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奇文,柳少逸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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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老中医之路续编.第六辑试读：
编者的话永葆探路初心
20世纪80年代初，《山东中医学院学报》开辟“名老中医之路”专栏，邀请全国各地著名中医学家和老中医撰文，回忆其学医经历、治学方法、临床心得等内容，得到了全国许多中医学家与临床家的积极响应，当时众多声名远播、学验俱丰的老前辈亲自撰文，详尽而客观地叙述了自己的学习之路、读书之法、临床之得，在总结中为矢志岐黄的后继学者指出了切实可行的入门途径，毫无保留地贡献出自己的经验心得。此专栏一经推出，即刻引起中医学界广泛关注和积极赞誉，应广大读者的要求，20世纪80年代第一辑《名老中医之路》由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一时间洛阳纸贵，成为众多中医学院学子与中医学习者的案头书、枕边书，经久不衰。进入21世纪以来，张奇文教授不忘这部书的编辑初心，克服种种困难，以耄耋之龄继续征稿编辑。张奇文教授为征集各地名医稿件，数十次外访师友，足迹遍及全国各地；为了使文章更能客观反映老中医的实在经历与经验，数百日不分昼夜，亲自审稿组稿，时常是彻夜不眠。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在张奇文教授等老一辈主编的坚定付出下，《名老中医之路》已经连续征稿编辑了九部（包括续编第六辑），征集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国各地著名中医学者的稿件五百余篇，撰述文字数百万言，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发展记录的扛鼎著作之一。这部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医药发展之“路”的纪实，更是著名中医学家与老中医治学临床之“路”的真实总结，更为实用的是，在记录历史的层面上为后继中医学者探索了学习中医、实践中医的入门路径，此为这部书编写的初心。
中医学的理论架构建筑在传统的中国哲学认识之上，对中国传统知识的治学根基不够就很难理解中医学理论中许多概念的真谛。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启蒙运动中，我们民族的先贤领先于世界思考了哲学根本问题，对天地万物给出了富有特色的思辨回答。这样的哲学理论也深刻影响了我们民族对生命与疾病的本真追问，从而形成了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医药学。《名老中医之路续编》怀抱着为广大青年中医学子探索出适合的治学之路、读书之路、临床之路、为人之路的初心，允正地记录了数百位中医学家与临床家的学习实践之路，让读者客观地品读到中医名老的成长历程与数十年经验心得，以达到启迪读者找到适合自身道路的功用。《名老中医之路》及《名老中医之路续编》连续编辑了近四十年，征集的文章涵盖了全国各个地区、中医各个分科、入门各个门径的名老中医。《名老中医之路续编》的征稿过程中，我们对“名老中医”中的“名”进行了审慎而特色地考量。入选的所有老中医均不是完全依据获得的荣誉和头衔、出版著作的数量等标准，主要依靠扎实的理论认识水平、较高的临床有效率、良好的群众口碑等能够实实在在反映一个中医临床水平的项目。我们认为，考量一个中医医生是否合格的标准不在于职称的高低、荣誉的大小、科研立项的多寡，而在于能不能实实在在地对理论有体悟，而且这样的理论体悟能不能直接服务临床，得到患者的认可。这不仅是对“名老”的定义，更是对青年一代中医学子的要求，希望这部书为培养更多合格的临床中医医生而探索出一条合适的道路。为了使文章的内容更加详实可信，主编张奇文教授为实际了解每一位名老中医在地方上的口碑与临床疗效，不顾年迈，亲自奔波于各地。可以说，没有张奇文教授的坚韧，这本书不会有如此好的社会口碑和经久不衰的学界需求。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医的临床实践是中医理论能够永葆生命力的唯一依据，所以一名不能真正运用中医理论治病的中医医生，无论他出版多少著作、荣获多少奖项，都不能称得上是合格的中医医生。只要是实践，就不能像研究理论那样格式化，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将从书本上学来的理论知识活学活用到临床实践中去，只有掌握了理论的灵活运用，才能以不变应万变地应对临床中的问题。所以，做一名合格的医生，不仅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更要有灵活的头脑，拿起书本要学会“治疗人身上的病”，放下书本要“看懂生病的人”，这是一位合格中医医生的基本要求。对于年轻人来讲，从理论到实践的摸索过程总是伴随着挫折与困难，许多青年中医就是因为坐不了“冷板凳”而渐渐放弃了有大好前程的中医药临床事业。我们在征集《名老中医之路续编》文章时，特别侧重征集了在临床一线扎实工作数十年的老医生的文章，着重邀请他们谈一谈临床中因人、因事灵活处方的故事，这些经历的背后透露着老中医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灵活的实践方法，这些都是临床上的“干货”，更是单纯理论著作所不能介绍的内容，这为青年中医快速成长提供了可以借鉴的道路。
中国的医学不仅是实用的医疗实践，还是传统文化的承载，更是坚定论证传统文化知识实用性与正确性的活化石。中医药的振兴是带动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动力。不忘初心，继续前行。2016年10月，年逾八旬的主编张奇文教授在山东省潍坊市召开了本部书的出版者、编者、读者“三者”研讨会，邀请学界、出版界、读者近百余人，齐聚一堂，畅所欲言，总结过去几十年中医药教育、人才培养方式的客观变化，研究现代社会新一代青年中医对学习中医的实际需求，制定出符合新时代中医发展要求的征稿编辑计划。经过两年多的征稿与编辑，《名老中医之路续编·第六辑》即将剞劂成册，新一部《名老中医之路续编》共征集稿件47篇，撰文60余万言。
遗憾的是，我们《名老中医之路续编》的主编之一郑其国同志因为每日繁忙的临床工作与编辑任务积劳成疾，于2018年10月16日突发呼吸衰竭逝世。郑其国同志是山东省名医的杰出代表，秉承其父亲郑长松先生开创的滨州郑氏妇科“靠疗效说话，凭本事吃饭”的家训，又将郑氏妇科的临床任务交付给儿子郑书翰医师。同时，在郑其国同志生病期间，郑书翰医师在坚守每天的门诊任务之外，承担了本书的部分编辑与征稿任务，并且在临床实践中已经成长为有相当威望的临床医生，这就是中医的一种重要的传承之路。
回忆起编辑本书的初心，展望未来理想，正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名老中医之路续编》编委会永葆纯粹初心，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年中医学者的探路者。
由于年代跨度大、涉及范围广，文中的一些单位、机构名称可能现已不再延用，为保留医家文章原貌，真实反应时代变迁，在此不逐一修改。《名老中医之路续编》编委会岁过期颐 不忘初心阮士怡【作者简介】阮士怡（1917— ），男，河北省丰南县人，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我国著名中医、中西医结合专家，第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一批传承博士后合作导师、天津市名中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第二届国医大师。194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研究生班。1955年调入天津市市立中医医院（现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历任中医内科主任、研究室主任、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兼任天津市中医研究所副所长。一直从事心血管临床及实验研究工作。1964～1967年，参加天津市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系统学习中医药。历任天津市中医药学会理事，天津市中西医结合学会理事及老年医学会副理事长等职。1980年被评为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历届天津市高教卫生系统评审委员会委员。1989年阮教授因年龄已高主动请求辞去所有行政职务，专心从事中医药的临床研究工作。先后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3次、三等奖5次，市卫生局医学科技进步一等奖3次；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中医内科》《临床中医内科学》《中国长寿大典》等学术著作3部；培养研究生13名，并于1994年和2007年获教书育人“伯乐”奖，2014年获得“国医大师”称号。一、学无遗力，中西结合立津门——从医经历传略
1917年2月，我出生在河北省丰南县宋家营镇，叔祖父是当地的中医郎中，家父曾业中药铺。我自幼便受到中医药文化的熏陶，幼年时父亲常教我《汤头歌诀》《医学三字经》这些启蒙读本。记得上学时每逢假期，常给父亲帮忙，也从中学习了许多中药知识。从小耳濡目染，脑海中形成了对中医、中药的初步认识。我在家中排行最末，长兄阮士奇毕业于当时的北平大学医学院，后来在天津医科大学从事医教工作。所以说，家人对我今后从事中医行业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1938年我参加了北京高中数理化会考，以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大学工学院及辅仁大学同时录取，因当时崇尚理科，遂选择北京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就学。时值侵华战争全面暴发，国难之时如无强健体魄，何以御外武强敌？为展国强体健的抱负，我于次年考入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医疗系，开始走上医学之路。1944年我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日籍教授畑邦吉指导下，留校续读了2年研究生。1946年我携爱人章秀玉（北京大学医学院妇产科研究生）回到天津，辗转铁路总医院、第五医院等多家医院，从事西医内科临床工作10余年。1955年天津成立中医医院，又奉调协助建院，当时办中医院无前例可循，而我又是医院里屈指可数的临床医生，对于全院医疗活动的开展及诊疗水平的提高责无旁贷。一方面要照顾全局制定每年的工作计划，同时还承担了全院的会诊、急诊抢救等临床工作，经常会遇到各种疑难杂症，还有经西医院治疗无效的危重病人送至我院，在夜间急诊抢救任务是常有的，那时候是夜以继日，终日不离开医院，也就是那时候，艰苦的医疗条件和环境，坚定了大家对中医院医疗水平和环境改善的决心。为此，医院先后举办了两届“徒弟班”，培养了一批临床专科医生，并在当时首次成立我院的内科中医研究所，逐步提高了临床科研水平。我也亲眼见证了天津中医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艰辛和曲折。
1964年为了能更好、更系统地学习掌握中医药学，我个人要求参加了天津市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经过2年的学习，全面精读了中医基础理论，潜心研究中医古籍，虚心求教，深得系统学习之益。每读经典便体会到，2000多年前古人能撰写出如此巨著，实在叹为观止。书中理论充满了哲学思想，是指导临床治病的“道”，是现代医学所不及的理论。“文革”期间，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许多知名的中医专家深受打击，甚至因此而辞世，很多中医的研究工作受到影响。由于种种原因，我也被免去了临床及研究所的各项职务。正因如此，我有时间可以静下心来，加强了中医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也有意识地拜访当时天津市几位名老中医，向他们学习，丰富了自己的中医理论和临证实践能力。“文革”结束后，院党委任命我为内科主任，恢复并主管内科诊室及病房建设。当时出版的《中医内科》就是天津市贯彻落实发展中医政策后的第一本书。我带领内科科研小组，接受了董晓初主任的“651”丸研制工作，初次将中药运用于动物实验当中，以验证和补充其临床疗效。历经7年的整理和研究，在全市举办的第一次中医科研成果鉴定会上，该成果获得了科技进步二等奖，受到同行和相关领导的认同和重视。此后“651”丸被更名为“通脉养心丸”正式投产，时至今日仍在市场畅销，造福广大患者。
20世纪80年代初，天津中医学院成立了中医研究所，建立了细胞培养室，为中医药研究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我当时担任研究所副所长，心血管病研究室主任。我重视实验研究，积极提倡将现代医学方法和科学手段融入传统中医药的研究当中。中医药研究所也成了当时天津市最早开展中医药科研工作的单位。刚开始时科研仪器设备有限，早期也经历过一段坎坷和艰难，但随着科研工作的开展及人才队伍的壮大，逐步得到了发展。其间我先后带了几批研究生，有张伯礼、王化良、王学美、张军平、郭利平等，都是在研究所和实验室建立后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他们渐渐也都建立了自己的研究团队和研究领域。
我热爱中医事业，愿意解除病人的疾苦，尽力把我所学的知识最大限度地奉献给我的病人，病人的康复是我最大的欣慰。我一生崇尚“医乃仁术”的医德，自问做到了医德、医技并重。视患者如亲人，不使用大方大剂，不曾与患者疾言厉色。我愿做好榜样，将毕生所知所学授予好学求知之才，从中也能获得欣慰和鼓舞。我愿意做病患的知音，普及健康知识，让更多患者了解自己的疾病，通过报刊传授疾病的预防知识。从医70余年，对工作，我始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对医技，我始终虚心好学、精益求精；对患者，我始终一视同仁、合理诊治。而今我已经年过百岁，但我不会忘记当年立志学医的初衷，我会继续钻研医学，宣扬医道，发挥余热，造福百姓，“生命不息，工作不止”。二、业精于勤，灼灼其华结硕果——学术思想及成果（一）上下求索，临证立法治疗心系疾病
我行医70余年，总结我的经验就是“心-脾-肾三脏一体”，整体观防治心血管及老年内科疾病，益气养阴法治疗冠心病，“益肾健脾，软坚散结”法保护血管，干预动脉粥样硬化进程。
具体而言，对于心系疾病的治疗，有益肾健脾、软坚散结、养阴复脉、利水强心四个治疗大法。首先，“治病求本，本于正气”是我一以贯之的治疗理念，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所以我将益肾健脾法贯彻于自己的整个行医生涯。医学经典中我最推崇《黄帝内经》（下简称《内经》），《内经》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医认识疾病、治疗疾病的疑问，我认为中医“治病求本”首先是“以人体正气为本”，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而增龄性疾病中的正气受脾肾二脏影响最著，故冠心病的治疗应当以脾肾为本。如果肾精充足，脾气健运，则正气旺盛，内皮细胞健康，那么血中瘀血、痰浊则难以附于脉道，就不易发生动脉粥样硬化。如《医林改错》认为：“元气既虚，必不能达于血管，血管无气，必停留为瘀。”因此，我主张以“益肾健脾”法贯穿老年冠心病防治的始终。其次，随着我对冠心病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冠心病虽然病位在心，但究其具体解剖形态，实为脉道之中产生明显的粥样硬化斑块，其为有形实邪，即中医所说的“积”。“积”直接影响了脉道的畅通，故在心发为“不通则痛”。所以我提出了“软坚散结”法治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发病机制中主要是着眼于气滞血瘀、痰瘀互结于心脉。立法处方多着眼于行气活血、化痰逐瘀。临床上常用鳖甲、海藻、昆布这类咸寒之品软坚散结，浙贝母祛痰散结，桃仁、丹参活血化瘀，夏枯草、连翘清热散结等。再次，我受到董晓初先生的影响，发现心气不足、阴血虚弱是冠心病的病理基础之一，调整心脏气血也是防治冠心病的一个重要途径，益气养阴之法在临床中往往可获佳效。因此，董晓初先生在炙甘草汤的基础上创制了中成药，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但未得到广泛应用，我便在此基础上，经过改良、临床试验等，创制了“651”丸，并广泛应用于临床，最终转化为上市中成药“通脉养心丸”，临床疗效肯定。最后，冠心病常向心衰方向恶化，预后十分不良，所以我提出了“利水强心法”治疗心衰，也是借鉴了西医治疗心衰的思路。治疗上则在“利水强心”的基础上加用益肾健脾、软坚散结法，保护脉道，以期从根本上延缓心衰的发展进程。
基于以上经验，我带领研究团队通过临床与基础研究表明：
1.“益气养阴”法方药可有效缓解冠心病心绞痛，清除自由基，拮抗炎症反应，对缺氧损伤的心肌细胞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在学习、吸纳董晓初先生治疗冠心病经验的基础上，研发了新药“651”丸，上市30余年，疗效显著，相关研究成果于1981年荣获天津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2.从血脂水平、病理形态、炎症反应及氧化应激方面进行观察，探讨了“益肾健脾，软坚散结”法方药保护血管、延缓动脉粥样硬化进程的机理，研制了补肾抗衰片、降脂软脉灵Ⅰ～Ⅳ号、粘脂饮等治疗老年病的系列方药。相关研究成果荣获1991年和2004年天津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2005年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进步三等奖，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软坚涤痰强心”法治疗慢性心衰，开辟了心衰治疗的新途径，研制了新生脉散片，临床总有效率达96.9%，其对症状和体征的改善作用优于地高辛。相关研究成果荣获1991年天津市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推动了中医药治疗慢性心衰的发展。《全国中医药防治慢性心力衰竭指南》采纳了以上研究成果。（二）崇尚科学，推进中医客观化研究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特色，也是中医临床医生诊断、治疗所遵从的原则。但长期以来，中医学的治疗与研究缺乏客观化的指标，临床诊断通常依赖于医生的主观评价，缺乏客观标准，常常为人所诟病，这也阻碍了中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及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中医诊断的客观化建设是促进中医事业发展的一项任务。客观化的目的是更好地加强中医临床应用及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
中医舌诊是望诊的重要内容，是中医诊断疾病、辨证论治的重要依据，有很高的临床应用价值。但舌象变化又受年龄、性别、营养、局部物理及化学刺激、生活嗜好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在临床上可以看到有些患者舌象变化不显著，而一些健康人却出现异常舌象的情况。健康人中可以出现哪些舌象、哪些舌象具有病理意义、影响舌象的因素有哪些，这些问题必须通过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方法才能解决。探索人群中舌象分布规律和演变特点，摸清中医舌象本质资料，对于舌诊理论研究及临床诊断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价值。
我一直致力于推进中医客观化的研究。指导了研究生张伯礼、徐宗佩、高秀梅开展了舌诊客观化研究，发现了舌下络斑与年龄、病种及中医证候之间的变化规律，揭示了舌下络脉与中医瘀血证的内在联系，总结了心肌梗死患者舌像演化的客观规律。1992年，在我的支持与指导下，学生张伯礼带领课题组对6708例受试者进行中医舌象调查，为中医客观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三）衷中参西，倡导中医科研创新
中医学和西医学是两个医学理论体系，是从不同角度认识人体的生理规律和病理变化的，因此两者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医学体系。但就其本质来讲，两种医学都是以人体的生理病理为研究对象，故两种医学之间又有着共同的生命科学研究基础。我认为，中医、西医各有所长，应取长补短，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充分利用中医药学在几千年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丰富医学内容，结合现代医学先进的诊断实验方法，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使科研为临床服务。在诊治疾病的过程中，既注重对“病”的诊断，又考虑到患者个体体质的差异，结合脏腑虚实和气血盛衰等特点进行辨证治疗。
中医是我国几千年来从人类保健、繁衍、疾病的治疗等方面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依赖四诊八纲、辨证施治，对疾病的诊疗颇有疗效，证明中医诊疗疾病有不可抹杀的优势，说明中医理论能够反映疾病的内在规律，是我国古文化的宝贵遗产之一。随着现代自然科学和一些新兴分支学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结论证实中医传统理论中的很多内容与现代科学相吻合。特别是中药毒副作用少，一般不出现抗药性，因此，中国传统医学逐渐为世界所重视。但由于历史与其他种种原因，对阴阳五行、气血精津、经络循行等古老医学文化的精华尚缺乏深入的理论阐述。我认为，中医理论需要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研究，使中医理论有新的飞跃，逐步代之新的客观性质指标。中医现代化的发展，关键在于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实质之所在，但此点亦非短期所能达到，应在实践中逐步探讨前进。
我认为，中医理论的实质还未完全被读通，应深入领会中医古籍中的精华，并运用在辨证施治的诊疗中，佐以现代医学实验结果作为参考，力求诊断准确，对证施治，取得确切疗效，使中医能逐步以各种现代科学为手段得到提高。我认为，应正确认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继承的目的。中医药学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具有自身的特色和无可比拟的优势。我国传统的中医药学同其他优秀传统文化一样，都存在着一个继承和创新的问题。继承与创新二者是辨证统一的，没有继承，创新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顾继承而不去创新，中医学的生命便会停止。要始终坚持“继承不泥古，发扬不离宗”的原则，只有先搞好继承，才能够更好地创新。
中医在继承基础上的发扬、创新、发展，其方向就是要现代化。中医现代化是中医药主体理论和方法的发展、提高和升华，使传统中医药特色与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的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医学更加具有自身的优势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特征，也就越容易被国内外医学界和广大患者、民众所接受。但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不可急于求成。
此外，对于中医科研，我有以下几点看法：1.正确认识中医继承与发扬的关系
继承与发扬的关系可概括为：继承是发扬的基础，发扬是继承的目的。关于继承有两点，一是书本上的继承，二是活的继承——也就是继承老师或别人的临床经验。没有认真继承，发扬就是一句空话。在培养学生方面，我一直奉行“将毕生所知所学授予好学求知之才”的理念及“学术放任，鼓励实践”的教学方式，授业解惑，传承有道，因材施教，倡导学术自由及鼓励技术创新，其实也是这个理念。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中医的成果不够理想，只是呈现一种学术争鸣局面。要想发扬中医，必须以中医理论为基础，以现代科学为手段，参照西医成果，而不是中医西化。中西医结合研究的目的就是发扬中医。2.动脉粥样硬化与血脂的关系
中医的很多精华都包含在普通的几句话中，下面以动脉粥样硬化为例加以阐述。
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血脂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主要因素。有关脂质代谢的研究及降脂的方药可以说数不胜数，很多有关研究冠心病、脑中风的文章都要涉及血脂，提到治疗动脉粥样硬化就降脂，调节脂质。实际上脂类是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组织细胞的组成成分，对线粒体和细胞膜的组成特别重要，是合成磷脂和前列腺素的必需原料。它能促进身体的发育和增长，能增进微血管壁的愈合，防止其脆性的增加，减少血小板的黏附性，防止血栓形成，还可以防止放射线照射引起的皮肤损伤及促进乳汁分泌与精子发育。缺乏必需脂肪酸会导致细胞的线粒体结构发生改变，生殖机能障碍，各种脂溶性维生素，如维生素A、D、E等不能吸收，还能引发脂肪肝等，可见人类不能缺乏脂质。
当然，任何事物过犹不及，脂质的摄入也不能过多。中医古籍中早有记载，过食肥甘及膏粱厚味，饮食不节，都会损伤脾胃。《素问·生气通天论》亦有记载：“味过于甘，心气喘满，色黑，肾气不衡；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味过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是故谨和五味。”从这些记载中可以领会到饮食不能太过。少吃脂肪、糖类，来源少了，血脂也就不会高了。西医学也认为，血脂过高会引发动脉粥样硬化，于是发明了许多降脂药物，有3-羟基-3-甲基戊二酰辅酶A（HMG-CoA）还原酶抑制剂，如他汀类的洛伐他汀、氟伐他汀等，苯氧芬酸类降脂药，如吉非贝齐、环丙贝特等，还有烟酸类等，其作用不外抑制血脂合成。这些降脂药不但副作用大，而且疗效也不十分满意。西方国家动脉粥样硬化所致的心脑血管病病死率及发病率仍居首位。
即使血脂过高能促发心脑血管病、动脉粥样硬化，也要另辟蹊径，改变研究方法。因血脂代谢与胃、肝、胰、胆、小肠等脏器有关，如合理摄入脂质及糖类，而血脂仍不正常者，应从多方面考虑，即血脂代谢不平衡是否与上述脏器功能不正常有关。研究高脂血症时，鉴于肝是主要的脂质代谢场所，而按中医理论，见肝之病当先实脾，因此可以考虑从肝、脾着手，将黄芪、生地、刺五加皮、丹参、鸡血藤、绞股蓝、女贞子、茵陈蒿、大黄等中药用于此证的治疗。
总之，血脂即使能侵害动脉，也绝不是元凶，所以研究动脉粥样硬化不要抓住血脂不放，应该在限制脂肪与糖类进量的同时，多考虑一下调理肝、脾等脏腑代谢。3.心脑血管研究及治疗的现况
几十年来，纵然有不少治疗心脑血管病的中西药，但心脑血管病在西方国家仍居发病率及病死率的第一位。在中国，据1997年的统计，心血管病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39.4%。据此推算，每年死于冠心病的人数大约在200万以上，且发病年龄呈年轻化趋势。这说明不论是西药还是中药，治疗本病疗效皆不理想。西药无非是硝酸甘油、硝酸异山梨酯、5-单硝酸异山梨酯、β受体阻滞药、钙拮抗剂，中药以活血化瘀、芳香化浊、温化痰饮、益气养阴等治疗大法，也列出了不下百种中药，然观其疗效亦难肯定。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率在发达及发展中国家均呈上升趋势，故现有中西药物尚不能克服本病，只能是急则治标。4.遵从古人经验理论进行心脑血管病的研究《内经》云：“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也叫真气，也可称自身的抵抗力、免疫力等。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差异很大，比如有人可以冬泳，而没有经过训练的人，是不敢下冰水的，冬泳者的体内可以对寒冷产生抵抗力；再者，在有放射物质的环境中工作，有人不发病，有人就发生血液病，其原因到现在还是没有完全清楚，所以对正气应进行深入研究探讨。
动脉粥样硬化现在只能解释为老化所致。这种老化能否推迟或延缓呢？临床认为是完全可以的，因此动脉粥样硬化所致的心脑血管病也可以预防或推迟。在研究心脑血管病的发病原因时，应该强调内因，即动脉内膜抵抗力若完好无损，在动脉内膜完整的情况下，血脂稍高也不容易损伤动脉血管。病理学家也发现，在血管分叉处或动脉转弯处，血管内膜容易被侵犯，也是发生狭窄较多的地方。内科临床上也常见血脂并不过高而发生冠心病；而儿童及青年人患肾病综合征时胆固醇可高出正常数倍，但很少发生心脑血管病。因此，想要彻底解决动脉粥样硬化这个问题，降低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率，就要研究如何顾护正气，不该局限在降脂这一点上。《内经》云：“治病必求其本。”这里所说的病不只是心脑血管病，其他多种内科病均是如此。如治疗肾炎只强调降尿蛋白，减少红细胞、白细胞数及管型，这不是真正的治疗方法，应首先除去导致肾炎的根本原因。
中医药学源远流长，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天的中医现代化绝不单单是用现代科学对中医理论和实践经验进行解释，而应该是更高层次上，对人类医学作出新的贡献。在中医现代化研究的呼声中应该坚持突出中医特色，发扬中医的精华，让中医药学巍然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三、临证有思，良药验方济苍生——临床经验及医案
我认为，《内经》是我国古代医学领域的巨著之一，其内容包括生理、病理、诊法、诊断、疾病治疗、预防、养生等领域，论述深刻。深入研读后，我以其中3条理论作为自己临床诊疗疾病的指导思想：①《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②《素问·评热病论》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素问·刺法论》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③《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治病必求于本。”在70余年的临床工作中，我深切体会到中医学深奥的理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中医药确切的临床疗效补充了现代医学对内科疾病治疗的不足。今列举几例如下，供同道及后学参考：（一）冠心病
李某，女，38岁，医生。
患高血压近10年，自1972年7月始发心前区闷痛，并向左肩放射，日发5～6次，每次5分钟左右。1972年12月来我院门诊就医。患者心前区疼痛，含服硝酸甘油可以缓解，每次1～2片，伴有心悸、气短、头晕、睡眠欠安，舌淡嫩苔少，脉沉细数。血压160/100mmHg，心界向左扩大，心率100次/分，心律齐，未闻及杂音。胆固醇4.99mmol/L，心电图Ⅱ、Ⅲ、aVF、V3、V5导联的ST段下降1～1.5mm。
诊断：冠心病，心绞痛。
中医辨证：气阴两虚。
治法：益气养阴。
服用“651”丸2周后，心前区疼痛明显减轻，心悸、气短也有所好转。1个月后，心前区疼痛基本消失，劳累后胸中稍有憋气感，复查心电图正常。
冠心病的发生多与年老体虚，肾气不足；饮食不当，损伤脾胃；七情内伤，气滞血瘀，思虑伤及心脾等因素有关。其病理有虚实两个方面：心、脾、肾虚是病之本，气滞血瘀、痰浊、阴寒是病之标。本例为气阴两虚型冠心病。所谓“气”是指人体中的能动力量，“阴”是脏腑、机体的营养物质。气阴损伤则血脉失荣，经脉空虚，凝泣痹阻，胸痹乃成。益气养阴法之“651”丸是由汉代张仲景《伤寒论》中炙甘草汤加减化裁而来，其功能为益气生津，滋阴复脉。益气药调整机体的气机，促进血液的运行，将痹阻之脉疏通，改善冠脉循环，进而使心肌对氧的供求得到平衡，养阴可以扶正、生津，津液得复则心阴旺盛，使心脉失养得到改善，心肌缺氧得到补偿、缺血得到供应，故服药后患者心绞痛可以减轻或消失，心电图恢复正常。（二）高血压
张某，男，68岁，干部。
患高血压10余年。头晕耳鸣，心前区疼痛，口干，寐纳尚可，右侧肢体活动不利，右手颤抖，持物时加重。舌淡胖，有齿痕，苔腻，脉弦数。心电图示：窦性心律，左心室肥厚，慢性冠状动脉供血不足。胸透：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血流变检查：胆固醇9.07mmol/L，高密度脂蛋白4.14mmol/L，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0.3，纤维蛋白原3.25g/L。红细胞电泳时间14.2s/125μm，血小板聚集率52%。
诊断：冠心病，高血压。
中医辨证：脾肾亏虚，痰浊内滞。
治法：益肾健脾，涤痰散结。
药用降脂软脉片2号。服药10天后诸症减轻，继服2个月后诸症较前明显减轻，偶有头晕、头痛、心前区疼痛等症，血压逐渐下降，血压40～90/100～160mmHg，肢体活动度较前灵活。舌淡胖，苔薄白，脉弦。复查心电图，T波：Ⅰ双向，aVL倒置。血流变检查：胆固醇5.69mmol/L，高密度脂蛋白1.43mmol/L，纤维蛋白原3.83g/L；红细胞电泳时间13s/125μm；血小板聚集率43%。
本例为冠心病合并高血压，属脾肾两虚兼有痰浊，为本虚标实之证，故治宜益肾健脾，涤痰散结。应用降脂软脉片2号后诸症明显好转，血压下降。复查心电图较前有所改善。血流变检查：全血黏度、胆固醇、血细胞比容均有明显好转。（三）心肌炎
李某，女，25岁，中学教师。
患者因心悸、疲乏无力2年余，加重1个月就诊。患者自幼易患扁桃体炎，常发热、咽痛。1个月前因外感而发热，体温高达39℃，伴喉痛，咽干，咳嗽，咳白痰，动则心悸，气短，全身疲乏无力，纳呆。白细胞4.2×109/L，中性粒细胞0.52，淋巴细胞0.48；尿常规（-）。胸片未见病理性改变，心肌酶正常。经用西药数日，热退，喉痛消失，咳嗽好转。但仍疲劳乏力，时感心悸，动则汗出，下午尤甚。患者身体消瘦，面色苍白，慢性病容，形寒肢冷，体力活动稍强即感心悸、气短、体力不支。舌淡红，苔白，脉弱。
诊断：病毒性心肌炎。
中医辨证：心阳不振。
治法：温补心阳，安神定悸。
处方：党参10g，黄芪10g，麦冬15g，丹参15g，何首乌30g，鹿衔草10g，功劳叶10g，女贞子15g，牛蒡子10g，炙甘草10g。
每日1剂。
原方加减，继服3个月，自述心悸消失，体力大增，能正常工作，1年后随访，育有一子，身体无恙。
患者自幼多病，损伤心阳，心失温养，故常心悸不安；心阳衰弱，不能温煦肢体，故而出现形寒肢冷。病毒性心肌炎常发生于小儿，有20余种病毒均可致心肌炎，但大多数处于潜伏期状态而不出现症状。但当身体遇到发热、缺氧、细菌或病毒感染、高度疲劳、精神创伤、手术、长期应用激素等原因，机体抵抗力下降，促发本病。我认为，心肌炎后遗症患者颇多，不过多无客观指标，仅仅时常感到疲劳不适、耐力降低、失眠、纳少等。很多小儿经常患上呼吸道感染，继而造成心肌损伤，不过多为轻度，不显病态，以至成年后常感到疲劳、心悸、失眠、头晕等全身不适症状，各种化验、器械检查均无异常。（四）扩张性心肌病
张某，男，38岁，自营企业。
患者因胸闷、心悸、动则喘息1年余，加重1个多月就诊。患者于2006年4月的某日下午无明显诱因而身感疲劳，重体力劳动后即感心悸，休息20分钟后缓解，后未系统治疗。2007年2月，间患外感、低热，病愈后常感心悸、气短、乏力、活动后喘息。就诊时患者面色不华，短气乏力，舌干红少苔，苔薄白，脉弱而时结代。超声心动检查：左房49mm，右房49mm，左室71mm，室间隔厚度8mm，左室壁厚度8mm，肺动脉压43mm，左室射血分数20%。动态心电图：心率75～123次/分，室性早搏频发，部分呈三联律，并有ST-T段改变。
诊断：扩张性心肌病。
中医辨证：气阴两虚证。
治疗：生脉散加黄芪10g，鹿衔草10g，功劳叶10g，丹参15g，川芎10g，苦参15g，炙甘草10g。
每日1剂，共5剂。
二诊：诉精神及体力较前好转，早搏次数减少。原方治疗3周后已无胸闷、心悸，活动后喘息明显好转。以前方加减治疗3个月，复查心电图，早搏现象消失，ST段恢复，仅有T波低平。超声心动检查：左房38mm，右房37mm，左室63mm，室间隔厚度7mm，左室壁厚度8mm，肺动脉压34mmHg，左室射血分数41%。患者诸症消失，自觉无特殊不适。医嘱继续服药，坚持工作。
中医本无扩张型心肌病的记载，病属中医心悸、喘咳范畴。本病在心肌病中多发，约占全心肌病的90%左右，病因多与病毒感染有关，治疗应持之以恒，可望好转或得到控制。我用这个方法治疗扩张型心肌病数例，心衰均较前好转。几个月后复查超声心动图，扩张的心脏均有不同程度回缩。这也说明，中药具有特殊功效。（五）肺心病
尚某，男，70岁。
患者有肺心病病史10年，支气管炎病史10年，PCI术后6年，有肺大疱病史。初起咳嗽喘息，痰多色黄，痰中带血，2005年发作憋气伴大汗出，双下肢水肿，就诊于某医院，置入支架2枚，其后间断动则喘息，心前区疼痛稍显，2010年4月又置入支架1枚。平素吸烟饮酒，每日2盒，已戒。平素服用鲁南欣康每次1片，每日3次，索尼特每日1片，合心爽每日1片。现症：夜间常憋醒，不可平卧，颈部麻木，肩痛，腰部及下肢寒凉，胸部灼热感，双下肢不肿，血压160/120mmHg。
西医诊断：肺心病。
中医诊断：肺胀。
中医辨证：肺肾气虚兼血瘀证。
治法：益气补肾，活血祛痰。
处方：绞股蓝20g，炙鳖甲30g，丹参20g，川芎10g，川贝母12g，炙杷叶10g，半夏10g，茯苓15g，葶苈子10g，香加皮5g，猪苓15g，泽泻30g，女贞子20g，生龙齿30g，紫石英20g，制何首乌20g，甘草10g。
二诊（2011年7月28日）：活动后喘息减轻，憋气仍在，胸闷紧胀感，颈部麻木。寐欠安，大便2日一行，舌暗红，苔白腻，脉弦。前方减茯苓、半夏、葶苈子、紫石英，加杏仁10g，瓜蒌30g，砂仁6g。
三诊（2011年8月4日）：夜间可平卧，一般活动尚可，胸闷减，快走始觉喘憋，干咳，有痰，舌暗红，苔薄白，脉弦数。前方减制何首乌、川贝母、泽泻、香加皮、砂仁；加赤芍药20g，茯苓15g，佩兰10g，葶苈子10g，菊花20g，当归10g，酸枣仁20g，陈皮10g。
本病初为咳喘，迁延不愈，肺气胀满，不能敛降，久则肺虚；继而心肺同病，亦涉及脾肾二脏。患者年事已高，病情演变非常复杂，与现代医学肺源性心脏病有相似的发病机理及病理演变过程。《灵枢·天年》有云：“四十岁，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大盛以平定……五十岁，肝气始衰……六十岁，心气始衰……七十岁，脾气虚……八十岁，肺气衰……九十岁，肾气焦……百岁，五脏皆虚。”可见，老年病的特点是“五脏皆虚”，各脏腑功能低下，导致气机升降出入、机体代谢失常，代谢产物蓄积体内而成病理产物——痰。五脏虚皆可生痰，痰阻血瘀，痰瘀互结，积于脉中，成本虚标实之证。由此可见，治疗心血管疾病宜“益肾健脾”与“涤痰软坚”并重，调畅气机与滋阴养血并行，这是我方药特色之一。应注意，对老年患者不宜攻伐太甚。本例绞股蓝、炙鳖甲健脾益肾，软坚散结；丹参、川芎活血化瘀；当归、制何首乌、女贞子滋阴养血；陈皮、半夏、砂仁、佩兰理气健脾化湿；菊花、川贝母、炙枇杷叶清热化痰；杏仁、瓜蒌降肺宽胸；葶苈子、泽泻、猪苓泻肺利水。全方鼓舞正气，生化气血，涤痰散结，健脾益肾，益气养阴，共奏扶正祛邪、防老抗衰之功。我曾师从赵寄凡、陆观虎二老，继承了二老遵守经方、用药清灵的特点，从无大方大剂，处方用药精致，轻可去实，有四两拨千斤之力，每每奏效。
中医的魅力在于整体观，整体观的核心在于“合一”，遣方用药须与人、病、时相应，即与人、病、时“合一”。（张军平、谢盈彧整理）一生的执着——我的从医感悟张鸣鹤【作者简介】张鸣鹤（1928— ），男，原籍浙江省嘉善县。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风湿科教授，主任医师，全国名中医。1955年毕业于山东医学院医疗系，1961年毕业于山东中医学院“西医学习中医班”。历任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内科教研室主任兼附院内科主任，山东省中医风湿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现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顾问，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顾问，山东省中医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
长期以来，张教授一直从事中医内科的教学工作和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工作，对内科的许多疾病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从1964年起他开始创建风湿病专科，逐渐摸索出一套自己独特的治疗方法，尤其对风湿及类风湿疾病、强直性脊柱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皮肌炎、大动脉炎、白塞病、血管炎、痛风、银屑病、哮喘、干燥综合征等风湿免疫性疾病更为擅长。
张教授主编《中医内科学》教材，并编写《清热解毒法治疗风湿病》专著，发表论文40余篇。曾获1978年山东省科学大会成果奖，山东省科委科技进步三等奖2项和山东省医药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被评选为“山东省优秀科技工作者”“山东省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山东省职业道德标兵”“医师楷模”“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名老中医药专家”和“全国卫生系统模范工作者”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7年5月被评为“全国名中医”。
我的一生经历有些坎坷，也有一些经验和教训。我把它写出来也许对一些年轻人会有帮助。我想谈2个问题，第一是在选择职业时要有明确的目标，执着地去追求，相信机遇是给有准备的人提供的；第二是在从医的道路上知识面要力求宽广，必须先博而后专，只有这样才能触类旁通，而有所发明创新。一、明确目标，执着地去追求
我幼年经历了家人因病去世和疾病被治愈。我3岁丧母，母亲死于急性细菌性痢疾，我的大姐死于急性阑尾炎，我的小哥哥死于肺结核。这些疾病现在来说是根本不会死人的，但是在我的童年时代，科学还相当落后，青霉素才刚刚研制出来，其他抗生素是一片空白。我5岁时患肠伤寒，当时持续高热，不思饮食，正是得益于当地的一位名中医，他用中药把我治好了。我父亲背上生了一个很大的疮痈，溃破后有大量脓液溢出，中医称之为“发背”，也是靠中医内治与外治相结合治好的。中国老百姓能够繁衍生息，主要是靠中医中药。因此，我对医生这个职业很早就十分向往，尤其对中医更是情有独钟。
1947年我高中毕业，由于家中经济条件所限，上学只能选择包吃、包住、包分配工作的学校，于是报考并被录取到上海电信学校，经过8个月的培训，我被分配到福州市电信局当了一名报务员。半年后又被下调到福建福安市电信局工作，直到1949年9月，福安市和平解放。因为心中有学医的目标，我毅然决定辞去报务员工作，踏上回家的路程。当时的交通情况非常差，要从福安由陆路返回我的家乡浙江省嘉善县，先是徒步翻山越岭从福安走到温州，然后挤上船来到金华，又乘火车到杭州，辗转终于回到了家，可谓是历尽艰辛。
回到老家后正值新中国成立，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我也到县城里找到一份工作，在小学里当上了一名代课教师，直到学期结束。寒假期间，全县将所有教师集中起来政治学习，学习结束时进行考核，我的成绩优秀，受到县教育局的重视，第二学期我被正式聘任为杨庙镇小学老师，担任五、六年级的班主任（当时的名称是级任教师）。这对于一个没有教学经验的青年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努力地备课讲课，管理班级，完成教学计划。在工作完成之余，又念念不忘抽时间学习准备高考复习。终于迎来了1950年的暑期。暑假期间县里又集中对五、六年级班主任还有校长及教导主任进行学习培训，在参加集训期间，我请假到上海参加了全国统一高考，辛勤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有效的回报，我被山东医学院录取了，成为一名医疗系的大学生。在大学我又得益于学校助学金的资助，顺利地完成了5年的大学深造，实现了多年以来从事医生职业的梦想。二、从医的道路上知识面要力求宽广，必须先博而后专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当了一名内科住院医师。1958年12月新的机遇又来了，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中医学院纷纷响应号召，开始举办“西医学习中医班”，山东中医学院也不例外，从全省各个西医医院抽调了近60名青年医师离职学习中医，我又荣幸地被选为其中的一员。经过两年半的专业学习，绝大多数学员都回到原单位工作，而我被留任到山东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当上了一名中西医结合的内科主治医师，有了西医的功底，确实能够很大程度地拓宽传统中医辨证施治的思路。从1966年开始，为了响应毛主席的指示，我7次跟随本单位派出的医疗队奔赴山东的惠民、无棣、宁阳、平阴、历城等地，进行农村巡回医疗。当时的农民一听说由省里派来的医生给他们治病，蜂拥而至，什么病都要找我们看，这使我极大地拓宽了医疗范围，积累了临床经验。由于当时农村的经济相当贫困，我就尽量使用针灸和单方、验方等进行治疗，同时我所开具的中药方也从此练就出了“简”“验”“廉”等特点。
1978年起我担任了山东中医学院中医内科教研室主任兼附属医院内科主任，当时内科各个专业分工还没有现在那样明确。因此，各个系统的疑难病人都要我组织会诊从而确定治疗方案，这也极大地提高了我的诊疗范围，使我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1964年受到上海光华医院专治风湿病的启示，我在省中医院首先成立了风湿病专科。由于风湿病与免疫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又去上海接受为期1周的基础免疫学培训，以后又去山东医科院的基础免疫实验室学习了3个月。由此我在治疗风湿病的过程中逐渐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治疗方法。这在我的专著《清热解毒法治疗风湿病》中有详细的论述，在此不再赘述。在治疗风湿病所造成的四肢大关节屈曲固定畸形时，我又发明了利用工具牵引过渡到在腰麻或臂丛麻醉下实施手法牵拉矫形的成功经验。
20世纪90年代，中央电视台《中华医药》栏目的记者对我进行专访和报道，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2001年，来自加拿大的华人企业家唐某通过中央电视台向我发出信函求治。他的夫人得了一种比较罕见的疾病自身免疫性血红蛋白尿，经加拿大、美国的名医治疗无效，也曾到香港地区找中医治疗过，却仍然需要依靠激素和不断输血才能维持生命。他同时寄来了大量化验检查资料，对于诊断是确信无疑的。但这毕竟是少见的疑难疾病，谁也拿不准有多少把握，我初步确定这属于气血亏虚、阴虚内热、血热妄行的中医病机，从而制定以清热凉血、益气养血、和血止血为主的治疗原则，给他寄去了第一张处方，以后只是在电话中根据病情变化加以调整用药，果然收到了很好的疗效，病人能够逐渐摆脱激素，并且停止了输血，经过一年半的治疗终于完全康复，至今没有复发。
1991年，台北商人陈某的女儿因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肾功能衰竭，大量蛋白尿，病情难以得到控制，慕名前来求治，经过一个多月的住院治疗，病情得到稳定，出院后也是通过信件往来联系，以中药为主治疗，疾病完全治愈。
偏远地区的许多病人不能前来就诊，只好慕名来信求医问药，我都一一建立档案，给予处方治疗，许多疑难杂症是在没有见面的情况下，通过这种方式治好的，我也从中得到了欣慰和乐趣。
这些年我得到了许多奖励和荣誉称号，这一切既是鼓励也是鞭策，我虽已年迈，但余力犹存，定当继续竭诚为广大病员效力。薪火相传，培育后辈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希望继承者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的成长之路柴嵩岩【作者简介】柴嵩岩（1929— ），女，辽宁省辽阳市人，大学本科学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1948年拜师近代伤寒大师陈慎吾，1950年考取中医师资格，1952年就读于北京医学院全国首届中医药专门研究人员班。从事中医药工作70多年，现89岁高龄仍坚持临床工作。1997年、2002年、2008年3次被评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1990年、2003年2次被评为北京市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2009年，被北京中医药大学聘为第四批中医师承教育中医妇科学专业博士指导老师，近30年师带徒10人。5次获先进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表彰。获北京市卫生局“三八红旗手”、国务院“有杰出贡献专家”、北京中医药学会“从事中医药工作60年特殊贡献奖”、中华中医药学会“妇科名师”、北京市中医管理局“首都国医名师”、中国福利会“宋庆龄樟树奖”等社会荣誉，2017年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医大师”荣誉称号。
创建“柴嵩岩中医妇科学术思想及技术经验知识体系”，以“柴嵩岩月经生理理论”“肾之四最”“二阳致病”“妇人三论”理论学说为核心，以顺应周期规律、顾护阴血津液、用药以柔克刚、调整气化功能、补肺启肾为临证思辨特点，以舌诊、脉诊经验为特色诊断技巧，是当代中医妇科学奠基者之一。
面对妇科疑难病证，柴嵩岩执着研究，不懈探索。精通经典，注重“天人合一”理念，强调“三因制宜”；尤重阴血，调理气机，恢复气化；组方灵活，选药广泛，性味平和，药少效宏；辨舌诊病，辨舌立法，辨舌给药，个体化治疗。她在现代中医妇科界独树一帜，自成一家。
屈指算来，我的岐黄之旅已经整整70年了。这期间，我经历了时代变迁。我感慨当下中医药事业遇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中医人赶上了好时候，让我们能潜心成就。我欣慰我取得的成就。我特别想告诉青年后学们，如果成功也有秘诀，那就是一生的坚持与学习。坚持并不简单，要有信念，成长就在一点一滴的时间中积累，坚韧的意志力助你达到理想的目标。持续学习，亦非易事。“活到老学到老”确是世间真理，广泛涉猎，精于思考，能让我们的头脑不落伍于时代，与时俱进。一、拜师陈慎吾
我生于1929年10月，辽宁省辽阳市人。儿时家境不富裕。10岁那年，父亲早逝，母亲带着我们姊弟寄居外祖父家，一直到后来我离开家乡。除操持好一大家人的生活，母亲还要兼做些缝补、浆洗活计补贴家用。母亲不曾抱怨过，只听她常说：“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母亲送我们去读书，希望我们能快点长大，有能力主宰自己的生活。回忆少年时期的日子，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淳朴、敦厚的家风。父母常教导我们姊弟，要乐于助人，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17岁那年，因战乱我被迫退学。抱着去北京继续求学的念头，我孤身一人离开了家乡。初到北京才发现，没有经济来源，生活举步维艰，求学几近不能。“首先要解决生活问题”，我这样对自己说。当年在学校读书留下的功底帮助了我。几经周折，我找到了平生第一份工作，在当时北京的东单月河寺小学教“小四门”，就是当时小学里书法、手工、音乐和体育这四门功课。虽然收入微薄，但是解决了一时温饱，我感到了一丝快意，又有一丝忧愁，因为读书才是我的梦想。1948年，我偶然得知陈慎吾先生创立“私立北平中医研究所”的消息，辗转经人介绍，终于来到伤寒大家陈慎吾先生门下，被收为入室弟子，我从此踏上了岐黄之路，新中国成立后，带徒传艺变为集体授课，一面给学生讲授《伤寒论》《金匮要略》，一面带学生临床实习。
陈慎吾先生出身书香门第，幼读经史子集，精于儒书。曾拜唐宗海弟子河南名医朱壶山为师。1936年，因感到中医事业日渐衰弱、后继乏人，遂于临床之余，致力中医教育，白日临诊，夜晚课徒，以研究、主讲《伤寒论》闻名后世。
当时，我白天随师应诊，抄方抓药，读书主要在早晨和晚上，苦中作乐。我的想法很朴素，我遇到了大师，一定要利用这个条件学点医学知识，将来为社会做点什么。先生生活简朴，组方小而精，严谨、价廉。他常说，医生治病，不能以挣钱为目的。我耳濡目染了先生做人的品德与风范，开始理解“医生的职责是为别人解决痛苦”的意义。1950年12月，还在跟随先生学习期间，我正式考取了中医师资格。我记得那年考试，先生的两所中医学校学员30余人报考，通过考试者达23人，成绩骄人。先生教学之精，学生学习之用心，可见一斑，也就是从那次考试以后，我便可以独力行医，悬壶于世。
陈先生让我读书。无丝毫中医学理论基础我，初读《内经》《伤寒论》，只有一种“茫若望洋，淡如嚼蜡”的感觉。陈先生教学很有方法，有详细的教学计划，讲课时会把每一章节的内容表格化、提纲化，把它挂出来，讲给学生听。先生认为，张仲景确立的辨证论治法则揭示了证、方、药三者之间的关系。他教导学生，从方药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有药无方只能治症，而不能治病，有方无药，不会随证化裁，则不能适应临床变化的需要，所以治病必须有方有药。只有掌握了《伤寒论》六经病脉证并治，才能以不变应万变，临证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他认为，《伤寒论》中的方药，验之临床，无不有效。至于制方调剂，规律严谨，一药之差，或分量之变，则方义不同，治疗亦因之而异。用方应有“方证”，即用方的证据。证据既包括了病机，也包括病机反映在外的证候。先生崇尚仲景学说并以之指导临床，如常用桂枝汤、当归芍药散、桂枝茯苓丸、桃核承气汤、抵挡汤、四逆散、半夏厚朴汤、温经汤、芎归胶艾汤等辨治妇科疾病。比如，柴胡这味药，先生认为可以升清阳，但也能启相火。这一观点，是后来我临床治疗小儿性早熟强调小儿慎用柴胡类制剂的渊源。
从《伤寒论》出发，我对中医学的认识经历了从懵懂走向悟道、知晓、彻悟的必由之路，为日后形成我的学术思想，以及顺应周期规律、顾护阴血津液、用药以柔克刚、调整气化功能、补肺启肾等具有我个人独特风格的辨证思辨特点，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956年，陈慎吾先生汇集对《伤寒论》一生的研究、教学资料，编纂《伤寒论讲义》一书时，提携我与先生之子陈大启、之女陈燕金及同门学友赵仲寿、付中立、蔺友良、杨庆昶等人共同参与辑录，我参加了其中《伤寒论讲义·太阳篇（上）》的编写。后因历史原因，《伤寒论讲义》一书未在陈慎吾先生生前出版成为憾事。2008年，经陈大启先生主持重新校对、整理，《伤寒论讲义》终于在陈慎吾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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