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增订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法）罗曼·罗兰著,张冠尧,艾珉译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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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增订版)试读：

增订版说明

为了全面提高中小学生的语文素质，增强语文课程的现代意识，大力推进新型的学习方式，国家教育部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颁布了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核心内容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新课标”）。“新课标”对原有《语文教学大纲》中关于语文课外读物的具体篇目作了较大的改动，并规定了不同阶段学生的阅读总量，要求广大中小学生阅读。为此，我们于2003年5月编辑出版了一套“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50种，丛书的书目均为“新课标”所推荐。

2006年，在广泛听取教育界专家和广大中小学师生的意见和建议之后，我们又推出了“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修订版）”60种，书目上增加了若干中国当代文学的佳作和中外文学优质选本，内容上增加了介绍文学常识、提示学习思考的“知识链接”。两年后的信息反馈显示，这次修订受到了广大中小学师生的肯定和欢迎，但对入选书目仍有不足之憾。为此，我们慎重地继续扩充了丛书选目，再推这套“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增订版）”70种。增订版除继续增加部分中外文学名著外，同时还新组织编写了“新课标”中推荐阅读的中外民间故事、中外童话故事、中外历史故事等选本。我们希望，这次增订后的“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内容更广泛，知识更实用，针对性更强。它一定能够成为中小学生朋友的良师益友和家庭的必备藏书。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二〇〇八年四月

导读

卷首语

自十九世纪以降，英雄主题在法国文学中已日趋式微，至二十世纪则近乎绝迹了。从文艺复兴到二十世纪，人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愈缩愈小：文艺复兴时期是顶天立地的“巨人”；启蒙时代是叱咤风云的大写的“人”；十九世纪前期，在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等作家笔下，大都是精力旺盛、雄心勃勃的出类拔萃的人；十九世纪中期的福楼拜则主要描写平庸的人；十九世纪后期，从自然主义流派开始，更多的是描写病态、丑恶甚至动物性的人。愈走向世纪末，文学上的颓靡之风愈盛，人的形象也愈来愈猥琐、渺小……在这样的背景下，罗曼·罗兰的《

贝多芬传

罗曼·罗兰的文学创作由戏剧发端，读者观众反应平平，没想到《

贝多芬传

米开朗琪罗传

显然，罗曼·罗兰所说的英雄，并不是走遍天下无敌手的江湖豪杰，也不一定是功盖千秋的大伟人，甚至不一定是个胜利者，但他们肯定具有一种内在的强大生命力，使他们在任何逆境中都不放弃奋斗；他们饱经忧患，历尽艰辛，却始终牢牢把握着自己的命运，以顽强的意志去战胜一切困难，竭尽努力使自己成为无愧于“人”的称号的人。

何谓英雄品格，怎样才算无愧于“人”的称号？按罗曼·罗兰的[2]观念，首先就是有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亦即他所说的大江大河般[3]奔腾不息的强大生命力；二是永远保持人格的尊严，恪守个性的独立，既不屈从于强权，也不盲目地随大流；三是具有关怀人、爱护人的博爱精神，甘心为人类的福祉奉献自身。他为之立传的贝多芬、米[4]开朗琪罗、托尔斯泰是这样的人，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安乃德是这样的人，甚至那位表面上嘻嘻哈哈、玩世不恭的高卢木匠哥拉·布勒尼翁，骨子里也潜藏着这种大灾大难压不垮的英雄素质。

罗曼·罗兰的英雄理想，究其实仍是文艺复兴以来人本主义思想[5]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五百年来的欧洲历史表明，作为近代西方文化思想基础的人本主义，对欧洲历史的飞跃曾起过难以估量的作用。在停滞不前的中世纪，统治欧洲达千年之久的基督教文化，以“原罪”[6]说束缚人的灵魂，让人们相信自己生来是为了“赎罪”，只有通过现世的忏悔、苦修和受难，求得上帝的宽恕，死后才能升入天堂，获得永生的幸福。“神”的统治窒息了人的自我意识，把天地万物中最富创造力的生灵，变成消极无为，听凭命运摆布的可怜虫。直到十五、十六世纪，随着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被发掘，人文主义思想家在复兴古代文化的口号下，提出了“人为万物之本”的新观念，才启动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些思想敏锐、才华出众的知识巨人，以新兴阶级的青春锐气，大胆地以“人本”观念取代“神本”观念，以“人”来对抗“神”；他们歌颂人的力量、尊严与价值，鼓吹猎取知识、发掘人的聪明才智，提倡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和开拓精神，以推动科学文化的迅速发展……

如果说，文艺复兴还只是“人”的意识的初步觉醒，矛头仅仅指向教会的“神权”统治，那么，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则是对封建时代整个上层建筑的全面宣战。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提出“天赋人权”的口号，将矛头直指君主专制制度和贵族僧侣的特权，他们以“理性”为武器，批判一切宗教偏见和迷信，把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的权力归还给“人”自身。应该承认，没有“人”的思想解放，就没有现代生产力的解放，没有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就无法解释近二三百年来欧洲历史的飞跃发展。时至今日，个人的尊严感和价值理念，仍是西方社会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活跃的精神因素。在他们的观念中，工作上的责任心是自尊心的体现，一个人的创造性是他自身价值的体现，而现代科技的进步，则有赖于每个人的潜能及价值的充分发挥。

然而随着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金钱取代“神权”和“君权”成为主宰一切的力量，在推翻封建制度的漫长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非常革命的观念，与革命后建立的新制度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正当人们试图向新制度索取“理性王国”曾允诺的一切权利时，却发现无比高贵、尊严的“人”正在沦为“商品”；所谓“自由、平等、博爱”，在实践中只能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角逐。幻想破灭了，人们发现自己孤立无援地置身于一个以金钱为杠杆的动荡不宁的社会。而且资本主义秩序愈是巩固，人们感到距离“人”的理想愈遥远，“人”愈来愈失去自己的本质，变成了物的奴隶。文学作品中“人”的贬值，恰是现实社会中这种异化感和屈辱感的反映，惟其向往崇高，才痛感其丑恶渺小；惟其企盼有所作为，才痛感自身的无能为力。可是消极、颓废毕竟不是出路，于是罗曼·罗兰试图以他的《名人传》给人们传递英雄的气息，鼓舞人们恢复对生活的信念和奋斗的勇气。

罗曼·罗兰想要告诉人们，任何成就都伴随着艰辛的拼搏和痛苦的考验，他为之作传的这些人，“他们的伟大固然来自坚强的毅力，同时也来自所经历的忧患”。他告诫人们：“不幸的人们啊，切勿过分怨天尤人！人类最优秀的人物与你们同在。从他们的勇气中汲取营养吧！”

事实的确如此，古往今来许多大有作为的人，并不曾从社会或自然那里得到任何特殊的惠顾，从来不曾有一位好心的神明为他们安排通向胜利的坦途。相反，不公正的命运常常给他们设下种种意想不到的障碍。贝多芬出身贫寒，十三岁辍学，十七岁挑起整个家庭的生活重担，二十五岁时他刚刚在乐坛崭露头角，耳朵又开始失聪。这种对音乐家而言十分致命的疾病给他带来的痛苦，非常人所能想象，谁能想到他那些不朽的传世之作，绝大部分竟是耳聋以后写成的。在生活上，他一直是不幸的，由于贫穷和残疾，他的感情生活充满了凄苦和遗憾……尽管他的天才征服了全世界，尽管维也纳的精英人物将他视为国宝，尽管皇亲国戚在他面前都会礼让三分，他的生活境况却没有多大改善。他呕心沥血创作的乐曲，常常拿不到分文报酬。全世界都在演奏他的作品，而他为出版这些作品反倒欠了出版商许多债。不错，他的艺术是无价的，于是人们慷慨地用掌声和欢呼酬谢他，却没想到他的鞋子破得上不了街……然而所有的磨难只是使他变得更加坚强：他痛苦，却不肯屈服于命运；他贫穷，却既不趋炎附势，亦不迎合潮流，始终保持独立的人格；他孤独，却能以热诚的赤子之心爱人类；他从未享受欢乐，却创造了欢乐奉献给全世界。他终于战胜了！战胜了疾病，战胜了痛苦，战胜了听众的平庸，战胜了所有的磨难和障碍，攀登上了生命的巅峰。第九交响乐在维也纳首演时，听众如醉如痴，许多人都流了泪，演出结束，掌声雷动，当他转身面向听众，全场突然起立，挥动帽子向他致敬，场面之热烈，恍如暴动。

米开朗琪罗看上去比贝多芬幸运，他既无残疾，也不贫穷，他出生于佛罗伦萨颇有声望的市民家庭，从小接受精英阶层的教育，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功底，然而他在精神上也许比贝多芬更受折磨：他的祖国多灾多难，他眼见外族入侵，人民受奴役，自己的作品毁于战乱，共和主义的理想也化为泡影；他和贝多芬同样孤独一生，没有妻儿，没有爱情，他的家族不曾给他任何温暖，只想从他身上榨取利益；他到处遭遇嫉妒和倾轧，在同行中很难遇上知音……更可悲的是，他的处境与奴隶相差无几。贝多芬至少精神上是自由的，他不依附任何人，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米开朗琪罗却没有[7]自由，他不得不依附他所不愿依附的教皇，不得不为教皇们的光荣劳碌终身。当然，教皇们并非一无是处，至少他们承认他的天才，且不止一次保护他的艺术免遭破坏，可是他们剥夺了他的自由，拿他当牛马般使唤，他一辈子都像拉磨的驴一样拴在教皇的磨坊里，七十余岁高龄还得爬上脚手架作画……

如果米开朗琪罗没有自己的理想追求，也许他就不痛苦了，就会以受教皇赏识为荣了。然而他是沐浴着文艺复兴的春风长大的，没有人比他更深刻地领悟到这场思想运动的精髓，他比同时代的艺术家更[8]不满足于宗教艺术，更醉心于表现人的力量、尊严与意志。他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之一，他的艺术理想也是巨人式的。他想要制造山一般的巨型作品，甚至想把一座山头雕刻成俯瞰大海的人像。这就决定了他和那些只关心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教皇们永远不能达成一致，决定了他将终生为理想无法实现而痛苦。

托尔斯泰的情况完全不同，他是名门贵族，地位优越，衣食无忧，既不需依附任何人，也不必像贝多芬和米开朗琪罗那样终日劳碌；他身体健康，婚姻美满，有深爱他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他有很高的文学天赋，几乎没有经历过艰难的习作阶段就获得了成功……总之，在一般人看来，他是个“什么也不缺”的人，然而他的痛苦恰恰由此而生。他蔑视已经拥有的一切，包括他的文学声誉，惟独渴望拥有他所未知的——生命的真谛，于是他以毕生的精力去求索、去探寻。多少和他地位相当的人都活得志得意满，惟独他苦恼不安。旁人眼里的幸福生活非但不能给他带来幸福感，反而成为他精神上的沉重负担。他对城市贫民的凄惨处境感到震惊，为农民的贫困和愚昧而痛苦，因自己不劳而获的优裕生活而愧疚，为难以摆脱家庭的羁绊而烦恼……他若像旁人一样心安理得地享受命运的安排，也许就没有烦恼了，然而托尔斯泰的伟大就在于不肯安享富贵，不肯虚度年华，他想要通过造福于人类来实现自身的生命价值，于是烦恼接踵而至：他因批判教会的谬误，弘扬真正的基督精神而不能见容于东正教教会，受到开除教籍的处分；他因执著于自己的信念而受到来自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两方面的压力，甚至得不到亲人的认同和理解……

罗曼·罗兰说得不错：“生活是严酷的，对那些不安于平庸的人说来，生活就是一场无休止的搏斗，而且往往是无荣誉无幸福可言的、在孤独中默默进行的一场可悲的搏斗。”

罗曼·罗兰还想告诉人们，英雄并非没有弱点，也并非无往不胜，——毕竟他们是人，而不是神——但这无损于他们的伟大。米开朗琪罗有许多弱点：软弱、多疑、优柔寡断，做事常常有始无终，不止一次屈服于强权……他不属于贝多芬那种具有完美人格的人。罗曼·罗兰认为他的悲剧是性格悲剧，其实不尽然，他的弱点有更深层的社会历史原因。他身处两种文化的交汇处，以他的聪慧和敏感，不可能意识不到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及其与政治斗争的紧密联系。人文主义无疑符合他的天性，是他发自内心的信仰，这从他的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出来（特别是他在教皇下达的任务之外制作的那些带有异教色彩的作品）；但他也没能挣脱宗教思想的束缚，和其他许多人文主义者一样，他对“神权”并非没有忌惮心理，何况以五百多年前的科学水平，要摆脱对神的敬畏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处于两种意识形态的争夺之中，终生为矛盾心理所纠缠，他的神经质，他的迟疑、摇摆、迷信、恐惧[9]不安……都和这一背景有关。

米开朗琪罗的本质性格其实是骄傲自信而且固执的，他为维护自己的尊严，不止一次与教皇发生正面冲突。他的软弱并非缺乏主见或判断力，而是不能超脱现实的利害关系。他的家族观念、根深蒂固的光宗耀祖思想和“长子”的责任感，使他不能置身家性命于不顾，这就决定了他在关键时刻必然会逃跑，或者选择明哲保身，向权力屈服。他计划中最伟大的作品都半途而废，并不是他没有足够的耐心，而是他永远受着在任教皇的辖制，上一届教皇下达的任务还没完成，这一届教皇又十万火急地要他接受别的任务。他一生都在超负荷地工作，还时时刻刻为他那些没有完成的作品遭受良心的谴责。所以，与其说他是性格悲剧，不如说是时代的悲剧。特定的时代条件成就了他的伟大，却也限制了他天才的发挥。人是很难超越时代的，观念的更新也不是一次思想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尽管他到晚年已成为文艺复兴硕果仅存的最后一位艺术大师，其权威无人能与之挑战，他在上帝面前却总是惴惴不安。他越来越虔诚，他七十多岁接受圣彼得大教堂总建筑师的任命时，坚决拒绝一切薪酬，因为他认为这是为神服务，是一项神圣的使命。

尽管米开朗琪罗有这样那样的弱点，尽管他没能实现自己最宏伟的计划，可谁也不能否认他的艺术代表了文艺复兴时代伟大的人文精神：他在《大卫》身上，表现了人的理想（这尊气概非凡的人像，无疑是人的力量、尊严与意志的化身），在《摩西》和《奴隶》身上，表现了人和命运的抗争；他的西斯廷教堂天顶画《创世记》中，被逐出乐园的亚当丝毫没有对“原罪”的负罪感；他的《最后的审判》，以悲壮的场景刻画了人类的痛苦和挣扎；他为洛伦佐·梅迪契和尤利乌斯二世制作雕像时根本不考虑是否像他们本人，而只是用来表现他所想要表现的东西——行动和思想；他的《晨》、《昼》、《暮》、《夜》无比精妙地表现了人的苦恼和感情……有了这些震撼人心的不朽丰碑，谁还会去计较他的软弱和恐惧呢？应当承认，他在艺术追求上，还是勇敢而且顽强的，哪怕民众往《大卫》身上扔石头，哪怕他的《最后的审判》被指控为“路德派的垃圾”，他都没有作丝毫让步。在这方面，他和贝多芬一样从未放弃自己的信念。如果说他在艺术上常有举棋不定的时刻，常常质疑和否定自己，那可不是因为在艺术上缺乏自信，而是由于他总是无止境地追求完美，由于总有新的创意在他的头脑中产生。艺术是他的偶像，他愿意为之付出一切，他固然有惊人的天赋，但我们读了这本小书后会明白，为了艺术他曾经历过多少磨难、多少挫折，作过何等艰苦的登攀！五六百年前艺术家的工作条件，今天的艺术家们是想象不出的：为了运送他精心挑选出的石料，米开朗琪罗不得不亲自开山筑路；为了绘制壁画，得首先摸索各种用料的配方；为了铸造铜像，得从头开始学习炼铜；为了掌握人体的结[10]构，他用尸体来研究解剖学，且为此累得大病一场……他也许有时软弱、胆怯，而在艺术探索上，他是勇气十足的，什么也没能难倒他。

米开朗琪罗不是完人，而作为艺术家，他是人类的骄傲。

托尔斯泰人格的高尚是众所周知的，他敢于挑战一切权威，对沙皇也不曾笔下留情；他绝不盲从、迷信，敢于用批判的眼光审视一切；他敢于坚持自己心目中的真理，哪怕为此受到孤立……但他也有弱点，他的知识和视野受到停滞落后的俄国乡村生活的局限，自己却浑然不觉，这就大大妨碍了他对事物做出正确的判断。他对现代科学的发展几乎一无所知，却轻率地把物种起源、光谱分析、镭的本质、数的理论、动物化石等对人类社会有重大意义的研究，统统斥为“无聊”；他根本不理解文艺复兴运动唤醒人们的“自我”意识，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多么重要，所以对米开朗琪罗的作品无动于衷，把莎士比亚贬得一文不值；他体会不到人类为了生存、发展，需要以怎样的毅力去奋斗、去拼搏，以致贝多芬那种充满战斗激情、催人奋发向上的音乐让他惊愕和反感，他不去批判靡靡之音，反倒把贝多芬当做洪水猛兽……总之，他意识不到自己知识结构的缺憾，往往武断地否定自己所不了解的一切。这样的固步自封使他无法通过学习把握较科学的历史观，无法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成一个较客观、较真实的概念。

在托尔斯泰的思想体系中，评断事物的惟一标准就是“道德”，即爱心、真诚和善良。只要符合他的道德准则，再平庸的作品或人都会受到他的赞扬；而对俄国历史起过重大推动作用的彼得一世，在他眼里便只是一个品质恶劣的小人，至于其改革给俄国带来的进步，他则根本不予承认。他曾两度访问欧洲，对欧洲的进步同样不屑一顾，仅仅在巴黎观看了一次死刑犯的处决，便宣布“对进步的迷信纯属虚妄”。不错，托尔斯泰真诚地希望社会日益完善，对俄国民众的悲惨处境由衷地感到怜悯和同情，但他既不满现状，又惧怕社会动荡，他对经济的变革心存恐惧，对任何一种改革社会的主张或企图都深恶痛绝。说到底，他是不愿意他所心爱的封闭式宗法制庄园经济受到触动和破坏。因而他对社会的批判无论多么猛烈，都只停留在道德的层面，从未深入到社会的根部，他所开具的“济世良方”当然也无助于解决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他那一厢情愿的善良，把一切都简单化了：他相信完善社会的惟一途径，是强化宗教意识，普及道德教育，只要每个人在道德上自我完善，消除一切欲念，人人爱上帝、爱他人（包括爱自己的敌人），自然能达到全社会的和谐，实现人类的大同。可见托尔斯泰虽则很早就开始研究哲学，却缺乏哲人的睿智。他沉溺于自己的宗教信念，甚至推演出许多偏激、荒谬的观点，诸如婚姻是一种堕落，爱情、婚姻都有违基督教精神，妨碍了人类理想的实现等等……他的禁欲主义简直比中世纪还有过而无不及，但却没有想到，一旦人类无欲无求，社会也就失去了活力。他似乎也不曾考虑过，像俄国那样落后的生产方式和低下的生产水平，大多数人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怎能达到和谐与安定？爱心、真诚和善良固然是永远值得提倡的美德，却解决不了人类生存发展中的根本问题。他更没有想到，社会的发展有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真正的仁人志士应当认识和顺应客观规律，积极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而不是幻想按自己的乌托邦来重新安排社会秩序，甚至牵制或阻挠社会的发展。

托尔斯泰作为小说家的伟大成就是无可争议的，他是世界文学中巍然耸立的高峰之一。他不仅为读者展示了俄罗斯近代历史的广阔画面，还精彩地谱写了俄罗斯民族之魂，他是欧洲文学中继巴尔扎克之后最伟大的塑造形象的大师，创造了俄罗斯文学中最丰富、最壮观的人物画廊……然而他苦心孤诣创立的“爱”的宗教，境遇就不那么辉煌了。我们相信随着人类社会从低级往高级阶段发展，普遍的博爱精神将逐步成为人类共同生活的准则。但在托尔斯泰生活的时代，这种主张的可行性比一百年后的今天更加微弱，因此他作为思想家声名远播，而追随者寥寥。尤其他的“勿抗恶”主张，在实践中处处碰壁。他屡战屡败，却始终不肯放弃。在罗曼·罗兰看来，这正是托尔斯泰值得敬佩的地方。作者写他的失败和孤立，恰恰是想阐明不应以成败论英雄。英雄也是人，也有弱点和谬误，他们并不总是胜利者，但他们勇于承受挫折，承受失败，绝不会因失败而气馁，这便是他们高于常人的地方。托尔斯泰虽然提倡无欲无求，平和宁静，他本人却是个精力旺盛、生命力极强的人，他永远有所追求，而且孜孜不倦。他勇于挑战，勇于探索，也勇于实践，为了他心中的真理，他单枪匹马，孤军奋战，不吝惜代价，也不考虑成败，这，就是罗曼·罗兰所说的英雄气质。托尔斯泰的思想、主张，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他自身生活环境和认识水平的局限，重要的不是他的主张是否正确，而是他那种不以坐享富贵为荣，坚持不懈为人类的未来上下求索的精神，那种愿为信念献身的无所畏惧的精神。一切有志于开创未来的人们，难道不需要从这位可敬的老者身上汲取勇气么！包括他的弱点和谬误在内，不也能使我们从中获得有益的教训或启迪么！

年轻的朋友们！生活是广阔的，但并非处处都开满鲜花，更不能指望处处都有林荫道，有的地方会是崎岖陡峭的小路，有的地方甚至荆棘丛生。这里记述的三位伟人虽然出身经历不同，性格特点迥异，但为了实现生命的价值，同样都需要面对这样那样的困难、障碍，承受这样那样的磨难、挫折或失败的打击，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是生而平等的。人生就是奋斗，幸福就产生在奋斗的过程之中。不经奋斗得来的享受不会给人带来任何快乐，只有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后攀登上生命的巅峰，才能感受到灵魂升华的喜悦。人生的价值是由自己创造的，要想让生命迸出火花，没有任何捷径，也不必乞灵于神明。可以视为神示的只有一句话，那就是贝多芬所说的：“人啊！靠你自己吧！”艾珉2003年8月

[1] 他一生写了二十一个剧本，最重要的是《群狼》（1898），《丹东》（1900）、《七月十四日》（1912）、《罗伯斯比尔》（1939）等。

[2] 《母与子》的主人公安乃德的姓氏里维埃，即河流之意。

[3] 罗曼·罗兰是“力”的崇拜者，他将强有力的生命力视为英雄人物的本质特征，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姓氏克拉夫脱在德语中即“力量”之意。

[4] 约翰·克利斯朵夫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有不少素材取自贝多芬的经历。

[5] 对罗曼·罗兰影响甚深的尼采超人哲学和柏格森生命哲学，归根结底也是人本主义思想的延伸。

[6] 按基督教传说，亚当、夏娃因偷食禁果被逐出伊甸园，从此注定人类必须为赎罪终身受苦。

[7] 在那个时代，无人能对抗教皇的淫威。而且，除了教皇，无人有财力支撑大型的艺术创作。

[8] 他之所以对雕塑艺术情有独钟，正是由于他认为雕塑比绘画更能表现人类的“力”。

[9] 自五世纪古罗马帝国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以后，基督教成为欧洲封建统治工具已有千年之久，一切触犯其宗教信条或有悖于该神学体系的思想行为，均被目为异端，受到残酷的迫害。所以资产阶级和封建统治者的较量，最初必然是以宗教改革的形态展开。直到资产阶级取得胜利，政教分离，近代欧洲才逐步使基督教人性化，融入其人文主义思想体系。

[10] 十五世纪尚无此类学科，这种研究可说是惊世骇俗之举。

知识链接

一、作家介绍

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思想家、文学家。他早期从事戏剧创作，歌颂过去时代的英雄。20世纪初，他开始陆续发表名人传记：《贝多芬传》（1903）、《米开朗琪罗传》（1906）和《托尔斯泰传》（1911）等，这些传记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外，1904至1912年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该小说于1913年获法兰西学院的文学奖。1915年，为了表彰“他的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罗兰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二、作家评价

罗兰取得伟大成就的秘诀，是他追求伟大成就的意志。他追求的目的，是广阔的画卷，是无所不包的史诗。他学习的榜样，是时代的巨人，伟大的英雄，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歌德、巴尔扎克。他对完美的追求，几乎成了一种宗教。超时间的作品，是他的真正世界，是他创作意志仰望着的一颗明星。这种异乎寻常的追求，只靠天才和勤勉是无法实现的，总要有某种道德力量，这就是在现代文学史中从未见过的罗兰的勇敢精神。

我们曾经敬奉之至的多少座丰碑都已塌陷破碎，被动荡夷为平地；罗曼·罗兰树起的丰碑却挺过枪林弹雨，穿过唇枪舌剑，傲然屹立。他的作品是人们强大的精神支柱，而在这个骚动的世界上，一切具有自由灵魂的人们，都可以到这儿寻求安慰。他的著作经过高温熔炉的反复冶炼，盈溢着一种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以及对人类无限深情的眷爱，他恰像一具精致的小提琴，既能弹奏出无限温柔和谐嫩口天婴般的妙唱，也能加入到庞大乐队中合奏汪洋大海汹涌澎湃的洪音。他的思想在席卷欧洲的战争风暴中巍然不动，他的目标不是成功，而是忠于信仰。——斯蒂芬·茨威格：《英雄交响乐：罗曼·罗兰传》，姜其煌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罗曼·罗兰为人正直，热爱人类，他想用文学艺术作品来提高人们对英雄的认识水平。他心目中的英雄不是那些在体力或智力方面出类拔萃、冠其同辈者，而是心灵伟大的人。他认为，企图用暴力征服对手的人或轻视群众的人都不能决定人类的命运。——陈振尧：《法国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8年版

三、作品评价

这部杰出的传记无论在国内外都激励了不止一代读者。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名人传》仍是一本值得反复阅读的好书。而且在一个物质生活极度丰富而精神生活相对贫弱的时代，在一个人们躲避崇高、告别崇高而自甘平庸的社会里，《名人传》所呈现的这些巨人的生涯就像一面明镜，使我们能体察自己的卑微与渺小，并激励我们去追求丰富而伟大的人生。——米歇尔·莱蒙：《法国现代小说史》，徐知免、杨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

传记里的三人，一是音乐家，一是雕塑家兼画家，一是小说家，各有自己的园地，三部传记都着重记载伟大的天才，在人生忧患困顿的征途上，为寻求真理和正义，为创造能表现真、善、美的不朽杰作，献出了毕生精力。他们或由病痛的折磨，或由遭遇的悲惨，或由内心的惶惑矛盾，或三者交叠加于一身，深重的苦恼，几乎窒息了呼吸，毁灭了理智。他们所以能坚持自己艰苦的历程，全靠他们对人类的爱、对人类的信心。罗曼·罗兰把这三位伟大的天才称为“英雄”。——杨绛：《傅译传记五种》序，三联出版社1983年版【要点提示】

一、《名人传》的主旨是什么？

20世纪初，整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着拜金主义的倾向，一切都以利己为中心的价值观念使社会变得庸俗不堪。在物质利益决定一切、欺小凌弱和暴力成为国际秩序的时代，人们需要的是高尚的精神、甘愿自我牺牲、以痛苦为人类献祭的榜样。因此，正像罗曼·罗兰所说，“我们要打开窗子。我们要让新鲜的空气进来。我们要呼吸英雄们的精神”。他想用英雄主义的精神来矫正时代的偏向。他选择了19世纪德国音乐家贝多芬、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雕塑家米开朗琪罗和19世纪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为他们立传，是希望这些艺术巨匠的精神能引导人们脱离低级的生活。

二、罗曼·罗兰所说的英雄与人们一般认识的英雄不同

罗兰说：“我所说的英雄，不是指那些靠自己的思想和威力取得了胜利的人。我所说的英雄，是指那些具有伟大灵魂的人。”所以罗兰要歌颂的英雄，不是凯撒，不是拿破仑，而是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

三、罗曼·罗兰写传记的角度

罗兰创作的传记，就写作手法来说，有它非凡的独到之处。它是学术著作也是艺术作品。《名人传》中的每一部作品，罗兰都用了大量的在许多方面对于读者说来是真实的资料，几乎每一页都有脚注和引文之类的详细资料。在热烈期望自己的作品能为现实生活服务的同时，罗兰仍一丝不苟地遵循着历史的真实。为了对抗所谓“罗马化传记”的作家们，罗兰避免虚构甚至不允许有半点的虚构。他这样做并不是死搬教条、拘泥细节，而恰恰是为了让每一个伟大人物的肖像能以独特的真实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

此外，为了向世人展示这三位艺术大师不朽的一生，作者没有拘泥于对人物生平做琐屑的表述，也没有一般性地追溯他们的创作历程，而是直接打开人物的心灵之门，以感人肺腑的笔墨写出了他们与命运抗争的崇高勇气和担荷苦难的伟大情怀。【学习思考】

一、我们今天读《名人传》有何意义和启示？

二、在罗曼·罗兰看来，真正的英雄的伟大之处在哪里？（曲国艳 编写）[1]卷首语[2]我愿证明，谁若行为高尚、善良，必同样能承受苦难。——贝多芬

我们周围的空气多么重浊。古老的欧洲在沉重、污浊的氛围中已变得麻木迟钝。猥琐的物质主义压抑了思想，阻碍了政府和个人的行动。人们在卑劣和谨小慎微的自私自利中憋闷至死。人们已经呼吸困难。——打开窗子吧！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让我们呼吸英雄的气息。

生活是严酷的。对那些不安于平庸的人说来，生活就是一场无休止的搏斗，而且往往是无荣誉无幸福可言的、在孤独中默默进行的一场可悲的搏斗。贫困、日常的忧烦、愚蠢的超负荷劳作，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徒劳无益地消耗他们的精力，没有希望，没有一线欢乐之光，而且绝大多数都彼此隔离，连给患难兄弟伸出援手的慰藉都不可得，因为他们既不知道他人，也不为他人所知。他们只能靠自己，而有时最强的人也会被苦难压倒。他们也呼唤援助，也呼唤朋友。

正是为了援助他们，我才在他们周围集合起这些英雄的友人，这些为了善而受苦的伟大心灵。这些名人传记并非诉诸野心家的骄傲，而是献给受难者的。何况，谁又不是受难者呢？让我们把神圣的痛苦油膏献给受苦的人们吧！我们在搏斗中并不孤立。人世的黑夜已为神圣之光所照亮。目前，在我们身边，就能看见两朵最纯洁的火花[3][4]——正义和自由的火花——在闪耀：皮卡尔上校和布尔的人民。即使他们还未能烧毁那浓密的黑暗，至少他们的光焰一闪，给我们指明了道路。跟着他们朝前走吧，跟着那些分散在各个国家，各个时代，和他们一样孤军奋战的人们朝前走。让我们扫除时间的障碍，让英雄的民族获得重生。

我称之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力量取胜的人，而仅仅是因其心灵才伟大的人。正如他们中最伟大的一个，亦即我们将叙述其生平的[5]那个人所说：“除了善良，我不承认还有其他高人一等的标志。”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同样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而只有一些为群氓而立的腹中空空的偶像，时间会将它们统统摧毁。成败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伟大，而不是显得伟大。

我们试图在此为之立传的这些人，他们的人生几乎都是一种长期的受难。或是悲剧性的命运使他们的灵魂在肉体和精神、贫困和疾病的磨难中经受锤炼；或是目睹同胞遭受不可名状的苦难和羞辱的折磨，从而使他们的生命受到摧残，心灵为之撕裂，使他们每日都在痛苦中受煎熬。他们的伟大固然来自坚强的毅力，同时也来自所经历的忧患。不幸的人们啊，切勿过分怨天尤人！人类最优秀的人物与你们同在。从他们的勇气中汲取营养吧；如果我们太虚弱，就把头枕在他们的膝上稍事休息。他们会抚慰我们，在这些神圣的心灵中，涌流着公正之力和强大之善的激流。甚至无须询问他们的作品、倾听他们的声音，仅从他们的眼睛、从有关他们生活的记述中，我们就能读懂：生活从来不曾像在患难中那样伟大、丰盈和幸福。* * *

在这英雄队伍的前列，我将首席位置给了坚强而纯粹的贝多芬。他在受苦时，曾祝愿他的事例能给其他不幸者提供支撑，“但愿不幸的人，看到一个与他同样的不幸者，不怕自然设下的障碍，竭尽所能使自己成为一个无愧于人的称号的人，能从中获得慰藉”。经过多年超人的奋斗与努力，克服了困难，完成了他所谓的“向可怜的人类吹[6]送勇气”的大业后，这位胜利的普罗米修斯，回答一个乞灵于神明的朋友说：“人啊，靠你自己吧！”

他这句豪言壮语，应对我们有所启迪。让我们以他为榜样，重新恢复对生活、对人类的信念吧！罗曼·罗兰一九〇三年一月

[1] 本文原系1903年《贝多芬传》的初版序言，但从内容看则是为《名人传》系列作品所作的说明，故在译本中将此文作为《卷首语》置于全书之首。

[2] 1819年2月1日，贝多芬在维也纳市政府的讲话。

[3] 1894至1906年间，法国发生了一起大冤案，即著名的“德雷福斯案件”。犹太裔的德雷福斯上尉被诬将秘密军事文件出卖给德国，被判终身监禁。1895年，陆军部秘密警察长皮卡尔上校发现真正的罪犯另有其人，主张为德雷福斯上尉平反。结果触怒军方，牵累自己下狱。1898年，著名作家左拉为此事发表致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以伸张正义。由此掀起民主派和当局顽固势力的激烈斗争，酿成社会危机。1899年，法国政府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被迫重审此案，并由总统下令特赦。1906年，最高法院宣告德雷福斯无罪，恢复其名誉及军职。作者将此事件喻为正义的火花。

[4] 布尔，非洲南部好望角一地名，原属荷兰，维也纳会议后，荷兰将好望角割让给英国。由于英人残酷压迫，激起布尔人的反抗，演成1899至1902年的布尔之战。最后，英国让步，南非联盟成立，成为英国一自治领地。作者将此事喻为自由的火花。

[5] 贝多芬语。

[6] 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因盗天火给人类而触怒宙斯，宙斯将他锁在高加索山上，每日派神鹰来啄食他的肝脏，直到赫剌克勒斯射死神鹰，解救了他。后来文学作品中均将普罗米修斯作为造福人类并为人类受难的艺术形象。贝多芬传序

二十五年前，当我写这部小小的《贝多芬传》时，我并不想写成一部音乐学方面的著作。那是一九〇二年，我正处于苦恼不堪的时期，经受着既能摧毁又能更新一切的暴风雨。我逃离巴黎，来到我儿时的伴侣贝多芬身边，寻求十天的庇护，在人生的战场上，他曾多次给予我支持和帮助。我来到他的故乡波恩，重新觅得他的影子和他的老朋友：在科布伦茨的访问，我从韦格勒的孙儿们身上，又见到了韦格勒[1]夫妇。在美因兹，我听到了由韦恩加特纳指挥的贝多芬交响乐演奏会。在这浸透了他的苦难、勇气、欢乐与悲哀的灰暗潮湿的四月天，在雾气弥漫的莱茵河畔，我与他单独相处，倾诉衷肠；我跪倒在地，他以强有力的手将我扶起，为我的新生儿《约翰·克利斯朵夫》施洗。在他的祝福之下，受到鼓舞的我，与人生重新缔约，踏上了重返巴黎的路程，一路上向上帝唱着痊愈者的感恩曲。那感恩曲就是这篇[2]传记，起先由《巴黎杂志》发表，继而由贝玑拿去刊载。我没想到它的声音会传到朋友们的圈子之外。但是，“命运就这样注定了……”[3]

赘述诸多枝节，恳请读者见谅。因当今有些人会在这首颂歌中寻求按严格的史学方法撰写的学术著作，我不得不对此做出回答。我在某些时刻，也会充当史家。在《亨德尔》和有关歌剧研究等若干著述中，我也曾为音乐科学做过认真的奉献。然而《贝多芬传》却不是为学术而写作的。这是受伤的、被窒息的心灵之歌，是它复苏后，重新振作起来，向救主感恩的歌。我知道，这救主已被我改头换面，但一切从信与爱出发的行为无不如此。我的《贝多芬传》便是这样一种行为。

人们踊跃购买，给这本小书带来它所不曾企求的好运。这个时代，法国成千上万的生灵，受压制的理想主义的一代，都焦虑地期待着那一声解放的号令。这号令，他们在贝多芬的音乐中听到了，于是他们从中寻求支持。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谁不记得那些四重奏音乐会，[4]真像是唱天主的羔羊时的教堂，——谁不记得那些注视着祭祀礼的痛苦的脸，因受到启示而满面生辉？今日的生者与昔日的生者已相距很远了。（但他们能否距明日的生者更近呢？）本世纪初的这代人里，多少队列已被横扫：战争好比一个无底深渊，他们和他们最优秀的儿子都在那里面失去踪影。我这小小的《贝多芬传》保留着他们的形象。出自一个孤独者手笔的小书，竟无意中与他们相似，而他们也从中认出了自己。一个藉藉无名者写的小册子，从一家默默无闻的小店出来，几天之内便广为传播，它已不再属我所有了。

我刚把此书重读了一遍，虽说写得还不够充分，我也不打算再改

[5]动了。因为它应当保留最初的特色，以及伟大一代的神圣形象。在贝多芬百年祭之际，我要把对一代人的怀念，和对他们的伟大同伴，正直坦诚的大师的祭奠结合在一起，是他，教给了我们如何生，如何死。罗曼·罗兰一九二七年三月

[1] 韦恩加特纳（1863—1942），奥地利指挥家和作曲家，以指挥贝多芬及瓦格纳的作品闻名于世。

[2] 贝玑（1873—1914），法国作家，诗人，罗曼·罗兰的好友。《贝多芬传》曾在他所主编的《半月刊》上刊载。

[3] 原文系拉丁文。

[4] 天主教弥撒曲的开头。

[5] 作者拟另写专著，研究贝多芬的艺术及其创造性的人格。贝多芬传善事应尽力而为，爱自由甚于一切，即使为了帝王的宝座，也绝不出[1]卖真理。——贝多芬

他身材矮胖，脖子粗壮，一副运动员的骨架，红砖色的宽大脸庞，只是到了晚年，皮肤才变得萎黄和病态，尤其是冬天，远离田野、足不出户时，更是如此。他前额宽广且隆起，深黑色的头发异常浓密，[2]乱蓬蓬地竖着，似乎从未梳理过，颇像“美杜莎的蛇发”。他眼中燃烧着一种奇异的力量，使见到他的人无不为之震惊，但大多数人辨别不出其中细微的差别。因为这双眼睛闪烁着一种野性的光芒，衬上[3]古铜色而略显悲壮的脸，看上去像是黑的，其实是蓝灰色。一旦感情冲动或者生气，这双小且深陷的眼睛便突然睁大，眼珠在眼眶中滴[4]溜溜地转动，如实地反映出其中全部思想。他忧郁的目光常常转向上空。阔大的鼻子，又短又方，真是狮子的相貌！嘴倒长得颇秀气，但下唇有比上唇前突的倾向。牙床刚劲有力，似乎可以磕碎核桃，右[5]下巴有个深深的小窝，使整个面部显得古怪而不对称。据莫舍勒斯说，“他的微笑很美，谈话时神态亲切可爱。而笑起来却不讨人喜欢，粗鲁、难看，而且短促”，好像那种对快乐不甚习惯的笑。他脸上的表情总是落落寡合，仿佛患了“无法治愈的忧郁症”。一八二五年，雷尔斯托普曾说，看到他温柔的眼睛里那种极度痛苦的神情，好不容易才忍住没让眼泪流下来。一年以后，勃劳恩·封·勃劳恩塔尔在一家啤酒店遇见他，他坐在一个角落里，抽着一根长长的烟斗，闭着眼睛，那是他晚年时愈来愈常见的姿态。一位朋友和他说话。他凄然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记录本，像聋子经常做的那样，尖着嗓子叫对方把想说的话写出来。他面部表情常常变化，有时因抓住了突如其来的灵感，哪怕在大街上，那表情也会让行人吓一大跳；有时无意中撞见他坐在钢琴面前，“整个脸部肌肉膨起，血脉奋张，狠巴巴的眼睛变得加倍可怕，嘴唇抖动着，像把鬼神召来却又请不走的魔法师。”十足[6]一个莎士比亚剧中的人物！尤里乌斯·贝内狄克特说：是“李尔王”。* * *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一七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生于科隆附近，[7]波恩的一所破房子简陋的小阁楼上。他原籍弗朗德勒，父亲是个庸庸碌碌、嗜酒如命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女佣，一个厨师的女儿，最初嫁给一个官宦之家的侍从，丈夫死后跟了贝多芬的父亲。

贝多芬的童年充满艰辛，缺少家庭温暖，不像莫扎特有家人的呵护。从一开始，生活于他就是一场悲壮的战斗。他父亲想开发他的音乐天赋，好把他当神童来炫耀。儿子刚四岁，父亲就一连几个小时把他钉在羽管键琴面前，或者把他关在房间里，逼着他练小提琴，繁重的作业把他累得死去活来，差一点让他恨死了音乐这门艺术，以致必得使用暴力才能强迫他学下去。贝多芬从少年时代便需为生计发愁，不得不过早地承担养家口的重任。十一岁那年，他加入剧院的乐队，十三岁当上管风琴乐手，一七八七年，他失去了他所热爱的母亲。“她对我那么慈祥，那么值得我爱，她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啊！当我能够喊出母亲这个温馨的名字，而她又听得见的时候，有谁能比我更[8]幸福呢？”她是患肺病死的，贝多芬以为自己也染上了这种病，常[9]常感到不舒服。除此以外他还患有比病更折磨人的忧郁症。十七岁时，他已经是一家之长，担负起两个弟弟的教育之责。酗酒的父亲无法撑持门户，他只好羞惭地请求剧院让他的父亲退休。人家担心做父亲的拿了钱去挥霍，便将退休金交给儿子。这些伤心事在他内心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所幸他在波恩的一个家庭里找到了感情上的依傍。他一直非常珍惜勃罗宁一家的情谊。他们可爱的女儿埃莱奥诺尔比贝多芬小两岁。贝多芬教她音乐和诗歌。她成了他儿时的友伴，两人之间也许产生过感情。后来埃莱奥诺尔嫁给了韦格勒医生。他也成了贝多[10]芬最要好的朋友。他们之间终生维持着恬静的君子之交，这一点，从韦格勒和埃莱奥诺尔与他来往的书信中可以看得出来。信写得很恳切。韦格勒夫妇称他为忠诚的老友，他则称对方为亲爱的好韦格勒。更令人感动的是，后来三人年纪老了，但心灵的青春依旧，热忱不减当年。

尽管童年时代悲惨凄凉，但贝多芬忆起这段时日和儿时住过的地方，凄凉中依然透着一丝温馨。后来他虽不得不离开波恩，在维也纳这个花花世界及其贫困的郊区度过了几乎整整一生，内心却从未忘怀莱茵河流域的故乡，还有那条汹涌澎湃的大河。他称这条河为我们的父亲河。的确，莱茵河生机勃勃，几乎赋有人性，仿佛一个巨大的生灵，具有无穷的思想和力量。莱茵河流域中，没有任何一段比流经风光旖旎的波恩这一段更壮丽、更温馨、也更美妙的了。强劲的河水，冲刷和抚爱着浓荫覆盖、鲜花盛开的岸边坡地。在这里，贝多芬度过了他生命中的头二十年，在这里，形成了他少年时代心中的梦想。那仿佛懒懒地浮在水面的草地，笼罩在薄雾中的白杨，矮矮的灌木，还有垂柳和各种果树，都把根须浸泡在这静默而湍急的水流里。星星点点的村落、教堂，乃至墓地，以好奇的目光慢悠悠地俯瞰河岸。远处，蓝色的七峰在天空中勾勒出参差不齐的侧影，颓圮的古堡耸立其上，形状瘦削且怪异。他永远心系故乡，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梦想重返故园而未能如愿。“我的家园，那块我初见光明的故土，在我眼[11]前始终是那么美，那么清晰，就像我离开时那样。”* * *[12]

革命爆发了，开始席卷全欧，也占据了贝多芬的心。波恩大学是新思想的熔炉。贝多芬于一七八九年五月十四日注册入学，听那位有名的奥洛格·施奈德的德国文学课。此人后来当上了下莱茵省的检察官。当人们在波恩听到攻占巴士底监狱的消息时，施奈德在讲台[13]上朗诵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使学生们群情激昂。第二年，他出[14]版了一部革命诗歌集。订购者名单中有“贝多芬和勃罗宁”的名字。[15]

一七九二年，战火蔓延到波恩，贝多芬离开家乡，去音乐之[16]都维也纳定居。路上，他遇到了开赴前线与法国作战的黑森州部队，此事无疑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一七九六至一七九七年间，他将弗里德堡的战斗诗篇谱成了音乐，即《出征歌》和一首爱国主义大合唱：《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民族》。可是，尽管他讴歌了法国革命的敌人，革命仍征服了世界和他的心。从一七九八年起，虽然奥地利和法国关系紧张，贝多芬却与法国人及其使馆，还有刚来到维也纳的贝[17]纳多特将军有亲密的交往。言谈间贝多芬常流露出倾向共和的情绪。这种倾向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变得益发强烈。

这个时期施泰因豪森为他画的肖像，相当精确地反映出他当时的[18]风采。较之后来的几幅，恰如盖兰画的波拿巴之于后来的那些拿破仑肖像。拿破仑在那张画上，面部表情严峻，激情似火，野心勃勃。贝多芬在这张画上显得比真人年轻、瘦削、挺拔，上衣的高领使脖颈显得有些僵直，目光似乎睥睨一切而又有点紧张。他深知自己的价值，非常相信自己的力量。一七九六年，他在记事本上这样写道：“拿出勇气来！尽管身体不佳，但我的才华必将获胜！……二十五岁！现在[19]已经到了！我二十五岁，到时候了……今年我非大显身手不可。”德·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都说，他目空一切，举止放肆，让人讨厌，说话时外省口音很重。只有他的至交好友才知道在这生硬倨傲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十分善良的心。他将自己获得的成功写信告诉韦格勒时，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念头是：“比如我看见某个朋友经济困难而我又没钱帮助他的时候，我只须伏案工作，用不了多久，便能帮他摆[20]脱困境……你瞧，这多好。”稍后，他还说：我的艺术应该造福于穷人。

此时，病痛已在叩门，且一旦上身便不再离开。一七九六至一八[21]〇〇年期间，耳聋症开始肆虐，耳鸣不分昼夜地折磨他，内脏也疼痛不已。听觉逐渐衰退。一连好几年，他都不告诉任何人，即使对至爱亲朋也讳莫如深。他避免与人交往，怕自己的毛病被人发现，将这种可怕的秘密深藏胸臆。可是到了一八〇一年，他再也忍不住了，在绝望之中，他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两个朋友——韦格勒医生和阿曼达牧师：

我亲爱的、善良的挚友阿曼达，……我多希望你能常在我的身旁啊！你的贝多芬痛苦极了。要知道，我身心最高贵的一部分，我的听力已经大大下降，就在咱们在一起的那个时候，我已感觉到此病的先兆，但我没有说出来，打那以后，更是每况愈下……我能好起来吗？我当然盼着这一天，但希望很渺茫，因为这种病是没法治的。我必须过着痛苦的生活，避开我所热爱和珍惜的一切，在这如此悲惨而又自私的世界上！……我只能遁世隐居，听天由命。我何尝不想摆脱病痛，[22]但这可能吗？……

在给韦格勒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我过着凄惨的生活。两年来，我谢绝一切社交，因为我无法与人交谈，我是个聋子。如果我从事的是另一种职业，那还有几分可能；但以我目前的职业来说，情况就太可怕了。我有不少敌人，他们会怎样说呢？在剧场，我要尽量靠近乐队才能听明白演员说的话。离得稍远一点，我便听不见乐器和演员高亢的声音……别人说得慢，我勉强能听见，如果一嚷嚷我就受不了……我常常诅咒自己为什么还活[23]着……普卢塔克教导我忍受一切。如有可能，我倒愿意向命运挑战；有时候，我活得真像上帝的一个最可怜的造物……忍！多么叫人难受[24]的避难所啊！但我别无选择！

这种悲苦的情绪流露在当时的几部作品里，如作品第十三号《悲怆奏鸣曲》（1799），尤其作品第十号《第三钢琴奏鸣曲》中的“广板”。奇怪的是，并非所有作品均如此，还有许多乐曲反映的是青年人无忧无虑的情怀，像充满欢欣的《七重奏》（1800）、清澈明净的《C大调第一交响乐》（1800）等。毫无疑问，心灵需要时间来适应痛苦。它那么需要快乐，所以没有快乐的时候，只能自己来制造。现实太残酷时，它便回到过去的生活中去。昔日快乐的时光不会一下子抹掉，即使欢愉不再，其光辉也会久久留存。贝多芬在维也纳孤苦伶仃，往往遁入对故乡的回忆中寻求慰藉。此时的思想都深深印着这样的痕迹。《七重奏》中带变奏曲的“行板”，其主题便是一支莱茵地区的歌曲。《C大调交响乐》也是关于莱茵的作品，一首青年人满怀梦想的诗篇，既欢快又为爱情而苦恼，令人感觉到有一种取悦心上人的愿望与希冀。但在某些段落和引子里，在某几种低音乐器的明暗对比和古怪的谐谑曲中，我们会多么激动地在那张青春的脸上看到未来天才的目光！那是波提切利的《圣家庭》中婴儿的眼睛，从中已可窥见未来[25]的悲剧。

除了肉体的痛苦，他还受着别的困扰。韦格勒说过，他看到的贝多芬总是充满爱的激情。这种爱看来始终十分纯洁，其激情与欢愉之间无任何联系。现在人们往往将两者混淆，只能证明大部分人对爱的无知以及这种爱的罕见。贝多芬内心多少有点清教徒的色彩，他讨厌下流的谈吐和思想，对爱情的神圣深信不疑。据说他不能原谅莫扎特，[26]因为莫扎特不惜糟蹋自己的天才去写《唐璜》。他的挚友辛德勒很有把握地说，“他一生洁身自爱，从未有过越轨的行为。”这样的人注定要上爱情的当，成为其牺牲品。果然如此。他一再为情颠倒，不断憧憬着幸福，但很快又情场失意，随之而来的便是痛苦的煎熬。如果要对贝多芬丰富的创作灵感追根溯源，就必须到轮番出现的爱情和骄傲的反抗中去寻找，直到年事已高，与生俱来的激情逐渐消退，他才无可奈何地怏怏作罢。

一八〇一年，他钟情的对象似乎是朱列塔·圭恰迪尔。他那支著名的《月光奏鸣曲》（作品第27号，1802）因题献给这位女士而使其芳名不朽。他给韦格勒写信说：“现在我生活有意思多了，和别人来往也多了……这种变化完全是一位可爱而有魅力的姑娘促成的；她爱[27]我，我也爱她。两年以来，我第一次享受到幸福的时光。”可是他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首先，这段爱情使他更深地感觉到自己残疾的可悲，而艰苦的生活条件也使他无法娶他所爱的人。其次，朱列塔风骚、幼稚，而且自私，给贝多芬带来了不少烦恼。一八〇三年十一[28]月，她竟嫁给了加仑贝格伯爵。这样的爱情使人的心灵受尽折磨，贝多芬原已饱受疾病的摧残，经此变故，精神竟濒临崩溃。一生之中，只有这一次，他似乎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他悲观绝望，从他留给兄弟卡尔和约翰的《海利根遗嘱》便可以看出，《遗嘱》上标[29]明：“等我死后拆看并执行。”那是撕心裂肺的痛苦呼喊，也是抗争的呼喊，听见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他几乎想自杀，但他那种百折不[30]挠的道德观念阻止了他。不过他病愈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连一向支撑我的非凡勇气也无影无踪了。啊，主啊，给我一次真正的欢乐吧，哪怕只一天！我听不见深沉的欢乐之声已经太久了！啊，上帝，什么时候我能再听见呢？……永远也听不见吗？……不，这太残酷了！”

这是垂死的哀鸣；但贝多芬又活了二十五年。他性格刚强，不甘心在磨难面前屈服：

我的体能和智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增无已……我的青春，是的，我感到我的青春才刚刚开始。我已隐隐约约看到目标在前，虽然尚不清楚，但正在一天天地接近……啊！如果我能摆脱这种疾病，我一定能拥抱整个世界！……除了睡眠，我不知道有其他的休息。可惜，我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睡觉。但愿我能摆脱疾病，哪怕一半也好，那时候！……不，我不能忍受下去。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永远不能使[31]我完全屈服。啊，如果能活上千百次那就太好了！

这爱情、这痛苦、这意志、这时而沮丧时而高傲的情绪、这内心的悲剧，都反映在一八〇二年所写的伟大作品之中。如《丧礼奏鸣曲》（作品第26号）、《幻想奏鸣曲》和《月光奏鸣曲》（作品第27号）、《第二奏鸣曲》（作品第31号），其中戏剧性的宣叙调宛如崇高而凄婉的独白。还有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小提琴C小调奏鸣曲》（作品第[32]30号）、《克莱采奏鸣曲》（作品第47号）、为盖勒特的歌词所谱写的六首悲壮的宗教歌曲（作品第48号）。《第二交响乐》（1803）则更多地反映了他青春的爱情，从中可感觉到压倒一切的坚强意志，一股不可抗拒力量将愁绪一扫而空。曲终涌起沸腾的生命力。贝多芬希望幸福，不愿相信自己的不幸无可挽回：他渴望病愈，渴望爱情，心中[33]充满了希冀。* * *

上述作品中，让人产生强烈印象的是，不少作品充满雄壮有力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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