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旭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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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各民族商号及其互动关系试读：
前言
似乎仅在转眼之间，我已从事与茶马古道相关的考察研究30余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当时任职的大学派遣到滇西北的迪庆藏区支教一年。在那儿，我的人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从此与藏区结缘，至今依然。在那儿，我不仅全身心领略到了雪域高原的神奇壮丽、纯净超逸，还听到了许许多多非常精彩有趣的故事，尤其是一些当地朋友所讲的他们祖先赶着马帮走西藏的雪山草地做生意的故事深深吸引了我。在我看来，那完全是一部只属于过去时代的传奇般的史诗，一部各民族跨越高山河谷、密切交往的史诗。于是，纯粹出于兴趣，我在30年里，以各种不同的交通方式，包括赶马帮、徒步、骑单车、自驾车等，马不停蹄地往返于西藏与内地之间，寻觅着先人们的足迹，访谈了许多当年走过茶马古道的老人，踏勘了茶马古道的几乎每条线路和重要站点，持续不断地在藏区行走考察，出版了多本图文并茂的书。
随着岁月的逝去，大量资料沉积下来，许多感受和思考自然而然地聚焦于行走茶马古道的主体——那些赶马人、马锅头和商号商人。他们传奇般的经历和事迹，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大融合的今天，在国际国内形势起伏变化的现在，显示出种种难能可贵的内涵和意义。描述性的写作，已然不能将之很好地传达和表述。
大约自2005年起，我开始集中关注茶马古道上的商号、商帮。这些由纳西族、白族、藏族、回族和汉族等各民族组成的商号、商帮，经由各条茶马古道，活跃在交通险恶且商品经济相对不发达的青藏高原及其相邻地区。他们为了生存发展，为了获利，以极富冒险性的精神，以合作共赢的方式方法，以超常的智慧、心力和勇气，频繁往来于内地和西藏地区之间，建立起密切的经贸关系，并构筑起两地间血脉相通相连的关系。这种关系，早在藏区广泛流传的《格萨尔王传》里，在相关各地各民族的歌谣里，就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传颂和讴歌。当然，从学术上对之进行梳理和研究，也属势在必行，且价值意义非常。的确也有一些学者在这一领域做出了极为重要的努力。我在此所做的，应该说只是一个开始。导论
长期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学者唐力行先生指出：“中国幅员辽阔，物产、气候、地理环境，千差万别，各地需要物资流通与交换。商人的经营活动促进着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同时，商品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载体，也加强着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联系，从而有力地推动着大一统局面的出现。”在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广袤的西南地区，各民族商号商人所进行的这种经济联系显得格外醒目，也格外特殊。相应的各民族间的文化联系及各种互动关系，更分外突出而重要。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关系未得到必要的重视，相关的研究也显得零散而薄弱。在此，笔者将尽力做一些初步的探索。一 问题的提出、研究的途径及研究范围
本书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本书主要探讨近代活跃在藏区的各民族商号的起源、发展和经营等相关问题，这些各民族商号出现的历史背景、社会条件怎样；它们经历了怎样的发生、变迁和发展过程；它们的出现，对藏区的社会经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它们的出现，形成了怎样的各民族共存互动关系，这些互动关系有着怎样的必然性和重要性；这种互动关系能否说明，藏区与内地有着历史和空间的持久联系，它们的经济、文化和历史早已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形成网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促使相关地区日益整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区域，最后自然而然地融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第二，本书力求通过对各民族商号在藏区的运作及其互动关系的分析，尽力探讨其所关涉的经济意义、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乃至精神意义。各民族商号在何种程度上活跃了汉藏之间各民族的经济；它们怎样促进了地区间的资源互补、物资交流和金融流通；这些商号是否刺激了相应的手工业、工业和商业发展；它们对相关的群体和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和作用；在经历了长期的运作之后，它们是否形成了灵活的机制，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及各民族的往来和交融；它们是否产生了共同的文化特征和精神特征；它们对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与融合产生了怎样的效果。
第三，本书试图通过对藏区各民族商号具体的历史互动关系的梳理和总结，去展现并理解一种自发自生的社会力量在怎样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情感基础上形成，并努力分析和寻求把握其转化的相应机制与理性途径。
针对上述问题，本书试图经由以下途径和方法，力求达至这样一些研究目标。
第一，从经济基础上看，商业贸易是各地间相互学习、相互联系的重要方式，是一个社会必不可少的联系方式，更是一个区域形成的最主要因素之一。正是在商品贸易中，不仅各地间形成了稳定而牢固的物质资源互补关系，存在相互间的密切往来，而且促使中国内地，尤其是西南的横断山脉地区与西藏地区，形成一个相互依存、不可分割、不可分离的区域，进而使得文化上的民族、地方色彩和共同色彩具有了同时出现的背景和场域，这也就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在汉藏间，历史上尤其是近现代，与西藏地区紧邻的云南、四川等省区，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各民族商号，纷纷进入高寒险峻的雪域高原，直接从事藏区的贸易，由此而形成了种种密切的互动关系，它们在这些互动关系中所起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制约和影响着汉藏关系。本书将以运作于滇藏间的各民族商号的活动为主线索来梳理并揭示其间的因素和关系。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这对认识西藏与祖国大家庭的关系，对藏区的稳定和发展，对维护边疆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通过这一研究，可以确凿有力地说明，藏区与内地有着历史和空间的持久联系，它们的经济、文化和历史早已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形成网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自然而然地融入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第二，各民族商号及其互动关系一般来说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及其传播、流通等几方面，而这些又离不开运作这些商号的人，他们不仅通过自己的谋生手段形成相应的职业群体、社会网络与人际关系，而且通过一定的经济组织形成密切关系，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相关产业的发生和发展。本书由此入手，无疑是剖析共处于这一关系网络中的各民族互动关系的极佳入口，进而可以发现其互动关系怎样进行，在哪些层面上展开和深化，并找出其中的特色和规律，从中发现并挖掘其作为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多样性内涵，作为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的重要线索和基础，对中国边疆开发的意义，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意义。笔者在始终坚持田野考察的基础上，从充分尊重历史和人文关怀的角度，以大量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和相关文献资料完成了本书的撰写，不失理论创新的可能。
第三，本书力图在上述基础上探讨一定区域内各民族互动关系的基本和长远的机制与自然和理性的途径，于我们认识和理解近代汉藏之间跨文化民间贸易在情感沟通、文化交融、信仰整合、意识认同等方面，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此基础上，本书将研究范围界定在以下几个方面。
笔者想界定一下这里所谓“近代”的历史时限。日本中国史学大家内藤湖南曾据中国宋代即出现完备的民法体系并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商业城市的出现，提出“中国近代从宋始”说。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站不住脚。宋、元、明、清基本是中国自秦开始的中央集权的古老帝国的延续，根本上、实质上并没有出现“近代”的因素。我们在这里所取的近代概念，还是以大多数史家认定的，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中国进入近代的标志。从那时起，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才是近代中国的肇始。所以，本书将描述自清代晚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这一百多年间，中国藏区尤其是滇藏间各民族商号的活动，并梳理其间的互动关系。
不难看到，就在这一时期，在古老而拥有众多传统的西藏地区，传统的半农半牧的自然经济有了一定的改变，严格意义上的自给自足已然难以为继，商品经济有了明显的发生。而且国际国内都出现了极其复杂的状况，在帝国主义经济大国的殖民扩张和强力冲击下，中国国门洞开，商业和进出口贸易日益发展，资金和资本得以在一定程度上麇集和动用，商业移民的流动趋于频繁。在西藏地区的拉萨、日喀则、江孜、亚东、昌都等古老和新兴的商业城市里，汇聚了来自西藏内外各地各民族的商人群体和商号，他们相互之间，遂产生了过去少有的商业经济及文化等方面的互动和融合现象。
对此，本书将就所涉及的学术历史和叙述的历史背景与社会条件进行简要的概述和回顾，并从整体上展示对历史资料的把握。在上篇中，笔者将对近代以来活跃在藏区的各民族商号，尤其是滇藏一线有代表性的各民族商号，进行一次较全面而深入的探索和描述，包括各商号的兴起、运作的事迹及主要人物的经历，各自经营的范围和特点，以期对近代藏区各民族商号，主要是滇藏间各民族商号的生成、经营的特点和性质，经营的路线和范围，有一个较为准确客观的认识。在下篇中，笔者将在对各民族商号的经营历程和经营内容认识的基础上，对它们之间形成的各种互动关系，包括商业经济关系、手工艺及技术关系、人口及婚姻关系、习俗关系、宗教关系，以及其他文化及观念等互动关系，进行力所能及的分析梳理和铺陈研究，并对诸种互动关系的作用和机制，乃至这些互动关系的困境，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本书试图说明，藏区各民族商号的出现及其互动关系，包含着一些我们今天都可借鉴的自然的、理性的和机制性的因素，大大有助于西藏地区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和交流，有助于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融，有助于一个不可分割的区域的形成，有助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二 互动的历史背景
2013年，考古学家霍巍先生发表了他的论文《从考古发现看西藏史前的交通与贸易》，文中以大量考古实据证明：“大约在距今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西藏高原已经有了最早的人类活动，这些远古人类进入到西藏高原之后，其活动的范围远远超乎今人的想象，他们所创造的旧石器文化很可能与华北平原、甘青高原、西南山地均有着密切的联系。到了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金属器时代，西藏与周边地区的交往与联系得到进一步的拓展，有更为丰富的考古材料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提供可靠的证据。”霍巍先生进而得出结论：“一系列考古新发现揭示，西藏高原史前人类与外界曾发生过密切的文化交流，并且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交通贸易中形成了一定的交易物资种类和较为固定的交通线路。事实证明，早在距今约5000年左右，西藏高原居民便已经和中原及黄河上游、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带的原始文化之间有着相互交往和影响，宝贝的南下，玉石的西传，麦类作物的东渐，早期金属器的传播，都在高原留下了重要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这些史前文化的成就，奠定了后来吐蕃王朝统一高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基础，也为我国西部边疆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开辟了最初的交流渠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早期的交通和贸易？霍巍先生也进行了精辟的分析：“总体而言，西藏史前交通的发生与发展，首先是基于高原内部史前各族群之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口数量的增加、生存环境与资源压力等各方面条件之下产生的自我需求。随着早期金属器、骑马术、车辆等事物的产生，高原各族群对周边先进的文化因素和生产技术的吸收能力也在不断加强，借以发展自身的经济文化水平，也进一步促进了这种交流的密度与幅度。其次，随着高原大小部族之间的兼并融合过程的加速，尤其是以山南雅隆河谷地带为中心的雅隆悉野部对高原其他部族的征服，高原内部各族群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很可能在这种频繁的交往中已经确定了较大规模人力、物力远距离通达的较为固定成熟的线路，从而基本上奠定了高原各部族内部交通的格局。再次，考古材料还反映出，西藏高原史前各族群还通过不同的渠道和途径积极参与了远程的‘国际性’贸易与交流，这种内外结合的文化交流不仅仅局限于人口或文化传统的迁移与变迁，还包括了人们的生活资料、生产工具、各类商品（其中尤其是金银、丝绸、香料等奢侈品）甚至各种牲畜等通过一定的转运方式往返于不同地区。这种远距离的转运和迁移，使人们在广袤的高原地理环境之中寻找和确认了最省时、省力，也相对安全的理想交通路线，并随之出现了道路、桥梁等交通设施，经过不同历史时期不断的改造和优化，最终形成西藏高原内外古代交通的基本格局。”
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后，藏区的交通和贸易无疑在史前的基础上得到了很大提高，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汉藏之间的交往，并以源远流长的“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正如马金先生所言：“汉藏民族间的友好关系，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在唐代，两族关系就很密切；唐朝‘与吐蕃代为舅甥，……有同一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汉族与藏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结成了血肉联系，两族间的茶马互市，正是这种密切联系和传统友谊的一个重要方面。”“汉藏民族间的茶马互市始于唐代，而宋、明两代最为兴盛。清代以后，两族间的贸易已扩大至茶马之外，无论贸易的规模或交换的种类，都已发展到更为广泛的程度。”在此，笔者想对近代以来更为广泛的汉藏等各民族间的商业贸易交往，进行一定的梳理和研究。
毋庸置疑，汉藏等民族之间的交流真正可谓源远流长。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曾在西藏生活工作多年的藏学前辈李有义先生就撰文指出：“和汉族接触最早的藏族部落是羌族，……羌族的南移把原住在西康的一部分部落民族就压迫到云南去了，如今日的彝族、拿喜族（即么些族）（今纳西族——引者注）、傈僳族，大部分都是从西康移到云南的。这时住在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博族（即藏族——引者注）还没有和汉族发生直接的关系，但通过羌族间接的来往一定已经发生了，特别是贸易，汉族的货物经过羌族而转运到西藏去。在当时的西南边境，民间的来往也在频繁地进行，像四川和西康之间的贸易是很早就在进行了，这条通过西藏高原的古道很早就把中国和印度以及中亚细亚的古代国家联系起来。这条康藏古道甚至比汉代所开辟的玉门古道（即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9世纪晚期所命名的丝绸之路——引者注）还要早，……我们在西藏也听到了不少古代汉藏交通的传说。印度是文化发达较早的一个国家，西藏毗连印度，当然很早就和印度发生了关系。西藏和内地也很早就有了来往，这样四川的货物通过西藏而销到印度去是很自然的。古代的西藏民族在他们还没有和汉族直接接触以前就作了东西交通的媒介了，同时我们也可相信一部分汉族的文化随着贸易也很早就传到西藏来了。”“古代西藏民族一边吸收印度的文化，一边吸收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文化，直接所处的地理环境又不易为他族所攻入，慢慢就强大起来。他首先把西藏高原上的一些独立的部落征服了，又逐渐向外发展，到公元第五世纪时他已在西康边境和汉族直接发生接触了。藏族的统一对东西交通又有所增进，汉族的茶、丝织品、金属制品源源的输入西藏，一部分转销到印度和中亚细亚，西方的物产也同样的输到中国来。”
唐会昌二年（842），崇奉苯教的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被佛教徒刺杀，号称“大吐蕃国”的吐蕃王朝从此分崩离析，本土及属部四分五裂，形成贵族领主割据称雄、没有大君长的局面。“吐蕃本土历经彼此火并内讧，日趋支离破碎，于是境内各处每每分割为二，诸如大政权与小政权，众多部与微弱部，金枝与玉叶，肉食者与谷食者，各自为政，不相统属。”汉史也有类似记载：“唐末，瓜、沙之地复为所隔，然而其国亦自衰弱，种族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这种小割据的形势，势必导致各地间贸易的发生，因为在较小的割据范围内，是很难做到自给自足的，尤其对于半农半牧的高原地区来说更是如此。此后，随着农牧产品的增多，各地的贸易交换也有所发展，有的教派领袖和寺院上层就是通过经商致富，从而取得了地方的权势。西藏地区这种经商贸易的传统，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元朝时，藏族与周边的汉族及其他民族产生了更为密切的联系，交通驿道更为发达，商业贸易也更为频繁。藏族与汉族互市的场所集中在甘肃，陕西的河州（今甘肃临夏）、洮州（今甘肃临潭）和四川的雅州（今四川雅安）、黎州（今四川汉源县清溪镇）、碉门（今四川天全）等地。元至元年间，废除了宋代所设官营专卖茶叶（榷茶）的方法，茶商纳课，自由交易。因为元朝统治者来自畜牧业发达的民族，占有广大牧区，根本不缺战马驮畜，因而对互市的管理远比宋代宽松，对互市的物资不再设限。“秦蜀之茶，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五千余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无此。”至元十四年（1277）“置榷场于碉门、黎州，与吐蕃贸易”。“黎州、雅州地区藏、汉、彝等民族的互市贸易日益兴旺。在朵甘思的者思刚地方已出现专务贸贩的商人，以贩卖碉门乌茶、四川细布，交易藏区土产为生。”“元代也有内地人民深入藏区采药、经商、垦殖。如大批陕西人到打箭炉（今四川康定）一带经商，积年累代，从客旅到定居。在元明时期形成了‘陕西街’。”
从唐、吐蕃到元这一时期，还未见云南商人与藏族进行贸易的更多记载，只有唐人樊绰的《云南志》中曾记载：“大羊多从西羌、铁桥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将来博易。”以数千口的羊只交易量来看，当时的滇藏贸易已有一定的规模，而且已经存在一些交易的渠道。《云南志》卷二记载，除西羌、铁桥外，尚在大雪山一带，“往往有吐蕃至赕货易，云此山有路，去赞普牙帐不远”。从滇西北藏族与纳西族、彝族、汉族等频繁而密切的互动关系看，一定规模的经商贸易想必是存在的。
甚至西至阿里，在吐蕃王室后裔所建立的古格王国时期，其著名的壁画里，就有汉族商人的身影。意大利学者托斯卡诺就在与图齐讨论古格壁画时表示：“我们不可能希望有一部更好的文献，再现那一时代活灵活现的生活。……最后一排画的是手持捐献物的商人，他们甚至有的抱着献给寺庙的建筑材料；他们中有牵着驴马的汉人，有克什米尔商人，还有肩上抬着筐的加瓦尔人，他们形象逼真。……绘画都是现实主义的，……此外，这些绘画还基本上如实记载了各种杂货摊、商队以及操着各种语言的人们会聚在一起交换商品、交流思想和文化的情况。”
然而，汉藏等各民族间密切而不可阻挡的交往，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波折和风浪，有起有伏。吐蕃与唐200余年时战时和的历史，不仅在广袤的西北大地不时上演，即使在相对僻远的西南，战争与和平也交替呈现。这从盛传于藏区的史诗《格萨尔王传》中就可窥见一斑。独立成篇、主要流传于云南藏区及康区的《姜岭大战》，脱出了《格萨尔王传》主要描写征战的内容格局，叙述的是格萨尔与其他民族和其他地区的另一种交往——格萨尔应加地（汉地）公主的邀请，赴加地焚毁加地皇帝妃子的妖尸，与加地君臣百姓结下深情厚谊。加地皇帝的妖妃在临死前曾向皇帝要求，等她死后要“把太阳关进金库，把月亮关进银库，把星宿关进螺库；天上的鸟不准飞翔，空中的风不许吹动，水中的鱼不能游荡；要使加地的货物不得运往藏地，藏地的货物不得运往加地，要把沟通加、岭之间的黄金桥砍断，要在加地颁布严峻的法令，使加地到处密布黑森森的法网”。格萨尔从木雅地方及罗刹阿赛手里取得了各种法物，焚毁了妖尸，使加地重归光明太平。之后格萨尔经过云南丽江姜地和德钦戎地，与姜地王子和戎王结下了深厚友谊，姜地王子将善于开山辟路的宝物——石马送给格萨尔，格萨尔以其开辟了又一条加、岭友好往来的通道，胜利返回岭国。作为史诗传说，虽不足为真实历史依据，但这一传奇无疑也是现实的反映，它艺术性地表现了汉藏两地间各民族的交往，从人民的心理诉求上表达了两地间民众对友好往来的期盼和重视，以及两地间交往道路的开辟和存在。
明代，封闭内敛的明朝和宋朝一样缺少战马和驮马，于是西部地区的茶马互市有了空前的发展。佟柱臣先生就明确指出，明朝吐蕃与内地在经济上有着密切联系，“明王朝更从雅州到乌斯藏修筑了驿路，使内地到乌斯藏直接有了交通往来”。明人王廷相进一步发挥了宋人对茶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重要作用的认识：“蜀中有至细之物而寓莫大之用、君子不可以轻视之者，茶是也。五谷饔飨非不美也，食牛羊乳酪者则不以为急；布帛帷帐非不丽也，御穹庐毡裘者则不以为重。茶之为物，西戎、吐蕃自古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是则山林草木之叶而关系国家政理之大，经国君子固不可不以为重而议处之也。”明代四川巡抚严清就清楚地认识到：“腹地有茶，汉人或可无茶；边地无茶，番人或不可无茶。先此议茶法者曰：‘茶乃番人之命。’”马政都御使杨一清说得更直接：“以马为科差，以茶为酬价，使之远夷皆臣民，不敢背叛。如不得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实贤于数万甲兵。”
明太祖朱元璋就特别关注“西番”（指自陕西及四川、云南西徼外各民族）驯养的马匹，因为他“起江右，所急唯马，因设茶马司，与吐蕃互市，所以马到的也就多了”。马是国家军事力量的重要资源：“以西番产马，与之互市，马至渐多。”但西番“其所用之货与中国异，自更钞法后，马至者少”，明太祖“患之”，于是“八年五月命中官赵成赍罗绮、绫绢并巴茶往河州市之，马稍集，率厚其值以偿。成又宣谕德意，番人感悦，相率诣阙谢恩。山后归德等州西番诸部落皆以马来市”。“且多置茶课司，番人得以马易茶。而部族之长，亦许其岁时朝贡，自通名号于天子。彼势既分，又动于利，不敢为恶。即小有蠢动，边将以偏师制之，靡不应时底定。”另据《明史·食货志》记载，茶马互市，“其通道有二：一出河州，一出碉门。运茶五千万余斤，获马万三千八百匹”。河州在今甘肃临夏，碉门在今四川天全，一北一南。其实有明一朝，自明初的洪武年间至明后期的万历年间，官府设的茶马司有增无减，从最初设于洮州（甘肃临潭）、秦州（甘肃天水）、河州（甘肃临夏），到西宁、甘州、岷州、庄浪，加上四川的雅州（雅安）、碉门（天全），已有近十处，跟宋代的市舶司可有一比，尽管其行政级别要低一些。
这种密切而频繁的朝贡互市，已然奠定了两地间的亲密关系。时人方逢时便奏称：“互市者，和亲别名也，然贤于和亲，贤于数十万甲师矣。”
由于安多、康区的地理环境适宜产马，而且与内地汉族地区地域相连，自古便是汉藏茶马互市的走廊地带。这一区域的茶马贸易在整个明代的汉藏贸易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和优势。
而在滇藏之间，明代的商业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丽江木氏土司大力学习并汲取内地汉族文化，包括先进的农耕和手工业技术，势力强盛，不断向藏东南、川西南藏区扩张。在这一地区，木氏土司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诸如使纳西族渡过金沙江屯垦、在藏区开水渠种水稻，并致力于矿藏开采、冶炼等，特别是在其控制区内大力推广藏传佛教，为滇藏民间贸易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丽江木氏土司实际上成为滇藏间贸易的中介人，促使这一带的商业交易规模、交易数量较以前有了新的发展，密切了滇藏间历史上业已形成的商贸联系。在这一系列措施的基础上，“木氏统治时期，还使这一地区的市场和商品流向形成一个传统的经济区域，滇商每年从丽江、中甸运来茶、糖、铜器、铁器、粮食等到康南及江卡、盐井地区销售，并从当地运出羊毛、皮革、药材等商品”。同样，也有西藏商人进入滇西北地区进行贸易。
明末，云南各民族进行了长达17年的抗清斗争。因战乱，对藏族的茶叶供应少了。后来一俟清兵入滇，西藏上层立刻要求恢复茶马贸易。于是，在平西王吴三桂的主持下，大规模的茶马互市就此展开。刘健《庭闻录》记载：“（顺治十七年）三月朔，北胜边外达赖喇嘛、干都台吉，以云南平定，遣使邓几墨、勒根赍方物及西番蒙古译文四通入贺。求于北胜州互市茶马。”《清史稿》也记载：“顺治初元，定茶马事例。……十八年，从达赖喇嘛及根都台吉请，于云南北胜州以马易茶。康熙四年，遂裁陕西苑马各监，开茶马市于北胜州。”北胜州即今云南丽江永胜。可见藏族对茶叶的需求是多么迫切，更可见经济的市场交换网络不能长期断裂，资源的转输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
从各种史料记载来看，在整个明代，明中央政府与西藏各部落、各教派法王之间建立了长期的朝贡贸易关系。既然连官方的所谓朝贡贸易都有利可图，民间的私下贸易当也相当兴盛。如由成都西经过荥经、大相岭和汉源清溪的飞越岭古道（俗称大路），由名山、天全翻越二郎山的古道（俗称小路），历经宋元王朝，一直到明初，依然是私贩成风的茶马贸易通道。正如咸丰八年《天全州志》所记载：“其后私茶混行，马价逐高。即委官巡禁，而日久生玩，弊从禁出。以致商旅满关，茶船遍河。”
清朝时期，兴起于东北边地的统治者深知边疆治理的重要，逐步加强了对西藏的控制，于雍正二年（1724）设置驻藏大臣，在川藏、滇藏沿线，均设粮台等军事机构。藏区与内地的商业贸易也已超出以往茶马互市的范畴，无论是交易的货物种类，还是货物的流通量，都达至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
1717～1720年，一度统治藏区的蒙古准噶尔部在西藏叛乱。康熙五十九年（1720）庚子，云南都统五哥、副都统吴纳哈奉命率领满兵2000名，鹤丽镇总兵赵坤、永北镇总兵马会伯率领绿旗兵1500名及丽江么些兵500名，向北渡过金沙江，会同川兵进藏平乱。这一次川滇大军会同进藏，遇水搭桥，逢山开道，进一步打通了滇藏间的通道，并重新扫清了道路上、安全上的障碍，甚至在昌都的澜沧江支流昂曲上构建了被称为“云南桥”的铁索吊桥（在昌都澜沧江的另一支流扎曲上则建有“四川桥”）。从那以后，滇藏间建立在政治、军事基础上的塘汛制度的设置，更有益于保证商旅的安全和补给，大大促进了清代中期以后滇藏贸易的活跃，为近代各民族商号的互动进行了很好的铺垫。
上述汉藏经济、文化联系，吴健礼先生在其精心编著的《古代汉藏文化联系》一书中，进行了全面、权威的梳理，并针对一些重大的文化联系专题，如宗教文化、天文历算文化、医药文化、丧葬文化、茶文化、酒文化、陶瓷文化、冶铁文化、造纸文化、语言文化等，进行了总结性的归纳论述。
进入近代以来，庞大而虚弱的中国命途多舛，世界列强纷纷将贫弱的中国作为觊觎和掠夺的对象。尤其是来自北方的俄国与来自喜马拉雅山以南的英国殖民者，为了其殖民野心和商业利益，在西藏地区展开了迅猛的扩张和激烈的争夺。这无疑引起了清王朝的极度担忧和关注，西藏地区的精英人士，也认识到西藏面临的挑战和危机。面对外来的冲击，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一定的应对措施，这里当然也包括对西藏地区与内地经贸关系的整合和加强。各民族的一些商帮、商号以及个体商人，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顺势而为，成为近代西藏地区的一道亮眼的景色。
在本书中，笔者将集中分析论述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的商业经济互动关系，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其他互动关系。
自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后至民国年间，茶马互市已逐渐名存实亡——因为清中央政府已经完全底定北方各游牧民族，解除了自古以来来自北方草原的军事威胁，并控制了西北的主要产马区，在东北建了大规模的养马场，而且随着近代火器的使用和现代运输工具的出现，马匹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日益降低。但没有丝毫改变的是藏族对茶叶的需求，以及迅速增长的人口对各种药材和日用土杂等产品的需求。茶叶入藏仍在大规模进行，而且随着清政府对藏区控制的加强而增强。在“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民族政策指导下，直接建设并控制大一统的西藏边区，设兵站粮台，驻扎军队，改土归流……同时茶禁大开，鼓励商人按规定贩卖，从而使边茶贸易大兴。无论在四川还是云南方面，还有川西北经陕西、甘肃到青海藏区，连接藏区与内地的茶马古道仍在继续运行，甚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时期。
清朝前期和中期（1662～1870年）是云南普洱茶产销的极盛时期，仅西双版纳攸乐、革登、易武、倚邦、曼撒、曼砖六大茶山最高年产量就达8万担，以致“西双版纳几乎家家种茶、户户卖茶，马帮塞途，商旅充斥。这一时期每年约有马帮五万匹于春秋二季来回于滇西、滇南及缅、越、老等地运输茶叶”。“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云南的普洱茶、猛库茶、凤庆茶年产量为十至十二万担，这些茶叶除少量供当地饮用外，百分之八十作为主要商品运输省内外各县和四川、西藏，其中部分远销缅、越、老诸国。”清政府于雍正七年（1729）在滇南设普洱府，并在普洱开设茶局，普洱茶也因此得名。同时，普洱府还负责督办贡茶厂，以向朝廷提供数额巨大的贡茶。这些贡茶的一部分又由清政府赐予达赖、班禅以及藏区的活佛高僧。于是，普洱茶以另一种方式进入藏区，成为清政府联络藏区、保持边疆稳定的重要战略物资。乾隆元年（1736），清政府将云南攸乐同知迁至思茅（今普洱市），改称为思茅同知，从此思茅成为西双版纳六大茶山的茶叶集散地，思茅城也因“普茶远销”而迅速由一荒僻之地繁荣起来。从道光年间至光绪初年（1821～1876），思茅城商旅辐辏、市场兴盛，据《普洱府志》载：“年有千余藏族商人到此，印度商旅驮运茶、胶者络绎于途，滇南马道已成为一条茶叶商道。”另据记载，仅康熙五年（1666），云南销西藏茶叶就达3万担。在滇西北的丽江贸易市场，每年农历九月到次年春天，都有藏族商人赶着骡马队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领取茶引（经营贩运茶叶的执照）后，赶赴普洱、思茅贩茶。从丽江经下关、巍山、南涧、景东到思茅一带，马帮队伍络绎不绝，每年茶叶一项的贸易额即达到500万斤之多，汉族、白族、纳西族、回族、彝族和藏族商人等，还经常参加一年一度的大理“三月三”贸易活动和丽江盛大的“骡马会”，各族人民互通有无，已经形成相当繁盛的产购运销市场和机制。
进入民国时期后，云南茶销藏也继续保持上升的势头。据谭方之《滇茶藏销》统计，民国年间，滇茶入藏一年至少有1万担：“滇茶为藏所好，以积沿成习，故每年于春冬两季，藏族古宗商人，跋涉河山，露宿旷野，为滇茶不远万里而来。是以紧茶一物，不仅为一种商品……抑且涉有政治联系意义。概藏人之于茶也，非如内地之为一种嗜品成为逸兴物，而为日常生活上所必需，大有‘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之慨。自拉萨而阿墩子（今云南德钦——引者注），以至滇西北转思茅，越重山，过万水，历数月络绎不断于途中者，即此故也。”王图瑞先生在论及云南西北边地状况时也说：“云南于康藏一带的贸易，出口货以茶叶为最大。康藏人民的茶叶消耗能力，可算是世界第一。他们每日三餐，一刻不能没有茶叶，所以云南的十万驮粗茶叶，三分之二以上都往康藏一带销售。普思边沿的产茶区域，常见康藏及中甸、阿墩子的商人往来如梭，每年贸易总额不下数百万之巨。”
在同一时期，随着云南的开放和经济的活跃，滇西的几大商帮接踵崛起，其中与藏区贸易密切的为大理鹤庆帮、喜洲帮和保山腾冲帮。云南大理喜洲商帮的崛起，就与藏区的茶叶贸易有关。喜洲帮自诞生起，主要经营生丝、茶叶、大烟和矿产，但后两者的经营状况很不稳定，贯穿始终的是生丝和茶叶。曾富甲云南的喜洲帮“永昌祥”商号，先赴滇南采购茶叶，后来就在大理凤庆、临沧猛库等地自行开辟茶场，生产“永昌祥”牌普洱茶，而且多以自创的“下关沱茶”形式面世，而销往西藏的沱茶叫“藏庄茶”，用制四川沱茶剩下的茶秆和茶面做成，颜色格外浓，味道苦涩，更有助于消化，并且热量高、营养丰富，正是藏族打酥油茶的上好茶。据永昌祥第二代股东杨克成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记述：“最值得注意的是沱茶在西藏的销场特别巩固，藏族喜欢云南沱茶远甚于四川的毛茶，甚至占世界茶叶市场优势的印度和锡兰茶在西藏都没有销路。”虽然云南茶运程遥远、运费昂贵，藏族同胞也宁愿吃云南茶。沱茶经揉制结成如锅底的中空的半圆块形状，既便于长途运输，也易于透气陈化，防止霉坏，每个重约10两。20世纪“20年代以后，下关成为云南沱茶制造业的中心。除了永昌祥外，先后做沱茶的有复春和、复顺和、炳春记、茂恒、成昌及川帮宝元通等，形成自由竞争的状态，对沱茶品质的提高有很大的作用”。
而在近现代滇藏茶马古道兴盛的早期，大约从清代中叶始，至20世纪30年代以前，云南迪庆（汉人过去称之为“古宗”）和丽江的地主兼商人就以村寨为单位组成逗凑马帮，每年形成几千匹骡马的运力，自行前往滇南的茶山采购茶叶，运回丽江重新包装以后，再以马帮贩运到西康和西藏。当时他们把这种生意称为“走茶山”或“赶茶山”。后来，腾冲帮的“茂恒”“洪盛祥”“元春茂”，喜洲帮的“永昌祥”“鸿兴源”等大商帮在大理下关等地开垦茶园，自行制茶并自办运输，垄断了茶叶的货源，丽江商人才不再走茶山，但古宗商人仍在一定时段前往滇南贩运茶叶。前一段茶马古道的生意断了，但他们并没有停下生意不做，而是像跑接力赛一样，就近在丽江采购别的商号和马帮运来的茶叶，大规模地走进西藏，将它们运销到更遥远的别人难以到达的藏区。
历史上如此这般源远流长、无法割断的关联，资源互补交换的必需，正是藏区近现代各民族商号间互动关系的背景和必然的社会条件。三 互动的社会条件
历史上，西藏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山高水急，道路险峻无比，交通和通讯十分闭塞，商业贸易及与内地的联系只有靠屈指可数的几条人马驿道。从西藏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拉萨到内地，畜力和徒步单程往往就需要三四个月时间，一年内往往只能完成一次往返。因而，这样的长程远途贸易，需要大量且长期的资本投入，需要相互间信用关系的建立和巩固，极有能力的商业实体或集团方能从事和运作。
到近现代，在西藏地区和与之邻近的陕、甘、青、川、滇地区，由于人口的激增、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条件的成熟，颇具实力的商帮、商号纷纷出现，于是，西藏地区的商业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三大商贸群体：一是西藏的以官家、贵族、寺院上层三大领主主持并掌控的商业集团（由其专门设置的商业管家“聪本”负责具体操作）；二是西藏以外省区进入西藏从事长途贩运的商帮、商号；三是外国商人，如尼泊尔、印度商人。他们之间，尤其是西藏三大领主的商业集团与外省区的商帮、商号之间，形成了活跃的、密切的商业往来以及其他联系，不仅省区外的商帮、商号大量进入西藏地区进行茶叶、丝绸、瓷器、皮毛、山货等的贩运贸易，建立起相互信任的信托关系和金融汇兑通道，西藏地区有实力的商号，如邦达昌、桑多昌、热振昌等，也纷纷在内地的西宁、成都、重庆乃至上海等地设立分号，相互间的往来交易达至新的层面和规模。
其中最突出的是云南商帮、商号。与此同时甚或更早一些，在与西藏相邻的云南，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生产和商业贸易也迅速崛起，加之英、法等国的殖民挤迫竞争，另外，由于“康乾盛世”后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生存环境和资源需求的压力不断加大，人们也开始寻求更多发展路径和空间，于是，地广人稀并有着独特资源和特别需求的西藏地区，成为云南各民族商号和商人的首选。藏区无数的酥油茶筒，有着向上的引力，吸引着各民族的商人走向那广袤的高原。
一切似乎已是命中注定。在滇西北，人与土地的紧张关系在乾隆年间就已有端倪。丽江及其附近坝子里的人口在不停地增加，每个家庭都在膨胀，土地却不会像孩子一样生下来，再不停地长大；而且光靠那点有限的土地，即使饿不死，也不可能使生活产生更好的改变。生存和发展问题，其实在“康乾盛世”之时及之后，就已然摆在眼前。
早在1999年，笔者在研究丽江地区赴藏做生意的马帮商人的专著《藏客——茶马古道马帮生涯》一书里，就对滇西北人民进藏经商的缘由进行了调查，发现并指出：由于地域相邻，世世代代生息于滇西北的各民族，要取得较好的生存条件，要发展经济，就只有进入西北方的西藏地区，用交换来进行资源互补，用贸易利润来补贴家用，并以此来扩展生存的空间，来拓展致富的途径和提高生活的质量。他们很难到山下，进入内地寻求融入他们的市场。因为，生性耿直、质朴而又为人老实的少数民族，很难跟内地那些精明的汉族商人打交道，甚至连语言都很难沟通。他们在内地赚不到钱，赔本贴钱的风险反而要大许多。所以，在历史上，滇西北各民族的生意大多往西北的藏区发展，那里才是他们驰骋的天地，那里才是他们如鱼得水的市场。用过去走西藏做生意的“藏客”的老话来说，这叫“熟门熟路，找钱更易”，或者说“一样的水养一样的鱼”。
笔者还指出：“自古以来，滇西北以丽江为中心的纳西族生息地区，东北部居住有彝族，西北部毗邻藏族，南部与白族和汉族的势力范围相接，丽江就正好处于汉、藏、白、彝四大民族经济势力圈的交错地带，其间还杂有傈僳、普米、回等民族，这是对夹缝中的纳西族生存能力的考验，也为纳西族提供了极其有利的经商贸易条件。“分居各地的各民族从各自的需求出发，自然而然要做各地间农作物和土特产以及其他各种生产生活用品的交换交易，尤其是生活在高原特殊地域里的半游牧半农耕的藏族，特别需要与内地的交易活动，仅他们每日必需的茶叶一项，就完全靠内地输入。于是，在这一地区的大山大川之间，各民族的商号商人赶着马帮翻山越岭、过河渡江，来往西藏和内地两地的商业交易活动应运而生，并日益发达起来。“与此同时，也有西藏的商号和马帮来往于云南丽江、大理地区，但一般情况下，西藏的商号马帮来到丽江，就再不可能继续前行，自己到山下的内地去。那些地方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们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更适应不了山下那燠热的气候。他们只能走到丽江为止。而内地的商人也难以进入西藏，他们面临的正好也是藏族面临的问题：语言不通，生活习俗迥然两样，高原的寒冷缺氧、山高水急让他们望而却步。所以他们也只能走到丽江就打住。于是，处于内地与藏族地区交界地带的丽江成了西藏与内地之间交易的中间地带，成了这一带各民族中转交易的集镇。生活于这一带的纳西族、白族等民族，一方面了解熟悉内地的情况和文化，也熟悉西藏草地的语言、气候、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于是，在汉藏、白藏、纳藏等民族贸易交往中，各民族的商号马帮就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另外，滇西北一带频繁的战乱和社会动荡，也成为影响各民族互动的重要因素。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社会巨变，清咸丰、同治年间的回族杜文秀反清活动，也使得相对僻远而安全稳定的藏区，成为商人们避乱趋利的地方。
清末，清政府任命强悍有为的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在任上的几年时间里，赵尔丰推行了在川滇边设流官、练边军、屯垦、开矿、贸易通商、建立学校等措施，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经营川滇边事务，号称“新政时代”。其中最为突出的一项，就是大力扶植川滇边的地方商业，积极拓展滇康、川康和康藏间的商业贸易交流通道，甚至派出护商队保护往来于康藏地区的各地各民族商队，因此吸引了大批滇籍各民族商人前往西藏地区经营，使近代滇藏间的商贸交流达至一个新的局面。
其实，在滇藏之间的高山深谷地带，也存在人文地理学者唐晓峰在谈到长城地带时所说的“过渡性”：“在长城地带，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一样具有过渡性，它是一个渗透着农业和草原势力的世界，一个两种势力接触并汇合于此，而不能被任何一方永远统治的世界。……在‘过渡’社会中，因‘正常’社会的统治者无心认真经营‘过渡’政治，这里的政治永远是消极的。但‘过渡’却是进行贸易的绝好地方，在这里，贸易永远是积极的。……过渡地区的人们有机会较多地受到自己利益的支配。……徭役租税的疏漏，人口的疏散，造成更灵活自由的集市经济，官府更易于同商人勾结，向来严谨的军事活动，在这里，也充满商机。”这些精辟的论述，同样适用于滇藏间的过渡地带经济。
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突然圆寂，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追赠十三世达赖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并决定派遣以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为团长的致祭代表团由内地入藏。派员入藏之前，国民政府行政院召集蒙藏委员会、内政部、外交部、参谋部人员合拟《大员入藏训条》，分为外交、政治、军事和其他四个部分，其中就有一条：“汉藏各族人民通商、旅行，应准绝对自由。”“绝对自由”的政治、经济条件的设立，在中国历史上实为罕见。这种政治条件和经济环境的自由宽松，无疑也为滇藏贸易铺平了道路。
更何况，一次巨大的商业际遇突然降临到滇西北和西藏地区——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及其延续，中国各出海口及海上通道全被封锁，更由于日军侵占了东南亚尤其是缅甸，中国唯一一条通往盟国的道路滇缅公路于抗日战争中后期被截断，一时间，从滇西重镇大理、丽江和西康雅安、康定，经由西藏拉萨转道至印度噶伦堡、加尔各答的茶马古道，成为抗日战争期间大西南后方主要的也是唯一的国际商业通道。尽管这条道路遥远险峻，耗时数月的行程千辛万苦，但由于能赚到很大的商业利润，许多商家和各民族民众便无所畏惧，纷纷涌上这条道路寻求机遇，在滇西北商业史上掀起了“拉萨热”，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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