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语料库的加拿大英语和英国英语强化词变异比较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郭鸿杰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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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料库的加拿大英语和英国英语强化词变异比较研究试读：

郭鸿杰博士的专著《基于语料库的加拿大英语和英国英语强化词变异比较研究》面世之前，他寄来了书稿，邀我作序。面对鸿杰的心血之作，我心头升起一种由衷的喜悦，对所托之事也只会义不容辞，欣然从命。

鸿杰在上海交通大学读研、攻博、执教，已历17个寒暑。虽与我有一段师生之情，更重要的却是两个人多年来形成的相互信赖与益友情感。说实话，在他读博期间，我并未与鸿杰有过太多交往；交大的博士生哪一个不是在近乎严酷的培养机制下苦苦治学、艰难度日，怎可能无故交往？然而，他的博士论文答辩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答辩委员，我禁不住深深折服于他扎实的数据、严密的逻辑和流畅的英文表达。后来他留校任教，对我从事的语料库语言学产生了浓厚兴趣，遂来旁听我给硕士生开的课程。他中规中矩地听课、受训，对课程所授显露出一种久违的渴求，那股一丝不苟的问学精神又岂是那些正规的在册学生可比！后来，让我惊诧不已的是，第二年这门课又开设之时，他再次前来听课，硬是在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下挤出时间将这门课听了第二遍，为日后进行的基于语料库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这就是郭鸿杰！他认准的正事，一定会坚韧不拔，穷追不舍，直至做好！而他两次访学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的举动无疑又是明证。2007年，他到享誉世界的渥太华大学社会语言学实验室访学，师从Shana Poplack教授和Stephen Levey教授，学习拉波夫的社会语言变异理论及其变项规则分析法。为熟谙这个研究范式的方方面面，掌握其精密的分析技术，2013年他再一次重回故地，终于系统地掌握了这个社会语言变异理论及其方法，并能将其运用到现代汉语的变异研究中来。

在郭鸿杰身上，我看到是对学问孜孜以求，永不放弃的精神。他对学问怀有一种真挚的情感，一种激情。做学问又像他的做人，一贯低调，不事张扬，从不虚妄；认准了的事，默默为之；决不追逐时尚，从不媚俗。对当下中国社会语境下的读书人而言，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品质和精神。过去多年，生活的重负使得学人难以专心治学；高等教育界的各种狂飙浪潮以及莫名其妙的评价考核举措又催生了各种各样的浮躁、虚妄和喧嚣。放眼望去，校校都在争创一流，处处涌动“跨域式发展”；一批批“重大项目”横空出世，一幕幕“××峰会”、“×端论坛”竞相上演。一派煞是热闹的景象，却与学术和学问渐行渐远！真的学术，真的学问，永远都需要静谧的环境和心境，去缜密思索，鉴别比较。更需要面对诱惑，不为所动，坚守阵地，守土有责！每每想到这些，我都倍感胡适之先生将孟老夫子的名言增添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时髦不能诱”是那么神妙，也多多少少对王国维推崇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第二境界有所领悟。同时，也自然联想起郭鸿杰做学问的点点滴滴！他的为学以及学问虽未达到出神入化的境遇，但无疑走在正道上且已渐入佳境。

我帮助郭鸿杰博士学得了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但我本人却从未问津社会语言学变异研究的问题。然而，更准确地说，郭鸿杰是国内为数不多采用语料库方法探索语言变异问题的前驱者。他的这本书采用了社会语言变异理论的分析框架，走语料库数据驱动的研究路径，系统探讨了英语强化语在加拿大英语和英国英语两种变体下呈现出的共性和差异。既描写了各个强化语的组合特征和聚合模式，还探究了促使变异发生的深层次动因和机制。他对影响强化语变异的诸多语言变项特征以及社会变项特征（如年龄、性别、受教育背景、地域等）进行了多角度讨论，更对高频强化语（very、really、pretty、so）进行了多变量回归分析。更具体而言，我认为这本书至少有这几个突出贡献：第一，它系统地梳理、评述了自1901年（Stoffel的研究）以来一百余年间英语强化语的研究文献，这在国内尚不多见。第二，对加拿大英语变体进行多角度的缜密研究，采用如此翔实的证据和科学方法，该书对后续同类研究之启示与参照价值当不可低估。第三，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既对同一时期内英语内圈、外圈以及扩展圈之间的共性和差异做了剖析，还从历时的视角描述了强化语的演变及其与社会变项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应该是综合了“时间、空间、功能”因素于一体的“三维语境网络”研究方法的有益实践。第四，这本书采用了专为变异研究开发的Goldvarb系列软件以及专业化更强的Rbrul多元回归分析软件，即使与国外同类研究相比，方法也属领先。

总之，这本书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方法层面，都有自己的突出特征，对语言变体研究向纵深发展，对外语教学和翻译实践的启示意义和参照价值也将逐渐显现出来。

郭鸿杰博士这几年佳作连连，之前发表的多篇高水准论文，连同《基于语料库的加拿大英语和英国英语强化词变异比较研究》这本力作，凝结着他的心血，记录着他的思路、追寻、求索轨迹。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我为他的成就由衷地喜悦，也为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有这样的青年才俊高兴。

祝郭鸿杰博士的学术研究再获佳绩！

祝上海交通大学外语学科再上层楼！卫乃兴2016年10月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第1章绪论

语言的一个基本特性就是“变异性”（variability）。我们每次说话时，都会做出选择，这些选择会影响到我们使用的语言，也会影响到其他说话者的语言选择。Sapir（1921：38）说过：“每一条语法规则都有例外”。因此，变异（variation）已是人们普遍接受的语言共识。然而，在以往语言学的论著中，关于语言变异讨论的研究文献较少，或者“仅仅是给予某种程度上的注解”（Walker，2010：1）。变异性甚至还被认为是“语言材料的一个负面的特征，语言学理论似乎只关心脱离了变异的语言结构的规律性”（徐大明，2006：2-3）。威廉·拉波夫（William Labov，1927— ）一般被认为是变异学派（variationist school）的创始人。20世纪60年代，由拉波夫开创的语言变异和变化（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又作linguistic variation and change，均缩略为LVC）研究蓬勃兴起，这种研究范式对于当时重视形式规则研究的传统语言学来说是一次重大的革新。变异社会语言学派（variationist sociolinguistics）发展了一套有关语言变异的完整的定量研究范式，该范式试图将变异融入语言的科学研究中去。因此，变异语言学成了社会语言学理论中最具生命力的分支之一。

变异学派的核心思想是，语言是一个有序异质体（orderly heterogeneity）（Weinreich、Labov & Herog，1968），即通过分析言语社区（speech community）中语言变异与各种语言因素（如语音、词汇、句法、语篇语用等）、社会因素（如性别、社团、社会阶层、种族、年龄、地域、话语风格等）、心理认知因素等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语言扩散（language diffusion）的社会机制，从共时的语言变异中去分析语言运用的规则，并探究语言历时演变的规律。变异社会语言学理论打破了传统语言学一向只关注静态、自足的语言系统和语言规律的做法，重视对社会语境（social context）下语言动态的实地考察，强调对语言的社会属性的特别关注。正如徐大明、张璟玮、王虹（2008：1）所言，“语言结构系统以及语言的社会环境的互动是语言的使用和发展变化的先决条件”。

语言变异是指语言形式上的变化，且该变化未引起语言意义上的（明显）变化。变异语言学认识到了形式和意义之间不是简单的“一对一”的对称关系，一种语义范畴可以通过几种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而一种形式亦可能会表达几种不同的意义。这钟“形式—功能”的不对称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语言分析应该考虑这种本质属性，而不是试图忽略它（Labov，1972）。变异会在不同的语言层面上表现出来，包括音系、词汇、形态、句法、文字、语篇、语用等层面。“量是人们认知世界、把握世界和表述世界的重要范畴。在人们的认知世界中，事物（包括人、动物、事件、性状等）无不含有‘量’的因素”（李宇明，2000：30）。而在人类语言普遍存在的量范畴中，程度量是一个重要的量性语义范畴（张亚军，2003）。不同语言或同一语言内部对程度量（intensity），即“个体/事物的属性或性质存在程度上的差异”的表示方式也非常丰富（罗琼鹏，2015：25）。在语言中标记量范畴的一种“最普遍与最复杂”的语法手段就是强化词（intensifier）（Labov & Waletzky，1967），比如英语中的very、so、real（ly）、quite、pretty、extremely、considerably、exceptionally、awfully、highly、seriously、perfectly、kind of、somewhat、sort of等，现代汉语中的“很”、“挺”、“特（别）”、“好”、“非常”、“真”、“多（么）”、“相当”、“老”、“怪”、“颇”、“十分”、“有（一）点（儿）”、“一点（儿）”等。

强化词是副词家族中的重要次类，使用频率非常高。鉴于英语强化词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在学界仍缺少一个统一的术语（terminology），如表1.1所示。表1.1 英语强化词术语名称一览

事实上，程度量的内涵或数值带有一定的连续性、模糊性、复杂性，所以有关强化词量级（scale）的分类标准也一直聚讼纷纭。本书所讨论的强化词主要包括极量词（maximizer）和高量词（booster）两大类，统称为强化词，以尽可能去避免研究中的分歧和异见。

一方面，强化词具有区别于一般副词的共性特征，即多样性与色彩感（versatility and colour）、变化迅速（capacity for rapid change）、新旧更替快（recycling of different forms）（Tagliamonte，2008：362）；另一方面，强化词家族内部成员之间又具有相互区别的个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各个成员在词频分布、搭配方式、语义语用、句法功能以及性别、年龄、地域等社会特征方面存有诸多差别，而且彼此之间形成了竞争机制。因此，通过对强化词系统内部的共时变异特征和历时流变事实进行撷取、归纳和分析，能够最直接、最迅速、最生动地透视词汇语义嬗变和语法更新的一般规律。

强化词研究的滥觞推溯到20世纪初Stoffel（1901）、Borst（1902）以及Fettig（1934）等学者的论著（转引自Calle-Martín，2014）。在此基础上，很多学者对强化词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描写和微观分析两个方面。其中，前者涉及强化词的范畴特征，包括强化词的性质、范围、分类、句法功能等因素；后者则是对个别具体的强化词所具有的个性特征进行个案分析或者比较不同强化词之间的共性和差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语料库语言学（corpus linguistics）兴起，各种基于海量数据的大型现代英语语料库纷纷创建，不仅为强化词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和研究便利，而且为某些研究问题的多维度、多视角分析和解释提供了有价值的佐证。越来越多的语料库驱动（corpus-driven）的英语强化词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Quirk et al.，1985；Peters，1994；Méndez-Naya，2008；Xiao & Tao，2007；Brinton & Arnovik，2006；Macaulay，2006）。这些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强化词的历时流变，语义、搭配、句法、语用语篇等层面的共时变异，和强化词使用密切相关的社会变项（如性别、年龄、地域、教育程度等）多因素分析，跨语言对比等本体研究，而且在面向第二语言习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缩略为SLA）或外语学习（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缩略为FLL）（Lorenz，2002）以及强化词的翻译应用研究也有一席之地（Banos，2013），不一而论。研究视角既有宏观层次上的共性概括，又有微观层次上的个性分析。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成果对于社会语言学、方言学、语法化、语言对比等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作用。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强化词的变异和变化研究一直是拉波夫范式下的变异社会语言学关注的热点，可谓是方兴未艾（Tagliamonte & Roberts，2005；Ito & Tagliamonte，2003；Rickford et al.，2007；Tagliamonte，2008）。

本研究采用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依托真实语境下的加拿大英语和英国英语口语语料库，在内容上真正实现根植于语言事实的泥土，采用变异社会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比较分析法（the comparative method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Baldi，1990；Poplack & Levy，2010）的分析框架，对强化词系统内部的聚合特征和组合变异进行分析论证。具体来说，本研究将分析比较加拿大英语和英国英语变体下强化词系统在共时层面彰显的共性和个性特征，聚焦very、pretty、really、so等几个传统强化词的句法功能、搭配模式、使用频率以及制约（constraint）机制上所呈现出来的语法化特点。同时，较为全面地描写了英语强化词变异的社会语言学特征。本研究还将结合先前的强化词研究，追根溯源，以期从历时的视角考量强化词的动态化和竞争性特点。因此，从整体上看，本研究采用了融合时间、空间、功能于一体的“三维语境网络”语言变体研究思路（潘章仙，2005）。

Haspelmath（1997：7）指出，世界上的自然语言虽然结构殊异，但具有相似的特点、共同的内核和共通性语法，这个语言事实也体现在强化词系统中。因此，本研究也尝试着从跨语言对比的视角，把英语强化词的研究结果和现代汉语稍作比较，旨在“发现相同、相似、相关的语言现象背后的共同特点、共性规律”（原苏荣，2008：64）。

全书共分为6个章节。第1章为绪论，简要陈述了研究的动机、强化词的界定、特点、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意义和总体框架。第2章主要从历时、共时、应用3大视角对相关的研究背景进行梳理，包括对“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es，缩略为WE）变体、加拿大英语的特点、强化词的界定和分类以及研究态势的回顾和述评。第3章为研究方法，内容包括在对前辈先贤的研究基础上提出本书着重回答的关键问题、介绍变异理论以及分析框架、阐述语料特点，并对语料编码的原则和步骤加以详细分析。第4章为研究结果。第5章从强化词的历时衍变、共时差异、语法化特点以及研究价值等方面对研究结果进行讨论，同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第6章为结论。第2章研究背景英语强化词的系统性、动态性、变异性使之成为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本章拟对强化词相关的研究进行耙梳，内容涉及“世界英语”概念的滥觞与发展、加拿大英语变体地位的确立和语言特点、强化词的定义和分类。此外，还从历时维度、共时视角、应用层面（跨语言对比和中介语对比）3个方面对相关的强化词研究背景进行梳理，并指出强化词研究如何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方面进一步拓展和深化。2.1英语同轴圈

根据历史语言学的谱系树说（genealogical theory），历史时期的某一种内部一致的原始语（proto-language），由于大规模人口迁徙、殖民扩张等原因，会散布到不同的地域，并且各自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久而久之就分化成不同的语言（游汝杰，2014）。英语在历史上经历了3次大规模向外传播。第一次是向新世界（New World）散布，即大量操英语的英国移民在北美洲和大洋洲扎根落户的同时，英语这门语言也在新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成长。第二次传播发生在18世纪至19世纪的不同时期，英语作为殖民地的产物被移植到亚洲、非洲，是少数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把这门语言带到一个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Kachru & Nelson，2001，2006；Jenkins，2003）。第三次传播发生在20世纪。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开始称霸世界，随着大众传播、有声电影、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系统的深远影响，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的迅猛发展，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以及全球化不断推进的浪潮下，英语的通用性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英语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国际语言（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缩略为EIL）（Crystal，2003），或国际通用语（lingua franca）。

在这种背景下，英语不再专属于英、美等国家，在其国际化进程中不断出现了英语的地域分蘖。20世纪80年代，著名的印裔美国语言学家布拉伊·B·卡奇鲁（Braj B.Kachru，1932—2016年）提出了“世界英语”的概念。这可以说是英语研究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变，在过去20多年中激发了语言学界的关注和争鸣。前贤们从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的视角来研究“世界英语”的范畴模型、本质特征、标准规范、发展态势等问题，如Kachru（1982/1992，1986）、Bolton（2000）、Labov（2001）、Kirkpatrick（2010）、Thomason（2010）等，这也是促进国际间交流的时代需求。Kachru（1986）提出了著名的同轴圈（concentric circle）学说。根据他的同轴圈学说，世界英语可以分成内圈（the inner circle）、外圈（the outer circle）和扩展圈（the expanding circle），如图2.1所示。图2.1 “世界英语”的同轴圈

由图2.1可知，内圈是指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不包括魁北克）、澳大利亚、新西兰；内圈为“规范提供型”（norm-providing）的变体，这是因为内圈对其他新出现的英语变体语法规则具有重要的标杆作用；外圈是指英语成为了本土化和制度化变体，即传统上视英语为不可或缺的“第二语言”（second language）或“官方语言”（official language）的国家，如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外圈为“标准发展型”（norm-developing）的英语变体；扩展圈是指英语传播的热点前沿国家，如中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Crystal，1995）。在扩展圈，英语作为外语使用，是一种“应用性变体”。因此，扩展圈为“标准依附型”（norm-dependent）的英语变体。这些英语变体的语法和词汇同处一个共核（common core）之下。换句话说，建立在一个共核基础上，且具有各自特点的独立英语变体。

30多年来，Kachru（1982）的“世界英语”及其同轴圈学说成为热门的研究路径和视角。高一虹、许宏晨（2015：122）认为，外圈英语和扩展圈英语各有其特征和标准，并非英语使用的错误或偏差。“世界英语”这一概念的问世，“颠覆了‘标准英语—非标准英语’、‘本族语者—非本族语者’的权力结构和二元对立，建构了全新的视野和全球英语版图”。

尽管如此，同轴圈学说也受到了很多挑战，许多学者对世界英语3分法的观点莫衷一是。例如，Bauer（1994）指出，英语的变体之间存在着地域差异，每一个地域都会有一种自己认可的标准英语（standard English，缩略为SE）。因此，SE的种类就相当繁多，比如标准美国英语、标准澳大利亚英语、标准加拿大英语、标准新西兰英语等。这些全国性的标准英语又会演变成多种亚变体（subvariety），如英国英语之下又可分成英格兰英语、苏格兰英语、威尔士英语和北爱尔兰英语。而在此分类之下又衍生出许许多多小的地方变体（local variety）。据MacArthur（1998：119-135）的统计，自18世纪初以来，对SE的定义有64种之多。因此，Jenkins（2003：17）指出，同轴圈学说仅采用地理学和遗传学的划分标准，看上去过于笼统和狭隘，而且并没有突出“世界英语”变体的平等地位。此外，内圈、外圈和扩展圈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尚有不少“模糊地带”（fuzzy area）。2.2加拿大英语2.2.1 历史溯源

Pakir（2000）指出，在英语全球化传播的过程中，由于各个民族具有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历史环境、文化习俗、民族心理等特点，因而会产生本土化（localization）现象，那么英语应当被视为一种全球本土化（glocal）语言。在此大背景下，加拿大英语（Canadian English，缩略为CnE）变体的形成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渊源。

历史上看，英国英语（British English，缩略为BrE）和美国英语（American English，缩略为AmE）的变体分野一直是语言学界讨论的焦点（Rohdenburg & Schluter，2009）。而有关加拿大英语特点的讨论却被严重低估或被忽略。很多学者认为加拿大英语同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之间没有明显差异，无法自成一体。其理由是：一方面，加拿大在历史上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现在是英联邦的成员国。因此，从历史渊源上看，加拿大英语应该脱胎于英国英语，所以难以形成有自己特点的语言。例如，Lilles（2000）称，之所以提出“加拿大英语”的概念只不过是为了强化加拿大的国家身份。他还指出加拿大英语缺乏语音和正字标准，且加拿大词汇数量微小。然而，也有学者持针锋相对的观点。Sutherland（2000）认为，加拿大英语不仅仅是“地区语言的综合”，词汇和正字标准也并不能作为划分语言的唯一标准。另一方面，美国英语一直被认为是更为保守，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殖民地背景有很大的关系。然而，到了20世纪，这种趋势发生了转向，美国英语开始引领“世界英语”，成为其他英语变体效仿的对象以及“世界英语”演变的核心（Algeo，2001；Erdmann，2009）。加拿大英语又开始模仿美国英语，并向美国英语同化。因此，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加拿大英语常常在两个变体之间摇摆不定。总之，加拿大英语的地位始终备受关注和争鸣。

加拿大文明源于北美土著文化，后来又衍生出了法英殖民地文化，逐渐形成以双语多元文化（bilingualism and multi-culturalism）为特色的加拿大现代文化。从1608年到1759年，法国在加拿大建立了殖民地。早在英法七年战争（Seven Years’War，1756—1763年）之前，“新英格兰”（New England）向西北一直延伸到北极的大部分北美地区，是被称为“新法兰西”（New France）的法国殖民地，以魁北克为中心，法国人口占绝对优势，通行法语和法国文化。在魁北克人看来，语言和他们民族的命运与前途息息相关。几个世纪以来，魁北克人一直在为维护法语的地位而斗争。

1763年，《巴黎和约》把新法兰西的绝大部分领土割让给了英国，之后来自英格兰的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加拿大，原法裔阿卡迪亚人（Acadians）受到排挤；1775年，阿卡迪亚人最终被驱逐到了海外，很多阿卡迪亚人逃亡去了美国。新英格兰人占领了新斯科舍（Nova Scotia）和新不伦瑞克省（New Brunswick）。法国人主要聚集在魁北克和蒙特利尔（Montreal），英国人虽然人数不占优势，但是其经济地位受到保护，形成了500英国商人统治7万法国人的格局（张友伦，1994）。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年）爆发以后，1791年，大批来自美国的保皇党人（the Loyalist），或迫于革命的暴力，或为保护自己的财产，纷纷离乡背井。一些人回到了英国，一些人去了西印度群岛（The West Indies），大部分仍愿意生活在英国统治下的北美居民北迁至上加拿大（upper Canada），即今天的加拿大安大略省（Ontario）南部地区。他们带来的是18世纪的新英格兰和宾夕法尼亚地区的方言（dialect），与18世纪英国英语在实质上是有差异的。因此，早期加拿大通用英语（General Canadian English）就是发端于保皇党人所讲的英语（McCrum、Cran & MacNeil，1986）。Bloomfield（1948：59）认为，“是保皇党派造就了加拿大，他们成为了统治阶级，而且规定了一系列社会准则。其中就包括语言”。因此，加拿大英语隶属于北美英语的一个分支（North American English），而另外一支则是英国英语变体（the British branch），这通常是“世界英语”中常提及的两大英语变体。从历史渊源上看，加拿大英语形成的主要原委是受美国中部和北部的语音的影响，这一点几乎是勿庸置疑的。

1812年英美战争之后，又出现了一股来自英国、威尔士、苏格兰以及北爱尔兰的移民潮。仅1815～1850年间，约有80万英国人来到加拿大。加拿大历史学家迪基（D.Dickie）说：“开拓者是英国人。他们的数量超过了英国保皇党人，他们使除了魁北克之外的所有省都英国化了”（转引自徐祥武，1985：17）。

Avis（1973）和Trudgill（2008）认为，这些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和语言混合（language mixture）对加拿大英语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837年，法裔不满，发生大起义。为了平息叛乱和同化法裔，1840年，英国颁布了《联合法案》，将法裔聚集的下加拿大（lower Canada）并入其他地区，合并成立加拿大省。这样就为同化法裔铺平了道路。随后大量英国人、美国人涌入，法裔人口逐渐被稀释，形成了今天被英美文化团团包围下的魁北克法国文化“飞地”（outlier）的局面。加拿大大部分地区逐渐实行英国化，英国英语开始成为加拿大的主流语言（Chambers，1973）。

直到1857年，Geikie牧师在描述上加拿大英语时，将加拿大英语分成两类：从美国进入到加拿大的美国英语和加拿大人自己创造的加拿大英语，首次将“加拿大英语”定义为“具有区别性特征的语言实体”。他认为，只有那些来自英国的移民讲的英语才是纯正的。Geikie的观点具有浓郁的规定主义色彩，甚至包含着错误的观点，如称加拿大英语是“一种在我们人群中发展起来的腐蚀化了的方言”（转引自Chambers，1993）。Geikie的话反映了当时在加拿大盛行、此后延续100多年之久的盎格鲁中心观。诚然，加拿大英语兼具了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两种变体的许多特征，兼容并蓄构成了加拿大英语的一个重要特点。庄和诚、黄秀兰（1996）认为，英国英语变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书面语，而美国英语变体的影响则反映在口语上。

Lighthall（1889）也发表了同样题为《加拿大英语》（Canadian English）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收集和评述了从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到魁北克省直至加拿大西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ritish Columbia）所使用的各种加拿大英语方言。研究结果发现，除了在政治、法律等领域之外，加拿大英语和美国英语相似度更高。Lighthall甚至预言加拿大英语会越来越接近美国英语。尤其是在19世纪末，相当多的常用美国英语词汇已经频频出现在加拿大英语中。这个语言事实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加拿大英语的“亲美”（pro-America）特征。

Chamberlain（1890）发表了题为《加拿大方言研究》（Dialect Research in Canada）的文章，他在Geikie和Lighthall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一些加拿大英语的用法特征。Geikie、Lighthall、Chamberlain从学术角度证实了加拿大英语是一门具有自己特点的英语，为加拿大联邦独立后形成加拿大自己的语言文化奠定了基础（转引自夏立新，2008）。

从地理位置上看，加拿大包括13个一级行政区（10个省和3个地区）（见附录1）。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魁北克省是加拿大联邦最大的省份，也是仅次于新斯科舍地区的第2大一级行政区。魁北克省是加拿大联邦10省中唯一的法语省，官方语言为法语，也是世界上除了法国之外最大的法语区。此外，新不伦瑞克省为英法双语省，其他的8省为英语省。据加拿大统计局（www.statcan.gc.ca）数据，截至2016年7月1日，加拿大人口数量首次突破了3600万人，魁北克省人口为8326100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2.9%。其中，78.1%的人的母语是法语，7.7%的人的母语是英语，其余的是母语为其他非英、法语的居民；在全国，母语是法语的人中有86.5%的人居住在魁北克省。因此，大部分魁北克人仍然坚守沿袭着他们祖先的语言和文化传统。

为缓和英裔与法裔之间在语言教育地位方面的矛盾，加拿大政府于1969年颁布了《官方语言法》（Official Languages Act），规定英语和法语在联邦政府、议会等机构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这项规定后来又写入了1982年《加拿大宪法》的《权力与自由宪章》之中。1971年10月8日，加拿大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Pierre Elliot Trudeau，1919—2000年）联邦政府倡导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成为全球第一个宣布实行多元文化政策的国家，特别强调多元文化政策实施是英语和法语的双语框架为前提。

魁北克省在1974年也通过了本省的《官方语言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法语的单一官方语言的地位。1977年，魁北克省又通过了《101法案》（Bill 101/Loi 101），即著名的《法语宪章》（The Charter of the French Language），规定该地区立法和司法工作、商业贸易、行政、教育等领域必须使用法语，所有的广告必须且只能使用法语，这昭示着法裔殖民者后代永不放弃标榜他们法兰西民族身份的语言这块最后的疆域，并且成功捍卫了这块神圣的语言领地（姜宁，2013）。

1988年，正式出台了《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用法律形式确认其国家为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这从加拿大的语言面貌上就可以呈现出来。根据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任何民族都有权保持和使用自己的祖裔语言以及选择英、法两种官方语言中的任何一种的权利。一般说来，英语是不同族群之间交流的通用语（钱皓，2013）。

加拿大政府于2003年颁布了《官方语言行动法案》（Action Plan on Official Languages），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官方语言教育的力度，增加官方语言教育投入，提高官方语言在整个加拿大社会的使用率。2008年，加拿大颁布《加拿大双语路线图》（Road Map for Canada’s Lingusitic Duality，2008—2013年），制定了推广英法双语的5年计划。规定联邦政府的公文必须用双语印刷，用英语和法语说同样一件事情，即税务、劳动、司法、银行、交通、航空、邮电等部门必须提供双语服务。因此，加拿大英语和英国英语、美国英语等变体之间的最明显的差异特征表现在英语和法语共同为加拿大的官方语言的语言格局。

尽管加拿大是双语制国家，但由于政治、经济、历史等原因，英语的主流地位变化不大，依然是最稳定、最重要的官方语言，仍是新移民融入加拿大主流社会的必备技能。讲法语的加拿大人为保卫法语，弘扬法兰西文化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张克勤，2000）。根据加拿大统计局2011年人口普查数据，约有56.9%的人把英语作为母语，而以法语为母语的仅占人口的21.3%，如图2.2所示。图2.2 加拿大语言使用概况

从地理位置上看，广义上的加拿大英语包括加拿大几个不同区域的英语，如纽芬兰英语（New Foundland English）、滨海诸省方言（Maritimes dialects）、不列颠哥伦比亚方言（British Columbia dialects）、中部与草原诸省加拿大方言（Central and Prairie Canadian）等。但从整体上看，加拿大英语不像英国英语或美国英语那样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和方言差异（刘红卫，2003）。

加拿大标准英语一般被定义为“一种阶层方言，即安大略省东部边境到温哥华岛受过教育的城市居民所使用的一种口语变体”（Brinton & Fee，2001：422）。这一个群体是相当大的，约占全加人口的60%以上。他们主要居住在距离美加边界100英里以内、长达4700英里的狭长地带的城市里，尤其是在魁北克和安大略地区。这些都给语言接触创造了机会。美国英语一直通过美加边境线上日益密切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往来联络对加拿大英语施加强大的影响。加拿大本身在大众传媒产业的发展上起步很晚，直到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人观看的是清一色的美国电视节目。根据加拿大电视网新闻调查，加拿大人受到美国杂志、网络、广告、软新闻的媒体冲击，带来的一个结果是越来越少的本地人去观看国产电视（CTV News，Oct.2，2009）。因此，“近水楼台”般的地理位置，再加上媒体传播的影响，加拿大英语正日益被美国英语同化（庄和诚、黄秀兰，1996）。事实上，加拿大英语与美国英语发音的相似度是和两国之间的距离而逐渐递减的。据统计，在加拿大南部最靠近美加边界的卡兹顿（Cardston）和雷蒙德（Raymond）城，约84％的人操美国口音；居住在较北部的卡尔加里（Calgary），这个比例下降到48％；更靠北部的和平河（Peace River）一带则只有39％（Orkin，1970：79-80）。

而安大略省以东地区则为魁北克地区，为法语区或法、英语言混合区，剩下来的只有面积较小的新斯科舍省和纽芬兰。上述来自美国的“英国保皇党”所居住的哈利法克斯（Halifax）地区就在新斯科舍半岛上，这些人受美国口音（主要为宾夕法尼亚口音）影响很大，因而不能算作加拿大通用英语的语音。至于纽芬兰地区，由于跟魁北克省相邻，英语口音已经不纯。Chambers（1997）认为，中产阶层使用的主流英语具有高度同质化（homogeneity），几乎没有区域差异。本文中所论及的加拿大英语即是指这种“加拿大通用英语”。2.2.2 语言特点

语言是民族独立最重要的象征和标志。因此，加拿大人也会有意地显示出与众不同，以保持其正面的群体特性。加拿大英语就是证明加拿大民族群体存在的一个重要证据。如上节所述，加拿大英语与英国英语和美国皆有渊源，一方面，在词汇、发音、句法等方面与美国英语或英国英语表现出趋同性（convergence）；另一方面，其他变体中所经历的语言变异现象未必会出现在加拿大英语中，或者加拿大英语中也会表现出独特的语言变异现象，即语言的相斥性（divergence）。然而，加拿大绝非是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的杂糅产物，而是同其他英语变体一样，在各种复杂的语言内部和语言外部因素的合力下，加拿大英语也会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自我完善，最终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加拿大英语变体。

本节主要参考以往有关加拿大英语的研究成果，对其在词汇、语音、句法以及语用等方面呈现出的区别性特征进行梳理。希冀对探讨强化词的变体差异、揭示强化词变异的机制以及社会变项如何推动强化词语法系统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参考价值。2.2.2.1 拼写特征

拼写法更能表现加拿大人对语言的态度。从历史来看，加拿大英语既受英国英语的影响，也深深地打上了美国英语的烙印。他们使用一种美国英语区别性成分与英国英语区别性成分杂糅混合的拼写系统，两种成分厚此薄彼与作家、预期读者、年龄、地区、教育程度以及出版商的印刷风格（house style）有关（庄和诚、黄秀兰，1996）。一般说来，西部一般采用英国拼写而东部采用美国拼写，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和老年人一般采用英国英语，而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或年轻人则采用美国英语（Baugh & Cable，1978；徐祥武，1985）。

在1984年，“加拿大自由编辑协会”对出版业人员、学者、编辑及作家等一些英语单词的拼写形式做了一次调查，结果如表2.1所示（百分数指的是占被调查人总数的比例）（李桂山，2008）。表2.1 加拿大英语单词拼写变式（注：符号“√”表示加拿大英语更倾向于这一种拼写方式。）

李桂山（2008）认为，从大量例子可以看出，加拿大英语中仍保留了部分英国英语的拼写。然而，从整体上来看，加拿大英语的拼写形式更倾向于和美国英语保持一致。特别是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对加拿大安全、经济、政治、语言、文化上影响最大的国家。大部分加拿大人都是在好莱坞电影、美国各大体育联赛（多伦多等加拿大城市直接参加美国职业篮球、冰球等联赛）、美式快餐的陪伴下长大的，乐于接受美国文化。这种与美国趋同的社会思维导向在加拿大政治圈被称为“大陆主义”（continentalism），意即北美大陆一体化。2.2.2.2 词汇差异

词汇是加拿大英语中最能体现其独立性的一个方面。加拿大英语词汇既包括美国英语词汇，也包括英国英语词汇，还有为数不少的具有加拿大特色和典型词义特征的特色词语或表达方式，人们称之为加拿大英语词汇（Canadianism）。韩以明（1993）指出，加拿大英语的词汇更能反映出加拿大英语的特点。这是因为加拿大人在使用英语的过程中，受到了加拿大自身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习俗、语言政策、民族构成等因素的影响，创造了许多具有加拿大本土或具有鲜明的加拿大用法特征的单词、短语或衍生出新的词义，尽管它们并不一定局限在加拿大国内使用（Avis，1973）。此外，加拿大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的国家。因此，加拿大英语还从其他语言中吸收借用了许多词语，这也是语言接触引起语言变化的一个绝好例证。

反映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重要载体——词典，是证明该民族语言存在的证据之一。回溯加拿大英语词典从源头至今的演进脉络，其编纂史可分为4个重要阶段，在这4个时期，分别出版了反映加拿大英语特点的各种词典。这些重要的拿大通用英语词典和加拿大英语学习词典包括《西加拿大英语词典与短语手册》（Western Canadian Dictionary and Phrase Book）（1912/1913）、《启蒙词典》（The Beginning Dictionary）（1962）、《中级词典》（The Intermediate Dictionary）（1963）和《高级词典》（The Senior Dictionary）（1967）、《加拿大英语历时词典》（A Dictionary of Canadianisms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1967）、《牛津加拿大英语词典》（The Oxford Canadian Dictionary）（1998/2004年）。Chambers（2004）对《牛津加拿大英语词典》（第2版）给予高度评价，“……2004年出版的辞典第2版则使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加拿大英语态度的变化达到了巅峰”。它的出版提醒人们对加拿大英语的关注焦点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其属于美国英语还是英国英语上，而是应该把其变体作为关注或研究的主体对象（董耐婷，2009）。

2.2.2.2.1 加拿大特色词汇

语义场分类

据Barber（2004）和Jurcic（2003）的调查，大概有2200多个加拿大英语特色词汇。Orkin（1970）则指出，事实上，和美国英语和加拿大英语相比，加拿大本土的特色词汇能产性并不高，多为一些零散的词汇，而且创造的主动性也不是太高。这些特色词汇主要集中在10个领域，分别是：（1）渔业：green fish（腌过的鱼）、sockeye（红大马哈鱼）、planter（向渔民购买他们捕获的鱼的商人）、fishocracy（纽芬兰地区反对自治政府的那些有钱商人）等。（2）通行：bateau（平底河船）、birch-bark canoe（白桦皮小划子）、bushplane（将捕兽员送到捕兽线上去的轻型飞机）、pointer（结实的平底船）、day pass（一天内可以无限次乘坐公交地铁的票据）、transfer ticket（用于地铁和公交车单向转乘的票据）等。（3）地理、地貌、气象：concession（政府特许设立镇分区的土地）、Upper Canada（安大略省）、Lower Canada（魁北克省南部地区）、Maritimes（滨海诸省）、Prairie Provinces（草原诸省）、moose pasture（被认为有开采潜质而事实上却毫无价值的土地）、bald prairie（无树草原）、plank road（木板路）、ice-road（冰路，冬天可穿过河、湖的路）、cutters（单马拉的矮雪橇）、democrats（双马拉的旅客马车）、coulee（峡谷，低地）、dalles（急流）、skin ice（很薄的新结的冰）、black ice（冬天雨后马路上结的透明的冰）、chinook（冬季里天气暖和的两三天）、agloo/aglu（冬天海狮为了呼吸在冰层上撞出的呼吸孔）、graple（供小船停泊的码头）、chinook arck（西部草原晴朗天空中出现的像船一样形状的云）等。（4）植被、动物：rampike（高大的被火烧黑了的死树）、pinery（用于开采的松林）、white pine（美洲五针松，又称作魁北克松）、squared limber（方木）、Canada goose（加拿大黑雁）、Canada jay（灰噪鸦）、groundhog（美洲旱獭）等。（5）森林开发：bush ranger（熟悉灌木林的人）、shanty（伐木工住的棚屋）、Douglas fir（道格拉斯杉）、high-lead system（架空索道伐木作业）、booming ground（河、湖、海口堆集木材处）、maple butter（枫糖奶油酱）、sugarbush（糖枫林）、skidroad（伐木场的滑木道）、skidder（滑道建造者，集材工人）等。（6）社群活动：raising bee（帮忙盖房的组合）、logging bee（伐木开垦土地的组合）、winter-licious（冬季美食节）、clergy reserves（宗教保留区）、saddlebag preaehers（背鞍囊的牧师）、to hit the skids（身无分文）、to be on the skids（失业或彻底失败）、to put the skids under（使倒塌或失败）、to grease the skids（使事情进展顺利）、to jack（用舞灯猎兽或捕鱼）、jaek（夜间非法狩猎）、sodbusting（开垦出土地以用于耕种）、trapline（捕兽线）、fireguard（防火线）、stook（堆麦束）、wedding social（婚礼前亲友为准新郎和新娘举行的筹款聚会，款项通过入场费、卖饮料和抽奖收入筹集，在安大略省西北部等地流行）、cradle-rocker（淘汰摇选台）、riding（英国自治领加拿大的选区）、separate school（天主教学校、非公立学校）等。（7）体育娱乐：sin bin（冰球受罚球员席）、slap shot（［冰球］猛击）、hockey stick（冰球球棍）、butt-ending（用冰球棒猛碰对方队员身体以使其减速）、penalty-box（被罚暂时下场的球员坐席）、rink rat（冰球义工）、rot hole（冰窟窿）、frostboil（路面冻得凹凸不平）、baggataway（玩球）、lacrosse（曲棍网兜球）、to ice a team（让穿戴好的冰球队上冰，准备比赛）、deke someone out（骗出某人）、stickhandle a problem（灵活处理）、toboggan（一种雪橇，平底，一头翘起，两侧有扶手）等。（8）身份认同：First Nations（美洲印第安人）、Acadians（沿海地区受法国影响的居民）、Anglophone（以英语为母语的人）、Francophone（以法语为母语的人）、Bluenose（青鼻子，即新斯科舍省人）、country wife（某商人在加拿大同居的配偶）、French half-breed（父亲为法国人，母亲为印第安人）、sniggler（抢占停车位的人）、independantiste（支持魁北克独立的人）、all Canadian（加拿大全国最佳运动员）、Loyalist（亲英分子）、the Mounties（加拿大皇家骑警）、kid brother/sister（弟弟或妹妹）、Maple Leaf Card（加政府自2002年颁发的由塑料制成的枫叶形永久居住卡）等。（9）饮食安居：Nanaimo bars（纳奈莫甜点）、French fries（法式土豆条）、butter tarts（牛油挞）、spruce tea（通过煮沸云衫嫩枝制成的饮料，可用来防治坏血病）、hydro（供电设施）、faetory（毛皮货物站）、parkade（停车库）、soddy（草泥墙的窝棚）、outport（海边孤屋）、chesterfield（靠背、座位和两端都有垫料的长沙发）、buffalo chips（用做燃料的牛粪）、chesterfield（坐卧两用长沙发）、tuque（冬天戴的帽子）、pogey（福利或失业保险，略带贬义）、pogey（失业救济）等。（10）淘金：buttter-and-egg money（靠辛勤劳动挣来的钱）、gold-hunter（探寻金矿者）、prospector（探矿者）、gold bar（指河流中一条砂金带，可用淘盘选淘金砂）、discovery claim（发现金矿的声明）、bar diggings（在河中发现金矿的声明）、dry diggings（在远离河流处发现金矿的声明）、diggings（挖掘开采）、grizzly（格筛）等。

词源的特点

从词源角度来看，除了英语本源的词语外，加拿大英语还融合了来自土著语、法语以及其他语言的大量元素，主要包括：（1）来自土著居民的词语：尽管土著语并不是构成加拿大英语的主体，但也体现了加拿大英语独具特色的一面。加拿大英语中所吸收并沿用至今的土著语大多来自加拿大独有的气候环境、动植物名称以及和土著生活息息相关的词汇，例如watap（细线，北美印第安人用针叶树树根做的用于编织缝纫的细线）、muskey（沼泽地）、caribou（北美驯鹿）、caroajou（貂熊）、raccoon（浣熊）、beaver（河狸）、caribou（驯鹿）、pekan（鱼貂）、saskatoon（唐棣）、tamaraek（美洲落叶松）、moose（加拿大驼鹿）、parka（派克大衣）、mukluk（爱斯基摩海豹皮靴）、tepee（印第安人圆锥形帐篷）、kayak（兽皮独木舟）、umiak（兽皮舟）、igloo/iglu（用冰块造成的拱形圆顶屋）、Inuit（因纽特人）、Pemmican（干肉饼）、malamute（因纽特人用来拉雪橇的北极犬）、splake（加拿大鳟鱼）、tomahawks（印第安人战斧）、kayak（爱斯基摩单人划子）、anorak（带风帽的厚茄克）、parka（毛皮风雪大衣）、moccasins（印第安人穿的无后跟软皮平底鞋，莫卡辛鞋）、cheechaco（新手，新来者）、hooch（酒）、muskeg（泥岩沼泽）、pemmican（肉糜压缩饼）、toboggan（平底雪橇）等。此外，加拿大地广人稀，许多探险家直接借用了土著人的词汇来为一些城市、小镇命名，例如Toronto（多伦多）、Ottawa（渥太华）、Oshawa（奥沙瓦）、Winnipeg（温尼伯）、Saskatoon（萨斯卡通）、Ponoka（波诺卡）、Wetaskiwin（韦塔斯基温）、Squamish（斯阔米什）、Esquimault（爱斯基摩特）、Nanaimo（纳奈莫）、Tuktoyaktuk（图克托亚图克）、Iqaluit（伊卡卢伊特）等。（2）来自法语的词汇：作为加拿大官方语言之一的法语也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加拿大英语。历史上看，由于第一批探险家是魁北克人，许多词汇来源于法语，例如prairie（大草原）、portage（陆上运输路线）、bateau（平底船，轻舟）、aboiteau（水闸）、Aeadian（阿卡迪亚人）、snye（支航道）、poutine（搭配了奶酪和热肉汁的薯条）、tuque（双层编织御寒帽）、autoroute（高速公路）、caehe（贮藏处）、cariole（马或狗拉的雪橇）、Francophone（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的国家里讲英语的人）、mush（驾狗拉雪橇旅行）、tuque（双层编结御寒帽）等。不仅如此，在英法语言接触的影响下，加拿大有些政府部门及公司的名称也仿照法语的词序把定语的位置移到名词之后，例如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加拿大公民身份和移民局）、Passport Canada（加拿大护照）、Air Canada（加拿大航空公司）等。更值得一提的是，长期的法语沉浸式教育（immersion education）也大大拓宽了加拿大的英语使用者对法语词汇的选择面。（3）来自其他语言的词汇：例如源自中国的bubble tea（珍珠奶茶）、moo shupork（猪肠粉）、ya pear（鸭梨）、I Ching（易经）、shen（神）、hundred flowers（百花齐放）、Chinese New Year（春节）、Kuanyin（观音）、kylin（麒麟）、dim sum（点心）等；源自日本的California roll（以酪梨、蟹肉和黄瓜为配料的寿司）、ryokan（小酒店）等；源自意大利的soppressata（未经熏制的意大利香肠）、margherita（土豆奶酪比萨）、zuppa（鱼汤）、macchiato（添加热牛奶的咖啡）等；源自德国的rollmop（腌制的生鲱鱼片）等；源自印度的pakora（裹着调料的花椰菜、胡萝卜或其他蔬菜的油炸食品）、papadum（以扁豆为原料的油炸薄片或土豆条）等；源自乌克兰的kubasa（大蒜香肠）等（董耐婷，2009）。

2.2.2.2.2 与英美英语相应的词汇

一般说来，在社会、经济、科技、文化习俗等方面多使用美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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