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学亮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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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丰碑：二滩水电站建设工程胜利竣工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决策与招标
●邓小平说：“要搞现代化，没有大的骨干项目办不到，没有骨干工程，小项目再多也顶不了事。”
●李鹏建议：“从战略上考虑，应把二滩工程列为全国能源建设的重点，并把二滩工程列入‘六五’计划。”
●孙中弼说：“为了保护人类唯一的地球，中国迫切需要改变能源结构，建立一个二滩……”
邓小平批示建设二滩水电站
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陪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访问四川。在途中，邓小平与金日成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在谈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时，邓小平说：
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这是关键。
9月22日，邓小平从成都返回北京途中，听取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纺织工业部部长郝建秀，中共中央委员、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李鹏等有关方面负责人汇报关于建设二滩水电站问题。其间，邓小平说：
建设二滩水电站，已经讲了很久了，我赞成。不只二滩水电站，还有一批项目要上。要搞现代化，没有大的骨干项目办不到，没有骨干工程，小项目再多也顶不了事。这些项目，包括鞍钢的改造，都需要很长的建设周期，应该早一点动手。不要徘徊，一徘徊，一年两年就过去了。
邓小平对攀西开发一直非常关心，早在1965年11月，他就实地审定了攀枝花建设方案，作出“这里得天独厚”的评价。
当时，有关方面负责人向邓小平建议说：“二滩位于攀枝花市附近雅砻江下游，水利资源非常丰富，但开发利用差，若建成装机容量330万千瓦的水电站，可缓解四川电力供应紧张的局面。”
邓小平听了建设二滩水电站的汇报表示赞成，后来还专门作了批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西部落后地区的开发，始终是一个关系全局的经济战略问题，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此倾注了高度的重视，先后进行了3次西部开发高潮的建设：第一次是50年代以“一五”计划为中心的大规模西部新工业基地建设；第二次是1964年至1978年以战备为中心在西部后方进行的三线建设；第三次是1999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战略。
二滩水电站位于雅砻江畔，水能资源十分丰富，以大渡河、金沙江、雅砻江为主干的大小河流有300多条，水资源居世界之冠。
雅砻江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南麓，流经攀西大裂谷境内的干流全长1368千米，天然落差3180米，河口段平均流量和多年平均经流量大大超过黄河。
据专家测算，雅砻江水电蕴藏量巨大，可开发装机容量2400万千瓦，沿江可规划开发21级电站。
但多年来，滔滔江水不舍昼夜地奔腾，没有得到开发和利用。因此当地人说：“一江春水向东流，流的都是煤和油。”
1983年6月30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到：
不搞重点建设没有希望。能源、交通等重点项目，都是十年八年才见效的。比如三峡工程、长江上游的二滩工程，应该搞哪个，不要再犹豫了。
1985年，水电部和省政府联合向国务院报告，极力说明尽早建设二滩水电站的重要性。1986年，二滩水电站工程初步设计出台，并荣获国家设计一等奖。
1987年，国家计委同意兴建二滩水电站，并列入国家“八五”计划。为了缓解国内资金的不足，还决定利用世界银行贷款。
完成二滩电站前期准备工作
1982年9月19日，时任水电部副部长的李鹏陪同胡耀邦总书记视察二滩后，立即撰写了《二滩水电站是解决四川能源的关键一着棋》的报告。李鹏在报告中建议中央：
一、从战略上考虑，应把二滩工程列为全国能源建设的重点，并把二滩工程列入“六五”计划。
二、本着自力更生、争取国际合作的方针，可以聘请部分国外技术顾问解决某些关键技术疑难问题，也可以利用一些外资，如中美水电合作贷款或世界银行贷款。为了争取时间，建议早立项、早开工。
任何国家都明白，电力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没有电，就没有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
中国缺电的局面已持续了数十年，而且日益严重，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由于水力资源是清洁的、可以再生的能源，开发水电可以集一次能源与二次能源于一举，合开发能源与节约能源于一体。虽然投资大、建设周期长，但发电成本低，综合效益好，有利于环境保护。因此，发达国家都极其重视水电开发，开发程度一般都在50%以上。
中国人是第一个发现并利用了煤、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的民族，而水能资源储量居世界第一。
但是，我国却并没有重视大自然如此慷慨的馈赠，由于资金匮乏和水电建设体制本身的各种问题，水电开发不但没有蓬勃发展，反而在“七五”、“八五”期间连续滑坡。
生活在穷困之中的西南人民，世世代代都有许许多多美丽的梦想，而梦想之一，便是渴望那从家门前、从胸膛上流过的冰冷彻骨的雪水，化为汩汩的温泉，带来热，带来力，带来光明。
号称“河流王国”的四川，被专家们称为“世界水能大宝库”，全国规划的12个水电基地中，四川便有4个，其装机容量占全国一半以上。但是，四川却是全国缺电最严重的地方。
当时，“能源危机”更为严峻。企业不但“停三供四”，甚至“停五供二”，连省会成都街头的商店、电影院、理发店门前，也不得不自己摆个小小的发电机，以便随时准备应急。由于能源不足，近一半的生产力被长期闲置，每天少创产值1亿元以上！“五五”后期，贵州、甘肃陆续给四川送电，短时期的相对富裕形成了四川“窝电”的假象，以致整个“六五”期间，四川竟基本没有投入新的项目。
随着甘肃、贵州本省经济发展，先后停止向四川供电，四川的“能源危机”更为严峻。
农村在春灌的紧张时刻也常常遇到停电，缺电还带来化肥、农药、水、油的全面匮乏。
小学生们给西南电力设计院打来电话：“我们要光明，不要黑暗！”
人民代表们提出：“四川水力蕴藏量全国第一，为什么要端着金饭碗讨口？”
从重庆到成都，从江油到渡口，到处是一片要电的呼声。
四川省委、省政府责成新上任的副省长马麟尽快解决缺电问题。
金沙江、大渡河、雅砻江发出雷鸣般的轰响，呼喊着、震撼着人们，但是人们却仿佛迟迟没有听懂那带着焦急、带着希望的声音。滚滚江流，带走了光和能，带走了亿万财富，带走了无价之宝。
中国的水电工作者日夜梦想着建立一个自己的巨型水电站。
川西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组成的“三江流域”，是中国最大的水电能源基地。在金沙江和雅砻江的交汇处，是地质学上赫赫有名的攀西大裂谷。
据专家预测，攀西大裂谷的资源之富饶，可以超过久负盛名的东非大裂谷和欧洲莱茵裂谷带，不仅水能资源丰富，而且已发现159种矿产。
攀西历史上曾有过“南方丝绸之路”的辉煌。传说中，是金凤凰居住过的地方。
首先发现大自然赐给中国这稀世珍宝的，是电力工业部成都勘测设计院的勘测者们。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些在荒山深谷中用燃烧着的生命发现光和热的人们。
成都勘察院1958年至1961年连续4年对雅砻江进行了勘查，国务院长江规划办、中国科学院南水北调考察队、上海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等单位也进行了许多工作。对二滩大规模进行勘测和真正确定坝址，却经历了两代人。
马麟经过实地调查，冥思苦想，并和省计经委、省电力局多次研究，终于形成了新的思路：多家办电，大中小并举。
省委、省政府立即统一了思想，“七五”、“八五”期间，一定要认真抓好几个骨干项目。
于是，二滩便以特殊的重要地位出现在人们面前，成为四川省走向21世纪的命脉工程。
1985年3月，水电部和四川省人民政府联合上报国家计委，要求部、省合资兴建二滩电站。
同月，国家计委及中国科学院立即在北京举行了二滩水电站可行性报告若干问题论证会。中科院以张光斗教授为首的7位学部委员和十几位技术权威参加了这次论证会。
同年4月，水电部受国家计委委托，又在攀枝花市召开了二滩水电站可行性研究报告论证会。两个论证会都充分肯定了成都勘察院的可行性报告。
1985年8月，成都勘察院完成了二滩水电站的初步设计。
1986年，四川省又两次上报国家计委，准备在“七五”期间自筹资金4亿元，用于二滩电站的前期建设。
马麟向省委、省政府汇报时说：
电站的前期工作一般要三年才能完成。在这段时间内，中央的资金进不来，四川财政又十分困难……
省委书记杨汝岱看过报告之后，他皱起了眉头问马麟：“你是什么意见？”
马麟胸有成竹地说：“我想，只能千方百计克服困难自己创造条件！”
杨汝岱不无忧虑地追问：“说具体一点吧，到底钱从哪儿来？”
马麟说：“钱，不向财政要，我来想办法。我的设想主要是出台一点政策，希望省委、省政府支持。”接着，马麟仔仔细细地谈出了具体的设想，包括每度电提高一分电费投入二滩建设等等。
听着听着，杨汝岱紧皱着的眉头展开了，高兴地露出了微笑，点着头道：“那就不要等了，你就想办法吧。‘三通一平’要多少钱？”
马麟说：“要几个亿吧……”
杨汝岱马上表示：“好，就这么办，要政策好办，我支持！”
1987年，攀枝花市成立“支援二滩建设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当时主管基建的副市长秦万祥挂帅，随时搬开阻碍工程的拦路虎。
秦万祥清楚地明白自己所担负的责任，他充满激情地说：“作为主管基建工作的副市长，对二滩我有不可推推卸的责任，包括个人责任、领导责任和历史责任。二滩座落在攀枝花，是大自然对我们的偏爱；我能参与这一工作，是人生的幸运。面对稍纵即逝的机遇，我们必须敢冒个人风险，努力打开局面。”
秦万祥和市领导们一起，经常深入工地现场，曾召开过6次县、区、乡、施工企业参加的大型现场办公会，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县长、县委书记们都亲自来到农民家里，动员并帮助搬迁。
3年多，四川省在资金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单独投入4亿多元资金，确保了二滩电站准备工作的完成。
成立二滩水电站开发公司
1987年7月，国家计委正式将二滩水电站列入国家计划。这年年底，正在东海之滨青岛出差的中国水电五局局长孙中弼突然接到了紧急通知，让他即刻赶到成都参加重要会议。
当时，水电五局正在紧张地修建四川广元附近的宝珠寺电站，得到通知后，孙中弼以为是上级需要他汇报工作，便匆匆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到成都后，组织会议的人们没有作出什么说明，塞给孙中弼一张去渡口的火车票，只对他说了一句话：“赶快到二滩去。”
和许多从事水电工作的人一样，孙中弼对二滩电站也早已闻名，并常常希望自己也能亲手建造起一座这样巨型的工程。
现在，这样一个历史的机遇就摆在了孙中弼的面前，虽然让自己去二滩到底是干什么都还不清楚，但只要一想起这个巨型工程可能和自己这次二滩之行有某种联系，孙中弼便兴奋不已，他暗暗自言自语：“难道要我们去参加投标？”
孙中弼坐在火车上，和往常的习惯一样，他仍然手不释卷。孙中弼酷爱读书，多年养成了勤于思考的习惯。他反复阅读着3本书：《拱坝设计》、《招标常识》、《英语词典》。
孙中弼略显清瘦，披着一件破棉衣坐在颠簸的车窗前，就像一个极其普通的技术人员。只有他那闪烁在眼眸深处的睿智和略带忧郁的沉思，以及1.85米高的大个子，才使他显得不同于一般人。
1960年，孙中弼毕业于天津大学海港工程专业，但由于人事部门的疏忽，他竟然被安排到了极其艰苦的水利和水电工程中。
在人们的印象中，对搞水电也是千差万别的，有人认为搞水电艰难而困苦，长年在崇山峻岭中奔波。有人却认为搞水电的人常在人们不能到达的地方出没，可以看到平常人看不到的人间秀色。
但在孙中弼这样的水电工作者心中，却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这么多，他们只有一个念头：“我们是干这一行的，不管怎么样，反正最后就是要发电！”这一句话，把所有的酸甜苦辣都包括了。
多年来，孙中弼一直在施工第一线和职工们一起摸爬滚打，而且经常是身先士卒。
大家有时吃饭连碗筷也没有，就把铁锨擦一擦，然后撮起一锨菜，再折两根树枝就当筷子，甚至是把馒头戳起便啃。
在孙中弼的记忆中，从1960年到1985年，他整整25年几乎都没有住过真正的“房子”。有时用油毛毡和席棚搭个工棚，里面再糊一层报纸，这便是房子了。
工棚常常搭在山坡边，遇到山上下来洪水，便在房子的纸墙上戳个洞，水“哗哗”地流了出去。遇到下大雨，“纸房子”里外浸透了雨，不得不掀掉重搭。有时不搭工棚，便挖个地窝子，地槽子是过道，地面就是床面，晚上从地槽子爬进去睡在地面上。
食、住如此简陋，衣、行当然也好不到哪去。成天一身工作服，风里来雨里去，泥一身汗一身。出行全靠两只脚板，为了解决工程中的问题，孙中弼曾一天光着脚走过60公里，累得都吐了血。
直到后来当了局长，孙中弼出差时还经常站在硬座车厢的厕所里。他唯一的儿子无法照顾，只得咬咬牙将他扔在上海和老母亲相依为命……
孙中弼身着棉大衣来到渡口了。刚下火车便觉得热浪扑面，猛一低头，看到前来迎接他的人竟都穿着短裤和衬衣。孙中弼笑了，他一下子怔在那里，在那一瞬间，他竟怀疑自己是不是到了国外。
曲折蜿蜒的雅砻江水奔腾着、咆哮着，绿色的江流中溅起了雪白的浪花，带着顽皮，带着莽撞，也带着欢欣，形成了高水头、大流量，映着丽日晴空，映着蓝天白云，仿佛在为远道而来的孙中弼欢呼。
在孙中弼匆匆赶到成都的同时，水电部又物色了二滩开发公司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
早在1982年，云南的鲁布革电站是中国水电工程第一个向世行贷款并实行国际招标的。曾被誉为水电改革开放的“窗口”，产生了著名的“鲁布革冲击”。
鲁布革发电后，水电部副部长陆佑楣问电站总工程师王音辉：“搞完了鲁布革你干什么？”
王音辉1967年清华大学毕业，长期在水电部门转战南北，曾荣获吉林省偏远地区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他性格诙谐、爱说爱笑，当时王音辉笑着回答：“解甲归田。”
陆佑楣也笑了，他说：“嘿，40多岁就解甲归田？你去二滩，去孙中弼那儿！”
瘦瘦的王音辉做了个滑稽的鬼脸问：“孙中弼？谁是孙中弼？”
陆佑楣想了想回答：“个子最高的那个……”
于是，王音辉和上海同济大学毕业的刘孝璞一起，从鲁布革来到了成都。
孙中弼任二滩水电开发公司（筹）的总经理，王音辉和刘孝璞任副总经理，领导小组由7个人组成，除3名兼职外，专职的只有他们3个人，另外的高安泽算半个人，这就是他们后来常常开玩笑所说的“三个半人”。
虽然1987年国家计委已将二滩电站列为预备建设项目，但并没有正式立项，因此开发公司（筹）自成立之日起，大小困难便接踵而至，数不清的问题常常使他们顾此失彼。
因为经常需要和四川省乃至中央的领导联系，所以公司本部设在成都。没有办公室，便临时租了几间房子。没有食堂，领导班子几个人每人发了一个大大的瓷碗，孙中弼说：“干脆上大街买小吃去，反正‘成都小吃’天下闻名。”
王音辉端着大瓷碗吃“刀削面”，孙中弼每天5个“锅盔”就打发了自己，早晨一个，中午和晚上各两个，外加一小碗小白菜汤。
孙中弼等都没有想到，这个“筹”字竟一直存在了4年之久，直到1991年中央才正式同意立项。
听到正式立项的消息后，孙中弼高高兴兴地对大家说：“终于可以把‘筹’字取消了！”他马上叫个工人把大门口招牌上的“筹”字凿掉，谁知这“筹”字粘得竟十分牢实，怎么也凿不掉。
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笑着议论：“这是唐僧取经，九九八十一难还差一难哩！”
进行二滩水电站国际招标
1991年8月31日，四川二滩水电站工程土建国际招标合同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李鹏总理、邹家华、王丙乾、吴仪等领导人出席了签字仪式。
签字仪式结束后，李鹏约见了世界银行代表、各国驻中国大使、中标的外国承包商、中国有关工程局领导、中央有关部委领导，以及中外记者。
李鹏郑重宣告：
中国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政策，欢迎世界各国及世界各种经济组织与中国友好交往。
二滩水电站由中央和四川省合资建设，部分利用世界银行贷款，主要土建工程实行国际竞争性招标。
早在1988年元旦，《人民日报》（英文版）便向全世界公布了二滩电站将要进行国际招标的公告。2月份开始出售资格预审文件，国内外43家承包商前来购买，最后提出正式申请的是13家，许多是国际上赫赫有名的大公司。
招标前，世界银行要求对标书进行审查。世行本部在华盛顿，孙中弼和成都勘察院的主要设计人员准备到华盛顿去。
后来世行又提出，标书是美国哈札公司帮助编写的，哈札公司的本部在芝加哥。孙中弼说：“干脆大家就去芝加哥吧。”
于是1988年11月，一行人去了芝加哥。
世行的专家们对标书特别是商务条款部分进行了严格、细致的审查，一页一页地推敲、一页一页地提出修改意见。
孙中弼和成都勘察院的设计人员们白天坐地铁到哈札公司60层的高楼上和专家们一起研究，晚上回到公寓里大家再进行讨论和修改。
11月的芝加哥，外面已经很冷了，但公寓里温度却很高，大家都只好穿着背心短裤。沙发不够了，便坐在地毯上。孙中弼个子很高，他似乎觉得坐在地毯上更舒服，常常把沙发让给别人。讨论讨论着，有人疲倦地睡着了，半夜醒来又继续讨论。
就这样，大家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了半个月，标书终于修改完毕。
芝加哥是仅次于纽约的美国第二大城市，也是美国中西部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它还是一个美丽的湖港。波光粼粼的密执安湖上游弋着许多漂亮的游艇，银色的海鸥在蓝色的湖面上飞翔，横无际涯的湖面，看上去不知道究竟是湖还是海，防波堤上还高耸着一座灯塔。
沿密执安湖边建筑着许多世界闻名的高楼大厦，美国最高的摩天大厦高433米的西尔斯大厦就在这里。它每年都接待无数的参观游览者。
但是，孙中弼他们却没有时间潇洒地欣赏这些美景，标书突击修改完毕后便匆匆踏上归途。
1988年底，二滩开发公司（筹）向通过资格预审的承包商们发出了合格通知书；紧接着又出售了标书和各种参考资料。1989年5月底召开了标前会，不但向150多名中外承包商详细介绍了二滩工程的地质情况、设计总体布置等等，还组织他们到工地现场进行踏勘，进一步了解工程各方面的情况。
标前会开得热烈而成功，世界排名前15位的筑坝公司和国际著名的洞室开挖公司都来到了雅砻江边，互相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他们不但希望跻身于二滩这个巨型工程，而且还希望以此为契机，进而挤入中国巨大的水电市场。
二滩开发公司（筹）、成都勘察院以及中外专家们对承包商的投标书一一进行了认真而细致的审查，并反复进行了筛选和比较，写出了长达20万字的评标报告。
随后，世行特咨团专程到成都审查了评标结果，世行也派员参加审查，并同意了评标结果。
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孙中弼向上级建议，为了二滩，必须三管齐下：国际招标、世行贷款、前期工程一齐上。
1989年8月，国家能源投资公司总经理姚振炎，能源部副部长陆佑楣和能源投资公司水电项目部主任张建贤在出差福建水口的飞机场上进行了研究，回到北京后，一下飞机便直奔国家计委，向当时担任计委常务副主任甘子玉汇报。
10月，二滩开发公司（筹）终于争取到国务院和国家计委的同意，在成都举行了开标会。四川省省长张皓若亲临会场，并在会上用英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开标结果，以意大利的英波吉洛为责任方，法国杜美思、中国水电第八工程局、法国大马赛、意大利托诺5家公司组成的联营体夺取了大坝土建工程标。
以德国的霍尔兹曼为责任方，由中国长江葛洲坝工程局、德国霍克梯夫组成的联营体夺取了地下厂房工程标。
1990年5月底，国家能源部正式批准了评标报告。
1990年底，意大利、法国、德国承包商们都到成都来了。
当时最困难的还是争取世行贷款的问题。
世界银行是全世界130多个国家共同出资组建的股份制银行，最高权力机构是执行董事会。发放贷款必须经过执行董事会表决，表决时按股份计票。
中国在世行的股份是1.3%，而美国是13%，这就意味着表决时我们举10只手只相当于美国举一只手。欧洲国家在世行的股份一般是7%。
这种局面表面看来，中国无疑处于绝对的劣势。
但是，孙中弼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我们的劣势并非不能改变。
针对世行强调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有关规定，孙中弼又风尘仆仆地专程赶到华盛顿去，向世界银行详细介绍情况。孙中弼说：
为了保护人类唯一的地球，中国迫切需要改变能源结构，建立一个二滩，每年至少可以少烧1000万吨标准煤，会减少大气层中一氧化碳的污染，还会避免产生污染环境的粉尘、煤灰、废气，大大有利于人类的环境保护。
孙中弼声情并茂、极具说服力的雄辩，感动了世行中国和蒙古局工业和能源处的工作人员们。
世行行长康德勒尔先生对中国人一向比较友好，他亲自出面做日本人的工作。
经过一番努力，世界银行逐渐重新为中国敞开了大门。
二、勘测与设计
●在深山老林中，他们常常和后勤失去联系，靠喝泉水、采野果为生。晚上便点起一堆篝火，烤了前胸又烤后背，或住在树林中或睡在岩洞里。
●刘显辉说：“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得干，不干，哪来的社会主义？搞勘测，是我们的本职工作，雅砻江是国家的财富，我们得想法让她为国家作出贡献！”
●胡耀邦高兴地说：“像这样集中的丰富水力资源，是得天独厚，全世界少有，要尽快开发出来。”
勘测队早期多次勘测雅砻江
1956年初夏，电力工业部成都勘测设计院第四普查队年轻的队员们来到了雅砻江边。
一首当时在勘测队员中十分流行的歌曲，伴着涛声，在崇山峻岭中回响：
是那山谷的风，
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
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
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背起了我们的行袋，
攀上了层层的山峰，
我们满怀着无限的希望，
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宝藏……
但是，当时刚刚解放不久，偏僻的崇山峻岭中，正是土匪们的巢穴。普查队还没有到达雅砻江边，便遭遇了几次土匪。到达雅砻江下游小得石附近七八公里处，又发现前面有土匪叛乱，普查队只好撤出，转而去勘测青衣江。
1958年，成都勘察院再次组织了雅砻江勘查队。1955年从北京水电学校毕业后到了四川，当时刚刚18岁的郑平参加了1956年的勘测，1958年，他又一次参加了对雅砻江的勘测。
当时，全队十几个人都是年轻人，队长张自荣也只有20多岁。
1958年4月，大家便开始了对雅砻江的勘查，着重勘查下游一段。
那时叛匪仍然很多，经常可以听到土匪杀人放火的消息，大家都很紧张。部队派了一位年轻的解放军班长李国明保护他们，李国明是一位非常好的战士，正要被提升为排长。
李国明白天和大家一起跋山涉水，晚上又要为勘测队值勤放哨，再加上山里面经常没吃没喝，10多天后，李国明的体力消耗太大，人也十分疲倦了。
不幸的事发生了，在一天晚上站岗时，李国明打起盹来，误撞了枪上的扳机，当场将自己打死……
1958年7月，勘测队从冕宁出发，对雅砻江洼里到河口一段进行考察。
当时条件十分艰苦。从金矿到洼里要翻越锦屏山，最高的地方海拔4200米以上，到处云雾缭绕。
大家正当年轻，不觉得有什么高山反应，但是苦的是找不到路。密密层层遮天蔽日的大森林，树上爬满了旱蚂蟥，灰褐色，四五厘米长，软软的，爬在树上昂着脑袋不断地摇晃，人一走过，马上沾到人的身上吸血，扯都扯不下来，只有用烟头烫。大家把衣服裤子扎紧，浑身还是被咬了很多血疱……
大家行走在森林里，不能骑马、骑驴，只能步行，背上还背着粮食，休息时便拣几个石头搭个灶，拾一些树枝开始煮饭。他们的运气还好，后来打到了一只山羊烤来吃，大家一边吃着一边都喊“香极了”。
雅砻江河谷的山崖大都十分陡峭，两岸重岩叠嶂，连猿猴也难攀登。从下往上望去，仿佛只能看到一线的天空，连太阳和月亮似乎都被挤扁了。
崎岖狭窄的山崖中挤出一条绿得发蓝的江流，水急如箭，在巨大的礁石前，勇猛地跌落而下，涛声震天动地，翻滚着无数雪白的浪花。
由于沿途大都是人迹未至的地方，根本没有道路，勘查队员们只能背着资料、背着仪器、背着粮食，手足并用地在悬岩绝壁上攀援。高山牵着高山，深谷挽着深谷，没有多久，衣服就被挂破了。他们长发披散，满脸泥灰，个个都成了野人。
在深山老林中，他们常常和后勤失去联系，以致不得不像飘泊在荒岛上一样，靠喝泉水、采野果为生。晚上便点起一堆篝火，烤了前胸又烤后背，或住在树林中或睡在岩洞里。
金矿到洼里直线距离只有10多公里，但为了要沿江考察，勘测队足足走了3天。
当时，大家把洼里称为“三滩”。
为了取得可靠的水文资料，成都勘察院的水文人员常年累月坚持在野外作业，在一次山洪暴发中，水鹿水文站周围老乡们的房屋一夜之间全被突发的泥石流摧毁，只有水文站幸存。幸存的人们坚持测量了最大洪峰。
从7月到10月1日，大家沿着江边从洼里一直考察到江口，走到雅砻江和金沙江交汇的地方。
9月26日，当大家从茅坪往下顺江走时，突然看见左岸的花岗石天然铸成为一头巨大的、灰白色的牛。牛头向前伸出，躬着有力的双肩兀立在江水中。
队员们高兴得又跳又笑：“这个‘四方牛’的所在地，正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坝址。”
于是在这一天，二滩第一次被发现了！
当时，队员们十分兴奋、十分自豪，河里流淌的不是水，是石油，是煤炭，是财富啊！再一计算，发电量可以达到百万千瓦以上，大家简直乐坏了！
这一次，勘测队沿途选中了12个坝址。
从1958年到1961年，年轻的郑平，跟着年轻的勘查队对整个雅砻江进行了全面勘测，修正了许多地图上的错误。在陡峭的、刀削般的峡谷和疾驰如箭的江水中，他们看到了大自然移山填海的鬼斧神工。在涛声中，他们听到了大自然亿万年来的呼喊，在狂喜中他们常常涕泪交流。
为了要仔细地测出整个河流的流量、水面的高差以及其他一些宝贵的资料，勘查队从黄河上调来了羊皮筏子。
每个羊皮筏子都绑着10几个灌了气的羊皮袋。队员们坐在这极其原始的交通工具上，便勇敢地冲进了激流险滩。
雅砻江吼叫着，带着巨大的、原始的力量奔腾咆哮而下。到处是险滩，隐藏着天体黑洞般的漩涡；到处是瀑布般的跌水，在表面温柔平静的江水中，也常常隐伏着杀机。
江水一会儿把皮筏拖向波谷，一会儿又抛上浪尖。劈面一个浪头打来，一声巨响，队员们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登时漆黑一片，原来竟全部闷在了水里。
许多次，筏子被礁石或巨浪砸散了，一个个白色的羊皮袋漂在暗绿色的江面上，渺小得像一个个小肥皂泡。
1960年5月，乘羊皮筏过险滩时，筏子被冲毁，年轻的测工高启龙被卷进了激流中。当在下游打捞到他的尸体时，早已被礁石撞得残缺不全、面目全非。郑平和同伴们在江边埋葬了他，然后擦干眼泪又继续前进。
勘查队员们有时行进在遍地积水的沼泽和草滩上，有时跋涉过危石累累、崎岖蜿蜒的山间小道，有时又穿过绿茸茸的草原。大自然在他们面前展示了无数美景。
1961年初夏，勘查队终于到达了雅砻江源头青海省巴颜喀喇山脚下的休马滩。
此后，1959年到1965年，成都勘察院又多次进行过复查，淘汰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
1966年到1968年，成都勘察院和水电部上海院，并会同水电部工作组、国家科委等单位，对雅砻江下游多次进行复勘。
1965年复勘之后，进一步确定了坝址在二滩到三滩之间一公里的河段内更靠近二滩的位置。考虑到锦屏高坝坝址当时称为“三滩”，于是大家把这个坝址改称“二滩”。
进行水电站规划选点工作
1971年10月，成都勘测设计院党委书记刘显辉去北京参加全国电力会议。在会上，水电部向成都勘测设计院下达了进行渡口地区水电规划选点的任务。
刘显辉是个性格豪爽、说话粗声大气的山东人。1938年就参加了革命，1949年随解放军南下到了浙江，担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后来为支援工业建设到了水电部门。60年代初，调入了成都勘察院担任党委书记。
1964年，刘显辉上任伊始，在“三线”建设中，攀枝花市成为钢铁基地，亟需在附近开发水能，他便骑着马和毛驴考察过锦屏和二滩坝址。
1971年，刘显辉开完会回到成都后，水电部的文件还没有下达，刘显辉早就憋着一口气，心急如焚了。他以雷厉风行的作风，和40多名技术人员一起，坐着闷罐车，连夜从成都直扑二滩，对二滩上下河段的有关坝址进行复查。
以后，随着工作的展开，逐渐增加到四五百人。
在当时，有人对二滩的勘测设计提出反对的意见，刘显辉大手一挥，理直气壮地高声对大家说：“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得干，不干，哪来的社会主义？搞勘测，是我们的本职工作，雅砻江是国家的财富，我们得想法让它为国家作出贡献……有人说，勘测了、设计了，这工程不一定能上，算是白费力气，我说，不，现在不上将来总会上，我们在为建设做基础工作，基础工作不是白费力气，它永远都是有用的！”
一到雅砻江边，刘显辉便干脆地、铿锵有力地对大家宣布：“在这里各复原职，大胆干吧，干！”
勘测人员们在雅砻江边狭窄而荒凉的阿布郎当沟公路桥下安营扎寨了。当时附近只有两户人家，据说是清朝时期被充军流放到这里的。成都勘察院的指挥部就设在桥下，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桥下指挥部”。
雅砻江边沸腾了，桥下桥上都是席棚和油毛毡棚，里面挤满了勘测设计人员。一个废弃的仓库里用竹竿搭起了通铺，又挤了几十个人。
绘图的时候，大家用木头钉个架子，上面放块木板，架在膝盖上、放在床上，没有电灯，晚上绘图只有点上一支蜡烛。多少精细的图纸，都是在摇曳的烛光下垫着木板完成的。
这里是亚热带的干热河谷，终年阳光灿烂。夏天，在40多度的高温下进行野外作业，直射的阳光几乎把人烤晕，席棚和仓库里也热得像烤炉和蒸笼。
一到雨季，屋里屋外、天上地下到处是水，唯一的一条路常常被山洪冲坏，连粮食和蔬菜都没法运进来。勘测设计人员们不得不人人拿条长裤，把两条裤脚用绳子扎上，步行到几十里外去背米。
许多孩子也和父母亲一起来到阿布朗当沟。七八岁的孩子每天都要背着书包爬半小时山路，到山上的粘土矿小学去读书。偏僻的矿区小学教学质量不高，孩子们从小便耽误了学，以致群星灿烂、高级工程师云集的成都勘察院内，高考升学率竟仅仅只有20%，给父母们留下许多内疚和遗憾。
勘测人员们对下游二滩、藤桥河口、米筛沱这3个靠近渡口、西昌工业区的河段进行了仔细比较，最后一致认为二滩条件最好。
1973年8月，经过一年多的反复勘查，提出了《渡口地区水电规划选点报告》，正式推荐二滩水电站为四川省当时的大型水电开发项目，它是雅砻江水电开发的第一个工程。
交出选点报告后，成都勘察院便开始对二滩进行勘测设计。重点是对坝址区的河床及两岸进行地质勘探，深入研究建坝条件。
当时，殷开忠担任设计总工程师，第一地质勘探队技术负责人兼副队长刘克远负责地质工作。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以殷开忠的设计思想为主导，他们把300万千瓦规模的二滩水电站选址报告写出来了。
刘克远1955年毕业于东北地质学院，毕业后便开始了风餐露宿的野外工作，长江、岷江、青衣江、龙河……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刘克远这个身体单薄、个子不高、文质彬彬的年轻人，对事业十分执著。他常说“千里之堤，溃于蚊穴”，地质工作一点也不能偷懒。
在刘克远的领导下，地质勘探队对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都一一进行了研究。为了掌握地质情况，采用了钻探、硐探、物探等各种手段，并反反复复地测试、实验，细致到把岩石中有多少缝隙、哪些可能影响工程，它们的裂隙性质、组合规律、相互关系都分组分类进行了分析，对不同的坝址和坝线反复比较，为设计者们提供了许多可靠的数据。
1975年3月，成都勘察院提出了《二滩水电站选坝报告》，肯定了二滩具备兴建中高坝的条件。
1977年，二滩勘测设计工作全面展开，工作量越来越大。这时，殷开忠除负责总的设计工作外，还要组织几百名工程技术人员和协调全国30多个科研单位共同攻关，并接待一批一批的外国水电专家来访和作学术交流。
1979年5月，水电部和四川省在成都召开了二滩水电站选坝会议。
专家们面对雅砻江丰富的水能资源，面对二滩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特别是面对成都勘察院报告中科学而翔实的数据，不由得都折服了。
会议审查并通过了成都勘察院的《二滩水电站选坝报告》，确定了坝高240米，装机容量300至350万千瓦的方案。
1979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率领科技干部到攀枝花视察。听了殷开忠对二滩水电站的汇报后，方毅明确指出：
下了二滩这着棋，攀西地区和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就全盘搞活了。
在方毅的指示下，中科院用卫星遥感技术对二滩坝址周围的地质情况进行了遥测。这是我国首次将遥感遥测技术用于水电开发。
方毅还指定，由中科院牵头，组织全国20多个研究院所、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200多名专家协作攻关，进一步对二滩修建大型水电站技术上的可行性进行综合研究。
卫星遥感图片的判识问题，曾引起二滩选坝址的风波。一位遥感专家从成都到渡口后，根据他对遥感图片的判读，认为二滩电站坝址存在着一条顺雅砻江的顺河断层。这一论断，引起院内许多人震惊。
当时，一位著名地质专家、中科院学部委员亲笔给小平写了报告，反对在二滩修建大坝。
邓小平非常重视，他郑重地把报告批转给了水电部，水电部转到了成都勘察院。
殷开忠为了弄清真象，毫不气馁，特邀这位专家到二滩现场看一看，究竟断层在哪里。但那专家要急于乘火车回成都。殷开忠只好追着他上火车，以便在车上与专家继续探讨顺河断层问题。
这位遥感专家回答说：“计算机信息一般是不会骗我们的。”
殷开忠到成都后，便去了七八个院所求助与探讨。同时组织院内遥感、区测、地勘等学术讨论。
殷开忠的行动感动了他们。一个由多学科的专家组成的工作组应邀奔赴二滩水电站坝区，作了认真复核。他们发现，原来那位遥感专家把坝址陡壁在遥感片上的线性形迹错判为断层。
但那位专家不相信，立即派他的助手赶到二滩水电站坝区，研究一段时间后，回成都向他报告确属误识，那位专家才纠正了自己的观点。
1982年4月，方毅到渡口视察，高度评价了二滩水电站勘查设计工作，并传达了邓小平对二滩建设的指示。
殷开忠兴奋不已，抄下了邓小平的指示。他回到成都后，立刻向亲人展示记录，连声道：“这下可好了，这下可好了，二滩有希望了。”
1982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以及李鹏、郝建秀、杨汝岱等到渡口视察，特地到了二滩水电站坝区。
胡耀邦总书记和大家一起席地而坐，殷开忠在地上展开设计图纸，把选址、地层、效益等问题一一详细汇报。
胡耀邦边看地图边问情况，他非常高兴地说：
像这样集中的丰富水力资源，是得天独厚，全世界少有，要尽快开发出来。
1982年12月，成都勘察院提出了《雅砻江二滩水电站可行性研究报告》。
1973年到1982年10年中，围绕二滩工程，成都勘察院对7000平方公里地区进行了区域地质调查，钻探进尺近2.6万米，硐探8000余米，坑槽探近3.4万立方米。此外，还进行了大量物探、岩体现场测试、岩土试验等工作。
论证电站工程可行性报告
1983年3月，国家计委及中国科学院在北京举行了二滩水电站可行性报告若干问题论证会。中科院以张光斗教授为首的7位学部委员和十几位技术权威参加了这次论证会。
同年4月，水电部受国家计委委托，又在攀枝花市召开了二滩水电站可行性研究报告论证会。
两个论证会都充分肯定了成都勘察院可行性报告。
报告获得肯定后，殷开忠兴高采烈、神采奕奕。在巨大兴奋和欣喜中，他宽宽的前额上细细的皱纹似乎都被抚平了。60岁的人眼睛里竟闪耀着儿童般天真的欢乐。
1983年4月20日上午，殷开忠刚刚送走了美国专家，他又陪着中国水电权威、中科院学部委员张光斗教授再次去到二滩工地。
当汽车行驶在雅砻江边公路上时，殷开忠看着奔腾不息、蕴藏着巨大能量的雅砻江，他和往常一样兴奋。
一路上，殷开忠仔细地、带着偏爱地向客人们详细介绍着二滩的各种情况。
快到二滩坝址所在地了，殷开忠在兴奋中，他从后排挪到了前排张光斗的座位边，举起右手指点着窗外，为张光斗介绍着这一地区优美壮丽的景色。
突然，“砰”地一声巨响，一块脸盆大小的流石从公路上方的悬岩上飞滚而下，击破了车窗，击坏了坐位上的扶手，一直猛击到殷开忠的右肋上。
殷开忠痛苦地捂住右肋，脸色顿时变得煞白，不久便失去了知觉。当救护车载着他急驶到医院时，殷开忠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噩耗传来，成都勘察院一片哭声。送葬那天，成都勘察院的工作人员们自发地排成了长队。
张光斗先生原定坐火车赶回北京出席一个重要会议，当得知殷开忠经抢救无效已经牺牲的消息，他心情极为悲痛，特地从金江车站折回攀枝花医院，向殷开忠遗体告别。
方毅听到了殷开忠不幸罹难的噩耗后，跺脚长叹：“老天实在不公！老天实在不公！”这位曾5次听取殷开忠汇报二滩设计计划的副总理，亲笔手书了李白《哭晁衡卿》的诗句：“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以寄托自己的哀思。
……
1985年8月，成都勘察院完成了二滩水电站的初步设计。
1986年1月5日，在北京万寿路西街一所普通的招待所里，中国水电行业的泰斗们聚集在一起审查成都勘察院的《初步设计》，四川省主管能源的副省长马麟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面对李鹗鼎、潘家铮、张光斗这些国内外声名显赫的权威，面对水电部副部长陆佑楣，成都勘察院清华大学毕业的副院长高安泽心情有些忐忑，他明白，这次会议不但是对成都勘察院两代人奋斗成果的考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将影响二滩工程的命运。
高安泽走向麦克风，扩音器里传出了他带着浓厚江浙口音的普通话。
高安泽随着汇报的进行，他的思绪逐渐沉浸在手里的《初步设计》中，语调逐渐变得昂扬，语音也越来越顺畅。他怀着激情，说出了一连串数字：“二滩水电站总装机300万千瓦，年发电量162亿千瓦时……”
这是中国规模空前的水电站，专家和部长的表情都异常严肃。
当高安泽谈到“二滩枢纽工程包括240米高的混凝土双曲拱坝……”时，会场里有了一点小小的骚动，连德高望重、见多识广的权威们也掩饰不住震惊的表情，毕竟中国最高的大坝不过160多米，就是全世界，这种技术复杂的“双曲拱坝”高100米以上的也是屈指可数。
高安泽仔细而又充满信心地说：“双曲拱坝是国外80年代广泛采用的坝型，具有结构合理、受力好，可以大大节约混凝土等优点。经过我们和有关部门共同努力，终于开发了双曲拱坝的计算程序……”
专家们对初步设计进行了认真审查。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水电专家潘家铮说了这样一句话：“国内没有一个电站的初步设计达到了这样的深度。”
初步设计被顺利通过。
这一年，成都勘察院的二滩初步设计报告获得了水电总局优秀设计一等奖。
1986年春天，在潘家铮、李鹗鼎、谭靖夷等专家的主持和参与下，水电部邀请加拿大道尔梅兹公司总裁道格拉斯·康拜尔、第十五届国际大坝会议主席济瓦尼·龙巴第、第十四届国际大坝会议主席皮艾里·隆德和美国哈札公司副总裁兼总工程师罗曼·温格勒4名国际知名专家和中国专家们一起组成特别咨询团，专程来到成都，对初步设计进行全面咨询。
专家们仔细研究了初步设计，到现场进行了踏勘，回到美国后，又运用拱坝应力分析程序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咨询报告。
专家们认为：“设计比较成功，满足了二滩极好的开发条件，但指导思想过于求稳，偏于安全，建议另辟蹊径，调整思路，减少投资，缩短工期。”
一针见血，高安泽被外国同行们“过于求稳”的意见震动了，但成都勘察院技术人员们却展开了激烈争论。“我们设计的拱坝已经够薄了，还能再薄吗？”“基建面还要抬高，能保证安全吗？万一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
高安泽听着不同的意见，他也在认真地反省自己。高安泽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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