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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崔富章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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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目录论丛试读：

總序

浙江大學（原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是由著名學者姜亮夫先生創建和發展起來的，1983年經教育部批准成立。首任所長爲姜亮夫先生，副所長爲徐規先生和平慧善先生。後來先後主持工作的有崔富章先生、龔延明先生。在這些老所長的苦心經營下，在全所師生的共同努力下，本所現已成爲海内外有較大影響的傳統文化研究和人才培養基地。現全所設有先秦文獻、中古語言文獻、敦煌學、宋學四個研究室；有教授、博士生導師11人（其中4人係兼任），副教授5人，講師1人，其中有2人被評爲浙江省特級專家；55歲以下的研究人員中除1人在讀博士外，其餘均有博士學位（其中2人爲博士後）。此外，還有博士後研究人員6人。1983年、1984年，本所所屬的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先後獲碩士和博士學位授予權，二十多年來共培養碩士研究生68人、博士研究生59人（另外博士後出站13人）。這些畢業生基礎扎實，知識全面，受到用人單位的好評，如陳戍國、陳剩勇、劉躍進、傅傑、黄征等及留在本所工作的一些中青年教授。目前在讀的碩士研究生有16人、博士研究生有31人。本所教師近年來承擔了《敦煌文獻合集》、《中國歷代登科總録》、《楚辭學研究叢書》、《中國經學文化史》、《孫詒讓全集》等一些國家和教育部的重大科研項目；出版學術著作近百部，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中國語文》、《文史》等重要刊物發表論文七百多篇；獲省部級以上獎項三十多項，其中有首届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優秀成果三等獎1項，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一等獎2項、二等獎2項、三等獎2項，中國社科院青年語言學家獎一等獎2項、二等獎2項，中國社科院胡繩青年學術獎1項，北京大學王力語言學獎三等獎3項，國家圖書獎提名獎3項，浙江省政府哲學社會科學成果一等獎4項，獲教育部青年教師獎和中國優秀博士後榮譽稱號各1人次。1994年，本所和中文系古漢語教研室聯合申報的漢語史（含中國古典文獻學）學科被評爲浙江省重點學科；2000年、2004年，中國古典文獻學學科繼續被評爲浙江省重點學科；1999年12月，本所部分教師參與組建的漢語史研究中心被評爲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本所融文史兩大學科的研究力量於一體，注重以語言文字研究爲基礎的傳統文化研究，呈現出專精和博大的治學特色。其中在許多研究領域，如三禮經學研究、楚辭學研究、職官科舉制度研究、朱熹研究、敦煌學研究、中古漢語研究，都處在海内外研究的前列。

爲了紀念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本所學術委員會決定編選一本紀念文集，並編輯一套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前者已由中華書局在2003年出版。現在呈獻給讀者的是叢書系列。這些著作的作者都是本所的專任教師，他們中既有久享盛譽的老前輩，也有成就卓著的中年學者，還有已在儕輩中嶄露頭角的學術新鋭。本叢書的出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展示本所的研究實力和本所二十年走過的歷史軌迹，也是對本所二十年來所取得的成績的一次檢閲。

此時此刻，我們深深懷念本所的創始人姜亮夫先生以及劉操南先生、郭在貽先生，並向爲本所的創立和發展作出貢獻的已經離退休的和已經調離本所的老師表示深深的敬意，向長期以來一直關心、支持本所建設的各級領導——尤其是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的領導和學界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謝。中華書局是與我所聯繫十分密切的在海内外享有盛譽的出版機構，這次又慨然承諾本叢書的出版，謹此也表示我們誠摯的敬意和謝意。

榮譽已經屬於過去，新的業績有待於來者。我們兩個這幾年主持所務的晚輩，面對老一輩開創的基業，心裏總是感到沉甸甸的。但我們相信，有各級領導的支持，有全所師生的共同努力，浙江大學古籍所一定會有一個更輝煌的未來。張涌泉 王雲路乙酉年歲末於杭州

《四庫全書總目》版本考辨

上海圖書館藏，二十四册，殘存一百二十三卷：一、三、六、一一至一四、一六、一九、二〇、二二至二五、二七、二八、三二、三四至三八、四〇至四四、五四至五六、六二至七二、七四至七七、九一、九三至一〇九、一一一、一一三、一一五、一一六、一一八、一一九、一二一至一二三、一三五至一三七、一三九至一四二、一四六至一五八、一六〇、一六一、一六三、一六四、一六六、一六八、一七〇至一七六、一七八、一八〇至一八六、一八九至一九三、一九五、一九八至二〇〇。

卷端題“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書口亦載之），工楷誊寫，字體不一，當爲數人所抄（下稱底本），統一格紙，每半葉九行，每行二十字不等。卷首鈐“貞壽堂邵氏所藏”朱文長方印記。行間多四庫纂修官删改添補筆迹，或墨筆，或朱筆，亦非出一人之手（下稱修訂稿）。其間有紀昀修改的法家類小序、孝經類按語和《提要》數十篇。如底本“小字録一卷補録六卷”提要，紀氏作了較大修改；底本提要於乾隆四十七年十月録在文溯閣庫書《小字録》卷前（稍有改動，删“補録六卷”）；紀氏修訂稿經進一步改動（略易數字，删“捕録六卷”）之後，録入《總目》定稿本（傳世文瀾閣原抄本《總目》、浙江翻刻本、武英殿刻本皆同）。陸錫熊附紙重擬的“辨言一卷”提要，紀昀朱筆批“依此本改”；底本提要於乾隆四十五年全文録在文溯閣庫書《辨言》卷前；陸氏重擬稿被採入《總目》定稿本（文瀾閣原抄本《總目》、浙本、殿本皆載之）。張羲年附紙重擬《東南紀聞》提要，紀氏無批，未被採納；又重擬《金管集》提要，紀氏批注“補春及堂集之前”，稿被採用，但仍置《春及堂》諸條之後。更多的筆記難以辨認，不知出誰手。如“幾何論約七卷”提要，底本被大量删改，評估迥殊，修訂稿於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被全文録於文溯閣庫書《幾何論約》卷前，《總目》定稿本亦採用，見存文瀾閣原抄本《總目》，浙本、殿本俱載之。數十篇提要以墨筆大批“删”、“去”、“毁”、“燒毁”等字樣，大多爲史部、集部存目的萬曆以後至清初人著述，《總目》定稿本概不收録，且有二十餘種不見於孫殿起《清代禁毁書目》著録。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總目》稿本十三卷（卷五〇至五三，八一至八七，八九至九〇）；遼寧省圖書館藏稿本一卷（卷一〇三）。此兩種與上海館藏本似是同一部而散開者。（二）文溯閣寫本

天津市圖書館藏。存一百四十三卷：一至二三、三五、三六、三八至四一、四四至四七、五〇至八〇、八二至九〇、一一七、一一八、一二四至一二九、一三六、一三七、一四六至一五一、一五六至一七四、一七七至二〇〇。鈐“文溯閣寶”朱文方印，内容跟文瀾閣寫本相同。乾隆五十五年七月十二日，陸錫熊率隊赴盛京校文溯閣庫書兩月餘，返京時帶回多部“改繕”。其中有《總目》一部，至嘉慶年間仍未歸閣（《盛京舊檔》）。或因已經向文溯閣頒發武英殿刊本《總目》，遂將原繕本、改繕本一併棄置北京。1977年7月28日由故宫博物院撥付天津市人民圖書館。（三）文津閣寫本

北京圖書館藏。二百卷，無卷首。首鈐“文津閣寶”，尾鈐“太上皇帝之寶”、“避暑山莊”諸印，朱文。提要内容極簡括，爲界於《總目》與《簡明目録》中間之作品。（四）文瀾閣寫本

浙江圖書館藏。存二十七卷：六四、六五，六九、七〇、七一、七八、七九、八〇、一二五、一四〇、一四八至一五三、一五六、一五七、一六二至一六五、一八三、一八五、一八六，一九五、一九六。餘卷光緒間丁丙補抄。

原寫本爲絹面包背裝；封面簽題“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總目卷一百四十八”，經、史、子三部款式相同；扉頁貼黄：“詳校官内閣中書臣吕光復”；每册首鈐“古稀天子之寶”（白文），册尾鈐“乾隆御覽之寶”（朱文）；底頁署“總校官編修臣彭元珫 檢討臣徐鑑 校對生員臣胡紀勳”；每半葉八行，行二十一字，紅格雙邊，太史連紙，白口，單魚尾（尾上寫“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尾下寫卷次、頁碼）。

從絹面題簽、御寶、貼黄諸項看，文瀾閣原抄本《總目》是作爲《欽定四庫全書》經、史、子、集四部的組成部分，跟庫書一起頒發的。考乾隆五十二年元月下令頒發南三閣書，着交兩江、兩浙“鹽政等陸續領運”；到乾隆五十九年十月，鹽政戴全德薦汪中校勘文瀾閣《四庫全書》，“其時書已陸續送閣，所未成者，不足三四千册，案籍而稽，比揚［州］奉到之書，卷册多有不符”。閣書由兩浙江南都轉鹽運司統轄全權並供給維護經費。嘉慶二十五年，杭州承辦鹽商吴恒聚等造《文瀾閣四庫全書書目清册》，著録《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二十五册，分隸經、史、子、集四部；《欽定四庫全書考證》一百册，亦分隸四部；《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八册，置全書之首。三書皆抄本，鈐“古稀天子之寶”、“乾隆御覽之寶”。這足以説明，當年《四庫全書總目》離析爲四，伴隨經、史、子、集四部庫書頒發，其絹面顔色亦因四部而異。從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九年的七年間，閣書頒發三萬二千册，平均每年五千册左右，據此進度測算，集部之書至遲在乾隆五十八年已開始發閣，就是説，四庫館抄寫《總目》全本在乾隆五十八年已入閣庋藏。次年，浙江布政使謝啓昆等“請於巡撫兼署鹽政臣吉慶，恭發文瀾閣藏本，校刊以惠士人”，這就是在《總目》傳播史上發生重大影響的浙江刻本。（五）乾隆五十九至六十年浙江布政使謝啓昆等刻本

浙江圖書館藏本。二百卷卷首一卷，一百册。扉頁鎸“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次“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首”（聖諭三十三葉，表文十四葉，職名二十二葉）；次“欽定四庫全書卷首”（凡例十三葉）；次“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門目三十五葉）。卷端題“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先《經部總叙》，次《易類小叙》，次入《提要》。每半葉九行，行二十一字，左右雙邊，白口（上鎸“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中鎸×部×類，下爲頁碼）。鈐“陳繩齋所讀書”、“陳昌治印”、“字曰君理”、“蘿門别業”諸印記，自首至尾朱筆斷句，蓋陳昌治（繩齋）所爲也。浙刻本有初印、續印之别，最明顯的標識是卷三《郭氏傳家易説》十一卷，初印本誤作“家傳”，續印時挖改之。浙館所藏爲太史連紙續印本。“俞琰”改刻“俞琬”，“琬琰集”改刻“琬炎集”，避皇太子（顒琰）名諱。

浙刻的底本爲文瀾閣《四庫全書》中分隸經、史、子、集四部之寫本《總目》一百二十五册。原抄本今尚存二十七卷，與刻本對校，皆吻合，唯行款稍異。抄本每半葉八行，行二十一字；刻本每半葉九行，行二十一字，其中，卷八十九第十六、十七兩葉爲八行。（六）乾隆五十七年後四庫全書纂修館修訂稿本

北京圖書館藏本，存六十三卷：一、二、四、五、九、一五、一七至二二、二五、二九、三八至四一、四五至四七、五一、五二、五六至七三、七六、一一七、一二六至一二九、一四一、一四二、一五〇、一五六至一五九、一六五、一六六、一七三、一七五至一七七、一八六、一八七、一九七。

首尾並無鈐印。行間多修改字迹，如：卷四十六《遼史》提要，底本中“石刻今尚在古爾板蘇巴爾漢”一句被鈎去，於其旁改添爲“石刻今尚在興中故城（今名古爾板蘇巴爾漢，譯言三塔也）”。卷一六五《四明文獻集》提要“蓋捃拾殘賸，非其真矣”，改“真”爲“舊”；《晞髮集》提要“而節概亦卓然可觀”，改“可觀”爲“可傳”等等。底本跟文瀾閣寫本相同，修訂部分則跟後出之武英殿刊本相同。此修訂稿實係武英殿刊《總目》之底本也。（七）乾隆六十年武英殿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本，二百卷卷首四卷，一百二十册。封面題簽：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部卷×。卷首四卷：一聖諭，二進表、職名，三凡例，四門目。卷端題“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次行縮進一格“經部總叙”，三行縮二格爲叙文（計二十六行），次提行縮一格“經部一”，次縮二格“易類一”，次縮三格爲易類小序，次頂格題“子夏易傳十一卷”，次縮進二格入《提要》正文。遇努爾哈赤（太祖）至胤禎（世宗）廟諱或出其“御定”者，皆提行，版框突出一格。每半葉九行，行二十一字，四周雙邊，白口，單魚尾，版口鎸書名、卷數、部類、頁碼，有横綫。殿本與浙本最易識别的標志是卷首析爲四卷，“琰”字挖改作“”，浙本改作“琬”或“炎”，避皇太子名諱。（八）同治七年（1868）廣東書局重刊浙本

姜亮夫師藏本，二百卷卷首一卷，一百十二册，白連紙精印。封面簽題“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首聖諭 表文 職名 凡例”，扉頁題“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同治七年廣東書局用揚州本重刊”。開卷爲“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含聖諭、表文、職名、凡例等，頁碼各自起訖，書口刊“卷首”二字；次爲“門目”；卷端題“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先經部總叙，次易類小叙，次入提要。每半葉九行，每行二十一字，左右雙邊，白口，版式與浙本同。每卷末載初校、覆校人姓名，全書之末隔二行鎸“廣東省城富文齋、萃文堂、聚珍堂承刊”。末附阮元《恭紀》（即《浙江刻〈四庫全書總目〉跋》）。

浙江圖書館藏本，一百二十册，牌記改爲“同治七年廣東書局重刊”（删“用揚州本”四字），扉頁上鈐“御賜敦彝牗慧”龍印，右下鈐“粤東居稽書莊督造書籍”，居稽書莊當爲承印者之一。又一部爲鎔經鑄史齋印本。

經過對校，廣東書局據浙本重刊，所謂“用揚州本重刊”者，“殆因書尾《恭紀》之文，誤認爲阮刻耳”。重刊時嘗作校勘，據殿本校改了數百處文字、卷數等訛誤，但殿本與浙本重大相異處皆不採入，可謂源出浙本，不離其宗；精校慎改，後來居上。初印用白連紙，版面清晰大方，與浙本近似；後來多次印制，紙粗墨劣，裝訂中且有錯葉。如：粤東居稽書莊督造本，誤將卷八十九第十八葉與卷九十第十八葉互相錯位；廣州鎔經鑄史齋印本則將卷八十九第十七葉與卷九十第十七葉互相錯位等。這類失誤，一直影響到後來的石印本。

浙江圖書館藏又一部，張宗祥先生校注，凡《總目》著録與文瀾閣四庫全書内書名、卷數、著者、底本相異之處，皆一一注出；又文瀾閣庫書有原抄、補抄之别，補抄又有丁抄、錢抄、張抄之分，亦皆注出。前有題識，述及補抄閣書史實。又，北京圖書館藏李文田批注本。（九）光緒十四年（1888）上海漱六山莊石印本

杭州大學藏本，二百卷卷首一卷，二十四册（附《四庫未收書目提要》五卷、《四庫全書簡明目録》二十卷）。扉頁題“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上海漱六山莊石印 法馬路文匯館發兑”。每半葉二十一行，每行五十六字，左右雙邊，白口。此本以同治七年廣東書局重刊浙本爲底本（粤東居稽書莊督造本），一行行剪開，接行拼頁，攝影縮小制石印版印行。底本卷八十九第十八葉與卷九十第十八葉裝訂錯位，剪貼前未予校正，由於剪掉了原版心（鎸卷次），遂無任何區分標識，不僅使《兀涯西漢書議》、《史評》與《狂狷裁中》三篇提要卷次紊亂，而且由於接行拼頁，造成《世史積疑》、《責備餘談》、《孟叔子史發》、《廿一史獨斷》等四篇提要交叉雜糅，不可卒讀。（十）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點石齋石印本

浙江圖書館藏本，二百卷卷首一卷，存二十三册（殘缺卷一百七十二至一百七十七），附《四庫未收書目提要》五卷、《四庫全書簡明目録》二十卷。扉頁題“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光緒二十年四月上海點石齋代印”（不知何人委託）。鈐“賜書堂藏閲書”、“孫氏壽松堂捐贈”印記，孫氏者杭人孫峻（康侯），光緒間任文瀾閣董事。經對校，此本與光緒十四年漱六山莊本行款相同，其底本同爲粤東居稽書莊督造廣東書局本，錯簡訛誤同出一轍。（十一）光緒二十年（1894）福建書局刊本

浙江圖書館藏本，二百卷卷首四卷，一百二十册。封面題簽“武英殿聚珍版書”，扉頁題“欽定四庫全書提要”，鎸“光緒甲午增刊”牌記。首《御製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有序）；次“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首一（聖諭），卷首二（進表、職名），卷首三（凡例），卷首四（門目）”；卷端題“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先《經部總叙》，次“經部一 易類一”，次易類小叙，次入提要。每半葉九行，每行二十一字，四周雙邊，白口，單魚尾（尾上鎸“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尾下鎸“卷× ×部 ×類”，最下標頁碼。此本源出武英殿刊《四庫全書總目》本，與文瀾閣本（浙本）不同。每卷首頁鈐“鎦氏承幹”（白文）、“南林劉氏求恕齋藏”（朱文）篆文方印，係湖州南潯劉氏嘉業藏書樓舊物。（十二）光緒二十一年（1895）廣雅書局刊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本，二百卷卷首四卷，一百册。扉頁鎸“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次“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首一”（卷首共四卷：一聖諭，二進表、職名，三凡例，四門目），卷端題“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每半葉九行，每行二十一字，四周雙邊（粗框），白口，單魚尾（尾上鎸“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尾下鎸卷次、頁碼）。書根印“武英殿聚珍版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易類”。版式大於福建刊《武英殿聚珍版書》本，也大於浙本、粤本。末有光緒乙未傅以禮跋，稱：“此本係就豐順丁氏所藏聚珍原印本（按：實際爲武英殿刊本,並非“聚珍”本）重鋟，以補閩刻所未備，曾偕孫鹺尹星華，擬共薈萃紬繹，臚叙異同，爲校勘記，以兹事體大，未容草草卒業，謹先據浙本增入《諭旨》一道，乃乾隆五十五年所頒者，此本印行在先，自不及載；惟《表》尾偶缺諸臣職名，並依浙本補鎸，即此亦足爲各本互異之一證焉。”（十三）宣統二年（1910）存古齋石印本

浙江圖書館藏本，二百卷卷首一卷，三十二册。封面題簽“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扉頁同，背面鎸“宣統庚戌存古齋重印”牌記。首“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門目），次“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首”（聖諭、表文、職名），次“欽定四庫全書卷首”（凡例），卷端題“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次行低二格“卷一 經部總叙”，書名下空二格接提要，書名、提要皆頂格。每半葉十九行，每行四十四字，左右雙邊，白口。此本以乾隆六十年浙刻後印本爲底本，一行行剪開，接行拼頁，縮小製版石印。惟卷八十九第十八葉與卷九十之第十八葉原本不錯位，而此石印本反互相移位，造成《世史積疑》等四篇提要雜糅。可能是剪掉版心（鎸卷次）之後，又以漱六山莊或點石齋石印本順序粘貼，導致錯亂。（十四）民國十五年（1926）上海東方圖書館重印存古齋本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本，三十二册。扉頁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東方圖書館發行”，背面“丙寅年重印存古齋藏版”。餘同存古齋石印本。（十五）民國十五年（1926）上海大東書局石印本

浙江圖書館藏本，二百卷卷首一卷（附《未收書目》），四十册。扉頁章炳麟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附未收書目五卷索引三卷”，有“民國十五年秋七月上海大東書局印行”牌記。首《重印四庫全書總目緣起》，謂：坊間流傳有武英殿本，杭州刻本，粤東刻本及近年石印本。石印本向稱漱六山莊本最善，然錯簡脱文，比比皆是，則“精校覆印爲急務矣”。然未交代底本。經查對，是書卷七十以上係以乾隆六十年浙刻初印本爲底本，卷七十一以下又取同治七年廣東書局重刊本爲底本，製版石印（每半葉十九行，每行四十五字）。由於底本不一，“精校”云云，未可盡信。但在此以前的石印本頁碼錯倒現象已糾正。《索引》三卷，海寧陳乃乾編，依著者筆劃爲序排列。一説此《索引》乃剪輯《四庫書目略》二十卷（清同治九年滿洲費莫文良家刻本）而成。（十六）民國二十年（1931）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字排印本“萬有文庫第一集 國學基本叢書”。《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卷首一卷，四十册。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此本係以乾隆六十年浙刻後印本爲底本，鉛字排印。末附用四角號碼排列的書名、人名索引。（十七）1971年臺北商務印書館重印民國二十年本

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百卷卷首一卷，首有王雲五《合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四庫未收書目·禁毁書目序》，述重印、合印緣起。末附四角號碼索引。精裝五册。（十八）1965年6月中華書局併接縮影印浙本

二百卷卷首一卷，精裝一巨册。“文革”後重印，分裝二册。以乾隆六十年浙刻續印本爲底本，把版口、邊框剪掉，併原版九葉（十八面）爲一葉（二面，今通稱二頁），每頁分上、中、下三欄，每欄納浙刻原版三面。這顯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古籍影印，但只要併接過程中不發生漏失、錯位，其文字内容跟原版不會歧異，而版刻風貌則基本喪失。由於它把一百多册的綫裝古籍（大東書局石印精裝本也有八册）匯印爲一册，讀者稱便，已經連印四次，達兩萬部以上，成爲《總目》傳播史上影響最大的版本。

前冠影印組《出版説明》一篇，次《門目》（排印），卷首以下皆據浙本縮小影印。卷末附録四種：（1）《四庫撤燬書提要》：南北史合注、南唐書合訂、歷代不知姓名録、閩小紀、讀畫録、印人傳、書影、書畫記、國史考異等九篇。（2）《四庫未收書提要》一百七十條，阮元等撰，其子阮福於道光間輯刻爲《揅經室外集》五卷，此附録據以縮小影印。（3）《四庫全書總目校記》三百三十條。（4）《四庫全書總目書名及著者姓名索引》（含《四庫未收書目提要》），依四角號碼順序排列。（十九）1983年6月臺北商務印書館縮小影印文淵閣藏武英殿刊本

首《弁言》，次《門目》（排印，一一注明影印本册次、頁碼），次原刊本影印，從封面簽條至卷尾，版框、版口，悉存原貌（縮小二分之一）。文淵閣藏本每册首鈐“文淵閣寶”，尾鈐“乾隆御覽之實”（影印時未套色）。卷末附《四庫抽燬書提要》九篇（排印本，參趙懷玉《簡明目録》注出各篇所居卷次、部類及何條之後）。最後編印四角號碼索引和筆劃部首索引，均含書名、著者兩種，頗便檢索。（二十）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次縮小影印武英殿刊本，版面縮至四分之一，版式、内容無殊，冠影印《四庫全書》之首。（二十一）日本文化二年（1805，嘉慶四年）刊本，不分卷

浙江圖書館藏本，六册。封面簽條題“官版四庫全書總目”。前“門目”，卷端題“乾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不標卷次，每條只載書名、卷數、著者三項，無提要（只字不留）。其卷數著録，跟殿本、浙本、廣東本《總目》皆有出入，比較接近浙本。有朱、藍筆校，大抵依據殿本。末鎸“文化二年刊”，鈐“瀧口文庫”朱文印記。北京圖書館藏本，六册，不分卷，有“古香堂慶元堂”刊刻標識。該館又藏日本文化十一年（1814）刊本一部，亦不分卷，無提要。考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大學士于敏中等奉諭旨稱“現辦《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卷帙甚繁，將來鈔刻成書，繙閲已頗爲不易，自應於《提要》之外，另刊《簡明書目》一編，衹載某書若干卷，注某朝某人撰，則篇目不繁，而檢查較易，俾學者由《書目》而尋《提要》，由《提要》而得《全書》，嘉與海内之士考鏡源流，用昭我朝文治之盛，著四庫全書處總裁等遵照悉心妥辦”。通行二十卷本《四庫全書簡明目録》於書名、卷數、著者之外，增加簡潔的解題文字，且不及存目之書。日本刊《官版四庫全書總目》不分卷本，“衹載某書若干卷，注某朝某人撰”，且包括存目諸書，計“萬餘種”，與乾隆指示悉合，其編成時間當早於《簡明目録》。二 諸家説斷辨證（一）關於上海圖書館收藏《總目》殘稿本的修訂年代《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修訂稿本，上圖收藏一百二十三卷，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十三卷，是研究《總目》撰著過程的重要資料。沈津認爲：“此殘稿非最初的稿本，也非後來之定稿，而是不斷修改中的一部分稿本。”一般地説，這一判斷是可取的。但是，置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提要》、《四庫全書簡明目録》二書先後刊成”之前提下，則不可能確認其年代。

先考修訂底本之形成年代。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原大理寺卿尹嘉銓遣子爲其父尹會一請謚，且乞從祀文廟，被斥行爲狂悖，交部治罪，旋查辦其財産，發見其父子著作九十三種中，有“爲帝者師”等悖逆語句一百多處，獄成，嘉銓論絞立決，著作焚毁。此修訂稿底本收録尹會一著述五種提要，時間當在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以前，很可能是乾隆四十六年二月進呈本（或副本）的一部分。（書腦殘存穿綫洞眼，説明是由全本散開，輾轉易主，重新裝訂而成。）其年二月十六日内閣奉上諭：“《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現已辦竣呈覽，頗爲詳核；所有總纂官紀昀、陸錫熊著交部從優議叙，其協勘查校各員，俱著照例議叙。”經高宗覽畢，復“發下改正，另繕清本”。修訂稿中的删改添補當爲“發下改正”之記録。此時尹嘉銓等已“論絞立決”，禁書活動呈恐怖氣氛，纂修官遂於尹會一等著述大筆一揮：“毁”、“燒毁”、“删”、“去”。據統計，批“毁”、“燒毁”者一十四種，批“去”、“删”、“不寫”者二十五種，不標上述字樣而不見《總目》定稿本者十五種。

次考修訂起止年代。底本有《小字録》提要，紀昀改動頗大，修訂稿收入《總目》定稿本（浙本、殿本並同），而乾隆四十七年十月録在文溯閣庫書卷前的，却还是底本提要；《幾何論約》提要，大量删改，評估迥殊，而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録在文溯閣庫書卷前的，不再是底本提要，而是修訂稿提要（浙本、殿本並同）。這類迹象表明，至遲到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前後，紀昀等已開始“改正”。底本卷七十史部地理類三收載周亮工《閩小紀》提要，與故宫方略館所藏乾隆五十二年三月繕進本《閩小紀》卷前提要基本相同。乾隆五十三年十月，該書列入“應毁”書單。而此修訂稿中並未批“毁”字，恐非纂修官疏忽，原因是修訂於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以前。從乾隆四十七年至五十二、三年間，與禁書活動相適應，正是《總目》大幅度調整、修改的重要時期。部分修訂稿被保存下來，爲研究《總目》的編撰過程和清代禁書的實際情形，提供了重要綫索。（二）關於乾隆六十年浙江刻《總目》的底本

近百年來，學界多以爲浙本翻刻殿本。傅以禮《校刊殿本〈總目〉跋》、洪業《〈四庫全書總目引得〉序》、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王重民《論〈四庫全書總目〉》、《跋影印本〈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影印浙本《出版説明》（1964年12月）、昌彼得《影印〈四庫全書〉的意義》、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殿本《弁言》（1983年）、華立《四庫全書縱横談》等，皆主浙本源出殿本説，似乎已成定論。其實不然。乾隆五十九至六十年浙江刻本的底本乃頒發文瀾閣庋藏的四庫館繕寫本，今歸浙江圖書館收藏，原鈔寫本尚存二十七卷，經對校，全部吻合。尤其文瀾閣寫本中的訛誤，如卷六九《吴中水利書》提要“書中有併圖以進之語，載於其上加貼黄云：其圖畫得草略，未敢進上”，“載”爲“而”之誤；卷七八《日本考》提要“明李言恭、都杰同撰”，“都”爲“郝”之訛；卷七九《欽定歷代職官表》提要“迨秦漢内設九卿，外制列郡，而官制一變”，“制”爲“置”之訛；卷一六三《覆齋遺集》提要“又有務畜人才疏”，“務”爲“豫”之訛；卷一六四《耻堂存稿》提要“歷官端明閣學士”，“閣”爲“殿”之誤；“端平間知州”，“”爲“沔”之訛；卷一六五《四明文獻集》提要“蓋捃拾殘賸，非其真矣”，“真”爲“舊”之誤；《晞髮集》提要“而節概亦卓然可觀”，“觀”爲“傳”之誤；等等，浙刻本皆沿襲之。上述八處訛誤，殿本皆不誤。當然，浙江翻刻本較原寫本又增加了部分手民之誤，如：卷六九《四明它山水利備覽》提要“二湖皆王元暐所浚”，翻刻誤作“緯”。卷七〇《歲華紀麗譜》提要，誤作“記”；《閩中海錯疏》提要“故徵引不能博贍”，誤作“瞻”；卷七一《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提要“蓋指其父邦彦也”，翻刻脱“彦”字；卷一五一《李群玉集》提要“群玉字文山，澧州人”，誤作“灃”；卷一六四《芸隱横舟稿》提要“萍氾不覊”，誤爲“覉”；《文山集》提要“後人復集衆説以益之”，誤爲“又”；卷一六五《須溪集》提要“大率破碎纖仄”，誤爲“太”，大多因形近音近而訛而漏校者。亦有翻刻補正原闕者，如卷一五一《李群玉集五卷後集五卷》提要，文瀾閣寫本將前一“五”字圈掉，未補，而翻刻本補“三”字以足之。

乾隆六十年，當浙本《總目》刊成時，阮元由文淵閣直閣事調任浙江學政，《恭紀》云：“四庫卷帙繁多，嗜古者未及遍覽，而《提要》一書，實備載時地姓名及作書大旨，承學之士，鈔録尤勤，毫楮叢集，求者不給。乾隆五十九年，浙江署布政使司臣謝啓昆、署按察使司臣秦瀛、都轉鹽運使司臣阿林保等，請於巡撫兼署鹽政臣吉慶，恭發文瀾閣藏本，校刊以惠士人。貢生沈青、生員沈鳳樓等，咸願輸資，鳩工蕆事，以廣流傳。六十年，工竣……士林傳播，家有一編，由此得以津逮全書，廣所未見，文治涵濡，歡騰海宇，寧有既歟！”作爲見證人，阮元認爲，浙刻的功績在於結束了“毫楮叢集，求者不給”的傳抄階段，而步入“士林傳播，家有一編”的刊印時期。所謂“恭發文瀾閣藏本”，指文瀾閣《四庫全書》本，即鈔寫本《總目》二百卷首一卷，而以往的研究者均誤解爲“文瀾閣所藏的殿刊本”。實際狀況是，文瀾閣《四庫全書》中無任何刊印本，也没有頒發過殿刊本的檔案文獻記録。（三）關於武英殿刊本的出版年和版本類别

殿本《總目》究於何時付刊？原本無標識可尋。考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弘曆抽查續繕南三閣《四庫全書》，發現李清《諸史同異録》“任意比擬”，下令“掣出銷燬”；同年四月三日，軍機處奏稱“現在刊刻《總目》，應一併查明改正”，是至遲在乾隆五十二年，殿本已在刊刻中。刊成年月，不僅原本無標識，且文獻無徵，衆説紛紜。大體有五説：（1）乾隆五十四年；（2）大概是在乾隆五十五年；（3）乾隆五十五年至五十九年之中；（4）約在乾隆五十八年冬季；（5）乾隆六十年。

考乾隆五十八年頒發到杭州的文瀾閣寫本《總目》卷一百九十著録《欽定千叟宴詩》三十六卷，提要稱“乾隆五十五年奉敕編”；卷八十二著録《八旬萬壽盛典》一百二十卷，提要稱“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大學士阿桂等奏請纂修，五十七年十月告成”。殿本亦有此等内容，可見（1）、（2）兩説不能成立。（3）、（4）兩説，則是由乾隆五十九年浙江謝啓昆等“依據文瀾閣所藏的殿刊本翻刻”這一假設倒推出來的，而前提中的“殿刊本”三字出自王重民虚構。考乾隆三十八至五十九年輯印《武英殿聚珍版書》一百三十八種，内聚珍本一百三十四種，含《欽定四庫全書考證》；刊印本四種，没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這從側面説明，乾隆五十九年《總目》尚未刊成。第（5）説，乾隆六十年刻成，比較可信。文淵閣《四庫全書》中的殿本《總目》，每册首钤“文淵閣寶”，尾钤“乾隆御覽之寶”，而卷内“琰”字均挖改作“”，這一現象説明，殿本刊成於乾隆六十年九月“宣示立皇十五子嘉親王爲太子”之後。當浙本刊成時，剛剛由直文淵閣事調任浙江學政的阮元恭紀其盛，贊揚其“士林傳播，家有一編”的歷史功績，却隻字不提皇帝身邊的武英殿刊本，這不能視爲疏忽，而只能是殿本刊成頒發於浙本之後。據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太子太保曹文埴奏稱，初版刷印一百部，另加印四部，由“武英殿總裁照式裝潢，送四閣分貯”。所謂“首先發到南北七閣貯藏使用”云云，没有文獻依據。

光緒二十五年，廣雅書局翻刻《武英殿聚珍版書》，仿褔建翻刻成例，增刻數種輯入，内有殿本《總目》，卷末傅以禮跋稱：“是編於乾隆四十七年告成，由武英殿排印通行，即此聚珍本也。”“聚珍”即活字，乾隆時代特指木活字，用棗木刻製的二十五萬活字排印罕見之書一百三十四種，連同刊印本四種，總稱《武英殿聚珍版書》。殿本《總目》爲刻版刷印，非排印（聚珍）本，乾隆間亦未輯入《武英殿聚珍版書》之中，而是刊印單行。一百多年以後，福建書局和廣雅書局先後翻刻《武英殿聚珍版書》過程中，始將殿本《總目》輯入，也都是刻本。殿本傳世計六種：修訂稿本一種、刻本三種、影印本二種，無排印本，傅氏“聚珍本”之説不確。（四）關於殿本和浙本的差異及校勘

殿本與文瀾閣寫本（浙本）比較，四方面不同：（1）封面簽題不同。殿本大題“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獨立爲一書；文瀾閣寫本絹面大題“欽定四庫全書”，雙行小字注：，顯然是分置四部之首，惟卷次連貫，翻刻浙本始集中在一起。（2）殿本卷首析爲四卷，浙本爲一卷，而内容比殿本多出乾隆五十五年六月《聖諭》一通。（3）各部、類諸書提要排列順序，殿本與庫書序列大致相合，浙本則多有顛倒。（4）殿本後出，較文瀾閣寫本修改甚多，個别字、詞、句的磨勘，卷數的修改，在四百處以上，而大的改動，整段改寫，亦有多處，如卷五五《周忠愍奏疏》提要，浙本“明末積習，好以譁訐取名，其奏議大抵客氣浮詞，無禆實用。起元諸疏，尚多有關國計民生，非虚矜氣節者比，其人其言，足垂不朽，今録其《奏疏》二卷”一段，殿本改寫爲：“當魏忠賢肆虐之日，國事日非，幾幾乎毒焰薰天，狂瀾汩地，無耻者從風而靡，代爲搏噬，無論矣；即皦然自好者，亦潔身去之而已。起元獨與楊、左諸人奮起而嬰其鋒，雖卒至白骨啣冤，黄泉茹痛，而士大夫尚賴此數十君子知世間有廉耻事，亦不可謂非中流之砥柱也。其人足重，斯其言可傳，豈明末臺諫連篇累牘、徒以譁訐取名者所可同日語哉！録而存之，以表章忠義之氣也。”文字大增，言詞激昂，是深入體會弘曆“殷鑒不遠，尤當引爲炯戒”旨意的作品，也可能與當時懲治錢謙益等貳臣的政治需要有關。

同治七年，廣東書局翻刻浙本時，曾據殿本校改，局限於字、詞、卷數之訛誤，大的修改則未採入。光緒二十五年，廣雅書局翻刻殿本，傅以禮發現與浙本“所載不盡相符，或此有而彼遺，或彼存而此闕，而卷數之多寡、字句之詳略，更無論已”。傅氏原以爲文瀾閣藏本即殿本，浙本與殿本“亦應無不吻合”，及察覺其差異，頓時陷入困惑之中。但他不强作解人，而是“薈萃紬繹，臚叙異同，爲校勘記。以兹事體大，未容草草卒業，謹先據浙本增入《諭旨》一道，乃乾隆五十五年所頒者，……即此亦足爲各本互異之一證焉”。傅氏《校勘記》，未見傳本；廣東書局本徑改，亦未見《校勘記》。民國間，陳垣等研究學者做過有益的累積工作。1964年，中華書局影印浙本，末附《校記》三百三十條，初步展示出各本互異狀況，主要是殿本、浙本之差異，也有一部分廣東書局徑改的條目等。應該説，《校記》很有價值，但又極不完善；而前面的《説明》則有誤：“浙本據殿本重刻，校正了殿本的不少錯誤。粤本以浙本爲底本覆刻，個别字句又據殿本校改，但同時又沿襲了殿本之誤。浙本當然還留有不少錯字，但比較起來錯字較少，因此這次我們用浙本作底本，參用殿本和粤本相校，作校記附後。”可謂愈説愈不明。第一，浙本以文瀾閣《四庫全書》中之抄寫本《總目》爲底本翻刻，當時武英殿刊本尚未公世，謝啓昆等没有也不可能“校正了殿本的不少錯誤”，原本具在，可覆按也。第二，同治七年廣東書局重刊浙本，嘗據殿本校改明顯訛誤數百條，質量有所提高，《校記》基本採用了粤本的校勘成果，《説明》反以“沿襲了殿本之誤”一語概之，自相矛盾。第三，《校記》 三百餘條，大多源出殿本，然注明“殿本作某”者，僅五十八條而已，餘稱“當作某”，體例混亂。例如：卷一百六十四校記五條：“邘城，當作邗城；端明閣，閣當作殿；州，當作沔州；不覉，當作不覊；後又，當作後人”；全出殿本，且一、四、五條文瀾閣本原不誤，而皆注“當作”；卷一百六十五三條：“太率，當作大率；非其真矣，殿本真作舊；可觀，殿本作可傳”；亦全出殿本，而一注“當作”，二注“殿本作”等等。第四，以注出“殿本作某”者五十八條考察，殿本明顯地優於浙本，《説明》反認爲浙本優於殿本，與《校記》實際情況相反。第五，《總目》付武英殿刊版期間，紀昀曾多次增删改動，其晚期之修改意見（如北圖藏修訂稿本六十三卷），文瀾閣藏本没有反映，故殿本、浙本異文甚多，甚至整段不同。粤本既覆刻浙本，校改只限於部分異文。《校記》爲另種著作，無須改動正文，既“參用殿本和粤本相校”，所有不同之處，自應如數出校。而此本亦只限於部分異文，整句、整段的改動，概不出校，不能展示殿本、浙本之總體差異，實有重做之必要。

前面提到，王重民關於殿本優於浙本的判斷是正確的。不過，王氏堅持“浙本翻刻殿本”誤説，進而推論浙本“有一些地方的確是刻錯刻脱的字，但是還有一些地方是在翻刻過程中經過校刻人有意識改動的”。浙本確有刻錯的字，那是就文瀾閣藏寫本《總目》而言，與殿本無涉。但是，“有意識改動”之説，純屬脱離實際的臆測。主持校刻的秦瀛，曾任繕寫處分校官，是懂得王法的；謝啓昆曾於揚州知府任内因徐述夔《一柱樓詩》案（乾隆四十三年九月）被革職，一之爲甚，豈可再乎？歷史經驗説明，只有首先認清浙本、殿本的來源，正確解釋其差異，才有可能做出全面系統的《校記》，並把研究工作推向深入。（五）關於所謂“揚州小字本”、“湖州沈氏本”

1983年，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瀾閣藏殿本《總目》，前冠《弁言》云：“浙江地方官府借文瀾閣本翻刻，爲外省印行《總目》最早者，稱爲杭本或浙本。嗣後復有揚州小字本，湖州沈氏刊本，以及同治七年廣東書局刊本，皆據浙本重刻，《總目》一書遂得廣泛流傳。清末民初又有多種石印本，大多據粤本翻刻，訛誤甚多，而最初之殿本，流傳反稀。”

浙本問世以後，據之重刻者，僅廣東書局一家而已，其他爲石印、排印、影印本。所謂“揚州小字本”，實際上就是浙本，又稱杭本、杭州小字本、袖珍本，卷末刻阮元《恭紀》（跋）一篇，稱“學政臣阮元本奉命直文淵閣事，又籍隸揚州，揚州大觀堂所建閣曰文匯，在鎮江金山者曰文宗，每見江淮人士，瞻閲二閣，感恩被教，忻幸難名。兹復奉命視學兩浙，得仰瞻文瀾閣於杭州之西湖，而是書適刊成”。廣東書局翻刻者，但見兩次提到揚州，又有“江淮人士”等語，遂誤認爲阮元揚州刻本，刊牌記爲“同治七年廣東書局用揚州本重栞”。嗣後發覺失誤，删去“用揚州本”四字，换牌記爲“同治七年廣東書局重刊”十字。後之讀者，但見初刻牌記，信以爲真，遂有揚州小字本之名，以訛傳訛耳。所謂“湖州沈氏本”，見於周中孚《鄭堂讀書記》著録，細審周氏記述，實爲殿本二百卷首四卷，非浙本更非沈氏本。沈氏嘗據四庫館删定本刊《簡明目録》，世稱湖州沈氏本，與杭州鮑氏據趙懷玉謄寫本刊行《簡明目録》齊名。沈氏並未重刊《總目》（無論殿本、浙本），《鄭堂讀書記》著録不確。《弁言》中“清末民初又有多種石印本，大多據粤本翻刻，訛誤甚多”云云，亦不可不辨：（1）石印本不是翻刻本，乃縮影上石（或剪輯後攝影）印本，可視爲廣義的影印，與刻版印刷屬不同的版本類别；（2）清末民初石本四種：漱六山莊本、點石齋本、存古齋本、大東書局本，前兩種據粤本，後兩種據浙本。前三種因剪輯錯位（底本裝訂錯頁），有三篇提要卷次紊亂，四篇提要交叉雜配，此外訛誤不多，因爲石印本畢竟可歸入影印范疇（圖畫除外）。（六）補録《四庫撤燬書提要》一篇

乾隆五十二、三年間，弘曆下令從《四庫全書》内撤燬李清等四人著作十一種。1927年，王重民在故宫博物院發現四庫原繕本九種，因録其提要，輯爲《四庫撤燬書提要稿》，1931年由上海醫學書局排印輯入無錫丁氏《書目叢刊》中。1937年，郭伯恭全文録入《四庫全書纂修考》第七章，惟“李清《諸史同異録》六十八卷、周亮工《同書》四卷，故宫博物院無原繕本，兩提要未獲録出，不無遺恨也”。1980年，我在文瀾閣《四庫全書》中檢到周亮工《同書》四卷四册，卷端鈐“古稀天子之寶”（白文），末鈐“乾隆御覽之寶”（朱文），見於嘉慶間《文瀾閣四庫全書書目清册》著録，的係四庫館原繕本，且首尾完具。兹録其卷前提要，嗣中華本《總目》再印之日，或可補入附録（1）《四庫撤燬書提要》之中：《同書》四卷，國朝周亮工撰。亮工有《閩小紀》，已著録。是書大致與古事比相近，而微有不同。古事比多載相類之人，此則多載相類之事與相類之語。如“名下定無虚士”一條，有歐陽詢觀索靖碑、閻立本觀張僧繇畫；“想當然耳”一條，有孔融對曹操、蘇軾對歐陽修二語，是其例也。古書故實，或一事而前後相襲，但易姓名；或一人而輾轉沿訛，稍殊字句；以至單詞片語，或有心祖述，或無意闇合，記載糾紛，易相淆混，往往難於尋檢。至於《抱朴子》稱魯仲連一書過百萬之衆，晋武帝謂荀勖一書勝十萬之衆；沈慶之謂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刑巒謂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稍異一字二字，即截然兩事兩人。暨季江謂蕭溧陽馬雖老猶駿可騎，徐娘雖老猶尚多情；祖挺之友謂一馬十年尚號騮駒，一妻耳順强呼娘子；語句相近，意旨迥殊，亦往往易於誤記。亮工是編，皆排比成倫，使相條貫，爲同爲異，展卷釐然，頗有資於考證。惟隨筆纂録，間有漏載所出者，是其小疏耳。乾隆五十二年三月恭校上。三 考辨結果綜述知見傳本一覽表

在《總目》傳播史上，文瀾閣本影響最大，它由四庫馆謄寫於乾隆五十七年（1792）。從乾隆三十八年伴随徵書活動撰寫書目提要算起，歷二十年，始克成書。傳世乾隆四十七至五十三年間修訂稿本二百卷（上圖藏，殘缺），向今天的人們展示出二百年前以紀昀、陸錫熊爲代表的纂修官們修改磨勘的具體情景。在此基礎上，又經三四年的補充、抽换、筆削、綜合，便形成了作爲定本頒發杭州的文瀾閣寫本二百卷首一卷。乾隆五十九年（1794），浙江布政使謝啓昆等“發文瀾閣藏本，校刊以惠士人”，次年刊成，這就是浙本，又稱杭州小字本。同治七年（1868），廣東書局翻刻浙本，略有校改（據殿本）。清末民初，石印本、鉛印本相繼問世。1965年，中華書局影印浙本，此後多次重印，成爲讀書人案頭常見之書。在諸版本中，浙本爲名副其實的大宗。

在《總目》撰著過程中，殿本後出，最爲成熟。文瀾閣本頒發之後，修訂仍在進行。傳世乾隆五十七年（1792）後修訂稿本六十三卷（北圖藏），向我們展現出紀昀等最後删改的實況，塗乙增訂，類多精審。殿本如數吸取，内容充實，編排、校勘，超軼浙本。武英殿刊成於乾隆六十年十一月，流布不廣。一百年後，福建、廣雅書局先後翻刻；近年，臺北、上海相繼影印。翻刻輯入《武英殿聚珍版書》，影印伴随《四庫全書》發行，購置維艱，學者罕睹，研究亦少，“浙本翻刻殿本”誤説遂得以流行。

近一個世纪以來，人們開始注意對《總目》版本的探討，集中在浙本、殿本的關係方面。傅以禮、洪業、郭伯恭、王重民、昌彼得、華立、中華書局影印組、臺北商務印書館等，陸續發表意見，或指明殿本的刊刻年代，或研究浙刻的底本，比較殿本、浙本異同，並做出解釋。應該説，學者們的上述活動對推動《總目》版本研究是有積極意義的；同時也存在明顯的失誤。主要是把乾隆六十年的浙江刻本説成翻刻武英殿本。這固然與研究者們掌握材料不够有關，他們不知道文瀾閣《四庫全書》中有寫本《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首一卷，抄竣於乾隆五十七年前後，比殿本早好幾年，卷數、内容都有歧異。他們的研究方法，在科學性、嚴密性方面也不是無可挑剔。當年浙江刻成《總目》的見證人阮元恭紀其盛，稱乾隆五十九年，浙江署布政使司臣謝啓昆等“恭發文瀾閣藏本，校刊以惠士人”。研究者把“文瀾閣藏本”徑改爲“文瀾閣所藏的殿刊本”，一無旁證，二未論證，完全以意爲之，致使“增字解經”的教訓在版本目録學界重演，導引出一系列謬誤，並世學人，咸受其累。只有排除“浙本翻刻殿本”迷霧，從困惑中解脱出来，既肯定浙本功績，又確認殿本特殊價值，才能把研究推向深入。（原載《文史》第35輯）

關於《四庫全書總目》的定名及其最早的刻本

一、乾隆時期，《總目》傳本先後有：七閣寫本、兩種稿本以及浙江刻本、武英殿刻本，各本卷端率題“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並無題作“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者。《四庫全書總目》與《四庫提要》關連至密，但是不能視爲同書異名或異名同實。《總目》撰著完成於乾隆時期，乾隆朝的傳本，我看到過七種：1.文津閣寫本（藏北京圖書館）；2.文溯閣寫本（藏天津圖書館）；3.文瀾閣寫本（藏浙江圖書館）；4.乾隆四十七至五十三年間修訂稿本（藏上海圖書館）；5.乾隆五十七年後修訂稿本（藏北京圖書館）；6.乾隆六十年十月浙江刻本；7.乾隆六十年十一月武英殿刻本。七種版本，卷端（以及每卷）皆題“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惟浙本增一扉頁，題“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同治七年（1868）廣東書局重刊浙本，扉頁删除“提要”二字，以示更正。十九世紀的《總目》刊印本，我亦見過七種：1.日本文化二年（1805）刊本；2.文化十一年（1814）刊本；3.同治七年（1868）廣東書局刊本；4.光緒十四年（1888）上海漱六山莊石印本；5.光緒二十年（1894）上海點石齋石印本；6.光緒二十年（1894）福建書局刊本；7.光緒二十一年（1895）廣雅書局刊本。這七種刊印本，卷端（以及每卷）皆題“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扉頁以及封面簽題，或“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或“官板四庫全書總目”，只有福建一種扉頁題“欽定四庫全書提要”。二十世紀的《總目》印本，我見過十種：1.宣統二年（1910）存古齋石印本；2.民國十五年（1926）上海東方圖書館重印存古齋本；3.民國十五年（1926）上海大東書局石印本；4.民國二十年（1931）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5.1971年臺北商務印書館重印本；6.1965年中華書局縮小影印浙本；7.1983年臺北商務印書館縮小影印殿本；8.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縮小影印殿本；9.1997年1月中華書局排印殿本（整理本）；10.1999年5月海南出版社排印浙本（整理本）。這十種傳本，除4、5兩種排印本之外，卷端皆題“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或“四庫全書總目”；扉頁、封面簽題，或“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1種），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2、3、4、5、10種），或“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第7、8、9種），或“四庫全書總目”（第6種），加“提要”二字者略占優勢，集中出現在二十世紀前期的二十餘年間。在《總目》二百多年傳播史上，形成過二十幾種版本。其卷端書名，除後期的個别排印本之外，皆題“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或“四庫全書總目”，根據名從其朔暨書名以卷端所載爲準之著録條例，我們不得不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名排除在外，至多在卡片或書本目録之附注項下加小字注“扉頁題××”而已。

王重民先生《論〈四庫全書總目〉》自注釋題云：《四庫全書總目》是原來的書題，但依當時的習慣和後世的通稱，都稱爲《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考《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初一日的上諭，衹稱“繫以《提要》，輯成《總目》”，是由於還没有定出正式名稱。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上諭，直稱“現辦《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可見當時的擬名是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因爲刊行本的書題僅作《四庫全書總目》，所以本文内一般都用這個名稱；有必要時亦加“提要”二字，或簡稱《四庫提要》。這些名稱雖説稍有不同，都是代表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意義。

我理解王先生自注的基本精神是：《四庫全書總目》與《四庫提要》是同書異名，起碼也是異名同實。這一見解，跟事實不相符合。世人熟知《四庫全書總目》内包含有一萬餘種圖書的《提要》，往往由此而忽略《總目》之外許多種圖書《提要》的存在。例如：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一年間輯印《武英殿聚珍版書》一百二十六種（刻印本四種，木活字排印一百二十二種，後來續增十二種，總計一百三十八種），每種圖書卷前載有《提要》一篇；乾隆三十八年五月至四十三年歲末選輯《四庫全書薈要》四百六十三種，每種圖書卷前亦載《提要》一篇；乾隆四十七年繕寫完成文淵閣《四庫全書》三千五百十二種，除個别數種外，每種圖書卷前皆載有《提要》一篇；乾隆四十八年後陸續完成的文源、文津、文溯、文宗、文匯、文瀾等六閣《四庫全書》亦都載有《提要》；還有别集傳世的邵晋涵、翁方綱、姚鼐、戴震、周永年、任大椿等纂修官的《四庫提要》分纂稿等等。獨立於《總目》之外存在的這許多《提要》傳本，相互之間差異甚大。如《四庫全書薈要》所載《提要》四百六十三篇，跟文淵閣《四庫全書》所載比較，不同者二百八十篇，微有不同者四十六篇，合計三百二十六篇，達十分之七以上。

尤爲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提要》稿全部是在《四庫全書總目》修改定稿之前形成的，它們跟《總目》内提要的差異更大。仍以《四庫全書薈要》爲例，“筆者曾一一持之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比對，發現同一種書而《提要》完全不同的達二七一種之多。其他固然差别不大，但文字内容也都略有出入”。文淵閣《四庫全書》諸書提要，以及文瀾、文溯、文津閣庫書提要，就我所能比對的部分而言，跟《總目》本提要幾乎無一篇是完全相同的。諸多差異，可歸納爲兩個層面：《總目》之外的《四庫提要》，撰作謄録年代較早，不少訛誤闕失被後來的《總目》定稿本所修改補正；另一方面，正由於撰作謄録年代較早，遭受查辦禁書的影響較小，因此保存原作精神較多，具備特殊文獻價值。這兩個層面，都不可偏廢。所以，我認爲《四庫提要》與《四庫全書總目》不能混爲一談，因爲事實並非如此；同時，研討各本《四庫提要》，亦不能置《總目》本提要於不顧，因爲割斷學術發展階段之固有聯繫，無益於四庫學之發展。如前所述，文淵閣庫書提要謄録於《總目》修改定稿之前，訛誤闕失較多，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四庫全書》影印者是不能改動的，這是規矩。中華書局1964年版《四庫全書總目》同樣是影印本，也不能改動原文，事實上也没有“勘誤”，各篇《提要》文字是乾隆年間以紀昀爲代表的纂修官們改定確認的，他們修改的《總目》謄録多部，頒發各閣，與《四庫全書》並存。乾隆六十年浙江據文瀾閣本翻刻，稍遲一點，又有最後修定之武英殿刊本問世。中華書局1964年版即縮小影印乾隆六十年的浙江刻本，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中的武英殿刊本《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卷首四卷。閲讀文淵閣庫書提要，同時參看《總目》，則可免遭“貽誤”也。這類事例證明，《四庫提要》與《四庫全書總目》確實不是一回事，兩者既有區别，又互相聯繫，否認它們的區别，或者割斷它們的聯繫，都是不可取的。四庫學者有責任作出準確的説明，示讀者以門徑，避免陷入誤區，事倍功半，甚至勞而無功。

王重民先生説：“《四庫全書總目》是原來的書題，但依當時的習慣和後世的通稱，都稱爲《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又説：“當時的擬名是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這些説法，同樣的跟事實不符。考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上諭：“應俟移取各省購書全到時，即令承辦各員，將書中要指檃括，總叙厓略，粘開卷副頁右方，用便觀覽。”此即後來稱之爲“提要”者。又，同年五月一日上諭：“朕幾餘懋學，典册時披，念當文治修明之會，而古今載籍未能蒐羅大備，其何以裨藝林而光策府？爰命四方大吏，加意採訪，彙上於朝。……合之大内所儲，朝紳所獻，計不下萬餘種。自昔圖書之富，於斯爲盛。特詔詞臣，詳爲勘核，釐其應刊、應抄、應存者，繫以《提要》，輯成《總目》，依經、史、子、集部分類衆，命爲《四庫全書》，簡皇子、大臣爲總裁以董之。”所謂“繫以提要”，即在萬餘種圖書之開卷副頁右方，各粘貼《提要》一篇；所謂“輯成《總目》”，則是將萬餘種圖書提要抄出，會輯而成劉向《别録》式的《總目》一部。又，同年五月十七日上諭：“前經降旨博訪遺編，彙爲《四庫全書》……所有進到各書，並交總裁等，同《永樂大典》内現有各種詳加核勘，分别刊鈔。擇其中罕見之書，有益於世道人心者，壽之梨棗，以廣流傳；餘則選派謄録，彙繕成編，陳之册府；其中有俚淺訛謬者，止存書名；彙爲《總目》，以彰右文之盛，此採擇《四庫全書》本指也。”又，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上諭：“辦理四庫全書處進呈《總目》，於經、史、子、集内，分晰應刻、應抄及應存書名三項。各條下俱經撰有《提要》，將一書原委，撮舉大凡，並詳著書人世次爵里，可以一覽了然。較之《崇文總目》，蒐羅既廣，體例加詳，自應如此辦理。……至現辦《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卷帙甚繁，將其抄刻成書，繙閲已頗爲不易，自應於《提要》之外，另刊《簡明書目》一編，衹載某書若干卷，注某朝某人撰，則篇目不煩而檢查較易。俾學者由《書目》而尋《提要》，由《提要》而得全書，嘉與海内之士，考鏡源流，用彰我朝文治之盛。著四庫全書處總裁等遵照，悉心妥辦，並著通諭知之。”在纂修《四庫全書》之初，就想到需要撰集一部目録學專著以考鏡源流，此書定名曰《總目》，即《四庫全書總目》，乾隆三次“降旨”，説得明明白白。至於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上諭中“現辦《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二句，王先生斷作“現辦《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其實，“多至萬餘種”的，不是《總目》，而是《提要》，《總目》中的《提要》。當然，乾隆帝所下御旨中，有時把“總目”與“提要”剥離，有時又以“提要”代指“總目”，偶爾亦連稱作“總目提要”。以紀昀爲首的專家們並没有把這些全當成“聖旨”遵照執行，而是在每卷開端仍舊大寫“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並且在《凡例》中申明：“今於所列諸書，各撰爲《提要》，分之則散弁諸編，合之則共爲《總目》。”《總目》好似一座大厦，《提要》乃建築磚石，此外還有總序、小序、案語等樑木結構。二十世紀的研究者，面對實實在在的《總目》原創版本，連個書名也不敢相信；凡是皇帝説過的，不管前後有多麽矛盾，都堅信不移，奉爲指南，以規範、匡正歷史上形成的原始文獻，削足適履，不足爲訓。

我國目録學之傳統，以能叙學術源流者爲正宗。目録本名“録”。劉向主持校理國家藏書，“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録而奏之”。“昔劉向校書，輒爲一録，論其指歸，辨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别集衆録，謂之‘别録’，即今之《别録》是也”。劉向自名爲録，如“臣所校《戰國策》書録”、“所校中《孫卿》書録”、“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所校《列子》書録”等，“書”字當屬上讀，猶言某書之録也，實兼包篇目、指意二者言之。劉向奉詔校書，編校之始，本以篇目爲主（當年古書多篇卷單行，各本多寡不一），故舉目言之，偶爾或謂之“目録”。“劉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録，略序洪烈”。是“目録”之本義與“録”相同，亦兼包篇目（目）、指意（叙）二者言之。“吾國從來之目録學，其意義皆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所由與藏書之簿籍、自名賞鑒、圖書館之編目僅便檢查者異也”。進入二十世紀，我國各地相繼開始由藏書樓向圖書館轉變，圖書館事業蓬勃興起，作爲檢索工具的目録（卡片目録、書本目録）如雨後春筍，大量涌現。這當然是無可非議的，應該得到肯定和不斷發展的事業。我國傳統目録學之基本精神，叙述學術源流之要義，則在不經意間流失。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目録僅僅是記書名、著者而已，乃至於出版《四庫全書總目》的人需要在封面或扉頁大寫“提要”兩字來彰顯其份量，以收廣告宣傳之功。所幸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浙本、八十年代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殿本，皆反璞歸真，軌復本初矣。

二、乾隆六十年十月，浙江布政使謝啓昆等刊竣《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卷首一卷，底本是文瀾閣所藏的寫本一百二十五册，是爲《總目》第一刻。所謂“浙本翻刻殿本”之説，純屬向壁虚造。

浙江刊本《總目》卷尾有阮元《恭紀》云：四庫卷帙繁多，嗜古者未及遍覽，而《提要》一書，實備載時地姓名及作書大旨，承學之士，抄録尤勤，毫楮叢集，求者不給。乾隆五十九年，浙江署布政使司臣謝啓昆、署按察使司臣秦瀛、都轉鹽運使司臣阿林保等，請於巡撫兼署鹽政臣吉慶，恭發文瀾閣藏本，校刊以惠士人。貢生沈青、生員沈鳳樓等，咸願輸資，鳩工蕆事，以廣流傳。六十年，工竣。學政臣阮元本奉命直文淵閣事，又籍隸揚州，揚州大觀堂所建閣曰文匯，在鎮江金山者曰文宗，每見江淮人士，瞻閲二閣，感恩被教，忻幸難名。兹復奉命視學兩浙，得仰瞻文瀾閣於杭州之西湖，而是書適刊成。士林傳播，家有一編，由此得以津逮全書，廣所未見，文治涵濡，歡騰海宇，寧有既歟！臣是以敬述東南學人歡忭感激微忱，識於簡末，以仰頌皇上教育之恩於萬一云爾。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浙江學政臣阮元恭紀。

阮元這篇《恭紀》的信息量實在是大。他告訴我們，浙刻的底本是“文瀾閣藏本”，浙刻的功績是結束了“毫楮叢集，求者不給”的傳抄階段，而步入“士林傳播，家有一編”的刊印時期。他還告訴我們浙刻完成的具體時間。考阮元於乾隆五十六年五月端午日奉旨補授詹事府詹事，又奉旨補文淵閣直閣事（文淵閣四庫書初成，置官，朱文公首直閣，皇十一子親刻石印贈公。至是，公以印付先生）。乾隆五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奉旨放山東學政，乾隆六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奉旨調任浙江學政，九月二十八日奉旨升授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十月初三日交印啓程，十一月初一日至杭州，初六日接印。阮元於十一月一日到杭州，《總目》“適刊成”，我們可據以把浙本刊版完成的時間定格在乾隆六十年十月，比武英殿刊本要早一個月，稱之爲《總目》第一刻，當之無愧。

浙江刻本的底本，阮元所謂“文瀾閣藏本”，是何種版本呢？答曰：文瀾閣《四庫全書》中的寫本《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二十五册，析爲四部，分置《四庫全書》經、史、子、集四部之首，其絹面顔色亦因庫書而異（經緑、史紅、子藍、集灰）。這些都明明白白記録在嘉慶二十五年（1820）杭州承辦鹽商吴恒聚等造《文瀾閣四庫全書書目清册》之中，《清册》著録的還有《欽定四庫全書考證》一百册，亦分隸庫書經、史、子、集四部；《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八册，置全書之首。三書皆寫本。《清册》中没有武英殿刊本或武英殿聚珍本之記載。數十年之後，咸豐末同治初（1861年10月—1864年3月），太平軍攻占杭州，文瀾閣《四庫全書》散失過半，《總目》分置四部之首，損失尤重，僅存二十七卷，光緒年間由丁丙補抄完整。原寫本爲絹面包背裝，封面簽題：“欽定四庫全書”；“欽定四庫全書”；“欽定四庫全書”；“欽定四庫全書”，扉頁貼黄：“詳校官内閣中書臣吕光復”；每册首鈐“古稀天子之寶”（白文），册尾鈐“乾隆御覽之寶”（朱文）；底頁署“總校官編修臣彭元珫 檢討臣徐鑑 校對生員臣胡紀勳”；每半葉八行，行二十一字，紅格雙邊，太史連紙，白口，單魚尾（尾上寫“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尾下寫卷次、頁碼）。我在浙江圖書館工作期間，曾取原寫本跟浙刻本對校，一一吻合。甚至寫本中的訛誤文字，刻本亦照原式不改。文瀾閣寫本《總目》頒發入藏在乾隆五十七、八年間，乾隆五十九年，謝啓昆等發此本而壽諸梨棗，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六日，殿本《總目》才“刊竣刷印裝潢”呈乾隆“御覽”，王重民先生説“1795年浙江士紳出資在杭州翻刻了殿本《四庫全書總目》”，則係完全不可能之事。

三、乾隆六十年十一月，武英殿刊竣刷印裝潢《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卷首四卷，刊刻之底本是頒發文瀾閣寫本之後，紀昀等人繼續修訂完成的稿本，是爲《總目》第二刻。所謂“武英殿聚珍排印本”，並不存在。

武英殿刻印《四庫全書總目》一書，始於何年何月，原本無標識可尋。考乾隆四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内閣奉上諭：“前經降旨，令將《四庫全書總目》及各書提要，編刊頒行。”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六日内閣奉上諭：“《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現已辦竣呈覽，頗爲詳核，所有總纂官紀昀、陸錫熊著交部從優議叙，其協勘查校各員，俱著照例議叙。”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臣永瑢等謹奏，爲《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告成，並改定《總目》，編次《考證》，均經完竣，恭摺奏明事。……《總目提要》及《考證》全部，臣等均擬繕寫正本，於文淵閣中間東西御案上次第陳設。此係全書綱領，未便仍分四色裝潢，應請用黄絹面頁，以符中央土色，俾卷軸森嚴，益昭美備。其文源、文津、文溯三閣，俟書成後照此辦理。至《總目提要》及《簡明目録》二書，均係仰禀聖裁，折衷考訂，兼綜百氏，苞括群書，洵足嘉惠藝林，應請交武英殿刊刻頒行，垂示萬世”。乾隆四十八年三月十八日軍機大臣奏：“臣等遵旨將《四庫全書總目》從前於何時進呈及曾否於文淵閣陳設之處，交查四庫館。兹據覆稱：《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及《簡明目録》二十卷，於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進呈，發下另繕正本四分，於現在繕録。因有各館未成之書，尚須續纂提要，依類歸入，是以未經陳設，現在上緊催辦。”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原户部尚書、辦理四庫全書副總裁曹文埴謹奏：“爲刊刻《四庫全書總目》竣工，敬謹刷印裝潢，恭呈御覽事。竊臣於乾隆五十一年奏請刊刻《四庫全書總目》，仰蒙俞允，並繕寫式樣，呈覽在案。續因紀昀等奉旨查辦四閣之書，其中《提要》有須更改之處，是以停工未刻。今經紀昀將底本校勘完竣，隨加緊刊刻畢工。謹刷印裝潢陳設書二十部，備賞書八十部，每部計十六函，共一千六百函，恭呈御覽。其版片八千二百七十八塊，現交武英殿收貯。再，紀昀曾知會臣於書刊成之日，刷印四部，分貯四閣，兹一併印就，請飭交武英殿總裁照式裝潢，送四閣分貯。查是書便於繙閲，欲得之人自多，亦應聽武英殿總裁照向辦官書之例，集工刷印，發交京城各書坊領售，俾得家有其書，以仰副我皇上嘉惠藝林之至意。伏祈睿鑒。謹奏。”硃批：“知道了。”

上述文獻檔案告訴我們：《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乾隆四十六年二月編撰完稿，四十七年七月修改定稿，擬繕寫正本四分，於文淵、文源、文津、文溯四閣陳設，並“請交武英殿刊刻頒行”。因有各館未成之書，尚須續纂提要，依類歸入，所以拖到乾隆五十一年曹文埴才奏請開始刊刻，並繕寫式樣。這時候又有新情況發生，查辦禁書活動進入新階段，且深入到《欽定四庫全書》内部。最典型的例子是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七日軍機大臣報告：“查李清所撰《諸史同異録》内悖妄之處，臣等現傳續辦三分書提調，詳加詢問。並查取文淵閣所貯此書及其餘二分書，並原書底本，詳悉核對，再行擬寫將總裁、總纂、校對等分别議處治罪諭旨進呈。”十八日，乾隆帝下令：“將文溯、文津閣藏貯李清所撰《諸史同異録》一書，掣出銷燬。”十九日，内閣奉上諭：“四庫全書處進呈續繕三分書，李清所撰《諸史同異録》書内，稱我朝世祖章皇帝與明崇禎四事相同，妄誕不經，閲之殊堪駭異。李清係明季職官，當明社淪亡，不能捐軀殉節，在本朝食毛踐土，已閲多年，乃敢妄逞臆説，任意比擬。設其人尚在，必當立正刑誅，用彰憲典。今其身既倖逃顯戮，其所著書籍悖妄之處，自應搜查銷燬，以杜邪説而正人心。乃從前查辦遺書時，該省及辦理四庫全書之皇子、大臣等未經掣燬，今續三分《全書》，猶復一例繕録，方經朕摘覽而得，甚屬非是。因檢閲文淵、文源兩閣所貯書内已删去此條，查係從前覆校官編修許烺初閲時簽出擬删，是以未經繕入。但此等悖妄之書，一無可採，既據覆校官簽出擬删，該總纂、總校等即應詳加查閲，奏明銷燬。何以僅從删節，仍留其底本？其承辦續三分書之侍讀恭泰、編修吴裕德，雖係提調兼司總校，但率任書手誤寫，均難辭咎。所有辦《四庫全書》之皇子、大臣，及總纂紀昀、張士毅、陸錫熊，總校陸費墀、恭泰、吴裕德，從前覆校許烺，俱著交部分别嚴加議處。至議叙舉人之監生朱文鼎，係專司校對之人，豈竟無目者，乃並未校出，其咎更重。朱文鼎本因校書特賜舉人，著即斥革，以示懲儆。所有四閣陳設之本及續辦三分書内，俱著掣出銷燬，其《總目》提要，亦著一體查删。”深文周内，聲色俱厲，十九名責任人暨連帶責任者（包括和坤、劉墉）被追究，嚴懲不貸。此例一開，豈止是一部《諸史同異録》，李清的全部著作（《南北史合注》、《南唐書合訂》、《歷代不知姓名録》）迅速入圍；周亮工、吴其貞、潘檉章等等，也一個又一個被揪了出來。由此引發了對《四庫全書》的全面清查，並發展爲全社會清查禁書的第二次高潮，或全毁（整部毁書鏟版），或抽毁違礙篇章字句，並且株連到一批又一批的推許、引用、載録者。禁毁圖書運動的累累碩果，幾乎無一不牽動着《總目》（包括存目）的同步修改，所以曾因李清案而遭受降級處罰的曹文埴唯恐觸犯忌諱，聰明地選擇了“停工未刻”。直到乾隆末年，弘曆氣數已盡，紀昀才得以“校勘完竣”，武英殿刻書處“隨加緊刊刻畢工”。曹文埴的奏摺告訴我們：殿本《總目》從乾隆五十一年付刊，至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刊竣刷印装潢，共有版片八千二百七十八塊，交武英殿收貯（絶對不是如傅以禮説的“聚珍版”）；當時共刷印一百零四部，二十部陳設，八十部備賞，餘四部送文淵、文源、文津、文溯四閣分貯。曹文埴的奏摺寫得明白，《文瀾閣四庫全書書目清册》中没有殿本《總目》，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而王重民先生説“乾隆五十八年冬或五十九年春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才送到了杭州文瀾閣，浙江地方大吏和浙江士紳就在五十九年開始了校正翻印的工作”，則純屬主觀推測，没有文獻支持。《四庫全書總目》從基本完稿到武英殿刊刻完工，花了近十五年工夫。如上所述，這期間《總目》一直處於修訂、調整狀態。學術上的糾謬補闕，改不勝改，自不待言；政治上的查辦禁書，愈演愈烈，《總目》都必須做出連鎖反應。甚至《總目》寫定本已經頒發文瀾閣之後，修訂工作仍在進行。北京圖書館藏有修訂稿本六十三卷，行間多修改筆迹，如：卷四六《遼史》提要，底本中“石刻今尚在古爾板蘇巴爾漢”一句被勾去，於其旁改添爲“石刻今尚在興中故城（今名古爾板蘇巴爾漢，譯言三塔也）”。卷一六五《四明文獻集》提要“蓋捃拾殘賸，非其真矣”，改“真”爲“舊”；《晞髮集》提要“而節概亦卓然可觀”，改“可觀”爲“可傳”等等。底本跟文瀾閣寫本相同，修訂部分則跟後出之武英殿刊本相同。此修訂稿實係武英殿刊《總目》之稿本的一部分。殿本與文瀾閣寫本（浙本）比較，四方面不同：1.封面簽題不同。殿本大題“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獨立爲一書；文瀾閣寫本大題“欽定四庫全書”，雙行小字注：，顯然是分置四部之首，封面分四色裝潢（北四閣寫本《總目》集中陳設，絹面單一黄色），惟卷次連貫，翻刻浙本始集中在一起。2.殿本卷首析爲四卷，浙本爲一卷，而内容比殿本反而多出乾隆五十五年六月《聖諭》一通。3.各部、類諸書提要排列順序，殿本與庫書序列大致相合，浙本則多有顛倒。4.殿本後出，較文瀾閣寫本修改甚多，個别字、詞、句的磨勘，卷數的修改，在四百處以上，而大的改動，整段改寫，亦有多處。如卷五五《周忠愍奏疏》提要，浙本“明末積習，好以譁訐取名，其奏議大抵客氣浮詞，無裨實用。起元諸疏，尚多有關國計民生，非虚矜氣節者比，其人其言，足垂不朽，今録其《奏疏》二卷”一段，殿本改寫爲：“當魏忠賢肆虐之日，國事日非，幾幾乎毒焰薰天，狂瀾汩地。無耻者從風而靡，代爲搏噬，無論矣；即皦然自好者，亦潔身去之而已。起元獨與楊、左諸人，奮起而嬰其鋒。雖卒至白骨啣冤，黄泉茹痛，而士大夫尚賴此數十君子知世間有廉耻事，亦不可謂非中流之砥柱也。其人足重，斯其言可傳，豈明末臺諫，連篇累牘，徒以譁訐取名者所可同日語哉！録而存之，以表章忠義之氣也。”文字大增，言詞激昂，是深入體會弘曆“殷鑒不遠，尤當引爲炯戒”旨意的作品，也可能與當時懲治錢謙益等貳臣的政治需要有關。

武英殿刊本《四庫全書總目》，跟《武英殿聚珍版書》並無關連，它是刊版單行的。一百多年以後，福建書局、廣雅書局相繼翻刻《武英殿聚珍版書》，並翻刻殿本《總目》等增入其中，號稱“武英殿聚珍版書”。廣雅刊本卷末附刻傅以禮跋稱：“是編於乾隆四十七年告成，由武英殿排印通行，即此聚珍本也。”這話不可信，當時擺在傅以禮面前的底本，豐順丁氏所藏的，就是乾隆六十年十一月武英殿原刊本《總目》也。

十九世紀末，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傅以禮撰寫《校刊殿本〈總目〉跋》，他原以爲文瀾閣藏的是殿本，浙本與殿本“亦應無不吻合”，及覺察其差異，“或此有而彼遺，或彼存而此闕，而卷數之多寡，字句之詳略，更無論已”，這些都難以用浙本校對不精來解釋，傅氏“薈萃紬繹，臚叙異同，爲校勘記”，而不强作解人。可是從此以後，洪業《〈四庫全書總目引得〉序》，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王重民《論〈四庫全書總目〉》、《跋影印本〈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影印浙本《出版説明》（1964年12月），昌彼得《影印〈四庫全書〉的意義》，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殿本《弁言》（1983年），華立《四庫全書縱横談》，長沙市中山圖書公司《四庫全書》研究所之《整理説明》（中華書局排印殿本整理本，1997年1月），“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編委會”之《整理説明》（海南出版社排印浙本整理本，1999年5月）等，皆主“浙本翻刻殿本”説。證據呢？一是把嘉慶初年始頒發北四閣的殿本《總目》（南三閣無），説成“大概乾隆五十八年冬或五十九年春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才送到了杭州文瀾閣”；二是將阮跋“恭發文瀾閣藏本，校刊以惠士人”，擅改爲“文瀾閣所藏的殿刊本”。如果説王重民教授使用“大概”二字還留有餘地的話，承繼者不問證據，言之鑿鑿，則近乎荒唐了。這樣的誤導，對正確解釋浙本、殿本的差異，進而研究《總目》撰著、修訂的全過程，特别是版本校勘，造成的障礙之大是不言而喻的。有鑒於此，筆者在十年前曾詳列二十二種傳本，辨析版本源流。無奈“浙本翻刻殿本”誤説依然流行，且愈演愈烈，今復辯論如上。“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原載《文史》2004年第2輯）

《四庫全書總目》殿本刊竣年月考實

乾隆六十年（1795），《四庫全書總目》（以下簡稱《總目》）有兩個刻本問世。一個是浙江刻本，簡稱浙本、杭本、杭州小字本，亦有人誤稱作“揚州本”或“揚州小字本”；另一個是北京武英殿刻本，簡稱殿本，亦有人誤稱爲“聚珍本”。從乾隆六十年到現在，二百多年間，《總目》有二十幾個版本，分别源自浙本和殿本。這兩個最早的刻本幾乎同時問世，孰先孰後，本是關乎排序的小事。可是，近一百多年來，學界流行“浙本據殿本翻刻”假説，大有弄假成真之勢。因此，考實兩個版本的刊竣年月，不僅關乎目録排序，而且關係到《總目》的校勘乃至傳播史之大局，並非小事一樁。一 殿本刊竣刷印裝潢“恭呈御覽”於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六日

武英殿刊竣《總目》的年月大致有五種説法：（1）乾隆五十四年（1789）刊本。首見於故宫博物院圖書館編印《故宫所藏殿本書目》卷二著録，1936年陶湘輯印《武進陶氏書目叢刊·清代殿板書目》沿襲之。中華書局1965年6月影印浙本《總目》時在《出版説明》中稱：“據現在所知，《總目》在乾隆五十四年已經寫定，並在這年由武英殿刻版。”中華書局在1997年1月排印殿本《總目》時亦稱：“《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完成之後，於清乾隆五十四年由武英殿首次刊印，是爲殿本。”（2）大概是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見昌彼得《影印〈四庫全書〉的意義》。（3）乾隆五十五年至五十九年之間（1790—1794）。見洪業《四庫全書總目引得·序》（1931年燕京大學引得編纂處排印本），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沿襲之。（4）大概是在乾隆五十八年秋冬之間，最晚不過這一年的冬季（1793）。見王重民《論〈四庫全書總目〉》及《跋影印本〈四庫全書總目〉》。1999年5月，海南出版社排印浙本，《整理説明》稱殿本在“五十八年秋冬之間刻成”。（5）乾隆六十年（1795）。見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殿本之《弁言》（1983年）。

前四説或云“大概”如何，或言之鑿鑿。“大概”云云者，表明只是根據部分學術現象作出的推測之辭，留有餘地；而言之鑿鑿者，却全無證據。第五説，年份不誤，可惜未能舉證，誤説照舊流行。筆者於十八年前前往北京圖書館，在普通書庫見到四部武英殿原刊原印《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卷首四卷，每部一百二十册，紙幅極寬大，但却無刊刻年月之記録，連“武英殿”三字也不見踪影。由此可知關於殿本刊印年代，爲什麽會有如此多的不同説法，“大約”、“大概”之類用語，透露着研究者的無奈。當然，“浙本翻刻殿本”假説的先入爲主，驅使學者們必須把殿本鎖定在乾隆五十九年以前，因爲浙本刊竣於乾隆六十年是毫無疑義的。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弁言》承認殿本刊竣於乾隆六十年，却隱掉了月份，這實在又是一種無奈，因爲他們也是“浙本翻刻殿本”假説的信從者。

其實，一個物品完全没有歲月痕迹是不太可能的，圖書亦不例外。當年筆者在北京圖書館古籍部仔細翻閲《總目》，還是覺察到不少蛛絲馬迹。例如：卷八二《八旬萬壽盛典》（一百二十卷）提要云：“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大學士阿桂等奏請纂修，五十七年十月告成。”卷一九〇《欽定千叟宴詩》（三十六卷）提要：“乾隆五十五年奉敕編。”這樣的内證，足以將上述五種説法中的第一、第二兩種説法徹底推翻。再如卷三著録《周易集説》四十卷、《讀易舉要》四卷，卷一二一著録《書齋夜話》四卷，卷一二七著録《月下偶談》一卷，卷一四六著録《周易參同契發揮》三卷及《釋疑》一卷、《易外别傳》一卷、《席上腐談》二卷，卷一四七著録《陰符經注》一卷、《元學正宗》二卷、《爐火鑒戒録》一卷，以上十種皆爲宋、元之際吴縣學者俞琰所著，《提要》“琰”字皆缺末筆。卷五七《名臣碑傳琬琰集》一百七十卷，卷六〇《梅墟先生别録》二卷“明李日華、鄭琰同撰”，“琰”字亦缺末筆。上述現象應該被視作有意避皇太子（顒琰）名諱之舉措。《四庫全書》内全本繕寫《名臣碑傳琬琰集》及俞琰著作七種，“琰”字皆不缺筆。顯然，殿本《總目》刊竣刷印前夕始將“琰”字末筆鏟掉。這樣的内證，不僅將上述説法中的前四説全部推翻，對第五説亦構成挑戰。

1997年7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公世，内有宫中朱批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原户部尚書、辦理《四庫全書》副總裁曹文埴的奏摺。奏摺云：“臣曹文埴謹奏，爲刊刻《四庫全書總目》竣工，敬謹刷印裝潢，恭呈御覽事。竊臣於乾隆五十一年奏請刊刻《四庫全書總目》，仰蒙俞允，並繕寫式樣，呈覽在案。續因紀昀等奉旨查辦四閣之書，其中《提要》有須更改之處，是以停工未刻。今經紀昀將底本校勘完竣，隨加緊刊刻畢工。謹刷印裝潢陳設書二十部，備賞書八十部，每部計十六函，共一千六百函，恭呈御覽。其版片八千二百七十八塊，現交武英殿收貯。再，紀昀曾知會臣於書刊成之日，刷印四部，分貯四閣，兹一併印就，請飭交武英殿總裁照式裝潢，送四閣分貯。查是書便於繙閲，欲得之人自多，亦應聽武英殿總裁照向辦官書之例，集工刷印，發交京城各書坊領售，俾得家有其書，以仰副我皇上嘉惠藝林之至意。伏祈睿鑒。謹奏。”朱批：“知道了。”這道奏摺向乾隆皇帝禀報殿本《總目》的刊刻經過、竣工刷印裝潢時間、刷印數量及其具體用項，作爲武英殿刊刻《總目》的第一責任人，曹文埴的報告應該是可信的，“每部十六函，共一千六百函，恭呈御覽”，是有實物在案，曹文埴不可能虚應故事。據此，我們可以確認：殿本《總目》刊竣刷印裝潢、呈送御覽的具體時間是在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六日。歷史上，愛新覺羅·顒琰實際掌握皇權的時間要早於嘉慶元年（1796）。《清史稿》卷一五《高宗本紀》記載：乾隆六十年，“九月辛亥，上御勤政殿，召皇子、皇孫、王公、大臣等入見，宣示立皇十五子嘉親王爲皇太子，明年爲嗣皇帝元年”。這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立太子，倒更像是立“皇帝”，只不過名義上暫緩三個月而已。八十五歲的老皇帝弘曆公開宣示交權給三十五歲的顒琰，貌似“禪位”，實則是被迫無奈，“耄期倦勤，蔽於權倖，上累日月之明，爲之太息焉”。宫廷政治的實際運作情形，比史家的描叙要嚴酷得多。乾隆的“九月宣示”，實際是承認失敗，退入冷宫，而三個月的暫緩條件，絲毫也不能阻止“太子”成爲事實上的皇帝。殿本《總目》此時才刊成，真是生不逢時。除四部分發北四閣之外，餘一百部堆置武英殿，自生自滅，“陳設”、“備賞”云云，徒成虚語。北圖收藏四部，算是碩果僅存了。二 浙本早於殿本，“浙本翻刻殿本”論根本不能成立

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廣雅書局翻刻殿本《總目》。主持校刊的傅以禮發現，殿本與浙本“所載不盡相符，或此有而彼遺，或彼有而此闕，而卷數之多寡，字句之詳略，更無論已”。傅氏臆測杭州文瀾閣《四庫全書》中的《總目》是殿本，浙本據以校刊，“亦應無不吻合”。面對差異殊多的狀況，傅氏感到困惑，“曾偕孫鹺尹星華，擬共薈萃紬繹，臚叙異同，爲校勘記。以兹事體大，未容草草卒業，謹先據浙本增入《諭旨》一道，乃乾隆五十五年所頒者……《表》尾偶缺諸臣職名，並依浙本補鎸，即此亦足爲各本互異之一證焉。”傅以禮的失誤是想當然地設定文瀾閣藏的是殿本，由此推理，浙本“當然”是“翻刻殿本”。但是當他面對兩本實質性的差異，却没有强作解人，而是作《校勘記》，並且積極吸收浙本的内容，增入廣雅書局翻刻的殿本《總目》之中。傅以禮之後的百餘年間，研究者則没有這份耐心，他們視“浙本據殿本翻刻”爲捷徑，遞相傳述。1965年，中華書局影印浙本《總目》，該局影印組在《出版説明》中斷言“浙本據殿本重刻，校正了殿本的不少錯誤”。1997年，中華書局排印出版殿本（整理本），堅持“浙江官府根據杭州文瀾閣所藏殿本重刻”之立場（見《整理凡例》）。事實上，這也是整個二十世紀版本目録學界的主流觀點。

浙本《總目》果真是“據殿本重刻”嗎？回答是否定的。浙本卷末刊有阮元《跋》，對刊刻過程有具體之記述。文中説：“四庫卷帙繁多，嗜古者未及遍覽，而《提要》一書，實備載時地姓名及作書大旨，承學之士，抄録尤勤，毫楮叢集，求者不給。乾隆五十九年，浙江署布政使司臣謝啓昆、署按察使司臣秦瀛、都轉鹽運使司臣阿林保等，請於巡撫兼署鹽政臣吉慶，恭發文瀾閣藏本，校刊以惠士人。貢生沈青、生員沈鳳樓等，咸願輸資，鳩工蕆事，以廣流傳。六十年，工竣。學政臣阮元本奉命直文淵閣事，又籍隸揚州，揚州大觀堂所建閣曰文匯，在鎮江金山者曰文宗，每見江淮人士，瞻閲二閣，感恩被教，忻幸難名。兹復奉命視學兩浙，得仰瞻文瀾閣於杭州之西湖，而是書適刊成。士林傳播，家有一編，由此得以津逮全書，廣所未見，文治涵濡，歡騰海宇，寧有既歟！臣是以敬述東南學人歡忭感激微忱，識於簡末，以仰頌皇上教育之恩於萬一云爾。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浙江學政臣阮元恭紀。”

阮元於乾隆五十六年五月端午日奉旨補授詹事府詹事，又奉旨補文淵閣直閣事；乾隆五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奉旨放山東學政，乾隆六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奉旨調任浙江學政，十月初三日交印啓程，十一月初一日至杭州，初六日接印。乾隆五十九年浙江“恭發文瀾閣藏本，校刊以惠士人”，至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初，阮元到任之日，“是書適刊成”。我們可據此第一手文獻記載把浙本刊版完成的時間定格在乾隆六十年十月。一個多月之後，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六日，曹文埴刊竣刷印裝潢殿本一百部一千六百函“恭呈御覽”。試問：浙江人是何方神聖，怎麽可能在乾隆五十九年就得到殿本，並且在皇帝“御覽”之前已經翻刻“工竣”？阮元又是何等膽量，竟把“士林傳播，家有一編”的歷史功績歸之於浙本，却隻字不提皇帝身邊的武英殿本？唯一合理的解釋是殿本刊成在浙本之後，謝啓昆等“恭發”的“文瀾閣藏本”不是武英殿校刊的《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卷首四卷，而是四庫館寫本《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卷首一卷，於乾隆五十八年頒發至文瀾閣，計一百二十五册，封面分四種色調（經緑、史紅、子藍、集灰），分置《四庫全書》經、史、子、集四部之首。浙本依樣畫葫蘆，連寫本的錯别字亦照刻，只是將“俞琰”改刻爲“俞琬”，卷五七《名臣碑傳琬琰集》一條則改刻爲“琬炎”，卷六〇《梅墟先生别録》二卷“明李日華、鄭琰同撰”一條仍改爲“琬”。浙本或改字，或去偏旁，體例雖不純，避太子名諱則一。如前所述，乾隆六十年九月以後的三個月，國家政治呈現“皇帝”非皇帝，“太子”即皇帝的特殊格局。浙本與殿本雖稍有先後，但都是這一特殊時期與最高政治密切關聯的出版物，兩個刻本不約而同地避“太子”名諱，堪稱時代印記。

浙本與殿本並非源出同一個底本，内容相互關聯又互有短長。試舉三例以明之：

例（1）《周忠愍奏疏》提要（卷五五）：（浙本）明周起元撰……明末積習，好以譁訐取名。其奏議大抵客氣浮詞，無裨實用。起元諸疏，尚多有關國計民生，非虚矜氣節者比，其人其言，足垂不朽，今録其《奏疏》二卷，以遺詩七首附後。（殿本）明周起元撰……當魏忠賢肆虐之日，國事日非，幾幾乎毒焰薰天，狂瀾汩地。無耻者從風而靡，代爲搏噬，無論矣。即皦然自好者，亦潔身去之而已。起元獨與楊、左諸人，奮起而嬰其鋒。雖卒至白骨啣冤，黄泉茹痛，而士大夫尚賴此數十君子，知世間有廉耻事，亦不可謂非中流之砥柱也。其人足重，斯其言可傳。豈明末臺諫，連篇累牘，徒以譁訐取名者所可同日語哉！録而存之，以表章忠義之氣也。

例（2）《禮白岳記》提要（卷六四）：（浙本）明李日華撰。日華有《梅墟先生别録》，已著録。是書自紀其萬曆庚戌禮神白岳之事。卷末又題曰“篷櫳夜話”，殆是書有二名耶？《因樹屋書影》曰：“嘗見槜李李君實所爲《禮白岳記》，分視之各爲一則，合視之共爲一記，而詩即聯綴於中，分視之則詩，合視之詩亦記也。詩文照映，使山水神情無所遁於其間，真是合作。今人爲遊記者，意在謀篇，終難逐境，章法固自貫串，境地終未分明。且記自記，詩自詩，使讀者因記以憶詩，持詩以尋記，筆墨間隔，神情不屬，不數行欠伸欲臥矣。故予以爲李公之記，可爲今人法也”云云，其推挹甚至。然終不出萬曆後纖巧之格，所謂才士之文，非作者之文也。（殿本）明李日華撰。日華有《梅墟先生别録》，已著録。是書自紀其萬曆庚戌禮神白岳之事。卷末又題曰“篷櫳夜話”，殆是書有二名耶？

例（3）《七頌堂識小録》提要（卷一二三）：（浙本）國朝劉體仁撰……惟蘇軾所書《醉翁亭記》，《因樹屋書影》以爲出中州士人白麟之手，高拱誤爲真迹，勒之於石……（殿本）國朝劉體仁撰……惟蘇軾所書《醉翁亭記》，出中州士人白麟之手，高拱誤爲真迹，勒之於石……

例（1）《周忠愍奏疏》提要，浙本切入點爲“有關國計民生”，旨在總結明季之教訓；殿本切入點爲“表章忠義之氣”，旨在爲乾隆懲治“貳臣”造勢。例（2）《禮白岳記》提要，浙本引用周亮工《因樹屋書影》之評論爲主，盛贊才士之文，堪稱真正的文學批評；殿本則全部删除，背景是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下令“將周亮工所撰各書一概查燬”。例（3）《七頌堂識小録》提要，浙本稱引周亮工《因樹屋書影》之説，殿本亦採信之，惟删“因樹屋書影以爲”七字而已。乾隆聲色俱厲、磨刀霍霍，文人們倒還從容，略施小計，瞞天過海，煞是有趣。如果我們把順序顛倒，回到“浙本翻刻殿本”論，情形將會難以想像。首先，《周忠愍奏疏》提要，兩本大不同，所謂“翻刻”，從何談起？其次，《七頌堂識小録》提要，浙江士紳竟敢擅自增入“《因樹屋書影》以爲”七字，公然標榜禁毁之書；《禮白岳記》提要更是增引“悖逆”周亮工之長篇大論，此等做派，豈不是自己找死？世上斷無這等傻瓜。須知浙人從“毫楮叢集、求者不給”的現象中敏鋭覺察到的是“商機”，於是迅速行動，由民間集資，“恭發文瀾閣藏本，校刊以惠士人”。爲規避政治風險，只有小心謹慎地遵照文瀾閣藏的鈐有“乾隆御覽之寶”的“欽定”之本，連錯字也不動一個，依樣畫葫蘆，既保險又省事，何樂而不爲？至於增避嘉慶名諱，則透露着浙人的睿智。商業頭腦與政治考量的完美結合，從而使浙本成爲《總目》傳播史上影響最大的版本，至今口碑載道。可是，它的底本——文瀾閣寫本在《總目》撰著（含修訂删補）過程中的地位，則被“浙本翻刻殿本”迷霧所遮蔽，學界無問津者。所以必須認清浙本早於殿本，浙本的底本——文瀾閣藏本，更早於殿本的底本——乾隆六十年紀昀修訂“完竣”之本，浙本展現的是乾隆五十七年的《總目》修訂面貌，殿本展現的是乾隆六十年的《總目》修訂“完竣”面貌。研究者只有從“浙本翻刻殿本”論之誤區走出來，才有可能欣賞殿本的“成熟”精緻，才有可能發現浙本雖未“熟透”，然而可愛，還可能察覺乾隆五十七年的《總目》修訂成果在乾隆六十年的紀昀修訂“完竣”之本中竟有部分失踪，進而確認浙本與殿本不僅一先一後，而且互有短長、互相補充，可爲《總目》的校勘，爲探討《總目》撰著修改的全過程，爲釐清《總目》傳播史上的版本源流，提供重要參照。（原載《浙江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

文瀾閣《四庫全書總目》殘卷之文獻價值

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内含《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二十五册，包背裝，開化紙紅格寫本，每半葉九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雙邊，鈐“古稀天子之寶”（陰文）、“乾隆御覽之寶”（陽文），與其他庫書無異。所特别者，一百二十五册之書，不集中存放，而是解體爲四（依經、史、子、集劃分），其絹面分色調爲緑、紅、藍、灰，簽題“欽定四庫全書”，其下小字雙行題“”，各自置入《四庫全書》經、史、子、集四部之首。嘉慶二十五年（1820），杭州承辦鹽商吴恒聚等造《文瀾閣四庫全書書目清册》五本，對上述特徵，有詳確之記録。咸豐十一年至同治三年間（1861—1864），太平軍進駐杭城，閣書散佚，戰後歸閣，不足三成。《總目》僅存十一册，不足一成，合併解放後收回的四册，計殘存十五册二十七卷（卷六四、六五、六九、七〇、七一、七八、七九、八〇、一二五、一四〇、一四八至一五三、一五六、一五七、一六二至一六五、一八三、一八五、一八六、一九五、一九六）。每册皆鈐御寶，首葉鈐“古稀天子之寶”（陰文），尾葉鈐“乾隆御覽之寶”，與《清册》所載相符，世稱“原抄本”，以與光緒八年（1882）後由丁丙主持繕寫的“補抄本”相區别。原抄本殘卷雖少，意義却不容小覷。近百年來，學術界漠視它的存在，“浙本翻刻殿本”誤説才得以發生並流行，衆多的研究者被引入歧途，事倍功半，甚或勞而無功，徒增淆亂而已。

所謂“浙本”，就是乾隆六十年十月浙江杭州刊成的《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首一卷。當時剛剛到任的浙江學政阮元有《跋》恭紀其盛：“四庫卷帙繁多，嗜古者未及遍覽，而《提要》一書，實備載時地姓名及作書大旨，承學之士，鈔録尤勤，毫楮叢集，求者不給。乾隆五十九年，浙江署布政使司臣謝啓昆、署按察使司臣秦瀛、都轉鹽運使司臣阿林保等，請於巡撫兼署鹽政臣吉慶，恭發文瀾閣藏本，校刊以惠士人。貢生沈青、生員沈鳳樓等，咸願輸資，鳩工蕆事，以廣流傳。六十年，工竣。學政臣阮元本奉命直文淵閣事……兹復奉命視學兩浙，得仰瞻文瀾閣於杭州之西湖，而是書適刊成。士林傳播，家有一編，由此得以津逮全書，廣所未見，文治涵濡，歡騰海宇，寧有既歟！”考阮元於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初一日至杭州，初六日接印”，浙本刊竣的時間應不晚於乾隆六十年十月。刊刻依據的底本，謝啓昆等“恭發”的“文瀾閣藏本”，正是文瀾閣《四庫全書》内的原抄本《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二十五册。我們拿殘存的二十七卷與刻本對校，無不吻合，甚至殘卷中的訛誤文字，刻本亦照原樣不改。如卷六十九單鍔《吴中水利書》提要“書中有‘並圖以進’之語，載於其上加帖黄云：其圖畫得草略，未敢進上”，“載”爲“而”之誤；卷七十八《日本考》提要“明李言恭、都杰同撰”，“都”爲“郝”之訛；卷七十九《欽定歷代職官表》提要“迨秦漢内設九卿，外制列郡，而官制一變”，“制”爲“置”之誤；卷一百六十三《覆齋遺集》提要“又有務畜人才疏”，“務”爲“豫”之訛；卷一百六十四《耻堂存稿》提要“歷端明閣學士”，“閣”爲“殿”之誤；又“端平間知州”，“”爲“沔”之訛；卷一百六十五《四明文獻集》提要“蓋捃拾殘賸，非其真矣”，“真”爲“舊”之誤；《晞髮集》提要“而節概亦卓然可觀”，“觀”爲“傳”之誤，以上八處明顯的訛誤，刻本皆一一沿襲之。借用生物工程的新名詞，可以説浙本與文瀾閣原抄本“基因”吻合，親子關係成立。

所謂“殿本”，就是乾隆六十年十一月由武英殿刊成的《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首四卷。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原户部尚書、辦理四庫全書副總裁曹文埴謹奏：“臣於乾隆五十一年奏請刊刻《四庫全書總目》，仰蒙俞允，並繕寫式樣，呈覽在案。續因紀昀等奉旨查辦四閣之書，其中《提要》有須更改之處，是以停工未刻。今經紀昀將底本校勘完竣，隨加緊刊刻畢工。謹刷印裝潢陳設書二十部，備賞書八十部，每部計十六函，共一千六百函，恭呈御覽。其版片八千二百七十八塊，現交武英殿收貯。再，紀昀曾知會臣於書刊成之日，刷印四部，分貯四閣，兹一併刊就，請飭交武英殿總裁照式裝潢，送四閣分貯。”作爲武英殿刊刻《總目》的責任人，曹文埴的奏摺告訴我們：殿本《總目》刊竣於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六日，略遲於浙本；刷印一百零四部，未頒發南三閣；殿本的底本，是紀昀“校勘完竣”之本。所謂“校勘完竣”之本，就是在乾隆五十七年五月第二次復校北四閣庫書完工之後，紀昀須對《總目》作相應修改，仔細磨勘，一直到乾隆遜位（乾隆六十年九月）前夕的修訂稿本。這個稿本，國家圖書館收藏六十三卷（卷一、二、四、五、九、一五、一七至二十二、二十五、二十九、三十八至四十一、四十五至四十七、五十一、五十二、五十六至七十三、七十六、一一七、一二六至一二九、一四一、一四二、一五〇、一五六至一五九、一六五、一六六、一七三、一七五至一七七、一八六、一八七、一九七），行間多修改筆迹，如卷一百六十五《四明文獻集》提要“蓋捃拾殘賸，非其真矣”，改“真”爲“舊”；《晞髮集》提要“而節概亦卓然可觀”，改“觀”爲“傳”。底本與文瀾閣原抄本一致，修改部分則與武英殿刊本吻合。這六十三卷，實爲殿刊底本的殘卷，就是紀昀“校勘完竣”之本的一部分。前舉文瀾閣殘卷六十九、七十八、一百六十三、一百六十五等四卷中的八處訛誤，武英殿刊本已經全部修正。據此測算，紀昀“校勘完竣”之本，修訂當在四百處以上，且不限於一般的文字訛誤，内容的補正增删，亦不在少數。如卷五十五《周忠愍奏疏》提要，浙本“明末積習，好以譁訐取名，其奏議大抵客氣浮詞，無裨實用。起元諸疏，尚多有關國計民生，非虚矜氣節者比，其人其言，足垂不朽，今録其《奏疏》二卷”一段，殿本修改爲：“當魏忠賢肆虐之日，國事日非，幾幾乎毒焰薰天，狂瀾汩地，無耻者從風而靡，代爲搏噬，無論矣；即皦然自好者，亦潔身去之而已。起元獨與楊、左諸人奮起而嬰其鋒，雖卒至白骨啣冤，黄泉茹痛，而士大夫尚賴此數十君子知世間有廉耻事，亦不可謂非中流之砥柱也。其人足重，斯其言可傳，豈明末臺諫連篇累牘，徒以譁訐取名者所可同日語哉！録而存之，以表章忠義之氣也。”由五十七字擴充至一百四十七字，大氣磅礴，酣暢淋漓，是深入體會乾隆“殷鑒不遠，尤當引爲炯戒”指示精神，且與乾隆帝晚年著力表彰忠義、懲治貳臣的政治氛圍息息相通的傑作。

浙本與殿本，浙本在前，殿本在後。前者以頒發文瀾閣的寫本（原抄本）爲底本，後者以乾隆六十年紀昀“校勘完竣”之稿本爲底本。浙本、殿本，各有所長，各有所短，總體而論，殿本略占優勢。衹是有两個因素影響殿本優勢的更大發揮：一是《總目》從初稿到文瀾閣寫本，歷經近十年的修訂删補，其成果未被紀昀手頭的“校勘完竣”之本全部吸收（原因不明）；二是乾隆六十年九月遜位，同年十一月十六日曹文埴奏摺稱“今經紀昀將底本校勘完竣，隨加緊刊刻畢工”，時間緊迫，主校神散，底本的優勢被打了折扣。仔細推究，具體分析，兩本的異同優劣是説得清楚的。但是，自從“浙本翻刻殿本”誤説流行之後，則一切都亂了套。

光緒二十一年（1895），廣雅書局翻刻殿本《總目》，增入《武英殿聚珍版書》中。主持校刻的傅以禮《跋》云：“是編於乾隆四十七年告成，由武英殿排印通行，即此聚珍本也。……浙刻係從文瀾閣藏本鈔出，則與聚珍本亦應無不吻合。乃所載不盡相符，或此有而彼遺，或彼存而此闕，而卷數之多寡，字句之詳略，更無論已。此本係就豐順丁氏所藏聚珍原印本重鋟，以補閩刻所未備。曾偕孫鹺尹星華，擬共薈萃紬繹，臚叙異同，爲校勘記。以兹事體大，未容草草卒業，謹先據浙本增入《諭旨》一道，乃乾隆五十五年所頒者，此本印行在先，自不及載，惟《表》尾偶缺諸臣職名，並依浙本補鎸，即此亦足爲各本互異之一證焉。”大興傅以禮爲版本目録學名家，此《跋》却訛誤連篇：殿本《總目》乃乾隆六十年武英殿刊版刷印本，並無“武英殿排印通行”的“聚珍本”，傅氏把翻刻底本即“豐順丁氏所藏”的武英殿刻本誤認成“聚珍原印本”了。其實，乾隆中輯印《武英殿聚珍版書》一百三十八種（刻本四種，木活字排印一百三十四種），其中並無《總目》，至光緒二十年（1894）始由福建書局據殿本重刻，增入該局翻刻的《武英殿聚珍版書》中，光緒二十一年（1895）廣雅書局繼之。排除層層迷霧，傅氏的核心觀點可徑直表述爲：浙本據殿本重刻。然而，兩本内容竟是如此的“不盡相符”，又難以用“手民之誤”來解釋，傅氏感到困惑，於是“薈萃紬繹，臚叙異同，爲校勘記”，而不强作解人。傅以禮之後的學者們則没有這份耐心了，在他們的筆下，“浙本翻刻殿本”是天生合理的，不容置疑的。如洪業《四庫全書總目引得·序》（燕京大學引得編纂處排印本，1931年）、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王重民《論四庫全書總目》、《跋影印本〈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影印浙本《出版説明》（1964年）、昌彼得《影印〈四庫全書〉的意義》、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殿本《弁言》（1983年）、華立《四庫全書縱横談》、長沙市中山圖書公司“四庫全書研究所”之《整理凡例》（中華書局排印殿本整理本，1997年）、海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編委會”之《整理説明》（海南出版社排印浙本整理本，1999年）等等，都说“浙本翻刻殿本”，異口同聲，除王重民教授一人之外，都不再詢問證據，遂成通行之成説。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原抄本殘卷，一直静静地躺在西湖孤山的書庫裏，隱居獨處，聽憑外面的世界海闊天空，游談無根。

其實，拋開文瀾閣《四庫全書總目》殘卷不談，“浙本翻刻殿本”論自身亦不能成立。始作俑者傅以禮，並未舉出有力證據。洪業以下各家，大抵不問證據。唯有王重民教授一人，苦苦求索，力圖論證“浙本翻刻殿本”的合理性。他的着眼點，一是將浙江學政阮元《浙江刻四庫全書提要跋》一文中的“恭發文瀾閣藏本，校刊以惠士人”，修改爲“文瀾閣所藏的殿刊本”，二是把浙本與殿本的諸多不同歸結爲“有一些地方的確是刻錯、刻脱的字，但是還有一些地方是在翻刻過程中經過校刻人有意識改動的”。如前所述，武英殿刊刻《總目》，雖然啓動較早，却因故“停工未刻”，直到乾隆六十年底才“加緊刊刻畢工”，時間上稍晚於浙本，且並未頒發南三閣，所以嘉慶二十五年（1820）吴恒聚造送的《文瀾閣四庫全書書目清册》中不見著録。王先生爲改動浙刻本原始文獻而作的種種推測，如“《四庫全書總目》由武英殿刻成大概是在乾隆五十八年秋冬之間，最晚不過這一年的冬季。大概乾隆五十八年冬或五十九年春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才送到了杭州文瀾閣，浙江地方大吏和浙江士紳就在五十九年開始了校正翻印的工作”。這些推斷，背離史實，統統不能成立。浙刻本的確存在一些訛誤，全部歸咎於“刻錯、刻脱”則不公平。如前所舉，有相當數量的錯訛是源自底本——文瀾閣原抄本《總目》，校刻人不敢輕改而沿誤。至於説浙江“校刻人有意識改動”，甚至説“最可笑者是浙本校刻人，不看提要内所記子卷數目，硬改總卷數，這是末流考據家不讀書不動腦筋的普通毛病”，這些話皆非求真務實之論。當年浙江士紳翻刻《總目》是極嚴肅的事，既是學術問題，又是政治問題，當然還有經濟盤算。機遇與風險並存，只有謹遵“欽定”且鈐有“乾隆御覽之寶”的底本，才是最安全的。讓我們舉例以明之。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殘卷卷六十四《禮白岳記》提要：“明李日華撰。日華有《梅墟先生别録》，已著録。是書自紀其萬曆庚戌禮神白岳之事。卷末又題曰《篷櫳夜話》，殆是書有二名耶？《因樹屋書影》曰‘嘗見槜李李君實所爲《禮白岳記》，分視之各爲一則，合視之共爲一記，而詩即連綴於中，分視之則詩，合視之詩亦記也。詩文照映，使山水神情無所遁於其間，真是合作。今人爲遊記者，意在謀篇，終難逐境。章法固自貫串，境地終未分明。且記自記，詩自詩，使讀者因記以憶詩，持詩以尋記，筆墨間隔，神情不屬，不數行欠伸欲臥矣。故予以爲李公之記，可爲今人法也’云云，其推挹甚至。然終不出萬曆後纖巧之格，所謂才士之文，非作者之文也。”浙江翻刻本文字完全相同。殿本則作：“明李日華撰。日華有《梅墟先生别録》，已著録。是書自紀其萬曆庚戌禮神白岳之事。卷末又題《篷櫳夜話》，殆是書有二名耶？”短短四十七字，不及浙本四分之一。紀昀最終删掉原引《因樹屋書影》一段，是有背景的。乾隆五十二年（1787）三月、八月，乾隆帝兩次抽閲《四庫全書》，都發現有“違礙”書籍，下令將李清、周亮工的著作“掣出銷燬，其《總目》提要亦著一體查删”。由此引發對北四閣《全書》的全面清查、重校。續繕南三閣三份全書，除乾隆五十一年九月首批發文宗（或文匯）文瀾各一百十種、二千零二十四册外，餘十萬二千零五十册留置武英殿，組織清查重校，歷經三年，至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告竣，送武英殿提調鈐用御寶，正式頒發。周亮工《書影》已經從《全書》中掣出，其《提要》亦從《總目》中删除，而明人李日華《禮白岳記》一書之《提要》所引的一段，則僥倖漏網。漏網者不止一處，卷一百二十三《七頌堂識小録》提要“惟蘇軾所書《醉翁亭記》，《因樹屋書影》以爲出中州士人白麟之手，高拱誤爲真迹，勒之於石”一段，殿本删去“因樹屋書影以爲”七字。如果“浙本翻刻殿本”之説成立，那就等於説浙江校刻人在《禮白岳記》提要中故意增引周亮工《書影》的長篇大論，在《七頌堂識小録》提要中有意增寫“因樹屋書影以爲”七字。如此自作主張，稱引禁毁之書，豈不是自招殺身之禍？主持校刻的浙江按察使秦瀛，曾任四庫館繕書處分校官，累計記過三十六次。領銜的浙江布政使謝啓昆，曾在揚州知府任内因《一柱樓詩》案被革職（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一之爲甚，其可再乎？

王重民教授《論四庫全書總目》、《跋影印本〈四庫全書總目〉》兩篇宏論，從《總目》的纂修背景、纂修過程、著録原則、思想内容到日後的影響，作了系統的、深刻的闡述，不乏卓越的見解，閃爍着智慧的光芒。只是作爲“浙本翻刻殿本”論的主將，他的論證方法，有點類似於“增字解經”，本不足取；“有意識改動”之説，又明顯缺乏公信力。所謂“浙本翻刻殿本”論之不能自圓其説，應是無可争辯的事實。可是，這一源自傅以禮“想當然”的誤説，竟傳誦百年之久，並世學者，咸受其累。《出版説明》愈説愈不明，反而引出浙本“校正了殿本的不少錯誤”之悖論。“整理本”亦受其拖累，甚或改易重編，亂上添亂。在清理“浙本據殿本重刻”誤説的來龍去脉之後，筆者並不感到輕鬆。如果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原抄本全毁於兵燹，如果倖存的殘卷一如既往地被漠視，如果整理出版者依舊習非爲是，以訛傳訛，且愈傳愈像，例如引用王重民論述時删掉“大概”二字，甚或隱去主名，造成本真如此、無需論證的假像，自欺欺人，那麽，虚擬的“浙本翻刻殿本”論，不僅會“跨世紀”，説不準還能再傳遞一百年呢！（原載《文獻》2005年第1期）

《四庫全書總目·校記》平議

1965年6月，中華書局影印浙本《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卷首一卷，合訂一巨册，精裝，讀者稱便。近三十餘年間，多次重印（析爲二册，精裝），總量以數萬計，成爲《總目》傳播史上影響最大的版本。該本卷前有影印組《出版説明》一篇，卷末增加附録四種，第三種爲《四庫全書總目校記》三百餘條（排印本，六頁）。自從《總目》問世以來，二百年間，這是第一部公世的《校記》，其文獻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其不足和局限也是難以避免的。本文要强調的是，從體例到内容，《校記》都存在重大缺陷，而《出版説明》的相關部分，以訛傳訛，幾乎一無是處。本文分四節：一、《總目》寫本簡述；二、《總目》版本源流；三、《校記》得失分析；四、“浙本翻刻殿本”謬論是禍根。一 《總目》寫本簡述《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從草創到頒發七閣，從手寫到刊印，流傳至今已有二百三十餘年的歷史。其傳播過程，大體可劃分爲手寫和刊印兩個階段，以乾隆六十年（1795）爲界。乾隆六十年以前，手寫時期，有多種寫本，最重要的是四庫館寫本，曾經頒發七閣，與《四庫全書》並存。時至今日，文淵閣寫本下落不明，文源、文匯、文宗三閣寫本毁於戰火，文溯閣寫本今歸天津圖書館（存一百四十三卷），文瀾閣寫本藏浙江圖書館（存二十七卷）。此外還有：乾隆四十七至五十三年間紀昀、陸錫熊、張羲年等修訂本，今藏上海圖書館（存一百二十三卷）；乾隆六十年紀昀“校勘完竣”本，今藏國家圖書館（存六十三卷）。單就一篇篇提要而言，尚有七閣《四庫全書》中每部書的卷前寫本，《四庫全書薈要》中每部書的卷前寫本，《武英殿聚珍版書》中每部書卷前所載活字印本等等。上述諸寫本（活字本），從現存可比對的部分來看，差異相當多，没有任何兩本是完全一致的。究其原因，一萬餘篇《提要》，在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完成初稿之後，曾經多次修訂，修改過程長達二十餘年，直到乾隆六十年才有紀昀“校勘完竣”之本。所以，抄寫愈早的，修訂機會相對較少，訛誤便相對較多，例如文淵閣《四庫全書》中每部書卷前抄寫《提要》，訛誤便是最多的。國家圖書館藏《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存六十三卷，清乾隆四庫全書纂修館抄本四十八册，此本應該就是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六日曹文埴《奏摺》所云“今經紀昀將底本校勘完竣，隨加緊刊刻畢工”中的“校勘完竣”之本或過録本的殘卷，在所有四庫館寫本中，這個寫本訛誤最少，堪稱精本。各寫本的文獻校勘價值，學界尚無深入的研究，甚至缺乏基本的認識，《校記》一概不予採信，應該説是一大損失。二 《總目》版本源流

乾隆六十年（1795），浙江刻本、武英殿刻本相繼問世，《總目》進入刊版印刷階段。此後二百餘年間，有近二十個傳本，或源自浙本，或源自殿本，形成浙本系列、殿本系列兩大系統，兹分别條理如下。（一）浙江杭州原刊本《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卷首一卷。乾隆五十九年（1794）開刻，六十年十月，工竣。刊刻採用的底本是“文瀾閣藏本”。原刊本卷末附刻浙江學政阮元《恭紀》（跋）一篇，上述内容有明確之交代。阮元是在乾隆六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奉旨調任浙江學政的，“十一月初一日至杭州，初六日接印”。《恭紀》稱“六十年，工竣”，具體到月份，應該是十月，因爲阮元説他到任時“是書適刊成”。所謂“文瀾閣藏本”，具體地説就是《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卷首一卷，四庫館寫本，一百二十五册，析爲四部分，分置文瀾閣《四庫全書》經、史、子、集四部之首，其絹面色彩亦隨庫書而異（經緑、史紅、子藍、集灰），這些統統記録在嘉慶二十五年（1820）杭州承辦鹽商吴恒聚等造《文瀾閣四庫全書書目清册》之中。這是文瀾閣藏的唯一一部《總目》，乾隆五十七年四庫館寫本，乾隆五十八年頒發至杭州的，至咸豐十一年（1861）太平軍進駐杭州期間散佚，今殘存二十七卷。持此殘卷與浙本相應卷目對校，完全一致，連寫本的訛誤文字，許多是文瀾閣寫本獨有的，刻本亦照樣不改，一一沿襲。借用生物學的説法，可謂“基因”吻合，親子關係成立。這就是《總目》最早的刻本，第一個刻本。（二）北京武英殿原刊本《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卷首四卷。刊竣、刷印、裝潢完成的日期是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六日，採用的底本是乾隆六十年紀昀最終“校勘完竣”之稿本。原户部尚書、纂修《四庫全書》副總裁、刊版第一責任人曹文埴於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呈送皇帝的《奏摺》中，對上述内容有翔實之記録。如前所述，國家圖書館藏四庫館寫本殘存六十三卷，應該就是紀昀修訂稿本或過録本的一部分，文瀾閣抄本中的許多訛誤文字，在這個最終修訂稿本或過録本中，大多已經校正，武英殿既據此刊版，因此殿本《總目》比浙本更趨成熟。這是《總目》的第二個刻本——殿本，比浙本僅晚了一個月。殿本刷印一百零四部，印成之時正值乾隆皇帝下臺，除發至北四閣外，幾乎没有造成什麽影響，外界知之甚少，乃至對殿本刊竣的年月有種種猜測，甚至誤傳爲活字（聚珍）印本。（三）浙本系統。（1）清同治七年（1868）廣東書局重刊浙本《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卷首一卷。初印本牌記稱“用揚州本重刊”，“殆因書尾《恭紀》之文，誤以爲阮刻耳”。浙江圖書館藏本一百二十册，牌記改爲“同治七年廣東書局重刊”，删“用揚州本”四字（所謂“揚州小字本”是不存在的，子虚烏有）。重刊前嘗作校勘，校改數百處文字、卷數等訛誤，多據殿本校對修正，亦有部分本校、理校修正者，但殿本與浙本重大相異處皆未採納。可謂源出浙本，不離其宗，精校慎改，後來居上。（2）光緒十四年（1888）上海漱六山莊石印本，以廣東書局重刊、粤東居稽山莊督造本爲底本，一行行剪開，接行拼頁，攝影制石印版刷印，有亂碼。（3）光緒二十年（1894）上海點石齋石印本，底本與漱六山莊本相同，有亂碼。（4）宣統二年（1910）上海存古齋石印本，以浙本爲底本，一行行剪開，接行拼頁，攝影制石版刷印，有亂碼。（5）民國十五年（1926）上海東方圖書館重印存古齋本。（6）民國十五年上海大東書局石印本，底本採浙江、廣東兩本（以卷七十爲界），無亂碼。（7）民國二十年（1931）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以浙本爲底本，鉛活字排印。（8）1965年6月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浙江原刊本。（9）1999年5月海南出版社排印浙本（整理本）。（四）殿本系統。（1）光緒二十年（1894）福建書局重刊殿本《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卷首四卷，一百二十册，增輯入該局翻刻的《武英殿聚珍版書》中。（2）光緒二十一年（1895）廣州廣雅書局重刊殿本，一百册，書尾附刻光緒乙未傅以禮《跋》一篇。（3）1983年6月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藏武英殿刊本，與《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一體發行。（4）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臺北商務影印本。（5）1997年1月中華書局排印殿本（整理本）。

浙本與殿本，一先一後，其承傳諸本，涇渭分明。中華書局影印組《出版説明》，既顛倒浙本、殿本先後次序，又輕信“浙本翻刻殿本”誤説，累及《校記》，造成了實質性傷害。三 《校記》得失分析

中華書局影印組《出版説明》稱“我們用浙本作底本，參用殿本和粤本相較，作校記附後”。通觀《校記》全文，並無標示“粤本”之處，僅有“殿本作某”、“當作某”之類三百餘條，兹略作分析如下：（一）“殿本作某”者五十八條。其中有關卷數者十七條，有關著者姓名、字號、籍貫及圖書篇章名數者十七條，一般文字差異有二十四條。王重民先生曾一一比對考核，確認殿本正確者四十七條、殿本誤者二條，兩可者八條。（二）“當作某”者二百五十七條。極少出示證據（不足十條）。經查核，有一百九十三條源自殿本，四十條源自粤本（廣東書局重刊本），殿本、粤本之外的僅二十一條而已。（三）無“殿本作某”、“當作某”標示的校記二十一條。其中，有十二條與殿本相同，四條與粤本相同。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明顯看出《校記》有三大缺陷：第一，體例不純。三百餘條校記中有二百五十餘條援據殿本，絶大多數準確可信，而標識不一，或“殿本作某”，或“當作某”，令讀者摸不着頭腦。第二，《校記》有四十條源自粤本，却一律稱“當作某”，始終不肯明示“粤本作某”，不僅令讀者一頭霧水，而且與《出版説明》不相應。第三，殿本與浙本的差異何止三百條，《校記》遺漏多多。讓我們試舉幾例：

例（1）《周忠愍奏疏》提要（卷五十五）：（浙本）明周起元撰。……明末積習，好以譁訐取名。其奏議大抵客氣浮詞，無裨實用。起元諸疏，尚多有關國計民生，非虚矜氣節者比。其人其言，足垂不朽。今録其《奏疏》二卷，以遺詩七首附後。（殿本）明周起元撰。……當魏忠賢肆虐之日，國事日非，幾幾乎毒焰薰天，狂瀾汩地。無耻者從風而靡，代爲搏噬，無論矣。即皦然自好者，亦潔身去之而已。起元獨與楊、左諸人，奮起而嬰其鋒。雖卒至白骨啣冤，黄泉茹痛，而士大夫尚賴此數十君子，知世間有廉耻事，亦不可謂非中流之砥柱也。其人足重，斯其言可傳。豈明末臺諫，連篇累牘，徒以譁訐取名者所可同日而語哉！録而存之，以表章忠義之氣也。

例（2）《禮白岳記》提要（卷六十四）：（浙本）明李日華撰。日華有《梅墟先生别録》，已著録。是書自紀其萬曆庚戌禮神白岳之事。卷末又題曰“篷櫳夜話”，殆是書有二名耶？《因樹屋書影》曰：“嘗見槜李李君實所爲《禮白岳記》，分視之各爲一則，合視之共爲一記，而詩即聯綴於中，分視之則詩，合視之詩亦記也。詩文照映，使山水神情無所遁於其間，真是合作。今人爲遊記者，意在謀篇，終難逐境，章法固自貫串，境地終未分明。且記自記，詩自詩，使讀者因記以憶詩，持詩以尋記，筆墨間隔，神情不屬，不數行欠伸欲臥矣。故予以爲李公之記，可爲今人法也”云云，其推挹甚至。然終不出萬曆後纖巧之格，所謂才士之文，非作者之文也。（殿本）明李日華撰。日華有《梅墟先生别録》，已著録。是書自紀其萬曆庚戌禮神白岳之事。卷末又題曰“篷櫳夜話”，殆是書有二名耶？

例（3）《封氏聞見記》提要（卷一百二十）：（浙本）又顔真卿《韻海鏡源》，世無傳本。此書詳記其體例，知元陰時夫《韻府群玉》實源於此。而後人不察，有稱真卿“取句首字不取句末字”者，其説爲杜撰欺人。並知《永樂大典》列篆、隸諸體於字下，乃從此書竊取其式，而諱所自來。（殿本）……而周亮工《書影》稱真卿“取句首字不取句末字”者，其説爲杜撰欺人。……

例（4）《七頌堂識小録》提要（卷一百二十三）：（浙本）國朝劉體仁撰。……惟蘇軾所書《醉翁亭記》，《因樹屋書影》以爲出中州士人白麟之手，高拱誤爲真迹，勒之於石。……（殿本）國朝劉體仁撰。……惟蘇軾所書《醉翁亭記》，出中州士人白麟之手，高拱誤爲真迹，勒之於石。……

上述四例，凡加黑點處，兩本皆不同。由此可見，浙本與殿本的差異，不僅表現在單詞異文，内容上亦有增減。關於這一點，《校記》全部忽略了。十三年前，我在《〈四庫全書總目〉版本考辨》一文中指出：“粤本既覆刻浙本，校改只限部分異文。《校記》爲另種著作，無須改動正文，所有不同之處，自應如數出校。而此本只限於部分異文，整句、整段地改動，概不出校，不能展示殿本、浙本之總體差異，實有重做之必要。”四 “浙本翻刻殿本”謬論是禍根

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傅以禮受聘廣雅書局主持校刊《總目》畢，寫了一篇《跋》附刻書末，首次提出浙本覆刻殿本假説。不過，他没有出示證據，反倒舉了不少足以推翻“覆刻”之説的材料。傅氏没有强作解人，而是“薈萃紬繹，臚叙異同，爲校勘記”。傅氏之後，經洪業（《四庫全書總目引得》序）、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王重民（《論〈四庫全書總目〉》）等學者的片面鼓吹（無有力證據），“浙本翻刻殿本”假説竟成爲學界的主流觀點。中華書局影印組《出版説明》，因襲“浙本翻刻殿本”成説，並且有所發展：據現在所知，《總目》在乾隆五十四年已經寫定，並在這年由武英殿刻版（見1933年出版的《故宫所藏殿版書目》）。乾隆六十年，浙江的地方官府又根據杭州文瀾閣所藏武英殿刻本翻刻。……浙本據殿本重刻，校正了殿本的不少錯誤。粤本以浙本爲底本覆刻，各别字句又據殿本校改，但同時又沿襲了殿本之誤。浙本當然還留有不少錯字，但比較起來錯字較少，因此這次我們用浙本作底本，參用殿本和粤本相校，作校記附後。

如本文第二節所述，浙本《總目》於乾隆五十九年付刊，乾隆六十年十月刊竣。殿本《總目》於乾隆五十一年付刊，因故停工，至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刊竣、刷印、裝潢，“恭呈御覽”。浙本二百卷卷首一卷，殿本二百卷卷首四卷。浙本的底本是“文瀾閣藏本”——乾隆五十七年四庫館寫本一百二十五册、頒發至文瀾閣者，殿本的底本是乾隆六十年紀昀“校勘完竣”之本。文瀾閣寫本中的錯字，紀昀的“校勘完竣”之本大多已經校正。例如卷一六三《覆齋遺集》提要“又有務蓄人才疏”，“務”爲“豫”之訛；卷一六四《耻堂存稿》提要“歷官端明閣學士”，“閣”爲“殿”之誤；“端平間知州，“”爲“沔”之訛；卷一六五《四明文獻集》提要“蓋捃拾殘賸，非其真矣”，“真”爲“舊”之誤；《晞髮集》提要“而節概亦卓然可觀”，“觀”爲“傳”之誤，等等，紀昀最終“校勘”之本，皆已作校正，所以浙本雖誤，而殿本皆不誤。單論錯字多少，殿本比浙本少得多，更趨成熟。《出版説明》關於殿本刻於乾隆五十四年、文瀾閣藏本爲“武英殿刻本”、“浙本據殿本重刻”三項錯誤判斷，乃沿襲前人之誤説；稱“浙本校正了殿本的不少錯誤”、“比較起來錯字較少”云云，則是《説明》對“浙本翻刻殿本”論的新發展，但未舉證，而事實恰恰相反。本文給予特别關注的是，影印組對《總目》版本源流的錯誤認定，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了《校記》。首先，《校記》三百餘條，源出殿本者達二百五十條以上，絶大多數可以採信。可是，《校記》出示“殿本作某”者僅五十八條，二百餘條改爲“當作某”，隱掉“殿本”字樣，淡化殿本，造成校勘體例不純，這無疑跟《出版説明》中“浙本據殿本重刻，校正了殿本不少錯誤”的誤判有内在的關聯。其次，粤本（廣東書局本）重刊浙本，據武英殿刻本校改了不少錯誤，這是一大進步，《出版説明》反而説它“沿襲了殿本之誤”，《校記》凡採自粤本者一律改爲“當作某”，不出示來源，應該是與這種不公平的判斷有關。再次，《校記》闕漏極多。本文第三節所舉四例，例（1）整句整段地不相同，《校記》竟無反映，這很難被視作疏忽所致。例（2）、（3）、（4）都涉及禁毁“悖逆”之人周亮工《因樹屋書影》的問題。《總目》從乾隆三十九年草創到乾隆六十年“校勘完竣”，修訂過程長達二十餘年，説到底就是圍繞兩個方面進行，一是追求學術的完善，二是因應政治需要，一次一次的禁毁圖書運動，《總目》都必須同步修改，一體查删。文瀾閣寫本歷經清查，還是有漏網之魚，以其有“欽定”招牌，浙人依樣畫葫蘆便可規避政治風險。紀昀最終“校勘完竣”之本，漏網之魚基本捉光（也不是毫無尾巴），所以上舉三篇《提要》，浙本、殿本在内容上明顯不同，篇幅長短也相差甚大，本是自然之事，不足爲怪的。可是，如果罩以“浙本據殿本翻刻”悖論，麻煩可就大了。浙江人爲什麽在“底本”（設定爲殿本）之外，增引“違礙”之書、標榜“悖逆”之人？豈不是自己找死？這樣的問題自然是無解的，世上本無這等人和事，只不過是影印組“作繭自縛”。當然，自我解脱之法也是有的——一概不出校，自會消弭於無形之中。但是，受重傷的是《校記》。

所以，我們認定“浙本翻刻殿本”謬論是禍根，只有努力廓清這層彌漫百年的霧霾，《四庫全書總目》的校勘才能走上陽光大道，進而揭示《總目》的修訂過程及其豐富的學術、政治内涵，開創四庫學研究的新局面。（2005年11月，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主辦、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所承辦“古文獻國際研討會”論文）

《四庫全書總目》傳播史上的一段公案——從傅以禮的《跋》談起

十八世紀七十年代，乾隆皇帝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四庫全書》纂修工程，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煌煌巨帙，巍巍七閣，至今令中國人自豪。紀曉嵐主持編寫的那部《四庫全書總目》，規模之大，水平之高，至今無出其右者。《總目》的傳播脉絡，本極清晰，竟被説成迷霧一般，害得辛辛苦苦做整理校勘的人，剪不斷，理還亂，事倍功半，甚或勞而無功，照魯迅先生的説法，便有“謀財害命”之嫌了。因此，這個問題必須辨析明白。

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廣雅書局翻刻《四庫全書總目》，主持校刊的傅以禮跋尾云：“是編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告成，由武英殿排印通行，即此聚珍本也。越十有二載，浙江人士感蒙敕建文瀾閣於西湖，頒貯《四庫全書》，既得就近傳寫，而《提要》一書，鈔者尤衆。因共輸資，以《全書總目》並《簡明目録》刻爲袖珍本，廣厥流傳。時阮文達太傅元適視浙學，曾爲文恭紀其盛。同治七年（1868），廣東書局復就浙版翻雕，其開卷乃署‘重刊揚州本’，殆因書尾《恭紀》之文，誤認爲阮刻耳。此則聚珍本外有浙本、粤本之緣由也。……浙刻係從文瀾閣藏本鈔出，則與聚珍本亦應無不吻合。乃取各本參考，匪特《總目》與《簡明目録》時有參差，即《總目》之聚珍、袖珍兩本，與《簡明目録》之浙刻、鮑刻兩本，亦所載不盡相符。或此有而彼遺，或彼存而此闕，而卷數之多寡，字句之詳略，更無論已。此本係就豐順丁氏所藏聚珍原印本重鋟，以補閩刻所未備。曾偕孫鹺尹星華，擬共薈萃紬繹，臚叙異同，爲《校勘記》。以兹事體大，未容草草卒業，謹先據浙本增入諭旨一道，乃乾隆五十五年（1790）所頒者，此本印行在先，自不及載。惟《表》尾偶缺諸臣職名，並依浙本補鎸，即此亦足爲各本互異之一證焉。光緒乙未嘉平望日，大興傅以禮節子謹識。”

傅以禮乃文獻學名家，貢獻多多，浙刻《總目》被誤傳爲“揚州本”、“揚州小字本”，傅《跋》追本溯源，指明致誤之由，就是一個著例。然而，此《跋》的訛誤亦不應忽視。乾隆六十年（1795），《總目》有兩個刻本先後問世。第一個是浙江布政使謝啓昆主持刻印的《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卷首一卷，簡稱浙本；第二個是原户部尚書、辦理四庫全書副總裁曹文埴主持、武英殿刻印的《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卷首四卷，簡稱殿本。廣雅書局以殿本爲底本，傅《跋》誤認成“武英殿排印通行”的“聚珍本”（乾隆以“活字”不雅，改稱“聚珍”）。乾隆四十一年（1776）九月三十日下令將“所有諸書校訂各簽，並著該總裁等另爲編次，與《總目提要》一體付聚珍板排刊流傳”。皇上的話，並不是句句落實的。匯集“諸書校訂各簽”編成的《欽定四庫全書考證》一百卷，先是繕寫頒發七閣，再是木活字排印，輯入《武英殿聚珍版書》之中；而同屬“欽定”的《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也是先由四庫館謄寫頒發七閣，並未用木活字排印，而是於乾隆五十一年（1786）送武英殿刊版，遷延十年，直至弘曆下臺前夕才“竣工刷印裝潢”、由曹文埴“恭呈御覽”的。傅《跋》所謂“乾隆四十七年”的“聚珍原印本”，純屬猜測，根本不存在的。

傅《跋》的訛誤，影響最大者莫過於“浙刻係從文瀾閣藏本鈔出，則與聚珍本亦應無不吻合”兩語。言下之意，是設定文瀾閣藏本必是殿本，因此，浙刻本與殿本“亦應無不吻合”。這一表述，爲後世學人所繼承。洪業《四庫全書總目引得·序》、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王重民《論〈四庫全書總目〉》、《跋影印本〈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影印浙本《出版説明》、昌彼得《影印〈四庫全書〉的意義》、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殿本《弁言》、華立《四庫全書縱横談》、中華書局排印殿本《整理凡例》、海南出版社排印浙本《整理説明》等等，無不聲稱“浙本據殿本翻刻”。傅以禮當然是始作俑者，但細讀那篇《跋》，感覺他還是話中有話的，“亦應無不吻合”的語氣，是跟“不盡相符”的實況相連屬的，“或此有而彼遺，或彼存而此闕，而卷數之多寡，字句之詳略，更無論已”。須知，《四庫全書總目》冠有“欽定”大牌，翻刻者只有依樣畫葫蘆，迹近“克隆”，才能性命無憂，進而謀取政治、經濟利益，斷不敢耍小聰明、擅自改動的。可是，傅以禮取浙本與殿本比勘，竟是如此的不一致。浙江人不要命了？惟一合乎邏輯的推斷是：浙刻的底本，並非傅以禮説的“聚珍本”（武英殿刊本），而是另有所憑，有“欽定”的别本尊藏於文瀾閣《四庫全書》之中。傅以禮實際上顛覆了自己的朦朧記憶，在自我否定的叙述中，彰顯着文獻學家的本色：“曾偕孫鹺尹星華，擬共薈萃紬繹，臚叙異同，爲《校勘記》。以兹事體大，未容草草卒業，謹先據浙本增入諭旨一道……《表》尾偶缺諸臣職名，並依浙本補鎸，即此亦足爲各本互異之一證焉。”尊重文獻，如實揭示，不强作解人，以俟諸將來，學者忠實之態度，固應如是也。可惜後之學人，缺乏這份耐心，徑將那兩句想當然的失誤，凝練成“浙本翻刻殿本”標識，輕鬆取用，而不問證據在哪里，竟也能成爲二十世紀的主流觀點，其餘威和後勁，足以跨世紀。

乾隆六十年（1795）八月二十四日，阮元奉旨調任浙江學政，十一月一日抵杭，浙本《總目》適刊成，阮元跋尾云“四庫卷帙繁多，嗜古者未及遍覽。而《提要》一書，實備載時地姓名及作書大旨，承學之士，抄録尤勤，毫楮叢集，求者不給。乾隆五十九年（1794），浙江署布政使司臣謝啓昆、署按察使司臣秦瀛、都轉鹽運使司臣阿林保等，請於巡撫兼署鹽政臣吉慶，恭發文瀾閣藏本，校刊以惠士人。貢生沈青、生員沈鳳樓等，咸願輸資，鳩工蕆事，以廣流傳。六十年（1795），工竣。……”浙江士紳不僅深明弘揚傳統文化之大義，還善於捕捉商機。“毫楮叢集，求者不給”，《總目》一書具有廣闊的市場前景，“咸願輸資”，並且迅速辦妥報批手續，“恭發文瀾閣藏本，校刊以惠士人”。這個“文瀾閣藏本”是什麽本子？答曰：乾隆五十八年（1793）頒發至文瀾閣的四庫館寫本《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卷首一卷，一百二十五册，分置文瀾閣《四庫全書》經、史、子、集四部之首，這些都明明白白記録在嘉慶二十五年（1820）杭州承辦鹽商吴恒聚等造《文瀾閣四庫全書書目清册》之中。數十年之後，咸豐末同治初（1861—1864），太平軍攻占杭州，文瀾閣庫書散佚過半，《總目》僅存二十七卷。這二十七卷文瀾閣原鈔本，每册首鈐“古稀天子之寶”（白文），册尾鈐“乾隆御覽之寶”（朱文），就是謝啓昆“恭發文瀾閣藏本”的一部分。我們取此二十七卷與浙本《總目》相應卷目比對，無不吻合。例如：卷六九單鍔《吴中水利書》提要“書中有‘並圖以進’之語，載於其上加帖黄云：其圖畫得草略，未敢進上”（“載”爲“而”之誤）；卷七八《日本考》提要“明李言恭、都傑同撰”（“都”爲“郝”之訛）；卷七九《欽定歷代職官表》提要“迨秦漢内設九卿，外制列郡，而官制一變”（“制”爲“置”之訛）；卷一六三《履齋集》提要“又有務畜人才疏”（“務”爲“豫”之訛）；卷一六四《耻堂存稿》提要“歷官端明閣學士”（“閣”爲“殿”之誤）；又“端平間知州”（“”爲“沔”之訛）；卷165《四明文獻集》提要“蓋捃拾殘賸，非其真矣”（“真”爲“舊”之誤）；《晞髮集》提要“而節概亦卓然可觀”（“觀”爲“傳”之誤）。上述文瀾閣原鈔本的訛誤，悉數遺傳給浙江翻刻本，借用今天流行的話語，就叫“基因”吻合，親子關係成立。《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乾隆四十六年（1781）編撰完稿，四十七年（1782）七月修改定稿，有政府檔案記載，雖非空言無憑，但那都是極其表層的公文叙述，史實是《總目》的修改過程長達十幾年之久。從政治層面言，一次次查毁違礙書籍運動，無不牽動《總目》的增删修訂。從學術層面言，萬種以上典籍的鉤玄提要，正訛補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幾乎是没有止境的理想追求。乾隆五十八年（1793）四庫館寫本頒發南三閣之後，《總目》的修訂仍未終止，一直到乾隆皇帝即將下臺，總纂官紀昀才得以“校勘完竣”，交給刊版負責人曹文埴，武英殿“隨加緊刊刻畢工”，刷印裝潢，“恭呈御覽”，已經是乾隆六十年（1795）十一月十六日。跟此前竣工的浙江刻本比較，武英殿刻本可謂後出轉精。前舉浙本八處訛誤，殿本都已改正，顯得成熟。不過，殿本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其卷首四卷，反不如浙本卷首一卷内容充實，如傅《跋》所指出者，殊不可解。當然，浙本的價值也不止於此，試舉例以明之。

例一，卷六四《禮白岳記》提要：（浙本）明李日華撰。日華有《梅虚先生别録》，已著録。是書自紀其萬曆庚戌禮神白岳之事。卷末又題曰“篷櫳夜話”，殆是書有二名耶？《因樹屋書影》曰“嘗見槜李李君實所爲《禮白岳記》，分視之各爲一則，合視之共爲一記；而詩即連綴於中，分視之則詩，合視之詩亦記也。詩文照映，使山水神情無所遁於其間，真是合作。今人爲遊記者，意在謀篇，終難逐境，章法固自貫串，境地終未分明。且記自記，詩自詩，使讀者因記以憶詩，持詩以尋記，筆墨間隔，神情不屬，不數行欠伸欲臥矣。故予以爲李公之記，可爲今人法也”云云，其推挹甚至。然終不出萬曆後纖巧之格，所謂才士之文，非作者之文也。（殿本）明李日華撰。日華有《梅虚先生别録》，已著録。是書自紀其萬曆庚戌禮神白岳之事。卷末又題曰“篷櫳夜話”，殆是書有二名耶？

例二，卷一二三《七頌堂識小録》提要：（浙本）國朝劉體仁撰。……惟蘇軾所書《醉翁亭記》，《因樹屋書影》以爲出中州士人白麟之手，高拱誤爲真迹，勒之於石……（殿本）國朝劉體仁撰。……惟蘇軾所書《醉翁亭記》，出中州士人白麟之手，高拱誤爲真迹，勒之於石……《七頌堂識小録》提要，殿本删“《因樹屋書影》以爲”七字，涉嫌掠美。《禮白岳記》提要，殿本截掉《因樹屋書影》神來之筆，空乏其身，形同虚設。其中原故，都只爲周亮工入圍黑名單，他的《書影》十卷，連同另外三種已經繕入《四庫全書》的著作，硬生生被“撤毁”，紀曉嵐也是不得已而爲之。浙本《提要》，以其有尊藏於文瀾閣的“欽定”寫本作靠山，無人敢多嘴多舌，興風作浪。假如設計爲“翻刻殿本”，問題就十分嚴重：浙江士紳竟敢擅自增引“違礙”之書，標榜“悖逆”之人，是何居心？仇家或利益攸關者乘機舉報，官司纏身，輕則傾家蕩産，重則結果性命，株連家族親舊，斷没有二十世紀的“浙本據殿本翻刻”論者那般輕鬆、自在的。（原載《文史知識》2007年第12期）

《四庫提要補正》叙例

四庫提要補正九則

案：《剡録》一書，原本十二卷，宋刊本失傳，明時有抄本傳世，佚去卷七，存十一卷耳。浙江圖書館藏抄本兩部，各二册，其一爲山陰周氏半樵舊藏，目録作十二卷，卷七缺，係從吴翌鳳抄本影抄，吴氏於嘉慶二十年（1815）“借黄蕘圃藏本傳抄”；其二爲民國二十四年（1935）張宗祥手抄本，無目録，亦十二卷，缺卷七，係從黄蕘圃影寫本抄録。是兩本同出一源，故卷數同也。黄氏影寫本今藏國家圖書館。據黄丕烈跋（此跋亦見於《蕘圃藏書題識》卷三）知黄本前六卷從明嘉靖間吴門沈與文野竹齋舊藏影宋抄本影寫，又據姑蘇吴岫（方山）舊藏本手校，“吴、沈蓋同時，則其書之同出一源可知，故字形多相似者。余校時遇誤字一一記之，見古本面貌，非盡出傳録之誤，或刻本已如是耳”。黄本後五卷（八至十二）從嘉定錢大昕藏清初影宋抄本補録，“然而兩本比較，終少卷七，未知何故，俟更訪之”。沈、吴、錢三本均無高、史二序，黄氏據瞿安槎本補録。卷末黄丕烈題記云：“伏讀國朝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定爲十卷……所叙原書序次，自縣紀年以迄草木禽魚詁，一一與今本都合，而所載之十卷與所抄之十二卷中脱卷七之數，仍不解其故。古書難信，有如此者！”吴翌鳳亦記云：“考《簡明目録》只作十卷，又不言有殘缺之處，未審何故？”黄氏所見之沈、吴、錢三影宋本，在保存原書面貌上，遠勝一般的清抄本。沈、吴本存前六卷，一册，佚失之下册當亦六卷，份量相當，以浙館藏兩抄本稽之，正合；錢本存卷一至六，卷八至十二，獨缺卷七；三本並缺高、史二序。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抄本一部，亦缺卷七。是皆淵源有自，不可以意爲之耳。《提要》作十卷者，取消缺卷，又將十二卷本之卷八、九、十改爲七、八、九，卷十一（草木禽魚詁中）、十二（草木禽魚詁下）合併爲卷十（草木禽魚下）。張宗祥斷言：“四庫擅改古書卷數，此亦一證。”也可能《提要》據以著録的江蘇巡撫採進本併改，惜不得見，《四庫採進書目》亦失載，存以備考。

似孫本居甬上，晚遷姚江，故《提要》著爲餘姚人。然甲戌自序稱：“似孫，鄮人也，如其精覈俟剡人。”考“鄮”爲秦置浙江十五縣之一（治所在今鄞縣東，鄮山之北），宋時已析爲鄞、定海（今之鎮海）、昌國（今之定海）、象山四縣，鄞爲鄮之故治所在，似孫自稱“鄮人”即鄞人也。不稱鄞者，一則沿書名取古地名例，二則秦時亦置鄞縣（今奉化），反易致誤，故徑稱“鄮人也”，《提要》作者似未細察。卷一官制志後附皇朝令題名至嘉定十六年，則此書雖“成於甲戌而刊於乙亥”（宋嘉定八年），嘉定末年又有續增，是傳抄之祖本皆非“刊於乙亥”之原本也。自唐鄭言《平剡録》、宋俞瑞《剡東録》湮佚失傳後，似孫此書遂益爲世重，《提要》稱“序述有法，簡潔古雅”，大體副實。然似孫詩人，於前代官制殊未措意，故删節史傳，便成疻痏，此則錢大昕於跋語中嘗繩糾之矣，見《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九。“陳振孫云云”者，乃指似孫《疎寮集》而言，陳氏實未見《剡録》一書，觀其不載於《直齋書録解題》可知，《提要》言之有據，《浙江地方志考録》誤。（二）老學庵筆記十卷續筆記二卷〔卷一百二十一·子部·雜家類五〕《提要》：“《宋史·藝文志》雜史類中載陸游《老學庵筆記》一卷，陳振孫《書録解題》作十卷，與此本合。《宋史》蓋傳刻之誤。《續筆記》二卷，陳氏不著於録，疑當時偶未見也。”

張宗祥《補鈔文瀾閣四庫全書史實》：“余檢視文津時，見一匣外刻‘老學庵筆記’字樣，與《提要》相同，即開匣取閲，則僅有‘筆記’，無‘續筆記’，此匣裝‘筆記’之外，上下已無隙地可容一、二册書再藏所謂‘續筆記’者。復至文淵檢視，情形相同。乃知原無此書，《提要》所載及匣面所刻，均爲虚言。”

案：文溯閣本亦無“續筆記二卷”，且卷前《提要》中也無“續筆記二卷”以下三句。文瀾閣本係丁氏補抄，《續筆記》二卷未補。《提要》據江蘇巡撫採進本著録，考《江蘇採輯遺書目録簡目》有“老學庵筆記十卷續筆記二卷，宋寶章閣待制山陰陸游著（刊本）”，則是原本實有“續筆記二卷”，並非“虚言”，庫本脱去之故不明。《續筆記》二卷，今人無看到全本者，僅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三條，《説郛》中録出節編一卷，附於中華書局鉛印校點本《老學庵筆記》十卷之末，略窺一斑耳。《宋史·藝文志》史部分十三類，其中無雜史類，陸游“《老學庵筆記》一卷”著録於“傳記類”，《提要》謂載於“雜史類中”，亦誤。（三）心史七卷〔卷一百七十四·集部·别集類存目一〕《提要》：“舊本題宋鄭思肖撰。思肖有題畫詩、錦錢集及所著雜文，並附載其父震菊山清雋集後，已著於録。此書至明季始出……凡咸淳集一卷，大義集一卷，中興集一卷，皆各體詩歌；久久書一卷，雜文一卷，略叙一卷，皆記宋亡時雜事；後附自序、自跋、盟言及療病咒一則，文詞皆蹇澀難通，記事亦多與史不合……思肖尤不宜爲此無稽之談，此必明末好異之徒作此以欺世而故爲眩亂其詞者。”

案：此條訛誤迭出，余氏《辨證》甚詳。考《江蘇省採輯遺書目録簡目》有“清雋集一卷 福州鄭震著 附一百二十圖詩一册 鄭思肖著（抄本）”，“鄭所南集十一卷 連江鄭思肖著（刊本）”，當即《提要》所云鄭氏父子著述。然鄭震（起）菊山清雋集及附思肖三書僅載於《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卷十六，而不見於《四庫全書總目》，文溯閣儲本無此書，文瀾閣存丁氏誤補本，毛春翔編《文瀾閣藏書目録》附注云：“是書湖州本《簡目》有之，湖本乃據京本翻雕，當無誤存之書，而《總目》竟不載，其故不詳。”余氏《辨證》云：“蓋其初本已著録於四庫，逮全書告成後復抽出之……豈以思肖文中持夷夏之見太嚴，觸犯忌諱耶？”檢《禁書總目》，無此四書，然有“井中心史”赫然列於“應毁書目”中，余氏説當可信，是則此篇《提要》亦漏網之魚耳。

考《心史》原本，並無“七卷”之數。鄭思肖《總後序》云“咸淳集一卷，大義集一卷，中興集二卷，計詩二百五十首；雜文自兩盟檄而下凡四十篇，又前後自序五篇，總目之曰：心史。”是“久久書”（即兩盟檄）以下統稱“雜文”，並未標卷。明崇禎十二年（1640）冬張國維序刻本但將全書析爲卷上（咸淳集、大義集、中興集、久久書四種，獨中興集一種標“卷之一”、“卷之二”，餘不標卷），卷下（雜文、大義略叙二種，均不標卷）兩卷。明崇禎十三年（1639）春林古度、曹學佺序、汪駿聲刻本（金陵），稱七卷本，此乃據傳世刻本重校刻（詳後），至南明隆武元年（1644）福建洪士升又重刻之，首有隆武改元冬古閩方潤叙，次洪士升《鄭所南、謝翺二先生鐵函經、晞髮集合刻跋》，稱“二先生皆閩産也。今聖明南御閩邦，文武奮起，掃腥羶而恢區夏，先生之神，實式臨之，敬梓以傳。”次《承天寺藏書井碑陰記》，次鄭思肖自序，次目録：“咸淳集一卷、大義集一卷、中興集一卷（書中實爲二卷）、久久書一卷、雜文一卷、大義略序一卷、後序五篇、正覺摩醯首羅天王療一切病咒、附刻卓行傳”，《提要》所見當是七卷本無疑，跟井中所出思肖手寫本比較，標卷已非舊觀。

談遷《棗林雜俎》“心史鐵函”條記云：“崇禎戊寅（1638）十一月八日，蘇州承天寺浚眢井，得鐵函重櫝，啓之，宋鄭所南先生《心史》一部，外標‘大宋鐵函經’，内書‘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自元世祖癸未（1283），歷今三百五十六年。按：《心史》行世久矣，想副本流傳，不待眢井啓函也。”談氏活動於萬曆、天啓、崇禎諸朝間，蘇州浚井之前曾得見《心史》，觀其“《心史》行世久矣”一語可知，《提要》所謂“此書至明季始出”不確。汪駿聲金陵刻版跟張國維蘇州刻版爲同時，汪本《跋》云：“井中原稿藏吴門，予敢訂其刻本之訛而表出之。”此“刻本”者，定非張本，正是談氏所謂“副本流傳”、“行世久矣”之本。（四）大德昌國州圖志七卷〔卷六十八·史部·地理類一〕《提要》：“元馮復京、郭薦等同撰。復京，潼川人，官昌國州判官。薦，里貫未詳，官鄞縣教諭。昌國州即今定海縣……此書成於大德二年（1298）七月，凡分八門……前有州官請耆儒修志牒一篇，末有郭薦等繳申文牒一篇，冠以復京自序……”

考《浙江採集遺書總録》戊集：“昌國州圖志七卷，天一閣寫本。右元鄉貢進士鄞縣教諭州人郭薦等修，有大德戊戌州判官潼川馮福京序並跋，當時福京實董其事也。州今爲定海縣。”

案：天一閣寫本，即四庫底本，《提要》據以著録之本。是原本作“馮福京”，《提要》誤書爲“馮復京”。郭薦係昌國州人，爲鄉貢進士，官鄞縣教諭。《提要》“里貫未詳”云云，失之疏忽耳。文瀾閣本咸豐間佚失，道光十五年（1835）張文虎等曾入閣校書、抄書，《湖樓校書餘記》載抄書六十一種，内有“大德昌國州圖志七卷，元馮福京”一種，由是知閣本原爲“福京”。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三十二有影寫元刊本，首大德二年（1298）七月馮福京等請修志《疏》，次馮福京序，末有大德二年八月馮福京跋（有“昌國州志成於是鄉儒”諸語），前鄉貢進士郭薦等繳申文牒（稱“昌國州志圖版五十六片……大德二年十一月長至日畢工”等），並作“福京”，並言及薦里貫，〔民國〕《定海縣志》亦載之，可爲旁證，不詳述。又，據馮、郭諸文牒知此書之纂修始於大德二年七月，成於八月，刊竣於十一月，《提要》“成於大德二年七月”之語，亦不確切。（五）至大金陵新志十五卷〔卷六十八·史部·地理類一〕《提要》：“元張鉉撰。鉉字用鼎，陝西人，嘗爲奉元路學古書院山長。至正初，江南諸道行御史台諸臣將重刊宋周應合所撰《建康志》，而其書終於景定中，嗣後七、八十年紀載闕略，雖郡人戚光於至順間嘗修有《集慶續志》，而任意改竄，多變舊例，未爲詳審，復議增輯以繼景定志之後。因聘鉉主其事，凡六閲月而書成。”

案：張鉉《金陵新志》十五卷，纂修於元至正初（1344年前後），繼南宋景定二年（1261）周應合纂修《建康志》之後，續載七、八十年間事。周、張之間，郡人戚光嘗修《集慶續志》（元至順間，1328年），張《志》“略依周《志》凡例，而元代故實則本之戚光《續志》及路州司縣報呈事迹”。是張《志》修於至順之後，非“至大”（1308—1311年）間也。考《四庫採進書目》，張《志》著録五次，兩次徑題“金陵志”，兩次題“金陵新志”，一次題“元至正金陵志十五卷”，《總目》冠以纂修時代，使人一目了然，惜“至正”誤書爲“至大”。文溯閣本、文瀾閣本均書“至大”，是庫書亦誤矣。（六）聖壽萬年曆八卷律曆融通四卷〔卷一百六·子部·天文算法類一〕《提要》：“鄭世子載堉撰《律曆融通》，進《聖壽萬年曆》，其説本之南京都御史何塘”，“其書進於萬曆二十三年（1595），……引據詳明，博通今古，元元本本，實有足資考證者。”

考《明實録》卷二百八十九：（萬曆二十三年九月庚寅）“鄭世子載堉通於曆學，採衆説爲書，名曰《律曆通融》，取大統與授時二曆相校，……上曰：‘二統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於是和會二家，酌取中數，編撰成書，名曰《萬年曆》，遣人詣闕上之。”《浙江採集遺書總録》丙集著録載堉“曆書二册，刊本，分《律曆融通》四卷音義一卷，《萬年曆》二卷，《萬年曆備考》三卷，本元儒許衡及何塘之説，推究古今曆法原委，亦係當時經進本。”

案：據此，《提要》所云副實，惟卷數跟庫書不一致。文津閣本爲：“聖壽萬年曆五卷律曆融通四卷音義一卷”；文溯閣本同，卷前《提要》稱“臣等謹案：聖壽萬年曆五卷附律曆融通四卷，是《總目》所載“八卷”者誤矣。文瀾閣本係丁氏補抄，八卷，不足爲據。然庫本跟明萬曆間載堉自刻本亦有出入。檢浙江圖書館藏明原刊本爲：聖壽萬年曆二卷，萬年曆備考三卷，律曆融通四卷附音義一卷，跟《浙江採集遺書總録》著録本同，庫本以浙江巡撫採進本（即原刊本）作底本，却删去“萬年曆備考”書名，將此三卷跟“萬年曆二卷”連貫之，是爲“五卷”，《總目》所載並總卷數亦誤矣。

又，朱氏曆書，浙館藏原刊本封面簽題“曆學新説”，是爲曆書三種十卷之總名。考梅文鼎《績學堂文鈔》卷二：“鄭世子曆書有二。其書名《律曆融通》，以萬曆辛巳（1581）爲元，後復改爲《萬年曆》，以嘉靖甲寅（1554）爲元；而總名之《曆學新説》。”梅説與《明實録》合。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卷十：（康熙辛巳正月）“初六，從梅定九借鄭世子《曆學新意》，其書凡二大册。一册内二種：一名《聖壽萬年曆》二卷，一名《聖壽萬年曆備考》三卷；一册内一種：名《律曆融通》。”梅定九即梅文鼎，“曆學新意”即《曆學新説》，陸氏所記册數、種數、卷數跟明萬曆原刊本悉合，亦即《浙江採集遺書總録》著録之本。此三種亦有稱之爲《曆學新書》（見《都察院副都御史黄交出書目》）、《曆書》（見《河南省採進書目》、《浙江採集遺書總録》）者，皆編目者臨時所取，並無深意，只有梅文鼎明言“總名爲《曆學新説》”，並見之於原刊本封面簽條，自當以此爲準。又，載堉曆學著述，《明實録》記載明確，即以上三種，而《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又於此三種之外另著録載堉“曆學新説二卷”，非也。由是觀之，載堉曆學著述之總名，實有明確之必要，《提要》未及之，故特爲補綴云。（七）樂律全書四十二卷〔卷三十八·經部·樂類〕《提要》：“明朱載堉撰。載堉，鄭恭王朱厚烷世子也。是書萬曆間嘗進於朝。《明史·藝文志》作四十卷。今考此本所載，凡書十一種，惟律吕精義内外篇各十卷、律學新説四卷、鄉飲詩樂譜六卷，皆有卷數；其樂學新説、算學新説、操縵古樂譜、六代小舞譜、八佾綴兆圖、靈星小舞譜、旋宫合樂譜七種，則皆不分卷，與《藝文志》所載不符，疑史誤也。”

考《浙江採集遺書總録》丙集：“樂律全書十七册，刊本，萬曆間經進本。分律吕精義内外篇各十卷、律學新説四卷、樂學新説、算學新説各一卷、操縵古樂譜一卷、鄉飲詩樂譜六卷、六代小舞譜一卷、小舞鄉樂譜一卷、二佾綴兆圖一卷、靈星小舞譜一卷。”

案：《總録》著録之本，係明萬曆間朱載堉自刻本（鄭潘刻本），即《提要》所據之本。檢浙江圖書館藏本，二十册，除律吕精義内篇等四種分卷計三十卷之外，尚有八種不標卷數；《總録》遺漏“旋宫合樂譜”一種，餘七種悉以一卷標之；《提要》則遺漏“小舞鄉樂譜”一種，不分卷者亦八種也。文津閣藏本於此八種分卷如下：四種仍作一卷，三種（操縵古樂譜、旋宫合樂譜、六代小舞譜）各析爲二卷，一種（靈星小舞譜）則析爲四卷，八種總計十四卷，全書成四十四卷之數。文溯閣本同，卷前提要云：“臣等謹案：樂律全書四十四卷，明朱載堉撰。”由是知，《總目》著録“四十二卷”，實四十四卷之誤。文瀾閣藏本恰爲四十二卷，然係丁氏補抄，不足爲據也。

又，《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卷九引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併入“聖壽萬年曆二卷、萬年曆備考三卷、律曆融通四卷音義一卷”，斷言：“據此，則《提要》所見非足本。如《提要》説，有卷數者三十卷，不分卷者七種，其四十二卷之標目又不知如何計算？”四十二卷之標目爲四十四卷之誤，已如上述；《曆學新説》跟《樂律全書》非一書，《總目》已編入子部天文算法類，丁氏補抄文瀾閣四庫全書時亦歸入子部，胡氏未及細檢，遂謂“提要所見非足本”，率爾之言，未足徵信也。（八）棗林雜俎無卷數〔卷一百二十八·子部·雜家類存目五〕《提要》：“國朝談遷撰。遷有《海昌外志》，已著録。是書分類記載，凡十二門：曰科牘、曰藝簣、曰名勝、曰器用、曰榮植、曰賾動、曰幽冥、曰叢贅、曰彤管、曰空元、曰炯鑒、曰緯候。多紀載明代軼事，而語多支蔓，其‘名勝’一門雜引志乘及里巷齊東之語，漫無考證，‘藝簣’亦多疏舛，其餘大抵冗瑣少緒，亦不分卷，疑雜録未成之本也。”

考《浙江採集遺書總録》丁集：棗林雜俎五册，寫本，“遷曾撰《國榷》一百卷，復以紀述所不盡者，爲此。凡十三門”。跟《提要》相較，多“營建”、“逸典”二門，少“緯候”一門。

案：《總録》著録之本，即《提要》據以著録之本，是原本起碼有十四門，《提要》遺漏二門。然談遷此書，足本爲十八門。〔道光〕《海昌備志》卷三十一載《棗林雜俎》八卷，“吴明經騫云：吾家廷瑞購得陳氏漱六閣舊抄本，分六帙，間有目存而文缺載者。首列崇禎甲申（1644）九月高宏圖序於白門公署，孺木自跋謂舊稿二帙，高相國序之後，歲有增定，則此後來增定之本”。管庭芬案：“胡上舍爾榮向藏足本，計六册，以智、仁、聖、義、中、和爲次，尚多五門：曰流聞、曰技餘、曰土司、曰緯候、曰妖異。”今檢浙江圖書館藏清初抄本一部，六册，以智、仁、聖、義、中、和爲次，共十八門，跟吴、管所記悉合，有“潜采堂”、“開萬卷樓”二方印，曾經汪啓淑收藏，後歸嘉業堂，有“吴興劉氏嘉業堂藏書記”長方印。考《清代禁毁書目》載：“棗林雜俎五本，内唐李元瓘一條，有偏謬語；嘲邊一條，壬午、癸未二條，天啓二年一條，頌魏忠賢詩一條，左都督田宏遇一條，俱有悖謬語；李何詩一條、藏書二條、張士信一條、常熟張漢儒一條、常熟楊子常一條、雲間許都諫一條，皆載錢謙益議論及事迹。應請抽毁。”浙館藏抄本皆未抽毁，玄、禎、弘、曆並不缺筆，當是抄於四庫之前，可訂《提要》之失。《提要》載十二門，較《總録》少“逸典”、“營建”二門，相益爲十四門，較足本終少四門：先正流聞、技餘、土司、妖異。遷自題云：“自數年來，提鉛握槧，積若干卷，食之無肉，棄之有味，雖在雞肋，猶以爲貴之矣。”即析爲若干卷，當已編就，不當目爲“雜録未成之本”也。《提要》於此書多微詞，觀談氏一生，“窗間片紙風蕭瑟，枕上遺書日討論”，“著書堪自老，被褐未言貧”，是一位樸實無華的史學家，嘗自警：“任目者憑於好惡，任耳者失於浮浪也，竊戒之。”朱彝尊《南京太常寺志跋》云：“孺木館膠州高閣老邸舍，閣老導之借故册府書縱觀，因成《國榷》一部，掇其遺爲《棗林雜俎》。中述孝慈皇后無子，不獨長陵爲高麗碩妃所出，而懿文太子及秦、晋二王，皆李妃産也，聞之者以爲駭。”其言必有所據。觀《雜俎》書中千餘條目，雜述掌故，間考舊文，軼聞舊典，足資考證者居多。且談氏出身寒門，比較接近社會下層，記録了不少民間口頭流傳的資料，尤注意民謡的搜集，如《南闈謡》條：“崇禎壬午，應天榜宦室七十餘人，謡曰：不要古文，不要時文，只要松文；不用孔子，不用孟子，但用公子。”諷刺南明福王的《民謡》：“弘光年，要做官，非騎馬（士英），即種田（太監田成）。”“紅花開，天子來，不辦衣衫只辦鞋。”描寫民間疾苦的《富春謡》：“富春江之（有）魚，富春山之（有）茶，魚肥賣我子，茶香破我家。採茶婦，捕魚夫，官府拷掠無完膚。昊天何不仁，此地亦何辜？魚胡不生别縣？茶胡不生别都？富陽山，何日摧？富陽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魚始無。於戲！山難摧，江難枯，我民不可蘇。”此謡録自浙江按察僉事韓邦奇奏疏中，康熙、光緒間《富陽縣志》並徐咸《西園雜記》陸續載之，的是研究民間文學的極好資料，《雜俎》之功，誠不可没。

又，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卷三十九：“吴氏《拜經樓題跋記》有舊抄本《棗林外索》三集，不分卷，未知即一書否？”案：非同一書也。《外索》、《雜俎》並著録於〔康熙〕《海寧縣志》，遷子祺參與編纂，是爲兩書之確證。乾隆間海寧周春云：“《雜俎》所不盡載者，更爲《外索》，今本分初集、二集、三集。”浙江圖書館藏清抄本二册，有“鱣讀”長方印記，首順治甲午（1654）自序：“楚左史倚相能讀墳、典、丘、索之書，後人各有解，而於八索，或云即八卦也。大《易》‘探賾索隱’，故司馬貞有《史記索隱》，過此無聞焉。余性好涉獵，雖家無藏簡，時閲於市，或乞覽焉，其犁然當於心者，嘗寸紙録之，投空函中，積若干紙，猶陶宗儀之甓也。於是傾函而汰之，幽賞僻證，頗掃耳目之凡近。或見聞共著，亦貴其冷雋，有裨帳枕，恨恨於管蠡之内，一窺一測，於四庫五車，尚未染其指，敢云餔糟啜醨哉？只可自怡，遂題其簡端曰：棗林外索。”次目録，計二百五十餘條，“孫恩裔党”、“李煜被禍”等，皆軼聞舊典，足備考證，似較《雜俎》爲精。（九）棗林藝簣一卷〔卷一百九十七·集部·詩文評類存目〕《提要》：“國朝談遷撰。遷有《海昌外志》已著録，是編載曹溶所輯《學海類編》中，實遷《棗林雜俎》之一卷也。”

案：“藝簣”爲《棗林雜俎》之一門，子部雜家類已存《雜俎》之目，《提要》中特别提及“藝簣”一門，此處不當再行單獨列目，應删除，總編者疏忽矣。（原載《文獻》第13輯）

《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作者非岳珂辨

按：《九經三傳沿革例》一卷，總結了人們長期從事校刊經典的實踐經驗，加以系統闡述。“其抉擇是非，能會經文上下語義，而證之以注疏釋文，然後求之於諸本異同，覃思旁訊，妙悟莹徹，非僅以校本之多見賅博也”（任大椿重刊序）。校勘學家奉爲圭臬，版本目録家亦時見稱引。《提要》對該書學術價值的評價允當。問題在著録作者、叙述版刻源流，訛誤迭出，史實淆亂，涉及頗廣，影響深遠，大大超出了《沿革例》本書範圍。現從五個方面，予以詳辨：關於著者廖瑩中；駕名岳珂之經過；關於廖剛；關於余仁仲；有關傳本考録。（一）關於著者

元初，岳氏刊《九經·九經三傳沿革例》小序云：世所傳《九經》，自監、蜀、京、杭而下，有建安余氏、興國于氏二本，皆分句讀，稱爲善本。廖氏又以余氏不免誤舛，于氏未爲的當，合諸本參訂，爲最精板行之。初，天下寶之。流布未久，元板散落不復存。嘗博求諸藏書之家，凡聚數帙，僅成全書。懼其久而無傳也，爰仿成例，乃命良工，刻梓家塾。如字畫，如注文，如釋音，如句讀，悉循其舊。且與明經老儒，分卷校勘，而又證以許慎《説文》、毛晃《韻略》，非敢有所增損於前，偏旁必辨，圈點必校，不使有毫釐訛錯，視廖氏世綵堂本加詳焉。舊有《總例》，存以爲證。

由是觀之，《沿革例》原題《總例》，原著者爲精刻《九經》之廖氏，校補者爲重刻廖本《九經》之岳氏。關於廖氏，周密（1232—1298）《癸辛雜識》有三條及之：賈師憲（似道）以所藏定武五字不損肥本禊帖，命婺州王用和翻開，凡三歲而後成，絲髮無遺，以北紙古墨摹拓，與世之定武真本相亂，賈大喜。……於是其客廖群玉以《淳化閣帖》、《絳州潘氏帖》二十卷，並以真本書丹入石，皆逼真。又刻《小字帖》十卷……又以所藏陳簡齋、姜白石、任斯庵、盧柳南四家書爲小帖，所謂《世綵堂小帖》者。世綵，廖氏堂名也。（《賈廖碑帖》）賈師憲嘗刊《奇奇集》，萃古人用兵以寡勝衆，如赤壁、淝水之類，蓋自詫其援鄂之功也……廖群玉諸書，則始開《景福華編》，備載江上之功，事雖誇而文可採，江子遠、李祥父諸公皆有跋；《九經》本最佳：凡以數十種比較，百餘人校正而後成，以撫州箄抄紙、油煙墨印造，其裝褫至以泥金簽，然或者惜其删落諸經注爲可惜耳，反不若《韓》、《柳》文爲精妙。又有《三禮節》、《左傳節》、《諸史要略》及建寧所開《文選》諸書。其後又欲開《手節十三經注疏》、姚氏注《戰國策》、注《坡詩》，皆未及入梓，而國事異矣。（《賈廖刊書》）賈師憲還越之後，居家待罪，日不遑安。翹館諸客，悉已散去。獨廖（群玉）瑩中館於賈府之别業，仍朝夕相從不舍。乙亥七月一夕，與賈公痛飲終夕，悲歌雨泣，到五鼓方罷。廖歸舍不復寢，命愛姬煎茶以進，自於笈中取冰腦一握，服之。既而藥力不應，而業已求死，又命姬曰更欲得藥酒一杯飲之。姬復以金杯進酒。仍於笈中再取片腦數握，服之。姬覺其異，急前救之，則腦酒已入喉中矣，僅落數片於衣袂間。姬於是垂泣相持。廖語之曰：“汝勿用哭我。我從丞相數十年，賓主之情無間。然今事勢已去，丞相必有南行之命，我亦恐不免。年老如此，豈能復自若，今得善死矣！吾平生無負於主，天地亦能鑒之也！”於是分付身後大概，言未既，九竅流血而斃。（《廖瑩中仰藥》）

周密又有《志雅堂雜抄》載其事云：廖瑩中，群玉，號藥洲，邵武人，登科爲賈師憲平章之客，嘗爲大府丞，知某州，皆以在翹館不赴。於咸淳間，嘗命善工翻刻《淳化閣帖》十卷、《絳帖》二十卷，皆逼真，仍用北紙佳墨模拓，幾與真本並行……其石後爲泉州蒲壽庚航海載歸閩中，途次遇風墜江中，或謂尚在，特不全耳。

綜上所述，廖瑩中，字群玉（一説名玉，字瑩中，號群玉，見明趙均《石迹記》），福建邵武人，南宋末年丞相賈似道座上客，居杭城西湖葛嶺一帶，有世綵堂，刊刻碑帖經籍，《九經》本最佳，採用數十種版本，百餘人校正，印工裝褫，極爲考究。廖氏於校刊過程中，歸納總結遇到的種種問題及处理意見，輯爲《總例》，相當於今人之出版説明、凡例，又具校勘記之功能，受到後人重視。

廖氏世綵堂本《九經》於宋度宗咸淳（1265—1274）間出版。宋恭宗德祐元年（1275），賈似道革職放逐，廖瑩中服毒身亡；次年，元兵陷臨安；書版散落，印本多毁於兵燹。元初，有荆溪岳氏者，博求諸藏書之家，配成全帙，“懼其久而無傳也，爰仿成例，乃命良工，刻梓家塾”。卷尾鎸“相臺岳氏刻梓荆溪家塾”牌記，並於《春秋經傳集解》後增附《春秋年表》、《春秋名號歸一圖》，又增刊《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春秋穀梁傳》二書，號稱“九經三傳”，於《總例》亦有所增補，改題《九經三傳沿革例》，即今通行之書名耳。“荆溪岳氏”者何人？清乾隆四十年編《欽定天禄琳琅書目》卷一宋版經部《春秋左傳集解》四函三十二册條下考定“荆溪”爲常州宜興，是正確的；但謂“岳氏”即岳珂則非。張政烺先生研究表明，相臺本群經乃元初義興岳氏據廖瑩中世綵堂本校正重刻，與岳珂無涉。明謝應芳《龜巢集·跋岳氏族譜》稱：岳氏爲常州望族，岳王弟經略使之孫自九江來居，由宋而元，子孫蕃衍。荆溪爲義興（宜興）古名，元屬常州路。元代作家鄭元祐（1292—1364）《僑吴集·送岳山長序》云：某嘗館於義興岳君德操長兄漢陽君之家，人言其完盛時，延致巨儒，讎校群經，鋟諸梓，號爲“岳氏《九經》”。明〔萬曆〕《宜興縣志》載，岳浚字仲遠。飛九世孫，積書萬卷，一時名士多游其門。據上舉資料，元初重刻廖氏《九經》並將《總例》增補改題《沿革例》之“荆溪岳氏”當爲宜興之漢陽君，或岳浚，或即同一人。“因此可以肯定，相臺本群經刻版負責人似非岳浚莫屬”。

概言之，《沿革例》一卷爲宋末杭城世綵堂主人廖瑩中原著，元初宜興岳氏（岳浚）增補，觀卷前小序所記“舊有《總例》，存以爲證”及卷中“廖氏刊《九經》，未暇及《公羊》、《穀梁》二傳，或者惜其缺焉。因取建安余氏本，合諸本再加考訂，與《九經》並刊。句讀、字畫，悉用廖氏例。惟是余仁仲本於陸氏釋音字或與正文字不同，如‘釀嘲’作‘讓曰’、‘蒐’作‘廋’之類，並兩存之。他本皆然，今亦不敢輒有更定”云云，至爲分明。（二）駕名岳珂之經過

1.明正統六年（1441）楊士奇編《文淵閣書目》卷三著録云：九經總例 一部一册缺九經三傳沿革例 一部一册完全

2.萬曆三十三年（1605）張萱等編《内閣藏書目録》（《内閣書目》）卷二著録云：九經總例 一册全《九經》諸本互異。此書總其互異者詳辨之：曰書本、曰字畫、曰注文、曰音釋、曰句讀、曰脱簡、曰考異，凡七則。依旴郡廖氏元本梓之，莫詳姓氏。九經沿革 一册全又一册全宋相臺岳珂家塾刊本，與《九經總例》相同。

張萱由荆溪本《九經》卷尾鎸“相臺岳氏刻梓家塾”（或“相臺岳氏刻梓荆溪家塾”）牌記，影附爲“岳珂家塾”；從此，陰間的岳珂與校刊《九經》發生了不解之緣。但於《九經沿革例》之著者，張氏實未斷爲岳珂。或刊本未題名，而又有廖氏《九經總例》並存，主體相同，岳珂當然不會是原著者。又，《天禄琳琅書目》卷八：“論語 每卷末有‘旴郡重刊廖氏善本’方印，或亞字形。廖氏即廖瑩中，世所傳世綵堂，最爲佳刻也。琴川毛氏影鈔，商丘宋氏藏。”據此，則張萱《内閣藏書目録》謂“依旴郡廖氏元本梓之”，亦似是而非，惟不知“旴郡重刊”者何人，是否即荆溪岳氏也。

3.清康熙四十年（1701）朱彝尊輯《經義考》卷二百四十四群經六著録云：岳氏珂九經沿革□卷存珂自述曰：世所傳《九經》，自監、蜀，京、杭而下……舊有《總例》存以爲證。張萱曰：宋相臺岳珂家塾刊本，與《九經總例》相同。朱氏篤信張萱誤説，進而增題“珂自述”，不足爲訓。

4.清乾隆四十年（1775），于敏中等編《欽定天禄琳琅書目》卷一宋版經部著録云：春秋經傳集解四函三十二册諸卷末有木記曰“相臺岳氏刻梓家塾”，或曰“相臺岳氏刻梓荆溪家塾”……蓋南宋岳珂乃飛孫，本相州湯陰人，故以“相臺”表望。南渡後，徙常州，今宜興有珂父霖墓，故家塾以“荆溪”名。珂校刊《九經三傳》，著《沿革例》，讎勘最爲精核。《天禄琳琅書目》多處引用，皆題“宋岳珂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張萱、朱彝尊把“相臺岳氏刻梓荆溪家塾”牌記徑改爲“相臺岳珂家塾刊本”，進而由“刊”而作《沿革》（朱氏）。于敏中等指認“荆溪”爲宜興，極是；謂岳霖、岳珂一支居此則非。

5.乾隆四十七年（1782），文溯閣《四庫全書》中《九經三傳沿革例》一書卷前載《提要》云：宋岳珂撰……宋時《九經》刊本，以建安余氏，興國于氏二本爲善。後廖剛（按應作廖瑩中）又加參訂而板行之，當時稱爲精審，其沿革所由，具見於《總例》。珂又取廖本《九經》，增以《公》、《穀》二傳及《春秋年表》、《春秋名號歸一圖》二書，校刊於相臺書塾，並爲述其《總例》，補所未備。今刊本久亡，而《總例》獨存，此遂單行於世。

文溯閣庫書提要仍堅持“岳珂撰”之前提，但稱廖氏著《總例》，岳氏“補所未備”而成《沿革例》，基本事實清楚。

6.乾隆五十七、八年（1792、1793）間，頒發文瀾閣《四庫全書總目》（寫本，乾隆六十年浙江翻刻，稱浙本）收載《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提要（全文開首已録），把文溯閣庫書提要中“其沿革所由，具見於《總例》”删除，又將“並爲述其《總例》，補所未備”改爲“並述校刊之意，作《總例》一卷”，將廖氏《總例》一筆抹煞，駕名岳珂，此後二百餘年間，學界習非爲是。《沿革例》傳本二十餘種：北京圖書館藏清初錢氏也是園影元抄本（吴志忠跋），乾隆五十二年（1787）任大椿刻本（焦循、焦廷琥校跋），上海圖書館藏清影元抄本，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鮑氏困學齋抄本（清鮑廷博校跋），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周廣業抄本，廣東中山圖書館藏乾隆四十年（1775）抄本（清孔繼涵校跋），湖南省圖書館藏清刻本（清周懋琦校跋），乾隆中陳維申輯刊《養和堂叢書》本，乾隆中芚花榭刊《經學五種》本，乾隆至道光間鮑廷博、鮑志祖輯刻《知不足齋叢書》本，道光間吴志忠等輯刊《璜川吴氏經學叢書》本，道光二十五年（1845）儀徵汪昌序輯刊《正誼齋叢書》本，咸豐四年（1854）伍崇曜輯刊《粤雅堂叢書》本，光緒元年湖北崇文書局刊《三十三種叢書》本，民國十五年（1926）張均衡輯刊《擇是居叢書初集》本，民國二十四（1935）至二十六年（1937）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叢書集成初編》本等；率題“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宋岳珂撰”。舉凡公私書目，目録學、版本學、校勘學著述，《辭海》、《辭源》、《中文大辭典》諸工具書，如出一轍。

其實，稍作考察，就不難發現其破綻。第一，空間不對，岳珂居嘉興金陀坊，刊《九經三傳》之岳氏居宜興（義興，古名荆溪），兩地相距甚遠，雖同爲相州（郡望）岳氏，但屬於不同的支派；第二，時間不對，廖本《九經》刊版於宋度宗咸淳年間（1265—1274），岳珂卒於宋理宗淳祐二年（1242），“珂復取廖本《九經》”云云，爲完全不可能之事。（三）關於廖剛（？—1143）《宋史》本傳：廖剛字用中，南劍州順昌（今福建順昌縣，北鄰邵武）人。崇寧五年（1106）进士。紹興中爲御史中丞。紹興七年（1137），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宫；八年（1138），致仕。紹興十三年（1143）卒。子四人，仕皆秉麾節，邦人號爲萬石廖氏。《宋史·藝文志》著録“高峰集十七卷”（剛號高峰），刻本久佚，四庫館據舊抄本繕寫入《四庫全書》集部别集類。廖剛逝世一百多年之後，竟無端與世綵廖氏《九經》發生瓜葛，始於乾隆四十年（1775）編《欽定天禄琳琅書目》，其卷一著録世綵廖氏本《九經》之一《春秋經傳集解》云：考《中興藝文志》載“世綵堂集三卷”，稱：政和中廖剛曾祖母與祖母享年最高，皆及見五世孫，剛作堂名“世綵”以奉之，士大夫爲作詩。又，趙均《石迹記》：廖瑩中刻《世綵堂帖》，瑩中名玉，號群玉，爲賈似道客。周密《癸辛雜識》載“賈廖刊書”一條云，廖群玉諸書，《九經》本最佳……

刊《九經》之“世綵廖氏”，廖剛還是廖瑩中？《天禄琳琅書目》無按斷。《四庫提要》取廖剛。剛去世四十年後，岳珂始生，“珂復取廖本”云云，則可以説通。然而，説通了下文，上文又成問題。《提要》稱“廖剛又釐定重刻”之前，有“建安余氏、興國于氏二本”。考余氏本刊於宋光宗紹熙二年（1191）前後，于氏本刊於宋寧宗嘉定九年（1216）前後，其時廖剛去世已七十餘年，如何繼于氏之後“重刻”？刊《九經》之世綵堂主人應是宋末廖瑩中（可能是廖剛後世子孫），《癸辛雜識》、《志雅堂雜抄》記述翔實。考周密於咸淳間出任臨安府幕職，監和濟局，正當賈、廖刊書之時；入元不仕，隱居杭城癸辛街，以保存故國文獻自任，網羅採擷，可補史傳缺文。《雜識》所記廖瑩中事迹，具體而微，且有大名人賈似道作陪，年代不會有大出入，校刊《九經》的是南宋末年的廖瑩中，而不是南宋初已仙逝的廖剛。（四）關於余仁仲《天禄琳琅書目》後編卷二著録建安余氏本《九經》之一《禮記》二函十六册云：“每卷有‘余氏刊於萬卷堂’，或‘余仁仲刊於家塾’，或‘仁仲比校訖’。《九經三傳沿革例》云：《九經》本自監、蜀、京、杭而外，有建安余氏本，分句讀，世稱善本。仁仲，即其人也。”是余仁仲即刊《九經》之建安余氏，刻書活動在宋孝宗淳熙、光宗紹熙間（1191年前後），比廖本《九經》早八十年，更早於翻刻世綵廖氏本的荆溪岳氏。《提要》稱“余仁仲《左傳字辨》嘗論其誤……則尚見原刻”，好像余仁仲曾看到荆溪岳氏本《九經》，這當然是不可能的。《提要》把余仁仲《左傳字辨》和建安余氏本《九經》分家，誤認爲兩人，且年代相距甚遠，造成前後矛盾。其實，有關余仁仲刻書的記載很多，《天禄琳琅書目》卷一宋版經部著録建安余氏《九經》本《周禮》二函十二册，已指明卷後載“余仁仲刊於家塾”，寫《提要》的館臣未及查考耳。（五）關於余、于、廖、岳諸家刊印經籍傳本

1.建安余氏本周禮十二卷 漢鄭康成注 唐陸德明音義《天禄琳琅書目》卷一宋版經部著録：“此書每卷後或載‘余仁仲比校’，或‘余氏刊於萬卷堂’，或‘余仁仲刊於家塾’，所謂‘建安余氏’也，句讀處亦與所言相合。又卷末各詳記經、注、音義字數。點畫完好，紙色極佳。”又藏張氏古照堂。嘉慶間，昭仁殿失火，毁。禮記二十卷 漢鄭康成注 唐陸德明音義

北京圖書館收藏。宋諱缺筆至“慎”字，當刊於孝宗淳熙年間（1174—1189）。每卷末詳記經、注、音義字數。各卷後有“余氏刊於萬卷堂”，“余仁仲刊於家塾”，“仁仲比校訖”各一行。每半葉十一行，每行十九字（注二十七、八字）、細黑口，左右雙邊。周叔弢跋。

上海圖書館藏本，存十七卷（卷一至三配宋刻纂圖互注禮記本）。《天禄琳琅書目》後編卷二著録。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十二卷 漢何休撰 唐陸德明音義

北京圖書館藏。宋諱缺筆至“慎”字。序後有紹熙二年（1191）建安余仁仲刻書廣告六行，則刊版工作始於宋孝宗淳熙末，成於光宗紹熙初。每半葉十一行，每行十九字（注雙行二十九字），細黑口，左右雙邊，版心雙魚尾，記大小字數。春秋穀梁傳十二卷 晋范寧集解 唐陸德明音義

紹熙間刊本。清光緒九年（1883）黎庶昌據日本藏宋紹熙本影刊輯入《古逸叢書》。

2.興國于氏本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晋杜預集解

日本宫内廳書陵部藏宋嘉定九年（1216）刊本，十五册，全。卷末有《經書識異》四葉，後校勘官五人銜名，末有興國軍學教授聞人模《刊記》：“本學《五經》舊版，乃僉樞鄭公仲熊分教之日所刊，實紹興壬申歲（1152）也。歷時浸久，字畫漫滅，且缺《春秋》一經。……乃按監本及參諸路本，而校勘其一二舛誤，並考諸家字説而訂正其偏旁點畫，粗得大概，庶或有補於觀者云。嘉定丙子年正月望日，聞人模敬書。”每半葉八行，每行十七至十九字（注小字雙行同），白口，左右雙邊，有刻工。楊守敬《日本訪書志》云：“嘗以岳本互勘，皆此本爲勝。不特岳本，凡阮氏《校勘記》所載宋本，亦均不及之。今世所存宋本《左傳》，無有善於此者。”傅增湘略引楊守敬《日本訪書志》云：“此即毛居正《六經正誤》所稱興國軍本。惟岳氏《九經三傳沿革例》稱興國軍本爲于氏所刊，後附釋音；此本並無于氏之名，且不附釋音，無圈點句讀，與岳氏所言不合，其非于氏本可知。蓋同爲興國軍本而實非一本也。岳氏又議于氏本經注有脱遺，惺吾曾通校此本，並無脱遺，或于氏重刊所致。”

北京圖書館藏宋鶴林于氏家塾棲雲閣刻元修本，存二十九卷（一至九、十一至三十），每半葉十行，每行十六至十七字，注小字雙行同，附釋音，行間有圈點句讀。傅增湘謂“與岳氏所言合，則真于氏本矣。疑于氏就興國軍本重刊，而附入釋音，更加句讀耳”。

3.世綵廖氏本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晋杜預集解《天禄琳琅書目》卷一著録云：“此書每卷末有木記曰‘世綵廖氏刻梓家塾’，爲長方、橢圓、亞字諸式，具篆文、八分，而不載《年表》、《歸一圖》。”嘉慶間昭仁殿失火，毁。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 唐韓愈撰 宋廖瑩中校正 朱子校昌黎先生集傳一卷 宋咸淳廖氏世綵堂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各卷後有篆書木記曰“世綵廖氏刻梓家塾”，爲亞字、橢圓、長方諸式。每半葉九行，每行十七字，注小字雙行同，白口，四周雙邊，版心下鎸“世綵堂”。河東先生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 唐柳宗元撰 宋廖瑩中校正

北京圖書館藏宋咸淳廖氏世綵堂刻本（卷三、四、五、十配别本），各卷後有木記曰“世綵廖氏刻梓家塾”，爲橢圓、亞字、長方諸式。每半葉九行，每行十七字，注小字雙行同，白口，四周雙邊，版心下鎸“世綵堂”。附：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

元翻宋廖瑩中世綵堂刊本。每半葉八行，每行十七字，注小字雙行同，細黑口，版心上記字數，下記刊工姓名，左欄外記篇名，逐句加圈，音讀亦加小圈，每卷後有牌記，長方與橢圓不等，文曰：“旴郡重刊廖氏善本”，故宫藏書。張萱《内閣書目》著録“《九經總例》一册全”，稱“依旴郡廖氏元本梓之”，跟牌記不符，實爲旴郡重刊廖氏善本。

4.荆溪岳氏本周易九卷 魏王弼、晋韓康伯注 唐陸德明釋文 略例一卷 魏王弼撰 唐刑璹注

每半葉八行，每行十七字，注小字雙行同，白口，四周雙邊，有刻工。北京圖書館藏。周禮十二卷 漢鄭玄注

北京圖書館藏卷三至六，計四卷。每半葉八行，每行十七字，注雙行同，注後附釋音。卷中凡經注句讀均加小圈。細黑口，有刻工王國用、陳元父、陳旻等。不避宋諱，足證前人定爲宋相臺岳氏家塾刊本之非。該館又藏明嘉靖間蘇州地區翻岳本，十二卷全，影寫上版，小字不易辨識，注文形似之誤甚多，民國間商務印書館影印入《四部叢刊》。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晋杜預集解 唐陸德明釋文 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 蜀馮繼先撰 年表一卷

北京圖書館藏（卷十九至二十配明刻本），周叔弢跋。每半葉八行，每行十七字，注小字雙行同，細黑口，四周雙邊，版心上記字數，上魚尾下記“秋”幾，下魚尾上記葉數，最下記刊工姓名，有葉子明、范圭、王、奇、天祐、子、才、方等。《天禄琳琅書目》卷一著録：“諸卷末有木記曰‘相臺岳氏刻梓家塾’，或曰‘相臺岳氏刻梓荆溪家塾’，爲長方、橢圓、亞字諸式。具大小篆隸文。”岳氏九經均有之，款式與廖氏世綵堂本全同。日本静嘉堂文庫藏十五卷（卷十六至三十、卷十九至二十二、卷二十七、二十八計六卷以明覆岳本配補），弼宋樓舊藏。孝經一卷 唐玄宗李隆基注 陸德明音

北京圖書館藏。《天禄琳琅書目》後編卷三著録。論語集解十卷 魏何晏集解 唐陸德明釋文

北京圖書館藏。《天禄琳琅書目》後編卷三著録。孟子十四卷 漢趙岐注 宋孫奭音義

北京圖書館藏。《天禄琳琅書目》後編卷三著録。附：乾隆四十八年（1783）武英殿刊《御定仿宋相臺岳氏本五經》九十六卷（附考證）題宋岳珂編周易十卷 魏王弼、晋韓康伯注 卷十略例 魏王弼撰 唐刑璹注 陸德明音義尚書十三卷 漢孔安國傳 唐陸德明音義毛詩二十卷 漢毛亨傳 鄭玄箋 唐陸德明音義禮記二十卷 漢鄭玄注 唐陸德明音義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晋杜預撰 唐陸德明音義 附春秋年表一卷 不著撰人名氏 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 後蜀馮繼先撰 宋岳珂重編

浙江圖書館藏本，清周廣業校並跋。又有民國間奉新宋氏卷雨樓影印武英殿本。按：元荆溪岳氏本《周易》九卷略例一卷，殿本改《略例》爲卷十（源自宋本）。《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天禄琳琅書目》卷一著録，尚存。《尚書》、《毛詩》、《禮記》三種元刊本未見傳世，緣殿本窺其仿佛，故特爲附載。邵氏《簡明目録標注》稱“明代翻刻岳板凡四”，未見成套傳本，散見零本已載元版該條下，不再專項著録。

上述事實説明，《四庫提要》“今則諸經印本，率已罕傳，僅王弼《易注》有翻刻之本，已失其真，《春秋年表》及《名號歸一圖》有重刻之本，亦頗非其舊”云云，不是太準確。（原載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編《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第205期。此用拙作《四庫提要補正》增訂稿，1990年杭州大學出版社排印本。）

《四庫全書總目·韓魏公别録提要》補正

北宋名臣、名相韓琦（1008—1075），安陽人，歷事三朝（仁宗、英宗、神宗），十年輔相，功在國史。封魏國公，謚忠獻，贈魏王。琦卒後二十天，門人王巖叟“悉所聞見者，叙而次之，以爲公《别録》”（《自序》）。《韓魏公别録》三卷，《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録解題》、《宋史·藝文志》皆有著録。清乾隆年間纂修《四庫全書》，館臣自《永樂大典》輯得一卷，陳昌圖撰《提要》云：“韓魏公别録。右宋簽書樞密院事大名王巖叟彦霖撰。晁公武謂所記歲月多與國史不符，則失之誣也。又李忠定有《别録補遺》一篇。”這篇《提要》，無一語正面揭示圖書内容，估計是輯録無多，難以按斷，僅引晁公武兩語搪塞而已。乾隆三十八年（1773），寧波范懋柱家天一閣進呈圖書送達翰林院，其中有“《韓魏公别録》三卷，宋觀察推官王巖叟撰，刊本。是書叙録韓琦逸事”。館臣遂棄《大典》輯佚本，改用天一閣藏本存目，新撰《提要》云：韓魏公别録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宋王巖叟撰。巖叟字彦霖，清平人。鄉舉、省試、廷對皆第一。調欒城簿，歷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事迹具《宋史》本傳。巖叟嘗在韓琦幕府，每與琦語，輒退而書之。琦殁後，乃次爲《别録》三篇。上篇皆琦奏對之語，中篇乃琦平日緒言，下篇則雜記其所聞見也。《讀書志》稱“以國史考之，歲月往往牴牾，蓋失之誣”。其書，《讀書志》作四卷。《書録解題》載有《語録》一卷，亦稱“與《别録》小異而實同。《别録》分四卷，而此總爲一篇［編］”，皆與此本三卷不合。其爲何時所併，不可考矣。

提要先列作者之爵里，次叙著作之背景，接着揭示《别録》三篇之要點，總叙厓略，内容翔實，早先那一篇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但是，《提要》之議論，及其對篇帙分合之訂辨，似是而非，所當補正者有三：（一）《提要》對《韓魏公别録》一書發表三字評論——“失之誣”，雖屬引録，亦難免偏頗之咎。我們先把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的有關内容引録於下：“韓魏公家傳二卷。右皇朝韓忠彦撰。録其父琦平生行事。近世著史者，喜採小説以爲異聞逸事。如李繁録其父泌、崔胤記其父慎由事，悉鑿空妄言，前世謂此等無異莊周‘鮒魚’之辭、賈生《服鳥》之對者也。而《唐書》皆取之，以亂正史。由是，近時多有‘家傳’、‘語録’之類行於世。陳瑩中所以發憤而著書，謂魏公名德，在人耳目如此，豈假門生子姓之間，區區自列乎？持史筆宜慎焉。”“魏國忠獻公别録三卷。右皇朝韓魏公琦相仁宗、英宗，其門人王嵓叟記其言論事實。然以國史考之，其歲月往往抵牾，蓋失之誣也。”很明顯，晁公武對歐陽修《新唐書》取李繁、崔胤等書入正史，極爲不滿，遷怒於韓琦的兒子和門人。他對《韓魏公家傳》並未舉出不實之證據，有情緒化傾向。説《韓魏公别録》三篇，“以國史考之，其歲月往往抵牾，蓋失之誣也”，亦欠分明。首先，老臣韓琦在他生命的最後兩年（熙寧六年春至八年六月），回憶平生，暢所欲言，即使“歲月”參差，亦不足遮蔽親歷者所述史迹的鮮活光輝，更何況《别録》中篇記“平日緒言”近二十則，下篇記門人所聞見事實，與《國史》不搭界，《提要》竟不置一辭，單引“失之誣”云云，殊非公論。（二）《提要》謂“《讀書志》作四卷”，不對。如上所引，宋刊本晁公武《讀書志》卷二下著録王嵓叟《别録》三卷，不是四卷。這是怎麽一回事呢？這兒需要簡述《讀書志》的版本源流。《郡齋讀書志》四卷，完成於宋高宗紹興二十一年（1151），晁氏當時在三榮郡齋（榮州，今四川榮縣）。四卷本《讀書志》著録的是前四川轉運使井度（南陽人）藏書，最初由晁氏門人杜鵬舉校刊於四川，世稱蜀本。宋理宗淳祐九年（1249），宜春（袁州）郡守黎安朝據蜀刻四卷本翻刻，增《附志》一卷（趙希弁編趙氏三世藏書四百六十九種），世稱袁本。與袁本同一年，信安（衢州）郡守游鈞（蜀人）據晁氏門人姚應績增編蜀本翻刻，衍而爲二十卷（實際增編之書僅四百三十五部，皆晁公武自藏之書），世稱衢本。第二年（1250），衢本傳到宜春，趙希弁摘取姚氏增入之目編爲《後志》二卷刊印，附袁本之末。如今，袁本爲晁氏《讀書志》傳世之唯一宋本。清乾隆間纂修《四庫全書》，館臣未見宋本《郡齋讀書志》，《提要》根據康熙六十一年（1722）海寧陳師曾刊本撰寫，庫書亦據以繕録。陳刊之底本爲一舊抄本，號稱出自袁本，然錯亂嚴重，如把袁本卷三第十五葉至三十四葉（天文曆算、兵家、刑家、藝術、醫家、神仙等六類）誤抄或誤裝入《後志》釋家類等。陳師曾失於考訂，館臣盲從，乃至導引出系列謬誤，《提要》愈説愈亂。陳刊本傳記類“韓國忠獻公别録四卷”，“四”應是“三”之誤。《宋史》卷二〇三《藝文志二》著録“韓琦别録三卷，王嵓叟撰”，正是晁氏《讀書志》著録之版本。《藝文志二》又著録“王巖叟韓忠獻公别録一卷”，“嵓”作“巖”，可能與晁氏著録非同一版本，但卷數相差過大，其中定有緣故。天一閣進呈《韓魏公别録》三卷刊本，今不知飄落何所，故其刊於何時，不得而知；僅從書題看，尚保存宋時面貌。清華大學藏明崇禎元年（1628）大觀堂刊《宋三大臣匯志》（明末鄭鄤輯得韓琦、李綱、文天祥之論著），内有《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别録》三篇，分别標明“别録上”、“别録中”、“别録下”，各自起訖（篇中遇“慎”字作“孝宗廟諱”，“惇”字作“光宗廟諱”，則書名雖異，内容當與宋本無殊），晁氏《讀書志》循例作三卷著録，副實得體。然三篇總計六千字，中篇僅五百五十字，下篇稍長，四千餘字，編目者總三篇作一卷計，亦無需苛求，惟《宋史·藝文志》不應重複著録。（三）《提要》又稱“《書録解題》載有《語録》一卷，亦稱‘與《别録》小異而實同。《别録》分四卷，而此總爲一編’，皆與此本三卷不合。其爲何時所併，不可考矣”。這段夾叙夾議的文字，似是而非，訛誤多多。爲説清原委，我們先將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七有關著録引在下邊：韓忠獻遺事一卷。群牧判官錢塘强至幾聖撰。至，魏公之客也。魏公别録四卷。樞密大臣王巖叟彦霖撰。亦魏公客。魏公語録一卷。與《别録》小異而實同。《别録》分四卷，此總爲一編，先後次第亦不同。而末一則，《别録》所無。姑並存之。辨欺録一卷。韓忠彦記其父嘉祐末命事與文、富諸公辨。

陳振孫（？—1262），原名瑗，字伯玉，後以避理宗名諱，改名振孫，安吉州（南宋寶慶初改湖州爲安吉州）吴興苕溪人，祖籍永嘉。晚年著《直齋書録解題》五十六卷，馬端臨《經籍考》引録極多。原本久佚，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輯録，“惟當時編輯潦草，訛脱宏多，又卷帙割裂，全失其舊。謹詳加校訂，定爲二十二卷”。該書著録之“魏公别録四卷”，當是王巖叟《韓魏公别録》一書，惟不知何種版本，或傳抄者析下篇爲二卷，亦未可知，《别録》下篇字數爲上、中篇之和的兩倍，以葉數多少而不以篇分卷，古已有之，並不罕見。“魏公語録一卷”，爲晁公武所不取，“近世著史者，喜採小説以爲異聞逸事，……由是，近時多有家傳、語録之類行於世”，晁氏頗不以爲然。且顧名思義，《語録》爲時人抄撮《别録》上篇“奏對之語”、中篇“平日緒語”暨别的什麽書（如《辨欺録》）而成，下篇門人“雜記其所聞見”必不在《語録》之列，《書録解題》稱“與《别録》小異而實同。《别録》分四卷，此總爲一編”云云，已與事實不符。《提要》失於考訂，竟以《書録解題》之誤判爲據，稱“皆與此本（指天一閣進呈本）三卷不合。其爲何時所併，不可考矣”。如前所述，王巖叟《韓魏公别録》一書，依内容分上、中、下三篇，各自起訖，目録學慣例一般作三卷著録；三篇總計六千字，中篇才五百餘字，有的目録總三篇作一卷著録（如《宋史·藝文志》即載《韓琦别録》三卷，又載《韓忠獻公别録》一卷）。無論作“三卷”還是“一卷”，圖書内容、結構層次，皆無改變，《别録》上、中、下三篇原樣俱在焉。《語録》一卷則不同，它是抄撮韓琦語録，並非併《别録》三篇爲“一編”，《提要》謂“其爲何時所併，不可考矣”兩語，實屬無的放矢，真可謂信所不當信、疑所不當疑者也。（原載《文獻》2007年第3期）

天一閣與《四庫全書》——論天一閣進呈本之文獻價值

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初四，清政府頒布徵書令，在全國範圍採集遺書，“令直省督撫會同學政等，通飭所屬，加意購訪”，匯送北京翰林院，纂修《四庫全書》，編撰《四庫全書總目》。中國傳統文獻典籍之整理與研究，面臨千載難逢的機遇和挑戰。范氏後人，審時度勢，突破家規，挑選善本，應詔進呈，深得乾隆皇帝賞識。乾隆稱：“浙江范懋柱家所進之書最多，因加恩賞給《古今圖書集成》一部，以示嘉獎。聞其家藏書處曰天一閣，純用磚甃，不畏火燭，自前明相傳至今，並無損壞，其法甚精……今辦《四庫全書》，卷帙浩繁，欲仿其藏書之法，以垂久遠。”寧波范氏天一閣從此跨出江浙，邁向全國，成爲享譽海内外的中國第一藏書樓。二 天一閣進呈本之分析（一）天一閣進呈之書，近六分之一全本抄入《四庫全書》，七分之五入選《四庫全書總目》。

天一閣進呈圖書總計六百四十種，比揚州馬裕家略少，名列第二，但是論質量，天一閣進呈本絶對一流。我們且看一組簡單的數據：在《四庫全書》中，有九十六種是直接依據天一閣進呈本抄録的，其中經部十二種，史部二十八種，子部三十九種，集部十七種。此九十六種底本中，不乏精本、善本。

例一：經部書類的《尚書考異》五卷，明國子助教梅鷟撰。《四庫提要》稱：“《明史·藝文志》不著録，朱彝尊《經義考》作一卷。此本爲范懋柱家天一閣所藏，不題撰人姓名，而書中自稱‘鷟案’，則出鷟手無疑。原稿未分卷數，而實不止於一卷。今約略篇頁，釐爲五卷。”原來，天一閣進呈的《尚書考異》並非一般的抄本，《四庫提要》認定爲稿本，朱彝尊《經義考》著録“存”者，所依據的就是天一閣藏書。自宋以來，吴棫、朱熹、吴澄諸人對《尚書》古文孔傳稍稍疑之，然未能條分縷析，以抉其罅漏；至梅鷟作《尚書考異》，始舉出實證，説明傳世《古文尚書》所載之“孔氏傳”至少有一部分不可能出自孔安國之手；清人閻若璩正是沿着梅氏的路子，作《尚書古文疏證》，列出一百二十八條，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僞乃大明。在《尚書》研究史乃至經學今古文歷史上，梅鷟《尚書考異》都是不可磨滅的重要作品，《明史·藝文志》失載，虧得范氏天一閣的精心收藏才得以傳世。雖稿本不可復見，書經《四庫全書》繕録，榮登七閣，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經多次影印，化身千百，成爲天下學者的公共資源。

例二：元明間梁寅撰《詩演義》十四（十五）卷，抄本。“此本至《小雅·苕之華》篇止，以下皆闕，而已有一十五卷，則八卷之説，殊爲未確。蓋彝尊未睹此本，但據傳聞録之，卷數訛異，其亦有由矣”。《四庫提要》正是依據天一閣的進呈本，訂正《經義考》和《明史·藝文志》著録“八卷”之誤。

例三：史部政書類之《救荒活民書》三卷，宋從政郎董煟撰，《四庫提要》謂“實足補《宋志》之闕”、“可爲史氏拾遺”，“宋代名臣救荒善政，亦多堪與本傳相參證，猶古書中之有裨實用者也”。天一閣同時進呈明朱熊撰《救荒活民補遺書》三卷，入《四庫全書總目·存目》。檢《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僅著録有朱熊《補遺》本，没有董煟原著三卷本。臺北“中央圖書館”藏《救荒活民書》三卷、《拾遺》一卷四册，明藍格抄本，當與范氏進呈抄本同時，或即散出之四庫底本歟？

例四：子部醫家類之《普濟方》一百六十八卷，明初宗室朱（周藩，居開封）取古今方劑，匯定成編。計一千九百六十論、二千一百七十五類、七百七十八法、六万一千七百九十三方、二百三十九圖，“採摭繁富，編次詳析，自古經方，無更賅備於是者”，文獻價值極高，《四庫全書》全本抄入，析爲四百二十六卷。《四庫提要》稱：“卷帙浩博，久無刊版。好事家轉相傳寫，舛謬滋多。故行於世者頗罕，善本猶稀。”考該書有永樂周藩刻本，殘存二十二卷；有明抄本，殘存三十五卷，兩者合計不到六十卷。寧波范氏天一閣收藏抄寫全本，《四庫全書》得以繕録，“古之專門秘術，實藉此以有傳”，並據以糾正《明史·藝文志》著録“六十八卷”之誤，天一閣進呈本之貢獻大矣！

天一閣進呈六百四十種圖書中，有四百七十三種入選《四庫全書總目》。也就是説，在《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内，有四百七十三篇《提要》是根據天一閣藏本撰寫的。如果説，纂修《四庫全書》屬於古籍整理範疇，那麽，編撰《四庫全書總目》則屬於古籍研究範疇，是在全國性的、規模空前的文獻徵集、整理基礎上展開的高水準研究工作。纂修《四庫全書》旨在聚集典籍，傳之久遠；撰寫《提要》，編撰《總目》，旨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總結、闡明學術發展史的基本綫索，是名副其實的研究專著。每部書寫一篇《提要》，“每書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論世知人；次考本書之得失，權衆説之異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詳爲訂辨，巨細不遺；而人品學術之醇疵，國紀朝章之法戒，亦未嘗不各昭彰癉，用著勸懲”（《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凡例》）。一萬餘篇《提要》，“分之則散弁諸編，合之則共爲《總目》”，“四部之首，各冠以《總序》，撮述其源流正變，以挈綱領；四十三類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詳述其分併改隸，以析條目；如其義有未盡，例有未該，則或於子目之末，或於本條之下，附注《案語》，以明通變之由”（《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凡例》）。由紀昀主持編撰的《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力圖對數千年中國學術發展史上的文脉、人脉作出實質性的描寫，代表着中國傳統目録學的最高水準，是集大成之作。乾嘉以來的知名學者，無不資其津逮，譽之爲“良師”。直到今天，從事古籍整理的，研究傳統文化的，以及與古文獻有關的其他分支學科的專家們，依然要閲讀使用《四庫全書總目》，《總目》對中國學術史的總結，對各種典籍學術源流的描寫，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導意義。天一閣進呈六百餘種圖書中，近五百種入選中國最高水準的目録學專著《四庫全書總目》，爲《總目》的編撰完成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足以從一個側面彰顯范氏藏書的寶貴價值。（二）從《韓魏公别録·提要》之重新撰寫看天一閣進呈本的關鍵地位。

北宋名臣、名相韓琦（1008—1075），安陽人，歷事三朝（仁宗、英宗、神宗），十年輔相，功在國史。封魏國公，謚忠獻，贈魏王。琦卒後二十天，門人王巖叟“悉所聞見者，叙而次之，以爲公《别録》”。《韓魏公别録》三卷，《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録解題》、《宋史·藝文志》皆有著録。清乾隆年間纂修《四庫全書》，館臣自《永樂大典》輯得一卷。陳昌圖撰《提要》云：“韓魏公别録。右宋簽樞密院事大名王巖叟彦霖撰。晁公武謂所記歲月多與國史不符，則失之誣也。又李忠定有《别録補遺》一篇。”這篇《提要》無一語正面揭示圖書内容，估計是輯録無多，難以按斷，僅引晁公武兩語搪塞。乾隆三十八年（1773），寧波范懋柱家天一閣進呈圖書送達翰林院。《新編天一閣書目》對此有相關考述：“《韓魏公别録》三卷。宋觀察推官王巖叟撰。刊本。是書叙録韓琦逸事。”館臣遂棄《永樂大典》輯佚本，改用天一閣藏本存目。新撰《提要》云：“韓魏公别録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宋王巖叟撰。巖叟字彦霖，清平人，鄉舉、省試、廷對皆第一。調欒城簿，歷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事迹具《宋史》本傳。巖叟嘗在韓琦幕府，每與琦語，輒退而書之。琦殁後，乃次爲《别録》三篇。上篇皆琦奏對之語，中篇乃琦平日緒言，下篇則雜記其所聞見也。《讀書志》稱‘以國史考之，歲月往往抵牾，蓋失之誣’。其書，《讀書志》作四卷。《書録解題》載有《語録》一卷，亦稱‘與《别録》小異而實同，《别録》分四卷，而此總爲一篇［編］’。皆與此本三卷不合。其爲何時所併，不可考矣。”該《提要》先列作者之爵里，次叙著作之背景，揭示《别録》三篇之要點，總叙崖略，内容翔實，早先那一篇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但是，《提要》之議論，及其對篇帙分合之訂辨，似是而非，又當别論。老臣韓琦在生命的最後兩年（熙寧六年春至八年六月），告老還鄉，回憶平生，暢所欲言，即使“歲月”參差，亦不足以遮蔽親歷者所述史迹的鮮活光輝，更何況《别録》中篇記“平日緒言”近二十則，下篇記門人所聞見事實，與《國史》不搭界，“失之誣”云云，殊非公論。至於卷帙，傳世唯一宋刊本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二下著録王嵓叟《别録》三卷，不是四卷。《宋史》卷二〇三《藝文志二》著録“韓琦别録三卷，王嵓叟撰”，正是晁氏《讀書志》著録之版本。《藝文志二》又著録“王巖叟韓忠獻公别録一卷”，“嵓”作“巖”，可能與晁氏著録非同一版本，但卷數相差過大，其中定有緣故。天一閣進呈《韓魏公别録》三卷刊本，不知飄落何所，無由質證。清華大學藏明崇禎元年（1628）大觀堂刊《宋三大臣匯志》（明末鄭鄤輯有關韓琦、李綱、文天祥論著），内有《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别録》三篇，分别標明“别録上”、“别録中”、“别録下”，各自起訖（篇中遇“慎”字改作“孝宗廟諱”，“惇”字改作“光宗廟諱”，則書名雖異，内容當與宋本無殊），晁氏《讀書志》循例作三卷著録，副實得體。然三篇總計六千字，中篇僅五百五十字，下篇稍長，四千餘字，編目者總三篇作一卷計，亦無需苛責，然《宋史·藝文志》不應重複著録。上、中、下三篇體制俱在，目録家或作三卷，或作一卷，本無關宏旨，無傷大體，《四庫提要》鄭重提出，甚至引申出“何時所併”的問題，小題大做了。種種迹象顯示，天一閣進呈之《韓魏公别録》三卷本，應該就是王巖叟著作原貌，明人刊本已經改題“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别録”三篇了。從書題看，天一閣進呈本尚保存宋時原貌。（三）天一閣進呈明人著述四百十三種，二百五十餘種不見於《明史·藝文志》。

天一閣進呈六百四十種圖書中，有四百十三種爲明人著述，占六七成。這是符合范氏藏書的基本特色的。趙萬里先生認爲：“當年范東明選書的標準，與同時蘇州派藏書家，完全採用兩個不同的方式，他是‘取法乎下’的。明以前刊本書籍，很少受他收容……唯其如此，明人著述和明代所刊的明以前書籍，因他保存了不少。”今人金濤先生亦認爲：“范欽不像一些藏書家以搜求珍稀古本爲己任，而主要致力於收集當代的著作和文獻，從而形成了天一閣獨具一格的藏書特色。”

清末民初有一位先生説，有君子之學，有小人之學，有妾婦之學。意思是有些學問驚天動地，是君子之學；有些學問聽起來很好，實際無多大價值，是小人之學；還有一些學問，只供婦人小孩娱樂之用，所以説是妾婦之學。姜師説把學問分此三類，不是他的發明，韓昌黎、蘇東坡都説過，只是他説得更具體一點。時下圖書市場流通的當代著述，以短期應用者爲主體，花色品種雖多，能傳世者，數十年、上百年、上千年不可磨滅者絶少，這需要經過歷史的檢驗、淘汰之後才能論定。古今一理。當年范欽面對豐富多彩的圖書市場，不可能兼收並蓄，他面臨的第一道程序是鑒别，即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從學理上、文獻上，識别其高下，以確認收藏物件。這等功夫，絶不比鑒别宋、元舊槧來得輕鬆。好在范欽常年當官理政，足迹遍及半個中國，具有豐富的社會閲歷，又是讀書做學問的人，這兩方面的功力交融，便生發出眼光獨到的、有别於一般藏書家的價值判斷標準——關注國計民生，貼近現實，進而形成了自己的收藏重點，乃至藏書理念——制度約束，機制保障。天一閣藏書之特色，主要是由具傳世價值的明代文獻造就的。天一閣進呈的四百十三種明人著述，有三十七種入選《四庫全書》，三百十三種入選《四庫全書總目》，以紀曉嵐爲首的專家組——《四庫全書》纂修官們，給范氏打出的成績是優秀，超一流的藏書家！

跟以紀曉嵐爲代表的四庫館臣們相比，《明史·藝文志》的編纂者對范氏天一閣藏書的價值則缺乏足夠的認識。正史藝文志，人稱史志目録，著録項目很簡單，其價值在於它的規模——包舉一代：或包舉一代之藏書，如《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宋史·藝文志》；或包舉一代之著述，如《明史·藝文志》、《清史稿·藝文志》等。以其“包舉一代，爲考證所不可少”而爲學界所重視。但是，歷代史志目録大多爲抄撮舊目而成，踵訛襲謬，遺漏缺失，不勝枚舉。王紹曾教授曾對民國初年纂修的《清史稿·藝文志》作《拾遺》，數量近萬，煞是驚人。《明史·藝文志》主要抄撮黄虞稷《千頃堂書目》而成，罅漏缺失，亦不可低估。僅以天一閣進呈四百十三種圖書文獻爲例，《明史·藝文志》竟失載二百五十餘種（經部八種，史部一百零二種，子部八十六種，集部六十種），若不是過文英博士逐條核對，真不敢相信會遺漏這麽多！這二百五十餘種明代典籍價值如何？舉例説明：

1.雜史類十二種：（1）《平蜀記》一卷。記洪武四年（1371）平蜀之事。抄本。（2）《别本北平録》一卷。記洪武間北征沙漠之事。抄本。（3）《高皇后傳》一卷。永樂間頒行之本。刊本。（4）《南征録》一卷，明布政使張瑄撰。天順間征苗蠻時逐日筆記。抄本。（5）《平吴凱旋録》四卷，明朱澤撰。記嘉靖間都指揮湯慶平定崇明海寇事。刊本。（6）《革除編年》一册。分年編載建文朝事。抄本。（7）《土魯番哈密事迹》一卷，附《趙全讞牘》一卷。記嘉靖間經略事迹。抄本。（8）《龍憑紀略》一卷，明田汝成撰。記明粤西副使翁萬達戢定土夷韋應、李寰、趙楷三人事迹。刊本。（9）《南泰紀略》一册、《籐峽紀略》一册，明尹耕撰。詳載廣西平瑶始末，各系論斷。刊本。（10）《處苗近事》一卷，明副使李愷編。記湖廣、貴州諸省撫苗事宜。刊本。（11）《使琉球録》一册，明正使陳侃撰。記程途風土及所行典禮。刊本。（12）《乙未私志》一卷，明太常少卿余寅撰。記萬曆乙未年（1595）兵部大察事略。刊本。

以上十二部圖書，或記某一時段，某一區域，某一人物，某一事件，事關國計民生，是名副其實的歷史文獻，足以傳世，有九種入選《四庫全書總目》。今檢《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只存《使琉球録》一種，其餘十一部皆不見著録，不知飄零何所，殊爲可惜！

2.詔令奏議類三種：（1）《商文毅公疏稿略》一卷，明商輅（淳安人）撰，商良年編。所載奏疏凡三十三篇。《四庫全書》全本繕録。《提要》稱“是集所載，乃其全文，尤足以補史闕也”。又云“此本爲天一閣所抄，則刊版又佚矣，其偶傳者幸也”。所幸此抄本自翰林院散出，爲丁丙收得，入藏八千卷樓，今歸南京圖書館。（2）《孫毅庵奏議》二卷，明應天府尹孫懋（慈谿人）撰。刊本。《四庫全書》全本繕録。《提要》稱：“亦可謂彈劾權貴，奮不顧身者矣。集中諸疏，史但摘其大端，不能備載。今備録之，以與本傳相參考，猶可想見其遺直也！”（3）《兩河經略》四卷，明總理河漕潘季馴（烏程人）、總督漕運江一麟撰。刊本。首冠以圖説。《四庫全書》全本繕録。《提要》稱：“季馴先後總河務二十七年，晚輯《河防一覽》，其大旨在以隄束水，以水刷沙，卒以此奏功。此集所載諸疏，並規度形勢，利弊分明，足以見一時施工之次第，與所作《河防一覽》，均爲有裨實用之言，不但補史志之疏略，備輿圖之考證已也。”

上述三種，或可補史志之闕略，或爲“有裨實用之言”，事關國計民生，《明史·藝文志》均失載，真可謂“疏略”矣！

3.史部地理類外紀七種：（1）《朝鮮賦》一卷，明翰林侍講董越撰。刊本。是書係弘治間董越與王敞奉使朝鮮時，記其山川、風俗、人物、土産，又用謝靈運《山居賦》例，自爲之注。《四庫全書》全本繕録。《提要》稱：“所言與《明史·朝鮮傳》相合，知其信而有徵，非鑿空也……越有《文僖集》四十二卷，今未見其本。又别有《使東日録》一卷，亦其往返所作詩文，不及此《賦》之典核，别本孤行，此一卷固已足矣！”錢塘丁氏八千卷樓藏有傳抄天一閣本，今藏南京圖書館。明刊原本，不知飄落何所矣。（2）《朝鮮志》二卷，朝鮮蘇世讓（官居贊相，朝鮮官名，又譯作贊政、贊成）撰。寫本。是書係嘉靖十八年侍讀華察奉使朝鮮，朝方由贊相蘇世讓全程陪同，並贈送此書，備載其山川、古迹、土俗、民風。《四庫全書》全本繕録。《提要》稱：“遺聞瑣事，爲中國史書所未詳者，往往而在，頗足以資考證。其叙述亦皆雅潔，較諸州郡輿圖冗漫無緒者，轉爲勝之。宋王雲嘗撰《雞林志》，其書不傳，徐兢《高麗圖經》於山川古迹亦略。此書出其國人所述，當不失其真。”《四庫全書總目》，1965年中華書局影印本，以下引同）。杜澤遜認爲：“唯二目均稱爲朝鮮蘇贊成撰，當有根據。《提要》云‘不著撰人名氏’，未知何故。檢《四庫全書》本《朝鮮志》亦無撰人。疑范氏進呈時尚有序文，後不慎佚之也。”（見其所著《四庫提要續正》，載《中國典籍與文化》2006年第3期）按：《浙江採集遺書總録》謂是書係嘉靖間侍讀華察奉使朝鮮，其國送此册。據此，則當有簽題，載明作者、贈者，在進呈過程或翰林院整理傳遞過程中，題簽脱佚，亦未可知。又按：博士生柯亞莉考《明世宗實録》，嘉靖十八年（1539）二月，翰林侍讀華察、工科左給事中薛廷寵充正副使頒諭朝鮮國王李懌。據《殊域周咨録》（明萬曆二年嚴從簡撰，1993年2月中華書局排印余思黎點校本）記述稱：在朝期間，朝鮮官員蘇贊相世讓、金觀察麟孫奉命接待。《皇華集》正紀録了當時朝鮮議政府左贊成蘇世讓與華察、薛廷寵幾人往來唱和的詩賦。華察《清心堂箴序》云：“余使朝鮮渡鴨緑江，贊政蘇君以其國王之命逆於義順，相從入漢城，歸，復送之江滸。往返乃一月，每朝夕必謁，見余輩有作，輒屬和。見其禮度雍容，詞華充潤，東藩之士，此其傑出者乎？”贊成，朝鮮官名，又譯作贊政、贊相。再聯繫《朝鮮志》所達到的文學水準，柯亞莉據以判斷：《朝鮮志》作者名“蘇世讓”，官居“贊相”。（3）《朝鮮圖説》一卷，明鄭若曾撰。是書先圖後考，詳記其世紀、都邑、山川、風俗、土産、道里、貢式等。入《四庫存目》。《提要》稱：“是時朝鮮亦被倭患，故因日本而及之。”（4）《日本考略》一卷，明薛俊（定海人）撰。刊本。入《四庫存目》。《提要》云：“嘉靖二年，日本國使宗設來貢，抵寧波。未幾，宋素卿等亦至，互争真僞，自相殘殺。所過州縣，大肆焚掠。浙江瀕海之地，人民苦之。俊因纂輯是書，大略言防御之事爲多，而國土、風俗亦類入焉。”（5）《日本圖纂》一卷，明鄭若曾撰。刊本。是書記日本山川、風俗、貢道、器械，各繪爲圖。後詳防御之法。入《四庫存目》。（6）《琉球圖説》一卷，明鄭若曾撰。《提要》云：“體例與《朝鮮圖説》相同。地里則但標其針路。末附宋鄭藻《紀事》一篇。琉球奉明正朔，從無寇掠。殆以其國外偪於倭，内密邇於福建，而爲預防之計歟？”（7）《安南圖説》一卷，明鄭若曾撰。入《四庫存目》。《提要》云：“體例亦與《朝鮮圖説》同，但增‘疆域’、‘僞制’二門。疆域寥寥數語。其‘僞制’則紀黎、莫二姓事也。末附鄭竦《紀略》一篇。若曾時距莫登庸事未遠，故籌劃邊防，並及安南。”

以上七種，皆涉及東亞諸國之歷史文獻，《四庫全書總目》全部予以著録，前兩種還入選《四庫全書》，紀昀等文獻學家高度重視。《明史·藝文志》不應失載。《朝鮮志》二卷，爲朝鮮人著述，由朝鮮官員作爲禮物贈送中國使者華察，更有特别價值，亦可見范欽天一閣採訪圖籍是何等用心！

上舉二十二種圖籍，《四庫全書總目》著録十九種，更有五種繕入《四庫全書》。《明史·藝文志》失載的天一閣進呈明人著作，絶大多數見於《四庫全書總目》著録。需要强調的是，范氏收藏之明人著述總量不下三千種，僅明代方志就有四百三十五種，明代科舉録有五百二十四種，《明史·藝文志》的編纂者忽視寧波范氏天一閣的存在，實在是大錯特錯。三 結語

公元1772—1795年（乾隆三十七年至六十年）這二十餘年間，是中國文化典籍整理研究史上大豐收的年代。纂修近八萬卷的《四庫全書》，繕寫七部，入藏七閣；從《永樂大典》輯得佚書四百餘種，精選一百二十六種，活字排印出版《武英殿聚珍版書》；編撰《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四庫全書考證》一百卷；這些都是重量級的標志性成果，至今口碑載道，如影隨形般影響着中國學術界。徵書、修書工程是以皇權爲中心的政治力量發動的，一開始就與政治結緣。政治與科技同樣是雙刃劍，它的副效應——禁毁圖書運動，曾經造成了嚴重的後果。不過從全程觀察，從總體來看，還是文化建設觸及了政治，並非假借文化搞政治，二十年能取得如此多的大成果，就是明證。可以肯定地説，成績是主要的，煌煌巨帙，有目共睹。在這一工程的實施過程中，范氏天一閣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是立大功的。雖然損失掉部分藏書，但乘此機遇，天一閣向世界展示其藏書的獨特價值，傳遞出魅力無限的收藏理念，藏書文化，名揚海内外。藏書精神，乃藏書樓之靈魂。精神理念的固持與弘揚，爲藏書樓生命力之源泉。天一閣一代又一代的守護者，薪火相傳，精神理念，不絶如縷。如今的天一閣，不僅保有范氏舊藏二万一千二百四十五卷，而且海納百川，衆多藏書家自願把辛勤積累的藏書匯入天一閣。“1957年，張季言先生家屬贈送‘樵齋’藏書五萬餘卷。1979年，朱贊卿先生家屬贈送‘别宥齋’藏書十餘萬卷，字畫文物一千七百餘件。同年，孫定觀先生贈送‘蝸寄廬’藏書，楊容林先生家屬贈送‘清防閣’藏書，均在萬卷以上。”1962年，馮孟顓（貞群）先生家屬遵其遺願，將全部藏書十萬九千餘卷捐贈給國家，1983年3月，移藏天一閣。目前，天一閣所藏文獻古籍已達三十萬卷，相當於范氏鼎盛期的四倍以上，“樓閣清癯類碩儒”的天一閣，迎來蓬勃發展的新時代。在海内外學者的心目中，天一閣是中華傳統文化的載體，天一閣是中國藏書文化的象徵！（原載《浙江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

四庫提要諸本分析——以《四庫全書總目》本爲優

四庫提要的具體所指有：七閣庫書提要，或稱“原本提要”，指《四庫全書》所收三千四五百種圖書，每種皆冠《提要》一篇；七閣《總目》提要，指四庫館繕寫本《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含庫書提要加存目提要，並四部總叙、四十三類小序暨子目案語等核心内容），分置《四庫全書》經、史、子、集四部之首（南三閣）。此外還有：《欽定四庫全書薈要》、《武英殿聚珍版書》所載《提要》近六百篇，以及邵晋涵、翁方綱、姚鼐、戴震、周永年、任大椿等人的《四庫提要》分纂稿，等等。《薈要》内四百六十三篇提要，《聚珍版書》内百餘篇提要，經總纂官紀昀等删潤、修改，已經寫入庫書提要之中；邵晋涵等分纂稿，皆爲草稿、初稿，經紀昀等删改，亦已寫入庫書提要。可以這樣説，庫書提要和《總目》提要，是四庫提要之主要載體。

庫書提要和《總目》提要，同爲四庫提要之主體所在，其共有的部分（三千四百六十餘篇），理應一致。“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今日傳世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各閣《全書》的書前提要，彼此都不盡相同，尤其是《四庫薈要》各書的提要，差别尤大。筆者曾一一持之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比對，發現同一種書而《提要》完全不同的達二百七十一種之多。其他固然差别不大，但文字内容也略有出入”。就我所經眼的而論，庫書提要與《總目》提要，没有一篇是完全相同的，具實質性差異者不勝枚舉，大不同者亦不乏其例。庫書提要和《總目》提要，都出自紀昀等總纂官之手，却爲何如此不同？何者代表四庫提要的最高水平？本文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一 從文瀾閣《四庫全書》原鈔本《東家雜記》提要説起

孔子四十七代孫孔傳編撰《東家雜記》二卷，初名《祖庭雜記》，記曲阜孔氏文物故實，初版於北宋宣和六年（1124）。靖康之變，孔傳與孔端友（四十八代孫，襲封衍聖公）等隨宋高宗南渡。《祖庭雜記》書版亡於金，紹興甲寅（1134），孔傳乃改作序年月，稍事增修，易名《東家雜記》重刊之。“改‘祖庭’爲‘東家’者，殆痛祖庭之淪陷，而不忍質言之歟”。清乾隆間纂修《四庫全書》，將《東家雜記》全本輯入史部傳記類“聖賢之屬”，取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明刻本爲底本。這個本子確非善本，鈔寫中復增訛誤，《提要》受此影響，無論是庫書卷前提要（乾隆五十三年），還是浙刻《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乾隆五十九年），乃至武英殿據紀昀“校勘完竣”稿本刊刻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乾隆六十年），皆有重要失誤，而又以文瀾閣庫書卷前提要爲最。兹全篇録下（凡加黑點之字皆屬訛誤衍文，方括號内正字，圓括號内衍文，方框或長方框内補足脱文）：臣等謹按：《東家雜記》二卷，宋孔傳撰。傳，字世文，至聖四十七代孫。建炎初，隨孔端友南渡，遂流寓衢州。紹興中，官至右朝議大夫，知撫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封仙源縣開國男。是編成於紹興甲辰［寅］。上卷分九類：曰姓譜，曰先聖誕辰諱日，曰母顔氏，曰娶亓［并］官氏，曰追封謚號，曰歷代崇封［奉］，曰嗣襲封爵沿改，曰改（改）衍聖公告，曰鄉官。下卷分十二類：曰先聖廟、曰手植檜、曰杏壇、曰後殿、曰先圣小影、曰廟柏、曰廟中古碑、曰本朝御製碑、曰廟外古迹（柏、曰廟中古碑、曰本朝御制碑、曰廟外古迹）、曰齊國公墓、曰祖林古迹、曰林中古碑。其時去古未遠，舊迹多存，傳又生長仙源，事皆目睹，故所記特爲簡核。前有《孔子生年月日考異》一篇，末題“淳祐十一年辛亥秋九月戊午朔去疾謹書”。未［末］有《南渡廟記》一篇，題“寶祐二年（年）二月甲子汝騰謹記”。二人宋宗室子，故皆不署姓。去疾稱舊有尹梅津跋，此本無之。而後有淳熙［咸淳］元年葉［馮］夢得跋，蓋三篇皆重刻所續入也。去疾《考》中，歷駁諸家之誤，而以爲《春秋》用夏正，定孔子生於十月二十一日，卒於四月十八日。其説殊謬。殆由是時理宗崇重道學，胡安國《傳》方盛行，故去疾據以爲説歟？錢曾《讀書敏求記》曰“壬戌冬日，葉九來過芳［訪］草堂，云有宋暫［槧］本《東家雜記》，因借［假］借繕寫。此書爲先聖四十七代孫孔傳所稱［編］。首列《杏壇圖説》，記夫子車從，出國東門，因觀［睹］杏壇，歷級而上，顧謂弟子曰：兹魯將臧文仲誓將［盟］之壇也。睹物思人，命琴而歌。其歌曰：寒暑往來［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去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閑花滿地愁。考諸家琴史俱失載，附録於此。詳具［其］語意，未知果爲夫子之歌否也”云云。按此語僞妄，不辯而明，曾乃語若存疑，蓋其平生過尊宋本之失。然曾云云［三］卷，此本實二卷；曾云“首列《杏壇圖説》”，此本《杏壇》爲下卷第三篇，且有説無圖，亦無此歌。不知曾所見者，又何本也。其或説［誤］記歟？乾隆五十二年三月恭校上。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總校官臣陸費墀。乾隆五十九年（1794），浙江學政謝啓昆主持翻刻文瀾閣尊藏原鈔本《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其卷五十七著録：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東家雜記二卷 宋孔傳撰。傳，字世文，至聖四十七代孫。建炎初，隨孔端友南渡，遂流寓衢州。紹興中，官至右朝議大夫、知撫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封仙源縣開國男。是編成於紹興甲辰［寅］。上卷分九類：曰姓譜、曰先聖誕辰諱日、曰母顔氏、曰娶亓［并］官氏、曰追封謚號、曰歷代崇封［奉］、曰嗣襲封爵沿改、曰改衍聖公告、曰鄉官。下卷分十二類：曰先聖廟、曰手植檜、曰杏壇、曰後殿、曰先聖小影、曰廟柏、曰廟中古碑、曰本朝御製碑、曰廟外古迹、曰齊國公墓、曰祖林古迹、曰林中古碑。其時去古未遠，舊迹多存，傳又生長仙源，事皆目睹，故所記特爲簡核。前有《孔子生年月日考異》一篇，末題“淳祐十一年辛亥秋九月戊午朔去疾謹書”。末有《南渡廟記》一篇，題“寶祐二年二月甲子汝騰謹記”。二人宋宗室子，故皆不署姓。去疾稱舊有尹梅津跋，此本無之，而後有淳熙［咸淳］元年葉［馮］夢得跋。蓋三篇皆重刻所續入也。去疾《考》中，歷駁諸家之誤，而以爲《春秋》用夏正，定孔子生於十月二十一日，卒於四月十八日。其説殊謬。殆由是時理宗崇重道學，胡安國《傳》方盛行，故去疾據以爲説歟？錢曾《讀書敏求記》曰“壬戌冬日，葉九來過芳［訪］草堂，云有宋槧本《東家雜記》，因假借繕寫。此書爲先聖四十七代孫孔傳所編，首列《杏壇圖説》，記夫子車從，出國東門，因觀［睹］杏壇，歷級而上，顧謂弟子曰：兹魯將臧文仲誓將［盟］之壇也。睹物思人，命琴而歌。其歌曰：［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去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閑花滿地愁。考諸家琴史俱失載，附録於此。詳［其］語意，未知果爲夫子之歌否也”云云。按此語僞妄，不辯而明，曾乃語若存疑，蓋其平生過尊宋本之失。然曾云云［三］卷，此本實二卷；曾云“首列《杏壇圖説》”，此本《杏壇》爲下卷第三篇，且有説無圖，亦無此歌。不知曾所見者，又何本也。其或［誤］記歟？

同爲文瀾閣尊藏，庫書提要訛誤二十四處，涉及五十餘字；《總目》本提要訛誤十處，涉及十一字。兩者皆未達理想境界，比較而言，《總目》提要優於庫書提要，則是基本事實。二 庫書提要與《總目》提要之分析

庫書提要訛誤，北四閣亦時有發現。例如經部四書類宋鄭汝諧《論語意原》二卷，文淵閣、文溯閣庫書《提要》“汝諧，字舜舉，號東名，處州人”。《總目》提要“汝諧有《東谷易翼傳》，已著録”，依例不重述作者爵里字號，而於《東谷易翼傳》二卷云：“汝諧，字舜舉，號東谷，處州人。”鄭汝諧自號東谷居士，文淵、文溯庫書提要作“東名”者誤。再如元王充耘《四書經疑貫通》八卷，文淵閣庫書提要：“明洪武三年初行科舉，其《四書》疑問，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節與《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合爲一題，問二書所言平天下大指同異。蓋猶沿元制。至五十七年改定格式，而經疑之法遂廢。”《總目》提要：“至十七年改定格式，而經疑之法遂廢。”文淵閣庫書提要作“五十七年”者誤，而以上整段文字，文溯閣庫書提要全無。又如史部别史類《逸周書》十卷，文淵閣庫書提要：“究厥本始，終爲三代之遺文，不可廢也。近代所行之本，皆闕《程寤》、《秦陰》、《九政》、《九開》、《劉法》、《文開》、《保開》、《八繁》、《箕子》、《耆德》、《月合》十一篇，餘亦文多佚脱。”《總目》提要“月合”改作“月令”。文淵閣庫書提要作“月合”者誤，而文溯閣庫書提要作“月令”，不誤。前節所録《東家雜記》提要，“錢曾《讀書敏求記》曰”至末尾一大段，文溯閣庫書提要全無，它是“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校上”，比文瀾閣庫書早六年，修訂機會相對少些。這足以説明，四庫提要以庫書提要爲準是不現實的，難以操作的。

現在，我們再以文淵閣庫書寇準《忠愍集》爲例，以展示庫書提要與《總目》提要内容之差異。首先看書名之異。文淵閣庫書提要題“忠愍集三卷”。文瀾閣庫書提要題“忠愍詩集三卷”。《總目》提要題“寇忠愍公詩集三卷”，小字注“兩淮鹽政採進本”。按：文淵閣《四庫全書》中有兩《忠愍集》，一爲寇準（961—1023）撰，一爲李若水（1097—1128）撰，都是三卷。北宋真宗時，遼兵入侵，寇準反對遷都南逃，力排衆議，促使真宗親征，達成澶淵之盟，後遭傾陷，卒於貶所。仁宗即位十年（1032），賜中書令，追謚“忠愍”。一百年之後，金兵迫城，李冰（若水）主和議，從欽宗入金營，以反對金人廢欽宗，被斷舌解頤（裂頭）而死。時逃跑中的趙構，特賜觀文殿學士，謚曰“忠愍”。兩個“忠愍”，天淵之别。寇準推動真宗親征，反對逃跑，爲國家贏得百餘年的和平統一局面；李若水推動欽宗出降，君辱國破，一百五十餘年的南北分裂。但是，李若水前後表現，無不入清帝法眼。館臣從《永樂大典》輯編李氏《忠愍集》三卷，乾隆特撰《題李若水忠愍集》詩一首並自注及題記，既表彰李氏忠義，君辱臣死，以維繫他親自肯定的“元繼宋而不繼遼金”之正統觀，同時又稱贊李氏識時務，“大金當革命之時，自非若水之所得而抗”，比擬“湯武革命”，“大金”當然就變成了“正統”，乾隆皇帝内心深處的矛盾暴露無遺。凡涉及此類圖書文獻，館臣無不如履薄冰，如臨深淵。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文淵閣《四庫全書》中，竟把乾隆爲李若水作的詩並注、題記等，增置寇準之書首，張冠李戴，進而依御製詩題，冠名“忠愍集”，致與李若水《忠愍集》重名，造成混亂。徵之寇準集傳世各本，明嘉靖十四年（1535）蔣鏊刊本，卷端題“忠愍公詩集”；清康熙年間吴調元辨義堂刊本，卷端題“寇忠愍公詩集”，没有題作“忠愍集”者。考《四庫採進書目》，“寇忠愍公詩集三卷，宋寇準著，一本”（《浙江省第四次鮑士恭呈送書目》）；“寇忠愍公詩集三卷，刊本。宋尚書右僕射下邽寇準撰”（《浙江採集遺書總録簡目》）；“寇忠愍公集”（《江蘇採集遺書目録簡目》）。從《四庫採進書目》所載三部題名判斷，同爲康熙年間吴調元辨義堂所刻《寇忠愍公詩集》三卷。沈初編撰《浙江採集遺書總録》詳爲著録云：“寇忠愍公詩集三卷，刊本。右宋尚書右僕射下邽寇準撰。乃近時依宋本校刊者。前有贈謚誥一道，及孫抃奉敕撰碑，又宋范雍、王次翁、辛斆三序。”所稱“近時依宋本校刊者”，即辨義堂本。《總目》提要題“寇忠愍公詩集三卷”，得其實。文淵閣庫書提要改題“忠愍集”，庫書删去“贈謚誥……三序”多項内容，皆與底本不符。

再看内容之異。文淵閣庫書提要：臣等謹案：《忠愍集》三卷，宋寇準撰。準字平仲，華州下邽人。太宗太平興國中舉進士，淳化五年參知政事。真宗朝累官尚書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萊國公。乾興初，貶雷州司户，徙衡州司馬，卒。仁宗時贈中書令，追謚忠愍。事迹具《宋史》本傳。初，準知巴東縣時，自擇其詩百餘篇爲《巴東集》。後河陽守范雍裒合所作二百餘篇，編爲此集。……準以風節著於時，而其詩含思淒婉，綽有晚唐之致。《湘山野録》稱其《江南春》二首，雖體近小詞而不失高韻，至所謂“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横”二句，以爲深入唐格，則殊不然。“野渡無人舟自横”本韋應物《西磵絶句》，準點竄一二字，改爲一聯，殆類生吞活剥。準詩自佳，此二句實非其佳處，不足盡準所長也。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總校官臣陸費墀。《總目》提要（卷一五二集部别集類）：《寇忠愍公詩集》三卷，兩淮鹽政採進本。宋寇準撰。準事迹具《宋史》本傳。初，準知巴東縣時，自擇其詩百餘篇爲《巴東集》。後河陽守范雍裒合所作二百餘篇，編爲此集。……準以風節著於時，其詩乃含思淒婉，綽有晚唐之致。然骨韻特高，終非凡豔所可比。惟《湘山野録》嘗稱其《江南春》二首，及“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横”二句，以爲深入唐格，則殊不然。《江南春》體近填詞，不止秦觀之《小石調》。“野渡無人舟自横”本韋應物《西磵絶句》，準點竄一二字，改爲一聯，殆類生吞活剥，尤不爲工。準詩自佳，此二句實非其佳處，未足據爲定論也。

兩篇比較，《總目》提要删改潤色亦復不少。“字平仲”以下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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