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颉刚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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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辨自序(全两册)试读：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我二年以来，蓄意要辨论中国的古史，比崔述更进一步。崔述的《考信录》确是一部极伟大又极细密的著作，我是望尘莫及的。我自知要好好的读十几年书，才可追得上他。但他的著作有二点我觉得不满意。第一点，他著书的目的是要替古圣人揭出他们的圣道王功，辨伪只是手段。他只知道战国以后的话足以乱古人的真，不知道战国以前的话亦足以乱古人的真。他只知道杨、墨的话是有意装点古人，不知道孔门的话也是有意装点古人。所以他只是儒者的辨古史，不是史家的辨古史。第二点，他要从古书上直接整理出古史迹来，也不是妥稳的办法。因为古代的文献可征的已很少，我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但要承认信史便没有实际的证明了。崔述相信经书即是信史，拿经书上的话做标准，合的为真，否则为伪，所以整理的结果，他承认的史迹亦颇楚楚可观。但这在我们看来，终究是立脚不住的：因为经书与传记只是时间的先后，并没有截然不同的真伪区别；假使在经书之前还有书，这些经书又要降做传记了。我们现在既没有“经书即信史”的成见，所以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我们既没有实物上的证明，单从书籍上入手，只有这样做才可得一确当的整理，才可尽我们整理的责任。
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这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但这个题目的范围太大了，像我这般没法做专门研究的人，简直做不成功。因此，我想分了三个题目做去：一是《战国以前的古史观》，二是《战国时的古史观》，三是《战国以后的古史观》。后来又觉得这些题目的范围也广，所以想一部书一部书的做去，如《〈诗经〉中的古史》、《〈周书〉中的古史》、《〈论语〉中的古史》……我想，若一个月读一部书，一个月做一篇文，几年之后自然也渐渐地做成了。崔述的学力我固是追不到，但换了一个方法做去，也足以补他的缺陷了。
这回适之先生到上海来，因为不及做《读书杂志》的文字，嘱我赶做一篇。我当下就想做一篇《〈论语〉中的古史》，因为材料较少，容易做成。但今天一动笔之后，又觉得赶不及，因为单说《论语》自是容易，但若不与他书比较看来，就显不出它的地位，而与他书一比较之后，范围又大了，不是一二天内赶得出的。因此，想起我两月前曾与玄同先生一信，论起这事，固然是信笔写下，但也足以说出一点大纲。所以就把这篇信稿抄在这里，做我发表研究的起点。我自己知道既无学力，又无时间，说不上研究；只希望因了发表这篇，引起了阅者的教导和讨论，使我可以把这事上了轨道去做，那真是快幸极了！
十二，四，二十七。 玄同先生：（上略）
先生嘱我为《国学季刊》作文，我也久有这个意思。我想做的文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现在先对先生说一个大意，——我这些意思从来没有写出，这信恐怕写得凌乱没有条理。
我以为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那时人对于古代原没有悠久的推测。《商颂》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大雅》说：“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可见他们只是把本族形成时的人作为始祖，并没有很远的始祖存在他们的意想之中。他们只是认定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始祖，并没有许多民族公认的始祖。
但他们在始祖之外，还有一个“禹”。《商颂·长发》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禹的见于载籍以此为最古。《诗》、《书》里的“帝”都是上帝。帝尧、帝舜等不算，详见后。《尚书》里可疑的只有一个帝乙，或是殷商的后王尊他的祖，看他和上帝一样，加上的尊号，也说不定。这诗的意思是说商的国家是上帝所立的。上帝建商，与禹有什么关系呢？看这诗的意义，似乎在洪水芒芒之中，上帝叫禹下来布土，而后建商国。然则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小旻》篇中有“旻天疾威，敷于下土”之句，可见“下土”是对“上天”而言。《商颂》，据王静安先生的考定，是西周中叶宋人所作的。《乐诗考略·说〈商颂〉下》。这时对于禹的观念是一个神。到鲁僖公时，禹确是人了。《宫》说：“是生后稷，……俾民稼穑；……奄有下土，缵禹之绪。”按：《生民》篇叙后稷事最详，但只有说他受上帝的保卫，没有说他“缵”某人的“绪”。因为照《生民》作者的意思，后稷为始事种植的人，用不到继续前人之业。到《闷宫》作者就不同了，他知道禹为最古的人，后稷应该继续他的功业。在此，可见《生民》是西周作品，在《长发》之前，还不曾有禹一个观念。这诗的意思，禹是先“奄有下土”的人，是后稷之前的一个国王；后稷是后起的一个国王。他为什么不说后稷缵黄帝的绪，缵尧、舜的绪呢？这很明白，那时并没有黄帝、尧、舜，那时最古的人王有天神性的。只有禹，所以说后稷缵禹之绪了。商族认禹为下凡的天神，周族认禹为最古的人王，可见他们对于禹的观念，正与现在人对于盘古的观念一样。
在这上，我们应该注意的，“禹”和“夏”并没有发生了什么关系。《长发》一方面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一方面又说汤“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若照后来人说禹是桀的祖先，如何商国对于禹既感他敷土的恩德，对于禹的子孙就会翻脸杀伐呢？按：《长发》云：“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又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是商在汤以前国势本已发达，到汤更能建一番武功，把韦、顾、昆吾、夏桀打倒罢了。禹是他们认为开天辟地的人，夏桀是被汤征伐的一个，他们二人漠不相关，很是明白。
至于禹从何来？禹与桀何以发生关系？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禹，《说文》云：“蟲也，从，象形。”，《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伯祥云：禹或即是龙，大禹治水的传说与水神祀龙王事恐相类。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九鼎是夏铸的，商灭了夏搬到商，周灭了商搬到周。当时不过因为它是宝物，所以搬了来，并没有多大的意味；但经过了长时间的保存，大家对它就有了传统的观念，以为凡是兴国都应取九鼎为信物，正如后世的“传国玺”一样。有了传统的观念，于是要追溯以前的统，知道周取自商，商取自夏，自然夏、商、周会联成一系。成了一系，于是商汤不由得不做夏桀的臣子，周文王不由得不做殷纣的臣子了。他们追溯禹出于夏鼎，就以为禹是最古的人，应做夏的始祖了。书中最早把“夏”、“禹”二字联属成文的，我尚没有找到。
东周的初年只有禹，是从《诗经》上可以推知的；东周的末年更有尧、舜，是从《论语》上可以看到的。尧、舜的故事从何时起，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左传》是战国时的著作；《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也靠不住；《论语》较为可靠，所以取了它。《论语》中二次连称尧、舜，尧、舜其犹病诸。一次连称舜、禹，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又接连赞美尧、舜、禹，大哉尧之为君——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禹吾无间然矣。可见当时确以为尧、舜在禹之前。于是禹之前有更古的尧、舜了。但尧与舜、舜与禹的关系还没有提起，或者当时人的心目中以为各隔数百年的古王，如禹和汤，汤和文、武之类，亦未可知。《论语·尧曰》篇虽说明他们的传授关系，但《论语》经崔述的考定，自《季氏》至《尧曰》五篇是后人续入的。《尧曰》篇的首章，在文体上很可见出有意摹古的样子，在宗旨上很可见出秉着“王道”和“道统”两个主义，是战国时的儒家面目。
在《论语》之后，尧、舜的事迹编造得完备了，于是有《尧典》、《皋陶谟》、《禹贡》等篇出现。有了这许多篇，于是尧与舜有翁婿的关系、舜与禹有君臣的关系了。《尧典》的靠不住，如梁任公先生所举的“蛮夷猾夏”，“金作赎刑”都是。即以《诗经》证之，《宫》说后稷“奄有下国”，明明是做国王，它却说成舜的臣子。后稷的“后”字原已有国王之义，《尧典》上舜对稷说“汝后稷”，实为不辞。《宫》说后稷“缵禹之绪”，明明是在禹后，它却说是禹的同官。又以《论语》证之，（1）《论语》上门人问孝的很多，舜既“克谐以孝”，何以孔子不举他做例？（2）《论语》上说“舜有臣五人”，何以《尧典》上会有九人？《尧典》上既有九人，各司其事，不容偏废，何以孔子单单截取了五人？（3）南宫适说“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可见禹、稷都是有天下的，为什么《尧典》上都是臣而非君？（4）孔子说舜“无为而治”，《尧典》上说他“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又说他“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不相冲突吗？这些问题，都可以证明《尧典》出于《论语》之后。我意，先有了禅让的学说而后有《尧典》、《皋陶谟》出来，当作禅让的实证；禅让之说是儒家本了尊贤的主义鼓吹出来的。作《论语》时，对于尧、舜的观念还是空空洞洞，只推尊他们做两个道德最高、功绩最大的古王；作了《尧典》等篇，于是尧、舜的“文章”都有实事可举了。
从战国到西汉，伪史充分的创造，在尧、舜之前更加上了多少古皇帝。于是春秋初年号为最古的禹，到这时真是近之又近了。自从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畤，祭黄帝，见《汉书·郊祀志》。秦国崇奉的神最杂，名目也最诡：秦文公梦了黄蛇作鄜畤，拾得了一块石头作陈宝祠，实在还是拜物教。黄帝之祀起于秦国，说不定黄帝即是“黄龙地螾”之类。经过了方士的鼓吹，于是黄帝立在尧、舜之前了。自从许行一辈人抬出了神农，于是神农又立在黄帝之前了。自从《易·系辞》抬出了庖牺氏，于是庖牺氏又立在神农之前了。自从李斯一辈人说“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于是天皇、地皇、泰皇更立在庖牺氏之前了。自从《世本》出现，硬替古代名人造了很像样子的世系，于是没有一个人不是黄帝的子孙了。自从《春秋命历序》上说“天地开辟，至《春秋》获麟之岁，凡二百二十六万年”，于是天皇十二人各立一万八千岁了。自从汉代交通了苗族，把苗族的始祖传了过来，于是盘古成了开天辟地的人，更在天皇之前了。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汲黯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造史很好的比喻。看了这些胡乱伪造的史，《尧典》那得不成了信史！但看了《诗经》上稀疏的史，更那得不怀疑商以前的史呢！
这些意思如果充分的发挥，准可著成数十卷书。古代的史靠得住的有几，崔述所谓“信”的又何尝是信！即如后稷，周人自己说是他们的祖，但有无是人也不得而知。因为在《诗》、《书》上看，很可见出商的民族重游牧，周的民族重耕稼，所谓“后稷”，也不过因为他们的耕稼为生，崇德报功，追尊创始者的称号。实际上，周人的后稷和许行的神农有什么分别？这两个倡始耕稼的古王，很可见出造史的人的重复。他们造史的人为什么要重复？原来禹的上面堆积的人太多了，后稷的地位不尊重了，非得另创一个神农，许行一辈人就不足以资号召了！
（下略）颉刚 敬上 十二，二，二十五。 附启玄同先生：
这封信发后，没有接到回覆，使我记挂得很。
在《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上，读到先生的跋。跋上说：“许慎的《说文》是一部集伪古字、伪古义、伪古礼、伪古制和伪古说之大成的书。”我很希望先生有辨《说文》的文字发表。
前月把《吕刑》与《尧典》对看，又得了一个对于苗族的传说的变迁。今天不及写，下函详告。颉刚附启 十二，四，二十八。 原载一九二三年五月六日《努力》增刊，《读书杂志》第十九期。
又次之（石鼓文为秦文，从马叔平说；大篆为秦文，从王静安说），秦之金石刻及小篆又次之。《说文》所列小篆，已多汉人传伪之体；近见龚橙《理董许书》稿本，他说《说文》中的小篆还不如汉隶的较为近古，极为有见。至於《说文》中所谓“古文”，所谓“奇字”，乃是刘歆辈依仿传误的小篆而伪造的，故与甲文金字文底形体相去最远。因为小篆是传误的，“古文”是伪造的，所以说是“伪古字”。“伪古义”，如“告，牛触人，角着横木，所以告人也”，“射，弓弩发於身而中於远也”之类。“伪古说”，如“楚庄王曰，止戈为武”，“孔子曰：一贯三为王”之类。至于“伪古礼”和“伪古制”，这是从伪经上来的；若将伪经推翻，则《说文》中这两部分便不攻而自倒了。
要说的话还没有完，今天暂止于此，请先生教正。
先生关于《吕刑》与《尧典》方面的新发明，便希示我。玄同 一九二三，五，二五。 原载一九二三年六月十日《读书杂志》第十期。
答刘胡两先生书
掞藜堇人先生：由努力社转到两位先生的质问，披读一过，真使我高兴得很。我本来的意思，是要先把与古史有关的书一部一部的读了，把内中说及古史的地方钞出，归纳成为一篇“某书中的古史”；等到用得着的书都读完了，它们说着的古史都抽出了，再依了它们的先后关系，分别其真伪异同，看出传说中对于古史的变迁，汇成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不幸豫计中的许多篇“某书中的古史”还没有做，而总括大意的《与玄同先生书》先已登出，以至证据不充，无以满两位先生之意，甚以为愧。
但我觉得我这一文的疏漏是有的，至于这个意思总不能轻易认为错误，所以我想把胸中所有的意见详细写出，算做答文，与两位先生讨论下列诸项问题：（1）禹是否有天神性？（2）禹与夏有没有关系？（3）禹的来历在何处？（4）《禹贡》是什么时候做的？（5）后稷的实在如何？（6）尧、舜、禹的关系如何？（7）《尧典》、《皋陶谟》是什么时候做的？（8）现在公认的古史系统是如何组织而成的？
以上的题目当在一二月内做毕，登入《读书杂志》。
本期《读书杂志》限于篇幅，不能登载我的答文；我现在仅把我对于古史的态度说了。研究古史自应分析出信史和非信史两部分。信史的建设，适之先生上月来书曾说一个大旨，钞录于下：
我对于古史的大旨是：
1.商民族的时期，以河南为中心。此民族的来源不可考。但《商颂》所记玄鸟的神话当是商民族的传说。关于此一时期，我们应该向“甲骨文字的系统的研究”里去寻史料。
2.周民族的时期，约分三时期：（a）始兴期，以甘肃及陕西西境为中心。（b）东侵期，以陕西为中心，灭了河南的商民族的文化而代之。周公之东征，召公之南下，当在稍后。（c）衰落期，以东都为中心，仅存虚名的共主而已，略如中古时代之“神圣罗马帝国”。
3.秦民族的时期，也起于西方，循周民族的故迹而渐渐东迁，至逐去犬戎而占有陕西时始成大国。
以时间言之，可得下表（编者按：表见下页）：
至于以山西为中心之夏民族，我们此时所有的史料实在不够用，只好置之于“神话”与“传说”之间，以俟将来史料的发现。
附注：发见渑池石器时代文化的安特森（J.G.Anderson）近疑商代犹是石器时代的晚期（新石器时代）。我想他的假定颇近是。
适之先生这段话，可以做我们建设信史的骨干。
在推翻非信史方面，我以为应具下列诸项标准：（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在现在公认的古史上，一统的世系已经笼罩了百代帝王、四方种族，民族一元论可谓建设得十分巩固了。但我们一读古书，商出于玄鸟，周出于姜嫄，任、宿、须句出于太皞，郯出于少皞，陈出于颛顼，六、蓼出于皋陶、庭坚，楚、夔出于祝融、鬻熊（恐是一人），他们原是各有各的始祖，何尝要求统一！自从春秋以来，大国攻灭小国多了，疆界日益大，民族日益并合，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的始祖的传说亦渐渐归到一条线上，有了先后君臣的关系，《尧典》、《五帝德》、《世本》诸书就因此出来。中国民族的出于一元，俟将来的地质学及人类学上有确实的发见后，我们自可承认它；但现在所有的牵合混缠的传说我们决不能胡乱承认。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依了民族的分合为分合，寻出他们的系统的异同状况。（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我们读了《史记》上黄帝的“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以为中国的疆域的四至已在此时规定了；又读了《禹贡》、《尧典》等篇，地域一统的观念更确定了。不知道《禹贡》的九州，《尧典》的四罪，《史记》的黄帝四至乃是战国时七国的疆域，而《尧典》的羲、和四宅以交阯入版图更是秦、汉的疆域。中国的统一始于秦，中国人民的希望统一始于战国；若战国以前则只有种族观念，并无一统观念。看龟甲文中的地名都是小地名而无邦国种族的名目，可见商朝天下自限于“邦畿千里”之内。周有天下，用了封建制以镇压四国——四方之国——已比商朝进了一步，然而始终未曾没收了蛮貊的土地人民以为统一寰宇之计。我们看，楚国的若敖、蚡冒还是西周末东迁初的人，楚国地方还在今河南、湖北，但他们竟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郑国是西周末年封的，地在今河南新郑，但竟是“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那时土地的荒芜如此，那里是一统时的样子！自从楚国疆域日大，始立县制；晋国继起立县，又有郡；到战国时郡县制度普及；到秦并六国而始一统。若说黄帝以来就是如此，这步骤就乱了。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以各时代的地域为地域，不能以战国的七国和秦的四十郡算做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古人对于神和人原没有界限，所谓历史差不多完全是神话。人与神混的，如后土原是地神，却也是共工氏之子；实沈原是星名，却也是高辛氏之子。人与兽混的，如夔本是九鼎上的罔两，又是做乐正的官；饕餮本是鼎上图案画中的兽，又是缙云氏的不才子。兽与神混的，如秦文公梦见了一条黄蛇，就作祠祭白帝；鲧化为黄熊而为夏郊。此类之事，举不胜举。他们所说的史固决不是信史，但他们有如是的想像，有如是的祭祀，却不能不说为有信史的可能。自春秋末期以后，诸子奋兴，人性发达，于是把神话中的古神古人都“人化”了。人化固是好事，但在历史上又多了一层的作伪，而反淆乱前人的想像祭祀之实，这是不容掩饰的。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依了那时人的想像和祭祀的史为史，考出一部那时的宗教史，而不要希望考出那时以前的政治史，因为宗教是本有的事实，是真的，政治是后出的附会，是假的。（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古代的神话中人物“人化”之极，于是古代成了黄金世界。其实古代很快乐的观念为春秋以前的人所没有；所谓“王”，只有贵的意思，并无好的意思。自从战国时一班政治家出来，要依托了古王去压服今王，极力把“王功”与“圣道”合在一起，于是大家看古王的道德功业真是高到极顶，好到极处。于是异于征诛的禅让之说出来了，“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的人也出来了，《尧典》、《皋陶谟》等极盛的人治和德化也出来了。从后世看唐、虞，真是何等的美善快乐！但我们反看古书，不必说《风》、《雅》中怨苦流离的诗尽多，即官撰的《盘庚》、《大诰》之类，所谓商、周的贤王亦不过依天托祖的压迫着人民就他们的轨范；要行一件事情，说不出理由，只会说我们的占卜上是如此说的，你们若不照做，先王就要“大罚殛汝”了，我就要“致天之罚于尔躬”了！试问上天和先王能有什么表示？况且你既可以自居为天之元子，他亦可以自说新受天命，改天之元子；所谓“受命”“革命”，比了现在的伪造民意还要胡闹。又那时的田亩都是贵族的私产，人民只是奴隶，终年服劳不必说，加以不歇的征战，死亡的恐怖永远笼罩着。试问古代的快乐究在那里？我们要懂得五帝、三王的黄金世界原是战国后的学者造出来给君王看样的，庶可不受他们的欺骗。
以上四条为从杂乱的古史中分出信史与非信史的基本观念，我自以为甚不误。惜本期篇幅甚短，不能畅说。颉刚敬上 十二，六，二十。 原载一九二三年七月一日《读书杂志》第十一期。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两年前，我在《努力周报》附刊的《读书杂志》里发表辨论古史的文字时，朴社同人就嘱我编辑成书，由社中出版。我当时答应了，但老没有动手。所以然之故，只因里面有一篇主要的辨论文字没有做完，不能得到一个结束；我总想把它做完了才付印。可是我的生活实在太忙了，要想定心研究几个较大的题目，做成一篇篇幅较长的文字，绝不易找到时间，这是使我永远怅恨着的。
去年夏间，上海某书肆中把我们辨论古史的文字编成了《古史讨论集》出版了。社中同人都来埋怨我，说：“为什么你要一再迁延，以致给别人家抢了去。”我对于这事，当然对社中抱歉，并且看上海印本错字很多，印刷很粗劣，也不爽快，就答应道：“我立刻编印就是了！”哪知一经着手编纂，材料又苦于太多了，只得分册出版。现在第一册业已印刷就绪，我很快乐，我几年来的工作得到一度的整理了。
这第一册分做三编。上编是在《读书杂志》中作辨论以前与适之、玄同两先生往返讨论的信札，是全没有发表过的。这些信札只就手头保存的写录，当然遗失的还有许多。在这一编里，可以知道《杂志》中文字的由来和我对于怀疑古史一件事所以有明了的意识的缘故。中编所录全是在《读书杂志》中发表的。其中许多问题虽都没有讨论出结果来，但是我们将来继续研究的骨干却已在这几篇文字中建立起来了。下编除首二篇外全是《读书杂志》停刊以后的通信及论文，有一部分是没有发表过的。在这一编里，可以见出我现在对于研究古史所走的路途的趋向。
第二册的稿子约略辑成，也分做三编。上编是讨论古代史实及传说的。中编是说明经书真相及批评注解得失的。下编是辨伪者的传记和评论。这些文字都是数年来在各种刊物上零碎发表的，其中待讨论修正的地方很多。只要第一册出版后有销场，社中同人容许我继续出版，我就可写定付印。
以后我的环境如果不至迫逼我废学，我的胸中所积蓄而且渴望解决的问题正多，自当陆续研究，作文发表，第三册以下也尽有出版的希望。但不知道我的为生活而奋斗的能力能打出一个境界，完成这个志愿与否。
现在辑成的两册，范围并不限于古史。所以仍用古史署名之故，只因我的研究的目的总在古史一方面，一切的研究都是要归结于古史的。例如辨论《诗经》与歌谣的文字虽与古史无直接关系，但此文既为辨明《诗经》之性质，而《诗经》中有古史材料，《诗经》的考定即可辅助古史的考定，故仍收入。没有枝叶固然可以把本干看得清楚，但有了枝叶也更可以把本干的地位衬托出来，所以我不想把枝叶删芟了。
这几年中，常有人问我，“你们讨论古史的结果怎样？”我屡次老实答道：“现在没有结果。因为这是一个大问题，它的事实在二三千年以前，又经了二三千年来的乱说和伪造，哪里是一次的辨论所能弄清楚的！我们现在的讨论只是一个研究的开头呢，说不定我们一生的讨论也只是一个研究的开头咧！”
也有人对我说：“你为什么不把几年来的讨论的文字重做一番系统的整理，作成一篇齐整的论文呢？”这话固然是好意，但我决不敢答应。我现在在研究上所走的路途的短，成绩的少，是大家看得见的，实在没有把这种一目可尽的东西再做一番系统的整理的必要。况且我所提出的论题全没有讨论出结果来，也无从加以断定。我并不是没有把我的研究构成一个系统的野心；如果我的境遇真能允许我作继续不断的研究，我到老年时一定要把自己的创见和考定的他人之说建立一个清楚的系统。但现在还谈不到此，还只能见到一点写一点，做零碎的发表和溷杂的编集。
我非常地感谢适之、玄同两先生，他们给我各方面的启发和鼓励，使我敢于把违背旧说的种种意见发表出来，引起许多同志的讨论。这个讨论无论如何没有结果，总算已向学术界提了出来，成为学术界上的公同的问题了。我又非常地感谢刘楚贤掞藜、胡堇人、柳翼谋诒徵诸先生，他们肯尽情地驳诘我，逼得我愈进愈深，不停歇于浮浅的想像之下就算是满足了。我永远要求得到的幸运，就是常有人出来把我痛驳，使得我无论哪个小地方都会亲自走到，使得我常感到自己的学力不足而勉力寻求知识。我在生活上虽是祈祷着安定，但在学问上则深知道这是没有止境的，如果得到了止境即是自己的堕落，所以愿意终身在彷徨觅路之中，不希望有一天高兴地呼喊道：“真理已给我找到了，从此没有事了！”
我自在《读书杂志》中发表了推翻相传的古史系统的文字之后，一时奖誉我的人称我“烛照千载之前，发前人之所未发”；反对我的人便骂我“想入非非，任情臆造”；对我怀疑的人也就笑我抨击古人只不过为的趋时成名。也有爱我的前辈肫挚地劝告道：“你是一个很谨厚的人，何苦跟随了胡适之、钱玄同们，做这种不值得做的事情！”我听了这种种的议论，禁不住在腹中暗好笑。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平常的人，决不会比二千年来的人特别聪明，把他们看不清楚的疑窦由我一起看出。我也知道，我是一个很胆小的人，苟非确有所见，也决不敢猖狂地冒了大不韪，自己提出一种主张来疑经蔑古。至于成名之心，我固然不能说没有，但总可以说是很淡薄的，我也决不愿无故凌辱古圣先贤来造成自己的名誉。适之、玄同两先生固是我最企服的师，但我正因为没有崇拜偶像的成见，所以能真实地企服他们；若把他们当作偶像一般而去崇拜，跟了他们的脚步而作应声虫，那么，我用了同样的方式去读古书时，我也是古人的奴隶了，我还哪里能做推翻古代偶像的事业呢。老实说，我所以有这种主张之故，原是由于我的时势、我的个性、我的境遇的凑合而来。我的大胆的破坏，在报纸上的发表固然是近数年的事，但伏流是与生命俱来的，想像与假设的构造是一点一滴地积起来的。我若能把这个问题研究得好，也只算得没有辜负了我的个性和环境，没有什么了不得。若是弄得不好，不消说得是我的罪戾，或是社会给与我的损害了。因为我对于自己的地位有了这种的了解，所以我对于自己的见解给一般人诧为新奇的。常以为是极平常的、势所必然的，我只顺着自然的引导，自己无力于其间，誉我和毁我的话都是废话而已。但誉我与毁我的人，我不嫌怪，因为他们只见到我的主张的断面，而不能深知道我的个性和环境，也是当然如此。
我读别人做的书籍时，最喜欢看他们带有传记性的序跋，因为看了可以了解这一部书和这一种主张的由来，从此可以判定它们在历史上占有的地位。现在我自己有了主张了，有了出版的书籍了，我当然也愿意这样做，好使读者了解我，不致惊诧我的主张的断面。
因为这样，所以现在就借了这一册的自序，约略做成一部分的自传。我很惭愧，我的学问还没有成熟，就贸贸然来做这种自传性的序文，实在免不了狂妄之罪。但社会上已经等不到我的学问的成熟而逼迫我发表学术上的主张了，已经等不到我的主张的讨论出结果来而逼迫我出书了，我为求得读者对于我的出版物的了解，还顾忌着什么呢。
我是一八九三年生的。当我出生的时候，我的家中已经久不听见小孩子的声息了，我是我的祖父母的长孙，受到他们极浓挚的慈爱。我家是一个很老的读书人家，他们酷望我从读书上求上进。在提抱中的我，我的祖父就教令识字。听说我坐在“连枱交椅”未能步行的小孩所坐。里已经识得许多字了：老妈子抱上街去，我尽指着招牌认字，店铺中人诧异道：“这怕是前世带来的字吧！”因为如此，所以我了解书义甚早，六七岁时已能读些唱本小说和简明的古书。但也因为如此，弄得我游戏的事情太少，手足很不灵敏，言语非常钝拙，一切的技能我都不会。这种的状态，从前固然可以加上“弱不好弄”的美名，但在现在看来，只是遏抑性灵，逼作畸形的发展而已。
在这种沉闷和呆滞的空气之中，有一件事足以打破这寂寥而直到近数年来才从回忆中认识的，就是民间的故事传说的接近。我的本生祖父和嗣祖母都是极能讲故事的：祖父所讲大都属于滑稽一方面，如“诸福宝苏州的徐文长”之类；祖母所讲则大都属于神话一方面，如“老虎外婆”之类。除了我的祖父母之外，我家的几个老仆和老女仆也都擅长这种讲话，我坐在门槛上听他们讲《山海经》的趣味，到现在还是一种很可眷恋的温煦。我虽因言语的钝拙，从未复述过，到后来几乎完全忘记了，但那种风趣却永远保存着，有人提起时总觉得是很亲切的。祖父带我上街，或和我扫墓，看见了一块匾额、一个牌楼、一座桥梁，必把它的历史讲给我听，回家后再按着看见的次序写成一个单子。因此，我的意识中发生了历史的意味，我得到了最低的历史的认识：知道凡是眼前所见的东西都是慢慢儿地积起来的，不是在古代已尽有，也不是到了现在刚有。这是使我毕生受用的。
当我读《论语》的时候，《孟子》已买在旁边；我随手翻着。我在《论语》中虽已知道了许多古人的名字，但这是很零碎的，不容易连接。自从看了《孟子》，便从他叙述道统的说话中分出了他们的先后，我初得到这一个历史的系统，高兴极了，很想替它做一个清楚的叙述。以前曾在祖父的讲话中，知道有盘古氏拿了斧头开天辟地的故事，有老妪和犬生出人类的故事；到这时就把这些故事和书本上的尧、舜、禹的记载联串了起来了。我记得那时先着一家起了几个早晨，在朝暾初照的窗下写成一篇古史，起自开辟，讫于《滕文公》篇的“孔子没，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不可”的一段事。孟子叙述道统到孔子为止，我作历史也到孔子没后为止，这是很分明的承受了孟子的历史观了。这篇古史约有五页，那时还没有练习过小楷，衬了红格纸写得蝇头般的细字，写好了放在母亲的镜匣里。从我所读的书和母亲的病状推来，那时我是七岁。依旧法算应是八岁。可惜后来母亲死了，这篇东西就失去了。
就是这一年的冬天，我读完了《孟子》。我的父亲命我读《左传》，取其文理在《五经》中最易解，要我先打好了根柢然后再读深的。我读着非常感受兴趣，髣髴已置身于春秋时的社会中了。从此鲁隐公和郑庄公一班人的影子常在我的脑海里活跃。但我的祖父不以为然，他说：“经书是要从难的读起的；《诗经》和《礼记》中生字最多，若不把这两部书先读，将来大了就要记不清了。”所以在一九○一年的春天，命我改从一位老先生读《诗经》。《左传》只读了一册，就搁下了。
我读《国风》时，虽是减少了历史的趣味，但句子的轻妙，态度的温柔，这种美感也深深地打入了心坎。后来读到《小雅》时，堆砌和严重的字句多了，文学的情感减少了，便很有些儿怕念。读到《大雅》和《颂》时，句子更难念了，意义愈不能懂得了。我想不出我为什么要读它，读书的兴味实在一点也没有了。这位老先生对付学生本来已很严厉，因为我的祖父是他的朋友，所以对我尤为严厉。我越怕读，他越要逼着我读。我念不出时，他把戒尺在桌上乱碰；背不出时，戒尺便在我的头上乱打。在这种的威吓和迫击之下，常使我战栗恐怖，结果竟把我逼成了口吃，害得我的一生永不能在言语中自由发表思想。我耐不住了，大着胆子向先生请求道：“我读《左传》时很能明白书义，让我改读了《左传》罢！”先生听了，鼻子里嗤的一声，做出很傲慢的脸子回答我道：“小孩子哪里懂得《左传》！”好容易把一部《诗经》捱完，总算他们顺了我的请求，没读《礼记》而接读《左传》。这位老先生要试一试我以前类于夸口的请求，令我讲解华督杀孔父的一段。我一句句地讲了。他很诧异，对我的祖父说道：“这个小孩子记性虽不好，悟性却好。”我虽承蒙他奖赞，但已做了他的教育法的牺牲了！
我的生性是非常桀骜不驯的。虽是受了很严厉的家庭教育和私塾教育的压抑，把我的外貌变得十分柔和、卑下，但终不能摧折我的内心的分毫。所以我的行事专喜自作主张，不听人家的指挥。翻出幼时所读的《四书》，经文和注文上就有许多批抹。例如《告子上篇》《天爵章》末有“终亦必亡而已矣”句，《仁之胜不仁章》末又有“亦终必亡而已矣”句，我便剔去了中间《欲贵章》首的“〇”号，批道：“不应有〇，下文有‘终亦必亡而已矣’之语，可见两段相连。”又如《离娄下篇·逢蒙学射章》：“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仪曰：‘宜若无罪焉。’”我疑心“羿”与“宜”因同音而致误，就批道：“宜，当作羿。”这一类的批抹，在现在看来确是极度的武断，但我幼年读书就不肯盲从前人之说，也觉得是不该妄自菲薄的。
约在十一岁时，我初读《纲鉴易知录》，对于历史的系统更能明白认识。那时，我便自立义法，加上许多圈点和批评。我最厌恶《纲目》的地方，就是它的势利。例如张良和荆轲一样的谋刺秦始皇，也一样的没有成功，但张良书为“韩人张良”，荆轲便书为“盗”。推它的原因，只因荆轲的主人燕太子丹是斩首的，而张良的主人刘邦乃是做成皇帝的。我对于这种不公平的记载非常痛恨，要用我自己的意见把它改了。可惜我读的一部《易知录》是石印小字本，上边写不多字，只得写上小纸，夹在书里。前年理书时检得一纸条，是那时的笔迹，写道：
书“秋，秦王稷薨，太子柱立”。至明年冬，又书“秦王薨，子楚立”。下《目》书曰：“孝文王即位，三日而薨。”夫秋立而至明冬薨，亦十七八月矣，何《目》书“三日而薨”耶？此其史官之讹也。
现在知道，这个批评错了，因为孝文王的即位在他的除丧之后，和上一年秋的“立”是不冲突的。只是我敢于写出疑问，也算值得纪念。
儿时的佚事，现在还记得几桩。有一次，我看见一个饭碗，上面画着许多小孩，有的放纸鸢，有的舞龙灯，有的点爆竹，题为“百子图”。我知道文王是有一百个儿子的，以为这一幅图一定是画的文王的家庭了，就想把文王的儿子考上一考。可是很失望，从习见的书中只得到武王、周公、管叔、蔡叔、康叔数人；《左传》上较多些，但也只有“文昭”十六国。我在那时很奇怪：为什么这样一个大名人的儿子竟如此的难考？后来知道文王百子之说是从《诗经》的“太姒嗣徽音，则百斯男”来的，而“百斯男”的话正与“千秋万岁”、“千仓万箱”相类，只是一种谀颂之词，并非实事；心始释然。
又有一次，不知在什么地方见到孔子有师七人的话，替他一考居然如数得到。但现在想得起的只有老聃、师襄、苌弘、郯子、项橐五人，尚有二人反而查不出了。又因谥法的解释不同，想做一种《谥法考》，把《左传》上的谥法钞集起来，比较看着。结果，使我知道“灵、幽、厉”诸谥未必是恶谥，孟子所说“孝子顺孙百世不能改”的话并不十分可靠。有一回偶然在《汉书》上看到汉高祖为赤帝子，斩白帝子，心想赤帝、白帝不是和黄帝一样的吗，为什么黄帝为人而赤帝、白帝为神？又在某书上看见三皇、五帝的名号和《易知录》上所载的不一致，考查之后，始知三皇、五帝的次序原来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那时见到的书甚少，这种考据之业现在竟想不起是怎样地做成的。
我们顾家是吴中的著姓，自汉以下的世系大都可以稽考。但我们一支的家谱只始于明代成化中，又标上唯亭的地名。我的十一世伯祖大来公其蕴序道：
人各有所自，必自其所自而后即安。苟忽其所自而妄萌一焜耀之思，指前之一二显人曰：“吾所自者某某也。”则世之人亦因其所自而自之矣。然反之心究有所不安。以已之不安而知祖先之必不安，且念子孙之亦未必安也，何可以焜耀之思累先后之不安乎！……此尼备从侄嗣曾之近谱所以不宗鹿城崑山而宗唯亭也。唯亭距鹿城不数十里，有农家者流繁衍于上二十一都之乡，地名顾港，此吾支之所自。乡之先达巳蒙称述，信为文康公顾鼎臣之支矣。而尼备以宗其所疑不若宗其所信，宗其所信而苟有一毫之可疑无庸宗也，所以宁唯亭而不敢曰鹿城，重原本也。
这种信信疑疑的态度，在现在看来固是非常正当，但幼年的我哪里能懂得呢。我只觉得他们的胸襟太窄隘了：我们和崑山一支既经是一族，为什么定要分成两族？偶然见到一部别宗的谱牒，以西汉封顾余侯的定为始祖；又列一世系表，起于禹、启、少康，中经无馀、勾践，讫于东海王摇和他的儿子顾余侯期视，约有三十余代。这个表不知道从哪里抄来的，现在遍查各种古书竟查不到。我快乐极了，心想我家的谱牒可以自禹讫身写成一个清楚整齐的系统来了！又想禹不是祖黄帝的吗，黄帝又不是少典氏之子吗，那么，岂不是又可以推算自己是少典氏的几百几十世孙了！我真高兴，对着我的同学夸口道：“我要刻三方图章：一是‘勾践后人’，一是‘大禹子孙’，一是‘少典云礽’。”这位同学也赞叹道：“你家真是一个古远的世家！”于是我援笔在谱上批道：
甚哉谱必以大宗言也！不以之言，则昧于得姓传递之迹而徒见十数世而已。吾族之谱始自允斋公，遂谓允斋公为始祖。夫公非始得顾姓者，而曰始祖，亦太隘矣！
一个人的思想真是会得变迁的：想不到从前喜欢夸大的我现在竟变得这般严谨，要把甘心认为祖先的禹回复到他的神话中的地位，要把尼备公创立家谱的法子来重修国史了！
在私塾中最可纪念的，是有两年没有正式的教师。起先，我的父亲在城北姚家教馆，我随着读书。去了不久，我父考取了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去，馆事请人代着。可是代馆的总不得长久，代者又请代，前后换了七八人，有几个月简直连接着没有先生。只因姚家待我很厚，他们的小主人和我的交情也很挚，所以我家并不逼我换学塾。这两年中，为了功课的松，由得我要怎样做就怎样做。我要读书，便自己到书铺里选着买；买了来，便自己选着读。我看了报纸，便自己发挥议论。有什么地方开会，我便前去听讲。要游戏，要胡闹，要闲谈遣日，当然也随我的便。这两年中的进境真像飞一般的快，我过去的三十年中吸收智识从没有这样顺利的：我看无论哪种书都可以懂得一点了，天地之大我也识得一个约略了。这时候，正是国内革新运动勃发的时候，要开学校，要放足，要造铁路，要抵制美国华工禁约，要请求政府公布宪法开国会，梁任公先生的言论披靡了一世。我受了这个潮流的涌荡，也是自己感到救国的责任，常常慷慨激昂地议论时事。《中国魂》中的《呵旁观者文》和《中国之武士道》的长序一类文字是我的最爱好的读物，和学塾中的屈原《卜居》、李华《吊古战场文》、胡铨《请斩王伦秦桧封事》等篇读得同样的淋漓痛快。在这种热情的包裹之中，只觉得杀身救人是志士的唯一的目的，为政济世是学者的唯一的责任。塾师出了经义史论的题目，我往往借此发挥时论，受他们的申斥；但做时务策论时，他们便不由得不来赏赞我了。
一九○六年，地方上开办第一班高等小学，考题是《征兵论》，我竟考取了第一。我刚进去时，真是踏到了一个新世界。我在私塾中虽是一个新人物，自己已看了些科学方面的教科书，但没有实物的参证，所谓科学也正与经义策论相同。到了新式学校中，固然设备还是贫乏得很，总算有了些仪器和标本了，能做些实验和采集的工夫了。我在学校里最欢喜做的事情是“修学旅行”，因为史地教员对于经过的名胜和古迹有详细的说明，理科教员又能伴我们采集动植物作标本；回来之后，国文教员要我们作游记，图画教员要我们作记忆画：使我感到这种趣味的活动，各科材料的联络，我所受的教育的亲切。但除了这一件事之外，我的桀骜不驯的本性又忍不住要发展了，我渐渐地对于教员不信任了。我觉得这些教员对于所教的功课并没有心得，他们只会随顺了教科书的字句而敷衍。教科书的字句我既已看得懂，又何劳他们费力解释！况且教科书上错误的地方，他们也不能加以修正。例如地理教科书中说教主出于半岛，举孔、佛、耶为证，理由是半岛的海岸线长，吸收文明容易；地理教员也顺着说。我听得时就很疑惑，以为道教的张道陵就很明白不是从半岛上起来的，孔、佛、耶的出在半岛不过是偶然的巧合。海岸线的吸收文明应当在海上交通便利之后，在古时则未必便可增进新知。至少在中国是这般。即如孔子时，江、淮、河、济的交通胜于海洋，江、淮、河、济的吸收文明也应当过于海洋；孔子所以能够特出，或者就靠在河、济的交通上，和半岛及海岸线有何关系。但地理教员就咬定了这句话，大张其半岛出教主论了。这种的教员满眼皆是，他们都只会食人家的唾余，毫没有自己的真知灼见，都只想编辑了一种讲义作终身的衣食，毫不希望研究的进展，使得我一想到时就很鄙薄。
在小学时曾经生了两个月的病，病中以石印本《二十二子》和《汉魏丛书》自遣，使我对于古书得到一个浮浅的印象。又在报纸上见到《国粹学报》的目录，里面有许多新奇可喜的文题；要去买时可惜苏州的书肆里没有。直到进了中学堂，始托人到上海去买了一个全分。翻读之下，颇惊骇刘申叔、章太炎诸先生的博洽；但是他们的专门色彩太浓重了，有许多地方是看不懂的。在这个报里，除了种族革命的意义以外，它给与我一个清楚的提示，就是：过去的中国学问界里是有这许多纷歧的派别的。
十六岁那一年，我在中学二年级，我的祖父对我说：“《五经》是总该读全的。你因进了新法学堂，只读得《诗经》、《左传》和半部《礼记》。我现在自己来教你罢。”于是我每晚从学校里归来，便向祖父受课。他先教我《尚书》，再教我《周易》。《周易》我不感到什么趣味。《尚书》的文句虽古奥，但我已经有了理解力，能够勉强读懂，对于春秋以前的社会状况得到了一点粗疏的认识，非常高兴。祖父教我时，是今古文一起读的。我本不知道今古文是怎样一个重大的讼案，也就随着读。后来感到古文很平顺，它的文字自成一派，不免引起了些微的怀疑。偶然翻览《先正事略》，从阎若璩的传状里知道他已把《古文尚书》辨得很明白，是魏、晋间人伪造的。一时就想读他所做的《尚书古文疏证》，但觅不到。为安慰自己的渴望计，即从各家《书》说中辑出驳辨《伪古文》的议论若干条，寻绎他们的说法。哪知一经寻绎之后，不但魏、晋间的古文成问题，就是汉代的古文也成了问题了。那年上海开江苏学校成绩展览会，我和许多同学前往参观，就独到国学保存会的藏书楼上看了两种书：一是龚自珍的《泰誓答问》，一是胡秉虔的《尚书叙录》。
我既约略知道了这一些问题，我的勇往的兴致又要逼迫我佚出前人的论辨之外了。我感到《今文尚书》中《尧典》、《皋陶谟》诸篇的平易的程度并不比《伪古文》差了多少，我又感到汉人《尚书》注的不通，都想由我辨去。十七岁时，江苏存古学堂招生，我知道里面很有几位博学的教员，也报名应考。出的题目是《尧典》上的，现在已记不起了，只记得我的文字中把郑玄的注痛驳了一回。发榜不取；领落卷出来，签条上面批着“斥郑说，谬”四个大字。我得到了这回教训，方始知道学术上的权威是惹不得的。
要是我能够从此继续用功，到现在也许可以做成一个专门的经学家了。但我的祖父逝世之后，经学方面既少了一个诱导的人，文学方面的吸引力又很大，我不自觉的对于经书渐渐地疏远了下去。
我的祖父一生欢喜金石和小学，终日的工作只是钩模古铭，椎拓古器，或替人家书写篆隶的屏联。我父和我叔则喜治文学和史学。所以我幼时看见的书籍、接近的作品，都是多方面的，使我在学问上也有多方面的认识。可是我对于语言文字之学是不近情的，我的祖父的工作虽给我瞧见了许多，总没有引起我的模仿的热忱。我自己最感兴味的是文学，其次是经学。直到后来才知道我所爱好的经学也即是史学。我购买书籍就向那两方面进行。买书这一件事，在我十一二岁时已成了习惯，但那时只买新书；自从进了中学，交到了几个爱收旧书的朋友，就把这个兴致转向旧书方面去了。每天一下课，立刻向书肆里跑。这时的苏州还保留着一个文化中心的残状，观前街一带新旧书肆约有二十余家，旧书的价钱很便宜。我虽是一个学生，只能向祖母和父亲乞得几个钱，但也有力量常日和他们往来。我去了，不是翻看他们架上的书，便是向掌柜们讨教版本的知识。所见的书籍既多，自然引诱我去研究目录学。《四库总目》、《汇刻书目》、《书目答问》一类书那时都翻得熟极了。到现在，虽已荒废了十余年，但随便拿起一册书来，何时何地刻的还可以估得一个约略。
我对于学问上的野心的收不住，自幼就是这般。十二岁时曾作一册自述，题为《恨不能》：第一篇是“恨不能战死沙场，马革裹尸”，第二篇是“恨不能游尽天下名山大川”，其三便是“恨不能读尽天下图书”。到这时，天天游逛书肆，就恨不能把什么学问都装进了我的肚子。我的痴心妄想，以为要尽通各种学问，只须把各种书籍都买了来，放在架上，随心翻览，久而久之自然会得明白通晓。我的父亲戒我买书不必像买菜一般的求益，我的祖母笑我买书好像瞎猫拖死鸡一般的不拣择，但我的心中坚强的执拗，总以为宁可不精，不可不博。只为翻书太多了，所以各种书很少从第一字看到末一字的。这样的读书，为老辈所最忌，他们以为这是短寿促命的征象。我也很想改过来，但是求实效的意志终抵抗不过欣赏的趣味。我曾对友人说：“我是读不好书的了！拿到一部书想读下去时，不由得不牵引到第二部上去，以至于第三部、第四部。读第二、第三部书时，又要牵引到别的书上去了。试想这第一部书怎样可以读得完？”这种情形，在当时确是很惆怅的，但在现在看来也可以说由此得到了一点益处，因为这是读书时寻题目，从题目上更去寻材料，而不是读死书。不过那时既只随着欣赏的趣味而活动，并没有研究的自觉心，就是见到了可以研究的题目，也没有实作研究的忍耐心，所以不曾留下什么成绩。
中学校时代，实在是我的情感最放纵的时代，书籍的嗜好在我的生活中虽占着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并不能制伏我的他方面的生活。我爱好山水，爱好文学，爱好政治活动。
游览的嗜好似乎在我很幼的时候已经发端，记得那时看扫墓是一件趣味最丰富的乐事。我家的坟墓不在一处，有的地方要三天才来回，我坐在船里，只觉得望见的东西都新鲜得可爱。有时候走近一座山，要拉了老妈子一同上去，哪知山基还远着，久久走不到，船已将开了。自从进了中学，旅行的地方远了一点，有时出府境，有时出省境，我高兴极了，无论到什么地方总要尽了我的脚力走。别人厌倦思归了，我还是精神奋发，痛骂他们阻住了我的兴致。每星期日，几乎必约了同学到郊外远足去，苏州城外的山径都给我们踏遍了。我在那时，爱好自然，为自然的美所吸引的一种情趣，在现在的回忆中更觉得可以珍重。
叶圣陶先生绍钧是我的老朋友，从私塾到小学和中学都是同学。他是一个富于文艺天才的人，诗词篆刻无一不能；没有一件艺术用过苦功，但没有一种作品不饶于天趣。我在中学里颇受到他的同化，想致力于文学，请他教我作诗填词。我们的同志三四人又立了一个诗社，推他做盟主。我起先做不好，只以为自己的工夫浅。后来永远不得进步，无论我的情感像火一般的旺烈，像浪一般的激涌，但是表现出来的作品终是软弱无力的。有时也偶然得到几句佳句，但要全篇的力量足以相副就很困难。有许多形式，我已学像了，但自省到底没有“烟士披里纯”——文艺品的魂灵。怀了创作的迷梦约有十年，经过了多少次的失败，方始认识了自己的才性，恍然知道我的思想是很质直的，描写力是极薄弱的，轻茜美妙的篇章和嵚奇豪壮的作品本来都没有我的分儿，从此不再妄想“吃天鹅肉”了。
我在中学校时，正是立宪请愿未得清廷允可，国民思想渐渐倾向到革命的时候，使得我也成了这个倾向下的群众的一个。看着徐锡麟、熊成基、温生才等人的慷慨牺牲生命，真觉得可歌可泣。辛亥革命后，意气更高涨，以为天下无难事，最美善的境界只要有人去提倡就立刻会得实现。种族的革命算得了什么！要达到无政府、无家庭、无金钱的境界时方才尽了我们革命的任务呢。因为我醉心于这种最高的理想，所以那时有人发起社会党，我就加入了。在这一年半之中，我是一个最热心的党员，往往为了办理公务，到深夜不眠。很有许多亲戚长者劝我，说：“这班人都是流氓，你何苦与他们为伍呢！这不是你的事呵！”这种势利的见解我是早已不承认了，我正以为流氓和绅士不过是恶制度之下分出来的两种阶级，我正嫌恶绅士们做种种革新运动的阻碍，要把这个阶级铲除了才快意。但入党多时之后，我瞧着一班同党渐渐的不像样了。他们没有主义，开会演说时固然悲壮得很，但会散之后就把这些热情丢入无何有之乡了。他们说的话，永远是几句照例话，谁也不想把口头的主义作事实的研究。他们闲空时，只会围聚了长桌子坐着谈天，讲笑话，对于事业的进行毫没有计划。再不然，便是赌钱、喝酒、逛窑子。我是一个极热烈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极不懂世事的人，对于他们屡屡有所规诫、有所希望，但是他们几乎没有一个能承受的。我对于事业虽有极彻底的目标，但我自己知道我的学识是很浅薄的，远够不上把主义发挥；然而在同党中间，他们已经把我看作博学的文豪，凡有发表的文字都要拉我动笔了。在这到处不如意的境界之中，使我得到了一个极清楚的觉悟，知道这班人是只能给人家用作喽啰小卒的，要他们抱着主义当生命般看待，计划了事业的步骤而进行是不可能的。我先前真把他们看得太高了！我自己知道，我既不愿做别人的喽啰小卒，也不会用了别人做我的喽啰小卒，那么我永在党中混日子也没有什么益处，所以我就脱党了。可喜这一年半中乱掷的光阴，竟换得了对于人世和自己才性的认识。从此以后，我再不敢轻易加入哪个党会。这并不是我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改造的希望歇绝了，我知道这种改造的职责是应当由政治家、教育家和社会运动家去担负的，我是一个没有这方面的发动的才力的人。我没有这方面的才力也不觉得有什么可耻，因为我本有我自己能做的工作，一个人原不必件件事情都会干的。
在热心党会的时候，早把书籍的嗜好抛弃了。这时又把党会抛弃之后，精神上不免感到空虚。民国二年，我考进了北京大学的豫科。我在南方，常听得北京戏剧的美妙，酷好文艺的圣陶又常向我称道戏剧的功用。我们偶然凑得了几天旅费，到上海去看了几次戏，回来后便要作上几个月的咬嚼。这时我竟有这般福分，得居戏剧渊海的北京，如何忍得住不大看而特看。于是我变成了一个“戏迷”了！别人看戏必有所主，我固然也有几个极爱看的伶人，但戒不掉的好博的毛病，无论哪一种腔调，哪一个班子，都要去听上几次。全北京的伶人大约都给我见到了。每天上课，到第二堂退堂时，知道东安门外广告版上各戏园的戏报已经贴出，便在休息的十分钟内从译学馆豫科所在跑去一瞧，选定了下午应看的戏。学校中的功课下午本来较少，就是有课我也不去请假。在这戏迷的生活中二年有余，我个人的荒唐和学校课业的成绩的恶劣自不消说；万想不到我竟会在这荒唐的生活中得到一注学问上的收获。这注收获直到了近数年方因辨论古史而明白承受。上面说的，我曾在祖父母和婢仆的口中饱听故事，但这原是十岁以前的事情。十岁以后，我读书多了，对于这种传说便看作悠谬无稽之谈，和它断绝了关系。我虽曾恨过绅士，但自己的沾染绅士气确是不能抵赖的事实。我鄙薄说书场的卑俗，不屑去。我鄙薄小说书的淫俚，不屑读。在十五岁的时候，有一种赛会，唤做现圣会，从乡间出发到省城，这会要二十年一举，非常的繁华，苏州人倾城出观，学校中也无形的停了课，但我以为这是无聊的迷信，不屑随着同学们去凑热闹。到人家贺喜，席间有妓女侍坐唱曲，我又厌恶她们声调的淫荡，唱到我一桌时，往往把她谢去。从现在回想从前，真觉得那时的面目太板方了，板方得没有人的气味了。因为如此，我对于社会的情形隔膜得很；就是故事方面，也只记得书本上的典故而忘却了民间流行的传说。自从到了北京，成了戏迷，于是只得抑住了读书人的高傲去和民众思想接近，戏剧中的许多基本故事也须随时留意了。但一经留意之后，自然地生出许多问题来。现在随便举出数条于下：久不看戏，所记恐有错误，请读者指正。（1）薛仁贵和薛平贵的姓名和事迹都极相像。仁贵见于史；平贵不见，而其遇合更为奇诡，直从叫化子做到皇帝。可见平贵的故事是从仁贵的故事中分化出来的，因为仁贵的故事还不淋漓尽致，所以造出一个平贵来，替他弥补了。（2）戏剧的本事取于小说，但很有许多是和小说不相应的。例如《黄鹤楼》是“三国”戏，但不见于《三国演义》；《打渔杀家》是“水浒”戏，萧恩即是阮小五。但不见于《水浒传》；《盗魂铃》是“西游”戏，但不见于《西游记》。可见戏剧除小说之外必另有取材的地方，或者戏剧与小说同是直接取材于民间的传说而各不相谋。（3）《宇宙疯》又名《一口剑》，什么缘故，大家不知道。有人说，赵高的女儿装疯时说要上天，要入地，宇宙即天地之谓。但戏中凡是遇到装疯时总要说这两句，未必此戏独据了此句命题。后来看见梆子班中演的全本，方知戏名应是《宇宙锋》，宇宙锋就是一口剑的名字。戏中情节，是赵高之女嫁与邝洪之子；邝洪疾恶如仇，不为赵高所容；赵高就与李斯同谋害他，派刺客到邝家盗取了他们世传的宝剑，投入秦皇宫中；邝家既破，赵高之女遂大归。尚有下半本，未见。这出戏不知道根据的是什么小说，也许并没有小说。皮黄班中不演全本，只截取了装疯的一段，于是戏名的解释就变成了猜谜了。（4）《小上坟》中的刘禄敬夫妇在剧本里原是很贞洁的，情节亦与《雪杯圆》相同，应当由老生与青衣串演。不知何故，改用小丑与花旦演了，作尽了淫荡的态度，但唱的依旧是贞洁的字句。唱的字句给演的态度遮掩了，听客对于戏中人的观念也就变成了小丑与花旦的调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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