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同书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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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板桥试读：

江苏历史悠久，钟灵毓秀，人文荟萃。历代名人的奋斗业绩已经载入史册，动人的传奇故事已经广为流传。他们是江苏人的代表与骄傲，是中华民族连绵不断的历史文化长河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也留下了不少遗憾和期盼。

江苏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六朝以来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镇的独特地位，为杰出人才的涌现创造了条件，为他们施展自己的才华提供了广阔天地。早在唐代，大诗人韦应物就已这样赞许：“吴地盛文史，群彦今汪洋。”到了明代，国人更是公认“苏郡为士之渊薮”，人才灿若群星。据有关统计，在我国古代、近代著名作家中，江苏籍作家占27．5％；在明清时期则高达37．5％，如清代文学家1741人中有599位是江苏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作者施耐庵、《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红楼梦》作者曹雪芹，都是江苏人。明清两朝状元人数、当代两院院士人数，江苏均为全国第一。

江苏历代名人或立德，或立功，或立言，在政治、军事、思想、文学、艺术、教育、实业、宗教等各行各业卓有建树。他们中间有农家子弟、因参加秦末起义而创立了西汉王朝的刘邦，精通佛教律宗学说、“何惜生命”而东渡的文化使者鉴真，徒步跋涉考察祖国地貌地质并且写下山水风光游记的作家徐霞客，鸦片战争中视死如归抗击外国入侵者的民族英雄关天培，可歌可泣的抗倭、抗日军民群英谱，近代民族工业的先行者、教育家张謇，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留下《背影》、《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散文名篇的现代作家朱自清，新中国总理周恩来，画家徐悲鸿、刘海粟，戏剧家梅兰芳、赵丹，数学家华罗庚，等等。

江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以他们的思想光芒和人格力量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榜样。充分开掘这座蕴藏丰富的精神矿藏，可以进一步激发我们建设美好江苏的热情和斗志，也可以进一步激活我们构建理想未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诗画书法均佳的“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以诗言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以及关注百姓的真情真趣：“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同时，也以他们的智慧给了我们丰富的启迪。刘禹锡不仅写过“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那样相信新生事物的名句，还留下了阅尽沧桑变化之后的沉思：“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是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对优秀文化传统的开掘和弘扬。江苏在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较快发展，是与江苏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密切相关的，层出不穷的人才群体为江苏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坚强的智力支持。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已经成为江苏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成为江苏全面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率先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支撑。

弘扬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是江苏建设文化强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内容。在为江苏和民族作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人才身上，凝聚着许多宝贵的品质，那种敢于承担历史重任的坚韧风骨，那种百折不挠的顽强气概，那种为民族文明进步甘于奉献的高尚人格，是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思想家顾炎武主张学术经世致用，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史学家赵翼发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感慨。对他们的思想和精神追求进行系统整理和大力阐发，既可以满足江苏人民对文化生活的精神需求，也可以提升江苏人民的文明素质、道德风尚、精神境界。从而激励人们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增进对伟大祖国的文化认同。

这套书的编写工作是从十卷本《江苏通史》出版前夕开始启动的，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江苏省文史馆及高校有关学者参加。计划在2020年前完成“江苏历代名人传记丛书”100本的编写与出版任务。通过历史名人这个特定的视角，揭示江苏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弘扬江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增强江苏人民的凝聚力、创造力和对家乡的热爱，也让中国、让世界对江苏有更多的了解。《江苏历代名人传记丛书》的编纂出版，从一个侧面系统整理了江苏历史文化发展脉络，展现了江苏悠久、深厚、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文明成就。这有益于了解与弘扬江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知省情，有利于提升江苏人民的文明素质和精神境界。介绍、宣传江苏历代名人，不仅是对历史的梳理和传统的厘清，更有展示江苏文化大省的形象，提升江苏在全国的地位、影响以及国际知名度的重要意义。

江苏历代名人值得我们纪念和怀念。今天，我们重温这一令人骄傲的历史记忆，将增强江苏人民的自豪感、自信心和凝聚力，激励江苏人民更好地开拓进取、争先创优，更好地规划与建设家乡。先贤的辉煌属于历史，现实的奋斗还期待着我们。我们要在江苏杰出的历史人才身上汲取智慧和力量，在建设美好江苏的大业中，涌现出更多的杰出人才、顶尖人才与领军人才，铸就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辉煌！宋林飞2013年5月第一章生活成长的环境“时势造英雄”，是说英雄豪杰是时代、形势造就的。其实不仅是英雄，任何一个天才，都可以说是时势造就的。因而要理解天才、研究天才，就必须首先理解产生与造就天才的“土壤”。郑燮（板桥）这位天才的艺术家，正是清初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新局面、新景观，以及扬州、兴化肥沃的“土壤”培育出来的文学艺术大家。一、清初政治、经济新局面

郑燮出生于清朝康熙三十二年十月（1693年11月），去世于乾隆三十年十二月（1766年1月）。他的“功名”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康、雍、乾正是清朝最兴旺的时期。“我朝开国于今烈，文武成康四圣人”（郑燮：《将之范县拜辞紫琼崖主人》诗），郑板桥将清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比做周朝开国的四位贤君“文武成康”。清初四帝四朝在文治武烈方面也确是卓有建树。

明朝后期，君暗臣昏，社会风气淫靡奢逸，从皇帝、大臣到普通缙绅都以淫乐、长生为生活目的。对老百姓，特别是对农民严酷剥削，供自己“征歌选色”（郑词《念奴娇·弘光》），可以说整个统治阶层都腐烂了。人民终日在死亡线上挣扎，官逼民反，盗贼蜂起。到崇祯时，李自成、张献忠的“造反”大军已成燎原之势，再加上邻邦清军，虎视眈眈，明王朝岌岌可危。崇祯虽不似昏朽，想振作有为，但大厦将倾，一木难支。“闯”字大旗一经指向京师，朱明王朝就雪崩般倒塌了。崇祯在煤山以一条绳索结束了一个朝代。清军趁乱而入，在吴三桂等汉奸帮助下，迅速打败李自成，进入北京，取朱明而代之，开始了清朝对中国几百年的统治。顺治十七年（1660年）五月一日清军进占北京，定北京为清朝首都，强化他的文治武烈，统一全国并巩固统治。从这时到雍正、乾隆，采取了多项政策、举措，取得了显著效果。其中重大的有：

收买人心。清统治者知道明朝上层人士（包括军政大臣、各级地方官吏）是可以收买的，这些人害怕的不是清军，而是农民军（李张军队），于是清统治者就扮演起明朝统治者的卫道士的角色。为崇祯帝发丧，并宣布替忠于明朝的臣民“报君父之仇”，追剿逼死崇祯的“流寇”。在追击农民军的同时又优抚明朝降臣、降将，重用他们，让他们担任各种军政要职。并号召“倡先投顺者”给以高官显爵，保证他们现有的身家性命和今后的荣华富贵。战争中俘获的明朝大员，都千方百计使之投降。一进北京站住脚跟，就宣布废除明朝的苛政，“三饷”加派一律取消。这样亡明的官僚以及在野的中小地主都有实惠可得，于是纷纷迎降清军。在这些“优惠”政策的同时，清朝统治者也要让明朝官民知道毕竟是“新主”来了，要按照“新主”的模式生活，必须要带上“新主”的“牌号”，于是就下了雉发令（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普天之下，男子都要“雉发”，将明朝男子满头长发剃去部分，留下的编个辫子垂在脑后，这是满族男子发型）。雉发，实际上是摧残汉族人民民族自尊心的举措，自然激起汉族人民极大反感，不少地方奋起反抗。有的降而复叛，遭到清军残酷镇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全国震骇。江阴以阎应元为首的“头可断，发不可雉”的誓言更为壮烈，在二十四万大军压城下，苦战八十一天，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些反抗虽都被镇压下去，但都是压服而不是心服。（太平天国、义和拳乃至辛亥革命的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正是以“反辫子”作为反清的一个重要标志。）

况且清廷为了犒赏将士，刺激战斗力，下令“圈地”，强将大量民田（包括中小地主的）分给有功将士和八旗头面人物，前后共占耕地达十六万七百九十四顷，未逃走的农民沦为圈者的“庄客”，备受欺凌、奴役、剥削，这也是激起人民奋起反抗的原因之一。

招抚明朝旧臣也好，优待将士也好，都是为了组成强大的统治集团，“以马上得天下”！正由于清朝统治者得力的举措，清廷有了当时中国最强大的武装。有自己的亲军，满洲精锐，有吴三桂等降将统领的能征惯战的铁骑，不断地、迅速地进攻阻碍清朝统一中国的明朝的残余势力和农民军的主力张献忠、李自成联军。对边疆其他少数民族也大举征讨，经过多年战伐，终于统治了全中国。

清朝统治者不仅在武力大定之后立即搞文治，来文武相济，就是在大肆使用武力时，也不忘文事，如前述的为崇祯发丧，宣称替汉明子民报君父之仇即是。就是在两军对垒之际，也不忘要“先礼后兵”，“不战而屈人之国”。多尔衮致史可法的信就是很好的例子。再如打下山东后，下令保护孔子故里等等，而一经局面太平时，就更加强文治，笼络知识分子。复科举，开博学鸿词，修明史，编各种大型类书、文化典籍。制订法律“大清律”（包括兴科场案、文字狱），都应该说是属于“文治”，以这些文治来统一舆论，加强对清朝统治的向心力，来和武力相配合，统一、巩固和强化大清帝国，保证清朝疆域的空前扩大和长治久安。

在顺、康、雍、乾“四圣人”的努力下，清王朝屹立在世界，到乾隆时，清朝有幅员广阔的疆域，国势强大，是东方最大最强的帝国！

但是，由于历史、阶级、民族的局限，这个强大的头号王国——清王朝，又是矛盾重重、危机隐隐的。不仅人民的反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是统治阶级本身，也常常争权夺利，“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当然，整个清帝国在当时是安定、强大的。在这样的安定强大国家里，社会经济随之发展。

战乱中，北方直隶极目荒凉，百姓逃亡，山东每户只存一二人，田十亩只种一二亩。南方苏、浙、湖、广“城无完堞、市遍蓬蒿”（《明清史料丙编》819、901页），以四川言，明万历时有地十三万余顷，到清顺治时只剩一万多顷，荒芜十分之九。再加上清政府防止人民与郑成功联系，强迫山东、江浙、福建、广东等省沿海居住的人民内迁，又造成大量的民亡、地荒。

清廷也及时发现“民亡地荒”的情况，及时调整政策。康熙八年（1669年），政府下诏停止圈地。二十四年（1685年）又正式规定“自后永不许圈”（光绪《畿辅通志》卷一《诏谕》），并不断招抚流亡，奖励人口滋生，奖励开荒，“圣世滋丁，永不加赋”（《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九）。雍正时改良明朝的“一条鞭法”，采取“地丁合一”、“摊丁入亩”，减轻农民负担。这样，全国人口、耕地面积良性上升。清廷又特派官员治淮、治黄，兴修水利。并推广经济作物，桑、茶、棉花、甘蔗、烟叶等普遍种植。

手工业、商业也随之发展，在全国各大小城市和市镇中，遍布磨坊、油坊、机坊、纸坊、酱坊、糖坊、弹棉花坊，木、铁、铜、漆等作坊，制造各种生活、生产用品、用具、食品、器皿、衣饰、书籍、犁锄，还出现了很多特产工艺品，北京的景泰蓝、象牙雕刻、绢花，南京的刻印，苏州的刺绣、木器，杭州的折扇、剪刀，广东的漆器，福建的茶，安徽的墨、纸，江西的瓷器，四川的锦锻，云南的大理石，新疆的玉石，贵阳的皮制品等等名闻全国，享誉世界，不少国家闻名而求。

手工业还出现了手工工场，工场内有各种分工，“流水作业”，苏州纸坊就有八百余人，有刷、托、洒、推、梅、插、拖、表等八道工序。又出现了“行会”，进行有组织的管理、发展、流动，这更推动了商业发展，盐商、行商、票商都随之产生并迅速发展，票商主要业务是代官府解钱粮，收赋税，代官商办理汇兑、捐纳（相当于近代银行），工商业的繁荣，大力推动了社会经济；物质需求不断提高也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这一切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新局面。二、清初思想、文化新景观

清初统治者对待文化与对待经济的政策略有不同，他们采取一系列措施，残暴地摧残不利于清的文化，大力发展有利于清统治的文化。

清初文化从哲学思想来说，有明一代理学仍占支配地位，沿程朱学派而来，到王守仁“心即理也”的主观唯心主义“王学”风行，他的“致良知”说，改良了客观唯心主义，强调主观的作用，启发人大胆思想，他的弟子、信奉者王艮、颜钧、梁汝元、李贽等成为王学左派，发挥王学积极的一面，特别是王艮、李贽影响很大。

王艮（1483～1541年），泰州人（泰州城离兴化只二三百里，比扬州还近，与兴化同属扬州管辖），号心斋，王守仁弟子，小商家庭，中年以后发愤读书，属于顿悟型的思想家，强调个人的重要性，反对向命运妥协，提倡人应该有改变环境的“造命”思想。认为满足百姓日用就是圣人之道。经常到各地讲学论道，特别是向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宣传，影响很大。

李贽（1527～1602年）也是王学继承人，是位大思想家。福建晋江人，做过礼部司务、姚安知府，后辞官，到各地讲学，著有《藏书》、《焚书》，大力发扬王学的积极思想，对汉儒以来强调的孔、孟为统治者服务的教条，用以制造顺民的消极面表示公开怀疑，他在《藏书》中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引起统治者的震恐和仇恨，称之为“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妖人”（《明神宗万历实录》卷三六九），借口他误杀侍妾，将他逮捕入狱（他在狱中自杀）。他的思想不仅明统治者害怕，清统治者也害怕，屡次下令烧毁他的著作（但仍然留传下来）。

由明入清的进步思想家更多，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及方以智、唐甄、傅山、陈确、吕留良等，都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反对空谈，主张经世致用，既反对专制主义，也反对民族压迫。黄、顾都曾极力反对明朝的阉党，又组织过抗清义兵。黄的“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原君》）和“工商皆本”的看法，顾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都对后代影响极大。稍晚的唐甄（1630～1704年），四川达州人，在《潜书》中提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人者众手，天子实为之大手”。这是说皇帝是最大的刽子手，唐的反对专制君主的思想与黄宗羲不谋而合。唐甄希望上帝让他办这些刽子手的罪（“若上帝使我治杀人之狱，我则有以处之矣”）。这些进步思想，清立朝以来就大力排斥，而着力提倡程朱理学，笼络了魏象枢、汤斌、李光地等人，封以官爵，称为“理学名臣”，严禁王学。

此时民间却又崛起了一些学者，既反对王学，也反对程朱理学，如颜元、李塨、戴震等。颜、李是师生，颜（1635～1704年）号习斋，河北博野人。李（1659～1733年）号恕谷，蠡县人，都坚决反对程、朱、王学，主张实用，时人称为颜李学派。

戴震（1724～1777年），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有广博的科学知识，从科学角度贯彻、宣传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人类感官，本来就是为了适应外在世界而生成的，“耳目鼻口之官接于物，而心通其则。”这就是说物质世界是人们感觉的来源，在著作《孟子字义疏证》中提出理教杀人罪最大，以法杀人犹可救，以理杀人无可活。这就是《儒林外史》里的理教杀人，以及鲁迅《狂人日记》里中国历史都是“吃人”的观点的来源，是对程朱理学的重大打击。

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仍是“正统”的孔孟、汉儒直到程、朱（包括王学）的教条。

与哲学紧邻的史学状况也是如此。史学家一方面受到政治迫害，不少人不去碰历史；另一方面又涌现出大批新史学家，多被清廷笼络指派编修前朝史书。历史学家还写了许多“野史”，私家史学著作，比历朝都丰富。官修的史书有《明实录》、《明史》、《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以及“续三通”“清三通”。私人编著的史书有谈迁的《国榷》、毕沅的《续资治通鉴》、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王世贞的《弇州山人别集》和沈德符的《野获编》等。地方志则有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学术史有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等。

与前朝相比，清朝历史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史。另外，由于不少饱学之士，不甘作清朝顺民，但武力反抗又失败了，就转而将“复国”愿望移注（潜藏）于学术、历史研究，出现了研究当代历史之风，如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的浙东学派，专门研究明史，特别是明末的历史。万斯同（1643～1702年），号季野，鄞县人，著有《明史稿》，成了官修明史的底本，全祖望（1705～1755年）的《鲒埼亭集》和黄宗羲的《南雷集》虽是两部文集，但其中所写，大多是抗清史事，温睿临还编辑了一部专记南明史事的《南疆绎史》，这些以史实显示观点、研究当代历史的著作，对当时学者影响很大，《国榷》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都受到影响。

此时历史学的另一特点是历史考据风行，对以往史学著作文字舛错，名物、典章谬误多加考订、辨证。如钱大昕（1728～1804年）的《廿二史考异》、赵翼（1724～1814年）的《廿二史剳记》、王鸣盛（1722～1796年）的《十七史商榷》等都是名作。《剳记》著重论证各代重大历史事件，被称为“儒者有体有用之学”（《廿二史剳记》序），独创了一种新的史学考证体例。学者们还对旧史的表、志、注等做了不少辑佚工作，有人还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一些失传的古书《旧五代史》（邵晋涵）、《宋会要》（徐松）等。

史学著作的特殊品种——地方志，此时也极盛，各地修志成风，今传方志六千余种，多为清作，著名学者章学诚（1738～1810年），号实斋，浙江会稽人，修志专家，被各地聘请修撰过《湖北通志》、《常德府志》、《和州志》、《永青县志》等多种方志，章氏还是位极有见解的历史学家，主张六经皆史，修史贵开创，要有“史意”（即“史观”）。

清初文治大胜前朝还表现在图书编纂方面。康熙、雍正时朝廷组织了大批学者编辑了卷帙浩繁的《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该书共分为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六编，每编又分门别类，搜罗宏富，是明《永乐大典》后的第一部大类书。乾隆时清廷又选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编辑《四库全书》。该书分经、史、子、集四类，收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七万九千零七十部，分装成三万六千余册，是我国自古迄清最大的一部丛书，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献，有政府（内府）藏本，有私家（藏书家）献本，有从《永乐大典》辑出，编辑历时十年，编好后，共抄录七部，分藏于北京、热河、沈阳、扬州、镇江、杭州六地（现今保存下来的尚有四部）。作为钦定图书，供学者参阅。参加编辑的学者纪昀、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又将《全书》内每一部书的渊源、版本、内容都作了详细的考证，写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是我国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四库全书》和《永乐大典》（被八国联军烧抢，今存于国内外的仅有三百余册）一样，都是我国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四库全书》由于编辑者秉承皇帝旨意，不仅在收书时，对认为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没有收入，而且对收入的图书也有部分删改或抽毁，这就损害了该书的本来面目。

文学方面也成就卓著。小说《红楼梦》、《儒林外史》，戏剧《长生殿》、《桃花扇》，短篇小说《聊斋志异》都成了轰动全国乃至震动世界的名著。

小说，首先是清初蒲松龄（1640～1715年）的文言短篇小说《聊斋志异》（被后世称为文言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字留仙，山东淄川人，一生穷困，授徒为业，应试到七十三岁才“中举”，过了两年就去世了。蒲公“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同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穷毕生精力“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说明十三卷《聊斋志异》，四百多篇故事是他借狐鬼妖怪，隐射社会黑暗，发泄他愤世疾俗的感情。这部书并引发了一大批相类的书，如袁枚的《子不语》，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和邦额的《夜谈随录》等，虽都不能和《聊斋》比肩，但也都是各有特色的。

长篇小说更见精彩，乾隆时期《红楼梦》、《儒林外史》、《镜花缘》三大著作鼎立文坛。曹雪芹、吴敬梓、李汝珍都在著作中提出了新见。《红楼梦》彻底打破了传统写法，以一个贵族家庭的兴衰和男女青年恋爱的喜悲故事，反映了当时社会面貌，作者以“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诉述了“福善祸淫”“盛极必衰”的微言大义，达到了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高峰。《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1701～1754年）字敏轩，安徽全椒人，才高学博，“素不习治生，性复豪上，遇贫即施”（程晋芳《文木先生传》）。不热心科举，不应“博学鸿词”。《儒林外史》写了当时一群知识分子，讽刺科举弊端和儒士丑态，是讽刺文学的高峰。《镜花缘》作者李汝珍，河北大兴县人，长期生活在江苏（连云港、草堰），博学多才，特精音韵。《镜花缘》写一百名才女的故事，尊重妇女，提倡男女平等，还借海外奇谈，讽刺社会丑态。“君子国”、“两面国”的描绘，至今脍炙人口。

戏剧方面，洪昇（1645～1704年）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风靡全国。《长生殿》演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悲欢故事，写逸乐亡国灭身。《桃花扇》描述秦淮歌妓李香君的故事，揭露明末社会黑暗，南明小朝庭腐化堕落，自取灭亡。

文学方面，清初诗文也值得称道，清诗、清词，吸取唐宋之长而形成自己的特色。王渔洋、朱竹垞、纳兰性德等的作品都使唐宋诗词不得专美。桐城派的古文也不让唐宋八大家，归有光作品更充溢晚明灵秀之气。

与文化关系紧密的还有考据学蔚然成风，顾炎武、黄宗羲开山于前，阎若璩（1636～1704年）、胡渭（1635~1714年）踵武其后，阎字百诗，山西太原人，世居淮安，主张对古书大胆怀疑，考证要确而且实，所著《古文尚书疏正》，用科学考据，证实尚书是一部伪书。胡字朏明，浙江德清人，所著《禹贡锥指》、《易图明辨》，在辨明古书真伪和提倡疑古精神上都有一定贡献。清初考据队伍不断壮大，发展到乾嘉学派六十多位学者，又分为吴皖两派，吴派以惠栋（1697～1758年）为代表，惠苏州人，著有《九经古义》等，与弟子江声等在经学考证方面贡献很大。皖派以戴震为代表，著有《声韵考》等，与弟子段玉裁（1735～1815年）等在文字、音韵学方面成就很大。段氏《说文解字注》被称为“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王念孙《说文解字注》序）。戴的另一弟子王念孙《广雅疏证》以及赵一青《水经注释》、卢文弨《群书拾补》都是考据方面第一流著作。对整理保存古典文献，正确理解古典，极有功绩。

清初考据学本是为“经世致用”而求实，但后来逐渐转入“避世”，从要求社会改革转入到“为考据而考据”。吴派更有迷信汉儒解经者，终日只在书本内下功夫，使学术完全脱离实际生活，眼光窄隘，思路闭塞，排挤一切进步思想的发展。

清初文化繁荣还显示在科技、艺术的繁荣、发展，医学、天文历算、地图测绘、建筑、绘画等方面。乾隆官修《医宗金鉴》，考订《伤寒论》等医典，康熙聘请西方学者南怀仁制定《永年历》，又聘西方传教士白晋等经过三十年测量绘制成《皇舆全览图》，成了当时最完备的中国地图。建筑艺术比前明更为精美，圆明园广达三十里，有一百五十多所楼苑，集中国传统园林建筑技术的特优。北京的雍和宫、拉萨的布达拉宫、承德的八大庙，都是精美的建筑。

绘画方面，清初四王（王时敏、王鉴、王原祁、王翚）和吴历、恽寿平等，继承元明画风，形成清初“正统派”。而由明入清的石涛、八大山人和他们的一批崇奉追求者（包括以郑燮为中坚的“扬州八怪”等），多以泼墨写意，继承徐渭等画风，长于抒情，山水人物花卉，各辟新径，不专守古人成法，又不脱离优秀传统，开拓了三百年间绘画史、艺术史上的新局面，郑板桥就是其中杰出的多面手。

清初的文化如此繁荣，是由于前人积累了大量优秀遗产，当时经济发达，涌现了众多的杰出人才，相互促进，当然主要是由于当时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学术的繁荣。

但是，统治者的政策都是为有利自己的统治而制定的，当统治者发现有不利于他们统治的情况时，就要调整、修改旧政策或制定新政策，采取新举措。清初统治者从顺治开始注意到这一点。顺、康、雍、乾都颁布了许多有利统一、有利经济发展、有利民生的政策，因而取得了国家统一、经济发展、文化发达的大好局面。但他们也时时看到汉人的心、学者的心、草民的心是难以征服的，特别是有知识的人，“反骨”总是时隐时现。为了长治久安，防微杜渐，杀一儆百，治心，治思想，他们大办“文字罪”，大兴文字狱。康、雍、乾三朝前后见于记载的有七八十起，仅列入《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详见该书576～600页）的就有：

康熙二年（1663年）5月庄廷鑨“明史狱”；

康熙六年（1667年）3月沈天甫等诗狱；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11月顺天考官受贿案；

康熙五十年（1711年）10月严查江南科场狱、《南山集》狱（戴名世）；

雍正三年（1725年）12月汪景祺诗狱；

雍正四年（1726年）9月查嗣庭狱；

雍正七年（1729年）5月吕留良案、6月谢济世案、7月陆生柟案、9月颁《大义觉迷录》；

雍正八年（1730年）10月徐骏诗狱；

雍正十三年（1735年）12月杀曾静（按：系乾隆继位事）等；

乾隆二十年（1755年）3月胡中藻诗狱；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彭家屏、段昌绪狱。

这些罪案之离奇，惩办之重，牵连之广，骇人听闻。明史案，是浙江富户庄廷鑨刊刻了朱国桢编写的明史，增添了明天启、崇祯事，有指斥满洲文句，被告发。案结，庄已死，开棺戮尸。作序、刻印、校阅、售书、藏书者被杀七十二人，流放边远的数百人（《痛史·庄氏史案》）。查嗣庭则是礼部侍郎，出任江西考官，出题有“维民所止”四字，清政府认为是有意显示去掉“雍正”二字之头，逮查入狱究罪，查在狱中病死，下令戮尸。

雍正搞文字狱不仅以杀戮为能事，还亲自执笔著书来驳斥“罪犯”言论，如作《驳封建论》来驳斥陆生柟的《封建论》（该文是倡议恢复三代的“封建”，反对清专制统治的）；如著《大义觉迷录》极力批判吕留良的华夷有别论等，要以雍正的“大义”来“觉迷”天下士民。可以想见当时文字狱之酷烈，思想控制之严厉。稍一不慎，就会触网。这样知识分子自然地“向书本讨生活”，考据风大盛，也就很自然了。

郑板桥的密友王国栋就曾陷入东台举人徐述夔的“一柱楼诗案”，累及《板桥集》中“铲版”开天窗等。

在这样的环境中，儒士地位、处境就很尴尬，虽然自命清高，在民众中是“鹤立鸡群”，可是对当时的统治者来说，哪怕是最高级的知识分子也不过是养在床下的仙鹤，可以吃饱，但不能抬头，想飞更不可能！

这是一个需要巨人，产生巨人，但又是摧残巨人的时代！三、繁华的扬州和水乡“桃源”兴化

以上清初文治武烈的新局面，经济、思想、文化的新景观，是郑燮生活的大环境。郑燮生存、生活的小环境又是如何？

郑燮生养死葬的地方是兴化，长期寓居、谋生、扬名的地方是扬州。扬州、兴化，相对全国而言是郑燮生活的小环境。这两个小环境是直接培育出郑燮的香兰、秀竹的沃土。

扬州是中国文化名城，自古享有盛誉。由于它地理形势优越，水陆交通发达，历来是地方政府（多为省级以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虽历经兵火，但三落三起，久盛不衰。隋唐以前的盛况，有鲍照的《芜城赋》记载：“当昔全盛之时，车挂轊，人驾肩，廛闬扑地，歌吹拂天。孳货盐田，铲利铜山。才力雄富，士马精妍”，“格高五岳，袤广三坟”，“出入三代，五百余载”。“芜城”，就是今日的扬州，那时叫广陵。文中未谈及当时城市人口多少，但从这次该城“浩劫”中可知大概，这次为何变成“芜城”？因刘宋大明三年（459年），刘诞据广陵叛反，沈庆之讨平，城破，杀男子三千多人，俘妇女“为军赏”，可以想见该是万人大城。这个繁华名城夷为荒原后，不久又繁盛起来，到了隋唐五代，更成为文人学士向往的第一名城。宋朝洪迈《容斋随笔》有一段记载，很有代表性：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风十里”“珠帘”之句，张祜诗云：“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诗云：“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徐凝诗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其盛可知矣。自毕师铎、孙儒之乱，荡为丘墟。杨行密复葺之，稍成壮藩，又毁于显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尚不能及唐之什，今日真可酸鼻也！连大自然的月亮也钟情扬州，偏爱扬州，文人不仅希望一辈子生活在扬州，连老死以后也要葬在扬州（相传吴敬梓弥留时就吟咏“人生只合扬州死”而气绝），可见扬州之吸引力。然而扬州却也随封建王朝的更替而盛衰，隋唐时的美好繁华，又随昏懦的宋朝而被金兵的铁蹄又一次践踏成“芜城”了。南宋大词人姜夔在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冬至日到扬州时写下比洪迈更为“酸鼻”的《扬州慢》，其小序说：“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碧，暮色渐起，戍角悲吟”，“有《黍离》之悲也”。词更悲凉：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到了元、明，扬州又恢复了生机，人们最大的愿望是：“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又有不少诗人词家咏及。可是诗人词家谁都想象不到清兵对扬州的大破坏，即“扬州十日”。清初扫荡明朝残余势力，对镇守扬州的明朝唯一柱石——史可法，多次劝降不成，强攻破城以后，纵兵烧杀抢掠，扬州又成了一片废墟。江都王秀楚《扬州十日记》记清兵攻破扬州，于“四月二十五至五月五日止，共十日”屠扬州的罪恶：查焚尸簿载数共八十余万，其落井投河闭门焚缢者不与焉。

初四日，天晴，烈日蒸薰，尸气薰人，前后左右，处处焚烧，烟结如雾，腥闻数十里。

忆予被难时，兄弟嫂侄妇子亲共八人，今仅存三人，其内弟外姨又不复论。（《明季稗史初编·卷二十七》476页）王秀楚是亲身经历这次大劫难的，《扬州十日记》中记了清兵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等罪恶，不可胜数，令人发指。他一家八人只存三人，全城单焚尸就“八十余万”，可见这场惨绝人寰的浩劫之一斑。但经过从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屠城之后到郑板桥出生的1693年，数十年休整，扬州又奇迹般恢复了青春，呈现一派繁华景象：大运河千帆竞发，棹声不息；瓜洲渡口朝晖夕照；百色人物，川流不止，长江中官私船舶，鳞次栉比。扬州又像位千姿百态的美人在含笑迎人。这时的扬州既有昔日繁华“车挂轊，人驾肩。廛闬扑地，歌吹拂天”，“才力雄富，士马精妍”，又增加了消费者的新的要求。因为扬州此时成为朝廷监视南方的前哨，又是漕运中心，出现了许多富可敌国的商人，尤其是盐商。

亿万盐民的血泪，变成他们亿万用不完的财富，盐商们就大大讲究起衣食住行了，这就带动了其他的行业，能工巧匠，也趋之若鹜。建筑、饮食、成衣、车马，无不精益求精，争奇斗艳。舞榭歌台，更盛于当年“春风十里扬州路”，并且变成一种民风时尚，“千家养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郑板桥诗），昔日的人间天堂苏州、杭州也不能比，连皇帝也十分向往，多次南巡（仅乾隆就六巡南方、往返十二次驻扬州），均以扬州为最佳的驻驾之所。

官僚、盐商在尽情地追求物质享受时，也不时追求精神享受，不惜以重金购买文人字画，尤其是名人字画，室中一挂，仿佛富翁又变成风雅人士，头上又多了艺术文化的光圈。“扬州米贵，居却不难”，大批文人画士也蜂拥而来。更有幸的是，掌管扬州经济的大官中有时有文化素质比较高的，“怜才颇重文”，善于利用自己的位置、影响，为文人们以文会友、以艺会友创造条件，出钱做东，兴修各种文化设施，举办各种文艺家的雅集聚会。这样，扬州不仅成为中国沿海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也成为文化艺术中心。古老的扬州城洋溢着、造就着文商携手、相互促进、求新竞异的文化气候、艺术氛围。扬州敞开着她美丽的胸怀欢迎文艺家，以优厚的条件培育卓越的、敢于创新的艺术家！

生郑板桥、育郑板桥的兴化情况如何？

兴化是一座古老、美丽、安定、文化积累深厚的小县城。

兴化古称昭阳、楚阳、阳山，历来属扬州府管辖，离扬州城东北一百多里。战国时还是黄海边一片海滩，后为楚怀王时上柱国昭阳食邑，随大运河开后，建昭阳镇，属扬州府海陵县。五代十国杨吴政权将昭阳镇改建为兴化县，“兴化”意为“振兴教化”。因为地处偏僻，四面环水，有的水面是湖，宽达数十里，既非兵家必争，又非用武之地，战乱极少，相传只有宋朝梁山泊好汉在此聚集，岳飞义军（张荣部）亦转战到此打败过金兵。元末张士诚在兴化、草堰、戴窑、安丰起义，后来打向苏州。这些不仅规模小，而且未对兴化城造成大破坏，所以兴化可算是世外桃源，和平之城。

兴化又是一个美丽的鱼米之乡。郑板桥有诗词描绘：鹤儿湾畔藕花香，龙舌津边稉稻黄。小艇雾中看日出，青钱柳下买鱼尝。

吾家家在烟波里，绕秋城藕花芦叶，渺然无际。郑家住在城东南角古板桥，住宅背靠城垣，门临城河，小桥流水，有一片竹园，绿竹淇淇，境安景美，四季宜人。

兴化县城虽小，但出了不少政治家和文化名人。如宋代兴化第一个进士时梦琪，明初礼部尚书陆蓉，“五朝元老”宰相高谷，状元宰相李春芳，中原才子宗臣，东海贤人韩贞，左都御史李楠等。兴化城中心明初建有一“四牌坊”，纪念有宋以来的兴化四位名人，后来名人即在上挂匾，到郑板桥时已悬挂三十多块。宰辅、尚书、侍郎、御史等有数十个；还有大文学家宋臣、星象学家陆西星、法学家解学龙等。可谓人文荟萃，代有英才。

从新编《兴化市志》中《兴化人部分著作目录》和《兴化历代进士名录》看，郑燮前的著作家有59人，著作有161部（多集、多卷只计其一），标明诗文集的有54部。进士，郑前有74人（郑后有13人，另有武进士5人），与郑燮年龄相近的文人学士也不乏其人。可见兴化文化之深厚，郑板桥生存生活的土壤是相当“肥沃”的。

但兴化当时河湖交织，交通不便，农耕落后，贫瘠闭塞，封建迷信相当浓厚。

从大小环境看来，社会迎接郑板桥的有利方面是：一是统治者励精图治，需要大量的各种人才。二是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三是文化积累深厚、思想活跃、艺术创新蔚然成风。不利方面则是：统治者因阶级局限，思想专制，政策苛刻。各种矛盾（民族、贫富、廉贪、工农）隐伏。因循守旧、顺时安命等传统保守思想势力很大，现状和习惯使知识分子既感到动辄得咎，又常对别人的创造革新不以为然，有意无意否定、伤害革新、创造者！

所以，这是一个危机重重暗伏的“盛世”！像《红楼梦》所讲的：是一个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时，又有忽喇喇大厦将倾的危机。产生和造就郑板桥的“土壤”就是这样既肥沃又充满萧杀、污染的空间！

因此可以说郑燮生存、生活的大小环境，既极有利于他的成长，也隐伏着摧残他的危机。这就要看郑燮这颗种子究竟是不是一颗良种，能不能茁壮成长了？第二章游学与教书

扬州、兴化的土壤是肥沃的，大运河、乌巾荡的水也是甘甜的，可是却给郑燮降下了漫天苦水。郑燮刚出生就伴着凄风苦雨。饥荒连年，亲人迭故，家道中落，几乎使郑燮这棵幼苗面临夭折的危险。他虽然熬过来了，但却是“郑生三十无一营，学书学剑皆不成”。也许正如孟子所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一、清贫家世，凄苦童年

郑燮在《板桥自叙》中自述家世说：“兴化有三郑氏，其一为‘铁郑’，其一为‘糖郑’，其一为‘板桥郑’。”自认为是“板桥郑”后裔。又自述有两位远祖，一位是“书带草堂”主，一位是“风流家世元和老”。“书带草堂”主说的是东汉时期大名鼎鼎的《诗经》专家，名儒郑玄（康成）。书带草，即麦冬。草本植物，叶呈线形，草质柔韧，可用来捆物。《三齐纪略》记载：郑康成教学处有草如薤，俗谓之“郑康成书带”即此。相传郑玄在不期山授徒时用它来扎书，后来人们就将这草称为“康成书带草”。板桥诗中有“剪取吾家书带草”，又曾自刻过印章“书带草”。兴化“板桥郑”氏祠堂也名曰：“书带草堂”。“风流家世元和老”则是沿用的唐白行简《李娃传》和明薛近兖《绣襦记》故事，说的是荥阳人郑元和才高命蹇，流落长安，唱莲花落乞食于市，妓女李亚仙拯救他于困顿之中，后来元和做了大官，亚仙亦封国夫人。其实郑元和只是小说家言，虽是离奇韵事，但也完全可能确有其人。因而郑板桥在其作品中曾几次提到。

兴化郑氏来历还有一种说法：因元末张士诚起义于白驹，首攻兴化戴窑。后来在苏州称王，坚持与朱元璋为敌，朱元璋花了许多财力，死了许多将士，才将久围的苏州攻下来。破城时，城内百姓不愿投降。因此，朱对兴化、苏州人民怀恨在心，蓄意移民。洪武年间，将兴化居民迁到天津良乡，只留顾、陆、时、陈四姓；又将苏州许多居民迁到兴化，希望造反种子“迁地为良”，至今兴化许多居民家谱乃至祖先牌位都写上“苏迁××世”。这些“苏迁”人中有郑重一，就是郑板桥的“苏迁始祖”（按谱系，郑板桥是郑重一的第十四代孙）。

郑重一的子孙在兴化繁衍起来，并在东门外发财巷北、龙珠庵西、万寿宫侧建起了“昭阳书带草堂郑氏宗祠”。祠堂砖木结构，非同一般。可见当时郑姓已较发达，用“书带草堂”为祠名，以郑玄为远祖源远流长。

郑重一子孙繁衍分为几支，有的仍住北城内，有的住到东城外，有的住到乡下。城内的多为平民及下层知识分子，乡下的多在得胜湖以东的竹泓港以农耕捕鱼为生。东城外一支介于城乡之间，仍属城市平民，经济拮据。郑板桥记这些家族云：“可怜我东门人，取鱼捞虾，撑船结网；破屋中吃秕糠，啜麦粥……”（《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据《昭阳书带草堂郑氏族谱》，郑板桥的曾、祖、父三代世系为：郑重一的第十一世长门孙，名郑新万，字长卿，明末秀才。新万长子湜，字清之，曾在县学做过小官。郑湜有二子，长子名之本，字立庵，号梦阳，康熙十二年生，次子名之标，字省庵，康熙十四年生。

郑湜时，郑家约有祖产田八十亩（当时兴化全县耕地19715顷，丁口32998，郑家田产在人均数以下），又典种了别家一些田，收入勉强维持家庭生活和孩子读书。

郑立庵娶兴化汪翊文之女为妻，汪翊文为兴化名士，精文饱学，隐居不仕。独生一女，见立庵诚实，好学，便不嫌立庵家贫，嫁女与之（立庵、汪氏即板桥生身父母），并且时常指导立庵学业。汪氏嫁到郑家后，连年水荒，生活更艰难，汪氏怀孕，立庵祖母陈太夫人健在，盼望见到重孙。“四世同堂”是为大喜，可是汪氏产前这位陈太夫人去世了，连累汪氏不能在家生产。因为当时兴化有个迷信风俗，家遭热丧，产妇在家生产，血光就会冲击亡灵。可是，接纳别家妇女生产的人家，也要晦气好几辈子。立庵母亲（板桥祖母）只好听从侍婢费氏建议让汪氏到乡下——夏甸（一作“下甸”）郑氏本家处“借生”，费氏跟去服侍。

这样，在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子时，公元1693年11月23日零时，一代艺术大师郑板桥来到了这个世界。所以郑板桥后来当县官，捎钱回乡，要弟弟郑墨分赠各本家，特为关照“下甸一家，派虽远，亦是一脉，皆当有所分惠”。（《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十月二十五日这一天，是这一年的“小雪节”，兴化民间说法又叫“雪婆婆生日”。郑板桥生于夏甸，虽是相传，但与雪婆婆同日生，郑板桥也认可，并引以为豪，因而他刻有一方“雪婆婆同日生”的印章，为官时，还常钤在书画上，不以为俗。

板桥对这位费氏更是崇敬不已，若干年后还饱含感情写下：燮四岁失母，育于费氏。时值岁饥，费自食于外，服劳于内。每晨起，负燮入市中，以一钱市一饼置燮手，然后治他事。间有鱼飧瓜果，必先食燮，然后夫妻子母可得食也……这是《乳母诗》叙言，是郑板桥诗作中最长的叙言，历述乳母费氏忠心抚育自己，胜过亲儿，以及患难不弃，舍己育人的高贵品质。叙后五律更感情深沉，一种难以言表的爱心与真情令人泪下：平生所负恩，不独一乳母。长恨富贵迟，遂令惭恧久。黄泉路迂阔，白发人老丑。食禄千万钟，不如饼在手。郑板桥所牢记的出生及童年轶事不仅有“雪婆婆同日生”一方印章，他还刻有“麻丫头针线”这一方看似俗怪的印章，这是因为当时郑家认为将男娃当作女娃叫，脸上还要带上“麻点子”，就可以长命百岁，就给小板桥取个乳名“麻丫头”（后来要上学才又因为五行缺火起名“燮”，字克柔。“板桥”是他长大自取的别号）。郑板桥也终身不忘亲人的苦心（虽然这是一种迷信），特为刻章纪念。“针线”者，女子之“活儿”也。

于此可知郑板桥从出生就深受劳动人民的爱的温暖，吮吸着劳动人民的乳汁，流淌着劳动人民的血液与情感。但同时又和封建迷信紧紧纠缠在一起。两方印章显示了他领受的刻骨铭心的劳动人民的爱和奉献，并决心要以自己的行为来报答春晖之恩。同时也显示了他始终摆脱不了的宿命论等封建迷信的阴影。

郑板桥的幼年与童年都生活在艰苦与辛酸中，灾荒连年，亲人相继去世。他在三十岁时回忆这一段生活，充满悲怆，特地模仿杜甫《同谷七歌》写下板桥《七歌》，记下当年“逼侧”的生活：“爨下荒凉告绝薪，门前制啄来催债”。更悲惨的是：人生三大不幸之一——幼年丧母也降临到他头上，“我生三岁我母无，叮咛难割襁中孤”。这位三岁的孤儿，还不懂躺在灵床上的妈妈已去世了，还“登床索乳抱母卧，不知母殁还相呼！”何等凄惶伤心！

郑燮的童年就是这样的艰难竭蹶，伤心凄苦。然而，悠悠苍天，又安排了几位吉祥之星照耀着他的成长，“增益其所不能”，以便他将来能当“大任”！

这些吉祥之星，除乳母费氏而外，在《七歌》里歌咏的有：

一是后母：这位后母贤惠善良，勤俭持家，视板桥如己出，曲意真心地呵护，给了小板桥母爱的温暖，使小板桥“不复忧饥寒”！

二是叔叔省庵：因为家贫，父亲“依人墙壁度春秋”，常年在外教馆，省庵叔又成家较迟，所以板桥从小就与叔叔同吃、同睡、同玩耍，如同兄弟一般。这位小板桥不仅也像杜甫孩子一样，“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还常尿床。寒冬腊月、单衣破被，本已难耐，何况尿床？那种湿被冰冷的夜寒苦况是难以忍受的，可是叔叔从不责怪他，反而帮他将湿处焐干，为他“护短论长潜覆匿”，这种相依为命的关爱，胜过亲父子。

三是师友：这首歌并注有所歌之姓名：“种园先生陆震，竹楼王国栋，桐峰顾于观”。这三人在当时兴化都可说是佼佼者。陆种园几代都上过兴化四牌坊匾，是世代书香。祖先陆蓉，洪武、永乐名臣，任过礼部主事，诗书画为明成祖誉为“三绝”，种园叔祖陆西星，名道士，相传作《封神演义》。种园父亲陆廷伦，博学多才，崇尚民族气节，明亡后，坚不仕清，日居小楼三十年不下楼，以示“不踏大清国土”。《兴化县志·文苑》：“陆震字仲子，一字种园”。“少负才气，傲睨狂放，不为龊龊小谨。震淡于名利，厌制艺，攻古文辞及行草书”。“诗工截句，诗余妙绝等伦，郑燮从之学词焉”。

郑板桥对这位道德文章惊世警俗的良师是充满感情和敬意的。不仅在《七歌》中大书“吾师”，引以为豪，还在《词钞》中提及“燮幼从之学词”（《自序》），并在他的《词钞》中将陆词“刊刻二首，以见一斑”，一是《满江红·赠王正子》，是记的一位同好来访，感慨的是“吾辈无端寒至此，富儿何物肥如许！”叹世道不公，跃然纸上。另一首《贺新郎》更耐人寻味，题为《吊史阁部（史可法）墓》：孤冢狐穿罅，对西风招魂剪纸，浇羹列鲊。野老为言当日事，战火连天相射，夜未半层城欲下。十万横磨刀似雪，尽孤臣一死他何怕，气堪作，长虹挂。难禁恨泪如铅泻，人道是衣冠葬所，音容难画。欹仄路旁松与柏，日日行人系马，且一任樵苏尽打。只有残碑留汉字，细摩挲不识谁题者，一半是，荒苔藉。清初统治者最害怕的软硬不吃，死不投降，最后壮烈殉国的史可法，“十万横磨刀似雪”动摇不了他的坚强决心和浩然正气。词中陆氏的崇敬之情，溢于笔端。更可见作者的愤激心情，从郑燮示人的这“一斑”就可以知道郑板桥对这位“吾师”“种园先生”情有独钟之所在了。

竹楼、桐峰二人都是郑板桥师从陆种园时的同窗。《兴化县志·文苑》记：“王国栋，字殿高，一字竹楼，乾隆六年副榜，工诗，尤善书。客居扬、通、润等州。每日求书者甚多。尝与黄慎、李鱓等往还酬唱。著《秋吟阁诗钞》。”桐峰，即顾万峰，名于观，一字桐峰、锡耕。《兴化县志·文苑》及《扬州画舫录》均载有其事迹。工诗书，性嗜古，不屑攻举子业，有《澥陆诗钞》四卷。可见二人与板桥气味相投，板桥《词钞》有《贺新郎·送顾万峰之山东常使君幕》二阕，历述交往，同是沦落壮志难酬，勉励他到常使君幕下“须勖以仁风遍野”。旧情新望，感人肺腑。

而《板桥集》中对王国栋则再无记载，似乎不太正常。又据板桥去世不久出版的板桥诗钞“竹楼”后注的“王国栋”三字也被铲掉了。这可能都是与王国栋卷入了东台举人徐述夔的“一柱楼诗案”有关。这个“诗案”在柴萼《梵天庐丛录》卷十二有载：“徐述夔者，世居东台之栟茶场。幼负才名，隐以魁天下自命，后不售，满腹牢骚，有触即发，排满之言，于焉出矣，自号其堂曰维止，隐取雍正二字而去其首。师查嗣庭之故智也。建楼名一柱，绘紫牡丹悬其上，征人题咏，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夏日曝书，风吹翻之，叹曰：‘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后为仇家举报，遂兴大狱。又《东华录》载乾隆四十三年（1704年）十月上谕：“徐述夔所作逆词，若非刘墉据实陈奏，几至漏网，其诗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显系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言到清都，而言‘去清都’显有去本朝而兴明朝之意。实为罪大恶极，是以提犯来京，令廷臣集议”，定徐述夔“以大逆不道之罪”（参阅陈登原《国史旧闻》449～452页）。上谕如此，案情之重大可以想见。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王国栋受株连重惩，《秋吟阁诗》、《甲戌春吟》（王参与校订，题注王国栋等订）等著作被列为“全禁书目”，《甲戌春吟》是乾隆十九年（1754年）编的朋友唱酬集，这时郑板桥正是罢官回兴的第二年，可能也参与了校订。为了避免文字狱的残酷迫害，郑板桥集中铲去了王国栋字样及有关内容完全在情理之中。

于兹亦可见郑板桥的儿时友人竹楼、桐峰皆品学兼优、德才具备，郑与他们“同气相求”可以肯定。郑誉之为“竹楼桐峰文字奇”，可见他们之间的感情。

给郑板桥童年影响很大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父亲，一个是他外祖父。父亲立庵开始是在家中办私塾、教蒙馆，板桥也随班就读，接受启蒙。《板桥自叙》中写道：“父立庵先生，以文章品行为士先，教授生徒数百辈，皆成就。板桥幼随其父学，无他师也。”立庵外出教馆，就让板桥师从陆种园，可见立庵之眼光与陆之相契。

板桥外祖父汪翊文是当地名士，奇才博学，隐居不仕，在独生女儿去世后，更将全部心血倾注在女儿留下的骨血——外孙板桥身上，悉心指导小板桥读诗词歌赋，增益他的文学气质，所以《板桥自叙》中说：“板桥文学性分，得外家居多。”

当然，在郑板桥童年，对郑板桥的关爱，以沫相濡、无微不至，谁也比不上“费妈妈”，“费妈妈”是佣妇，但小板桥亲昵地称之为“费妈妈”，则是母亲之尊、之亲了。费妈妈对小板桥不仅仅是饥寒变温饱的守护神，还是他艺术的启蒙师，她常背着搀着小板桥到离家不远的“竹巷”玩耍（“竹巷”是兴化古巷，家家户户栽竹，并经营竹器，是兴化最大竹器市场），让小板桥幼小心灵领受竹子大千世界的清正之气和灵活奇幻的千姿百态，这对后来板桥“三绝”对竹独钟，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小板桥在家中更与竹为伴，郑家虽小，但堂前院中都种了竹，小板桥一年四季都置身于“凤尾森森、龙吟细细”之中，特别是冬日，费妈妈用旧围屏竹竿做成窗棂，糊上白纸，既光明，又防风、聚暖。极利于诱发、培育小板桥的艺术细胞。小板桥在窗下读书时，看阳光将竹影映照在窗纸上，正是一幅墨竹，日光推移，风吹影动，这幅窗竹又常变化出多种姿态，小板桥越看越有趣，时不时用笔在窗纸上将竹影勾勒下来，这样就真的成了墨竹画，一幅勾好了，比照比照，换上张窗纸再画。板桥名震后世的墨竹创作，就这样起步了。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写下了赫赫有名的一段题画：余家有茅屋二间，南面种竹，夏日新篁初放，绿荫照人，置一小榻其中，甚凉适也。秋冬之际，取围屏骨子，断去两头，横安以为窗棂，用匀薄洁白之纸糊之。风和日暖，冻蝇触窗纸上，冬冬作小鼓声。于时一片竹影零乱，岂非天然图画乎！凡吾画竹，无所师承，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郑板桥雨后春笋图屏风》，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郑板桥的童年生活是清苦的，但得到的爱心关怀是深厚的，受到的文学、艺术的熏陶更是得天独厚的！

郑板桥熬过了童年进入了青少年时期，这一阶段从时间来讲，从七岁到三十岁；从地点来讲，除兴化城乡外，到过仪征、扬州等地；从经历来讲，主要是读书（习字、学画）、教馆（边教学生边自学）；从家中发生事件来讲，有乳母来归、继母去世、自己结婚、中秀才、墨弟出生、父亲去世等；从思想来讲，“发愤自雄”、“怒不同人”由萌发而坚定；从作品来讲，是诗作多，偶有书法，画作无存。总体说来主要是读书、应试、教馆。现择要分述：

郑板桥《七歌》中说“我生三岁我母无”，而《乳母》诗叙中又说“四岁失母，育于费氏”，其中年龄相差一岁，其实前者为实足年龄，后者为虚岁。乳母费氏在小板桥丧母之后，即承担起一家主妇的责任，抚育板桥。板桥七岁时，兴化灾荒，日子实在过不下去，费氏只好离开郑家。三年后，灾荒过去，乳母又翩然来归“抚燮倍挚”，而且这一来就再也没走了。费妈妈的重新到来，无疑是小板桥心头的一股甘泉，一束阳光，使郑家又恢复了生机。特别是当板桥十二岁时，乳母儿子当了官，要接她回去享福，而她却仍留在郑家，一直到板桥中了进士，喜报传到家中，七十六岁的费妈妈高兴地说：“吾抚幼主成名，儿子作八品官，复何恨？”“无疾终”了（很可能是属于中风）。费妈妈这种先人后己、艰难不弃、勤劳淳朴的中国劳动人民的美德是无声的雨露，滋润着郑家，滋润着板桥幼小的心灵，培育了板桥的爱心和优秀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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