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琳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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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怎样做银行(金融道4)试读：
今天我们怎样做银行（金融道4）陈琳 著中信出版集团中国银行业的解构与重构一本迈入银行业新时代的宣言书一本银行规划新战略的指引书序1 市场化思维下的解构与重构张维迎市场通过两个渠道来推动经济增长：一个是技术进步，一个是配置效率。传统经济学只强调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其实，市场最重要的功能不是配置资源，而是让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最好的发挥。最好的结果是取得进步，它主要表现为技术的进步。与此相对应，我曾将企业家职能分为套利和创新两个方面。所谓套利，就是给定技术和资源条件下，发现和利用市场中的不均衡赚钱。主流经济学假定市场总是处于均衡状态，因而没有任何可供企业家套利的机会。事实上，由于人类知识的限制，资源配置总是处于非帕累托最优状态。企业家靠他的警觉发现市场不均衡，利用不均衡进行套利。所谓创新，就是打破现有的均衡，创造新的潜在均衡，其方式如熊彼特所言，包括生产出原来没有的产品，或是引进原来没有的生产方式，或是发现新的原材料供应、新的市场，或是改变生产的组织形式。过去40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套利型企业家推动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在经过40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的套利空间已经大幅度缩小，这也是过去8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从配置效率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中国的企业家必须从套利型企业家转向创新型企业家。中国的银行业是市场化最晚、市场化程度最低的行业之一。在改革开放40年后，无论在配置资源还是技术进步方面，中国的银行业仍然呈现群体性的滞后。中国的银行至今基本上是套利型的，极少有市场化的创新。套利型银行习惯于赚快钱，赚容易赚的钱，所以才会出现过去几年中银行在同业业务、通道业务、理财业务等领域，一拥而上的模仿型套利行为。最近几年，中国银行业市场化加快，民营银行设立的放开，金融进一步对外开放，说明银行业创新的体制环境在改善，创新的氛围在升温。此时，留给银行和银行家套利的机会将会越来越少。银行和银行家们必须要学会创新，否则，将会在这一波不可逆的浪潮中被淘汰。我与金海腾行长结识已有13个年头，他从银行行长岗位上退休创办融至道咨询也有近8年时间了，“金融道”系列出到了第4本。这一路走来，他给我最大感受是，非常具有市场化思维，是一位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早在1997年刚刚从政府官员岗位上迈入银行业时，金海腾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找市场，而不是找市长”，并且在之后的十多年用市场化的思维和方法打造出了一套异于传统的银行经营管理模式。对比传统的套利型银行家，金海腾是一位创新型银行家，这是我一直以来特别推崇金海腾和他的团队的原因。金海腾的创新不只有他在银行产品设计、管理方法、经营模式方面的创新成果，更重要的是他给出了一整套银行业创新的思维模式和方法论。如果说，金海腾当年在银行行长任上时，是解构了银行业，重构了一家创新的银行（当年的杭州广发）；那么，现在他和他的融至道正在进行的，是以独特的方式重构银行业。金海腾所提出的，从“银行经营的是风险”到“银行经营的是信用”，从“产品金融”到“产业金融”，从银行服务的是“客户”到银行需要服务“顾客”，等等，无一不是解构传统银行模式到重构新银行形态的成果。金海腾在创立融至道时提出了企业使命：为公为道，致力于中国金融发展。融至道在短短不到8年的时间成长为银行业咨询领域的一家优秀咨询公司，得到其服务对象，特别是中小银行的认可。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如同融至道的一些客户评价的：与许多国外咨询公司“只会把脉，但给不准药方”不同，金海腾所创立的融至道“不仅能把脉，还能给出有效药方”，这大概也是他们的独特魅力所在。《金融道4——今天我们怎样做银行》一书，从“上海自贸区的设立”这一非常独特的角度切入，描绘了整个中国银行业大变局的发展脉络，试图解构银行业和银行经营管理中的根本逻辑，并给出有效的解决方法。这本书中所展示的并不只是思考的结果，更重要的是解析了整个思考的过程，这对于把握和学习其中的思维方式方法尤为重要。《金融道4——今天我们怎样做银行》的出版，对于所有有志于创新的银行家，甚至其他企业家，正当其时。序2 中小银行的生存之道安快控股和安快银行名誉主席，前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雷蒙德·P. 戴维斯在今天的金融行业大环境下，中小银行宛若逆水行舟，保持良性增长尤为不易。中小银行面临的困难林林总总，包括经济领域和金融领域的压力、竞争对手以及消费者偏好的变化等。这给各家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部分银行的价值定位已经多年未曾改变，银行家需要用新的思路和战略来武装自己，建立新的价值定位，以更好地面对“新常态”。为了让银行在未来仍能继续生存下去并维持增长，银行家要快速把握全球金融行业的新形态，并且行动起来为银行制定新的增长战略。期盼这本书和这个序言能给那些决心做出改变的银行家们以希望。关于未来，我最爱的格言之一是：“变化本身在变。”我想请读者们一起仔细思考一下这句话。技术的革命已经存在了数十年，但这一切才刚刚起步。在未来，随着每天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新发明问世，技术的进步可能呈现出指数级的增长。那些具有前瞻性的银行家会在变革发生时就敏锐地识别出来，并及时对银行的运营方式和营销策略采取根本性的行动。剩下的银行家们至少也要认识到他们已经落后，并且急需赶上那班通往数字化时代下的市场偏好的高速列车。这场技术革命正在改变一切，而且不会减速。伟大的企业家，通用电气前CEO（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的一句话非常简洁地概括了金融行业正面对的现实：“当一个机构的内部改进低于外部变化的速率时，公司离关门就不远了。”事实上，一个具有前瞻性的银行家会不断评估其银行当下的处境和价值定位。我认为，我们必须要先对以下这两个前提达成共识才能继续我们的讨论。1.金融产品是一种基础的日常用品，金融机构提供着高度同质化的产品，看似利率和期限千变万化，其实构成产品的基础元素并无区别。2.尽管变化的速度很快，但更重要的一点是技术本身正变成产品，以至于即使对于中小银行而言，技术变得更可得也更易得了。之所以要提到这两个假设，是因为尝试用产品来进行差异化是一种有勇无谋的行为，并且注定会失败。至于科技，一旦接受了科技对我们业务的影响，我们就应该认识到科技扮演的是一种赋能的角色，成功的关键是把握好如何利用科技来增强客户体验。这才是最重要的。就像苹果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说的：“你必须从客户体验开始，然后再回到科技。”所以，接受我们正身处变革之中，并且认识到利用科技来增强客户体验才是最重要的差异化之道，这是中小银行能在未来生存的机会。每一个金融机构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然而优秀的银行却总有很多共通的特质，这些共通之处是每一个优秀的领导者都应遵从的，这里我列举了其中一部分。强大的愿景：始终把目光投向远方的地平线，主动寻找下一次变革而不是守株待兔，等待变革的来临，这让你有机会主动出击而不是被迫反应。战略定力：领导者要制定自己的愿景，这项工作不能交于他人——制定愿景，付出最大的热情并始终为之努力。正确的人：在变革时期，公司不需要那些不认同你的战略、愿景或价值定位的人。领导者必须激励和鼓舞员工朝着全行的共同目标一起奋进。聚焦客户体验：正如乔布斯所指出的，客户体验至关重要。对于中小银行而言，如果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就是最关键的差异化要素。进行数字化转型：理解数字化提升和数字化转型的区别是很重要的。引入新的产品等举措是数字化的提升手段，这仅仅只是领导者工作的一小部分。而数字化转型是用巨大的变革彻底改变银行的价值定位，并以此来满足新的客户偏好。每一个经济体里中小银行都有重要的位置。中小银行服务着细分市场，并且帮助地方经济、农村经济更加强健。我们需要中小银行。然而，技术革命带来的巨大时代潮流，大机构的竞争以及不断变化的客户偏好，敦促着中小银行的领导者们绝对不能自满，不能沿用早已过时的、不再适用的战略。即使如此，即使面对着这么多的困难，中小银行仍然有一项显著的优势——它们够小。这意味着一家中小银行，拥有更少的层级和官僚作风，能够更快地应用新技术、更快地应对挑战，并且更快地提高他们的客户体验，而这一切都是大银行所不具备的。中小金融机构有能力掌控自己的未来，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强大的领导力以及对愿景的热忱。在时代的大潮中，我相信我们有能力溯流而上。序3 角度·逻辑·辩证法融至道CEO 章伟良《金融道4——今天我们怎样做银行》一书共分4篇16章，按照从2012年到2019年的大致时间脉络，详细解析了银行业的发展和银行经营管理的变化，并且给出了很多非常有益的建议。此书既可以从前往后整体阅读，又可以单独篇章推敲品味。而在时间线之外，贯穿始终的是金海腾“角度、逻辑、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并展现了融至道自身所倡导的独特行业见解和特色解决方案。“今天我们怎样做银行”，这是融至道试图去回答的问题，也希望能为各位银行家思考这个问题时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角度和思路。比如：每一年的年末，各种大事件评选总是如火如荼，某某行业十件大事，某某领域五件大事，等等。人们一看，的确是挺大挺重要的事情，但仔细一想，好像这些大事只是描述了发生了什么。它可能只是当年的大事，过后一看并没有那么重要，或者它并不是决定行业发展走向的关键事件。“2018年，对于银行业和银行家来说，最关键的事件是什么？”金海腾习惯用看似很平常的问题让人换一个角度去思考，想来应该是有不那么寻常的答案。“范冰冰阴阳合同事件”——金海腾给出的答案果然异于常人。老百姓一定觉得这是娱乐圈的大事件，“阴阳合同、避税洗钱、天价片酬、四天六千万”，一系列的负面新闻引爆了整个娱乐圈，人们纷纷谴责艺人们的不道德。金融从业人员看到的是整个事件引起的金融风波，2018年6月4日，影视行业上市公司市值一天蒸发了120亿元，华谊兄弟公司一个月市值缩减了80.2亿元。娱乐圈乱象的背后是资本乱象。仅以华谊兄弟公司为例，华谊兄弟公司通过极高溢价的影视壳公司并购，并由此形成了天价商誉高达30亿元：2013年9月，华谊兄弟旗下公司以2.52亿元收购张国立的浙江常升影视70%股权，账面价值700万元；2015年10月，华谊兄弟以7.56亿元收购东阳浩瀚影视明星股东李晨等合计持有的70%股权，收购时公司刚成立1天；2015年11月，华谊兄弟以10.5亿元的价格，收购冯小刚旗下东阳美拉传媒70%股权，其净资产为-5500元。紧接着的操作就是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清仓式的质押套现”：2018年6月6日，华谊兄弟发布公告，宣布公司持股人王中军、王中磊的股份质押状况，两人手中的股份经过质押后仅剩2.21%和1.04%。最后，损失的是股民和银行的钱。由此深挖出的各种资本游戏简直“千奇百怪”，这看似是资本市场的乱象，但是银行却深陷其中，深受其害。为什么每每爆雷，银行都会踩雷？追根究底，中国银行业的大部分银行习惯于跟随战略，先看看同业在做什么，觉得同业可做，我也可做——那些年，银行最流行的词是快速可复制；再看看什么赚钱更容易，就想办法积极投身其中，更有甚者，会激进地想一步到位。渐渐地，这些银行也就丢失了自身核心业务创新能力的修炼和基础客户群的培育，更遑论对两轮改革的转换、新经济转型升级、商业银行市场化等深层次逻辑的研究和把握了。“范冰冰阴阳合同事件”引出了中国银行业背后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对整个行业的发展走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这个事件的确可以称为2018年中国银行业和银行家们应该关注的关键事件。“从看问题的角度，到寻找表象背后的逻辑，再运用辩证法去解决问题”，这是金海腾以哲学的方法确立的角度、逻辑、辩证思维方式三段论，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金海腾及其创立的融至道对中国银行业发展的独特的行业见解。以独特的视角解读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希望能够辩证地给出有助于推动整个行业发展的行业见解，这是本书成稿的初衷。在《金融道——一家“弱势”银行的崛起》一书中，金海腾提出并运用的“跳出银行做银行”的理念，让他在经营一家银行时从无到有，并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形成了被同业所认可，及至可借鉴、移植的“杭州广发模式”。2011年底，金海腾从其任职的银行退休，创办了专注于推动中小银行发展的融至道咨询。他的很多老同事、老部下都不太理解，功成名就的他，完全可以放下了，专注于去做他的“旅行家”事业了，难道还有什么未了的志向？而且他还舍弃了两家有相当规模的区域性银行聘任其当董事长的机会。直至他在融至道名片的背后写出了“为公为道，致力于中国金融发展”，还是有很多人不理解他成立这家咨询公司的真正用意。等到本书开始筹备的时候，有人将第一本书《金融道——一家“弱势”银行的崛起》、第二本书《金融道2——把钱贷给谁》和《金融道4——今天我们怎样做银行》这三本书用角度、逻辑、辩证法串起来思考的时候，突然悟出了其中的三昧。第一，跳出银行做银行，寻找与传统标杆银行不同的做银行的方法。《金融道》一书，反复提到的几个案例中，无一不是颠覆了传统银行的常规思维，每一次的颠覆都给了传统银行人极大的震撼。到后来，这种颠覆变成了广发银行杭州分行的一种习惯，每当遇到发展瓶颈的时候，大家都在期盼金海腾的再次颠覆。有人不禁要问，金海腾究竟是如何寻找到这个独特的角度的？为什么拥有传统银行思维的人，跳不出银行的思维，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第二，《金融道2》中，大家最集中思考的是：资金的富矿和客户定位在哪里？在同质化经营已成为习惯的传统银行人的逻辑中，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政府平台是银行当然的首选，于是，竞争就聚集在了那里！对于中小企业，他们的态度是“做不了，也不屑去做”，成本与收入比较更是划不来。然而，这却被习惯颠覆的金海腾再一次颠覆了。这次的颠覆跟前几次的颠覆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把传统银行的核心风险观给颠覆了：银行不仅仅是经营风险的，银行更是经营信用的。从这个角度出发，一系列的颠覆就开始了：把银行的信用嫁接到商业信用上去，“风险不但可控，信用链条还能无限延伸”，它可以在供应链、产业链中出现。于是，保兑仓、厂商银、标准仓单等银行业开创性的产品就出现了，供应链金融也出现了，股份制银行做、城商行（城市商业银行）做，国有银行也在做。即便经济下行之后，很多供应链产品遇到了很大的风险挑战，但是银行人还是不能将其抛弃和否定，开始有人将其嫁接到互联网上，互联网供应链金融又开始了。“银行是经营风险的，还是经营信用的”，就两个字的差别，却给传统银行人打开了无限拓展的空间。第三，我们再回到前面关于金海腾退休之后，为什么还要成立一家咨询公司的话题讨论上来，习惯于颠覆的金海腾，成立一家咨询公司的目的，难道是又要开启他的颠覆模式吗？2019年年初，在一次交谈中，金海腾拿出他早年使用过的几本笔记本，指着其中一本封面有点褪色的笔记本的右下角给我看，不明就里的我随口就念出了两个字：“角度。”金海腾说：“这两个字，我几乎用了整整一生来感悟，我的结论是，角度错了，什么都错。”金海腾近50年丰富的职业人生，末了就只剩下了“角度”这两个字，其他的都被他删除了。聚焦也好，删除也罢，反正自从融至道创办之后，颠覆模式在一个更广阔的天地里开启了。金海腾一次次地将传统银行思维给颠覆了，诸如“从二八到八二”“从客户到顾客”“从产品金融到产业金融”等，让处在转型困境中的中小商业银行如醍醐灌顶，这次是将商业银行的第一原理给颠覆了。金海腾又提出了随着第一原理的迁徙，传统中小商业银行的基因已无法适应转型的需要，面对传统客户的老去、离去、死去，银行必须从基因深处嬗变，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之后，不少银行转型的实践，无不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和现实价值。“战略家的典型特征就是对未来趋势有着准确的预判。”现在看来，金海腾退休之后，成立融至道的原因以及名片背后的“为公为道，致力于中国金融发展”这个融至道的愿景不是大话，更不是空话。在银行家群体中，金海腾同其他银行家相比，无论在从业时间还是资历上并不占优势，但是他每每提出的论点却极具颠覆性，让人印象深刻。如果认为他仅仅是问题的提出者、国内外先进银行的简单推荐者，或者是一个拥有独特视角的老前辈，那就太小看他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从未系统地读过一本管理类书籍，管理的秘诀其实来自现场。”为此，在融至道成立的短短的几年里，在国内，他拜访了近300家次各大中小商业银行，与众多的银行家都有过深入的交流和探讨；在国外，他仅凭安快银行CEO戴维斯的一本《零售银行领导力打造》，拜访了安快银行并获得了之前从未谋面的戴维斯的信任，被授权在国内以《金融道3》的形式出版其《在不确定中引领》一书。同时，无数次地带领国内的银行家们到美国富国银行、美国安快银行、英国大都会银行、新西兰ASB银行（奥克兰储蓄银行）等国外优秀银行参观学习。一个视“现场有神灵”为圭臬的金海腾，将天南地北当作了他的工作现场，最终目的是与中小商业银行的银行家们共同探索出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转型之路。在融至道的一次年度读书会上，金海腾向大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国外的智库和专家，在分析和判断中国的问题时，往往是比较准确的，但是，开出的治疗问题的药方却通常是无效的呢，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经历过中国改革开放全过程的金海腾是希望公司的管理层，在学习西方先进的经验的同时，更多是要创造性地拿出符合国情的中小商业银行转型解决方案。如果简单地模仿西方咨询公司的做法，盲目认同它们所谓的先进模型，那就违背了当初成立融至道的初衷，在这个市场上“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毫无存在价值。在这种近乎固执的理念指导下，融至道的执行总裁们慢慢地养成了一种面对不管是西方的“先进经验”，还是标杆银行的优秀做法，都要仔细地去探究背后逻辑的习惯，进而形成融至道独特的关于中国银行业的行业见解。在结合了大量的实践之后，融至道总结出了与西方的“推导式”战略规划不同的模式，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咨询框架和模块，并把它命名为“构建式”战略规划模式。跟西方的模式相比，融至道构建式战略咨询模式既注重“战略的高度”，更关注“落地的深度”。融至道成立近8年以来，金海腾仍然坚持在做从2005年就开始的一项公益活动——中小商业银行CEO论坛，这是一个打破了城商行、农商行（农村商业银行）这样以出身来划分类别的局限，将众多中小银行的银行家聚集在一起，探讨区域性中小银行发展方向的行业性闭门会议。有一位持续多年参加这个论坛活动的银行董事长说：“为什么金行长一召唤，会有几百家银行的高管欣然放下手中的工作，兴致勃勃地前来参加CEO论坛，究竟有什么魔力？”的确，这个论坛做到了，甚至成了中小银行转型道路上的灯塔。江苏银行董事长夏平称金海腾为“金融斗士”。金海腾是一位拥有不懈创新精神和创新思维的斗士。希望汇集了金海腾和融至道思想精华的“金融道”系列丛书，能够对大家有所裨益。第一篇第一章 银行业大变局的开始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1]导。——毛泽东上海自贸区只是一个开始2012年11月，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以下简称党的十八大）。2013年3月16日，吴敬琏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论坛发表“中国怎样重启改革”演讲时，解读了党的十八大最重大的意义在于中国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怎么改，市场化是经济领域改革的关键。市场化改革接踵而至。5月末，国务院批转发改委的一份文件《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推动民间资本有效进入金融、能源、铁路、电信等领域。电信行业：首批虚拟运营商名单公布，苏宁、国美、迪信通、乐语、爱施德、天音、阿里巴巴、京东八家企业已经就移动通信转售业务与中国联通及中国电信签署合作协议，这意味着如果不出意外，这八家企业将成为内地首批虚拟运营商。铁路行业：3月10日撤销铁道部；8月19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加快推进铁路建设的意见》指出“全面开放铁路建设市场，向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放开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资源开发性铁路和支线铁路的所有权、经营权”。能源行业：发改委取消或下放油田气开发、水电站、燃气发电、风电、交流电网、油气输送管网等项目的审批权。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这一指导思想在行业性改革中逐步实施，在一些支柱性行业开始攻坚。同时，一个更具突破性意义的改革也在酝酿中。2013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并于9月29日迅速正式挂牌。上海自贸区将开放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社会服务等六大领域，这是中国大陆首个国际意义上的自贸区。对政策敏感的人关注的不仅仅是上海自贸区将能够做什么，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年8月30日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还表决通过一项重要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此区域内对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之外的外商投资，暂停《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规定的有关行政审批，试行期为3年。在一个特定的区域，暂停相关法律进行先行先试，这在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尚属首次。“如果说第一轮改革的起点是深圳特区，那么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将是第二轮改革的起点，而且自贸区一定不会只有一个，制度性改革已经开始。”在这一年的中小商业银行CEO论坛上，金海腾率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作为银行从业者，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其中金融服务领域的开放，上海自贸区将要试行的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金融机构资产价格实行市场化定价，这将推动银行业真正市场化的加速进行。”作为经历了改革开放全过程的中观及微观管理者，金海腾在物价改革、商品流通体系改革、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上一轮银行业改革时刚好都从事相关领导岗位的工作，对于政策变迁和宏观大势的把握有自己独到的判断力。金海腾喜欢也善于用哲学的思维去分析问题，“在某一个区域暂停相关法律，这是涉及修法的重要决定，这一定是引起新一轮质变的开始”。这一判断的论调，斩钉截铁。作为商业银行导向的中国金融体系，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是金融改革的关键一环，而此时，改革已不只是听闻脚步声了。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此后，“自贸区”甚至成了一个特定名词，一些银行、企业在进行内部改革创新时，将创新试验田的名字直接定义为“自贸区”。垄断的中国银行业2013年是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一个标志性年份，而就在此之前的一两年，作为市场化改革进展最慢的竞争性行业之一——中国银行业，在业内还有许多至今仍被人作为茶余饭后谈资的声音。2011年的环球企业家高峰论坛上，某银行行长说：“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么高，所以我们有时候利润太高了，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银行的利润高到什么程度，有一个数据我们可以看一下。2012年，中国商业银行全行业的净利润突破万亿，达10275亿元，比上年增长17.42%，但是实体经济惨不忍睹。A股2469家上市公司剔除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中移动、中联通、中电信以及非银行金融企业之后的2411家上市公司同比利润增长率为14.82%。2012年A股上市银行的利润之和占所有A股上市公司总利润的52.57%，已经超过了一半。这可能是让银行从业人员引以为傲的事情，但也让大多数非银行业的人感到郁闷和气愤。一位知名的企业家就点评道：“金融业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实体经济是主人，金融业是保姆。现在主人都要上吊自杀了，保姆在一旁数钱，偷着乐。”这畸形的利润分布就源于中国银行业长期以来的垄断。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建立了“大一统”的金融体系，直至20世纪80年代，银行业的改革才初步开始。第一阶段是1986—1994年，分设农、中、建、工，基本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领导、以四大国家专业银行为骨干的银行体系；成立了交通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等9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开办邮政储蓄银行。第二阶段是1994—2003年，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阶段，各地城市信用社改制成立城商行，部分农村信用社改制成为农商行。第三阶段是2004—2013年，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2003年银监会成立（2018年和保监会整合入银保监会），2007年首批村镇银行试点。进入21世纪后，相继有3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获批成立：2003年，烟台住房储蓄银行更名为恒丰银行；2004年，浙江商业银行改制为浙商银行；2005年，渤海银行成立。从中国银行业前期的这个改革脉络当中可以看出，除了2005年新成立的渤海银行，在1996年之后至2013年，几乎没有成立其他新的银行（村镇银行除外）。这样的制度性安排，使得银行体系以外的机构和资本难以享受银行业所从事的经营活动的收益，各个银行可以专享政策性红利。虽然说银行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特许经营的行业，但是因制度性限制所形成的独特垄断体制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原有体系中的银行从产权结构上看，均由国家资本或者地方政府资本实际控制，所以在经营理念上带有强烈的中央部门银行或者地方政府银行意志的行政化色彩，这个行政化的色彩是造成中国的银行强烈同质化的根源之一。垄断所带来的是银行拥有极强的议价能力，在客户选择、服务定价等方面拥有绝对的主动权。消费者能够选择的是这家银行的服务，或是那家银行的服务，而除了银行，好像找不出其他什么机构可以提供类似的服务。同时，由于利率的管制，银行的垄断经营还能获得极大的利差收益，2012年，中国大部分银行的利差收入比重高达70%～80%，部分市场化程度更低的中小银行，这一比重甚至更高。也因为这样的行政化垄断，一些有中国特色的名词和现象应运而生。一是“跑贷款”。“跑”字很形象，因为银行贷款是一种资源，银行家们是“朝南坐”的，所以你得不断地“跑门路”。网上流传着一个关于王健林“九天九夜没睡跑贷款，最后一分钱没拿到”的段子。王健林曾说：“为了拿到银行贷款，有一段时间我九天九夜都没有睡着觉，什么安眠药、什么打针就是睡不着觉。到后期整个人都有点精神恍惚，失常了。”那时，银行8点半上班，王健林8点就去等行长，就在门口站着，甚至站到6点下班行长也不出来。银行里等不到，就去家里等。就这样，王健林整整两个多月一共跑了55趟，最终还是一分钱都没拿到。而一些更善于“跑”的人，则成为资金需求者与银行之间的桥梁，于是一个附属的行当也产生了——资金掮客。二是“银行乱收费”。服务收费原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提供服务需要付出成本，你作为消费者就需要出钱。而中国银行业诸如办理贷款还要搭售理财产品、高额的刷卡手续费等服务收费质价不符、贷款捆绑、转嫁经营成本和巧立名目乱收费等现象却成了行业性的通病。三是每家银行几乎都是一样的。在国内很多城市，如果从百度地图上看，大概银行网点的密度比许多公共设施的密度都要大很多，但是当你走进某个银行的网点，你所能体验到的服务却是没什么差别的。有人戏称：“你把A银行的招牌换成了B银行，把B银行的招牌换成A银行，你再去哪家银行，都会觉得没什么变化。”而在高峰期有数万家银行的美国，各家银行几乎都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就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成为美国市值最大银行的富国银行——存款市场份额在美国的17个州都名列前茅，是全美第一的抵押贷款发放者，全美第一的小企业贷款发放者，拥有全美第一的网上银行服务体系，同时是美国唯一一家被穆迪评级机构评为AAA级别的商业银行，它有自己的特色。沃伦·巴菲特这样评价：“很难想象一个企业做到这么庞大的规模还能具有独特性。你会认为，随着它们的规模扩张至如此庞大，在经营上就会与其他银行没有什么差别。但并非如此，富国银行继续坚持走自己的独特之路。”在2012年中国城市商业银行一年一度的年会上，富国银行的高级副总裁，也是其小微业务的创始人萧兵受邀出席并发表演讲。这是一次官方性质的邀请，萧兵演讲的主题就与银行差异化经营相关。“中国的银行如何差异化经营”已然是老生常谈的话题，而差异化的真正出现还有待时日。政策保护让中国银行业获得了超额的收益，也使得它们市场化改革的步伐远远落后于其他市场化程度更高的行业，这也让它们在接踵而至的新经济浪潮中显得有些步履蹒跚。资金价格的“双轨制”2011年6月，在广州，面对当时在座的68家银行的董事长、行长们，金海腾讲道：中国银行业的非市场化，其根本性的原因是来自长期以来形成的资金价格的“双轨制”。这大概是国内银行界第一次用“双轨制”这个词来描述资金价格差异化的现象。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计划单列市宁波市物价局副局长的金海腾，经历了当年的价格双轨制和物价闯关，对于价格和体制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制定了几乎一切商品的价格。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引入，计划价格与市场经济的不兼容开始显现。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由于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品价格太低，加工工业品价格太高，二者之间的利润差越来越大，使得基础工业越来越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1984年9月，在浙江莫干山召开了首届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形成了一份《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的报告，并最终促成了价格双轨制这一项新经济政策的诞生。所谓“双轨制”，就是“市场轨”和“计划轨”并行，一种物资两种价格，市场价高于计划价，计划分配的比例逐步缩小，市场销售的份额逐步扩大。双轨制既避免了价格一次性放开给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又延续了市场改革的精神，当时成为价格改革的主导政策。而国内由于实行银行利率管制，事实上也就形成了银行资金价格和民间资金价格的资金价格双轨制：银行资金是计划价，民间资金是市场价。商业银行不仅资金价格受到管制，彼时的存贷比、放贷额度也受到管制。就以2011年为例，由于经济过热，央行加息数次，并担心境外热钱会借此套利，所以不仅提高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抽紧银根，还逐月控制各家银行的信贷投放量，结果大部分企业在银行贷不到款，只能寻求民间融资，致使当年的民间借贷利率高达30%～40%，甚至更高。在中国民间借贷最发达的地区浙江温州，这一年温州老板的“跑路事件”也引发了人们对民间借贷的极大关注。从2011年4月江南皮革厂老板黄鹤失踪起，到9月20日，温州“眼镜大王”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的离境出走，短短数月之间，有40多位温州知名企业家“跑路”，甚至跳楼。温州民间融资情况至此也开始浮出水面。根据当时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估计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民间借贷年综合利率水平为24.4%，温州大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温州民间借贷规模大约占民间资本总量1/6左右，相当于温州全市银行贷款的1/5。如此大的资金规模和如此高的占比，并不是说当地的老百姓和企业多有市场意识，而是相当数量的企业因为难以从银行获得融资，只能去资金价格更高但门槛相对更低的民间市场寻求资金支持。银行资金的门槛太高，市场资金的价格太高，企业在“双轨”之间艰难地寻觅着生存空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民间融资的规模高达数万亿元，计划之外的影子银行真实地活跃着。资金双轨制的现象存在已久，矛盾也积累已深。一方面，长久以来体制保护下的银行业，没有创新的动力，难以满足企业和个人的各种资金需求，市场化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民间融资虽能解一时的燃眉之急，但对企业来讲无异于饮鸩止渴。这一矛盾也推动着制度创新、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加速。2012年3月28日，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正式挂牌，中央批复了温州12条任务，从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发展新型金融组织、研究个人开展境外直接投资试点，到发展专业资产管理机构、深化地方金融机构改革等，以民间融资阳光化为目标进行探索。虽然财经作家吴晓波当时点评温州金融改革是：“中央给的面粉，温州要的是包子。”至少，中国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开始了很重要的一次尝试。市场化的创新行为往往先于制度变革，此后数年由于互联网大发展带来了各种新型金融模式，并且不断地演化。各种模式不管最终结局如何，至少是让传统的银行感受到了此前从未感受到的来自原有银行体系以外的冲击。传统的银行总是希望政策上能给“包子”，总是在等待，但其实市场上已经开始生产“包子”了，“包子”却不一定是你的。首次允许存款利率上浮2012年6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并调整金融机构利率浮动区间，首次允许存款利率上浮，上限为基准利率的1.1倍，同时放宽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8倍。7月6日，央行再次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扩大至基准利率的0.7倍。《金融时报》点评道：“央行首次双向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标志着我国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又向前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两次降息和调整利率浮动区间后，银行息差分别下降约25个基点和10个基点，盈利空间进一步收窄，商业银行靠存贷利差赢利的传统模式难以为继。”特别是首次允许存款利率上浮，当时这对整个银行业不啻一次大震动，虽然每个银行对利率市场化都有了心理准备，但真正来临时，仍然有不知所措的。毕竟原本享受利率管制下的制度红利，靠着巨大的利差而生活得很舒适的银行早已形成了“存款立行”的经营宗旨，存款利率的放开意味着银行安身立命的基础受到了挑战。如何对存款进行定价，这对绝大多数中国的银行来说都是没有经历过的挑战。一夜之间，“存款利率一浮到顶”成了很多银行的广告语。中小银行尤其是小银行显得特别紧张，纷纷一浮到顶，几大国有银行以及北京银行、上海银行等规模大一些的城商行，和以对外业务为主的宁波通商银行、厦门国际银行等没有上浮到顶。在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存款利率都是最后放开的，这一次央行开始对存款利率逐步放开，意味着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实质性地开始落地了。银行躺着赚钱的日子即将远去，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银行利差的缩小将是不可避免，而且缩小的幅度将会非常明显。以香港某银行为例。利率市场化之前，被称为“砖头银行”，按揭贷款利率为P（最优惠利率）+ 2.5%，年利率约10%，存款利率为5%，净息差为5%。利率市场化之后，按揭利率为P-1.5%，年利率约为3.75%，净息差约为1.3%，比之前下降74%。而对中国银行业来讲，利差的收窄对整个银行利润的影响就更大了。根据工农中建交、部分上市的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2012年的数据进行测算，如果存贷利差减少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利润减少38.76%～55.91%，如果利差减少1.5个百分点，则利润减少58.14%～83.86%，到那时很可能就已经有银行由盈转亏了。这样的情况下，银行要想尽量维持相对高的利差，要么寻找更高收益的资产，要么想办法获得更低成本的存款。获得比同业更低的存款？这好似天方夜谭，即使在存款利率没有市场化的情况下，国内的诸多银行也是通过各种方式补贴储户利息之外的收益才好不容易拉来存款，更不要说给储户更低的利息反而让他们把钱存进来了。而此时，远在英国的一家银行，而且还是刚成立不久的小银行正在干着让其他银行为之诧异的事情。2010年7月29日，在英国伦敦霍尔本，这家叫作Metro Bank（大都会银行）的不起眼的小银行开业了。随后几年，英国大都会银行逆天成长，客户美誉度排名英国银行业第一，超越了老牌的汇丰、巴克莱、劳埃德、苏格兰皇家、渣打等五大银行。特别有意思的是，这家银行不仅存款年复合增长率超过100%，而且其存款成本仅为市场最高水平的1/3。英国大都会银行的制胜秘诀就在于将为客户打造“极致服务”作为自己的经营准则，而这对于服务模式同质化、服务内容程式化的国内银行来讲，是一个启发。利率市场化开始了，我们凭什么可以让储户来我们银行存款，凭什么获得比其他竞争对手更低成本的存款，这是每一家银行都在焦虑的事情。首度跌破50%2013年第一季度，银行人民币信贷占社会融资总额的比例触达历史新低：44.7%。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跌破50%，对于一直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中国金融体系而言意义非凡，预示着融资渠道的多元化已经到来。银行信贷失去的份额被谁拿走了？金融脱媒的话题已经是老生常谈，除了不断快速发展的直接融资市场，还有更多容易被忽视的金融多元化形式。翻开中国银监会和中国银行业协会当年评选的《2013年中国银行业十件大事》，第三件大事是：李克强总理到工银金融租赁公司调研，融资租赁行业迎来发展契机。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政策的变化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而国家领导人的动向往往是个风向标。在那次视察调研中，总理说：“金融租赁这个行业我们经验不丰富，人才也不充足，政策配套也不完善。你们往前闯，往前试，闯出经验来。国家要想办法培育这个产业发展起来，而且这个产业本身也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讲话很明确：一是国家要培育这个行业，二是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中国的融资租赁公司分两大体系，银行系的金融租赁公司和商务部管辖体系的融资租赁公司。截至2013年9月末，全国23家金融租赁公司已经拥有9560亿元的总资产，之前6年的年均增长率接近90%，而加上商务部体系的融资租赁公司，整个体量已经非常庞大，增长也更为迅猛。与发达国家比较，当时美国的融资租赁市场渗透率接近30%，而中国则仅仅不到7%。早在2010年，金海腾尚在银行任职期间，他就在本行的战略规划中提出将组建金融租赁公司作为未来战略发展极为重要的布局。后来，在融至道为一些规模较大的城商行、农商行提供的战略建议中，也将组建金融租赁公司或者与融资租赁公司展开业务合作作为关键建议之一。此后几年中，融资租赁市场蓬勃发展，甚至很多创新的金融业态借道融资租赁公司，与银行直接争夺终端客户，几乎变成了另一种“银行”。关于融资租赁的具体内容，本书将在后面的章节详述。与此同时，互联网金融也正在逐渐起势。2013年上半年，专为线上中小电商发放贷款的阿里小贷放款额达到了500亿元，而且所有贷款均为小额、短期周转性的贷款，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贷款用途真实。所有从事过传统银行信贷业务的人都知道，发放500亿元小额贷款，用传统的方式得用多少的人工、时间和资源。阿里小贷的前身，也与银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2002年起，阿里巴巴通过诚信通、淘宝等产品积累了大量的客户，除了不断解决中小电商在信息交换、获客营销、信用链接等方面的问题外，他们发现资金短缺也是中小电商经营中最主要的痛点之一。于是，阿里巴巴首先想到的是求助于银行。金海腾任职过的杭州广发，在他任职期间甚至在2004年与淘宝网主办过一届购物体验节，让几十人住在一家宾馆里只用网上购物的方式生活两天。杭州广发也是淘宝网最早的资金结算银行之一，当时甚至是半人工地进行数据清分。他们也顺理成章地成为阿里巴巴最早的候选合作伙伴之一，但是当方案报到彼时已经由外资团队管理的总行时却被否决。2007年至2010年，阿里巴巴与建行、工行分别合作推出了e贷通、易融通产品，阿里想借此积累自己的信用评级体系和风控机制，银行想通过阿里获客。直到2010年，阿里巴巴先后成立了浙江阿里巴巴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及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开始自行放贷，独立发展，并且通过基金子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等渠道进行资产证券化，解决了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来源不足的问题。阿里巴巴通过银行实现了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的转变，而银行并没有在与阿里的合作中获得原本期望的回报。彼时银行的小微贷业务大概分为三种流派，一种是以台州银行、浙江泰隆银行为代表的扎扎实实自研体系的线下小微贷；一种倾向于使用德国技术等其他国外技术；还有一种则是有小微贷名义却并没有实质信贷技术和产品的政策性业务。阿里小贷看似只是在湖面上扔下了一个小石块，激起了一朵小浪花，但其实湖面下已经是暗流涌动。中国银行业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直接融资市场兴起带来的金融脱媒威胁，还有更多看不见的对手在不断涌现。金融脱媒，脱去的只是简单资金中介的媒介作用，如果银行除了能够提供资金之外，还能提供更多的高附加值服务呢？黄金十年的结束黄金十年，通常是对一个辉煌时代结束的总结。2004年至2013年，这十年间的银行业是“钱赚的多得连自己都不好意思说”的十年，这十年间大部分银行的年均净利润增幅超过了15%，而2013年之后大多降至了两位数以下。所以，这十年也被银行人称为银行业的黄金十年，这几乎已经成了共识。这也是银行业被动赚钱的十年。经济顺周期、资产规模扩大就可以赚钱、跨区域经营、资金价格双轨制带来的高额利差等，制度性的红利让银行业过着“幸福不知从哪里来”的日子。有一个笑话是这么描述的：三个人一起坐电梯从一楼去顶楼，由于三个人都是第一次坐电梯，一个人不停地原地跑，一个人不停地做俯卧撑，还有一个人不停地用头撞墙。等电梯到了顶楼后，别人问他们怎么上来的。一个说我跑上来的，一个说我做俯卧撑上来的，一个说我拿头撞墙上来的。笑话的结尾总结道，这部电梯就是中国腾飞的经济，而那些原地跑、俯卧撑和撞墙的方法，就是许多人的经验总结，可能也是黄金十年中的银行人的总结。黄金十年中，互联网企业想从银行业挖人必须要付出成倍的代价，甚至当一个银行人跨出银行业时，他的同事们总觉得他是出了什么事情。而仅仅到了2014年，当某位银行高管去一家知名互联网企业求职时，这家企业的高管说：“我们现在不从传统银行招人了。”黄金十年结束得如此突然，却也是必然。[1]《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94页。——编者注第二章 银行的窘境当一个机构的内部改进低于外部变化的速率时，公司离关门就不远了。——通用电气前CEO 杰克·韦尔奇银行踩了多少雷随着银行业黄金十年的结束，很多银行在此期间积累的经验越来越不具备参考价值，让过去自信满满的银行集体陷入了手足无措的窘境之中。从2013年钢贸危机开始，银行踩雷突然变成了一个常态化的名词。2012年8月的“中铁物流事件”是整个钢贸危机的导火索，由此牵出一系列的虚假仓单、钢贸商跑路事件。2011年，上海各家银行向钢贸企业贷款余额达到2100亿元，2012年底这一数字下降为1500亿元。最终，演变成了整个上海钢贸行业濒临崩溃的行业性事件，给银行留下了数百亿的不良资产。至今，银行界仍然闻钢贸色变。上海银行业大规模投入钢贸融资始于2008年“四万亿”政策之后，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有3条与钢铁业紧密相关：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房屋建设；加大铁路、公路、机场等大型交通类设施建设；加快震后重建工作。刺激政策导致钢铁需求量急剧上升，部分钢厂连原本已经关停或者正准备关停的生产线都重新上马，开足马力生产。钢贸行业是重资金的行业，钢贸商将目光投向了银行，而银行也与之一拍即合。四万亿刺激计划中有一条“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这对总是希望通过扩大规模来寻求发展的银行来说是天赐良机。钢贸贷款一般通过钢厂浮动抵押、“三方保理”的方式操作，有了钢材做存货浮动抵押、有上游钢厂加入的封闭操作，再加上上海钢贸商成立的商会推动钢贸商之间联保，这在当时的银行看来，这类贷款风险极其可控。这是一个可以快速复制、可以赚快钱的机会，银行于是就跑步进场。殊不知，虚假繁荣之下危机早已有端倪。2005年，国家发改委提出《关于钢铁工业控制总量、淘汰落后、加快结构调整的通知》的文件，按照该文件，“十一五”期间，我国钢生产能力力争控制在4亿吨左右，拟淘汰1亿吨落后炼铁生产能力、5500万吨落后炼钢能力。2006年，提出淘汰全部200立方米以下的小高炉。2007年，提出淘汰300立方米以下的小高炉和20吨及以下的转炉。尽管政策不断地限制，但是到2008年，我国的粗钢产能仍然增长至6.6亿吨。钢铁行业的颓势已经显现无遗，国际市场需求下降，钢材库存剧增，行业效益骤降。四万亿刺激政策如同一剂强心针，让钢铁行业瞬间兴奋，但强心针只是强心针，并不能一改行业颓势。在这一波钢贸浪潮中，银行一心只图扩规模、赚快钱，却忽视了对行业的深入研究和把握，忽视了钢材价格暴跌的可能，忽视了钢贸商早已抽调资金另投他处的举动，忽视了仓储保管商虚假仓单的隐患，忽视了联保机制“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风险。这一危机事后看来不可避免，一家或个别银行踩雷并不奇怪，但数十家银行集体沦陷，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此后数年，类似的银行集体踩雷事件频发。2017年，银行业的主题词演变为“金融乱象”：以收购美国的华尔道夫酒店闻名的安邦被保监会接管，王健林表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把主要投资放在国内”并开始抛售资产，贾跃亭留下一地鸡毛的乐视出走美国。伴随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组建，这些企业狂飙突进式的发展被强行踩下了刹车，而翻开这些企业的报表，无一不是高企的负债率和惨淡的自由现金流，拿着银行储户的钱举债经营却在海外大肆收购，靠着负债的融资现金流才能让企业继续运转下去，膨胀的规模和脆弱的经营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些金融乱象的背后，银行都无意识地成为“推手”。及至后来爆发的“侨兴债”事件将一众银行牵连其中，也将这非常态的狂欢推至了顶点。侨兴债表面上是银行合规管理出现了问题，但是有这么多的银行“前赴后继”“击鼓传花”地深陷其中，其实根本上还是因为银行没有自己的战略定位，喜欢赚快钱，喜欢一窝蜂地逐利。看似花团锦簇的花园，其实遍布雷区。特别是次贷危机爆发以后，随着国内推行四万亿刺激政策，商业银行与实体经济逐步脱离，同时又沉迷于跨越式发展的假象中，将资产规模的扩张作为自己发展的首要目标。靠着制度红利赚钱的银行业并没有为未来做好准备，自身的主体信用评价能力逐步退化。在后四万亿时代，商业银行内生增长乏力的问题一时无法得到解决，在“跨越式发展”“规模第一”等思维的推动之下，银行只能选择资产从表内转到表外、从贷款转到同业、客户从域内扩张到域外、资金从实体转到房地产和政府融资平台的发展道路，陷入了对政府信用与同业信用的迷恋。银行自觉或不自觉地踩雷的背后其实是金融价值观的缺失，习惯于躺着赚钱，学着同业赚快钱的银行，集体陷于行业性的窘境也就不足为奇了。传统的客户正在老去离去死去银行正面临传统客户不断老去、离去、死去，却难以补充新鲜血液的困境。中国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起步，而银行零售业务的觉醒则更晚。2002年，金海腾在担任广发银行杭州分行行长时，提出“举行个金（个人金融）”，当时被银行业看成异类。2003年9月22日，杭州广发推出了中国银行业第一只人民币理财产品。而行业中普遍认为的中国理财元年是2004年，那时光大银行总行推出了一只引起社会更多关注的理财产品。个人理财业务的开展可以视作国内银行业零售业务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从那时起，银行才真正开始关注个人客户。银行通常以财富生命周期来关注客户群，所以那些已经积累了一部分财富的人群变成了银行的目标客户，在那之前，连80后在银行眼中也不是目标客群。然而，十多年过去了，80后早已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力量，90后也已走上工作岗位，而银行却并没有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那些习惯于使用微信、支付宝的年轻客群，正在远离银行。根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60后人口2.3亿，70后人口2.15亿，80后人口2.28亿，90后人口1.75亿，00后人口1.46亿。从90后开始人口数量明显下滑，中国社会老龄化速度在加快。银行原先奉为优质客户的60后、70后正在逐渐老去，而新客户却并没有很好地补充进来。银行会说，中老年客群是积累了大量财富的优质群体，更值得去关注，于是，银行也特别愿意去举办一些适合老年人的“进社区”活动。而事实上是，绝大部分银行并没有特别适合老年人的产品和服务。有一件发生在金海腾身上的真实故事。2011年底，从银行退休的金海腾到上海创办了融至道，为了方便，他去他们公司开户的建设银行申办信用卡，申请表交上去之后，结果核卡未通过，理由是：已退休，不符合办卡条件。几个月后，金海腾出差在吉祥航空的柜台上办理登机牌时，航空公司人员见其是优质旅客，马上向其推荐办理兴业银行-吉祥航空联名信用卡，他将信将疑地填了申请表。几天后，兴业银行核卡通过。银行传统的优质客户正在老去，却再也揽不进正在成长中的客户。与此同时，银行的传统客户也正在离去。企业家最懂企业，核心企业最为熟知所在行业产业链的运作，在产业自金融成为趋势的大背景下，一批优秀的企业开始从自身入手，解决供应链上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供应链核心企业的金融化，带动了一批银行传统客户的离去，进一步推动了金融脱媒。来自各行各业的龙头企业都纷纷开始了金融板块的布局。2015年，“万达众筹”事件让整个银行业为之一震。2015年6月，万达通过其收购的互联网平台“快钱”发布了一个房地产收益权众筹项目，短短3天内募集资金50亿。让任何一家银行在3天内吸收50亿资金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表面上，这是万达有非常强的实力和市场号召力的表现，事实上却说明了中国的银行业看似非常发达，但是银行信用的有效覆盖面却非常不足。随着一些产业的成熟和一批龙头企业的壮大，当银行信用无法触达，而社会需求非常强烈时，商业信用就将在一些领域替代银行信用。传统银行昔日的优质客户正在离去，一些有着产业背景的优秀企业已经入局银行业创办民营银行，它们甚至成为银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留在银行的那些客户中，在行业分化的大潮中被抛弃的企业们正在死去。比如：曾带动1.7亿人口就业、创造近7万亿工业总产值的纺织服装业正面临困境——人民币升值、舶来品牌入侵和人力成本提高正在造成全行业亏损。利郎、佐丹奴、以纯、真维斯、德尔惠、九牧王……无数耳熟能详的民族品牌利润骤降、大量关店、经营维艰，部分企业甚至已经陷入了经营困境。纺织服装业的衰落是中国传统企业态势的缩影，而这些企业正是银行的主要客户，但它们无法支撑银行的未来。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占据相当比例的商贸流通企业，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生产—流通—消费”的链条在越来越多的行业中被打破，中间链条缩短之后，这些企业的生存空间将被极大挤压，甚至消失。传统银行的客户正在老去、离去、死去，银行若不转型将只能空叹“无可奈何花落去”。合规靠制度近年来，银行业大案要案频发竟然成了一种“常态”。2016年1月22日，农业银行北京分行票据风险事件，经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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