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自己是常人：孟子的智慧(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战国）孟轲,谢天瑜

出版社：红安徽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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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自己是常人：孟子的智慧试读：

前言

孟子站在一个常人的角度，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认为廉耻心、谦让心、是非心，都是人所共有的，人区别于禽兽的主要标志便是人有一颗恻隐之心。在这种性善论的基础上，孟子还提出了一系列著名学说，如：在为政方面，孟子主张“民贵君轻”的思想，他认为，君主从天子下驾到平民百姓，应体民之所恤，思民之所苦；在修身养性方面，孟子提出“养浩然之气”，大丈夫应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做学问方面，孟子主张“尽信书，不如无书”，提倡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无论是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方面，还是人与人、人与自身心性的关系上，孟子都从平凡人的角度出发，给我们提供了智慧的独到见解。

作为一种文化基因，孟子的学说穿越了千年文明之后，造就了中国人特有的士人风骨，对中国人的气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孟子告诉我们，中华民族遵守的不是神道，而是一种做人的基本原则，我们坚守的是人的基本本性。这就是孟子的伟大之处——以常人的姿态，成就圣人的伟业。

鉴于读国学经典已日渐成为一股强大的时代思潮，本系列书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同时，结合最新的学术成果加以注解，并在重要部分加入了与时俱进的元素。为读者带来一种崭新的、轻松的、自在的国学经典诵读体验。

由于个人水平有限以及相关研究的不断更新，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欢迎各位读者予以批评指正。编者卷一梁惠王（上）【原文】［1］［2］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3］［4］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5］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6］［7］［8］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9］［10］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11］‘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注释】

［1］梁惠王：即魏惠王（公元前400年～前319年），于前369年继位为魏国国君。他在位时，在与秦国的战争中屡次落败，不得已将魏国国都从安邑（今山西夏县北）迁到了大梁（今河南开封西北），因此魏国又被称为“梁”；前344年，他自称为王，史称“梁惠王”。据史料记载，前335年，为谋富国强兵，梁惠王以重金招募贤士，于是“孟子适梁，礼请孟子，见之”。

［2］叟：古代对长老的尊称，这里是梁惠王对孟子的尊称。当时，孟子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另外，叟也指老人，如《愚公移山》里的智叟。

［3］王：指梁惠王。孟子将梁惠王简称为王。

［4］亦：只。

［5］庶人：即百姓。

［6］交征：互相争夺。征，求取。

［7］万乘：古代用四匹马拉的一辆兵车叫一乘，当时以拥有兵车的数量来衡量诸侯国的大小强弱。一般而言，一乘兵车配甲士三名，步兵72人。万乘之国就是很大的国家了，其次是千乘之国等。据《战国策》记载，战国末期的万乘之国有韩、赵、魏、燕、齐、楚、秦等国，千乘之国有宋、卫、中山等国。而文中提到的千乘、百乘之家，指的是公卿大夫封邑的大小强弱。

［8］弑：臣子杀国君。此外，下级杀上司、地位卑微的人杀地位尊贵的人也称弑。

［9］苟：如果。

［10］餍：满足。

［11］遗：遗弃，抛弃。【译文】

孟子拜见梁惠王。梁惠王问道：“老先生，你不远千里来到我的国家，一定有对我的国家有利的高见吧？”

孟子回答道：“大王！您为什么一定要说到利呢？只要说仁义就够了。大王说‘怎样有利于我的国家’？大夫说‘怎样有利于我的封邑’？士人百姓说‘怎样有利于我自己’？就会造成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的局面，国家就危险了。

在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杀害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里，这些大夫就拥有一千辆兵车，在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他们就拥有一百辆兵车，这其实也不算多。可是，如果轻仁义而重利益，他们不夺得国君的地位和利益是永远不会得到满足的。相反，从来没有讲‘仁’的人抛弃父母的情况，也从来没有讲‘义’的人侵犯国君的情况。所以，大王只要讲仁义就够了，又何必说利呢？”【阐释】

这是《孟子》一书的第一章。之所以把这一章作为全书的开篇首章，是因为孟子在这一章里提出的仁义思想是儒家学说的核心。

从孔子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起，儒家就认为“圣王之道唯有尧、舜、禹、汤、文、武”，而这些“圣王之道”又以仁义为首，因此，仁义思想是儒家学说必然要涉及到的内容。

孟子身处的乱世是现实的功利思想大行其道的社会，针对当时的这种社会风气，作为儒家代表人物的孟子，大力提倡和宣扬仁义之说，希望以一己之力改变这种状况。因此，他以“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为己任。由此可见，孟子的这些做法是以现实社会为基础的，充分体现了孟子强烈的责任感。

当时，诸侯们追求功利的手段已经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而作为一位大国之君的梁惠王之所以能见到孟子，根本原因也是为了能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取得优势。在刚刚见到孟子时，梁惠王对孟子了解不足，错把孟子当成是苏秦、张仪等崇尚“诈力”的纵横家之流，因此刚一答话便问“有以利吾国”，而心怀仁义思想的孟子也不客气，观点鲜明地回敬道“亦有仁义而已矣”，从而揭开了向全社会提倡和宣扬仁义思想的大幕。

当然，尽管孟子的主要思想是仁义，但他也不是始终都不想利、不讲利，他只是不唯利是图而已。根据《孟子》一书的记载，孟子关于利的观点有“鱼，我所欲也”、“修天爵、仁义忠信，乐善不倦，而人爵”等。更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孟子仁义思想的重要方面——保民之说——其实讲的也是利。可见，孟子是并不排斥利，只不过利不是他的主要思想。

孟子讲的利，与其他人追求的利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孟子反对人们不讲社会公义、只讲一己私利的做法；其次，当社会公义与私利发生冲突时，孟子主张把社会公义放在首要位置考虑，等等。只有知道了这些，才能对儒家思想和《孟子》全书有更深的了解。

现在的君子不仅不羞于言利了，而且已经是“义利齐飞”，达到了孔子所谓的“见利思义”的地步。【原文】［1］［2］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3］

亦乐此乎？”［4］

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5］［6］［7］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8］［9］［10］史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11］［12］［13］［14］［15］，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轫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16］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17］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注释】

［1］沼：水池、池塘。沼上就是指池塘边。

［2］顾：看、观察。这里可以解释为专注地看。

［3］贤者：指品德高尚的人。

［4］《诗》：这里特指《诗经·大雅·灵台》篇，这篇诗描写的是周文王与民同乐的情景。

［5］经始灵台：开始规划建造灵台。

［6］攻：建造。

［7］不日：不久、没几天。

［8］亟：急。

［9］囿：古代帝王蓄养禽兽的猎场。

［10］麀鹿：即母鹿。

［11］濯濯：肥胖而光滑的样子。

［12］鹤鹤：羽毛洁白的样子。

［13］灵沼：周文王的水池。

［14］于：语气助词，表赞叹。

［15］轫：满。

［16］《汤誓》：《尚书》中的篇章，主要记载的是商汤讨伐夏桀时的誓师宣言。

［17］女：同“汝”，即你。【译文】

孟子拜见梁惠王。梁惠王站在池塘边上，一边专注地看着嬉戏的鸿雁麋鹿，一边问孟子道：“品德高尚的人对此也感受到快乐了吗？”

孟子回答道：“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感受到这种快乐，换了别人，即使拥有了这些，也不能真正感受到快乐。《诗经》上说：‘周文王开始规划建造灵台，仔细营造，巧妙安排。百姓们都高兴地来为他劳作，结果没几天就建造好了。建造灵台本来是不必着急的，但百姓们却自愿加快进程。周文王到灵囿游览，母鹿悠闲地卧在草丛里。母鹿身子肥大，毛色光亮，白鸟也闪动着美丽的羽毛。周文王到灵沼游览，满池的鱼儿都欢快地跳跃。’

虽然周文王依靠民力才建造了高台深池，可是百姓们却非常高兴，把那个高台叫做‘灵台’，把那个水池叫做‘灵沼’，并为周文王能享有麋鹿鱼鳖而快乐。古代的国君与民同乐，所以得到了真正的快乐。相反，《汤誓》里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才毁灭啊？我们宁愿与你同归于尽！’百姓恨不得与他同归于尽的国君，即使拥有高台深池和珍禽异兽，还能独自享受到快乐吗？”【阐释】

在这一章里，梁惠王劈头盖脸就以奚落的口气问孟子道：“你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家伙，觉得我的园林怎样啊？你能感受到快乐吗？”精明的孟子自然不会上他的当，只见他“将话就话”，接过话题，假装一本正经地又论述了自己的与民同乐的思想。孟子认为，仁慈的国君因为能与民同乐，所以享受到了真正的快乐。孟子的这一思想就像是一个预言一样，在以后的历代国君身上不断得到验证。

与民同乐的思想是孟子仁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关于与民同乐的话题孟子论述得已经很透彻了，现在我们来说说由与民同乐延伸出的话题——与人同乐。曾经有人提出，只要稍加替换，与民同乐就可以变成“与人同乐”。当今社会，有钱人越来越多，但是他们真的获得了快乐吗？其实不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晚景凄凉，没有至亲与他一起分享有钱的快乐，自然会觉得人生了无生趣，没有什么快乐可言。相反，一些并没有多少钱的人，却享受着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获得了人生真正的快乐。这就是与人同乐的道理。

自古以来，快乐与否一直就是一个精神层面的问题，虽然物质生活可以影响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但起决定因素的却是精神生活。因此，追求和保持精神生活的富裕，才是获得真正的快乐的根本。那么，怎么样追求和保持精神生活的富裕呢？这就回到了孟子的观点上：有了快乐要与别人分享，不要“独乐乐”。【原文】［1］［2］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3］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4］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民不加多，何也？”［5］［6］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7］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8］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9］［10］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11］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12］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13］［14］［15］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16］［17］［18］检，途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19］，斯天下之民至焉。”【注释】

［1］寡人：封建时代帝王的自称。

［2］河内：即今河南省的黄河以北一带。

［3］河东：即今山西省的黄河以东地区。

［4］加：增加或减少。

［5］好：喜欢。

［6］填：军队交战时，战鼓发出的声音。

［7］走：跑，逃跑。

［8］直：仅仅，只是。

［9］洿池：地面低洼处形成的水池，这里指养鱼的池塘。

［10］斧斤：泛指斧头等伐木、砍柴的工具。

［11］畜：家畜。

［12］庠序：商朝把乡村的学校称之为“序”，到了周朝又称之为“庠”，都指的是乡村的学校和小私塾等。

［13］申：反复告诫。

［14］颁白者：指头发花白的老人。

［15］负戴：肩扛头顶。

［16］检：收敛、约束。

［17］饿莩：即饿殍，指因饥饿而死的人。

［18］发：指发放粮仓里的粮食救济灾民。

［19］罪岁：归罪于年成。【译文】

梁惠王说：“我对于这个国家，可真是够尽心的了！河内发生了灾害，那里的百姓忍饥挨饿，我就把他们迁移到了河东，又把河东的粮食运到河内赈济灾民。河东发生了灾害，我也像以前那样，把百姓迁到没有受灾的地方，还调运粮食赈济灾民。我观察其他国家的政事，没有哪个国君像我这样为百姓着想的。可是，他们的百姓并没有因此而减少，我的百姓也并没有因此而增多，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回答道：“大王喜欢打仗，那就让我用战争作比喻吧。咚咚地敲起战鼓，刀锋枪刃相互碰撞，胆怯的一方就会扔掉盔甲拖着兵器逃跑。这时，有些人跑了一百步才停了下来，有些人跑了五十步就停了下来。如果有人凭着只跑了五十步的理由，嘲笑其他的跑了一百步的人，那怎么样呢？”

梁惠王听了，说道：“不能这样。他只不过是没有跑一百步而已，但也是逃跑啊。”

于是，孟子又说道：“如果大王懂得了这个道理，那就不要指望自己的百姓比别的国君多了。不耽误百姓农业生产的时间，就会有吃不尽的粮食；不用细密的渔网在池塘里捕鱼，就会有吃不尽的鱼鳖；按一定的季节进山砍伐树木，就会有用不尽的木材。粮食和鱼鳖吃不尽，木材用不尽，这就使百姓养家糊口和办理丧事都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如果百姓对生养死葬都没有不满，这就是王道的开始了。“五亩大小的宅地，在房前屋后种上桑树，五十岁的人就能穿上丝织的衣服了。鸡、猪、狗等家禽家畜，不要错过它们的繁殖时机，七十岁的人就能吃上肉了。一百亩的耕地，不要耽误生产季节，有好几个人的家庭也能不挨饿了。办好教育，反复向年轻人灌输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头发花白的老人就不会肩扛头顶着重物赶路了。七十岁的人能穿上丝织衣服、吃上肉，百姓们都不挨饿受冻，达到这样的地步而不能统一天下，这样的情况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富人家的猪狗吃人吃的东西而不知道加以制止；道路上都有了饿死的人了，却还不知道打开粮仓赈救灾民；百姓们被饿死了，却推脱说：‘这不是我的过错，是因为年成不好。’这种说法跟拿着刀把人杀死后，说‘杀人的不是我，是刀’有什么不同呢？大王不要归罪于年成不好，只要施行仁政，天下的百姓就都会前来归顺您了。”【阐释】

这一章历来被学者看做是孟子的王道思想的施政宣言，中心思想是如何施行仁政，如何由仁政而王道。孟子提出的民本思想在施行仁政和王道时的具体措施，与早期儒家“先富后教”的思想不谋而合。

此外，在这一章里，还引出了“五十步笑百步”这一名言。通过这个比喻，孟子不仅形象而生动地表达了他主张王道、提倡礼乐的理念，而且也第一次让读者领教了他论辩的巧妙技巧和高超水平。

梁惠王自认为对百姓很尽心，而且在言语之中还有些埋怨百姓“不识抬举”，辜负了他的尽心。可是，他的这一堆道理在孟子眼里只不过算是强词夺理罢了，实际上。梁惠王的做法与邻国国君的做法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在否定和批评了梁惠王以后，孟子就势提出他认为的治国的根本之道，也就是要施行仁政，让百姓休养生息。【原文】［1］［2］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3］

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4］［5］

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6］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人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7］［8］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9］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注释】

［1］安：乐意。

［2］承教：接受教导。

［3］梃：泛指棍棒。

［4］庖：厨房。

［5］厩：马棚。

［6］且人恶之：应是“人且恶之”。且在这里当尚且解释。

［7］恶：何，怎么。

［8］俑：古代祭祀和陪葬用的木人、陶人。由于这些木人和陶人非常像真人，因此孔子觉得这样不好，就很痛恨最初采用木人和陶人祭祀、陪葬的人，将他们称为“始作俑者”。

［9］象：同“像”。【译文】

梁惠王道：“我很愿意听取您的指教。”

孟子听了，便问梁惠王道：“用木棒打死人和用刀杀死人，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吗？”

梁惠王道：“没有什么不同。”

孟子又问道：“那么，用刀杀死人和用苛政害死人，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吗？”

梁惠王又回答道：“也没有什么不同。”

于是，孟子说道：“厨房里有肥嫩的肉，马厩里有健壮的马，可是百姓们却面露饥色，郊外也躺着饿死的人的尸体，这就如同是带领着野兽吃人啊！野兽自相残杀，人类见了尚且厌恶，而作为父母官的国君，在管理百姓事，却如同带领着野兽吃人一样，这样怎么能够做百姓的父母官呢？孔子曾经说：‘最初造出土俑木偶用于陪葬的人，应该会断子绝孙吧！’这不过是因为土俑和木偶太像真人的样子，却用来陪葬罢了，这样做尚且不对，那又怎么能让百姓活活因饥饿而死呢？”【阐释】

在这一章里，孟子从侧面批评了当时诸侯的暴政对百姓的凶残和危害，并再次提出保民的主张。众所周知，孟子是先秦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这主要体现在他的保民、养民、安民的思想主张上。

所谓“保民”，首先是保证百姓的生存权，让他们能安全地活着。孟子认为，作为百姓的父母官，让百姓安全、幸福地生活是执政者的基本职责，贤明的执政者应该采取措施，使百姓免于被天灾和人灾伤害，最起码要做到“取民有度”。

但是，梁惠王在这方面做的并不好，因为“民有饥色，野有饿莩”。而且，从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看，能达到孟子的要求的统治者没有几个，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看，所谓的保民、养民、安民只是暗藏在知识分子心中的一幅美好蓝图。

但是，尽管孟子的言论从来没有被真正地落到实处，但却并不过时，对当今社会也起着重要的警示作用。【原文】［1］［2］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3］［4］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5］［6］

。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7］［8］

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9］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无疑。”【注释】

［1］晋国：这里指魏国。公元前376年，韩、赵、魏三家诸侯瓜分了晋国的土地，其后，周天子和其他各诸侯国承认了韩、赵、魏这三国的地位，称这三家为“三晋”，因此，梁惠王自称魏国为晋国。

［2］莫：没有。

［3］东败于齐，长子死焉：根据《史记》的记载，公元前341年，魏国出兵讨伐赵国，赵国抵挡不住，被迫向齐国求救。于是，齐宣王用孙膑的计策，在马陵大败魏军，魏太子申被齐军俘虏，将军庞涓被杀。

［4］西丧地于秦：根据《史记》的记载，公元前354年，秦军与魏军在元里交战，魏军大败，秦军占领少梁。在马陵之战后，秦军又多次打败魏军，魏国被迫把河西之地和上郡等地共七百里土地割让给秦国。

［5］南辱于楚：根据《史记》的记载，公元前324年，楚军在昭阳的率领下打败魏军，并攻破了襄阳，魏国被迫让出八个县的土地。

［6］比：替、代，意为代替死者雪洗耻辱。

［7］地方百里：这里指面积只有一百里的小国。

［8］王：称王，称霸天下。

［9］易耨：及时除草。【译文】

梁惠王说道：“我们魏国曾经是诸侯国里最强大的国家，天下再也没有比它更强大的国家了，这是您所知道的。可是，王位传到我这一代的时候，在东边，被齐国打败，连我的长子都战死了；在西边，又把七百里的土地丢失给了秦国；在南边也受到了楚国的欺辱。面对这种情况，我深感惭愧，想要替所有的死难者报仇雪恨。请问老先生，我该怎么做呢？”

孟子回答道：“国土只有方圆一百里的国家也能够使天下威服。如果大王能对百姓施行仁政，减免刑罚，减轻赋税，倡导深耕细作，及时清除杂草；让年青人在闲暇之余学习孝顺、尊敬、忠诚、诚实的品德，做到在家能侍奉父兄，出门能尊重长辈，这样，他们即使拿着木棒，也可以打败那些盔甲坚硬、刀枪锐利的秦楚军队了。

秦国、楚国和齐国的国君常年侵占百姓的农时，使他们不能深耕细作来侍奉父母，父母挨饿受冻，兄弟妻子东奔西散，他们使自己的百姓陷入痛苦的深渊，如果大王前去讨伐他们，有谁来抵抗您呢？所以说：‘施行仁政的人是天下无敌的。’请大王不要疑虑！”【阐释】

有人指出，可以从这一章里看到孟子不被容于诸侯的原因：他不像苏秦、张仪等崇尚“诈力”，处处考虑国君的利益，相反，他总是首先考虑百姓的死活，让诸侯们总是“南辕北辙”。

的确如此，在这一章里，面对梁惠王急于洗刷败军失地的耻辱的心理，孟子却根本不理会这些，答以如何通过施行仁政以保民富民、最终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尽管从最终的目的看，梁惠王照着孟子的话去做，也能雪耻复仇，但这个过程总归太漫长了些。孟子真是有些答非所问了。

孟子的观点主要在这些方面：一是“施仁政于民”。在这方面，又以调动百姓的劳动积极性以发展农业为主，不管是省刑罚，还是薄赋税，都是围绕着发展农业的中心提出的。二是加强对百姓的道德教育问题，这与儒家一贯坚持的“政治教育”主张相吻合。儒家强调教育的核心是“孝、悌、忠、信”，认为德育是第一位的，知识还是第二位的。这有助于提高百姓的道德素质。

在这一章里，孟子还提到了“省刑罚以施仁政于民”的主张，因为“省刑罚”是孟子提倡的仁政的重要内容。那么，怎么看待刑罚在仁政中的作用呢？

根据孟子的主张，国君对施行刑罚不能太过苛重，而应该以“省略”为主。众所周知，过度的严刑峻法会使人人自危，最终会导致上下离心，进而危及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稳定。正是因为孟子看到了“重刑罚”的负面效应，所以，他从施行仁政的角度出发，反对严刑峻法，主张对百姓加强道德教育，行“不忍人之刑罚”。

孟子极力主张“省刑罚”，但又并不完全排斥刑罚，而是强调“以刑辅德”。从实际情况看，如果仅仅凭借国君的善心，也不能完全处理好政事，也就是说，只有“德法相辅”，才能取得他预想的效果。这就是孟子并不主张“去刑罚”，而是强调德刑兼施、以德为主的原因。

从历史的眼光看，在春秋战国那样一个诸侯争霸的环境中，孟子能提出“省刑罚”也是难能可贵的，具有很明显的积极意义。【原文】［1］［2］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3］［4］

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5］“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也？’“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也。’［6］“‘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7］［8］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渤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9］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10］［11］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注释】

［1］梁襄王：梁惠王的儿子，公元前318年即位为魏国国君。

［2］语：告诉、对……说。

［3］就之：靠近他。

［4］卒然：即猝然，意为突然。

［5］定于一：天下安定在于统一。

［6］与：从，跟。

［7］沛然：大雨滂沱的样子。

［8］渤然：兴起的样子。

［9］人牧：统治百姓的人，即指国君。

［10］引领：伸长脖子。

［11］由：通“犹”，意为好像。【译文】

孟子进宫拜见梁襄王，出来以后，对身边的人说：“远远看去，他不像个国君，到了跟前，还是看不出他的威严。他突然发问道：‘怎样才能安定天下呢？’我回答说‘要统一才可能安定’。他又问道：‘谁能统一天下呢？’我又答说‘不喜欢杀人的国君能统一天下’。他又问道：‘谁愿意归顺不喜欢杀人的国君呢？’

我又回答道：‘天下没有不愿意归顺不喜欢杀人的国君的人。大王了解禾苗的生长情况吗？在七八月间的天旱时节，禾苗都干枯了。可是如果天上突然乌云密布，随之下起大雨来，这些禾苗就又能蓬勃旺盛地生长起来。像这样蓬勃生长的情况，有谁能阻挡呢？当今天下，各国的国君没有不喜欢杀人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了一个不喜欢杀人的国君，那么，全天下的百姓都会伸长了脖子望着他，希望被他解救。果真这样的话，百姓归顺他，就好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谁又能阻挡呢？’”【阐释】

在孟子生活的那个时代，各诸侯国之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频繁爆发着残酷的战争；即使在短暂的战争间隙，为了维护政权，诸侯国的国君们也经常屠杀生灵。总之一句话，百姓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得不到保证。

孟子当然反对这些。于是，当梁襄王向他提出“怎样才能安定天下”这一问题时，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依靠仁政统一天下的主张。在这里，孟子并不是一味地主张不杀人，而是主张“不嗜杀人”。所谓“不嗜杀人”，其实就是奉劝诸侯们不要主动杀人，不要滥杀无辜，更不要以杀人为乐，相反，应该是在不论何种情况下，都尽量不杀人或少杀人。

那么，在那个追求功利的时代，诸侯们“不嗜杀人”能得到什么“利”呢？孟子说，能统一天下，因为“不嗜杀人，民必归之”，而且由一个“不嗜杀人”的国君来统一和安定天下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这一章里，孟子跟梁襄王讲了两点内容：一是天下只有统一才能安定。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天下四分五裂，就会战争不断，自然是不可能安定了。二是什么人能统一天下。孟子回答的也很简单，他说：“不喜欢杀人的人能统一天下。”孟子所说的这个人是指执掌着生杀大权的诸侯，而且还得是个讨厌战争的“和平主义者”。

总体来看，孟子这番简单的道理依据的是百姓的心理，是非常正确的。正因为战乱不断，百姓吃够了战争的苦，生活痛苦不堪，纷纷渴望能出现一个不爱打仗、不爱杀人的国君，如果真有哪个国君能做到这些，全天下的百姓必然会闻风归服的。

然而，有理归有理，正确归正确，信服归信服，但却并不适用于战国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战国时期，军事和政治密不可分，诸侯们都明白统一天下离不开战争，因此，他们都认为孟子的思想过于“迂阔”，不如纵横家的思想实用，也就没有人肯真正接受孟子了。这不仅是孟子的悲哀，也是全天下百姓的悲哀了。【原文】［1］［2］［3］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4］［5］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之可也？”［6］

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7］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8］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9］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10］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11］［12］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13］［14］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15］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16］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17］远庖厨’也。”［18］［19］［20］

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21］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22］［23］

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24］［25］［26］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

曰：“否！”“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27］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28］［29］

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30］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31］［32］［33］［34］［35］。《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36］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权，然后知轻重；度［37］［38］［39］，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抑王［40］举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

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之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

王笑而不言。［41］

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42］［43］［44］不足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吾不为是也！”［45］［46］

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47］［48］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49］也。”［50］

王曰：“若是其甚与！”［51］

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曰：“可得闻与？”［52］

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53］楚哉？盖亦反其本矣！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54］［55］［56］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57］

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58］［59］［60］

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若民，则［61］［62］［63］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64］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65］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66］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67］［68］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注释】

［1］齐宣王：齐威王的儿子，约公元前319年即位为齐国国君。

［2］齐桓：指齐桓公。齐桓公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国君，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

［3］晋文：指晋文公，春秋时期晋国的国君，是春秋五霸之一。

［4］无以：不得已。

［5］王：称王，统一天下。

［6］胡龁：齐宣王的近臣。

［7］衅钟：用牲畜的血液祭祀新铸成的钟，具体做法是用牲畜的血液涂抹在钟的缝隙里。按照当时的礼仪，凡是新器物或宗庙开始使用时，都要杀牲取血加以祭祀。

［8］觳觫：因恐惧而战栗的样子。

［9］爱：吝惜。

［10］褊：本指衣服窄小，在这里指地方狭小。

［11］异：奇怪、责怪。

［12］恶：为什么、怎么。这里当疑问代词讲。

［13］隐：疼爱、可怜、痛心。

［14］择：区别。

［15］无伤：没关系。

［16］声：指临死时的哀鸣声。

［17］庖厨：即指厨房。

［18］通“悦”，意为高兴、喜悦。

［19］《诗》：这里指《诗经·小雅·巧言》篇。

［20］忖度：猜测。

［21］戚戚：心有所动的样子。

［22］复：告诉。

［23］钧：古代的重量单位，一钧等于三十斤。

［24］秋毫：形容细小难见之物。

［25］舆薪：一车柴草。

［26］许：赞许，同意。

［27］形：情况，状况。

［28］太山：即泰山。

［29］北海：即指渤海。

［30］折枝：形容行礼。

［31］运于掌：在手心里运转。比喻治理天下很容易。

［32］《诗》：这里指《诗经·大雅·思齐》篇。

［33］刑：通“型”，指树立典范和榜样。

［34］寡妻：泛指国君的正妻，在这里特指周文王的正妻。

［35］御：驾驭、治理。

［36］权：本指秤锤，这里指称物。

［37］度：本指尺子，这里指用尺子量。

［38］度：衡量。

［39］抑：相当于“还是”的意思。

［40］构怨：结怨。

［41］轻暖：这里指轻暖的衣物。

［42］采色：即彩色。

［43］便嬖：常伴国君左右而被宠爱的近臣。

［44］使令：差遣。

［45］辟：开辟。

［46］朝：使……来朝，即臣服之意。

［47］莅：统治。

［48］抚：安抚、抚慰。

［49］缘木求鱼：爬上树去抓鱼。比喻不可能的事。

［50］若：意为“你”，人称代词。

［51］殆：表示不肯定，意为“大概”、“可能”。

［52］邹：诸侯国的国名，就是邾国，是个国土狭小的弱小之国。

［53］本：在这里指王道的根本。

［54］涂：通“途”，路途。

［55］疾：痛恨。

［56］愬：通“诉”，即控告、诉苦。

［57］惛：通“昏”，昏庸、糊涂。

［58］恒产：可以赖以维持长期生存下去的固定的产业。

［59］恒心：人所常有的善心。

［60］若：转折连词，至于。

［61］放：放荡。

［62］辟：同“僻”，与“邪”的意思相近，指歪门邪道。

［63］侈：放纵挥霍，淫逸奢侈。

［64］罔：同“网”，陷害。

［65］制：指订立制度、政策。

［66］轻：轻松、容易。

［67］赡：足够、充足。

［68］奚暇：哪里顾得上。【译文】

齐宣王问道：“先生可以把齐桓公和晋文公的故事讲给我听听吗？”

孟子回答道：“孔子的门下弟子里，从来都没有人谈论齐桓公和晋文公的事情，所以后世没有传下来，我自然也就没有听说过。如果大王一定要听统一天下的道理，那我就讲讲仁德的道理，可以吗？”

齐宣王好奇地问道：“仁德怎么可以统一天下呢？”

孟子回答道：“如果是因为爱护百姓而统一天下，就没有人能阻挡得住了。”

齐宣王听了，问道：“那么，像我这样的国君能做到爱护百姓吗？”

孟子回答道：“当然可以。”

于是，齐宣王问道：“先生是从何而知我可以做到爱护百姓的呢？”

孟子回答道：“胡龁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大王正在朝堂上坐着，此时，有个人牵着牛从大王面前经过，大王见了，就问他说：‘你要把牛牵到哪里去？’那个人回答道：‘要用它祭钟。’大王说道：‘放了它吧，我不忍心看到它因为毫无过错就要被拉去杀掉而惊恐哆嗦的样子。’那个人就问道：‘大王是说，不祭钟了吗？’大王回答道：‘钟怎么能不祭呢？就用羊代替牛祭钟吧。’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事？”

齐宣王点了点头，回答道：“有这回事。”

孟子便说道：“大王凭借这样的心肠就足以统一天下了！大王用羊代替牛祭钟，百姓都以为大王是爱惜一头牛，但我知道大王还是不忍心啊。”

齐宣王说：“是啊，确实有百姓这样议论我。齐国虽然弱小，但我也不至于舍不得一头牛啊！我只是因为不忍心看到它惊恐哆嗦的样子，而且可怜它毫无过错就被杀掉，所以才用羊代替它祭钟的。”

孟子说道：“大王不要责怪百姓以为您吝啬而用小羊替下了祭祀的大牛，他们怎么能理解您的想法呢？因为，大王如果可怜无辜被杀的畜生，那么大牛和小羊又有什么区别呢？”

齐宣王听了，笑着说道：“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我并非是因为吝惜钱财而用小羊替下大牛！这也难怪百姓说我吝啬了。”

孟子道：“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正是仁德的表现方式，当时，大王只看到了牛，而没有看到羊啊。君子看到活蹦欢跳的家畜，就不忍心看着它们死去，听到哀叫悲鸣的家禽，也就不忍心吃它们的肉了。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才要把厨房安排在很远的地方。”

齐宣王高兴地说道：“《诗》中说，别人心里想什么，我都能猜出来。老先生正是这样啊。做了这件事以后，我又反过来思索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结果也没有想明白。听了老先生的话，我心里真是有些开窍了。可是，这样的心理为什么符合王道呢？”

孟子道：“假如有人对大王说：‘我的力气能够举起三千斤的东西，但却举不起一片羽毛；我的视力能够看清秋天里的野兽的毫毛，却看不清一车柴火。’大王会相信他的话吗？”

齐宣王回答道：“不会相信。”

孟子接着说道：“现在，大王的恩惠都已经体现到动物身上了，却偏偏没有体现到百姓身上，这是为什么呢？联系刚才的事例，显而易见，举不起来一片羽毛是因为不肯使出力气，看不见一车柴火是因为不肯睁开眼睛看。那么，大王之所以没有爱护百姓，是因为大王不肯给他们恩德啊。因此，如果大王没能用仁德统一天下，是因为大王没有这样做，而不是不能这样做。”

齐宣王又问道：“那么，依据什么来区分‘没有这样做’和‘不能这样做’呢？”

孟子回答道：“举个例子，如果用胳膊挟着泰山跳越北海，说‘我做不到’，这就是‘不能这样做’；如果给年老的人弯腰鞠躬，也说‘我做不到’，这就不是‘不能这样做’，而是‘没有这样做’。大王没能用仁德统一天下，不是挟着泰山跳越北海这样真的做不到，而是给年老的人弯腰鞠躬这样可以做到，但没有去做的事。“尊敬自己的长辈，进而也尊敬别人的长辈；疼爱自己的孩子，进而也疼爱别人的孩子。如果能这样做的话，天下就能被大王握在手掌里转动了。《诗经》上也说，先给妻子儿女做个好榜样，再给兄弟施加好影响，这样就可以治家平天下了。这就是说，要把这样的做法推广到治理家族和平定天下等各个方面。因此，如果能广施仁德，就能够统一天下；如果不施仁德，连自己的妻儿也保全不了。古代的贤明国君之所以能在很多方面超过一般人，只是因为他们善于将仁德的做法推广到各个方面罢了。“现在，大王的恩惠已经体现到了动物身上，却还没有体现到百姓身上，是什么原因呢？称一称，然后才能知道轻重；量一量，然后才能知道长短。世间万物是这样，人心更是这样。请大王认真地考虑考虑我的话吧！大王难道一定要兴师动众，和其他国家结下仇恨，使百姓身陷危险之中，心里才能痛快吗？”

齐宣王听了，急忙说道：“不是这样，对这样的情形，我有什么能痛快的呢？我只是想借此实现我最大的心愿。”

孟子问道：“大王最大的心愿是什么？能说给我听听吗？”

齐宣王却只是笑着，并没有说话。

孟子问道：“大王最大的心愿，是因为甘甜肥美的食物不够享受、轻柔温暖的衣服不够穿着、艳丽的色彩不够观赏、美妙的音乐不够聆听、侍从不够使唤吗？这些东西臣下都能供给大王。大王难道是为了这些东西吗？”

齐宣王道：“不，我不为这些。”

于是，孟子说道：“那么，我就可以知道大王最大的心愿了。大王最大的心愿就是扩大国土，使秦国和楚国都来朝拜大王，还要君临中原，威服边远的少数民族部落。不过，凭大王现在的做法，去追求这个心愿，就好比是爬上树去捉鱼一样。”

齐宣王听了，问道：“真像老先生说的这么严重吗？”

孟子回答道：“只怕比这种情况还要严重呢！爬上树去捉鱼，虽然捉不到鱼，也不会带来后患。但按照大王现在的做法追求最大的心愿，尽管费尽了心力，到最后必定会带来祸害。”

齐宣王问道：“这其中的道理，老先生能说给我听听吗？”

孟子反问道：“如果邹国和楚国打仗的话，大王认为谁会赢？”

齐宣王不假思索道：“当然是楚国。”

孟子道：“这其中的道理是这样的，小国不能跟大国为敌，人少的部族不能跟人多的部族为敌，势力弱小的不能跟势力强大的为敌。普天之下，千里见方的土地有九块，把齐国的土地截长补短，拼凑在一起，相当于这九块中的一块。仅依靠这一块土地，想要征服其他的八块，这同邹国向楚国发起挑战的道理有什么区别呢？“大王为何不回到根本上来呢？如果大王现在就发布政令施行仁政，让全天下的官员都愿意到大王手下任职，全天下的农民都愿意到大王的田地里劳作，全天下的商人都愿意到大王的市场上做生意，全天下的旅客都愿意在大王的道路上行走，全天下痛恨自己的国君的人都愿意归顺大王，向大王诉说他们的国君的暴行。如果真的能这样，又有谁能阻挡大王统一天下呢？”

齐宣王听了这番话，说道：“我脑子昏乱，不能想到这么大的道理。希望老先生能辅佐我实现心愿，明白地教给我方法。我虽然不够敏捷聪慧，但请让我试试。”

孟子又说道：“只有士人能做到没有固定的产业，却有恒定不变的思想。至于普通百姓，如果没有固定的产业，随之也就没有恒定不变的思想。如果百姓们没有恒定不变的思想，就会胡作非为，什么坏事都做。等到犯了罪，大王就又用刑法惩罚他们，这其实是在坑害百姓。哪有仁慈的国君用这种办法坑害百姓的呢？因此，贤明的国君分给百姓的产业，一定要让他们上能够奉养父母，下能够养活妻儿，年成好时能够吃饱，年成不好时也能不至于挨饿。之后，再引导他们一心向善，这样一来，百姓们就愿意服从大王的命令了。而现在大王分给百姓的产业，上不能奉养父母，下不能养活妻儿，年成好时要受苦，年成坏时还可能被饿死。这使百姓们连保全性命都唯恐来不及，哪还有闲心追求礼义仁善呢？

大王想要实现最大的心愿，为什么不回到根本上来呢？五亩大小的宅院，在房前屋后种满桑树，五十岁的人就能穿上丝织的衣服了。鸡、猪、狗等家禽家畜，不要错过它们的繁殖时机，七十岁的人就能吃上肉了。一百亩的耕地，不要耽误生产季节，有八口人的大家庭也能不挨饿了。办好教育，反复向年轻人灌输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头发花白的老人就不会肩扛头顶着重物赶路了。老人们能穿上丝织衣服、吃上肉，百姓们都不挨饿受冻，达到这样的地步而不能统一天下，这样的情况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阐释】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都面临一个选择：到底是实行王道好呢，还是实行霸道好？那么，什么是王道呢？所谓王道，就是由一个实力强大的诸侯取代周天子的地位，统一天下，走“强干弱枝”的道路；所谓霸道，是指由一个强有力的诸侯牵头，继续维护以分封制为基础的局面，使战国时期“弱干强枝”的道路延续下去。

毫无疑问，孟子代表的儒家是倾向于实行王道的。实行王道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保民，保民的思想也是贯穿《孟子》全书的一根主线。但是，在儒家学派内部，还是经历了“先倾向于霸道，后倾向于王道”的转变过程，而这一过程的两个主角就是孔子、孟子这两个儒家的顶级人物。

受时代的影响，孔子是倾向于霸道的。孔子在《论语》里先后两次肯定了齐桓公的霸业，并认为这就是仁的表现，还认为管仲帮助齐桓公成就了霸功是“一匡天下”。联系当时中国遭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威胁的现实来看，孔子的这种观点是客观而正确的。可是只过了短短的一百多年的孟子出世，形势就发生了变化，当时已经没有了少数民族入侵的威胁，中国面临的难题主要是诸侯之间的战乱造成的民不聊生，统一已成了早晚的事，因此，孟子排斥霸功，主张推行王道。

在这一章里，尽管齐宣王的语气是委婉含蓄的，但实际上他关心的问题和其他诸侯没有两样，都是怎样才能称霸天下。但是孟子始终奉行的是王道思想，而不是霸道，因此孟子便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我不懂得霸道，我只懂得王道。接下来，孟子从心理分析入手，逐渐使齐宣王对他讲的王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唤醒了齐宣王的仁慈之心。这是典型的“孟子手法”，使后面的论述变得顺理成章起来。

在后来的论述中，孟子诱使齐宣王否认他是一个爱好战争的人，于是，孟子又不失时机地抓住机会，再次诱使齐宣王默认他所追求的与其他诸侯并没有不同。此时，齐宣王已经彻底被孟子打动和征服了，只好请求孟子不要再逗他了，明白告诉他该怎么办。

于是，孟子终于和盘托出了他的治国方略和施政纲要，归结起来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有恒产才有恒心”，也就是说，应该“先足衣食，后治礼仪”，从稳定社会的角度来看，这是相当重要的；从孟子的总体思想上来看，这也是保民、富民的重要前提，因为孟子考虑到，要让百姓安居乐业，不仅要让他们能够养家糊口，还要有一定的产业。这是“治礼仪”先决条件。讲清楚第一层意思以后，孟子再次向齐宣王展示了曾经向梁惠王展示过的富民兴教的宏伟蓝图。只是，从齐宣王的反应来看，他对这些并没有多大的兴趣，最后应该是不了了之了。

孟子就像孔子那样，不住地东奔西走，周游列国，为实现儒家的理想，也为了拯救身处乱世的黎民百姓而不辞辛劳。这种入世精神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卷二梁惠王（下）【原文】［1］［2］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3］以对也。”曰：“好乐何如？”［4］

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5］

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6］［7］

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由古之乐也。”

曰：“可得闻与？”［8］

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人。”

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众。”［9］“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1 0］［11］之音，举疾首蹩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12］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蹩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欣［13］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14］［15］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16］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注释】

［1］庄暴：齐宣王的宠臣，即下文提到的庄子。

［2］见于王：指被齐宣王召见，或者是孟子进宫朝见齐宣王。

［3］好乐：喜欢音乐。

［4］庶几：差不多。

［5］有诸：意为“有这回事吗”。

［6］变乎色：变了脸色。对于这句话一般有两种理解，一是齐宣王认为喜欢音乐是不正经的事，因此面露愧色；二是齐宣王恼怒于庄暴将他好乐的事告诉了孟子，因此面露怒色。

［7］直：不过、仅仅。

［8］独乐乐：独自一人欣赏音乐的快乐。

［9］管龠：泛指乐器。管是吹奏的乐器，龠是管乐器之名。

［10］举：全、都。

［11］疾首蹙頞：指因头疼而皱眉头。

［12］极：穷困，这里引申为极致、极端。

［13］欣欣然：得意、高兴的样子。

［14］田猎：在野外打猎。

［15］旄：máo，旗帜，在这里指仪仗。

［16］王：称王、统一天下。【译文】

庄暴来见孟子，说道：“大王召我进宫，告诉我说他喜爱音乐，当时我没有找到合适的话回答他。”

随后，庄暴问孟子道：“大王喜爱音乐，先生认为这件事怎么样呢？”

孟子道：“如果大王真的非常喜爱音乐，那么齐国恐怕就很有富国强兵的希望了！”

后来，孟子觐见齐宣王，问齐宣王道：“我听说大王曾经对庄暴说喜爱音乐，有这事吗？”

齐宣王听了，不禁脸色一变，不好意思地说道：“我所喜爱的音乐，不是先王喜爱的那种清静典雅的音乐，我只是喜爱现在流行的世俗音乐罢了。”

孟子回答道：“如果大王非常喜爱音乐，那么大王的国家应该治理得很不错了！这样看来，现在世俗的音乐和古代的高雅的音乐是一样的。”

齐宣王好奇地问道：“这其中又是什么道理呢？老先生能告诉我吗？”

于是，孟子问道：“大王觉得，独自一人欣赏音乐所获得的快乐，和与别人一起欣赏音乐获得的快乐相比，哪个更快乐？”

齐宣王想了想，回答道：“和别人一起欣赏更快乐。”

孟子又问道：“那么，和很少几个人一起欣赏音乐获得的快乐，与和很多人一起欣赏音乐获得的快乐相比，哪个更快乐？”

齐宣王又回答道：“和很多人一起欣赏更快乐。”

孟子便说：“那就让我给大王讲讲关于欣赏音乐的道理吧。假如大王现在命人在这里演奏音乐，百姓们听到敲钟击鼓、吹箫奏乐的声音，个个愁眉苦脸，相互奔走道：‘大王如此喜爱音乐，为什么使我们的生活陷入如此贫穷艰难的境地呢？父亲与儿子不能相见，兄弟和妻儿也都流离失散。’假如大王现在正在这里打猎，百姓们听到车马的喧嚣，看到华丽的仪仗，也是愁眉苦脸，相互奔走诉苦道：‘大王如此喜爱打猎，为什么使我们的生活陷入如此贫穷艰难的境地呢？父亲与儿子不能相见，兄弟和妻儿也都流离失散。’“大王只是喜爱音乐，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不好的影响呢？这都是因为大王不能和百姓一起享受快乐的缘故。假如大王现在在这里演奏音乐，百姓们听到敲钟击鼓、吹箫奏乐的声音，个个欢欣鼓舞，高兴地奔走相告道：‘大王的身体应该很健康吧，不会有什么疾病，否则他怎么有心情欣赏音乐呢？’假如大王现在去打猎，百姓们听到车马的喧嚣，看到华丽的仪仗，也纷纷欢欣鼓舞地议论说：‘大王的身体应该很健康吧，没有什么疾病，否则他就不会打猎了。’之所以产生这么好的影响，只是因为大王能够和百姓一起享受快乐的缘故。如果大王能够和百姓们一起享受快乐，那么就可以统一天下了。”【阐释】

在本章中，孟子着重阐述了“与民同乐”的问题。关于“与民同乐”的问题，在上一卷中孟子觐见梁惠王时已经谈到过。在这一章里，孟子又跟另一位国君——齐宣王说：无论是先王高雅的音乐，还是齐宣王喜欢的“流行的音乐”，只要能与民同乐，都是好事。

在孟子看来，夏桀、商纣只知道寻欢作乐，不顾百姓的疾苦，这是“独乐乐”，是错误的；相反，国君只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与民同乐，与民同忧，就可以在全天下百姓面前称王，才是真正的“与民同乐”。后来，孟子由“与民同乐”的思想出发，结合对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的不满，进一步提出了“仁政”思想，希望借助“仁政”的力量，实现“与民同乐”。

历史上，因提出“与民同乐”的思想而闻名于世的士大夫，除了孟子，还有北宋的范仲淹，而且，比起孟子的快乐观，范仲淹的更具有超前意识。在《岳阳楼记》里，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主张，这显然是从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阐发而来的。自范仲淹以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已经代替了“与民同乐”的思想，成为最具忧乐意识的“与民同乐”。

从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同为“与民同乐”，但也是逐渐注入了更为强烈的使命感和自我牺牲精神，具有浓厚的悲剧意识。【原文】［1］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2］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若是其大乎？”

曰：“民犹以为小也。”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3］［4］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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