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学清（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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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经济背景与实践探究试读：
前言
当前，席卷全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与蓬勃兴起的新型城镇化研究，标志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它以经济高速增长为前提，以农业剩余人口大量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为特征，以经济结构的重新调整为特点，以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根本变化为契机，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政策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发展方式转变。如何紧紧地抓住这些基本的特征和特点，在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金融形势下科学稳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效地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就成了本书研究的基本目的和核心内容。这对于中国新型城镇化目标的顺利实现、早日进入世界先进工业化国家行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科学的态度审视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理论依据和依赖路径，首先应注意的是英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城市化路径。亚当·斯密在他的名著《国富论》里，已经对此有了系统而深刻的实例概括和理论总结。从传统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型过程来分析，中国现有的新型城镇化研究都带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和“结构主义分析”的理论特征，而较少用到亚当·斯密的“城市化”理论分析及方法。但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史实来看，这样的分析是有缺点的。“内生增长理论”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源于对这些缺点的更正及替代。如果仅从经济运行的实践来讲，“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和“结构主义分析”理论，至今没有一个完整的实例说明它们在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中取得了积极的成功。而纵观中国近几十年来分析新型城镇化问题的众多观点，尽管大部分都能自圆其说，但得出的结论也“五花八门，莫衷一是”。
应该承认，亚当·斯密对英国工业化进程中城市化过程的深刻概括和高度总结是科学的。因为他不仅完整地反映了英国城市化过程中财富积累的原理和实质，而且给出了具体的发展路径和实践手段。然而，我们也不能不遗憾地承认，在现代经济学理论的逐步发展和完善中，亚当·斯密的一些重要的立场和观点，并没有完整地被人们继承下来，这不能不说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大损失。本书以亚当·斯密“经济发展中人类的‘历史倾向性’”为出发点，以中国近二十年来主要的宏观、微观经济数据为背景，参考现代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主要方法，以现代数学为基本的研究工具和手段，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和探讨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的一系列主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经济学原理和解决方法。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人类“历史倾向性”，就是市场的形成与人的作用所呈现出的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历史性特征和特点。这种呈现，不仅说明了个人财富与社会财富总量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而且证明了人类社会宏观、微观经济作用的基本机理与本质特性。正是这种关系和特性说明了领域分离（社会分工）和领域合一（不同领域的人口集聚）之间的基本原理和方式，因而也就必然涉及实际经济时空观和自然时空观的相互联系和区别。这些联系和区别，不仅解释并解决了区域经济如何增长与如何收敛的基本问题，而且也回答和解决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基本原理和原则。在此基础上，本书“理想经济增长曲线”的提出和应用，就成为检验和解决区域经济如何实现科学增长、平稳运行和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准和可靠途径。
可以看出，人类社会的经济问题，包括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经济特点和发展特征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问题，而且是一个重要的科学哲学问题，这就必然涉及方法论的选择和科学标准的定位。正是在这种标准和定位的迫使下，本书被迫改变了在欧氏空间中用微积分工具讨论问题的传统手法，改在希尔伯特空间中用实变函数进行分析和用泛函分析进行讨论。这样，我们也不得不将传统领域里的分析工具进行适当的拓展，采纳和运用了与人的市场行为相一致的拓扑、群论等一系列重要的数学手段和方法，以使我们得到的结论更加符合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实际。实证检验的结果告诉我们这样做是可行的。
首先根据本书的一个实例来说明我们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本书关于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一系列理论证明、实践探究及实证检验，都是以这些基本观点展开的。
在市场中等价交换两种不同的商品，商品生产者对自己商品和对方商品的价值“期望”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虽在市场交换还没进行的情形下就显现了，但在交换成败定局以后会显得更加明显。如果交换成功了，商品生产者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价值期望就实现了；如果交换没有成功，他自己的期望不但落空了，而且也就“白干”了。当然，这样的市场交换像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说的一样，是一个过程（一段时间），而不是在市场上一蹴而就。
这段话最初来自于亚当·斯密，也是本书理论证明的开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两交换者交换品的增加，自能按比例于两[1]交换者需要的增进以及各自双方技术进步的增进。”然而如果按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周期），这两种商品的价值之和（复矢量叠加）是一个无理数，而对这两种商品的交换者来说，他们的价值诉求却是一个有理数（可数数），即“整整是一个单位”。这就像正方形的对角线向两条直角边作投影一样。有人一定会认为，它们的公共价值之和应该是而不是2。因为这个及其方向，正是这两个商品生产者对自己（以及对方）和社会的价值贡献的大小及方向，它要比一个单位大0.414还要多的数值。但事实上这种答案也不对，只说明了这两种商品具备了市场交换的条件，而不等于说这两种商品一定就能够交换成功。如果交换不成功，这两种商品生产者的劳动价值连它们的一个单位也保不住。但如果交换成功了，他们得到的价值就要比这两种商品交换时的价值还要大，即应该是。无怪乎人们对于社会的总价值是个人劳动价值（包括没有完成市场交换的劳动产品）之代数和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无怪乎统计数据与实际经济数据之间总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等等。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两个水平相当，而又能力互补的人干一件技术上互补的事情，他们的合作价值要比一个人单独干的效率高出许多，当然这种高得多的价值自然要根据市场的均衡过程来确定。至于不等价交换，则是两交换者复矢量的合方向自然会出现与等价交换者复矢量的合方向偏离，他们各自交换的价值分量分别是合矢量向各直角边方向的投影，价值贡献大的比例份额大，贡献小的比例份额小。但市场的功能总是趋向于等价（公平）交换的，因而这里的等价交换才是市场交换的最一般的情形。
亚当·斯密的城市化（城镇化），就是以农民的农产品与其他需要农产品的生产者如“饼商、鞋商、缝商和工具商”等进行交换，进而形成“各取所需，优势互补”的社会经济状态。这样，就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效率。在工业化阶段，由于农业领域里的生产工具不断改进得特别明显，所以农业领域里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增加得特别明显，这就促使一部分富裕的农民从农业领域里不断地分离出来，导致了制造业和商业等领域的规模不断聚集和扩大，而不同领域里的人们为了交换的方便，就居住得越来越聚集，进而就形成或扩大了新的或原有的市场规模和条件，这就是城镇化形成的客观社会条件。
因为新型城镇化的理论涉及经济学、科学哲学以及相关的现代数学，等等，所以我们论证的有些部分难免有些抽象、“深奥”甚至“难以理解”。但实际上一点儿都不复杂，也不神秘。因为通过现代数学的思维空间，我们看到了被简单的经济事实所掩盖的“神秘的”经济学意义。显然，传统的数学方法是不能担当这一任务的。从这个观点出发，本书根据中国二十多年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宏观、微观统计数据，依据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证和检验，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结论和实施方案，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较为全面的理论基础和实践途径。
本书的阐述路径是以英国的城市化历史资料为依据，以中国经济发展数据为背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借鉴。理论上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主导，以发展经济学（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和结构主义分析理论）为参照，兼顾内生增长理论的最新发展成果，对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产生和发展，运行过程和市场均衡性特征，房地产业对它的作用及影响，金融支持的条件和限度，可能导致的危机因素及预防治理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证和说明，所得的结论和观点都进行了严格的实证经验检验。我们可把这些结论和观点简述如下。（1）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特别是由发展所导致的人类从经济领域的分离向社会领域的集聚，用亚当·斯密的人类“历史倾向性”来分析和解释更为确切，英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城市化进程就是一个明显的实例。这种分析和解释不仅是经济学上的，而且是哲学上的。由此所导致的人类经济活动时空观，必然要从传统的自然经济时空观，向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时空观进行转变，在方法论上也就是从传统的近代数学工具向现代数学工具转变。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理论的发展趋势与实际经济运行发展趋势的统一。（2）经济研究的基础是市场，但研究对象已由单纯的生产领域向生产领域与金融领域的整合转变。中国的新型城镇化研究，也必须将生产和金融这两个领域作为一个特殊（共轭）的统一体来对待。目前国内外经济发展的趋势及危机与治理的困境，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现代数学为我们找到虚拟经济、实体经济的作用因子，论证它们的存在方式和作用手段，创造了难得的理论条件和实践途径。（3）如果从人类经济活动时空观来讲，人类经济增长的理论轨迹（就像龙多·卡梅伦等论证的罗伯特·梅曲线）是存在的，它是人的经济活动与现代科学技术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我们从它纯粹诞生的理性推理来分析，称之为“理想经济增长曲线”，如果从经济实践的作用来分析，它是调整人类经济发展，预防经济过热与经济膨胀的科学根据，我们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一再证实了这一点。
我们的主要观点就是以上三点，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一系列新型城镇化的基本原理和实践原则，大家从对全书的阅读中可以充分地体会到这一点。
因此，对于本书的学术价值、应用价值、社会影响和社会效益，集中地体现在以下几点。（1）找到了实体经济和虚拟（金融）经济的市场作用因子，证明了它们存在的空间为共轭作用形态及其具体的相互转化机理。由此确定了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产生根源以及预防、治理的基本原理和方法。（2）确立了亚当·斯密人类“历史倾向性”的存在事实及其市场作用规律，进而建立了经济增长的微观原理和宏观状态的相互作用关系。由此揭示了在经济持续增长条件下，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形成、发展趋势以及具体的实现方式。（3）证明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想经济增长曲线”的存在，这就为衡量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建立了判断标准。同时，它也对经济泡沫的出现和危机的预测及治理等，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和应用原则。（4）为了适应经济发展时空观的转变，为了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的紧密结合，我们将现代数学，如测度论、拓扑以及群论等方法论运用于现代经济学，以便进行有益的探讨，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本书论证扎实、逻辑严密、结论较为可靠，具体数据较为丰富、充足和全面，且来源客观，收集整理严谨，由此所做的一系列实证检验可信度强，因而得到结论的适应性和实践性也必然较强。这对于中国不同经济发展区域以及不同历史阶段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实践应用价值。对于提高本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以及对于可能遭遇的金融风险及经济危机，都具备了全面而有效的实施方法及防范、治理措施，所以本书具有较高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由于方法论的变更使本书的阅读有了一定的“难度”，为了适用不同类型的读者群体，有必要再做以下说明。（1）本书每个重要的经济原理和结论都进行了严密的数学推理和实证检验，所以大部分论证超越了现代经济学的数学范围，尽管我们尽可能地将它们进行了数学经济化处理，但仍有一部分不能如愿。我们将这部分的论证大都归纳在相关章节的延展阅读里，这一方面是为了本书阅读的连贯性；另一方面是为了给理论研究者提供重要的参考，因为它涉及科研和应用这两个重要的社会科学实践领域。（2）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者，包括政府工作者、公共管理者、企业管理者以及广大的市场经济参与者，本书为他们提供了简要的理论说明和实践原则，以帮助他们做出市场预期和决策判断。建议这些实践者在阅读本书时放下严密的数学证明不读，这并不影响全书基本观点的连续性。本书在这些关键点上的概述十分简洁易懂，这将使他们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取得双赢的机会变得极大。（3）本书的一些结论和具体操作实践，均来自市场经济的理论实践，对于新型城镇化的区域来说，它们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严密性。对于正常经济形势下的经济实体或金融机构，这些理论又有相对的实践独立性。如现代企业在金融市场上的运行；金融风险存在的界限和防范；虚拟经济体、实体经济体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转换等，这些理论和实践对这些部门的具体经济实体及个人，都具有切实可行的现实作用和历史作用。[1]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第236～237页。 第一章 从英国工业化到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理论路径和发展逻辑第一节从城市化到新型城镇化：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不能回避的历史选择
追溯“城市化”这一概念的来源，首先要涉及18世纪初英国的工业化运动，它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尽管这样的提法在英国经济学发展史上仍然存在着争议，但英国经济史学界对于英国的城市化运动是“工业革命的爆发”这样的提法还不全都愿意接受。艾士敦是研究18世纪英国经济学史的专家，是英国学术界公认的权威，他认为英国18世纪经济的巨大变革，“不仅仅发生在工业，同时也发生在社会和知识层面”。因此，他强调英国的工业化运动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自然的过程，而不是所谓的爆发革命。他说，“‘革命’隐含着变革的突然性，而经济变革的过程事实上不是突然的。被称之为人类社会的资本主义，其萌芽远早于1760年，发展成[1]熟又晚于1830年，忽视历史进程的连贯性是很危险的”。
我们引用这段话的意义，就是为了强调当时英国工业化过程的自然性。这种自然性首先指的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各种市场因素的成熟。而这种成熟，不仅为市场秩序的提升创造了客观条件，也为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了历史条件。中国学者在描述这个过程时曾明确地指出：“人口流动的方式先是短距离的、波浪式的，即先是城市周围的农村地区人口向城市迁移，他们走后形成的真空由较远一些地方的居民迁来补充，边远地区的农[2]村人口像大海的波涛一样，一浪一浪地向城市涌进。”例如，英国当时机械化的推广以及向农业的发展和普及；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壮大和城乡工商业的有机结合；民间金融机构的设立和政府在政策法律方面的认可等，几乎遍布英国主要的城镇和乡村。纵观英国经济的发展以及整个的工业化进程，虽然也存在着大大小小的社会矛盾及冲突，但总体上还是十分自然的、平稳的历史发展过渡过程。当时描写英国伦敦的一首诗，形象地记载了这种自然历史过程的情景：
瞧这座城市，
像披上一领新袍，
披上了明艳的晨光；
环顾周遭：
船舶，尖塔，剧院，教堂，华屋，
都寂然、坦然，向郊野、向天穹赤露，[3]
在烟尘未染的大气里粲然闪耀。
诗的作者华兹华斯是英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诗人，这首诗写于1803年初秋之际，正是英国工业化运动的关键时期。作者从泰晤士河上的威斯敏斯特大桥远眺清晨的伦敦，不由得发出无限的感慨。从这首诗里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当时英国城市化进程的欣欣向荣和经济自然发展的和谐一致过程。
所以，英国的城市化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进而促使社会生产力空前提高的基础上，为国家工业化进行奠基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强调它的“自然性”，也正是这种顺应科学技术进步推动历史发展的自然性；我们赞美它的“和谐性”，也正是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进而极大地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发展一致性。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自然和英国的城市化发展有着本质的差别。尽管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能够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科学技术进步并不强；能够普遍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科学技术成果并不多；在向城镇转移的农民工中像发展经济学所叙述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也不常见；流动到城镇的农民工能和城镇居民一样平等地享受公共资源配置的程度也不高；等等。这就是说，中国人民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由工业化大发展直接带来的还不尽现实。而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史来看，在这种条件下要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并能够取得成功的范例并不多。这就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基本途径和实施原则进行深入的探讨，以达到少走弯路、抛砖引玉的效果。
众所周知，中国今天实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正是得益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所释放的巨大能量。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国家综合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的不断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服务机构等逐渐走向成熟等，都和党领导人民不断地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密切相关。目前，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形态和微观经济实际发展的现实水平来看，中国人民经济生活发生的主要变化具体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社会主义[4]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初期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社会总劳动力投入带来的国民生产总值，开始慢慢地转换成产业内部的发展所推进的经济生产总量的提高。由此增加了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增长的水平含量，具体表现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明显增强，经济波动越来越呈现出[5]良好的规律性特点，如图1-1所示。图1-1 1995～201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构成，具有明显的周期性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2）中国的居民城市化水平在逐步提高，城市化速度在迅猛发展，2014年，上海、北京、天津的城市化率超过了70%，广东、辽宁、浙江、江苏和福建的城镇化率超过了60%，中国的省份（除去台湾省）中，已有18个省份的城镇化率超过了50%（见图1-2）。图1-2 2014年中国的城镇化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出。（3）中国三大产业中的第一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见图1-3，图中N表示第一产业、W表示第二产业，P表示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逐年提高。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主要靠这三种产业拉动，用国民生产总值对这三种产业的发展进行回归，其拟合度及调整后的拟合度都超过了96%。这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发生历史性的转折，我们正在向着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迈进，城镇化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图1-3 中国现阶段的三大产业比例走势，下图中加粗线为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以上三种情况是否就能说明中国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条件就完全具备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美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龙多·卡梅伦和拉里·尼尔认为，在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以下几个因素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们把这些因素归结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主要包括：人口、资源、技术发展和扩散以及制度框架发展的完
[6]善。美国学者佛里斯和英国学者克拉克也有相近的看法，不过，除去人口这一要素外，他们把资源分别称为“潜能”和“城镇网络”，而科学技术往往会和这种“潜能”或“城镇网络”联系在一起，而这[7]些要素都和所在区域的制度发展有关。因此，我们不妨以这三点为基准，看看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有什么优势和不足。或者说，中国的城镇化建设还存在哪些显著的特点和主要的问题。（1）关于农民工的流动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部门转移问题。英国工业化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向大城市流动，致使城市的人口大量增加，适应城市工业化的推进。“城市化伴随着工业化，在19世纪快速进行。英国再一次领先一步。到1850年为止，一半以上的人居住在城镇里，到了1900年，这个比例达到了3/4。……人们渴望住在城市，有多种社会和文化原因。从历史上看，阻止城市的扩张主要还是经济方面的——城市不能提供足够的生活必需品给那么多的城市人口。随着现代工业化的技术进步，不仅这些限制得到了缓和，而且出于对经济的考虑，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需[8]要城市扩张。”但这些流进城市的农民，是“随着打谷机、收割机、蒸汽泵引犁等农业机械的引进使用，农业劳动力开始绝对地减少，农业生产率继续提高，不仅能够养活迅速增长的人口，而且使营养条[9]件得到不断的改善”。这时就出现了所谓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对此，发展经济学家乔根森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定义和上述的情形完全一致，“如果人均粮食超过人均最大的消费极限，就会出现粮食剩余，劳动力就可以流离土地，进入工业部门就业。劳动在两部门之间的分工决定于农业剩余，如果农业部门没有剩余，全体劳动人口就必须在农业部门就业，如果出现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工业部门就[10]业的增长率等于农业剩余在农业总产出的增长率”。
但是中国现在农民工的流动并不都是现代经济学所定义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他们大部分因生活所迫在外做工而维持生存，有的人劳动一年只能积攒少量的积蓄，这种现象在中国的中西部农民工中最为常见。据有关资料显示：“2014年，农民工月平均工资2864元（见图1-4），比2013年增长9.8%，但平均月消费增长5.8%，扣除生活成本1389元，外出农民工每人月均收入结余1475元，比2013年的1557元减少了82元。而在2013年，中部、西部地区农民工在东部地区的收入结余分别是1518元和1344元，都低于在本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平均结余。中部地区农民工在中部、西部地区务工比在东部地区务工多获得64元和130元；西部地区农民工在中部、西部地区务工比在东部地区务工多获得228元和90元。数据还显示，中部、西部地区农民工在省内和省外务工收入结余相当，而东部地区农民工去省外务工的结余2118元，比在省内务工高496元。相比而言，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在东部地区务工生活开支较大、收入结余少，因此在中、西部就业机会增加的情况下，农民工更倾向选择就近就业，这也是当前农民工流[11]动格局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图1-4 2013～2014年中国农民工的工资分布
资料来源：2015年4月29日，国家统计局网站。（2）在工业化以及城镇化的过程中，技术的进步和扩散就自然处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但我们在这方面仍然表现得不够。本书一开始用图1-1的数据说明了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使我们高兴的是看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化以及经济发展周期性的增强，这里面当然有科学技术进步和扩散的作用。但遗憾的是：我们并不能从这张图中看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科学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含量水平到底是多少以及这种含量水平的变化趋势，因为它对中国新城镇化的建设同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关于科学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含量即水平问题，是一个较为复杂和烦琐的结构展现过程，目前仍然有很多的争议，在本书中我们将给出自己的观点。但对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来说，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所从事的工作，由于技术含量和产品作用等问题，对于转移后的农村劳动力是否能在城市扎下根，长期地居住下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关于这一点，英国的工业化过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中国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大部分劳动力，由于在客观条件上远不够现代经济学所说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标准，所以他们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领域仍然从事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尽管他们比在家乡收入相对能多一些，但是生活地位和水平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有关资料显示：2014年，中国农民工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为31.3%（见图1-5），比2013年下降0.1个百分点；在建筑业的比重为22.3%，与2013年持平；在运、仓、邮等行业的比重为6.5%，比2013年增长0.2个百分点；在批发零售业的比重为11.4%，比2013年增加0.1个百分点；在住宿餐饮业的比重为6.0%，比2013年增加0.1个百分点；在居民服务和其他服[12]务行业的比重为10.2%，比2013年下降0.4个百分点。但随着中国产业的转型与房地产业的萎缩，在建筑行业、住宿餐饮业的农民工比重必然会下降，这时农民工只能被迫在零售业，运输、仓、邮等行业进行激烈的竞争，而这些行业的城镇居民常住保障率极其有限。图1-5 2014年农民工在不同行业的就业情况
资料来源：2015年4月29日，国家统计局网站。（3）关于城镇化的产业支撑问题。英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大规模的工业制造业基础，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以及为之服务的第三产业来支撑，国家财富的有力提升为城市化发展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和能量，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获得比他们在原有部门更高的工资和福利提供切实可靠的空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都具有这方面相似的特点，“从城市化的效果来看，欧美日国家的城市化，可谓又好又快，即不仅有很高的城市化率，而且进城人口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即使失业也有国家提供的保障”。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产业集中在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人均GDP也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但中国却在城市外观上与一般发展中国家差异极大，而与发达国家有得一比，即所谓中国‘城市像欧洲’。且中国城市中并无发展中国家都有的大规模贫民窟。中[13]国的城市化走出了一条与一般国家极为不同的道路”。同时，中国近十几年来以房地产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高增长，并没有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壮大提供有力的支撑，相反却挤占了巨大的实体经济发展空间。图1-6 中国现阶段经济运行的现实景观
注：ID.工业增加值指数；X.社会总消费指数；R.市场基准利率；M2广义货币供给指数；H.房地产指数；IN.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指数；G.上证指数；W.外汇比值。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和凤凰财经等网站。
图1-6显示出从1996年10月到2015年12月，中国主要宏观经济数据构成的一幅现实经济运行“景观图”。图1-6的上图显示，在广义货币供给指数M2和市场基准利率R之间，是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可以看到，由工业增加值指数ID、社会总消费指数X、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指数IN混合而构成了一条粗壮鲜明的市场均衡线。这条均衡线与M2汇合成了一条“宽阔而平缓的白色河流”。从左向右望去，“河流的左岸”被虚拟经济房地产指数H占据着。“河流的右岸”就是上面提到的市场均衡线，它预示着实体经济对社会流动资金的吸引力。河流向哪方倾斜表明社会流动资金向哪方流动。越过这条河流的右岸就立刻成为虚拟经济的发展空间，我们看到这条白色河流明显地向虚拟经济一方倾斜了。“这条河流”还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能否进行有效转变的关键性领域，是实体经济进行健康扩展还是虚拟经济狂飙溃烂的分界线。但图1-6的下图显示，从2005年下半年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比值在这里出现了分岔，这将给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的转换[14]带来风险。实际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导致股票市场上证指数（简称股指）G在2007年的2月份左右至2008年4月份左右“越过大河右岸冲入左岸”一次，但这次冲击出现尖锐的“峰值”后迅速回落，形成了第一次股灾，它对中国城镇化的影响极大。注意这次股灾发生在汇率W曲线与均衡线出现分岔不久（三年左右）的时期。在2015年的3月份左右股指又“闯出大河右岸进入左岸”出现“峰值”，紧接着又出现6～8月的股灾。中国的股票市场波动极大，实证检验证明它极不稳定，只有房地产指数H稳固地占据着“大河左岸”。在这条大河的“白色地带”可以填充60多万个新生的中小企业[15]经济实体。我们看到，这条大河一直“宽阔平坦”，从2011年起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有所萎缩，打压了农民工进入城镇市场的空间。而由于2009年起中国的股票市场又有所回升，并不断地接近和突破市场均衡界限，但它并没有给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变化，反而促使了中国农民工数量近几年的连续下滑（见图1-7）。图1-7 近5年中国农民工的总量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网站。
从理论的发展角度来看，以上的问题都是在以往的工业化过程和城市化建设中很少碰到过的棘手问题。我们在研究英国的工业化过程以及城市化建设中没有碰到过它，在现代发展经济学理论以及内生增长理论中也没有碰到过它。因此，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同样会阻滞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我们后面要给出关于这些问题的一系列理论讨论和实证检验，力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把这些问题搞清楚。
所以说，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既有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性成分，也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固有优势和不同特点。不但和英国当年的工业化历史进程不尽相同；也与发展中国家即拉美国家的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有着极不相同的社会条件和经济基础。因此，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绝不仅仅意味着就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城市化；也绝不是单纯的二元经济解构过程中的经济现代化。中国学者指出它们之间不仅仅存在着形式和内容上的差异，而且也存在着实践手段和实现路径的根本差异和完全区别。外国的城市化是强调人口向大城市转移，非农产业向大城市的产业集聚，促进大城市的经济繁荣。而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不一定非得要求非农业人口和非农产业向大城市转移，而且也可以在当地的小城镇扎根发展或者向具有发展潜力的、就近的中小城市迁移，促进整个经济和人的协调发展以及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共处，推进区域经济的均衡收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16]荣昌盛。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特点的解释不但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历史性胜利的现实要求。第二节英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城市化进程与亚当·斯密的重要思想
如前所述，英国的工业化进程，是一个自然的城市化过程，在17世纪中下叶到19世纪初基本完成。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农业生产效率显著地提高，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比重却明显地下降，这一点和中国极其相似。在英国工业化过程中，农业部门的产品从供给有余到慢慢地开始实现商业化，农民种粮不再是仅仅为自己享用而且还为了赚钱。“早在17世纪，英格兰的人均对外贸易额就已经超过荷兰以外的所有其他国家。伦敦城内的各类商业，金融机构已非常完善，令人瞩目，足可与阿姆斯特丹媲美。从1688年到1801年期间，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40%下降至32.5%，采矿、制造以及建筑等产业的比重仅从21%上升到23.6%，而贸易额与运输[17]业的比重则从12%上升到了17.5%，几乎增加了50%。”（2）尽管当时的大部分农业人口还没有完成向其他产业的转移，但属于当时农业人口的大部分农民所从事的工作却在第二产业或者第三产业领域，尤其是与家庭服务相对应的专业服务领域，其比率达到60%以上，而制造业及相关产业所吸收的劳动力比例在20%至[18]30%。这些专业产业的显著特点是它的消费对象主要是远离所在生产区域的其他地方和国家，尤其是有显著商业特征的物质或精神消费品。这说明这些农民的劳动对象及劳动性质和传统农民相比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3）由于机器的发明及逐渐地推广，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第二产业主要是制造业、矿业和建筑业等蓬勃兴起，表现为劳动力就业和产出等指标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加。进行传统种植业的农民人数却大幅度减少，于是一些种粮大户在这些农民中逐渐出现，农产品也开始向商业化转移。（4）第二、第三产业在国家的分布点比较均匀（见图1—8）。由于科学技术的推广和渗透，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特别是第一产业的生产效率显著提高，这就使农业剩余人口从事其他产业有了可能，也为其他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土地资源的需求得以满足提供了可能，这种现象相对均匀地分布在英国的绝大多数地区（除了以庄园为主的西、北部地区）。“第二、第三产业的欣欣向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产业门类增多，规模迅速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加，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吸引他们向城镇流
[19]动”。这就为工业化的实现提供了有力的物质条件和人力资源支撑。图1-8 英国工业化过程中第二产业的区域分布
资料来源：龙多·卡梅伦、拉里·尼尔：《世界经济简史》，潘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第217页。（5）英国的工业化过程显示出的是一种“自然发展”的过程。其主要表现在，出现合理布局的农业人口向工业区域转移，他们迁移的距离很短。这就是伴随着产业梯度转移的人口密度从东南向西北部[20]迁移，城市化速度加快。
当时英国有很多的思想家、社会科学家如实地反映和阐述了这种“自然发展”的变化过程，并对这种变化过程给出了不同的观点和态度，他们之中很多人创造性地对人类的经济行为做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判断，为现代经济学的建立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英国还出现了许多至今仍然具有巨大影响的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等等。他们对古典经济学的建立，现代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仅从对英国工业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理论研究来讲，亚当·斯密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他虽然没有直接阐述英国工业化的形成原因和生产力集聚的理由，但我们从他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阐述中可以明确地看到英国工业化形成的原因及机理。例如，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两条途径：其一是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力。而劳动生产力又决定着劳动分工，劳动分工是生产规模扩大和劳动力集聚的重要原因；其二是资本积累。亚当·斯密认为，要增加国民总产出，就必须增加生产工人的数量；为了增加生产工人的数量，就要进行资本积累。产品是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增加依赖于劳动量的增加。因此，资本积累就是生产性劳动的[21]雇用，两者同一。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亚当·斯密在这里对产品交换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交换是人类本性中的一种倾向。后面我们将会看到，正是这种思想给我们对经济增长的波动、科学技术的作用以及劳动生产力的集聚等理论设定点燃了探索的火花。
亚当·斯密的主要经济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里，他对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国民财富自身的产生过程以及与国家财富体系之间的关系等，都做出了深入浅出、鞭辟入里的论证和阐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但因这部巨著主要是用语言描述完成的，后人在对他进行研究和领会的过程中，尽管有很多创造性的发挥和发展，仍然不免有管中窥豹之嫌。例如亚当·斯密在这部巨著中多次提到的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历史倾向性”问题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等等，人们注意得不多，有的学者虽然注意到了但对其解释不尽一致。在现代数学研究的基础上，研读这些重要的经济思想，尽量给出合理的解释，将会对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完善和准确性预测产生重要的影响（请参看本章延展阅读）。
为了弄清亚当·斯密“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含义，中国经济学家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表述方法对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描[22]述。我们这里首先仍然借用这种方法，以观察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的条件和原因。按照亚当·斯密经济增长的基本含义和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形成的影响，我们来分析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机理并进行推理。我们用c表示剩余所有者的非生产性个人的最大消费比例；w表示工资率；A（t）表示生产过程结束时出现的农业剩余，它具有价值的量纲，同时它又是科学技术水平的表示，具有市场价格的量纲。那么农业部门可剩余的劳动力为：
L=（1-c）A（t）/w （1-1）
剩余劳动力在单位时间Δt期的变化值为：
ΔL=-c/w·dA（t）/dt=A（t） （1-2）（1-2）式就是由于农业科学技术的提高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令w/c=λ（比例常数），即
dA（t）/dt=-λA（t） （1-3）
则有
其中A是农业劳动剩余者开始从农业部门转移时，由于科学技0术的普及和提高所导致的农业剩余，或者叫超过贫困线达到温饱时的农业剩余。（1-4）式具有古典概率密度函数的特征，它表明，由于科学技术进步在农业部门的作用，就会出现农业剩余。这种农业剩余以农业剩余人口的形式，在工业化过程中转移到了第二或者第三产业部门——完成向城市集聚。这就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城市化原理。
对于（1-4）式，我们可以求出英国工业化时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时的主要关系。那就是对古典概率密度求积分，即（1-5）式说明，农业劳动力流动的形成状态为：某区域科学技术取代流动人数剩余的劳动价值（温饱水平的生活价值——最低生活底线的生活价值）×剩余所有者的非生产性个人的最大消费比例÷当时水平的工资率。我们认为，这个标准是容易把握和推算的，这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形成过程和流动原因。
按亚当·斯密的观点，英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农民，在进行产业转移而流动到城市的过程中，他们生活状态是处于在当时科学技术进步的情况下的，转移农民个人用于生活消费的剩余与生产过程结束时出现的农业剩余的乘积，必须与转移农民的工资水平相匹配。这个比值越大，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就越快。相反，这个比值越小，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就越缓慢。这种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条件和形成标准是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本标准，低于这个标准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比如说是为了生活所迫的流动和摆脱贫困的农业劳动力流动，就不能叫作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发展经济学家乔根森为此提出的关于发展经济学中“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概念，完全和亚当·斯密的原有定义内容一致。（1-5）式还告诉我们，整个农业部门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是和工业化过程中农民工的转移数量成正比的。
由于科学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不仅满足了工业扩大生产规模的需要和城市化的扩张，而且还产生了一个人们并不太注意到的作用，那就是它开拓的市场最容易导致均衡的产生，特别是人口的分布的均衡。这个问题经济学家很少有人提及，但经济史学家早就注意到了。由于机器的使用使人们劳动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使交通运输更加趋于发达，为资源的市场配置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达到资源市场的均衡，进而达到人口分布的均衡。关于这一点，读者可以在有关英国经济史学资料中查阅。经济史学家还提到它能促使人口密度的分布均衡。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不仅有助于国内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口的地理分布。这些移民从乡村转移到不断发展的工业地区，迁移距离很短，同时伴随着很高的自然出生率，这就导致了两个显著的人口地域性变化：其一是人口密度从南部[23]向西北部迁移；其二是城市化的速度加快”。
可以看出，英国工业化过程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部门转移的历史性过程，它是随着英国农业部门科学技术水平的进步带给农业生产部门较高的劳动效益而产生，它是农业部门出现劳动力剩余，进而转向非农业部门的自然的、“自下而上”的历史发展过程。政府的作用只是为这种转移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法规，而没有对[24]这种转移进行主导或极力的干扰。乔根森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
[25][26]界定、恰尔多关于农业内部自动发展动力的贸易模型都与亚当·斯密的这种观点密切相关。（1-4）式根据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基本原理，将在英国工业化过程中有生产技术的劳动力集聚模式表示得一清二楚。这与亚当·斯密对英国社会工业化进程的认真观察、深刻认识和严密推理密切相关。英国是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制度设定和经济运行的市场特征及特点是相当成熟和规范，资源的配置、产品的创新和产品规模化进程中的知识外溢效应等，都给农业生产效益的提升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再加上英国的工业化运动是“自下而上”地在全国推展，这就成为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趋势。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就经济发展的规模化来说，只有农业剩余劳动力才有可能掌握真实的、永久的城市化进程中的生产和生活技术，使他们从农业部门中分离出来，并在城市（城镇）中永久地居住下去。（1-4）式就是标准的概率分布密度的指数形式，是从农业部门分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流动集聚的理论基础，也是传统经济社会进行工业化、城市化形成的基本理论依据。在近代数学基础上，按照现有的经济学原理，（1-4）式是最能说明农业剩余人口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和集聚的模型表达式。但是，正因我们前面所描述的，由于表现手段的限制和表现条件的历史影响，亚当·斯密关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些重要的观点和结论，现代经济学还未能完全地得到表达和领会。因此，我们认为（1-4）式仍然是一个近似的表达方式，后面我们还想进行更加准确的表述。例如亚当·斯密关于“分工和交换是人类本性中的一种倾向”等著名的论断，我们认为这样的论断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空穴来风。但是必须用现代的数学方法，对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念有所扩展才能完成，这是本书的基本任务。这个基本任务的完成，有利于我们对中国现代工业化进程中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得到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我们还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当时英国的金融部门和金融机构对英国工业化及城市化的重要影响。“英国工业、农业、商业、财政金融各部门的整合发展为金融体系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英国近代金融体系的初步形成，是以国债制度的建立为轴心、以英格兰银行为代表的银行体系和以伦敦股票市场为核心的证券市场的早期发展为主要内容的”。这样形成的结果是：“17世纪以后，随着英国农业、工业、贸易的飞速发展，以及信贷工具和货币制度的发展，为英国金融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客观的基础。到18世纪50年代，以国债制度的建立为轴心，以遍布城乡的银行网络与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早期发展为基本内容的英国近代金融体系已初具雏形。以英格兰银行为代表的银行体系，以伦敦股票市场为核心的证券市场共同组成的近代金融体系的形成，是英国得以率先迈入工业化大门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作为直接资本市场的交易所和作为间接融资渠道的银行，为英国近代早期积累的大量财富与工业化建设的融通构筑了一座坚固顺畅的大[27]桥。”
这些作用产生的结果，使英国的工业化不仅带有城乡联合、初具规模的城乡贸易扩展体系，而且具有近似于英国的工业化促使广阔的农村变成小型城镇化的历史痕迹，这将成为我们实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有益借鉴。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忽视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金融化的巨大动力作用。这种动力作用直接体现在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上。应该承认，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工业发展没有资金的支持就相当于发动机没有“燃油”，英国的金融创新体系就是迎着这种时代的急需应运而生的。它集中地体现出了以下几个难以替代的作用。
其一，英国乡村工业往往依托城市的资本、信息和市场。英国乡村经济的变迁，始于乡村毛纺业的广泛兴起和逐步扩张。新毛呢即是农民手艺工业化的产物，其中的高新技术主要由城市传播到乡村。乡村工业资本大量来自城市商人资本。乡村工业生产和营销的信息大多是通过城市商人传输到乡村，这就为乡村工业的规模扩大和产品畅销寻求金融支持提供了可能。
其二，英国乡村工业往往以城市为后期加工基地。在生产过程中，城市工业和乡村工业互为呼应。乡村工业产品一般是半成品或初级加工品。小城镇尚且如此，大城市与乡村工业的联系不言自明，这就为金融产品注入实体经济进而相互作用，共同发展提供了可能。
其三，城市商人雇主在组织乡村工业方面作用加强。无论是独立工匠制，还是委托制，城市商人的组织调剂作用不容忽视。商人资本往往垄断供给原料和成品收购、转运等。独立工匠因资本薄弱而必须借助商人的中介作用把原料和产品联系起来，以金融市场作为联系媒介已经变成了现实。
其四，前工业化时期城市职能的转变对乡村工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布里斯托尔、埃克塞特、达拉姆、利物浦等沿海港口城市的兴起不仅为英国乡村工业的扩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乡村工业产品走向世界市场担负着仓储、转运等重要的流通职能。西部乡村工业和普利茅斯港、布里斯托尔港互为依存。在乡村工业集中的地区，涌现出新兴工业城市和工业中心。如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谢菲尔德、蒂弗顿和拉文翰等。这些工业重镇大多是在乡村的村庄和小市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们大多数得到了金融机构的支持和帮助。
城乡协调发展还表现为乡村对城市经济的影响增强。农业发展是工业扩展与城市增长的前提与基础，英国前工业化时期发生的农业革命，不仅使英国首次摆脱了周期性饥荒对经济发展的困扰，为人口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供给，而且为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必[28]要的物质基础。
我们在感叹亚当·斯密精密的理性分析和严格的逻辑推理的同时，不得不为现代经济学，如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经济学等在指导发展中国家、拉美等国进行“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中，在指导传统经济国家向现代工业化国家进行经济转型的历史作用中，理论的“完整”但又作用甚微，手段的“严密”而基础设定的“科学性缺憾”而叹息。我们不能不反思在这些理论的应用和实践过程中，几乎是无意地对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期国家造成的误导乃至伤害，不能不去认真地寻找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和导致错误的基础和根源。
我们看到英国经济史发展的轨迹是，英国工业化乃至城市化所引发的一系列现象，都是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经济状态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结果。所以我们要寻找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状态的关系，离不开微观经济体之间的“交换的本性”和“产品的本质”。如果这些本性、本质都和亚当·斯密所说的“人的倾向性”有关，那么就必须探究这些本性和本质所表现的实质以及交换本身对产品生产的实际[29]意义。它们应该是这些交换能够付之实现的核心体现，也是个人形式的社会生产得以实现社会进步的客观基础。这都涉及“商品价格”和“生产数量”这两个与市场经济一起产生，而其形态变化本质不变的商品生产属性。对于现代金融经济学来说，也就必然存在着资本、利率、商品数量和价格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这些本质问题的具体体现才是市场功能的具体体现。同时，这些问题也和人们经济行为时空观的基本特点密切相关，因为它涉及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在市场交换形态下形成的基本规律——人们的需要从理想到生产，从生产到实现的一系列完整的周期性循环过程。如果这个周期没有完成或者看起来完成了但实际上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可，那么生产者就不可能实现这种理想的飞跃，就可能在市场中产生危机。现代数学表明，这样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立体的动态群体运行过程”，妄图不加条件限制地、随意地将它们变成“平面化的（二维空间）”进行分析研究，或者不考虑人的经济活动特点而用具体的经济数据进行简单的代数运算或微积分运算，都是主观的和不实际的。因为这些运算根本不可能涉及经济运行的本质，更不能揭开经济发展的实际秘密。因此，不解决基本的思想问题，经济学的基础就不会牢固，所得出来的结论也就必然不符合经济实际，因而就不可能指导具体的经济实践。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一再告诉我们，经济学的科学性不仅仅是微观经济基础是否存在的问题，而且还在于这个微观基础是否与人们的经济行为时空空间相一致，如果经济学描述社会经济现象的手段与人们的经济行为时空观存在着错位，那么得到的理论同样会在社会实践中“搁浅”。第三节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与发展经济学的认识特点及误区
从现代经济发展史的文献来看，英国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发展和扩张的条件，人口的增加与工业的增长，转移人口的就业和社会矛盾的排解等，都体现在一种“自然的”实现与“和谐的”发展过程中。这些问题在出现或者出现的过程中就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一系列完整的结构磨合和理论协调的机制中，这种机制在现代经济学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后人在研究和应用这些理论和实践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把它们所反映的特殊的历史条件忽视了，把经济学发展的自然社会基础忽略了，因而把一些重要的经济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社会依据甚至根本的客观原因也忽略掉了。“例如，在狩猎和游牧民族中，有善为弓矢者，他屡屡以自己制成的弓矢，与人交换家畜兽肉，结果他发现了，与其亲身到野外捕猎，尚不如与猎人交换，因为交换所得，是比较得多。……这样一来，人人都一定能够把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的剩余生产物部分，换得自己所要的别人所产的剩余生产[30]物。”这是亚当·斯密在阐述社会分工所带来的交换时很重要的一段话，它说明当时市场的变化或者说市场的创新，是紧紧地围绕着两个基本点进行的，正是这两个基本点才使市场交换不可能与社会的经济现实相脱离。这两个基本点是：第一，市场交换必须紧紧地围绕着人类生产的实际财富的存在而进行，而这种财富对于交换共同体来说也必然是真实的“共同的”财富，只有这样的交换市场才能体现有效的市场功能。脱离人类生产的实际而产生的交换必然会使交换的市场与实际的产品发生脱离。好在亚当·斯密描述当时的交换市场是物与物的交换，而那种脱离人类生产实际的交换形式还不存在或者发生的影响还不很大。第二，交换价值的变化必须是紧紧地依赖生产工具技术含量及生产技能的变化，因而也是直接地影响实际劳动生产率或者劳动效率的变化，在交换市场上就是紧紧地围绕市场需求实际的变化而直接影响到价值大小的变化。亚当·斯密从来没有打算把他的这种[31]理论可以无限制地运用到金融领域。
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从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经济历史条件和不同的工业化发展（有些区域属于国家即政府的推进）路径来看，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实际结果。这些结果，人们现在还历历在目。其中有成功的；有的失败的；有些过程看似不尽理想，结果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