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毅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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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试读：
序言
周毅教授力作《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研究》，在深入调研和占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和改革开放实践，结合长期从事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经验，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重新审视全球化背景下可持续发展历程，在定性定量两方面评述国内外研究现状。阐明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理论意义、现实价值、主要观点、方法、范畴、战略目标、重点领域、技术路线和政策建议。并从自然观、价值观和伦理观诸方面分析其哲学基础。探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的新概念以及人口观、资源观、环境观、经济观、社会观、科技观的新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拓展和扬弃古典、传统和现代发展理论。描述人口环境系统运动及其辩证关系，揭示人口、资源、环境系统内部的稀缺性与人类行为的外部效应。在定义、概念、互动关系辨析等原理基础上，将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置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中，全面分析该系统客观规律、社会条件、结构、功能、特征、发展方向及子系统的相互关系，从而建立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并以大量科学数据、公式和模型分析为依据，解剖目前中国非持续发展的积弊、成因，以及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同时，以解剖中国西部典型生态脆弱带与经济贫困高相关性为例，从生态脆弱带与经济贫困在分布、土地和人口三个因子的相关性得出相应方程，反映其定量规律，说明建立区域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良性互动机制和循环经济范式，是标本兼治的有效途径和必由之路。试图缓解我国在发展过程中经济高速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尖锐矛盾，协调人口、经济、社会、科技与资源、生态、环境发展，解决好三大难题：一是人口膨胀加剧环境恶化的趋势；二是经济建设对资源、生态、环境产生的压力与破坏；三是资源、生态、环境保护对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的持续支撑，从而提高人口素质，转变生产和消费范式，探索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新路子，建立经济—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共赢机制，促进全面建设和谐的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实现。
其富有挑战、弹性和张力的创新亮点表现在：一是遵循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规律，全方位（所有要素及其关系）、多视角（历史、现在、未来连续的）揭示人口环境系统运动发展的内在动因及其良性、中型和恶性循环的不同性质，评价地球环境系统被人口增长压力突破后表现出的矛盾的滞后性、影响的多重性和经济陷于衰退；说明人口增长对土地、淡水、森林和矿产等资源、环境的压力，不仅来自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而且来自每个人资源消耗增长，在人均资源减少过程中显示强烈的加权效应。二是阐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机制，定量研究可持续发展的适宜人口条件；定性研究人口可持续发展的适宜系统条件；提出符合可持续发展需求的适度人口思想。既不是经济适度人口，也不是社会福利适度人口，而是以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诸要素作为标准衡量的适度人口，即可持续发展的适度人口；设计可持续发展适度人口这个“度”模型，勾勒人口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作用、方向、途径、程度和机制，从而把人口在可持续发展中究竟起何作用问题的认识引向深入。三是尝试解答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与环境保护的三效益平衡问题。提出“生态利益第一论”和“数字化生态系统”、“公平优先论”和“双赢技术评价体系”，以及“双向视角观察论”。从技术条件、自然系统中第一性生产力、被承载人口的生活水平及其第一性生产者抗御外力作用的限度等方面重新确定生态承载力。认为第一性生产者抗御外力作用的限度与技术条件成正比，与被承载人口的生活水平成反比。
总之，从具有新意的独特视角出发，在创新思想的闪烁中勇于探索，又运用符合研究对象本性要求的科学方法，中西合璧，推陈出新。为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可持续发展战略及其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提供前沿依据，在总体可持续发展战略蓝图和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方略之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对于国家中长期决策具有抛砖引玉的参考价值；对同类研究提供有益借鉴，丰富学术前沿和学科建设，促进学术界向科研的开创性、全面性和综合性倾斜，以及学科重组和合作趋势，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和长远性。田雪原2015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院原院长）第一章文献综述1.1 研究背景1.1.1 可持续发展战略——国际社会共同遵循的准则
20世纪是人类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同时又是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最为严重时期，地球上发生三重影响深远的变化：一是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和经济规模空前扩大，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增长近百倍，创造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迅猛推进人类文明进程；二是人口爆炸，20世纪世界人口翻了两番，超过73亿，并且仍以每年8000万以上速度增长；三是自然资源过度开发与消耗，污染物质大量排放，导致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惨遭破坏，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和贫富分化加剧的全球蔓延与恶性循环，已成为21世纪困扰人类文明进步桎梏，危及人类自身发展，给人类敲响警钟。人们逐渐认识到，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采用的是一种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即先污染后治理—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低产出，表明人类社会当今生存方式不可持续，标志“牧童经济”生产方式走到尽头。未来人类“宇宙飞船”生存发展不能单纯依靠土地种植和挖掘地球资源维持，而应当深入开发人类自身智慧资源，倡导以智力资源为基础的生态文明，推崇全新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即只有合理利用资源和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的发展才能持续。可持续发展作为21世纪的重要战略思想，给人类指明摆脱困境的必由之路，成为当前国际社会重大生存和发展战略。1.1.2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资源约束性矛盾突出
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脆弱；目前经济增长方式尚未从根本上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依赖资源的高消耗实现，导致资源约束性矛盾突出，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破坏加剧。20世纪末中国连续两年夏秋之交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危及长江流域、松花江流域和嫩江流域等九个省市近半个中国，震惊全球；黄河20年断流，沙尘暴连年入侵首都……究其根本原因是地球生命支持系统严重超负荷运转，自然生态惨遭破坏，积重难返的总爆发，是对工业文明的起诉和报复。中国人口基数大、素质低，农村人口占很大比例。人口增长与资源短缺矛盾日趋激化，并将长期存在，地大物博变成地小物贫。如果继续沿用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资源难以为继，环境不堪重负。
本世纪头20年，我国将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中国现代化决不能重蹈工业发达国家“卫星上天，公害泛滥”覆辙，不能单凭土地种植和挖掘地球资源维持，需要重新审视传统消费模式，倡导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范式，深入开发和利用人类自身的智慧资源和科技资源，使资源得到充分有效利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排放，坚定不移地走国际社会共同遵循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1.1.3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深化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发展和深化，反映人类对生存环境面临严重危机认识的升华，意味全球变化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整体化、人文化和综合化趋势。“地球村”中的国家、地区及政府间的广泛合作和多元化协调，也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广阔空间和视野。
人类发展史既是人类社会对自然界认识史，也是可持续发展理论丰富发展和完善的历史，呈现出波浪式前进、飞跃式发展和螺旋式上升规律。从20世纪初的“生态文明论”，到21世纪初的“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理论发展进入全新阶段。
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显著的变化是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为主题的研究机构风起云涌，理论争议热气腾腾，并注重全球资源、环境动态监测与预警。1962年美国科学家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1970年教科文组织发起并由环境科学委员会（SCOPE）支持的人与生物圈计划，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成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麦多斯发表《增长的极限》。1977年内罗毕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979年“日内瓦首次世界气候大会”讨论气候与人类的关系，提出并制定世界气候计划（WCP）。1987年世界环发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1987年第42届联大决议把1990~2000年定名为“国际减灾十年”（IDNDR）。1992年巴西世界环发大会（UNCED），发表《里约宣言》和《21世纪行动议程》，150多个国家签署有关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条约，这一决策引起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中国政府代表团在巴西联合国环发大会上作出庄严承诺并制定《中国21世纪议程——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1994年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1995年丹麦国际社会与发展大会，1994年巴黎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1997年联合国举办“里约+5论坛”，探讨新的合作方式，发表新的全球可持续发展合作纲领性文件《地球宪章》。2002年南非世界环会首脑会议，联合国所有189个会员国参加“里约+10论坛”，通过《联合国千年宣言》，审视十年来可持续发展行动，提出改善人类命运，发展和消灭贫困。标志可持续发展研究从理论进入战略行动阶段。
世界范围内人地关系研究的综合性、动态性、全球性，极大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辨识和监控。掀起世纪转换之际的可持续发展研究热，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变化问题列为21世纪三大前沿领域。中国政府积极响应，1995~2007年党的十四届至十六届历次全会，将可持续发展与科教兴国列为两大国略，可持续发展问题由概念、理论推向战略、行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倡导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的新科学发展观，深化国人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从而使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研究具有全球高层次性。1.2 研究进展及其评价1.2.1 共识与分歧
200年以来，人们同时目睹世界上两大变化趋势：世界人口规模迅速扩大，以及伴随人口增长而出现的资源迅速消耗与环境恶化。而关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发展及关系的研究与争论，从18世纪中后期开始出现以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尤其是近50年来，世界人口以更快速度增长，而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更加严重，又一次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极大关注和研究热情，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关注的重大热点问题。
然而，由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发展及关系研究涉及内容之广泛，要素之众多，研究者的研究背景和领域之复杂，超过任何一门学科，因此导致目前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发展及关系研究领域的多种思想流派和观点不同甚至对立。也由于研究层次不同，研究方法差异，造成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结论，给人一种扑朔迷离感觉。
尽管如此，由于如下原因：一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发展及关系研究有着共同研究对象，即都是研究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发展及关系，确切说，研究人口在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发展变化中的作用，以及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发展变化对人口的影响；二是形成一批专门从事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发展及关系研究的专家队伍；三是大量关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发展及关系研究成果的问世。毫无疑问，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发展及关系研究目前已经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
但是迄今为止，正如可持续发展本身在概念、内涵以及衡量和实现途径上尚未达成共识一样，关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及关系研究暂无统一的看法或具有说服力的成果。本文从对这一问题的思想渊源、基本观点、认识层面、研究角度以及方法等方面，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2.2 定性认识
关于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关系的定性探讨上。总的看来，对于人口在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存在下列几种认识。（1）人口决定论
强调人口（尤其是人口增长和规模）在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认为人口是决定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例如以King为代表的麦多斯学派就提出，只要人口数量规模在资源环境对人口的承载容量之内，则发展是可持续的，可持续发展就可以实现。另一些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在研究中，首先直接认定人口是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或根本原因，然后对人口及其问题分析，提出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的人口对策。至于人口在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中或在传统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中到底起多大作用，则一般不论及。这种文章在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关系的研究中最多。甚至有人将第三世界环境退化的主要原因都归结到人口过度增长上，从而断言人口过度膨胀是不可持续的根本原因，而忽略国际经济不平等方面的政治原因（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1983）。在中国人口学界，前几年流行的一个观点是，人口在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中起着主导和核心作用，把人口因素等同人及人的全面发展。
上述“人口决定论”的观点可上溯到马尔萨斯主义。马尔萨斯主义思想体系最早的代表人物可以追溯到罗伯特·华莱士（RobertWallace，1697~1771）。早在1761年，他在《人类、自然和上帝保佑的各种前景》一书中，写到一个平等的社会将会自我崩溃，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婴儿可以得到比较好的照料，从而导致死亡率下降，这样人口的过快增长将会超过地球的承载量。他强调人口的自然增殖能力，认为人口如果不受限制将会按照几何级数增长，而土地、肥力、气候、瘟疫以及战争、贫困等会限制人口的增长，从而人口得到控制。
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Malthus，1766~1834）在1798年出版著名的《人口原理》一书，他沿袭华莱士的观点，提出两个级数理论，即人口按照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生产则按照算术级数增长，因此食物生产永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由于食物是维持人类生存的基础，因此自然界将通过饥饿、疾病、灾荒、战争等制约人口增长。后来在该书第二版中，他又增加人口自我控制，通过晚婚、不婚、节欲等，即所谓道德的约束。由于马尔萨斯第一次正式提出人口与生活资料对比观点，被国外人口学界视为人口学创始人。自从马尔萨斯的观点和论述问世以来，遭到包括社会主义乃至资本主义学者的各种质疑和批评，从此拉开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境关系长期论争的序幕。
19世纪20年代出现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观点，与马尔萨斯的基本观点一脉相承。但是在控制人口增长的方式上与马尔萨斯有所不同，即提倡采用避孕节育措施，因此被称为新马尔萨斯主义。其显著代表人物是弗朗西斯·普莱斯（Francis.Place）、R·卡莱尔（R.Carlile）等。例如普莱斯试图用人口统计数字证明“贫困的根源是人口过快繁殖”。他与马尔萨斯一样，也把人口增长“比生活资料增长更快的趋势”看作永恒的“自然规律”。并认为不抑制人口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就不可能根本改善。“二战”后西方各国出现一大批当代马尔萨斯主义的代表人物，其主要观点与新老马尔萨斯基本一致。但是随着世界粮食的生产超过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随着工业革命和农业技术革命，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的加剧，当代马尔萨斯的研究内容，扩展到不可再生资源、环境污染与人口的关系方面，而且所采用的方法也进一步复杂化。例如美国的皮尔逊（F.A.Pearson）（1945）和哈伯（F.A.Harber）的《世界的饥饿》（1948），美国福格特（W.Vogt）的《生存之路》（1956），美国赫茨勒（J.O.Hertzler）的《世界人口危机》（1956），艾利奇（P.R.Rhdich）的《人口爆炸》（1968）以及英国学者泰勒（C.Taylor）的《世界末日》（1970）等。他们普遍认为，世界人口如果按照原有的速度增长，势必造成粮食危机、自然资源枯竭，甚至面临“世界末日”。他们都把人口增长看作目前资源危机和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之一，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减少人口增长，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的过快增长。
1972年，丹尼斯·梅多斯和他领导的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可以说是当代马尔萨斯主义最有代表性的文献。他们试图用定量方法证明艾利奇等的观点，采用系统动力学计算机模型，模拟在人口、资源、食物、工业产出和污染条件下的世界经济状况。他们预言，在正常方案下，矿物资源和土地将会在21世纪初出现戏剧性短缺，2025年人口会出现崩溃。其他方案也不能好多少：人口的增长和输出总是超出资源的可获得性和地球的同化、承载废物能力。随着人口增长，可耕地的极限和人均农业产出的下降导致饥荒为期不远。即使食物增长，工业产出将耗尽能源和矿产，导致毁灭。假如这种状况避免，工业生产导致的环境污染也会超过地球的同化、吸收能力，在一个世纪内导致崩溃，世界末日来临。要想挽救世界，唯一的办法是将人口稳定在1970年的水平上，大量减少资源的消耗和单位污染的排放水平，促进世界经济的非工业化、太阳能的使用和废弃物的循环使用。20年后，梅多斯在该书的基础上出版《超越极限的增长》，增加技术进步和经济与资源之间负反馈环的限制，然而，有限的资源和指数增长的人口的假定未变，导致同样悲观的结论。（2）资源富饶论
与马尔萨斯悲观论者形成较大分歧甚至对立观点的，除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外，在资产阶级学者中也大量存在。比较极端的看法是忽略或否认人口在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认为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与人口状况没有多大关系，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的关键在于生产方式和技术，尤其是污染治理技术，强调技术和资金因素对可持续发展的决定作用（Barry Commenner，1994）。持这种观点的多是经济或技术领域中的学者。
一些西方学者非常强调人口在促进资源有效利用和资源替代等技术上的促进作用，认为在一定前提下，技术进步将不会导致人口增长超过环境承载容量，所得出的结论与马尔萨斯观点迥异甚至对立，对资源的未来持乐观态度，这一派在西方被叫做资源富饶论者（cornucopians）。
其早期代表性人物首推博斯拉普（Boserup）。大约在马尔萨斯观点出现一个世纪以后，博斯拉普在她的《农业增长的条件》一书中，推翻马尔萨斯的观点，认为不是农业的增长决定人口的增长，而是人口增长决定农业增长。她多次讨论在人口密度较大而生产水平较低的地区，人们如何改变耕作技术，例如减少休耕期，采用犁具、轮作、灌溉、增加复种指数等增加粮食产量。如果没有人口压力，这些旨在提高产量的农业技术就不会采用。所有这些都需要更多的劳力，而在人口稀少的情况下，人们不会采用这些需要劳力较多的技术。博斯拉普也意识到休耕期缩短，坡地上耕种可能导致土地退化，但是她认为修筑梯田、增加肥料和其他技术进步可以防止这种状况出现。由于人口密度增大和人口数量增多，将会引起新的农业技术的采用和农业增产，因此人口增长不会导致食物短缺。
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的技术论，是博斯拉普观点在工业革命后的进一步扩展和推广。他们关注的是在一个给定的有限资源和人口增长状况下，经济发展能否维持增长的或者稳定的生活水平。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当人口增长，从而土地资源出现短缺时，土地价格将上升，促使人们用更丰富的资源替换土地资源，例如劳力、肥力、灌溉等，或者发展新的技术，例如高产作物品种，增加现有土地的生产力。因此在人口增长情况下，由于上述技术等的采用，土地生产力上升，经济发展能够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而不下降。前提是市场必须完善，既没有市场的失败；也无政策的扭曲。否则，人口增长将会导致土地退化，并影响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学者进一步从技术进步等角度提出有关资源环境的乐观观点，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的赫曼·凯恩（Herman Kahn）、朱立安·西蒙（Julian Simon）等。
凯恩在1976年出版的《下一个200年：美国和世界的方案》一书中，反驳新马尔萨斯的观点。他们不同意人口指数式增长，认为人口是按照“S”型逻辑斯蒂克曲线增长，世界人口有望在22世纪稳定下来，达到150亿人，到2176年人均收入达到20000美元（1970年不变值）。他提出推进技术进步，可以推迟资源限制时间的到来，直到它们不再成为经济增长的限制为止。认为技术进步能够永久消除一些资源的限制，或者推迟限制直到新的技术消除这个限制。另外，食物的限制并不取决于固定的土地，相反，农业技术、高产种子、灌溉技术等，最终无土栽培等技术的应用可以取消食物限制。能源最终被清洁能源取代。由于用人口和食物的正反馈取代增长极限的负反馈，因此，他们认为限制人口不道德。持续的经济增长有利，尤其对穷人有益。
西蒙1981年在《没有极限的增长》一书，及以后的《人口增长经济学》一书中，建立一个人口规模和人类智力之间的反馈关系，引起技术进步从而对短缺产生响应。按照西蒙观点，人类智力是最终的资源，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解决问题的头脑、更大的市场，更大的经济规模，专业化和更容易的交流，最终更大的资源。西蒙列举很多例子说明，不可再生资源的成本将会随着时间按照工资和消费者价格而下降，标志资源的可获得性不是减少而是增加。农业土地也一样，当人们对健康的要求呼唤清洁的环境时，污染控制也就到来。短缺仍然会发生，但却是暂时的，人类会发现新的更好的替代和改进的方法。这样，人口增长不仅导致激励，而且提供方法（头脑），总之，人口越多越好。人口增长不仅容许我们达到最大利益，而且对于孙后代有益。西蒙的观点是如此乐观和极端；以至于被称做“富饶论者”，是马尔萨斯主义的对立面。（3）生产关系论
认为应当谨慎看待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不否认人口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但是也不宜夸大人口作用，否则就会掩盖其他因素例如制度缺陷、政策失误、资源浪费等在环境可持续发展中的责任（戴星翼，1998年）。目前持这种观点的人较多。其思想影响是马克思主义。
尽管马克思主义学者并没有专门论述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问题，但是在与马尔萨斯主义的长期论争过程中，多次涉及人口与物质资料（从而土地资源）的关系，所持的观点和立场与马尔萨斯主义针锋相对。而且，对当前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关系研究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口与物质资料生产关系的论争，可以追溯到空想社会主义者威廉姆·葛德文（William Godwin，1756~1836）的思想。他在1793通过其著作《政治正义论》，严厉驳斥华莱士的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永远不可能增长到生存能力以上。他认为地球可以供养许多个世纪的人口，没有必要来为遥远未来的不可知事件而沮丧。相反，他看到人类社会自私、不平等、犯罪和战争的弱点，认为这才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因此解决社会贫困等问题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制度，而不是减少人口。
卡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人口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基本上是在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中形成的。他把马尔萨斯观点看做“对人类的诽谤”。他认为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果，而不是自然法则。不存在真正的人口过剩，人口过剩是资本家在机械上投资造成工人失业后形成的相对过剩。恩格斯则继承马克思的基本观点，系统地批判了马尔萨斯主义，并且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人口观点。他在1844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明确指出，马尔萨斯断言人口生来就有一种超过生活资料的倾向，并把人口过剩说成是一切贫穷和罪恶的原因，为私有制辩护。他认为，失业和贫困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的恶果，人口的压力并非存在于生存手段，而是存在于就业手段。从而批判人类社会人口增长超过物质资料生产的论点。（4）人口条件论
目前国内外人口学界、环境学界或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对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关系的主流看法，认为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承认过多的人口数量和过快的人口增长以及低劣的人口素质是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例如1994年9月在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发展大会上，对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密不可分关系形成共识。尽管如此，在所有对两者关系的研究中，关于人口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程度，人口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方式和作用途径以及机制等，都缺乏细致而深入的分析和定量研究。尤其是具体区域（如不同国家或地区），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人口状况各异，人口对可持续发展作用方式和程度存在很大差异，但相关研究却很不够。
国内近年来对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的讨论较多，与国际社会基本一致，即认为人口增长过快、素质过低等是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提供一个良好的人口条件或人口环境（穆光宗，2000；张克俊、陈英，2001；何定金，2004）。并且大都集中在对某些区域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等不协调产生的一些问题的描述上，以及对人口在可持续发展作用的认识上，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有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对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关系的普遍看法。在理论上比较普遍的认识是，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宽松的人口条件，包括适度的人口数量，合理的人口结构，均衡的分布，优良的人口素质等等（穆光宗，2000；王建华，2005）。但与国际上对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类似，有关人口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途径、机制等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
总的来说，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关系密切，但是缺乏对这种关系的定量分析和假设检验，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可持续发展本身在定性衡量方面的困难；并且缺乏对人口在可持续发展中作用机制途径的分析，在今后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中有待进一步探讨。1.2.3 定量研究
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可持续发展概念和思想的提出，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及关系的研究，逐步进入新的阶段。与以往研究不同点在于，从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研究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关系，不仅说明人口对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的作用和影响，而是在于寻求一种以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适宜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条件，具有战略研究的意义。可持续发展基本理念是“既不损害当代人利益，也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布伦特兰，1987）。在这个概念下，人们综合分析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的关系，将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协调放在可持续发展大框架中，将研究目标转向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人口条件问题上来。
在认为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前提下，可持续发展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人口条件，那么这样的人口条件是什么呢？虽然从理论上可以给出适度的人口规模和增长速度，合理的结构和优良的素质等等，但是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最终要落实到区域动态的发展战略。那么，具体到一个区域来说，什么样的人口规模或增速适宜？什么样的结构和素质最有利于区域可持续发展？这就需要根据定量方法确定。有关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1）人口承载容量研究
主要是通过一定方法确定某一时期某一区域或者国家、城市的人口容量，即所谓合理的人口规模，并且认为，如果实际人口规模处于这样的人口容量之内，就达到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人口条件。目前，这一派在国外主要以A.J.Gillbert以及Malcolm Slesser 和Jane King等为主。
人口承载容量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由于人口剧增以及伴随而来的全球范围内资源环境问题的加剧，人们开始意识到地球资源、环境的有限性，因此出现大批从生态学角度或从资源、环境角度研究人口承载容量的文章和论著。早期比较著名的如1977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关于“发展中国家土地潜在支持能力研究”（FAO，1982）。他们曾经对117个发展中国家潜在土地人口承载力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实地调研。以英国爱丁堡大学马尔克姆·斯莱斯（M.Slesser）教授为首的承载能力估计的ECCO方法颇引人瞩目。这一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最初是Enhancement of Carrying Capacity Options，简称为ECCO，即“提高承载能力的备选方案”，应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对肯尼亚等国进行土地承载力的研究，以后又应用于其他一些国家，取得丰硕的成果。
近年来国外人口承载容量研究呈现新的特点。首先是把人口容量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紧密结合，并将人口承载量看作衡量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例如1987年11月在荷兰举行的“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模型”研讨会，M.Slesser和King等人把ECCO技术放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研究，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发展（PRED）模型方法与计算机模型结合，对动力学模型进行多方面的评估和改进。他们认为，人口承载力估算能够为判断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只要一个国家发展是在国家的承载力限制之内，发展是可持续的；反之，一个系统边界内的人口如果超出环境承载力，则这个系统不可持续（A.J.Gillbert，1991；J.King，1994）。因此，只要通过适当的合理方法求出一个国家的人口承载容量，就可以判断出这个国家是否处于可持续发展状态之下。人口承载容量研究的第二个变化是把人口承载容量放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加以扩充，即用人口承载力的标准衡量社会经济的发展，计算某个区域资源环境条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承载力，然后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进行对比，从而对可持续发展判断。例如荷兰自由大学经济系的Jeroen C.J.M和Van Den Bergh在“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反馈上的经济－环境－发展关系模式框架”中，将人口承载力概念和模型扩展，直接用于经济和环境关系描述，是这方面的代表（Jeroen C.J.M，Van.Den Bergh，1993）。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在人口承载容量研究领域取得系列成果。如宋健等从食物量的供需平衡分析中探讨我国在现代化后所能养育的最大人口数量（宋健、孙以萍，1981），宋子成等从水资源角度探讨我国人口容量（宋子成、孙以萍，1981）；此外，1986年由国家计委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牵头对中国黄淮海平原、洞庭湖平原、江汉平原等地区所作的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力研究等（陈百明，1992）。1989年张志良等对中国西北五省所作的土地人口承载容量动态研究，在国内也比较有影响（张志良，1993）。1994年王浣尘等人综合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环境和人口对比等四个方面因素，利用系统工程多目标决策技术，研究上海市的合理人口规模。近年来，随着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展开，我国人口学界也将人口承载容量的研究与可持续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如王桂新从可持续发展出发，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原则，从供给－需求两方面制约因素对上海市2030年合理人口容量定量研究（王桂新，2000）。
总的来看，国内外人口承载容量研究，目前有了较成熟的方法和理论，在实际中也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对于可持续发展要求，人口承载容量研究还有不足之处。一是在方法上与以往研究无本质区别，只是研究角度或研究目的有所变化。以往对人口承载容量研究主要是为人口发展提供容量限度，但目前的研究却在很大程度上作为可持续发展的衡量和判断准则。二是缺乏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综合角度判断，或者说是从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判断，而主要是根据某些资源或者环境条件计算，因此在多大程度上综合反映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难以确定。由此引申的一个问题是，将人口承载容量作为可持续发展判据，也就缺乏一定的说服力。三是人口承载容量研究因为只涉及人口规模，没有考虑到人口的其他方面特征，尤其是在概念上与可持续发展适宜人口条件有较大差距，因此如果把研究精力仅仅放在确定人口承载容量上，对研究可持续发展与人口问题远远不够。但是无论如何，人口承载容量研究，对于确定可持续发展的适宜人口条件是必不可少的辅助性研究。研究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条件不能不了解人口承载容量的限制。（2）适度人口研究扩展
主要是将传统的经济适度人口理论和方法进行扩展和修改，将资源环境因素加在适度人口模型目标中，从而得到可持续发展意义上的适度人口规模和增长速度。
适度人口是指“以一个最令人满意的方式达到某项特定目标的人口”（阿尔弗雷德·索维，1982）。传统的适度人口研究，主要是指能够获得最大经济效益或社会福利的“最佳”或“最理想”的人口，把经济目标作为衡量人口适度与否的唯一标准。但是近年来，适度人口研究逐渐出现一些变化，其中突出的特点就是衡量人口适度的标准有所变化，社会或资源环境因素日益受到重视，并且出现从纯理论研究到实际应用的变化趋势。即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等综合的可持续发展角度探讨环境适宜的人口条件。
适度人口思想由来已久，国外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是适度人口作为一种学说而出现则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英国经济学家艾德温·坎南、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卡尔·桑德斯、威克塞尔等为代表的早期适度人口论者，不仅明确给出适度人口的定义，而且对适度人口有系统的论述和研究。但是早期的适度人口主要是一种纯经济适度人口，涉及人口适度规模，较少涉及人口增长等其他人口因素，并且假定许多因素，例如物质资源、技术水平、产品分配、国内经济等都是不变的，因此是一种“静态”适度人口。1952年，法国著名人口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出版《人口通论》，阐述适度人口理论。他不仅把适度人口概念扩大到非经济领域，还提出适度人口增长率概念，同时把技术进步、经济结构以及时期变化等因素纳入适度人口研究中，使适度人口研究从静态转向动态，开创当代适度人口理论研究新局面。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适度人口理论在西方得到进一步发展。由于福利经济学、社会学等对人口学的渗透，使得适度人口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扩大，更加注重福利因素，“人类幸福”、“人均幸福”、“生活质量”等概念被引入适度人口的研究中，并被作为衡量福利适度人口标准。例如英国经济学家米德（J.Meade）、美国人口学者阿瑟（W.B.Authur）和麦克尼科尔（G.Mcnicoll）以及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皮彻福特（J.P.Pitchford）等人，把福利观点引入适度人口研究中，将原有的单纯经济产出指标进一步修正为人均福利最大化，使得适度人口的研究与社会经济全面发展联系。尤其是在其福利目标中，把资源环境因素考虑在内。例如阿瑟和麦克尼科尔用广泛的社会福利标准探讨社会福利适度人口，把环境恶化包括在社会福利函数之中（彭松建，1987）。实际上已经把经济衡量标准扩大到社会、环境等方面。皮彻福特则将资源作为定义适度人口的准则之一，认为适度人口是“适当运用资本设备，达到人均消费水平最高，并且能够维持和提供质量不变的再生性资源时的静止入口”（Pitchford，J.D，1974）。他认为，在分析适度人口问题时，必须结合考虑资源匮乏的影响，包括不可再生性资源的适度开采时间模式、资源使用的选择模式以及污染问题。由此可见，国外适度人口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经济适度人口或经济福利适度人口的研究，而是以经济为主体，兼顾资源环境影响，与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在思想上趋近。之所以未直接采用可持续发展作为衡量标准，是因为可持续发展本身的定性衡量问题尚未解决。
我国人口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也从不同角度对适度人口理论进行一些研究，其中包括实证研究。理论研究主要是对国外适度人口理论的介绍，或对适度人口概念讨论，近年来毛志峰对适度人口研究比较有影响。其专著《适度人口与控制》全面分析适度人口理论，不仅研究经济适度人口，而且还研究对人口的生态承载容量等，内容涉及人口与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的相互关联，人口的适度规模、适度分布、适度结构等。遗憾的是他仍然未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综合角度系统研究适度人口（童玉芬，2003）。
由适度人口研究发展过程可以看到，适度人口经历从静态适度人口到动态适度人口增长，从单纯人口数量扩大到人口密度和人口质量，衡量的标准从单纯的经济目标扩大到社会福利、资源环境等综合目标。然而，一是自从可持续发展概念出现以来，直接从环境可持续发展角度，把可持续发展作为衡量标准的适度人口研究，无论是在国内或国外，无论是从理论或实际应用，都没有充分展开。二是虽然已涉及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等多方面因素，但是理论研究较多，实证研究无论在国内或国外都较缺乏。三是主要还是集中在人口数量规模及其变动上，对于人口结构、素质等方面研究欠缺。（3）系统综合定量研究
把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看作一个综合系统，以可持续发展作为系统追求的目标，寻求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适宜的人口条件。由于这一研究涉及到对可持续发展本身的衡量问题，目前在学术界还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适宜人口条件的定量研究可以说还未真正出现。但是还是有类似的定量研究。例如中国国家科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托航天工业总公司701所承担的“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面向21世纪我国人口控制对策研究”项目，对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的未来发展从定性到定量研究，并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提出我国21世纪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战略，是近年来在这方面比较有建树的研究（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第701研究所，2001）。但是，在对未来人口发展定量研究时，没有从可持续发展的总体上加以把握，换句话说，人口状况没有直接用可持续发展衡量，而是采用一些人为的判断。总的看来，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衡量的人口条件与对策研究，在国内外基本上是空白。此外，仅有的类似研究也多是从人口数量规模上的计算，没有涉及到人口结构、素质、分布等方面。因此有关可持续发展的适宜人口条件的定量研究，还需要从不同学科角度努力。1.2.4 各种流派和观点异同分析
出现上述流派和观点分歧并不奇怪，主要是由于历史背景以及学者的角度不同。（1）历史背景和时代不同形成的局限性
马尔萨斯在200年前并没有预见到技术的进步，他的理论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前。他假定粮食生产力是固定的，人口是指数增长的，没有预见到医学进步导致死亡率下降，也没有预见到经济发展导致的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转变。因为他的出发点和假定：人口增长必然隐含着绝对的限制——地球承载人口的能力。
相反，博斯拉普是在农业和工业革命后期提出其理论，不仅考虑技术作用，而且将其作为内生变量，极大地受到人口增长驱动。在她的假定下，没有饥荒存在的可能，因为技术进步对人口增长作出响应，资源的限制被消除，马尔萨斯的“承载力”不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在博斯拉普的假定下，马尔萨斯结果出现的唯一可能是，所有对人口和技术之间响应的通道被堵塞。的确，以博斯拉普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工业上的扩展，就集中在存在扭曲的政策和不完善的市场，阻碍资源短缺信号的响应。对人口-资源短缺的响应延迟，能够导致马尔萨斯推导的结果。（2）从极端悲观到极端乐观
当代马尔萨斯和极端乐观主义者针对同样的研究对象，何以得出截然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结论？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由于医疗卫生与经济发展导致的死亡率下降和生育率下降，都成为这两种观点的历史事实被记录下来，但是其解释却完全不同。当代马尔萨斯论者集中在定量上；资源丰饶论者集中在价格上。前者看到人口增长、资源利用和污染水平的增长导致的逐渐崩溃，过分强调人口阻碍经济发展、消耗资源的副作用一面，看不到人口的促进作用，以人口的增长来解释社会不良现象以及资源环境中出现的问题，认为人口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的根本，走到了一个极端；而后者看到资源节约的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和资源替代），资源价格的相对下降，生活水平的改进，过多强调人口增长在促进专业协作、采用新技术等方面的作用，只看到人口对社会发展和技术的促进作用，因而得出与悲观主义者完全相反的观点。证据的选择性使用导致从极端悲观到极端乐观的两种观点。（3）不同流派的结论
马尔萨斯实际上是从维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出发，将一切社会丑恶现象归结到人口的过快增长上，否认社会制度不平等原因，因此得出人口决定论和所谓人口的“自然法则”。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完全站在相反的立场上进行反驳，认为社会不平等以及失业等，完全是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并非人口增长过快造成，不存在永恒的自然法则，只存在相对于就业手段而言的相对过剩人口。两种针锋相对的阶级立场，必然带来完全不同的观念。（4）各种流派共性
第一，虽然各种不同流派研究的内容基本都是围绕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发展及关系展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扩展，所有观点和争论问题，在内容上都有所变化和扩展，例如人口增长与食物生产（马尔萨斯），人口与农业增长（BOSERUP），人口与资源可获得性的关系（新古典经济学，西蒙），人口与环境污染（梅多斯），以及人口与土地退化的关系（Blaikie and Moore）。发展经济学家很早就注意到人口增长以及相关的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新古典经注学则关注，当面临有限的资源和快速增长的人口时，是否能够维持一个快速增长或者稳定的生活水平。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人口增长对气候变化以及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作用。除了人口增长对全球资源、环境的影响，人们也研究人口增长对地区资源和环境影响，例如土壤、水、渔业、草地、城市环境等。
第二，各流派研究从单层次走向多层次，从简单分析到复杂定量研究。所谓多层次，是指从传统的全球区域、国家区域和地区的宏观层次，进入到社区、家庭与环境的研究。方法多样性和复杂性，则体现在最初的简单分析和论述，发展到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和观点，乃至复杂的系统动态模型。第二章研究意义、目的与方法
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是一个由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等多因素构成的复合系统，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整体，呈良性、中性和恶性循环。地球资源环境系统被人口、经济、社会压力突破后表现出：矛盾的滞后性、影响的多重性和经济陷于衰退。人类一切发展都是自然资源的物质变换。人口增长对土地、淡水、森林和矿产等资源环境压力巨大，不仅来自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而且来自每个人资源消耗增长，在人均资源减少过程中显示强烈的加权效应。按照新思路探讨可持续发展，要求以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资源可持续利用为基础，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实现人口经济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发展。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基础，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目的，人口与环境可持续发展是前提，人口与科技可持续发展是途径和加速器，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是全部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和终极因素。2.1 研究意义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热点、焦点和难点。当前学术界讨论热烈，争议颇大，并非偶然现象，也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人们反思中国近30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轨迹必然提出的严峻课题，其实质是“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发展”。解决好这一问题，对中国今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乃至人类生存发展，将作出重要贡献。2.1.1 现实价值（1）环境脆弱
从中国国情看，国土面积的65%是山地或丘陵、70%每年受季风影响、33%是干旱或荒漠地区……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每年沙化土地扩大面积从560平方公里增加到2460平方公里，中国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1952年中国人均耕地2.82亩，2007年人均耕地减少到1.4亩。在各地轰轰烈烈的“圈地”热潮中，仅最近7年全国耕地就减少1亿亩，被占耕地大量闲置。同时，土地利用强度的不断提高，使得土地肥力衰退，中国的中低产田比例由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2/3增加到21世纪初的4/5。中国目前废水排放总量为439.5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82%，七大江河水系劣五类水质占40.9%，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一个残酷的现实是55%的国土面积不适宜人类生活和生产。（2）资源稀缺
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稀缺，成为制约发展的突出矛盾。中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600多个城市中400多个城市缺水，其中110个城市严重缺水。中国人均耕地拥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石油、天然气、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分别占世界人均水平的8.3%、4.1%、25.5%、9.7%。三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能源浪费大、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日益凸显，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突出。无序、无度消耗，透支宝贵资源。
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严重制约，存在三大问题：一是资源消耗增长过快；二是资源利用效率过低；三是资源再生化率不高。中国每新增GDP1元钱，比世界其他国家平均多消耗3倍以上、比日本多13倍以上能源。从资源再生化角度看，中国资源重复利用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比如中国水资源循环利用率比发达国家低50%以上。目前中国GDP数字里有相当部分是以牺牲后代的发展机会为代价。有些GDP增量用科学发展观衡量，非但不是业绩，而是一种破坏。据测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至少有3%至7%，是牺牲自然资源和环境取得的，在GDP中属“虚数”或“环境欠账”。从实现可持续发展角度看，理想状况是每年从GDP增量中拿出40%至60%用于补偿环境损失。（3）生态赤字
从中国生态赤字来看，1985~2007年的22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GDP的平均年增长率为9.5%，如果令“名义国民财富”等于100%，当扣除损失成本和借用成本、生态赤字后，22年来中国的“真实国民财富”只是名义财富的78.2%，财富虚数是21.8%，意味GDP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只有7.4%，即每年有2.1个百分点为“虚数”。
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看，一方面GDP总量超过11万亿人民币，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为解决非持续发展问题提供物质技术基础；另一方面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即意味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结构变动深刻，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以及占有资源不同的人群之间，收入差距还会拉大。而随着收入提高及差距拉大，各种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如果处理不当，就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拉丁美洲和东南亚一些国家都在这一阶段出现经济停滞甚至社会动荡。从中国国情出发，面对日趋短缺的资源和脆弱的环境压力，中国既无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容量，也无雄厚资金和技术优势，近年来环境治理费仅占GNP的0.7%，妥善解决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科技发展问题的唯一选择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4）经济增长方式仍然粗放
由于经济总量比过去大得多，粗放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资源消耗增加；加之中国资源相对短缺，对国外资源和国外市场依赖程度加大等，也会使来自国际的经济摩擦高发并呈常态化。许多大宗消费的战略性资源，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过高。2007年中国消耗的铁矿石和氧化铝约50%、铜约60%、原油约34%依靠进口。如果维持现有消费水平不变，全球化能源总储量只能维持人类消费50年左右；而在全球能源总产量中，国际贸易量不到50%，且重要资源被少数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所垄断，国际自由贸易量的比例更低。因此，单纯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模式，不能持久。中国如果不能摆脱传统发展战略模式，全面小康建设遭遇严峻的挑战，必然导致不可持续性的未来发展危机。
中国必须具备“绿色控制”能力，从追求单纯经济增长到追求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协调发展，将人口文化与环境文化理念，从单纯自然环境保护扩展到教育、科技、企业经营及废物处理等诸多环节之中。由此可见，建立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势在必行。2.1.2 理论意义
按照科学发展观和统筹观要求，研究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科学体系以及相应的计算方法；建立能够综合反映社会和谐实现程度的综合性指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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