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国川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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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歧路：日本帝国毁灭之谜试读：
国家的歧路——日本帝国毁灭之谜马国川 著中信出版集团前言读日本，问国运——马老师，您现在在写哪些方面的书？——1912—1945年的日本——哇塞，这段历史太沉重了——是的，越写越沉重这是2019年5月中旬我和日本朋友小针健一的微信交流。小针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幼时随父母由中国东北移民日本。他是“明治维新探访之旅”的导游，中日双语俱佳，获得了旅游团友的好评。这次文化旅游是湘财证券创始人陈学荣先生组织的。从4月底到5月上旬，我们一行10多人（著名历史作家唐浩明老师夫妇也参加了）在东瀛大地上行走。从鹿儿岛到长州，从京都到东京，我们追寻明治维新的史迹，探索一个后发国家崛起的秘密。此行的中间点，是位于关门海峡边上的下关（又名马关），也就是1895年李鸿章签署《马关条约》的所在地。当我参观“日清讲和纪念馆”时，历史风云都来眼底，太多感慨涌上心头，遂口占一首打油诗——两百年来世事艰，伤心最是近马关。三千里外问国运，青史莫作等闲看。是的，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近代以来的国运却如此不同，难道不值得认真思考吗？一一位我所尊敬的前辈看过《国家的启蒙》书稿后说，这本书好像没有写完，应该写到日本战败。确实，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从1853年黑船来航、打开日本国门，到1945年日本彻底[1]失败、无条件投降，是其第一轮现代化的完整过程：开国—追赶—崛起—歧路—毁灭。这是一个以成功始、以失败终的故事。《国家的启蒙》虽然多处指出，明治晚期的日本已经走上了歧途，但是毕竟没有将故事讲完。在前辈的鼓励下，我开始追寻明治天皇去世后的日本发展轨迹。就像我和小针健一在微信交流里说的那样，这是一段“越写越沉重”的历史。如果说，明治维新是一首由低沉到高亢的英雄交响曲，那么从1912年开始的日本历史则是从充满希望的欢快节奏开始的，后来越来越混乱低迷，至1945年曲终之际，已经绝望哀痛，不忍听闻。作为一个新兴国家，大正时期的日本充满了向上的希望：国内建设蒸蒸日上，1910—1920年经济增长60%，民主运动不断发展，政党制度、议会制度迅速建设；国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跻身国际联盟四大常任理事国之列，主张人权平等和协调外交，赢得国际社会的赞誉。但是，就在国内发展、国际和平的背后，暗潮涌动，峥嵘时现。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给日本带来巨大的打击，右翼势力开始膨胀，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此后日本就像一艘巨轮突然掉头，逆流而行。从这时起的10年时间里，日本所有的举措看起来都好像是合情合理的，可是日本人正是在赞同，甚至欢呼这些看似合情合理的举措中走向了战争深渊。虽然有个别清醒者没有被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潮流冲昏头脑，但是大部分、包括知识精英都成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吹鼓手，推波助澜。许多人（特别是青年军人）确实不愿意假装看不见社会的不公，不愿意假装听不见民众的哭声，可是他们努力的结果却将国家推进灾难的泥潭。这不是更大的悲剧吗？！1941年日本和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1∶26，重要战略物资的生产力比例为1∶77.9。国力如此悬殊，为什么日本愚蠢到要与美国开战？其结果不但让世界遭受涂炭，也让自明治维新以来几代日本人奋斗得来的现代化成果毁于一旦。这种疯狂的“民族切腹”行为是怎么发生的？我认为，这是20世纪世界史的最大谜团。更大的悲剧在于，1931—1945年，在长达15年时间里，日本的最大战场在中国，为日本的疯狂行为付出最大代价的也是中国。本来，中国局势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平静下来，此后10年各种建设颇有可观，但是日本挑起七七事变，中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逆转了中国的国运。当我写作《国家的启蒙》一书时，常常为中日两国面对世界冲击而做出的不同选择而感慨。当我写作这本《国家的歧路》时，更多的是悲愤。“山川城郭都非故，恩怨须臾误。”国运如此，夫复何言？有时绕室而走，心意难平。二1915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伦访问日本。这位以《有闲阶级论》而闻名的大学者对这个新兴国家颇有好感，他说自己看到了“日本人和西方人之间思想上的相似性”以及“心理的相同”。在他看来，科学和工业的推广导致了相似的文化价值和政治安排的出现，尤其是在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因此他预言，当日本变得更加现代时，日本人将丢弃“旧日本的精神”，拥抱遍及世界先进国家的“理想、道德、价值和原则”。反过来，相近价值观的建立也会支持与欧洲和北美相似的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一开始好像果真如此。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大正时期的日本积极融入世界主流文明。但是很快，凡勃伦的预言就完全落空，因为狂热的民族主义越来越控制了这个国家。毋庸讳言，对于探索现代化道路的新兴国家来说，民族主义是一个强有力的推动，但是一旦失去节制，那么民族主义就会反噬新兴国家。恰如德国诗人海涅所说：“没有比狭隘的民族主义更有害的东西了。”在大正时代，日本政治多元化、社会多元化，但是进入20世纪30年代，这个国家的气质发生了变化。彼时的日本人被国家主义驯服，认为满足国家的需要是天经地义的，将国家利益置于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才是爱国的表现。强调忠诚于国家和毫不犹豫地为国捐躯，酿成一种盲目的民族主义。盲目的民族主义可以蒙蔽国民的心灵，也可以蒙蔽国家的双眼。特别是在遭受世界经济危机之后，日本没有审视自己的问题，而是从外面的世界里寻找敌人。它也如愿以偿地找到了：西方。日本是傲慢西方的受害者，日本应该从西方的文化侵略和政治压制下解放出来，这种舆论成为主流。在明治维新时代被推崇的现代文明价值观和秩序，被轻蔑地贴上“西方”“资本主义”“物质主义”等标签。盲目的民族主义让日本拒绝承认普世的价值观。它自暴自弃地退出国际联盟之后，成为文明世界的弃儿。日本不但没有反思，反而进一步鼓吹自己的特色，宣扬自己文化独特、制度优越，号称要“近代之超克”（克服现代性）、“超越西方”，仿佛全世界都应该学习日本。于是，政党政治、议会制度等现代文明被践踏，天皇制度被吹捧为世界最好的政治体制，胆敢怀[2]疑者就会被斥责为“非国民”，遭受打压。法西斯主义思想家北一辉说，一旦将那些外国杂质清除干净后，一个复兴的日本就注定在民族国家交战的灾难中取胜，将会创建一个“伟大的革命帝国”。他的预言一部分是对的，因为，盲目的民族主义和狂热的爱国主义的合流，必然导致军国主义。可是，军国主义没有让日本“取胜”，反而将日本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通过明治维新，日本跻身世界强国，给其他后发国家以巨大的鼓励。可是最终它却自取灭亡，这难道是后发国家追赶现代化的宿命吗？当然不是。深入历史现场观察就会发现，即使是在历史转折点上，也并非只有一条道路可走，而是有多种选择。即使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日本也完全有避免战争的余地。综观日本现代化的过程，这个国家似乎每向前迈进一步，就要立刻再倒退一步，甚至两步才行，结果以失败而告终。国家现代化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只有戒慎戒惧，才有可能避免歧途。作为后发国家，尤其要保持理性，不要被盲目的民族主义所左右。这就是近代日本的最大启示吧。三2016年11月9日中午，我在东京日本桥附近的一家中餐馆边吃饭，边紧张地观看电视。当特朗普最终以306∶232击败希拉里、当选第45任美国总统的结果公布后，我怅然若失。虽然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就已经进入多事之秋，但是我预感到，未来的不确定性陡然增大，世界会更加无序。尽管有心理准备，但是过去三年时间里，中国和世界变化之快之大，仍然出乎意料。全球化遭遇挫折，民族主义涌动，民粹主义上升，威权主义和强人政治回潮，地缘政治竞争加剧，战争危险冒头，甚至[3]有“注定一战”的舆论公然出现。世界越来越令人不安，也让有识之士对于未来表示担忧。在这样的背景下，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何以自处，如何面对世界？是继续以改革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还是召唤民族主义，探索完全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这些都是不得不直面的重大问题。如果说明治时期的中日两国可以对照而读，那么明治之后，它们就像在两条不同道路上奔跑的马车，渐行渐远，已经无法比较——日本面对的是初步实现现代化（尽管很不完善）后如何融入世界的问题，而中国面对的是如何追赶现代化的问题。不过，对于我来说，1912—1945年的日本历史对于今天的中国似乎更有意义。因为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山重水复，一百多年以来穿越无数惊涛骇浪，中国这艘巨轮第一次逼近了“历史三峡”的出口。但是，如何防止和克服狂热的民族主义，融入世界文明，完成向现代国家转型，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在全球化时代，如果失去世界视野和历史眼光，囿于本国，难免重蹈失败国家的覆辙。综观世界近代史，失败国家不是少数，而且有些国家还会在相同的地方栽跟头。因此，对于一个处于上升时期的新兴国家而言，更有必要以开放的心态，深入学习各国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中国至今仍然处在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历史延长线上，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还没有完成。为了避免走弯路，就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避免歧路。在我看来，比起欧美国家，中国最应该学习和借鉴的是日本。可是，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却笼罩在衰退的阴影里，骄傲情绪骤起，欧美遭到轻视，遑论“失去二十年”的日本。对于这个一衣带水的近邻，不管是其现实还是历史，我们都知之甚少。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应该补上这一课了！每当我阅读日本之史，有句话总时时回荡在耳边：日本是中国的镜子，也是中国的鞭子。以日本为镜子，中国可以知道自己的进退得失；以日本为鞭子，中国可以让自己保持警醒。是为序。马国川2019年11月12日 于北京[1] 笔者将1853—1945年视为日本的第一轮现代化，从1945年战败开始的全面改革是日本的第二轮现代化。[2] 日语里的“非国民”就是“日奸”，相当于汉语里的“汉奸”。[3] [美] 格雷厄姆·艾利森的著作《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不过作者并没有预言注定会发生战争。日本之春：第一次护宪运动时势变了，民心变了，人们希望建设以民主为基础的宪政。追求民主的民众撼动了藩阀政治，政治领袖再也不能无视国会民选议员的力量，日本也由此进入了思想空前活跃的“大正民主”时期。我等新人已不是明治人，而是大正人，我们的舞台是大正……所谓武士道是封建遗存……于大正之新时代，提起武士道、军人政治，我等绝不能听之任之。这是1912年8月初，一家报纸上发表的评论。数日前，明治天皇去世，许多国民还沉浸在悲痛之中，因为明治天皇是日本的精神象征，他带领这个国家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可是对于一些思想活跃的人士来说，这个天皇也是压在国民头上的一块巨石。虽然他被塑造为日本的慈父，但在他的统治下，人们缺乏自由，社会失去活力。随着大正天皇继位，人们开始憧憬自由的新时代。和心思各异的社会人士不同，身为首相的西园寺公望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这些问题，而是一直忙于宫廷事务。这位63岁的贵族曾经是明治天皇的父亲孝明天皇的侍从，参加过倒幕运动，后来成为明治天皇的近臣，是明治维新时期的功勋元老。明治天皇去世后，西园寺公望忙于操办明治天皇的大丧之礼，当这一切忙完之后，他又被陆军增加师团的要求搞得头昏脑涨。两年前日本吞并韩国，陆军防卫范围扩大。一年前中国爆发辛亥革命，中日形势迅速变化。俄国在中国东三省的军力也有膨胀之势。于是，日本陆军提出要增加两个师团。彼时西园寺公望内阁正着手进行行政改革与财政改革，确定的目标是削减一成支出，因而据此否决了陆军增师的议案。陆军大臣极为不满，利用“帷幄上奏权”，直接向天皇递了辞呈。《明治宪法》规定，军队的统率权直属天皇，陆、海军军令机关可以不经内阁直接向天皇上奏，接受裁决，俗称“帷幄上奏”。陆军大臣空缺，又没有办法找到合适人选。因为陆、海军大臣必须是具有大将或中将军衔的现役军人，而且要经过军部推荐，可是这次军部却拒绝推荐新的人选。根据规定，大臣也由天皇任命，首相没有直接任命的权力。只要有大臣空缺，内阁必须辞职。1912年12月15日，西园寺公望内阁无奈地集体辞职。这个事件被舆论称为“军阀毒杀内阁”。6天后，另一位元老桂太郎被任命为首相。这是多年以来日本政坛的惯例。自1900年以来，西园寺公望和桂太郎轮流登台组阁。在过去的12年里，两人已经分别组阁两次，形成了一个独特但相对稳定的政治生态“桂园体制”。可是桂太郎的第三次组阁，却引爆了人们心中隐藏积聚多年的对藩阀政治的不满。在倒幕运动中，萨摩藩、长州藩、土佐藩和肥前藩（四者简称“萨长土肥”）发挥了核心作用。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中央政府的权力主要被这四个藩国出身的人所瓜分。执政团队因“征韩论”分裂后，萨、长出身的官僚掌握实权。例如在军部内部，萨、长藩出身者长期占据有利地位，形成“长州的陆军，萨摩的海军”。历代内阁首相也都是萨、长出身或隶属其系统的官僚。他们并非党派推举，而是元老秘密商讨，经过平衡博弈，推出人选，然后天皇象征性地宣布“大命降下”。藩阀政治家们长袖善舞，利益之争和权力分配都在密室完成。显然，这种“藩阀政治”根本算不上民主政治，因此受到自由民权运动的抨击。根据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帝国议会设置了贵族院和众议院。贵族院议员由天皇直接任命，众议院议员由选举产生。虽然在野党（自称“民党”）在众议院占有优势，但是藩阀官僚声称不以政党为基础，超然于政党之外（称为“超然内阁主义”），致使议会与内阁脱节，杯葛不断。在野党利用宪法赋予的预算审议权，在议会里猛烈抨击政府，多次削减预算。政府为了获得预算案的通过，则采取怀柔政党、解散议会、暴力干涉选举、天皇诏敕等不光彩的手段。1900年，伊藤博文组织亲政府的政党“立宪政友会”，和在野党相对抗，进而形成了“桂园体制”。在此后的12年里，以桂太郎为代表的藩阀官僚和以西园寺公望为总裁的政友会互相协作，二人互相推荐，交替执政，史称这一时期为“桂园时代”。“桂园体制”就是藩阀官僚与政党有条件的合作体制，但政权交替的主导权及重要政策的决定权仍掌握在藩阀官僚的巨头——元老手中。桂太郎之所以能够三度出任首相，就是因为他得到了元老、“日本陆军之父”山县有朋的支持。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国民的关注点都在于战争，对于国内政治则鲜有人提出异议。日俄战争后，以“日比谷烧打事件”为标志，民众开始对国内政治表示强烈不满，民心逐渐起了变化。这个时期的选举仍然根据财产和性别来限制资格，使得当时实际拥有选举权的人数只占国民总人数的2%，民众的真实声音无法传达到国会。在明治天皇去世后，人们期待刷新政治，可是军部仍然干预政治，元老依旧操纵人事，“军阀毒杀内阁”激发了舆论对藩阀政治的攻击。《东京朝日新闻》谴责藩阀的“反立宪的行动”，《东京日日新闻》则高唱“大正政治维新的开始”。《万朝报》也宣布，要进行“维护宪法的斗争”，鼓励民众“作为国民而战斗”。东京的记者、律师、政党的有识之士等，组织了“宪政拥护会”。1912年12月19日，第一次宪政拥护大会在东京歌舞伎座召开，有2 000多人参加，声势浩大。大会做出的决议宣布，“阀族的横暴跋扈已登峰造极，宪政的危机千钧一发。吾人断然拒绝妥协，以杜绝阀族政治，以期拥护宪政”。可是3天后，山县有朋的得意门生桂太郎出面组阁。藩阀系的政治家继续操纵政权，加剧了人们的不满，护宪运动蓬勃发展。有“宪政之神”美誉的尾崎行雄和犬养毅在全国巡回宣传，呼吁推翻藩阀元老政治，实行政党内阁制。在各地的民众集会上，喊得最响亮的就是“打倒阀族”“拥护宪政”等护宪运动口号。大阪每日新闻社社长在写给一位政府高官的信中说：“其间的事情，一经报纸报道（虽与事实有些出入），国民上下便一体皆知，试做种种评论。有识之士和有志之士自不待言，而且从男女学生到市民百姓、马夫、车夫，也在澡堂和理发店里传谣，在客栈和井台议论元老会议的上述讨论经过，甚至家庭妇女和女仆也在背地里悄悄议论。可见，近来罕见的政治思想的变化与时事的普及多么神速。而万一报纸有教唆的言论，则火烧、砸打的事件再闹起来亦未可知，特望留意。”在两三周内，护宪运动扩大为以知识分子、学生为首的大规模全国性民众运动。明治中期的自由民权运动仅限于地主、地方名士，而此时的护宪运动所参与的阶层范围急剧扩大。实业家参与进来，政党人士也纷纷起来响应。面对声势浩大的护宪派势力，桂太郎只得发挥自己在宫中的影响力，试图渡过难关。原来，自从明治天皇死后，桂太郎便入宫担任内大臣兼宫廷侍从长。大正天皇自幼患有脑病，病情时好时坏，毫无主政能力，因此完全听凭桂太郎摆布，桂太郎因此被称为“躲在龙袖后面的人”。在1912年12月24日召开的第30届议会上，桂太郎曾三度下令休会，同时还以天皇的名义，向政友会总裁西园寺下达“匡救时届”的敕令。桂太郎的行为彻底激怒了在野党，议会里聚集起强大的反对力量，酝酿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桂太郎不得不亲自出马组织新党，并自任党首，企图渡过议会危机。本来，桂太郎是藩阀政治的受益者，也是积极拥护者，向来反对政党政治。1910年，他在第二次任首相期间，就曾严厉镇压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将幸德秋水等12人以莫须有罪名绞死，制造了著名的“大逆事件”。可是在形势逼迫下，桂太郎也只得顺应潮流，决定组党。1913年1月21日，新年假期结束后，帝国议会准备再次开会。为了赢得组织新党的时间，桂太郎决定议会休会15天。3天后，第二次宪政拥护大会在东京召开，这一次的声势更大，与会者超过3 000人，护宪运动的规模和影响明显扩大。建立新党一事并无进展，议会复会日期在即，桂太郎决定延长休会时间。他再度求助于天皇的诏敕。不久，宫中传出大正天皇的敕语称：“谅暗中斗争之局面，乃朕所不胜轸念也。”但是，诏敕已经没有往昔的威力了。2月5日，在复会的议会上，以尾崎行雄为首的234名议员提出弹劾桂太郎的决议案，强烈批判“内阁总理大臣、公爵桂太郎本当身担重任，却屡烦圣敕，混淆宫府之别，以权谋私，营结私党”云云。尾崎行雄还发表了一篇演说，该演说成为日本国会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尾崎行雄指责桂太郎及其同伙——天天自称忠心耿耿，好像只有他们才真正了解何谓尽忠天皇、尽忠国家，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躲在天皇背后，向其政敌施放冷枪。他们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仅利用天皇作护身符，或者把圣谕作子弹，借此消灭政敌吗？在决议案提出的当天，议会再度被命令休会5天。处于劣势的桂太郎多方活动，想方设法要议员撤回对内阁的不信任案。但是议员们不肯妥协，决定按照预定时间召开议会，并依然谋求通过对内阁的不信任案。2月9日，第三次护宪大会召开，超过2万人参与。第二天，也就是2月10日，护宪派议员胸前佩戴白蔷薇（表示白票，即对内阁不信任案的赞成票），进入议院。《东京朝日新闻》记录了当时的热烈场面——“白蔷薇军来了”“民党来了”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涌向议会的群众越来越多，警察的制止也无济于事。中午12时20分，正门前相马邸附近瞬间集结了数千民众，挥动帽子齐声高喊“民党万岁”。进入议院内的约50名民党议员齐齐出现在议院的阳台上，挥舞白蔷薇，随门外的民众齐喊万岁。最后犬养毅出现在阳台随之附和。数千民众忘我狂热，骑马队兵分两路，阻断议院前的道路，禁止通行，骚乱仍然不可收拾。桂太郎本打算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但是众议院议长劝其辞职，并且警告他，“现在议院外骑兵与民众发生流血冲突，尔等应负起暴乱之责任”。桂内阁走投无路，被迫总辞职，同时国会休会三日。事态本应就此平息。可是，议院外的民众只知道议会再次休会，却不知道桂内阁总辞职。错误的信息传递，导致民情激愤，事态更加失控。一位在现场的大学生事后回忆道——到了下午，群众越聚越多，有数万人从樱田门、虎门和日比谷三个方面涌来。警视厅如临大敌，出动了4 000名警官来警戒。午后1时刚过，听说议会再开后又休会的群众的怒气达到了顶点。大家一面高喊“桂出来”，一面把议院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起来。由骑马巡查带头的一队警官开来，想把群众驱散。有人说“官宪来了”，于是，越来越激奋的群众便说“砸御用报纸去”，随后便杀到附近的都新闻社，用火点着房舍。两匹马拉的一台蒸汽水龙前来灭火。纵火者一个接着一个被捕，但群众的声势刚一低落又高涨起来，像潮水一样涌进了日比谷公园。我也在其中。留在那边的平民遭到骑马巡查的蹂躏，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阀族政治的罪恶。我高喊:“我们誓死保卫宪政，葬送阀族桂太郎！”现在想起来，这是很粗糙的演说，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在最激愤时的表现。要想停止也停止不下来。暴怒的群众从日比谷公园出来向银座方向涌去，途中相继袭击了国民新闻社和读卖新闻社……终于酿成了死伤者的骚动。这时，我也被捕了。因为混在群众中的便衣刑事警察在我的外套上用粉笔做了记号。两名刑事警察抓住我的时候，我正在国民新闻社门前。看到被押往警视厅，我有点害怕了。同我一样被捕的有250多人。遭到民众袭击的报社有26家，支持桂内阁的“御用报社”悉数被捣毁，而站在内阁对立面的报社却都安然无恙。还有48个派出所被火烧，其中，从新桥至上野的主要街道上的派出所全被袭击。骚乱还从东京蔓延到大阪、神户、广岛、京都等地，许多派出所、报社遭到破坏，不少人员受伤。有人说，各地的民众活动“实为宪政的一大进步，不值得忧虑”。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这些活动仍带有负面内容，在有些地方甚至酿成暴乱。假如日本实施普选制和建立政党内阁制，国民的要求能够通过普选制和政党内阁制直接反映出来的话，这些暴乱本来完全可以避免。2月20日，海军名将山本权兵卫出任首相，收拾残局。此人属于第二代政治家，跟元老们关系不大，也不是护宪运动直接攻击的目标，因此被各界接受。第三次桂内阁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被民众推翻的内阁。持续了两个多月的护宪运动最终取得胜利，各地的骚乱终于平息。山本权兵卫组阁后，修改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规定陆、海军大臣不再限于现役武官，预备役、后备役、退役武官都可上位。从此，军部失去了要挟内阁的利器，政党力量则日渐壮大，经验日渐丰富，并开始从与藩阀政府的提携状态中脱身。“桂园时代”那种私下授受政权的局面被彻底打破。此后历届首相都改由元老推荐，经元老会议审议，再上奏天皇批准。历届内阁也都积极寻求与政党的合作，甚至以政党的“提携”为上台的条件。这无疑加快了政党内阁时代的到来。而第一个政党首相就是政友会的原敬。5年后，他打破萨、长藩阀政治格局，成为日本第一位平民出身的首相，组织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政党内阁。在第一次护宪运动成功、一切都恢复平静之后，原敬在日记中写道：“招致如此局势的原因，无可争论是桂定错了方针和民心自日俄战争后逐渐起了变化。”至少他说的后半句话是对的。时势变了，民心变了，人们希望建设以民主为基础的宪政。至此，追求民主的民众撼动了藩阀政治，政治领袖再也无法无视民选议员的力量。这种变化也引起一些人的不安。评论家德富苏峰在1914年的一篇文章里记下这样的观感：“如今日本正在丧失中心点。政府无威信，军队无威信，就连政治家也无威信……我们既听不到旷野中呐喊的预言家的声音，亦看不到站立街头，试图指导国民的先觉者的踪影。人们彼此猜忌，对自己亦疑虑不安。黑暗即将来临。”作为信奉专制统治的思想家，德富苏峰代表了右翼对时代巨变的疑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同样是在1914年，某一天民俗学家柳田国男来到新落成的大型火车站——东京站。当时正值交通高峰，他看到大批青年从车站涌出，他们背部挺拔，腿形修长，穿着裤线清晰的下装。而在以前，对一个武士来说，不论站姿、坐姿还是走姿，都要把力量集中在腹部，身体重心保持在下盘。即使到了明治时代，人们也习惯性地腰背下躬，因此身材显得矮小。如今，这种武士的姿态迎来了终结的一天。日本人开始站直身躯，进入了思想空前活跃的“大正民主”时期。泽柳事件：教授对大学校长说“不”泽柳事件是在大正民主潮流中发生的，在日本的大学自治历史上，具有巨大的意义。泽柳辞职后，京都大学校长由东京大学校长兼任，一年后京都大学医学部教授荒木寅三郎选任京都大学校长，之后的校长一律在大学内部由大学自身选举任用。日本的大学自治制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泽柳事件”的主人公是泽柳政太郎，一位非常有事业心[1]的教育家。1888年他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毕业，进入文部省，担任文部大臣秘书。后来辞去官职，到教育第一线担任中学校长。他聪明能干，处事果断，多次解决校园闹事风波，遂在教育界初露锋芒。1897年3月，泽柳政太郎担任东京市第二高中校长，解决了前任校长因丑闻事件所引发的学校骚动，使学校秩序恢复正常，校貌也焕然一新。一年后，他出任东京市第一高中校长，为重整校风，辞退4名教授，任人唯贤，破格提拔县属小学教师，在当时的教育界引起极大的震动。“一高”“二高”是当时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最好的高中，在这两所学校担任校长的经历，使得泽柳政太郎成为教育界的明星人物。此后，泽柳政太郎重返文部省，充分发挥其行政才能，得到多次破格晋升，先后担任初等教务局局长、文部省副次官。他积极参与修改小学校令，提出减少教学科目、修改假名用法、限制使用汉字、制定成绩考查方式、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等有益于基础教育发展的建议。作为国家教育政策制定的重要参与者，泽柳对日本初等教育制度的确立起到了推动作用。1913年，泽柳政太郎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被文部省任命为京都大学校长。当时的国立大学都由政府控制，大学校长也直接由政府任命。泽柳政太郎到京都走马上任，开始了崭新的职业生涯。京都大学建立于1897年，比北京大学早一年。它是继东京大学之后，日本建立的第二所大学。和泽柳政太郎一样，首任校长木下广次曾任文部省局长（相当于高教局局长）。上任之初，木下校长就很明确地表明：“京都大学不是东京大学的分校，而是一所独立的大学。为了学校的长期生存和发展，我们必须具有独立的办学特点。”因此，京都大学从建校之初就注重追求自己的特色。同时，京都大学位于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古都。它远离政治中心和繁华的大城市，是学者潜心治学的理想场所。独特的学术氛围，优美的校园环境，京都人那种“优哉游哉”的生活方式，使得京都大学逐渐形成了独立自主办学的传统。48岁的泽柳政太郎是抱着雄心走马上任的，他希望在自己手里将这所大学建成一流大学。因此上任刚两个月，这位勇于任事的校长就要求7位教授提交辞呈，理由是这些教授在学问和人格方面不符合帝国大学教授的资格要求。7位教授分属医科、理工科、文科，他们被要求辞职的消息在这些学科的教授中造成极大震动，但是这些学科没有提出抗议。与此毫无人事关联的法学部却迅速召开协议会，与会的教授们做出一个决议：教授的任免必须事先经过教授会同意。法学部负责人根据此项决议，向泽柳校长提出了口头抗议。法学教授为什么关心其他学科教授的去留？他们又怎么敢干涉校长解聘教授？原来，明治维新时代，日本政府效仿德国模式，建立了七所“帝国大学”，京都大学即其一。《帝国大学令》第一条规定，“帝国大学适应国家的需要，以教授学术、技术理论及研究学术、技术的奥秘为目的”。第一任文部大臣森有礼曾对大学校长们说，“诸君在帝国大学里掌管教务，当遇到为学术还是为国家的争执时，务必把国家放在优先地位而给予高度重视”。尽管政府要求大学为国家服务，但是自建立之日起，日本的大学就形成了一定的自治传统，大学教授们将“大学自治”视为当然之事。作为日本历史上第一所综合型大学，东京大学创立初期就形成了教授治学的风气。日俄战争期间，东京大学教授户水宽人因为坚持主张对俄罗斯持强硬态度，被文部省停职处分。按照关于帝国大学官制的规定，文部大臣在决定帝国大学教授的人事升迁任免时，首先必须由教授所在大学的校长提出书面申请。但是文部省在做出这个处分决定之前，并没有收到校长的书面申请，因此全校教授强烈抗议该处分损害了学术自由和大学独立。结果，教授们取得了胜利：文部大臣辞职，校长也因为没有书面申请却接受了文部省对教授的处理而引咎辞职。这就是著名的“户水事件”，它确立了大学校长在教授人事上的书面申请权，该权利保证了大学相对于文部省的独立性。不过，日本的“大学自治”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仅是大学管理的一个习惯制度。与“户水事件”中东京大学教授们进行的抗议不同，京都大学法学教授们提出的“教授的任免必须事先经过教授会同意”的要求有些“过分”。因为根据1886年颁布的《帝国大学令》，大学教授任免是属于政府的权力，大学校长由文部大臣任命，职责是“维持帝国大学的秩序”。从理论上来说，校长作为政府任命的官员，对教授的去留有决定权。或许是考虑到自己是新任校长，泽柳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刚厉从事，与教授们直接对立，而是对法学教授们的意见采取了沉默态度。10天后，法科部召开协议会，通过了由全体教授和副教授联合署名的意见书，阐述了教授任免必须获得相应学科教授会的同意的理由——（1）如果校长可以做出对教授的任免决定，则教授地位将失去安定性，从而大学难以获得优秀的学者。（2）学术进步必须以学术的独立性为必要条件。教授必须身处官权的干涉和俗论的压迫之外。教授会一旦不能介入教授的任免过程，则学术独立性将无法获得保障。（3）对于学者的能力和人品，应该从其学识的优劣和研究用心的深厚角度进行评判，而对此有能力做出判断的，只能是作为同事的学者。（4）校长和教授会都是大学的构成机关，彼此之间应该相互合作。然而，当校长以职权的名义对教授做出任免决定时，校长则完全变为政府的代言人而君临教授会之上。（5）在教授任命方面，从来都遵循着经过教授会推荐这一不成文的规则。即使对于教授免职问题，也同样应该尊重教授会的意见。（6）校长专断地做出决定，会使教授的地位受到轻视，对内影响学生，对外则使社会丧失对学术的敬意。泽柳校长收到该意见书，没有表态。但是3天后，他对7位被迫递交辞呈的教授发布照准免职令。校长的做法在校园中掀起轩然大波，教授们纷纷站出来表示反对。为了平息风波，泽柳校长公布答辩书说，在现行的制度中，并不存在大学教授的任免必须获得教授会同意的规定。泽柳校长说，他本人并不非常反对给予教授终身保障的地位，但该项制度建设为时尚早。教授绝不能因其言论违反为政者的主张，或不合潮流而使其地位受到动摇。但是，就学问、品德和行为方面存在问题而不具备教授资格的情况，在世界范围内还未见有此种原因造成的教授的进退必须经过教授会决定的事例。校长的说法没有得到谅解，反而激起了教授们的对抗。1914年1月，法学部教师联名提出辞呈表示抗议。法学部的学生也召开学生大会表示，如教师的主张不被接受，学生将与老师们共进退。此事不仅轰动京都，在东京也引起了反响。东京大学法学部开始声援京都大学法学部。文部省担心事态失控，向社会上蔓延。可是文部省没有无条件支持自己任命的校长，通过使用行政权力来强行解决问题，而是展现诚意，希望通过调解的方式来化解冲突。文部省邀请两位富有声望的东京大学教授穗积陈重博士和富井政章博士充当调停人，展开调停工作。经过两位博士的调停，1月24日京都大学教授、京都大学校长和文部大臣之间达成协议。文部大臣承认京都大学法学部主张的正当性，法学部教师撤回辞呈，进退两难中的泽柳校长辞职。就这样，历时长达半年的“泽柳事件”得到和平解决，京都大学校园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泽柳事件”是在大正民主潮流中发生的事件，在日本的大学自治的历史上，具有巨大的意义。泽柳辞职后，京都大学校长由东京大学校长兼任，一年后京都大学医学部教授荒木寅三郎选任京都大学校长，之后的校长一律在大学内部由大学自身选举任用。日本的大学自治制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也有人担心，大学自治将导致教授们保守既得利益，不思进取。可事实上，大学自治是现代大学最为基本的特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学者的尊严，促进学术繁荣。例如，历史学家内藤湖南长期在京都大学任教，是当时头号的中国问题专家。1928年2月，后来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军官石原莞尔问内藤湖南：“从历史上看，满蒙是不是日本的？”内藤说：“作为一名日本人，我非常想主张满蒙是日本的领土，但是学问是不可以歪曲的！”京都大学的教授们坚守这样严谨的学术态度，致力于学术研究，在史学、哲学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形成了享誉国内外的“京都学派”。作为京都大学的第五任校长，泽柳任职仅一年零四个月。虽然他尴尬退场，但却没有消沉不振。作为一名民间教育家，他积极参与教育改革，推动自由教育运动，成为日本“实际教育学”的倡导者与新教育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为大正时代的日本实现传统教育的根本性改变做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一代宗师”，于内是国民教化的最高顾问，于外是日本教育的代表。“泽柳事件”不仅成为日本大学发展史上的一段佳话，而且成就了泽柳政太郎。[1] 帝国大学，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帝国在其本土和殖民地上的中心城市所建立的9所综合性国立大学的统称，例如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二战后这些大学全部去掉“帝国”二字。本文除此处外，一律省略大学名称中“帝国”二字，以战后名称指代。阿部守太郎暗杀事件：日本的自制力渐将消退大陆浪人高调声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要求必须出兵中国，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家的尊严。在后发国家，这种极端的言论很容易引起民众情感上的共鸣。但很少有人明白这个道理：个人可以选择“玉碎”，但没有人有权利让国家“玉碎”。1913年8月5日，日本华北驻屯军的一位中队长便衣侦察中国军队的行动时，被袁世凯的北洋军误认为是南方革命军的间谍而逮捕。6天后，又有一位日本军官在汉口遭北洋军逮捕，被夺走军服和军刀。9月1日，北洋军张勋带领着“辫子军”占领南京时，竟将三个日本侨民当作中国百姓砍死，混乱中还烧毁了日本国旗。1913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年初宋教仁被暗杀，孙中山愤而发动“第二次革命”，袁世凯的北京政权同南方的革命势力开始内战。上述三起涉日事件都是伴随着中国内战而发生的误捕误杀，在日本国内激起轩然大波。中国士兵不但杀害日本人，而且侮辱大日本帝国的国旗，这还了得！许多日本人主张，日本军队应该借机占领中国领土，杜绝类似事件发生。要求进军中国的呼声大涨，让政府进退两难。彼时正值“第一次宪政运动”结束不久，违背民意的桂太郎内阁垮台，新上任的山本权兵卫内阁不得不听取来自民间的声音。在所谓“民间呼声”的背后，其实有军部势力的支持。军部与政府的分歧由来已久。根据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天皇拥有统帅权，军队对天皇负责，独立于内阁之外。因此，内阁无法驾驭军部，双方常常为军队编制、预算、涉外问题等发生争执。日俄战争之后，中国东北地区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军部在中国问题上的发言权大增。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政府的政策是尽量维持满洲现状，而军部和一些大陆浪人则认为这是胆怯的消极之举。在军部的暗中支持下，一些大陆浪人趁混乱之机策划“满蒙独立运动”，妄图将满蒙从中国分割出去，建立日本控制下的“满蒙王国”。由于中国军队的打击和日本政府的反对，这一阴谋未能得逞。政府对“满蒙问题”持消极态度和对中国的“软弱”，激起了军部和大陆浪人的极大不满，三起涉日事件更成为他们鼓噪的借口。特别是大陆浪人，高调声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要求必须出兵中国，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护国家的尊严。在后发国家，这种极端的言论很容易引起民众情感上的共鸣。但很少有人明白这个道理：个人可以选择“玉碎”，但没有人有权利让国家“玉碎”。面对不断高涨的社会舆论，政府不能漠然视之，外务省让主管对华外交事务的政务局局长阿部守太郎出面解释，试图引导舆论。于是，阿部守太郎向《东京日日新闻》的记者发表谈话，解释政府的立场，阐述反对以占领中国领土来解决两国之间争端的理由。他说，有些人认为，国旗被侮辱是重大事件，其实国旗不过是一种器具，为此而表示愤慨是愚蠢的。就如干柴堆上点火一般，这个谈话马上将舆论的焦点和右翼的怨恨引向了阿部守太郎。阿部守太郎生于187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科，在中国工作过四年，是外务省有名的“中国通”。一年前他出任外务省政务局长，深受外务大臣牧野伸显的信任。作为外务省的政策制定者，阿部主张“在对外关系方面，必须完全依靠和平方法，以开展贸易和扩大其他经济权利作为重点”。当时，面对各种势力插手对华政策的混乱局面，这位务实的政府官员写了一份万言书，坦陈自己的主张。阿部反对以军事手段解决外交问题，主张放弃领土野心，用和平方法来争取经济利益，“如用割取领土的方法来解决满蒙问题，不仅中国，而且英、俄、法、美等国都将成为我们的敌国。因此，切勿对满蒙怀有企图获得新领土的目的，应以我们的现有地位为基础，从经济方面和平地取得巩固与发展”。阿部守太郎非常反感军部和大陆浪人暗中在中国私自活动，认为军部、大陆浪人偏激而又狭隘，没有战略眼光。他竭力主张“外交统一”，“一切外交应由外务省统一进行，陆军、海军两省自不待言，诸如参谋本部、军令部等官衙应遵照政府方针，决不可背道而驰……”，“外务大臣对关东都督需严加监督，而且要使南满铁路，只能按外务省的指示行事。除此之外，不得采取任何独立的涉外行动”，“对于以前由参谋本部、军令部等公开或秘密派往中国各地的军官，要他们牢牢铭记上述宗旨乃是当务之急”。1913年2月，海军大将山本权兵卫组阁，阿部的对华主张被采纳，长达万言的意见书成为山本内阁对华外交的基本方针。新内阁就是按照这样的思路，以冷静克制的态度处理两国纠纷，包括1913年接连发生的三起事件。可是，这却导致极大的社会反弹，尤其是阿部对媒体的谈话，更让军部内外的右翼分子愤怒不已。这些狂热分子不知道，一个国家必须坚持冷静而合理的外交方针，日本只有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才能获得繁荣。外交谈判，特别是危机处理，是非常复杂、细致而专业的事情，绝不能感情用事。他们认为，武力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最快的手段，唯有如此才能获得国际地位，保障日本的强大和尊严。因此，他们大肆攻击山本内阁的对华方针，对华外交负有直接责任的阿部守太郎更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9月5日，也就是在对媒体发表谈话的第4天傍晚，阿部守太郎前往新桥车站，迎接离任回国的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当他走到赤坂灵南坡自己住所前时，遭到两名暴徒的袭击，喋血街头。翌日早晨，阿部因腹部和左股受刺而死，年仅41岁。第二天，一封署名为“忧国男子”的“除奸信”送到了阿部家里。信中写道——大凡古今东西，观其国家之兴亡盛衰，诸政虽无轻重，然外政之振作与否，直接影响国家兴衰。而今我国之外交，局内不得其人，徒以退缩卑屈为能事，于局外，东则使神州之国威受到凌辱和蹂躏，西则置满蒙于不顾，而此满蒙乃以二十亿巨额财产和十万同胞流血所得……“除奸信”写得慷慨激昂，辞藻华丽。它指责阿部和外务大臣“无视民众舆论，使帝国危如累卵”，还造谣说“他们整日出入于妓院街，沉湎于酒色”。“不明真相”的人们最容易相信和传播这种无耻谰言。此文贯穿着反对政府外交“软弱”的逻辑，充满着自以为是的空想。他们根本不了解国家力量关系的对比，也不考虑他国的立场，狂妄自大，一意孤行。他们根本不知道，外交就是妥协，谈判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必须在知己知彼（了解各自的利益和底线所在）的基础上讨价还价，达到双方利益的平衡点。这绝不是靠口号和豪言壮语解决得了的。两名所谓“忧国男子”，其实是不满于阿部局长的“软弱”对华政策的右翼暴徒，而且都是年轻浪人。一个是21岁的宫本千代吉，另一个是年仅18岁的冈田满。阿部守太郎就是这样做了这些血气方刚、意气用事的青年的刀下之鬼。两个暴徒都是右翼团体“对华同志会”的成员，而“对华同志会”的负责人就是大陆浪人岩田爱之助。辛亥革命爆发后，岩田曾参加革命军守卫汉阳的战斗，并于此役中负伤。他一直主张强硬的大陆政策，认为外务省官员对中国缺乏采取强硬态度的决心，而阿部则是执行对华“软弱”路线的代表人物，于是唆使两名浪人刺杀阿部守太郎。在岩田爱之助之上，还有“浪人之王”头山满和“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这些右翼头目都是嗜血的暴徒，他们的图谋并不止于除掉阿部，他们还想制造更大的血腥新闻，刺激民众。于是他们把刺杀阿部的凶手之一冈田满叫到一间密室，慷慨激昂地向他讲了一番关于爱国的大道理，并指出两条路供他选择：是被警察逮捕处死，还是像一个英雄一样为帝国光荣地死去。如果选择后一种死法，他们将号召全日本的浪人永远缅怀他的壮举。行凶后的第四天，在右翼头目的蛊惑下，18岁的冈田满坐在一张中国地图上剖腹自尽，鲜血染红了中国大地的图案。这一幕是对于时代的暗喻，也是对未来的一个预言。伦敦《泰晤士报》1913年9月9日的社论指出——以吾人之见，阿部氏被害较南京暴行事件尤为痛惜。若行凶动机果如世上所报道，则显示日本过去五十年间自[1]制力渐将衰退，民众感情较明治时期更难抑制。《泰晤士报》的忧虑终为后来的历史所证实。可在当时，暗杀阿部的行动却赢得了来自民间的喝彩声。军国主义者北一辉说：“政务局长阿部之死，乃神武天皇之神灵借冈田满之手，处其死刑者也，神明在上，实所照鉴。”两个暴徒所属的右翼团体“对华同志会”，还于阿部被杀后的第三天在东京日比谷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右翼分子纷纷登台亮相，发表措辞强烈、极富煽动性的演说，提出要严惩南京事件的肇事者，并呼吁政府立即出兵，占领满蒙之要地，以作为谈判解决的条件。会场群情激愤，纸旗乱舞，口号震天，最后做出要求出兵中国的决议。散会后，部分与会者还拥向外务省和外务大臣官邸进行请愿活动。警视厅不得不派出大批警察维持秩序，以防止发生骚乱。暗杀阿部事件、冈田满剖腹事件和日比谷公园国民大会造成巨大压力，终于逼迫日本政府改变了态度。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强硬要求。在停泊南京的9艘日本军舰和新增派的14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无声的压力下，中国政府无奈地接受了日本的无理要求。驻英国公使小池张造也被召回国内，继任阿部守太郎的职务。小池张造后来成了日本强硬对华外交的旗手，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便是由他起草的。日本政府的退让鼓励了右翼分子，他们更加活跃，又开始野心勃勃地搞起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这样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从那时起日本彻底陷入“十四年战争”（日本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泥沼，直至1945年战败。大正时期确实是民主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政党和民间力量逐渐抬头，元老势力自然削弱，军部和右翼势力处于低潮时期。但是，在大正民主的洪流背后，右翼势力的黑色恐怖一直暗潮涌动。尤其是野心勃勃的陆军，企图将中国置于日本统治之下，不断利用大陆浪人进行各种形式的破坏活动，制造事端。1913年外务省政务局长阿部守太郎遭到暗杀是这股潜流冲出岩层的一次表现，是这个国家的自制力渐将衰退、民众感情难以抑制的不祥预兆。[1] 转引自［日］猪木正道著《吉田茂传》（上）。从松方正义到孙中山：对中日关系的忧思在受到西方国家支配的世界里，日本如何安排自己的未来，如何与世界相处？这个问题的基础是日本如何处理对华关系。在神户的演讲中提出这个重大问题半年后，孙中山在北京去世，可是他提出的问题和松方正义的警告一样依旧存在，而且随着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变得越来越紧迫。遗憾的是，对于松方正义的警告和孙中山的提问，日本并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对于日本，中国人曾有过好感。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第一批13名留学生抵达日本，开启了向日本取经的先河。特别是日俄战争中，日本竟然战胜老牌的世界强国，深深刺激了中国，一场“以日为师”的活动全面展开。一批批留学生先后涌入日本，到1911年留日学生累计达到4.5万人。留学生中既有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等革命家，也有章太炎、陈独秀、鲁迅等思想家，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那么，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丧失的？回望历史，很清楚，就是1915年大隈重信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之后。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说，“实际上，日本与中国的不幸关系，可以说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二十一条’激起了中国人前所未有的愤慨，是20多年后战争爆发的伏线”。“二十一条”的要求非常苛刻，暴露了日本攫取在华特权的野心，给中国民众以极大的震动和冲击。1916年中国政府宣布将被迫签字的5月9日定为“国耻日”后，国内反日情绪日益高涨。从此留日学生急剧减少，中国社会舆论对日本充满敌意。在日本方面，却是另一番景象。“二十一条”得到了主要报纸的支持。《东京朝日新闻》说“对华‘二十一条’维护了东亚和平”，《读卖新闻》说“政府的措施应该说大体上是适合时宜的”。日本政府采取发出最后通牒逼迫中国政府同意的高压手段，也获得了新闻媒体的支持。这些媒体先后刊登报道或发表社论，批评中国政府的态度，拥护本国政府，宣称日本的主张极其正当。在日本知识精英中间，也有很多人支持“二十一条”。辛亥革命时担任过孙中山法律顾问的寺尾亨本来是“亲中派”，此时却在报纸上撰文说，“关于对华问题，应该批评的地方固然不少，然吾人对其事实无法准确把握。即便已经知之，今天亦非公然批判之时。为了国家的体面，最终应该明确我国主张之所在，努力贯彻之”。作为大正民主运动中的核心人物，吉野作造是一位积极主张民主主义的学者。当“二十一条”交涉结束、中日两国缔约以后，他也发表文章对“二十一条”给予肯定的评价。“这一次的对华要求表面上看有些地方或许侵害了中国的主权，或许让中国丢了脸面，但是我相信，从帝国的立场来看，大部分都是最小限度的要求。”他这样写道，“从与西洋各国的关系来看，（‘二十一条’）选择的时机颇好……处理得极其恰当。”连吉野作造这样的知识精英也被狭隘的民族主义俘获，评价“二十一条”的对华要求“处理得极其恰当”，就不难想象一般日本民众的态度了。当然，也有极少数人士批判和质疑“二十一条”。不过，他们不但没有对政府形成任何有效影响，反而受到斥责和抨击。例如，时任北洋政府法制顾问的有贺长雄就因为在元老中斡旋而遭到责难，被骂为“国贼”“袁仆”，早稻田大学剥夺了他的教授职务。右翼分子对他进行人身攻击，甚至企图杀害他。就在这种感情用事的、偏狭的民族主义席卷日本的时候，一位元老却站出来，对日本的外交政策提出警告。这位元老就是松方正义。松方正义1853年生于鹿儿岛，是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的老乡。他曾任明治维新政府的大藏卿，此后几乎一直担任大藏大臣的职务，占据日本财政中心位置长达22年之久，是一位精通财政政策的政治家。他还曾两度组阁，受封从一位大勋公爵位。松方正义既不是明治维新激变时代的英雄，也没有在战争中建立军功。他之所以能如此显赫，大概是缘于其温厚笃实、朴素勤勉的人品。早在明治时期，松方正义就已跻身元老之列。进入大正时代，他又收到了大正天皇“匡辅大政”之诏，和明治天皇的主要辅臣山县有朋、井上馨、桂太郎、大山岩、西园寺公望等人一起辅佐新天皇，参与机要。这些元老是超宪法的存在，在朝政中拥有绝对强大的势力。然而，这些元老却是不负责任的。《外交时报》的一篇文章说：“元老这些人，说来很奇妙，可以肯定他人的说法，但即使相信事情对国家有利，他们也不会去扮演受人憎恨的角色，主动向政府当局提出忠告。况且万一因此而使政局发生动荡，这种责任他们绝不愿意承担。因此，这种被人憎恨的角色一个一个往下推，元老自己则回避承担责任。”不过，对于政府咄咄逼人的对华政策，松方正义罕见地公开而明确地表达了不满。1916年10月，大隈重信下台后，81岁高龄的松方正义向新任首相寺内正毅提交《对华意见书》，严厉批评政府对华政策之恶劣——“然我国近年来对华政策，徒恃我强盛，乘彼之弱小，威吓彼，恫吓彼，时而玩弄欺诈小计，时而行强夺之拙策，唯驱彼怨恨于我，离反于我，以我为不共戴天之仇雠，以迄子子孙孙以我为诅咒对象，不过徒以自得……谚曰：百巧不若一诚。然我国之对华政策，巧拙交互，唯促彼之怨恨，复招其侮”。在松方正义看来，外交政策要以信义、正义为原则，唯有“遵循天地之公道，重视国家信义”，才能使“我国置于富岳之安，光耀我皇威于八纮”。他主张把“不吐刚，不茹柔，凭据条理，主持正义”作为日本“外交政策之传统要诀”，强调“无势力之信义乃空言，然无信义之势力乃祸媒。无论多大之势力，唯有作为有信义之势力方可有效”。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国家认为外交就是恃强凌弱，国家之间只有拳头大小，没有公理可言，因此外交就是欺诈和权术，信义和正义无非就是幌子。大隈内阁就是以这样的认识强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的。松方正义将批判的矛头直指“二十一条”，认为日本的对华政策“不得不断言绝对堕入了荒谬，实余所不堪痛叹也”。他进而指出，近年来日本外交政策舍弃信义，“徒弄一时之阴谋诡计，不顾因此而酿生国家百年之祸根……唯驱可谓帝国外廓之中国为敌国，从而使帝国在世界之信用丧失殆尽”。他还警告说，尽管日本表面上确保了本国的权益，但“察其真相，实际是岌岌可危，犹如驾驶破舟激流直下，其前途实不禁令人寒心”。松方正义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是使中国弱小，衰灭，吞并之乎？抑或将中国视为友弟，善诱之，扶助之，将其作为东洋自治一要素待遇之乎？此乃对华政策之根本问题。”松方正义认为，答案应该是后者。他主张，日本必须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国家关系，“日中亲善”对中国有益，对日本也是至关重要的，“日中亲善非仅支撑东亚危局之所以，又非单纯救助中国之所以，实乃我日本帝国屹立于世界惊涛骇浪之中而不倒之自卫之道也”。他直言不讳地说，这样做的目的还是为了日本自己，“乃唯欲支持我帝国根本对外政策之大原则，构筑帝国于世界中远大且永久之地位”。为了日本与国际社会和睦相处，松方正义要求政府改变对华政策。他警告说：“若不幡然猛醒，奈何能不使帝国之威信失于中国，更将使帝国之于世界之地位陷于危殆？”“为今之计，若不迅速采取重大措施，给予根本改正，相信帝国将来之危机祸害实不可测。”历史证明，这位元老是非常有远见的。寺内正毅内阁也转变了对华政策，即由武力扩张转变为经济渗透。通过借款给北洋的段祺瑞政府，扩大日本在华的政治、经济权益。寺内下台后，在野时就反对“二十一条”的原敬出任首相，更是把日中友好作为对华基本政策。不过，欺压、侵略中国的逆流一直存在，尤其是军部和右翼。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