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红利
出版社：河北美术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及其影响试读：
前言
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成为全球瞩目的国际政治现象之一，也是影响未来世界政治走向的最重大因素。新兴经济体不仅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即是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也没有改变这一趋势。
近年来，以中国、印度、巴西等巨型非西方国家为代表，一大批经济资源禀赋不同、政治与社会参差多态的发展中国家，在一个大致相同的时期、以大致类似的和平贸易方式、以相当可观的速度和规模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在经济上，这些国家通过持续迅猛增长加速改变国际经济力量格局，并缩小与西方国家在技术水平和经济质量上的差距。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欧等发达国家经济力量被削弱，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日益凸显。按照购买力平价测算，2009年，新兴经济体占全球GDP的份额由2008年的48%升至51.87%，首次超越发达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在政治上，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影响力快速提升，并出现了自觉的政治联合趋势。在二十国集团、气候变化问题峰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金砖国家峰会等场合，新兴国家与西方国家有力博弈，似乎正以独立的政治姿态登上国际舞台。至此，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成为21世纪国际经济发展的最大特征和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最显著标志。
在渐次浮出的新的世界秩序中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是，世界不再由单个国家所主宰，更为开放的经济和文化带来了“多极化”的角力。而在此过程中，一个基本的共识是：中国正以一种全新的力量改变这个世界。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中重要的一员，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2014年，从金砖银行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从丝路基金到欧亚高速运输走廊，中国力量正塑造世界经济新格局。中国经济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在各个经济领域也取得了很好的发展，但实际国情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决定了其综合经济发展尚需承受诸多考验，尚需在探索中求发展。回顾近年来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在经济发展中还存在很多矛盾和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找出根本原因所在，更好地规划新的发展蓝图，都需要重点研究和仔细思考。
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对新兴经济体及其相关概念如新兴工业化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界定，详细分析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动因、标志及含义。
第二章主要从四个方面阐述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对当前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不仅加速了世界经济的多极化进程，促进了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促进全球投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更重要的是推动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但西方主导的传统格局难以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性改变，且新兴经济体崛起过程中面临着很多风险与挑战。
第三章在对经历了“成长的烦恼”的新兴经济体目前所处的“新常态”进行含义界定的基础上，分析包括中国、东欧以及拉美地区等在内的“走向新常态的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挑战，并对新兴经济体从持续增长动力与阻力两方面分析和探讨其在未来能否再续辉煌。
第四章旨在通过对当前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分析，来探索中国在全球经济变局中应如何科学定位，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
第五章提出中国应准确把握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及变化特征，适时调整应对措施，把握国际竞争和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实现与新兴经济体的共同发展，最终全面提升我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并从六个主要方面提出了若干战略对策。
第一章 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动因、标志及含义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出现的一个显著变化是新兴经济体（Emerging Economy）的群体性崛起。新兴经济体不仅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发展格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尽管新兴经济体同样遭受了冲击，但由于危机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且其复苏更为迅速、强劲。在此消彼长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势头愈发明显。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动因、标志及含义何在？未来实现持续经济增长面临哪些瓶颈？已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
1.1 新兴经济体及相关概念
新兴经济体崛起关系到国际政治权力结构的根本变化，相关的研究在国内外方兴未艾。但到目前为止，新兴经济体及其相关、相近概念如新兴工业化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不仅缺乏一个完整和统一的定义，而且经常被混用。虽然近两年来世界各地的学者和舆论逐步达成了一种共识：即有一组西方世界之外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快速、稳定的国力增长，这可能会给世界秩序带来重大的转变，但是，对于哪些国家可以列入其中，这种“崛起”的性质为何，学术上都还存在一些模糊和有争议的地方。因此，对“新兴经济体”进行概念界定，并以此为基础探讨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动因、标志及含义，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为了对“新兴经济体”概念能够更好地界定，有必要先阐述一下与“新兴经济体”相关的两个类似概念：“新兴工业化国家”（Newly Industrialized Economies）与“新兴市场国家”（Emerging Market Economy）。
一、新兴工业化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这一概念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开始使用，是指一些已基本完成工业化任务、经济结构较合理、发展水平已接近或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主要包括20世纪70年代“亚洲四小龙”即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等实施以出口为导向、吸引外资发展战略，实现以制造业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这些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在人均收入等经济指标，还是人类发展指数等社会指标上，都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中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尽管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中央情报局都把“亚洲四小龙”归为发达经济体，大多数人也通常把韩国、新加坡列入中等发达国家之列，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同样处于东亚地区的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也采取了类似的发展战略，并实现了较快增长，从而也被列入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提速，有更多的国家被视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如中国、巴西、南非、墨西哥、土耳其等。埃及和俄罗斯也被部分研究者划归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与早期的“亚洲四小龙”相比，这些国家地理分布更加广泛，国家的规模和发展水平差异更大，但其中大多数国家都处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在这个意义上，“新兴工业化国家”今天经常与“新兴经济体”等同使用。
二、新兴市场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则是1981年由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IFC）资本市场部副总监安东尼·范·阿格塔米尔（Antoine W.van Agtmael）率先提出来的。当时他正准备成立一个专门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基金，但西方的投资者都觉得所谓的“第三世界”仍然贫穷落后，不值得投资。他认为当时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比西方普遍认识得要好，应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区分开来，用一个比较振奋的名字加以概括，这样有助于投资者对这样的国家进行投资。因此，“新兴市场”这个概念就诞生了。他认为，“第三世界”给人的印象是停滞不前的，而新兴市场则意味着进步、发展与活力（安东尼·范·阿格塔米尔，2007）。
由此来看，新兴市场这个概念是从西方投资者的角度而提出的。新兴市场曾经一度是一个纯粹的金融概念，特指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的股票市场。对于西方投资者而言，一个发展中国家首先有发展潜力且增长迅速，然后其资本市场应对外开放，这样才能算新兴市场，其国家才属于新兴市场国家。这是从狭义的角度对新兴市场国家进行定义。英国富时集团颁布的“富时新兴市场指数”就包括了阿根廷、巴西、智利、中国、哥伦比亚、捷克、埃及、匈牙利、印度、马来西亚、摩洛哥、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南非、中国台湾、泰国、土耳其、阿联酋共22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编制的“新兴市场指数”也包含了22个国家和地区，与富时新兴市场指数不同的是包括了以色列、墨西哥和韩国，而不包括阿根廷、巴基斯坦和阿联酋。而英国《经济学家》编制的新兴市场指数比摩根斯坦利公司的又增加了3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中国香港、新加坡和沙特阿拉伯。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实现快速增长，仅仅把新兴市场的内涵局限在资本市场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研究者和投资者的需要。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市场的对外开放，整个国家都可能变成一个具有发展和投资潜力的市场，因此，新兴市场的内涵逐步演变为消费市场甚至整体经济规模扩大带来投资机遇的市场，而新兴市场国家也就具有了广义上的解释，即具有市场潜力的国家。新兴市场国家这个词也逐渐与新兴经济体开始混用。1994年美国商务部的《国家出口促进策略》也提到，一个新世界正在崛起，未来美国将与这一类新的国家进行竞争，这类国家可称之为“新兴市场”国家。在这一语境中，新兴市场国家一般特指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走向完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市场发展潜力大，正力图通过实施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进步而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经济体。就这个角度而言，新兴市场国家与转型国家有一定的联系，但新兴市场国家并不包括所有的转型国家。
不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面，其所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通常把世界各国分为三大类，即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和转轨经济体。从2004年开始，这家权威机构则将全世界国家和地区分为两大类：一个是包括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在内的发达经济体，另一个就是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由此可以看出，新兴市场国家多属于非发达国家，却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存在明显区别以至于可以单列出来。因此，新兴市场国家不能等同于发展中国家。
具体来说，从地域范围上讲，新兴市场国家主要集中于亚洲、中东欧和拉美三大区域。美国商务部认为，组成新兴大市场的十大新兴市场国家有中国（包括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印度、韩国、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南非、波兰、土耳其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东盟。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也列出25个国家（地区）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地区）来进行有关数据统计。这些国家和地区分别是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泰国、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希腊、以色列、葡萄牙、南非、土耳其、捷克、匈牙利、波兰、俄罗斯。
进入新世纪以来，西方媒体和经济学家论及新兴市场时，所提到的国家数目就更多了。2007年，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世界银行前行长沃尔芬森的文章表示，新兴经济体“包括大约30个中等收入或贫困国家”。
由此可知，新兴市场是由一些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部分转轨国家以及个别发达国家所组成的。这些经济体或国家大致具有如下特点：数目众多，是一个群体；广泛分布在亚非拉以及东欧等地区，且都是各地区的主要国家和各自地区经济组织的核心成员；巨大的商品供应国和销售市场，全球资本的重要流入对象，世界经济的主要增长点。
不过，对实际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属于新兴市场国家，国际学术界还存在一些争论。
一些学者在划分新兴市场国家时，重点考虑的因素有：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市场巨大，是所在地区的大国，其发展状况将影响周围国家的发展；突然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可能直接改变现存的世界局势，在全球经济中占据较大份额，在国际政治上拥有较大发言权；是重大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的主要或积极参与者；是全球扩展速度较快的市场，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世界贸易的增长；致力于开放本国经济，平衡财政预算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新兴市场国家的衡量标准主要看用人均GDP反映的绝对经济发展水平；市场管理体制，尤其是市场体制的自由度及增长率；市场的长期潜力性等因素。其中，还有学者特别强调评判一个国家是否属于新兴市场国家的最重要标准，就是看这个国家是否能有效地帮助外来供销商和客户进入市场参与商业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判断标准已不像美国商务部那样或多或少沾染意识形态色彩，而是更加侧重从市场管理体制、世界力量对比、世界格局的变化和全球治理的角度提出。正如西方知名财经作家约翰·特雷恩所说，“新兴市场国家”不是发展中国家，并不包括“伊斯兰”、“地中海”或“拉丁美洲”那些没有发生变化的国家，它是指那些正迎头赶上的国家。
总之，新兴国家走上快速发展轨道，其经济实力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积极作用不断加强。这是相关发展中国家获得政治独立后，又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飞跃。虽然这一过程尚处于初始阶段，但无疑预示着又一个新时代的即将来临。
三、新兴经济体“新兴经济体”这个概念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作为一个广泛使用的词汇，“新兴经济体”并不是某种准确、权威的学术定义的结果，而是从日常媒体和政治用语中诞生的概念。从外延上看，对于哪些国家是新兴经济体，既有一些共识，又存在着模糊不清和争议之处；从内涵上看，对新兴经济体属性的不同理解，将会影响到对新兴经济体崛起原因、性质及其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影响的判断，从而造成一些根本性和方向性的认识分歧。探讨和厘清“新兴经济体”概念的由来、内涵、外延和学术意义，是进一步深入研究新兴经济体崛起这一当代重大理论问题的基础。
近年来，“新兴经济体”这一概念近年来被频繁地提及和讨论，从学术著作到大众媒体，无处不见其踪影。但到目前为止，对于哪些国家应该纳入新兴经济体的范畴，仍没有一致认可的界定。相关研究由于目的不同，其侧重的角度就会有所差异，对其概念的界定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界定。Jain（2006）提出，新兴经济体是指那些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二是从金融市场发展和开放程度来界定。IMF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2004）中将新兴经济体界定为金融市场自由化和开放程度较高、对外国投资者的资本流出和流入限制较少的发展中国家；三是从经济增长和制度调整来界定。Arnold和Quelch（1998）、Hoskisson等（2000）认为，新兴经济体除了经济快速增长外，政府采取的是市场化导向的经济自由化政策，注重发展外向型经济，保持出口的快速增长；四是按照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政治影响力来界定（Ian Bremmer）。
也有学者和研究机构将少数几个经济表现较好的国家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就最具代表性的新兴经济体的组成而言，首先我们会想到是2001年11月美国高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在观察20～21世纪之交的世界经济特别是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加速发展趋势时，发现了几个经济增长表现特别突出的大的新兴经济体，在其全球经济报告《构建更好的全球经济之砖》（Building Better Global Economic BRICs）中提出了“金砖四国”（BRICs）概念一一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将其定名为“金砖四国”（后来又将南非并入，称为“金砖国家”），并论证了这些国家在21世纪中叶之前的赶超与崛起趋势——到2050年前半个世纪内这四国是全球最具增长潜力的黑马，将会陆续超越各个发达国家而跻身世界最大经济体前列，是具有辉煌发展前景的经济体组团。接着，高盛又于2006年再度推出了“新钻11国”，即E11，包括孟加拉国、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土耳其与越南。认为这11个国家处于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兴”时期，其无论是在经济规模、人口总量，还是在国际商品、服务和资本流动的重要性等方面，都占有较大比重。此外，这11国还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广泛分布于亚、非、拉、欧等地区，且是各地区的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组织的核心成员。印裔美籍学者法里德·扎卡利亚（2008年）指出，过去500年间世界范围内已经发生三次结构性的权力转移（即大国崛起），每一次权力转移都重塑了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第一次权力转移（15～18世纪）是西方世界的崛起；第二次权力转移是19世纪行将结束之际美国的崛起；目前世界正经历着第三次权力大转移，即迈向“后美国世界”（Post-American-World）。这次权力转移可以称之为“他者的崛起”，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众多新兴国家即属于这个为后美国时代塑造方向的“他者”的行列。其他的类似概念还有VISTA（展望五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CIVETS（灵猫六国：哥伦比亚、印尼、越南、埃及、土耳其和南非）、MIST（迷雾四国：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韩国和土耳其）等等。这一系列集团化的概念集合，虽然其初始目的是为了给投资者提供信息参考，然而其极具代表性的概念分组，也为世人所广泛接受。
上述新兴经济体其自然禀赋、历史、发展阶段以至政治制度各不相同，但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分析，依其自然禀赋和产业结构等方面的特征，大体可以分为几种不同的经济类型：一类是单纯的资源型国家，严重依靠能源、资源的出口，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内生动力不足，对国际市场的贸易依存度高，受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影响较大。另一类是出口加工依赖型国家，是“世界工厂”的一个“车间”。主要是依靠廉价的劳动力保持国际竞争力，通过低附加值的产品出口参与国际分工，处于全球产业链下游位置。此类国家如果资源、能源能够自求平衡，则可在全球化分工的格局下轻松取得高额贸易顺差，如中国贸易顺差最高时曾一度占GDP的10%；如果资源、能源不能自求平衡，则在国际经济大循环中会沦为从属地位，高度依赖国际市场，严重受制于国际能源和国际资源价格的变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为衡量“新兴经济体”设定了七项标准：二战以来具有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具有相当的经济规模和人口总量；目前具有中上等或中下等的人均收入水平；不在公认的发达国家或最不发达国家之列；具有较高的经济开放度；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具有较小争议性。
要想澄清新兴经济体的概念问题，就需要对新兴经济体从经济、政治和历史三个维度对其加以认识。
从经济维度来看，新兴经济体是指原先经济水平发展较低的国家，经历了一段时间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增长，经济水平得到相当幅度的提高，经济增长率一般来说持续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因而不断缩小与领先的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从现实中看，这段快速增长的时期通常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并普遍伴随着市场化改革、开放型的经济模式和强劲的内外投资而产生。“新兴经济体”、“新兴市场”等概念主要是从经济角度来描述这类国家和地区的。
从政治维度来看，新兴经济体是指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政治权力的增长，并产生日益增强的、全球或者地区性的政治影响。英文名词“Emerging Powers”强调了“权力”的作用。对国际政治权力结构和权力秩序相当程度的影响是“新兴经济体”这一概念不可或缺的核心内涵。
从历史维度来看，我们必须把新兴经济体看作一个历史性概念，放置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崛起以后形成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格局中来考量。新兴经济体之所谓“新兴”，即指一些几百年来都处于落后或者“客体”地位的亚、非、拉国家，第一次形成对西方文明的快速追赶态势。这也就是为什么像波兰、捷克、奥地利等欧洲国家，在经济上既符合“新兴经济体”的条件，在政治上也颇具影响力，但却无法列入公认的“新兴经济体”的原因。他们原本就属于欧洲文明这一舞台，在历史上有的国家还曾经是主要的国际政治角色。今天，这些欧洲国家的重振最多属于“复兴”，而谈不上“新兴”。总之，新兴经济体就其历史内涵来看，必须限定于亚、非、拉前殖民地国家。“新兴”的概念是相对于西方世界而言的。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界定新兴经济体的内涵。首先，新兴经济体不应该等同于全体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等相关概念的提出就是为了突出部分增长较快的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不同才出现的，除非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具备了“新兴”这一特征，否则两者不应该等同。何况，如果要强调发展和增长的话，“发展中”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概念，无需创造一个新词。事实上，过去30年中有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严格来说已经是“不发展”了，因此用“新兴”这一概念来区分是有意义的。但新兴经济体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子集，应该具有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其次，新兴经济体的特征是经济增长迅速。第三，新兴经济体是指已经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国家和地区，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就，并显示出发展潜力。
四、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是一个使用更为广泛的概念，也是一个缺乏统一定义的概念。从最宽广的定义上来说，除了通常公认的发达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最富有的18个国家外，剩下的就都是发展中国家；如果根据人均GDP等指标来衡量，发达国家的数量则可能达到40个左右。但人均GDP等标准过于单一，一些人均收入较高，工业技术和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资源出口国家难以分类，因此，也有学者提出，发展中国家应当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来界定。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名称诞生于二战以后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和非西方独立民族国家的兴起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之下。“因此，如果从狭义的角度来考察，所谓发展中国家就是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那些在历史上曾经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后来摆脱了殖民统治，取得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目前经济发展又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民族和国家。”今天的新兴经济体基本上都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等国有时候又被称为“发展中大国”，但发展中国家之中哪些属于新兴经济体，边界仍然非常模糊。
上述多个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下与“新兴经济体”经常混合使用。在强调新兴经济体快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转型时，人们会说“新兴经济体”、“新兴市场国家”；在暗示新兴经济体崛起所带来的国际政治影响力时，人们会用“新兴大国”；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对应的语境中，“发展中国家”是常见的统称。
1.2 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动因
过去的二十年，世界目睹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生产、贸易以及金融领域的成长，他们快速地与全球市场融合，为我们讲述了增长的故事，同时也引起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95年的30%跃升至2010年的45%左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全球总投资额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财富和金融资产也大幅度增加，外汇储备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它们的主权财富基金和其他形式的资产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然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经历了种种挫折。
一、崛起
过去30年，中国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无疑是改革开放。过去30年，世界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呢？应该是经济全球化。它彻底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当然还有政治格局）。随着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全球经济生产效率大为提高，产生了数万亿美元乃至更高的额外收益。发达国家的人民可以享受更价廉物美的产品（和多年的低通胀和低利率），资本家获得了更高的投资收益（企业利润上升直接带来了数十年的大牛市）。纳入全球化进程的新兴市场国家的数十亿人民获得了宝贵的就业机会（更不用说薪水的提高），仅仅在中国就有几亿人口因此初步脱贫。通过在全球化进程中吸收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新兴市场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大为上升，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不可忽视的力量。G20（核心是G2）代替G8成为了历史的必然。（一）2008年金融危机前
许多经济评论家都认为，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可能是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经济事件。大约十几年前在《经济学家》杂志上曾看到这么一句话，二十一世纪主要经济报纸的头版不出现关于中国的报道是不可想象的事。当时还觉得是否高看了中国，现在看来已经不奇怪了。如果把这个论断中的“中国”扩大到金砖国家，就更是理所当然了。“新兴市场”一词描述的是结果，说明这些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脱颖而出。它们和许多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了的国家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具备较为有效的政府和基本的制度保障，能够把本国拥有的廉价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和国外投资者带来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相结合，提供有竞争的产品和服务。美国技术工人的劳动生产力大约比中国工人高2～3倍，雇佣成本却高出10倍以上。可想而知竞争的天平会倾向哪边。尽管这些国家还各有各的问题，但总体而言，仍然属于已经“上了轨道”的国家，尽管道路不会一帆风顺，但等待它们的都会是较为光明的前景。
20世纪90年代初，注定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阶段，正是从那时起新兴经济体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开始重塑未来的全球经济与政治。首先，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前苏联的正式解体，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正式成为独立国家，开始在矛盾重重的背景下踏上了艰难的经济转型之路。其次，印度于1991年举行选举，选举的结果将纳拉席哈·拉奥（P.V.NarasimhaRao）推上了权力的宝座，纳拉席哈·拉奥当选为印度总理后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化，积极参与全球化。再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从那时起，中国创造了连续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最后，1990年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总统将南非带入了国际舞台。这一系列事件汇集在一起，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标志着全球化新纪元的到来。然而事实证明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并未能够促成新兴经济体的长期繁荣与稳定增长。20世纪90年代广为传播的华盛顿共识使得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面对金融自由化的诱惑时改革太过鲁莽和仓促，新兴经济体一个接一个地受到沉重打击，金融危机纷至沓来，从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到1997～1998年的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的亚洲金融危机；从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到2001年的土耳其金融危机，最糟糕的是2001～2002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其经济总量下滑了15%左右。除中国和印度外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未能幸免。2000～2007年期间，新兴经济体终于迎来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中国继续其令人惊叹的增长速度，印度也表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表1-1），是发展中国家的佼佼者。而且，一直饱受金融危机之苦的拉美地区也开始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全球经济舞台当中，人均GDP连续多年增长幅度超过3%，但亚洲的表现仍然最为抢眼。全球能源价格也在不断回升，在此背景下俄罗斯经济重新振作，“大爆炸”式的激进转轨模式在经历了必要的阵痛之后开始显示出其优势。“金砖四国”（BRICS）成为了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2000～2008年期间，全球经济增长中BRICS贡献了30%，与之前十年相比提高了14%，而G7的贡献率则从70%下降为40%，BRICS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也显著增加，如今已达到1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2006～2008年，金砖四国（南非除外）的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10.7%。南非近10年的年均增长率则在3%左右，多数年份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学者David Cottle等（2011）认为，近十多年来全球经济构造板块重心漂移速度加快，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以超乎欧盟领导人想象的速度飞速前进，比欧元区和全球其他经济体要快得多。表1-1 新世纪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增长情况资料来源：联合国数据库（http://www.un.org/zh/databases）。（二）2008年金融危机后
不幸的是，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将全球经济推入了惊涛骇浪中，世界各国也为渡过难关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国际合作，“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成为金融危机之下国际社会的主旋律。在经历了金融市场秩序混乱和市场信心动摇等短期危机应对期之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伴随着自身实力增强正逐步走向历史前台，新型经济体的发展、增长幅度都大大地快于发达经济体，为应对危机发挥着积极作用，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支撑了世界经济缓慢的复苏。
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这场危机似乎是验证了他们的崛起不可避免。在危机最为严重的2009年新兴经济体平均增长率为1.5%，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在新兴经济体当中，中国经济保持了8.7%的增长，印度为5.6%，印度尼西亚也高达4.6%。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经济体扛起了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重任。自2007年之后，全球经济增长80%的贡献率来自新兴经济体，来自发达经济的贡献率仅为20%。由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共同组成的G20取代过去一直把持全球主要经济政策走向的G8，成为协调国际经济政策的常设性论坛，象征着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中，新兴经济体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新兴经济体的影响更加突出。2008年，全球经济增幅约78%来自新兴经济体（IMF，2010），2009年这一比重提升至近90%。其中，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约达50%。在新兴经济体当中，中国经济保持了8.7%的增长，印度为5.6%，印度尼西亚也高达4.6%。从新兴经济体占全球GDP比重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09年新兴经济体占全球GDP份额由2008年的48%升至51.87%，首次超越发达经济体（唐烨，2010）。经济实力决定经济体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2009年4月伦敦峰会的召开，标志着过去由发达国家（G7）主导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时代成为过去，世界经济治理开始从G8向G20过渡。张幼文（2010）指出，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正在从“量变”转变为“质变”。从新兴经济体的全球贡献看，其贡献不仅表现在自身经济的增长，还对美欧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产生拉动效应。数据显示，2006年至2008年，中美贸易对美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由0.4%升到0.5%，中日贸易对日本经济增长贡献率由2%上升到2.5%。根据IMF（2010）的数据，2010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为7.1%，是发达经济体的近3倍。自2007年之后，全球经济增长80%的贡献率来自新兴经济体，来自发达经济的贡献率仅为20%。这说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已经并将继续起着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经济体扛起了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重任。由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共同组成的G20取代过去一直把持全球主要经济政策走向的G8，成为协调国际经济政策的常设性论坛，象征着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中，新兴经济体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全球经济格局一直相对稳定，而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格局则一直处于动态的演化过程之中，国家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引起了不同国家集团之间力量的失衡，并成为世界格局变动的原动力。在1500年之前，中国和印度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先者地位，工业革命之后西欧开始取而代之，二战之后，美国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并与德国、日本共同引领着全球经济兴衰。但是在本轮金融危机之后，这一体系开始松动，那些过去曾被挤到外围的新兴经济体正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从而推动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改变。
二、动因
由于在自然环境、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等方面的不同，新兴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原因可谓千差万别。但如果我们超越各国经济政策的细节，就不难发现这些国家的崛起，背后必然有某些普遍性的因素在起作用。（一）全球化浪潮与国家内部改革之间的良性互动
全球化的普遍拓展突破了主权边界和市场割裂的樊篱，推动了各种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通，这就为新兴国家的内部变革提供了知识技术上的准备。正是在全球化的历史机遇下，大部分新兴国家开始积极推进内部改革，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自我封闭走向对外开放。由于改革所具有的开放特征，这些国家在释放经济潜能的同时又重新加入到全球市场的资源配置之中，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全球化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兴国家无疑是全球化的直接受益者，因而也成为了自由市场原则的坚定捍卫者。反过来，全球化则因为一大批新兴国家的加入在冷战结束的二十年里经历了高歌猛进的黄金时期。（二）知识扩散不断加速的宏观背景下积累起强大的学习能力
从最宏观的历史层面上看，知识扩散是推动新兴国家崛起的最根本因素之一。在现代世界，先进的经济技术方式、社会政治方式和思想方式都必然广泛传播和扩散。知识扩散为非西方世界的觉醒提供了外在的客观条件，而它们如何应对这些知识则是决定其命运兴衰的主观选择。
所谓知识扩散，是指工业文明所赖以建立和发展的现代性知识体系，从先进的工业国家向后进国家不断传播。这里所说的“知识”，不仅包括现代科学技术知识，还包括一切以现代性为内核、以工业化为表征的制度安排和价值观念。新兴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有赖于对先进工业技术的积极吸收和学习，而这对新兴国家提出相应的改革要求，从而使得现代性知识的学习和内化超出技术的范围，扩展到制度和观念层面。最近30年，一系列制度变革的完成和新的知识经济特征，从整体上加速了先进技术知识向新兴国家的扩散，造就了新兴国家在经济上的群体性崛起。
技术是影响国家相对实力变化的最根本要素。在历史上，重大的技术创新制造霸权，技术知识的扩散又将之终结。在现代市场经济的作用下，现代技术知识的扩散具备一种自在动力。掌握重大创新性技术的国家，只有将技术用于社会生产实践，才能影响经济增长、改变社会面貌，从而提升国家地位。而技术一旦应用于生产实践，就开始扩散的进程。生产的规模越大，技术分享和扩散的范围也越广。全球化的市场会带来技术的全球性扩散。
技术知识趋向扩散的属性，对后进国家形成持续而有力的外部刺激。面对外来的先进工业技术的冲击，大多数国家很快选择了学习技术。当然，新兴国家在学习技术的过程中也经历了漫长痛苦、挫折甚至反复。无论怎样，到20世纪晚期的时候，由于相关制度变迁的阶段性完成，新兴国家对于技术的学习、应用、内化和创新能力大大增强。
此外，新兴国家在当前时代的快速经济崛起，还得益于20世纪晚期以后，全球知识扩散出现了新的特点。首先是市场全球化深入发展，推动知识要素在国家间更快地自由流动；其次是通讯技术手段的发展，让知识的传播更加便利。最后，新经济模式的信息化属性，使得知识经济比传统工业经济更有利于后发国家的学习。（三）大众政治的演进与政治进步
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改革和增长，而且是政治意义上的独立与成熟。刺激新兴国家政治进步的国际体系因素是国际大众政治潮流的演进。大众政治可以简单定义为“一般公民或臣民广泛参与政治事务”。19世纪中后期，普遍的工业革命改变了欧洲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政治观念，推动“朕即国家”的王朝政治形态向以政党为组织核心、以广泛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为特征的现代大众政治形态转变。大众政治思想实践的演进和全球扩展，和技术知识的扩散一样，也是工业革命以来一股持续的历史潮流。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大众政治发展进入分化演变的阶段。这一时期欧美出现的英美自由民主主义、苏联式共产主义、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政治模式，都是为适应大众政治发展而出现的政治现代化道路探索。而这些模式也不断对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探索产生影响和冲击。
近年来，新兴国家的政治现代化的动力逐渐转向内部经济和社会变革带来的国内政治诉求，但是外部刺激的因素仍然存在。大众政治作为一种经久的现代化潮流，仍然对国家的积极反应提出要求。
新兴国家大众政治的萌芽和发展，滥觞于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思想动力。民族主义推动了新兴国家的独立。国家主义推动了新兴国家的早期工业化。民主主义也是影响新兴国家政治发展的国际大众政治潮流之一。（四）自由国际经济秩序扩展与和平崛起
国际经济秩序是影响新兴国家崛起的重要外部变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所主导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具有一种相对的开放性特征，加速了全球化的发展。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集团的解体，自由主义的经济秩序扩展到全球范围，加大了对新兴国家融入全球市场的外部刺激，推动新兴国家以和平贸易的方式实现崛起。首先是全球化加速发展，国际市场更加广阔和开放，尤其是欧美等成熟消费市场向新兴国家打开大门，而国际资本则向新兴国家加速流动；其次是苏联集团的解体，使得全球经济秩序整合为一，新兴国家除了融入美国体系别无更佳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成功崛起的新兴国家在对外政策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积极反应，其中包括：一是主动对外开放，参与全球化竞争，通过贸易手段实现国家富强。冷战时期采取相对封闭政策的国家纷纷打开国门，关税壁垒大幅降低，新兴经济体对全球市场的融入度和依赖度不断加深。二是建设性的融入现有国际体系，不对国际秩序提出根本性挑战。冷战时期加入苏联阵营或在美苏之间走中间道路的新兴国家，在冷战以后纷纷采取融入现有秩序的外交政策。从“革命者”或者“批判者”的角色，转向“参与者”和“建设者”的角色。三是积极利用现有国际秩序的规则维护国家利益，并推动现有国际秩序向更加公平方向改良。近年来，新兴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IMF改革、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中，其外交政策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相互协调。“金砖国家峰会”和一些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也显示出新兴国家在自觉利用政治合作，改革现有国际秩序，维护彼此共同利益。
三、特点
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具有如下特点：（一）群体性
以往的新兴国家崛起，主要是一两个或少数国家的依次崛起，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这一波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则是群体性崛起。除金砖国家外，还出现了所谓金钻国家、展望国家、灵猫国家、迷雾国家等十数个不同的崛起中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新兴经济体你追我赶，集群崛起态势明显。这些国家广泛分布在亚洲、非洲、拉美、欧洲各大洲，是各地区的主要国家、各自地区经济组织的核心成员或者与群体成员关系密切、影响力较大的国家，与过去新兴国家主要局限于某一地区（西欧、北美或东亚）的情形有很大区别。（二）快速性
近十多年来，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非常快，比发达经济体增长率高出2倍以上，从而使这些国家的追赶和超越势头明显。2001年以来，经过持续高增长，中国经济规模连续超越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从经济总量居世界第11位跃居世界第二。俄罗斯经济大国复苏进程也非常迅速，其经济总量世界排位也从2001年的第16位上升到第12位（2009年）。以金砖国家为龙头的新兴经济体带动世界经济大幅提高的状况甚至超过1870～1913年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等的带动作用，超过19、20世纪美国用了近100年超越英国的速度，也可以与1950～1973年的“黄金时代”日本等的崛起相媲美。（三）赶超主体的体量超大性
比如新兴经济体中的金砖国家，国土面积均在100万平方公里以上，人口在4000万以上，国内生产总值在3000亿以上、对外贸易规模在2000亿美元以上的较大经济体，具有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经济规模大、市场潜力大和对地区及全球经济影响大等特征。目前，金砖五国拥有全球26%的疆域、42%的人口、16%的经济产出（汇率法；约25%，PPP法）、13%的国际贸易额和50%的外汇储备存量（2010年）等，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巨大国际群体的赶超发展，超过以往数百年间几乎所有赶超与崛起国家的总和，其对世界资源、环境、市场、管理等的冲击之大难以估量。（四）赶超进程不均衡性
因资源禀赋、发展初始条件、政策措施等的不同，新兴经济体发展速度不同，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也不同步。比如，按照联合国统计司的数据，从2001年到2009年金砖五国的经济总量均有显著增长，但增长幅度并不相同。俄罗斯增长幅度最大，超过3倍，中国增长2.73倍，巴西和印度次之，分别增长1.83倍和1.55倍，南非增长幅度最小为1.44倍。从人均GDP比较看，2001～2010年十年间俄罗斯、中国、巴西增长最快，分别增长了4倍、3.1倍和2.3倍，印度和南非接近，分别为1.5倍和1.6倍。由于增长幅度不同，金砖国家在世界经济的位次上升也不相同。有观点认为，中国、印度是金砖四国中的一流“金砖”，而俄罗斯和巴西是二流“金砖”（约翰·劳埃德，亚历克斯·图尔克尔陶布，2005）。南非则不够金砖资格（吉姆·奥尼尔，2010）。（五）赶超主体间的竞合双重性
与以往大国通过武力掠夺财富和兼并领土实现快速积累和崛起不同，新兴经济体的赶超和崛起是在和平与合作原则与基调下展开的，是在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商品、劳务、服务交换，互利双赢和多赢的基础上进行的。
与过去崛起中国家之间往往为夺取世界资源和霸权而展开恶性竞争甚至血雨腥风的战争不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与崛起有竞争有合作，合作是主流。竞争方面，如中国和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非，在吸引外资方面、资源方面存在竞争性。但合作更多，新兴经济体积极发展相互间贸易、投资、信贷，在第三方市场合作、协商货币政策、互换货币，以及协调国际经贸政策，包括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管理机制与政策等等，合作共赢成为金砖国家加快自身发展的重要助力器。（六）赶超进程的初始性
新兴经济体最近十多年呈现出强劲崛起势头，但这个崛起过程还只是初步的，也是不全面的，赶超进程远未完成。首先，从经济发展质量看，新兴经济体主要依托高投资、资源高消耗、高出口、低收入、低福利等获得经济高速增长，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度较低（普遍低于30%，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此外，新兴经济体在体制完善、科技进步、金融管理、跨国经营等诸多方面的改善与其经济崛起也不同步，经济指标领先较为突出，但作为衡量一个经济体涉及市场经营活动和政府管理等多要素的综合评价指标——经营自由度指标排位多数相当落后，显示出这些国家的体制机制和经济环境改善与经济发展并未协同进行。在福布斯杂志2009年评选的“全球最适宜经商国家”中，除南非排名较前（第32位）外，中国第63位、巴西第65位、印度第79位、俄罗斯第103位，相对比较落后。从社会发展指标来看，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差距比经济差距更大，追赶步伐更为缓慢。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社会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低，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悬殊分化严重，低收入群体保障程度低，社会和谐程度低，社会矛盾突出。不少国家还存在着世界最为庞大的贫困人群。从国际经济影响力来看，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仍然是低水平的。虽然近年来一些新兴经济体加入G8+5、G20机制，相继加入WTO等组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得到增加，在世界银行中投票权有所提高，但这些重要国际经济组织的最大份额、否决权和领导权依然垄断在发达国家手中，自二战结束以来世界银行行长由美国人担任，其姊妹机构国际货币基会组织总裁则由欧洲人担任的非正式协议至今没有改变。显示出新兴经济体赶超与崛起的低质量性、不全面性与不协调性，崛起阶段的初级性、漫长性等诸多特征，尚处于漫长的崛起之路的起点。
1.3 新兴经济体崛起的标志
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不仅引发了美国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也将全球经济带入衰退。发达经济体成为此次危机的直接受害者，新兴经济体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且新兴经济体的复苏更为迅速、强劲。在此消彼长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势头愈发明显。全球经济与贸易重心正在由“西”向“东”转移，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冲击着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力量架构，是对由美日欧主导西方“三角”所形成的世界经济格局的最大挑战。
一、经济保持快速增长
新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在世界经济总体中所占份额迅速扩大，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来自各方面的数据证实，目前全球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靠新兴经济体拉动。近10年来，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超过50%。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新兴经济体在本次经济危机中虽然也受到严重冲击，但仍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率，不但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70%，成为稳定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而且在世界经济的地位和影响力也不断上升。其中，中国和印度经济表现亮眼，2010年、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4%、9.3%，印度为10.3%、6.6%（图1-1）。图1-1 近年来中印两国经济增长率的变化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网站。
即使未来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提速，新兴经济体增速下降，新兴市场仍将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发动机，发展空间依然存在，后发优势仍具备。IMF预测，2015～2018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将年均增长5.5%。因此，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趋稳，世界经济增长将由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共同引领，即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各贡献一半。事实上，世界经济本是一个整体，理应由发达和新兴经济体共同牵引，两个支点平衡支撑总比一个支点更可靠，全球经济才能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均衡”发展。
二、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增大
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目前在全球GDP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据IMF统计，在世界经济中，按美元汇率计算，新兴经济体（包括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由2000年的23.6%上升到2012年的41%（包括亚洲“四小龙”，IMF已将其统计在发达经济体内），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新兴经济体则由40.7%上升到53.7%；在国际贸易中，新兴经济体所占比重从25年前的15%上升到40%；在全球FDI流入中，新兴经济体所占比重由2007年的32%上升到2012年的58%。还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E11”的GDP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例已经从2001年的25.83%上升至2009年的32.53%；2010年《财富》刊登的世界企业500强榜单中，“E11”中共有80家企业榜上有名。其中，中国企业（包括台湾和香港）54家，韩国10家，印度8家，巴西和俄罗斯分别有6家。新兴经济体在世界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已经由1970年的20%跃升至2009年的43%，其能源消耗量已经超过全球总量的一半，其石油消耗量占到2006～2009年间全球新增石油需求的4/5，并持有世界外汇储备的70%（廖岷，2009）。以美元资产数额，新兴经济体货币当局所掌握的资金近5万亿美元，其储蓄率在33.5%，而发达国家只有不到20%。2008年，“金砖四国”经济总量已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5%，贸易额约占全球贸易的13%。基于新兴经济体近年来的出色表现，它被看作“世界经济稳定的来源”。
三、竞争力总体增强
尽管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新兴经济体经济表现出强大的恢复能力。近年来，无论是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还是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均显示，发达经济体的竞争力在过去几年间停滞不前，但很多新兴市场的竞争力却有了改善，让它们的增长更加稳健。这反映出经济活力正在从发达经济体转至新兴经济体，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正在缩小。其中，中国、印尼、巴西、南非等新兴国家竞争力排名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在这些迅速崛起的新兴经济体中，中国是世界上负债最少的国家之一，拥有很高的储蓄率和温和的财政赤字，这些因素与良好的经济前景一起，使中国的主权债务质量的改善远远好于其他的新兴经济体。此外，中国的健康与初等教育、商业成熟性和创新等指标也表现不错。相对而言，中国在金融市场发展和技术就绪度方面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也拉低了中国的整体竞争力排名。由此表明，中国仍处在效率趋动型发展阶段，而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已处在创新型发展阶段。
四、全球覆盖面积不断扩大
新兴经济体在经济上的崛起已经成为新世纪最重大的全球政治经济现象。新兴经济体巨大领土和人口规模，构成了这些国家经济崛起的基础。目前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合计约占世界GDP的60%，而人口仅占15%。新兴经济体多是人口大国，如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南非、巴西、墨西哥等。目前世界上84%的人口分布在经济增长率更高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人口大国的兴起，使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与人口份额比重开始高度相关，经济高增长开始与全球大多数人口福利紧密联系在一起。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从60亿增长到90亿，新增的30亿人口将主要产生于发展中国家，届时发展中国家的总人口将达到80亿，而发达国家将仍旧维持在十亿人口的水平。这一趋势意味着传统发达工业国或“西方”作为世界人口的少数将更加明显。
五、储备资产快速累积
新兴经济体的对外资产余额超过对外债务余额，大都成为对外净债权国。反观发达经济体，除个别国家外，大都发展成为对外净债务国。从外汇储备余额来看，截至2013年末，全球所有经济体的外汇储备合计116736.3亿美元，中国持有近38213.2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占全球外汇储备三成。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的外汇储备占比分别为3.9%、2.3%、3.0%和0.4%（图1-2），新兴经济体的全球储备份额总和已经远远超过全球储备资产的50%。表1-2 截至2013年末金砖国家外汇储备情况数据来源：互联网。
六、新兴经济体话语权增加“话语权大厦不是一天建成的”，话语权的谋求是个长期的过程，美国也是经过上百年的努力才获得今日的话语权。自1945年IMF成立以来，发展中国家在IMF中的份额并没有根据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实力的提升去调整，其在IMF的地位被严重低估，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只占36%，而传统的西方七国集团的份额占比一直在45%以上。增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逐渐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由单一“富人俱乐部”主导世界经济的时代结束，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陷入经济衰退，而新兴国家则走到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