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凌志军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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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手记试读：
前言
癌症患者中有很多人并不是死于自己的疾病，而是死于自己的恐惧和错误的治疗。
我这样说，很多人一定不信。事实上我过去也不会这样想，直到自己也成了一个癌症病人，有了一些切身体验，又有很多癌症患者的经验教训做参照，才得出这样的结论。
2007年2月，我病倒了。医生在我的颅内发现两处病灶，疑为“脑瘤”。两天后又在我的左肺发现肿瘤，由此诊断“肺癌、脑转移”的概率为98%，也可以说是“肺癌晚期”。医生当时认为，我已经活不过三个月了。
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和我的家人都蒙了。有生以来我第一次与死亡如此接近，真切地感受到一个癌症患者的恐惧和绝望。
我一向敬仰视死如归的人。那些勇敢从容地走向死亡的癌症患者，曾深深打动了我。有一段时间，我努力说服自己，像他们那样平静地迎接死神的降临。可是说老实话，我当时想得最多的不是死，而是生。因为死毕竟不是我们的追求。
我不断地追问自己：
难道癌症真的就是绝症？
难道癌症病人真的就没有生路？
于是我开始为自己寻找康复之路。我在一次手术中切除了左肺的恶性肿瘤，但是我一直没有接受手术切除脑瘤的治疗方案。我拒绝了一些“抗癌特效药”，也拒绝了化疗和放疗。术后出院时，我甚至连一片药也没带回家。当我意识到肿瘤治疗领域存在一些致命的弊端后，我开始尝试用一些纯自然的方法恢复自己的体能，而不是急于用药物围剿自己体内残存的癌细胞。这些方法也许在医生看来什么都不是，至少算不上医学意义上的治疗，却寄托着我生的希望。
令人惊讶的是，我并没有像医生预见的那样迅速走向死亡。事实上，我能感觉到死神离我越来越远。如今已经五年过去了，我仍然活着，而且越来越像个健康人。我甚至有余力去关注癌症治疗领域里的是非成败，结果竟发现了一些惊人的事实。这些事实完全不符合我们大多数人对于癌症的了解，却能印证我个人的体验。
尽管大多数人都相信只有早期癌症患者才有可能治愈，我却始终期待有一种途径能给所有癌症患者带来希望。
有一段时间，我对自己的治疗前景感到很绝望，因为我了解到一些令人沮丧的情况。过去30年，癌症患者的数量以每年3%~5%的速度增加着。“癌症就是绝症”“确诊癌症等于宣判死刑”，已是民众中普遍的看法。专家们不断地警告我们，“癌症成为人类第一位的致死原因”。2012年，全世界死于癌症的人有可能超过1000万。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癌症的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还将大幅度增加。
这局面对于我的信心是个相当大的打击。但也就在我最绝望的日子里，我认识的一些美国人不约而同地告诉我，癌症不是绝症，而只是一种慢性病。他们说，在美国，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来看待癌症的。
我对这种说法将信将疑，于是试图考证它是否有根据。结果发现，美国的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在最近10年里第一次被遏制，转而呈现下降趋势。癌症患者的“五年存活率”，即医学上所谓“治愈率”，提高到81％。如今美国癌症患者的平均存活时间已经达到11年，并不比一些慢性病患者的更短。换一种方式来设想，癌症患者的感觉，可能真的类似于得了心脏病或者是糖尿病。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结果，世界卫生组织才能公开宣布，三分之一的癌症可以预防，三分之一可以根治，三分之一经过治疗可以长期生存。
一些研究机构还进一步证明，癌症患者中有一部分人能够不治而愈。
即便我们对“不治而愈”的观点持有最谨慎的态度，仅仅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也可以认为，几乎所有癌症患者都是有希望的。
我们要么根本就不会患上癌症，要么可以治愈，要么可以长时间地与癌共处。
我第一次知道这些事实的时候，感到非常意外，因为这与我自己对癌症的认识是如此不同，与我们国家的癌症治疗现状也是大相径庭。我似乎看到大洋彼岸出现的一线曙光，然而它距离我们那么遥远，就像在一条又长又黑的隧道尽头的一盏灯烛。
在我们的国家，癌症患者面临的情况相当糟糕。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三年内死去，能够活过五年的只有20％左右(根据不同的报告，我国肿瘤病人的“五年存活率”在10％~30％)。这不仅大大低于美国，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我明白癌症治疗仍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对自己的求生机会不敢有更多奢望，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象，有没有可能让我们国家癌症患者的“五年存活率”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呢？如果能，那么，在那些死去的癌症患者中间，每五人中就会有一人不至于死去。进而设想，如果我们的“五年存活率”达到美国的平均水平，那么每五个死去的人中间，就会有三人活下来。
用已经公布的“世界平均水平”和“美国平均水平”做参照，我可以大致推算出，在我们国家每年死去的大约200万癌症患者中，有30万~100万人本来不至于死去，至少能活得更长些。
可惜他们最终没能做到！
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它深深地震撼了我，也给我带来困惑。我仔细揣摩这种情形，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我们国家的癌症患者会更少地存活、更多更快地死去？是我们这些癌症患者讳疾忌医吗？或者是特别舍不得花钱？是我们国家癌症治疗技术特别落后吗？是我们缺少好医生吗？是我们没有特效药吗？是我们独有的中西医结合彻底失败，因而让患者更短命吗？是种族遗传基因让我们中国人特别禁不起癌细胞的折腾吗？
我在困惑中仔细询问身边的病友，也悉心体会自己病情的变化。我无数次地置身于医院的拥挤、混乱和繁忙中，观察病人，观察医生，也观察医院的环境和设施。一些现象很快展现在我面前。我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他们每天在同一时间拥进挂着“肿瘤门诊”招牌的那些大楼，带着满脸的焦虑和绝望；我看到那些身着白衣个个拥有一大堆头衔的专家，他们在收取病人几百元的挂号费之后只不过付出几分钟时间；我看到锃光瓦亮的医疗设备摆满楼上楼下，还被告知这都是全世界最先进也最昂贵的；我看到所谓“最新最好的特效药”几乎每周都在问世，还有所谓“中西医结合”的独一无二的优势。事实上，形形色色的好消息相当多，总是宣布又有了什么伟大的“新发现”，给癌症患者带来“福音”。为了这些“福音”能够降临在自己身上，病人们排着长队往医院的收费窗口里塞钱。他们每年花在治疗上的钱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着，其中有很多人甚至为此倾家荡产。癌症患者用自己的希望和金钱催生了当今中国最繁荣最赚钱的一个医疗部门，可他们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每年都在增加，中晚期患者的“五年存活率”在过去30年几乎没有提高。
我的困惑在继续，因为我找不到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我们国家癌症患者康复的机会更少，死亡的人数更多。
2007年从夏到秋的一段时间，我惊讶地发现我脑瘤的症状减轻了。这一段时间进行的复查表明，颅内病灶正在缓慢地缩小。看来那个迫不及待的手术计划完全没有必要，医生的“死亡预言”也被证明是一个错误。想到当初被医生的话吓得手忙脚乱的样子，我和家人都觉得有点好笑，同时庆幸自己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把脑袋锯开。
这种体验比其他任何尝试都更明显地暴露出一些不寻常的因素：癌症治疗体系有可能存在致命的弊端，而我们对癌症的认识存在致命的偏差。这两个“致命”加在一起，让我们生的希望变得格外渺茫。
不过这些想法在当时还是模模糊糊，更因为我对医学的无知而显得不那么可靠。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开始搜集有关癌症治疗的资料，并且把这些信息与癌症患者的高死亡率联系起来加以思考。有一天，我看到一些资料，在所有死亡的癌症患者中，三分之一是被吓死的，三分之一是治死的，只有三分之一是真正因病而死。有不少人用这一组数字来概括当今中国的情形，包括一些长期致力于癌症治疗的医学专家。这表明它不是圈里人的信口开河，更不是外行们的以讹传讹。
我最初看到这消息时，认为它只是一个大致估计，并非严谨的临床检验统计。尽管如此，我还是把更多注意力集中到所谓“治死”之说，于是我看到了更加让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一些医学专家相当精确地指出，“用药不当”大范围地存在着。其中一位认定，“目前癌症病人符合规范用药者仅为20%”。另外一位则指出，“有90％以上的癌症患者没有得到良好的治疗方案”。
这些数字令我震惊，癌症患者中竟有如此多的人不是死于自己的疾病，而是死于自己的恐惧和不正确的治疗。
看起来，我们最大的不幸不在于遭遇癌细胞的侵袭，而在于我们被中国式的癌症观念包围着，同时还接受着中国式的癌症治疗。这种医疗环境正在造就一个悖论：医学越是发达，越是剥夺患者的主动性和判断力，越是造成病人的恐惧和错误。
我们恐惧，是因为我们无知。我们不了解癌症，不知道癌症其实并非绝症，只不过是一种慢性病。我们不了解自己的肌体，很容易过低地估计自己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却过高估计药物的能力，不知道那些所谓“特效药”有可能正是致命的杀手。
我们会犯错误，除了因为我们恐惧，还因为我们过分相信医生，不知道即使是最权威最有经验的医生也会犯错误。事实上，医生不仅会犯专业性的错误，还经常会犯常识性的错误。然而他们最大的错误，是从来不会把自己的错误告诉患者，只一味地对患者讲述自己的成功病例。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中国专家说的“三个三分之一”，还有世界卫生组织说的“三个三分之一”。它们符合我个人的体验，也解释了我对周围那些癌症患者的观察结果。
让我和家人吃惊的是，原来癌症患者求生的玄机如此简单：只要我们不恐惧，不盲从，不走上错误的治疗之路，我们就已经有66%的机会远离死神。即使我们的肿瘤已经到了中晚期，也可以长期与癌共存。
2009年春季的一天，我遇到社区卫生站的老护士长。说起我的病，她不禁大惊：“你现在还活着，真不容易。好好珍惜吧！”
分手时她看着我，意味深长地说：“别人像你这样的，早死好几回了。”
于是我想到那些和我同样命运的癌症患者，还有他们被焦虑和绝望情绪包围着的家人。我开始设想把我的体验告诉他们。那个晚上我打开电脑，惊喜地发现自己的手指依然灵活。
这本书和我以往的写作不同。此前我的所有写作，都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这一回是我的亲历。如果说过去我在写作中倾注的是心血，那么这一次就是我生命的诉说。书里大部分文字是我在每天散步时偶然得之，或者来自我在湖畔的冥想，零零星星，不成系统。我还引用了一些媒体上公开的资料，并且尽可能地注明出处。我的妻子赵晓东伴随我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时光，还在日记里记下其间的点点滴滴。这帮助我校正了自己的记忆，进而成为这本书的事实基础。
2012年春天这本书接近完成时，我忽然意识到自己不仅活过来了，而且重新成为一个健康正常的人。这对我是个巨大的鼓舞。过去五年，我在治疗方面做对了一些事情，也犯过错误，我都如实写在这里，希望能够成为读者的参照。但是有一件事应当交代，我不是医生，只是一个病人，我的感受并未经过科学验证。我无力像过去写作前做的那样，把自己的想法拿去请教业内的行家，即使是我觉得对自己有益的那些方法，也不能肯定会对别人有益。更何况肿瘤这种疾病的性质千差万别，病人的肌体也是形形色色。同样一种方法，在不同人身上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所以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千万不要盲目仿效我的方法，就像我从来不会盲目仿效任何一个成功者一样。
如果你一定要问我，有没有一些可以让癌症患者共同遵循的东西，那么我会说，有。
的确有一些事对所有病人都是相通的——
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坚强，去接受那些应当接受的治疗。
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去拒绝那些不应当接受的治疗。
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智慧，去分清楚哪些是应当接受的、哪些是不应当接受的。
我们都需要知道，什么时候该从容地迎接死神降临，什么时候该坚定地寻找康复之路。视死如归固然可敬可佩，叩开康复之门却更困难也更可贵。这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因此，做一个聪明的病人，远比做一个听话的病人更重要。
如今回想起来，五年前那种死到临头的感觉依然清晰，只不过对于死我已不再恐惧。死，是我们的归宿。生，只不过是我们走向死亡的路途。我们都不会忘记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日子，可是也请记住，我们明天将要离去。在经历了与死神的对话之后，我对死亡的理解变得达观和通透，我的生命也变得更加丰富和从容。
我想这就是所谓“向死而生”吧！第一章别让医生吓死你
在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所有恐惧中，没有什么比预知死期将至更加恐怖了。我可以选择去医院切开脑袋，也可以选择待在家里。这可真应了癌症患者圈子里流传的一句话：治，是找死；不治，是等死。死到临头的感觉当医生宣布在我的颅脑、肺叶和肝脏上都发现恶性肿瘤的时候，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到与死亡如此接近！
灾难是突然降临的，就像晴天霹雳，让我和家人措手不及。我对自己的身体一向自信。这不仅因为每年一次的体检指标都正常，还因为我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比如从不抽烟、酗酒。而且我还是个喜欢运动的人，每天至少有一小时的体育锻炼。所以，当医生宣布在我的颅脑、肺叶和肝脏上都发现恶性肿瘤的时候，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到与死亡如此接近！
那一天是2007年2月12日。当时我站在北京医院脑神经外科的医生办公室里，看着我的颅脑和胸部胶片悬挂在一个巨大的灯箱上。荧光灯的光线从胶片背面透过来，苍白凄厉，有点刺眼。确切地说，胶片上还显示出腹部造影。“这里有，这里有，啊——肝上也有。”医生一边在胶片上面指指点点，一边说，“已经不能手术了，只能全身化疗。”“是吗？”我下意识地追问一句。
停了一下，他又补充道：“不说百分之百吧，也差不多了。”
他转过脸看我一眼，好像突然意识到什么：“啊！你还不知道啊？那……那……请你在外面等一会儿，我要和家属谈一谈。”
我走出房间，站在走廊上。四围的墙壁好像是刚刚粉刷过的，一片惨淡的光向我挤压过来。
马晓先在我身后跟着，寸步不离。因为职业的敏感，她显然已经明白了一切，所以特别紧张地看着我，嘴巴动一动，却什么也没说，只是伸手碰碰我的胳膊。这个60多岁、瘦小精干的女人，是这一代人中最富有人生经历的人之一。退休前她是北京医院的护士长，再早一些，是中南海高层领导人的贴身护士。她为人忠直，勤勉细腻，富有同情心。在刚刚过去的两天里，她一直陪着我，还与我的妻子赵晓东在医院里跑前跑后，寻找她认为最有经验的医生。“他是什么意思？”我问，期待她给我一个更确切的解释，“情况不妙吧？”“是不好。”她回答。显然是因为了解我的个性，她不打算对我隐瞒任何实情，所以直截了当地确认了这个坏消息，“他说……肝上也有。”
先是颅内，然后是左肺，现在又是肝……我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脑癌、肺癌，再加上肝癌。这不就是恶性肿瘤、全身转移吗！“你进去吧。”我对马晓先说，“去看看晓东。”
我担心晓东会受不了，转过身，透过虚掩的门缝去搜索屋内的情形。
我可以看到晓东的背影。她坐在窗前，独自面对着那位医生。还有一群医生的目光在前后左右包围着她。窗外灰蒙蒙的天空衬托着她僵直的身影，我极力想看到她的脸，可惜看不到。
我等在门外，过了几分钟，也许是十几分钟，终于看到医生做出结束谈话的表情，可晓东还是僵直地坐着，一动不动。我走进房间，站在晓东身后，轻轻拍拍她的肩膀。她站起来，犹豫了一下，然后像是鼓足了勇气，转过身来面对我。我看到了她的脸。
她的脸色大变，嘴角微微抖动，眼里一片哀伤。在和她共同生活的25年里，我从没见过她的脸色如此暗淡阴沉。她后来告诉我：“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唯一的想法就是不能在他们面前哭出来。”
她把我扶到医院走廊的椅子上。两人并肩而坐，沉默，还是沉默。有很长时间，我们之间一句话也没有，全身心沉浸在绝望沉闷的空气中，彼此想要回味眼前的事情到底意味着什么，可是没有办法把思想集中起来。
周围人来人往，行色匆匆。有一会儿，晓东似乎回到现实中来，蓦然抬起头来，把眼睛直对着我说：“如果是最坏的情况，你愿意知道吗？”
我俩早就有过一个约定：无论谁得了不治之症，都不该彼此隐瞒。现在，她既有此一问，一定是想起了这个约定。“我已经知道了。”我对她说。
晓东被击垮了。她躲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偷偷哭泣。马晓先陪着她默默掉泪。我的眼睛无法睁开，但我能够感受到她正在用一种悲恸欲绝的眼光看着我。
那天回家的路上，车里气氛低沉。晓东紧紧拉着我的手，似乎担心我突然消失，却又一言不发。她本来是个喋喋不休的人，可现在，所有生机灵动的声音全都消失了，她整个人沉浸在巨大的惊骇中，剩下的只有沉默。
而我，第一次明白什么叫“绝望”。
我想让内心静下来，恢复思考的能力，却发现无法让自己集中精力，于是索性让思想信马由缰，或者什么也不想，只是细细体会身体内部那些被医生指证的岌岌可危的部位。头痛目眩，这一定是“脑瘤”的征兆了！可是肺癌呢？肝癌呢？我怎么一点感觉也没有啊？如果肝上长了那么大的一个异物——就像医生所说，那应该是能够感觉到的，比如说疼痛感甚至凸起来的硬块。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摸索，渐渐地，还真的在腹部感觉到一种异样。更准确地说，是健康人的“异样”。
我饿了，而且激起了一种旺盛的食欲。
于是我和晓东来到金丰华饭馆，拣了个靠窗的位置，相对而坐。晓东点了一份清蒸鲈鱼、一碟蚕豆和一样青菜。这些都是我们家饭桌上最常见的菜肴。我接着给自己要了一大盆疙瘩汤，这是我每次在这里吃饭时必有的节目。它总能勾起一些有趣的回忆：不是和朋友们滑雪归来开怀畅谈，就是二人相对而坐娓娓叙说。
正是午饭时间，周围食客渐多，人声鼎沸。讲究品位的人总喜欢说：“吃饭不是吃饭，是吃环境，吃心情。”刚刚经历过的打击让我们两人都还没有回过神来，在这样一种心情中吃饭真是平生第一遭。
我很快回过神来，决心好好表现一下，于是开始向桌上的食物发起进攻。也许是为了安慰晓东，也许是为了鼓舞自己，也许是想要证明医生在危言耸听，其实我什么毛病也没有，我尽量让自己表现出如饥似渴和津津有味，同时也没有忘记从塞满食物的嘴里挤出一句话来：“肝癌？真是肝癌，我还能这么吃吗？”我渐渐感到自己就像一个视生死如草芥的英雄，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我喝完六碗疙瘩汤，又风卷残云般地横扫了桌上所有的菜之后，才忽然消失。因为我意识到，在我埋头吃喝时，晓东几乎没动筷子。她只是安安静静地看着我，面色苍白，眼睛里充满了哀伤和怜惜。
隔着巨大的玻璃窗，我们沐浴在冬日正午的阳光中，尽管我最终也没能制造出一点轻松快意，却能够感到周身都是暖融融的。我站起身，依然步履蹒跚，靠着晓东的搀扶走回家里，倒在床上，感到心里稍微平静了一点。肚子里面装满了刚吃下去的美食，全身一会儿涌起饱食之后的舒适懒散，一会儿又涌起死到临头的惶惑和恐惧。想到这个世界上有几千万癌症患者身处和我一样的境地，不禁有点同病相怜，惺惺相惜。这总不至于真是人生最后的一顿午餐吧？
我不由自主地再次回想医生的话，带着满腹狐疑，沉沉睡去，根本不知道在隔壁房间里晓东已是悲恸欲绝。她想到现在该做的事是向亲友们通告，同时帮助我取消几个重要约会，于是拿起电话，先是拨通美国，然后拨通欧洲，向远在异国他乡的兄妹报告这个坏消息，还没开口已经痛哭失声。危险的陷阱有一会儿，我开始怨天尤人，还埋怨自己。我沉浸在一连串的“为什么”中，情绪低沉。好几个月后我才明白，原来这种怨天尤人自责自悔的情绪非常有害。它和恐惧、急躁并列，可以算作癌症患者最糟糕的三大心理特征，也是我们康复之路上危险的陷阱。
醒来的时候天光已暗，足足睡了一觉，精神好了很多，想到医生的诊断，好像只是一个噩梦。
事情是从五天前开始的。
那天深夜我完成了《中国的新革命》这本书，然后昏昏睡去。如果不出意外，应当至少有24小时在睡梦中度过，可是我很快就在一阵眩晕中醒来。我看到天花板在旋转，四围的墙壁也在旋转，接着就感到了头痛和恶心，胃里有什么东西在恣意翻滚，还有一种要呕吐出来的感觉。我站起来，觉得脚下不稳，周围的一切都在移动，同时有点奇怪地发现，墙上的画框显出双重影像。
天刚破晓。淡淡的晨光从窗口挤进来，把房间染成一片灰白色。我觉得自己忽然变得虚弱萎靡，与一天前那个生机勃勃的我简直判若两人。我对自己说，有这样的感觉再正常不过了。这些年里每完成一本书，总是意味着从肉体到精神的极度疲劳。对我来说，这不是什么可怕的事，而是一种充满愉悦和满足感的心灵体验。我喜欢这种疲惫的感觉，喜欢全身心地享受那种随之而来的放松与懈怠。因此，那个早上我想的只不过是要好好慰劳一下自己。毕竟这是我最艰苦、最熬人的一次写作，我已经没有休息日地工作了12个月。我一定是累坏了。该让自己好好歇歇，把准备了多日的休闲计划付诸实施。
我摇摇晃晃地登上飞机，回到北京的家中，身上还背着全套摄影器材。因为长期在上海工作，所以我对每次的回家总是分外珍惜。这一回打算和朋友相约同去万龙国际滑雪场小住几日，享受一番畅快淋漓的高山滑雪，拍些北国风光照片，然后和家人一同过个轻松快乐的春节。我对这个计划充满期待，即使头晕眼花、步履蹒跚，也没有动摇。当时我以为，只要让自己彻底地懒散几天，身体就会恢复如常。
但是我在北京的老同学林荣强并不这么乐观。“别废话，”他在电话里对我说，“赶快去医院检查。”也许是担心电话里的警告被我扔到一边，他索性把自己的汽车开到我家门口，不由分说催我出发。我深知这位老同学有着相当出色的判断力，对于风险和机会的敏感程度远在我之上，他的话也常被证明是先见之明，于是赶紧收起滑雪的念头，坐上他的车直奔北京医院。
医生听了我的叙述之后立刻满脸凝重，在排除了颈椎或者其他方面可能发生的问题之后，立即把我送进核磁共振室去做颅内扫描。这时候我已知道，她是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名叫李金。她起身离开自己的诊室，尾随我走进扫描室，坐在显示屏前。“你的颅内有个东西。”她望着我说，“不能确定是不是肿瘤。也许是个囊肿。”
她的语气从容慈爱，可晓东已是满脸紧张，我也隐约感到情况不妙。
不然，她为什么那么急切地跑到扫描室里来，而不是按照通常的做法等待影像胶片和诊断报告？！
情况的确不妙。两天后制作出来的胶片清晰地显示出，我的后脑有个2.5厘米×2.3厘米的病灶，圆圆的像个乒乓球漂浮在那里，紧挨着大脑中枢神经，清晰突兀，还有点神秘，就算我这个纯粹的外行，也能很容易地分辨出来。
在北京医院出具的检查报告单上写着：左侧桥臂异常信号，占位？左侧桥臂占位及脑膜增厚和右额后部脑膜结节。考虑转移瘤可能。
以我浅薄的医学常识，也能明白，在医生用语里，“占位”就是“肿瘤”。更糟的是，增强扫描的胶片进一步显示，不仅是“占位”，而且是多处“占位”。很显然，我所表现出来的症状，以及核磁共振胶片上显示出来的影像，都是“脑瘤”不容置疑的证据。“我一看见你，就觉得是脑子里面出了问题。”李金主任缓慢地、轻轻地说。看来，这就是让我头晕目眩、恶心呕吐的罪魁祸首！
眼见她如此迅速地找到了我的病灶，我不禁心生敬佩。但是她没有为我采取任何治疗措施，而是建议我去看神经外科。一个内科医生给出这样的建议，就意味着她把我的病排除在“内科”之外，归由“外科”治疗。
这让我们感觉到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外科是干什么的呀？不就是把脑壳锯开，还要把脑仁给切掉一块吗！
检查报告结论中的“转移瘤”三个字让我们更加紧张：这意味着我脑子里的肿物不是“独有”，那么它是从哪里转移过来的呢？那原发的肿瘤藏在我体内的什么地方？还有，既然已经到了“转移”的地步，那就更有可能是个“恶性肿瘤”，而且已是“晚期”？
整整一个晚上，我和晓东都深陷在这个恐惧的疑问中。
第二天我们再去医院。按照医生安排，在全身上下到处搜寻肿瘤的原发部位。根据通常经验，他们认定肺部的嫌疑最大，因为肺癌有个常见的发展趋势，就是往脑袋里跑。可是，在一次X光透视显示我的肺部没有任何异常之后，医生一下子没了目标，不知从何下手。
我在电话里把检查结果告诉报社的医生金晓虹。为了证明肺部“清白无辜”，我还再三强调，单位每年安排的例行体检中，我的胸部X光透视都没有任何问题。金医生对这一切一清二楚，而且还知道我最近一次体检不过是在两个月前。尽管如此，她还是将信将疑。对她的看法，我是从来不敢忽略的。这位中年女性虽然不是名满天下的医学专家，在任何一门医学专科上也涉猎不深，却拥有异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处事干练又头脑清晰。过去十几年里，我无数次地请她看病，无论身体有任何不适，她总能利用她的经验让我满意而回。现在，她提醒我们，X光透视看不到问题，并不能说明我的肺真没问题。“肿瘤有时候会非常聪明地躲藏在锁骨后面。”她说，“这是一般X光透视看不到的死角。”
她还告诉我们，有一种新技术可以把周身上下扫描一遍，其英文的缩写名称叫PET(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她在远隔千里的上海，在电话的那一头，给我们详细讲解这种技术的功能和原理，耐心地把那些专业理论说得可以适应我们的理解能力。原来恶性肿瘤细胞的代谢水平和正常细胞有着明显区别，PET正是利用这个规律来观察你身上的异常细胞。这一技术在临床上没有任何副作用，其敏锐程度甚至不会遗漏小于一厘米的恶性肿瘤。不过，医生很少主动要求病人做这种检查，因为它的价格高昂，做一次全身扫描要上万元。
晓东听了这一番话，立刻催促我去做PET。我却有一种本能的抵触，想想自己活了50多岁，看病吃药的钱加在一起也没有这么多啊！
不管怎样，我们再次去了医院，结果居然很不幸地让金医生说中了。全身PET扫描暴露出左肺上叶的病变。接着，CT(计算机层析成像)再次证实它确凿无疑地存在，而且正是隐藏在我的锁骨后面。更糟的是，胸部扫描不知怎么竟弄到肚子上，扫出我的肝脏也有肿物。
现在，我躺在床上，一会儿昏沉一会儿清醒，想让自己静下来却怎么也做不到。我开始相信，这不是噩梦，是真的。我正面临最坏的结果。
我禁不住在脑子里搜寻关于癌症的知识，可惜当时我对这个领域的了解少得可怜，所有的知识其实只不过是一句话：癌症就是绝症，癌症确诊报告就等于死亡判决书。我的亲友中有好几位身患癌症，他们临终前的羸弱之躯和绝望目光给我留下了深刻记忆：人是如此渺小，癌的力量又是如此强大。此外，我还有一些模糊不清的印象：癌症的发病率在迅速增加，越来越逼近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似乎也在助长这种势头。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它有一天竟会落在自己头上。
有一会儿，我开始怨天尤人，还埋怨自己：为什么是我呢？我上辈子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老天爷为何要下如此狠手？为什么我就没有好好养护身体？为什么我就没有好好享受人生？我沉浸在这一连串的“为什么”中，情绪低沉。好几个月后我才明白，原来这种怨天尤人自责自悔的情绪非常有害。它和恐惧、急躁并列，可以算作癌症患者最糟糕的三大心理特征，也是我们康复之路上危险的陷阱。
接下来的两天，我的影像胶片在北京医院的好几个科室里会诊。肝部肿瘤很快被排除了，看来还不到“全身转移”的地步，不过，结论依然很坏。脑部病灶和肺部病灶是确定无疑的，医生们也有充分理由把两者联系在一起：肿瘤原发部位在左肺，脑袋里的是转移瘤。“如果是这样，就是肺癌四期。”胸内科的一位专家这样说。中国式的“专家门诊”医生下班了，病人也散了，刚才拥挤不堪的医院走廊现在空荡荡的。我倚着晓东，两人并肩，蹒跚而行，感觉又冷又无助。在经过令人难以承受的路上颠簸、漫长等候和期待之后，我们沮丧地发现还是在原来的起点上踏步，不知道该怎么办。
周围的朋友纷纷建议我们去北京天坛医院，大家都说，对付我这种病，这家医院是最好的。我们所能得到的全部资料——新闻、研究报告和网上信息，也都显示它的神经外科是“全国排名第一”。有位“主任”，拥有一大堆耀眼的头衔。还有人告诉我们，他是我们国家最好的神经外科专家、手术台上操刀开颅的高手，既迅速又可靠。
靠着晓东的搀扶，我摇摇晃晃走出家门，就像所有癌症患者一样，开始了慕名投医的漫漫路程。马晓先早已闻风而动，千方百计去联络这位权威，可惜不能如愿。她告诉我，“主任”不在北京。就算在，想要见到他也是难上加难。幸运的是，她找到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的另外一位医生，也是一位“主任”，也是大权威，也拥有很高的专业水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于是我们打定主意，无论如何要见到他，来一回最权威、最专业、最有临床经验的诊断。
忍耐了两个小时的路上颠簸和头晕目眩，又花了300元挂上专家号，我们终于获得机会面见这位专家。尽管是个“特需门诊”，却没有谁来给我们约定一个准确时间，所以还要经过一番漫长的等待。四周全是等候就诊的病人，绕着专家诊疗室外面的门廊坐了一圈又一圈，每一张脸都带着混沌不清的绝望和希望。这也显示出此人的确享有盛名，肩负着如此众多的期待。我好不容易找个座位坐下了。由于眩晕和畏光，几天来我一直半闭着双眼，还戴着一副墨镜用来遮光，即使在屋里也不敢摘下。
我们在昏暗之中耐心等了三个小时，终于在下班前的最后几分钟见到“主任”。我不知道这位“主任”和那位“主任”究竟哪个才是神经外科主任，反正听到别人都叫他“主任”，我们进门也就忙着叫“主任”。他不动声色，只微微点一下头算是作答。
我的内心充满敬畏，意识到这是一个关键时刻，赶忙摘下墨镜，努力睁开双眼，尽力传递我的尊敬，同时想要看清楚这位能够救我性命的人。
于是我看到一个保养很好的中年男人。他只看了我一眼，便把注意力集中到我的核磁共振胶片上。我强打精神，试图叙述我突然发作的症状，可是很快发现他对我的话不感兴趣。他的热情似乎只在向他对面的年轻医生侃侃而谈，年轻医生则是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是可以感觉到，他认为我脑袋里的病灶是恶性肿瘤，并且列举胶片上呈现的种种特征加以证明。
我努力提高声音，希望他的注意力能转移到我身上来。他看我一眼，因为我打扰了他而显得很不高兴。“突然发作的？”这是他第一次对我问话，我还来不及回答，他就自己先得出了结论，“不会是突然的吧！”
我注意到“突发”这个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但在转瞬间就被他否定了。看来他不相信病人，只相信机器，相信那张没有色彩、没有温度、没有生命的胶片。也许他认为我的脑子已受损害，必定思维混乱，所以根本不相信我还能讲清楚事情经过。不久之后我就知道，头部疼痛眩晕的症状是“突发”还是“渐进”，对其病灶性质的临床诊断是个关键依据。由于“恶性肿瘤”的生长是个渐变过程，所以伴随而来的症状通常也会由弱到强，而不会像“脑炎”或者“脑出血”那样“突然暴发”。可当时我还完全不知道这中间的区别。我由衷地觉得自己是那么无知、那么渺小，而面前这位专家是那么博学、那么伟大。“主任”延续着自己的思维，对我依然视而不见。他的目光还在他的学生身上。他从喉咙深处缓慢地发出一种坚定不移的声音，像讲课，又像训话。为了让自己的话更有说服力，他伸出一根手指，用力地在我的胶片上指指点点。这样的过程持续了几分钟，他一直在对他的学生高谈阔论，就像在发表演讲而不是在为病人治病。我忽然觉得自己并不是他的一个病人，而不过是一个病例，在适当的时候自己送上门来，做了他的教学标本。
这种感觉很快影响了我的心情，让我疑惑。我能理解由于病人太多，所以医生只能让病人排很长时间的队，看很短时间的病，但我不能理解他们怎么会如此不在乎病人的心理感受；我能理解医生因为见多不怪而产生的不耐烦和冷漠，但我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只知道那些仪器、胶片和检查报告，而完全不顾及病人自己的身体症状；德高望重的医生门下理应高徒满座，他们利用临床病例来教导弟子也是必不可少，可是我很难想象，他们既然已经与病人“特约”自己的时间，并且为此收费，竟又不肯把时间专注在病人身上。这情景就如同你花了一大笔钱之后来到期待已久的埃及金字塔，经验丰富的导游把钱揣进口袋却视你如无物，扭过脸去教导他自己的儿子如何谋生。
晓东和我一样，急于把他的注意力拉回到我们身上。在经过两小时的路途劳顿和三小时的等待之后，这种心情着实难免；更何况她还急切地想要弄清楚我脑子里的东西和肺上的病灶是否有关，因为这关系着她丈夫是有救还是没救。她终于忍不住打断了专家的演讲，把这问题再次提出来。“你想让它有联系？”他朝这边斜了一眼，不肯回答问题却刻薄地反问一句，嘴角带着明显的嘲弄和不屑，“是吗？”
我们慑于“主任”的威严，不再作声，只敢在心里嘀咕。尽管我并不指望能在这里得到明确结论，却怎么也没想到，他会用如此盛气凌人的方式来对待一个他说不清楚的问题。
然而让我意外的还不只这一个“问号”。在向他的学生展示了渊博的医学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之后，“主任”在我的诊疗本上写下他的高见。他记录了左脑的“占位性病变”，还写了右小脑和右脑顶部都有“异常信号”，结论是：胶质瘤？多发转移性病变待除外。“左脑”“右脑”，还有“右顶”，这表明至少有三处病变！“胶质瘤”“占位”，还有“多发转移”，这表明它们都属于“恶性”！
此外还有一个“？”和一个“待除外”，表明这是一个既明确而又大有回旋余地的诊断结论！
告别“主任”时天已大黑。医生下班了，病人也散了，刚才拥挤不堪的医院走廊现在空荡荡的。我倚着晓东，两人并肩，蹒跚而行，感觉又冷又无助。在经过令人难以承受的路上颠簸、漫长等候和期待之后，我们得到的仅仅是一张“专家门诊挂号费发票”，以及一篇演讲、一个“问号”
和一个模棱两可的“待除外”。我们沮丧地发现还是在原来的起点上踏步，既不能确定自己得了什么病，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了这一番经历，我才意识到原来病人的倒霉事还不只是疾病本身。
早就听说过一句话：中国的老百姓在官员和医生面前是最没有尊严的。我了解平民百姓在官员面前的低三下四和逆来顺受，但我始终不能想象，病人在医生面前也会如此这般。现在方知，这话还真有几分道理。病人们花费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的时间来到他们仰慕的医院，可是在这里总不免遭遇冷漠、不屑、训斥、不耐烦和模棱两可。除非他们是高官显贵或者有什么特别的因缘，否则就算是“特需门诊”也不能好一些。他们在约定的时间到达医院，却发现约定的医生总是忙着干别的，好不容易轮到自己，医生不是给自己的学生上课就是接听手机。他们在医生那里感觉不到温暖和同情心。他们对医生，特别是对那些拥有专家头衔和权威的医生寄予了那么多的希望，可是通常只能得到一个“待查”“待除外”“可能性大”，或者仅仅是一个问号。
用文字甚至标点符号来表达一种“模棱两可”的诊断结论，对医生来说是最简单、最安全的选择。医生要给自己留有余地，可退可进。即使锯开你的脑壳，挖去一块脑仁去做病理检验，他们还是会说，不会百分之百准确无误。但是，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说，这种“模棱两可”比一个最糟糕的诊断结论还要糟。在以后的15个月里，类似的演讲和诊断我又遇到许多次，而我除了越来越疑惑和沮丧之外，似乎别无收获。一想到还要按照这位大牌专家的指点去完成新一轮检查，然后把“专家门诊”如此这般重来一遍，我的脑袋便越发疼痛眩晕起来。恐惧的由来在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所有恐惧中，没有什么比预知死期将至更加恐怖了。我可以选择去医院切开脑袋，也可选择待在家里。这可真应了癌症患者圈子里流传的一句话：治，是找死；不治，是等死。
旧历新年很快就来了。我躺在朦胧的暮色中，想这想那，明知恐惧有害无益，还是忍不住想象死神降临时的情形。邻家大门贴了“恭贺新春”的年画，隔着墙壁隐约传来琴声笑语，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年劳顿之后的一段休闲、享受和意趣盎然的时光，可是这一切已经与我们无缘。全家人完全脱离了正常的生活轨道，恐惧和绝望的气氛在家里弥漫。这时，即便是看到自己的病危通知书，或者是看到死神破窗而入，我也不会惊讶。
晓东坠入服丧般的悲痛之中。她不住地自责自怨，后悔过去几年没有随我到上海去，没有好好照顾我，没有阻止我没日没夜地工作，所以她现在再也不想让我从她的视线里消失。她不再去上班，不再去学习英语，不再去旅游，也不再去看晚间的音乐会，她对所有的社交活动不再有热情，甚至对她酷爱的滑雪和游泳也都兴致全无。“没有你，”她对我说，“我再也不会做这些了。”
她现在的每一分钟都和我在一起。晚上看着我睡着，自己睡不着。白天给我做饭，自己却吃不下去。挨到我精神好些，便扶我在屋里走几步。饭后，她扶我躺到床上，给我读小说。她说那是很不错的小说，其实对我来说，读什么都一样，我只是想在她的声音中慢慢睡去。等我睡过去之后，她又匆匆出门，从这家医院跑到那家医院，强忍眼泪听着医生的令人绝望的话，到处打探癌症患者的治疗信息，然后心灰意冷地回到家里，在屋子中间来回转悠。夜深人静，长跪不起，双手合十向苍天祈祷，她在医学的殿堂里感觉不到希望，只能从神灵的声音中得到慰藉。有一会儿她心情稍平，可是很快便又不能自制，缩在沙发的角落里痛哭失声……
我们仍然瞒着母亲。她已82岁，正在等我们回家过年。父亲因患肝癌早逝，母亲在痛失亲人之后，坚强而健康地生活了20年，直到她自己也患了胃癌。在经历了一次胃切除手术和两次骨折修复手术之后，她明显地老了，精力一年不如一年，眼睛看不清楚，耳朵也聋了，只能借助于助步器行走。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全都不在她身边。只有在周末和节假日里，我才能回去看望。在母亲看来，和儿女们一起吃顿饭是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除夕那天我强撑身体，拄着一根拐杖去看母亲。母亲耳聋眼花，看我不清，可是一见我的身影就开心地笑，用我的小名不住地呼唤，凑到近处仔细看我，却对我的病态浑然不觉。我过去总希望医生能治好她的眼睛和耳朵，现在却有点庆幸我在她眼里只不过是个模糊不清的儿子。
全家人一起吃了年夜饭，然后在一起拍照合影。父亲去世后的20多年，每个除夕夜我都是和母亲在一起度过的，照片也留下无数。但是今夜不同，我满脑子都是一个念头：这是最后一个春节了！
我打起精神，努力睁大眼睛，希望不要在这最后一张照片上留下个病恹恹的样子，却模模糊糊地看见橱柜里面父亲的遗像。
时间伴随着接踵而至的消息迅速流逝——坏消息，对坏消息的否定，然后是更坏的消息。万家欢庆、爆竹声声的时候，我们更加绝望。我们不再谈论滑雪或者旅游的计划，而是谈论锯开脑壳是个什么感觉，以及把脑子切去一块之后会成什么样子。
要不要接受手术成了家里最紧迫的话题。像所有遭遇癌症袭击的家庭一样，我们心情急迫，度日如年。甚至不能等到春节结束，晓东便匆匆赶往上海，随身带着我在北京的全部会诊记录和胶片。一想到要切开脑袋，我们就倾向于到上海去。不仅因为那里的华山医院拥有一个非常好的神经外科，还因为我在那里工作多年，知道上海人禀性精细做事严谨，不像北京人那样大而化之，做朋友让你畅快淋漓，做事情却总让你不能放心。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都抱着一点侥幸心理，希望上海的专家能够否定北京的诊断。因为在这个国家，要论医院的医疗水准，上海是唯一能和北京媲美的了。
就像几天前北京的朋友刻不容缓地把我送进医院一样，我在上海的朋友们已经行动起来。其中有一位名叫曹焕荣，是人民日报华东分社社长，和我同龄，由官场序列来说，他是我的上级，但是我们之间保持着很深的朋友式的友谊和关切。他比我更执着地相信，上海才是能够拯救我的地方，所以分秒必争地为我寻找最好的医生。接下来的24小时，对我的会诊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安排妥当，就连春节长假也没有耽搁它的节奏。
晓东到达上海那天是大年初四。走进华山医院会诊室的时候，屋里已经有一群人，围着大会议桌坐了满满一圈，都是上海脑癌和肺癌治疗领域里最好的专家。大家彼此拜年，互道珍重。可惜这种轻松气氛很快就被我的胶片给打断了。专家们的看法是一边倒的，几乎是在重复北京专家的诊断。肺叶上的病灶不算大，不能有定论，也还有时间继续观察，可是“脑瘤”这个结论看不到任何翻案的希望。
北京造就的绝望气氛，在上海被进一步强化了。专家们甚至还有更大的担忧：由于颅内肿瘤靠近脑干——生命中枢，所以手术过程很容易伤及脑干，危害生命。要想避免意外，就只能切除肿瘤三分之二的部分，因而剩余部分仍会继续生长。如果不手术，脑瘤的生长随时可能压迫脑干，照样危及生命，所以我的死期更加紧迫——可能“只有三个月”。
专家们的陈述大致上勾画出我的未来之路：1.尽快实施开颅手术。然后……2.手术后的继续治疗，也就是化疗和放疗。然后……3.密切观察肺部病灶的变化。准备实施第二次手术，打开胸腔，切除肺叶。然后……4.继续化疗，继续放疗。……
有一段时间，晓东显然被专家们的热情和诚意打动了，开始盘算我的开颅手术。那个晚上她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做好到上海的准备，还说华山医院副院长已经带她看了为我准备好的病房。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所有人——晓东、我，还有医生们——都已不作他念。一切具备，就差把我推进手术室里了。
但是晓东仍然怀着最后一丝侥幸心理：就算是脑瘤，也别是从肺上跑过来的转移瘤。她在金医生的陪伴下，又去了上海肺科医院寻访一位专家，只想弄清楚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脑子里的东西和肺没关系？”“我不敢说100%是有关系的，”具有高度专业敏感又从来不肯把话说绝的医生尽量委婉地回答，“能说有98%吧。”“我们只有2%的机会？2%？”“作为医生，我想建议你到上海来做手术。”他接着说，“但是作为朋友，我劝你一句，还是别到上海来吧。”“为什么？”“因为……因为……家人都在北京。”“他是在担心，”晓东后来对我说，“你能活着去上海，却有可能不能活着回北京。”
在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所有恐惧中，没有什么比预知死期将至更加恐怖了。晓东打来的电话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象手术台上的情形。我可以选择去医院切开脑袋，也可以选择待在家里。这可真应了癌症患者圈子里流传的一句话：治，是找死；不治，是等死。
我躺在床上，仰面朝天，意识在睡梦和清醒之间游移，灵魂仿佛在人世和天堂之间漂浮。有一阵子，我觉得非去医院不可了。有一阵子，又想到不管怎样我已来日无多，于是强睁眼睛环顾这个家，扶着墙壁走了一圈，不免惆怅。12年来，我在这个家里住的时间很短，现在一旦离去，也许就真的回不来了。我开始默默地和它告别，又在脑子里想象自己的后事，接着想到遗嘱：1.不要单纯依靠药物维持我的生命。如果成了植物人，请立即为我实施安乐死。2.不开追悼会。不要遗体告别。不留骨灰。不开任何形式的追思会。不让媒体以任何方式提及此事。……
忽然我又想起一件事来，要在晓东从上海回来之前办好。我摸索着，把家里的账单、存折、信用卡全都找了出来，半睁半闭着眼睛把密码一一写在纸上，收拾停当。我这老婆一向不问家里钱财，也不知道我究竟挣了多少钱，又放在什么地方，所以我想，如果我一去不返，得让她能够找到。
做完这些以后心里稍微轻松，感觉自己今生已经了无牵挂。如果说还有什么遗憾，那就是在过去的岁月里没有用更多时间和他们母子二人待在一起。结婚25年来，我们一直聚少离多，可我竟从未把这当一回事。人总是不在乎自己拥有的东西，要等到失去的时候才知道珍惜。
疾病击中了我身体内最脆弱的环节，让我变得多愁善感。妻子不在身边让我感到孤独和无助，好在有儿子守在身边。他一放假就回家来陪我，朝夕不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耐心和体贴。几天前，他从妈妈口中知道了我的病情，母子二人抱头痛哭一场。从那一刻，他已长大成人。
他为我买来一大堆光盘，包括所有相声大师的全集。他正在想方设法让我开心，就像他幼年时代我总是千方百计哄他笑一样。
我试了试，尽管头痛不已，眼睛不能睁开，但是耳朵的听觉依然健在。我开始重听那些耳熟能详的老相声，还第一次听了郭德纲的新段子。笑声重新回到这个家。它让我的注意力从疼痛不已的脑袋上离开。
我开始聆听更多的声音。有古典音乐，有轻音乐，尤其是钢琴、长笛、古筝和琵琶的音韵让我觉得舒服。有一张光盘是多年以前在杭州灵隐寺买的，名叫《佛颂》，一直尘封在案，现在打开了。一曲响起，缓缓荡漾，余音绕梁，由身外到心内，渐渐宁静、纯洁和虚空，不禁悠然神往，有一会儿甚至忘了疾病。
大约在第六天，我试着自己下床，手扶墙壁在屋里行走。还好，头晕眼花的程度并没有加重，我也还能支撑自己。于是我得寸进尺，走到院子里。儿子在一旁搀着我，极力找些轻松话题对我述说。父子二人沿着花园里的小径走了一圈，再走一圈。“他小时候，我牵着他。现在他大了，我老了，他牵着我。”我这样想，“人生有此，还有什么不知足呢！”
晓东初五那天回来了，心里怀着一个强烈的矛盾，一直纠结：想要把我送到上海去接受治疗，又怕应了那个医生的话，一去不回。她一路上不住流泪，从上海流到北京，推开家门，却见我和儿子正坐在餐桌前聊天，笑声不断。柔和的灯光包围着我们，充满温馨。她后来告诉我，就是在这一刻，她做了个决定：不把我送到上海去！即便只有“三个月”，也要让丈夫和家人在一起，快乐地度过每一天！中外医生之对比轻率、傲慢和自以为是，是导致一个成功者犯错误最重要的原因。越是绝顶聪明、功成名就之人，就越是不能避免。把自己的性命交到这样的医生手里，我不觉得是个明智的选择。
我和晓东多年前就有个约定：我们中间无论是谁，也不管得了什么病，彼此应当如实相告，不必隐瞒。她是性情中人，易喜易怒，容易在事实中间加进强烈的个人情感和倾向，却是个最好的信息收集者，也是个最好的叙述者。她有本事在最短的时间里见到我希望寻找的医生，还能在我做出每一个选择时给予莫大的帮助和鼓励。她从不吝惜自己的建议，但是，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她就会说：“不论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会支持你。”
现在，她没有保留地对我叙述了她的上海之行，告诉我专家的诊断，也说了她的想法。我仔细倾听她说的每个细节，搜索其中哪怕最细微的对我有利的证据，就像一个行将淹死的溺水者，拼命想要抓住任何一根救命稻草。
结果我们还真的找到一点希望。那是周良辅教授的一个建议，他要我们对脑部重新做一次核磁共振扫描，但是必须加上“波谱”。他解释说，这是国外的一项新技术，有助于确认颅内肿物的性质，甚至还能更准确判断它与肺部病灶是否有关。周良辅教授是上海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主任，也是国内这个领域里最权威的专家之一，所以在我们看来，他的建议实在比泰山还重。
我毫不犹豫地去了医院，再次接受脑部扫描，期待着周良辅教授所推崇的新技术带来佳音。明知希望渺茫，还是望眼欲穿。“波谱扫描”的检查报告至少还要等上三天，我们意外地收到来自欧洲的消息。妹妹告诉我，对于我的病，国外专家的看法和国内专家并不完全相同，至少没有那么悲观。对我们来说，这是几天来唯一的好消息了。妹妹本来就是医学领域里的一个专家，她的专业是糖尿病的研究和治疗。她在比利时供职的研究室，是全世界这个领域最好的研究机构之一。尽管如此，她并不认为自己有资格来评判神经科和胸科的疾病。所以在接到我们寄去的胶片后，她立即请相关领域的医学专家会诊，包括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主席Jacques Brotchi先生、比利时荷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VrijeUniversiteit Brussel，VUB)医院的Johande Mey先生、法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Universitélibre de Bruxelles，ULB)医院的DanielleBalériaux女士。
她后来对我详细叙述了会诊的经过。
在一间拥有一个硕大读片器的房间里，这些医生把我的全部脑部胶片——总计九张——依次排开，整整齐齐悬挂了半面墙壁。他们拿着放大镜，仔细查阅每一张，又认真倾听妹妹转述我的发病经过，对他们认为很重要的细节不厌其详地反复询问，然后回到那些胶片旁，重新依次查阅。
整个过程持续了大约60分钟，然而还没有完，他们又把胶片的数码文本拷贝到电脑上，经过放大处理后再来比照，这才形成自己的意见。
这样的会诊先后有过两次，结论大致相同：1.单从胶片所显示出的病灶来看，良性的可能性只有2％；2.但是从病人脑部症状是“突发”而不是“渐进”这一点来看，这一病灶不像肿瘤，更像一种罕见的炎症；3.所以，脑部病灶有50％的可能性不是肿瘤，或者只是良性肿瘤；4.脑部病变和肺部病变没有关系的可能性更大。
这四条中，第一条，他们和中国医生的意见基本一样；第二条，所有中国医生都忽视了，外国医生却将其作为诊断的重要依据；第三条和第四条，中外医生的意见有很大不同。
鉴于此，国外的专家们认为，仍有进一步确诊的必要。当然他们并不认为自己一定正确。由于没有见到病人，他们甚至不认为这是一个正式诊断。他们极力建议我们在中国重新来一次会诊，要请最好的医生。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主席Jacques Brotchi先生还当场向我们推荐了一位，说他是中国这个领域里很有名的医生。一问，原来正是我们试图寻找却未能如愿的北京的那位神经外科专家。
妹妹当即决定从布鲁塞尔赶回北京。她把自己对Jacques Brotchi先生的信任毫无保留地转移到这位从未谋面的中国专家身上。
妹妹乘坐的航班凌晨5点到达北京。在连续10个小时的空中劳顿之后，她坐上一辆出租汽车，从机场直奔那家大医院。我本想让她先回家休息一下，可是她不同意。她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见到这位中国专家。
晓东在同一时间去医院与她会合。两人花了300元钱匆匆挂号，然后和一大群病人一起坐在走廊里排队等候。虽然还要好几个小时才能见到那个期待已久的人，可是她们已经激动起来。作为一个医学专家，妹妹的脑子里面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她只不过是期待这位中国专家做出一个认真严谨的诊断，就像几位国外医生一天前做过的一样。
不过，她马上就要失望了。“很有名的中国专家”在他应当出现的时间真的出现了。她们开始叙述我的病情，尽量使自己的语言简短和精确，可是对方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当她们说话时，他根本就不正眼看她们，也很少发问。他甚至在这次会诊刚刚开始时，便已经急于结束。
仅仅在一天前，妹妹亲眼看着几位外国专家把这九张胶片反反复复地看了一个小时。现在她却惊讶地看到，这位中国专家只不过在九张胶片之中挑出三张匆匆看了几眼，就开始下结论了。
他接连说了好几次“转移瘤”，还说了一些“必须立即手术”之类的话。“如果不马上手术会怎么样？”晓东问。“不手术？那就等着呗！”专家说，第一次正眼看了一下她们。
两人都听明白了：“等着”的意思就是“等死”。
妹妹心里有很多问题想要提出，还想把国外专家的看法说给他听，可是还没开口就被他打断了。转瞬之间，她们听到他在招呼下一个病人了。
她们就这样匆匆赶来，又匆匆离去。
看看表，这次“特需专家门诊”总计不过三分钟！
医生对病人的影响是迅速和压倒性的，特别是那些拥有专家头衔、每次收取高额门诊挂号费的医生。病人本能地想从他们那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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