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琼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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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战文唱：中美举行一百次会谈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中美代表第一次接触
●周恩来说：“在中美关系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抓住美国急于要求在华被押人员获释的意愿，开辟新的接触渠道。”
●周恩来高兴地说：“好啊！既然史密斯愿意而且敢于同我们接触，那明天休息时，我也找他谈谈。”
●周恩来严正指出：“中国政府缴获的证件，说明了这些美国人利用朝鲜战争的机会，以军服作伪装，侵入中国，进行间谍活动。”
周恩来促成中美代表首次会晤
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苏、美、英、法、中五国外交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国联大厦举行。
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问题。
在第一阶段最后一次会上，美国代表纠集“联合国军”的国家抛出“十六国宣言”，妄图在没有任何协议的情况下结束会议。
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当机立断，作即席发言，提出至少应该通过一项决议，决定以后将继续努力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
周恩来在讲话中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不能同意联合国军方面有关各国经过泰国代表所宣读的16国宣言的态度和立场。因为日内瓦会议是根据柏林会议的协议召开的，他和联合国并无关系，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又被剥夺了他在联合国中应享受的合法权利和地位。同时，16国宣言是在断然表示要停止我们的会议，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极大的遗憾。
周恩来表示完全支持苏联莫洛托夫外长关于与会各国发表共同宣言的建议。周恩来说：
很遗憾的是，就连这样一个表示共同愿望的建议，都被美国代表毫无道理地断然拒绝了。美国代表用来拒绝莫洛托夫的建议的论据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朝鲜停战协定只能约束朝鲜交战双方，而日内瓦会议是在新的更广大的基础上召开的，它必须有它自己的协议。
美国代表和他的一些附和者们不仅蓄意阻挠朝鲜的和平统一，而且要阻挠日内瓦会议对于维持和巩固朝鲜和平的问题达成任何协议。
……
情况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有义务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某种协议。
对于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获得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愿望应该是共同的。
周恩来提出如下的建议：
日内瓦与会国家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
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
周恩来诚恳地说：
中国代表团带着协商、和解的精神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如果我们今天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都被拒绝，我们将不能不表示最大的遗憾。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将对这一事实作出判断！
周恩来的发言诚恳朴实而又充满义愤，全场顿时一片寂静。这一英明步骤显然出乎对方预料，使美国陷于被动。
比利时代表斯巴克急忙解释，说什么“十六国宣言”同周恩来的建议精神是一致的。
周恩来当即追问：“既然一致，为什么不能19国呢？”
斯巴克不得不表示赞成中国代表团的建议。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立即提出毫无保留地支持比利时代表所赞成的中国代表团的建议。
23日，周恩来同法国新任总理孟戴斯·弗朗斯在伯尔尼会晤，坦率地交换意见。最后，与会各国达成协议，规定了停止印度支那战争的具体办法，规定了解决印度支那政治问题的原则。
7月21日，周恩来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言说：
印度支那敌对行动的停止就要实现了。举世盼望的印度支那的和平就要恢复了。正如朝鲜一样，和平又一次战胜了战争。让我们更加坚定信心，继续为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而努力。
美国宣布不参加会议的最后宣言，把自己完全放在了孤立的地位。
美国本想在日内瓦会议上孤立中国，但经过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斗争，美国彻底失败了。
日内瓦会议开始之前，中美双方的关系已经十分紧张、尖锐对立。
早在1951年1月13日，杜鲁门以个人名义致函麦克阿瑟，解释美国卷入朝鲜战争要达到的十项目的，其中就有关于“打击共产党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威望”等内容。
就在前一天，即1951年1月1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长提出一份备忘录，其中提出美国对中国与朝鲜的目标是：一、保持日本-冲绳-菲律宾的海岛防御线；二、推迟与苏联的战争；三、不让共产党得到台湾；四、以一切适当的手段防止共产党力量继续向亚洲大陆，尤其是向印支、泰国及马来西亚扩展；五、尽可能支持南朝鲜人；六、支持在中国建立一个对美国友好的政府。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备忘录提出十六项措施，其中涉及中国的有：
继续并强化现已实行的对中国的经济封锁；施加压力，使联合国宣布共产党中国为侵略者；派军事训练使团去台湾，并增加对台湾国民党人的共同防御援助；对中国大陆的国民党游击力量提供一切切实可行的秘密援助；当中共攻击朝鲜以外的美国军事力量时，对共产党中国的目标实行毁灭性的海空袭击。
其实，美国对中国的敌视，从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起就开始了。
那是在1950年1月7日，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向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建议，由中国外交部向联合国安理会发一个声明，否认前国民党政府代表蒋廷黻继续在安理会代表中国的合法地位。
第二天，周恩来外长致电罗慕洛、赖伊并转安理会理事国苏联、美国、法国、英国、厄瓜多尔、印度、古巴、埃及、挪威等国代表团，要求将国民党代表从联合国安理会开除出去。
1月10日，苏联代表马立克在安理会提出支持中国政府上述电文的提案，并声明：在安理会开除国民党代表之前，苏联将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立即向国务卿艾奇逊进行汇报。艾奇逊指示，美国不要去促使早日表决苏联提案；美国代表应当发表声明，没有苏联参与，安理会可以正常运作；在联合国的各个机构中，代表权问题应当是一致的。
同年1月13日，安理会表决苏联提案。苏联、印度、南斯拉夫赞成，美国、古巴、厄瓜多尔、埃及、法国和国民党集团反对，英国、挪威弃权。这样，在美国操纵下，苏联提案被否决。苏联代表团随即宣布退出安理会，并表示，只要安理会中还有国民党集团的代表，苏联代表团便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并且不受安理会决议的约束。
1950年1月至5月间，周恩来数次致电联合国，质问联合国何时开除国民党集团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代表何时可以参加联合国的工作。由于美国的阻挠，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前一直没有什么进展。
为了表示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会法地位，抗议美国强使国民党集团的非法代表赖在联合国，苏联、白俄罗斯、乌克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先后从安理会及其4个附属机构、经社理事会及22个附属机构和托管理事会等联合国机构中退出。
8月26日，在第五届联大开幕之前，周恩来又致电通知赖伊，中国政府已任命张闻天为出席第五届联大的首席代表，李一氓等为副代表，请即为办理一切手续；同时指出，联合国至今仍容留国民党集团代表，不但违背了联合国宪章，而且漠视了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
当天，联合国散发周恩来的电报。
9月9日，周恩来在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时说：
关于中国参加联合国问题，是很简单的，其中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美国的阻挠。因为美国能够操纵多数，如果美国政府不加阻挠，即能通过。所以问题的焦点在美国政府。
9月19日，第五届联大开幕。
印度代表劳氏提出立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决议草案，苏联代表接着提出立即驱逐国民党集团代表和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本届联大的两项提案。按照美国的预想，大会当时进行投票，并以多数票否决了印度、苏联的提案。
接着，大会通过决议，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审议中国的代表权问题，而在大会对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作出决议以前，“中国国民政府”的代表仍应出席大会，并享有与其他代表同样的权力。
中国代表权问题就此搁置起来。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又诬蔑中国“侵略”朝鲜，在此后10年中，美国以种种借口一再拖延、搁置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讨论，操纵多数票否决苏联等国的合理提案，使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大的合法席位问题一直无法列入联大议程。
美国对中国的全面遏制政策是随着两国在朝鲜的军事冲突而展开的，却没有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而结束。1953年下半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多次讨论对华政策，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使遏制中国的政策更加系统化，制度化。
这一时期，美国媒体丑化、扭曲中国形象，美国公众及决策者中多数人只有一个念头：“对中共要强硬。”
从1950到1953年有80%左右的人认为，美国在朝鲜与中国作战是为世界的自由人民反对专制制度这一理想而进行斗争，在美国精英人物中也有70%以上的人持上述立场；67%到78%的美国人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朝鲜战争虽已结束，美国仍然把中国看作“军事侵略者”，他们认定，中国的“目的是要控制整个东南亚”，从而“会给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带来严重的威胁。整个西太平洋地区，包括所谓‘大洋岛屿链’，也会在战略上陷于危险境地”。
因此，在朝鲜战争结束后，遏制中国成为美国远东战略的主要目标。
在政治方面，美国继续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企图孤立中国。
在经济方面，美国竭力对西方盟国和日本施加压力，继续把对中国的禁运保持在比对苏联更严厉的水平上。
1950年，美国政府决定缔结对日和约。
1951年9月4日，有52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对日和约大会在旧金山召开，由于美国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被排除在会议之外。
9月8日，会议举行和约签字仪式。由于苏联的和约修正案被会议否决，苏联、波兰、捷克拒绝签字。
0在准备对日和约的同时，《日美安全条约》的谈判在平行进行。美国政府关心的是，必须确保日本的战略安全与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和战略存在。美日两国经过磋商，于1951年2月5日达成一份双边协定草案、即后来《日美安全条约》的原始稿。
其中规定：“在对日和约生效时，日本授予美国在日本国内及周围驻扎美国海、陆、空军的权利。以保卫日本免遭外来武装进攻，及应日本政府请求镇压日本国内大规模暴动和骚乱；未经美国同意，日本不得向任何第三国提供军事基地。”
对日和约缔结后5个小时，《日美安全条约》签字。1952年2月两国又签订《日美行政协定》，规定美国在日驻军的具体实施办法。
这样，日本在形式上恢复了主权与独立，实际上被正式地纳入了美国阵营，长期处于美军半占领的状态，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大的军事基地。
为了遏制中国，美国还对日本施压，使其与台湾当局缔结和约，尽量切断日本与中国大陆的经贸联系。旧金山会议后，日本对台湾态度很冷淡。
1951年10月日本首相吉田茂在国会演说时曾表示，日本必须从一个现实主义的民主国家的立场，决定是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政府通过积极发展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关系，最终突破了美国的封锁政策。
1951年5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对朝鲜、中国禁运案。对中国实施禁运的国家，除了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之外，又增加了一些民族主义国家。
1951年10月26日，美国通过巴特尔法案，该法案规定：接受“美援”的国家如果将战略物资运往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即取消对其军事、经济和财政的“援助”。
在美国的压力下，到1953年3月时，共有45个国家对中国实施“禁运”。
中国的经济建设采取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同时，中国赞成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同外国进行贸易。
事实上，所谓的封锁禁运，不但在政治上丝毫不能影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反对美国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坚定立场；在经济上也不可能如美国政府所设想的给中国以如何严重的损害。
1951年5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斥责美国操纵联大非法通过对中朝禁运案的谈话中指出：
一切追随美国对中朝两国实施禁运的国家必须负起他们敌视我国行为的全部后果……
破坏世界市场的正常关系，压低某些原料的市场价格，以便将这些原料独占在美国军火商人手中，并操纵这些原料的生产国家的经济命脉。一切爱好和平的独立自主的国家不能不警惕美国这个阴谋。
对于美国强加于中国的“封锁”、“禁运”，1951年10月23日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说：
帝国主义者的“封锁”和“禁运”正好被我们用以肃清在中国的经济中的半殖民地依赖性，缩短我国在经济上获取完全独立自主的过程，而真正受到打击的，反而是他们自己。美国的“经济封锁”，也加速了我们清算美国在中国的经济特权的过程。
直到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终于架设起了中、美官员双方接触的桥梁。
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主动与美国改善关系，建立中美领事级接触。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建议美国通过国际红十字组织，与中国代表团就战俘及美侨回国问题进行商谈。
1954年5月26日，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黄华在记者招待会上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于包括美侨在内的外侨，申请离开中国者，只要没有未了的刑事或民事案件，都可以获得准许。
1950年至1953年底，美侨离开中国者已有1500人左右。只有少数犯法的美侨被中方关押着。
因此，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抓住美国人急于想使在押人员获释的心理，决定与美国代表团直接接触，并尽量争取中美之间的大使级接触。
5月27日，中国代表团发言人表示，中国愿意就被押人员问题与美国代表团直接接触。
6月3日，周恩来在日内瓦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认为在谈判中，将“首先联系到中国留学生被扣问题”，也阐明中国将区别对待犯法的美国侨民和其他的美国人的政策。
参加日内瓦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副团长、副国务卿史密斯表示赞同。
史密斯建议由助理国务卿饶伯森与中共代表团副团长、副外长、驻苏大使张闻天会谈，认为太低级别的会谈不会产生重大成果。
周恩来开辟与美接触新渠道
1954年7月21日，日内瓦会议即将结束的最后一天，美国副国务卿史密斯主动来找周恩来攀谈，他微笑着对周恩来说：
会议即将结束，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能够在这里和你认识。中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恢复和平。
由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这次会议上对美国代表团作出了规定，不准与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所以，史密斯说完后，他抓住周恩来的胳膊使劲摇了摇，然后笑眯眯地走开了。
史密斯此举虽遵守了杜勒斯规定的纪律，没有与周恩来握手，但用摇胳膊的方式表达了与握手同样的友好愿望。
中美之间的敌对关系，就在史密斯的这一“摇”中消除了不少；中美关系的坚冰，也在这一“摇”中融化了不少。
说到中美关系的坚冰，还要从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央制止美国分裂西藏开始讲起。
从1949年起，美国与西藏地方当局的分裂分子相互勾结，企图分裂中国领土西藏。中共中央根据当前的形势，开展实施一系列反击美国的政策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以后，英国在西藏的特权由印度继承下来。因此，美国在对藏采取何种行动时，都必须考虑印度的立场。
1949年，正当美国国务院考虑派团进入西藏时，达扎等人又与印度驻藏总领事黎吉生暗中勾结，制造“驱汉事件”。黎吉生谎称：“拉萨有许多共产党的人，留他们在这里，将来会充当内应，把解放军引进来。”他还提供不少人的姓名和住址，其实均为在西藏的汉人、汉籍喇嘛、经商汉人和国民党驻藏办事处职员。
7月8日，噶厦政府限期这些人两周内离开西藏，并捣毁国民党交通部在拉萨的无线电台。西藏地方政府在美、英的唆使下，准备派出“亲善使团”，分赴美、英、印和北京，表明西藏已经“独立”。
同年11月4日，西藏还致函艾奇逊，向美国寻求援助，表示：中共已危及西藏边境，如果中共派兵进藏，“那么西藏政府将被迫动用一切手段捍卫自己的国家。因而西藏政府恳切希望从贵政府获得一切可能的援助”。
类似求援信也以各种渠道送达英、印等国。各国对求援信的反应有较大的差异。
美国原本就想派团进藏，现在终于找到了借口。收到驻印大使亨德森关于西藏求援的汇报后，艾奇逊立即指示亨德森、多诺万、石博思与英、印官员磋商提供援助的可能性。
只有印度合作，美国干预西藏局势的政策才有可能。驻印使领人员发回的消息令美国国务院大为失望。印度承认并接受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强调西藏事实上的自治。
英国则强调，西藏不宜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挑衅行动，尤其不可使西藏误认为有国际上可靠的支援。
11月28日，印度外交部副部长兼外交部秘书长巴杰帕伊甚至表示：
印度没有收到来自西藏的任何求援信息，不知道西藏求援以对抗中共一事。在任何情况下，印度的做为都是有限的。
12月3日，美国国务院又收到藏独分子的第二次援助请求。电文称，为了“抵抗即将到来的中共侵略”，西藏急欲获得联合国大会的成员国席位，希望美国予以支持，西藏将派一代表团赴美办理此事。
12月22日，藏独分子第三次求援，他们在致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信中提出：
另派一使团到中国，以便向中共当局解释并表明独立。
于是，美国驻印大使亨德森就西藏要求加入联合国一事与英、印官员进行会谈，大致摸清了两国的态度。
当时，考虑到印度自身的利益，印度外长梅农认为，西藏加入联合国毫无希望，在联合国讨论此事只能促使中共更早采取行动。
英驻印高级专员罗伯茨也同意这种看法。
12月21日，艾奇逊指示驻印大使亨德森：目前保持现状是上策，无论争取形式上的还是实质上的“独立”对西藏都是不利的。至于西藏要派特别代表团赴美求援，艾奇逊认为，这样的使团将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会促使中共提前采取行动，目前国务院倾向于不提供援助，西藏若想与美国联系可通过驻新德里的使馆，而不必要去华盛顿。
艾奇逊还敦促亨德森征询英国与印度的意见。
1949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注意力仍在防止美国可能的武装干涉。因此，西藏问题尚未提上议事日程。这时，“驱汉事件”引起了中共方面的注意。
9月2日，新华社发表题为《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一针见血地指出，美英的做法“是企图在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国的时候，使西藏人民不但不能得到解放，而且进一步地丧失独立自由，变为外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奴隶”。“社论”说：
7月8日西藏地方当权者驱逐汉族人民及国民党驻藏人员的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印度尼赫鲁政府的策划下发动的。英、美、印反动派勾结西藏地方反动当局举行这个“反共”事变的目的，就是企图在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国的时候，使西藏人民不但不能得到解放，而且进一步地丧失独立自由，变为外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奴隶。
这一个阴谋事变和最近美帝国主义妄图吞并台湾的阴谋是同出一辙。一百多年来英美帝国主义就一贯地进行图谋侵略和吞并西藏。英帝国主义在1860年首先侵占了西藏的外藩哲孟雄（即锡金）。1887年和1904年又两度发动过侵略西藏的战争。美帝国主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亦积极图谋侵略西藏。
美帝国主义曾派遣间谍到西藏活动，力图经过西藏的若干上层分子，取得对西藏的实际统治权。中国人民对于美、英、印侵略者的侵略活动早已予以密切注意，而且深深地记取了他们这种与中华民族为敌的罪行。
……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四百余万的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中国各民族，即不但解放汉族人民，而且解放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大多数汉族人民和内蒙古人民，正在解放着回族人民，并即将解放藏族和西北、西南、华南其他各族人民，使他们永远摆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压迫和穷困悲惨的地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不容有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以外。
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任何侵略者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如果敢于在中国领土上挑衅，如果敢于妄想分割和侵略西藏和台湾，他就一定要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铁拳之前碰得头破血流。我们警告这些侵略分子立即在西藏和台湾的面前止步，否则他们就必须担负这种行为所引起的一切后果的全部责任。
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社论。“社论”指出：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发展，即将彻底解放全中国，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即将完全被消灭。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之后，正在阴谋分割与窃取中国的一部分领土主权。美帝国主义策动吞并台湾是一例。
美、英、印的侵略者同时向我边陲西藏施展其侵略阴谋又是一例。最近西藏的“反共”事变，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企图分割西藏，奴役西藏人民，进而卷土重来，继续奴役中国人民的尴尬行为。
……
美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野心是非常清楚的。几乎与这次西藏事件同时，英帝国主义通过印度尼赫鲁反动政府，控制了印度与西藏间的土邦锡金与不丹，这一行动乃在威胁西藏地方当局进一步就范……
美帝国主义对西藏最近局势的发展，则表示极端“关切”。8月10日，华盛顿外交人士特别声称，去年6月“访问”美国的西藏商务代表团曾向美国表示“愿与美国通商”。臭名昭著的美帝间谍无线电评论员汤姆斯，则于7月底经曼谷潜往拉萨活动，其护照则系由印度尼赫鲁政府所发给。不言而喻，不论英帝国主义也好，美帝国主义也好，都是在利用印度尼赫鲁政府作为工具，加紧其侵略西藏的步骤。
印度《闪电》报说：“英美煽动的西藏暴动，实际的阴谋是使西藏隶属于英美。”
当时，中共中央决定着手经营西藏并做了和平解放和武装解放两手准备。
解放西藏的决定受到西藏宗教领袖之一的班禅额尔德尼的拥护，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
二十余年来为了西藏领土主权之完整，呼吁奔走，未尝稍懈……兹幸在你们领导之下，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你们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
毛泽东起先打算让西北局承担“经营西藏问题”，1950年1月决定改由西南局担负此任务，“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4个师共约4万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够用，唯需加以特殊政治训练，配备精良武器”；“应当争取于今年4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占领全藏”，要求做好进藏、军队、后勤各方面的准备。
1950年1月10日，毛泽东同意刘伯承和邓小平制定的进军西藏的计划，督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第十八军加紧准备。
周恩来在4月27日会见中央民族委员会举办的藏族训练班学员时明确指出：
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目的是赶走外国侵略势力，保护西藏人民，实现西藏自治。
1950年1月24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西南局成立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经营西藏的工作。
2月3日，由侦察营、工兵营组成的先遣队，在第十八军五十二师副师长陈子植的率领下，从乐山出发，先期入藏，了解情况，调查路线，修补道路，筹备粮秣，进藏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为了阻挠西藏解放，美国直接劝说印度同意转运援藏物质，支持西藏向联合国内提出“申诉”。
10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昌都。27日，国务卿艾奇逊指示亨德森会见尼赫鲁，向他表示，美国同印度一样关注西藏，西藏的命运与印度的利益休戚相关，印度应向西藏提供援助，并重新评估其对华政策。
通过这次会见，亨德森了解到，昌都解放后，印度曾于10月26日通过驻华大使潘尼迦致送中国一份措辞严厉的照会。但目前印度并无改变政策的迹象，印度政府仅是打算继续向西藏提供武器，并建议拉萨向联合国求援。
11月8日，滞留在印度的夏格巴以“西藏国民议会”的名义向联合国发出“呼吁书”，要求“把西藏问题托付给联合国作最后的决定”。
同年11月15日，在美国国务院的授意下，萨尔瓦多政府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大提出一个干涉西藏的提案，要求联大“设立委员会授权研讨，联大对此事可以采取适当的步骤”。
对此，中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斥责此举是“露骨地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
萨尔瓦多的提案在会员国中反应冷淡，甚至遭到联合国秘书处的反对。
1951年1月3日，艾奇逊致电驻印使馆，建议西藏代表团前往美驻加尔各答总领馆办理赴美临时签证；6日，艾奇逊又询问亨德森，协助达赖逃往印度对西藏的抵抗行动有什么影响，达赖能否成为西藏“独立斗争”的中心。
这时，昌都战役给西藏的军事力量以致命打击，为和平解放西藏扫除了障碍，并请达赖亲政。
达赖喇嘛于藏历1950年10月18日亲政以后，立即写信给毛泽东，他在信中表示：
在我尚未成年之时，发生了汉、藏冲突的事情，甚感痛心。
如今西藏僧俗人民同声吁请我亲政，实难推卸责任，不得已于藏历10月18日亲政。
盼望毛主席关怀，施恩于我本人和全体西藏人民。
1951年2月1日，西藏派遣的赴联合国敦促答复“呼吁书”的两名代表从印度返藏时，中国驻印大使袁宗贤向代表之一的仲译钦莫群培土登转交毛泽东祝贺达赖亲政的一封信。
毛泽东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欢迎他速派代表赴京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
1951年2月，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5名全权代表分别经由昌都和印度前往北京。西藏代表于4月下旬到达北京后，中央人民政府指派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与之谈判。
谈判从4月29日开始，至5月21日结束，23日举行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字仪式。
这个协议充分照顾了西藏人民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实际需要，体现了民族团结，共同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和建设新中国的强烈愿望。
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泽东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
至此，西藏终于获得了解放，美国分离西藏的政策终告失败，美国因此对中国怀恨在心。
在日内瓦时，中国和美国因为两国的侨民问题，不得不坐到谈判桌前。
日内瓦会议期间的5月19日，周恩来正在自己的房间里阅读会议文件和有关资料，中国代表团成员宦乡推门走了进来，向周恩来汇报了一个重要情况。他说：
今天，英国驻华代办权威廉对我说，他愿以私人身份就在华美侨问题和在美华侨问题做一个中、美之间的中介人。
周恩来听了宦乡的汇报，立即联想到中国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其中包括钱学森等著名的科学家。他们对于新中国来说可是宝贵的“财富”呀。“美国方面是想要回我们在朝鲜战场上俘虏的美军和一批在中国犯了罪的平民。”宦乡打断周恩来的思考。
周恩来说：
我们也有一大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我们应利用这个机会让他们回到祖国的怀抱。在中美关系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抓住美国急于要求在华被押人员获释的意愿，开辟新的接触渠道。
周恩来沉思了片刻，接着说：
这个问题你需留心一下，看美国方面下一步怎么走。如果美方再试探，可以同意经英方中介进行直接接触。另外，可根据美方的态度，确定在什么地方举行谈判。但谈判中首先要联系中国留美学生和科学家被扣问题。
5月27日，中国代表团发言人向新闻界发表了关于美国无理扣押我国侨民和留学生的谈话。同时表示，中国愿意就被扣押人员问题同美国举行直接谈判。
王炳南与约翰逊首次会谈
1954年4月，日内瓦会议隆重举行。会议分两个步骤：一、讨论朝鲜问题，历时51天，因美国代表团多方破坏，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而告结束；二、举行了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限制性会议。
在日内瓦会议召开之前，王炳南受周恩来委托筹组代表团。在提出成员名单时，他向周恩来建议，要多去一些人，包括各方面人士和专家。一则为了应付各方面工作，便于和与会各国广泛交往、深入接触；二则让更多的同志走出去，扩大见识，增长参加国际斗争的经验，同时也要显示新中国强大的外交力量。王炳南还负责制订代表团的制度和纪律，准备会议涉及的各方面问题的资料以及所需的着装等。
会前，王炳南率领先遣队先期到达日内瓦，安排代表团的住宿和安全问题，了解会议具体日程和应注意事项。他们在日内瓦近郊租了一幢备有漂亮花园的大别墅，大家风趣地称它为“华山大别墅”。
日内瓦会议期间，苏联代表团团长莫洛托夫找到周恩来传递了一个信息，说美国代表团团长杜勒斯未抵日内瓦之前，副团长美国副国务卿史密斯在他们邀请吃饭时，曾流露出批评美国政府的看法，认为美国对中国实行敌对政策是不现实的。
莫洛托夫还指出：
史密斯在二次大战中是美国在欧洲作战的将军，很有地位，史密斯的这种观点，值得我们重视。
在会议将要结束的一天，很多人聚在酒吧间喝茶，史密斯端着酒走过来，主动找周恩来的翻译浦寿昌攀谈，这是没有先例的举动。
史密斯赞扬中国的古老文化，讲了许多友好的话。这在敌对的两个代表团来说是不寻常的。
王炳南对史密斯的这一举动特别重视，立即向周恩来汇报。
周恩来高兴地说：“好啊！既然史密斯愿意而且敢于同我们接触，那明天休息时，我也找他谈谈。”
第二天休息时，王炳南一直在寻找机会让周恩来和史密斯直接交谈。当他发现史密斯一个人走向柜台去喝咖啡时，便把周恩来引到那里去。
这时，史密斯左手拿着雪茄，看见周恩来向他走来，笑容可掬地和周恩来打招呼。
接着，史密斯又赞扬中国的古老文明、美丽河山，还说他非常喜欢中国瓷器，在他家的客厅里就摆设着许多中国瓷器。
1954年6月，在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的安排下，中美代表团在6月5日、10日、15日和21日进行了4次会谈。
中方代表是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
王炳南向美方提出美国政府扣留中国留学生，不准其回国的问题，约翰逊则提交被押美国侨民及美国军人的名单。
中美经过反复商谈，中国同意对美国提供的名单将逐一调查，随时将结果通告美方。中方允许被押人员的家属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寄信和包裹，6名美侨被允许离开中国；美国仍然声称中国侨民可按照美国的法律和规章自由离开美国。
对于王炳南提出的120名被滞留的中国留学生，美方最后只允许15名回国。
7月16日及21日，中美还进行两次较低级别的接触，即联络员会谈，目的是商讨一些具体事务交涉。如双方名单的审核，中方是外交部的科长浦山，美方是国务院的中国事务官员詹金斯。
由于美方固执己见，中方作出的努力，仍然得不到美方的回应，所以，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
日内瓦会议结束后，中美领事级的接触建立起来，7月29日，中美双方进行第一次领事级接触。
8月3日，杜勒斯在一份电报中称：
这种接触只是日内瓦会议上联络员会议的延续，没有安排谈判和谈判代表，只是交换在押人员的情况。
1954年下半年发生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中美两国严重对峙，中美关于双方人员回国的交涉也暂告中止。
9月12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对在沪从事间谍活动的美国人雷德蒙判处无期徒刑。
11月23日，最高法院对1953年1月12日驾机入侵中国东北的美国“五八一空中补给与通讯联队”上校约翰·阿诺德等11名美军飞行员判处4至10年徒刑。同日，对1952年在东北从事间谍活动的约翰·唐奈及理查德·费克图分别处以无期徒刑和20年徒刑。
这样，刚刚有点起色的中美会谈陷入僵局，中美两国的矛盾让其他一些国家也感到有些不安。
在朝鲜战争期间，还有4名美国喷气机驾驶员驾机入侵中国东北，击落被俘。中国政府按照这些人的不同情况，量刑判罪。
美国国会作出激烈反应，有的参议员要求封锁中国海岸，迫使中国放人。
11月26日，美国政府经过英国向中国转达抗议照会，认为以上阿诺德等13人应属朝鲜战争的战俘，扣留他们是违反朝鲜停战协定的。
12月4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洛奇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要求将美国间谍案列入九届联大议程。
12月1O日，九届联大通过决议，要求秘书长与中方交涉，使这些人员按照朝鲜停战的协议得到释放。
当天，哈马舍尔德致函周恩来，要求来华商谈美军战俘问题。
12月17日，周恩来致电哈马舍尔德，就联合国通过关于美国间谍的荒唐决议，申明中国政府的坚决立场，认为中国判处在中国境内捕获的外国间谍的案件，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12月16日，周恩来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
如果拒绝哈马舍尔德访华，中国将陷于被动，西方还会通过亚洲中立国家继续活动，将这个问题提到科伦坡国家会议上去讨论，这将对中国不利，甚至会影响到中国参加1955年举行的亚非会议。
因此，中方同意哈马舍尔德访华。
周恩来于12月17日电复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同意在北京接见，商谈有关各项问题。周恩来给哈马舍尔德的电报全文如下：
纽约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先生：
1954年12月10日您表示要来中国访问的电报收到了。
关于您来电中所提到的美国间谍案，我们的立场已详另电。
为了和平，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我准备在我国的首都北京接见您，同您商谈有关的各项问题。
我们欢迎您来中国，日期请您自己决定并通知我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1954年12月17日北京
这样，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访华之行确定下来了。
周恩来向联合国表明对美立场
1955年1月5日13时55分，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乘飞机到达北京。
随同哈马舍尔德前来的，有联合国秘书长助理艾哈迈德·斯·鲍哈里、秘书长执行办公室的佩尔·林德、私人侍从威廉·伦纳洛、秘书阿斯·阿尔姆、国际法教授汉弗莱·沃尔道克、译员古斯塔夫·尼斯特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国际司司长董越千、交际处处长王倬如等到机场迎接。
到机场迎接的，还有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康萨拉、波兰大使基里洛克、印度大使赖嘉文、瑞典大使魏斯特朗、苏联大使尤金、芬兰公使孙士敦、丹麦公使格瑞杰生、瑞士公使贝努义、荷兰代办司曼、挪威临时代办季茂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苏尔唐·穆罕默德·汗、缅甸临时代办吴茂铎、英国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秘书维约维尔多约。
当天14时30分，周恩来接见哈马舍尔德。
接见时在座的有：联合国秘书长助理艾哈迈德·斯·鲍哈里、秘书长执行办公室的佩尔·林德和国际法教授汉弗莱·沃尔道克。
当时在座的还有：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国际司司长董越千、外交部交际处处长王倬如。
晚上，周恩来举行酒会，欢迎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酒会是在轻松友好的氛围中进行的。
哈马舍尔德与周恩来进行了4次会谈。
关于间谍案问题，周恩来在会谈中指出：
中国政府缴获的证件，说明了这些美国人利用朝鲜战争的机会，以军服作伪装，侵入中国，进行间谍活动，中国按国内法处理，判决是公正的。中国对此间谍案进行判决，是做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措施之一来处理的。远东紧张局势并非由中国判处间谍案引起，而是由美国侵占台湾引起。
在会谈中，中方人员还指出：
为了缓和局势，哈马舍尔德做为联合国秘书长，应劝美国将武力撤出台湾。
哈马舍尔德最后不得不承认，中国是有权判决犯罪人员的。
会谈经过表明，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阴谋并没有得逞。会谈的同时，中国政府出于人道的考虑，宣布允许给予罪犯的家属以来华探亲的便利。
周恩来心里明白，美国授意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通过印度的中介以他个人的名义访华，实际上是想来试探中方将如何判处13名美国间谍以及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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