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逵,纪海虹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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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时代记录者与叙事精神试读：
内容简介
当代优秀的非虚构写作者为读者讲述创作过程中动人心魄的故事。书稿本身就是非虚构作品，所选案例皆为行业内令人拍案叫绝的作品，作者结合自己的创作体验，对于各自最擅长的领域做了独到的剖析，并在文稿中回答了读者最恳切想问的问题——什么是非虚构？如何创作？
本书并未停留在如何写一篇更好的稿子的技术层面，而是面向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媒体从业人员和热爱大众文学的读者，尝试告诉他们如何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掌握叙事要素。本书尝试用丰富翔实的实战经验代替传统教科书，是广大学子和非虚构写作爱好者的案头必读书。
周逵，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副教授，研究生导师，国际新闻传播硕士项目（IJC）主任。清华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联合培养博士，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访问学者。曾任凤凰卫视《冷暖人生》《凤凰大视野》栏目策划、记者，所担任策划的《冷暖人生》栏目在第45届芝加哥国际电影节上荣获电视纪录片类“艺术与人文贡献银雨果奖”。所担任执行总编导的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走进和田》获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在国内外中英文核心学术期刊发表SSCI、CSSCI论文数十篇。译著《群体性孤独》获2015年文津图书奖。兼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评论员。失物招领（代序一）
我小时候住在江苏省扬州水利机械厂。
这个厂建在运河边上，因为是水利机械，很多机器建好了以后就直接泊在河里，所以我小时候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京杭大运河边。
1990年代的扬州作为一个中小城市，有许多国有企业，水利机械厂就是一所。城市里大部分孩子长大后不会外出读大学，一直在当地读书直至成为一名工厂的工人，如同我们父辈的生活一般。
作为一名工厂子弟，我们的童年和其他小孩不太一样，那时候的我们可以轻而易举把吊车当作玩具开，在我六岁的时候，父亲会坐在驾驶座把我放在大腿上，手把手教我操作高空大吊臂。元宵节的时候，厂里的所有小孩会推着纸扎的兔子灯去篮球场玩，兔子灯一倒火就着了，男孩子一看着火了，便灵机一动撒泡尿把火扑灭，小女孩在旁边吓得在那儿哇哇哭。大人则拿着板凳，吃好饭后散步到播放露天电影的地方，大家挤在一起叽叽喳喳地等着电影放映。
运河边上住着许多靠捕鱼为生的渔民，他们住在船上，由于生活环境的限制，渔民家的孩子身上常常带有一股鱼腥味。于是欺负这些孩子便成为我们儿时的乐趣之一。他们吃饭有一个禁忌，不能将鱼肚翻过来，他们说这意味着翻船。一看到他们饭桌上窘迫不愿意翻鱼的样子，我们便会爆发出哄堂大笑。有一次，我们闲来无聊想要捉弄一个面黄肌瘦的渔民家女孩，于是一群男生在放学后把她逼到墙角拿胡椒粉撒在她脸上。这些当时在我们眼里的恶作剧如今看来不只是恶劣的玩笑，我每每想到此事，还对她心有歉意。
中午是厂里最热闹的时候，11点半前，工厂门口铁栏杆边上已经站满了人，很多双职工抓着栏杆翘首企盼中午回家给小孩做饭。铃一响，门一开，所有人立刻蜂拥而出。那时候的米饭是用铝饭盒加热的，为了辨认出各个饭盒，我的小舅舅还用锤子和榔头勾出空心的名字来做标记。
对于职工来说，下班以后洗澡是个大问题，但托我父亲的福，小时候我都是去炼钢工人的澡堂子洗澡。炼钢工人每天都有大量的体力劳动，干的是出汗最多最累的活，下班后可以免费用烧红钢水的热量去冲澡，这是属于炼钢工人的福利。然而这样一件好事却在我童年留下了阴影。因为如果要去洗澡，炼钢车间是通往澡堂的必经之路，那车间里到处都是烧红的铁水往下流，父亲每次都叮嘱我：别踩！那水得有几千度！我听着话战战兢兢地往前走，害怕自己真的会被那些流动的液体熔化掉。
由于是危险工种，炼钢工人的福利不止如此。一年365天处在高温环境下意味着每天都有高温补助，除此之外，最让孩子眼馋的就是上海产的金鸡牌雪糕，肥皂一般的大小，尽管包装简陋，但在炼钢车间上班的年轻人只要一拿出来，一群熊孩子便会蜂拥而上。
当时下班后的人们休闲娱乐活动并不多。我的母亲为了补贴家用去针织厂接活，那时的女工大都如此，她们往往挑灯夜战，在家里低着头在衣服上绣亮片或者串珠子赚一点钱，衣服上亮片绣多了就像鱼鳞一样，在灯光下泛出五颜六色的光。男人也不闲着，他们站在大马路边上等“活”。马路上的车经常抛锚，他们就冒着危险靠自己的手艺挣几块钱。
我身边的大人常常念叨生活真的太艰难，但无论多艰辛，扬州人总有一股积极乐观的劲儿，这从日常生活就能看出来。他们把酱油汤命名为神仙汤，扬州话的意思就是省钱汤，在母亲做工之前，她常常会给我们做神仙汤。
但即便是乐观，此时的我们谁都没有点破的是，改革的春风已经深入这座三线城市的传统企业。1980年代末对于我父亲和其他厂工而言，无疑是最难熬的时候，一些胆大的人纷纷开始寻找其他的出路。
也就是那一年，父亲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调动工作。
父亲以前是汽修车间的工人，为了成功调动工作他费了不少脑筋。他早年参加过非洲建水坝的项目，回国后攒了一些钱，还带回了三大件和玩具。他给我的玩具是一个小机器人，能在地上到处跑，这个新奇的小玩具据说是父亲在法国转机的时候给我买的。但后来有一天我在上厕所的时候，小机器人跑进了一个房间，从此再也没找到，这件事情让我难过了很久，父母安慰我说那个机器人跑回法国了。直至后来长大，我回想起这件事问他们，他们才透露实情，原来这个玩具当初送给了厂长的孩子。除了那个小机器人，我的父亲还送了两瓶当时普通人家喝不到的可口可乐。不过可口可乐人家最后也没收。
而父亲终于成功转到了扬州电视台。
我的父亲当时有一项引以为傲的技能——开车。他曾载电视台陈导演的同事到我们家做客。我对外人总是充满了好奇心，第一次见到陈导演的时候心里还默默嘀咕着“他是女的还是男的？”陈导演披着一头长发，头顶当时人人艳羡的电视台光环，有一辆泛青的上海轿，许多次都在我家门口的一条小路上扬尘而过。那一幕场景至今还有时在我的梦里出现，那条土路上一个男人，头甩在外面等人。
年仅12岁的我因为他的到来，小小的世界一下子被打破了。在那之前，我总以为，做一名厂工是我将来的生活。但当我第一次见到电视人，第一次见到上海轿，一切都是那么新奇和自然，我迫不及待想要去看看外面的天地，冥冥之中，我与电视的渊源由此开始。
若干年后当我进入电视行业，再回到这个工厂大院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印象中宽宽的路变窄了，高高的树变矮了，墙头的草长了几寸，砖瓦又掉了几块。老房子愈加斑驳，留在那儿的人越来越老，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老人还能操着一口吴侬软语认出我，说道你是逵逵啊……
公共厕所依旧还在那儿，那是我的第二童年阴影，还没走到跟前，远远就能闻到一股浓烈而熟悉的恶臭味。它和20年前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变化，墙上的油漆赫然写着的厕所二字“所”字已经掉了一半，成了“厕斤”。在这个标志旁还画了一个箭头，指向隔壁的“职工之家”。“职工之家”是从前的职工俱乐部，我上幼儿园的那会儿经常举办各类活动，父母还会和小孩一起跳舞。
如今“职工之家”空无一人，牌子还挂在那里，“家”字已经晃晃悠悠地倒下了。
一座江边小城、一间工厂、一群大院子弟，我的故乡消失在了命运的交错迷惘中。缝亮片的女工，修车的男人，运河边的渔船……这些故事逐渐模糊，飘着汽油味的童年慢慢消失，有些人就这样永远失去联系了。
他们如同历史人物，风化在你的私人记忆里，永不再回来。
如今在那条泥泞的土地上建起了扬州市最大的五星级酒店，四周也已沧海桑田。我们谁都没有料到，90年代短短几年大环境的风水轮转把封闭社区里的人吹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从此相见机会渺茫。原本都在那儿工作的三代工人到了第三代大都去了社会上谋职，厂子也越来越衰败，但由于它占地特殊，尽管年轻人都走了，它依然如同标本一样，亘古不变地伫立在扬州大桥边运河畔上。
之所以讲述这些故事，是因为如果这些故事在我30多岁的时候还无处倾诉，它们就会永远尘封在我心底的小角落里。那些关于国营厂风华正茂的记忆会逐渐模糊，终成为破碎的幻影。人往往生活在当下的时候，是不知道当下的，面对历史的时候，是不知道历史的。我们扮演的角色在逐渐成长，我们的身份在改制洪流里也产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一个个故事让我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过往，这不仅是我幼时模糊懵懂的记忆，也是那一代人绝望和希望并存的记忆。“非虚构”也是如此。每个人的经历如此不同，回首遥望的时候，能不能理解自己的过往看的是个人的造化。我们庸庸碌碌度过一生，却可能对自己的人生一无所知。而“非虚构”这三个字的魅力就在于点醒我们，记忆是如此私人却又值得保留的东西，它建构在一代人的记忆之上，个体命运与这个时代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这些故事不被记录，就会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离开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这是多么令人遗憾而痛心的事。
而这也是我想要出这本书的原因。2016年8月于京杭大运河最北端通惠河畔郜艳敏（代序二）
2006年，我曾经做过一次相当艰难的采访。在采访现场的那个小村庄，我们的拍摄屡次被阻止，甚至最后还被抢夺了摄像机和磁带。直到几个月之后，被拍摄的主角自己偷偷来到了北京，我们的节目最终才得以成片。当时要采访的这个人就是郜艳敏。18岁的时候，她被人贩子拐卖到了河北曲阳下岸村，然而就是在这个她被损害被侮辱的伤心之地，最终她选择了留下来，成为村里唯一的乡村教师。
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时隔九年之后，郜艳敏却突然引爆了网络舆论，再一次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新闻人物。2015年7月29日，有网友发现了以郜艳敏故事为原型拍摄的电影《嫁给大山的女人》。网友对影片的价值观提出了质疑，认为这部影片所谓的“主旋律”是不追究人贩子的责任，而让一个受害者站出来撑起一片天，将“法制进行时”做成了“感动中国”。这不是感动，“而是耻辱”。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引发了关乎制度、法律、媒体导向、舆论、伦理、心理等各种层面的广泛的探讨。而这一切，也都是在郜艳敏毫无预料、也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发生的。壹
2006年年初，我刚进入凤凰卫视，给陈晓楠主持的《冷暖人生》栏目做策划。一天，我们发现了一则新闻选题：在河北曲阳县下岸村有一位被拐来的姑娘，从一个被2700元买来的媳妇，最后没有选择出逃，而是留在那个让她伤心欲绝的地方，成为了一个名扬乡里的乡村女教师。
看到这则由本地媒体报道的新闻后，本能地觉得是一个好选题，符合《冷暖人生》栏目“寻找宏大历史社会背景下个体命运抉择”的定位。所谓“宏大社会背景”，指存在于事发地河北曲阳县下岸村并非罕见的妇女拐卖问题：被拐妇女被迫成为生育工具，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后，多数人选择逃走，因此村里留下不少没有母亲、父亲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另一个宏大社会问题是指乡村代课教师的处境问题。所谓“个体命运的抉择”，是指对于当事人郜艳敏来说，这是一个关于“当尊严被碾碎，生命又将如何重生”的故事，是自我救赎的艰难历程。
最早发现这个选题的是当地的一个农民摄影家，他也是当地一份报纸的通讯员。最早的报道也是以图片报道的形式出现。通过这位朋友（也是后来引发争议的后续报道的记者之一）的帮助，我们联系到了这位郜老师。当时，除了首发的本地媒体外，还没有其他媒体跟进，因此我们的采访初期联系很顺利。
几周以后，我们摄制组一行三人就驱车从北京来到了河北曲阳县下岸村。当时，郜老师正在村里的学校上班，我们决定先拍摄一些教学的纪实镜头再做采访。
学校就是下岸村村东头不远处的两间平房，村里所有的小孩不分年纪都在一个教室中就座，分成不同年级坐在不同组里。由于下岸村地处偏僻，最近的一所小学也路途遥远，所以这里的孩子上学一直是个问题。加之贫穷，据说之前来过的代课教师都待不下去而很快离开。整个学校也只有郜老师一个人。
她的代课教师工资是1000多元人民币，一年。
课间，郜老师带着孩子们围成圈做活动。正当摄像师全身心投入拍摄的时候，郜老师脸色突然阴沉下来。我们这才发现，离学校不远的村洞口的树下，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蹲着几个村外的人。这几个人蹲着、一边抽烟、一边远远地注视着我们。
没多久以后，那些人应该是得到了指令后，就一拥而上，阻拦我们拍摄，并且动手抢我们的摄像机。本来在户外跟郜老师做游戏的孩子们吓得哭成一片。郜老师赶紧把他们带回教室，自己出来帮我们说话。
我们出奇地愤怒，不仅在于正常的采访被暴力中止，还在于这些暴行就发生在一班孩子们的眼皮底下，全然不顾他们的号啕大哭。
撕扯中，摄制组的人或多或少都被划伤了手臂。虽然奋力保护，但是究竟寡不敌众，机器设备连同磁带都被抢走。这群人把我们“护送”出村。在村口，一个领头模样的当地干部对我说的话，荒诞至极：“记者老弟，人跟人的生活就像平行线，我们在这里交汇也算是有缘分，不要互相为难。”
我当时觉得在一番撕扯后说出如此人生哲理，真是啼笑皆非。只想要回机器，只好问：“机器怎么办？”“平行线哥”说：“明天中午12点，到车站附近。到时候会有人联系你们。”
走之前，郜老师偷偷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东西在我这，放心。”后来我才知道，郜老师以为别在她身上的小蜜蜂无线麦是磁带，让孩子藏到屋后。
这张皱巴巴的纸条在之后一直留在我的钱包里。
第二天中午，我们按照约定时间开车到车站附近。因为对方没有说定具体地点，我们只能开车围着车站兜圈，怀疑对方是不是在耍我们。在一个红灯路口，我们停下车。这时候突然有一个人不知从哪儿冒出来，拍打我们副驾驶的车窗，我们正奇怪，摇下车窗的时候，这个陌生人把我们昨天被抢的机器递了进来。挥挥手，意思是你们可以走了。
我们一车三个人瞠目结舌。红灯停车不过几十秒。我们的一举一动早已被对方了如指掌。贰
这是我在凤凰卫视工作后的第一次采访，就在如此曲折中结束。我们推测对方如此大动干戈的原因在于他们料想到采访肯定多少会暴露出当地拐卖妇女问题严重的事实。
这里要补充一点背景信息。
第一，被拐卖的妇女往往来自更加贫穷的地方，人贩子认为这样他们被拐后才不会想跑。郜艳敏的老家就在河南许昌农村，家庭条件非常贫困，为了能改善经济状况，1994年18岁的她第一次走出家门，从老家来到河北打工，还没有找到工作就在车站遭遇到人贩子；第二，拐卖多伴随人贩子的强暴等犯罪；第三，郜艳敏当时为了尽快逃脱人贩子的施暴，自己甚至用藏在鞋底的钱补足了买家与人贩子要价之间的差价！
我们陷入了一个困境。我们料想到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地方上肯定会对下岸村严加盯防；郜老师的处境会变得更加糟糕。当时能帮到她的唯一方法，就是待机再次采访，让节目顺利播出。在这个事件中，我们能想到的对郜老师最好的保护是公众的目光。
若干月以后，我们再次来到下岸村。在我们采访失败后，村口每天都有人来“上班”。于是我们选择“日落而作，日出而息”的方法。前一天等天黑以后，悄悄进村。在郜老师家住了一夜。就着火炕，跟郜老师聊了很多此间的曲折。第二天一早，郜老师为我们炒了一大盆蛋炒饭，放了四个鸡蛋。我们赶在大亮之前完成了纪实拍摄。在村口“上班”的人到岗之前就已经离开。
几周后，我们顺利地把郜老师接来北京，完成了全部的采访工作。节目顺利播出后，海内外反响强烈。那是一个还没有社交媒体的时代。节目组的电话被打爆。在表达愤怒之外，要求捐款的海内外观众络绎不绝。许多观众也明确要求拒绝任何中间方式，直接捐款给郜艳敏本人。我们也拿到并公布了郜老师的账号，郜老师也几番推托。
后来，下岸村发生了几件事：
1．当地有关部门据说多次找郜老师，要帮她成立一个基金，妥善保管和处理捐款问题。
2．郜老师被评为感动河北十大年度人物。
3．郜老师带着孩子们又来了一次北京，看了天安门升旗仪式。
4．郜老师的故事改编成了电影，叫《走出大山的女人》。
郜艳敏生过两个孩子，两次自杀，并没有死，她被赶来的村民救了起来。被拐一年后，买家同意由郜艳敏的“丈夫”赔她回一趟老家。突然见到失踪的女儿，父母和郜艳敏不禁抱头痛哭。郜艳敏希望能够留下，但在同样贫穷封闭的家乡，摆在她面前的命运，也许比作为一个被拐女终老他乡更加灰暗。因此无奈的父母能劝她的只有两个字：认命。
个体命运的无力只能通过荒诞的自我建设完成救赎。而对宏大社会问题的探讨却会被暴力阻挠。要知道，在郜艳敏之前和之后，存在无数被拐妇女的个人与家庭悲剧。
未曾想到的是，事隔九年以后，郜老师再次走进公众视野。叁
2006年初次去河北曲阳县下岸村，最深的印象是一路上的石料加工厂和漫天的粉尘。
村里的男人都在附近的采石场敲石头，到了30岁还讨不到媳妇的光棍很多。因此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当地村里就有了“买媳妇”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是具有传染性的。
郜艳敏被人贩子囚禁后，每天都遭受折磨和性侵犯。每天也都有人来“看货”。因此当下岸村的刘老汉夫妇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她某种程度上视他们为自己逃出人贩子魔掌的希望，乃至当双方价格因200块钱谈不拢的时候，郜艳敏从自己鞋底掏出来藏着的钱自己补足了差价，就为逃离人贩子。
这也造成了她与“买家”复杂的关系。当我们见到郜艳敏的时候，她对老夫妇的称呼早就是很自然脱口而出的“公公”、“婆婆”。郜艳敏还一直说，其实公婆对她不错。
1994年端午节的那一天，正在山里打石头的刘家老三得知父亲帮他买了个媳妇，便匆匆赶回家来，郜艳敏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他（刘老三）就（问我）说你是不是不同意？你不愿意跟着我，你可以上别处睡觉去，要不我上别处睡觉去，以后彼此都是清白的。我不敢说话，不敢相信他是真的。我哭了，他也哭了。他说我送你走。但是他说我也有点不忍心。炕挺大的。他在炕那边。我在炕这边。当时他也很绝望。”
郜艳敏曾经回过一次老家，她的老家更加贫穷、更加封建。在当地一些人看来，被拐本身是女人无奈的所谓“污点”，所以劝她认命。哀莫大于心死。
结束采访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摄制组早上8点不到出村，开车回北京，下午两点车就行驶在北京的西三环路上。从河北曲阳下岸村到北京，抬头看着两边高耸的建筑物和几个小时前满天风尘的荒瘠，感觉从一个世界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而两者却相隔如此之近，又如此之远。
当我们后来得知她被授予各种“荣誉”时，只能苦笑，心里只能期望：这些虚幻的光环至少可以成为对她的一种无奈的保护吧？
后来听说她的故事被改编成了电影，只能苦笑，心里知道她的故事当然是可以被改编成电影，但绝对不是假意的心灵鸡汤。
2015年，郜艳敏突然在网络中再度热议。9年前，我们通过博客发布文稿，通过电话热线接到观众反馈；9年以后，舆论的声音通过微博表达。舆论的议题也从8年前单纯的捐款援助，到如今的打拐、女性权益等问题。9年间，虚拟的世界也是沧海桑田。
而对于郜艳敏的个体命运来说，过于宏大的叙事，遥不可及，追究人贩子的责任也过于久远，几成天方夜谭。或许一份正式的教师工作对她来说是生活下去最好的慰藉。
当时改变郜艳敏命运的恰恰是那些由于母亲逃跑的留守儿童，包括她二姐家的孩子，她觉得这些孩子是无辜的。她也知道如果这个地方不改变，世世代代也都会重复买媳妇的命运。所以才同意留下来做代课教师。这也可以让她摆脱“被拐女”这个梦魇般的标签，在一个痛苦的地方艰难地重生。
公安部、民政部等多部门《关于做好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工作的几点意见的通知》相关条款指出，被拐卖时是少女，现已达到法定的结婚年龄，本人又愿意与买主继续共同生活的，应当依法补办结婚登记和户口迁移手续。
每个震撼人心的社会事件事实上真的很难有同一个目标和出口，捍卫法律的人看到整体，创作者和共情者看到细微，都没有错，因为它复杂，层次与面向丰富。所以它难，残忍又荒诞，还自圆其说。2015年8月于通惠河畔从玉华：再广大的悲伤，也比不上一个小人物具体的悲伤《中国青年报》之《冰点周刊》主编，资深记者、编辑
代表作品《一个母亲最后的力量》《多余的十五年》等
她所在的《冰点周刊》（以下简称《冰点》）正好20岁，20年来，《冰点》坚持他们所写不是热点，不是焦点，却见微知著。《冰点》今年20岁了，它的妈妈《中国青年报》64岁了。
这个有20年生命力的特稿文本，在国内真是开了一个先河。它曾经是奢侈品，今天仍然是奢侈品。因为一篇特稿的采访成本非常高，它需要时间来打磨。不久前刚看到丁补之的一篇文章《特稿特难搞》，我觉得这个话说得太对了。在这个时代有小故事，有小清新，没有大作品，没有大时代。这样一个时代，可能限制还在，你的报纸就没有了。而且在这个拇指时代里，长稿没有什么活路，没有人愿意拿手指去划那么长那么长的一篇文章。所以特稿非常地难搞。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特稿这个队伍的流失特别严重。大家都乐意做风口飞高的“猪”，不想去当风口被吹得东倒西歪的那棵树。走一个，这个领域就会留下一个小小的空洞。人才流失越多，这个领域就成了一个筛子、一个马蜂窝了。所以在普利策奖的颁奖礼上，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媒体记者拿到了奖，可等到颁奖时，这个记者已经离开这家报社，因为养不活自己了。
但是一旦一篇好特稿做出来，我们相信它能打败时间。新闻的皱纹，也许在我的心中，只有特稿能够战胜它。
我们今天说的特稿，它本质上在讲故事，呈现一个状态，用语言做一个纪录片。为什么叫“冰点”
有人曾经问我说《人物》的特稿、《南方周末》的特稿、《冰点》的特稿，它们三者的区别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同行也讨论过，大家没有标准答案。我认为《冰点》的特稿人物，我们的GPS导航大多定位的，是有公正、公民、公心精神的人。《人物》更倡导自由的精神，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南方周末》的特稿重分析，它用客观的事实呈现主观的逻辑，来表达一种他们理解的“命运逻辑”和“国家逻辑”。
前两天，我看《纽约客》的主编说了一段话。现在美国报业状况跟我们或者全世界都差不多，可能就日本的报纸还没到我们今天这么紧迫的地步。所以《纽约客》的主编也很紧张，所有人都问他，“纸媒怎么走”“会不会死”“没有人读你们，会把你们抛弃掉”。
这个主编答得很好，我摘了两句话。他说：
我要表达的内容与屏幕大小无关。
我经营一项事业唯一目的是要把它做得伟大，而非追求某种意义的成功。
这个主编对杂志的理解，用“伟大”两个字来形容，令我们今天所有的媒体人感到汗颜。太伟大了，这种想法。
很多人说，你们为什么叫“冰点”，为什么高冷。其实，我们一直在“热”事件中找“冷”视角。无论这个事情有多么热，我们一定要用冷冷的眼睛打量。还有，我们会写很冷的新闻，比如写熊。人的事还管不过来呢，干嘛去写熊啊？为什么要写《生命最后的礼物》啊？我们还年轻着呢，为什么要写生命最后一天的事呢？
我们做人物报道非常多。可写人物报道很难，因为人性非常复杂。尤其我做人物编辑，做得越久，越发现这是个无底洞。你不知道真相是哪一种，你采访的永远是“局部的真实”。人的内心比北京西直门立交桥复杂得多，你根本无法知道真相究竟是什么。
你在有限的文字里，怎么去呈现它？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在“热”事件中找“冷”视角。
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我们写了一篇，看到这张照片了吧，是贺延光拍的：一个父亲，背着一具尸体回家，那是他的儿子。
我们写的就是这样一个回家的故事。当时我们没有全景式的报道，因为全景式的报道央视24小时在做，轮不上我们做。我们就写了这么一个个体的故事。但是，后来我们就把它总结成：再广大的悲伤，也比不上一个小人物具体的悲伤。
在前往地震重灾区映秀镇的山路上，我第一次遇见了程林祥。
那是5月15日下午大约2点钟的时候，距离“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已近3天。大范围的山体滑坡和泥石流，摧毁了通往映秀镇的公路和通讯，没有人知道镇子里的情况究竟怎么样。我们只能跟随着救援人员，沿山路徒步往里走。
……这时，我看见一个背着人的中年男子，朝我们走来。
这是一个身材瘦小、略有些鬈发的男子，面部表情看上去还算平静。背上的人，身材明显要比背他的男子高大，两条腿不时拖在地面上。他头上裹一块薄毯，看不清脸，身上穿着一套干净的白色校服。
同行的一个医生想上去帮忙，但这个男子停住，朝他微微摆了摆手。“不用了。”他说，“他是我儿子，死了。”——《回家》
这篇稿子出来后反响非常大。当天，林天宏坐地铁到办公室这一路他接了无数个电话，各种年龄、各种职业。其实就这么一个小故事，记者在灾区遇到了这么一家人，一个父亲背着一个死去的孩子，心被抖动了，就去找他们家写了这篇稿子，很简单。我觉得可能这篇稿子切中了当时的环境，在地震中，让灾民回家成了全中国当时最大的主题。所以我们写一个个体的故事是在背景里去写的。
还有我们的动车事故的报道《永不抵达的列车》。当时各家媒体都在尽自己的“本分”，有揭黑经济链条的，有反思铁路改革的，报道非常多。但是偏偏我们关注了这两个大学生的命运。
在北京这个晴朗的早晨，梳着马尾辫的朱平和成千上万名旅客一样，前往北京南站。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个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的大一女生，将在当天晚上19时42分回到她的故乡温州。
……
就在同一个清晨，中国传媒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的2009级学生陆海天也向着同样的目的地出发了。在这个大二的暑假里，他并不打算回安徽老家，而是要去温州电视台实习。在他的朋友们看来，这个决定并不奇怪，他喜欢“剪片子”，梦想着成为一名优秀的电视记者，并为此修读了“广播电视编导”双学位，“天天忙得不行”。——《永不抵达的列车》
还有《拐点》。当时西安“保钓”游行事件中，数万人上街游行，在那天晚上，微博里面出现了这样一张照片，“前方砸车，日系调头”。
这张照片当天在微博上传了十万次。我们的记者老秦正好在西安，她通过人人网翻了几十页评论之后，找到了一条线索，最后找到竖牌子的这个小伙子，做了独家的采访。最初我们看到这张图的时候，就觉得这会是一篇有标志意义的稿子。
其实当时在“保钓”事件当中有很多的报道，但是我们已经想好了我们要去做什么，我们要去做的就是一个“拐点”。当记者还在前方的时候，编辑部已经把这个标题拟定好了，叫“拐点”。因为编辑部已经想得很清楚，它是一个现实的拐点，是车的拐点；也可能是他这个人一开始激情澎湃地去上街、去游行，到最后他举起这个牌子，他内心的一个拐点；然后也是整个民族的拐点，老百姓从一种狂热，到理性思考的转折，十万次转发，转发也是一种力量，鼠标也是一种力量。这个标题实际上赋予了三层思考。所以我们写了一个卖车行很普通的销售员，一点都不起眼的小人物。“爱国，先爱同胞。”此言不虚。
2012年9月15日下午两点左右，李昭手持一块纸板站在西安市长安中路由南向北方向的机动车道上。纸板上写着“前方砸车，日系调头”。
这条路通往钟楼，那里是西安的中心。看到这块纸板的日系车驾驶员，立即向南折返。与此同时，一群反日游行者正从北面向这里涌来。他们经过的道路上，几辆日系车都被掀翻、砸毁。
直到下午3点左右，几位交警采纳李昭的建议对向北必经的两个十字路口进行“交通管制”，他才放心回家。
这个疲惫的小伙子掏出手机打算给朋友打个电话，忽然发现自己举着纸板的照片，已经被微博转发两百多次。此时他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多么“特殊”的事情。他和另外3位市民阻止了近60辆日系车开往可能遭遇打砸的方向。
它们几乎包括所有日系品牌，从并不昂贵的铃木“北斗星”，到豪华的雷克萨斯。和那些底盘朝向天空、玻璃悉数破碎的车辆一样，它们都悬挂着“陕A”的牌照。
到当天晚上，李昭的照片已在微博中被转发10多万次。尽管并不知道他的姓名和身份，大部分网友还是不吝将各种褒奖送给这张照片的主角。“他在自己站立的地方为这晦暗的一天留下了些许的亮色。”有人评论道。——《拐点》
其实我们在写这些热点事件中，都在找很冷的视角，一些被忽略掉的小人物。这样的例子非常多。
2014年，昆山的一个台资企业发生粉尘爆炸，75人死亡，100多人受伤，这是一个持续的热点。全国无数媒体都抵达昆山，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关注到1987年哈尔滨亚麻厂粉尘爆炸，那个工厂是仅次于苏联工厂的世界第二大亚麻厂，被视为中国纺织工业的明珠，58人死亡，185人受伤。27年过去，这些年轻女工的生活再也无法回到原来的样子。青春戛然而止，美好的容颜不复存在，“像煮开锅的玉米粥”的伤疤会伴随到老。她们的人生发生了断崖式的急剧变化。至今这群人都住在一个红色的“鬼楼”里。所以我们用一个整版展示了这群女工27年的命运。
还有一篇，描述的是距离昆山爆炸现场900公里之外，南阳一个村子里的一位尘肺病人。他每天要吃7种药，几乎没有办法躺下去，只能不停地像风箱一样喘气。他曾经是昆山这家工厂最早的一批员工，因为得了尘肺病，被工厂赶出来了，所以他躲过这次爆炸。在这个村庄里面，80%的年轻人都在昆山这家工厂打过工，他们都与爆炸有过生命的交集。全村人都认为这样一个躲过了爆炸、又快死掉的尘肺病人曾经是最不幸的人，而现在变成了最幸运的人。
在稿子里，我们把这个人的故事当成一个黑球，不停撞击各色球。所谓各种颜色的球，是指村子里很多曾在这家工厂打工的年轻人。他们的命运纵横交织。我们用这种写作，用这个人的视角，就是我们理解的“冷”的视角，来记录这场爆炸事故。我们没有写爆炸现场的惨剧，我们写这个最不幸的人，最后变成最幸运的人，用人物命运展现大背景。我想如果马尔克斯在的话，他也会写出这样的故事。我们写900公里外的这个村庄，是另一个意义的马孔多镇吧。我想这就是冰点。叫我“从熊”
因为写了一篇关于熊的稿子，很多人都叫我“从熊”。其实我是被迫写这篇稿子的。我对熊无感，对动物无感，从没养过狗也没养过猫，养金鱼还死掉了，唯一的关联是有一个熊造型的发夹。临出发前，家里人还说：你们编辑疯了，好好的人不写，写熊，报社还花那么多钱，采访那么多天。但是这个采访非常打动我，这篇稿子出来后，有些反响，后来哪里吃狗肉了，哪里要抢救流浪狗了，都会联系我。
其实我很讨厌那种在高速路上拦着车，恨不得车追尾，救几只流浪狗的行为。但是这篇稿子，让我对动物有了另外的认识。
第90块石头，与别的石头没什么不同。
这块石头上写着：“SYNTEGRA，？—08／26／09。”这是一个拗口的拉丁文名字，它死于2009年8月26日。“？”意味着无人确切知道它什么时候出生，出生在哪里。
这块石头很干净，三两只蚂蚁在上面爬来爬去。而更多的石头则长满青苔，有的半陷在泥土里，上面的字迹模糊可辨。每块石头的背后都有小木片做成的十字架，它们插在长满青草的不足膝盖高的土堆上。
这些土堆掩藏在一大片竹林里，地上开着紫色的小花，小手模样的藤萝四处攀爬，郫河支流从旁缓缓流过。
显然，没有比这儿更适合的墓地了。这里埋葬的不是人，而是90头熊。——《熊的解放：人的救赎之路》
有人问我，为什么一开始就是墓地，这么悲剧？为什么不写得阳光一点？这问题问得太深刻了。甚至在别的大学讲课，有新闻系学生问我，你写这么多悲剧，性格很悲观吗？你写这么多小人物，和个人经历有什么关系吗？
我总是解释我个人挺阳光的。我只是习惯了职业地记录悲剧。
当时我采访的保护区在成都郊区，需要每天从市区坐保护协会的大巴。坐在我旁边的是一只狗，那只狗看起来特别光鲜，却是要去做安乐死的。我没想到还需要坐大巴到这么远的地方去安乐死，“哪里不能死？一只狗而已”。途经很长一段破破烂烂的路，经过很多个小村庄。突然上来一个啃油条的小伙子，时髦极了，身上打孔那种，简直可以当偶像。我想哎呀这种破地儿，还有这样的小伙子。他说他是从上海来的，为了服务于这些熊。他原本在上海的外企工作，英语很棒，很聪明，现在为了离熊近一点，就住在不太远的镇子上，天天就上这个大巴。他们的办公室是一个很破的三层楼，我还没坐下来，所有的猫狗都涌上来了，大家开着会，这些猫狗像出入在无人之境，这真是动物的王国，让我惊讶极了。
后来我再一走，沿着河，经过了一片野花和一片紫藤萝，漂亮极了。在熊的居住地，我看到的都是活的熊，这些熊快乐极了，吃蜂蜜，谈恋爱，美极了，一点都不觉得悲惨。
我到墓地的时候惊呆了，以前从来没想过怎么还会给熊建一个墓地，而且每个墓地都建得特别漂亮，都垒一个土包，上面搁一块石头，石头上面都有名字。每一只熊都有一个名字，哪怕才送来这个熊，马上就要死了，他还是要给它取一个名字。墓地上都有花，还写着信，我说那信是哪里来的呀，他们告诉我是世界各地写来的信。
这些信后面都画着那个邮局的邮戳，齿轮都画得一丝不苟。我当时太惊讶了，我突然就觉得这个地方，大家对于人道精神的理解，远远超出我曾经理解的那个范畴。本来编辑说因为缺稿，你就去吧，也就是个二流稿子了，没关系就凑一个版吧。但是那一刻不一样了，我深深地被打动了。
我看到安德鲁熊的照片，比我人还高大，三只腿站在那。这时候我去采访安德鲁的饲养员，这个饲养员是附近的农民，曾经是养猪的，后来开始养熊。因为这只熊从来就没有站起来过，永远被这个笼子压这么高，饲养员养着养着就发现，怎么让这只熊站起来是个难题。当你真的去把笼子打开后，它就会用手去摸一摸头顶，始终觉得笼子压着它。当它第一次上草地的时候，草地应该是它的家，但是它的脚触到草地会弹回来，它害怕，它怎么蹭都迈不出去那一步。当你看到那个饲养员学熊是怎么爬出来、怎样第一次踏上草地，三脚朝天打滚的时候，你会被他深深地打动。
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曾经在训练安德鲁的时候给它带枣，最后安德鲁死的时候他又带了一颗枣子给它，向它告别。安德鲁成为一个雕像之后，这个饲养员每天从它前面经过的时候，每天都会向它致敬。
这是这个农民从没告诉过别人的秘密，他说：“这个事儿只有我自己能够明白。”新闻背后都有一个大火山
我认为新闻背后都有一个大火山，这个大火山是我理解的广阔的关注度，一个深厚的背景，一种被我们大家漠视掉的情感，所以我把它理解成冰点的大火山。
很多大学生问我，你们的选题都哪儿来的。其实我也觉得我们的选题，有时候也有一些很说不清的地方。你们看这张图，这是一处4平方米空间的家。
大家能够想象4平方米有多大吗？在湖南一栋楼里面，每家每户都只有4平方米。这里面都是住三代人、住两代人的一些家庭。有一个摄影师把这些照片照下来，在798做了一个展览，把这些空间还原。
在798这样一个所谓艺术、小资、玩腔调的人常去的地方，做这个4平方米家的展览，实在很“行为艺术”。有些人说，天啊！这简直比我们家的浴缸还小。我们看到了这张图，就定下了选题：写足这4平方米。因为我们觉得与其找专家谈高房价，还不如借助这个4平方米的家来记录历史，所以我们写了这一家。
4平方米有多大？它相当于一张大号双人床的面积，还差一点点才能装下一整张乒乓球桌，勉强能够容下4个并排躺着的成年人。
在一幢别墅里，4平方米可以安置一个大浴缸，或者辟一间小储物室；而在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里，它差不多是一间厕所。
但有时，4平方米也可以承载一个完整的家：住进一对夫妇，一家三口，甚至一家四口。
在这间房子里，放一块宽1.2米、长1.9米的木板，铺上发黄的褥子和一张凉席，就是床。往床尾的墙壁上打几层木板，就可以堆衣物和碗碟。床对面的墙上再钉上两个木架子，电磁炉和电饭煲一摆，就可以做饭了。只是，门一打开，人在里面转个身都得小心翼翼。
前不久，这间4平方米的“样板房”来到了北京著名的798艺术区，一下吸引了众多艺术家、媒体人和游客的目光。一名参观者惊讶地发现这间房子“还不如家里的浴室大”，另一名参观者走进房里，想躺在床上“体验一下”，但床太小了，他怎么也伸展不开。
这间房子曾经就藏在长沙市市中心人民路边上一幢外墙斑驳的大楼中，住在里面的是刘结章一家。在周边打工的人们习惯将这幢4层高、火柴盒形状的建筑唤作“民工楼”。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将近190户农民工家庭同时在这里租房。和刘结章一样，绝大多数人的家，只有4平方米。——《四平米的家》
还有我们的记者写过《碎在路上的家》，一个在武汉打工的农村夫妇，他们好不容易打工挣了一些钱去买房子，在售楼处交钱后，过街时，发生车祸死掉了，一个家庭碎了。不是因为猎奇，我们去写这个个体的命运，而是因为我们看到他们背后跟高房价的一种相关性。
我们也写过一个杭州的小丑，在夏天他戴热得要死的面具，表演杂耍，让人大笑，但是只有卸掉面具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他的生活不都是笑声。他向往爱情，在杭州漂着，挣扎，被高房价困扰。他对于生活的困惑就是今天所有北漂人的困惑。面具背后，他是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的记者就写了《小丑与大都市》。线索也是通过图片发现的新闻，非常珍贵。
两周前，在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举办的一场房产“置业节”上，阿康只是被主办方请来“攒人气”的小丑。表演结束后他并没有离开，而是站在人群中安静地聆听一位房地产专家的报告。到了观众提问环节，他马上把手举得高高的。
当主持人把话筒递给他时，阿康的声音有些颤抖。“地铁修好后，那里会不会涨价？”那里指的是临平镇上一处他看了很久的地段，地铁很快通车，而临平镇也将开始建设余杭区最大的商业中心。在杭州生活了6年，阿康一直想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然而这座城市的房价近年来从未退出全国前10位，最近更是跃升至全国第4，每平方米均价近2万元。在杭州买房，对这个以扮演小丑为业的年轻人来说，是件“有落差”的事。
许多参加活动的人转过头来，好奇地盯着他的脸。——《小丑与大都市》
有时候大家都说新闻的生命只有一天，新闻就是个杯具，易碎品。我们20岁的《冰点》每天在做的工作就是努力让新闻没有皱纹，让新闻的生命超过24小时。
去年世界杯的时候，有一篇我们9年前写世界杯的报道《无声的世界杯》在网上疯传。我觉得这篇稿子已经活了8年了，我相信它还可以再活8年。
2006年世界杯的时候我们看到《广州日报》的一张照片，一些农民工在看世界杯，但是大屏幕没有声音，所以他们自己带着收音机去听。当光着膀子的农民工从工地下来，提着啤酒，在一块非常豪华的屏幕前面，带着自己的收音机去拼凑声音，这就是他们的广场，他们的陆地，他们的世界杯。全世界都在写世界杯，我们写的是这样一个群体。或者说这块无声屏幕，是沉默的农民工群体的一个象征。
如果说新闻的世界杯有大力神杯的话，我觉得这篇稿子的作者包丽敏能够拿到。姿态和视角
看起来我们在写一个一个的点，在写一个一个的人，其实我们在写大时代、大背景、大中国。
我们经常告诉记者，要像一台摄像机一样，开始机位放得非常的低，可能你会看到他正在刷牙洗脸。然后你的镜头往上提，你会觉得他们家的灯光亮了。机器再往上移，你会看见他旁边的菜场，看到了一条街道。你再往上提，你看到了一个城市，你再往上提，你看到的是整个中国。所以我们在写这么一个点，但这个点是有深厚背景的，其实在写一个大大的中国。
为什么说《冰点》有的特稿会留下来，留下来的就是这些有背景的，有渗透力的东西。当然我们不可能做到每篇都很精彩，可能有的生命力1小时都没有，更别说24小时了。这需要看稿子的厚度，时间会判断到底值不值得留下来。
还有一个采访体会我挺想讲一下的。刚刚入行的时候，我们从学校吃饱了“铁肩担道义”“无冕之王”这类“糖丸”，带着“拯救地球”“让世界更美好”的使命感。但是做记者越久，这种“什么都没改变”的无力感越强烈。如今，我理解，当记者最低的境界或者最高的境界，只有一条：记录历史！
你的采访的姿态非常重要。细节从哪里来，你怎么让采访对象谈得深，能够让对方把底裤都露了。我想这跟采访姿态很有关系。我们有刚入行的记者，第一次采访艾滋病人，因为同情、悲悯，因为代入感，哭得比采访对象还凶，第一次做记者完全不知道收着是什么样子。克制是职业化的必要条件。
前不久我们讨论庞麦郎的报道争议，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视角的问题。真正的新闻视角是不卑不亢，不匍匐、不倨傲，是平视的。在庞麦郎的报道中，记者的写作技能非常娴熟，一把真正的好牛刀，但缺一些同理心，有俯视感、道德优越感。记者的笔就像手术刀，解剖一个事实，而不是杀人的屠刀。当然，对一个“90后”记者来说，怎样写都不算过，但背后的编辑团队，是不应该这样放闸门的。
还有一个关于2014年哈尔滨越狱的高玉伦案。当时很多记者堵着高玉伦的妈妈，因为高玉伦是采访不了的。老人已经在病床上了，记者就这样“新闻至上”地把她围成一个孤岛，一次次让她回忆、复读机一样说那些伤心事。从新闻伦理上讲，这是对老人的二次伤害。即使这个老人不认识“隐私”两个字，作为记者，是没有权利把一个不涉及公共利益的“非公众人物”堵在墙角的。
同时，因为高玉伦的亲戚去告发了他，他被抓。很多人站在道德高地指责：他是为了那十五万块钱吗？是社会正义大还是亲情伦理大，为什么这个人会六亲不认？这家亲戚的竹篱笆围墙都快被媒体人踩破了，最后这家人实在没办法，逃到别人家去住了。
记者有权利去越过栅栏吗？你的视角是什么？我觉得新闻的边界问题、新闻职业与伦理问题，值得大家去反思。
就像有时候我们看央视的报道，秋天农民丰收了，卖了好价钱，镜头年年如此：农民在数钱，而且必须蘸着口水，一张一张数。这就是他们的一种视角。还有韩剧，没有车祸，没有癌症，没有泡菜是不能成韩剧的。人感冒了，抽一张纸从第八节抽到第十六节才抽出来，这就是他们的视角。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采访视角，就是你大我就大，你小我就小，不卑不亢。两个字：平视。
大学生也经常问我们，采访那么多小人物，你的姿态是什么样的。我想说，对弱势群体，溢出来的同情也是一种伤害。其实弱势群体不是你想的那么脆弱，平等、尊重就是最好的采访姿态。
柴静在《看见》的时候，比她过去的采访方式要好很多。
她觉得她的采访姿态越放越低，放到对方“刚刚好“的状态。她采访李娜这一期，专访非常成功。包括跟她的先生姜山没有说过的话，李娜跟几亿的观众说了，这个不容易。
柴静自己总结说：李娜说话率真敏感，面对挑衅一定会激起水花，这个水花看上去好看，但有时会把一个人的实质掩盖了。人们消费这个水花，只为像看喷泉一样刺激，悦目。我对她之前也有水花四溅的印象，一交谈就知道错了，还好不至于蠢到搬石头砸进去，只能把原来的碎石搬开一点，让真实的她流淌出来。
这段话是我非常有体会的，因为我曾经也是拿很坚硬的问题，甩刀子一样抛问题，质问官员。可事实证明，效果很差。等到如今，十多年过去了，时间夺走我的，时间也赋予我，眼角爬上皱纹的我渐渐明白，采访是门艺术，我几乎不再和我的采访对象发生冲突了。你的问题就是你的摄像机
采访需要五官像春天的树叶，一点点打开。如果我写一篇大特稿，采访笔记不到80页，我几乎是不敢动笔的。所以我做编辑，有新记者第一次出门采访，我几乎是要列50到100个问题的。拍纪录片，现在的技术能够做到让墙面上布满都像苍蝇一样的摄像头，可是用文字去做画面感的时候，你的问题就是你的摄像头。
我们要用求圆周率π的精神，去提问，每一个提问，让3.141592……这个小数点往后精确一位。
五官的打开，是一个技巧活儿。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都看不见，可编辑让记者一次次地改稿，补充细节，就会强化记者的五官完全雷达式打开，就像福尔摩斯说的：你们在看，我在观察。
举个例子：
这个住在窑洞里的家庭实在太倒霉了。用女主人韩爱平的话来形容，差不多每刮一阵风，都会刮到她家。
有人用32个字的简洁语言，就讲完了这个倒霉的故事：“高长宏的大儿子注射乙脑疫苗后，得了乙脑。小儿子喝了三鹿奶粉后，患上结石。”
短短的两句话！
可只有从太原坐上大巴，走高速路、柏油路、搓板路，换3趟车，再走一段灰尘能淹没整个小腿肚的山路，坐在山西省交口县回龙乡高长宏家掉着墙皮的窑洞里，这两句话的温度才算刚刚升上来。
再多一点儿耐心，等到两岁零一个月大的伟伟午睡醒来，9岁的壮壮放学回家，揉着面团的女主人打开话匣，男主人熄了烟，重重地叹气……
这个倒霉的家庭的故事才开始清晰起来。——《最倒霉的家庭》
14点这是我以前写的《最倒霉的家庭》，三聚氰胺、问题疫苗、两个小概率事件集中在这一个家庭里，两次悲剧的叠加，而且这些悲剧不是自然原因，完全是社会原因。这个家庭是剖析社会病理很好的样本。
两个孩子一个叫壮壮一个叫伟伟，父母取这些名字，就是希望他们壮实健康，可就是出了这样反讽的事儿。
这种采访并不难，我不是很习惯拿着笔记本坐在那儿你问我答，录音笔一旁在转的那种记者。特稿记者就是一次次地去，一小时一小时耗着，等着对方完全开口。和采访对象下地干活，帮管宿舍的阿姨叠一天男生的臭袜子，是我们记者常干的事。就像赵涵漠说的，你变成他家的冰箱了，你的采访才刚刚开始。
一旦开始，你的眼睛就是摄像机了，什么都能看见。我觉得这种采访一点都不费劲，那个小孩因为三聚氰胺的问题不停地尿尿，他骑着摇摇车，一边摇一边尿，连醋缸旁边都不放过，院子里挂满了他的尿布、床单、衣服。大孩子回来了，大孩子因疫苗出了问题，所以比较笨，打沙包永远是挨打的那个，背一篇作文要背好多遍还背不下来。他们的妈妈揉面，给孩子做饭，她成天的工作就是不断地揉面不断地洗衣服。她揉着面说这个事儿，就会不由自主地靠着她家的窑洞哭，说“为什么每刮一阵风都会吹到我们家来呢？为什么我去烧香连庙门都给关了呢？”这样的直接引语多有力。
说着说着就开始哭，也顾不上她手上的面粉，脸上印着白色面粉的五个手指印，你还用看笔记本吗？笔记本不会写她这个的，你会去听录音吗？录音没有这五个印子的，只有你的眼睛能够看见。而且我相信这样的场面，就算我不做记者了，也是终生难忘的。
当时，很多记者都来了，给这家人带吃的。孩子的妈妈就把零食藏在从不用来洗衣服的洗衣机里头。结果这个小儿子发现了，但他又不会说话，个头又不够高，就指着自己正在换牙的空空的嘴巴，然后指着那个洗衣机。就是这样的场景，只有眼睛能看到。
如今，这个窑洞又冷清下来了。兄弟俩经常为了抢记者们留下的零食而又哭又闹。伟伟发现妈妈把记者带来的巧克力、饼干、果汁藏在坏掉的洗衣机里，就站在洗衣机前不走，指着空空的大嘴巴，哭喊不已。——《最倒霉的家庭》
我们有一名女记者采访一位钢琴天才。她观察那个少年的手掌，她量了一下——25厘米。她计算这中间要跨越多少个白键，她掐表看一秒钟最快有多少个音符。这么一句话的信息有什么？有声音，有画面，有动作。这就是采访的功力。
这是一双宽大灵敏的手。张开手掌，大拇指到小拇指指尖的距离，能达到25厘米，在钢琴键盘上跨越12个白键，快起来一秒钟能弹奏十几个音符。——《奖牌少年》
还有我们写过一个大胡子，是广州的一个政协委员。他对政府不公开39号文件，非常生气。他说你什么时候公开我就什么时候把胡子给剪了。结果胡子越来越长，最后政府都着急啊，说你把胡子给剪了吧，我明儿就公开了。他就是用这个胡子去丈量政府的公开度。
记者去采访的时候，我们就商量好了，要观察一下这个胡子。记者在飞机上就想好了，要看胡子到第几颗扣子了，有几厘米。睡觉的时候，是把长胡子搁在被子外头还是里头？喝汤的时候，要撩开胡子喝汤吗？结果采访中，这些问题都有了答案，还得到更多的细节。他老婆说：“因为这个胡子我一年多都没亲过他了。“还有他的老丈人睡在病床上，唠叨说：“你快剪了吧，我看着害怕。”
长胡子是现状，短胡子是过去，把长短胡子交叉着写，现状和背景交融，胡子作意象，作结构，实现了时政报道的软硬结合。
还有，我们写开胸验肺的张海超，毫无疑问，这个肺的特写是绕不过去的。我记得《新京报》写的这篇稿子，是这样进入这个肺的。
一直到走进医院，我的心里都空洞洞的。呼吸科病房走廊里浓重的消毒水味道填满我的鼻腔。我似乎感觉这里的每一口呼吸都很沉重。
呼吸病重症科室，张海超病房所在的区域。我推门而入，看到一个年轻男人躺在上面，他的鼻孔插着吸氧管，手上拨弄着手机，脸色发暗。他的样子比我想象中要好。在来郑州的路上，我的心里预画了无数有关于他的形象，我甚至想象他是否戴着呼吸机，“嘶嘶”地呼出每一口气。
眼前的张海超可以讲话，但是没说几句话，就要咳嗽。他患了气胸，尘肺病人常见的并发症。简单地说，他的肺部生出破口，本来应该从肺部和支气管排出去的气体，从胸腔里漏出来了，像一只不断膨胀的气球，挤压着他本来就脆弱不堪的肺。——《“尘肺患者”张海超，这次他要面对死亡》
这样的例子其实非常多。我们曾经写过一个毛坦厂中学，毛坦厂里面其实是一个安徽的超级大中学。几个省的复读生全部在那里上学，一共有8000人，不能想象。整个一个小镇上，所有的煤电垃圾食品，整个的链条都围绕着复读生进行。这个镇但凡高考的时候就会开着几十台大巴，“嘟嘟嘟”去高考。高考一完这个城就会像一个死城一样，一片寂静，完全是因为高考产生的一个怪胎。
他们需要象征考无不胜的神，于是这个世界有了“考神”。在安徽一所著名的“神话中学”，近千名高三学生的陪读家长赶在凌晨抢拜“树神”。他们务必要向这位大神敬上高考前最后一个农历十五的头炷香，祈求他们的孩子能考个高分。
向神灵祈祷的香火堆积起来，引燃了“神树”下的石棉瓦顶棚和百余根祈福带，火苗四处乱窜。10多名保安人员，用光了8支灭火器，都未能控制火势。后来大家从附近出租屋内不停地运送自来水，毫不间断地扑火，火情才得以缓解。
我曾经探访过这所名为毛坦厂中学的“神校”，还特意参观了那棵当地人口中的“神树”。那是一棵百年老枫树，枝繁叶茂。不过怎么看，我也看不出神灵的样子来。但外人的观感并不重要，只要毛坦厂中学家长和学生相信那是神，就够了。
在这个被誉为“亚洲最大高考工厂”的地方，人们相信有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存在，也因此有着种种规则和禁忌。学生在高考前放孔明灯，希望获得好运。但黄色是禁忌，因为那表示“黄了”。送考生的车队，前三辆大巴车的车牌尾号必须是“8”，出发时间是上午8点8分。而头车司机一定要属马，寓意“马到成功”。我问了不少人，这其中有什么因果联系，可每个人都神神秘秘的，却也说不上来。——《高考前家长追逐“神秘力量”》
它就是中国高考的影子，就是中国教育的一个缩影。我们就浓缩了这个小镇，围绕着这个小镇去写它的个体生态，这都是围绕高三复读生进行的。如果我让你去写这个小镇，你会很惶恐吧。那我到了这里我怎么写啊？我要采访这个学校，这个是想得到的。采访学生，这个是想得到的。那怎么写这个小镇的环境呢？怎么描写这么多人呢？这些细节从哪里来呢？我们的记者就问这个包子铺，你一天能卖多少包子，问垃圾处理厂你每天收多少吨垃圾，去发电厂问发多少度电。她还拿着表开始数，现在下课了，铃声开始响了，从第一个学生到最后一个学生出来用了多长时间呢？要15分钟。用15分钟才能够分流这一个学校的学生，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学校。但是你说大没有用，记者用了这些细节去表现，有说服力得多。写作需要一个意象
写作是需要一个意象的。这个意象是什么呢？它是结构、密码。前面讲的胡子就是意象，《无声的世界杯》那块屏幕也是意象。这个意象也是个结构，把散落的珍珠串起来的那条线。有时候这个意象是实体存在的，有时候这个意象并不存在，是个抽象的东西。比如拐点，拐点是我们赋予的一个拐点，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回家，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实的，也可以说它是个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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