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181114:蔡茜$${0}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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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文化读本试读：
走进河北文化
河北省面积约为19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为6800万，分别占全国的近2％和20％，属于人口较为稠密的地区。其面积与人口大抵相当于半个日本或6个比利时。首都北京和直辖市天津位于河北省腹地。如果说北京是祖国的心脏，河北就是祖国的胸膛。
河北省地貌类型复杂多样，是全国自然条件最完备的省份。高原、山地、平原，河流、湖泊、海洋，得天独厚，齐整精当。整体地势西北部高，东南部低，明显分三级阶梯。堪称祖国大地的浓缩版。
河北之名，名扬天下；河北之胜，数不胜数。文化，只占其中一部分，但已足显其博大精深、璀璨夺目。
说到文化一词的概念，有三种解释。一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二是考古学用语，指同一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同样的制造技术等，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再就是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如我们平日说的学习文化、文化水平等。其中第一种解释是我们谈的河北文化的主要指向和内容，间或涉及第二种解释，以此来领略这笔宝贵的财富。
走进河北文化，认知河北文化，有三方面可概而括之：一是纵贯千载，源远流长；二是丰富多彩，蔚为大观；三是特色鲜明，独领风骚。
一、源远流长
在桑干河畔阳原盆地的泥河湾，考古学家发现了20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迹，这是迄今为止中华大地上发现的最早的人类遗迹。泥河湾作为中华初民最早的生息地，被永远铭刻在首都北京中华世纪坛第一阶青铜甬道上。原始社会后期，黄帝、炎帝、蚩尤3个部落在河北西北部的涿鹿与阪泉之野冲突拼战，最终形成了南北氏族的大融合，中华人文始祖在这里实现了统一。可以说，普天之下的炎黄子孙源自河北，5000年一脉传承的中华文明起步于河北。
河北别称“冀”，始自大禹治水后划天下为九州，河北为冀州之域。冀本骥，良马之谓；骥生于野，又言地势平坦而辽阔。骥改冀，复指希图与贤能，表达了先民对这片土地的美好心愿和赞誉。春秋河北北部为燕、中南为晋、东北为无终，战国北为燕、南为赵、西部偏南为中山。因“燕赵”国运长久、影响深远而成为河北人文的代名词，燕赵文化与中原、关陇、齐鲁、吴越、荆楚、巴蜀文化等并立于中国历史文化之林。
冀南武安市磁山村发现了一种距今约7300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因之定名为磁山文化，在这里发现有大量粮食堆积，证明我们的先祖当时已有比较发达的农业。藁城市台西村的商代遗址，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达3100多件），其中有世界上最早的铁器、酒曲和医疗器具“砭镰”及漆器、丝麻织物、药用植物种仁等，震惊了世界。平山县中山王陵出土的兆域图，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件刻在铜版上的平面设计图和目前所知最早的建筑规划图，把中国缩尺制图的历史提前了600多年，改写了中国和世界古代科技史的记录。
我国历史悠久，各个历史时期都产生过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化，先秦“百家争鸣”，河北有荀子，有繁华的大都市和学术中心邯郸；春秋战国时代的大舞台上，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廉颇、蔺相如“将相和”；燕昭王招贤纳士的“黄金台”，荆柯刺秦，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秦汉之际，由毛亨、毛苌保护并传授的《诗经》，得以传世，为我国历史文化作出极大的贡献；董仲舒首倡始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2000年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东汉末年三国纷争，刘关张“桃园结义”，加上后续四弟常山赵子龙，哥儿四个中有三位河北人，打出了蜀汉一片天。魏晋南北朝天下大乱，河北尤烈，人们今生无望，寄托来世，因之佛教大兴，所雕佛像均呈严肃俯视状，体现出一种紧张感和悲悯情怀，拿留之于今的峰峰响堂山石窟与盛唐所建的洛阳龙门石窟比较，会发现美学观念迥异。此间，郦道元《水经注》问世，祖冲之“圆周率”出台，现在普天之下，有几人不晓得“祖率”？更有后来在冀南邺下以“三曹”和“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学集团，其“建安风骨”为中国文学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还有两首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的载入中小学生课本的北朝诗歌——《敕勒川》和《木兰诗》，都是中国文学宝库中极为耀眼的明珠。
隋唐文化，首推唐诗。在唐朝诗人诗作灿若河汉的星空中，河北籍的“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边塞诗大家李颀、高适，“五言长城”刘长卿，以诗句“人面桃花相映红”传世的崔护，“苦吟”诗人贾岛等，多为今人耳熟能详，特别是被誉为“诗豪”的刘禹锡。宋代佛寺在河北的以正定县隆兴寺最著名，主建筑大悲阁内有高24米观音铜铸佛像，是中国古代现存最大立式铜像；定州市的宋代开元寺塔全国闻名，该塔又名料敌塔，是迄今中国古代砖建最高的塔。金代建的苍岩山石桥，于悬崖峭壁百丈高处一虹飞渡，历时800余年雄姿依然。元代有大科学家郭守敬，蜚声世界文坛的伟大的剧作家关汉卿、王实甫等，他们在戏剧文学史上的地位不仅是河北，也是全中国的骄傲。
元明清三代都城皆定在北京，河北为京畿重地，其政治地位极为突出。明清500余年，河北一带称为直隶，清时直隶总督兼职北洋大臣，入值军机，于封疆大吏中位于魁首。河北得风气之先，区位优势十分明显。清末洋务运动，推行新政，废科举办学校、军队现代化等皆在此首演。同样原因亦导致动荡不断，明时靖难之役、土木之变、清朝入主中原，近代辛酉政变、庚子之乱；凡此种种，为中国历史写就许多重要篇章。明长城最坚固雄伟的一段，在今河北境内。清朝，修建了现今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园林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以及清东陵、清西陵；纪昀主持编撰了《四库全书》；伟大的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作者是河北人曹雪芹。
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河北是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的省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革命活动，掀开了光辉的首页。抗日战争时期，河北抗日根据地是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抗日根据地的主要组成部分，敌后抗日主战场，这是河北人特别引以为豪的光荣历史。解放战争时期，数十万大军下太行，进行改天换地的伟大斗争。1947年5月，中共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推翻了千余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同年11月，人民解放军攻克石家庄，为全国第一座解放的大城市，构建了未来全国政权的雏型，为新中国提供了试验田。次年5月，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移驻西柏坡，在此组织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三中全会。西柏坡作为中国革命最后一块农村根据地，与瑞金、遵义、延安并列为四大革命圣地。历史选择了河北，河北创造了历史，“新中国从这里走来”。而在文化方面，张寒晖的一曲《松花江上》，让无数热血青年奔赴抗日战场；《人民日报》、新华社在河北诞生；河北是抗大总校所在地；是“白毛女”的故乡。
河北历史文化，纵贯千载，源远流长。
二、蔚为大观
河北是文化大省，文化名省，并且正在迈向文化强省。月球上的环形山有四座是以中国古代科学家的名字命名，其中两位是河北人，即南朝数学家祖冲之和元代科学家郭守敬。万里长城横亘六七个省市，其中在河北境内线段最长，保存最为完整，也最为有名；长城，已成为河北的象征性标识。赵州安济桥为隋朝工匠李春在世界上首创的“敞肩拱桥”，立于原址越1400多年而无毁。长城、清东陵及清西陵，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群，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为祖国赢得了荣誉。承德市、保定市、邯郸市、正定县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河北省有全国文物保护单位163处，位居各省、市、自治区第一名。2006年，国务院批准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18项，河北省占40项，数量居全国第四。“赵州桥、定州塔、沧州铁狮大菩萨”；“大菩萨”是指正定县隆兴寺高达24米的观音铜铸佛像。这4件四海闻名的国家一级文物，在旧时被誉为河北“镇省四宝”。其实，随着行政区域的变化，如解放后将热河省的承德地区划归河北省，随着考古发现和抢救工作的进展，河北的“镇省四宝”何止4件！
河北的革命文化，恢宏壮丽。河北大地是一块具有悠久革命历史和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土地。从中国共产党创立和革命时期，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中宣部和国家旅游总局公布的全国红色旅游百处重要景点中，河北与湖南同为8处，位于各省、市、自治区首位。河北省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中，革命文化占有相当比重。全省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38处，其中11处为全国示范基地。李大钊、白求恩、柯棣华、歌曲《松花江上》作者张寒晖、节振国、马本斋、董存瑞、《我的自白书》作者陈然、佟林阁、郝梦龄等先烈事迹，长城抗战、百团大战、狼牙山五壮士、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地道战、白洋淀雁翎队等斗争经历，是河北革命文化光芒四射的亮点，万世景仰的丰碑。
河北的现代文化，昂扬先进。20世纪50年代涌现的河北作家群，创作了《红旗谱》、《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小兵张嘎》、《战斗的青春》等一大批革命文学经典，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孙犁开创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著名的流派“荷花淀”派，现当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郭小川是河北丰宁人。上世纪90年代河北作家“三驾马车”已在文坛上驰骋了十余年，2006年铁凝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更是河北文化的一大亮点。河北吴桥是杂技之乡，成功举办了十届的吴桥国际杂技节，已成为河北文化走向世界的品牌；评剧艺术诞生地唐山举办的中国评剧节，“武术之乡”沧州举办的武术擂台赛，顺平县的“桃花节”，赵县的“梨花节”等都很有知名度，影响越来越大。河北创作拍摄的《誓言》、《征服》、《八路军》、《当家的女人》等电视剧，热播全国；河北人编剧的电影《远山姐弟》、《新中国第一大案》，全国公映。河北名胜众多，旅游业发达，是国内外游客向往之地。河北正在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步伐，从各个方面努力搞好先进的现代文化，以满足广大群众和众多来宾认知与娱乐的需求。
商贸文化是河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们较少涉足的领域。在中国近现代百年商业文化史上，有一个冀商应该记住。冀商与天下闻名的晋商、徽商以及浙商等站在一起，非但毫不逊色，而且别具风采。冀商有三大帮、四大贡献，一是冀东以乐亭县一带为主的“老呔帮”，取东北为主要流向和活动地，主要贡献是开发东北；二是“走东口”到蒙古经营的“张库帮”，主要贡献是沟通蒙古；三是以保定商家和专类物产品行销天下的“冀中帮”，惠济京津和物流天下是冀中帮的历史作为。冀商曾支撑着全中国78％的药业和超过90％的皮毛业；曾有10万“老呔帮”在白山黑水间经商并大成气候；北京著名老字号全聚德烤鸭店、东来顺羊肉馆、内连升鞋店等，天津食品“三绝”——“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和“十八街麻花”，都是河北人创办的。2006年秋，国家商务部第一批认定的全国345家“中华老字号”中，河北有8家，全部为食品业，为方便记住，有人编了顺口溜——“四瓶白酒两只鸡，一篓酱菜摆一席。”它们是石家庄洛杉奇食品有限公司的金凤扒鸡，创立时间为1908年；河北保定槐茂有限公司的槐茂酱菜，创立时间为1671年；河北刘伶醉酒厂的刘伶醉，创立时间为1948年；河北裕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衡水老白干，创立于1956年；承德乾隆醉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板城烧锅酒，创立时间为1773年；河北省刘美实业有限公司的刘美烧鸡，创立时间为1906年；玉田县鸿源酒业有限公司的丰年牌玉田老酒，创立于1903年；唐山鸿宴饭庄的鸿宴，创立时间为1937年。这些，应当作为河北文化的常识被记忆、被传诵。
河北当代文化，丰富多彩，蔚为大观。
三、独领风骚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河北的人文精神，向以“慷慨悲歌”闻名于世。由于历史上长期处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冲突交融地带，处于中国南下东进的通衢，处于极权统治严酷的京畿重地，处于保家卫国、以正抗邪的前沿，形成了河北人宽容平和，坚忍不拔，敢于斗争，不怕牺牲，大气坦诚，甘于奉献，诚信务实，拼博自强，心直口快，重义轻利的地域性格，普遍地于心底存在一种英雄主义情结，一种悲壮之美。
从历史上人们熟知的河北文化现象来看，战国末年燕太子丹密谋刺秦求教田光，田光荐荆柯，太子丹言此事极机密，恐泄露，田光说我为你去忧，言毕自刎。2000多年前的一段往事，太子丹之直，田光之义，至令今人心动。汉末刘关张桃园兄弟之义，千古传为美谈；而“姿颜雄伟，气势沉雄”的常胜将军赵云，几为完人，毛泽东曾有言：“正定是个好地方，那里出了个赵子龙。”有专家称“赵云可为石家庄的人文代表，形象大使”。魏晋南北朝，刘琨“用词凄戾”，祖逖“闻鸡起舞”。隋代李春建造了今被称做“天下第一桥”的赵州桥，其栏板高浮雕刻，腾龙饕餮，无不大气磅礴，极力彰显强盛气象。唐朝诗人中，河北以出边塞诗人著称，祖籍无极的刘禹锡被世人尊为“诗豪”。元有关汉卿名作《感天动地窦娥冤》。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仅以省剧河北梆子的高亢激越，以河北民间三宝——武强年画、唐山皮影、蔚县剪纸的艺术风格，就可印证燕赵“慷慨悲歌，民风阔达”“人性淳重，以气节为重”之古语。这些人文精神积极的方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得以继承和弘扬，并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成为加快河北发展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支撑。
河北文化脉络
一、先秦时期河北的文化
先秦时期，指秦朝统一以前的历史时期，泛指可以是从五帝时代（黄帝、颛顼、喾、尧、舜）经夏、商、西周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即从约公元前26世纪初到前221年，长达2300多年；一般特指春秋战国时期，即约公元前11世纪初到前771年的东周和前770年到前256年的西周以及其后30多年的七雄并立时期，也有近千年的历史。先秦是历史学的一个专用名词，我们常见的如先秦史、先秦诸子等等。（一）科学技术
医学——据考古发现，先秦时期河北地区使用的医疗器具有砭镰和陶砭。1973年在藁城县（今藁城市）台西村商代遗址中发现了我国最早一件古代医疗器具——砭镰。从外形上看，这件石质砭镰和近代农村使用的镰刀相似，基本上完整无损。在古代医学书籍中，有关砭镰能够治疗疾病的记载屡见不鲜。台西出土的砭镰“内缘锐利”，正适宜于在患者痈肿、溃疡处进行表皮刺激以减轻其痛苦，或者排脓刺血以治愈其疮伤。这种形似镰刀的砭石，是现在外科医学使用的手术刀的雏形。
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的三件战国陶器，文物大家史树青先生认为是陶砭，正面近柄处立一侧面人像，张口吐舌，神态生动，被称为“雨师”花纹陶砭。雨师的形象用在陶砭上，是受当时阴阳五行“水能克火”学说和鬼神迷信思想的影响。陶砭是古代实用的一种医疗器具，使用时先烤热或在灰火中烧热，起消毒作用，然后立即灸病人患处，消除痈肿、刮弃脓血或切除腐肉。这种热敷疗法一直流传使用到现代，也是“拔火罐”的先导。距今已有2200多年。
医药的使用情况亦见于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台西文化层发现了30多枚药用植物种仁，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中医研究院鉴定，均属蔷薇科梅属中多种植物的种子，其中大多为桃仁、还有杏仁、郁李仁。这些种仁外形比较完整，是剥掉硬壳后而储存的。食桃仁、杏仁易腹泻，少食则可医病，如下瘀血、通经、治腹中结块、通润大便等，所以这些植物种子做食用的可能性不大，推测当时有将这些同类植物种仁做医药的可能。这反映了3000多年前，河北先民在实践中已了解到这类种子的用处并用做治病的药物了。这些药物标本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医药史，是非常可贵的资料。
先秦时期，河北地域最著名、最有成就的医学家是扁鹊。扁鹊，原名秦越人，约生活于春秋末或战国初，齐渤海鄚（今任丘市）人。他负笈行医，周游四方，成为远近闻名的医生。人们把他比做传说中黄帝时代的一位名医——扁鹊，称他为“扁鹊先生”，这样扁鹊的称号便代替了原来的姓名，一直流传至今。他曾带弟子周游各国大都市行医，做过妇科医生、五官科医生、儿科医生，在内科方面也有很大成就。他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归纳出“望”、“闻”、“问”、“切”4种诊病方法，2000多年来，这些方法一直被中医所运用，这是他给后世留下的一份珍贵的医学遗产。扁鹊在秦国咸阳行医时，因遭秦国的太医令妒嫉，被其所派刺客杀害。东汉时有人将他流传下来的治疗经验和医学理论整理成《黄帝八十一难经》一书，这部医著在祖国医学发展史中占有很高的地位。
建筑——最能体现先秦河北建筑设计和规划水平的是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即“墓茔地”或“陵墓区”的平面设计图。周制规定，营造陵墓要先设计好建筑图再进行施工。但“兆域图”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后人一无所知。而中山王墓出土的一件镶嵌金银丝的铜兆域图版则为我们提供了实物。这张铜图版长94厘米，宽48厘米，厚约1厘米，背面中部铸有一对铺首便于提携，正面是一幅完整的中山王、后陵园的平面设计图。其内包括3座大墓、两座中墓的名称、大小4座宫殿、内宫垣、中宫垣的尺寸和距离，还有中山王颁布的修建陵园的诏令。它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件刻在铜版上的平面设计图和目前所知最早的建筑规划图，也是世界上罕见的一件标明比例尺寸的设计图。从兆域图和图上的文字说明可知，当时制图的计量概念是十分清楚的，并运用了严格的中轴对称布局，通过以建筑物的体量、标高和位置来突出主体的办法，体现出宗法制度下尊卑等级的比例关系。说明这一时期单体建筑与群体建筑的规划设计已形成一套较为成熟、水平较高的规制了。科学工作者还对兆域图上平面的实测与文字记录的尺寸作了换算，发现此图是按1∶500的比例尺缩制而成。过去认为使用比例尺绘制地图，以公元267年西晋裴秀为最早，他绘制的地图是“以二寸为千里”；隋代建筑大师宇文恺设计明堂，其比例尺是“用一分为一尺”，即百分之一。而中山兆域图的发现，则把中国缩尺制图的历史提前了600多年，这种先进的制图方法不仅改写了中国古代科技史，也改写了世界古代科技史的纪录。（二）宗教
燕国的方士和方士学——先秦时期尚未出现宗教，河北地区也是如此，但带有原始宗教性质的祭祀、崇拜等活动一直存在。这些祭祀、崇拜等活动在河北地区的分布具有地域的特点，大略而言，燕地以包含阴阳五行说内容的方士和方士学为特点，中山地区以山神崇拜为特点，赵地以神话传说兼有自然崇拜为特点。
战国时期，燕、齐以多方士著称于世，而燕国尤其称盛。其原因有三：一是邹衍在燕国长期著书立说，他的阴阳五行和“方术”说成为方士神仙家的理论基础；二是燕昭王渴望修炼成仙、长生不老，偏好方士和方士学；三是燕国东临大海，海市蜃楼等自然景观，易于激发方士们的追求和幻想。在三个原因中，燕昭王的偏好和提倡起了关键的作用。燕昭王为了寻求长生不死之药，曾派人到渤海中寻求蓬莱、方丈、瀛州三神山。
燕国的方士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秦汉时期，尤其是秦始皇、汉武帝时期的方士，主要来自于战国时的燕、齐地区。为秦始皇寻求不死之药的卢生是燕人，带领数千童男童女入海为秦始皇寻仙人的徐市是齐人。其二，方士学是道教的思想渊源之一。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宗教，其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宗教中的巫术。其次便是战国时期燕、齐出现神仙方士学。神仙方士学与邹衍的阴阳五行说关系很大，道教就吸收了很多阴阳五行说的内容。而燕赵成为原始道教的一个发祥地，与过去方士学的盛行有关。方士和方士学虽然不属于宗教的范围，但对道教的产生发挥了很大作用。
中山国的山神崇拜——平山中山王墓出土了多件山字形铜器，高者近150厘米，宽者达80厘米，厚者1厘米多，足见其分量；虽然高宽不一，轻重不同，但形制相似。因为这种器物在我国是第一次发现，不少学者根据其形状称之为“山字形器”。中山王墓还出土了一件中山侯铜钺，钺面铸有铭文，钺面下部铸有5座山峰，钺柄前部铸有“山”字。此外，中山王墓建筑遗迹也出土了不少山形饰件，有山形瓦当、山形脊瓦等。这些建筑饰件在其他的都邑遗址内，至今尚未发现。铜钺是古代帝王权力的象征，有了铜钺也就有了征伐、杀戮的权力；瓦当、脊瓦等在古代建筑中都置于建筑物的顶部，至为尊严。中山侯的铜钺和中山王墓的建筑饰件，反映了中山国对山的崇敬。对山字形铜器，过去学者多推测是陈设在王帐前的一种礼器，类似族徽、国徽样的东西。或认为是仪仗饰，插于木柱之上，平时可能立于王帐前，出行时竖于车上，以示王仪。有的学者认为山形器上锐下方，上锐呈三圭状象征三山，下方有回旋纹象征两川，是中山国用来祭祀的山川神主牌位。
中山国的山神崇拜意识以及相应的祭祀制度。说明《国语》中记载的包括祭祀山神在内的“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是诸侯的执掌和义务，也是当时普遍存在的祭祀现象，上述器物大量出土于中山国遗址而其他同时代的遗址却很鲜见，则表明中山国的山神崇拜意识较之其他地区更为强烈，更为鲜明。
赵国的神话传说与崇拜——被后人尊为实录的《史记》，在《赵世家》一卷却夹杂了许多神奇的传说故事。为此后世学者多有评讥。这些被后人视为诬谬庞怪的神话传说，其背后显现着赵国历史的影子，是赵氏宗教崇拜的实录。
一是图腾崇拜。据《史记·秦本纪》、《史记·赵世家》记载，秦赵之共祖女修在织布时，有玄鸟陨下一卵，女修吞之，生下秦赵的第一位男祖先大业。这一神话传说揭示了秦赵之祖与殷商一样以“玄鸟”为图腾的历史真实。秦赵之祖顶礼膜拜的玄鸟是何鸟？以往学者多据《吕氏春秋》所注“玄鸟，燕也”，认为是燕子。而战国末期楚人屈原名著《楚辞》认为玄鸟是凤凰。赵氏先祖飞廉以善走著称，被后世尊为风神，风、凤古本一字，飞廉得名风伯，也当与赵氏先祖崇拜凤图腾有关。赵氏所崇拜的图腾玄鸟应是凤凰。
二是高山崇拜。高山崇拜在原始先民中普遍存在，赵氏所崇拜的山神为霍泰山。飞廉去世后，葬于霍泰山，反映了赵氏先祖对此山的崇拜之情。赵先祖造父因功被周穆王封在赵城，赵氏由此而得名。赵城故地在今山西省洪洞县北古霍泰山脚下。造父封于赵城，也当与赵氏崇拜霍泰山有关。霍泰山之神，成为赵氏的重要保护神，在赵族早期历史上，霍泰山成为具有神奇力量的神山。
三是祖先、神灵崇拜。祖先之神是赵氏崇拜的重要神灵，赵氏族人相信祖先的神灵能保佑他们渡过难关。在有关赵氏的历史神话传说中，也有反映赵氏祖先崇拜的内容。《史记·赵世家》记载：晋国大夫赵盾梦见先人叔带拉着他哭，十分悲痛，继而又笑，边拍手边唱歌。醒后占卜，此梦甚恶，赵盾之子将受其咎。赵盾去世后，下宫之难发生。晋景公受大夫屠岸贾之蛊唆，将赵家灭族，仅逃脱一个“赵氏孤儿”。后得以平反，“复田邑如故”，而赵氏亦将其归于先祖的神灵与众祖先阴功的庇护。与祖先崇拜有关，灵魂崇拜在赵族之民中存在也较普遍。人们相信人去世后仍有灵魂存在，因此产生灵魂崇拜。生人为求得死者灵魂的保佑，除对死者进行隆重祭祀外，在安葬死者时往往要杀人殉葬。在邯郸百家村所发掘的49座战国时期赵墓中，有5座发现殉人，少者1人，多者3人。在中原地区已发掘的七八百座战国墓中。殉人墓约有12座，而百家村几乎占中原地区已发掘人殉墓的一半。战国末期，人殉已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赵国人殉墓的多次出现，反映了赵氏鬼神崇拜风气之盛。（三）哲学思想
战国的学术中心之一邯郸——河北地区在战国时期出现过好几位思想家，当时属于哲学思想的发达地区。这些思想家在河北地区的分布有一个特点，除了少部分短时间活动于燕国都城之外，大部分集中于赵国的都城邯郸。邯郸成为当时的文化、学术中心之一。邯郸之所以能够涌现多位著名的思想家，是因为这里聚集了一大批士人学者。赵惠文王、赵孝成王时期，为了共同对付秦国，曾极力罗致、吸引包括学者在内的士，正如《战国策》所言：“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一时盛况空前。战国时期贵族养食客形成一种社会风气，赵国著名的历史人物廉颇、蔺相如就有不少食客，名闻列国的“四君子”（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春申君）之一的平原君赵胜，其门下的食客就多达30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学者，当然也有“鸡鸣狗盗”之属。苏秦、张仪、公仲连等著名学者都曾到过邯郸。
聚集在邯郸的学者或著书立说，或辨彰学术，或从政为官，使邯郸一时呈现出学术思想活跃、学术活动频繁的局面。著名的思想家荀况长期生活在赵国，著有《荀子》32篇。战国时期著名游说之士虞卿，主张合纵抗秦，长期在赵任上卿，在赵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晚年著《虞氏春秋》。著名兵学家庞媛，在赵为大将，屡次率兵征战，著有兵书《庞媛》3篇。平原君食客公孙龙、毛公，分别著有《公孙龙子》14篇和《毛公》9篇。赵人慎到、处子，分别著有《慎子》40篇和《处子》9篇。在他们当中，荀子属于儒家或称新儒家；庞媛属于兵家；公孙龙子、毛公属于名辩家；处子、慎到属于法家。可见本地或游居邯郸的学者包括多种学派，而以名辩家和法家占优势地位。
各派学者云集邯郸，一方面著书立说，创立、发展、宣传自己的学说和学派，一方面进行学术探讨和政治争论。据《公孙龙子》与《吕氏春秋》记载，公孙龙曾与孔子后裔孔穿相会于平原君家，进行过激烈的辩论；齐国使者邹衍至赵，也曾同公孙龙及其弟子綦毋子在平原君家进行辩论；真可谓“百家争鸣”。各种学术的自由争鸣，既促进了战国时期学术的发展，也提高了邯郸作为区域文化中心的地位，开创了邯郸文化最盛的时代。
邹衍学说在燕的传播——邹衍为齐国人，约活动于公元前305到前240年，曾游历赵国、燕国，受到燕昭王的优礼相待。他是战国时期阴阳五行说的代表人物，《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他的著作《邹子》49篇和《邹子终始五德》56篇，都已失传。他的学说的一些片断，保存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之中。
邹衍提出的最著名的学说是阴阳消长、五德终始说，简称阴阳五行说。这一学说的核心是宣扬五行相胜而导致五德始终。所渭五行相胜是说水、火、金、木、土五种物质互相排斥，称为“相克”，即：“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等。五德始终就是把过去历史上的朝代和开国帝王按照五行相胜的次序排列，帝王将兴，天必将先显祥瑞。黄帝为土德，禹为木德，木胜土，所以禹代替黄帝；禹为木德，汤为金德，金胜木，所以汤代禹；汤为金德，周文王为火德，火胜金，所以周文王代替汤；因为水胜火，所以代替周文王的，必是水气胜的人。
邹衍把关于物质结构的五行说演变成为关于社会发展的五德终始说，这一理论认为朝代的兴替变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看到了周天子已经衰灭，新的统一王朝必将兴起，符合战国时期新兴封建国家统治者的需要，为战国“七雄”各自的存在和发展张本。他们正是借助邹衍的这一理论，来说明新兴国家的出现是必然的、合理的，也是符合天意的。这一学说还对以后的封建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秦始皇就曾把邹衍的学说看成是秦王朝统一中国的理论根据之一，西汉武帝时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也源于此。以邹衍为代表的五行学说，把古代原始唯物主义的五行思想引向了神秘主义。
荀子思想的博大精深——荀子，名况，被人尊称为荀卿。《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他是“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以齐”。他50岁以后才出游齐、楚，即使不是邯郸人，出游前也必定在邯郸游居或进行过学术活动。像他这样博大精深的学者，决不会在穷乡僻壤中产生，一定受过邯郸学术的熏陶，其经历和思想形成肯定同邯郸的学术环境有关。荀子的思想，主要保存在《荀子》一书中。《荀子》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其要者为：在天道观方面，荀子是一位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天就是客观现实的自然界，是唯一实在的物质世界，这是其伦理思想与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在伦理思想上，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提出性恶论的主张，成为其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荀子的政治思想，内容繁杂，体系庞大，是对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最后总结，为秦统一天下提供了理论根据，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谭嗣同在《仁学》中说，“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可见荀子对后世影响之深远。
公孙龙与慎到——公孙龙，字子秉，战国时期赵国人，约生于公元前325年，卒于前256年。做过平原君的门客。政治上反对诸侯兼并战争，主张兼受天下，曾向赵惠文王和燕昭王宣传这种思想。他除从事政治活动外，长期在邯郸进行学术活动，研究逻辑学。庄子将其学说与儒、墨、杨朱并提，其学说成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显学。
公孙龙逻辑学的核心是“白马非马”论，白是色，马是形，色、形分离，“白马”和“马”是不同的概念，即不同的“谓”，因此“白马非马”。“离坚白”则说眼睛看不到石之坚，只能看到石之白，因此“无坚”；手摸不到石之白，只能触及石之坚，因此“无白”。这些论说在逻辑学上的贡献，是从“唯谓论”的角度，将“白马”与“马”等内涵与外延皆不相同的概念区别开来，要求给事物命名，必须以内涵与外延统一的概念命名，要名实相应，概念准确。公孙龙的各个逻辑学命题相互联系，共同构筑了其逻辑学的理论体系，使他成为对中国逻辑学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思想家。但公孙龙的学说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形而上学地割裂了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把一般和特殊的差别加以片面夸大，割裂了人的认识作用的统一性，结果导致了形而上学的诡辩。因此，庄子说公孙龙“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
赵人慎到是早期法家的杰出代表。目前通行的《慎子》一书，是慎到所著《慎子》残本，但它保留了慎到的主要思想。慎到的学术思想主要包括贵势、尚法、任术，但它贵势而不尚独断，尚法而不崇苛求，任术而不贵阴谋，整个思想庄重、深沉，极富理性色彩。在权、法、礼、政策等政治因素中，慎到最重权势，他认为君主统治天下，所依靠的并不是道德与才能，而是权势。君主能否保持其一元化统治，能否将权势集于一人之手，主要取决于能否得到下民的支持。在治理国家的方法上，慎到反对人治，提倡法制；身为君主，应依法办事；事断于法，是国之大道；君主只有以道变法，才能治国。在官吏任用上，慎到提倡“尚法不尚贤”的驭臣术，将国家命运系于贤者身上会降低法在治国中的作用；只有以法用人，君主才能很好使大臣发挥聪明才智，尽力事君，是保障“贵势”思想得以实现的最好方法。慎到的势法术思想，成为后期法家思想的重要渊源。（四）文学、艺术、民俗
文学——先秦时期燕赵的诗歌在《诗经》的十五国风中，《邶风》、《睟风》、《卫风》部分地反映了古燕赵南部地区的民歌特色。《邶风·静女》、《睟风·桑中》、《卫风·氓》等诗都是《诗经》中有名的恋歌，“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情真意切、细腻传神，佳词名句，至今流传。
战国后期，燕赵地区的民间小调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荀子创作的《成相》，即是后世弹唱艺术的滥觞。它大体是“三三七四七”的句式，如“请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伥伥！”整齐而富有变化。燕王喜二十八年（前227年），荆轲受燕太子丹之托赴秦刺秦王。易水相别时，他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首后来被称为《易水歌》的诗，成为脍炙人口的佳句，吟咏不衰，传唱千古。
铺陈写物、“不歌而诵”的赋体也产生在燕赵地区。在中国文学史上，荀子不仅是写作曲艺辞体的第一人，而且还是写作赋体作品的作家。荀子的赋，字句整齐，有韵，具有半诗半文的性质，是一种说理、铺陈的散文赋，虽然缺乏《离骚》、《九辩》等南方抒情新诗体的情感和韵律美，但与汉代的散文赋，形式已很接近。可以说，荀子的赋与其《成相》一样，是源于燕赵民间文学俗体的。在文体上，它又给汉赋以直接影响。
荀子还是一位散文大师，其散文结构严密，逻辑性强，多用比喻、排比，浑厚雄奇，简洁明快。例如《劝学》中“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君道》中“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修身》中“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无论》中“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义。”这些名篇名句，至今广为人知。在荀子之前，无论《论语》、《孟子》，还是《墨子》、《庄子》，其散文每篇标题都是不完整的，多取文章的开头几字做篇名。例如《学而》、《秋水》、《天下》等，但荀子的散文，每篇都有一个完备的标题，概括其中心思想，例如《劝学》、《王霸》、《议兵》、《天论》等。标题的完备，是散文固定成形的标志。因此，荀子在散文文体上的建树是具有开创性的。
艺术——战国时期，河北地区在艺术方面的特点主要表现为音乐和舞蹈的普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称：“（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儇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踮屣，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班固《汉书·地理志下》也有类似的描述。所谓“丈夫相聚游戏”是指聚会娱乐；“悲歌慷慨”是指歌声深沉悲凉感人，亦说明普遍善歌；“多美物，为倡优”是说相当一部分人从事歌舞杂戏谐谑的职业。“鼓鸣瑟”，指弹奏瑟，亦有作鸣琴的，琴、瑟均为拨弦乐器，都是赵女擅长使用的弦乐，“踮屣”，《史记·货殖列传》另一处作“蹑利屣”，是指一种以足尖着地为特征而类似现代芭蕾的舞步。上述引文是司马迁对先秦至汉代时期赵地民俗的概括，由此可见，先秦时期的赵地、中山男子喜好聚会娱乐，具有能歌善舞的特长，从事歌舞艺人的职业习尚，女子擅长弹奏琴瑟，善踏脚尖舞步。赵地、中山的音乐、舞蹈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
赵地、中山能歌善舞的普遍性有许多材料可以佐证。《战国策·中山策》中称“赵，天下善为音，佳丽人之所出也。”《淮南子·泰族训》：“赵王迁流于房陵，思故乡，则为《山水之讴》，闻者莫不流涕。”赵王迁于前228年秦灭赵时被俘，《山水之讴》即作于此后流放房陵期间。身为一国之主的赵迁既能作词谱曲，又能使“闻者莫不流涕”，足见赵人“悲歌慷慨”的遗风。《盐铁论·通有》中说赵、中山之地：“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务本，田畴不修，男女矜饰，家无斗筲，鸣琴在室。”富豪自不待言，就是“家无斗筲”的穷人也是“鸣琴在室”，可见琴瑟之类的乐器普及率之高。这段话虽是对汉代情况的概括，然而同样能反映先秦时期的一些状况。
有关舞蹈方面的情况，也有材料可以间接证明。《庄子·秋水》中有“邯郸学步”寓言，意在比喻模仿别人不成，反而失去自己固有的技能。它虽然带有极度夸张和渲染的色彩，却并非完全凭空虚构，它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真实。从司马迁所说赵地女子“踮屣”、“蹑利屣”来看，“邯郸步”应该是一种习惯性舞步，抑或是类似现在显示身条腰肢的模特走台的“猫步”。总之，在当时是被认为很美的，值得模仿。
民俗——上述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一段话，还反映了赵地、中山的民俗。男俗“悲歌慷慨”，还表明为人慷慨大度、重义尚气，所以《汉书·地理志下》也说邯郸一带“土广俗杂，大率精急，高气势，轻为奸”。我们熟知的发生在古邯郸的两个成语故事，蔺相如“完璧归赵”和廉颇“负荆请罪”，都反映了赵俗男子“立名义”、“高气势”的普遍风尚和直爽、粗犷、坦荡、重诺的性格特点。“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是说赵俗男子动辄杀人越货、椎剽掘冢，轻则作奸犯法，对于这个特点，目前尚未见及可以印证的文献资料，但挖坟盗墓成风可以从解放以来的考古发掘得到证实。据文物考古工作者介绍，1949年以后邯郸地区所有发掘的战国秦汉墓葬，无不发现被盗掘的痕迹，有的墓葬被盗往往不止一次。河北省故赵范围内除战国中山王陵因墓葬形制特殊而有幸完整保存一部分外，其余战国秦汉墓葬都普遍遭到过盗掘。近年以来，南方屡屡有重大考古发现，而赵地特别是邯郸作为赵国都城几百年，又是全国性的工商都市之一，现代考古却没有什么重大发现，这不能不说与当时“掘冢”成风有关。
赵地、中山女子因擅长弹奏琴瑟，踮屣而行，所以游媚富贵，遍入诸侯后宫便成为赵地女俗的主要特点之一。从《史记·吕不韦列传》得知，秦始皇的母亲是邯郸人，为“赵豪家女”，因“绝好善舞”，才色俱佳，先被大商人吕不韦所娶，以后又转归秦国贵族子楚，最后成为秦国王后、王太后。她是典型的先嫁富，后嫁贵，最后入王宫。刘向《列女传·赵悼倡后》中的悼襄王后是邯郸倡女，以才艺姿色被选入赵王后宫。这是赵女进入本国王宫的事例。《史记·货殖列传》另一处所说“赵女郑姬，设形容，名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确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遍性。
燕俗——燕国地处北方，且又是民族杂居地区，这里的民风习俗，既有中原人文的影响，又有北方游牧部族的影响，特别是草原马背民族骠悍豁达的气质，诚信勇敢的品格，给燕人以很大的影响，形成了燕人勇武、敦厚、慷慨侠义的民风。《汉书·地理志下》记载燕地风俗说：“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燕丹遗风也。”
燕人的上述民风，可从燕太子丹遣荆轲刺秦王得到印证，当秦军进驻中山，燕国处于危急的时刻，燕太子丹问计于老师鞠武，鞠武推荐了田光，说他“智深而勇沈”，田光因年老而再荐荆轲，太子丹为怕密谋外泄，特意叮嘱田光道：“先生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田光认为此话是“疑光也”，“夫为行而使人疑之，非节侠也”，遂自刎而死。荆轲承诺受命使秦后，提出带樊於期的人头和燕督亢的地图赴秦，太子丹认为：“樊将军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愿足下更虑之！”太子丹的节义之风于此可见。那位善于击筑、为荆轲送行的挚友高渐离，在燕亡后，隐姓埋名，藏于民间，后为秦始皇捕获。秦始皇怜惜他善于击筑的才能，赦免了他的死罪，将他的眼晴熏瞎，放在宫中继续击筑。高渐离假意应承，而暗地在筑中灌铅，寻机击杀秦始皇。这一计划虽然没有实现，他也最终被诛，但由此可见高渐离的侠义行为确有“燕丹遗风”，可谓肝胆照人，以死相许。
燕俗除了“敢于急人”之外，在婚姻关系方面还保留了不少原始社会末期的遗俗。《汉书·地理志下》称：“初太子丹宾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至今犹然。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取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宾客相过，以妇侍宿”指让妻子陪宿客人。“嫁取之夕，男女无别”指新婚之夜的“闹洞房”。这种习俗在汉代尚存，至少说明先秦时期更典型。班固将这种习俗归结为燕太子丹的影响并不可信，它应是原始社会末期某些习俗的遗留。
二、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河北文化
（一）儒学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极力推崇法家思想，甚至不惜采用“焚书坑儒”的严厉措施，对儒家学派实行残酷的镇压。西汉初年，统治者提倡“黄老之学”，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儒家思想仍然不被重视。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几经波折，终于取代“黄老之学”，被立于“独尊”的地位。
两汉时期，河北主要的儒家代表人物为董仲舒。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广川（今景县）人。少年时专治《春秋》，景帝时为博士。汉武帝即位后，获得赏识，后几度浮沉。为了维护封建国家大一统的局面，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董仲舒极力主张以儒家思想来统一思想。在黄老之学的最高支持者窦太皇太后去世后，汉武帝采纳董的主张，并在以后通过许多具体措施把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推及到政治、法律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终于使儒家思想取代黄老之学而成为统治思想。历史上被称之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家思想作为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一直占居主导地位。（二）诗学《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亦为儒家经典之一。西汉时期，《诗经》的传授有齐、鲁、韩、毛4家。齐、鲁、韩3家为今文诗，均305首，被朝廷立于学官；毛诗为古文诗，共311首（6首有乐无辞，仍为305首），未立学官。其中，韩诗的创始者为韩婴，毛诗的创始者为毛亨和毛苌。
韩婴，燕人，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曾任常山王太傅。燕、赵之地习诗者，多以韩诗为宗。两宋之间，《韩诗内传》已亡佚；《韩诗外传》至今尚存，但内容多经后人修改，已非原书旧貌。
毛亨，河间人，为“毛诗学”的开创者。曾为《诗经》作注，世称“大毛公”。毛苌又为之作传，世称“小毛公”。大、小毛公所成传注之《诗经》，即省称为《毛诗》。小毛公系赵人，齐、鲁、韩3家诗虽被立于学官，但后皆亡佚；唯独《毛诗》虽未被立于学官，但解说简要，广为通行，一直流传至今。后世《五经正义》、《十三经注疏》等均采用《毛诗》。据说，今河间市的诗经村，即为毛苌讲授《诗经》的地方。后人为纪念毛苌，曾在村旁为其修建毛公书院和毛公祠堂，遗迹至今尚存。（三）两汉文学
西汉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是汉赋和乐府诗。汉武帝时，正式设立乐府官署，采集民间歌辞入乐，这些歌诗即被称之为乐府。当时，主持这项工作的是著名音乐家、中山人李延年。据《汉书·外戚传》记载：“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动容。”根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时期乐府民歌的采集遍及全国各地，涉及河北的有9篇，邯郸、河间歌诗4篇。这些乐府民歌大都浅显易懂，明快流畅，风格清丽，寓意深厚，体现了汉代民间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李延年本人亦善诗，有《李夫人歌》一首：“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五言诗之一，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具有一定的影响。
汉时期，河北的文学家主要有崔骃、崔瑗父子。崔骃（？—92年），字亭伯，涿郡安平（今安平）人。13岁即能通《诗》、《易》、《春秋》，少游太学，与班固、傅毅齐名。常以典籍为业，未遑仕进之事，为时人所讥。元和中，作《四巡颂》，文辞典美，深得汉章帝赏识。后辞官归家。所著各类文体共2ｌ篇。明人辑有《崔亭伯集》。
崔瑗（77年—142年），崔骃之子，字子玉。早孤，锐志好学，尽能传其父业。18岁游学京师，与文学家马融、科学家张衡相友善。40余岁始为郡吏。崔瑗善于文辞，著述凡57篇。其中，《南阳文学官志》最为知名，《后汉书·崔瑗传》评其“诸能为文者皆自以弗及”。（四）绘画书法
秦汉时期，河北的绘画艺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成就。在已发掘的东汉时期的墓葬中，有不少壁画墓。望都1号汉墓墓室东西壁的壁画上，绘制了地方官员的形象，像高70～80厘米，人物各部分的比例十分准确，线条流畅，衣纹的绘画还采用了渲染的技法，并且还能够以浓淡不同的色彩变化来表现形体的起伏与光线的明暗。安平逯家庄壁画墓所绘为“车马出行图”和“建筑图”，构图严谨，线条流利，色彩对比鲜明，表现了墓主生前奢侈豪华的生活。在对色彩的处理上，这两座汉墓的壁画还使用了朱砂、石绿、石青等矿物颜料，形象生动，色彩绚丽，都是绘画的珍品。
秦汉时期，河北有不少著名的书法家。相传，西汉时盛行的“八分书”（隶书的一种），即为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王次仲所创。前面提到的崔瑗，是当时著名的大书法家，擅长章草，曾拜大书法家杜操为师，后与杜操齐名，时人号称“崔杜”。崔瑗还著有《草书势》一书，可见他不仅善书，而且对书法理论还有较深的研究。（五）墓葬建筑
两汉时期，河北的墓葬多分布在同时期的城址附近，少者有数十座，多者则达数百座。由于时代先后不同，河北各地的墓葬形制也有很大区别，主要可以划分为洞室墓、土坑墓、木椁墓、砖室墓和石室墓等。
1968年在满城县城西陵山发掘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子窦绾的两座大墓，都是大型的洞室墓。两墓完全是仿照地上建筑营建的，均系以在山崖中穿凿的巨大横式洞穴作为墓室，由墓门、斜坡式长墓道、甬道、两耳室和中室、后室、回廊等部分组成，工程艰巨，规模宏大，宛如地下宫殿。以刘胜墓为例，墓中的南耳室和甬道为车马房，放置车6辆、马16匹、狗11只；北耳室为仓库，放置大量贮存食物、饮料的陶器；中室为厅堂，长14.9米，宽12.6米，置有大量的铜器，还有陶器、铁器、金银器和漆器等，并放置一些陶俑和石俑；在厅堂中部和南部陈设有两具华丽的帷帐，有些随葬器物即置放在帷帐之中；后室为卧室，放置棺椁。两耳室和中室都用木材搭盖成起脊的房屋，屋顶上面还铺着瓦；后室则用石板搭成房屋，有两扇石门与中室相隔，门上还装有镀金的铜质铺首。两墓的随葬品都很多，刘胜墓有1500多件，窦绾墓有1200多件，共计2800多件。其中如金缕玉衣、长信宫铜灯、铜羊灯、当户灯、错金银鸟篆钟、鸟篆文铜壶、铜错金博山炉、铜熏炉、长乐宫钟、中山内府铜钟、铜钫、铜锅、铜镬，以及铜链子壶、料耳杯、各种彩绘陶器、医用金针、铜剑、铁剑、铜镜、玉人、石俑等，都是过去不得多见的工艺水平极高的精美文物珍品。
1965年在定县三盘山发掘的120、121、122号3座西汉时期的大墓则属于土坑坚穴式墓，均以木椁为葬具。其中，以122号墓为最大，南北长34.7米，东西宽17.8米。墓室亦分前后两部分，前部放置随葬器物，后部为主室，放置棺椁。三墓随葬器物也十分丰富，尤其引人注意的殉葬有众多车马，共出土车9辆、马35匹，还有大量的车马模型。
东汉时期的望都浮阳侯墓、安平逯家庄壁画墓、定县北庄子中山简王刘焉墓都是多室砖墓。这几座墓构造复杂，规模巨大，也是仿照地面建筑营建的。
河北已发掘的汉代墓葬及其出土文物，都是了解和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宝贵资料。（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思想与宗教
哲学思想——魏晋时期，河北地区思想界最活跃的是清谈玄学。清谈玄学踵继东汉中叶以来的清议，先为多讥评时政，品第人物；后则变成了口言虚远的玄学。刘劭《人物志》上承东汉的清议，下启魏晋玄学之萌，尚清谈但还能循名责实，是由清议到清谈过渡的标志。
刘劭，字广才，广平邯郸（今邯郸市）人。魏晋时期哲学家、法学家，历仕魏武曹操、文帝曹丕、明帝曹睿三代。他学识渊博，曾受诏搜集五经群书，分门别类，写成《皇览》一书。又与人合撰《新律》18篇，作《都官考课》72条及《法论》、《人物志》等书。因年代久远，其著作大多散佚，唯《人物志》残存下来。《人物志》共3卷，12篇。此书从哲学、心理学、生理学等方面对人才的识别、人物的评议等问题作了阐述。他认为国家政治的中心环节是人才问题，人才是国家兴衰的关键。而人才主要有帝王之才和大臣之才两类。帝王之才是一种全才。其职能是选拔、使用人才。大臣之才为偏才，具有某一方面专长，善于管理政府某一部门。大臣之才有12种类型，其中清节家、法家、术家最为重要，其他9种人才都是从这3种人才中派生出来的。儒、法、术各种人才在皇帝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作用，国家就会兴旺。
刘劭以后，玄学兴盛，思想界流行着唯心主义的“言不尽意”的不可知论。为此，欧阳建发表了《言尽意论》，探讨名实、言意关系，向唯心主义玄学提出论难。欧阳建（270—300年），字坚石，渤海（今南皮县东北）人。出身大族，《晋书》称其“雅有理思，才藻美赡，擅名北州，时人语之曰：‘渤海赫赫，欧阳坚石’。”西晋元康时，官至冯翊太守。在学术思想上，认为事物及其属性是客观的存在，不依人所设的名称为转移。客观事物是离开人们的概念和语言独立存在，概念和语言完全能够表达思想和反映事物，言能够尽意。从而否定了“言不尽意”的唯心主义不可知论。
宗教——道教的传播和演变。道教是中国的传统宗教。道教在河北地区的发展，最初是在东汉灵帝光和年间（178—183年）。其间，巨鹿（今河北宁晋南）人张角信奉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础的《太平经》，创立了太平道，民间信奉者很多，十余年间，徒众发展到数十万。太平道徒在河北的分布情况，虽然史书并没留下系统的材料，但从黄巾起义军的活动情况看，可以说各地都有其组织，活动的中心是邺（今临漳）和巨鹿，其组织单位称“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河北地区的道徒最少不下120万，其中一部分是由外地流入者。太平道教能如此深入民心，赢得如此众多的信徒，这在河北地方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黄巾起义失败后，太平道转入秘密活动，教派分化，一部分教徒仍以符水疗疾的方式在民间传播，被称为符水派；还有金丹派，主张炼丹修行。经过东汉末年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道教在河北的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一些道徒向往超脱尘世，修行养生；一些下层道徒微行乡间，假借符水治病，以此偷生。
曹操统一北方后，定都邺城，对道教采取限制的政策。他怕道徒方士煽动造反，于是将许多著名方士，包括谯郡华佗，招致邺中，聚而禁之。若有不从命者，格杀勿论。笼络收买，软硬兼施，强迫道教术士就范。由于统治者的严密控制，魏晋时期，河北道教传播为民间秘密方式。至北魏，拓跋氏崇奉道教，天师道又在河北兴起。
东魏、北齐时灭道兴佛——武定六年（548年），高澄以道士伪滥，始罢邺城南郊道坛，其有术者尽招至邺京，置馆软禁。天保六年（555年）八月，高洋在邺，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论难于前，遂敕道士皆剃发为沙门。天师道遭到惨重打击，河北地区的道教遂致衰落。
佛教何时传入河北，史无明载。从佛教经籍记载看，最早可追溯到西晋。《佛祖统记》载西晋有佛寺180多所，僧尼3700人，河北当也有佛寺和僧尼。前、后赵时，始有胡僧来河北传教。石虎迁邺后，佛图澄至邺，《高僧传·佛图澄》载：“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佛教从此在河北迅速发展。佛图澄前后门徒近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893所，邺成了北方佛教中心。
佛图澄的弟子中，最著名的是道安（312—385年）。他一生译经10部、计187卷，著述60多种，有20多种保存下来。他还纂辑了我国第一部佛经目录。在思想上，他主张“本无”说，认为天地之先，什么也没有，世界万物，自然生成，皆由“空”、“无”派生。人们应该“宅心本无”，通过禅法修炼，真正体会得到超智慧的“般若”，达到佛教向往的“空寂”境界。他还为僧徒制定清规戒律，提出僧侣应以“释”为姓，为中国佛教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比道安稍晚，河北还出现了一位高僧——竺道生。竺道生（355—434年），俗姓魏，巨鹿（今平乡县）人。幼年出家，改姓竺。一生著述很多，但大多散佚，他的佛学思想主要是“涅架佛性说”和“顿悟成佛说”。认为世上一切都是虚假的，而佛性却是实有的，是永恒存在的实体，要进入涅架的妙境，就在生死之中，而不在生死之外，甚至连断了佛根的“一阐提人”，只要真正体会佛学的道理，能“豁然大悟”，即“顿悟”，都可成佛。道生学说的成佛途径十分简单，非常符合封建统治者的口味，自其出世就风靡南北，直至唐代禅宗盛行，在中国佛学思想史上影响长达数百年。（七）经学、史学和地理学
经学——西汉董仲舒创立今文经学，但今文经学在河北并没有多大发展，而古文经学颇有流行。东汉末年，范阳卢植师事古文经学家马融，成为河朔经学名望。汉魏之际，河北大乱，许多青年学子投笔从戎，涿郡人刘备与辽西令支人公孙瓒都曾师事涿郡大儒卢植，后均弃学掌兵。魏晋时，河北地区的经学衰落。至西晋末年，世道混乱，士人儒者，生计无着，经学几乎停滞，更有甚者，许多儒士被豪强杀害，严重摧残了经学的教学与研究。
十六国时期，赵魏幽州的经学颇有复兴，河北地区虽被胡族帝王统治，而经学及文化教育，比魏晋还有生气，在全国属先进地区。北魏统一北方，拓跋氏以少数民族君临中原，复兴儒业是其文治先务。于是，经学在河北地区发展起来，涌现了一批在历史上较有成就的儒士。
史学——曹魏时期，河北地区的史学无可称述。西晋时，有所复振。阳平元城（今大名县）人束皙，曾任佐著作郎，撰《晋书》帝纪、十志，继任博士，著作如故。他博综文史，工善诗赋，精通古文字。太康二年（281年），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不准盗魏襄王墓，掘出数十车竹书，写的都是蝌蚪文字，即古代用竹醮漆写在竹筒上的一种形似蝌蚪的文字，称为“汲冢书”，共75篇，其中7篇已残缺得不可辨认了。束皙参加了这次古籍文献整理，为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遗产。
魏收（505—572年），字伯起，巨鹿下曲阳（今平乡县）人，历仕东魏、北齐，官至尚书右仆射，兼史职，是北齐著名史学家、文学家，与温子升、邢子才齐名，被称为“北地三才”。《魏书》主要由他执笔写成。由于《魏书》列传在人物取舍褒贬上触犯了一些门阀地主，遭致诋毁，被称为“秽史”，故书成后，没有及时行世，到北齐孝昭帝时，又命魏收重加评审，颇有改正。抄成两部，一部置秘阁，一部付邺下，任人传抄。其后许多人仍说此书不实，后反复修改凡经4次，始成定本，颁行于世。尽管经过多次修改，由于魏收惹恼了一些世家大族，故在他死后，其墓被仇人挖掘，暴尸扬骨于外，《魏书》也长期受到人们的斥责。到了清代永誽撰《四库全书提要》，才对《魏书》作了公允的评价。《魏书》对史学的主要贡献，不仅为后人保存了北魏史料，更重要的是志目设置方面的创新。首创《释老志》，叙述了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及魏晋北朝佛、道二教的流行，记录了许多有较大影响的高僧、道士，介绍了太和八年（484年）龙门石窟的开凿，寺观、僧尼道士数量及寺院经济的发展。《官氏志》记载了拓跋氏各部族的源流变迁。《食货志》所载太和九年“均田令”、“三长制”及“租调制”，是研究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史的重要文献。《灵征志》、《天象志》记录了大量地震、水旱、冰雹等灾异，是研究自然、地理变化的极有用材料。此书自唐代以后就残缺不全了，后人多以《北史》补阙，许多章节已不是原来面目。
十六国与北朝时期，许多重要史书问世于河北地区，还有一些史书虽未在河北写成，但却是由河北籍史学家完成的。一大批史家、史书产生在河北，形成了河北地区史学事业较为繁荣的局面。
地理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许多地理著作，首推郦道元的《水经注》。郦道元（？—527年），范阳涿县郦亭（今涿州市楼桑庙村南）人，北魏著名水文地理学家。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深感州郡废置、山川河流变迁等，古今差异很大，而且三国时人撰的《水经》又十分简略，书中记述了137条水流，原文只有1万多字，因此决定注释《水经》，参阅了300多种书籍，考察了许多山川河流和名胜古迹，撰成宏篇巨著《水经注》，凡40卷，约30万字，记载了大小1252条河流，并以水道为纲，广泛地记述了各地的地理、气候、物产、民俗、史迹沿革、城市建制及经济建设等。还记叙了朝鲜的大同江、印度的印度河等，是一部兼具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城市地理及沿革地理等多学科的综合性地理著作。《水经注》不仅是一部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的科学著作，而且又是一部文学价值很高的山水游记，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郦道元被推崇为山水文学的开创者。（八）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
邺下建安文学作家群——东汉末年，社会鼎沸，文士纷纷寄身于列强幕下。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广罗文人才士，许多文士聚来许都和邺城，吟诵诗会，反映现实，抒发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建功立业的大志，创作了灿烂夺目的建安文学。尤其是位于冀南的邺下，由于曹氏父子、兄弟的倡导和奖掖，为数众多的文学家长期居住在这里，聚成了颇具规模的邺下文学作家群。其主要人物为“三曹”和“建安七子”。
曹操（155—220年），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汉魏之际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其著作、诗赋、散文等作品，多为居邺之后的作品。直接写邺的有《登台赋》、《气出唱》、《精列》、《陌上桑》等，当为曹操晚年在邺写成。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名而且为今人广为知晓的《短歌行》、《苦寒行》、《步出夏门行》、《沧海赋》等诗赋，很可能是在邺最后修改定稿的。《整齐风俗令》、《让县自明本志令》等著名的散文作品，也都是在邺问世的。《曹操集》所载诗赋24篇、文集151篇，几乎大半与邺有关。
曹丕（187—226年），字子桓，曹操次子。建安二十五年（219年）十一月禅代汉室，建元黄初，国号魏。他一生40载，有十五六年居住邺宫，王太子的优裕生活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写出许多壮美诗赋。原有文集23卷，已散佚，后人辑有《魏文帝集》2卷。曹丕还将中王粲、陈琳、阮蠫、应玚、徐干、刘桢等人的作品，编辑成《邺中集》，这为他著《典论》奠定了基础。曹植（192—232年），字子建，曹操三子，曹丕同母弟，被封为陈王。他从12岁到28岁生活在邺，并在邺步入其文学生涯。现存《曹子建集》10卷，描写邺下故物的作品很多。曹植是一位在邺成长起来的建安文坛重要领袖人物，其最有名的作品为《洛神赋》和被其兄所迫而出口成章的《七步诗》，成语“才高八斗”就是出自曹植。唐李商隐《可叹》诗：“宓妃愁坐芝兰馆，用尽陈王八斗才。”宋无名氏《释常谈》：“谢灵运尝曰‘天下才有一斗，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建安七子”为陈琳（？—217年），字孔璋，广陵（今江苏江都县东北）人；王粲（177—217年），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刘桢（？—217年），字公干，东平（今山东东平）人；徐干（？—217年），字伟长，北海（今山东潍坊西南）人；阮蠫（？—212年），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省尉氏县）人；应玚（？—217年），字德琏，汝南（今河南省息县）人；另外还有不曾在邺下从事文学活动的孔融。
除以上“三曹”、“七子”外，当时比较著名的文人，包括今人比较熟悉的《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的作者、蔡邕之女蔡琰（蔡文姬），或在邺游宦，或在邺生活，留下过数量不等的作品。
邺下作家群通过各成员相互交流、开展创作生活、切磋艺术，形成了群体优势。这种群体优势主要借助于曹氏父子组织的交游活动，他们的作品大部分是通过相互交游创作出来的。以“三曹”为首的邺下建安文学集团，经历了3个阶段：最初萌生于建安九年（204年），到十六年（211年）形成，此期的文学成就，以曹操最为突出。从十六年到二十二年，是邺下文学集团十分活跃的时期，诸子依附于曹氏门下，诗赋公宴，畅游西苑，登台临城，怀高抒远，校猎感慨于荒郊，望木兴叹于庭园，“三曹”与邺下诸子各呈异彩，成就斐然。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疾疫流行，王粲、刘桢、陈琳、应玚、徐干亡逝，自此邺下建安文学集团走向衰落。而且邺下文学集团内部围绕着曹丕、曹植争立世子的政治斗争，出现了分裂，严酷的封建政治斗争摧残了邺下文学。杨修、丁仪、丁庚等先后被曹操、曹丕杀害，随着曹植的失宠与政治上的失意，邺下文学官属与机构实已废弃，到建安二十五年曹丕禅代汉室，邺下建安文学集团已不复存在。这是建安年间邺下文学发展的衰落时期。此期作品很少，成就不大。随着邺下文学集团的形成、发展和解散，邺下建安文学兴起、繁荣、凋落，走过了15个年头，终于形销神移了。
邺下建安文学集团的活动，产生了邺下建安文学。建安文学继承汉代乐府形式，并赋予新的内容，文学作品独具风格。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这样评价邺下文学：“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又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所论精辟入理，总结和概括了邺下建安文学实质。南朝刘宋以后，邺下文学备受推崇；其诗赋文体对后世创作影响很大，东晋南朝文人争相模仿，被称为“建安风骨”。
西晋文学——西晋时，河北出现了张华、张协、刘琨等几位在文学上颇有造诣的文学家，其文学风格各有千秋。
张华（232—300年），字茂先，范阳方城（今固安县）人。他的文学艺术才华主要表现在《情诗》、《杂诗》上。“居欢惜夜促，在感怨宵长。抚枕独啸叹，感慨心内伤。”巧构形似之言，情真意切，朴实动人。《壮士篇》、《游猎篇》、《轻薄篇》等揭露了士族的腐朽、放荡、骄奢淫逸，抒发了自己建功立业、积极进取的情怀。《鹪鹩赋》也是他的一篇抒怀得意之作，曾得到大诗人阮籍的赞赏。但他的许多诗赋内容单薄，追求排偶艳丽，堆砌典故，繁缛乏味，对后世诗赋文风影响很大。张华博闻强记，雅好书籍，仿《山海经》著笔记小说《博物志》10卷，分别记载了异境奇物、神仙方术及琐闻殊俗故事。其中关于我国西北地区石油和天然气的记载，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惜原书散佚，今存有后人辑本。
西晋中期，诗坛上较有成就的河北作家首推张协。张协（约255—310年），字景阳，博陵（今安平县）人。他的诗“文体省净，少病累”，又能“巧构形似之言”，写景状物都很形象，其代表作是《杂诗》10首。第二首叹时光易逝：“密叶日夜疏，丛林森如束。畴昔叹时迟，晚节悲年促。”其他几首，或写远宦思乡，或写怀才不遇，或叹世途艰难，或歌困穷守志，或自勉努力，内容广泛，情志高远，格调清新，艺术成就都在当时大文学家潘岳、陆机之上。与张协齐名的还有他的哥哥张载和弟弟张亢，时人称为“三张”。但历史地看，大张、三张的文学成就远不如二张。
西晋末，颇负盛名于诗坛的作家是无极人刘琨。刘琨出身官宦世族家庭，善辞令交际，与石崇、欧阳建、陆机等攀附于权贵贾谧门下，号称“二十四友”。一生著《文集》9卷，《别集》12卷，皆散佚。诗作留传下来的只有3首，《重赠卢谌》表达了自己扶助晋室的抱负，劝卢谌有所建树，恢复晋室。也感到自己“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不免流露出“英雄末路，万绪悲凉”的感慨。刘琨的诗，“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雅壮而多风”，清刚悲壮，这种诗风与当时流行的矫揉造作、虚饰妍艳文风相比，更显得雄峻不凡，充满现实主义色彩。
北朝文学——永嘉以后，天下分崩，夷狄交驰，文学几乎断绝，拓跋硅南收燕赵，网罗文士，到孝文帝，锐情文学，诗赋文坛又起新色。东魏、北齐，广延髦俊，邺京之下，文才萃集，但以才华称冠北朝文坛者要数邢邵和魏收。南朝人称邢邵为“北间第一才士”，魏收才堪邢邵，当时有“邢魏”之说。
邢邵雅有才思，10岁能文，20岁就蜚声燕赵，时人把他比做“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他曾在洛阳任北魏著作佐郎，每成一文，京师文人争相传抄，一度造成洛阳纸贵。转入北齐，官至太常卿兼中书令，代理国子祭酒，独步文坛。一生著有诗文集30卷，已散佚。他的诗文多仿齐梁宫体，崇尚浮艳，不免有些才高艺小。魏收亦然。
北朝河北虽多文士，但文学成就不大，真正有艺术价值的是民间流传的民歌。这些民歌内容丰富，形式酷似汉代乐府。幽蓟一带传诵着一首《幽州马客吟》：“快马常苦瘦，剿儿常苦贫。黄禾起羸马，有钱始作人！”揭露阶级社会的不合理、不平等，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疾苦。反映北方游牧民族生活和北国风光的《敕勒歌》则是河北地区鲜卑族中流行颇广的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歌原为鲜卑语，北齐时译为汉语，故其句长短不齐。北朝民歌艺术性最高的是《木兰诗》，这首诗描写了一位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女英雄。她经历黄河黑水，北到燕山朔野，转战10年，最后凯旋归来，“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战功卓著的“壮士”竟是一位女郎，以扑朔迷离的传奇色彩，塑造了一个勇敢、刚毅而又天真活泼的女性，成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型，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千古绝唱。（九）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极为惨烈的“五胡乱华”，河北一带战乱频仍，政权变迭，生灵涂炭，百业凋敝，其艺术文化遭到极大的摧残和遏制，即便是在稍稍安定的王朝统治期间复苏萌发的艺术文化，也在接踵而来的新一轮血与火中毁灭荡然。所以，音乐、绘画等成就不大，体现在碑柱上的书法艺术和用石头体现的雕塑艺术，还有深埋地下的墓室壁画，倒是经受住了考验，给我们留下了得以窥见当时的物证。
绘画书法——北朝河北绘画，能看到的只有壁画，除残存的南北响堂寺石窟壁画外，还有1979年经考古发掘的磁县高润墓壁画和1987年春发掘的磁县湾漳庄北朝墓壁画。这些壁画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与绘画相关的书法，其大家墨宝均已失传，无从得见。今天所能看到的北朝书法主要是石刻，如义慈惠石柱、北响堂寺洞窟刻经和曲阳北岳庙碑等。
义慈惠石柱位于今定兴县西北的石柱村，柱身刻有“标异乡义慈惠石柱颂”。颂文长达3000多字，题刻为“大齐太宁二年”。北魏末年，因战乱，沿拒马河一带白骨累累。当地善士将这些遗骨集中埋葬，并立木柱为标志。北齐河清元年，官府将木柱改为石柱，并刻“题额”和“颂文”。字体为魏碑，娴熟而遒劲。
北响堂山石窟刻经洞刻有大量经文，位于最后一部刻经南面有一通唐邕写经造像碑。它记载了天保四年（553年）到武平三年（572年）写《维摩诘经》、《弥勒成佛经》等经文的经过情况，字体为魏碑，刻文流畅，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
曲阳北岳庙始建于北魏宣武帝时期，庙中建有碑碣林，保存有大魏府君碑、北齐邸珍碑等，碑文字体为标准的魏碑体，颇具河北地区书法风格，也是难得的艺术珍品。
建筑与雕塑——魏晋十六国及北朝，河北地区的建筑与雕塑也颇有地方特色。曹操都邺，建北城，东西长7里，南北宽5里，于城西北建铜雀、金虎、冰井三台，沿袭战国高台建筑风格。城置7门，布局及宫制多变通汉制，并引漳水伏穿市区，供给城区用水，结构紧凑，布局合理，具有独特的建筑风格。后赵时，石勒、石虎重建邺宫，在曹操的基础上多有变通改建，十分注意对称，并改建了城市引水工程，还于华林苑增筑长墙，自邺至襄国修阁道，豪华壮丽，制度极巧，数十里之外，望之若仙居。后赵邺都还集中了大量雕刻艺术珍品。东魏初，高欢迁都邺，将洛阳宫殿拆毁，搬迁至邺，建邺南城，沿袭北魏之旧，但城制布局多有更新，邺城再兴。历曹魏、后赵、东魏、北齐，邺城的建筑艺术都代表了当时中国的最高水平。可惜，这一切于今皆无所存。
雕塑艺术以东魏、北齐最富成就。天保年间，高洋于邺西古中皇山（今涉县凤凰山）重建娲皇宫，凿石窟、石雕，刻摩崖经文及碑碣于此。同时，又于响堂山南、北两区开凿石窟，修建寺院宫苑，以后隋、唐、宋、元、明各代踵继增凿。今存南响堂石窟，位于峰峰矿区纸坊村西北、滏阳河北岸的鼓山南麓，有石窟7座，分上下两层，造像共3500多尊，华严洞规模最大，高近5米，宽深各6米余，内刻《大方广佛华严经》，造像有1228尊。保存较好的千佛洞，大小造像有1028尊，窟顶雕绘伎乐、飞天，或手弹竖箜篌、圆琴，或口吹竹笙、横笛，裙带飘逸，姿容妩媚，精巧富丽。北响堂石窟位于和村东鼓山腰，9窟南北排列，三为一组，其中大佛洞规模最大，宽、深各12米，高11米余。正面龛本尊为释迦牟尼坐像，高达3.5米，造型端庄敦厚，为响堂山石窟最大造像。洞内佛雕有151尊，刻经洞刻有大量经文，艺术价值极高。前已提及的义慈惠石柱，也是北齐雕刻艺术中的珍品。柱石上有覆莲座柱础，雕刻粗壮有力，柱身呈八角状，顶端有长方形石板，石板上建有石屋，是研究北朝住宅建筑结构、形式的重要实物例证。这种奇特的石柱造型，在建筑和雕刻艺术史上十分罕见。（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科学技术
魏晋十六国及北朝，河北地区出现了不少科学家，他们的贡献主要反映在数学、天文学和机械制造等方面。数学成就卓著者是祖籍范阳（今涞水县）的祖冲之、祖暅父子，分别生活在南宋齐、齐梁之间。祖冲之进一步精确地推算出圆周率，祖暅首先推导出球体积的准确公式。他们的成就开创了中国古代数学史发展的新时代，几乎所有的通史或魏晋南北朝断代史著作都对他们作了认真研究和详细介绍。
中山毋极（今无极县）人甄鸾是北朝著名的科学家，精通数学天文，曾注释《孙子算经》和《数术记遗》。《孙子算经》约为十六国后期、北魏前期的数学著作，分为3卷。《数术记遗》为魏晋人伪托汉徐岳撰写的一部数学著作，书中介绍了珠算方法。甄鸾自撰数学著作有《五曹算经》和《五经算术》。《五曹算经》分为5卷，习题都很实用，计算方法也较简单，是为掌握土地、军队、仓库、财务等事务的官吏编写的应用算术。《五经算术》是用数学的方法注解《尚书》、《诗经》、《周易》、《礼记》和《论语》中某些问题的书。尽管他的注释未必正确，但这种大胆探索精神，在古代实属罕见。在天文历法上，他撰有《天和历》，于北周天和元年（566年）被采用。
在机械制造方面，据东晋陆拥《邺中记》，后赵石虎时，尚方令解飞发明了“舂车”和“磨车”，并制造指南车。舂车上装有木人和行碓，车行带动木人踏碓，行十里，舂米一斛；磨车上置石磨，车行磨转，走十里，能加工粮食一斛。后赵还有司里车，车上装有鼓和木人，木人双手握鼓锤，每行一里，击鼓一次，构造十分巧妙，车体内有4种不同的齿轮作传动装置，当车轮转100圈，即行一里，最后的齿轮拨动木人手中的鼓锤击鼓一槌。宋齐时，范阳祖冲之发明千里船，日行百余里。北齐时，邺都仙都苑内，于船上作堂，堂内装有激轮，以水为动力，转动激轮，激轮又带动上、中、下三层各种装置，使众多木人活动，构思巧妙，机械技术十分高超。
冶炼技术的成就主要是掌握了以煤炭做燃料，以水为动力，引水鼓炉，冶炼钢铁。曹魏时，冰井台上有数井，藏冰及石墨，石墨即煤炭。东魏时，在邺城置水冶，利用泉水的激流，鼓动风箱，吹旺炉火。
三、隋唐五代时期的河北文化
（一）思想文化哲学思想——隋唐五代时期，河北出现了不少反对佛教、坚持无神论的思想家，其中著名的有傅奕、卢藏用、李华、李翱等人。他们的思想言论及其著作，是研究隋唐时期哲学思想的重要资料，在中国哲学史上均占有一定的位置。
傅奕，相州邺（今临漳县）人，生于北齐天保六年（555年），卒于唐贞观十三年（639年）。他在隋朝曾任礼部属官，唐初官至太史令。他知识渊博，学有所长，是一位无神论思想家和天文历法科学家，著有《老子注》，并集魏晋以来反对佛教人物的言行编成《高识传》10卷。傅奕反对佛教的斗争，在理论上以唯物主义自然观为基础。他从维护封建王朝的利益出发，对佛教传入中国作出了历史阐述，痛列其弊，在客观上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具有进步意义。他曾连上十二疏，请除释教，对反对者予以针锋相对的驳斥，词甚切直，言益痛切，确是一位有胆有识，具有大无畏精神的无神论思想家。
卢藏用，字子潜，幽州范阳（今涿州市）人。约生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约卒于唐玄宗先天元年（713年），官任左拾遗。他学识精深且敢于直言，曾上疏反对武则天营造兴泰宫。他竭力反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看命、算卦、看天象预凶吉等迷信思想，主张治理国家不能靠迷信，而要靠政策、法令，尽人事的努力。在《析滞论》中，用大量的历史事实，驳斥鬼神的思想言论，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难得的是他在论著中能把有根据的预见同迷信的先知加以区别，但同时也使其无神论思想具有不彻底性。
李华，字遐叔，赵州赞皇（今赞皇县）人，约生于唐玄宗开元三年（715年），卒于代宗大历元年（766年）。李华是著名的文学家，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也是一位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其代表著作是《卜论》，主要批判社会上流行的龟卜迷信。他认为龟是一种长寿的动物，可人们把活龟变成死龟，却又要从它的骨头上寻找所谓的卦象。他认为卜筮阴阳之流，都是妄作。李华的主张在当时得到很多开明之士赞同，其无神论思想比卢藏用更彻底些。
李翱，字习之，赵郡人。生于代宗大历七年（772年），卒于武宗会昌元年（841年）。官至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翱师从韩愈，反对佛教，进一步发挥了韩愈的学说。师徒二人都是以儒家唯心主义反对佛家唯心主义，如佛教宣扬在“极乐世界”里人人平等，李翱提出了在道德世界人人平等。任继愈先生认为“过去的反佛教的学者，揭露佛教的错误者多，正面建立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者少。韩、李除了指出佛教的错误外，还提出了自己的正面主张，开始有了代替佛教的新儒家的理论”。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后来唯物主义反对佛教唯心主义的斗争，对宋明哲学的形成起了一定的影响。
经学——隋唐时期，河北诸州经学盛行，知名的经学名儒很多，其中以隋朝刘焯、刘炫，唐朝孔颖达最为著名。安史之乱以后，延至五代，河北战乱频繁，社会风气重武轻文，河北就很少出现经学名儒了。
刘焯（544—610年），字士元，信都昌亭（今冀州市）人。刘炫（546—613年），字光伯，河间景城（今献县东北）人，并称“二刘”。他们两人，自幼为友，同窗共读，向经十载，闭门不出，终于学成。他俩广收生徒，传授经学，《隋书》载：“数百年以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二刘”早期曾在郡、县担任过低级官职。后被召至京师，在国子监常与诸大臣“共论古今滞义，前贤所不通者。每升座，论难锋起，皆不能屈，杨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开皇六年（586年），运洛阳《石经》至京师，文字磨损，难以辨认。“二刘”奉敕进行考订。刘焯学识渊博，不仅精通经学，而且对天文、数学、历法都有研究，造诣很深。在经学方面著有《五经述义》，当时行于世，后来失传。刘炫著作甚多，当时曾广泛流行，可惜后来均陆续失传。
孔颖达，字冲远，冀州衡水（今衡水市）人。生于北齐武平四年（574年），卒于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旧唐书·孔颖达传》言其“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及长，尤明《左氏传》、《郑氏尚书》、《王氏易》、《毛诗》、《礼记》，兼善算历，解属文”。贞观初年，唐太宗命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训，共180卷，定名《五经正义》，钦定为科举取士的范本。唐朝士人入仕，主要是进士、明经两科。应明经科固然要熟读儒家经典，应进士科也要熟知儒经，而学习儒经，义理全依《五经正义》，否则就是异端邪说。《五经正义》颁行天下以后，广为流传，为历代注疏家所推崇，一直流传至今。
史学——李德林、李百药父子的《北齐书》较有影响。李德林（530—590年），字公辅，博陵安平（今安平县）人。在北齐、北周、隋三朝均任要职。在北齐时，李德林就参加了修撰国史，曾写成纪传27卷。隋初，又奉诏续撰齐史，增至38卷，由官府收藏。李百药（565—648年），字重规，在隋朝曾任太子舍人、礼部员外郎、东宫学士等官职。入唐，唐太宗对他很器重，贞观三年（629年）奉诏撰《齐书》，7年完成。李百药所撰《齐书》是在其父李德林旧稿的基础上并参考了其他一些史书而完成的。后人为了与南朝萧齐的《齐书》相区别，分别改称为《南齐书》和《北齐书》。《北齐书》共写了44年的历史，共50卷，为研究东魏、北齐这一段历史提供了比较全面的史料，具有重要的价值。
魏征（580—643年），字玄成，巨鹿下曲阳（今晋州市）人。他博学多才，政绩卓著，是贞观时期的著名宰相，对史学也有很大的贡献，曾与房玄龄共同担任总监诸史的任务，并亲自撰写。《隋书》署名唐魏征等撰，是切合实际的。《隋书》是唐初几部史书中编修最好的一部，史料非常丰富，而且有创新，堪称一部良史。
刘籧（888—947年），字耀远，涿州归义县（今容城县）人。他在后唐和后晋时，两度担任宰相兼监修国史。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六月《旧唐书》修成上奏时，刘籧恰好担任宰相兼监修国史的职务，按一般官修史书的惯例，在署名时只写上监修的名字，因此，《旧唐书》的编撰者便标明后晋刘籧等撰。其实，刘籧兼监修国史不到一年的时间，实际对《旧唐书》的编撰未做多少具体工作；出力最多的是后晋户部侍郎张昭远、秘书少监赵熙和户部侍郎吕琦，历时4年多，全书修成。《旧唐书》本名《唐书》，后人为了与北宋欧阳修、宋祁等人所编撰的《唐书》区别，便分别命名为《旧唐书》和《新唐书》。《旧唐书》共200卷，共计290年的历史，叙述史实比较详细，保存史料比较丰富，因而受到后代的重视。五代时期的后晋，修成《旧唐书》是对史学发展的一大贡献，而刘籧虽未做多少具体工作，但成书之后终归是他任监修时领衔上奏而流传于世的，也尽了一份力量。
地理学——地理地图学家贾耽（729—805年），字敦诗，沧州南皮县人。居相位凡13年。贾耽的一生，可以说是生于盛世，长于乱世。安史之乱爆发时，年仅24岁。此后，唐王朝由盛转衰。北方各族统治者乘机侵犯，当时的河西陇右（今河西走廊一带）为吐蕃所侵占。贾耽绘制的《陇右山南图》，是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角度，为收复失地而绘制的。其后又绘制成《海内华夷图》，写成《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唐德宗对此非常赏识，赐物甚多，并进封魏国公。贾耽在绘图方法上，把古今地名以红黑二色绘制于一图，这是地图绘制史上的首创。
地理方志学家李吉甫（758—814年），字弘宪，赵州赞皇县人。李吉甫编撰的《元和郡县图志》是唐代地理学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代总地志。全书共40卷，另加目录2卷。原书每镇篇首有图，但在南宋时图已散佚。原书每卷分镇记载了府、州、县的户数、沿革、道里、贡赋、古迹、物产、山川、城邑等，条目清楚，体例规范，文义简略，内容丰富。全书所载，皆有所本，其史料价值超过新旧《唐书》的《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成书1000多年以来，历代全国性或地方性的地理方志基本上都继承了它的编纂方法，影响极大。特别是这部地理总志是当代人编写当代志，意义尤为重大。（二）科学技术
天文学历学——隋唐五代时期，河北籍的天文、历学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隋朝的刘焯和唐朝的僧一行，他们也是全国在天文、历学上成就显著的代表人物。
刘焯的生平和他在经学上的成就前面已作了介绍，在天文、历学方面，刘焯的主要成就是在历法史上首次发现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性，于隋仁寿四年（604年）坚持使用定朔法制成皇极历。定朔法取代以往的平朔法，是我国天文学史上的一项重大变革，对促进天文科学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刘焯还观察计算了五大行星的位置，认为五大行星各有其近日点和远日点。
僧一行（673—727年），俗名张遂，邢州巨鹿（今巨鹿县）人。张遂自幼好学，尤喜天文和数学。他21岁时，为躲避武三思的拉拢，到河南嵩山出家为僧，法名一行。卒于长安，时年45岁。由于当时通行的麟德历经过了50多年的使用，误差较大，日食、月食预报不准。开元九年唐玄宗令一行主持修订历法，于开元十五年制成大衍历，并在次年公布于世。大衍历集中体现了一行在天文、历法上的贡献。一行在制定新历过程中，对浑天黄道铜仪作了改进，研制了黄道游仪，用其重新测定了150余个恒星的位置并研究月球的运行。他发现了“恒星自行”的现象，为天文学史上的首创。为了改革历法，他在全国各地发起并组织对子午线的天文测量。这次大规模的测量，以河南为中心，在全国12个地方同时观测。实测子午线成为世界创举。在实际运行中证实大衍历确实比以往的历法要精确得多，它对后来的历法改革具有很大的影响。
铸造技术——沙河冶铁业一向发达，到唐代铁器制造技术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89年，考古工作者在沙河市显德汪镇白涧村发现一座古窖藏，出土文物全部为铁器，经鉴定为唐代遗物。出土铁器共9件，有斧、鼎、锅、火盆，均为日常生活用品。从器物的造型和铸造工艺上看，设计精巧，造型美观，使用方便。这表明河北的日用铁器铸造在唐代已经非常普及了。
隋唐五代时期，河北大型铸铁技术的代表作现存于世的实物是沧州铁狮子。后周广顺三年（953年）铸造的铁狮子在今沧州市东南20公里处的旧沧州古城开元寺旧址内，高5.4米，长5.3米，宽3米，重约40吨。这样的庞然大物系用分节叠铸法浇铸而成，腹内壁光滑，是以整块内模为芯，外面有较明显的范块拼接痕迹。范块尺寸大小不一，但四肢和左右肋的范块就有13种规格。从实物外形仔细看，可知爪和腹部为一次浇铸。从小腿到背部，分15节叠铸，共用范344块。莲盆和圆座分6节浇铸，用范65块。据文物工作者初步统计，铁狮子总计用外范409块。铁狮子的造型雄伟，它身披障泥，背负莲盆，前胸和臀部铸有束带，头部毛发呈波浪形，昂首大口，四肢粗壮，非常壮观。这种造型精美，难度甚高的铸造工艺，出自后周工匠之手，综合反映了河北在隋唐五代时期在铸造技术上所达到的水平。沧州铁狮子，经历了1000多年，至今仍然保持着威武雄壮的原貌，成为国宝。（三）文学与音韵学
诗歌——论及隋唐文学，当然首推诗歌。唐诗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座不可企及的高峰，世界文坛上的一朵奇葩。在隋唐诗坛上出现了不少河北籍的著名诗人，其代表作至今耳熟能详，为河北文化史册增添了耀眼的光辉。
卢思道（535—586年），字子行，幽州范阳（今涿州市）人。卢思道在文学上主要工诗，其诗纤艳浮泛，大多是游宴酬赠之作，但也写了一些清新刚健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定位置的是《从军行》。全诗语言清丽流畅，通过思妇的忧怨，反映对征戍的不满。诗中对猎取功名的将军作了委婉的讽刺，思想上具有积极意义。卢思道的《从军行》具有早期七言歌行的特色，开一代先声，对唐代边塞诗和七言歌行有很大影响。
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被称为“初唐四杰”。卢照邻（约635—689年），字升之，幽州范阳（今涿州市）人。他的诗歌创作，以七言歌行体见长。《长安古意》是其代表作。这首诗托古意以抒怀，借用汉代历史题材，描绘唐代长安的现实生活，揭露统治集团的横暴与奢侈，深寓慨叹，暗含嘲讽，意境深沉。《长安古意》全诗较长，洋洋洒洒68行，堪称初唐诗坛上的长篇巨作，其本身的艺术价值以及在七言古诗发展史上的地位都是很高的。
李颀（约690—751年），赵郡人。李颀在唐代诗坛上，以边塞诗最为著名，其中的代表作是《古从军行》：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云万里无城廓，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
这首诗流畅奔放，慷慨悲壮。他的另一首诗《古意》，直接描述河北的幽燕客和东北边疆。男儿事长征，少小幽燕客。赌胜马蹄下，由来轻七尺。杀人莫敢前，须如猬毛磔。黄云陇底白雪飞，未得报恩不得归。辽东小妇年十五，惯弹琵琶解歌舞。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
诗中描写了幽燕客的英雄气概，又以辽东小妇陪衬出哀怨悲凉，对幽燕男儿形象的塑造具体生动，深刻地反映了河北的社会风情。
高适（701—765年），字达夫，渤海蓨县（今景县）人。隋唐时期河北的北部、东北部广大地区均为边塞之地，长期激烈的战争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反映边塞生活各种形式的诗歌一般称之为边塞诗。边塞诗是唐诗中大放光彩的明珠。在边塞诗中以高适和岑参的成就最高。《燕歌行》是高适边塞诗的代表作，全诗气势磅礴，笔力雄健，立意深刻，悲壮淋漓。《燕歌行》不仅是高适的“第一大篇”，也是整个唐代边塞诗中的杰作。河北是边塞诗产生的重要土壤，而《燕歌行》从内容到风格，正是“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在盛唐时期的集中反映，具有鲜明的河北地方特色。
刘禹锡，字梦得（772—842年），中山（今无极县）人。论及唐代大诗人，人们熟知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史白居易，另外还有诗豪刘禹锡、诗吏刘长卿之说。一个“豪”字，高度概括、极为精练地道出了刘禹锡的诗品和人格。白居易在《刘白唱和集解》中盛赞刘禹锡：“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至今广为流传、令广大诗歌爱好者倾倒的名句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还有情”；“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等等，皆出自刘禹锡诗作。刘禹锡在散文方面成就也很高，与柳宗元齐名，称为“刘柳”，最著闻者当属家喻户晓的《陋室铭》。可以说，唐代诗坛上的河北籍诗人，成就最大、名声最高、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刘禹锡。
以一首七绝《题都城南庄》流芳千古的定州人崔护，“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东风”。被称为“五言长城”的河间人刘长卿，“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郊寒岛瘦”的“苦吟”诗人涿州人贾岛，留下“推敲”典故美谈，有《剑客》一诗：“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他们都是唐代诗坛上的河北籍著名诗人。
在唐代诗坛上还出现了不少河北籍的诗人，如李益、李端、郎士元、李嘉祜、司空曙、卢仝等人。他们的诗歌各有所长，在艺术上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里就不再逐一叙述了。
小说与散文——唐代著名小说家张□（约660—740年），字文成，深州陆泽（今深州市）人。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发展到唐代，已逐渐由“志怪”转向“志人”，内容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张□在这方面具有突出的成就。他的短篇小说《游仙窟》不仅对唐代传奇的发展有重大影响，而且在唐代已传入日本。《游仙窟》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自叙奉使河源，途中投宿仙窟，受到十娘五嫂两位美貌妇女的柔情款待，住一宿而别。小说着力刻划人物，描写生动，形象逼真，具有较高的艺术性。他在小说中散文韵文并用，还采用了不少民间谚语，如“昨夜眼皮润，今朝见好人”等，是唐代第一篇用“变文体”写得很成功的小说。他脱去志怪小说荒唐怪诞的外衣，着重于表现生活中的人物，对小说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李华的无神论思想在前面已作了阐述，作为唐代散文名家的李华，与萧颖士齐名，并称“萧李”。他们二人都反对六朝以来的浮艳文风，主张文学改革，提倡古文，开韩愈发起古文运动的先河。李华的代表作是《吊古战场文》，文章通过对古战场的描述，控诉了封建统治者穷兵黩武给人民造成的灾难。以吊古战场为名，实际是针对唐玄宗不断进行扩边战争的现实来抒发胸怀。文章虽然仍采用骈文的形式写成，但声情并茂，有声有色，历来为人称道，被选入多种古代散文选本。
音韵学——隋朝的音韵学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出现了堪称里程碑式的韵书——《切韵》。《切韵》的作者是河北人士陆法言。陆法言，名词，以字行。生卒年月不详。魏郡临漳（今临漳县）人。范文澜先生说：“《切韵》是综合古今南北多种语音，吸收前人韵书所有长处的一部巨著。自从《切韵》行世，前人所作韵书陆续亡佚，后人无论考古音、作诗文，必须奉《切韵》为典范。”“在秦朝，小篆统一了文字的形体；在隋朝，《切韵》统一了书面的声韵，对国家的统一事业，都是一种重大的贡献。”其评价不仅指出了它对音韵学的贡献，而且从维护国家统一的高度，肯定《切韵》的贡献。《切韵》在长期流传中佚失，敦煌有唐残本传世，约为原书的四分之三。（四）绘画、书法、雕刻、歌舞和杂技
绘画——隋唐时期河北出现了两位著名画家，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山水人物画家展子虔（约550—604年），隋朝渤海郡（治今沧州市）人。他擅长山水人物画，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游春图》一幅，这是隋代绘画唯一的传世真迹，极其珍贵。《游春图》里描绘了三五士人游春的情景。图中有山水和各种花草树木，水上有小船，船内有仕女，山坡上有骑马和步行的游人。整个画面上的山水、树木、人物比例适当，浑然一体，并富有立体感，艺术水平很高。
卢鸿，字浩然，生卒年月不详。约生活在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幽州范阳（今涿州市）人。卢鸿的绘画主要是反映作者清闲自得的隐居生活。他最出名的画是《草堂十志图》，亦名《嵩山十景图》，与王维的名画《辋川图》齐名。卢鸿的原作已失传，只能见到后人的临摹本。
1995年7月至11月，考古工作者在曲阳县灵山镇西燕川村发掘并清理了一座被盗的古墓。从墓志可知墓主人为唐末、五代时期的义武军（治今定州市）节度使王处直。由于墓室至少两次被盗，遗物较少。但墓室的东、西、北壁和南壁门道两侧面积约100平方米的彩绘壁画却保存下来了，成为绘画史上的珍贵史料。整个墓室除后室顶部未绘壁画外，其余壁面皆彩绘壁画，共计35幅。内容有人物、云鹤、花鸟、山水、日常生活器具等，题材广泛，色彩鲜艳，技艺娴熟。尤其是两幅水墨山水画，作为独立的山水画，在中国绘画史上是年代最早的，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书法——中国的书法艺术源远流长，隋朝的书法处于从汉隶到唐楷的过渡时期。古代的书法艺术能留传下来，主要靠碑刻，因此，书法艺术同碑刻艺术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代表隋唐五代时期河北书法文化的著名碑刻有以下三种。
隋恒州真定龙藏寺碑。开皇六年（586年），恒州真定（今正定县）龙藏寺所立龙藏寺碑，至今保存完好，是国内现存的著名碑刻之一，向称隋碑第一。碑文共1500余字。碑额楷书“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15字。全部碑文，书体方整有致，笔法遒劲有力。在书法结构和用笔上都与唐初楷书有相通之处。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对研究汉隶到唐楷过渡时期的书法艺术和字体演变，有很重要的价值，历代著录甚多。
北岳庙唐碑群。曲阳县北岳庙保存了一批唐碑，其中著名的有《大唐北岳府君之碑》，建于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三月，碑文行书29行，每行47字，系唐行书碑中的杰作，为北岳庙里唐碑中最早的一通。《北岳恒山祠碑》，建于开元十五年（727年）八月，唐中书令张嘉贞撰文并书丹，故俗称《张嘉贞碑》，通高近4米，系北岳庙里唐碑最高大的一通，碑文行书22行，每行46字，具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北岳神庙碑》，建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年）闰十一月，碑文汉隶26行，每行51字，从中可以看出盛唐时期汉隶的书写艺术，十分珍贵。《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铭》，建于唐玄宗天宝七年（748年），碑文隶书23行，每行45字。此碑历来被称为唐碑中的奇伟之作，据金石专家研究，书丹并篆额者吴郡戴千龄笔法淳古，方劲有力，别有师承。《大唐故尚书右丞相赠太尉文贞公宋公神道之碑》。该碑又称《宋瞡碑》，位于沙河市东户村中学院内。宋瞡（663—737年），字广平，邢州南和县（今南和县）人，武则天时为尚书、右丞相、太尉，特别是玄宗时两次为相，与姚崇并称“姚宋”，对盛唐开元之治颇有建树。代宗大历五年（770年），大书法家颜真卿应宋俨的请求为其祖父撰写碑文并书丹。大历七年（772年）刻成。碑通高4.2米，宽1.5米，厚0.42米。碑四面刻字，三面为碑文，一面为侧记，约2700余字。碑文皆为楷书，字体端庄，可视为颜真卿晚年书法的代表作品，极为珍贵。历代金石学家对宋瞡碑均有论述，称之为中国书法艺术的上品，唐代碑刻的瑰宝。
雕刻——隋唐时期河北的雕刻不乏精品，安济桥的望柱栏板石雕、隆尧唐陵的石雕、唐县大型立式胁侍石像、曲阳五代王处直墓浮雕等很著名。
隆尧唐陵石雕。在隆尧县城城南15公里的汪尹村有一座唐陵，始建于唐高祖武德年间，为唐玄宗八代祖李熙陵墓和七代祖李天赐陵墓，二陵共茔。今陵墓封土已平，仅存翁仲、华表、石马、石狮等。石马、石狮的雕塑非常精美，造型雄伟，威武矫健，富有盛唐风格。
唐县大型立式胁侍石像。唐县寺城涧于1964年出土一件大型立式胁侍石像，高109厘米。虽然头部损缺，两臂自肘弯以下折断，只剩身躯，但造型优美，线条流畅，是唐代河北雕刻艺术的上乘之作。
曲阳五代王处直墓浮雕。王处直墓室不仅绘有壁画，而且墓内甬道及前室共有壁龛16个，龛内原都嵌有汉白玉浮雕像，经盗墓之祸，现存6件中有4件还嵌于前室壁龛内，为十二生肖中的鼠、龙、马、鸡，宽0.33米，高0.51米，厚0.16米，造型相同。人物或手持拂尘、笏板，或手托生肖动物，表面施彩绘。后室2块浮雕亦为汉白玉质，浮雕长1.36米，宽0.82米，厚0.17～0.23米。其中西壁浮雕人物15个，为乐队演奏场面。东壁浮雕内容为侍女们手持各种日常用具服侍主人的场景。6幅汉白玉浮雕，刀法细致，线条流畅，造型优美，形象逼真。曲阳盛产汉白玉，素有雕刻之乡的美称。王处直墓出土的彩绘浮雕，应视为曲阳石雕的珍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歌舞——隋唐时期，胡乐盛行，是汉乐和胡乐融合、发展时期。河北地区有《踏摇娘》、《大面》及《胡腾舞》流传，节度使官府还蓄养官伎，专事歌舞。
据《隋唐嘉话》记载：“隋末有河间人，鬦鼻使酒，自号郎中，每醉必殴击其妻。妻美而善歌，每为悲怨之声，辄摇顿其身。好事者乃为假面以写其状。呼为踏摇娘，今谓之谈容娘。”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带有简单故事情节的歌舞，在河北一带民间颇为流行。《大面》也叫《代面》，或叫《兰陵王入阵曲》，始创于北齐，原是一种军乐，隋唐时期演化成民间歌舞。据《乐府杂录》记载：“戏者衣紫，腰金，执鞭也。”就是说在扮演兰陵王时，身穿紫衣，腰束金黄色的带子，手里拿着鞭子登场，可能是一种男子单人舞蹈。类似这样的一些歌舞，后人称之为“歌舞戏”，是后来戏曲的雏形。
胡腾舞和胡旋舞。安史之乱以后，河北藩镇割据，节度使成了地方的土皇帝，其府第的歌舞场面相当壮观。胡腾舞和胡旋舞本是北方少数民族的舞蹈，传入中原后，先是在宫廷盛行，后又盛行于节度使府第。
杂技——据唐代著名小说家张□《朝野佥载》所记：“幽州人刘交戴长竿高七十尺，自擎上下。有女十二，甚端正，于竿上置定，跨盘独立。见者不忍，女无惧色。”这种杂技表演要两人配合，技巧很高，难度很大。
1989年3月，石家庄市井陉矿区北宅村的一座晚唐的墓中，出土了一件瓷质舞马奏乐俑。一大一小两匹马并立，周围5个乐俑，个个神态逼真，再现了唐代民间舞马的生动场面。马戏为杂技的一种，唐代舞马应是后来马戏的前身。
唐代河北民间杂技有大力士表演，广为流传。《朝野佥载》记：“彭博通者，河间人也，身长八尺。曾于讲堂阶上临阶而立，取鞋一鞠以臂夹，令有力者后拔之，鞋底中断，博通脚终不移。牛驾车正走，博通倒曳车尾，却行数十步，横拔车辙深二尺余，皆纵横破裂。曾游瓜埠，江有急风张帆，博通捉尾缆挽之，不进。”这种大力士的表演，后来成为杂技中的专门节目。（五）佛教和道教
佛教在河北的传播——隋朝短祚，二世而亡。隋文帝、隋炀帝都大力提倡佛教，致使佛教在河北兴盛。开皇年间恒州建造龙藏寺，大业年间幽州房山石经山刻经石板，均为河北佛教的盛事。唐初，高祖、太宗两代，崇道抑佛，规定道先佛后，但佛教仍很兴盛。武则天时改为崇佛抑道。唐玄宗时又崇道抑佛。安史之乱以后，河北藩镇割据，佛教仍在河北流传。唐武宗毁灭寺院，限制佛教，河北贯彻执行。宣宗即位，再度兴佛。此时禅宗兴起，义玄在河北创立临济宗。五代后周世宗限制佛教，大名府成为河北佛教活动的中心。
隋开皇六年（586年），恒州刺史王孝仙奉敕率士庶万余人创建龙藏寺。龙藏寺在唐朝更名龙兴寺。宋开宝四年（971年）扩建，奠定了现在的平面布局。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更名隆兴寺（现俗称大佛寺）。隆兴寺是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隋大业年间，僧静琬于幽州西南房山始刻石板经，前后30年从未间断。唐、辽、金、元、明续有所刻。现总计有经刻14620石，残经420石。唐在房山建云居寺，成为河北北部佛教盛地。有些刻经的题记，还保存当时幽州、涿州行会的名称。这些石经对于校正佛经，研究佛教的传播、石刻、书法艺术和经济史、文化史，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恒州（今正定）天宁寺内，在唐代宗年间（762—779年）建造慧光塔（现名凌霄塔）。塔身9级，平面呈八角形，为砖木结构楼阁式。宋、金、明、清均进行过不同程度的修葺。1981年底开始落架大修，1985年底竣工。大修后塔高41米，仍保留金代风格。1982年勘测时，发现塔基地宫。宫内存金棺、银棺、佛牙、水晶、琉璃、玛瑙、瓷器及大、小两方刻有铭文的石舍利函。1988年，凌霄塔被列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恒州城内在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建造多宝塔（现名华塔），位于广惠寺内。金大定年间重修，明、清又进行过几次补修。塔分4层，其独特之处是塔身周围依底层转角和各边的中心交错彩塑力士、狮、象、菩萨等。制作精致，排列有序。现存华塔，为金代遗物。196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唐宣宗即位后，再度兴佛。此时，佛教禅宗兴起。禅宗相继分成5个宗派，计有临济宗、曹洞宗、沩仰宗、云门宗、法眼宗。五宗中只有临济宗在河北，其余四宗都在南方。临济宗的创始人义玄，俗姓邢，曹州南华（今山东省东明县）人。义玄为禅宗六祖慧能的第六代。慧能本姓卢，世居河北范阳，是佛教禅宗的南宗开创者。慧能主张顿悟说，与禅宗的北宗神秀主张的渐悟说相对立。义玄在河北创立的临济宗来自慧能的南宗。唐宣宗大中八年（854年），义玄来到镇州（今正定县）临济院，原住持普化禅师主动让位。义玄禅风峻烈，以棒喝著称，有“当头棒喝”一词传世；所创立的宗派，以寺为名，称临济宗。咸通八年（867年），义玄在魏州兴华寺东堂去世，其弟子分别在魏州城西北隅、镇州城东南隅各建一塔。临济宗后又分出黄龙、杨岐两派，南宋初期，遍及全国。约12世纪末，临济宗传入日本，信徒众多，发展成为一个很大的佛教宗派。中日两国佛教信徒都以正定县临济寺为临济宗的发祥地。从1983年起，日本佛教临济宗协会经常组织代表团到正定临济寺朝拜祖塔。
道教在河北的传播——隋朝崇佛，佛教在道教之前。唐高祖李渊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裔，制定道先、儒次、佛后的崇道国策。唐太宗下诏规定男女道士的地位在僧尼之上。唐高宗封太上老君为玄元皇帝，规定道士女冠隶属宗正寺。宗正寺是管理皇室宗族事务的机构，这样，道士女冠便被当做皇帝的宗族看待了。并诏令诸州置道观，上州三所，中州二所，下州一所。武则天改唐为周，下诏废弃太上老君的帝号，规定道教位于佛教之下。但她对道教的长生不老，炼制仙丹，羽化成仙等还是很迷信的。唐玄宗即帝位，又大力提倡道教。道教在河北的传播，也以唐玄宗时为最盛。现存的道教建筑遗留如幽州白云观、易州和邢州的道德经幢，都始建于唐玄宗时期。
738年，在易州城西开元观立道德经幢（现名易县道德经幢，位于易县城内）。幢高6米，由幢座、幢身、幢顶三部分组成。幢座为一石雕仰莲。幢身是经幢的主体，系由汉白玉石雕造而成，为八角形柱体，竖立于仰莲幢座之上。幢身正楷大字竖书：“太上玄元皇帝道德经，大唐开元神武皇帝注”。其他各面镌刻老子《道德经》计81章。幢体上为一仰莲宝盖，其上为幢顶，呈屋顶形状，用一巨大青石雕刻而成。易县道德经幢是全国保存较为完整、形体最大的道德经幢。它不仅反映了唐时道教在河北传播的情况，也是现今校勘老子《道德经》的珍贵实物资料。
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在幽州城内建造天长观（位于今北京广安门外滨河路），金泰和三年（1203年）改名太极宫，元太祖十九年（1224年）为安置长春真人丘处机于此，改称长春宫。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改名白云观，一直沿用至今。现存寺观为清代重建。幽州天长观（白云观）自创建以来，历代均为北方道教胜地。白云观于1956年修缮，现为中国道教协会会址。
四、宋辽金元时期的河北文化
（一）教育与理学学校和书院——在宋辽金元时代，府学、州学、县学普遍设立，不仅正史有载，而且大量遗存的碑刻都记述了有关建学和学田兴废方面的情况，证明了各代学校教育的发展。
封龙书院。宋元时代，书院盛行。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独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宋朝著名的书院有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皆设在南方。宋代，河北比较有名的书院有中溪书院，是宋初名相李窻所建，以后由元代继承并发展。元朝书院兴盛不衰，南北方皆有。据《续文献通考·学校考》“约略举之”，就有书院40余所，其中也有河北的河间毛公书院、景州董子书院、完县忠孝书院、安新静修书院、获鹿太行书院、新乐璧里书院、滋阳书院、深泽乐善书院、内丘林公书院等。史书对这些书院没有详细记载。“凡此盖约略举之，不能尽载也”，说明没有列举到的还有很多，比如封龙书院、紫金山书院就是其中两所。而这两座书院恰恰又是非常有名的。
封龙山又名飞龙山，寓“山势如伏龙欲飞状”之意。位于获鹿县（今鹿泉市）与元氏县交界处，海拔700—800米之间，“嵯峨崃峻，高丽无双”，山多奇石怪峰，溪流萦绕，林木葱茏，这样一个幽静清新的环境正是治学施教的理想地方，汉唐时都有名儒在这里讲学。自书院兴起，宋初名相李窻就曾在封龙山中溪书院讲学；在元代讲学的有著名科学家、文学家李冶。李冶在《元史》有传，真定栾城人，金代登进士笫，入元以后，虽屡聘而不仕，平生爱山如嗜，余无所好，晚年家居元氏县。据《元朝名臣事略》卷13《内翰李文正公》载，“买田封龙山下，以供馆粥，学者稍稍从之”。岁久，学徒日众，所居已不能容，此时有乡人告之说封龙山中有李窻读书堂故基，现已荒废，去那里办学“岂不为吾乡之盛事？”李冶闻后“欣然从之”。封龙书院经李冶之手而修葺一新，学者及门徒甚众，声誉日隆。李冶病卒于至元二年（1265年），年88岁，所著有《敬斋文集》、《壁书丛削》、《敬斋古今》、《测圆镜海》等。封龙书院的主讲不仅有李冶一人，他和同时代的元裕、张德辉号称“龙山三老”。书院代代相传，未曾间断，长盛未衰，以后一直到明清时代。现存书院遗址，有读书山洞，洞内有壁窟是为摆放图书文籍和灯具而开，元代书院的面目尚可辨识。
封龙书院虽不如白鹿书院等四大书院闻名，但它不仅史书有记载，至今故迹犹存，更因为李冶是中国自然科学史上的一位巨匠，善长算学，成就卓著。因此，在河北乃至全国教育史上，封龙书院以及紫金山书院都应占有一席之地。
紫金山书院。紫金山位于邢台市西10公里处，与太行山相接。金末元初时，刘秉忠等讲学于此，其他讲学和从学的诸多弟子中，后来比较有名望的人物如张文谦、郭守敬、王恂等都曾就学紫金山书院，他们为蒙元王朝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作出过重大的贡献。由于邢台在元朝时属顺德府，故有顺德学派之称。
刘秉忠，邢台人，少时曾为僧。1249年，应忽必烈之召北上，“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至元初年（1264年），才改正衣冠从俗。他博学多才，众弟子受其影响，也多精通天文、历算之学。刘秉忠凭自己的才智，主持设计了元上都和元大都。元大都是中国古代首次比较完整地按照《周礼·考工记》设计的封建帝王宫城模式建造的，为明清两朝的北京城打下了基础。
张文谦，顺德路沙河人，自入小学，与刘秉忠同研习，年相若，志相得，元世祖时期拜大司农司。其后又与许衡、郭守敬、王恂创制《授时历》，由张文谦董其事。郭守敬，顺德路邢台人，其父通五经，精于算术、水利，与刘秉忠、张文谦、王恂“同学于州西紫金山”，郭守敬因此就学于刘秉忠。他一生从事水利、天文，业绩辉煌，与王恂亲率南北日官“测验改正”大明历，经5年，新历告成，元世祖赐名《授时历》。在水利事业上，郭守敬创造性地解决了通州至大都运河段的水源问题，使南北水路大动脉畅通无阻。郭守敬的建树突出反映了紫金山书院学子的成就。王恂，真定路中山（治今定州市）人，经刘秉忠推荐，作了太子伴读。史书记载，王恂“早以算术妙天下”。
顺德学派在自然科学上的发明创造较多，具有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是紫金山书院培养人才的一大特色，这在封建时代是难能可贵的。
理学的传播——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以儒学内容为主，也吸取了佛教、道教的思想，使儒学进一步哲理化。理学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性与天道”，性即指人性，天道即天理，提出了“灭私欲，存天理”的观点，适应了封建社会后期以新的学术思想替换传统经说的需要。理学对后世社会影响十分广泛，它所涉及的范畴、命题，如今仍为社会加以批判的吸收，如“天理良心”、“诚心诚意”、“吐故纳新”等等，有的已成为格言谚语；而有的如“男尊女卑”等封建糟粕，又应加以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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