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特小说集3 先王冢(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奥地利）约瑟夫·罗特

出版社：漓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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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特小说集3 先王冢试读：

一

我们姓特罗塔。家族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齐波尔耶。我说的是“家族”,因为我们并非来自一个家庭。齐波尔耶已经不存在了,早就没有了。几个邻近的村庄合并成现在的一个大村落。如您所知,这是时代的意志——人们不能独自待着,大伙儿必须组成无意义的群体;村庄也不能独自存在,因此诞生了无意义的组织;农民涌进城里,村落也想变成城市。

当我还是一个男孩时,我并不了解齐波尔耶。在某年8月17日,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生日的前夕,父亲曾经带着我去过一次。8月18日那一天,这个君主国所有的村庄,包括最小的,都在庆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生日。

在今日的奥地利及其前王室领地,我们家族的姓氏只能唤起少数人的记忆。但是在前奥匈帝国军队的那些已经遗失了的记录册中,曾经记载着我们的姓氏。我承认,正因为这些记录册不知所终,我才感到骄傲。我不属于这个时代,我几乎把自己直接称为“时代的敌人”。正如我过去经常宣称的那样,我一点也不理解这个时代。这其实只是一个无恶意的托词。我由于懒惰,只想简单些,同时又不想变得粗鲁或充满敌意,因此才说自己不理解,其实我更想说的是:我厌恶或鄙视这个时代。我听觉敏锐,但装作耳背。我认为,伪装残疾比承认听到了粗俗的声响更为高贵。

我祖父的兄弟是个朴实的步兵少尉,他在索尔弗里诺战役中救了皇帝弗兰茨·约瑟夫的命。皇帝加封少尉为贵族。很长一段时间里,帝国军队以及奥匈帝国的读本称颂他为索尔弗里诺的英雄,直至他实现愿望——遗忘之影降临。后来,他辞别人世,长眠在席津一地。他的墓碑上镌刻着沉默而骄傲的墓志铭:“索尔弗里诺的英雄安息于此。”

皇帝的恩宠惠及这位英雄的儿子和孙子。儿子做到地方行政长官。孙子成为步兵少尉,1914年秋在克拉斯内-布斯克战役中阵亡。我从没见过他,也从未见过这个获得贵族称号的家族分支里的任何人。有贵族称号的特罗塔们虔敬地成为弗兰茨·约瑟夫忠诚的仆人。我父亲则是个叛逆的特罗塔。

我的父亲是反叛者和爱国者,这是一种仅存在于前奥匈帝国的类型。他想通过改造帝国来拯救哈布斯堡王朝。他对奥地利君主政体含义的理解过于深刻,反而因此产生了怀疑,不得不离它而去。他年轻时去了美国,那时他还是个化学家。彼时,纽约和芝加哥那儿急剧增长的油漆厂需要像他这样的人。在贫困的日子里,他大概只怀念故乡的烧酒。但是,当他终于发达之后,他开始思念奥地利。他回来了,定居在维也纳。他有钱,奥地利警察喜欢有钱人。他因而未受阻扰地在维也纳定居下来,甚至着手组建一个斯洛文尼亚新政党,他还在阿格拉姆买下了两家报社。

父亲在皇位继承人弗兰茨·斐迪南大公的周围结交了一批很有影响力的朋友。他梦想建立一个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斯拉夫王国,一个由奥地利人、匈牙利人和斯拉夫人构成的君主国。作为他的儿子,我似乎可以认为:如果父亲能活得更长久一些,或许他能改变历史进程。但是他死了,大约死在弗兰茨·斐迪南被刺杀的一年半之前。我是他的独生子。他在遗嘱中叮嘱我千万要继承他的思想。他还特意在我受洗时给我取名为弗兰茨·斐迪南。但我那时年轻并且愚蠢,其实应该说是一种轻浮。我绝对是轻浮的。就像人们评价的那样:我那时无忧无虑。不!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应该是:我无忧无虑地度过夜晚,我无忧无虑地在白日睡去!

二

1913年4月的一个早晨,我还在熟睡中——两个小时前我才回家。用人前来报告,一位自称是我堂兄的特罗塔先生到访。

我穿着睡袍,踩着拖鞋,走进前厅。窗户敞开着。花园里早起的乌鸫卖力地鸣啭。房间里弥漫着愉悦的晨曦。女佣系着蓝色围裙,迄今为止我从未在这么早的时间见到过她,因此她让我感到陌生。我原先只知道她年轻,穿着金黄色、黑色和白色相间的衣服,像一面旗帜。我第一次看见她罩着一件深蓝色衣服,像装配工人和煤气抄表员穿的那种,手上拿着紫红色的除尘掸子。仅仅她的注视似乎就足以令我对生活展开全新而陌生的想象了。若干年来,我第一次在我的房子里看见清晨,我发现,清晨很美!我喜欢这个女佣。我喜欢敞开的窗户。我喜欢太阳。我喜欢乌鸫的歌唱:歌声是金色的,如同清晨的太阳。身着蓝衣的姑娘也像太阳一般金光灿灿。在一片闪闪金光中,起初我根本没有发现等待着我的客人。几秒钟后,或许是几分钟后,我才注意到他。他坐在前厅唯一的一把椅子上,瘦削、黝黑、缄默,我进屋时,他没有动。尽管他的头发和髭须黑漆漆,他的皮肤黑黝黝,但在前厅早晨的一片金光之中,他却宛如太阳,当然,是一轮来自遥远南国的太阳。第一眼看到他,我就想起了已逝的父亲。父亲也像他这般皮肤黝黑、瘦骨嶙峋、须发染墨,他是真正的太阳之子,不同于我们这些金发的人,我们只是太阳的继子。我要对他说斯洛文尼亚语,父亲曾经教过我这门语言。我用斯洛文尼亚语向我的堂兄特罗塔问好。显而易见,他看上去对此毫不吃惊。他并未起身,而是继续坐着,微笑着向我伸出手,坚固又硕大的牙齿在黑色髭须后闪闪发亮。他立刻就用“你”来称呼我,这令我感到他是我的哥哥,而不是堂兄。公证人把我的地址给了他。“你的父亲,”他开始说话,“在遗嘱中赠送给我2000古尔登,我到这儿来拿这笔钱。我登门拜访是为了向你表示感谢。我打算明天就回去。我还有一个妹妹,我想让她现在就出嫁。有500古尔登作为嫁妆,她可以嫁给齐波尔耶最富裕的农民了。”“那剩下的钱呢?”我问。“剩下的钱,我留着。”他快活地说。他微笑着,我觉得,射进我们前厅的阳光似乎更炽烈了。“你拿这笔钱做什么呢?”我问。“我要扩大生意。”他回答。似乎觉得现在才是向我介绍姓名的合适时机,他带着一种无畏的自信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以一种亲切的方式庄重地介绍自己的名字,“我叫约瑟夫·布兰科。”

我这时才突然想起,站在客人面前的我还穿着睡袍、踩着拖鞋呢。我请他等一下,然后走进房间换衣服。

三

我们可能是早上7点左右走进玛格勒咖啡馆的。第一批面包房学徒进来了,他们浑身雪白,散发着脆脆的皇帝小面包、罂粟籽糕点和咸味长棍面包的味道。新煮的咖啡气味浓郁,散发着原味的香气,仿佛一天中的第二个清晨。堂兄约瑟夫·布兰科坐在我身旁,拥有南方人的黝黑肤色、开朗性格、清醒头脑以及健康体魄,我为自己那苍白的肤色与熬夜造成的疲惫感到羞愧。我也有些不知所措。我该对他说些什么呢?他还增加了我的难堪,他说:“我早上不喝咖啡,我想来份汤。”理所当然!齐波尔耶的农民在早上是喝土豆汤的。

我点了一份土豆汤。等待土豆汤的时间相当长,在此期间,我惭愧地把小面包浸泡到咖啡里。终于,汤端上来了,盛在汤盘里,冒着热气。我的堂兄约瑟夫·布兰科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那把汤匙,他用体毛浓密的黝黑双手直接把热气滚滚的汤盆送到嘴边。咕嘟咕嘟喝汤时,他似乎也遗忘了我的存在。他用强健而瘦长的手指高高举起汤盘,这个姿势,以及他对热汤的完全沉醉,还原了食欲本来的高贵;直接从汤盘里喝汤这个动作让他看起来更崇高了——所以他不用汤匙。是的,当我看到他这样啧啧有声地喝汤时,我几乎难以理解:人类为何要发明汤匙这种可笑的物品?我的堂兄放下了汤盆,我看见盘子光溜溜、空荡荡、亮闪闪,就像刚刚清洗过似的。

他说:“今天下午我来拿钱。”“你想扩大哪方面的生意?”我问他。

他说:“啊,是小生意,在冬天可以维持生计的那种。”

我立刻明白了,我的堂兄约瑟夫·布兰科从春天到秋天是个伺候田地的农民,在冬天则是个售卖烤栗子的商贩。他有一件羊皮大衣、一头骡子、一辆小车、一口铜锅和五口袋板栗。每年11月初,他开始赶着骡车在帝国的领地上穿梭。如果他特别想在一个地方停留,他也可以在那儿度过整个冬季,直至鹳群返回。到了那时,他把空口袋系在骡子身上返回家乡,重新变回农民。

我问他,可以用什么方式扩大这么小的一桩生意?他向我陈述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比如除了卖烤栗子之外,还可以卖烤苹果和烤土豆。此外,当骡子年老力衰时,还可以买头新的。为此他本来就已经积攒了两百克朗。

他穿着一件锦缎外套,一件镶着彩色玻璃纽扣的花纹丝绒背心,脖子上挂着一条沉甸甸的金黄色怀表链,编织得很漂亮。在我小时候,父亲就教育我要热爱帝国里的斯拉夫人,因此我把每一件民间饰品都当作斯拉夫人的象征,这样的我立刻爱上了这条怀表链,我想得到它。我问我的堂兄,这条怀表链卖多少钱。“我不知道,”他说,“这是我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他也是从他父亲那儿继承来的,买不到同样的。但是,因为你是我的堂弟,我愿意把它卖给你。”“多少钱呢?”我问。我默默回忆起父亲的教导:斯洛文尼亚的农民品格高尚,根本不关心金钱和财产这些身外之物。我的堂兄约瑟夫·布兰科思考良久,然后说道:“23克朗。”为什么恰好是这个数目呢,我没敢问他。我递给他25克朗。他仔细点数,没有一点儿找回我两克朗的意图。他拿出一条红底蓝格的大手帕,把25克朗包在里面。他给这块手帕打了两个结,然后摘下怀表链,从背心口袋里掏出怀表。他把怀表和表链放到桌上,这是一块式样陈旧的银质怀表,沉甸甸的,还配有一把用来上发条的小钥匙。我的堂兄十分迟疑,犹豫着要不要把怀表从表链上摘下来,他温柔地、近乎真挚地盯着它看了好长时间,终于开口说道:“因为你是我的堂弟,如果你再给我3个克朗,我就把这块怀表也卖给你。”我递给他一枚5克朗的硬币。这次他也没有找给我零钱。他再次掏出手帕,慢慢解开那两个结,在里面放进这枚硬币,再一次把手帕塞进裤袋里,然后以真心实意的目光看着我。“我也喜欢你的背心,”我在几秒钟后说道,“我想从你这儿也买下它。”“因为你是我的堂弟,”他回答,“我把这件背心也卖给你。”他片刻也没有犹豫,褪去外套,脱下这件背心递给我。“这料子挺好,”约瑟夫·布兰科说,“纽扣也漂亮。因为你是我的堂弟,你只要付两克朗五十赫勒。”我数给他3克朗,我清楚地在他的眼中看到了失望——我这次给他的不再是5克朗。他的情绪似乎变坏了,他不再微笑了,但他终究还是像对待前面那些硬币一样,小心翼翼、万分仔细地把这些钱包裹起来。我觉得,我现在拥有了一个真正的斯洛文尼亚人最重要的物品:一条旧怀表链,一件彩色背心,一块配有小钥匙的沉甸甸的怀表——尽管它已经不走了。我片刻也等不得,立刻穿戴上这些东西,结完账,然后叫来一辆马车,陪堂兄去他住宿的宾馆。他住在“绿色号角”宾馆。我请他同意傍晚时分来接他,我计划把他介绍给我的朋友们。

四

为了安慰母亲,同时也是找个借口,我曾经在大学里注册了法律专业。但是我不曾去上过学。大好生活展现在我眼前,如同一片

五

他们会理解,我欢迎不期而至的堂兄。在我这些轻浮的朋友中间,没人有这样一位堂兄,这样一件背心,这样一条怀表链,没人能这般接近那块奇特的土壤——传奇的斯洛文尼亚的齐波尔耶,那位当时尚未被遗忘、但是已经成为传说的索尔弗里诺英雄的故乡。

傍晚时分,我把堂兄带了过来。他那发亮的锦缎外套给我所有的朋友都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结结巴巴地说着令人费解的德语,他常常大笑,露出那亮晶晶的坚固牙齿,他把自己所有的物品都标上价格,向我的朋友们承诺,将把斯洛文尼亚的新背心和新怀表链卖给他们,并且愿意接受预付款。所有人都羡慕我的背心、怀表链和怀表。所有人——我的堂兄本人、我的亲戚以及我的齐波尔耶——都希望最好能从我手里买下这一切。

我的堂兄向大家承诺,他秋天再来。我们所有人陪着他去乘火车。我给他买了一张二等车厢的票。他拿着票,去售票处换成了一张三等车厢的。

堂兄在列车上朝我们挥手致意。当列车滑动着离开站台时,大家的心都碎了,因为我们热爱感伤就像热爱消遣一般容易。五

在我们这快活的朋友圈里,好几天都谈论着我的堂兄约瑟夫·布兰科,然后就把他遗忘了。也就是说,我们仿佛暂时把他收藏起来了,因为我们想要谈论和评价当前生活中的愚蠢行为。

大约在8月20日的晚夏时节,我收到了约瑟夫·布兰科用斯洛文尼亚语写的一封信。当天晚上,我就给朋友们翻译出来了。约瑟夫·布兰科描写了齐波尔耶的老兵俱乐部在皇帝生日那天举行的庆祝活动。虽然他本人还是一名年轻的预备役军人,不属于老兵的行列,然而他还是和老兵们一起去行军了。大家走到了森林中部的草地,每一年的8月18日都在那儿举行简单的民间庆典。这些老年人没有力气携带定音鼓,因此只有五名号手和三名单簧管吹奏者。没有定音鼓的进行曲小乐队算怎么回事呢?“奇怪,”年轻的费斯特蒂奇说,“这些斯洛文尼亚人!匈牙利给了他们最基本的民族权利,他们却武装自己,甚至有机会就造反,至少给人的印象是要造反。不过,他们却庆祝国王的生日。”“在这个君主国里,”我们当中年纪最大的肖耶尼基伯爵反驳道,“没有什么是奇怪的。如果没有政府里的那些白痴,”(他偏爱有力量的表达方式)“即使是表象,显然原本也没有什么可感到奇怪的。我想以此说明,对于奥地利——匈牙利帝国而言,所谓奇怪是不言而喻的。同时,我也想以此说明,这个不言而喻仅仅针对以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自居的疯狂欧洲。确实,斯洛文尼亚人、波兰人、鲁提尼的加利西亚人、来自鲍里斯拉夫的卡夫坦犹太人、来自巴奇卡的贩卖马匹者、来自萨拉热窝的穆斯林、来自莫斯塔尔的烤栗子小商贩,他们口里都唱着‘天佑吾皇弗兰茨’。但是,来自布尔诺和埃格尔的德国大学生,来自林茨、格拉茨和克尼特尔费尔德的牙医、药剂师、发型师助理和艺术摄影师,来自阿尔卑斯山谷的人,大家唱的是‘坚守莱茵河’。奥地利将毁灭在这种尼伯龙根式的无限忠诚上,我的先生们!奥地利的本质不是中心,而是边疆。在阿尔卑斯山中找不到奥地利,那儿只有岩羚羊、高山火绒草和龙胆,几乎无人知道双头鹰。奥地利的实体通过不断扩充王室领地而得到强化。”

科瓦奇男爵,匈牙利籍的贵族青年军官,他将眼睛上的单片眼镜卡紧,这是他想要表达重要观点时的习惯动作。他讲着硬邦邦的匈牙利式德语,像唱歌似的,这与其说是一种必要,倒还不如说是卖弄风情以及表达反对。他那张瘦削的面颊涨得通红,他的面孔令人联想到未熟的、发酵不足的面包,突兀且不自然。“在这个二元君主制国家里,匈牙利的牺牲最大。”他说。这是他的信条,这话语坚定不移地矗立在这个句子中。他令大家都感到无聊。肖耶尼基尽管是我们中间年纪最大者,却也是最激情四溢的人,他甚至发怒了。肖耶尼基那永恒的答案不能在此时缺席,与往常一样,他重复道:“亲爱的科瓦奇,匈牙利至少压迫着下面这些民族: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鲁提尼人、波士尼亚克人、来自巴奇卡的施瓦本人和萨克森的特兰西瓦尼亚人。”他矫情地掰着那漂亮而细长有力的双手上的手指,逐一列举着这些民族。

科瓦奇将单片眼镜放到桌上。看来他根本没有听进去肖耶尼基的话。我知道,我了解他——他的所思所想还是与从前一样。有时他也会讲出来。

除此之外,他是一个不怀恶意,有时甚至心地善良的青年。我尽管不喜欢他,然而却下功夫与他交好。我如此行事是有充分理由的:我爱着科瓦奇的妹妹——19岁的伊丽莎白。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徒劳地与这爱情抗争着,主要倒不是担心自己会名誉受损,而是畏惧这些疑心病重的朋友会无声地嘲弄。大战前夕兴起一种充满讥讽的傲慢心理,大家虚荣地追捧所谓的“颓废主义”,追求一种半是假装半是夸张的倦怠以及一种毫无缘由的百无聊赖。我在这种氛围中度过了自己最好的年华。这种氛围里几乎没有情感的位置,根本就禁止激情的产生。我的朋友都有短暂而无足轻重的“男女关系”,他们有时甚至把自己的女人像外套一样借给别人;男人不会追求那些像雨伞一样曾经被遗忘或者像累赘的包裹一样被故意丢弃的女人,这些女人出于恐惧,可能会对男子纠缠不休。我所在的群体视爱情为误入歧途,将订婚看作中风,把婚姻当作行将就木。我们那时年轻。大家虽然意识到结婚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事情,但也就视之为一种也许在20或30岁时必然会患上的硬化症。我本来可以找到许多与这女孩单独相处的机会,尽管在那个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完全合法的适当理由,年轻女孩还不能独自一人在青年男子的聚会上停留超过一个小时。我只利用过很少几次这样的机会。如前所述,我不好意思在朋友面前利用所有这些机会。是的,我尴尬地发现,没有人看出我的感情。我经常担心,朋友圈里的某人知道了些什么,我可能已经在某处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秘密。我偶尔会没有预先约定就来到朋友中间,从他们突如其来的沉默中,我相信一定能推断出,在我到来之前,他们正好在谈论我对伊丽莎白·科瓦奇的爱情。我的心情顿时变得一片灰暗,就好像别人发现了我的一个秘密,而这秘密又会导致他们排斥我。但是,在我与伊丽莎白单独相处的那几个小时里,我又感到:朋友们的嘲笑、怀疑和傲慢的“颓废”是多么无意义,甚至是一种罪恶!同时,我也产生了一种内疚感,对自己出卖朋友感到负疚。在某种意义上,我过着一种双重生活,这让我感到极其不适。

那时的伊丽莎白漂亮、温柔、亲切,并且对我有好感,这毫无疑问。她最细微的动作和姿态深深打动着我,我发现,她每一次抬手、每一回点头、每晃一下脚,她抚平裙子的皱褶,她轻轻地抬高纱头巾,她抿一口咖啡,她脱下手套,甚至连她衣裙上一朵令人意外的花,都在暗示:她与我之间存在一种清晰而直接的关系,并且这仅仅是对我的暗示。是啊!这在当时可算是一种“大胆的暗示”了。由此我可以肯定,她那充满柔情的目光,她那看似无意或者最多算是偶然地触碰我手背或肩头的动作,都是一种暗示。只要我愿意,在那些日历上标注得一清二楚的节日前夜,我都能从她那里得到更进一步、更为诱人的柔情和体贴。她的嗓音低沉而柔软。(我不能忍受响亮的高音女声。)她说话时,会令我联想到驯化了的鸽子压低音调的咕咕叫声,羞涩而沉闷,联想到地下水的潺潺流水声,联想到有时在不眠之夜听见的远方传来的火车缓缓行驶声。她说的每一句极其普通的话,由于是以如此低沉的声音说出来的,在我看来,都具有一种意味深长、令人满足的力量,仿佛一种辽远的原始语言,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虽然无法听得很明白,却可以清晰地猜测出含义的一种已经失传了的语言,可能某次在梦中曾经模糊听到过。

当我离开她,返回我的朋友那里时,我曾经想过,尝试立刻对他们讲一讲伊丽莎白,甚至讲一讲我对她的痴迷。然而在他们那一张张疲惫松弛并且幸灾乐祸的脸庞的注视下,再加上他们那显而易见的甚至是纠缠不休的讽刺癖好,我不但害怕会成为他们的嘲笑对象,而且希望自己能得到他们的普遍认同,我马上陷入到一种百无聊赖、缄默无语的羞愧状态,不到几分钟就重新沉迷于高傲的“颓废”,我们都是无可救药并且傲慢自负的“颓废之子”。

我的内心如此蠢笨地冲突着,我真的不知道,该逃亡到谁那儿去。我有时想,应该信任我的母亲。但是当时的我认为她不能理解我的烦恼,那时我还年轻。也因为我如此年轻,我和母亲的关系也是不真实、不自然的,我可怜地尝试模仿别的青年男子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眼中,她们不是真正的母亲,而是一种孵化器,他们把自己的成熟与生命归功于她们。或者,说得好听点,她们是故乡,他们在那儿偶尔地来到这个世界,他们对母亲的感情除了回忆与同情之外,别无其他。但是,在我一生中,在面对母亲时,我觉察到一种接近于神圣的畏惧。我只能抑制住这种感觉。我只有中午在家吃饭。我和母亲面对面安静地坐在宽敞的餐厅里,大餐桌旁。餐桌的顶端是去世的父亲的空位,遵照母亲的指令,每天都在这个空位上摆上一个空盘子和一套餐具。别人会认为,母亲坐在逝者的右边,我坐在左边。她喝一种珍贵的麝香葡萄酒,我喝半瓶弗斯劳矿泉水,我并不喜欢喝这种玩意儿,我更喜欢勃艮第葡萄酒。但是母亲规定我得喝这个。我们的老仆人雅克斯用他那带着白手套的颤颤巍巍的老人手伺候我们就餐,他稠密的头发几乎都变白了。母亲吃得少而迅速,但是举止庄重。我每次抬眼看她,她就低头盯着盘子——明明此前一刻我还感到她的目光停留在我身上。唉,当时我也许就感觉到,她想问我许多问题,但是她抑制住了这种想法,避免丢脸,避免被她唯一的孩子用谎言搪塞。她细心地折叠着餐巾纸。这是唯一的时刻:在此时刻,我可以不受阻碍地仔细打量她那张已经变得有些浮肿的宽脸盘,那松弛下垂的面颊和那皱巴巴、沉甸甸的眼皮。我看向她的腹部——她正在膝上折叠餐巾纸——我虔诚地、同时也是自责地想到,那儿是我生命的起源,温暖的母腹是母亲最慈爱的地方,我惊讶于我可以沉默地坐在她的对面,如此固执,是的,如此不知悔改。她,我的母亲,对我也无话可说,显然,她在面对她那长大了的、迅速成长的儿子时感到羞惭,正如我在面对这变老了的、迅速变老的、给予了我生命的母亲时一样羞惭。我多么想向她倾诉我内心的矛盾啊,讲讲我的双重生活,讲讲伊丽莎白,讲讲我的朋友!但是她显然不想听到她猜测的那些内容,因为她不想大声指责我,她在缄默中隐约估计到我的那些行为。或许,她可能也甘愿接受那条永恒而残酷的自然法则——迫使儿子们很快遗忘自己的起源,迫使儿子们把自己的母亲看作老妇人,迫使儿子们不再回想起母亲的胸脯,虽然他们曾经在那儿获得了人生的第一顿食粮;这条永恒法则也迫使母亲们看着身体里的胚胎长大,长得更高大,变得陌生,变得更陌生,母亲们起初心痛,后来苦涩,最后无奈放弃。我感觉,母亲很少对我讲话,是因为她不想让我说那些可能让她不得不发火的事。如果我拥有这种自由,可以向她说说伊丽莎白以及我对这个姑娘的爱,那么我也许是在侮辱她——我的母亲,以及我自己。实际上,我有时候已经想开始向她谈谈我的爱情了,但是我又想起我的朋友们,以及他们与母亲之间的关系。我的想法幼稚可笑,我认为,假如向母亲坦白,我可能会背叛自己。在母亲面前有所隐瞒,似乎就不是背叛自己,而是背叛母亲。朋友们谈及他们的母亲时,我为他们、我的母亲以及我自己感到羞愧。他们谈论母亲,如同谈论那些他们可以随意摆布的“露水情缘”,似乎她们是那些年老色衰的情妇,或者更糟,似乎她们是配不上儿子的母亲。

我的朋友们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妨碍我听从自然与理性的召唤,阻挡我获得力量,向亲爱的伊丽莎白袒露爱慕,向母亲表达孩子般的爱恋。

但是,我的朋友们和我本人对家长所犯下的这些罪孽,根本不是我们个人的罪孽,而是即将来临的毁灭的微弱前兆,对此我接下来即将谈及。

六

在讲述这场万劫不复的毁灭之前,我还得先说说我和犹太人马内斯·赖西格的相遇,以后还会再讲到这个人。

马内斯·赖西格来自加利西亚的茨罗托格洛德。我不久之后对茨罗托格洛德就非常熟悉了,可以在这儿先描述一下它,我感到这是必要的,因为它就像齐波尔耶一样,已经不复存在了。它毁于战争。以前是座小城,一座很小的城市,但毕竟是座城市。如今它已然是一片广阔的大草原了,夏季长出三叶草,蟋蟀在高高的茅草间唧唧地叫着,那儿的蚯蚓粗大肥壮,云雀会突然俯冲下来啄食。

犹太人马内斯·赖西格在十月的某个清晨到访,他来得很早,就像几个月前,他的朋友,我的堂兄布兰科一样。我的堂兄布兰科介绍他前来。“年轻的先生,”赖西格说道,“一个犹太人想和这位年轻的先生谈话。”我那时认识几个犹太人,当然都是维也纳的犹太人。我绝不讨厌犹太人,更确切地说,正是因为原本流行于我所交往的贵族阶层与上流社会的反犹主义,在那个时期已经成为流行于大楼物业管理员、小市民、烟囱清扫工以及裱糊匠当中的一种时尚了。这绝对与流行时尚的变化相类似,比如市政厅服务人员家的女儿流行在周日戴的帽子上插一种鸵鸟的长羽毛,然而,早在三年前,特劳特曼斯多夫家族或者赛切尼家族的贵妇人就在周三的帽子上戴过同样的鸵鸟毛了。如今很少能看到,一位赛切尼家族的贵妇人会在帽子上装饰市政厅服务人员家的女儿所使用的那种鸵鸟毛;很少能看到,一个高尚的社交圈会蔑视犹太人,我正好属于这个圈子——或许,仅仅因为,看不起犹太人是我的管家才会做的事情。

我走进前厅,我已经准备好看到那样一位犹太人:他应该像我认识的那些犹太人一样,从外形就能辨认出职业,并且还看得出有些文化,就像我认识的货币兑换业务员、兜售物品的小商贩、服装商人和妓院里的钢琴演奏者。进入前厅后,我看见一个绝对不符合我对犹太人的想象,甚至完全可能颠覆我想象的男人。他肤色黝黑,身体壮硕。不得不说,他的络腮胡子,光滑的暗黑色的络腮胡子,包围着那张线条强硬、颧骨突出的棕色脸庞。不,这张脸简直就是从胡须中生长出来的,胡须仿佛早就存在了,存在于脸庞产生之前,它仿佛经年累月地等待着,等待着去包围面庞,然后再恣意生长。这男人高大强壮,手里攥着一顶带帽檐的棱纹平布黑帽子,头上戴着一顶圆形的天鹅绒小帽——神职人员有时会戴那种式样的帽子。他倚门而立,强壮有力,不可捉摸,就像拥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他双手握拳,手红彤彤的,像两柄锤子般从长袍的黑色袖管里垂下来。他从棱纹平布帽子内部的皮质帽檐里掏出一封信,信折叠成狭长的形状,是我的堂兄布兰科用斯洛文尼亚语写的。我请他坐下,但是他用双手羞怯地表示了拒绝。在我看来,用他的双手表达拒绝这件事令他显得更羞怯了,而他这双手明明可以摧毁我、窗户、大理石小桌、立式衣架以及前厅里的一切。我阅读这封信。我从信中得知,站在我面前的这个男人,来自茨罗托格洛德的马内斯·赖西格,是一位马车夫,是我的堂兄布兰科的朋友,当我的堂兄一年一度穿梭在帝国的王室领地上售卖板栗时,曾在这位信使那儿享受到了膳食和免费的住宿。我的堂兄认为,以我们的亲戚关系以及友谊的名义,我有责任帮助这位马内斯·赖西格——在他希望得到我的帮助的各个方面。

他希望得到什么帮助呢,这位来自茨罗托格洛德的马内斯·赖西格?

原来,他是想为他颇具天赋的儿子埃弗拉伊姆在音乐学院谋到一个免费学习的名额。儿子不想当马车夫,也不想被困在帝国的远东地区。在父亲看来,埃弗拉伊姆是一个天才音乐家。

我全部应承下来。我出发去找我的朋友肖耶尼基伯爵。首先,在我所有的朋友当中,他是唯一的加利西亚人;其次,他能搞定那些古板的奥地利公务员,消除他们那些陈旧而传统,同时又是有效的抗拒:通过恫吓、暴力、诡计和欺诈等手段,这些是我们这个世界——一个长期没落的古老文化世界的有利武器。

傍晚时分,我和肖耶尼基伯爵在我们的维默尔勒咖啡馆会面。我大约知道,除了请求他为同胞帮忙之外,其他事情几乎不会引起他的兴趣。他不仅没有职业,而且也没有工作。他原本可以在军队、行政部门、外交方面取得所谓“了不起的成就”,然而,由于鄙视、笨蛋和混蛋,他全然拒绝了这些工作。他喜欢把所有掌管国家的人称为“肉圆脑袋”,他以慑服枢密官们为乐,他认为,用非官方的威严征服他们才是一种真正的权威。他对待服务员、马车夫、侍从和邮差却友好亲切、宽容大度、热情周到,当他向保安或守门人打听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时,他从来不会忘记摘下帽子;然而,当他在外交部、州政府、教育和文化部进行交涉时,他的面容变得冷淡而傲慢,目光似乎具有穿透力,让人几乎认不出他来。如果说他在政府机构楼下的入口处,在穿制服的守门人面前,尚带着一点儿恩赐似的宽容,有时甚至呈现出一种亲切友好,那么随着他每登上一级台阶,他对政府官员的反抗显而易见地在不断增强;当他到达顶层时,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到这儿来是为了施加可怕的刑罚。一些办公大楼的职员已经认识他了。当他在走廊用极其轻微的声音对勤杂人员说“请通报枢密官!”时,极少有人会询问他的姓名,然而他会用或许更轻微的声音重复:“请立刻通报!”不过,最后一个“请”字听上去已经加重了语气。

除此之外,他还喜爱音乐,因此,我觉得请他帮助年轻的赖西格是合适的。他立即应允下来,答应于第二日着手办理。他答应得毫不犹豫,这让我开始感到内疚,我于是问他,在他帮忙之前,是否想要先测试一下年轻的赖西格的才能。他却激动起来了。“您可能了解斯洛文尼亚人,”他说,“我也了解我的加利西亚犹太人。正如您向我介绍的那样,父亲叫马内斯,是一个马车夫,儿子叫埃弗拉伊姆。这些信息对我而言就已经足够了,我借助第六感都能了解。我的加利西亚犹太人无所不能。十年前我还不喜欢他们,现在却喜欢,因为这些‘肉圆脑袋’开始排斥犹太人了。我只需打听一下,谁坐在这些主管的位置上,尤其要去打听一下那些反犹主义者。因为我想让他们对年轻的埃弗拉伊姆感到恼火,我会和老马内斯一起去。希望他看上去就是个地道的犹太人。”“他穿着一件半长的袍子。”我说。“好,好,”肖耶尼基伯爵叫起来了,“这就是我的同胞。您知道吗?我不是爱国主义者,但我爱我的同胞。一个国家,甚至一个祖国,是有些抽象的,但是同胞是具体的。我不可能爱恋所有的麦田和稻田,所有的冷杉林,所有的沼泽地,所有的波兰女子和男子。但是爱恋某一块田地、一小片森林、一洼沼泽、一个人,这会令我幸福!我可以看见并抓住它,它说着我熟悉的语言;当它是一个个体的时候,正好就是熟悉的化身。此外,还有我称之为同胞的人——即使他们出生在中国、波斯或非洲——看见第一眼,有些人就令我备感熟悉。什么是真正的‘同胞’?作为上天恩赐的标志,这不费气力便可知晓。此外,如果这个人正好在我生活的土地上出生,这令我感到幸福!但是第二点纯属偶然,第一点才是命运使然。”

他举起杯子,呼喊道:“同胞万岁!全世界的我的同胞万岁!”

两天后,我把马车夫马内斯·赖西格带到克雷姆斯酒店,在那儿与肖耶尼基伯爵见面。马内斯勉强坐到单人沙发的边上,一动不动,宛如一尊黑色的庞然大物。看上去,好像不是他自个儿,而是其他人让他偶然坐到了沙发的边缘上,他自己好像没有能力占据整张沙发。他偶尔会毫无逻辑地重复道:“请帮忙,先生们!”或:“衷心感谢,先生们!”——除了这两句话,别的他什么也没有说,他看上去也没怎么听懂肖耶尼基伯爵说的话。肖耶尼基伯爵正在向来自茨罗托格洛德的马车夫马内斯讲述茨罗托格洛德的景色,肖耶尼基熟悉加利西亚的所有地区。“那么,我们明天

十一

年轻的埃弗拉伊姆在几周后真的被音乐学院录取了。这个青年前来感谢肖耶尼基。当时,我也在肖耶尼基居住的宾馆里。年轻的埃弗拉伊姆·赖西格几乎是瞋目而视,这个小伙子的致谢似乎是一种指责。他说的是波兰语,我借助斯洛文尼亚语的帮助,仅能听懂三分之一。但是从肖耶尼基伯爵的表情和目光里,我体会到,他喜欢这个年轻人谴责性的、严格来说是傲慢的态度。“就是这种派头!”青年离开以后,肖耶尼基说道,“我们那地方的人不会向别人说‘谢谢’——正好相反。加利西亚犹太人是骄傲的,我的加利西亚犹太人!他们生活在想象中,他们享有优先权。他们面对非难与辱骂平静自如,他们接受优待与照顾也平静自如。别人如果挨骂,总是恼怒不已;如果得到恩惠,总是卑躬屈膝。无论是羞辱还是恩惠都不能感动我的加利西亚犹太人。他们天性高贵,因为高贵者的特征首先是平静自如。除了在我的加利西亚犹太人身上,我从未在别处见到过同样的平静自如!”

肖耶尼基用经常向我讲述“我的财富”“我的凡·高”“我的乐器收藏”时那样的语气,讲述着“我的加利西亚犹太人”。我清晰地感受到,他如此赏识犹太人的部分原因在于:他视之为自己的财产。似乎他们不是出自上帝的意愿出生在加利西亚,而是他亲自在上帝那儿订购了他们,就像他习惯于在著名商人波利策那儿订购波斯地毯,在意大利鸟贩子斯卡皮尼那儿订购鹦鹉,在小提琴制造者格罗绍尔那儿订购罕见的古董乐器一样。他对待他的犹太人,就像对待地毯、鸟儿和乐器一样细心周到、风度优雅。因此,他认为应当有义务给傲慢青年的父亲——老实的马车夫马内斯写一封信,祝贺埃弗拉伊姆被音乐学院录取。因为肖耶尼基担心,马车夫马内斯会抢先给他写来感谢信。

然而,马车夫马内斯·赖西格在很久之后才寄来感谢信,并且完全没有提及命运的眷顾——把他以及他的儿子送到肖耶尼基伯爵和我身边,反而盛赞他儿子埃弗拉伊姆的才能,维也纳音乐学院应该为录取他而感到幸运。他在青年人与肖耶尼基见面两天后来拜访我了,他说:“如果有谁能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那个人一定是他——我总是对我的儿子埃弗拉伊姆这样说。他能成大事。您必须请他为您演奏一下。他很骄傲。谁知道他是否愿意为您演奏呢!”——我帮助他的儿子在音乐学院谋到一个学习的机会,这似乎是对我的一种恩赐,我应该就此向马车夫马内斯·赖西格表示感谢。“您必须亲自去拜访肖耶尼基伯爵,”我对他说,“向他本人表示感谢。”“他是一位正派的伯爵先生!”马内斯肯定地说,“我将会向他道别。他已经听过我的埃弗拉伊姆的演奏了吗?”“还没有!”我说,“您可以向他提出这个请求!”

马车夫马内斯·赖西格的火车是夜晚十一点钟的,将近八点时他来找我,请求我,其实几乎是命令我,带他去肖耶尼基伯爵下榻的宾馆。

好的,我带他去见肖耶尼基。肖耶尼基很感动,几乎是有些兴高采烈。是的,他甚至有些激动。“棒极了,”他叫道,“他来感谢我。我才对您讲过:我们犹太人就是这样的!”

最后,肖耶尼基感谢了马车夫马内斯,感谢后者给予他机会认识这世上的一个天才。听上去,似乎肖耶尼基在这十年或二十年来,除了等待马内斯·赖西格的儿子之外,别无他求,并且这个长久以来小心翼翼、精心呵护的愿望如今终于得以实现了。出于感激,他甚至提出给马内斯·赖西格返程的路费。马车夫马内斯拒绝了,不过他邀请我们两人去他家。他说,他有一栋带三个房间和一间厨房的房屋,一座饲养他的马匹的马厩和一个停放他的车和爬犁的园子。哦,他并不是一个贫穷的马车夫。他甚至每个月能赚到50克朗。如果我们想去他那儿玩的话,会不虚此行。他已经做了充分准备,我们将什么也不缺。

马内斯也没忘记提醒肖耶尼基和我,我们有义务照顾他的儿子埃弗拉伊姆。“大家必须保护这样的一个天才!”他在告别时说。

肖耶尼基承诺会照顾他的儿子,并且许诺,我们明年夏天一定去茨罗托格洛德拜访他。

七

我必须在这儿提及一件重要的事,我开始写作这本书时,曾经希望能够绕过这件事,这就是宗教。

与我的朋友一样,与我所有的朋友一样,我没有信仰。我从来不去做弥撒。然而我经常陪同母亲到教堂的大门口。我的母亲或许并不信仰宗教,但是她也许就是所谓“遵守教规”的人。彼时,我简直就是痛恨教堂。现今,我信仰宗教,但是我再也弄不明白了,我当时为何如此痛恨它。可以说,这在当时是种“时尚”吧。

假如我不得不向朋友们承认我去过教堂,我定会为此感到羞愧。他们也不是真正地敌视宗教,而是源于一种高傲,不愿去肯定伴随他们成长的这种传统。虽然他们不愿放弃这种传统的本质,但是他们——我也属于此列,我们反抗这种传统形式,因为我们不知道,正确的形式与本质是一致的,强行分离它们的行为是幼稚可笑的,就像刚刚所说的那样,这是幼稚可笑的:但我们当时正是如此幼稚可笑。死神已经双手交叉,白骨森然地站立在我们啜饮的高脚杯上方,我们依然欢乐愉快、幼稚可笑。我们感受不到死神。我们感受不到他,因为我们感受不到上帝。在我们之中,肖耶尼基伯爵是唯一还坚持宗教形式的人,他并不是出于信仰,而是由于一种感觉——他感到贵族身份让他有责任遵守宗教的规定。他把我们这些忽略宗教仪轨的人看作半个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个腐朽的世界上,”他常常这样说,“唯有罗马教堂赋予并保存了这种形式。是的,有人会说,它只是这种形式的布施者。它把所谓‘沿袭下来的’传统封闭在教义中,就像将之保存在冰冷的宫殿中。它以此争取并授予它的孩子们随意犯规的自由,让他们在四周,在带有宽敞前院的冰冷宫殿之外随心所欲,它谅解孩子们的违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引导着违规。它规定了罪行,并以此来宽宥罪行。它全然承认不存在完美的人:这是它的至善之处。它把它满意的孩子晋升为圣徒。它仅以此含蓄地承认人类的缺点。是的,它允许一定程度的犯罪,但凡没有罪过的,在它看来就不再是人了:他们已经得道或已成为圣人。罗马教堂以原谅和宽宥来证明它的慷慨。没有什么能比宽宥更崇高的了。请想一下,没有什么是比复仇更庸俗的了。没有一种高雅不是宽宏大量的,没有一种复仇不是庸俗的。”

肖耶尼基伯爵是我们当中年纪最大、头脑最聪明的人,但是我们当时实在太年轻、太愚蠢了,未能对他的思考表达应有的敬意。与其说我们乐于倾听他的讲话,还不如说,我们想要通过倾听这种方式向他证明我们的亲切。对我们这些所谓的青年而言,他是位年纪较大的先生。后来在战争中我们才看出,事实上他比我们年轻许多。

但是要到以后,很久之后,我们才明白,我们不是比他年轻,我们干脆就是没有年龄,不自然地没有年龄。因为他是自然的,配得上年龄、真实性和上帝的赐福。

八

数月后,我收到下面这封来信,是马车夫马内斯·赖西格寄来的:

尊敬的先生!

请允许敝人因您给予的巨大荣耀与无私帮助谦恭地向您致以深切谢意。犬子来信,言及其在音乐学院取得的进步。敝人将犬子的全部天赋归功于您,从心底感激您。同时,请允许敝人邀请您前来小住,不知这是否会给您增添麻烦?您的堂兄,烤栗子商贩特罗塔,十年来,每个秋季均居于敝处。敝人设想,您居住于敝处亦将感觉舒适。敝处虽简陋,然尚宽敞。非常尊敬的先生!殷切希望您别见怪于敝人的邀请!渺小如敝人,伟大如先生!尊敬的先生,敝人还得请您谅解一事,此信为拜托他人所写。敝人除名字外,不识他字。官方认证的当地写信人希尔施·基尼沃韦尔遵照敝人之意写就此信,他是一位可靠正派的官方人士。您非常忠实的来自茨罗托格洛德的马车夫马内斯·赖西格

整封信以一种认真的书法体写成。“就像印刷体。”人们如此评价当时的这种字体。只有签名表现出令人感动的僵硬,显然出自马车夫之手。仅仅这个签名的模样于我而言就足够了,足以让我决定,在明年早秋时分去茨罗托格洛德旅行一趟。我们那时无忧无虑,我和其他人一样逍遥自在。我们在大战前过着田园般的生活,在我们眼中,到远方的茨罗托格洛德旅行已经是一次冒险了。我是这趟冒险活动的主角,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在朋友面前露脸的绝好机会。尽管这次冒险旅行还为时尚早,尽管我是这趟行程的唯一旅客,我们却在每个傍晚谈论着它,仿佛一周后我就要见到茨罗托格洛德了,仿佛我不是独自旅行,而是我们全体一起行动似的。渐渐地,这趟旅行成为了我们所有人的一种热情,甚至是一种狂热。我们开始肆意想象这个位于远方的小城茨罗托格洛德。当我们描绘茨罗托格洛德时,我们自己也心知肚明,我们勾画了一幅错误的景象,但是我们停不下来了,只能继续歪曲这个我们并不了解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赋予了茨罗托格洛德形形色色的特征,我们打一开始就知道,这些是我们恣意放纵想象力的结果,绝不是这个小城真正的特性。

当时的生活是多么轻松愉快啊!死神已经双手交叉,白骨森然地站立在我们啜饮的高脚杯上方。我们看不见他,我们看不见他的双手。我们急迫地谈论着茨罗托格洛德,谈了那么长久,谈得那么深入,以至于后来恐惧席卷了我,我担心它在某一日会突然消失不见了,或者我的朋友们可能会相信,那个茨罗托格洛德不是真的,它根本就不存在,只是我杜撰出来的。我突然就失却了耐心,甚至开始向往这个茨罗托格洛德和这个名叫赖西格的马车夫。

1914年盛夏,我动身了。在此之前,我给齐波尔耶的堂兄特罗塔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将在茨罗托格洛德等候他。

九

1914年盛夏,我动身前往茨罗托格洛德。我下榻在“金熊”宾馆,这是这座小城唯一一家旅馆,以前有人对我说过,它配得上欧洲人。

茨罗托格洛德火车站同齐波尔耶火车站一样小,齐波尔耶火车站还详尽地留存于我的记忆之中。前奥匈帝国的所有火车站彼此相似,那些偏僻小地方的小型火车站,黄色的,很小巧,就像懒洋洋的猫咪,冬天躺在雪中、夏天躺在阳光下休息,仿佛被那站台上方传统的水晶玻璃穹顶保护着,被那黄色背景下的黑色双头鹰监视着。齐波尔耶、茨罗托格洛德,全国各地的车站工作人员都一模一样,他们挺着凸出的腹部,穿着静谧的深蓝色制服,胸前斜挎着黑色皮带,皮带上拴着铃铛,由它发出那三声神圣的铃音——按照规定,三声铃音即代表列车开动。茨罗托格洛德的站台与齐波尔耶的站台一模一样:站台上站长办公室大门的上方,悬挂着一个黑色的铁制仪器,它把远处电话机的银铃声不可思议地传输过来——仿佛来自其他行星的信号,柔和而悦耳,大家对此感到惊异:竟能在如此狭小而笨重的房子里找到一个避难所。茨罗托格洛德的站台与齐波尔耶的站台一模一样:车站工作人员向抵达的列车以及出发的列车敬礼,他的行礼仿佛代表着一种军人的保佑。茨罗托格洛德的站台与齐波尔耶的站台一模一样:站台上有同样的二等车厢以及头等车厢等候室,有同样装饰着烈性酒酒瓶的自助餐厅,自助餐厅里有同样胸部丰满的金发收银员,两棵巨大的棕榈树立在自助餐厅的左右两边,这令人想起史前时代的植物或者硬纸板。火车站前有三个马车夫在等候,这也与齐波尔耶一样。我立刻就认出了外形醒目的马车夫马内斯·赖西格。

理所当然由他载着我去“金熊”。他有一辆漂亮的马车,套着两匹银灰色的白马,轮辐上喷着黄色的漆,轮子上箍着与维也纳的马车一样的橡胶,马内斯在维也纳看到过这种橡胶轮胎。

他在路上向我承认,他并不是因为期待我的到来而整修了马车,一种本能的热情逼迫他仔细观察他在维也纳的同行,然后向进步之神贡献了他的积蓄,买了两匹白马,还在轮子上安装了橡胶。

从火车站到城里路途遥远,马内斯·赖西格有足够的时间向我絮叨那些与他有关的故事。他左手握着缰绳,身体右侧的套子里插着鞭子。两匹白马自己认识路,因此马内斯无须操心,绝对没有必要去驾驭它们。他随随便便坐在马车夫的高座上,左手漫不经心地拿着缰绳,朝我俯下上半身,给我讲他的故事:这两匹白马一共才花费了125克朗,它们原本是军马,后来瞎了左眼,失去了军事价值,因此驻扎在茨罗托格洛德的第9轻骑兵团以便宜的价格出售。此外,如果他——马车夫马内斯·赖西格,不是第9轻骑兵团那位上校身边的红人的话,他也不能这么轻易就买到它们。小城茨罗托格洛德一共有五个马车夫。赖西格的另外四个同事,马车肮脏,拉车的是懒惰、瘸腿的老母马,车轮弯曲,皮座椅磨得都绽开了线,木棉疯狂地从坏掉的座椅洞眼里钻出来。说实话,没有一位先生愿意坐上这样的马车,就更别期望那位第9轻骑兵团的上校了。

我有一封肖耶尼基写的推荐信,信是写给卫戍部队司令、第9轻骑兵团的弗尔德斯上校和地方行政长官格拉皮克男爵的。我想在到达的第二天立即去拜访这两位先生。马车夫马内斯·赖西格渐渐沉默了,他没有什么重要的事需要讲述了,他生活中重要的事情都已经讲完了。然而马鞭还是在套子里,他还是松弛地握着缰绳,他还是坐在马车夫的高座上俯身朝向我。从他那如夜晚般蓝到发黑的髭须中露出一张宽阔的嘴来,嘴角一直带着微笑,露出雪白的牙齿,很容易令人联想起森林——静谧的森林——上方那轮乳白色的月亮。他的微笑愉快而亲切,甚至具有我所途经的这片土地的力量,这平坦而感伤的异域的土地。从茨罗托格洛德火车站到小城茨罗托格洛德的路上,辽阔的田野在我的右侧不断展开,而我的左侧则伸展出广阔的沼泽地,仿佛它出于自愿的守贞而有意远离火车站,因为后者会把它与这个俗世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飘雨的午后,正如前面所说,时值初秋。马车夫马内斯的橡胶车轮在没有铺设石块的柔软的乡村公路上如鬼魂般无声地滚动着,两匹强壮的前任官马踏着强有力的节奏,蹄子发出沉重的嗒嗒声,马儿笨重地穿过深灰色的泥泞,厚重的粪便团子在我们眼前掉落下来。当我们看到房屋时,天色已经朦胧下来了。在一盏路灯那惨淡灯光的映照下,老远便可以看到,圆形广场的中央矗立着茨罗托格洛德唯一一栋两层小楼,也就是“金熊”宾馆,宾馆对面是一间小教堂。宾馆前方那孤单的路灯令人联想到一个试图含着眼泪微笑却最终失败的孤儿。

然而,我对陌生地方的预设远远不止“遥远”二字,其中大多让我感到熟悉和亲近。很久之后,在人们称之为“世界战争”的大战结束之后很久,我才意识到,并有理由认为,不是整个世界引发了战争,确切地说,我们所有人由于战争而丢失了一个世界——我们的世界;很久之后我才看清,不管种类与来源,各个地区、农田、国家、种族、房舍和咖啡馆必须臣服于强力精神的绝对自然法则,这种精神能够让偏远的地区靠近,让陌生的地方变得亲密,让表面上的分裂统一起来。我讲的是在古老帝国被误解被滥用的那种精神,它使我在茨罗托格洛德产生了家的感觉,就像在齐波尔耶、在维也纳一样。茨罗托格洛德唯一一家咖啡馆名为“哈布斯堡”,就在我下榻的“金熊”宾馆的底层,它看上去就和我居住的约瑟夫城的维默尔勒咖啡馆一样——下午时分,我和朋友们一直在维默尔勒咖啡馆碰面。在这家咖啡馆的柜台后面也坐着一位非常熟悉的收银员,她头发金黄,身材丰腴。我那个时代只有收银员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她们是一种庸俗的女神,是罪过,她们不道德地放任自己,在她们身上同时呈现出色情、道德败坏的品质和善于经营的能力。我已经在阿格拉姆、奥尔米茨、布林、凯奇凯梅特、松博特海伊、厄登堡、斯腾贝格和穆格利兹见过同样的人了。国际象棋棋盘、多米诺骨牌、烟雾弥漫的四壁、煤气灯、卫生间附近角落里的厨房用桌、系着蓝色围裙的女服务员,还有穿着土黄色衬衫的乡村警察,他在突然闯进来之后显得既霸道又不知所措,羞怯得差点把插了刺刀的火枪插进雨伞架里。还有玩杜洛克纸牌的人,他们长着和皇帝一样的胡子,衣服上装饰着圆形的硬袖口,这些人每天准时汇聚在一起:这就是故乡,比单纯的祖国更为坚固,虽广袤辽阔且多姿多彩,却令人感到熟悉,故乡就是这个由帝国和王国组成的二元君主制国家。地方行政长官格拉皮克男爵和第9轻骑兵团的弗尔德斯上校都讲一口代表特殊身份的官方德语,说话带着鼻音。德语既可以强硬也可以柔软,仿佛斯拉夫人和意大利人是这门语言的缔造者和父亲似的,这门语言充满谨慎的讽刺,优雅地随时准备着表达善意、进行交谈,甚至是讲些可爱的蠢话。我用几乎不到一周的时间便熟悉了茨罗托格洛德,就像熟悉齐波尔耶、穆格利兹、布林和约瑟夫城里我们的维默尔勒咖啡馆一样。

我当然每天都乘着我的朋友马内斯·赖西格的马车在这地方闲逛。这地方真的贫穷,却表现出妩媚和悠闲自在。那大片贫瘠的沼泽地繁茂且慷慨,青蛙那发自肺腑的友好的大合唱,比我所知的其他生物的赞歌都要动听,原来上帝出于这个目的创造了它们以及它们的故乡——沼泽地。

在夜间,有时我能听到空中飞翔的野鹅的叫声,声音沙哑,并且时常中断。柳树和桦树上还悬挂着好多叶片,但是那坚硬的、有着工整的锯齿形边缘的金黄色叶子已经从高大得令人仰视的栗子树上掉落了下来。鸭子在街道中央摇摇摆摆地走过,发出嘎嘎嘎嘎的叫声。鸭群中间,从来没有干燥过的银灰色泥泞里,小池沼若隐若现。

傍晚,我常与第9轻骑兵团的军官们一起用餐,正确地说,是在一起喝酒。在我们啜饮的高脚杯上方,站立着双手交叉、白骨森然、不可见的死神。我们感知不到他的存在。我们有时候喝到很晚。出于对夜晚难以言说的恐惧,我们期待清晨。正如我刚刚所说,是出于一种难以言说的恐惧,我们当时觉得这完全可以理解,我们去寻求解释:因为我们还太年轻,才疏忽了夜晚。然而,我后来才看到,我们害怕的是白天,更确切地说,害怕上午这一天之中最清晰的时间。人们在上午看得清楚,同时也被别人看清楚。我们不想看清楚,也不想被别人看清楚。

所以我为了躲开清晨这段清晰的时间,也为了躲避我熟悉的埋头大睡——它会在通宵狂欢和彻夜不眠之后突然来访,我就像一个做错了事的朋友、一个糟糕的治疗师、一个坏脾气的好心人、一个诡计多端的行善者,迅速逃往马内斯这个马车夫那里。我经常在将近六点时到达,他正好在这时间起床。他住在城外,房子靠近墓地。我大概需要半个小时到他那儿。有时候,我到达时他刚起床。他的小房子孤零零的,被别人家的田野和草地包围着,墙刷成了蓝色,木屋顶是黑灰色的,整个房子就像一个活着的生物,看上去不是矗立在那儿,而是会移动。在周围正在变得枯萎的一片黄绿色中,房子墙面的深蓝色显得如此艳丽。当我推开那扇通往马车夫马内斯住宅的深红色院门时,有时会看见他正好跨出房门。他站在棕色的房门前,穿着粗布衬衫衬裤,光头赤足,手里拿着一只棕色的大土罐子。他不时喝上一口,然后从口中喷出一条水弧。他面朝初升的太阳,那茂密的黑色络腮胡子,那粗糙的亚麻布衣服,那蓬乱的浓密头发令人联想到原始森林、原始人和史前时代,令人迷惑和迟疑,并且不明所以。

他脱下衬衫,在井边冲洗身体。他有力地呼呼喘气、吐痰、叫喊,差点要欢呼起来,实在像极了一个穿越到后世的原始人。然后他重新穿好粗布衬衫,我们俩向着彼此迎面走去,互相问候。我们的问候方式既庄重又亲切。这是一种礼节,尽管我们几乎每天早上都见面,但我们一直用这种方式沉默地保证:在我眼中,他仅仅是一个犹太马车夫;他也仅仅把我看作一位从维也纳来的有影响力的年轻先生。有时候他会请我读信,他那在音乐学院就读的儿子偶尔会写信来。信很短。他儿子觉得应当用德语给他写信——上帝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首先因为他无法迅速掌握德语;其次,他那一颗柔软的父亲之心希望,这为数不多的几封信并不是那么简短,因此他关照我要慢慢地读。他还经常要求我把这些句子重复两三遍。

马车夫马内斯一踏进院子,狭小圈舍里的家禽就开始咯咯叫。马儿朝着晨曦、朝着他嘶叫,声音充满了渴望。他首先打开马厩,两匹白马同时从门口探出头来。他亲吻两匹白马,就像男人亲吻女人。然后他从储藏室取出车身,套上马匹;他打开鸡圈,家禽拍打着翅膀,尖叫着散开,就好像一只不可见的手把它们向着院子抛撒出去了似的。

我也认识马车夫马内斯·赖西格的妻子。她通常比丈夫晚半个钟头起床,起来后邀请我喝茶。我坐在粉刷成蓝色的厨房里喝茶,面前放着白色马口铁制成的大茶壶;马内斯吃着刮了皮的萝卜、洋葱面包和黄瓜,食物气味强烈,但是令人感到亲切,几乎令人感觉到家乡,尽管我从未吃过这种早餐。我那时正好热爱一切,我那时年轻,还太年轻。

我甚至还喜欢我的朋友马内斯·赖西格的妻子,按照普遍标准,她属于“丑女人”的行列:红发,脸上长着雀斑,像一只膨胀的小面包。然而,尽管她身材肥胖,她却有一种勾起食欲的特性,她给客人倒茶,为丈夫准备早餐。她为他生了三个孩子,其中两个死于天花。她偶尔会说起死去的孩子,就好像他们还活着一样。对她而言,这两个被埋葬的孩子和那个去维也纳音乐学院读书的儿子没有什么区别:那个儿子也离开了她的生活,让她觉得就像死去了一样。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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