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昭侠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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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理论与实践：产业结构调整、区域性、阶段性试读：
上篇 基于产业结构调整的服务业理论与实践
第一章 产业结构理论框架修正
一、理论分析框架一个较为完整的产业结构分析框架，基本上应包括四个步骤：界定产业发展环境、设定结构服务化行为假设、给出制度安排、选择均衡结果。（一）界定产业发展环境
任何产业的发展都面临着一定的发展环境，是在给定环境的包围中发展着的。产业发展环境是作为外生变量、参数给定的。环境因素根据是对所有相关产业组织都产生影响，还是仅对特定产业组织具有影响，区分为一般环境因素和特定环境因素。
一般环境因素是指可能对这个产业的发展产生影响，但其影响的相关性却不清楚的各种因素。一般环境因素是间接影响产业发展的外部因素，但任何一个产业组织都不可能不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因为任何一个产业组织都是社会这一个大系统中的子系统，不可能脱离整个社会而独立存在，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和研究产业组织本身所处的一般环境。产业一般环境因素主要包括构成产业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国家经济政策，这是制约产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任何产业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不可能作为封闭系统来运作，任何产业都是在一定的特定环境中进行活动的。环境是产业生存发展的土壤，既为产业活动提供发展的条件，又起限制作用。
社会经济状况包括社会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国家经济政策等多方面的内容，涉及国家、社会、市场及自然资源等多个领域。社会经济结构指国民经济中不同的经济成分、不同的产业部门以及社会再生产各个方面在组成国民经济整体时相互的适应性、量的比例及排列关联的状况。社会经济结构主要包括五方面的内容，即产业结构、分配结构、交换结构、消费结构、技术结构，其中最重要的是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是指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和所达到的水准。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常用指标有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人均国民收入、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增长速度。经济体制是指国家经济组织的形式。经济体制规定了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各经济部门的关系，并通过一定的管理手段和方法，调控或影响社会经济流动的范围、内容和方式等。国家经济政策是指国家、政党制定的一定时期国家经济发展目标及实现的战略与策略，它包括综合性的全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国民收入分配政策、价格政策、物资流通政策、金融货币政策、劳动工资政策、对外贸易政策等。
特定环境因素是指与产业组织目标直接相关的那些环境因素，它是由对产业组织绩效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的要素组成的。一个产业比较典型的特定环境因素包括竞争者、供应商、顾客、政府管理部门及社会上的各种利益相关者代表等，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产业的发展状况。当然，产业发展的环境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在不断变化的，对于一个产业组织来说，哪些因素是一般环境因素，哪些因素是特定环境因素，主要取决于产业组织的目标定位，即产业组织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范围及其所服务的细分市场。
通常我们往往将西方产业结构服务化的理论分析模式套用到现实经济中去，而不考虑任何一个经济理论、行为假设都有其边界，没有意识到许多理论是基于理想状态，主要是为了建立参照系及努力目标和方向而发展出来的，因此不能无限扩大和盲目运用。（二）设定结构服务化行为假设
产业服务化分析框架中的第二个基本组成部分是设定结构服务化行为假设。一个经济理论有没有说服力和实用价值，一个经济制度安排或经济政策能不能让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关键看所假定的个人行为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看制度安排和人们的行为方式是不是激励相容，即人们对激励是不是做出了对他人或社会也有利的反应（田国强，2005）。
产业结构演进问题，无论是工业化还是服务化，实质上都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是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三次产业之间的动态优化。为了研究人们是如何配置资源，如何在劳动、资本、技术之间做出权衡取舍的选择，对所涉及的人的行为做出正确判断和界定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通常被经济学家所采用的人类行为假设是“人是自利的”，即人主要追求自己的利益。在经济学中，比利己更强的行为假设是人的理性假设，也就是最优化假设。这一人类行为假设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假设。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利己行为假设是符合基本现实的，应该肯定“经济人”假设是对现实社会中的人进行的高度抽象。但承认“经济人”假设的合理性，并不能否定其不足或缺陷的存在。
设定结构服务化行为假设要基于从经济理性转向社会理性的维度。我们已不能把单纯的“经济人”，作为解释取向合法性基础的单一维度。要尊重社会理性而非单纯的经济理性，无论是产业发展抑或是经济、政治改革都应由社会良知而非单纯的经济理性驱动。事实上，正是由于“经济人”假设理论的内在局限性，给人们带来了不容忽视的严重后果。诸如环境危机、经济危机、价值崩溃、普遍物化等异化问题。人是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这里的人，既指的是个人，也指的是集体的人，全体的人。我们观照的逻辑起点是要把行为主体当作“集体人”、“全体人”、“社会人”、“生态人”，而非单纯的“经济人”来对待。它可以使我们反省所谓现代经济的发展观，以及人在自然中的位置和发展的意义、发展的方式，及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从而反省人的存在价值、人的生命意义。
人作为具有社会属性的主体，本应求得的“社会理性”高尚精神目标消失不见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蜕变为一种贪得无厌的物质占有欲，人的存在成为感官欲望的无限放纵，身体的解放以牺牲、泯灭精神为代价。这样的发展实际上已经脱离了人健康发展的需要，既造成人的异化，人成为了一种无止境的消费动物；反过来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的严重污染破坏了生态，又危及人的生存。无论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都要求人类必然要从“经济理性”转向“社会理性”。
人不仅需要物质，从物质追求中求发展，更需要精神，从精神乐趣中求得幸福。笔者认为，实现从“经济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转变，也并不仅仅局限于产业服务化发展取向，而是在建构和倡导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体现了对人类社会步入持续、和平、健康而秩序的发展轨道的追求。而要达到这种追求，首要的任务就是在实践中让人实现从“经济理性”到“社会理性”的转变，并把其处于结构服务化的理论分析乃至整个社会服务化的限制与调整之中。（三）给出制度安排
制度安排是指在特定领域内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组规则，它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采取合作与竞争的方式。它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可能是暂时的，也可能是永久的；可以是外生给定的，也可以是内生决定的。
按照诺斯的解释，制度包括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指引社会和个人发展的基本经济规则、政治规则和文化规则的总和；制度安排则是协调不同组织之间可能采取的竞争与协作的制度结构形式。在制度变迁或演进中，制度环境的变化进程更为缓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制度安排可能是短暂现象，也可能是长久存在。制度环境决定着制度变迁的性质、范围和程度，人们一般是在制度环境所规定的条件下从事制度选择和制度安排的活动。
制度安排的基本目标在于架设一种结构和秩序，一方面提供一种组织安排和结构设定，用以协调矛盾、化解冲突，使其成员在合作中获得一些在组织和结构之外难以完成的任务或不可能获得的追加利益；另一方面提供一种能够影响制度变迁的机制，是用以改变团体或组织中的个体在共处中可以相互影响与合法竞争的手段。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制度安排与产业结构变动有密切关系。产业结构演进首先受制于一个国家与地区的制度安排状况。不抓住制度安排这个关键点，仅仅依据产业结构服务化的一般规律来研究经济体的产业结构服务化问题，显然是不充分的。
产业发展需要是制度安排潜在的或现实的影响元素和推动力量。尽管说到底，日益丰富和复杂的人的需要是推进制度安排的基本动因，然而人的需要是寓于产业发展之中的，社会的进步最终体现于产业的发展和人的解放的活动中。
人类文明的每一个进步，就是人的合理需要在产业发展中不断产生并持续满足的过程。正是在这种良性的互动关系中，人的需要通过产业发展和制度安排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相互促进。不断增长和扩大的人的需求，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反过来促进了产业发展，制度安排的结果在某种特定意义上也迎合和满足了产业发展需求，也同时引发了人的新的需求。
体制转轨国家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制度安排没有对产业主体产生足够的激励。制度创新能够促进产业发展，实现经济增长。即使各种生产要素总量和技术保持不变，通过制度创新，对要素进行重新组合，也能够促进产业发展，继而迅速实现经济增长。不仅如此，有效的制度可以有效降低交易费用，通过削弱信息的不对称现象，消除机会主义，减少经济的外部性，增加交易的确定性，降低经济主体的经营成本。交易费用的存在必然导致制度的产生，制度的运行有利于稳定有序的秩序的形成，从而实现交易费用节约。没有制度约束，斯密“看不见的手”带来的可能不仅不是产业繁荣，而是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混乱。（四）进行均衡分析
1.均衡分析的内涵
用均衡分析法集中、系统地分析和研究不同经济主体在利益驱动下的各种行为、过程及结果，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般均衡体系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一般均衡主要研究在市场出清条件下利益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分配结果，这一利益分配过程是通过商品市场、要素市场以及更加细分的市场的均衡具体表现出来的。其特征是市场参与者如何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
如消费者在商品市场中，在个人收入、商品价格、偏好既定条件下，通过购买各种商品使自己的欲望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以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厂商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中、在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通过出售各种商品使总收益最大，也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取决于生产要素的价格，要素所有者在要素市场上以最高的要素价格卖出生产要素，实现个人收入最大化。
2.一般均衡分析
一般均衡分析将所有市场当作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把各个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也考虑在内，这时每一种商品的供求就不仅取决于该商品本身的价格，而且也取决于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每一种商品的供给就不仅是自身价格的函数，而且是所有其他商品价格的函数。因而每一种商品的价格都不能单独决定，而必须和其他商品价格同时决定。
在某个价格体系下，经济处于整体均衡状态，即此时所有的商品和要素市场都同时处于均衡。相对于局部均衡而言，以市场上所有商品的价格、供给和需求都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为前提，考察各种商品的价格、供给和需求同时达到均衡状态时价格与产量决定，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在现实的经济体系中，一个经济变量的变动必然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其他经济变量，最终影响到整个经济体系的状态。尽管每个个体的决策是独立、分散和自由做出的，市场均衡状态的取得却取决于所有参与者的决策与行为。一个追逐自身消费利益最大化的消费者，在市场的引导下最终会使经济达到这样一个交换结果，在该交换结果每位消费者都使自身消费利益最大化。
现实生活中经济体系的一般均衡只可能是一种趋势，即产品市场的同时均衡：各种产品之间存在替代关系或互补关系，这种相互影响不断传递；要素市场的同时均衡：各种生产要素之间也存在着替代或互补影响；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同时均衡：各种产品和生产要素之间又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它包括了在自利动机的驱动以及各种技术或预算约束条件下独立决策所达到的均衡。
例如，在市场制度下，作为企业所有者，在生产技术约束条件下的利润最大化生产计划称之为均衡生产计划，从而可导出商品的供给曲线和要素需求曲线；作为消费者，在预算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消费组合称之为消费均衡，从而可导出每种商品的需求曲线；从供给和需求曲线又可得出每种商品的市场竞争均衡，它包括了人们在给定的市场机制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以上所给出的均衡概念也包括了在有限理性假设下所导出的均衡以及任何给定行为假设条件下所导致的均衡。均衡选择结果依赖于经济环境、自己的行为方式，以及让他做出激励反应的游戏规则，它是相对这些因素的“最优”选择结果。（五）产业结构均衡
均衡体现了经济主体或经济变量间最合理的状态。产业结构同样存在均衡合理问题。所谓产业结构均衡合理，是指产业结构由不均衡向均衡发展的过程，即要求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上，根据消费需求和资源条件，对初始不理想的产业结构进行有关变量的调整，理顺结构，使资源在产业间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
产业结构是否均衡合理的关键在于产业之间内在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不同于各产业能力之和的整体能力。产业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越是协调，结构的整体运行质量越高，产业结构就越均衡合理；反之，产业结构就越不均衡合理。产业结构均衡合理就是要通过产业调整，使各产业实现协调发展，并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求的过程。
产业结构均衡合理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不是指产业结构水平的绝对高低，而是指在国民经济效益最优的目标下，根据本国的地理环境、资源条件、经济发展阶段、科学技术水平、人口规模、国际经济关系等特点，通过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之达到与上述条件相适应的各产业协调发展的状况。产业结构的均衡合理化与高度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产业结构的均衡合理化为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提供了基础，而高度化则推动产业结构在高层次上实现均衡合理化。
因此，在产业结构优化的全过程中，应把均衡合理化与高度化问题有机结合起来，以产业结构均衡合理化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以产业结构高度化带动产业结构均衡合理化。产业结构的均衡发展，一方面是产业部门间的均衡发展，另一方面是产业发展的稳定性，即从时间序列的产业波动性评价产业的均衡。产业部门、产业要素在产业发展中要协调一致。合理的产业结构是一种比例协调的结构，意味着不存在明显的短缺、剩余产业，也不存在瓶颈产业，各产业均能合理、有序地发展。在产业结构达到了均衡时，经济具有一些特征。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产业结构均衡发展的状况。
1.产业结构服务化
产业结构服务化不仅表现为第三产业内部服务业的不断扩大，同时还表现为第一、第二产业内部服务量的不断扩大。
从第三产业内部服务业来看：第一类是对企业、事业部门提供的服务。随着企业内部事务处理和办公自动化的发展，与软件开发相联系的信息处理、程序设计等行业不断扩大，使企业内部的业务逐渐趋向独立化、安全化和合理化。
第二类是对个人提供的服务。随着个人收入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加，零售业、饮食业、旅游业、短期租赁业以及体育俱乐部和文化中心等休闲产业飞速发展。
第三类是对社会提供的服务。社会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以及人们对福利方面需求的增加，使得旅客运输业、电信电话业以及广播、电视、医疗等方面的服务不断扩大。
再从第二产业来看，其内部的服务量也在显著增加。在企业生产活动中，信息管理、综合计划、研究开发、市场调查、广告宣传、产品销售等与服务有关的业务比重急速增大。与此相适应，在第二产业的产品成本中，与服务有关的价值含量也在扩大。
制造业内部的软化和服务化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而第三产业的扩张又使第二产业进一步趋向软化和服务化。各产业就是在这种相互联系中相互促进，使经济日益趋向软化和服务化。
2.产业结构高技术化
产业结构高技术化是指用高科技武装传统产业的过程。产业高技术化的发展最先突出地表现在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上。科技进步使劳动工具、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不断创新，极大地促进了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着传统工业向高新技术产业的转化，使整个工业日益呈现高技术化。同样，其他产业高技术化的发展也在日益加快。
3.产业结构融合化
产业结构融合化又称“产业结构重叠化”或者“产业边界模糊化”，是指在知识分解和融合的基础上，由于大量新生技术日益趋同而形成新的知识产业群，以及产业技术融合而导致的产业重叠加深，使产业边界具有了越来越不清晰的趋势。无论是源于技术进步还是规制缓和，产业融合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产业结构变化势不可挡的潮流与趋势。
产业结构融合化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知识的高度渗透性使产业迅速分化，形成了核心技术趋同的诸多新兴产业群，原有的产业边界日趋模糊。另一方面，产业技术的融合化导致产业重叠加深，使原有的以单一知识及其技术作为产业的划分标准遇到了强大的挑战。知识要素除具有高度渗透性致使产业分化以外，同时还具有良好的融合性。
4.产业结构国际化
产业结构国际化又称“产业结构无疆界化”，它是指一国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变动通过产业构成的核心要素的国际流动，冲破国家疆界的限制，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中实现转换的过程。一方面，产业构成各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与配置，直接反映了产业结构的国际化进程；另一方面，高技术产业国际关联的形成，使产业结构变动不断国际化。随着以信息技术产业为核心的知识产业的兴起，逐渐出现了全球性产业，发展突破了地区和产业的界限，推动着全球范围内现代产业的发展，引起了世界新的产业革命和全球性产业结构调整浪潮。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变动的这一特征打破了产业结构变动局限在一国国内的传统格局，出现了产业结构变动无疆界的新趋势。（六）产业结构均衡路径
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过程就是不断地向其稳定均衡水平即向其平衡增长路径逼近的过程，而不是向其稳定平衡增长路径上运行的过程。经济系统的稳定均衡水平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常数，决定其位置的因素主要有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和宏观经济管理制度以及企业的产权制度、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技术进步的速度、物质资本投资率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高低、人口增长速度和资本的折旧速度。
经济系统在其增长的过程中，距离其稳定平衡增长路径越远，其增长速度就越快。一旦给定经济环境和经济制度安排及其他必须遵守的约束条件之后，产业结构将会以本身的行为方式做出激励反应。人们在众多的可行结果中通过权衡取舍来选定结果，这便是产业结构均衡路径的选择结果。
综合上述解说与评价，整理、修正并提出了产业结构分析框架，即界定产业发展环境→设定结构服务化行为假设→给出制度安排→选择均衡结果。如图1.1：图1.1 产业结构分析框架二、分析框架的思路修正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时期，产业结构状况经历了一次全面变化，特别是在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背景下，为了解决高增长中浮现的经济问题，产业结构服务化被视为工业化的“出路”，促使中国学界加大了对产业结构服务化的研究力度。（一）我国学者研究的两个层面
我国学者的研究由两个层面展开：
一个是延续以往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的讨论，继续探求产业结构演化变迁的规律。经济发展过程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转换，服务业的就业与产值比重不断上升，并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另一个是对中国产业结构服务化问题的实证研究。其中，制造业服务化的内涵、原因、表现形式和特点，服务产业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服务产业发展与工业化的关系，服务化带动工业化的机理，以及中国服务业发展现状的评价和判断等成为了研究的热点。期间涌现了大批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方面的代表有江小涓（2004）、李江帆（2005）、于立（2005）、陈宪（2007）、吕明源（2007）、高传胜（2007）、李善同（2007）、刘志彪（2009）、刘伟（2010）等人的研究成果。
就上述后一层面的研究来说，中国产业结构服务化已经被普遍看作是严重滞后，主流观点认为，服务业发展缓慢和落后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中国经济服务化趋势和进程的刻画，能否较为客观、准确，关键在于理论分析框架是否适宜和贴切。概括到一点说，我们往往在套用西方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产业结构问题。当我们研究了经济服务化趋势下的中国悖论现象后，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服务经济的发展问题并不是一般意义的落后与缓慢，不是量的大力扩展问题，不宜盲目、片面和笼统地强调加快服务经济的发展。我们需要在充分认识市场机制、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基础上，修正、补充乃至重构一个适宜中国国情的、以增进与扩展市场为取向的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分析框架，来客观评价和判定中国服务业的发展状况。（二）框架分析修正的两条主线
1.植入“异质性”理论假说
植入“异质性”理论假说，以期加强对西方学者研究的局限性的警示。国外学者研究起步早，成果颇丰。但国外学者主要是从发达国家的角度分析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和服务业发展规律，有的结论，如钱纳里标准结构、霍夫曼定理等不一定符合中国的经济现实，也不具备普遍的指导意义。如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完成产业转型，其研究多立足于微观企业的视角，少见对产业融合和宏观经济架构上的考虑，这是他们研究视角上的局限。工业化和服务化的融合本身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同质化”的发展过程。由于各国工业化进程面临着不同的“异质性”，因此，这种各不相同国家工业化的路径是基于“异质”的“同质化”。各国服务业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结构和变化路径，必然与各个国家特定的工业化道路和模式以及各个国家要素市场巨大的制度差异所形成的不同的路径依赖有关。
2.扩充其容量
扩充其容量，以期弥补现有理论分析框架的缺陷。国内多数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对概念的分析、对一部门一现象的针对性的描述上，或是集中在实证分析方面，以统计数据的分析归纳以及现象的描述为主，逻辑严谨的推理演绎过程难以展开。除受研究者本身研究条件所限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分析框架本身缺乏兼容性。
近些年一些与产业结构有关但又不属于产业结构范畴的理论不断涌现，如服务集聚理论、服务交易费用和价值链分工理论等。这些基于企业的微观理论与基于企业群体的中观理论，对产业结构服务化具有很强大的解释力。
第二章 产业结构理论研究评析
产业结构理论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在产业经济研究中的重要研究领域。产业结构调整在经济学界是一个长久不衰的热点问题。现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产业结构理论从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服务化两个方面加以梳理和评述。一、国外有关产业结构理论
早在17世纪至18世纪，经济学家就对产业结构进行了考察。17世纪中叶，威廉·配第首先开始了对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他发现各国产业和职业人口结构的不同导致了各国国民收入水平的差异。
18世纪欧洲产业革命开始，机器大生产取代了手工生产，城市化进程加快，这一时期欧洲的法国工商业发达程度较高。1758年和1766年，法国经济学家魁奈分别发表了重要论著《经济表》和《经济表分析》，分析了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条件，成为投入产出理论最早的理论渊源。
其后，针对当时盛行的重商主义阻碍工业进步和商业繁荣的情况，斯密在1776年的《国富论》一书中提出了绝对成本说，论述了应按绝对成本的高低进行专业化分工，合理配置资源和优化产业结构，成为产业结构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一）配第—克拉克定理
早在17世纪，威廉·配第根据当时英国的实际情况明确指出，工业往往比农业、商业往往比工业的利润多得多。因此，劳动力必然由农转工，而后再由工转商。直到20世纪中期，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在《经济进步的条件》（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一书中，通过搜集和整理20多个国家的经济统计数据，综合运用前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配第的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的转移演变趋势理论，揭示了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移动的一般规律。克拉克对产业结构演进规律的探讨和分析，是通过对时间序列下国家情况的比较而进行的。克拉克的研究表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相对来说越小，第二、第三次产业中劳动力所占比重就相对越大；反之，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低的国家，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相对越大，第二、第三次产业劳动力所占比重相对越小。克拉克认为，劳动力在产业之间变化移动的原因是由经济发展中各产业间的收入出现了相对差异造成的。（二）库兹涅茨产业结构理论
西蒙·库兹涅茨对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化作了深入研究。今天以库兹涅茨命名的“库兹涅茨曲线”成为理解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演变的理论命题。
库兹涅茨1941年发表了重要著作《国民收入及其构成》，详细阐述了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各产业间分布结构的演变趋势及其原因，阐述了国民收入与产业结构间的重要联系。他把整个国民经济划分为A、I、S三大部门，其中A代表农业部门（包括农业、林业、渔业和狩猎业等），I代表工业部门（包括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电力、煤气、供水、运输和通讯等），S代表服务部门（包括商业、金融、不动产、政府、教育、科技和文化等）。
以此为基础，库兹涅茨将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各产业之间的分布结合起来，分析了各产业相对生产率的变动趋势，加深了对国民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演变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从而得出结论：随着现代经济增长，即在国民生产总值不断增长和按人口平均国民收入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国民经济各产业不论是产值结构，还是劳动力结构都会发生变化，其变动的一般趋势是农业部门的产值份额和劳动力份额都趋于下降；而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产值份额和劳动力份额都趋于上升，但在这两个部门中，产值份额和劳动力份额的变化趋势略有区别，工业部门在产值份额持续上升的同时，劳动力份额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服务业部门在产值份额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的同时，劳动力份额上升幅度较大。不仅如此，这三大部门各自内部也会发生显著的结构性变动，其变动趋势是：制造业上升幅度最大，大约占工业部门份额上升的2/3；在制造业内部，与现代技术联系密切的新兴部门增长得最快，其在整个制造业总产值和劳动力中占的相对份额都是上升的，相反，一些传统生产部门的产值和劳动力的比重则是下降的；在服务部门内部，教育、科研和政府部门的相对份额趋于上升。
但是，由于库兹涅茨的产业结构理论主要基于实证分析，采用的数据都是截面数据，只说明特定时期多数国家工业化的一般发展情况，并没有涉及不同地区工业化进程的差异；而且，在其获取数据的年代，后工业化时期还没有到来，他并未看到和预见到当代产业结构的演进趋势，从而有可能导致其理论的缺陷和对其理论的误读。（三）钱纳里标准结构理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与结构演变进行了更加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其中，美国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Chenery）的“标准结构”理论最具影响。为了分析经济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钱纳里利用101个国家1950—1970年间的统计资料进行归纳分析，构造出一个著名的“世界发展模型”，由发展模型求出一个经济发展的“标准结构”，即经济发展与结构变化的平均模式。
为使分析的结果能够更广泛地适用于各国经济过程，钱纳里使用了几个基本的回归方程对“发展型式”理论符合回归，得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标准结构”。对照这个“标准结构”可以大致看出人均多少美元时，产业结构处在什么阶段上，各产业部门在其总构成中应占多大的比重，由此确定产业结构合理与否。这为分析和评价不同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组合是否“正常”提供了参照规范，同时也为不同国家或地区根据经济发展目标制定产业结构转换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见表2.1和表2.2：表2.1 钱纳里“标准结构”表2.2 钱纳里的发展模式
我国学者对“标准结构”在中国的适应性存在争议。（四）霍夫曼系数
20世纪30年代初，著名德国经济学家W.C.霍夫曼（W.Hoffman）以消费品工业和资本品工业的净产值相对份额的变化为基础，把工业化某些阶段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外推到工业化后期。霍夫曼依据所谓霍夫曼系数（消费品工业净产值/资本品工业净产值）把工业化划分为四个阶段。四个阶段的霍夫曼系数分别为5（±1）、2.5（±1）、1（±0.5）、1以下。在工业化前期，消费资料主要是轻纺工业部门生产的，资本资料主要是重化工部门生产的，因而，霍夫曼对工业结构的研究实际上是在分析工业结构的“重工业化”趋势。实际情况表明，霍夫曼关于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结构演变规律的理论在工业化前期是基本符合现实的。
霍夫曼系数的意义在于：从工业结构内部的分析上把握产业结构高度化进展程度进而把握发展阶段，说明产业结构演进中是如何实现初级产品生产比较优势被中间产品、最终产品替代，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被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替代的。
霍夫曼定理是关于经济发展中工业内部结构变化的分析，在确定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研究中被广泛运用。无论是“配第—克拉克”定理中所归纳的经验规律现象，还是库兹涅茨等人对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的进一步探讨，实际上都描述了一个国家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过程和动因，勾画出产业结构如何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而演变的基本框架。
实际上，霍夫曼定理的经济背景、理论前提、基本内容、适用范围及其客观条件等与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现状相去甚远，其普遍适用性已经受到了强烈的撼动。尽管霍夫曼理论从历史的角度阐释了工业化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意义，但是，也正是由于霍夫曼定理历史视角的局限性，使这一理论的普适性大为降低，它对后起的新兴工业国、新经济条件下的工业化以及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解释力和指导意义已经大打折扣。（五）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
1954年，刘易斯发表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提出了用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调整模型即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从而为发展中国家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提供了一般性的理论基础。
刘易斯根据利润的情况把整个经济分为两个部门：资本主义部门和非资本主义部门。资本主义部门是经济中使用可再生产的资本，并由于这种使用而向资本家支付报酬的那一部分。非资本主义部门，即维持生计部门或称生存部门，是不使用可再生产资本的那一部分。
非资本主义部门的人均产量比资本主义部门低，因为它的产品不是用资本生产出来的。这个部门的很大一部分是自我雇佣的，如传统农业的小家庭耕作等等。扩大的资本主义部门所必须支付的工资取决于人们在这一部门以外所能赚得的收入。
在刘易斯看来，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边际投入效益为零”的劳动力即剩余劳动力。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存在的。由于工业部门的劳动产出大于工资总量，因而形成剩余产出。如果工业资本家将利润再投资，则该部门资本存量及其对劳动的需求将由此而提高。只要农业部门尚有过剩劳动力存在，这个过程将一直继续下去。
1.三个基本假定
该分析建立在三个基本假定上：（1）劳动的无限供给。即劳动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数量如此之多，使得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等于零，或者是负数。甚至在工资降低到仅够维持生存的水平的时候，劳动的供给仍然超过需求。按刘易斯的说法，“经济发展理论的中心问题是要理解这样一个过程：一个先前储蓄和投资占国民收入的4%或5%或甚至更少的社会如何转变为自愿储蓄达到国民收入的12%或15%或更多的经济”。（2）二元经济结构。即国民经济中同时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部门：一个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工业部门，另一个是以传统方法为基础的农业部门。其形态假定：经济是封闭型经济；资本主义部门依赖于与非资本主义部门的贸易，如换取食物、原料，等等。即使劳动力蓄水池仍能提供足够的劳动力，资本主义部门的扩张也可能由于贸易条件恶化而受到遏制。（3）工资水平不变。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取决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其形态假定：经济是开放型经济；资本主义部门与非资本主义部门都与外部世界有贸易往来。这样，资本主义部门可以通过从外部世界进口来免受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停滞之累。但因此产生过多的进口会使增长放慢速度，或导致结构性通货膨胀。（六）二元结构理论的发展
M.P.托达罗批判了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转变理论，认为刘易斯的理论过于简单化，没有考虑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以后能否找到合适的工作。在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寻找工作的难度很大，从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大量的无业游民，故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面临着很大的阻力。
1.费景汉一拉尼斯模型
费景汉—拉尼斯模型明确地将二元结构归结于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的并存（这与刘易斯有所不同）。按照他们的说法，从农业社会到二元经济再到成熟经济是一种重要的增长类型。按照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经济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与刘易斯模型没有区别；第二阶段，工业部门吸收的劳动力是一些边际生产力低于农业部门平均产量的剩余劳动力；当农业中全部剩余劳动力都被吸收到工业部门就业以后，经济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2.乔根森模型
乔根森模型是美国经济学家戴尔·乔根森（D.W.Jogenson）于1967年在《过剩农业劳动力和两重经济发展》一文中依据新古典主义（New Classicalism）的分析方法创立的一种理论。该理论是出于对古典主义的反思，在一个纯粹的新古典主义框架内探讨工业部门的增长是如何依赖农业部门实现的。
乔根森像刘易斯、费景汉和拉尼斯一样，假定不发达国家存在剩余劳动，但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不为零。分析框架仍然是二元的，包括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乔根森模型与刘易斯和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相比，更强调农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有以下4个特点：（1）乔根森理论是用新古典主义分析方法和依据农业剩余为基础创立的理论。刘易斯和拉尼斯—费景汉理论是用古典主义分析方法和依据剩余劳动力为基础创立的理论。（2）乔根森理论认为工资率是随着资本积累上升和技术进步而不断提高的。而刘易斯等人的理论认为，在全部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之前，工资率由农业人均收入水平决定，是固定不变的。（3）乔根森理论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是人们消费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而刘易斯、拉尼斯和费景汉理论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会提高整个经济的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发展。（4）乔根森理论从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观点出发，认为人口增长是由经济增长决定的。正因如此，乔根森理论否定了刘易斯、拉尼斯和费景汉理论的剩余劳动假说和固定工资观点。
乔根森理论的一大缺陷是关于粮食需求收入弹性的假定，即在存在农业剩余时，粮食需求收入弹性为零，这个假定显然与事实不符。此外，该理论应用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观点，也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
3.迈因特模型
1985年迈因特在《亚洲发展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组织二元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论文，提出了“组织二元结构论”。在迈因特看来，二元现象首先是一种不发达组织框架的产物，在发展中国家，不仅市场网络发育不全，而且政府行政制度和财政制度也不健全。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间的松散联系大致有四个方面，相应地，也就有四种类型的二元性，即产品市场的二元性、资本市场的二元性、劳动市场的二元性和政府行政和财政机构的二元性。综述各种不同的二元经济模型，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并存是一个重要特征。如何准确地把握两个部门的本质规定仍然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无论如何，现代部门是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而传统部门则是贫穷落后的载体，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2）经济发展的水平、方向和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相互作用。当现代部门自身力量尚不够强大时，它通常需要从传统部门输入资源——资本和劳动力。（3）二元经济结构这一特征本身意味着经济发展可以有两条引线：现代部门的扩张和传统部门的改造。这两条引线的交织构成了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主旋律。（4）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无论如何界定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制度都是一个重要的维度。经济发展本身也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选择和制度建设应构成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不论何种形态的二元结构理论，都是对不发达经济的一种抽象概括，它只能揭示经济现实中最引人注目的轮廓，却不能全面反映经济现实的多样化特征。（七）赤松要雁行形态理论
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Kaname Akamatsu）1935年在其论文《我国羊毛工业品的贸易趋势》中提出雁行结构形态说（Flying Geese Paradigm）。小岛清（1998）将FDI导入雁行形态，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分为“顺贸易志向型”和“逆贸易志向型”两种。前者是指投资国将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被投资国，诱发被投资国对投资国的投资品需求，形成投资和贸易互动的良性循环，从而使两国福利都得到增进。后者是指投资国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被投资国，而被投资国在该产业上是处于相对劣势的，这将导致两国贸易的缩小和福利的损失。
日本学者山泽逸平（2001）将雁行产业发展形态理论进行了扩展，提出了引进→进口替代→出口成长→成熟→逆进口五个阶段，从而更加详尽地展示出后进国家如何通过进口先进国家的产品和引进技术，建立自己的工厂进行生产以满足国内需求，不仅可供出口，而且后来居上取代“领头雁”地位并最终实现经济起飞。
雁行形态理论所主张的是一种建立在动态比较优势原则基础上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模式。它强调的是从生产要素开发的角度进行国际比较。它谋求一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以此为基础的生产力的跳跃性发展。后发国为改变自身的不利地位，有必要暂时放弃静态比较利益，实施非均衡的发展方式。
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说主要用来说明日本的工业成长模式。赤松要认为，本国产业发展要与国际市场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产业结构国际化；后起的国家可以通过四个阶段来加快本国工业化进程；产业发展政策应根据雁行形态论的特点制定。
雁行形态是战后东亚地区的客观存在，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可以说没有雁行形态就没有东亚奇迹。同时，雁行形态也有其局限性。雁行形态的运行具有严格的前提和约束条件。雁行形态的正常运行离不开优质而持久的头雁效应。雁阵中各梯次的国家互为条件，都必须具有结构调整的能力。高梯次国家和低梯次国家在投资和贸易方面应保持相应的平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良性循环。（八）赫希曼基准
该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艾伯特·赫希曼在其《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的，具体是指某一产业的经济活动能够通过产业之间相互关联的活动效应影响其他产业的经济活动。关联效应较高的产业能够对其他产业和部门产生很强的前向关联、后向关联和旁侧关联，并依次通过扩散影响和梯度转移形成波及效应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1.赫希曼基准的理由（1）在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资本投资能力差、产业间相互依存度低的情况下，必须采取不平衡发展战略。（2）向前连锁不能独立形成发展的诱导机能，它要伴随累计“需求压力”同时出现，向后连锁的效果则要强得多。
根据赫希曼基准，主导产业应选择具有较大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的产业，即“双高”产业，只有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比较大的产业才能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赫希曼基准的意义在于，突出后向联系意味着主导产业部门的选择应以生产最终产品的制造业部门为主，这样，主导部门的市场需求就有保证。赫希曼基准的出发点是，在不发达国家资本相对不足以及扩大资本形成能力的要求相当迫切的情况下，基础产业的成长要靠市场需求带动收入的增长。二、国外有关服务化研究综述（一）服务
西方学者对服务概念的探讨是从“服务”概念本身的界定开始的。经济学家霍尔（1977）认为，服务指状态的变化，这种状态变化可以发生在某个人身上，也可以发生在某个经济主体身上；这种状态变化是另一个经济主体的劳动结果。所谓“状态的变化”是强调服务的结果，这是从便于对服务进行计量的角度所作的定义。Kotler（1980）对服务的定义为：“一个组织提供另一个群体的任何活动或利益，服务基本上是无形的，也无法产生事物所有权的转移，整个交易过程不一定要附属于实质的产品。”这一定义涉及了服务的具体性质，指出了服务的无形性，并明确说明了服务的交易过程不一定要附属于实质产品，“……不仅是产品和服务，还包括人、场所、想法、经验和组织”。
Free（1987）认为服务是“一种满意顾客的出售或售后活动，而这些活动是由供应商所提供的一连串功能，供应商之所以愿意提供，是因为有助于其竞争力或利益增加”。这一系列定义显然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指出服务能够为客户带来一种满意的感觉。
Riddle（1986）与Nicolaides（1989）则提出一个较具经济性的观点，并在定义中特别强调了“过程”。这两位学者认为“服务是一种过程，即服务是在特定期间内，通过转变消费者的现行状态，以提供消费者时间、空间或形式效用的经济活动；因此，服务至少包括三个元素：生产者为消费者工作；消费者参与部分活动；消费者及生产者在过程中活动”。
美国市场营销协会（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最初对服务的定义为：“用于出售或者是同产品连在一起进行出售的活动、利益或满足感”。随着对服务理论研究的深入，AMA在原有定义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给出了新的定义：“可被区分界定，主要为不可感知，却可使欲望得到满足的活动，而这种活动并不需要与其他产品或服务的出售联系在一起。生产服务时可能会或不会需要利用实物，而且即使需要借助某些实物协助生产服务，这些实物的所有权将不涉及转移的问题”。
服务管理北欧学派的代表人物Gronroos（1987）将服务定义为“一种或多或少都具有无形性的活动，这些活动主要依靠客户与活动提供者，或客户与设备间的互动机制，而这些互动的进行，也可以同时向客户提供问题的解答”。
服务管理学家Zeithaml和Bitner（1996）认为，“服务可视为行为、程序以及表现；因此也可以把服务看成是一项商品，但是其所拥有的特性与实体产品有很明显的差异”。这两位学者更基于这一定义详细分析了服务的具体特性。（二）服务化
1988年，Vandermerwe和Rada最先提出服务化一词，即The Servitization of Manufacturing，他们的解释是，制造企业由仅仅提供物品或物品与附加服务向“物品—服务包”转变。完整的“包”包括物品、服务、支持、自我服务和知识，并且服务在整个“包”中居于主导地位，是增加值的主要来源。
1999年，White等学者提出，服务化就是制造商的角色由物品提供者向服务提供者转变，它是一种动态的变化过程，企业和产品都可能处于服务化过程之中。（三）企业服务导向
早期企业的核心观念一直是“交换”（Exchange）。2000年，Kotler明确指出：“今日的学者对企业的核心观念应是‘交换’、‘关系’还是‘网络’这个问题提出了质疑。”
其中，Shostack（1977）率先发表了《从产品营销中解脱出来》一文，认为有必要采用与传统产品营销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服务营销，因为服务是无形、不可分割、易消失和可变的。后来，Vargo和Lusch（2004）提出了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营销观念已经从以商品为主导转变为以服务为主导，这种新观念以无形的交易过程和关系为中心。”
服务营销（Shostack，1977）和关系营销（Bund Jackson，1985）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营销管理的核心和面貌。顾客关系日益成为主旋律，进而使生产者的服务管理走向与顾客共同创造价值的共赢网络时代。2000年，Reiskin将服务化定义为“企业从以生产产品为中心向以提供服务为中心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Michael E.Porter在其著作《竞争优势》中，用价值链来反映企业的价值增值活动，将“服务”视为企业价值创造的五种基本活动之一。
由于价值链的加工制造环节易被模仿，而服务环节尤其是研发、设计、营销、售后服务等不易被模仿，能够获得较长时期的差别化竞争优势，因此，制造业企业的价值链以加工制造环节为起点，向研发、营销等服务环节延伸，导致服务化现象的出现。
Homburg等学者最先提出战略视角服务导向的概念结构，并基于有关战略的理论与研究，对服务导向定义了三个维度，即服务提供的数量、宽度和强度，他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越具有服务导向的企业会提供越多数量的服务；服务提供的宽度反映企业目标市场的大小，即企业为多少顾客提供服务；服务提供的强度则反映了企业对服务的重视程度。
怀特（1999）认为，制造业服务化就是制造商的角色由产品提供者向服务提供者转变的动态过程。
Homburg（2009）等的研究也发现，外部环境特征和组织内部特征是影响服务导向战略的主要因素，其中组织内部特征，如顾客导向对服务导向战略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
Andy Neely（2009）通过实证研究也发现，服务导向并不是所有规模制造企业的一种主要现象，以销售收入为划分标准的大企业与小企业相比，更倾向于采用服务导向战略。这意味着企业规模对服务导向战略的选择和实施可能会产生影响。因此，规模越大，企业越有可能采取服务导向战略。从现有的研究看，学者们在对服务导向进行测度时，更多地把服务导向看作是一种程度，如企业为客户提供的服务数量的多少、服务范围的宽窄以及服务的品质等。（四）制造业服务化
对制造业服务化问题，Szalavetz（2003）认为其具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内部服务的效率。这些内部服务不仅包括物品和过程开发、设计、后勤、扩展训练、岗前培训以及价值链管理，还包括组织开发和协调、人力资源管理、会计、法律及金融服务。其二是与物品相关的外部服务。Kindstr,M.（2010）提出服务化商业模式的关键影响因素，并根据这些因素提出了相对应的服务。Mathieu（2001）针对服务化的利益和成本的演化提出了促进制造业企业服务化的相关策略。Tan（2010）等对两个制造业企业服务化的过程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制造业企业服务化的两种策略：一种是建立在产品和技术基础上的，从产品导向发展到服务导向；另一种是建立在顾客和顾客活动基础上的，从服务导向的概念发展到产品导向进而提供产品和服务。
关于制造业服务化的路径选择问题，Wise和Baumgartner（1999）强调了制造业在价值链地位的转变可以是往下游产业链的转变。Davies（2003）指出，制造业服务化中的服务包括Neely所提及的服务，但又不限于这些服务。更大的竞争强度、开发企业竞争潜力的需要推动制造业企业服务化（Anderson E.W.，Fornell C.，Rust R.T.，1997）；White等学者则提出了四阶段演化理论。他在Van-dermerwe和Rada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物品的服务（Product-Based Serv-ices）”，就是把既有的实物产品作为平台，向顾客提供与物品相关的服务。例如，销售计算机硬件后提供长期的IT服务等。按照这样的思路，制造业服务化的发展就包括了四个阶段：物品、物品和附加服务、物品—服务包、基于物品的服务。（五）服务创新
熊彼特是首位用经济学方法和概念分析创新的学者，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主要针对的是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是熊彼特以及后来追随熊彼特的学者关注的重点。
1.服务创新概念
近期的服务创新概念也是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上发展的，主要是利用熊彼特对创新判断的两个标准——创新是被应用于实践的新思想、新方法，创新能给它的实施者提供收益。
如Aa & E.lfring（2002）定义了广义的服务创新，指出服务创新是指对于厂商和环境或者潜在的竞争对手来说新的思想、实践和目标，服务创新的典型形式主要有跨单位组织、新服务融合、消费者参与和技术创新。
也有学者从服务业的本质特征出发来定义服务创新，如Gadrey,Gallouj & W.Einstein（1995）指出，服务创新是针对特定的客户提供一种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它不提供有形的产品，它是人力资本、技术、组织和能力的集成，具有很强的异质性。
Tidd & Hull（2003）认为服务创新是指产生新的、发生明显变化的服务观念或服务交付系统，它通过提供新的或改进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为客户提供更多的附加价值。
Berry,Shankar,Parish,Cadwa llader & Dotzel（2006）认为服务创新活动包括增加新的服务、扩展现有服务、改进服务提供方式，一个组织的成功与否依赖于它是否很好地通过服务创新来开辟新的市场。
2.服务创新研究视角
当前服务创新研究视角可分为三类。首先是同化研究视角，即认为服务业和服务业创新的本质是与制造业和制造业创新相同的。服务业和服务创新可以应用或修正制造业创新的概念和工具来进行（Coombs,R. & Miles,I.，2000），比较有代表性的是Barras（1986，1990）的逆向产品周期理论。虽然Barras的初衷是开发适合于服务业的一般创新理论，但实质上他的理论是来自于制造业中的技术创新在某些知识型服务中的扩散理论。
其次是专用研究视角，即利用不同于制造业创新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服务创新。Sundbo（1994）是较早基于专用研究视角研究服务创新的学者。他指出了服务创新过程中服务提供者和客户间的合作生产这一突出特性，这个特性是对物质产品生产和服务过程生产进行区分的根本属性。而且服务业中的很多创新并不遵循技术轨道，而遵循服务专业轨道，技术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专用方法并不排斥技术维度，但更加重视非技术形式的创新。
第三是综合研究视角方法，即认为服务创新具有自己的独特性，但也具有与制造业创新相似的方面。综合研究视角最终目标是产生一个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合适的创新理论，这个创新理论可以同时适用于制造业和服务业（Hertog,P.，Poot,T. & Meinen,G.，2004）。他们指出服务创新与制造业创新是有本质区别的。服务的无形性和交互式特征是服务创新尤其突出的独特性。在综合方法研究的文献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Kuunsisto & Meyer（2003）提出的集成创新模型。Aa & Elfring（1993）强调了纯组织创新，指出新服务或新服务的组合、与客户的不同合作方式、跨单位组织和建立连锁等都是组织创新。组织创新主要包括服务组织要素的增减、组织形式和结构的变化、管理方法和手段的更新等。如某种激励系统或柔性组织的引入、自我管理团队的出现等都属于组织创新。
3.服务范式创新和产品创新
Flikkema（2005）详细描述了范式创新。范式创新又称为形式化创新，它不发生定量或定性的变化，而是各种服务要素的可视性和标准化程度发生变化。它主要表现为将服务要素变得更加有序、对服务要素进行详细说明、减少服务要素的模糊性等。范式创新可以看作是对某种服务的重新集成，即服务的组成部分并不完全是新的，但集成后出现了新的服务。当范式创新主要靠新技术驱动时，它可以被称为新技术系统（reeman C. & Perez C.，1988）。但范式创新也可能被下列因素所驱动：放松规制或再规制、资源约束，以及其他戏剧性的变化，这些因素要求企业在价值链的各要素中进行创新。
服务创新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服务本身特有的属性。对于传统的制造业创新来说，其结果是有明确的载体的，比如新的产品或新的生产工艺，但服务创新是提供一种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Gadrey,J.，F.Gallouj & O.Weinstein，1995），它往往表现为一个概念、过程和标准，比如一款新的保险章程、一种新的服务提供方式等。
由于服务是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作生产的，因而，在服务创新中，客户的需求是创新的出发点，也是服务创新最终完成的结束点，客户参与到了创新的全过程中。而且很多服务创新本身就是在与客户的相互作用中针对特定的问题而产生的（Kuusisto,J. & Meyer,M.，2003）。在客户参与的服务创新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界线是不确定的，某些生产活动可以由生产者转移到消费者那里，如在许多消费者服务中的自助服务创新。三、国内有关服务化理论评述
产业结构服务化在本质上是工业化后期的产业结构演进问题，是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从农业、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过程，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分工的深化，产业结构不断向高附加值化、高技术化、高集约化演进，从而更充分、更有效地利用资源，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一种趋势。（一）经济服务化的趋势
李江帆1990年出版了国内第一部关于服务业的经济学专著《第三产业经济学》，之后又陆续出版了《第三产业与服务消费品研究》、《中国第三产业经济分析》、《广东省服务业发展与改革研究》、《中国第三产业发展研究》。李江帆的第三产业著作以服务产品的运动为研究主线，构筑起了一个逻辑严密的第三产业经济学理论新形态，推动了我国服务业理论研究的发展。
郭克莎（1993）认为，我国总供求矛盾的表现形式是当期总需求小于当期总供给，理论含义是有效总需求小于实际总供给，但其原因可以是总量性的，也可以是结构性的。我国结构偏差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表明影响当前总供求关系的主要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即工业部门供给过大而第三产业供给不足。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要求是控制工业尤其是消费品工业的投资规模而加大第三产业的投资力度。工业部门的投资增长特别是民间投资增长已经受到市场机制的调节，宏观产业政策的重点是引导社会投资更多地进入第三产业部门。
进入新世纪，人们非常重视经济服务化发展趋势研究，这也是新世纪产业结构研究的突出特点（华而诚，2001）。从中长期看，只要能对服务业进行改革，使其面对竞争与开放，服务业将给经济发展带来好的前景。中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制造业得益最大，使得制造业显示出强劲的力量。而另一方面，服务业却欠发展，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在国际市场也没有竞争力。服务业不发达不但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而且限制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机会，削弱了其国际竞争力。
杨国昌（2002）通过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考察，认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呈现经济服务化的趋势，这个趋势源于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变化。产业结构服务化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日本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完备而合理的产业结构体系。
边恕（2003）对日本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产业结构演进历程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产业结构服务化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产业结构演进的突出特征。黄维兵（2003）借鉴西方服务经济理论，以服务业整体为研究对象，对服务经济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陈明森（2003）对产业结构演进的两种模式即自主成长和外向推动进行了比较分析。自主成长型产业结构演进，是以经济结构相对封闭为前提，产业结构变动主要受到国内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产业创新等因素的影响与制约；而外向推动型产业结构则以经济结构开放为前提，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技术引进在产业演变与升级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和知识经济时代日趋临近，应当自觉参与国际分工，努力构建与开放型经济运行体系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形成与开放型经济相适应的资源配置方式、经济运行流程和利益分配机制，为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升级的良性循环拓展广阔的空间。（二）服务经济战略选择
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增长方式转变、产业升级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等众多难题，加快发展服务业，则有助于这些难题的解决。高传胜、李善同（2007）研究了经济服务化趋势下的中国悖论现象。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与发展，但是，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都非常之低，而且，服务业也未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
经济服务化已经被普遍看作是发展中经济体迈向发达经济或后工业化经济所要经历的一个自然过程。这一过程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它意味着中国将要完成经济工业化和服务化的双重任务，最终赶上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顺利实现国内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转型，确保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然而，如何客观、准确地刻画中国经济的服务化趋势和进程，就变得非常重要。程大中（2008）从服务业产出、就业、消费和贸易四个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分析发现，就中国总体及大多数省区市而言，经济的服务化趋势以名义增加值、就业和居民服务消费支出衡量显著提高，以实际增加值衡量并未明显变化，以服务进出口相对比重衡量则显示出“逆服务化”倾向。
蔺雷、吴贵生（2008）在系统归纳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界定了制造企业服务增强的概念，并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揭示了制造企业服务增强的差异化和要素替代的内在机理，总结了制造企业服务增强的基本模式，阐述了制造企业服务增强战略的分析框架以及实施中的能力要求、过程管理和要素管理，提出了管理启示与对策建议。程大中（2008）采用投入—产出法并基于截面数据，对中国和13个OECD经济体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部门结构及其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差距不只是由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缘于社会诚信、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制的约束。因此，打破市场垄断、理顺市场机制、规范市场运行秩序和政府行为以及打造诚信经济，应该成为政策制订的着力点（程大中，2008）。
李相合、潘石（2008）通过与部分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相当时期的比较，认为中国服务经济的发展问题并不是一般意义的落后与缓慢，不是量的大力扩展问题，而是结构优化、调整和升级，是质的提高的问题。因此，在对策方面应该强调服务经济的结构优化与调整，而不是盲目、片面和笼统地强调加快服务经济的发展。
第三章 西方相关理论的反思与借鉴
一、反思与借鉴：配第—克拉克定理（一）配第—克拉克定理的基本内容配第在1672年出版的《政治算术》中指出：全部产业的经济活动，可分别归属为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之内；可以劳动力在各产业的分布变动来分析产业结构的演进。克拉克认为，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对农产品相对需求的下降，是引起农业劳动力向外转移的主因。人们对服务业产品需求的增长要快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因此，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劳动力必然由制造业流向服务业。劳动力和国民收入之所以会在三次产业间顺次转移，其直接原因可以归纳为：产业间需求收入弹性和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异。
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需求一般会从农产品转向工业品，进而又会从实物产品转向无形产品——服务。而各产业附加价值的特性，使得第一产业所实现的国民收入份额趋于减少，而二、三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所占份额趋于增加。所以，随着消费结构的变化，国民收入的支出结构也会相应发生变化，这一点就成为国民收入在产业间相对比重变化的直接原因。由于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比较低，这样就减缓了劳动力向其他产业转移的速度，使得第一产业劳动力相对比重下降的速度落后于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下降的速度，所以，在大多数国家，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都低于1。
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同时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大型机械设备的采用，使得第二产业内部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成为可能，所以，在工业化初期，该产业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和劳动力相对比重都是上升的，但工业化达到一定水平后，劳动力相对比重即趋于稳定，于是比较劳动生产率在大多数国家都大于1。
第三产业由于是需求高度增长的，所以其有很强的吸纳劳动力的特征，同时，该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快，所以，第三产业的劳动力相对比重是上升的。但是，由于第三产业进入壁垒较低，内部竞争激烈，致使服务产品的价格只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附加价值较低，但该产业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依然大于劳动力的相对比重，并且经济越发展，这种趋势越明显，两者的差距越大，所以，大多数国家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都大于1。（二）对中国劳动力产业间转移的解释
1.三次产业发展的基本格局
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素质不高、服务业发展滞后。在整个产业构成中，农业居主导地位。1952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51.0%，第二产业增加值占20.8%，第三产业增加值占28.2%。第一产业劳动力所占比重为83.5%，第二产业劳动力所占比重为7.4%，第三产业劳动力所占比重为9.1%。我国经济结构处于以农业为主的阶段。
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不断向优化升级的方向发展。1952—2008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51.0%持续下降至11.3%，下降了39.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8%逐步升至48.6%，上升了27.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8.2%升至40.1%，上升了11.9个百分点。
到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为47288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增长速度为9.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47486亿元，增长速度为4.3%；第二产业增加值为220413亿元，增长速度为10.3%；第三产业增加值为204983亿元，增长速度为9.4%。三次产业结构，第一产业占10.0%，第二产业占46.6%，第三产业占43.4%。三次产业协同发展的基本格局已经初步形成。表3.1 我国三大产业增加值及占比续表续表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变动情况具有如下特点：
从总体上看，第一产业的比重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第一产业占全国GDP的比重为31.27%，到2014年，已经下降到9%，降幅非常明显。
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呈先降后升再降的趋势，从建国初期1952年的20.88%，逐渐上升到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的48.22%，再下降到1990年的41.34%，再次回升到2007年的50.27%。到2014年降至42.7%。大体上来说，第二产业比重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自2011年以来降幅明显，2014年降幅达近4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自改革开放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第三产业占比一直稳定没有大的变化。1985年开始超过了第一产业，此后，第三产业的比重迅速上升。2013、2014年第三产业比重连续两年超过第二产业。
2.就业结构变动
从就业结构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自改革开放以后就持续下降，从1978年超过70%下降到2005年的不足50%，再降到2011年的34.8%；第二产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稳步上升，从1978年的17.3%上升到2005年的23.8%，再提升到2011年的29.5%。
第三产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上升速度较快，从1978年的12.2%上升到2005年的31.4%，再提升到2011年的35.7%，超过第一产业；2011年全国7.6亿就业人员中，有35.7%在第三产业，第三产业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
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逐步上升的过程，也就是国民经济“软化”的过程。这将有利于改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实现各经济要素的均衡发展。表3.2 我国三大产业劳动力人数占比续表续表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
我国的就业人员从1952年到1990年有一个急速的增长，而后又趋于较快的增长。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增速长期高于其他产业，1991年后趋于下降，且2003年以后有较快的下降趋势。
1993年之前，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员增速基本上高于第三产业，1993年以后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增速明显高于第二产业。
第一产业的GDP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局面，在1982年达到峰值33.39%，1986年后才下降到27.14%以下，与劳动力变化有着明显的区别；第二产业的GDP大致稳定。
第三产业的GDP基本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与劳动力的增速同步。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劳动力变化符合克氏描述的规律，但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与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理论是相背离的。一是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产业间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趋势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趋于扩大；二是以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看，三次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差别并没有趋于一致，尤其是第二和第三产业的生产率水平未出现比较接近的状况。
我国劳动力就业结构与GDP结构的“非对称性”特征明显。1978年，我国有超过7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30年后这一比例下降了29.7个百分点；又4年后，这一比例再降6个百分点。直到2012年底，我国仍有三分之一强的劳动力还被限制在有限的土地资源和农业经济活动内，维持很低的劳动生产率。
低效率的第一产业与高比例的农业就业同时存在，说明我国仍然是一个如刘易斯所述的二元经济结构明显的国家。第一产业在GDP结构中所做出的贡献与其吸纳的劳动力数量是不成比例的，即使考虑到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人均劳动生产率低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力投入水平和产出水平反差仍然较大。但同时也说明，优化就业结构，减少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可以释放巨大的提升劳动生产率的空间。表3.3 我国GDP、人均GDP指标及增长率续表续表
3.劳动生产率的变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持续上升，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得很快，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基本保持小幅稳定提高。
发达国家的经验是，产业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及由此产生的收入差距，会驱使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从生产率低的产业向生产率高的产业转移，而受生产要素边际收益递减因素的影响，产业间要素转移的结果是，各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大致均衡。
从现有的研究结果看（曲明，2010），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来说，劳动投入从低劳动生产率行业向高劳动生产率行业转移的影响很小。我国第二产业劳动投入的平均结构变化，并没有明显地向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高增长的行业倾斜。
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主要由第二产业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是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自身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的。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尚未明显地发生，也并未对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表3.4 我国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动 单位：元续表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上世纪80年代，我国GDP的年均增长率约为9.25%；上世纪90年代，GDP的增长率约为9.41%；进入21世纪，GDP的增长率则保持了较高的增长水平。然而我国产业效益的增幅更高于GDP的增长率，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均高于GDP的增长率。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上世纪80年代为13.73%，上世纪90年代为12.69%，进入21世纪为11.74%；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上世纪80年代为8.81%，上世纪90年代为12%，进入21世纪为5.93%。
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上世纪90年代为9.92%，进入21世纪的年均增长率为17.2%。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高于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且增速高于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1990年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是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13倍。
进入新世纪，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生产效益均呈明显的增长趋势，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一直呈上升趋势。农业生产率增长率、第三产业生产率增长率的提高，对GDP增长率有较强的影响，二者与GDP增长率存在因果关系；而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不存在因果关系，它对GDP增长率不产生直接或显著的影响，即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不能显著地引起GDP的增长（李金华，2007）。
20世纪90年代之前，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不大，各自之间的差距也不突出，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差距甚至呈现出缩小的趋势。
从1990年开始，不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之间的差距也呈扩大态势。目前，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又高于第一产业，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全社会劳动生产率。
4.对背离克拉克定律的反思
从理论上来说，三次产业比重下降或上升都有一个均衡点。各产业比重逼近此均衡点后，由经济发展驱动的产业升级就更少地表现在三个产业的外延变化即其比重的此消彼长上，而更多地表现在各个产业的内涵发展即其内部素质和内部结构的提升中。相对劳动生产率为各产业GDP占比与就业占比的比值，通常用来反映产业间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
从三次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看，一般来说，在人均收入处于较低水平时，第一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最低，而第二、三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则较高，但是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二、三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逐渐降低，并趋向于1的水平，即趋向于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而第一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一般是上升的，即使有所下降，其下降的幅度也要低于第二、三产业，其结果是，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趋于缩小。
此外，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二、三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也不断趋于缩小。这也反映出，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时，三次产业的相对生产率差别已经较小，尤其是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生产率水平比较接近。
按照国际产业结构发展的一般规律，以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三次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差别应己经较小，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的生产率水平比较接近。发达国家的经验是，产业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及由此产生的收入差距，会驱使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从生产率低的产业向生产率高的产业转移，而受生产要素边际收益递减因素的影响，产业间要素转移的结果是，各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大致均衡。
考察中国劳动生产率变动过程，发现有一些同克拉克定律相背离的情形。其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主要由第二产业推动，但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源自第二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自身生产率的进步，并没有从产业结构转换上获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换句话说，劳动力在部门间配置结构的变化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行业劳动生产率和行业权重变动间的相互影响对整体劳动生产率的作用较小，且不同行业间劳动再分配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较为有限。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具有压倒性贡献的因素是各行业内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来说，劳动投入从低劳动生产率行业向高劳动生产率行业转移的影响很小。而从劳动投入在各行业的结构看，我国制造业劳动投入的平均结构变化并没有明显地向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高增长的行业倾斜。我国劳动力的产业转移主要是在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低效率部门之间进行，使得劳动生产率增长中就业结构转移效应并不明显。我国的经济发展一直依靠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是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自身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的。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尚未明显地发生，也并未对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曲明，2010）。
其二，第三产业有了较快速的发展，无疑为缓解就业压力、解决就业问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并未带动其劳动效率相应的改善和提高，它的发展某种意义上又是以牺牲劳动效率为代价的，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远低于第二产业的水平。进一步考察各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第三产业中房地产业和金融保险业远远高于第三产业中的其他部门。在第三产业各部门中，只有“其他服务行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低于1，即低于第三产业平均劳动生产率。然而，第三产业超过60%的就业人员在“其他服务行业”中就业。
尽管“其他服务行业”为缓解就业压力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二元经济结构导致我国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显现了“高者增长愈快、低者增长愈慢”的马太效应，并未带动其劳动效率相应的改善和提高，反而长期停滞不前，处于相对很低的状态。因此，未来促进产业间的就业转移、提高服务业附加值水平，将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
应当指出，钱纳里定律和配第—克拉克定理的适用范围，主要是以一个国家为前提条件的，而不是一个地区或一个省、市。离开了这个前提，理论和实际就会产生相当大的差异。即使在美国，也并非每个州的三次产业结构演变都普遍遵循经济的一般规律，各地区适合发展什么产业，主要取决于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如加州是农产品的主要产地和硅谷所在地，底特律集聚了主要的汽车制造企业，纽约州是金融中心等等。中国三产比重背离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实质，是产业完整度分离造成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不是在同一地区同步发展，而是处于不同区域协调发展。二、反思与借鉴：库兹涅茨人均收入论（一）库兹涅茨人均收入论的基本内容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曾对总产值中的部门份额和就业人数的各部门份额间的内在联系及其总趋势进行过开创性的跨国比较研究。他在《各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对57个国家的原始资料进行了处理，并作了截面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利用经济统计学原理和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概念，他将国民收入在三次产业间的分布状况的变动趋势与劳动力分布状况结合起来研究，并利用现代经济统计体系，对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透彻的考察。
库兹涅茨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总量的过程，部门的变化都同总量的变化相互联系，而且只有把部门的变化结合到总量的框架中时，才可能对它们加以适当的权衡比较。只有总量的高增长率才导致了生产结构的高变换率，没有总量的足够变化就会严重限制结构变化的可能性。
库兹涅茨从纵向的角度对各个产业的产值、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分布结构的演变趋势进行时间序列的分析，得出：农业部门实现的国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同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一样，处于不断下降之中。第二产业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大体来看是上升的，但其劳动力的相对比重是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的。第三产业的劳动力相对比重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却未必和劳动力相对比重的上升同步。三次产业相对国民收入的变动规律是，第一产业的相对国民收入在大多数国家都低于1，而第二、第三产业的相对国民收入则大于1。从时间序列来看，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相对国民收入呈下降趋势，而第二产业相对国民收入则表现为上升。
同时，库兹涅茨从横向角度，对若干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三次产业产值和劳动力在总量中所占份额的分布规律进行横截面研究，得出了同纵向分析大致相同的结论，即人均国民收入越高的国家，农业部门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明显下降，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则原则上呈上升趋势。
这一结论的逻辑顺序是：总量的高速增长引起需求结构的高变化率，需求结构的高变化率会推动生产结构向高级化发展。由于不同的收人对不同的终极产品有着不同的需求弹性，这就意味着国内需求结构的高速变化，从而正在经历着这种增长的经济的生产结构也会发生迅速的变化。（二）“倒U型曲线”的局限
1955年，库兹涅茨在论文《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中研究人均财富的差异与人均财富的增长的关系问题时，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从收入分配相当均等的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由于劳动力快速向收入较高的工业部门流动，不平等迅速扩大，之后的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由于工业化的完成，不平等缩小。
如果以人均财富为横坐标，以人均财富差异为纵坐标，这一命题的几何描述就是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遵循倒U型曲线规律。这个命题是一个假说，是从主要欧美国家经济发展历史数据得出的统计学规律，未经证明。库兹涅茨假说引起世界范围激烈的争论。除了这个假说是真是伪的争论之外，最有意义的是有关收入分配如何才能随着经济发展得到改善的讨论。
库兹涅茨认为，经济发展初期，人均财富的增长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短暂稳定之后，伴随人均财富的增长，收入差距会逐渐缩小。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理论”意在说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演变趋势为：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收入差距会扩大，而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增长后期逐渐缩小。库兹涅茨效应深刻揭示了工业化过程中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贫困化指数之间的相互制衡机制。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于从起步阶段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的前期。在公有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长期不变的低收入差别必然同低劳动差别、高积累、低消费、不变的部门之间消费水平差别及停滞的人口工业化等现象共存，所以，此阶段收入分配差别较小。当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进入较快发展阶段，发展水平也相应地转为中下收入水平。在此阶段，两部门间的差别扩大，人口转移的速度加快，劳动差别随着社会文化教育水平分布差别的扩大和白领阶层的出现而扩大，从而导致收入差别相应扩大。从居民收入差距来看，除城乡居民收入所反映出的部门差距外，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也非常悬殊。
在基尼系数变大对社会稳定的消极影响日渐显露之下，已经不允许我们经过长期等待大规模反哺之后，再解决城乡和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尖锐矛盾。因此，只有在一边加快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步伐，一边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依靠广大农村自身的和谐发展，抑制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努力拉平“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端口”。
从数据上看，我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和经济增长几乎是同步的，但经济增长是否就可以解释收入差距的变化？我国收入差距扩大存在自身的原因，城乡间收入差距问题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体制问题，包括产业结构的转变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即库兹涅茨逻辑推理隐含着一个我们往往忽略的假设条件，即在不存在经济增长引起需求结构的改变进而由需求结构相应地引起生产结构转变的障碍性因素的条件下，这种转换是顺理成章的。但是，现实的经济社会往往存在制度等使之不能达到最优的障碍因素。
尽管从逻辑上看经济增长应该是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变的决定因素，但引起这种转变的因素有很多，经济增长不一定能引起产业结构的转变。库兹涅茨所用的截面数据，只能说明世界大多数国家某一特定时期经济结构状况符合人均收人决定论，但无法验证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之间关系的动态性演进，更无法说明在一国特定的时间序列内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一方面，“倒U型曲线”不是必然出现，即经济增长不一定导致收入差距增大。另一方面，“倒U型曲线”的拐点也不一定会自动出现。换句话说，在收入差距扩大化后，此差距不会在不施加任何人为作用的情况下自动缩小。
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是通过一系列数学方法确定的，但是这一系列数学方法，缩小了高收入国家人与人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由此看来，库兹涅茨曲线可认定为一种特定的历史现象，而非经济学定律。另外，事实上无论是配第—克拉克定理，还是库兹涅茨人均收入影响论，其背后都还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在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过程中，必须伴有相应的城市化进程。
任何产业都要有自己的空间实现方式，没有产业空间载体的变换，就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全面高度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也将导致产业空间载体的变换。城乡产业结构升级使城乡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得以优化，其供给需求结构得到调整，产业结构演进调整的过程同时也是人口与产业空间的转移过程，它深刻地改变着产业布局的面貌，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的地域和方式。三、反思与借鉴：罗斯托扩散效应（一）罗斯托扩散效应
罗斯托提出了主导产业及其扩散理论和经济成长阶段论。他认为，无论在任何时期，甚至在一个已经成熟并继续成长的经济体系中，经济增长之所以能够保持，是因为为数不多的主导部门迅速扩大的结果，而且这种扩大又产生了对产业部门的重要作用，即产生了主导产业的扩散效应，包括回顾效应、旁侧效应和前向效应。罗斯托的这些理论被称为罗斯托主导产业扩散效应理论。
罗斯托详细叙述了在经济起飞时率先出现的产业部门发挥扩散效应的方式。尤其是扩散效应，是与其他产业区别的重要特征和标志。首先，主导产业部门自身的增长能对其他非主导产业部门产生回顾效应；其次，主导产业部门能对新兴工业、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的出现起诱导作用，发挥前瞻效应；再次，主导产业部门能对周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发挥旁侧效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科技进步和社会分工日益深化，带动整个产业发展的己经不是单个主导产业，而是几个产业共同起作用，罗斯托称之为“主导部门综合体”。他认为，主导部门综合体是由主导部门和与主导部门有很强后向关联、旁侧关联的部门组成的。
1.罗斯托回顾效应
根据罗斯托的研究，主导产业部门发挥扩散效应的第一种方式是回顾效应。所谓回顾效应，是指由于该主导产业的技术性特点，新部门处于高速增长阶段时，会对原材料和机器产生新的投入要求，这些投入，反过来又要求现代设计观念和方法的发展。随着主导部门产品的扩大，会对上游产品或生产该产品的机器设备的行业提出新的要求，例如棉纺织业的发展刺激了纺织机械的发展。这种回顾效应不仅表现在物质上，有时也表现在制度上，如铁路的发展，反过来促进了企业制度和金融制度的变革。
2.罗斯托旁侧效应
扩散效应的第二种形式是旁侧效应。所谓旁侧效应，就是以主导部门为核心的辐射性效应，即对周边的影响，例如城市化建设。“这些旁侧效应——以起飞时期的城市化的加速为标志——扩大了现代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并且强化了关于生产过程的现代化观念，这种影响远远超过了新活动本身和投入引起的较狭窄的影响。”
3.罗斯托前向效应
扩散效应的第三种方式是前向效应。所谓前向效应，用当代经济学的语言讲，就是产业链的延长。这种前向效应通常是如此表现的：要么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个“瓶颈”，通过解决瓶颈向前发展；要么是主导部门产生了一种刺激力，并为更大范围的经济活动提供了可能性，甚至为下一个重要的主导部门的产生建立了台阶。例如，铁轨的迅速过时，对解决廉价钢的问题产生了有力的刺激，廉价钢的问题又反过来对造船、建筑和机器制造技术产生了刺激。总之，主导部门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原材料供给上都具有前向效应。四、反思与借鉴：赤松要雁行理论（一）雁行理论的基本内容
工业化初期，日本主要出口丝绸、棉纱、棉布等消费品，换取工业发达国家的纺织机械等生产资料，以此装备本国的纺织品生产；继之，日本对进口纺织机械进行替代性生产，以此带动日本机械工业的发展；机械工业的发展又依次带动钢铁、机电等产业发展；日本以在外贸中获取的外汇购买先进技术并予以消化、吸收和推广，逐渐建立起自主技术基础和研究开发体系。赤松要认为后进国家的产业发展应遵循“进口—国内生产—出口”的模式，使其产业相继更替发展。
后进国家的生产达到一定规模后，由于本国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优势，加上生产到了一定阶段，高新技术转化率和转化速度的提高、经营管理的改善，使原进口产品的生产具有比以往的进口更大的成本优势，使其产品的销售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地位，以至形成了原有进口产品开始占领国际市场的浪潮。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应用于解释20世纪后半期东亚地区各国经济顺次起飞的态势。
在国际上已出现许多由雁形理论派生演变出的空间发展战略模式，这些模式又分为平衡发展战略和不平衡发展战略，都是由各个国家、各个地区根据自身的制度和特点提出来的。平衡发展战略是指通过整个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各地区的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全面发展来实现工业化的一种战略。这种理论的基点是贫困的恶性循环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贫困的恶性循环是其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为了打破恶性循环，就必须通过投资活动来创造需求，在各个产业部门同时进行投资，使它们相互提供供给，相互给予投资引诱，使多个产业同时发展，以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平衡发展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投资应大规模地进行；另一个是各产业部门、各地区的协调发展。平衡发展的实质是要克服经济发展中的不可分的障碍，以获取内部经济多处的扩大经济规模而获得外部经济的利益。
这种战略的优点是，能够更好地发挥各产业之间相互关联、带动、补充的作用，实现经济的多元化，分散经济风险，避免瓶颈产业、短线产业的制约，减少对少数产业的过分依赖，能促进产业空间布局的合理化，实现各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差别。但是，平衡发展要求各部门齐头并进，同步发展，这是发展中国家很难做到的。要达到地区平衡发展的目的，必然要对不发达地区增加大量的投资。但是由于不发达地区投资环境差，基础薄弱，投资的经济效益低下，同时，在不发达地区投放大量资金，必然导致在发达地区的投入减少，又会影响到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使全国和区域系统的整体效益受到影响。平衡发展与经济效益的尖锐矛盾，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平衡发展的合理性。
而不平衡发展战略的思考基础是：平衡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和暂时的状态，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客观的、绝对的、永恒的。因此，每个国家都会有一些地区比别的地区更富裕，一些地区会比其他地区发展得更快。不平衡发展战略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将有限的资源有选择地集中配置在某些地区和部门，使这些地区和部门率先得到发展，然后通过投资的诱导机制和产业间、地区间的联系效应与驱动效应，带动其他部门和地区的发展，从而实现整个经济的发展。
企图对全国各地都等同对待，或者对全国各地都投入等量的资本，若以此来编制规划，无疑是不合理、不经济的。因为这样的规划违背了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有效地实施产业不平衡发展战略，必须恰当选择重点优先发展的产业和地区，一般是先导产业、主导产业、新兴产业、瓶颈产业、矩线产业等关联、引导作用大的产业和对产业发展更具有优势、对全局发展影响更大的地区；必须随着情况的变化，及时转移战略重点；不能片面强调某些产业的发展，忽视其他产业的发展。
在不平衡发展中，平衡的力量会发生作用，使地区发展不平衡趋向平衡。其中的一种重要的推动力就是区际间产业的转移和结构的调整，推动地区平衡发展。而雁行产业发展形态学说说明了一个共同的理论问题，即不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客观要求，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那么，采取不平衡发展战略，会不会使地区差距不断扩大，地区之间的对立关系越来越严重呢？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通过不平衡发展可以达到平衡发展的目的，因为在不平衡的发展中，平衡的力量会发生作用：（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劳动力与技术的自由流动，将导致区域发展趋于均衡。如果不均衡，资金和劳动力必然会发生流动，使供应和需求达到平衡。（2）经济扩散作用，推动着地区的平衡。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同时存在着集聚与扩散两种作用，产业向发达地区集聚，促进了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但当它们达到一定限度后，又必然使经济由点到面扩散，由少数发达地区向广大相对落后的不发达地区扩散，使地区差别缩小。（3）区域开发过程的交替变化，促进地区平衡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发达地区劳动力迁移的选择性会逐步消失，发达地区投资回报率下降又会使资金回流到不发达地区，乘数效益也会逐步涉及到不发达地区。（4）国际间产业的转移、结构调整将推动着地区平衡发展。
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不平衡发展会造成恶性循环，使贫富更加悬殊。一般来说，经济是需要平衡协调发展的。从长期看，经济协调、全面、可持续发展应当是一个目标，而不平衡发展可以作为实现全面协调发展这一长期目标的手段。
发达地区某些曾经是优势的产业或产品，由于比较效益的变化，将逐渐丧失优势，向不发达地区转移，而这些产业或产品在不发达地区可以逐渐形成为优势产业，并将产品反出口到原来的发达地区。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化，即区际间产业的转移、生产布局在区际间的调整，可以使不发达地区避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走过的一些路径，通过引进、转移，从而有利于缩小不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推动区域间经济平衡发展。
雁行形态理论认为，产业结构演进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将本国产业的发展与国际市场密切联系起来，产业在不同发展层次的国家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梯度转移和传递过程，一国产业结构如果国际化，则产业结构的调整可以通过国际产业间的梯度转移来实现。这为后进的工业国或者欠发达地区加速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可能。
日本学者山泽逸平将赤松要的“雁形产业发展形态”理论进行了扩展，提出了引进→进口替代→出口成长→成熟→逆进口五个阶段。尽管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变迁总是先行一步，但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制定正确的国际经济战略，采取切实可行的产业政策及相关支持政策，就可以求得所谓的“后发优势”，通过进口先进国家产品和引进技术，建立自己的工厂进行生产以满足国内需求，也可以利用低成本优势打回先发国市场，从而顺利地实现其产业结构跃迁，乃至缩短工业化进程，完成其经济发展的目标。（二）雁行形态理论的局限
从总体上说，雁行形态理论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雁行模式”从本质上讲是通过贸易和投资两个环节的有机结合实现垂直型国际分工，其运行是受一定条件约束的。雁行形态的正常运行离不开优质而持久的头雁效应。
头雁必须始终保持高速的牵引动力且速度不能太慢，而雁翼和雁尾也不能太快。要使雁阵内不同层次的产业循环得以正常运转，就要求整个雁阵首、翼、尾相互连结，又相互依赖，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它要求雁阵中的各国在同一时间内要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各国间产业结构越是存在差距，雁行梯次链条的稳定性也就越强。
雁阵中各个层次的国家发展速度相对要保持均速。一旦对头雁的赶超过度，静态平衡就会被打破，而新的动态平衡尚未建立，极易导致整个产业循环的中断乃至整个雁阵的解体。
长期来看雁行格局迟早会被打破从而进行区域经济重构（刘洪钟，2001）。对后发国来说，雁阵中的梯次结构和FDI资本的专用性，决定了后发国在引进产品和技术的过程中对先发国的依赖性。后发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外部条件的左右。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先发国和后发国之间差距不断扩大的今天，FDI加快了后发国的经济发展步伐。随着各国直接投资竞争的加剧，可能会出现投资国中途减少或抽出资本、将生产地点转移至人均工资更低的国家和地区的状况。因此，对后发国来说，雁行形态所主张的是一种高收益、高风险的发展模式。
从20世纪70年代起到90年代初，东亚地区传统的“雁行模式”逐渐式微，传统雁行分工体系的弊端开始暴露。东亚经济体一方面依赖于区内外先发国家的直接投资，由此进行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转移，另一方面，东亚各国由于内部市场的相对狭小，又必然依赖于外部市场需求对其产业发展进行支撑，这种很强的依赖性便是传统雁行模式的本质与特征所决定的。
第四章 民生经济与产业结构调整
一、现代化与民生经济追求现代化是人类整体进化的原动力，它与不断满足人的需求、不断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断实现人类社会共同富裕的理想在本质上是一个事物在不同侧面的集合表现。
由此出发，在人类推进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中，实施以平衡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与结构、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为中心内容的民生经济，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和谐稳定和正义、人民的富裕和国家的强盛，往往被视为是现代化建设的内涵本质与外在特征的一个重要反映。
纵观西方民生经济研究的历史，民生经济早已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传统理论主题。福利经济学代表人物阿瑟·塞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布伦诺·S.弗雷（Bfuno S.Frey）、阿洛伊斯·思塔特勒（Alois Stutzer）、普拉格（Praag）、伯纳德M.S.范普拉格（Bernard M.S.Van Praag）、纳斯邦（Nussbaum）、萨格登（Sugden）等众多经济学家以经济、社会、心理、制度等多个角度的研究，说明了西方社会旨在通过实施民生经济建立福利国家，提高社会整体经济效率，提升社会总福利水平，为经济发展与持续的社会稳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虽然在马克思的经典文献中，没有关于民生以及民生经济概念的直接表述，但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以强烈的民生情怀，深入分析了广大无产者的生存状况，并着眼于解放全人类的目标，提出了全面系统的解决措施，形成了丰富而深刻的民生思想。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解决民生问题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类解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马克思指出：“当工人阶级自己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这里所说的“所有人的富裕”，就是共同富裕，是马克思民生思想的最终归缩。
马克思提出了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在这样的基础上，“民生”问题在获得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后，理想也将变成现实。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对当前我国民生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
中国的现代化推进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大体上涵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期。在经历6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30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得到快速推进，经济总量世界排名第二，基础设施得到根本性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到民生经济问题全面升级的新的历史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征是经济总量不断扩大，而结构失衡在加剧。究其原因归结到一点，是民生状态的改善滞后于经济总量的增长，同时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进程日益加快，全球化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种新的和重要的力量。这一时期社会深层次矛盾不断显现与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以及社会结构的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实现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民生问题已逐渐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近观世界各国，民生经济状况都是政府能否获得民众支持的重要因素。保障和促进民生，关系到人民对执政党的认同，带有鲜明的时代性。执政党和政府必须根据民生经济的需求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和纲领。
谁无视民生经济，谁拒绝民生经济的调整，谁就会被抛弃。20世纪60—80年代，拉美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但由于忽视就业扩张和收入公平，民生发展和社保制度“碎片化”，导致社会问题激化和社会撕裂。民生经济的本质就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时代深刻变化给中国实现现代化提出的新要求，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面临的命题。
也就是说，要着力探索现代化建设规律，构建以民生为重点的新发展战略：着眼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社会保障安全网，鼓励就业创业，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和经济发展同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扩大国内需求，使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使全体人民共享成果、切实受益。因此，在新形势下，我们对保障和改善民生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系应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对其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应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更强烈的自觉性。二、现代化过程中的民生取向
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不仅仅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目的，还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的不竭动力。从根本上说，经济活动的目的是满足人类的生存、享受、发展、繁衍的需要。在这一意义上，经济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改善和保障民生，这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因此，中国实现现代化要“以民为本”，需要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基本的价值取向与目的所在。需要分析研究如何以民生为导向推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并把其作为主线贯穿于现代化推进的全过程。需要以实现现代化作为研究的主题，多维度探讨和剖析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生取向。（一）从物本转向人本的维度
中国确立民生取向，就是要把改革的目标从面向经济发展转向面向民生。30余年经济体制改革客观上遵循的是物本逻辑，这种以物为本的改革展开逻辑掩盖和遮蔽了以人为本的原则。民生经济发展时代的改革目标则是解放和发展民生，在现有经济基础之上，最大限度地推进民生发展，实现民生福利最大化。
21世纪经济发展的趋势之一，是逐步从物本主义经济转向人本主义经济。当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正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促使现代经济观念孕育着重大突破，公平、正义、共享的发展理念，日益成为经济关系调整的首要原则，并且用于指导和评估各种制度安排和政策。应努力使经济结构与收入结构同步优化，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提升，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更趋一致。应分别从制定科学而先进的创新政策，加大对民生建设的投入，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改革发展成果真正落实到富民、惠民、安民上等方面进行考量比较。（二）从经济改革转向政治改革的维度
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的历史进程，基本上是由经济改革主导推进的。从最开始的完全的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体制为辅的改革策略，再从计划与市场互相促进到以市场为主计划为辅，最后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建立，莫不如此。经济改革优先于政治改革，政治改革服务于经济改革。
为什么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矛盾和问题似乎越来越尖锐，而诸种矛盾和冲突恰恰发生在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产出都有了飞跃式增长的背景之下？我们认为，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不匹配上，或者说，政治改革在相当程度上落后于经济改革。抑或说，经济发展已经不能承受社会冲突之重，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犹如中国发展之双毂，一大一小不均衡必将影响发展的质量和速度，甚至会使发展脱离既定轨道。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发展失衡，这使得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体制、制度、机制方面的问题越积越深。如果不从政治层面思考和解决问题，这些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是解决不好或者解决不了的。例如，分配不公是制约民生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很多，表面上看，收入分配不公是一个经济体制问题和分配机制问题，但实质上“收入分配不公主要是制度因素导致”（温家宝语），是一个政治体制机制问题。
政府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过大，特权与腐败收入膨胀，以及国有垄断企业高管和员工收入过高，无疑和我们现行的政治体制和政府职能密切相关。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是造成上述诸多分配不公的最深厚的制度根源。同时，民生问题凸显，与权力资本对于社会利益的侵蚀引发整个社会利益结构失衡，以及基本制度的缺失和公众对公共政策缺乏正常的表达机制密切相关。
尽管民生经济的发展仍需要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但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将发生重大变化。政治体制改革要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逻辑。政治体制改革也要肩负起修复和弥补前30年政治改革缺项、漏项、力度不足及没有到位的使命。政治体制改革要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拓展空间，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构建新的平台和起点，从而能够促进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良性的互动循环。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三）从经济理性转向社会理性的维度
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生取向，已不能把单纯的“经济人”作为解释取向合法性基础的单一维度。要尊重社会理性而非单纯的经济理性，无论是经济改革抑或是政治改革都应由社会良知而非单纯的经济理性驱动。应该肯定“经济人”假设是对现实社会中的人进行的高度抽象，但承认“经济人”假设的合理性，并不能否定其不足或缺陷的存在。
事实上，正是由于“经济人”假设的内在局限性，给人们带来了不容忽视的严重后果。诸如环境危机、经济危机、价值崩溃、普遍物化等异化问题。人是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这里的人，既指的是个人，也指的是集体的人，全体的人。我们观照的逻辑起点是要把行为主体当作“集体人”、“全体人”、“社会人”、“生态人”，而非单纯的“经济人”来对待。
它可以使我们反省所谓现代化的发展观，以及人在自然中的位置和发展的意义、发展的方式、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从而反省人的存在价值和生命意义。人作为具有社会属性的主体，本应追求的“社会理性”高尚精神目标消失不见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蜕变为一种贪得无厌的物质占有欲，人的存在成为感官欲望的无限放纵，肉体的解放以牺牲、泯灭精神为代价。这样的发展实际上已经脱离了人健康发展的需要，既造成人的异化，人成为了一种无止境的消费动物，反过来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的严重污染破坏了生态，又危及人的生存。
无论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都要求人类必然要从“经济理性”转向“社会理性”。人不仅需要物质，从物质追求中求发展，更需要精神，从精神乐趣中求幸福。笔者认为，实现从“经济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转变，也并不仅仅局限于现代化的发展取向，而是在建构和倡导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体现了对人类社会步入持续、和平、健康而秩序的发展轨道的追求。而要达到这种追求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实践中实现从“经济理性”到“社会理性”的转变，并把其处于法律制度的限制与调整之中。三、民生建设中市场化的影响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是市场化不断推进的结果，民生的改善和保障也无法回避市场化因素的影响。
事实上，只有把民生的改善和保障研究置于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和变迁的的大背景中，才能更客观地解读、更明晰地探究民生的改善和保障的发展现实。市场化过程的试错性与市场化过程的非规范性以及传统计划经济的制度惯性，决定了民生建设发展的复杂性。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以及技术对民生建设水平提高的贡献固然重要，但其作用还是在相关制度环境下发挥出来的。（一）市场化条件与民生建设水平
基于对现代化推进、市场化条件和民生保障改善三者之间交互关系的分析，以及对市场化条件与民生建设水平提高因素关系的分析，笔者认为，正是中国的市场化过程孕育了民生建设转型升级动力出现的环境，而且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其驱动效果会逐渐加强。
因此，中国民生保障改善的制度方案和政策措施应是，不仅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更重要的是在市场化的基础上，对相关的市场失灵加以充分和及时的补救、校正、修正和调整，减少市场化过程本身存在的失误及其对民生建设发展的影响。中国市场化过程本身是试错性的，要摒弃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失误，需要进行持续性的制度创新。
应该说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民生建设有着多重影响。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为民生建设打下了深厚的物质基础。虽然市场经济是利益驱动型经济、主体多元型经济，因而很难完全避免商业投机行为，但是，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崭新的经济模式，其运行秩序必须在保障和发展民生之中实现，所以，民生必须介人到市场经济的生成和运作过程，并在其中发挥充分的调控作用。
人们选择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为了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人们的目标选择中，就已经包含了民生建设上的根本要求。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民生经济，市场经济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有效手段，需要民生经济的支撑。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将日益成为民生建设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民生经济规范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定，市场经济与民生经济理应相互促进、共同生长。
自中国开始市场化改革以来，我们在大部分时间内一直把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放在不断增加存量和提高增量方面，而忽视了对民生经济问题的关注。这种忽视，一方面严重影响了政府公信力建设的发展进程，另外一方面，对我们推进现代化带来许多困难。把市场经济的主要内容，转移到发展民生经济方面，要求我们在考评各地经济发展成果的时候，不仅要关注经济增长速度、地方财政收入等显性经济指标，更应关注老百姓普遍的利益需求是否得到了满足。
如果没有对涉及百姓普遍利益的民生问题的关注，就不会有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而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就不会有以发展为根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国家开始强调让更多的人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时候，它其实在提示我们，市场经济的核心应该是民生经济。衡量的标准，应从百姓对日常生活的满意程度出发。这就要求我们应对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的、发展内容，进行重新反思。促进民生经济和市场化建设是有密切关系的，没有市场机制是不行的，不能单纯说促进民生经济，而忽略市场化建设。问题在于能否利用市场经济破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交换不公，住房、就业、教育、就医等民生和公共事业领域的行政和单位垄断造成的交换不公，各地区之间因资源、区位和领导力等因素造成的发展不平衡，各单位因产业行业性质和收入不公平形成的收入差别等等，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民生目标，这是对我们政治智慧的最大考验。（二）民生关联社会公平和正义
民生问题体现了人民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诉求，社会公正是和谐社会的本质特点。一个社会公平正义程度比较高，即使这个社会的经济能力有限，但社会利益分配得比较合理，老百姓的怨声就不至于很高；如果这个社会不能体现公平、正义，社会利益分配又明显不公，即使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了，民众的呼声仍然会很高，甚至成为社会的焦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老百姓幸福指数提升不快的现实绝不能小视，如果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势必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
以当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为例。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财政收入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畸重畸轻，居民总体收入高度不平等，贫富差距悬殊，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最低工资过低，行业收入差距过大，垄断行业收入过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以及特权与腐败收入膨胀、官员特权利益在不断固化和强化，腐败上升的势头尚未得到有效的遏制，设租寻租行为司空见惯等，无疑与我们现行政治体制和政府职能密切相关。
收入分配不合理与社会的不和谐没有必然的联系，一些发达国家基尼系数比中国还高，但也没有听说已经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其区别就在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和政府职能错位，是造成上述诸多分配不公的最深厚的制度根源。民生问题虽然和经济建设、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但它本质上需要体现并注重社会价值，如权利平等、社会公平等。因而，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的社会福利制度不能把经济性价值放在首位，而应从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社会性价值出发，从公平正义出发。（三）民生凸显政府服务能力问题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长期存在，政府这个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主体，长期以来都是按照两种不同的体系对城市与农村实行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偏向城市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公共财政转移制度不完善，是致使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主要原因。政府为了实现一定时期的经济目标，往往会利用政策倾斜的手段。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使得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逐步拉大。城乡之间的“剪刀差”现象，明显的政策偏向于城市地区，导致了城乡之间的二元经济结构。
国家偏向城市的发展战略，使得公共财政资源大部分投向城市地区，造成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农民切身需求的基本公共服务难以实现和满足。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不科学也是导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重要原因。
地方政府把经济指标等同于政府绩效评估指标，大搞形象工程，以GDP论英雄、追求表面业绩、好大喜功、政府行为短期化，使得公共服务的供给并非人民所需，最终导致基本公共服务的政府供给不足，农民缺乏自我供给的经济能力支撑，城乡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差距在不断拉大。
与此同时，政府间权力划分不清是导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不可忽视的原因。在现代化推进的关键时期，相当多的社会矛盾和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公共服务短缺相关联。为此应当充分估计建立社会主义公共服务体制对化解社会矛盾和建立和谐社会的重大作用。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公共服务体制，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新阶段解决社会矛盾的内在要求。（四）民生呼唤国家制度安排
民生问题背后关联的是国家的制度安排。要建立健全群众参与的决策与监督机制，把关注民生落实在决策中，并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监督保障关注民生决策的贯彻执行。
要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改善工作方法；充分发挥人大的作用，从而切实保障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自己的权力，维护自己的利益。改善、保障民生就要借助于政府与社会的力量来构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背后直接反映着政府的价值追求和治国理念，也反映着一定时期政府的政策导向，这些都是其政治意志的直接体现。
在现代民主政治的语境下，一个政府如果在民生方面长期存在制度建设的缺陷甚至是空白，或无力做出制度安排以解决重大的民生问题，便不可能获得合法性，不可能实现长治久安。在当今的中国，民生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折射着政治体制、政治机制不健全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民生问题的实质是政治制度问题。因此，围绕民生的制度安排决不仅仅是一个制度设计的方法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价值取向问题。
制度是社会和谐的根本保证也是民生和谐的重要基础。但目前我国在制度安排上由于历史等原因有诸多不合理之处，制度建设的缺陷甚至是空白是造成当前民生问题日渐突出的重要原因。如民众利益表达的渠道不畅，不能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权力资本”对社会利益的不合理划分，造成富的更富，腐败致富。房地产问题、医药问题、乱收费问题往往都有官商勾结、政治腐败问题；还有中央、地方及部门争利，致使在房地产领域中央调控失灵等等问题，都不能不说与制度有关。
因此，我们应当将民生问题看成是现代化推进中长远制度安排中极为重要的问题，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尤其要加快那些对于改善民生具有重大影响的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具体内容包括：社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基础性的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基础性的公共卫生、基础性的住房保障、促进充分就业、进行基本的职业培训、消除歧视、提供公平合理的社会流动渠道，以及落实与之相关的基本权益保护问题、民众应当享受到较高层面的社会福利、社会成员的权利应当得到全面的保护等等。
在按照这样一种思路来构建和完善关涉民生的各项制度的同时，还要建立起相应的监督问责制度和评价机制。制度安排需要明确责任，责任又只有可以被监督、问责、考评才能真正落实。
在民生语境下设计中国地方县级主要领导干部的政绩考评指标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地方县级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主要应该包括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居住条件、教育资源公平配置情况、劳动力就业情况、社会保障覆盖情况、公共卫生体系完善情况、政府公共民生投入情况、人际关系和谐情况、劳资和谐情况、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情况等。四、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力点
发展民生经济，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目的，而且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和动力。中国进入了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加速期，随着经济增长、社会分化速度的加快和利益格局差距的加深，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长期积累的深层次问题也逐步显现。这既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又是社会矛盾的集中凸显期，而眼下最突出的问题便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问题。（一）基本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
1.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分配
一直以来，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分配差距明显，在农村教育经费投入还存在很大缺口的情况下，教育不公平的问题已经暴露出来。城市学校与农村学校的学生人均经费、教师与学生比、初高中升学率相差很大。城市的义务教育经费由国家财政负担，而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却实行“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由县财政甚至是乡级财政负担，在县乡财政普遍困难的情况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肯定会存在着许多方面的明显不足。农村小学和初中适龄人口分别占全国的比重为70.68%和66.13%，而所得的教育经费所占的比重分别为56.77%和49.78%。在高等学历的人力资源存量方面，农村更是一直远远落后于城市。
国家统计数字表明，全国现有大约8000～9000万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其中75%集中在农村、贫困县，以及少数民族聚集地。有关研究表明，教育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的作用占到30%～40%。
教育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如此之大，然而城乡教育资源分配的严重失衡，将直接导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对农民的现期以及未来收入的持续增长也将产生消极影响。
2.城乡医疗卫生资源分配
医疗卫生等基本医疗资源过度集中于城市地区，城乡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情况十分严重。农村医疗卫生资源供给严重不足，而且医务人员业务熟练水平低、医疗卫生设备不过关是普遍的现象。
最优质的医疗卫生资源一直以来主要集中在城市等发达地区，超过80%的医疗卫生资源集中在城市，而占全国人口近70%的农村人口所拥有的公共卫生医疗资源不足全国总量的20%；农村每千人平均拥有的病床不足1张，城市为3.5张；农村每千人只拥有1名卫生技术员，并且卫生技术人员的业务水平比较低，而城市地区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在5名以上，这些卫生技术人员基本上在各个城市地区的医院就职，其业务水平明显高于农村落后地区的医疗业务水平。
农村人口医疗保险覆盖率只有5.98%，现阶段实行的农村合作医疗，往往因为报销难、报销手续繁琐、指定医院少且距离农村距离较远等原因，致使很多农村居民得不到切实的好处和优惠；农民居民看病难、看病贵、基本医疗卫生得不到保障等问题依然存在，很大程度上拉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3.城乡社会保障资源分配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覆盖城镇居民，农村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以家庭保障为主、政府适当辅助的保障制度。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及失地农民、农民工的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农村养老保险的覆盖面狭窄。目前全国拥有基本养老金的农村人口人数较少，绝大多数老年人没有任何形式的养老保险。农村人口医疗保障力度小，医疗保险覆盖率低，最低生活标准低。对失地农民和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力度弱，失地农民和农民工还未纳入社会强制保险的范围，多数地区还属于试点阶段。
由此我们可以说，产业结构调整的意义来源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以及改善和保障民生的现实意义。（二）缩小产业结构二元化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缩小产业结构二元化的重要途径。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决定了我们要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最重要的着眼点是缩小城市与农村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只有切实解决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才能解决农村居民的后顾之忧，为农村居民提供发展经济的最佳环境，使其全身心投入到加快经济建设的浪潮中。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总体上还是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差距表现在收入本身水平的差距，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还会反过来加剧城乡收入的差距。
因此，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对农村地区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基本社会保障等的投入，一方面可以减少农村居民本身的支出，另一方面可以拓展农村的发展空间，增强农民的发展动力，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为逐渐打破产业结构的二元结构打下基础。
相关的研究表明，在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各种因素中，教育因素占20%左右。为农村居民提供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不仅可以直接缓解并缩小贫富差距，还可以通过提高他们的自身素质，提高其获取收入的能力。
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助于启动农村消费需求。投资与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投资需求是引致需求，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它们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国随着经济的发展，近10余年来居民的最终消费率平均水平逐年增长，但是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还要低近20个百分点。2008年之后的近几年，中国的物价指数CPI居高不下，通胀严重，造成了消费需求的严重不足，扩大内需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任务。
我国拥有13亿人口，应该具有很高的消费，但由于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我国人口又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农民收入水平低，收入增长缺乏稳定的预期，农民的收入不会用来快速消费，虽然有消费的欲望却无消费能力，导致广大农村市场的消费潜力难以开发。其中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供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三）Topsis分析实例
Topsis法是一种根据有限评价对象与理想化目标的接近程度进行效益、能力或程度的排序方法，是在现有的评价对象的指标中，进行一系列的相关综合运算，对其最终的优劣作出评价。
1.公共服务均等化评价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是为满足民众最基本的生存权、发展权而提供的公共服务，具有纯公共产品的性质，其特点是与民生息息相关。为了更好地找出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施力点，发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途径，有必要对其进行合理的评价，评价要点如下：（1）评价指标及体系。指标是根据研究的对象和目的，能够确定地反映研究对象某一方面情况的特征依据。而指标体系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指标构成的总体。一般来说，在指标体系的构建上，应当遵循层次性分明、指标充分和指标独立的原则。在具体指标的取舍上，还应注意数据的公开、概念的清晰及获取的经济。（2）无量纲化方法。在进行综合评价时，指标体系中所包括的各指标往往具有不同的计量单位，在构建综合指数时，应统一这些指标的量纲，即所谓无量纲化。这些无量纲化的方法有统计标准化方法、极值标准化方法（也称线性功效函数法）、对数功效函数法及幂函数型功效函数法等。（3）合成方法。即通过一定的数学模型将多个评价指标合成为一个整体性的综合评价值。可用于合成的数学方法很多，要根据评价目的及被评价对象的特点来选择较为合适的合成方法。具体来说，有加权算术平均法、加权几何平均法及加权算术平均和加权几何平均联合使用的混合方法。（4）评价结果。得到评价结果并解释其具体含义，并且依据评价结果进行决策。在对基本公共服务和均等化的内涵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可以通过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行具体的指标设计，对指标进行量化考察之后，就能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行客观评价。
2.指标选取与数据采集
限于数据的可得性，仅以江苏为例，选取二大类4个方面的指标：一类是江苏省各个地级市城镇居民4个指标的数据；一类是江苏省各个地级市农村居民4个指标的数据。4个方面指标包括：人均可支配收入；文化教育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交通和通讯支出。数据来源于2010年《江苏省统计年鉴》，见表4.1：表4.1 2010年江苏省各地级市评价对象指标数据 单位：元
3.Topsis输出结果解释说明（1）对江苏省各地级市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进行归一化矩阵变换，得到数据如表4.2。表4.2 江苏省各地级市居民指标归一化矩阵续表
基本公共服务各评价指标归一化后的最大、最小值构成的最优、最劣向量分别记为Z0，Z1，且具体为Z0=（0.429683263，0.348302536，0.385735235，0.332735611），Z1=（0.069792399，0.066987961，0.049261226，0.074127541）。（2）计算各评价指标与最优、最劣方案的距离，如表4.3。（3）计算各评价指标与最优、最劣方案的接近程度Ci值并进行排序，结果如表4.4。表4.3 江苏省各地级市居民指标与最优、最劣方案间的距离表4.4 江苏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力评价情况及排序续表
其中，城镇D0代表江苏省各地级市城镇居民指标与最优方案间的距离；城镇D1代表江苏省各地级市城镇居民指标与最劣方案间的距离；农村D0代表江苏省各地级市农村居民指标与最优方案间的距离；农村D1代表江苏省各地级市城农村居民指标与最劣方案间的距离。
实证输出结果至少说明：（1）通过对共26组数据的纵向比较得到：江苏省城乡居民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综合排名（表4.4）中可以看出：排在前九位的一律都是城市地区，它们分别是：南京、无锡、苏州、常州、南通、扬州、镇江、泰州、盐城；而排在最后九位的一律都是农村地区，它们分别是：宿迁、连云港、淮安、徐州、盐城、泰州、扬州、南通、镇江。
并且还可以看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力最高的南京城市数值高达0.96771046，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力最低的宿迁农村数值仅为0.141199978，江苏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力最高的城市地区南京是最低的农村地区宿迁的6.8倍左右，说明江苏省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表现出了极大的差距。（2）通过横向比较更容易看出：不管是哪一个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力比较，都是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力要高于农村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力。
根据表4.4中的数据进一步计算可得，差距最大的连云港、宿迁、淮安地区的城乡之间，城市居民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分别也是农村地区的4.46、4.28、4.17倍；即使是城乡之间差距最小的城市地区苏州，城市居民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也是农村地区的1.22倍，这同样也能够说明江苏省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表现出了较大的差距。（3）经济实力的非均等化依旧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最大障碍因素。如表4.1数据所示，本文选取的四个指标：人均可支配收入、文化教育、医疗保健和交通通讯，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差距最大，文化教育、医疗保健和交通通讯等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程度次之，而正是这些地方经济实力的差距导致了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非均等化。（四）公共服务均等化对策
1.战略规划和实施策略
强化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职能，制定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战略规划和实施策略，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政策的实施。加快制定和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全国性战略规划，确定全国性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种类、标准，并建立和完善适应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财政体制。
明确我国在法定基本公共服务上需要均等化的地区和领域，为计量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支出需求奠定技术基础；制定全国统一的基本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的实物标准，包括设施、设备和人员配备；在正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差距前提下，最好制定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层级标准，按层级标准的阶段性，做好时间和进度规划。
统筹解决农民工流动时子女教育问题和农民工的基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保障问题。通过制度上的创新，最终使得基本公共服务能快速有效地覆盖到城市与农村居民身上，逐步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的差距，使之能够均等化发展。要加快规划标准的修订或制定，有些标准已不适应我国现在经济发展的需要，有些标准未能得到全面、正确的实施。而且一些标准也比较模糊，或者一些方面的服务标准还没有被考虑，这就是我们当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规划制定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2.整合公共行政资源
整合和优化政府公共行政资源，明确各级政府的主要职能，有效协调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之间的职能分工与协作，提高各级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和供给效率。严格区分中央专属事项、地方自有事项、中央和地方共管事项，尽量消除多层政府共同管理同一公共事务，科学界定不同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实行“一件事由一个部门主管”，实行部门主管负责制，强化责任问责制。
完善省市县三级的事权财权划分，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责任、管理责任和监督责任，调整和理顺各级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省级政府是均等化的责任主体，通过转移支付、政策支持等手段，统筹推进全省层面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市县政府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主体，负责所辖区域的教育、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统筹推进本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深化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改革，努力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政能力。
国际经验表明，同级政府不同职能的配置“宜宽不宜窄”，这样有利于实行公共服务决策和执行分开，提高同级政府职能的横向协调水平。
3.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进一步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逐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预算编制制度，提高预算的规范性和透明度。继续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国库现金管理和国债余额管理制度，推进政府会计改革。
加强预算执行审计，提高预算执行的严肃性。建立财政预算绩效评价体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应按照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基本要求，界定省以下各级政府的职责，即经济社会事务管理的责权范围，进一步明确划分省以下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
合理划分省以下政府间财政收入比例。规范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必须建立在明确界定各级政府经济社会事务管理责权的基础之上，即明确各级政府需要做什么，履行职责需要多少开支。
合理界定财政支出责任后，需要相应地进行财政收入调整，逐步达到尽可能地匹配。推进省级政府直接管理县级政府的财政管理体制，减少不同层级间政府财政的混乱关系，避免寻租活动。要避免政策的惯性，改变目前以划分东、中、西的方式分配转移支付，将转移支付与财力均等化直接联系起来。
4.公共服务供给
统筹农村居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放宽农民工及其子女因户籍制度因素不能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争取让农民工及其子女享受到与城镇户籍人口一样的基本公共服务，缓解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状况。（1）切实解决义务教育经费衔接困难的问题。让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子女可以在全国任何一个地区的城市或农村就学。降低农民工子女流入学校入学门槛，在公办教育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可以出面向民办教育资源寻求援助，并且加大对这些农民工子女的教学补助。同时还要加强农村地区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为留守的农民工子女，提供充足的教学资源和津贴补助，切实解决农民工子女基础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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