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忠明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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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沁园春·雪》的传奇故事试读：
序言
偶然发生的几件事，我对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促使我写成了本书。
1999年春节，我和夫人接受一个台湾商人的邀请，到他们公司去做客。那是正月初三的晚上，我们五个人，侯先生、侯先生的经济顾问王博士、我和我的夫人。然后，还有一个忙里忙外的厨师。厨师是侯先生从台湾带来的，很有一番手艺，做得一手好吃的台湾风味的美食。
那一天晚上，我们四个人从傍晚5时左右上桌，一顿饭吃到了午夜时分，我们四个人竟然喝了两公斤的XO。
倒上半杯琥珀色的XO，放里面几个晶莹的冰块，冰凉的液体，馥郁的酒香，它们一起刺激着敏感的味蕾，那口感真是好极了。结果我们每一个人喝得都非常尽兴。酒至半酣的时候，那个侯先生的经济顾问王博士和我聊起了中国的文化，后来又谈到了毛泽东与蒋介石，最后谈到了毛泽东的诗词，我们都很兴奋。
王博士说：“我最喜欢毛泽东的一首词，就是那首《沁园春·雪》了。”
说着，他“啪”的一声把一饮而尽的酒杯往桌子上一撂，说：“我给你们朗诵《沁园春·雪》吧！”
我们三个人为他鼓掌。
他30岁才出头，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他还不到10岁呢，然而，毛泽东的这首《沁园春·雪》，他竟然倒背如流，一字不差，而且朗诵得抑扬顿挫，异常投入。
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与毛泽东有关的文化，台湾是一律持否定态度的，毛泽东的诗词，在当时的台湾也很难寻觅得到。然而，对一个学经济的博士而言，他不仅能够找到，而且还能够背诵，背诵得竟然一字不差，这的确是一个奇迹。
更加令我惊奇的是，在他背诵《沁园春·雪》的间隙里，我们的主人，侯先生竟然在另外一个桌子上悄悄地摆好了纸砚笔墨。但见这个生产油漆的台湾老板，将袖子挽起，饱蘸墨汁，挥笔在宣纸上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默写了下来。书法水平，也许并不是非常高，但他对毛泽东诗词喜爱的程度，倒叫我领教了。
看来，美好的东西无论在什么地方，是不能靠人为的手段抹杀的。
还有一件事。
2006年夏天，“五一黄金周”期间，我闲着没事，和夫人一同到大连金石滩旅游度假区去消磨时光。
那里的确是一个风光旖旎、景色宜人的美好去处。奇形怪状的海礁，蔚蓝蔚蓝的大海，铺天盖地的草坪，还有飘浮着玫瑰花香的气息，简直是一座人间的天堂。我们居住的地方，虽然距此人间天堂只有十几公里远，但从来没认真地到这里游玩过呢！
夫人说：“你不是喜欢研究毛泽东吗？金石滩有一座毛泽东像章陈列馆，我们到那里去看一看吧。”
我说：“是吗，这里还有这样一个有品位的去处？”
夫人说：“早就有了，我都去过！”
说话之间，我们已来到了毛泽东像章陈列馆的大门口。
毛泽东像章陈列馆就位于金石滩旅游度假区的入口处，那是一座白色的长方形建筑。陈列馆的前面是十个圆形的高大廊柱，楼顶上有一圈高一米左右的栏杆，远远望去，蓝天白云之间，一座白色的庄严肃穆的建筑，坐落在碧绿的草坪之中，格外富有古朴庄重的文化气息。
一进大门，正中用各种像章摆放出一幅红太阳从海面上冉冉升起的图案，红太阳正中，是一个巨大的毛泽东头像纪念章。图案两侧是用毛泽东像章摆出的“东方红，太阳升”六个大字。
看了介绍我才知道，在这个毛泽东像章陈列馆里，竟然收藏了十万枚各种各样的毛泽东像章，有六万多个品种，有金、银、铜、铁、铝、竹、木、骨、纸、陶瓷、塑料等35种材质。
最大的一枚像章直径竟然达到了38厘米，最小的一枚竟然只有2厘米见方。
最早的像章制作于1945年。这枚像章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由凌子风制作的。大会主席团成员除毛泽东之外每人一枚，只有十五枚。后来只有一枚像章被陈毅元帅保留了下来。这是在中华大地上出现的第一枚毛泽东像章。制作最晚的像章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制作的像章，各地一共制作了一百多个品种。
在这些像章中，有外国人制作的像章，有港澳地区制作的像章，还有我国驻外使馆制作的像章……
这些像章多半是圆形的，但也有椭圆形的、方形的、菱形的、长方形的、扇形的、弓形的……简直是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
然而让我惊奇的是，在这浩如烟海的像章里，我竟然看到一枚雕刻了毛泽东《沁园春·雪》整首词的像章：
这枚像章是铝质的，直径为4厘米。正面的铭文是毛泽东的手书：江山如此多娇。背面的铭文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献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4587部队”。同时，像章的背面还有一首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一共114个字，是用毛泽东的草书微雕而成，是非常少见的一个品种。
这的确是一枚具有非凡文化和历史价值的像章。
我对我的夫人说：“看见了吗？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无论在什么年代里，都会给人民留下意想不到的惊奇，它一直闪烁着诱人的光辉。四十年代的时候是这样，七十年代的时候也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为什么人们对《沁园春·雪》这么感兴趣呢？这首词的后面隐藏着什么故事吗？带着这个疑问，我开始寻找答案……
就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又看到了一个让我惊讶的事情。
在网上，我看到了“郭沫若于立群书法展”的介绍文字。它出现在一代文豪郭沫若诞辰110周年，在北京隆重开幕的“郭沫若于立群书法展”上面。“郭沫若于立群书法展”所展出的150幅书法真迹，是郭沫若纪念馆与中央档案馆、荣宝斋以及郭老家乡四川省各个博物馆提供的，是郭沫若夫妇近半个世纪不同时期的精品。可以说，每幅作品几乎都能讲出一段十分生动的故事来。
在这些有故事的作品面前，最引人注目的，并不是郭沫若自己的作品，而是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这首词的故事最多，这首词具有最吸引人的魅力。
郭沫若十分喜爱这首词。当年，郭沫若步毛泽东的词韵写出了两首《沁园春》，在山城重庆留下了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往事。郭沫若还曾将这首词书赠毛泽东，成为毛泽东一直收藏的珍品。而且，郭沫若一生多次书写过这首脍炙人口的名词。
此次展出的，是1965年春节前10日，郭沫若用行草书写的一幅高4.7米的作品。气壮山河的词句与大气磅礴的书法，彼此配合得相得益彰，水乳交融，令无数观众叹为观止。很多观众都驻足在这里，欣赏、观摩、思考，还有更多的观众则站在这幅书法作品的前面，与其合影留念。
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用篆书写出的《沁园春·雪》，则又别有一番风格，另具一种韵味。那是于立群于1966年5月30日，采用大篆体手法书写的，分别写在六个条幅上。于立群常以习字来健身，这在女书法家中是罕见的。她的字多以隶篆为主，作品端庄饱满，雄劲有力，字体清秀舒朗，古韵古风，与郭沫若书写的《沁园春·雪》相互映衬，珠联璧合。
虽然是郭沫若夫妇的书法展览，但是显然整个展览大厅里最抢眼的作品，是这两幅《沁园春·雪》的书法作品。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很有趣味的事情，不是吗？
毛泽东已经离开我们近四十年了，但是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的魅力，却一直紧紧地吸引着人们的眼睛与心灵。《沁园春·雪》的后面，一定有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一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于是我钻到故纸堆中，去寻找与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有关的蛛丝马迹，于是也就有了这本《毛泽东〈沁园春·雪〉的传奇故事》一书。杜忠明
引子
1935年，冬天的陕北，瑞雪普降，黄土高原被一片白茫茫的大雪所覆盖。奇形怪状、此起彼伏的土塬，蜿蜒蛇行、曲曲折折的山脊，还有深浅不一的沟沟岔岔，都被暖暖的白雪捂盖得严严实实。黄土、沙砾竟然一点痕迹都不留地被彻底掩埋。
瑞雪兆丰年。这是一个好兆头，是中国革命的好兆头。
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彭德怀率领着一支经过千山万水、千难万险，只有七千人的队伍，到达了陕北的吴起镇。就是从这里，中国共产党将革命的烽火烧遍了中华大地。
1935年12月17日到25日，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组成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从安定县出发，于2月5日抵达距离黄河只有二十多里的清涧县袁家沟。
2月6日，又是一场异常罕见的大雪。大雪飘落在秦晋高原，厚厚实实的，足足两尺有余。莽莽苍苍的大雪，铺天盖地的大雪，正好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壮行，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创造了一个休整的时机。他们停留在清涧县的袁家沟做短暂的小憩，等待过黄河。
飘飘洒洒的大雪之中，但见高原之巅，影影绰绰有几个人影在晃动，为首那个高大魁梧、精神饱满、气宇轩昂的中年男人，一只手掐在腰间，一只手夹着一支香烟，稳稳地站立在皑皑的白雪之中，向远处眺望。他深邃的目光越过眼前迷迷茫茫的大雪，越过广阔无垠的黄土高原，越过远上白云之间的黄河，投向遥远的前方……
虽然黄河在这漫天飞舞的大雪中失去了往日波涛滚滚的风采，虽然秦晋高原在铺天盖地的大雪中失去了绚丽多姿的神韵……然而，雪中的黄河、雪中的秦晋高原，却别有一番奇异的风光。那随着黄河的流向而蜿蜒绵亘千里的山峦，从远处望去，不正像一条银色的长龙在自由自在地舞动吗？那此起彼伏的莽莽高原，在旋转翻飞的雪花的映衬下，不正像一群桀骜不驯的大象在纵横驰奔吗？只是，这种景象却不是永久的……
站在雪中的中年男人，继续在自己的大脑中尽情地进行着大胆而浪漫的想象，进行着奇异曼妙的构想。等到晴空万里，艳阳高照的时候，等到春风浩荡冰雪消融的时候，这里将完全是另外一番妩媚、妖娆的风姿。金色的阳光，渗透到高原的每一个角落，紫色的霞光中，山峦、树木、天空仿佛都披上了一层紫色的纱衣；黄河，这条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将恢复往昔的咆哮、轰鸣、歌唱，它的黄色的液体，因为溶入了阳光中的红霞，而变得充满了少女般红晕的色彩，像一条在山间舞动的彩色绸带……美丽的江河，锦绣的山川，几千年以来却总是遭到那些自诩为千古英雄的人们的万般蹂躏。他们为了争夺江山，攫取权力，获得财富，用铁蹄、用刀枪、用血流，征服着脚下的土地，征服着土地上的人民。所幸，这一切都成为过去了，千古英雄人物总被雨打风吹去。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我们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共产党人，将用和平、民主、科学取代千古英雄们的铁蹄、刀枪、血流，建立我们富强的新中国，未来的国家将比五千年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灿烂辉煌……
是谁有这等气吞万里如虎的磅礴气势，是谁有这等高瞻远瞩的文韬武略？那个气宇轩昂的中年男人是谁呢？
他不是别人，他就是领导“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统帅人物、政治委员——毛泽东。他对雪有着一种非常奇特的感情，他欣赏过无数的雪域风光，登临过无数的雪山高原。在他的诗句中，有很多歌咏大雪的诗篇：
在广昌路上，望着漫天大雪，他这样高歌：“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
长征途中，面对巍巍昆仑，他豪迈地吟诵：“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在长征即将胜利结束的时刻，他兴奋地歌咏：“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面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他豪迈地写道：“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
此时，站在这里，望着漫天飞扬的鹅毛大雪，他的心里便禁不住心花怒放，不知不觉想起了自己所经历过的各色各样的大雪。想起了岷山的千里雪域，想起了横空出世、飞起玉龙三百万的昆仑之雪……然而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雪景、不同的战争局面，他的心境又是不同的。随着战争环境和局势的好转，他的心境也必然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转变。此时，面对眼前的奇异景色，一阕咏雪词，一阕格高调永的千古杰作，已经孕育在他的心中了。
2月上旬的一个深夜，在袁家沟一个叫白志民的老百姓家的土炕上，在人们早已经安睡了的夜半时分，毛泽东词性大发，他想起了白日里看到的大雪，他的诗兴、豪情挣破了白志民家的土墙，像午夜的精灵，在万籁俱寂的莽莽黑夜之中，在狂风乱舞的莽莽雪夜之中，纵横驰骋。
他挥毫泼墨，笔走龙蛇，将早已在胸中编织成的锦绣诗篇一挥而就。一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诗篇，一阕雄奇瑰丽的鸿篇巨制，就这样在无声无息之中完成了。它是中国诗词的巅峰之作，它是毛泽东诗词的丰碑之作。
词曰：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
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
看红装素裹，
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
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这篇写于1936年2月上旬一个夜晚，在陕北清涧县袁家沟土炕上完成的新词，竟然在毛泽东手中存放了近十年之久。直到1945年11月14日，当这篇“新词”已经成为旧作的时候，它才姗姗来迟，披露于世人的面前。《沁园春·雪》写意图 傅以新画
1945年8月，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赴重庆和谈，其间少不了与过去的诗友来一点诗词的唱和，就在这诗词的唱和之间，《沁园春·雪》不知道被谁拿到报纸上给登了出来。人们没有想到，一直以来被国民党称为“山大王”、“毛匪”、“土包子”的毛泽东，不仅是一个会带兵打仗的“武夫”，而且还是一个会舞文弄墨、吟诗赋词的“骚客”。毛泽东的这篇“旧作”，在重庆《新民报》晚刊上刚刚与读者见面，就立刻一石激起千层浪，获得了人们的普遍喜爱。重庆山城洛阳纸贵，一时间“雪”满雾都，《沁园春·雪》为人们广为传唱。以《沁园春》为词牌的词作，铺天盖地地出现在重庆各大报纸上。而且这千层大浪，不断地向外拓展、扩大，后来竟然演变成了一场震撼山城的轩然大波。在人民解放战争打响之前，词人毛泽东的一阕《沁园春·雪》，已成为一曲打响人心解放战争的凯歌。第一章运筹帷幄一、深入虎穴
1945年8月28日，上午9时许，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延安机场。一架草绿色飞机在万众瞩目之下凌空而起。它缓缓地在延安上空盘桓了一圈，然后毅然向西南飞去。飞机在人们的视野中变得越来越小，像一只凌空翱翔的苍鹰，越飞越高，越飞越远，最后变成一个黑点，渐渐地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中……虽然飞机远去了，那些逗留在机场上的人却久久不肯散去，他们的心，随着那远去的飞机变得越来越沉重，也随着飞机飞到了国民党的陪都重庆。人们到机场为毛泽东送别 吴印咸摄
飞机翻越秦岭，跃过大巴山，在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接壤的中间地带上空飞行着。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乘坐飞机，临窗而坐，凌空俯视，原本高大奇异的山峰，竟然变得那般渺小，尤其是那些终年积雪的山峰，它们形状奇特，或像奔驰的蜡象，或如舞动的长蛇，无比壮观，它们和天空中变幻无穷的白云相映成趣，构成了一组异常有趣的图画。诗人的内心被这美妙的景色所震撼了，尤其是那雪山，使他想起了十年前自己的那阕《沁园春·雪》。毛泽东向送别的人们挥手致意 吴印咸摄
想着，想着，不知不觉间，他在腹中又默默地吟咏起《沁园春·雪》来……
毛泽东对自己的诗词要求极高，每有余暇，触景生情，总要将自己的诗词拿出来把玩一番，或推敲个别不甚满意的词句，或回忆一段富有诗情画意、夺人魂魄的片段，他的诗词就是在这种不断推敲和把玩之中日臻完善的。也正因为这样，他的很多诗词常常因时因地有着不同的版本。“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啊，共产党自1924年和国民党合作开始，打打谈谈，谈谈打打，已经二十一年了。如今，不带一兵一卒，去那个拥有八百万军队的国民党的陪都重庆，而且要和国民党坐在一起，这就充分地验证了自己词作中的那句话——“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只是，今朝的共产党和1924年的共产党，已经是完全不同了，否则不但毛泽东没有只身入虎穴的弥天大勇，蒋介石也不会给他这样一个机会，共产党也没有这个本钱。
蒋介石可能认为只要有了军队，有了武力，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其实，他错了，大错特错！没有民心的支持，武力是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就像北国冰封千里的大雪，虽然它能够逞一时的威风，使黄河失去滔滔奔流的雄伟和壮观，使莽莽的高原失去勃勃的生气和万千的气象。但是，这些都是暂时的，等到云开日出，冰封千里的大雪立刻就会消融，奔驰的蜡象和舞动的银蛇都将化作东去的流水，被历史所遗忘……“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诗人的头脑像蒙太奇手法的剪接片一样，将二十一年沧海桑田的巨大变化，来了一个快速的回放……他对自己的词作感到更加满意了，他觉得在这阕词上面倒是可以作一篇更大的文章。
下午3点37分，草绿色的三引擎专机在人们期待的目光里降落在重庆的九龙坡机场。二、毛泽东在国民党的陪都亮相
这就是重庆，西望是绵亘的青藏高原，享天府之国膏腴之利；东踞长江，有三峡壁立千仞之险；南衔云贵高原，北屏秦岭巴山。可谓气贯东西，控驭南北，堪称中国北方南方之分水，西部东部之泾渭，位居中国的中心。
这是一座倚山而建的城市，也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山城。整个城市就是一座巨大的山岩，重峦叠嶂，恰好可供建设规模庞大的防空洞，筑成难以摧毁的地下城池。这里的防空系统可容纳数十万人，绝对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也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观。抗战期间，日本军队曾经左右逡巡叩关，但是最终却没有法术入侵；虽然日本军队也曾攻克湖北宜昌，却只能怅望长江天堑而却步不前；倭寇也曾挥师至贵州独山，然只能徒障磅礴乌蒙而偃旗回首。
这里又是一个世界级的雾都，与大不列颠岛上的雾都伦敦足以比肩。但是，伦敦从深秋到初春，浩茫飘忽的雾霭，令外地人感到十分不适，然而此时的重庆大雾却成为抗战时期日本优势空军难以突破的空中屏障，令向来讨厌重庆雾霭的浙江人氏蒋介石，也终于感到这片天地造化的奇妙，而由衷感谢上苍的恩赐。
重庆还是长江、嘉陵江及四川与重庆江河汇合之地。取之不竭的水源，足以支持所有军需民用和舟楫运输。浩荡的川江奔腾呼啸，给栖息战斗于斯的陪都民众以无限的馈赠与启示。雄峻攸险的群山，山高水长。沿江津门设渡，城内雄关错落，垣碟起伏，登高环顾，涂山、真武山、狮子峰、缙云山、华蓥山、歌乐山、铁山坪、平顶山诸峰，苍黛耸翠，如罗屏障，形胜所至，无处不存“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天地氤氲之间，云横雾纵之处，别有大气吞吐。
1876年（明治九年）春，日本国驻清朝公使书记官竹添进一郎，继1357年日本僧人释雪村入川五百年后，首次离京入川，由蜀至巴，写成了近代日本人中国观的开山之作《栈云峡雨日记》。竹添以高度洗练、成熟老到的汉文尽情描摹了天府之国的神奇大地，此书乃成为日中两国博学有识之士共同首肯的珍稀之作。
当竹添终于站到鸟瞰重庆的南山高地时，正值雷鸣电闪，豪雨狂风，他的第一印象是：重庆……依山为城，高而长，如大带拖天际。离渝之际，他赋诗一首：盘石擎城耸半空，大江来抱气蒙蒙。山风带热水含毒，身在蛮烟瘴雨中。
在世界地图上来看重庆，它向东南可通往太平洋，向西南可到达印度洋，向西北可直逼欧亚大陆。太平洋、印度洋及中亚大陆三方之人力物力，咸辐辏于此。著名史地学家张其昀曾从中国和亚洲战局出发，概述重庆的战略地位为：“以四川为中心，以西北诸省为左翼，以西南各省为右翼，西南、西北两大国际路线，均以新陪都为其总枢纽。”
这就是国民党的陪都重庆，这就是让日本人觊觎了几百年的美丽山城，这就是日本人轰炸了七八年而风采依旧的金汤之城。在暂时远离了战火兵燹之后的今天，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毛泽东，不带一兵一卒地来了。
这一刻，所有的中国人都注视着它，所有的中国人都关心着它。抗战之时，它是国人无可再退的堡垒；胜利之日，它却成了国民党项庄舞剑的宴席。
飞机的舱门打开了，最先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面带微笑的周恩来。周恩来走出舱门，一闪身站在舷梯的一侧，这时从机舱里走出来的是毛泽东。他头上戴着一顶白色的巴拿马盔式帽，身着灰蓝色中山装，雍容大度地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在舷梯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并排站在那里片刻，他伸手摘下了头上的巴拿马盔式帽向下面潇洒地挥动着，深邃的目光向着下面攒动的人群凝视着……少顷，他健步走下飞机的舷梯，迎着眼前热情、欢乐的人群走去。
重庆的九龙坡机场自建成以来，第一次呈现出这么热闹的场面，共产党方面前来迎接的同志、国民党方面派来迎接的要员、各民主党派的代表、闻讯而来的记者，黑压压的一大片，足有几百人。蒋介石并没有给毛泽东特殊的礼遇，而是刻意低调对待了毛泽东的到来，表示出了蒋介石的无可奈何。机场上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也没有政府首脑，蒋介石只是象征性地派出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周至柔将军作为他的代表，前去迎接毛泽东的到来。因为考虑到毛泽东是国民参议员，所以也派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副秘书长雷震前去迎接。从蒋介石派去的几个迎接人员就能看得出来，蒋介石在向人们暗示：我并不承认你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也不承认你毛泽东的合法地位，你只是一个国民参政员而已！
然而，重庆的人民与蒋介石的做法却截然不同。
作为战时的移民之都，重庆人在血缘、气质、习性、思维、生活方式诸方面，都兼容了东西南北的各种特性。凡当年寓居重庆的“下江人”（指沦陷区民众与人士）无不称重庆是自己的第二故乡，称道四川人民的热忱、慷慨、坚韧、淳朴、勤劳和忠勇。四川人向来无狭隘地方主义和由此滋生的排外传统。自张献忠屠戮川人、“湖广填四川”之后，四川人口总数，一直居内陆各省之首。四川话属北方方言语系，川人与从东北到广东沦陷区迁川难民都不难沟通。
而重庆的各个民主党派，重庆的新闻界的记者、文化精英们就更加认可毛泽东了。民主同盟的首要人物张澜、沈钧儒，无党派人士章伯钧、黄炎培、左舜生、冷遹，国民党左派陈铭枢、谭平山，以及从苏联刚刚回来的郭沫若夫妇……他们都亲自到机场迎接毛泽东的到来。国民党元老冯玉祥因故未能到机场迎接，派自己的夫人李德全代表自己前去迎接毛泽东。那些兴奋莫名的中外记者，早已按捺不住内心的好奇，毛泽东刚刚走到地面，他们一拥而上，把毛泽东团团围在中间，有的递名片，有的报自家姓名，有的则开门见山，向毛泽东提问题，有的抢着伸出热情的手同毛泽东握手。各党各派的代表，被挡在人墙之外，无法和毛泽东接近。
周恩来见状，立即离开毛泽东，把手中的一个纸包高举在空中，大声说：“新闻界的朋友们，我从延安给你们带来了礼物，请到这里来拿吧！”
一大群记者一下子拥向周恩来，周恩来见毛泽东恢复了“自由”，能够和各党各派代表们握手交谈了，这才笑着把纸包打开，向记者们分发“礼物”，原来是毛泽东在机场的书面讲话：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
在攒动的人群中，毛泽东首先发现了一位年近古稀、银髯飘拂的长者。根据自己的判断，毛泽东已猜到，此人不是别人，一定是神交已久的那个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张澜。毛泽东箭步向前，一见如故地说：“您是张表老？您好！”毛泽东在九龙坡机场与张澜握手
张澜紧握毛泽东的手，也亲切地说：“润之先生好！您奔走国事，欢迎光临重庆！”“大热天气，您还亲自到机场来，真是不敢当，不敢当！”
毛泽东同张澜寒暄之时，周恩来安排了毛泽东同张澜、张治中、邵力子、郭沫若等人合影留念，留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
……
蒋介石特地派侍从室组长陈希曾负责毛泽东的警卫，还特别拨出一辆篷车供毛泽东专用。临上车的时候，毛泽东问往哪里开，周至柔说，已经为毛泽东先生准备好了，到接待美国贵宾用的招待所。
毛泽东笑笑说：“我不是美国人，我是中国人。”
毛泽东的一句“我是中国人”给周至柔说得非常尴尬，卡在那里，上不去下不来。因为周至柔是奉蒋介石的命令行事的，他根本无法更改蒋介石事先做出的安排，所以他对毛泽东的答话无言以对。
张治中为了给周至柔找一个台阶，赶忙接着说：“蒋主席还为您准备了山洞林园住所。”
周恩来接过了二人的话茬，很客气地说：“毛泽东同志暂住化龙桥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改日去山洞歇凉吧！”
三个人各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竟然为毛泽东安排了三个不同的住所。毛泽东在重庆期间的住宅之一——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
就这样，在说笑之中，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张治中、赫尔利等乘坐的美国大使馆派来的汽车，已按周恩来所说的方向，向着重庆城里驶去了。三、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历史性会面
当晚，应蒋介石的邀请，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一起来到了山洞林园，毛泽东与蒋介石于广州一别十九年之后，终于再一次面对面地坐到了一起。毛泽东在重庆期间的住宅之一——山洞林园二号楼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第一次见面是1924年的1月20日，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的时候。毛泽东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月16日，蒋介石到达了广州，而此时的蒋介石竟然只是一个列席的代表，他孤独地坐在会场的某一个不被人们注意的角落里。让蒋介石沮丧的是，他这个已经具有十七年党龄的国民党老党员，在密密麻麻的代表名单里竟然没有找到“蒋介石”三个字，他只是列席会议。蒋介石的心里像打翻了的五味瓶不是个滋味。
这是毛泽东与蒋介石第一次共处于一个屋檐之下。虽然他们在此之前互有耳闻，但是未曾谋面，这次会议期间，他们也未曾有过近距离相谈的机会。
1926年1月4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在广州召开。此次会议，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会议的代表，他们再次相见。毛泽东正式出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蒋介石平步青云，本来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连代表都不是的蒋介石，一跃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九名常委之一，从此他进入了国民党的领导核心，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人物。在这次会议上，被列在蒋介石之上的“一人”是谁呢？是汪精卫。当时他一个人兼了三个主席的职务，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革命政府委员会主席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所以，在这次会议之后，汪精卫、蒋介石、毛泽东三人经常在会议期间同时出现。只是三人的地位比较悬殊，一个是党的最高领袖，一个是正在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毛泽东只是个列席会议的代理宣传部长。可是又谁能够料到，沧海桑田、物换星移的变化之后，毛泽东成为了共产党的领袖，蒋介石成为国民党的党魁，而汪精卫沦为日伪政府的首脑。
十九年之后的今天，毛泽东与蒋介石再一次近距离地面对面时，蒋介石又会作何感想呢？
让人翘首以待多少年的历史性会面，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多少戏剧性或者具有悬念的场面。毛泽东与蒋介石彼此只是礼节性地握了握手。之后，毛泽东用他的湖南腔调，蒋介石用他的溪口乡音，互致了简短的问候，然后就是举杯、致辞、寒暄、感慨……只有客气，没有热情。
次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蒋介石官邸林园开始进行正式谈判。张治中、张群、王世杰、邵力子等参加会谈。蒋介石没有任何准备，只好说一切问题愿听中共方面的意见，并重弹“中国无内战”的老调子。毛泽东立即反驳说：“如果说中国没有内战，这不是事实，而是欺骗！”接着毛泽东列举了大量事实，戳穿了蒋介石在没有内战烟幕下而积极准备内战的伎俩。蒋介石、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
张群听了中共方面的意见后，尴尬地说：“你们所提的办法是事先经过你们党内决定，并在你们来重庆之前就已经公布了的。而我方事前党内并未有任何讨论，也未准备任何方案与中共谈判。”
这叫什么谈判？
毛泽东本来准备在重庆谈十天，由于蒋介石提不出具体谈判方案，国民党陷于被动，只是派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几个代表与共产党穷于应付，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王若飞只好按照同毛泽东商定好的方案，同他们具体谈判，就这样谈判一直进行了四十三天。
蒋介石同毛泽东前后会谈了十次。国共谈判地点之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侍从室
一次，蒋介石同毛泽东会谈回来，对陈希曾感叹道：“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据说每天要抽一听，但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不抽一支烟，此决心与精神决不可小视！”
蒋介石再一次感觉到毛泽东的厉害。四、毛泽东的文治与武功
毛泽东的“武功”无论是在对日作战，还是对国民党的作战上都获得了绝对的胜利，蒋介石对此是深有感触的。蒋介石的五次“围剿”已经说明了一切。国民党不但没有将“共匪”剿灭，反而是越剿“共匪”越多；几百万军队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同样也以国民党的失败而告终，最后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陕北实现了大会师。如今，小日本投降了，但是，抗战八年，共产党却壮大了，共产党的地盘也扩大了，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党的军队也大得令人不敢小觑了。所以，蒋介石现在想通过重庆谈判，实现最大目的，就是削减共产党军队、控制共产党军队，其他的东西，他都可以放弃。真没有想到，毛泽东所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千真万确的真理，蒋介石竟然也明白。他在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晚上，就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心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要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之迁就。”
而毛泽东的谋略与蒋介石却截然不同，毛泽东既注重军事也注重政治，既讲究“武功”也讲究“文治”。所以早在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曾经高屋建瓴地说过：“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和战争是不可偏废的；他在赠给丁玲的《临江仙》中也有这样的一句：“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可见，毛泽东重视枪杆子，但是他也从来不小看手中的“笔杆子”。文治与武功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毛泽东在来重庆之前，对政治、军事内心都有着非常充分的准备。
在军事上，从延安出发之前，毛泽东曾经和刘少奇密谈了一天一夜，吩咐一切。后来刘少奇曾经透露了毛泽东谈话的一些内容，其中有一句话最为经典，毛泽东说：“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毛泽东这句话的意思已经非常明确了，他告诉刘少奇他到重庆之后，如果蒋介石向共产党的军队进攻，“动拳头”，我们就“动拳头”，给他有力的回击。回击得越猛烈，他在重庆说话就越有底气。倘若被蒋介石的“拳头”吓住了，他在重庆反而直不起腰杆了。
在政治上，其实毛泽东敢于只身赴渝，就已经取得了最大的政治资本，已经取得了政治上的最大胜利，就已经获得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政治上最大的支持和同情了。对蒋介石的风格，毛泽东是非常了解的，他深深知道，重庆的和谈，不过是蒋介石的一个幌子而已，是蒋介石在棋局上的一步刁棋而已。他无非是给一个“将军”。但是毛泽东的对手，似乎过于高估了自己这招刁棋，他以为没有人能够接着和他继续走下去，所以下一步怎么走，他自己竟然没有丝毫的准备。而蒋介石的对手毛泽东呢，他根本没有把蒋介石的这个高招看在眼里，毛泽东不过是走了一步“闲棋”而已。但是，蒋介石面对毛泽东随手而走的这步“闲棋”却措手不及了，在自己的这招“妙棋”被对方接着走下去之后，他的妙棋竟然成了死棋，倒把自己推到了死胡同里。
后来，面对受到极大欢迎的毛泽东，蒋介石显得特别烦躁，便把为他献计的吴鼎昌叫去，非常恼怒地训斥道：“好，好！你出的好主意，现在娘希匹他们真来了！你说，你说怎么办好？”
毛泽东亲临重庆，其实对“谈判”结果，根本就没抱什么更大期望，因为毛泽东早已将蒋介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禀性，看得再明白不过。毛泽东来重庆最大的政治意义，在于赢得世界反法西斯的正义的人们政治上的最大支持。他不过是借此堵住蒋介石的嘴巴而已，从而在政治上获得主动权。回到延安之后的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他告诫人们说：“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这就是毛泽东对重庆谈判所作的力透纸背的结论。
军事上的机宜，已经面授给刘少奇，具体的谈判事宜，毛泽东已全权交给了周恩来。所以毛泽东在重庆的四十三个日日夜夜里，反而是“无所事事”了。因而，有了广泛接触后方群众的机会，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所以，他在胸中布下了另外一招妙棋。他要通过自己独特的外交手段，广泛结交各界的民主人士、社会贤达、国民党进步左派……他要利用这个无事可做的“余暇”时间，在军事和政治之外的另一个战场上，给蒋介石以迎头痛击。他要利用自己的《沁园春·雪》，在重庆的文化领域里，做一篇更大的文章，和蒋介石再来一番特殊的较量——文化领域的较量。
几十年之后，很多研究毛泽东《沁园春·雪》的人，只是钻到故纸堆中，对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的写作时间、发表时间、艺术特色、写作风格、谁拿到报社发表的等等一些细枝末节感兴趣，却忽略了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无比高妙的精心策划和运筹帷幄。
毛泽东在这个特殊的时刻、特殊的地点，面对特殊的人物，拿出了这阕“有争议”的特殊的妙词。乍看，似一步随心所欲的“闲棋”，其实不然，这一切其实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都完全在毛泽东的掌握之中。
毛泽东在重庆的四十三天时间里，他的“文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开始的。第二章他乡遇故知一、孙俍工赏词9月6日，毛泽东到重庆已经十天了。这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忙完了政务之后，尚有一些余暇，毛泽东听说早年在长沙一师认识的孙俍工老师现在也在重庆，非常高兴，决定前去拜访。重庆是建在山坡上的城市，道路随着山势起伏而蜿蜒蛇行，汽车就在这蜿蜒的道路上颠簸着。毛泽东两眼微闭，思忖着与即将见面的孙俍工的事情。弹指一挥间，和孙孙俍工俍工分手已经二十五年了，毛泽东的思绪和在路上飞驰的汽车一样，在头脑中迅疾地飞驰，在长沙一师和孙俍工相处的一幕幕画面历历在目……
那一天，孙俍工上完课刚刚走下讲台，毛泽东快步向前，冲他走了过来，礼貌地点头施礼，说：“老师请！”
老师赶忙还礼，但是定睛一看并不认识眼前这个学生。这时候旁边的学生介绍说：“孙老师，这是我们的校友，现在附小任教的毛润之先生。”“噢，噢，原来是润之兄！”孙俍工来一师后就听说过毛泽东，忙说：“久仰，久仰！前两天还看到了你执笔的《文告》呢，那字写得真好！”
毛泽东谦虚地说：“孙老师，您过奖了。您的课讲得真好，相识恨晚啊！从今天起，您讲课我都要来听的，不知可肯收下我这个学生？”
孙俍工笑道：“欢迎，欢迎！”
又有一天，毛泽东来到孙俍工的寓所，他手中拿了一本《小说月报》，上面发表了一篇孙俍工的小说。毛泽东对孙俍工说：“孙先生！我今日找你还有事呢。一是向你借书，二是向你请教书法艺术来的。”
孙俍工急忙把毛泽东请到自己的书房内：“润之不要客气！”
毛泽东站在书房中央，被书房内的书香氛围所感染，但见靠窗的墙上贴的是孙俍工自己临的王羲之的《兰亭序》全文，另一边是两首论书法艺术的绝句，其一云：从来书画本相通，首在精神次在功。悟得梅兰腕下趣，指上自然有清风。
其二云：独能画我胸中开，岂能随人脚后尘。既学古人又变古，天机流露出精神。
毛泽东一面看一面点头，随后高兴地问道：“原来孙先生习的也是行书？”“是呀！”孙先生回答，然后反问道，“我看你写的也是行书？”“正是。”毛泽东又说，“我觉得行书连笔带草，容易入门，就习行书了。我还想习草书呢。”
孙俍工听了毛泽东的话，认真地纠正毛泽东的看法说：“其实，行书比草书、隶书都难。你想想，变化那么多，写起来却不能停顿，是在行笔中完成那么多笔锋的变化的，不容易啊！”
毛泽东微微感到意外：“这行书的格局可有不同？”“当然有啊！”孙俍工便指着自己的一幅行书解释道，“兼真者谓之‘真行’，‘真行’近于真而纵于真，如拙笔便是；你那字，润之！依我看却是‘草行’带草之谓也。‘草行’要写得近于草而敛于草，方为上乘。”
毛泽东听孙俍工说得入了神，认真地听着，这使毛泽东对书法艺术有了新的认识。他没想到行书也有这么多的讲究和说道，有这么多的变化。
毛泽东谦逊地点头，对孙俍工非常赞同，问道：“这行书变化如此之多，但不知可有章法可循？”“有啊！”孙俍工兴之所至，当即从笔架上取下一支笔来，兴奋地说，“润之，你过来看！”
孙俍工挥动狼毫，笔走龙蛇，在纸上写道：疏密、大小、长短、粗细、浓淡、干湿、远近、虚实、顾盼、错落、肥瘦、俯仰、起伏。
写毕，他将这张纸递给了毛泽东，说：“这就是了，二十六个字啊！”
毛泽东毕恭毕敬地接过了这“二十六字诀”，临别的时候说：“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孙先生，感谢你了！”“快别客气，今后我们兄弟相称吧。润之，你还大我一岁呢。”孙俍工拉着毛泽东的手说，“依我看，你现在的字是才气有余，功力不足啊！润之，还是要从练好楷书开始。楷书是基础，基础打不牢，怎能写好行书呢。打个比方：楷如站，行如走，草如跑。你站不稳，怎么能走和跑呢？”
又是一个星期天，孙俍工约毛泽东出去散步。他们来到了一个非常幽静的地方，孙俍工说：“润之，我有句话要劝你呢。想了好久，不知该不该说？”
毛泽东说：“孙先生是我的老师，有话快请说吧！”
孙俍工这才诚恳地对毛泽东说：“润之，你那革命的理想，自然是好，但是它还不符合我国目前的国情啊，是不能实现的啊！”
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先生何以见得呢？”“唉，这是我的亲身体会啊。”孙俍工说，“想早年的五四运动，我是始终参与了的。当时我是高师学生代表，散发革命传单，火烧赵家楼的战斗，哪一样我没有走在前头？也是满腔热血，敢说敢写，具有大无畏的理想与行动，当时人家都称我‘孙大炮’。可是后来我才看到，这还不能扫清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达到建立自由、理想国家之目的！”“那么先生的意思呢？”毛泽东问道。“只有提倡平民教育！”孙俍工明确地说，“唯其如此，才能提高国人之文化，武装国人之头脑，实行科学与民主，富强我自由之中华。”“孙先生，您说的有一方面的道理。”毛泽东并没有立刻否定孙先生的见解，但是毛泽东随即列举了很多自己的理由，说明了革命必将在中国成功，共产主义一定会在中国实现。“噢？……”
孙俍工认真地听着，随后含混地说：“你说的好像也是啊！那让我再想一想吧。”
第二天，孙俍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拆开一看，是一首词，内容仍然是对毛泽东革命行动所进行的善意劝解。词的最后写道：“急回手，莫待明天。”
虽然两个人在政治观点上有不同的见解，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两个人的友谊和交往，毛泽东照常去听孙俍工的课，而且经常拿自己的书法作品给孙俍工看，向孙俍工请教。不久，毛泽东的草书就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孙俍工看了非常高兴，赞赏地说：“聪颖如毛润之，实为少见，闲来学书，一经点化便能挥洒自如，笔底飘逸俊秀，且有他自己的风格了。”
……“噢，到了！”
周恩来的一句话使毛泽东从回忆的境界里回到了现实之中。汽车已经来到了重庆市小龙坎大石坝一号孙俍工寓所的门前。
此时，孙俍工正在家里阅报，听到汽车声音的时候他还感到特别的惊奇呢。那个时候，能坐汽车的人可绝对不是等闲之人。孙俍工急忙跑到房门外想要瞧一瞧，看个究竟。只见在自己寓所的门前停了一辆军用吉普，从车上走下三个人来，其中为首的一人不是别人，正是二十多年不见，这几天在报纸上天天出现的人物——毛泽东！孙俍工没有想到，当年的朋友，今天的共产党领袖，现在居然站在了自己家的门口。“啊！润之……”他禁不住叫出声来，迈开大步破门而出，兴奋而又亲切地奔毛泽东而来，他的大手和毛泽东的大手，两个人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毛泽东呵呵而笑。
毛泽东向身后的周恩来、王若飞介绍道：“这是我在一师时的老师孙俍工先生！”随后又把周恩来和王若飞介绍给孙俍工。三个人彼此打过招呼，相拥着向室内走去。
孙俍工把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迎进自己的书房，寒暄过后，毛泽东便拿出一份纸卷，递给孙俍工道：“这是俚词一首，自己涂鸦，送与先生。先生看看这字写得有无长进。在一师时，先生教给我的书法要领，二十年来一直不敢忘记呢。”
孙俍工生于1894年，比毛泽东小一岁。虽然毛泽东称他为老师，其实他并没有真正教过毛泽东，只是毛泽东在附小任教的时候慕名听过孙俍工讲课，并且和孙俍工学过书法。孙俍工原名孙光策，又名孙僚光，是湖南隆回人。早年在北京高师国文部读书，毕业后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正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和孙俍工结识。1922年孙俍工赴南京、上海等地教书，随后又赴日本留学。1928年归国，以著述为主。1940年迁居重庆。
孙俍工是一个很有才学的老师，讲课生动有趣，妙语连珠。而且书法独树一帜，飘逸俊秀，所以他的课常常吸引很多学生前来旁听。自从他们认识那一天开始，只要毛泽东有时间，孙俍工的课天天都要来听，毛泽东对孙俍工的渊博知识和进步思想都非常佩服，在听课的时候，工整地做了很多听课的笔记。每每遇到彼此观点不一致的时候，双方就进行辩论。由于双方的年龄相仿，观点接近，逐渐彼此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孙俍工也和毛泽东谈到很多在北京读书时的经历，尤其是组织文学社团、创办《平民教育》、参加五四运动、散发革命传单、攻打赵家楼的一些情况，使双方增进了了解。
孙俍工的书法非常好，那一次毛泽东与孙俍工讨论书法艺术之后，从孙俍工那里回来，毛泽东认真地思考了孙俍工的一席话，并且果断地采纳孙俍工的建议。从此，他开始练习楷书，平日批改学生作业和给朋友写信，都使用楷书；读书所做的笔记和书页眉端所批的评语也以蝇头小楷为多。毛泽东书法艺术的方向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书法艺术得到迅速提高。最终，毛泽东成了自成一家的书法大家。这是后话。
正因为毛泽东和孙俍工有过这样一段交往，也正因为毛泽东知道孙俍工先生同情革命，所以今天才他才特意来到了孙俍工先生的家中。
此时，孙俍工双手接过毛泽东给自己的纸卷，在桌子上将它徐徐展开，原来是一幅横轴，上面是毛泽东亲笔手书的《沁园春·雪》。孙俍工望着横轴上飘逸飞扬的书法，大声赞叹：“太好了！你戎马倥偬，日理万机，还能忙里偷闲，不忘书法艺术，真是难能可贵啊！”但见字体大气磅礴，犹如笔走龙蛇，酣畅淋漓，再看内容，更是气吞山河，前无古人，书和词相得益彰。孙俍工不禁忘情地赞道：“好！好！仿古而不泥于古！尽得古人神髓，而又能以己意出之，非基础厚实者莫能如此。况你由行而草，竟能卓然自创一格，真不简单！你笔底自由了！”
二十五年多未曾谋面的老朋友，又是在这样特殊的时刻相见，由书法而文学，由生活而当前形势……无所不谈，毛泽东和孙俍工以及在座的周恩来、王若飞一起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
几天之后，毛泽东在红岩村举行酒会，特意向孙俍工发去了请柬，孙俍工兴奋地参加了酒会，并且诗兴大发，赋《喜毛润之兄过访》诗一首：
毛公天下奇，风流儒雅见容仪；
毛公天下秀，奋剑挥戈能御寇；
毛公天下雄，麾兵百万何从容！
生成豪侠骨，更具男儿血！
为国不恤七尺躯，为义更觉肝胆热。
政治协商再电招，延安道上走华骠；
翩然命驾来渝市，弥天烟尘一旦消。
九月之六日草堂午睡足，
倏临故人来，跫然喜空谷。
相逢各问年，殷勤话衷曲，
畴昔老知遍咨询，予为一一陈所夙；
存者星散死木拱，廿五年来变迁酷。
君家五桂亭亭立，愧我七儿尚鹿鹿；
生逢险巇几沧桑，犹幸此身老穷踧。
穷踧此身可奈何，遽然更觉宇宙促。
辗转话偏多，爱国心犹切；
和平民主救中国，君志如山意如铁；
多君此志若云天，民族光辉天下杰！
吁嗟民族光辉天下杰，望君永保此令节，
手挽乾坤成大业，千古青史垂鸿烈！
毛泽东收到他的信和字之后，第二天就给孙俍工写了回信：俍工兄：
惠我诗篇，感且不尽。约吃家乡饭，更领盛情。你的好意，永远记在心里。事冗不克再晤领教，惟有俟之异日。
敬颂
道安！毛泽东十月七日
从孙俍工诗中的“九月之六日草堂午睡足”一句我们可以判定，毛泽东和孙俍工见面是在9月6日将近中午时分。这是毛泽东来重庆之后，关于《沁园春·雪》的最早记录。毛泽东借拜见故友，交流书法的机会将他的这一阕绝妙好词赠送出去，也开始了这一阕绝妙好词在重庆文化界和教育界的广泛流传。二、于右任设宴
9月6日这一天不仅是毛泽东神清气爽的一天，也是毛泽东非常繁忙的一天。上午，毛泽东与孙俍工进行了晤谈，下午还和柳亚子有个约会，而中午则要出席于右任的招待午宴。所以，从孙俍工的寓所出来，汽车便迅疾地在孙俍工的目光中绝尘而去，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驱车奔向于右任的官邸。
说起于右任，现在的朋友们未必知道很多，但是说起一首诗，很多中国人却是非常熟悉的，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
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
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这首诗正是于右任的大作。2003年3月18日，温家宝总理在一次会见中外记者时曾动情地诵读过这首哀歌，并称其为“震撼中华民族的词句”。这首诗是于右任在1962年1月24日所作，是于右任滞留孤岛，思念大陆的一首千古绝唱。越到晚年，于右任思乡之情越殷，越是觉得报国无门，越是盼望祖国的统一，他的许多诗作都可以作为明证。作完这首诗，两年又九个多月之后，他带着难以瞑目的遗憾，走完了自己生命的历程，与世长辞了。
其实，于右任并不是到了台湾之后壮志难酬，才产生爱国情怀、思乡之苦的，他是在年轻的时候就立志救国救民的。综观于右任的一生，曾经三次出亡日本，而第一次在东京会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可以说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孙中山酝酿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他驳斥反对派的陈词滥调，认为“合则两益，离则两伤”；“西山会议派”主张与共产党分裂，于右任以“道不同不相为谋”而拒之；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全国上下二次国共合作的呼声甚高，蒋介石举棋不定，暗地里分别征求元老显要意见，找到了于右任，他慷慨陈词，晓以大局……历史的一幕幕，随着时间的消逝而融入远方的苍穹。
于右任曾在一首自况诗中这样说自己：“名儒名将兼名士。”这并不是吹牛，这是不假的。
1907年，于右任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始于此，从《民吁报》、《民呼报》到《民立报》，于右任以民国报界先锋的形象出现于世人的眼前。他在《民立报》发刊词中这样说道：“有独立之言论，始有独立之民族。”他批判的锋芒已直指封建专制的清王朝。后来，《民立报》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于右任本人则赢得了“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的美誉。早年，于右任还书从赵孟頫，后又改攻北碑，精研六朝碑版，在此基础上将篆、隶、草法入行楷，独辟蹊径，中年变法，专攻草书，参以魏碑笔意，自成一家。自鸦片战争以来，清廷腐败，国力渐衰，中华民族受到列强侵略。他所以喜欢魏碑，是因为魏碑有“尚武”精神，有粗犷豪放之气。他怀有一种忧国忧民的意识，以图唤起中华民族的觉醒。这从他写的一首诗中可以得到反映：“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否则，如果只是临习书法，是无须“夜夜泪湿枕”的。他曾说过，“有志者应以造福人类为己任，诗文书法，皆余事耳。然余事亦须卓然自立。学古人而不为古人所限。”他正是这样，博撷约取，以个人审美原则取舍，形成了自己的行书、楷书，得以在千载书史上“卓然自立”，形成了雄豪婉丽，冲淡清奇的书法风格。
到了晚年，他的草书进入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字字奇险，绝无雷同。在他的笔下，将草书熔章草、今草、狂草于一炉，时呈平稳拖长之形，时而作险绝之势，时而与主题紧相粘连，时而纵放宕出而回环呼应，雄浑奇伟、潇洒脱俗、简洁质朴，给人以仪态万千之感，做到笔笔随意，字字有别，大小斜正，恰到好处，使他在书法上成为一代宗师，日本朋友称他为“旷代草圣”。是为“名儒”。
所谓“名将”是指他担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一事。
1917年，于右任回陕领导靖国军，轰轰烈烈打了几个硬仗。北洋军阀纠集八省联兵十万之众压向陕西，于右任独撑危局，与之对垒。部将杨虎城以数千人与直军十倍兵力激战于武功、扶风、大王居等地，于右任亲率炮兵增援，身先士卒，扭转战局，然而护法战争终告失败。“茫茫前路无归处，暮风秋雨江上舟”——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他期盼一个新中国的出现，其实胜于他自己的生命。为了它，他甚至可以奉献自己的热血、青春，乃至全部才智。
于右任去台湾后虽然还担任着“监察院”“院长”的高官，但实际上已经淡然政治，无所作为了，既不打老虎，也不拍苍蝇。更多的时间是“游于艺”，不过是吟吟诗、写写字而已。可以说，这就是他所自况的“名士”了。
晚景中的于右任，经常一个人在书房中独坐。“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独坐中听那黄昏的雨声——感旧、凄凉；怀乡、清愁。一个黄昏挨着过去，挨着过去了，又是一个黎明。每日，他煮一壶茶，握一卷书。困了，即在椅子上打盹儿，而手中的那卷线装书却滑落于地，那是一个老人寂寞的写真。
寂寞之中他只好在枯坐中搜索记忆，在记忆的最深处寻找：流过家门前的那一条渭河是那样浑浊，泾河与渭河合流时清浊是那样分明；春天已经到了，山坡上风吹草低，牧羊儿追逐羊群的笑声，从一个山坡飞向另一个山坡；秋夜的月，很瘦也很冷，挂在门前的树杈上，月光映着烛光，染白了老伴的乌发，愁绪三千丈，一针一线密密缝，都缝进了布衣、布袜……记忆如昨，故乡远隔，只有思念伴陪着他的黄昏独自愁。
打盹儿中，他没有“黄粱美梦”，却皆是“庄周梦蝶”，不知是自己化作蝴蝶，还是蝴蝶化作了自己，东南西北，四处漂泊。农历七月底八月初，该是孟秋了，“桂花留晚色，帘影淡秋光”，西南的桂花就是开得迟，园中赏桂还不到时候呢。来重庆谈判的毛泽东住在张治中的桂园，两次来于公馆，第一次没碰上，第二次又来了，他便邀请毛泽东吃了便饭。除了主客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作陪的还有张治中、邵力子、张群、叶楚伧。席间，为避嫌疑，不谈政治只谈诗。于右任是诗人，毛泽东也是诗人，诗心一点，从来相通。一阕《沁园春·雪》，传颂山城，倾倒众人。于右任说：“结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气吞千古。”毛答：“若何‘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启发人意之深也。”
于是，两人拊掌大笑，举座皆欢。怎么又回到重庆了？他一盹醒来，揉揉眼，发觉自己又是一梦，旧梦。今宵梦醒何处？不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长江重镇，也不是“劲橹双催渡河急，一夜狂风到海边”的黄河边城，却是“料得年年肠断处”的台湾，晓风残月下的孤岛。一切恍如昨日，一切又恍如隔世。
于右任是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同盟会的前辈、国民党的元老，而且是民国报界的先锋人物、国共合作的有力推动者、政论家，是著名诗人，是沉雄博大的一代书法大师。本来，按照他父亲临终的遗嘱：“望汝作世上一个读书人。”他应该是皓首穷经于儒学的，然而，生逢乱世，山雨欲来，这样一个时代特征，注定了他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
于右任是毛泽东的老相识，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采访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曾经说到《民力报》：
当我在长沙的中学读书时，我第一次读到报纸，报名“民力”，是一份民族主义派的革命报纸，里面有刊载着反抗满清的广州起义及在一个湖南人领导下的七十二烈士就难的情形。我读了以后，极为感动，并发现《民力》里面充满了有刺激性的材料，同时我也知道了孙中山的名字和同盟会的会纲。
这份被毛泽东称为“民力”的报纸就是于右任主编的《民力报》。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有共产党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于右任都参加了这个著名的会议。会上，毛泽东当选为组织部的秘书，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于右任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担任执行部的工人农民部长。这样，他们之间少不了有一些往来。后来二人分别到国民党上海工作部工作，彼此就有了更多的接触。
这次来重庆和谈于右任也是非常关注的，毕竟和毛泽东有着一段难得的交往，而且在国民党内部，于右任也是一个著名的左派人物，对共产党还是比较同情的。谈判期间，蒋介石在与毛泽东几番会谈后，深感自己不是毛泽东的对手，怕谈判完了“放虎归山”，遂起了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邪念，想软禁毛泽东，但又怕由此而失信于天下，“有碍国府声誉”。周恩来听到此消息后，亲自拜访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和爱国名将冯玉祥，恳请他们力谏蒋介石。于右任还是重交情的，他和冯玉祥一起去拜见了蒋介石，于右任对蒋介石说道：“蒋先生邀请毛泽东赴渝共商国是，九州尽知其诚。然现在外界竟有微词，谓先生有软禁毛泽东之意。这种传闻不仅于和谈有碍，而且有损先生声誉，为正视听，余等准备通过报界，予以辟谣，澄清事实，不知此举妥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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