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滦煤矿档案史料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邓子平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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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滦煤矿档案史料集试读：

前言

在我们这个儒家文化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度里，对政治、军事、文化的关注要远远多于对经济的关注。古人高度重视修史，而正史中关于经济方面的记载却总是轻描淡写，语焉不详。近代以来，国门被迫打开，民族工商业随之兴起，但是在洋洋五百二十余卷、八九百万言的《清史稿》里，关于工业企业的记载也仅是一笔带过而已。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严重的“不对称”现象。

晚清洋务运动催生的一大批与近代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新兴企业，形成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一大景观。但今天回过头来寻找这些企业的档案史料，却谈何容易。上世纪中国多灾多难，饱经风霜，企业在战火中纷纷倒闭，就连颇有影响的江南造船厂也难逃厄运，其档案史料也毁于炮火之中。一是自己不重视档案史料的收集、整理与保存；二是长时间的战乱，既摧残了众多的民族工商企业，也焚毁了大量极其宝贵的相关档案史料。

然而，开滦却是一个例外。一是建矿伊始便聘用了外国人，在模仿西方的管理模式时，也学着像西方那样管理企业的档案史料；二是从一九〇〇年英国和比利时商人骗占开平起，到新中国建立的长时间里，英国人一直以他们的习惯管理着开滦的档案史料，因而，开滦在不幸之中却幸运地将自己的档案史料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在我们为编纂本书专程前往天津南开大学向著名的开滦煤矿矿权史研究专家、《开滦煤矿矿权史料》主编熊性美先生请益时，熊先生动情地讲道：“开滦档案史料之所以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得益于新中国的成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叶，英商被迫打道回府时企图将开滦的档案史料全部带走，幸被中国海关发现并全部扣留了下来。以此观之，开滦档案史料的命运也与开滦煤矿的命运一样，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息息相关。

开滦不仅是属于开滦人的，同时也是属于河北和中国的。由于开滦的独特地位和独特境况，由于开滦被外国人骗占，由于“以滦收开”变成了两矿联合经营，由于变来变去开滦矿权完全操在了英国商人手中，因而开滦便格外地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在上世纪初期，无论是政界还是商界以至于学界，对于开滦的关注度相对而言均较高，编辑、出版过多种关于开滦煤矿的调查报告及研究著作，如民国五年八月出版的顾琅的《中国十大矿厂调查记》、民国十九年河北矿学会编撰的《开滦煤矿、秦皇岛码头、滦州矿地公司三大问题之研究》、民国二十一年出版的杨鲁的《开滦矿历史及收归国有问题》、民国二十三年开滦矿务局印制的袁通的《开滦矿务总局调查报告》等。这些调查报告及研究著作不仅对于人们认识、研究开滦大有裨益，而且其本身已成为开滦史料的有机组成部分。

开滦不仅吸引着国人的眼球，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上世纪初英国伦敦高等法院受理了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控告墨林公司的诉讼状，使得开平为全世界所瞩目。这场官司早已烟消云散，但留下来的资料却弥足珍贵，依然在说明和佐证着那段令人言之伤心的历史。上世纪上半叶，不仅英国人在开滦神气活现，日本人也对开滦垂涎三尺，一部由日本人编纂的《开滦碳矿调查资料》（昭和十二年，即一九三七年），就是最有力的说明。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所有这些东西都只有一个去处：填充开滦档案史料。

新中国成立迄今，开滦煤矿档案史料的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先后有魏子初编辑的《帝国主义与开滦煤矿》（神州国光社一九五四年一月出版）、南开大学经济系编辑的《启新洋灰公司史料》（三联书店一九六三年二月出版）和熊性美、阎光华主编的《开滦煤矿矿权史料》（南开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九月出版）三部专著问世。在大陆和台湾影印出版的《北洋公牍类纂（正续编）》（全七册）、《清末民初涉外矿务档案汇编（全九册）、《矿务档》（全八册）、《袁世凯奏折》（全八册）等一批清末民初文献，都将开滦的相关档案史料收入其中。在北京、河北、天津、上海等地图书馆、档案馆、资料馆里，开滦煤矿的档案史料也随处可见。当然，开滦集团公司档案馆所藏档案史料最为丰富，虽然大多档案史料沉睡已久。所有这些，再加之当今互联网上查阅、购买资料的便利，让我们揽下了编纂《开滦档案史料集（一八七六——一九一二）》这桩瓷器活儿。三

我们是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思路，来编纂这部《开滦煤矿档案史料集》的。作为开平、滦州结合体的开滦，是一个历史的文化的概念。开平煤矿先于滦州煤矿而存在了近三十年，其时只有开平，没有滦州，当然也没有开滦。滦州煤矿是作为开平煤矿的对立物而出现的，是中英两国之间政治斗争的产物，“以滦收开”四个字，再明白不过地道出了其倡导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初衷。但是几个回合下来，滦州煤矿在与开平煤矿的恶性竞争中便败象凸显，接下来的两矿联合经营实质上已经全然颠覆了所谓的“以滦收开”，而形成了事实上的“以开并滦”。只不过其时的联合经营尚有些羞羞答答，美其名曰是滦州、开平两矿共同出资成立一个新公司，并未完全合并。所以，在埋葬了晚清王朝之后出现的开滦公司，依然是有其实而无其名。直到一九三四年民国实业部部长陈公博大笔一挥，两矿合并才名至实归——可惜是一种令国人言之伤心的名至实归。按照这一历史线索，我们将全书依次分为三编：《开平矿务编》、《滦州矿务编》和《附录编》。《开平矿务编》除收录创办开平煤矿的背景资料外，主要收录一八七六至一九一二年官督商办之开平矿务局的档案史料、张翼卖矿前后的档案史料、袁世凯三参张翼的档案史料和英国伦敦诉讼案的相关档案史料等。《滦州矿务编》所收档案史料时间较短，上起一九〇六年，下至一九一二年。包括袁世凯倡议兴办滦州矿务、意图以滦收开，陈夔龙以滦收开的努力及其失败，滦州煤矿的经营状况、规章制度，两矿联合经营动议的提出纷争和批准实行等方面的档案史料。《附录编》收录一九一二年后开平、滦州两矿联合经营的前期档案史料以及政界、商界关于收回开平煤矿的论争；几个影响较大的调查报告，如李建德的《开滦矿务公司调查记》、顾琅的《开滦矿务总局调查记》、常济安的《开滦矿务局积案调查报告》、袁通的《开滦矿务总局调查报告》等；几篇重要的开滦矿务研介史料，如丁文江的《开滦矿务总局史料》、潘以三等的《开滦煤矿之恨史》《〈滦县志〉记开滦煤矿》等；开滦煤矿发展史上不可忽略的几位重量级代表人物，如唐廷枢、张翼、周学熙、德璀琳的有关史料等。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何要有一个《附录编》。在二〇一一年申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的时候，我们曾经把时间界定在一八七六至一九一二年。随着编纂的不断深入，我们发现，如果恪守这个时间界限，许多问题将难以呈现出来。而开滦的发展史有着自身独特的时间节点，其发展脉络既和国家的脚步紧密相连，又有其自身鲜明特征，比如该矿的前后三次被出卖。如果简单地拦腰截断，势必会给研究人员和业余爱好者留下很多缺憾。而我们同时心里也清楚，像这样一部专业性很强的企业档案史料集，接着出下去的可能性谁也说不准。有鉴于此，我们便别出心裁地整理出了一个《附录编》。这样做，虽然使本书收录的档案史料在时限上有所突破，却为读者、研究者提供了不少便利。四

我们是在我国著名的清史专家戴逸先生的指拨下开始这项工作的。戴逸先生多年来对河北出版业特别是河北教育出版社关爱有加，该社的一些重量级的选题，均得益于向他老人家的请益。正是经他老人家的点拨，我们才将目光和精力投向了开滦的档案史料。在以后的时光里，河北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学者苑书义先生以诲人不倦的长者风范帮助我们解开了不少疑惑之处。

需要衷心感谢的是，在本书资料收集编纂过程中，得到了河北省档案馆、国家图书馆、国家地质资料馆、开滦集团公司档案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得到了南开大学出版社和熊性美教授的鼎力支持。熊性美先生主编的《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以相当篇幅呈现了张翼在英国伦敦打官司的档案史料，而这部分档案史料的原件是英文，熊性美先生他们组织力量进行了翻译，是迄今为止最权威的中文译本。在我们向南开大学出版社和主编熊性美先生提出请求后，熊先生和南开大学出版社当即慨允。这样，我们就省去了大量艰巨的重复性劳动，加快了本书的编纂进度。

应当说明的是，在本书编纂过程中，我们在注重查阅已有档案史料的同时，注重从当时出版的报刊如《申报》、《北华捷报》、《中外日报》、《时务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中搜索关于开滦煤矿的相关报道评介，此外还特别注重从近年来出版的清代文献及对开平、滦州煤矿产生过影响的重要历史人物的文集、全集和专著中检索与本书有关的史料。比如从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鸿章全集》中，就选辑了李鸿章关于修筑铁路的奏折、信函、电报多件，大大充实了这方面的内容。近年来在国家重点扶持下出版了大量富有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清代文献及历史名人的文集、全集，我们有幸从这一“功在当代、泽被千秋”的文化建设壮举中分享到了无限的欢乐。

开滦煤矿的档案史料内容庞大，其馆藏的牛皮卷账簿便令人叹为观止，地亩卷、人事档案卷也占据了相当篇幅。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开滦担任过代理唐家庄矿矿长、唐山矿区总务主管、开滦矿区总管的袁通撰写过一部五卷本的《开滦矿务总局调查报告》，字数多达三十万之巨，全面反映了开滦煤矿的发展历史，本应全文收录。但鉴于篇幅所限，我们在编纂时只得作了适当的割舍。五

就我们的目光所及，学界对于开滦档案史料的关注，大多集中在矿权之争和政治层面上，《帝国主义与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史料》、《开滦煤矿矿权史料》都属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在编纂本书的过程中，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专业性很强的开滦档案史料集，同时又是一部对于了解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内政、外交、官场、商场、经营、管理均有助益的奇书，有待于人们从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管理等各个不同层面进行研究和解读。目前人们关于开滦的研究成果，只是其中的冰山之一角。

人们都在说，开滦是最早将西方的企业管理模式引进来的中国企业，这种企业管理模式上的变化对于企业的生存发展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乃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课题。倘若您到开滦档案馆翻看参详成堆的牛皮账本，您对于西方的财务账簿和中国古老的流水账簿之异同，或许会有真切的感受，而近代的会计制度对于企业的运营有何影响，则必须通过严谨的数据比较分析，才能得出结论。

人们都在为开滦的多灾多难而感叹不已，殊不知“祸福相依”，或许开滦的生命力正是借助于其多舛的命运才得以展现出来。为什么与开滦同时出现的众多煤矿短命夭折，而开滦却有幸艰难地生存下来？为什么官僚体制支持的滦州煤矿竞争不过外商掌控的开平煤矿？两者在产品营销渠道上的差异究竟有多大？今天的人们都知道，同样是中国制造，贴上了某个国际知名品牌标签的，就能够行销世界各地。那么，当初开平以及其后的开滦的煤炭之销路通畅，是否也和有外国商人支撑门面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呢？在过去的岁月里，许多有识之士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对一些应该深入思考研究的问题语焉不详，以至于留下了许多考证研究方面的空挡，现在是填补这些缺憾的时候了。

即使我们不是专门研究开滦历史的甚至也不是研究近代史方面的专家学者，但作为一个文化人，本书许多珍贵的史料也足以让我们大开眼界，增长见识。且不说前几年已经被媒体热炒的修铁路与帝王风水说（《大龙脉》），不说那令人啼笑皆非的马拉火车的闹剧，单是几个洋商和张翼狼狈为奸，便能把偌大的晚清王朝玩弄于股掌之上，单是袁世凯从最初豪气冲天地三参张翼、倡导“以滦收开”到允准两矿联合经营，单是倾朝野上下之力竟然扳不倒区区一个张翼，便足以成为了解中国旧官场的活教材。阅读他们的奏折、信函、电稿，无不入木三分地流淌着旧中国官场文化及其潜规则。

至于本书中反复出现的那几个外国商人的名字，以及大量征引他们的勾引收买中国官商入伙的史料，则更是惟妙惟肖地道出了这些披着西方文明外衣的奸商们对晚清官商的阴暗贪婪心理是何等的洞若观火、了如指掌。如今人们对于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和大行其道的商业贿赂行为痛心疾首，殊不知早在一百多年前几个企图染指开滦富矿资源的外商早已经把中国官商们的畸形心理研究透了，把他们的软肋拿捏准了。以这个角度作为切入点，以开滦档案史料作为素材进行深入研究，不亦同样可以深切地体会到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吗？

这里之所以要说这些看似与开滦煤矿可有可无的话，是因为我们并不是专门从事近代史研究或中国矿业研究或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研究的，却在编纂本书的过程中对之生发了浓厚的兴趣，以至于认为开滦的档案史料同时也可以作为其他课题来独立研究。只要您有兴趣，只要您能耐着性子钻进去，您就能从本书这个看似枯燥其实鲜活的具体中有所发现，有所收获。二〇一二年九月

凡例

一、本书依时间先后顺序，依次分为《

开平矿务编

二、所收档案史料包括奏折、批复、照会、咨文、信函、电报、计划、合同、契约、规章、新闻报道、会议纪录、调查报告等，均是从国家图书馆、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国家地质资料档案馆、开滦档案馆，已刊文献与当时的中西文报刊中辑录的。其中半数以上系首次翻译与整理。

三、对每编所收档案史料首先依内容分类，然后再按时间先后的顺序进行排列。有年、月无日者，排在本年、月之后；有年无月、日者，排在本年之后；个别年、月、日均无且无从考证者，排在本类内容之后。

四、本书所收档案史料原来有标题者，大多沿用原来的标题；若原来标题过长，编者则进行重拟；原来无标题者，编者则根据内容酌加。

五、在每一篇档案史料的标题下面标明时间。凡原来用公元纪年者，不加注帝王纪年；凡原来采用帝王纪年且年、月、日均有者，在其后以圆括号形式加注公元纪年、月、日，以免读者翻检对照之劳。凡只有帝王纪年而无月、日或只有年、月而无日者，则不再加注公元纪年。在每篇篇末，用圆括号（个别用方括号）详细注明档案史料的出处，以便读者查找。凡采用民国纪年者，径改为公元纪年。

六、本书以收录档案史料的全文为主，但有少数资料的个别段落，或因其与前面的内容重复，或因其与本题无关，则作了适当删除，以节省篇幅。原件中个别扞格难通的语句，为存真起见，均照原件辑录，不予改动。

七、为提供读者阅读便利，全书在保留文献原有注释的基础上，根据编者所知，酌加了一些简明扼要的注释。所有注释均放于每页之下。

八、为符合现代阅读习惯，全书采用简体横排，加新式标点符号，并根据文意进行分段。简化字的使用，以一九八六年十月十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布的《简化汉字总表》为准。

九、按古籍整理的通则，对原档案史料中的通假字、古体字、同义字以及当时的一些习惯用字，不予改动，以保持文本的用字原貌。

十、原档案史料中外国人名、地名、公司名、团体名以及其他名词的翻译用字，悉遵原貌，不强求统一。

十一、原档案史料中有少量诬蔑工人和义和团运动的词语，如称工人为“暴徒”、“坏分子”，称义和团运动为“拳匪之乱”等。为保持文本原貌，在整理时未作改动，相信读者自有分辨能力。

十二、档案史料中的原有注释文字用“（　）”标示，衍文用“〈　〉”标示，残缺破损、无法辨识的文字用□标示，编者增补文字或填补缺字用“〔　〕”标示，改正错别字用［　］标示，在段落中省略文字用“……”标示，一段或多段省略用“………”标示并另行。

十三、本书除表格、档案号码及某些文献的页码使用阿拉伯数字外，其他之处一律使用汉字数字。这样做既与原档案史料的数字用法相符，又便于做到全书数字使用的统一。

十四、书末附有《中西译名对照表》、《中外年号对照表》及《参考征引书目》。开平矿务编卷一开平矿务创办的背景、经过及社会反响一　开平矿务的创办背景（一）有识之士力倡矿务魏源论开矿道光二十二年八月

难者曰：货源之为急标，开矿之为浚源，则闻命矣。若夫聚众则难散，边夷则易衅，税课将滋弊，则若之何？工巨而无款可筹，费重而无矿可验，则若之何？

曰：亦知云贵无岁不开银矿，国家无岁不征矿税乎？《大清会典》：正供岁入之数，云南银场，岁课六万七千三百两有奇，永昌府及广东无定额。云南金矿，岁课金六十两有奇，贵州思南府无定额。云南铜矿，额课银万八百有奇，四川、两广无定额。云南铅锡矿，课锡三千有奇，山西、湖南、四川、两广无定额。岂滇黔之矿不聚众，不征税，而他省独患众患税乎？岂滇矿不边外夷，黔矿不边苗疆，而他省独患其边夷乎？甘肃甘州八宝山之金矿，湖南辰州大油山之金矿，提督派兵守之，乘夜偷挖，至今为两提标之优差。伊犁塔尔巴哈台之金矿，将军派兵守之，客民串谋潜挖，至今为驻防之利薮。广东琼州之银矿，挖砂百斤，煎银六十两，其工费仅六两。此外，四川马湖、建昌番地之矿，浙江温、处之矿，所在皆是。但官不禁民之采，则荷锸云趋，裹粮骛赴。官特置局，税其十之一二，而不立定额，将见银之出不可思议，税之入不可胜用，沛乎若泉源，浩乎如江河，何必官为开采，致防得不偿失，财不足用乎？闻之滇吏曰：矿丁多寡，视矿苗衰旺，矿旺人众，矿衰人少，矿绝人散。有利则赴，无利则逝，不俟官为散遣，从无聚而难散之事。

凡矿所在，皆有场主，听其治，平其争。以七长治场事：曰客长，司宾客听断；曰课长，司财贿税敛；曰厨长，司工役饮食。有事皆听治于此三长。又有炉长、镶长、硐长、炭长，分司采炼。又有胥役游徼其不法者，巡其漏逸者，令严制肃，万夫无哗。乾隆末，威远厅同知傅鼐结矿场之练勇以御猓夷，斩馘数百，亦称奇捷。是则有矿之地，不惟利足以实边储，且力足捍外侮，何反畏其生内患？从来但有饥寒之盗贼，岂有富足之盗贼乎？且铜、铁、铅、锡、煤、炭、硝、磺诸场，何一不聚众者？国家大兵大役，何一不在得人，而可委之阉宦，行以苛暴者？秦、隋黩武亡国，后世不闻禁用兵；元代开河致叛，后世未尝废治河；明季加赋致寇，本朝未尝不征租税。岂有惩色荒而禁昏姻，恶禽荒而废蒐狩乎？

难者又曰：古币用黄金，其用金之多，倍蓰今日。王莽败时，省中黄金六十万斤；梁孝王死，有金四十万斤；汉王予陈平金四万斤，间楚君臣；其馀诸帝之赐臣下金，辄数百斤计；北魏造佛像，用赤金二万五千斤，或赤金十万斤。古金之多如此，而民间淘采之方，官府征敛之法，史册无闻焉。管仲、桑弘羊、孔仅之徒，始言天地之藏，当取以富国，而不可为豪强所擅。然其说不过曰盐曰铁，不闻有榷金之政。蜀卓、程郑，皆擅冶铁以殖货；吴濞、邓通，皆铸铜山以致富，未闻其藏金之数。汉令私铸铁者钺左趾，博士使郡国矫诏令民铸农器者罪至死，此令后唐长兴二年始除，止亩纳长农器钱一文五分。铁官凡四十郡，而不出铁者，又置小铁官，遍于天下，独未闻有犯金之禁，何哉？铁，至贱也，而榷之析秋毫；金，至贵也，而弛禁若水火。谓小民不盗采，有是理乎？马端临亦求其说而不得，因谓汉世不贵难得之货，有古人遗意。夫不贵难得之货，曷为百金中人什产，千金坐不垂堂，而家累千金，三致千金，辄列名《货殖》耶？桑、孔心计，下至告缗算车，鹿皮荐璧，而独疏网于金币，是诚何说？

曰：《周官》：卝人，掌金玉石锡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巡其禁令，此坑冶开闭禁令之始。《禹贡》：荆州厥贡惟金三品，梁州厥贡镠铁银镂砮磬，此贡金之始。《管子》言禹、汤铸历山、庄山之金为币，以救水旱。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以权衡万物，以高下而御人事，此制货币之始。盖自太昊铸金，神农立市，下至三代名山大泽不以封，金之开采，已足以备宇宙之用。

及至汉世，金无耗减，惟恐过多则贱，故无事于开采。既无开采，则亦无征榷，而藏在山泽。守自卝人者，民无从私立坑冶，非若铁为日用农器所必需，铜为铸兵铸泉时所用。有官采官铸之榷，即有私采私铸之禁，日增月益，法令斯繁，非民乐犯铜铁之禁，而不趋采金之利也。及后世铸像写经，融箔饰器，耗金之事日多，始不得不从事于坑冶。

然唐初置陕、宣、润、饶、衢、信诸州银冶五十八，而宪宗元和中，特申重铜轻银封闭坑冶之令，于是天下银冶，废者数十，岁采银仅万二千两，宣宗增银冶二，亦止岁采银二万五千两，微不足数。计坑冶之盛，实始于宋代。其见于《文献通考》者，登、莱、商、饶、沂、南恩六州金冶十有一，登、虢、秦、凤、商、陇、越、衢、饶、信、虔、郴、衡、漳、汀、泉、福、建、南剑、英、韶、连、舂二十三州，南安、建昌、邵武三军，桂阳一监，共银冶八十有四。自太宗至道末及神宗元丰初，大约天下岁课金万馀两，银二十馀万两。惟天禧末岁入银八十八万三千馀两，则除坑冶外，丁税利市折纳互市所得皆数之。或出自商旅，或来自外夷，非尽坑冶之数。其时矿苗微，歇者屡，朝恒下蠲除之令。各路坑冶，皆官主之，故江、淮、荆、湖新发之矿，漕司虑发本钱，往往停闭。至建炎七年，工部乞依熙宁法，以金银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官收十分之二，其法始一变。金世宗大定三年，金银坑冶，许民开采，二十分取一为税。此皆宋以来开采之事，未尝有矿徒扰民，矿税病民也。

明太祖、成祖、仁宗，屡慎重开矿之事，然陕西商县凤凰山银坑八所，福建尤溪县银屏山炉冶四十二座，浙江温、处、丽水、平阳等县银场局，皆始于洪武之世。永乐遣官赴湖广、贵州采办金银课，又开福建浦城县马鞍等坑三所，设贵州太平溪、交阯宣光镇金场局，葛溪银场局，云南大理银冶，而福建岁额增至三万馀，浙江增至八万馀。宣宗颇减福建课，其后增至四万馀，浙江增至九万馀。英宗初，下诏封坑穴，撤闸办官。既而奸民私开坑穴相杀，严禁不能止，言者请复开银场，则利归于上，而盗无所容，乃命侍郎王质往经理，分遣御史提督，而奉行不善，供亿过于公税，是则闭与开两失之矣。自是以后，矿事遂属于中官。天顺四年，始命中官分赴云南、四川、福建、浙江，于是云南十万有奇，四川万三千有奇，浙闽如旧，总四十八万三千有奇。成化时，中官开湖广武陵等县金场，则得不偿费，一小扰。武宗时，复听内官奏开闽、浙银场，则无矿责银，再小扰。至万历二十四年，卫千户仲春奏请开矿助大工，于是河南之汝南，山东之沂州、沂水、蒙阴、临朐、费、滕、栖霞、招远、文登，山西之夏邑，中使四出，计十年间，共进矿税银三百万两，每岁亦不过三十万，而奸珰乘势诛索，中饱不啻倍蓰，利归下，怨归上，为任珰之极弊。回思洪、永、宣德时何政？唐、宋、金、元时何政？乃以此为封禁之口实，开冶者之厉戒哉！

更考国朝列圣之诏令：康熙五十二年，大学士九卿议奏，久经开矿之地，如云南、湖广、山西等县处，本地穷民自开，地方官查明记册。其别省人往开，及本处富户霸占者，罪之；其他省未开采者，禁之。上曰：有矿之地，初开即禁，则可。若久经开采，贫民措赀觅利，藉资衣食，忽然禁止，则已聚之民，毫无所得，恐生事端。总之，天地自然之利，当与民共之，不当以无用弃之。要在地方吏处置得宜，毋致生事。乾隆三年八月，谕曰：两广总督鄂弥逵议覆提督张天骏“矿山开采，恐滋聚众”之奏，据称：铜矿鼓铸所需，且招募附近居民，聚则为工，散则耕作，并无易聚难散之患。地方大吏，原以整顿地方，岂可图便偷安，置国计于不问？张天骏藉安靖之名，为卸责自全之地，其交部议处。四年六月，广督马尔泰奏：英德县长冈岭铜坑，近有炼出银矿，请给商人工费。惟该县洪磜矿出银过多，及河源县铜矿偪近铜山，均请封闭。谕曰：银矿议闭之说，岂因开银获利者多，则开铜者少乎？不然，银亦天地间自然之利，可以便民，何必封禁，其详议以闻。四十二年二月，谕曰：刘秉恬奏促浸、攒拉二水沿河之地，可以开矿采金，是以呼为大、小金川。朕思金川之雍中剌麻寺有金顶，产则产金，自属不妄。若所产金沙果旺，不如官为勘验、试采，为两金川设镇安营之费。嘉庆元年六月，谕曰：据伍弥泰奏：昨委侍卫巡查塔尔巴哈台所属之达尔达木图、乌兰托罗辉等处禁山，适有偷挖金两之众，献出金沙六十两，因复派兵拿办等语。向例，严察新疆产金之地，特恐匪徒聚众生事；今既畏惧，献出金沙，尚属遵法，何得派兵拿办？傥有一二流离贫民，偷挖金两，断不可若此办理也。此皆列代圣训未尝不许开矿之证，与《会典》载云南矿课相表里。或曰：雍正中，世宗不有慎重开采之谕乎？曰：是时朝廷百废备举，方兴直隶水利，清耗羡归公，户部库贮六千馀万，直省仓储三千四百万石。外洋无透漏之银，司农无竭蹶之叹，天子不言有无，本强不问标末。帝王之道，张弛各因其时也。故普赐田租之事，可行于文景，不可行于宣元；矿课开采之事，可不行于雍正，断不可不行于今日。（《圣武记》卷十四《军储篇二》；《魏源集》下册，第四七三——四七九页）总理船政沈葆桢条说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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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议贩盐、穵煤。……至于穵煤之法，彼有机器，能激水出窑，恣其开采，故谓中国弃自然之利。可否官为设厂，招彼国之精于是术者，优予廪给，购制机器，于湖广之大军山先行试办，所得之煤，许中国均照平价交易。利则他处仿照办理，斯权操诸我，足以杜其首先饶舌之一端矣。

………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三，第二一九九页〕两江总督曾国藩奏议复修约事宜折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奏：臣于九月二十三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同治六年九月十五日奉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豫筹修约事宜等因。钦此。仰见我国家推心置腹，博采广诹之至意，钦佩曷任。详绎总理衙门原折密函，层层商析，谋坚执固拒之辞而又不欲大局之决裂，怀雪耻报仇之志而又不欲彼族之猜疑，实属审时度势，苦心经营。臣于豫筹换约一事，前接总理衙门四月之函，当饬各关查议，开列清单，经臣详细加签，业于九月二十一日遴派候补道孙士达等二员，由沪进京赍投，以备采择在案。

兹复荷谕旨垂询，臣愚以为与外国交际，最重信义，尤贵果决，我所不可行者，宜与之始终坚执，百折不回；我所可行者，宜示以豁达大度，片言立定，断不宜若吐若茹，稍涉犹豫之象，启彼狡辩之端。大抵洋人之在泰西，数百年互相吞并，无非夺彼国商民之利，然后此国可以得志。其来中国也，广设埔头，贩运百货，亦欲逞彼朘削之诡谋，隘我商民之生计。军兴以来，中国之民，久已痛深水火，加以三五口通商，长江通商，生计日蹙，小民困苦无告，迫于倒悬。今若听洋人贩盐，则场商贩运之生路穷矣；听洋人设栈，则行店囤积之生路穷矣；听小轮船驶内河，则大小舟航水手、舵工之生路穷矣；听其创办铜线、铁路，则车驴、任辇、旅店、脚夫之生路穷矣。就彼所要求各事言之，惟穵煤一事，借外国开穵之器，兴中国永远之利，似尚可以试办。应宝时条约册内以为可行，臣亦加签从而韪之。其馀如轮船、铁路等事，自洋人行之，则以外国而占内地之利；自华人之附和洋人者行之，亦以豪强而占夺贫民之利。皆不可行。以上各节，臣于孙士达赍京册内逐条签明。总就小民生计与之理论，自有颠扑不破之道，如果洋人争辩不休，尽可告以即使京师勉强应允，臣等在外，亦必以全力争回；即使臣工勉强应允，而中国亿万小民穷极思变，与彼为仇，亦断非中国官员所能禁止。中国之王大臣，为中国百姓请命，不患无辞置辩，其［甚］至因此而致决裂，而我以救民生而动兵，并非争虚议而开衅，上可以对天地列圣，下可以对薄海苍生，中无所惧，后无可悔也。

………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四，第二二二五——二二二六页〕湖广总督李鸿章条说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六日（一八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五、议贩盐、穵煤一条。此两事洋商久欲争办，从前定约时，不准贩运食盐，实已大费唇舌。……至穵煤一事，江海关道应宝时曾建议允行，似尚近理。闻外国穵煤、制铁之器与法，精巧倍于内地，故煤铁视内地尤佳。沪、宁各制造局仿造洋枪洋炮，所用煤铁，必向行内购办，轮船亦然。据洋人云：粤闽东苏山中，间有好煤，若洋人择地开穵，须请地方官酌定有无违碍，先行晓谕，发卖时照章抽捐。或用洋匠购造机器，自行开穵，准洋商贩用，均由各督抚、通商大臣临时筹议妥章办理。推之产铁产铜，未经开办之处，彼若固请开穵，并可酌雇彼之精于是术者，由官督令试办，以裕军需而收利权。

………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五，第二二六一——二二六二页〕海德逊抽暇勘察直隶煤铁矿一八七四年三月

天津自设火药局以来，需用煤铁，为款甚巨，皆从海外购来。兹有广隆洋行英商海德逊者，以为中国煤铁之产，是处有之，若择其佳者，设法运往津门，可以省费多多。因而常向京西一带诸山踏看煤窑，今春复往直隶南界磁州彭〔城〕镇探访铁矿。至其地，询之土人，只知出煤，不知出铁。乃乘间于附近根寻，见一山高百数十丈，细觇之，知为铁矿，采取数块，携归京邸，谒同文馆见化学教习毕利干，倩令如法分化。随验得铁石内无硄无磺——按硄磺最碍铁石——只有养气与铁石相合，每百斤可炼出纯铁四十七八斤，西国名为红养铁者，即此也。又据汉公云，于此山旁见石磷磷，类汉白玉，皆灰石也。此地既有煤有铁，复有灰石，三宝荟萃于一方，且距卫河甚近。若直隶总督就地开采而熔炼之，由水路运入天津，以济局用，虽煤铁粗贱之物，而计其大利之收，不啻金银宝藏之兴矣。（一八七四年三月《中西闻见录》；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568页）沈葆桢等奏出口台煤减税折并朱批同治十三年八月十九日（一八七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再，查通商税则内载：外国煤进品，每顿税银五分；土煤出口，每百斤税银四分，合一顿计之，应税银六钱七分二厘矣。其时洋商专为洋煤计，而土煤仍因其旧，故尔轻重悬殊。今台湾产煤甚富，各省船炮等局用煤日增，然多购自外国，且有购自日本者，致中国开采不旺，而利暗夺于外人。近拟广开台矿，与淡水税务司好博逊筹商，该税司亦以减税为请。臣等拟请将出口土煤，照进口洋煤税则一律征收，以昭平允。庶贫民愈有资生，开采日多，利亦不致尽归外国。如蒙恩准，请饬下总理各国衙门，转饬总税务司，通行各关遵照办理。

朱批：该衙门议奏。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十七，第三八九七页〕总理大臣奕等奏出口台煤减税折并朱批同治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一八七四年十月六日）

……钦差大臣、办理台湾海防事务沈葆桢等奏：请将出口土煤，照进口洋煤征税附片一件。同治十三年八月十九日奉朱批：该衙门议奏。钦此。钦遵由军机处钞交到臣衙门。

据原奏内称：查通商税则载：外国煤进口，每吨税银五分；土煤出口，每百斤税银四分，合一吨计之，应税银六钱七分二厘。其时洋商专为洋煤计，而土煤仍因其旧，故轻重悬殊。今台湾产煤甚富，各省船炮等局用煤日增，然多购自外国，且有购自日本者，致中国开采不旺，而利暗夺于外人。近拟广开台矿，与淡水税务司好博逊筹商，该税司亦以减税为请。臣等拟请将出口土煤，照进口洋煤税则一律征收，以昭平允等语。

臣等伏查土煤一项，为驾驶轮船必需之物。咸丰年间，和议初成，所定税则，外国煤进口每吨征银五分，中国土煤出口每百斤征银四分。查外国吨数，每吨约计重一千六百七十斤，以每百斤征银四分计之，自与每吨征银五分，轻重大相悬殊。然当时洋人尚未知中国土煤可用以驾驶轮船，只图进口洋煤税轻，故亦未甚争论。迨后习知土煤与洋煤运用无异，遂屡有开穵煤窑之请。同治三四年间，请在湖北大军山及福建鸡笼山开穵，六年间又请在福建澎湖开穵，并据总税务司赫德申请，拟将津关出口煤税停征，俟销路畅行，再行征税，于税务不无裨益等语，均经臣等驳以中国所产土煤，未便由洋人开采，亦未便停征出口税银。迨英国将届议换新约时，臣衙门豫筹修约事宜，经各将军督抚大臣议覆，于应议穵煤一条，大意以将来土煤虽须开采，为中国轮船之用，惟出煤处所多系民人产地，穷黎恃为生计，未便令洋人开采。是以当议修约之时，英国使臣阿礼国力求在中国地方开设煤窑，臣等均未之应允。节经往覆办［辩］论，只议定南省句容、乐平、鸡笼三处产煤处所，由南省通商大臣查看该处情形，自行派员试办。其应否雇用洋人帮工及租买机器一切，悉凭通商大臣主政。是开穵煤窑一事，仍由中国作主，洋人不得干预。彼时该使臣复以减土煤出口正税为请，当经议令将湖丝、土丝等项出口税银加增。其土煤一项，除天津、登州、牛庄三口仍照前定税则纳税外，其馀通商各口，每百斤减为五厘。此实因煤窑一事业经议明，悉由中国主政，自行开采，始终未允所请，而煤税议减，仍以丝税议增作抵。且中国轮船日增，亦必需煤日多，将来势不能尽购自外洋，故于煤税一层议减。惟英国新约至今并未开办，迭经臣衙门与该国使臣文函往来，声明以所议新约如欲照行，则必统按各条遵行，断不能投抽摘新约内一二条办理，致有妨碍。

今沈葆桢等奏请将出口土煤税银减收，自系为中国轮船需用土煤起见。惟北地民间日用，无不需煤，若必一律准其减税，必致出口愈多，价值昂贵，于民生大有关系。应请将天津、登州、牛庄三口出口土煤，仍照前定税则征收，毋庸议减，其台湾一口，既据该大臣等奏称该处产煤甚富，应准其酌量核减。此外南洋通商各口出口煤税，应否酌减，拟请饬下南洋通商大臣与沈葆桢等会商，妥筹办理。至所拟广开台矿一节，该大臣等先事豫筹一切办法，自必查照原议，俾利普于公，权操自我。所有臣等遵议缘由，谨恭折具陈。

朱批：依议。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十七，第三九〇一——三九〇二页；《洋务运动》第七册，第67～68页〕海德逊鼓动李鸿章开采煤铁一八七四年十月

前有广隆洋行英商海先生所著《探寻煤铁记》并《中西煤铁论》，均见前录。兹闻直隶总督李中堂欲于磁州一带开采煤铁，特命海公往英国购办机器，代觅工匠。海公十馀年来，每届封河后，洋行公务稍暇，辄自备资斧，前往各地踏勘煤苗成色。曾于斋堂窑口取煤，以骡驼试运至通州，更由水路转达天津，以济轮船之用。嗣以陆路二三百里，需费孔巨，中止。今春复往磁州探寻煤山，因见该地出铁甚富，且与煤窑相近，虽距津窎远，而由水路运载，较之斋堂甚便。以情禀知中堂，中堂因欲就地设机，铸生铁，冶熟铁，并压铁成片，引铁成丝，以备制造之用，故有是举。（一八七四年十月《中西闻见录》；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568～569页）直隶总督李鸿章议复条陈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一八七四年十二月十日）

一、原奏筹饷一条。近日财用极绌，人所共知。欲图振作，必统天下全局，通盘合筹而后定计。……

至于日后久远之费，当于开源节流求之。……各省诸山，多产五金及丹砂、水银、煤之处，中国数千年未尝大开，偶开之又不得其器与法，而常忧国用匮竭，此何异家有宝库，封锢不启而坐愁饥寒。西土治地质学者，视山之土石，即知其中有何矿。窃以为宜聘此辈数人，分往遍察，记其所产，择其利厚者，次第开穵，一切仿西法行之。或由官筹借资本，或劝远近富商凑股合立公司。开得若干，酌提一二分归官，其收效当在十年以后。臣近于直之南境磁州山中议开煤铁，饬津、沪机器局委员购洋器、雇洋匠，以资倡导，固为铸造军器要需，亦欲渐开风气，以利民用也。近世学者鉴于明季之失，以开矿为弊政，不知弊在用人，非矿之不可开也。其无识绅民惑于凿坏风水，无用官吏恐其聚众生事，尤属不经之谈。刻下东西洋无不开矿之国，何以独无此病，且皆以此致富强耶？若南省滨江近海等处，皆能设法开办，船械制造所用煤铁，无庸向外洋购运，榷其馀利，并可养船练兵，此军国之大利也。

………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十九，第三九九四——三九九六页；《李鸿章全集》⑥《奏议六》，第159～167页〕沈葆桢奏出口台煤减税片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一八七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再，臣等于本年七月二十九日附片奏称：台湾产煤甚富，请将出口土煤，照进口洋煤一律征收。八月十九日奉朱批：该衙门议奏。钦此。嗣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覆奏：台湾一口，既据该大臣等称该处产煤甚富，应准其酌量核减，妥筹办理等因。

臣等伏思台地之病，病于土旷；土旷之病，由于人稀。重洋远隔，必利市三倍而后内地食力之众不召而来。垦田之利微，不若煤矿之利巨；垦田之利缓，不若煤矿之利速。全台之利，以煤矿为始基；而煤矿之利，又以畅销为出路。南北各省，按日以煤炊爨，入冬以煤御寒，若出口畅旺，煤价必昂，于民间不无窒碍。台地则炊爨御寒，均无藉于煤，除出口外，别无销路。其煤质松脆，不敌西洋所产，而与东洋之煤尚相去不远。然台煤虽富，年来开采仍不甚旺。其所以不旺之故，则由于滞销。西洋产煤，金山最夥。从前板船只皆绕金山而来，货物而外，以煤压载，煤佳而价平，此固非台煤所能敌。自埃及红海开通以后，洋船无须绕过金山，金山之煤遂稀，其价亦日昂。而台煤仍不畅销者，以东洋之煤成本较轻，独擅其利故也。今欲分东洋之利，必将台煤减税，以广招徕。洋商计较锱铢，闻风而至。以后税则虽减，而总计税入，仍不至悬殊，于民间生计，当有起色。至船局所用台煤，向系免税，不在定则之内。今拟请将出口台煤，每吨减为税银一钱。如蒙天恩允准，伏恳饬下总理衙门，札行总税司，明言台煤无关民间日用，而为洋舶所必需，是以减税惠商，南北洋各口，均不得援以为例。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附片覆陈。……（《沈文肃公政书》卷五，第十七——十八页；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582～583页）李鸿章札饬候选道某某督办矿务同治十三年

为札饬事。

照得前据天津丁道〔寿昌〕、上海机器局冯道〔焌光〕、天津机器局吴道〔毓兰〕会禀：拟在磁州彭城镇设厂，仿用洋法开采煤铁。通计购买机器、开井、造炉、炼铁、建厂、修路、督工、运料，并添募学徒、工匠等项，约共需银三十馀万两。先由沪、津两局各垫银十万两，其馀十馀万两拟即设法招商凑股，以冀集事。当经批准照办在案。

现冯道等已与英商订购全副机器，其磁州设厂诸事，拟即次第筹办，亟应广招殷实绅商入股，以裕经费。查候选道某某公正诚笃，熟悉商情，应饬该道分股设法添招，股份多多益善。并会同丁道、吴道等妥议章程，逐渐开扩，庶几利源日兴，群情悦服。合行札饬，札到该道，即便遵照妥速办理。切切。此札。（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569页）亨特生赴英代购开挖煤铁及熔铁机器光绪元年二月十六日（一八七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英京《泰晤士新闻》云：“有西人名亨特生者，近从中国来，声称天津、上海两处制造局官员奉李伯相之命，故着该西人前赴英京购取开挖煤铁矿及熔铁各机器，以供北省开矿之用，且屡次道及吸水之机器耳。现既商用西法开取，实为第一好事。其所先议开之地，在直隶大名府之磁州县也。计煤、铁、石灰三种最形繁盛。又查此地比直隶之平原约高三百尺，相离七十五里外即有小河可通舟楫，其煤铁等便可运赴天津。所以该处现拟筑铁路从矿所直达河滨，藉以转运。其开出之煤铁先供制造局及兵船所用，如倘有赢馀，随后或再贩鬻于他处也。”（光绪元年二月十六日《申报》；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569～570页）上谕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一八七五年五月三十日）

开采煤铁事宜，著照李鸿章、沈葆桢所请，先在磁州、台湾试办，派员妥为经理。即有需用外国人之处，亦当权自我操，勿任彼族挽越。钦此。（户部档案抄本；同上，第567～568页）两江总督沈葆桢奏台北议购开煤机器片光绪元年六月十八日（一八七五年七月二十日）

再，台北开煤一节，台湾道夏献纶接据委员何恩绮、李彤恩禀称：自看煤洋人翟萨到台后，除风雨阻滞外，晴日必亲赴山场，邀同履勘。所有沪尾、八里坌至鸡笼、沼溪产煤各山，皆已周历。或煤质轻松，或煤层浅薄，或水口窎远，或山路崎岖，均未合采。惟鸡笼附近之老藔坑、深澳坑、大水坑、竹篙厝，及暖暖附近之四脚亭、大坑埔、玄枢冲等处煤质尚觉坚美，而以老藔坑为最。且山径低平，车路易造，水口较近，运费亦轻，开采尤便。惟既设厂兴工，应择煤层深厚之处，以期经久不竭，免再挪移，致多动费。老藔坑煤山共计三层，均在山面，显而易见。山底所产层数若干，一时未能深测。必须购买洋制凿山钢钻全副，并雇用钻洋工二名前来探凿，始便开坑等因，并送来折略图说等件。臣等业饬如议购雇。惟以后办法尚有须详细酌定者，非面询情形，未敢悬揣。现令该委员等带同洋人翟萨坐轮船由台北到郡，当面考究，明定章程，以便着实举办。……（《沈文肃公政书》卷五，第八十——八十一页；同上，第584页）李鸿章复翁玉甫中丞函光绪元年十月二十三日（一八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再，中土仿用洋法开采煤铁，实为近今急务。去冬各省筹议海防折内曾屡及之，经王大臣议准试办在案。

前家兄与执事咨照，札令盛道宣怀会同江汉关李道勘议，在广济官山试开煤矿，主持大计，筹开利源，曷任欣佩。顷盛道来津面称：该处煤苗旺而质坚，民情亦无疑阻，但若归商办，久恐争利滋弊，请官为筹本督办，馀利可充防饷等情。并据称过沪谒商沈幼帅，亦甚怂恿。因思开办之始，似须由执事会同南北洋大臣奏明立案，僭拟疏稿，奉呈核定，并钞稿交杏荪赍呈幼帅察商。不尽之言，仍属该道由宁赴鄂缕晰禀陈，再请挈衔核办。至兴国等处铁矿，顺便叙及，应俟广济开采就绪后，逐渐议办。鄂中助本，家兄原有此说，亦系陆续支取，卓见何如。手肃奉商，载颂勋祺。不具。世愚侄鸿章顿首。（《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五，第二十九页；《李鸿章全集》（31）《信函三》，第321页）李鸿章复沈幼丹制军函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日（一八七六年一月十六日）

幼翁仁兄大公祖年大人阁下：

……翁玉帅函复，以武穴开煤会奏为可行，俟杏荪到鄂商定。经执事详加开导，无妨添购机器，暂雇洋匠，或更踊跃乐从。江西乐平煤矿亦有可图，岘帅等疑虑多端，致生观望。今蒙咨商仲良，如果段道妥慎经营，冀可相安无事。凡此皆须大才就近察夺主持，力开风气，翘盼曷任。……（同上，第三十六页；同上，第335～336页）李鸿章等奏鄂省派员设局，试办煤铁开采折并朱批、寄谕光绪二年正月初

奏为察勘鄂省煤铁，拟先派员设局，试办开采，恭折会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迭奉寄谕，筹办江海防务，先后查照总理衙门原奏各条，切实复陈。钦奉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上谕：开采煤铁事宜，著照所请。先在磁州、台湾试办，派员妥为经理等因。钦此。

查台湾鸡笼等处，业由臣葆桢等督饬开办。其直隶磁州煤铁，经臣鸿章派员查勘，该处距水口较远，陆运维艰，订购机器亦未运到，所产煤铁是否足资采用，仍须详细复勘，始能定办。本年七月间，据分发直隶补用道盛宣怀以湖北广济县所属阳城山向产煤斤，拟请开采，禀由本任湖广督臣李瀚章暨臣同爵派员，会同汉黄德道李明墀督率广济县前往确勘。据禀勘得该处阳城山笠儿脑，上至通江源，下至马鞍山，约长四十馀里，俱属官山。山麓间有坟墓，山下间有村庄，均离产煤之地尚远，审度地势，毫无窒碍。由该山至江口，陆运不过十馀里，尚为便捷。与该处绅民妥商试办，均甚乐从。即经雇募民夫试挖，煤苗畅旺，质亦坚致，可资汽炉制造之用。并勘得附近之兴国州所属之地，兼产铁矿，堪以开采等情禀复前来。

□□现在津沪各局仿造外洋军火船炮，并□□□□□设招商轮船局揽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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