再回到故乡时，已是与大明王朝分庭抗礼的大顺国王。古人曾说过：
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
李自成也未能免俗。但他有更深刻的感受。
两年前，大明朝廷将他的祖茔掘毁，为的是传说他家的祖坟埋在“龙脉”上，将要取代大明江山。因此他在戎马倥偬中一定要回来了解究竟，以便修复原状。于是他召集当地父老集议，精选工役，完全按照原来的地形、地貌和地脉形势，甚至坡坎树木，一切都要恢复原状，不能有半点差错。墓地竣工后，举行了一次隆重的祀典，才返回延安，并且改延安为天保府，米脂为天保县。
这一年的正月里，北京城还发生了一件怪事。
帝都北京，每年都要热热闹闹地过元宵节。从正月初八开始燃灯，一直要闹到十八日止，一共十天，九门不闭，灯火通明，金鼓震天，游人如织。
每天从外地进城的民众以千百计，都说是进京城来“闹元宵”的。三五天后有守门的官兵感到奇怪，为什么每天进城那么多人而第二天却没几个出城的？
等过了三个月，当李自成大军兵临北京城下时，不但守城的官兵大多不加抵抗，城内且有数千百人鼓噪开城接应。原来正月闹元宵进城的那些人正是大顺军的前锋，他们带了不少的金银，入城以后，大量收买守城将士。因此，官兵不但不盘查他们，更掩护他们在大顺军攻城时作内应。三月十九日北京城如此轻易失守，这也是原因之一。
这就是——
公元1644年
也就是——
大明朝统治中国二百七十六年的最末一年
大清朝入主中原二百六十八年的第一年
大顺朝建立的一年，也是灭亡的一年
虽然大明朝连续出了三个烂皇帝，政治、军事、经济都连续烂了六七十年；
虽然长城外的女真族在辽东地区连续扰攘了近三十年；
虽然大顺军在广大中原和西北地区已经窜扰了十几年；
但是，直到这一年——1644年，才真正到了决定性的关键时刻。
这一年头一百天里，大顺军兵不血刃攻下了大明朝帝都——北京城，崇祯皇帝自缢身亡。大清军得到明朝骁将吴三桂邀请，在山海关一战后，把登基才一天的大顺朝皇帝李自成赶出北京城；六岁的小皇帝福临轻而易举登上了紫禁城中元、明两代二十四个皇帝坐过的宝座，开创了历时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国。
这就是1644年，一个天翻地覆的年代。
明主还是昏君：正德皇帝在豹房有多荒唐无耻？
明武宗正德帝是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一位皇帝。他天资聪颖，只要是和做皇帝无关的事儿，从斗鸡走狗、骑马射猎到吹拉弹唱，甚至于梵文、阿拉伯文，都一学就会。人们认为他荒淫暴戾，怪诞无耻，是少见的无道昏君。然而，近些年来，历史学界的一些学者，对这个结论提出了质疑。“豹房”里的荒唐帝王
朱厚照是张皇后亲生，而且是嫡长子。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明孝宗病逝，年仅十五岁的朱厚照顺理成章登上皇位，改年号为正德。
朱厚照生来好动，自幼贪玩，尤其喜爱骑射。孝宗一心想把他培养成为太祖朱元璋那样文武兼备的圣君，所以对他的骑射游戏颇为纵容，这也养成了他日后尚武的习气。孝宗怕他玩物丧志，在病逝前一天，特意把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召至乾清宫暖阁，委以托孤的重任：“东宫聪明，但年尚幼，好逸乐，先生辈常劝之读书，辅为贤主。”
即位之初，厚照就显示出了恶作剧的才能，在奉天殿他常常让猴坐犬背，燃起爆竹，一时间猴跳狗奔，皇宫的庄严荡然无存。原来在东宫侍奉他的那帮宦官，特别是太监刘瑾、谷大用、张永等八人，更是得到他的宠幸。小人得志，蛮横得不得了，众人叫他们“八虎”。
这帮人整天陪武宗吃喝玩乐，击球走马，放逐鹰犬。这些玩腻了，朱厚照突然想体会一下经商的乐趣，“八虎”便出主意，在宫中模仿市集开了六家酒馆、店铺、妓院。太监扮做老板、百姓，武宗则扮做富商。朱老板与宦官们相互贸易，讨价还价，争忿喧哗。买完东西就上饭馆，然后逛妓院，醉在哪里便住宿在哪里。像这样的宫廷闹市，夜以继日，一连就是几天。
后来，他又觉得宫里太闷，规矩太多，有如牢笼，遂在皇宫西侧筹建豹房。工程需要投入，厚照于是对金银产生莫大的兴趣。刘瑾乘机进言说：你父亲当皇上的时候，天下官位都由司礼监举用，这活极肥。你要不信，把掌印太监抄了，准有三屋子金银。再把官全换了，让新官一人拿个一两万，直接贿赂朝廷，咱们就赚啦。如此建议，厚照居然“大欢乐之”，并立刻委托刘瑾去办。
豹房位于西华门外，与宫殿相连，有室两百多间，历时五载落成，耗费国库白银二十四万多两。
豹房建好后，厚照迫不及待地搬了进去，从此不再受宫廷内清规戒律的限制，整天与宦官、番僧、异域术士厮混在一起，玩得昏天黑地，只在傍晚的时候会见群臣。朝中大臣照例一再规劝，厚照也照例温言嘉谕，接着迅速置诸脑后。诸多老成之臣失去耐心，纷纷辞去，或因谏诤被升任外调，只剩三阁老李东阳等人与刘瑾周旋。
名曰“豹房”，应该是豢养生猛野兽、禽鸟虫鱼的处所，其中更应以豹为主。实际上，据《万历野获编》及明朱国桢著的《涌幢小品》等书记载，其中仅有文豹一只、土豹三只而已。蓄养得最多的是大群的各族女子，她们被训练成能歌善舞、充满邪气的妖艳私娼，供武宗狎玩。
正德四年（1509），厚照开始喜欢蒙古人，制作了大批毡帽皮裘，动员一宫的人穿上，互相扮演鞑子自娱。又与众蒙古人策马奔驰，往往终夜不还，投宿民家，行止与凡人不分。当时的朝鲜使臣回国报告说，皇帝所为之事，非如陈后主、隋炀帝，而如小儿之戏。
史载，武宗“每夜行，见高屋大房即驰入，或索饮，或搜其妇女，民间苦之”。其侍臣知悉主子怪癖，竟助纣为虐，搜掠良家妇女以充“幸御”，有时竟达“十车”之多。到后来，武宗就连平民寡妇亦不放过，弄得“民间汹汹，有女家，掠寡男配偶，一夕殆尽”。
正德五年（1510）出了一件大事，宁夏安化王朱寘以诛刘瑾为名反叛。虽然反叛一个月即被平定，但其檄文中陈述的刘瑾罪状引起了朱厚照的警惕。
原来，“八虎”表面上相交甚欢，实际上刘瑾为了独揽大权，常常排斥其他“七虎”。这一次，“八虎”之一的张永参加了平叛，搜集了许多刘瑾的罪证，悄悄地告了他一状，罪名有十七条之多。朱厚照看后倒吸一口冷气，想刘瑾执掌大权以来，执法理财，拣选干才，倒也做了一些于朝政有益的事；而树威结党，凌虐百官，显然并非善类。朱厚照秉性中也有刚断的一面，随即派人捉拿刘瑾，并且亲自主持了抄家。得私刻玉玺一枚，穿宫牌五百，以及盔甲、弓弩等违禁物品，金银财宝则不计其数，特别是发现他平时常用的折扇中，竟然藏有两把锋利的匕首。朱厚照这才大吃一惊，下令将刘瑾凌迟处死。
凌迟，俗称“千刀万剐”，在明朝属于法定刑，按规定要割千刀以上，三日而死。每下一刀吆喝一声，犯人昏厥则泼醒再割。如犯人捱不足三日，传说刽子手是要抵罪的。刘瑾挺过了第一天的三百五十七刀，回牢居然还喝了两大碗稀粥，真不知他哪来的胃口，这个六十岁的老阉奴实在具有极佳的心理素质。第二天，割到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刘瑾再也没有挺过去。“威武大将军”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厚照烦透了沉闷的皇宫和无聊的政事，微服行游京师也提不起兴致来。佞臣江彬于是鼓动武宗离开京城到西北游幸，这对于一向以雄武自居的武宗颇有吸引力，因为他一直梦想着能在广阔的草原上一展雄姿，开创不世之业。江彬还告诉他那里多美妇，这自然更增加了武宗的兴致。
正德十二年（1517），武宗一行浩浩荡荡来到宣府。
宣府即宣化，当时称为宣府镇。它雄踞京师西北，扼守在长城线上，距北京约四百里，是蒙古敌军南下的必经之途。武宗决定在这里营建镇国府。
为什么称“镇国府”呢？原来武宗自封“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凡往来公文一律以威武大将军钧帖行之，并为自己更名为朱寿，后来又加封自己为“镇国公”，令兵部存档，户部发饷。亘古以来，还没有哪个皇帝自降身份向朝廷称臣的，真是视国事朝政为儿戏。《明史·武宗本纪》说他“耽乐嬉游，昵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
在江彬的鼓动下，武宗除了大肆修缮镇国府外，还下令将豹房内的珍宝、妇女运来，填充镇国府。他把宣府称做“家里”，有久居常驻之意。宣府是北方的重要军镇，是抗击蒙古入侵的第一道防线。武宗在内心里仰慕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盼望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立下赫赫军功。而且，在宣府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再也不用听大臣们喋喋不休的劝谏了。他下令大臣一律不许来宣府，只有豹房的亲随可以随时来去。
在豹房和镇国府两处，武宗为所欲为，乐不思蜀。
正德十二年十月，蒙古王子伯颜叩关来袭。朱厚照大为兴奋，火速回京布置亲征。其时距土木堡之变不到七十年，朝臣听到“亲征”一词无不神经过敏。于是又是一轮的规劝、教训，甚至威胁，但朱厚照决不愿意放过这次实战机会，终以“大将军朱寿”的名义统兵出战。作为惩罚，他不给任何一个文官随驾的荣幸。
据《明武宗实录》载，双方大战几天，朱厚照亲临前线同敌人战斗，据说还亲手斩敌一人，不过也险象丛生，“乘舆几陷”。朱厚照亲自指挥的这场战斗，取得了杀敌十六名，己方伤五百六十三人、亡二十五人的战绩，这当然也算得上一次胜利，因为鞑靼军终于被打退了。
武宗之死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十四日，久怀异志、阴谋作乱的江西宁王朱宸濠杀死朝廷命官，率众起兵作乱。朱厚照找到借口，再次御驾亲征。为图个耳根清净，下旨“再言之，极刑”。群臣已经领教了皇帝的执拗，自己也精疲力竭，只好随他去了。
八月二十二日，朱厚照率领大军从北京出发。按惯例出师是不能带内眷的，朱厚照和他宠爱的刘娘娘相约在潞河会面。刘娘娘相赠一簪，以为信物——如此看来，这皇帝老爷确实有点儿浪漫。孰料朱厚照纵马过卢沟桥时把簪子颠掉了，遂按兵不行，大索三日不得。如此领兵，简直是儿戏。
四天后，大军走到涿州，却传来了再坏不过的消息——南赣巡抚王阳明丝毫不懂得体察圣意，居然不等朝廷降旨就率军征讨，三下五去二就把不争气的宁王活捉。厚照闻报跌足不已。叛贼已平，还亲什么征呀？但朱厚照自有他的鬼聪明，他隐匿捷报，继续南行。军至临清，依约派中使去接刘娘娘，但刘美人不见信簪，辞谢说：“不见簪，不信，不敢赴。”武宗见美人心切，没有办法，便独自乘舸昼夜兼行，亲自迎接美人。
十二月初一，武宗抵达扬州府。第二天，武宗率领数人骑马在府城西打猎，从此，天天出去打猎。众臣进谏无效，便请刘美人出面，终于劝住了好玩成性的皇帝。十二月十八日，明武宗亲自前往妓院检阅各位妓女，一时花粉价格暴涨，妓女身价倍增。
这一闹足足八个多月。王阳明早在六个月前就把宁王押到了南京，苦求皇上受俘，朱厚照一概不准。最后王阳明终于福至心灵，重新报捷说所有功劳全是大将军朱寿先生的，靠他老人家的威德和方略，以及他身边的一干功臣，才能迅速平乱，自己亲冒矢石、大战鄱阳的事迹自然一字不提。这一本递进去，旋即准奏。
受俘之后，朱厚照总算勉强同意北返。走了一阵子，又突发奇想：要把宁王放回去再作乱，由自己亲手擒回。臣下闻之如五雷轰顶，劝谏的话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回程路上，武宗皇帝当然也不会闲着，游镇江，登金山，自瓜洲过长江。八月，经清江浦，武宗见水上风景优美，鱼翔浅底，顿起渔夫之兴，便自驾小船捕鱼玩耍。结果，提网时见鱼多，武宗大乐，尽力拖拉，使船体失去平衡，他本人也跌落水中。明武宗在北京长大，不懂游水，入水后手忙脚乱，一阵乱扑腾，亲侍们虽然把他救起，但水呛入肺，加之惶恐惊悸，身体便每况愈下了。
也可能他是受惊之后，加上秋日着凉，引发了肺炎。在今天，肺炎只是一般病症，消炎加上保养就能痊愈。但在明朝，肺炎、肺积水可是要人命的绝症。
正德十六年（1521）春正月，武宗一行才回到北京。十四日，武宗仍旧强撑，在南郊主持大祀礼。行初献礼时，武宗皇帝下拜天地，忽然口吐鲜血，瘫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了。大礼不得不终止。
到阴历三月，武宗皇帝已处于弥留状态，他对司礼监太监说：“朕疾不可为矣。其以朕意达皇太后，天下事重，与阁臣审处之。前事皆由朕误，非汝曹所能预也。”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言毕，这位英俊爱玩的大明天子终于玩完，崩驾于豹房，时年三十一岁。
可叹的是，武宗淫乐一生，嫔妃如云，美女无数，却没有留下可以接替皇位的子嗣。
他是昏君吗？
据史书典籍记载，武宗一生所建实无，所毁多有，贪杯、好色、尚兵、无赖，所行之事多荒诞不经，为世人所诟病。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
近些年来，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其一，明武宗朱厚照在后世人眼中之所以是十足的坏人一个，只是因为继位为帝的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以藩王入大统的堂弟明世宗。世宗对武宗既没好感，也没直接的血统关系，在此前提下，后朝贬抑前朝以凸显继位天子之圣明，实是理之当然。因此，明世宗在《明实录》的编撰中令史臣多录其恶，丝毫不“为尊者讳”，甚或添油加醋，无中生有，把“八虎”及江彬等鱼肉乡里之行径，一股脑都写在武宗账上，使得武宗皇帝之荒唐天下人皆知。
其二，即使是史书所录，也常常矛盾百出，互相抵牾，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武宗，尚需后世读者、史家仔细辨别。
如，《武宗实录》正德十四年载，刑部主事汪金上疏谏武宗饮酒过量，疏后附有史臣的一段话：“上嗜饮，常以杯杓自随，左右欲乘其昏醉以市权乱政，又常预备瓶罂，当其既醉而醒，又每以进。或未温，也辄冷饮之，终日酣酗，其颠倒迷乱，实以此故。”——简直是个酒徒、醉汉！
同是《明实录》，讲到不久后武宗巡视西北边，沿途行军时的情景说：“自宣府抵西陲，往返数千里，上乘马，腰弓矢，冲风雪，备历险厄，有司具辇以随，也不御。阉寺从者多病惫弗支，而上不以为劳也。”
既然是终日受到群小摆布、只知沉湎于酒的愚人，怎么又成了一个孔武有力、冲锋陷阵的英雄皇帝？
其三，武宗虽然不入大内，但是仍时常上朝听政，批答奏章，决定国家重大事件。不愿上朝时，就通过司礼监传达自己的圣旨，命内阁执行。即使他远在宣府的时候，虽说大臣不许前来，但还是特别强调，奏章要一件不少地送到宣府。所以说，武宗虽是荒唐，但在大事上一点也不糊涂。
其四，武宗处事刚毅果断，弹指之间诛刘瑾，平安化王、宁王之叛，大败蒙古王子，且多次赈灾免赋，这些都是正德年间大事。而且，他在位时臣下仍有不少贤才，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位帝王治下总体上仍有可称道之处。特别是正德十二年，武宗率五六万人抗击蒙古军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这与英宗率五十万大军而被俘，不可同日而语。此后蒙古军长时间内不敢犯边，便是这次战斗成果的直接证明。而且在这场战斗中，武宗亲自部署，战术正确，指挥得法，体现了较高的军事指挥才能。应州之役，也成为武宗一生中最为光彩的时刻。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武宗，却很难看到一个完整的武宗。其实，明代自英宗以来，国势渐弱，如果武宗能够兢兢业业，尽心尽力，完全有可能做一代明君而成为中兴之主，功垂史册；但他恣意妄为的行径却为后人所訾议。
幽幽青山绿水间，康陵中静静地安息着武宗。对于他充满浪漫色彩的一生，是非可否，后人依旧会不断地评说下去。
杜甫为何曾当上“工部员外郎”晚年却穷困潦倒
“自家人”的第二层次是幕僚，也就是人们已在小说弹词、故事评话之类文艺作品中经常遇见的“绍兴师爷”。要说幕僚，又得从“官僚”一词讲起。中国古代官场上，向来有一种把各级衙门行政官员通称作官吏或官僚的习惯，其实严格地说，官与吏有区分，官与僚也有区别。商周时代，僚的含义略近奴仆，所谓“僚者，劳也”；入秦汉后，僚又转换成僚属的意思，比如《三国志·魏书·王观传》云，王观“治身清廉，帅以下俭，僚属承风，莫不自励”。很明显，这个“僚”就是主官属员的概念，由这个概念对应一个“官”字，僚与官的主从关系再清楚不过了。那么“僚”字前面又何以加个“幕”字呢？原来“幕”本是帷幄的通称，古代时，天子或将帅率领部队出征，治无常处，就以在野外搭起的帐篷作为指挥部，所谓“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就是缘此发生的。起先是幄幕被称为幕府，后来高级一点的军政大员官署，也都被叫做幕府了。从秦汉直到隋唐，凡一个方面的军政主官，都有按一定程序自行聘用秘书、参谋、副官性质佐员的权力，这种人就可叫作幕僚了。比如大诗人杜甫就曾被节度使严武聘入幕府当参谋，叫“节度参谋”，但是又在京朝挂个虚衔，叫“检校工部员郎”，因此人们常叫他“杜工部”，其实他压根儿没去工部上过一天班。这里头有无讲究呢？当然有，如果你真是吏部除授的职官，就有一份编制内的俸钱，退休后还可以打个折扣地领下去；但你这个节度参谋是严武私聘的幕僚性质，不在正官系统，对不起，这一笔俸钱得由严武自己从节度使办公经费中开销了，退休后亦无折扣俸禄可享，那就怪不得杜老夫子晚年潦倒食物中毒而死了。
这一比，也就把幕僚性质的佐员和在正官编制里的佐员之区分凸现出来了，前者是吃主官私人的料，形成了一种幕主与幕宾的关系，他们的荣辱升降，全系在幕主的官运浮沉上，所以大都只知幕主而不知朝廷；而后者，是吃国家的俸，和主官是一种上下级关系，能否官运亨通，当然与领导对你的看法有一定关系，但最终还得落实在考核、升黜等一套制度上，从利害上着眼，自然是先有朝廷，后才是长官了。这种现象普及开后，在中国官场里形成了一种双轨现象：幕与府分离，府是冠冕堂皇的议政场所，幕是主官私人的小班子，决策于私幕，施行于府署。《世说新语》上晋朝时大臣谢安与王坦之常找权臣桓温讨论公事，桓温让亲信郗超躲在帷帐后偷听，风动帐开，谢安大笑说，“郗生可谓入幕之宾矣！”这句话可算是把幕僚身份虽然低微但却可以参与机要的实质点透了。北宋建国后，太祖赵匡胤为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专门针对这种幕僚现象订了个制度，无论哪一级衙门，凡记室（秘书）、参谋一类幕职，概由朝廷委派，不许主官私聘。从此，幕僚又还原到正官系统内。
降及明清，尤其是清朝中叶以后，情况又起了变化：地方衙门中吏胥盘结，凭他们通晓办事律令、格式和成例的资本，蒙骗乃至挟制官员，而那些一榜两榜出身的官员，做八股文头头是道，做“亲民之官”则昏昏如也，要挣脱这个网局，非得找人帮忙不可；至于更多的靠世袭、保举甚至是花钱买官做的人呢，有的连字也识不得几个，那就更窘了。比如独逸窝退士所辑《笑笑录》上，谓汴中有个由九品杂职慢慢保举到知县任上的老爷，全不懂坐堂规矩。第一回升厅审案时，刑房书吏事先准备好了一张传讯当事人和证人的名单，依公文格式，起首照例是“计开”两字。这位老爷不通，惊堂木一拍，先用朱笔在“计开”两字上点了一下，喝令“传计开”。那刑房书吏肚子里好笑，又不便说破，竟诡词答曰：“计开未到。”这一案审过，又审下一案了，名单上还是“计开”为首，老爷又用朱笔点传，书吏仍以“计开未到”为答。老爷大怒云：“今日两案俱是‘计开’为首，乃敢抗传不到，明系差役买放！”马上就要请快班公人吃板子，急得捕快大叫“计开不是个人！”还有比这好歹识“计开”两字更次一等的，如明人冯梦龙所著《笑府》，谓某县丞纯粹是个文盲，凡买东西，都画个形状在账簿上。有一天知县来丞厅有事商量，恰巧县丞走开了，知县看见摊在公桌上的账簿，左看右看不懂，就用朱笔一行一行抹去。这时县丞回来了，只见账簿上多了那么多红杠杠，不由发急：“你衙内买红烛，如何也记在我簿上？”这种货色，可怎么做官办事呢？再进一步说吧，即便是一些很精干的州县官员，面对繁剧的征赋审案、发役科派等事务，也有不胜其劳的感受，稍有差池，轻则吃训，重则丢官，况且好多可以额外捞钱的事，也需要保密才行，哪能事事自己出头呢？好，正是以上这些各种各样的原因，催发了幕僚现象的再度兴盛。——当老爷的自己花钱聘用私人，我做官，你做事；又因为你是我花钱雇来的，所以你做事，我放心，也成了衙门里的“自家人”。
《孟子》被删1/3：孟子哪些言论刺激了皇帝朱元璋？
朱元璋在政治上搞独裁，通过废除丞相使中央集权变成皇帝专权，在文化上搞专制主义，他不仅把纵横家、法家、阴阳家的学说视为异端邪说，对被汉以后历代统治者奉为正统的儒家学说也百般挑剔。他曾下令全国停止对孔子的祭祀，想贬低孔子的“教主”地位，结果遭到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如愿。
贬孔行不通，朱元璋几年后把矛头转向孟子。以孟子对君主有极不尊重的言论为由将孟子逐出文庙，结果同样遭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次年便收回成命。撤不了孟子的牌位，使朱元璋觉得脸上无光。他想出了删书的办法“惩罚”孟子，命令刘三吾等人按自己的旨意将《孟子》一书删去三分之一，编成《孟子节文》一书，又下令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
朱元璋删孟造成的恶果是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自由，导致明清两代中国人文精神沉沦，先进文化变成保守文化，特立独行的思想家难得一见，文化思想领域一片沉寂，万马齐喑。
明代文化大事回顾
下令全国停止通祀孔子
朱元璋虽没读过什么书，但他知道要使国家长治久安离不开孔孟之道，这是汉以后明以前屡试不爽的历史经验。在刚登上帝位时，他对孔子还非常尊敬。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二月丁未，朱元璋下诏“以太牢祀先圣孔子于国学”，并派使者到曲阜致祭，使者临行前，朱元璋告诫说：“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并。有天下者莫不虔修祀事。朕为天下主，期大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今既释奠成均，仍遣尔修祀事于阙里，尔其敬之。”但随后发生的一件事，使他对孔子及其后人的看法有所改变。
洪武元年三月，大将军徐达攻克山东济宁，当时曲阜属济宁路，朱元璋便令徐达送孔子第五十五代孙孔克坚到南京见自己。孔克坚称病不赴，只派他的儿子孔希学来见徐达，徐达把孔希学送往京师。朱元璋见孔克坚没有亲自前来，非常恼火，马上又下敕书给孔克坚，里面说：“尔言有疾，未知实否。若称疾以慢吾，不可也。”对孔克坚是否真的有病表示怀疑。当时孔克坚担心朱元璋不高兴，在儿子赴南京后自己也动身起程，在路上遇见使者，见到敕书后十分惶恐，日夜兼程赶到南京，朱元璋在谨身殿接见了孔克坚。朱元璋问他多大年龄，孔克坚说已五十三岁。朱元璋说：“卿年未迈而疾婴之，今不烦尔以官，惟先圣子孙不可不学。尔子温厚，宜俾之进德修业，以副朕怀。”即日赐给孔克坚宅一区、马一匹、米二十石。第二天，朱元璋对侍臣说：“先圣后裔，宜优礼之，养以禄而不任以事也。”
孔克坚在元朝任国子监祭酒，也是个不小的官，在明朝却无官无职，可见朱元璋对孔子后人有提防之心。他对孔子的后人如此，对孔子自然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突然下了一道令天下震惊的诏书，诏书说：“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竟然叫停天下人祭祀孔子，这在当时令所有的读书人感到有如晴天霹雳。虽然这是皇帝的圣旨，但不少大臣表示不敢苟同。刑部尚书钱唐“伏阙上疏”言：“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侍郎徐程也上疏称：“古今祀典，独社稷、三皇与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则无以生，非孔子之道则无以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圣人也，然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使世愈降而人极不坠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举其祀，非所以维人心、扶世教也。”钱唐、徐程都说得在情在理，但朱元璋均不接纳，仍一意孤行。后来，他觉得这一做法与自己常说的“治天下以仁义为本”自相矛盾，只好收回了成命。
将《孟子》删去三分之一
唯我独尊的朱元璋没有办法贬低孔子，便把目光盯在其他儒家人物身上。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朱元璋偶览《孟子》，当他看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那一段时，不禁勃然大怒，骂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当天就下令将孟子逐出文庙殿外，不得配享。并对诸大臣说，如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当时所有大臣均不敢表示异议，只有刑部尚书钱唐不怕得罪皇帝，他再次挺身而出，抗疏入谏，他说：“臣为孟轲而死，死有余荣。”当时朝中大臣都为钱唐捏了一把汗。满腔怒火的朱元璋本想拿钱唐开刀，但见他态度诚恳，坚毅不屈，便放了他一马。
无端端地将孟子逐出文庙显然是不得人心之举。一年后，朱元璋下诏称：“孟子辟邪说，辨异端，发明先圣之道，其复之。”把孟子的牌位放回文庙，配享如故。然而，朱元璋对孟子的犀利言论仍耿耿于怀，他怕《孟子》把天下读书人都教坏了，更怕“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深入人心，对大明王朝不利，便想出了删书的办法。
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朱元璋命翰林学士刘三吾等人对《孟子》进行删节。刘三吾揣摸皇上的意思，共删掉《孟子》八十五条“有问题”的内容，几乎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并将剩下的内容编为《孟子节文》一书。刘三吾完成删孟任务后，朱元璋立即下诏书，规定“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一以圣贤中正之学（指《孟子节文》）为本”。
当代学者李洁非评论说：“朱元璋虽是大老粗，但此人对于怎样挖掘极权的潜力，实有过人的天赋，在收拾文化人方面，有很多创造发明独到之处，先前的帝王没一个比得过他。你看他挥舞着‘雌雄双剑’，一手‘文字狱’，一手‘八股取士’，把知识分子驯得服服帖帖。尤其是‘八股文’，抠住了读书人的命门。因为命题只限于‘四书五经’（当然都经过《孟子节文》式的处理），舍此之外读书再多都没用，所以知识分子的思想就被死死地限制在这个令人放心的黑屋子里面。他的这些创造，让取代明朝的清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后者以‘外夷’入主中原，更需要思想的禁锢和麻木，所以对朱元璋的两大法宝照单全收，一手‘文字狱’，一手‘八股取士’，以致到所谓‘康乾盛世’，活泼、自由的思想杳无踪迹，书生学人一头扎在考据、章句、版本、目录学之中。中国人文精神就此沉沦，直到清末，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巨大震撼下才重新苏醒。”
孟子哪些言论刺激了朱元璋？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独裁君主，他废除丞相制，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将中央集权变成皇帝一人的专权。他认为君权至高无上，堂而皇之地凌驾于天下百姓之上。而孟子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家，他的观点和朱元璋的观点针锋相对，可谓天生的对立者，所以他俩虽然相隔一千数百年，但他们之间的“观点碰撞”是不可避免的。
孟子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政学说，而仁政学说的基础是“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孟子的“民本”思想表现得最为突出。他不顾统治者的颜面，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见解，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君”摆在“民”和“社稷”的后面，如此贬低君的地位，自然是历代统治者都不会认可的，朱元璋当然也不会例外。
而更让朱元璋感到难以容忍的是，孟子认为不存在绝对的天子权威，天下百姓不必效忠于一姓一人。人民有权力“变置”或推翻不称职和残害百姓的君主。他说：“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在与齐宣王的一次对话中，孟子巧妙地把话题引导到如果“四境不治”，君王该怎么处理自己的问题，使齐宣王十分尴尬。
孟子对齐宣王说：“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您的一个臣子把他的妻儿托付给朋友照顾，自己去楚国游历，回来时发现妻儿挨饿受冻，怎么办）？”齐宣王说：“弃之（与他绝交）。”孟子又说：“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狱官不能管好他的属下，怎么办）？”齐宣王说：“已之（罢免他）。”孟子接着问：“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整个国家不能治理好，怎么办）？”齐宣王这才发现上了孟子的当，尴尬地“顾左右而言他”。
齐宣王在与孟子讨论“汤放桀，武王伐纣”时，齐宣王问：“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把不仁不义、残害百姓的商王纣称为“一夫”，称周武王推翻商纣王，并不是犯上作乱的弑君行为，而是为民除害。
史书上提到令朱元璋勃然大怒的一段话出现在《孟子·离娄下》，也是孟子对齐宣王说的，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陌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在这里，孟子从平等的角度看待君臣关系，而且着重强调在君对臣有礼的前提下臣对君才会忠，否则臣对君不仅不忠，而且把君视为“国人”和“寇仇”。这种君臣之间“互动关系”本来是很正常的，但朱元璋认为臣对君应无条件绝对服从，孟子这些话“非臣子所宜言”，故一怒之下将孟子逐出文庙。
孟子游说诸侯遭冷遇 诸侯称他迂远不实际
孟子是战国时邹（今山东邹县）人，汉人赵岐说他是春秋时期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曾带领学生先后游说齐、宋、鲁、滕、梁等国，虽一度做过齐国的客卿，但他的主张与诸侯的想法格格不入，最终不为统治者所用。
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记载：“孟子，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孟子用仁政理念去游说忙于攻伐兼并的诸侯，显然不合时宜。司马迁举了一个例子：梁惠王与孟子商量准备攻打赵国，而孟子却故意给梁惠王讲了一个当年太王为躲避夷狄而主动离开邠地南迁到岐山之下的故事。司马迁说，这样游说诸侯好比“持方枘欲内圜凿（拿着一个方榫往圆槽插）”，怎么会插得进去？难怪孟轲“困于齐梁”了。
因游说诸侯不成功，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死后，其地位在相当长时间内都不高。在汉代，《论语》是经书，《孟子》是子书，其地位不可同日而语。其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列《孟子》于子部，与经地位悬殊。
历史上第一个抬高孟子地位的是唐代文豪韩愈。韩愈在《原道》中提出道统说，他认为“道”就是仁义道德等“先王之教”，他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认为孟子是道统传承的最后一人。韩愈还说：“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从此拉开了尊孟的序幕。
尊孟与贬孟争了百年 最后由朱熹一锤定音
到了宋代，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北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孟子首次被朝廷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后来，宋儒还进一步把《孟子》从子书升格为经书。然而，就在《孟子》超“子”入“经”的时候，学术界发生了贬孟与尊孟的争论。这个争论在两宋之际延续了一百年，直到朱熹写了《读余隐之尊孟辩》，才尘埃落定。
贬孟派以思想家李觏、学者郑叔友和历史学家司马光等为代表。李觏著《常语》批判孟子，李觏指责孟子以仁义“乱天下”，其仁义之说，与纵横家的阴谋、兵家的诈诡，方式虽然不一样，而“乱天下”的结果是相同的，因此孟子是“五霸之罪人”。李觏还指出孟子所说关于舜与瞽叟、象的传说是无稽的“委巷之谈”；韩愈说所谓圣人之道由“孔子传之孟轲”也不符合事实。郑叔友著《艺圃折中》，称孟子“挟仲尼以欺天下”，根本不是什么“贤人”，而是“忍人”、“辩士”，资性轻薄。孟子开口不离仁义，乃是“卖仁义”。在齐宣王面前索要高价，想做大官，玩的是一套“市井贩妇行鬻鱼盐果菜之态”。司马光著《疑孟》，指出孟子是“为礼貌而仕”，“为饮食而仕”，是“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与郑叔友的议论相似。另外，还有冯休著《删孟子》、晁说之著《诋孟》，皆以诋毁孟子为事。
尊孟派以二程（程颐、程颢）、余隐之、朱熹等为代表。二程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又说：“孟子有大功于世。”“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余隐之写了《尊孟辩》，逐条反驳李觏、郑叔友等人的贬孟言论，为孟子辩护。朱熹则写了《读余隐之尊孟辩》，肯定并补充余隐之的观点，进一步尊崇孟子。朱熹称孟子“出处大概”，高不可及。“六经如千斛之舟，而孟子是运舟之人”，没有孟子这个“运舟之人”，舟就无可航行。朱熹认为李觏“不足以窥孟子之藩篱”，郑叔友的议论是“诡僻颠倒”，“好为太高之论以骇世”。
由于二程和朱熹都是著名的理学家，他们的言论影响极大。朱熹的《读余隐之尊孟辩》终结了这场争论，应该尊孟，必须尊孟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后来，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使之与“五经”并列，而且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此后，孟子的地位越来越高，元朝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在儒门中地位仅次于孔子。
儒家思想是汉以后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主导思想，而孟子在儒家中的地位是如此尊崇，所以即使明太祖朱元璋以皇帝之尊将孟子逐出文庙，也不能改变孟子在全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即使朱元璋令人删去《孟子》大量内容，也不能削弱孟子思想对后人的影响。
清代皇帝一天的生活：每天只用两餐 后妃不能过夜
当人们置身紫禁城时，总不禁猜想当年皇帝在这万户千门里是如何生活的？陈丽华女士以“清代皇帝一天的生活”为题，讲述清代皇帝一天于常规制度下是如何学习、常朝理政、娱乐、礼佛、用膳、就寝等，揭开深宫大院内宫廷生活的神秘面纱。
陈老师为辽宁省大连市人，于辽宁大学历史系毕业。现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研究馆员、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并一直从事文物的陈列与研究鉴定的工作。
北京故宫的历史背景及建构
北京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故宫”一词是历史上后面的朝代对前一个王朝皇宫的称谓。故宫于明代永乐18年（1420年）建成，曾有明清两代24位皇帝及其后宫妃嫔居住其中，迄今已有近600年的历史。如今，紫禁城内皇帝活动的主要宫殿依然保存完好，并留下许多宫廷原状遗迹和皇家御用文物，成为再现昔日皇宫风采的珍贵实物资料。
紫禁城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四面围有高10米的城墙，城外有宽52米的护城河，有金城汤池之固。紫禁城有四座城门，南面为午门，北面为神武门，东面为东华门，西面为西华门。城墙的四角，各有一座风姿绰约的角楼，民间有9梁18柱72条脊之说，形容其结构的复杂。紫禁城内的建筑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外朝的中心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统称三大殿，是国家举行大典礼的地方，三大殿左右两翼辅以文华殿、武英殿两组建筑。内廷的中心是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统称后三宫，是皇帝和皇后居住的正宫，其后为御花园。后三宫两侧排列着东、西六宫，是后妃们居住休息的地方。东六宫东侧是天穹宝殿等佛堂建筑，西六宫西侧是中正殿等佛堂建筑。外朝、内廷之外还有外东路、外西路两部分建筑。于封建帝制时代，普通的人民群众不能也不敢靠近一步。
紫禁城的名字源由及意蕴“紫禁城”是借喻紫微星垣而命名的。中国古代天文学家曾把天上的恒星分为三垣、二十八宿和其它星座，三垣包括太微垣、紫微垣和天市垣，紫微垣则在三垣中央。中国古代天文学说，根据对太空天体的长期观察，认为紫微星垣居于中天一位置为永恒不变，故成了代表天帝的星座，亦即是天帝所居之地，故谓之紫宫。而明清皇宫既喻为紫宫，又是禁地，故旧称为“紫禁城”。
紫禁城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文化意义，体现了“皇权至上”的伦理思想。从规划设计上讲，它基本上是附会封建宗法礼制的，继承了传统的宫城、内城、外城的三重城制度，居都城中央。“前朝后寝”、“左祖右社”及“五门三朝”均体现了儒家的理想和封建礼制；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在紫禁城建筑中也得到运用。
清代皇帝一天的常规生活
皇帝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便是读书学习。皇帝一般早上5点便起床，早读前先拉弓，然后到宏德殿早读，严寒酷暑都不辍。为保持先祖的传统，皇帝需要学习满、蒙、汉三种语言。历代皇帝都十分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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