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伍立杨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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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龙在渊：章太炎传试读：
题记
他对同僚也甚体贴入微，霭若春风，同时却又怪话连篇，无理取闹。他从事革命是以笔耕、笔战方式出现，但他的文字影响所及，几乎是直接导致了近代最著名的政治暗杀大案。
他和康南海康有为同样是与古为新，但在古文今文立场上就截然对立。
他的学术思想开朗而邃密深沉，他以为史学乃民族心魂的体现和寄托，离开史学而空言民族心魂将徒具皮囊。如此切要之学，关涉天下兴亡、国脉民命之荣衰。
他是文化圈的巴尔扎克，他是学术界的恺撒大帝，他是言论界的麦克阿瑟……他具有充量的史所罕见的驱遣文字的力量，他一支秃笔有如齐天大圣的金箍棒，指挥裕如，横扫一切，搅得周天寒彻。
在革命引发的历史转型期，他至少在言论界导出了一个新世界，但他却忽然说革命军兴革命党亡，他是说怪话的大王，他常常发神经一样轻侮他的同僚，谓之群盗，谓之鼠窃狗偷。
梁启超的文字风靡一个时代，但他的文字比梁氏还要充实而有光辉。
梁启超的学术可谓一代超人，但他掉起书袋来梁氏就顿成小儿科了。
他无比严谨，一个异体字也讲究至极；但他却又极端地大而化之，记者曾问他中国火葬始于何时，他坦然答道，潘金莲和西门庆火烧武大郎即是……
人对污名之来避之唯恐不及，他却斩截自承：兄弟我就是神经病。
袁世凯软禁他的时候，他以手杖肆意挥击古物，古瓦名瓷，纷纷倒地，碎片崩弹，听声为乐。
他浑身是胆，他的学术、智慧渗透到每一细胞，但在政轨操作、权谋运用上，有勇无谋，近于小儿。他的学术，就功力和境界而言，可谓总结汇合了前代，却也封存了后代。
他就是章太炎，一个伟大的文士，更是不屈的斗士，也是坚毅的战士。序篇文章深处培养的爆炸声浪邹容不在了，章太炎还在租界监狱中苦磨煎熬。
这时是一九○五年的九月底，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党人刺杀事件，即吴樾刺杀五大臣。
五大臣者：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中右丞绍英。一九○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农历七月二十六日），五大臣自正阳门车站登车，吴樾化装为仆从。为着贴近五大臣，“提衣包欲登花车，为卫兵所阻。适因接驳车辆，车身猛退，而所携之炸弹，撞针受震，未及抛掷，轰然一声，血花铁片，飞溅人丛，烈士已肠穿肢断，面目模糊，尽其党人最后之义务矣。惜乎，所[1]谓清之五大臣者，受伤而未死”。当时的炸弹技术含量低，行李车与车厢挂接，车厢猛然震动，炸弹即被引爆。此次爆炸，当场炸死三人。载泽、徐世昌略受轻伤，绍英伤势较重。戴鸿慈因有仆人王是春在前，颈受轻伤，顶戴花翎皆被削去。
血雨硝烟，迷蒙燕市，烈士殉国之际，年仅二十六岁。挚友赵声（字伯先）得噩耗，大恸曰：“天乎！丧吾良友。”柳亚子说：“吴樾[2]一击，鼠首未殉，而鸾翮先铩，至今谈者酸鼻。”
吴樾烈士是安徽桐城人，字孟侠，生于一八七八年，他的乡人前辈方以智、钱澄之、孙麻山辈都是揭橥民族大义、抱节不屈的智识先进，这里又是人文荟萃之乡。碑传上说他“性和平，貌俊美，少读私塾，天资敏慧”。《清稗类钞》会党编也称他“品学颇高，恒以暗杀党之先锋自任”，一九○二年考入保定高等学堂。求学期间学业大进，曾组织国民教育会支部，并创办《直隶白话报》。一九○五年在北京正式参加了杨守仁等组织的北方暗杀团，他交友非常慎重，非知以心，往往终日相对无语。与他披肝沥胆、许为生死之交的义侠之士，都先后牺牲了，他的至交陈天华蹈海牺牲，汪熔殉难于庚子汉口战役，施从云就义于滦州独立之役。一九○五年上半年，他一气呵成，撰就慷慨盘郁、激昂悲壮的《暗杀时代》。但这篇篇幅相当长的现代奇文在他牺牲后两年，才正式发表在《民报》一九○七年四月增刊《天讨》上面，就此文观之，可见他决意牺牲早已蓄之有素，洵非一时之冲动。他最主要的暗杀目标，是清廷的得力鹰犬，江宁将军、陆军部尚书铁良。为此，特赴东北，与他的知交辽东大侠张榕密议。
吴樾殉国后，遗骸葬在安庆大观亭旁山冈上，孙中山先生题书“浩气长存”。秋瑾为之痛哭招魂，说他“百炼刚肠如火热”。他的诗文清廷实深畏惧，因多销毁，现仅有十四篇传世，而《暗杀时代》是其中分量最重者。烈士之行为之所以不啻是惊天动地的狮子吼，而与一般社会匹夫奋衿、江湖联群相形高下悬殊，乃因其不但执冷热武器，决疣溃痈，更早已将深刻思想悬之露布，达之飞檄，使世间有情，恍然惊觉。《暗杀时代》是清末民初为着正义的暗杀，最为详审、精密、辩证、全面的一篇论著，并且极具可操作的指导意义。其文之所作，又有结纳天下豪杰相与扶持砥砺之意。它的风格，既有磅礴雄放、豪健遒劲的阳刚之美，又郁积着激愤悲怆的深悲大痛，字字千钧，仿佛贯穿太空隐隐不息的雷霆之声。析理明如水镜鉴物，结论则似顺势运斤，其志可嘉，其风可慕，全篇冶议论情感于一炉，文采斐然可观。中国近代第一流的学者章太炎先生在《讨满洲檄》中尝指出清廷十二大罪状，说他们“传嗣九叶，凶德相仍”，《暗杀时代》则据之进一步发挥。
全篇近两万字，分十四节，分别是：序言，暗杀时代，暗杀主义，复仇主义，革命主义，揭铁良之罪状，杀铁良之原因，杀铁良之效果，敬告我同志，敬告我同胞，复妻书，与妻书，与章太炎书，与同志某君书。
其魄力之雄伟，真足以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
第十三篇《与章太炎书》，以观先生行、读先生言而生发“顶礼膜拜”之大敬畏心。章太炎先生是近代有大思想、大学问、大气魄的革命家、哲学家，在知识分子及青年阵营中影响深巨。作者冀盼太炎先生在潜意识中能知道四万万人还有他这一个崇拜者。从前无缘谒见，但曾期望国族独立之日相聚，现在作者已抱决死之心，期望化为泡影，“而今已矣！”这是何等苍凉的感伤。原来还打算以文章当面求教于太炎先生，也只是一场梦幻罢了，这时章太炎因一九○四年的《苏报》案，被清廷投入囹圄，在狱中仍秘密筹划组织光复会。作者写此文时离章太炎刑期还有一年。所以作者写道：“危哉！先生。计先生出狱之期在迩，饮食起居，不可不防他人之隐害。”爱戴眷注之情，直可悬诸日月。《暗杀时代》这篇论文，他也希望太炎先生日后能够了解。“此中之大意，问之同志某君便知”。
吴樾写道：“暗杀者，吾党之战兵也。复仇者，吾党之援兵也。”
该长文第十四节系写给赵声，因此去必然牺牲一己之性命，故其对赵声的寄望乃是“异日提大军北上，而为某兴问罪之师者，必吾子也”。
对于章太炎，则全是文章寄托、文章影响、文章崇拜。一节千字文，数处提及想请章公修改文章，或以其文求教于章。
因与太炎先生尚未有一面之雅，但因太炎理念文章影响，“先生之心志，早为某所洞悉而顶礼膜拜之矣”。他断定邹容在狱中死于清吏之毒杀，委托章太炎日后代为祭奠邹容之灵，邹是不自由中求自由而死，他本人亦将为求自由而粉碎一己之躯干。
对于章太炎，青年人诵其诗，读其书，知其人，长时间有一种把栏杆拍遍，一条万古水、向我手心流之郁勃！
文字鼓吹的内在动力，令一代青年，翕然感慕，怡然风从，九死无悔。
同盟会、南社革命文人一扫国人不武之积风，挺身而诛暴吏，遗泽后世，倡明公理，发皇人权，较诸古之任侠，更为果敢勇毅。其精神资源，可以说直接来自于章太炎，或曰章太炎们。
某种意义上，章太炎可以说是吴樾事件的导成者，《暗杀时代》的这个章节将感情、由来、进行方式交代得很清楚，且与太炎具有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青年人心中的舆论偶像，革命领袖与学术大师双子星座集于一身。
[1]《辛亥人物碑传集》，第95页。
[2]《磨剑室文录》，第267页。第一章明末先贤预置的火种——太炎的青少年时代——山水、思想、人物——复兴意识潜伏民间——拜师读经——时务报时代——与保皇派最早的冲突
章太炎幼年生长之地，差不多和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所描绘的相契合，堪称浙中福地，居民外来者、迁徙至此者实繁有徒。
这里就是余杭东乡的仓前，山川朗秀，水路纵横，远眺杭州西湖诸峰，黛色隐约，仓前的前面却是广阔的平原，此间的居民，尤其是明代迁徙而来的士绅家族，还保持着数百年前谨愿的风气。仓前的地形，也颇得力于官塘河，灵淑钟毓、活力充沛的水流，昼夜不绝地奔腾向前，仓前人自有一种含蓄而宏伟的气度，壮大的胆识，就因为得到山水间宏越气势的缘故。
仓前至今仍是余杭区的一个镇，镇上老街保存尚完好，塘河两岸还有不少水埠头的遗迹，只是早已不见了当年商船云集的繁华。塘河又称官塘河，民间叫作运粮河，水量不小，雨季浪翻水滚，居然是白茫茫的一片，其景致颇有“碧溪摇艇阔，朱果烂枝繁”的意思，现在当地人尚在河中举办每年一度的龙舟大赛。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所涉及的钱氏爱仁堂药铺旧楼，外壁上的钱姓墙界字样清晰可辨。太炎的故居在老街正中，还保存着清末时节的建筑状貌。门前放置多棵铁树盆栽，清寂安静，人迹罕至。
元末文学名家宋濂论浙中山水，尝谓：“洵天地间秀杰之区也，产于斯者，族每繁衍而悠长，高智远略之士，多由他郡徙居之，若大羽之乔林，巨鳞之沧海。”约略可以说明地理因素对于文化学术的决定性掌控作用，丹纳的《艺术哲学》尝提出种族、时代、环境三元素，因为地域氛围的不同，才造成各国文学迥异的特质。这种差异，不外是地理环境、气候、物产、民族习性、饮食、文化传统、血统等等的分别所造成。
但宋濂的这句话，在明末为弥天的血光所阻碍而大打折扣了。
南宋末期，北方强族南进杀戮，先是国事蜩螗，后来也有一段时间的偃武修文。章家住在仓前的镇上，他们在明初由浙江分水（今桐庐）地方迁移而来。太炎自谓：“吾家当明之盛，始迁余杭，族居东乡四五百祀，子孙朴谨，未尝有大过。先曾祖以下三世，尤以才行学谊称。”早前的生活，尚称悠闲、俭朴、恬静，葆有耕读人家良好的读书的风气。
太炎的姓名、字号，诸如章枚叔、章学乘、章炳麟，似都不如章太炎更为世所知。而太炎之名，实为后起，因其钦慕顾炎武之学问人格，才改名绛、号太炎。
在其曾祖父、祖父两代，各有特点，而其影响则趋向一致。太炎的曾祖章均，长于置办田亩，有良田千亩，又出巨资兴办苕南书院，宗族子弟，多在此学习。他的祖父章鉴，藏书巨量，有宋元明椠本五千卷以上，召集一班子弟，晨夕诵读。此外，祖父研习医术医书多有心得，渐为斫轮老手，为亲族治病常常妙手回春，太平军扫荡江南，完全撕破一般社会结构，至于图书、资财，一时扫地已尽。此前章氏一族在仓前的，约有三百多口人，此时大为减少。他的祖父竟至无以为生，幸得一手诊脉绝活，赖以生存。乡亲有染上疫病者，脉搏已停、气息已脱，只须章鉴老先生一剂汤药，即可起死回生。太炎对于中医学一生都有兴趣，其根源在此。
到了太平天国过后，家里的田亩所剩无几，但他的父亲章濬，仍是读书不辍，不废书香的传承，可以说是三代嗜书如命。章濬一度在杭州知府谭钟麟治所当幕僚，事在咸丰同治年间。而其幕僚眼光、智慧堪称不俗，同治初年，左宗棠督师到了富阳的闲林镇，章濬奉献可供军用的详尽地图，并陈善后之策，对其用兵收拾局面，颇有助益。其后戮力置办田亩，渐渐接近其祖也即太炎曾祖时期的规模，晚年乡居，为人治病，闲时作诗自娱。太炎父亲立有家训，尝谓“妄自卑贱，足恭谄笑，为人类中最佣下者。吾自受业亲教师外，未尝拜谒他人门墙，汝曹当知之。”可见其彰明较著的独立性，太炎处世风调，实多得宜于此。
杰出人物的出现，乃由于时间、空间相摩相荡、交互作用的结果。现实与史地的因素，成长经历对于心性的激发，任何时代所出现影响历史的大人物，总呈现不同的形态，明末有马士英、阮大铖，也有史可法、瞿式耜。清末既有慈禧太后，也有章太炎。
史迹有如磨刀石，风景、山水、思想，所影响的又不止他一个人，何以余杭的山水人文滋养一位重如磐石的大人物，缘于史迹斑斑，其所作用于人，仿佛磨刀石般，使其锋利。
最早的老师，是朱有虔，是他的外祖父。这时他才十一二岁的样子，开始把《十三经》依次授读。而太炎不甘寂寞的心性在此时不期然而然流露出来。书架上的图书如《东华录》，通常不适宜少儿阅读，而他发现了偷读的一方特殊天地。此书较《清实录》更为翔实，尤其其中所载戴名世、吕留良、曾静、查嗣庭等文字狱惨案，在太炎心中激起漫天尘暴，切齿腐心，痛愤逾恒，异种乱华，从此变成他心中的第一恨事，自此无法平息。他外公因教他读经，一次说到“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春秋》有谓“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观点，可见两者正是泾渭分明的。太炎正好读了《东华录》中的文字狱案，他就问道：“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曰：‘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余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论，若果李闯得明天下，闯虽不善，其子孙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论耳。’……依外祖之言观之，可见种族革命思想，原在汉人心中，惟隐而不显耳。”舅父、外祖父向他灌输了王夫之、顾炎武等人关于异种乱华的民族革命思想，君主专制为天下之大害的民主思想。
少儿时代，民族主义、光复旧物的理念何以深埋于太炎的灵府？好像先天受赐一般？按说晚明时节被屠戮的惨苦，钱谦益、王铎等人还曾亲眼目睹，反而和侵入者亲密合作起来，而两三百年后的章太炎，却几乎先天地，冲冠眦裂、不依不饶、没有中间道路、没有商量的余地？这就有个体之于敏悟力、感知力的迟钝和尖锐的渊然分别。对于苦难的感知的深度，异变为一种无形而强大的意志，而同时，反抗的意志也渐次生成，且越加坚韧雄厚。
不错，太炎和他外公的冥契交流中，说到革命的思想，原在汉人心中，隐而未显。正与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中所讲会党的起源是一模一样的。中山先生说：
我们讲到会党，便要知道会党的起源。会党在满清康熙时候最盛。自顺治打破了明朝，入主中国，明朝的忠臣义士在各处起来抵抗……康熙末年以后，明朝遗民逐渐消灭，当中一派是富有民族思想的人，觉得大事去矣，再没有能力可以和满洲抵抗，就观察社会情形，想出方法来结合会党。他们的眼光是很远大的，思想是很透澈的，观察社会情形也是很清楚的。他们刚才结合成种种会党的时候，康熙就开“博学鸿词科”，把明朝有知识学问的人几乎都网罗到满洲政府之下。那些有思想的人，知道了不能专靠文人去维持民族主义，便对于下流社会和江湖上无家可归的人，收罗起来，结成团体，把民族主义放到那种团体内去生存。这种团体的分子，因为是社会上最低下的人，他们的行动很鄙陋，便令人看不起，又用文人所不讲的言语，去宣传他们的主义，便令人不大注意。所以那些明朝遗老实在有真知灼见。至于他们所以要这样保存民族主义的意思，好比在太平时候，富人的宝贝自然要藏在很贵重的铁箱里头，当然要把宝贝藏在令人不注意的地方；如果遇到极危急的时候，或者要投入极污秽之中，也未可知。故当时明朝遗老，想保存中国的宝贝，便不得不把他藏在很鄙陋的下流社会中……因为当时明朝的遗老看见满洲开博学鸿词科，一时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差不多都被收罗去了，便知道那些智识阶级的人是靠不住，不能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所以，要在下流社会中藏起来，便去结合那些会党。在会党里头，他们的结纳是很容易、很利便的。他们结合起来，在满洲专制之下保存民族主义，是不拿文字来传，拿口头来传的。
若说少年时代的太炎，他的民族复兴意识是大人教诲、灌输，那大人、老辈，其思想又从何而来？答案就在孙中山所说的民间社会的潜伏。丢在污秽中的宝贝，是时候要大大方方端出来洗刷亮相的时候了。而太炎在经书中找到的根据，更使得排满的思想，往来激荡于胸。
明末知识分子、军政精英的抵抗运动逐次衰微了，他们所遗下的宝贝里面最重要的即是反抗的火种，年轻的章太炎，即是这火种中燃烧极为旺盛的一个，他将燃起先贤预置的熊熊烈焰。
十七岁前，他父亲命他到县里参加童子试，不知他是否由于极度反感，竟昏厥倒地，到他数年后首次结婚成家，乃又犯病，遂为人所知，其实该病早露端倪。科举盛行时，不习举业，根源在接受了他父辈的做人的独立性，并随年龄渐长而扩展之，但其眩晕病患也来得恰是时候，从此有理由不再走此仕途，恰如陆放翁诗云“五世业儒书有种，一生任运仕无媒”。这个时候，他的读书的次序，已由幼年的训诂、少年时代的经书，发展到此时的史传和诸子百家。当然，做人的独立性也表现在初成年时的读书事业的选择上面，即令生发反清之心，吐露光复之言，其父也不加禁止。
诸子的研读，大抵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范畴，秦汉前后的文章敦实厚重，对于胸襟的扩展壮大，葆有奇效。他选择读书环境，绝见其博大的气象，那时他喜欢携书前往周边的山林里面，在深山乔木间，让山水的气息浸透古贤的文字。竹雨松涛，瓜黄李碧，一水飞光，千峰流翠，对于读书思索的深度大有助益。可以说他在弱冠前后，一心一意，读经法古，同时参以诸子、史传，此时康有为首次向皇帝上书，影响士林巨大，他的眩晕的病症偶有复发，酿成一种长期伴随他的慢性病，虽然读书思考未受波及，但他一生脾气蛮大，不能说没有该病症的影响。然而他此时生发了明显的写书的欲望，又多少可见康有为的影子，当时康有为已公开提出变成法、通下情，凡在京师的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多惊走耳语，以为康氏得了严重的病狂症，然而这对于太炎却无所谓，他的眩晕症，对此具有免疫力。
到了二十三岁的时候，那是光绪十六年（1890）的春正月，他父亲一病不起，很快驾鹤西去。太炎亲以深衣装殓慈父。还在他幼年时，父亲在他读书间隙，就和他谈起过死后的事情。谈到生死，他父亲很从容，但强调，在他身后，装殓前必须着深衣，虽然曾任清朝职官，万不可着清朝章服！又说他们家进入清朝已有八代人，每有亡故，均殓以深衣。这种切割乃是民族传承的心脉所在，其言对太炎的震动极大。在他父亲身后，即遵从遗命，以深衣殓装。深衣即直筒式长衫，衣、裳相连，上下缝合，其特征是被体深邃，为汉人古服，与清人服装大异。
父亲的亡故，太炎悲痛逾恒，父亲对其影响特大，这年他已经二十三岁，但因父亲去世，自称此时成为孤儿，可知父亲在他心中的分量，对于清廷更加痛恶。对于一般知识阶层通常要走的仕进之途，公然弃若敝屣了。
擦干伤心的眼泪，遂前往近处的杭州，找到他后来再传弟子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樾，在俞先生主持的诂经精舍受业。
章太炎拜俞樾为师的时候，后者已是七十来岁的老人。当时俞樾主持西湖孤山的诂经精舍，原是阮元资助建立的。其时章太炎正当弱冠之年，在此开始他的七年的寒窗研读生涯。其间经历甲午海战，备受刺激。他所研读的经籍训诂，无一不打上纷乱时代的投影。
俞先生的学问渊深博大，其学术脉络，传承自顾炎武、戴东原、王念孙这一脉，为有清一代朴学巨子。俞先生绝缘声色，具有独行赴渊的深邃人格魅力，太炎断断续续从学八年，在相对很长的这段时间里，出入相得，以师事敬之。俞先生治学，与前人不同，与时人有异，所谓学无常师，左采右获，年深日久，自成一家。一天俞先生询问他的读经心得，说道：“《孝经》有先王有至德要道，先王谁耶？郑注谓先王为禹，何以孝道始禹耶？”《孝经郑注》乃是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郑康成）的传世之作。俞樾这一问，问得深沉，而太炎也几乎不假思索，答道：“《经》云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者，明政治上之孝道异寻常人也。夏后世袭，方有政治上之孝道。故孝道始禹。”
对于这样的解经，扯到政治上，俞樾也不加干涉，反而时予称善，或颇以为然。同时期，太炎也尝从同乡前辈谭献问学。谭献，字仲修，号复堂，杭州人。他比章太炎大三十多岁，曾在安徽等地做地方小官，这时正值辞官归隐的乡居岁月。谭献为有清一代大词人，而其文章则导源于秦汉，是故太炎甚觉亲近。
太炎后来和汤国梨结婚，媒体或后人捧场多说是他的初婚，又说他四十多岁初婚可谓晚婚的典型，实为不审之言。太炎的自订年谱，说他在二十五岁这年，纳妾王氏。并未有妻，却称纳妾，实为一大怪事。似乎在冥冥中，为后来的汤国梨留下名正言顺的地位。
这时他对于战国诸子文字音训的考订，已积累厚厚的两大册，以札记体行文，从训诂到经义再到史地、历法、典章制度……以方法论而言，乃是乾嘉以来治学的正路。
纳妾的次年，大女儿出生了，后来还有两个女儿，这三个女孩的名字都起得古怪，大女儿 、二女儿叕、三女儿 ，分别读作章lǐ，章zhuó，章zhǎn。这里面，渗透着他在诂经精舍课艺作业的投影。这些课艺乃是对经籍文字的诠释，工程量相当庞大。
读书、学业、婚姻、子女，填满了太炎的时间，他在二十七岁时交上一个腹笥充盈的好友夏曾佑。夏氏也是他的同乡，比太炎大五岁，和梁启超、谭嗣同为莫逆之交。夏曾佑辩才无碍，颇多怪论，两人怪得相似、怪成一处，后来太炎更怪得出奇，不无夏氏的影子。夏曾佑精研《成唯识论》，认为只有法相宗才算真佛学，他劝太炎买佛教典籍来研读，且一再叮嘱。他是第一个劝太炎读佛典的人。
甲午战争爆发，中国一败涂地，次年暮春签订《马关条约》，大清朝只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内忧外患一时俱来，民情震恐。康有为恰值在京应试，遂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稍后，呈递《上清帝第四书》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八月中旬，筹建强学会，秋季正式成立。
也是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太炎才开始集中浏览东洋西洋书籍，强学会得到张之洞的支持，予以拨款襄助。对于此会的构架，康有为是以财务垫定为经、名人要人担纲为纬，南北两处开设，即北京强学会及上海强学会。太炎递交十六圆银元会费，就近加入上海强学会。加入的原因，因康氏所有议策，对于知识阶层具有巨大吸引力，太炎也不例外。
康有为的政治主张，隐藏在其《新学伪经考》中。当时，该书已出版五年，悬挂公羊派的旗号，宣扬托古改制思想。他以为这个时候的汉学乃王莽新朝所遗，古文经传，都是伪造，其学说来源于清中期经学家刘逢禄。刘氏以《春秋公羊传》为中心，承接董仲舒、何休学说，强调务通大义，不专章句。到康有为那里，更加恣肆不羁，在清末颇吸人耳目。早年曾过杭州，把他的书拿给俞樾看，俞樾笑着给太炎说，你还说你私淑刘歆刘子骏，这位康有为专门与刘歆为敌，你俩真是冰炭水火啊。
太炎所致力，在《春秋左传》。他的《〈春秋左传〉读》即是驳难今文经学派刘逢禄的。太炎的古文经学，自有其立场背景，就算郑康成他也不尽赞同，他的老师俞樾，对于公羊春秋，并不否定，但他以为“经即古文，孔子即史家宗主。汉世齐学，杂以燕、齐方士怪迂之谈，乃阴阳家之变”。
太炎前些日子曾侍坐谭献，尊之而请教之，但谭献是倾向今文经学的。所以，稍后他遍寻荀子、贾谊、司马迁、刘向诸家勾稽《左传》的古义。王充《论衡·案书》估衡刘向对于《左传》的研究，说他“刘子政（向）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其意是谓刘向悉心研习《左传》，受其影响，家里童仆妻儿都曾一起诵读之。太炎说“夫左氏神趣深博，言约谊隐，故览文如骫，寻理即畼”。探寻文章，仿佛在枉曲深蔚的迷境；寻其理致，好像在荒烟蔓草之中。他顺着诸家的理路侦询，才写成《〈春秋左传〉读》。后来曾把这书的叙录交给刘师培，登在《国粹学报》上。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诋毁古文经为刘歆伪书，经学巨子瑞安孙诒让极为鄙视，刚好太炎写了驳议数十条，不好公开就拿给孙先生看，孙诒让说，康有为氏哗众取宠，取媚于时，可能会领三五年的风骚，且由他去吧。
太炎没有把腹诽的结果公开，但心上自然是老大的不高兴。康有为是个什么玩意儿啊！他还要和他们交游。留一点空间吧。果然，就在他邻近三十岁的时候，就要和康梁共事了。叶浩吾衔梁启超之命，面晤太炎，请其入社。一八九七的一月份，他离开杭州的诂经精舍，转往上海，任职时务报。《时务报》虽称为报，实为一种杂志。早前《时务报》甫创刊未几，梁启超即托人专程到杭州，邀他共同创业。他还有些奇怪，说是您咋知道我？那人就说，您不是曾加入强学会吗？他们都一直记着您的呀。
他们，是指夏曾佑、汪康年、梁启超等人，时务报的元老。
太炎在时务报职务是记者。梁启超的办刊思想是为了批判秕政，至于救世之法，可简括为废科举兴学校，也即育人才、开学校、变官制。康有为的光环实在太大，一天他试着询问梁启超，你们康老师的宗旨究竟焦点在哪里呀？梁氏答说，简而言之，变法维新、创立孔教。太炎心里面顿时又不大高兴，盖以变法维新确为当务之急，而创立教派却有煽动教祸之嫌疑。《时务报》很受坊间欢迎，发行量一度冲到一万两千多份，梁启超后来回忆盛况，极为夸张地写道：“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和清末民初泰半要人、名人、闻人一样，太炎也是从新闻界奋斗出身。《时务报》的发起人汪康年是他老朋友，他的心曲大半向他吐露，而于康、梁，则隔膜渐深。
在一处办报，人际之间看得更清，心理距离却越远。梁启超等昌言孔教越烈，太炎就越反感。康氏追随者放言，他们的老师字长素，就是长于素王的意思，各弟子自取名号，咸言超回、轶赐，太炎不禁想起一个人来。那时汉朝的向栩，此公好读《老子》，时而习静打坐，时而狂放不羁，发起狂来顶系红绳，披头散发，常年跪坐木板，膝印仿佛古物之包浆，老润发亮。久之不言，忽然狂啸，如有客来，殷勤招呼，转瞬即不理不睬视同路人，兴起即打驴上街，召集乞丐胡吃海喝……以其卓诡不伦，那时也有视他为高人的。一天太炎实在是忍不住了，就对康老的弟子说道，你们老师，和那个向栩，倒像是一个人！康老的徒弟们闻言大怒，纷纷厉声谴责。
这时浙江平阳的宋恕宋平子也来到上海，和太炎一谈之下，大为倾心，就此订交。宋恕带来了谭嗣同的《仁学》刊本，太炎觉得谭氏文章杂糅，脉络欠清楚，不怎么喜欢。宋恕深研佛典，劝太炎也研习之，太炎就说起夏曾佑前年的读佛建议，涉猎了《妙法莲花经》《涅槃经》，自觉未能深入，宋恕就劝他读三论宗，也不见深入，偶然看到《大乘起信论》，豁然开悟，自此常读不辍。
西学东渐，西风猎猎，而太炎觉得时人辄将算术物理与政治方略混为一谈。在他看来，“技与政非一术，卓如辈本未涉此，而好援引术语以附政论，余以为科举新样耳。唯平子与乐清陈黼宸介石持论稍实……康氏之门，又多持《明夷待访录》，余常持船山《黄书》相角，以为不去满洲，则改政变法为虚语。宗旨渐分。”
这个细节，可以说太炎的学术研究，正有转向著述的倾向。他和康、梁的分歧，关乎学术运用能否转圜，学术不能直接生搬硬套。
他所做的记者，自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社会新闻的报道者，而是大笔如椽的政论者。当《时务报》出到第十八册的时候，刊出了他的《论亚洲宜自为唇齿》：“中国生其霸心，发愤图自强，综核名实，使卒越劲，使民悫愿，使吏精廉强力，日本将亲睦之不暇，而又何寇焉……夫发愤为天下雄，则百年而不仆；怠惰苟安，则不及十年而亦仆。吾所议者，为发愤者言也，非为怠惰苟安者言也。”
随后的第十九册又刊载他的《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才，谓之革政。今之亟务，曰：以革政挽革命。”
此时的思想还是未全脱离康、梁的变法改制，但对于太炎来说，这是忍着性子，和他们周旋，这种赞同，事实上相当勉强。晚年检定心情，就说对于康、梁此时的托古改制他心里根本“余甚非之”。
学术观点的歧异，在太炎与康梁，毋宁说人格心性的分歧才是根本。
对于康有为无处不在的教皇情结，太炎以为是病狂呓语，不值一哂。先有裂痕，逐渐扩大，直到很快形成鸿沟，全然无法弥缝。最后谈到各人所持学术观点时，已各将对方恨之入骨了。学派除了影响力，徒众的多少也很关键，在这两方面，此时的章太炎都不如康、梁。太炎的弟子仲华这时也在上海，常常论及康派的种种不是，但他学问才力都不够，未能充分驳斥。梁启超的门人梁作霖得知后，就公开斥骂，说仲华是陋儒，是狗曲；而他们的康圣人，得到上天眷顾，葆有预示帝王受命的符兆，此一符命，在十年之内，必然实现。说这话时，目光炯炯，仿若岩下闪电，他举首远望，仿佛得到上天莫大的秘密启示……太炎对此，以为就是一群屎壳郎推着一团屎橛子，两眼放光，跳踉叫嚣，愚蠢狂欢，荒谬僭妄，不可理喻。
太炎胸中的郁愤，实在无法消解，就在熟人间议论，说康、梁辈要说他们是邓析、吕慧卿、少正卯的样子，有一点像，然到底还是拟于不伦。要说他们是钟惺、李贽那样，狂悖恣肆，荒诞不经，则还真是那么一回事！殊不料，隔墙有耳，这话很快传到康、梁圈子。一场祸事接踵而至了。
章太炎本已自承为疯病，但他更指康有为病狂至极。他给谭献写信，说康有为想当比皇帝还厉害的教皇，康有为的目光直而亮，狂悖滋甚，分明是精神病的症状。
矛盾很快激化，根子当然在学术思想的歧异。此前谭嗣同也来，并形容梁启超即贾长沙、章太炎为司马相如，没有提到章的朋友仲华，章很不高兴。先是写文章斥骂，再是当面不愉快，再就打起来了。因章骂康派为教匪，而对方回骂他为陋儒小狗！康派的梁作霖就说，当初在广东的时候，有个孝廉骂我们康先生，就在大庭广众之下，不是被我们打惨了吗！打！由梁启超等带队，一伙人来到时务报，咆哮叫唤，一番拳脚，砸向章太炎和仲华，章也不示弱，予以反击。章太炎的《自订年谱》说那些人来打架，未说梁启超亲与。但据金宏达的《太炎先生》一书说，梁启超还挨了章太炎的一耳光。此事发生后，章太炎便离开上海，移师杭州，为的是康、梁仗势欺人，恐怕又要打起来。
太炎刚进时务报的时候，因阅西报，得知孙中山在伦敦蒙难。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孙先生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次年春，复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规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
清廷盯上了孙先生，不久便发生孙先生伦敦蒙难的事情。
一八九六年的秋天，孙先生要从美国到利物浦上岸。然后，便乘火车到伦敦，及抵达，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他就自个儿到一家旅馆休息。不料，这一切，都被暗探侦悉，而报告给中国使馆。
本来先前在美国的时候，出使美国的大臣杨儒，就和清廷电报往来，设法抓人，甚至还在日本、香港、旧金山、广州等处布置，设想一切孙先生可能到达的地方，要他们万勿放过。本来他们以为要抓一个人是很容易的，谁知时代变了，要在民主国家抓一个政治犯，他们必将付出惨痛代价，于是他们就试图勾引孙先生购买军火，以便栽赃，谁知竹篮打水，先生是空手赴英，于是驻英的清廷走卒，忙着到处撒网。
现在清吏终于在使馆的楼上将孙先生诱捕。威胁要将孙先生押到广东，进行审判，然后正法，或者，装在货物包里，从船上抛入大海，没有人会知道。甚至，就在使馆中，就可以杀人，杀后便可回国领取大赏。孙先生见他如此嚣张，乃不得不正告他，如果他要杀人灭口，将来在广东的会党，必对其家族采取严厉报复。这才打掉了这些人的嚣张气焰。
天无绝人之路，一个较为忠厚的英国仆人，叫作柯尔，在使馆打杂，他进来探视的时候，孙先生便极为精练地从基督的意义讲到专制的凶残，而他所进行的政治改革，就是解救专制下的苦难。这样富有感动力的言辞，终将柯尔打动了。次日柯尔取走了要转交康德黎的信件，后来的史家称为“这一张维系着中华民国创造者生命的救命书”。
康德黎先生清早起来，看见门缝下的字条，非常惊讶，立即到了警署和总警察厅，但他们还是爱莫能助。这时，柯尔又传来消息，清使馆准备以押解疯子的名义，将孙先生杀戮于押解途中。
康先生一方面雇请侦探在使馆外守候，防止他们把孙先生押解上船，一方面寻求报界支持。给《泰晤士报》的新闻线索是“中国使馆之诱捕案”，但是绅士气十足的《泰晤士报》，却还不肯发表。
好在又过了一天，英国外交部长终于知道这严重的情形了，于是派遣了保护人员，监视中国使馆。
接着《地球报》上出现了这样的标题：“骇人听闻——使馆诱捕革命家”。
英国舆论界出来干涉了。然后，英国外交部正式派员向中国使馆要人。先生被释的那天，无数的新闻记者和欢迎的群众围着他。
因打架事件，太炎明显处于下风，对方人多势众，影响力巨大。太炎不由得对孙逸仙这个人发生一种莫名的期待。当时看报，他曾问梁启超，孙是何人？梁氏简要概括道：此人誓言倾覆满洲。顿了顿，他又说，讲革命的，陈胜、吴广那样的人。太炎一时无言，心中却起来一种山河可挽的壮志。打架事件后，情绪十分低落，忽然想起孙逸仙，乃暗自庆幸吾道不孤，稍觉安慰。
打架坚定了分离的决心，四月下旬离开时务报返回杭州，这段合作经历四个月不到。打架之事他先曾告知谭献，谭先生有所劝慰，继又告知汪康年。
这不仅是学派之间内讧的负气出走，也不仅是分道扬镳，更重要的是转变了一种人生的入世的根本态度：“昔为间接之革命，今为直接之革命。”
在上海期间，太炎与宋恕最为相得，甚至说认识宋恕后，才真正开始了解佛藏。他说宋恕“性狂狷，任意气，不遇反为嗛退……然其文辞，多刺当世得失”。宋恕知人论世高人一等，但在当时的环境里，属于非常低调的大知识分子。
这段经历，引起当世名公的注意，谭嗣同给汪康年写信，说章太炎先生“读其文，真巨子也。大致卓公如贾谊，章似司马相如”。而黄遵宪也给汪氏写信说太炎系“高材生，大张吾军，使人增气。论甚雄丽，然稍嫌古雅。此文集之文，非报馆之文”。此为确论，报章专属文论，在清末民初，如戴季陶、雷铁崖等，在民国中期如张恨水、张慧剑等。
回杭后，到了初秋，《经世报》在杭创刊，太炎任编辑、撰述，这是他和报界的不解之缘。宋恕也在上海的经世报分馆任撰述，他写的发刊词有云“今赤县之民，渐知耻也，夫不耻者昏，徒耻者懦，耻莫若学，学莫若会，立学会莫若基报馆”。
以报馆为基础，以撰述为柱石，大笔如椽、横扫千军，宋恕的判断，也不啻为太炎一生的行谊作了预先的说明。《经世报》第一册即刊载太炎的《变法箴言》“创巨而痛深者，宜专精厉意，审所以改弦更张，至人无余思则止”。“变法者，非口说也，必躬自行之；躬自行之而不可济，必赴汤火冒白刃以行之”。“悲夫！昔明之季，尝以谈禅为荣矣。志节虽盛，而其气龋窳，无能济变。其贤者则以王之厨馔、嫔御腥蝼膻恶而不可近，而视天下事若尘垢；不贤者则藉巧说琦辞以为名高，至于敌情之狡诈，兵力之盛衰，地形之险易，蓄藏之充虚，一切不省”。
此则有图穷而匕见的意味、痛定思痛的意思。
经世报之后，一个月内，《实学报》又创刊了，叙例由太炎执笔撰写。此时，他和报刊的关系已经一发不可收拾。有意思的是他写道：“夫报章者，诚史官之支与余裔也……今为实学报，其必念夫墨子而后二千余年，旁魄熔凝以有是篇，必奭然为纪事之书最。”一周后，《实学报》第二册出版，刊载他的《后圣》《儒道》《儒兵》，皆为实学报馆通论，可知他的重量级文章已成为支撑版面的梁柱。随后又有《儒侠》问世，古时侠者不得附九流，诸家摒弃之。但太炎强调侠者的不可无，“然天下有亟事，非侠士无足属。……世有大儒，固举侠士而并包之。而特其感慨奋厉，矜一节以自雄者，其称名有异于儒焉耳”。
当时的知识分子，不期然而然看出了这两家报纸和《时务报》的区别，文字古雅，不像《时务报》那样讨好世俗，并看出了报纸后面办报人之间的敌意。报纸的取向，在潜意识中，至少在办报的技术层面，仍以《时务报》为敌。其中张元济认为《实学报》足以打动守旧者的视听，又足以夺取貌新者之心，以为其声势必将日渐增大。第二章互动 寻求 观察——谒见张之洞——戊戌政变：帝党与后党的攻防——康、梁之出亡——从武昌到台湾——岛屿民性
一八九八年的春上，应张之洞之邀，太炎自杭州启程，经上海，到湖北武昌，谒见张之洞。后者指派太炎襄助办报，其时《正学报》欲在武昌筹办。但在太炎这里，却源于今古经文之分野与张氏有类同之看法。
该报的初衷，源于甲午海战失败的刺激，张氏先是支持康有为及强学会，及所属上海《时务报》、湖南《湘学报》，欲在湖北灌输西潮。然而又不欲受康、梁思想的笼罩，因而拟创办可以羁控的舆论阵地。起初，张氏委托梁鼎芬主持，“一切馆内事宜，凡选刻各报及各人撰述文字，均须节翁（梁鼎芬）核定方可印行”。梁氏对于康、梁的定位是“无父、无君、无人理之逆犯。罪通于天，愿天诛之；毒加于人，愿人殛之”，间接可见保守的成分，与康、梁大异其趣。其时，同光体诗派领袖陈衍，学人沈曾植、夏曾佑均在武昌张之洞幕府。张氏正忙着编写《劝学篇》，同时筹办《正学报》。
张之洞督粤期间已有办钢铁之念，并已着手实践，调至湖北后，乃将已购设备移到武昌，在光绪十六年（1890）于武昌宝武局公所设铁政局，太炎到鄂后即下榻于此。太炎甫至武昌，即自有其腹案。休说与张之洞无法同舟共济，就是和张氏的幕僚，那些名噪一时的大学者，也是同床异梦。《艾如张董逃歌序》：“永历既亡二百三十八年春，余初至武昌。从主者张之洞招也。是时青岛、旅顺既割，天下土崩……民志益涣……张之洞始为《劝学篇》，以激忠爱，摧横议。”《艾如张》《董逃歌》均是太炎在这个时段的诗作，诗中屡言和清廷的九世之仇，势不两立的心境，自然和张氏的忠君爱上，完全南辕北辙。
来武汉之前，曾特意上书李鸿章，盼他能够旋转逆流。当时德国已占胶州湾，沙俄攻入旅顺、大连。他写道：“瓜分之形，皦如泰山，恫天纲之解维，悲横流之靡届……窃愿以平日所学，参伍验之……其忧有甚于瓜分者，非内政修明，不足以自巩。”
前来武昌的初衷，源于今古经文的认同。张氏的幕僚钱恂，告诉太炎，说是张之洞也不喜欢公羊家，公羊学乃今文经学的重镇，而章太炎则推重《左传》，贬抑《公羊》，自古文经学里面钩沉出国民的民族意识；因而太炎听得钱恂这话，自然心生好感。
张之洞乃晚清名臣中的一时之选。太炎和他发生联系，自然引起当时士林以及后来的知识圈极大的兴趣，因而其情形也为众口津津乐道。
在冯自由笔下，太炎颇受张氏优渥礼遇，但又被梁鼎芬在其中挑拨，出现裂痕。梁氏时任两湖书院山长，他俩谈到康有为，梁氏说他想当皇帝；太炎冷冷说道，帝王思想人人都有不足为奇，奇的是康南海岂止是想做皇帝，他根本是想当教主，不特控制皇帝的思想，更控制将来的皇帝，以及未来的尘世。梁氏闻言，惊慌失措，于是跑到张之洞面前，大加攻击，说章太炎心术不正，多有犯上作乱之语，不堪借重。张之洞也不作声，馈赠五百两银子，使夏曾佑、钱恂劝他离开武汉。两人的隔阂，实因太炎公开对《劝学篇》的意见，他以为上篇多效忠清室的语句，下篇还算翔实。张之洞得知，心上老大不快。
至于在汪太冲的笔下，则是张之洞读了太炎的文论，心生敬慕，托人到上海寻访，才把他请到湖北的。当时太炎已经主张革命，声名略闻于世，张氏不敢在白天公开会面，乃悄悄约在钱恂寝室中，屏退左右，与太炎畅谈，为其思想所打动，以至于通宵达旦，不知东方之既白。
至于刘成禺笔下则创作演绎成分较大。他说章太炎已发表六万言的反清言论，抄给梁鼎芬看，梁氏阅之，震恐不已，发狂似的大叫反了反了、死罪死罪，连续叫了百多次，然后马上乘轿子赶往总督衙门，吁请捕拿章太炎，并当立即锁下入狱。刘成禺说他本人以及朱克柔、程家柽等人得知这个紧急消息，赶忙跑去见王仁俊，王氏时任张之洞创办的存古学堂教务长。精心结撰一篇说辞，说您王先生为《正学报》总负责，而章太炎是张之洞所聘总主笔，如今他的反清言论酿成大祸，朝廷肯定要往根源追索，这样必然累及张之洞，更会给反对张之洞之人以把柄。转圜的办法是有的，请您赶紧找梁鼎芬，就说章太炎是个疯子，把他赶走就算了。王仁俊赶到两湖书院，梁鼎芬正在派人缉拿太炎。王氏赶紧说，这个人是个百分百的神经病，应赶紧把他逐出湖北。于是梁氏带人到报馆，将太炎推拉而出，一切被褥衣物，都不准带，叫他赶紧滚蛋。
刘氏笔下夸饰较多，实则当时章太炎并没有六万言那么多的排满言论，而且他和梁鼎芬的关系也不至于那么恶劣。他的《正学报缘起》尝谓：“南海梁鼎芬、吴王仁俊、侯官陈衍、秀水朱克柔、余杭章炳麟有忧之，于是重趼奔走，不期同时相见于武昌。”
武昌为天下之中枢，路途四通八达，声闻四处，在此办报，有许多便利，也利于传播。
然而无论怎样的期待，名士和名臣之间应有的一段佳话，但在章、张之间并没有出现。反而章太炎在一见之下，即对张之洞产生腹诽。其后更仿唐人笔调作诗讽刺张氏。
太炎在八月初返回上海，接掌《昌言报》笔政。其时梁启超、汪康年争夺《时务报》控制权，梁启超意欲鸠占鹊巢，觊觎报馆经济大权，同时见异思迁，无心报政，最终私心太重而落败。该报遂改名为《昌言报》。
太炎回到上海才半个多月，心中还纠结于武汉的际遇。此时戊戌政变发生了。
一八九八年，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奉光绪之命，约见康有为于总理事务衙门，研讨变法事宜。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见帝党与后党的攻防脉络。
康有为上皇帝第六书，依托皇帝力量，促使改良派参与政权。
六月上旬，下诏定国是，公开明确宣布以变法为国家根本方针。中旬，光绪召见康有为。同时，慈禧太后迫使光绪下令，将帝党领袖翁同龢免职并开缺回籍，她则提升后党领袖荣禄为实权极大的直隶总督，统帅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三军。
这是变法之初，慈禧方面即已动手的两个关键细节。显然，变法之初，双方就在较劲。
帝党也在反击，六月下旬，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参奏后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许应骙，说他守旧迂腐，阻挠新政。光绪批示，要许氏讲清楚。
光绪在变法期间多次去颐和园请示、窥察慈禧的意向。有时一待两三天。此时又去。
因许氏被杯葛，后党感到大扫面子，干脆将荣禄实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六月底，光绪命发给梁启超译书局经费，每月发经费二千两银子，命进所著《变法通议》，予以六品衔。
七月初，御史战火苗上升，双方御史在动作。帝党也在反击。
后党御史文悌弹劾康有为、宋伯鲁、杨深秀；光绪批示将文悌痛斥一通，革去他的御史职务。
七月十七日，大学士孙家鼐请降旨，饬令将康有为书中孔子改制称王的字样一律删除，光绪仅派人告知康有为。
七月二十六，光绪命将《时务报》改为官办，由康有为任督办。任命黄遵宪为驻日本公使。
这时，光绪赴颐和园请示，得知慈禧将自两月后举行阅兵式。
八月二十六日，准许梁启超设立编译学堂于上海，下令严厉谴责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因循守旧，怠惰新法。
因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人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呈条陈，命将该二人和礼部侍郎徐会沣等四人一同革职；而予以王照三品顶戴、四品京堂候补的奖励。
九月五日，光绪下令，给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此时，改良派完全获取起草皇帝文件的权力。
这些表明光绪进攻的步骤也甚严密。显然，对后党的攻击，光绪在以他的方式还击。
后党此时开始出重手，布置全面反扑。同在九月五日，怀塔布、杨崇伊结伴往天津，找荣禄密商对策。
十一日，光绪通知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前来北京应召见。此时，荣禄下令将调聂士成部驻天津，董福祥部驻长辛店，反扑的力量布置妥当。这一天，湖南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有为、梁启超。光绪将该上书交给裕禄转交谭嗣同命他逐条驳斥。康有为主张开制度局，即懋勤殿，谭嗣同和林旭主张开议院。光绪倾向康有为的意见，命谭嗣同根据康熙等朝有懋勤殿制度拟旨，查出典故，引入上谕。光绪将持此草案亲往颐和园请示慈禧。谭嗣同说，现在我知道皇帝是真的没有任何实权！
光绪也不是完全被动、也不是完全束手就擒，他也频频有所动作，但在这个时候拉拢袁世凯，一则有些晚了，一则所托非人，至少非常虚幻。
十三日，光绪命令陈宝箴严查两广总督谭钟麟的昏谬情形。十四日，赴颐和园，召见严复，同时，下密诏给康有为和杨锐，告以危险迫近，要他们筹划对策，次日回宫。
九月十六日，光绪赴颐和园，召见袁世凯，任他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宜。十七日，光绪命令康有为立即到上海督办官报，实际是暗示他对方政变在即，催促他离开。
十八日，李鸿章的亲家杨崇伊上书请慈禧再度训政。其操作手法，犹如给慈禧铺设一个台阶。这一天，光绪还宫，下第二次密诏，交林旭带给康有为，当夜，谭嗣同密访袁世凯，要求他举兵杀荣禄，袁世凯佯装应承，甚至作慷慨激昂状。
十九日，慈禧还宫临朝。康有为访李提摩太，请他委托英国大使帮忙，无成。康有为又访伊藤博文，请其向慈禧游说。容闳访美国大使，请其帮助。
二十日，皇上召见袁世凯，袁世凯推说让张之洞赞助变法，他则回天津，将谭嗣同计划全盘托向荣禄。荣禄乘专车向慈禧告密。荣禄当即带兵进京；康有为于是日仓皇出逃。
二十一日，慈禧再度训政，慈禧以迅雷不及掩耳方式，以光绪名义下诏大肆抓捕。同时拘禁光绪于中南海之瀛台。
清朝咸、同以后，处理奏折、草拟谕旨的责任都归军机处。瞿兑之说，光绪时代，帝、后听朝，亲阅章奏，当下裁决者，即时由奏事太监口传谕旨。不能立即裁断者，交军机处，由大臣面奏取决。
谕旨公布者，叫作明发上谕。
密交督抚者，叫作军机处字寄，也叫廷寄。
谕诸外使臣者，叫作电旨。
廷寄，用于指示军略，训诫疆吏，委曲详尽，万里如见。
军机大臣应召答问如超过时间，皇上就会赏给一个垫子，此即赐坐之意。清末军机大臣，从人性上大致分为两种，一种老实笃厚的，白吃白喝无所用心。一种极度狡猾的，一意结党营私，培植私人势力。
军机处司员从各部中考取充实，就叫作军机章京，又叫作小军机，章京一职劳苦繁重。谭嗣同、刘光第、杨旭等作为小军机，也即军机章京，那就非常辛苦劬劳，他们之于公务，像李贺作诗一样，“是儿要呕出心来”，他们是章京中输入的最为新鲜健康的血液，是一代杰出的军机章京。但是诡谲的历史，给他们的机会太少太少。
刘光第和杨锐一样，都是四川人，童年时即“得窥陈编，略识圣[1]贤之意”一八八三年他二十四岁时考中进士，授刑部主事。居京师以日常读书阅世所得，成《都门偶学记》一卷。三年后因母丧回乡守制，常在泸州、叙府一带游览观察山川，因步行富顺、泸州乡路，为瘈犬所伤，从乡人借厨刀削去伤口，乡人围观骇叹。
后来慈禧执意修筑颐和园，工程浩大，李鸿章迎合醇王之意，创设海军，名为筹备海防，实则将各省款项敛归游玩之费。光第在手札中痛切言之，自谓心事冥漠，“虽服官如服病也”。
到了戊戌年的九月初，他和谭嗣同、杨锐、林旭四人，均赏予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当时任命刚下来，刘光第即以才学疏浅相推辞，未能如愿，乃勉力从之。因获光绪信任，言路大开，章奏每天从外间送来的有数百通，他两日一班，三更后入值，终日披览，鉴识可否，以待光绪阅夺。
当时的陋习，凡是初入军机者，内卫都要向他们索取赏钱，刘光第这样守正不阿的品节，当然不会低头。军机首辅生日祝寿，同僚皆往拜，独刘光第不往；军机大臣裕禄擢礼部尚书，同僚皆往贺，独刘光第不贺，他说，时事如此艰难，我辈岂有暇奔走媚事权贵耶！“某藩司循例馈诸章京，光第独璧还之。每年军机处同僚例可分五百金以[2]上，光第亦不取一文。”
可怜刘光第这样一位卓然独立的知识分子，被捕后不经审讯就被砍杀。临刑之际，刽子手命他跪下听旨，他坚决不跪。“皂役捺之跪，倔强自若，且曰：未讯而诛，何哉？神色淡定如平日”。
慈禧反扑不遗余力。二十一日，梁启超避入日本使馆，次日在日本志士平山周的保护下逃离北京，平山是孙中山先生特地请托前来救驾的，随后与王照乘坐日舰东渡。二十三日，谭嗣同会晤李提摩太，商议救光绪，无计可施。杨深秀、张荫桓被捕。二十四日起，杨锐、林旭、谭嗣同、徐致靖、刘光第等被捕，慈禧命令缉拿削籍的文廷式押解来京。这时候，康有为已经到达上海。
改归知县庶吉士廖润绂上折，请求诛杀康有为、梁启超、张荫桓等。
被捕前杨深秀还上疏，质问光绪皇帝被幽禁的原因，请慈禧太后不要训政。
廖润绂再次上折，要求将张荫桓、徐致靖、康广仁、谭嗣同、林旭等五人速行惩办。
这天，康有为在广州的住宅被抄家查封。
御史黄桂鋆要求斩杀谭嗣同等五人，要求缉拿黄遵宪等五人。
九月二十九日，康有为到达香港，次日，他的夫人也潜逃来此。
十月二日，清军包围梁启超的家乡，缉拿家属亲友。全乡人奔走逃难。亲族中有一孕妇奔跑中扑地，致胎儿脱出，母子皆亡。三日，康有为老家被查封，附近人家惧怕祸事临头，逃走一空。几十天内，这个地方空无人烟。
这段时间，杨崇伊不依不饶，上折分析说，康有为、梁启超逃跑到外面，必然会和孙文搅在一起，应设法秘密侦查，此事可交由他本人办理。
在这样的境况中，康有为牛皮还是大得很，十月下旬，他从香港到了日本，孙中山先生请宫崎寅藏来迎接。其后，孙先生和陈少白等准备前往慰问康、梁，委托平山周等致意，康有为说他自己奉有光绪皇帝的密诏，不便同革命党往来，予以拒绝。孙先生并不气馁，又托日本友人，组织双方会谈，康本人拒不到会，仅派梁启超做代表，无甚结果。
一八九九年，清廷给日本压力，要求打击康有为，日本外务省赠其旅费，令其离境。旋往加拿大。夏天，他到了伦敦，住在前海军大臣柏丽斯辉子爵家里，康老还在努力，他想通过柏氏的关系，运动英国政府干涉清朝廷，扶持光绪重新执政。事情哪有那么容易呢？其后，渡大西洋，返回加拿大。
深秋，返回香港。清廷重金悬赏，购买康老的头颅。任命李鸿章为两广总督，授予全权，特许捉到康有为，即可封为公爵。曾国藩荡平太平天国，仅封一等侯爵，可见清廷恨康有为之入骨。其后，康先生在香港遇刺，但无大碍。
因戊戌六君子死难。太炎撰《祭维新六贤文》其中有云“长星既出，烧之薙之。系古亡徵，党人先罹……”到了深秋的十月下旬《昌言报》刊载太炎《书汉以来革政之狱》，洵为怀念戊戌六君子的揪心之作，列举古代、近世除旧布新政治变革的悲剧，以为控诉。
十一月初，太炎决计前往台湾。乃因戊戌事变之后，清廷搜捕余党，牵连甚广。通缉按地域划分，长江一带人数众多，章太炎亦在通缉名单之内。遂由日本诗人山根虎雄介绍，前往台湾充任台北日报记者。
渡海前，赋《杂感》诗，末段云：[3]
独弦非可弹，临风发《商歌》，既不遌重华，安事涕滂沱。蓬莱青未了，散发将凌波。
到了年底，梁启超在日本主编《清议报》，发刊词有云：“我支那国势之危险，至今日而极矣。”梁氏虽反对慈禧、荣禄，却拥戴光绪复辟。
太炎在台，曾著文警示康、梁，意在劝其脱离清室，说是对于洋务粗略了解的孙文孙中山，“尚知辨别种族，高谈革命，君等列身士林，乃不辨顺逆，甘事虏朝，殊为君等惜”。（冯自由文）
到台一个月后，太炎写信给汪康年，谈到在台的最大感受，就是清廷的罗网鞭长莫及，颇得悠游卒岁的闲暇趣味。《昌言报》他任主笔，掉鞅言论战场的快意尚未充分发挥，就仓促来台，这时颇生纵笔昌言之思。同时也甚想念大陆文友如俞明震、钱恂、胡惟志等人，而在台文史大家甚少，有几位在台的日本学人还不错，惜乎“养气太少、而淡气太多，恐不足以资呼呴矣”。所以太炎在台，更多的时间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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