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邸延生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历史的遗憾试读：
前言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毛泽东的伟大来自平凡，毛泽东的智慧来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他善于接受世界上先进的革命思想。他的性格、他的爱好和他的生活习惯，无不昭示了他是中国劳动人民的好儿子和中国革命的杰出领袖。他从韶山走来，带着湖南偏僻乡村中的泥土和尘埃；他从长沙师范学校走来，带着学生时代的书生意气和立志改造中国的诸多幻想；他从中国大革命的炮火中走来，带着弥漫的硝烟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从秋收起义的农民暴动中走来，带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斗争实践领导了中国的武装革命；他从井冈山走来，带着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坚强信念；他从瑞金走来，带着中央苏区反“围剿”的胜利，也承受着共产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他从长征路上走来，带着遵义会议的曙光，拨正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航程，带着雪山上的豪情，带着草地沼泽中的泥泞；他从延安走来，带着八年抗战的雄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带着抵御外辱的民族气节和与日寇打持久战的策略与决心；他从西柏坡走来，带着与国民党军队决战、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解放全中国的决心；他从天安门城楼上走来，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他从大跃进的年代中走来，带着尽快摆脱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他从“文化大革命”中走来，带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期“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雄心和目睹混乱状态下难以名状的“痛苦”与人到晚年的“无奈”——他带着历史的创伤、民族的苦难，带着无数先烈、战友的牺牲和失去诸多亲人的悲痛，带着民族的希望和历史的重托，带着改天换地的凌云壮志和扭转乾坤的宏伟气魄；他从苦难的旧中国走来，他从恶劣的环境中走来，他从无产阶级革命的风雨征程中走来，他从艰苦朴素中走来，他从英勇奋斗中走来，他从中国革命的历史航程中走来，他从改造旧世界的伟大实践中走来，他从抗衡一切恶势力的斗争中走来，他从人民中走来……
毛泽东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他号召人们“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他要求共产党人和党的干部“为人民服务”；他常说自己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他教导人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心中时刻想着人民，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而从不为自己谋私利。当人民拥戴他为“人民的大救星”和欢呼“毛主席万岁”时，他从心底里呼出的口号是他那充满了湖南乡音的“同志们万岁”和“人民万岁”！
人民热爱毛泽东，敬仰毛泽东，怀念毛泽东，永远不会忘记毛泽东。而日常生活中的毛泽东、历史中真实的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毛泽东是伟人，他叱咤风云，扭转乾坤，但他是不是也和常人一样存有人生中的某些遗憾？生前的毛泽东有没有什么想办而没能办到或没能办成的事？如果有，那么这些事在他人生道路上的影响有多大？这或许是许多人想要知道而又不知道的；即便有些认识，也可能是很模糊的。为此，我写了这部《历史的遗憾——毛泽东的未竟心愿》，写了他青年时代的几件不切合实际的幻想，写了他在战争年代的几件抱恨终生的憾事，写了他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几件想办而没能办成的事或者说是未能实现的“愿望”，共计60个章节，目的在于让人们更全面地了解毛泽东和认识毛泽东，以真实的笔触和更深一层地展示毛泽东生活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展现一代伟人的感情世界和他大智大勇中的点点滴滴。诚然，毛泽东生前的“憾事”不仅限于这部书中所记述的这些；如上所说，“伟人也是人”，毛泽东也和我们常人一样，生前的“憾事”还有很多，但由于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所限，也只能记述这些了。细微之处见精神，希望读到这部书的朋友们能够给予谅解，自当诚恳汲取，以利日后能够写出更好一些的作品来，献给亿万热爱毛泽东的人们。
本书所用照片，均由新华通讯社图片资料室提供，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邸延生2010年3月18日第1篇革命征途风雨飘摇多艰险几多心愿未达目的遗憾深一、沩山游学明心志 未能劝阻萧子升
掩映于古木绿荫之中的密印寺，坐落在湖南省中部的沩山上。1917年夏季的一天，这座颇有名气的庙宇迎来了两个旅行者。
一位是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另一位是在长沙楚怡小学任教的萧子升。两个年轻人利用暑假结伴从长沙出发，到乡间游学。途经沩山，便登山造访。入得寺来，俩人向老方丈求教一些有关佛学的事，同时谈了他们决心徒步旅行湖南各地、深入了解社会和考察民情的目的。“善哉！”老方丈很佩服这两位年轻人的志向，接着问道：“两位施主为何要轻装呢？”
萧子升说：“我们有心不花一文钱。”继而又说，“来自远方的挂单和尚，不是也都一文不名吗？”
毛泽东则向老方丈表白心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孔子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乐趣也就在其中了！我坚信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
老方丈见毛泽东气宇轩昂，说话间充满了激情，不由得为之惊叹，当即微闭了双目，合掌施礼说：“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稍后，老方丈睁开眼睛面向萧子升，似乎毛泽东不存在，只对萧子升一个人大讲佛门的美德。当他委婉地表达想要萧子升皈依佛门时，萧子升连忙摇头说：“弟子凡心未了，我还要研究学问哩！”
老方丈的脸上明显地露出了遗憾的神情：“萧施主不知吕洞宾和曹国舅么？”“他们是道人不是僧人。”萧子升说，“弟子还是愿意以改造中国为目的。”“只怕萧施主今日不留沩山，以后也断难留在中国。”老方丈恳言道，“萧施主若能听老衲一言，可免去日后的诸多劫难。”
毛泽东不相信地说：“他是刚从国外回来的，不想再出去了。”“此一时，彼一时也。”直到这时，老方丈才合掌面向了毛泽东说，“毛施主，贫僧敢有一问，还望不吝赐教。”“我们是来向大师求学问的，怎么敢当‘赐教’二字？”毛泽东恭敬地说，“请师父只管问。”“佛教何以在中国千年不衰？”老方丈问，“中国宗教何以能和谐共处？”
毛泽东说：“中国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的宗教战争，一打就是几百年；几种宗教能和谐共存，对中国来说不是坏事。”“阿弥陀佛！”老方丈望着毛泽东，加重了语气说：“只望毛施主这句话，日后不要忘记。”又说道：“毛施主日后如能到得山、陕二省，可去五台山和白云山；五台山乃我佛家圣地，白云山上有贫僧的一个小师弟在那里住持，还望毛施主善视之！”
毛泽东说：“我记住大师这句话了。”
当夜，毛泽东和萧子升二人留宿沩山。
临入睡，萧子升向毛泽东发牢骚说：“也不晓得这老和尚是怎么想的，为什么非要劝我留在这里？”“可能是他这里缺少有文化的人，想留你在这里抄写经书也未可知。”毛泽东这样分析着。“夜长梦多……”萧子升说，“明天我们还是快走吧！”
毛泽东笑了笑，没再说什么。
22年后——1939年3月下旬的一天，从苏联回国的萧子升辗转来到延安，毛泽东在杨家岭热情接待了他的这位青年时代的老同学，并留他在一起吃了晚饭。
1941年1月29日，毛泽东在百忙之中读了萧子升写的一些街头诗，很高兴，随即给萧子升写了一封信：
诗读过了，很有意思。报纸既不登，就在街头发表好了。有暇望来谈。
这一时期，延安广泛开展了街头诗运动。诗人把自己写好的诗贴在大街的土墙上、石头上或者树干上，有人还直接写在街道两旁的墙壁上或拿到群众中去读，以接受群众的批评。萧子升是这场运动的组织者之一。
后来，萧子升离开了延安。
20世纪70年代初，久居巴黎的萧子升曾几次写信给北京，吐露他一心想返回祖国的强烈愿望；但当他从友人手中收到一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国大使馆转交给他的信函时，人已经躺在医院里，不久便去世了。
当毛泽东得知他的这位老同学在法国病故的消息时，对他的另一位老同学周世钊说：“我很后悔当初没能劝他留在沩山……”
周世钊问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便讲了当年和萧子升一起游沩山密印寺的往事，并叹息着说：“如果当初我能够劝他留在沩山，或许他就不会死在法国了……”二、岳麓山上建“新村” “理想主义”难施行
一个崭新的社会模式——“新村”在湖南长沙郊外的岳麓山诞生了。这是1918年夏天的事情。名为“工读同志会”的组织，是青年毛泽东与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创建的。当时毛泽东还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1918年3月，毕业将至，第一师范第八班学生合影留念，第四排右二为毛泽东。（新华社稿）
寄居在岳麓书院半学斋的这批年轻人，一边学习，一边讨论社会改造问题，他们自己担水挑柴，每个人轮换着用蚕豆瓣和大米煮饭吃。
青年毛泽东所设想的这个“新村”社会的基本体制是新学校、新家庭、新社会三位一体：“学生认学校如其家庭，认所做田园、林木等如其私物。由学生各个所有私物之联合，为一公共团体，此团体可名曰‘工读同志会’。会设生产、消费、储蓄诸部。学生出学校，在某期间内不取出会中所存之利益，在某期间外，可取出其利益之一部而留存其一部。用此方法，可使学生长久与学校有关系。”“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在毛泽东看来，这种“新社会”就是一种“新村”。
生活在“新村”里的人们，特别是“新学校”的学生们，是较为愉快的。青年毛泽东按照计划这样安排他们一天的时间：睡眠8小时，娱乐4小时，自习4小时，授课4小时，工作4小时。其中4小时的工作内容，毛泽东特别强调自然美、劳动美、艺术美互相融合而产生的一种心理愉快。他提出要吸收现实学校“陶冶心思精细，启发守秩序之心及审美之情”的手工课的优点，把手工课用于生产和实际生活当中。工作之事项，“全然农村的”，包括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6项。
这一属于实验性的“新村”，由于缺乏周密计划和具体目标，又因思想准备尚不充分，很快就解体了，同学们也四散他乡。
摆脱旧社会的束缚，创建一种新的生活，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第一师范读书后期产生的一种梦想。
20世纪初，最早发源于欧洲、由圣西门首先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曾在世界范围内流行一时；尤其是在社会资本不太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们普遍希望能够建立起一种“人人平等”的社会关系。这种思潮很快传到亚洲，引起了亚洲一些国家的社会骚动。
1917年秋末冬初，出身于日本贵族家庭的自然主义作家武者小路笃实提出了一套所谓的“新村主义”思想。其出发点是不满意现有的不合“人道”的社会制度，幻想脱离这个社会，另行开辟一块小天地，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互助友爱的理想的新社会。为此，他专门创办了一个研究“新村”问题的刊物，并于1918年在日本九州的日向地方上组织了“第一新村”，从而在日本发起了一个所谓的“新村运动”。“新村运动”实际上是集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工读主义为一炉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因此很容易被依然处于半封建、半官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中国青年所接受。当时周作人曾到日本的“日向新村”进行考察，回国后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他所见到的“日本新村”的情况，认为它“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亚普通的人生福音”；与此同时，李大钊、瞿秋白也先后写过几篇介绍由美国人创办的“大同公社”的文章。
在此思潮的影响下，1919年11月，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与“新潮社”的一部分人组成北京工读互助团，并在其《简章》中提出了每日每人做工4小时，同时面向社会发起募捐，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高一涵、张菘年等17人为最初发起人。工读互助团成立三四个月后即陷入困境，不得不以宣告“解散”而告终。是时，风华正茂的毛泽东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同样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些方面的影响。
1920年2月，周作人宣布新村北京支部成立，由周作人主持；4月7日，身在北京的毛泽东亲赴八道湾拜访了周作人。
1919年3月5日，周作人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日本的新村》的文章，当时毛泽东已经离开了北京，4月经上海返回长沙；他对周围的人讲：“今春回湘，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看来，这一次他是有“充分”的准备了。他首先潜心构拟了一个建设“新村”的计划，这个“新村”计划“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同年12月，他在《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2号上公开发表了他的“新村计划”中《学生之工作》一章，较为全面、具体地展现了他的“新村计划”的实验前景。
从毛泽东的“新村计划”中人们可以看出，这位勇于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做弄潮儿的青年人构建新社会、新生活的基点在农村，新生活的创造则来自青年学生同农村社会的结合。他认为现实社会的一大弊端，社会改造的一大难处，是本来充满朝气、一心向往追求新生活的青年学生，毕业之后“多鹜都市而不乐田园”，“农村的生活非其所习，从而不为所乐”。于是，农村无学生，便缺少“中坚”之人去“推行”“美满”的社会改造方案。当时，青年毛泽东很欣赏俄罗斯青年为传播其社会主义而深入农村与农民相处的行动，因而在他的“新村”计划中规定，“新学校”学生们的工作场所，“必在农村之中”，学生们的工作内容，“必为农村之工作”，目的是“养成乐于农村之习惯”。把理想寄托于农村和农民，是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潮的共同特点。19世纪以来各种理想主义学说的思想前提，是不满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而又找不到既能吸收资本主义的近代文明，又能摆脱它必然滋生的种种罪恶的改造途径，于是把受资本主义社会恶俗浸染较少的农村想象成稍微干净一些的“乐土”，向往农民们过的自然朴实和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青年毛泽东把自己的“新村”社会设在农村，无疑也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背景，而且是直接受到日本的“新村运动”以及李大钊1917年2月20日至23日发表在《晨报》上的《青年与农村》的影响。
总之，青年毛泽东亲自设计的这种“新村”蓝图，基本特征和周作人从日本日向新村参观归来后所作的介绍相同，但增添了刘师复等主张必须建立的各种公共福利机关和生产机关，如“公共育儿院，公共豢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其规模比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要大，是一个农牧副渔工各业俱全的自给自足的“单位”。“新村”实行公共劳动，共同享受，实行完全的“平均分配”。他希望通过这种充满“新精神”、代表“新社会”的实体能够展现在人们眼前，借以推动社会经济制度、家庭关系、婚姻制度的大变革，实际上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根本行不通。这些设想，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在无政府主义基础上引申出来的，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对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的一种不切合实际的空想。
1936年，当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中同来华访问的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特别提到当时他“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
由此可以看出，1919年毛泽东的“新村”设想，只是一种“理想”和“愿望”，也可以说是一种探索社会变革的“思想尝试”。当时军阀战争，处处兵患，毛泽东几乎跑遍了岳麓山下的每一个村镇，最终也没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实验基地，这对他来说是一种必然的“遗憾”。三、师范毕业情未了 “教师”愿望终落空
当毛泽东拿到了以教学质量著称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毕业证书，正是1918年6月。
毕业了，就要离开学习、生活了5年的学校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到哪里去？去做什么？一连串的实际问题摆在了毛泽东的面前，也摆在了蔡和森等志同道合的毕业生面前……
这时，一直关心着他们的原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伦理课教师杨昌济从北京写来信，鼓励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到北京去，并殷切希望毛泽东能进入北京大学继续学习。恰在这时，毛泽东又收到了二弟毛泽民的来信，说是母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恐怕不久将离开人世。读着二弟的来信，想着重病在身的慈母，毛泽东禁不住泪如泉涌。蔡和森等人劝毛泽东先回家去探望母亲，而毛泽东这时正在负责筹划他们这些毕业生下一步的行动去向，难以分身回韶山，只得写信给二弟和七舅父文正兴、八舅父文正莹，请他们送母亲到唐家坨外祖父家中先行调养，待挨过酷暑即刻来长沙医治……
毛泽东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回韶山去，一旦回去将会身陷故土亲情而不能自拔，他不能舍弃他的志向而回乡陪伴在父母身边终生当个种田人。时下中国的时局动荡不安，他坚持着“大丈夫当纵横四海，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强信念和“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意志，最终决意留下来继续寻找机会闯天下……
但要在兵荒马乱中闯天下、开辟出一小块属于他们这些人自由的生活天地，谈何容易？他们尝试了许多办法，也采取了一些具体行动，但最终一无所获；毛泽东也曾想找个学校去任教，多少挣几个钱先填饱肚子，但找来找去未能如愿。困境之中，杨昌济再次来信召唤他们到北京，加入到留法勤工俭学的队伍中去。
毛泽东等人兴奋极了。他和蔡和森等召集新民学会的会员开会，讨论去北京和赴法勤工俭学的事，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和支持。
会后，蔡和森先行一步，去北京了解具体情况并联系工作；毛泽东等人则暂时留长沙，进一步发动联系新民学会会员和筹款、开展组织工作……
8月15日，毛泽东和罗学瓒、张昆弟、萧子升等24名准备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员一起乘火车离开长沙，踏上了前往北京的路程。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北京。然而在北京6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虽然得到了杨昌济和蔡元培、李大钊等人的诸多帮助，但找一份较为理想的工作和进北京大学继续学习的愿望却最终未能实现。
1919年3月，毛泽东要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籍学生前往上海，他只得向李大钊、杨昌济等人告别，只身离开了北京，并于4月由上海返回了长沙。
回到长沙，毛泽东首先要解决的是吃饭问题，为此他应聘到了修业小学担任历史教员，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和进行革命活动——这是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以后，第一次正式担任“教师”这一职务。
同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在长沙楚怡小学及时组织召开了新民学会会员会议，提出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以发动学生总罢课，来声援北京学生联合会和推动反帝爱国运动在湖南的广泛展开。
7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湘江评论》的创办与刊发，对长沙、对湖南乃至对整个华南的学生运动，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当湖南督军张敬尧看到《湘江评论》后，深感恐惧和惊慌，急忙派人严密监视《湘江评论》的舆论导向和发刊活动……
在主编、刊发《湘江评论》的同时，毛泽东还写了大量文章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热情激昂地赞扬了中国民众的觉醒，锋芒所向直接对准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北洋军阀政府。在此期间，毛泽东在社会上的公开身份依然是一名小学教师。
8月，仅仅过了一个月，张敬尧便下令查封了《湘江评论》。为此，毛泽东立即转为领导长沙市的学生和新民学会会员开展起了驱赶军阀张敬尧的斗争。
9月，毛泽东应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自治会的邀请，担任该会主办的《新湖南》周刊的总编辑。
到了10月中旬，《新湖南》又遭张敬尧查封。
12月初，毛泽东再次召集新民学会会员湖南学联负责人和部分学生代表开紧急会议，研究全面展开“驱张运动”，从此毛泽东彻底脱离了“教师”身份的束缚，走上了一条崭新的职业革命者之路。虽然他在1920年夏季被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破例聘请为国文教员，并且担任了一个班级的班主任，但他这时已经受到了陈独秀等人的邀请，在湖南组织建立起了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在后来的诸多革命活动中，毛泽东虽然在广州、武汉两地创办过两期农民运动讲习所，也曾在韶山给农民办过夜校，在延安中央党校给学员们上过课、作过演讲，但都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而真正以“教师”的身份走上讲台给学生们授课，只是他在长沙修业小学和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应聘为国文教员的那些日子。
1936年7月，毛泽东在陕西保安同来华访问的美国记者斯诺进行长时间谈话时，依然不无感慨地谈及他年轻时曾想当一名“教师”的愿望。自从毛泽东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便终日为中国革命而奔波，再也没有机会回到“教书育人”的课堂。四、穷途北上感恩师 送灵南归怅别时
青年毛泽东同罗学瓒、张昆弟、萧子升等24名准备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员一起，于1918年8月15日乘火车离开长沙，踏上了前往北京的路程。
8月19日，毛泽东一行抵达北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京。
毛泽东先是住在恩师杨昌济的家中，其他会员则散居在湖南一些县设在北京的会馆里。
身无分文的毛泽东，在北京得到了杨昌济多方面的照顾，并介绍他认识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蔡元培继而将毛泽东推荐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初次见面，李大钊很欣赏这个朝气蓬勃的高个子青年，安排他在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员，在第三阅报室负责登记读报者的姓名，每月可以领到8块银圆，这对于毛泽东来说，已经是一笔大钱了。
在后来的不断接触和深入了解中，李大钊认为毛泽东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
在北京，虽然毛泽东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但北京那既鲜艳又生动的景色，对他无疑是一种精神补偿；而且，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这时也在北京，毛泽东经常和她见面，两个人日渐生情。这给两个涉入爱河的年轻人增添了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向往新生活、开拓新道路的胆识和勇气……
在杨昌济家中，毛泽东既是学生又是座上客。
年末，邓中夏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去见毛泽东。当邓中夏问及毛泽东的个人处境时，毛泽东摇摇头说：“一言以蔽之，穷上加穷哟！”
邓中夏深有同感地说：“我们都穷啊！”继而又说，“但你有幸结识了李大钊先生，也算是一富啊！”
毛泽东笑了：“在北京，如果没有杨昌济老师和李大钊先生的帮助，我将寸步难行……”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杨昌济既是他的恩师，又是他的经济“后援”；而李大钊则是他在精神上的“指路人”。
1919年3月，毛泽东向李大钊、杨昌济夫妇和杨开慧等人告别，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去上海。
是年12月中旬，为了扩大驱赶湖南军阀张敬尧的社会影响，毛泽东第二次来到了北京，四处活动，联络各方面人士，以便组成强大的驱张战线。
年末，杨昌济偶感风寒，不料病情越来越重，几经医治不见好转……
1920年初，杨昌济病中写信给他的好友章士钊：
吾郑重语君：毛、蔡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须先重二子。二子当代英才，望善视之！
可见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器重。
1月16日，学贯中西的一代学人杨昌济不幸病逝，毛泽东以半生半婿的身份参加了守灵。
杨昌济逝世后，友人在《北京大学日刊》上撰文说：
杨先生在长沙，弟子著录以千百计，尤其欣赏毛泽东、蔡文彬。
杨开慧一家1月下旬，扶柩南归，将杨昌济归葬于长沙板仓。毛泽东因大业在身，没能同师母向振熙和杨开慧一起南归——这对毛泽东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许多年以后，当毛泽东谈及这件事时，依旧不无感慨地说“当年没能送恩师的灵柩南归”是他平生的一大“憾事”。五、“激扬文字”情正浓 《湘江评论》被查封
这是1919年4月末的一天，毛泽东约集新民学会的会员到长沙楚怡小学开会。他对国内外形势进行了认真分析，要求学员们行动起来，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中去。
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然而名为战胜国的中国，却无力收回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面对趁火打劫的日本，面对“巴黎和会”上的屈辱，面对腐败无能的北洋军阀政府，中国人被激怒了！
已经觉醒了的北京学生3000多人，5月4日到天安门广场集会，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卖国二十一条”、“还我山东”等口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反动政府随即派了大批军警赶来镇压，当场逮捕了爱国学生32人……
第二天，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
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成立了学生联合会。
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于5月中旬在长沙楚怡小学及时召开了新民学会会员会议，热情地向大家介绍了来长沙的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邓中夏，提出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以发动学生总罢课，来声援北京学生联合会和推动反帝爱国运动在湖南的广泛开展。
5月27日，湖南学生联合会在长沙宣告成立。毛泽东经常到学生联合会去指导工作，成为五四运动在湖南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面对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7月，湖南学生联合会开始积极筹办《湘江评论》周刊，由毛泽东任主编，以报纸为阵地，发起了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军阀政府的挑战。
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出版发行。
在这一期的《湘江评论》上，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启事》中指出：“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说：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在另一篇《女子革命军》一文中，毛泽东指出：
我道，女子本来是罪人。高髻长裙，是男子加于她们的刑具，还有那脸上的脂粉，就是黔文。手上的饰物，就是桎梏。穿耳包脚为肉刑。学校家庭为牢狱。痛之不敢声。闭之不敢出。我问如何脱离这罪？我道，唯有起女子革命军。
很快，《湘江评论》的报纸被送到了长沙的各个学校、工厂、商店，被散发到了大街小巷、火车站、湘江码头……《湘江评论》第2号7月21日如期出版，并应广大民众的要求增发了《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1号。“东方的曙光，空谷的足音，我们正在拍掌欢迎”。毛泽东在本期发表文章欢呼和赞扬俄国十月革命伟大胜利的同时，疾呼“阶级战争的结果，就是东欧诸国主义的成功，即是社会党人的成功”。在这一期的报纸上，毛泽东发表了《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卡尔和溥仪》、《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湘江评论〉申明》等文章，号召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湘江评论》的创办与刊发，对长沙、对湖南乃至对整个华南的学生运动，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报纸传到湖南督军张敬尧手里，他感到了恐惧和惊慌，急忙责令他的弟弟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派人严密监视《湘江评论》的舆论导向和发刊活动……
7月28日，《湘江评论》第3号又舞飞在长沙街头、散运到湖南各地、传送到了江南各省乃至北京……
在这一期上，毛泽东在《政治家》一文中响亮表明：
我们已经醒了，我们不是从前了。
在第七八两月刊发的《湘江评论》第2、3、4号上，毛泽东连续重笔写下了长篇评论《民众的大联合》。他分析指出：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文章洋溢着毛泽东的激情：“我知道了！我们觉醒了！”他大声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并说，“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荣，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
在文章的最后，毛泽东指出：
我们总要拼命地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主编、刊发《湘江评论》的同时，毛泽东还写了大量文章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分别寄往《北京大学日刊》、《新湖南》、《大公报》等报刊，热情激昂地赞扬中国民众的觉醒，锋芒所向直接对准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北洋军阀政府。
毛泽东的这些文章，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批判了帝国主义的本质，阐述了民众大联合的战略思想，表现了彻底无畏的革命气概和非凡的革命胆略。
面对《湘江评论》在长沙促起的革命风潮，反动军阀张敬尧8月间，下令查封了《湘江评论》；对于张敬尧的野蛮行径和倒行逆施，毛泽东改变斗争策略，组织成立起了“学生周刊联合会”，协商宣传内容和战斗步骤，同时动员人们走上街头张贴驱赶张敬尧的大字标语，把斗争矛头直接对准了张敬尧。
从此，一场声势浩大的驱赶张敬尧的斗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而《湘江评论》的被查封，使毛泽东既感到十分痛心，又感到十分惋惜和遗憾。《湘江评论》的创办与刊发，不仅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同时也耗费了他大量的精力。《湘江评论》仅仅刊发了4期，就这样“夭折”了。六、“少年立志出乡关” 父亲病故人未还
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字顺生，15岁上娶了湘乡县唐家坨的文七妹为妻。文七妹正名文素勤，比毛贻昌大3岁。婚后不久，因穷困和负债，毛贻昌外出当了两年兵，这在乡里人看来算是“见过世面的人”。回乡后，毛贻昌做些小买卖，和妻子克勤克俭地居家过日子，渐渐积攒下了一点儿钱，买了自己的田产，创下一份殷实的家业。
毛泽东出生那阵子，毛贻昌一连几天请了乡里的亲朋来韶山冲上屋场喝喜酒。按照毛氏族谱的辈序“祖恩贻泽远”排列，毛贻昌的后代应为“泽”字辈，故给儿子取名“泽东”，字润之（润芝或咏三）。“泽东”意为“润泽华夏，恩惠东方”。
在父亲的严厉管教下，7岁的毛泽东便上山捡柴，9岁时读私塾，私塾放假时还要帮助父亲到田间干活。
自从识文断字后，毛泽东便在父亲的坚持下，每晚帮他记账，如果没有账可记，也要被父亲指使去干一些别的杂活。
脾气暴躁的毛贻昌经常为一些小事打儿子。自从毛泽东的两个弟弟毛泽民、毛泽覃相继出生后，两个大一些的儿子都挨过父亲的打。平日里，毛贻昌一文钱也不给儿子们，不仅不让儿子们吃鸡蛋，更不让吃肉，还经常让他们吃最次的饭菜。
毛泽东的母亲文素勤是位贤惠、仁慈的女人，待人慷慨、厚道，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她十分同情穷人，常常送米给那些前来讨饭的人。只是，如果丈夫在家，她就不能这样做了。因为她知道，丈夫是不赞成施舍的，用他的话说是要“穷得有骨气，要自食其力”，他看不惯穷人伸手讨饭吃的样子。
为这事，毛家曾发生过多次争吵。一家人分成了两“党”：一方是毛贻昌，是“执政党”；另一方以毛泽东为首，加上母亲和弟弟们，有时甚至连雇工们也参加到“反对党”的一方来。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也存在着意见分歧，母亲主张用“间接打击”的政策，她不同意爆发任何公开冲突，更反对直接反抗“执政党”的企图，说这些不是中国人的传统做法。
在与父亲的“抗争”中，毛泽东13岁时就发现了一个和父亲辩论的有效方法，那就是用他自己的办法，引经据典地反驳父亲。如果父亲责怪儿子“不孝”，他就引用经书上“长者必须仁慈”的话来回敬父亲；如果父亲指责儿子“懒惰”，他就反驳说“年纪大的人应该比年纪小的人多干活”……
有一次，毛贻昌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因为一件事毛泽东竟当着客人的面同父亲争论起来。毛贻昌当众骂儿子“懒惰无用”，毛泽东一气之下同父亲大吵了一通，继而愤然离家出走，文素勤哭喊着追上了儿子，劝儿子回家，毛贻昌也追上来，一边骂一边呵斥儿子回家。
毛泽东本不想惹母亲伤心，但一见父亲那副凶神恶煞的样子，便跑到一个池塘边，威胁说如果父亲再向前走近一步，他就要跳进水里去。在这样的情况下，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都提出来了。当父亲的坚持要儿子道歉并磕头认错，做儿子的同意在父亲保证不打自己的前提下，可以跪下一条腿磕头……
通过这件事，毛泽东意识到当他用公开反抗的方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时，父亲就会妥协下来；一旦自己保持温顺的态度，就会遭到父亲更加严厉地打骂。
家庭矛盾仍然存在着，争吵之事时有发生。文素勤总是从中调解，做丈夫和儿子的调解人……
1910年，毛泽东已经17岁了。
这年夏天，毛泽东听说外祖父家所在的湘乡县成立了一所与私塾不同的新式学校，于是向父亲提出了想去那里读书的要求。
一开始，毛贻昌坚决反对儿子去新式学校，一是听说那里的费用太高，二是据说那里的教学方法“过激”。后来，听文家来人说毛泽东的一个表哥就在那里上学，新学校里虽然不怎么注重经书，较多教的却是些西方的新学，教学方法也相当“激进”，但这种教育可以增加人们赚钱的本领。于是，毛贻昌最终还是满足了毛泽东去新学校读书的强烈愿望。
毛泽东就要离开家乡了。临行前的夜里，两个弟弟帮着大哥收拾行装，母亲拉着儿子的手千叮咛万嘱咐，要他到了新学校好好读书。唯有毛贻昌一声不响地坐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吸旱烟，并不时发出阵阵轻微的咳嗽声……
夜深了，毛泽东躺在自己房间的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激情，使他平日里对父亲的“恨”好像突然间减弱了许多。他翻身下床，坐在窗前的油灯前，涌动着的一种豪情令他不能自持，终于拿起笔，改写了一首日本政治家的诗留给父亲：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第二天早晨，毛泽东双膝跪地向父母磕了3个响头，然后起身背向了家乡，在二弟毛泽民的陪伴下走向了远方。毛泽东在湘乡县的东台山新式学校只学习到了第二年的春天，便经过一位老师的介绍去了长沙。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1914年春，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合并于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1918年6月，毛泽东由湖南一师毕业。
1919年冬天，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在北京患病，不久去世。当时毛泽东正在北京为了扩大驱赶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行动而日夜奔波，恩师的去世令他悲伤之际，不幸的消息又接踵而来：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在家乡因患伤寒病，没几天便离开了人世，年仅50岁。“驱张运动”的斗争正处于白热化阶段，毛泽东实在无法抽身回乡为父亲料理丧事。对于毛氏家族，对于身为长子的毛泽东，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直到40年后的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了他阔别已久的家乡韶山冲。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离开韶山宾馆，独自一人走到自家的后山上去看望父母的墓地……
毛泽东久久地站在父母的墓地前默默无语，当陪同毛泽东的工作人员赶来为他送上了一束用松枝临时扎好的花环时，毛泽东弯下腰去，双手将这束花环轻轻地放在了父母的坟茔上，然后向着父母的坟茔恭恭敬敬地鞠了3个躬，没有说一句话。闻讯赶来的摄影师拍下了几个珍贵的镜头。
当毛泽东转身离开时，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问毛泽东：“主席，要不要把坟修一下？”
毛泽东想了想说：“不要了，过去乡亲们保护了这个地方，敌人要来挖坟也没找到，保持这个原样就行了。”流露出不无遗憾的神情：“父亲去世时我正在北京，没有能够赶回来……”
周小舟说：“自古忠孝难得两全。”“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我下次回来，还要去看望他们……”七、日夜兼程奔母丧 泪洒韶山遗恨长
正当毛泽东在长沙领导的驱赶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日渐高涨时，1919年10月的一天，一封十万火急的家信送到了他的手中。毛泽民写来的这封家信，告知他们的母亲因盛暑难挨、导致病情急剧恶化，已经濒于绝境……1919年10月，毛泽东的母亲病逝之后，毛泽东的父亲来到长沙。这是毛泽东同父亲毛贻昌（左二）、堂伯父毛福生（左三）、弟弟毛泽覃在长沙合影。三个月后，1920年1月，毛贻昌因伤寒病去世，终年50岁。（新华社稿）
顿时，毛泽东惊呆了！仿佛晴天一声霹雳，他心如刀绞、悲痛异常，手上拿着信竟自愣住了。这怎么可能？日夜思念的母亲，来长沙医治后病情已见好转，怎么突然不行了呢？这才刚刚过去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今年4月母子们还在长沙一家照相馆里拍了一张合影，难道竟成了唯一的一次“留念”？
毛泽东不敢多想，唯恐母亲所剩的时间不多，即刻放下手边的诸多事体，与同事们协调好了工作，带上正在楚怡小学读书的三弟毛泽覃，日夜兼程直奔韶山。
当他们临近韶山冲上屋场的家门时，隐约听到了像是毛泽民的哭声，又像是毛泽民的妻子王淑兰的哀号。毛泽东的腿立刻软了，险些跌倒，被三弟搀扶了一把才挺住了身子。再往前走，他们冲进了家门，见到一口棺木停放在了堂屋中央！
兄弟俩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母亲已经去世？
这时，悲痛欲绝的毛泽民扑了过来，一把拉住大哥的手，泣不成声地说：“妈妈已经入棺两天了！”
毛泽民的妻子王淑兰也哭诉：“两天前，妈妈一直呼唤着润之、润菊的名字，直到最后……”
三兄弟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只感到肝胆欲碎，禁不住泪如泉涌，一起扑向棺木放声大哭起来……
他们怎能忘记这年春天，母子4人才相聚长沙，母亲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怎么竟这样快地永远离开他们了呢？
三兄弟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母亲，仿佛要将母亲从棺木中唤醒。毛泽东手抚棺木哭哑了喉咙，悲痛中想及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外奔波，很少料理家里的事，对母亲很少侍奉，而母亲在最后的时刻里却没能见到她的石三伢子，自己也没能听到母亲最后的一声呼唤和嘱咐，身为长子怎能不愧对慈母终日的疼爱和关心……
入夜，三兄弟身披重孝静静地为母亲守灵。在昏暗的油灯下，他们将1919年10月5日母亲去世的日子，铭记在心。
日里抚棺，夜守灵堂。悲痛中的毛泽东一气呵成一篇饱含热泪的《祭母文》，以此寄托三兄弟对母亲的哀思：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二男。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遘疾……
毛泽东垂泪为母亲写的祭联是：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爱，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又写了灵堂的祭联：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
三天后，兄弟三人将母亲埋葬在了不远处楠竹坨的小山上。这座小山是一处极普通的圆形土堆，就在自家房屋的对面，山上长满了松树和杂草。“头七”过后，毛泽东携三弟告别了二弟和弟媳，洒泪离开了韶山……
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每当想起自己没能在母亲临终前最后见上她一面，毛泽东都深深感到是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八、国共合作遭破坏 遗长恨辞别广州
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于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市文明路的钟楼礼堂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改组国民党，正式建立国共合作。
毛泽东等代表湖南的国民党组织参加了大会，并参加了大会的组织领导工作。毛泽东还被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孙中山指定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的审查委员之一，并在大会上多次发言，深刻阐述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经过讨论表决，国民党“一大”通过了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大会宣言，奠定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通过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原则。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国民党“左派”联合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了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决议。但这对羽翼丰满的蒋介石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这是参加会议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的合影，中排右三为毛泽东。（新华社稿）
1月31日，毛泽东参加了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中央第一次会议。会议除了推举廖仲恺、戴传贤、谭平山为常务委员外，还任命了部长秘书13人，其中共产党员5人，并决定毛泽东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参与处理当地的党务等事宜。
2月，毛泽东由广州前往上海。
党内外繁重的工作和尖锐复杂的斗争损害了毛泽东的身体健康。12月，共产党中央决定毛泽东离开上海回湖南“养病”。
1925年9月中旬，毛泽东前往国民革命蓬勃发展的根据地广州，不久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
毛泽东一上任，就积极展开工作，并同国民党中新、老右派展开了激烈而卓有成效的斗争……
11月下旬，国民党老右派的代表人物邹鲁、谢持、张继等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前，公开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并非法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在本党党籍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党谭平山李大钊案》《鲍罗廷顾问解雇案》《取消政治委员会案》等一系列反动议案。
国民党右派在北京召开西山会议的倒行逆施，受到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就致电各级党部，痛斥西山会议是非法的，所有“决议”统属无效。
12月5日，毛泽东在广州以国民党宣传部的名义创办了《政治周报》，自任主编；在刊物上，他亲自撰写了大量文章，对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和斗争，积极地维护和巩固了革命的统一战线。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及时地发出了第67号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推动国民党各级党部发表通告，痛斥西山会议的一系列反动行径。
12月13日，毛泽东在《政治周报》上发表文章《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文章指出：
现在的中国，除了革命，绝无路走，凡属革命性强固的党员，绝不愿附和右派抛弃光荣的革命地位，以助帝国主义军阀张目。我们料到全国党员不但不附和，而且将因此引起一个更大的团结。
在这一期的《政治周报》上，毛泽东同时撰文《向左还是向右》，指出：
以国民党“左派”率领工农兵商各种革命民众为左的一方，以军阀政客、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及帝国主义为右的一方，人们要么向左，要么向右。左右摇摆，居中苟且是不可能的。
同时，国民党本部紧急召开了一届四中全会，决定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处理北京西山会议派的问题。
1926年1月1日至19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出席了会议，并作了《宣传工作》的报告。
整个会议中，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占了压倒的多数，保证了大会的正确方向。大会重申了坚决执行孙中山的遗嘱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大会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案》，指出西山会议纯属非法，坚决开除邹鲁、谢持的党籍，责令戴季陶反省，对其他右派人物一一提出了书面警告。
大会还通过了由毛泽东负责起草的《关于宣传决议案》和《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
这次大会坚持了反帝反封建的正确方向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打击了国民党右派，对革命发展极为有利。但是，由于陈独秀等人的右倾退让，把本已被赶出广东的国民党右派戴季陶、孙科等人又从上海接回广州参加国民党的“二大”，还坚持把蒋介石、张静江、戴季陶、孙科等人选进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尤其把新右派阴谋家蒋介石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客观上为其进一步篡夺革命的领导权提供了有利条件。
这时在广州，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依然异常激烈。在国民党内部，“左派”和新、老右派之间的斗争已经公开化；而在共产党内部，同样存在着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和放弃原则、一味倾向“国共合作”的两种思想和两条路线的斗争……
国民党“二大”后，随着蒋介石地位的提高，其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活动也日益猖獗起来。
3月18日，蒋介石指使其爪牙以黄埔军校驻广东省办事处的名义，说奉蒋介石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李之龙不知道这是蒋介石的一个大阴谋，当他派了中山舰到达黄埔后，顿时谣言四起，说他要劫持蒋介石……
3月20日，蒋介石调集军警，宣布戒严，断绝交通，逮捕李之龙，扣留和搜查了中山舰，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及其住宅，扣留黄埔军校和国民党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
一时间，广州城里城外人心惶惶，市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国民党新、老右派们借机大肆散布谣言；面对突然事件，毛泽东、陈延年、周恩来等人坚决主张组织起来，以武力反击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进攻。
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上，蒋介石又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为借口，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整理党务案》，限制和削弱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力图篡夺国民党的党权。其中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执行委员会的人数，不得超过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必须交出；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和共产党发给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均须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后才能发出”等等。
出席会议的中共党团在讨论这一反动提案时，毛泽东等人愤怒地拍案而起，主张坚决反击；而张国焘按照陈独秀的让步方针，则主张接受这一反动提案，认为这样可以避免产生共产党“包办”国民党事务的嫌疑，有利于两党团结。
最后，担任中共党团书记的张国焘，按照和陈独秀商定的让步方针，要求与会的中共代表们举手表示“同意”。
尽管毛泽东没有举手，但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还是通过了。
结果，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职务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毛泽东也被迫离开了国民党宣传部。
不久，蒋介石又当上了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垄断了国民党政府的党政军一切大权。
7月9日，国民革命军的8个军在广州城的东校场誓师，正式进行北伐。
毛泽东满怀抑郁的心情，于10月末，偕妻子杨开慧和两个孩子离开了广州。九、蒋介石叛变革命 共产党血流成河
1926年11月初，毛泽东到达上海，就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首先主持制订了《目前农运计划》。
当月，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了政治会议，决定将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往武汉。
为实现《目前农运计划》，毛泽东于11月下旬偕妻子杨开慧离开上海前往武汉。
湖南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12月1日同时在长沙举行。由于毛泽东的威望，两个大会均发出专电邀请毛泽东回湘指导工作。
12月17日，毛泽东由汉口到达长沙。12月21日，毛泽东出席了湖南全省工、农两个代表大会联合召开的欢迎大会，并发表了题为《工农商学联合问题》的讲演。
在此期间，毛泽东以中央农委书记的身份再赴汉口，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12月特别会议。
会上，毛泽东坚决主张土地革命，并支持湖南区委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建议，但却遭到了共产国际代表和陈独秀的否定。毛泽东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很不满意，但没有展开讨论。会议规定的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以换取蒋介石向“左”转的右倾机会主义策略。
怀着悲愤之心情，毛泽东会后重又返回长沙，决心率先在湖南大力展开农运，以实际行动说服和教育存在于共产党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从而尽速改变党的策略，走上革命的正确轨道。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在国民党湖南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的陪同下，到湖南农村深入考察了农民运动的情况。
2月12日，毛泽东离开长沙回武汉，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和自己的基本观点向中央写了一个简要的报告，要求立即实行土地革命。
紧接着，毛泽东用数天时间，撰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篇重要文献中，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以大量事实热情歌颂了农民运动的奇勋伟绩，坚决批驳了党内外对农运的种种责难和攻击，科学地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经验，明确提出了共产党领导农运的正确理论和路线，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
湖北农民代表大会3月4日在武昌召开，毛泽东被聘为大会的名誉主席。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会议通过了发展农运的决议案30件。会后，湖北的农民运动成为全国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组织起来的农民，尤其是湖南农民，把几千年来的地主特权打得落花流水，“一切权力归农会”。各级农会已成为了农村中唯一的权力机构。他们打倒地主武装，建立了自己的武装；他们开展减租减息、退押和没收地主的财产，开展反对封建礼教和冲击各种旧秩序的斗争。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农民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就冲决了几千年来封建制度的根基，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充分显示了毛泽东所指出的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和力量。
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毛泽东出席了会议。
会议进程中，共产党人吴玉章、谭平山、董必武、恽代英和毛泽东一起，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人共同努力，不仅通过了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加强党的集体领导的一系列决议，还对原由蒋介石任主席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和军委会决议实行集体领导，不再设主席，但仍保留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常委、军委委员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这实际上是限制了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权力。
这时，北伐战争进行不到10个月，北方军阀政府的主力部队基本被消灭，革命势力迅速发展到了长江流域。
蒋介石表面上虽通电表示拥护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实际上却在更加疯狂地镇压革命势力。
蒋介石利用他已经窃取到手的军权，3月16日以武力解散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京党部，之后不久，又连续派兵捣毁了九江市总工会和国民党党部，继而又捣毁了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安庆市党部和省总工会、省农协会筹备处等革命机关和团体。
面对蒋介石的这些反革命罪行，武汉地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
毛泽东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猛烈抨击蒋介石屠杀工农的滔天罪行，严厉指出反革命势力正准备绞杀革命，号召革命人民警惕和团结起来，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强有力的手段向反革命发起进攻！
会后，农讲所的全体学员举行了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惩办祸首蒋介石！
正值春季，面对险恶变化中的形势和陈独秀等人日益脱离工农群众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心情沉重地登上了武昌蛇山的黄鹤楼，放眼浩浩长江，百感交集，遂赋《菩萨蛮·黄鹤楼》词一首：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这时蒋介石在上海电召了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开秘密反共“清党”会议；4月3日，汪精卫应蒋介石的邀请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中国革命的形势已经到了一个十分危急的关头。中国革命的根本出路在哪里？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谁？一时间成了许多立志于中国革命的仁人志士和革命团体、党派亟须从思想上和行动上解决的迫切问题。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