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为志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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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移动终端支撑下的非现场经济试读：
自序
哈耶克（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强调：“我们不仅应当是合格的科学家和学者，而且应当是个很有阅历的人，从一定意义上说：应当是个哲学家。”
我想我成不了伟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但至少也应该是一个具有主动哲学意识，且很有阅历的社会现象观察者和研究者。
我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ICT的工程师，更不是什么社会精英，只是一个游历世界的普通社会观察者，一个跌跌忡忡地跟着中国改革开放路径而摸索多年的中国普通平民。
我出生于贫穷加动荡的60年代，成长于拨乱反正的70年代，摸索于改革起步的80年代，成熟于腾飞的90年代，再创业于智慧时代的21世纪。
是一代“走过贫穷”又“到访过华尔街”的转型期中国人。
这是一个高反差的急变时代，一个令人“晕头转向”的探索时代，一个容不得“让人过多思考”的跟进时代，一个“催人奋进”的激动时代。
从卖一个鸡蛋就是对杭“人民公社”到“私营资本也是社会主义组成部分”的思维转变；从“藤帽铁棍，砸烂公检法”到“依法治国”的方略变迁；从“飞机大炮打死美国佬”到“中美关系正朝着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的国际观改变；从解决“饥饿、吃饭”问题到“GDP总量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急速跨越；从穿牛仔裤就是“资本主义自由化”到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最大名牌消费品市场的思想冲击”””
中国从贫穷动荡的社会形态，一路狂奔到了当今讲究品质生活的智慧经济时代。
这就是公元20世纪后叶、21世纪初，一个沉睡了多年的文明古国，一个由自供自给的封闭型社会转变为全方位、全球性和平崛起的中国，所呈现给世人的一个转型期特征，它也是伴我成长的特定历史时段。
●“摸着石头过河”
杭州，一座用美丽传说和鲜花堆建而成的中国东南沿海名城。
东临浩瀚的太平洋西岸；南傍澎湃的钱塘江；西依群山环抱的西子湖；北靠经济发达的长江经济发展区。
大自然的造化，依山傍水、一马平川，使之集小伙的胸怀、姑娘的娇嫩，商人的财富、文人的墨笔和东方智慧于一身。
大自然的恩赐和人类的福音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在这里惠顾，让世人足足妒忌了上千年。
她悠然地踩着自己的历史方步，飘逸着说不尽道不完的故事和美丽传说。
1962年的夏天，我就出生于这座中国东南沿海的历史文化名城：杭州。8个兄弟姐妹，我排行最小。
少年时期的我，伴随着“极度贫困”的生活，似懂非懂地在朦胧的“革命情节”和“革命正义精神”中，逐步演变形成我“勇于革新的大胆”和“穷得要有志气的坚强”的性格。
童年、青少年时候跟随父母一起生活在父亲工作的大学校园里，校园生活的浓重文化氛围，又奠定了我自幼的求知信念。
20世纪80年代初，我的儿时玩伴“蚂蚁”，被选上会派留学德国。异国的通信往来和每次他回国的探亲时，我们一起在校园散步（我们同是校园的家属，都住父母在校园的家里）的交流，使我的思维逐步跨越了地域的障碍，为日后游历世界和国际观的形成打下了原始的基拙。
70年代末、80年代初，“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传统教育模式，为了分担父亲的生活压力（父亲是校工，我们有8个兄弟姐妹，当时的生活是相当艰苦），我进入了铁路部门工作，成了一名铁路学徒工。学徒的快届满，加深了改变“命运”的欲望。
我再一次加入了高考的行列，进入了当地的一所法律学校学习。我在学习法律专业的同时，又加入汉语言专业的学习。毕业后，以两张文凭、大专的文化程度进入了市级政府机关，从事法律事务工作，成为了一名正式的政府雇员（按当时的说法是正式国家干部了，行政级别最后级）。
二十八岁那年，我结婚了，小老虎（我的小名，家里最小又属虎因此得此小名）终于变成了大老虎。婚后的生活，特别是儿子的出世，使我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压力，这种压力和一份作为父亲的责任，促使了我离开了国家干部的行列，开始了“下海”探索，改革的大潮无情地冲击着我们这些毫无“游泳知识的下海者，’（当时称离开固定单位加入经商行业的行为为“下海”）。
由于当时的青年普遍均未受过有关经济方面的基本教育，社会上的市场经济模式也正在探索，个人和社会群体均处于摸索之状态。
正如邓小平先生指出的“摸着石头过河”，整个社会和下海的个人均在各显神通，“摸着石头过河”。
我这一摸，就摸了25年：
从贾易摸到实业，又从实业摸到投资业；从旅游经济摸到跨国金融，又从金融摸到智慧经济。我摸过工厂的制造工具、摸过金融的产品工具；摸过世界顶级的超五星级总裁权力棒，也摸过巨额资本的签章；摸过皇家高级参谋的御笔，更摸过监狱的笼板。
从大陆到两岸三地，又从东南亚摸到欧洲，更从美洲摸到中东和非洲。
当然这期间也没忘了继续深造而摸大学的门，摸了几个不同国家的大学门，现在又摸回了浙江大学的校门。
●"A QUESTION OF THE BALANCE.”
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业务我来到意大利的米兰市，我的意大利朋友既是一位商人也是一名直升机飞行教练。
一天，他带我来到他的飞行中心（FSC）我俩一起登上了一架直升机，我被安排在副驾驶的座位，全副武装（飞行的头盔和全套的驾驶操作系统），他则坐在正驾驶的座位。
当我们飞越在阿尔卑斯山区时，他告诉我：“控制好操纵杆，稳住脚踏板，慢慢地、轻轻地修正飞行状态。”
刹那间，飞机朝左下方掉去，我马上意识到，他已放开飞行操作，改由我来控制。
我紧张地试图控制住飞行。
此时，耳边不断传来：“轻轻的、慢慢的，放松放松，再放松。”“好，好，你已控制住了飞行，你会成为一名很好的飞行员。”“我的天啊！’’我在自我飞行了像鸟一样飞翔了。
返回飞行基地，我们并肩站在停机坪上，他对我说了一句：“Aquestion of the balance.”（一个平衡的问题）。
这次飞行的美妙无比的感觉配以阿尔卑斯山的美景，让我终生难忘，也使得我在日后成为了一名业余飞行爱好者。
这也注定了我这摸索了的近30年，练就了鹰的视野，成为了一个没人受封的社会观察员：虽然我没金钱，但我并不以此而屈服于“利欲熏心”的世俗，司马迁曾说的“天下照照，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我可以用鹰的视野俯瞰那些“利来利往”。
因为我坚信：鹰的视野一定不同于爬行动物的官能感觉。“我的灵魂劝导我，注视着丑的东西，直到看出美来！”—纪伯伦
我的耳边又响起了：“轻轻的、慢慢的，放松放松，再放松。”
"A question of the balance.”（一个平衡的问题）。
不是吗？
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不就是在不断地寻找一个平衡点吗？
如今，我们的社会开始迈入了智慧经济的时代，这个新的智慧时代又将带给我们怎样的新社会现象？
这个新时期的新平衡点又会是在哪里呢？《智能移动终端支撑下的非现场经济》一书的写作，就是希望开启对这个新时期的新平衡的探索之门。
本书的写作是基于：1.我国正处在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期；2.我国ICT产业已经形成了国际同步的态势；3.我国ICT研究领域基本上停留在工程技术人员群体，我国经济学界涉入该领域较浅或较少；4.综观世界近十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其理论成果基本都是集中在信息经济相关的经济学理论；5.笔者率先提出“非常经济概念”，是采取交叉学科研究的方式，意图填补我国“非现场经济”研究的空白；6.高等教学的学科内容应该始终走在社会发展实际的前沿；7.经济学研究和应用分析的平民化趋势。
在本书的实际写作过程中，笔者深深感受到自身专业水平的不足，清晰地认识到：一个新时代的新学科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单靠一个的一本书或一个人的发现，是很难成功的。
因此，该书的匆忙出版仅仅是为了起个头，以表示笔者对于新时代的新经济现象和与之相关的新学科理论体系研究的重视。在此，笔者诚邀相关专业或相近相临各专业的专家学者们，一起来创建和完善该学科理论体系。
笔者意图通过大家的不断努力来完善该学科的研究，以及希望其研究成果的发表（非现场经济系列丛书），能为高等教学增添新的前沿性学科内容，进而为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再发展作出微薄的贡献，试图通过大家的努力使之成为中国人在世界范围内社会科学领域的优秀学术成果，从而为中国人争光！张为志2010年10月20日于中国杭州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水滴石穿”的启示
中国有句古老的成语：“水滴石穿”。
柔软的水，只要不停地滴在坚硬的岩石板上，经过几年、十年或许上百年、上千年，终有滴穿石板的那一天。
这句成语，也让我想起了我的飞行教练，曾对我说的一句话：“高速飞行的飞机，非常害怕迎面飞来的小鸟。一旦撞上飞机，不亚于一颗炸弹，往往造成机毁人亡的惨剧。”
这就是“冲量定律”的一个具体表现。
根据这一定律，同样是水，只要使其高速运动，增加其内在的动能，当水的运动形成了具有足够速度时（也就是其动能增加值到一定程度），我们用这样的水束去冲击石板，石板很快就会被穿透。
也就是这束柔软的水，当运动速度达到一定的高速标准时，我们再用这样的原本看似柔性的水束来切割岩石板，也许就像切豆腐一般了。
同样是柔软的水，效能却是大相径庭的。
人的效能何尝又不是这样呢？
现今旨在激发人们潜能的各类成功学书籍十分畅销，目的都是想通过单一的自我激发潜能来提高人的效能，可我本人却并不以为然。
因为我以为人的潜能终究是有限的，就像水要切割石板一样，单靠水本身的潜能开发是不够的，还必须是依靠外力补充，不断地增加其实质的动能。也就是说我们光靠开发人的潜能是不够的，还必须借助于我们劳动者单体本身以外的外界加速器。
这里，我并不排斥现有的各类成功学书籍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只是看问题的目标和角度的不同罢了。
如果依据这样的“冲量定律”原理，而设计的一个拟人化“能量加速器”，一旦被广泛地运用到经济行为中，使我们普通平民仅有的一点劳动力资本（或少量的原始资本）趋于一致，并得到了倍增的加速效果，这就可使普通平民产生无比的财富创造力，继而奔向新富豪的殿堂。
如今，这个拟人化的“能量加速器”已经出现，那就是：“智慧共享体系”。
随着信息经济高级阶段智慧经济时代的来临，人们的潜能以“智慧劳动”的表现形式而出现，且正在被日益成熟的“智慧共享体系”这个社会化的“能量加速器”所增速。
这个日益完善的智慧共享体系，导致了我们的劳动效益和劳动形态发生了重大变革，一个高效的新“智慧劳动”形态已经诞生了，且开始展现出了无比的新时代特性。
这个新时代特征就是：资本不再是经济的单一主导者，“智慧劳动”正借助于“智慧共享体系”，逐步成为社会经济的第二个主导者。
社会经济第二个主导者的出现，不仅促进了智慧经济里非现场经济现象的快速普及，还将对整个社会经济现象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第二节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再认识
邓小平先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激发了中国平民空前的致富热情，中国社会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短短的30年里，“北京共识”、“世界工厂”、“中国模式”等绚丽的名词相继地加在了中国人的头上，更有些中国平民还直接奔向了全球性的“财富榜”，在全球性财富竞争行列里，大有异军突起之势。
今天，我们不仅看到中国经济在高速运转；也看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已成为了振奋人心的画面：中国人确实富裕起来了！
可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少数“先富起来的”的那小部分人，不但先富起来了，而且还越来越富了，以至于独自走进了世界级富豪榜的行列。
我们也切实地看到了另个社会现实景象：一部分人是先富起来了，但是没有带动大多数人也富起来，社会贫富的差距被一再地拉大了。
景象一 世界排名的福布斯2010年富豪榜中国内地上榜富豪名单
宗庆后 大陆64岁70亿美元
张近东 大陆47岁45亿美元
王传福 大陆44岁44亿美元
许家印 大陆51岁40亿美元
梁文根 大陆53岁36亿美元
马化腾 大陆38岁36亿美元
李彦宏 大陆41岁35亿美元
刘忠田 大陆46岁32亿美元
吕向阳 大陆48岁31亿美元
周成建 大陆44岁31亿美元
王建林 大陆56岁30亿美元
景象二 2元女子宿舍——背景资料
吉林省吉林市电视台记者戚小光偶然中走进了一个一天2元住宿费的女子宿舍，20多个女人挤在一间屋子里。
2元女子宿舍的绝大部分女人是没有出路的，她们被亲人抛弃、无房无地、年老色衰、没有技能、没有社会保障，有的出现精神问题，她们仅剩的是，日渐稀薄的力气。
她们在劳动力市场找工作，她们每天不足2美元的生活费，她们的病、残，甚至动刀打架……
我们的社会却漠视着她们，没有给她们应有的回报和关爱，甚至连起码的生存保障都没有给予，只有任其年老体弱的她们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悄悄地消亡。
……“先富起来的”那小部分人与“后富起来”和“未富起来”的多数中国平民之间的差距变化值，也让世人感到震惊了。（注：据有关部门统计：收入4元人民币/天以上的人数，全国约在1亿人左右）
于是，有人会问：是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存在问题？
笔者以为：邓小平先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共同富裕”的思想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实情的，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药”。
问题是在于我们的社会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们的实际工作，却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演变成了“让一部分人的富上加富”。
这让我联想到了“火箭”和“自动扶梯”的区别。
我们希望社会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们去想一个基本的问题，在实际的执行情况里你们是充当服务于少数人的“运载火箭”角色，还是帮助多数人上一个台阶的“自动扶梯”角色？！
邓小平先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思想原本意图是递进式的，他老人家最终是想带动多数人的共同富裕。
可是，我们的某些社会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接着更是为了出政绩或树榜样，锦上添花地加大力度地对“先富起来”那部分人，继续加大力度地一直扶持下去，使得这部分人富上加富，直达“世界之巅”不罢休。
我想其实依照邓小平先生的本意是：我们的社会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们的工作形态，应该是“过程式”、“搬运式”，而不是单一的“垂直提升式”。
不是锦上添花，而是满园春色。应该放弃对已经富裕起来的那些特定的少部分人的再扶持，转而扶持另一小部分平民再富起来！
我们不是“仇富心理”的支持者，我也希望更多的中国人登上世界级富豪的宝座，可我更期盼的是多数人的共同致富。
由于我们的社会力量有限，且其基本职能是“为人民服务”的谋取大众利益。同时，也因为那些先富起来的部分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抗风险能力和自身的再发展能力，而还有更广大的这部分人却还处在贫困线的边缘。
在改革开放的头30年，被长期禁锢的创富热情，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精神释放下，少数的平民创业的成功实绩，让我们的广大平民看到了富裕的希望。那些靠自我奋斗积聚财富的最早成功者们，成为了广大平民学习的楷模，他们的成功经验，也就理所当然地被当作成人激励以及教育子女的活教材。
可是30年后，当多数平民通过各种学习和尝试，逐步发现成为富裕阶层的事与自己越来越不相关，这种致富期望热情逐渐地被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所灭杀时，众多的国人心理也开始发生重大的转变。
昔日的崇拜对象和学习楷模，逐渐演变成了今日的泄愤和仇恨的对象，国人的“仇富心理”现象开始蔓延。
这种被快速拉大的贫富差距和“仇富心理”的加剧，使得中国的社会仇视心理得以再次抬头，逐步演变成为社会进步和社会稳定的隐患。
这种隐患在信息经济的初级阶段，在“资本主导”、“社会工作偏离”和“被放大的数字鸿沟”这新三座大山的共同作用下，不仅不被减弱地继续客观存在，且开始呈现出了相反的急剧恶化的不良趋势。
这种反向趋势的发展，在当今社会保障体系匮乏下的中国，就显得尤为危险了。因此，在社会经济持续地繁荣的同时，我们也更应关注国民心理和创业教育观的转变，特别警惕“仇富心理”的加剧，防止进而转向社会化的仇视。
于是，中国现实的国情迫切需要我们警惕数字鸿沟的再扩大，并着手搭建众多的“自动扶梯”和采取弱化“发热的资本主导”的相应措施，多通道地帮助一批又一批的广大平民上一个新台阶。（关于“发热的资本主导”在后续章节我们再讨论）
今天，在“发热的资本主导”下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出现了严重的失衡，我们不得不去思考一个现实问题，中国经济的未来还能持续地主要依靠投资来拉动？我们在的内需市场是靠一小部分富豪来支撑，还是靠广大的脱贫的大众？答案也是肯定的：就是“水涨船高”。
我们应当集中有限的资源和力量不停地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搬运尚未致富的平民们，使多数的脱贫人群具有消费能力，这样的结果必定是：我们的社会经济是一个可持续发展轨迹，必定是一个走向共同富裕的进程。
也许，这就是“自动扶梯”与“运载火箭”在社会学中的区别。
我的曲折经历和丰富的联想告诉我：假设我们普通的平民，能搭载“自动扶梯”，并借助于一种个人力量以外的“外力加速器”，充分发挥个体行动效能的一致性，其效果是领人吃惊的。“自动扶梯”和加速器，终将会把一批一批的小部分平民，不断地被送往致富之路。总有一天，我们的广大平民能真正地实现共同的脱贫致富，真正培育出了占中国总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真正诞生了的我国内需市场的支撑力量。
只有到此时，扩大内需也就不再是口号，而是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我们的整个社会经济也将真正的可持续地繁荣。
笔者认为平民不仅能脱贫，“平民也能产生富豪”。
平民也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不单靠资本积累而脱贫，这是否是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呢？
我的回答：不，这不是“天方夜谭”。而是因为新时代的到来，使得我们平民劳动者的智慧劳动效能发生了根本转变，且这个新智慧劳动的“能量加速器”也已经出现，这就是智慧经济里即将完善的“智慧共享体系”。
伴随着智慧经济的脚步，一个能快速产生平民富豪，具生命现象特征的新经济形态正在到来。
这一新经济形态的到来，使得资本不再是唯一的市场主导者，“智慧劳动”正借助于智慧的共享体系，逐步与资本一起分享着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
这种经济主导因素的变革，势必会引起我们的社会经济重大革命。
它将促使我们的社会财富创造和再分配规则的修正，也会推动我们社会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们的功能，由“运载火箭式”逐步转向“自动扶梯式”，使得正在逐步熄灭的平民希望，再一次地被点燃。
正是由于随着智慧经济时代的到来，“智慧共享体系”这个“能量加速器”把我们平民的智慧劳动效能成倍成倍地放大，并促使了智慧劳动开始成为经济的新主导者，使得我们的平民再次燃起了“不靠资本而创业致富”的新希望。
别抹杀了平民的希望，一旦这种希望被泯灭，昔日崇拜的创业成功者，将被演变成大众仇富的对象，社会仇恨和社会动荡也就离我们不远了。
我们平民要的不多，要的仅仅是稳定的生活和希望值。于是：
社会和谐的基础=生活保障+希望=和谐经济的终极目标
这个经济主导地位的演变和重新燃起的希望，使得我们的创业思想和教育观再次得到转变，从原始的拜金主义开始转向了可持续的对“智慧创造力”的崇敬。《智能移动终端下的非现场经济》研究，就是希望通过观察和分析智慧经济及其特有的社会表现形式——非现场活动所带来的非现场经济现象，尝试性地去找到、并开启这扇“天方夜谭”的新窗户。
第三节 这是一本“非现场经济”平民化分析的书
这是一本关于智慧经济时代的“非现场经济”现象的探讨性书籍。
是对转型期中国在智慧经济时代里所展现出来的特有现象的观察与分析。
它是对当今智慧经济起始时代的特定环境里的非现场活动的“起步、发展和渗透”等所作的经济观察、经济分析以及发展方向的预测性尝试。
分析的是由各种非现场活动带来的非现场经济现象，尝试的是“非现场经济学”及“非现场经济指数”的设想，实验的是非现场经济及其相关领域的交互组合，进而实现的是对智慧劳动的崇拜。
工业革命把劳动者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信息经济则启动了把劳动者从固定劳动时间和固定场所的逐步解放工程；而智慧经济则是深入地把劳动者从固定劳动时间和固定场所中真实地解放出来，并逐步实现了从固定PC向智能移动终端的过度，又把劳动者从定点的电脑索缚中再度解放出来，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非现场经济行为。
智慧经济的非现场经济现象真正实现了劳动者的固定劳动时间和固定场所的再解放，实现的是劳动者更大的自由生活。
它是一本关于“劳动者自由”和“劳动者再解放”的分析专著，揭示了劳动者再解放的轨迹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经济的变革趋势。
有人问我：我们越来越受环境的制约，越来越“身不由己”；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扬，全球汇率战又硝烟四起，该怎样去面对这样恶劣的经济环境，自我主张的自由业务会在哪里？
我想：这是因为很多人一直未分清“时代”与“自由”、“时代”与“竞争性商机”的关联问题。
我以为：“身不由己”是我们未能跟上时代的脚步，是我们还没能有效地利用“智慧共享体系”这个轻松便捷的工具；“在智慧共享体系里，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仍然存在着竞争性商机”。
由于我们已经开始迈进智慧经济的时代，智慧技术和智慧共享体系改变了劳动的形态。新劳动形态下的“智慧劳动”极大地提升了劳动的自由度和劳动的综合效能，导致了“智慧劳动”逐步开始起到主导经济的作用，使得“资本”不再是唯一的经济主导者。
信息经济发展到了智能化这个高级阶段，智慧劳动将运用智慧共享平台，逐步开始主导新时代社会经济的变迁。
这种新经济的主导作用，不仅带来了智慧经济时代的“非现场经济”现象的新繁荣。还将给我们整个社会经济的形态、社会经济的结构，以及社会财富分配及再分配的规则等，带来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性影响。
这是一本新经济思维下平民化经济研究的书籍（以平民视角看待经济学术理论，意图改变学术论文与平民阅读脱节的现象），是对转型期中国在智慧经济时代所展现出来的特有现象的观察与分析，是关于“智慧劳动与新社会经济关系”以及“智慧经济时代的非现场经济现象”探讨的专门书籍。
观察的是：智慧时代里“智慧劳动”的新地位和新作用，借助于“移动互联”和“智慧共享体系”的智能移动终端支撑下的“非现场经济现象”，以及随之产生的局部“无人化经济”现象。
它不是ICT技术研究的书籍，而是社会经济学研究的延伸，尝试的是新经济现象研究的平民化之路，期盼的是能再次燃起平民的希望之火。
笔者希望回归到哲学层面的道，从“东方之道”的再认识开始，进而再分析信息经济的高级阶段（智慧经济时代）所产生的新社会现象和新经济现象。
采用的是：经济学研究与智慧技术应用性研究相结合的交叉学科研究方式。
实践的是：哲学的“道”与科学的“术”相结合的非现场经济学的思维路线。
意图推动非现场经济环境下就业理论的讨论和倡导“有形网络”与“无形网络”的快速融合。
第二章 非现场经济的兴起
第一节 世界越来越像了
曾经的摸着石头过河之路，让我游遍了大半个地球，一幕一幕世界各地的影画不时地交替着浮现在眼前。
时空的穿梭，感受到的却是“这个世界越来越像了”。
城市化的进程，加之全球经济一体化，不可避免地将我们不同的种族文化融入了一个“地球村”的概念。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信息技术的不断推进，劳动产品及劳动服务也实现了全球性的输出。
当我们走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城市或生活区里，有时会使得我们分不清你自己身处何处。
到处可见的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CAFFE、辛巴克、沃尔玛、家乐福、波音、空中客车、奔驰、宝马、希尔登、万豪、微软、苹果、互联网和中国制造等的“衣食住行”相关的产品与服务全球化。
甚至谈论的话题不是世界杯、奥运会、世界大片，就是数码产品、数字技术，再就是全球股市、失业与金融危机。
一样的生活形态，一样的生活内容，使你不论新到世界上哪个地方的哪个大街小巷，都不会产生陌生感。
同样，在中国的诸多城市间，由于城市形态和建筑风格的趋同，特别是生活小区更是相互间越来越像，有时甚至会连自己的家都搞错。
也许，当你在杭州住的是假日公寓，到家乐福超市去采购生活必需品，带着孩子到麦当劳用餐或与朋友到真功夫用中餐，到……
当你到沈阳很有可能你还是住的是假日公寓，到家乐福超市去采购生活必需品，带着孩子到麦当劳用餐或与朋友到真功夫用中餐，到……
当你到南宁、到西安也一样，你还是住的是假日公寓，到家乐福超市去采购生活必需品，带着孩子到麦当劳用餐或与朋友到真功夫用中餐，到……
既使你到美国、到欧洲、到中东、到非洲大洋洲都一样，你还是住的是假日公寓，到家乐福超市去采购生活必需品，带着孩子到麦当劳用餐或与朋友到真功夫用中餐，到……五大洲或大江南北，一样的生活设施、一样的服务标准、一样的休闲，甚至是一样的服装店、药店、文具店、茶楼、咖啡屋、网吧、娱乐场所、银行、保险、交通和谈论基本相同关心的话题，等等。
这些外观一致、内容一致的有形连锁网络经营和生活模式，加之国际资本跨地区的频繁窜动，以及互联网和传感网的应用普及，让我们真正切身体会到了地球村的真实含义。
当然，这里主要是指人们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方面的内容，不包括差异的自然地理现象和差异的人文特征。
也许，这种流行某种程度上有悖于人文，但由于它的便捷与自由，以及巨额经济利益的驱使，终将成为全球的主流社会现象。
这一切反映在市场经济层面，就展示出了“网络规模经济”这个鲜明的时代特征。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经济“高、大、全”的发展模式，最初出现的是劳动产品及劳动服务的网络化大区域性输出，是全球（或全国）规模上的跨区域紧密结合，诞生的是有形网络经济的模型，孕育着的是地球村的商机，也是后工业时代有形网络经济新贵们产生霸气的基础。
1998年的夏季，某大型购物广场项目底楼餐厅的招商活动，使我感受到了这种有形网络经济模式的魅力，也进一步了解了类似麦当劳之类有形网络大品牌的“霸气”。
当时我以兼任某购物广场首任总经理的身份参与了谈判。
麦当劳方面，开出了一系列关于位置、面积、价格、后勤设施等条件，总之是最好的，否则不干，特别是营业时间的冲突和场地的产权等事宜谈得非常艰苦。
麦当劳除了要满足面积和最好的位置等外，还必须是营业时间不受整个购物广场的限制，场地是购买的，而非租赁的。
作为购物广场的一个整体，我们则希望统一的营业时间，统一的物业管理，以便合理安排水、电、汽供给和保安服务，同时还要低价格地分割一小部分的建筑物的产权也非易事。
可是，无论我们怎样解说，麦当劳的代表就是“雷打不动”，“Only yes or no”（只能是接受或放弃）。
由此可见一斑，麦当劳之类的有形网络形品牌在当时的商业主动权底气之足。然而，多数新有形网络型模式的参与者，要获得类似麦当劳那样的底气和成功，单依据传统的方法也是相当困难的。
特别是随着跨区域的有形网络经济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想再发展或日益扩充阵地，管理手段和管理成本往往成为网络型商业模式新贵们的瓶颈。
伴随着这种瓶颈的出现，一批新贵不是得到再发展，而是连续地倒下，只有个别的继续前进者。
跨区域的有形网络型经济模式、连锁经营是优势竞争的一个方向，可是又能有几家能可持续地发展？又有几家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或接近类似麦当劳这样的底气？
理论上讲：管理手段可以通过学习获取，管理成本控制也可以通过财务工具实现，为什么还是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笔者以为：这是因为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的有形网络经济模式里，除了产品质量、作业流程、管理机制这些差异性外，主要还是属于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一个表现形态。是属于资本主导下的差异性商业竞争，资本这个主导者无时无刻地以各种身份和各种形态影响着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当然也不会放过有形网络型经济。
我们知道：经济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
它是以经济的市场化、贸易自由化、生产和投资跨国化为基础的，由市场力量所推动的、超越民族国家和地区界限的全球经济的发展态势，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资金、技术、劳务等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通和配置。
可是，由于当今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还是建立在资本主导下经济基础之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资本（特别是国际资本）成为全球化的推动者和先行者，也就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游戏规则制定者，并大力推行其自身的经济和文化殖民、政治霸权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及价值观。
这种单由资本主导下的经济基础，加上游戏规则掌控者的实际也是资本化，这就造成了经济全球一体化实际上是个别发达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不可能实现每个民族或每个国家在全球化中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也就代表不了全人类的利益。
面对这样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恰正逢中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转型。
我们该如何顺应这样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并能快速地占领跨区域网络型经济模式的一席之地，且能稳固地拥有一定的底气？
看来传统简单的方法已无法解决，我们的企业即使是拥有麦当劳的经验和整套经营文本，也无法在短期内将一个新行业、新内容获得麦当劳式的底气。
因为这其中还有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导和游戏规则在妨碍着弱势民族和弱势国家。
现在我们该思考的是：有无可能突破这一经济全球化推进的瓶颈，真正实现各民族的利益共享和受益平等？
答案是有的，这就是第二种网络化大区域性渗透开始了。
随着信息经济的深入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由智慧劳动推动的一种跨区域的新网络经济形态正在全球范围内崛起。
这个由智慧技术支撑的跨区域的无形网络模式，以及无形网络模式与有形网络模式的交融模式正在崛起。
它标志着信息经济高级阶段的智慧经济新时代的正式来临，标志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者正在发生变化，预示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游戏规则即将改写。
正是由于无形网络或无形与有形结合（线上与线下结合）的网络经济模式，借助于智慧技术和共享型智慧体系的贡献，使得我们的“智慧劳动”正开始逐步地、部分地或大部分地替代原有的市场经济唯一的主导者——“资本”，而成为社会经济新的第二个主导者。
这个第二主导者的出现，实际的经济主导因素的变动，触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中枢神经，将引起整个全球性的社会经济系列的连锁反应。
智慧型经济成为新时代经济全球化活动的主角，“智慧劳动”主导地位的崛起和资本主导地位的削弱，突破了传统市场经济和有形网络经济模型各民族和平民参与性的瓶颈，使得我们的弱势民族和普通人士在不一定拥有“资本”的条件下，通过智慧劳动和共享智慧的途径，同样具有“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或接近类似麦当劳这样的底气”的可能性。
智慧型经济使得自由的市场经济，开始逐步摆脱被“资本的绑架”，使得自由的市场经济再次得到自由的解放，全球的市场经济不再是资本家的俱乐部，而是成为了各民族以及普通大众淘金的乐园！
同时，智慧经济通过智慧劳动真正实现了劳动者的固定劳动时间和固定场所的再解放，实现的是劳动者更大的自由生活，展现出了真正意义上的非现场经济的兴起。
第二节 进入智慧经济时代
当年哥伦布航海的历史壮举，使得当时的人们突然发觉世界变得很大。
可是，当今的人们在高科技和智能化的支撑下，又突然感觉世界变得很小了，小到就像一个村庄、部落或者一个社区。
科技的进步，特别是重大科技成果的社会化应用，改变着我们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形态，从而将引起我们整个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变化。
如今，信息技术正改变着我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形态，数字生活方式已经成为我们品质生活的代名词。随着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世界范围的计算机联网以及传感件的智能联网，将使越来越多的领域，以数据流通取代产品流通。特别是信息经济的高级阶段，智慧经济时代的来临，不仅拉近了我们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距离，也更快速地将单纯的生产演变成了综合服务，将工业劳动演变成了智慧劳动。
这种智慧劳动在3G、4G、物联网、云计算等ICT及其他系列数字科学技术的应用推动下，将承托起的一个更便捷、更舒适、更安全的高品质生活模式。
这个高品质的生活模式就是智慧生活。
这是科技的进步，智慧的进步，更是我们人类文明的进步。
这时，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越来越与人们投入的工作时间无关，而取决于他的智慧性、原创性、创造性。
我们的工作仍然存在，但不再是单一的稳定“工作岗位”，越来越多的人将在非固定工作岗位上，把劳动和知识产品转化成数据、转化为智能服务产品。
智慧的数据产品能够通过智慧共享体系被大量复制和分配，而不需要额外增加费用。它们不需要离开它的原始占有者就能够被买卖和交换，其价值的增加是通过知识或知识应用来实现，而不是直接的劳动时间长短来实现。
这种不直接挂钩劳动时间的价值体现，依靠的是敏锐发现新问题、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和借助于共享智慧体系灵活应用等的综合能力，这个新能力就是新时代人们的智慧劳动。
此时，工业社会劳动文化的两大基本支柱：固定劳动时间和固定工作岗位，将退居次要地位。也就是说：智慧劳动的智慧经济效益与劳动的工作地点、工作时间的直接关联度越来越松散。
这种直接关联度向间接关联度的转变结果是：各种非现场劳动的基础面成熟了。即智能生活模式极大地拓展了人们非现场的活动时空，人们的非现场办公、非现场交流、非现场交易等行为的实施，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成为可能。
智能生活的到来，是在已有的信息经济成就基础上，营造和滋养了一个更自由、更便捷的非现场活动社会环境。“智能生活”环境加剧了人们的非现场活动，而非现场活动也带来与之对应的非现场经济现象。这种新生活情形和新经济现象的出现，将极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形态和生活习惯。
它不仅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品质，也激发起民众对社会经济、民主政治、公共政策及精神文化的更高期望。
此时，常规的信息经济学理论和部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将随着新时代的新现象的出现，而得到新内容的补充。对传统的城市化经济概念也将起到变革性的影响，诸如都市圈理论、市场营销理论、管理学理论、劳动力市场理论、资本理论、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理论等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无情冲击。
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脚步，正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形态。这种以智慧技术应用为表象的经济结构变化，从根本上加快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再发展的步伐，也为经济学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不久前，电视台报道了一则新闻：“某科学家用电脑编写DNA程序，依照这个程序而在试验室里人工合成了新DNA，并把它移植到一个无核细胞里，该细胞尽然成活，自我复制DNA且细胞自动分裂成长了。”
这则新闻提示着人们：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人工可以随意编写DNA了，不单靠上一代的遗传或复制也可以产生出新生命体了。
这样，单靠人工编写与合成不同的DNA，不就能不断产生出不同的新物种了？！真不知道我们的科学家们以后会给我们捣鼓出个什么样的新生物体出来呢，是祸是福，只有我们的后代去检验了。
我们现在无法实际地去畅想那些新生物物种的到来，会给我们的地球和未来人类生活的带来什么。
但我们可以意识到，人们在解读人类遗传基因时证实了一个真理，那就是：生命是一部用生物信息语言编写的信息系统，人类进化的实质是基因的进化，是信息的进化。
今天，我们暂时不去畅想子孙后代可能面临的事态，可是我们却已经真实地感受到了新科技的发展，也感受到了信息的更深层次的含义。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实际的应用，以及人们对信息的深层次认知，信息型经济正逐步取代传统的物质型经济。于是，信息经济学、知识经济学、新经济学、数字经济学等，都在这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里相继地被逐一提出。
当我们进入智慧经济时代，由于ICT和智慧技术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在发展，使得人们的智慧劳动具有前所未有的低成本、高速率的劳动效能，催生了智慧共享体系的建立，推动了非现场经济的活跃，并开始逐步地成为新经济的主导者。
智能化同时促使了科技、教育、文化、艺术等部门越来越快地与各基础产业整合，改变了我们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形态，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经济，导致了我们原有的经济结构的重大转革，催生了一些新的经济现象。
信息革命、智慧革命，特别是智慧劳动的核心地位的改变，使得信息经济高级阶段的智慧型经济正在快速地向整个经济体系的渗透，逐步成为整个社会经济的核心。
这种新经济现象的快速发展，不仅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也为我们经济学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当今，我们面对初级信息经济快速转向智慧经济的态势，发觉我们还是沿用“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新经济、数字经济”等概念，均已经无法全面、完整地表述智慧经济的新时代特征。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
什么才是智慧经济最主要的特征？
怎样去观察和研究新时代的新经济现象？
第三节 智慧经济诞生的社会经济环境
2010年8月16日，日本政府公布的经济统计数据显示，二季度日本经济总量少于中国，这标志着中国经济总量开始超过日本，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据世界银行等多家机构的报告预计，如果中国经济增长顺利转型，中国经济将在未来20年内超过美国。
报告还指出：在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将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和重新均衡的挑战。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以下问题：中国经济增长是否能顺利转型？主要靠什么力量来实现？
结合当今全球经济的运行环境和整体发展趋势，笔者以为：我国这个经济结构调整是否成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智慧经济的发展程度，取决于智慧经济在整个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和影响力。
我们在展开智慧经济相关问题的正式探讨前，先让我们一起来查看一下，刚起步的中国智慧经济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
我们通过阅读一些最近官方发表的资料，可大致了解下中国智慧经济所处的基本背景情况：
资料1 全球制造业增长放缓（来源：《经济参考报》2010年8月）
全球工业复苏仍然参差不齐，并可能正在失去动力。
美国、欧元区、英国和亚洲各地公布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调查显示，虽然工业产出继续扩张，但先前几个月的快速增长步伐已有所放缓。
欧元区7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从初步估计值略微修正上调。然而，报告虽然并未显示出多少复苏停滞的迹象，却揭示出欧元区的增长严重依赖于德国由出口驱动的制造业。其他地区的增长前景依然疲弱，法国的指数跌至10个月最低水平。编制PMI调查报告的研究公司Markit的首席经济学家克里斯·威廉森表示：“这显然是一场十分不均衡的复苏”。
资料2 我国工业增长平稳回落（来源：中经网2010年8月）
受房地产调控政策及欧债危机蔓延的冲击，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平稳回落，但并未改变良好运行态势。
宏观调控政策效应逐渐显现，作为下半年的首月，7月份经济数据走势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一）工业增速继续平稳回落
6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7%，较之5月份回落了2.8个百分点。7月份，政府宏观调控力度不减，加之去年“前低后高”走势影响，预计工业增速将继续回落。考虑到上述多重因素影响，预计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约为13.2%，1—7月份累计增速为16.9%。（二）投资增速受基数影响较6月略微上升
6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为30689亿元，同比增长24.9%。预计7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将达到22426亿元，同比增长25.7%，增幅同比回落4.2个百分点。预计1—7月份城镇固定资产累计完成12047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6%，增幅同比回落7.4个百分点。（三）消费品零售总额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6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2330亿元，同比增长18.3%，比5月份回落0.2个百分点，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7月份，由于刺激消费的各项政策维持不变，消费增长将依然保持稳健势头。考虑到蔬菜、小麦等食品价格新上涨因素将会推动零售价格上涨，预计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234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5%。（四）贸易顺差小幅减少
6月份，出口增速为44%，进口增速为34.7%，贸易顺差200亿美元，创今年新高。预计7月出口额为1457亿美元，同比增长38.2%，比6月份下降5.8个百分点。预计7月进口额为1266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3.6%，比上个月回落1.1个百分点。7月贸易顺差约为191亿美元，比6月份减少9亿美元。（五）CPI和PPI上涨幅度呈反向变化
6月份，受蔬菜价格大幅下跌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9%，低于此前人们的普遍预期。综合看来，预计新降价因素与上涨因素影响基本相当，7月的PPI环比与6月持平，同比上涨6.1%。（六）财政收入增速继续放缓
6月份，国家财政收入达到7879.4亿元，同比增长14.7%，增幅比5月下降5.8个百分点，主要是受去年6月收入基数提高的影响。7月份，由于工业增速逐步放缓、消费税翘尾增收因素消失、房地产营业税回落影响，财政收入增长存在减速压力。但考虑到去年7月份基数较低，7月份国家财政收入增速依旧会大幅度回调，预计当月财政收入约8139亿元，同比增长21.5%。（七）人民币新增贷款基本与6月持平
1—6月份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累计新增46367亿元，接近全年目标的62%，略超既定的上半年60%的投放节奏要求。3季度，按照月均计算，单月新增额度为5000亿元左右，考虑到7月为3季度首月，投放量可能高于后两个月，但由于对地方融资平台清理等信贷控制政策力度不减，7月份信贷投放量不会超过6月份，预计约为6000亿元。7月，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预计为452052亿元，同比增长18.6%，广义货币供应量681048亿元，同比增长18.8%。（八）附表：主要宏观经济指标预测备注：①中所有预测指标的绝对量数据均为当年价数据；②本数据表基于“月度宏观经济模型”的预测结果；③预测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资料3 发改委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IT市场复苏强劲（来源：新华网2010年8月）
美国国际数据公司（IDC）3日发布报告说，受需求上涨等因素推动，今年上半年全球信息技术（IT）市场呈现出强劲的复苏势头。
IDC的报告指出，今年上半年全球IT开支出现快速反弹，很多厂商业绩同比大幅增长。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去年同期市场状况过于糟糕，不少厂商的业绩相比之下更显亮丽。随着经济状况相对稳定，企业、政府和消费者在经济衰退期间被抑制的需求得到释放，在对电脑、网络设备等硬件进行更新和升级方面的投资加大，这一点在今年上半年的IT市场上明显体现出来。
IDC的专家说，有鉴于此，他们已上调对全球IT市场今年全年增长率的预期。根据最新预测，全球IT开支今年将达到1.51万亿美元，按固定币值计算同比增长6%。其中，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增长步伐最为有力，增长率都有望保持在两位数以上。IDC展望说，中国的IT开支今年将增长21%。
但该公司专家也指出，一些经济学家仍担心世界经济未来会出现二次探底，因此有必要对IT市场下一步走向持谨慎看法。IDC的调查发现，由于企业担心存在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它们在是否加大对新的IT项目进行长期投资方面仍然小心翼翼。IDC的专家认为，虽然目前市场需求依然比较强劲，但由于IT投资的实际水平很大程度上受宏观经济因素决定，世界经济未来几个月形势如何，对于IT业未来一两年的走向可能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资料4 我国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25.9%（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2008年7月）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统计快报显示：我国通信业务6个月来平稳发展，全国移动电话用户已经达到6.01亿户。
1—6月，全国电信业务总量累计完成10953.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9%；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3987.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2%，低于同期GDP增速1.2个百分点；电信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1136.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9%。
电信业务收入整体保持稳定增长，业务间发展差异较大。在电信业务中，移动通信网业务收入2136.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9%，占电信业务收入的比重为53.6%；固定本地电话网业务收入879.5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4%，占电信业务收入的比重为22.1%；长途电话网业务收入592.0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3%，占电信业务收入的比重为14.8%；数据通信网业务收入374.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0.4%，占电信业务收入的比重为9.4%。而互联网拨号用户减少了344.9万户。
移动电话用户猛增，固定电话用户持续减少，宽带用户稳步增长。6月，全国净增电话用户604.7万户，其中固定电话用户减少258.0万户，移动电话用户增加862.7万户。1—6月，全国累计净增电话用户4413.5万户，总数达到95707.8万户。其中固定电话用户减少931.6万户（其中无线市话用户减少680.8万户），达到3.56亿户；移动电话用户增加5345.1万户，达到6.01亿户。
移动通信业务使用量高速增长，固定电话业务使用量继续下滑。1—6月，固定本地电话通话量累计达到3157.5亿次，比上年同期下降6.6%（其中无线市话通话量累计达到794.1亿次，比上年同期下降10.1%）；固定传统长途电话通话时长累计达到437.5亿分钟，比上年同期下降13.9%；移动电话通话时长累计达到14176.7亿分钟，比上年同期增长33.4%；IP电话通话时长累计达到721.0亿分钟，比上年同期下降4.8%；移动短信息发送量累计达到3441.3亿条，比上年同期增长23.3%。
资料5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盛来运（来源：中国网讯2008年7月）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盛来运介绍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我的问题可能有点复杂，您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到底中国经济在多大程度上还会受到长期结构性问题的困扰？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仍然对于出口有很大的依赖，但是其他国家吸纳中国出口商品的能力、潜力很可能不如以前了，那么中国是不是需要来进一步刺激国内的需求来弥补在出口方面增长的损失？
盛来运：这个问题你提的很复杂，从中国经济的运行情况来看，当前面临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老问题，就是结构调整问题。
在以前的经济增长中，确实过多的依靠投资和出口的拉动，这种经济方式我们已经意识到，对我们国家来讲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对外部的市场和资源的消耗比较大。
所以，我们要加大结构调整，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这个是我们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中都已经明确的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必须坚持的战略。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一方面给我们传统的发展方式、传统的发展结构提出了重大的挑战，特别是我们外部出口受国际需求的下降压力会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也是一个重大机遇，我们可以利用市场的倒逼机制，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这一点是我们坚定不移的。
我们在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上要实现三个目标：一是由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转变；二是由工业带动向一产、二产、三产协调拉动转变；三是由过度依靠资源消耗向依靠技术、管理、创新方面转变。
通过阅读以上这些简单的资料，我们就可以看出：（1）全球经济低迷震荡，作为智慧经济的基础——信息经济却持续增长；（2）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和谐经济框架再次被提到了经济发展的首要。（3）中国经济运行数据提示着：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调整。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政府提出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上要实现三个目标。
我们细一看下这三个目标就会发现，它的实现途径均将涉及智慧经济领域：（1）由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转变。协同就是需要同步提高，无疑高科技的应用是这三驾马车最佳的引擎。（2）由工业带动，向一产、二产、三产协调拉动转变。一二产的智慧化应用（含智慧化初级阶段的信息化）和三产的智慧经济比重提升，直接影响着整个经济体的单位成本构成。（3）由过度依靠资源消耗，向依靠技术、管理、创新方面转变。智慧经济的基础是科技和创新，智慧经济（含信息经济）占整个经济体的份额比，也直接或间接反映了整个经济体资源消耗的依赖度下降程度。
正是这些智慧经济的技术、管理、创新等要素的变化结果，最终将体现出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程度。
智慧经济不仅会表现在我国三产里面的比重不断上升，而且当这种新信息经济表现为智慧经济时，将直接渗透和影响到了我们的一产和二产之中去。
于是，智慧经济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我国经济结构实现转变所要研究的重中之重。
身处全球经济依存度相对高度发达的大环境中，我们不能不注意国际形势的走向。如今，发达国家中已经是1/2以上的从业人员从事以信息为主的工作，且预测在未来10年人类的全部工作中将4/5与新信息经济有关。
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新时代的信息经济（智慧经济）作一次新的全面审视和深入研究，特别是对其高级阶段的智慧经济时代，展现出来的非现场经济现象开展深入研究。
通过对这个时代特有现象的分析与研究，找出一些智慧经济的核心点，以便我们为我国智慧经济的高速发展的未来，提前作些心理上和认识上的准备。
第四节 智慧经济的新特征——非现场经济现象
在智慧经济时代，世界范围的传感器联网、计算机联网、云端共享将使越来越多的传统领域以数据流通取代产品流通，将工业劳动演变成智慧劳动和应用服务。这一特殊的劳动和产品能够通过智慧共享平台来再利用或再分配，其价值的增加是通过智慧劳动而不是传统工作来实现。
智慧经济很大程度上将通过非现场经济现象而表现出来，非现场经济将以前所未有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将智慧劳动和智慧经济带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全方位地开始影响我们各行各业的方方面面。
注意：这个智慧劳动的出现不是去替代所有的劳动形态，也就是智慧科技不是去否定传统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的存在，相反通过劳动的智慧化会促进这三种经济的大提升，并导致不可触摸的智慧型经济取代可以触摸的物质型经济，而逐步在整个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
这里的取代是指智慧经济在各个经济结构中的贡献地位和主导地位，不是智慧经济替代物质型经济，而使得物质型经济消亡了。
我们的物质型经济永远将会存在，而且在智慧经济和智慧环境下将得到更大的提升，只是其在整个社会经济的贡献值和地位相对于智慧型经济的有所下降。
新时代的智能生活模式极大地拓展了人们非现场的活动时空，以互联网和数字产品为主导数字生活，随着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的应用深入，以出乎人们意料的速度，向智能型生活模式转型，迅速地展现出“互联+物联+云计算+智能终端”=“智慧体系”的集成态势。
这里的互联不是单指传统的固网式互联网，而是广泛地指一切能即时在线联网的数据共享体系，包括固定互联、移动互联和其他的数据交换平台。
这种智慧科技成果的集成，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通俗的比拟，来加以初步的说明，这就是所谓“智慧体系”（互联+物联+云计算+智能终端）：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可以比拟成纵横交错的地空一体的交通网，实现国国通、城城通、乡乡通、村村通。
带宽和速率——可以比拟成交通网道路的加宽和通过率的提升。
物联网——可以比拟成城、乡、村中所有的有形资源被人们充分地感知。
云计算——可以比拟成城、乡、村中所有的有形或无形资源的共享和调用。
智能终端——可以比拟成这些所有的有形或无形资源实现共享的应用载体（各种交通运载工具）以及调用这些资源的指令发生器（交通管理工具）。
这个“智慧体系”托起了我们未来的智慧生活，此时的智能终端将作为最终的实现窗口，而显得无比的重要。
特别是智能移动终端借助于“移动互联”、“移动物联”的支撑，不再仅仅是一个单具通话功能的移动电话或是一个简单的信息交互工具，而是转向成为一个具全面应用功能的综合生活平台和工作平台。
作为人们“非现场经济”活动的主要支撑载体——智能移动终端，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通信工具。其中的综合应用功能占比将大增，原本的主要语音通话功能将逐步退缩，也许此时语音功能占比将下降至不足整体功能的10%，智能移动终端也就逐步脱离了移动电话的身份，而是演变成了真正的智能移动终端，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的一个平台以及日常生活的一个综合平台了。
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未来的主要生活形态是移动互联环境下由智能移动终端支撑下的非现场生活，社会经济特征也将变为智能移动终端支撑下的非现场经济。
移动互联采用国际先进移动信息技术，整合了互联网与移动通信技术，将移动通信和互联网两者结合为一体，将各类海量信息及各种各样的物联网业务引入到移动互联网之中，为社会搭建了一个适合各种业务和各种管理需要的移动智慧化应用平台，提供全方位、标准化、一站式的用户需要和智慧劳动竞争力的展示平台。移动互联和移动物联托起了非现场生活的繁荣，新的劳动生产率不再是简单地取决于劳动资料量的增加，而是依赖于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以及智慧应用程序在非现场生产和非现场生活中的各项应用。
欧盟在不久前发表的《欧洲数字竞争力报告》称：自1995年以来，欧盟几乎一半的经济增长都归功于信息和通信技术。
随着ICT和互联网对整个欧洲经济的渗透——宽带应用、服务以及无线设备的普及（包括智能终端和移动应用程序），ICT对于欧洲的社会结构、社会发展动力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这些报告传递出了一个信息：全球近十年来，对于所有的经济领域来说，关键是数字化（未来更是智慧化）。
ICT在各国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已经非常突出，从农业到制造业、服务业，再到政府部门，ICT已经成为一个“普遍深入”的因素。
这些技术的联动，最终实现的是世上各种有形的无形的资源在时空上的利用最大化、安全保障化、成本最低化。
ICT“普遍深入”展现的就是ICT的渗透力，这种技术性的渗透力在智慧经济时代将转化到特有的经济现象里，也就成就了非现场经济的渗透力。《纽约时报》引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斯·加诺特的话说，中国提供廉价劳动力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相信中国接下来将会进入一个“高质量增长期”，其中工人工资以及劳动所得在GDP的比重将会增加，过去30年发生的收入分配不公现象将会得到扭转。
2010年中国国内劳工工资上涨将近两成，许多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制造企业被迫向内地迁移，国外开始讨论中国是否仍旧是一个理想的劳动密集产业输出目的地，国内舆论普遍认为应该通过产业升级、技术创新提高企业定价权、盈利空间和工人薪资。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但从人均GDP和国民生活标准角度，中国仍然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这个空间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新信息经济的发展内容和力度。也就是说在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将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和重新均衡的挑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ICT技术的再创新，依赖于ICT技术能否快速地演变成智慧技术。
ICT技术再创新的具体成果也将会借助于移动互联这个平台而表现在了非现场经济渗透力量的大小上。在未来的若干年里，移动互联的规模将是桌面互联的至少数十倍，中国的企业大有用武之地。
随着智慧技术的突飞猛进和智能生活的到来，非现场活动在各行各业的实际应用将得到空前的飞速发展。
这种非现场经济的渗透力决定了经济效益与工作效率、工作时间的直接关联度越来越松散的程度，这样的直接关联向间接关联转变的结果是：各种非现场活动的基础成熟了。最初的科技进步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是一次人类的工业化革命；当今的智能革命则是把人类从特定的环境限制中再次解放了出来，是一次个性主张的自由革命。
非现场活动再次把人们的从固定的办公场所、交易场所、事件现场、资源现场以及定点PC等时空环境的制约中解放了出来，劳动者和生产力再次获得解放，社会经济也将再次迎来巨大的变革。
这种变革不仅诞生在西方，也生根于中国的大地上，将为中国国民带来更高品质的智慧生活。它的产生将对传统的经济概念起到变革的影响，常规性的信息经济理论也将受到无情的冲击。
这里，“特定的环境限制中的解放”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信息经济借助于固网以及应用技术，实现了人们的信息交互便捷和开始启动从固定劳动时间和固定劳动场所向固定的PC转移，初步实现了非现场生活和非现场劳动。
第二阶段是信息经济高级阶段的智能经济借助于智慧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技术、物联网技术和智能移动终端及其综合应用技术，不仅实现了人们从固定劳动时间和固定劳动场所索博中的解放，更是把人们从固定的或定点的PC中解放了出来，真正实现了时空自由的“感知与应用”的非现场生活与非现场工作。
一方面是智能化程度快速发展的趋势，提供了各种非现场活动的可能，高新科技的应用和高智能化组合，给非现场活动和非现场交易奠定了可靠的技术支撑和社会环境支撑。
另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需要非现场活动的活跃，非现场经济的应用渗透力和综合成本概念，也将主导着社会活动的非现场化趋势。
这种“充分感知与应用”和“充分自由”的智能生活，加剧了我们的非现场活动，从而推动了中国非现场经济的激速发展。“智能生活”模式时代是“数字生活”模式的进步，更是智慧科技发展和智慧体系应用的进步，是当今信息经济转向高级阶段的一个重要标杆。
非现场经济的渗透力正是由这些新技术、新体系所支撑起的各智慧要素联动的结果，表现出了非现场活动无孔不入的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影响力。
随着智慧经济的深入，非现场经济将借助这种渗透性，开始全面影响着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组织架构和人们在生活方式、社交活动、知识资源以及创新贡献，成为促进全球社会进步的引擎。
我们可以说：以“非现场活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智能生活”模式的时代已经到来。
第三章 经济学思维方式与非现场经济
我们已经开始步入信息经济高级阶段的智能生活的时代。于是，我们对信息经济的再研究以及对智慧经济的研究也就有了新的契机。
由于我国学术界对信息经济研究的时间不长，而且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研究信息经济的人和力量主要是来自信息产业或相关产业的技术人员，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专业人士研究信息经济（包括ICT应用领域）的人不多。
这样，我国的信息经济的研究呈现出了很大的技术型倾向，就技术本身或技术应用层面讲，我国的信息经济技术及应用研究应该是具有一定的深度。
但从经济学研究的高度看，即就信息经济基础面的研究成果看，我国信息经济研究领域有突破性的成果就罕见了。
这种研究信息经济方式的弊端，在智慧经济时代里来研究信息经济的高级阶段，特别是研究全新的非现场经济现象，显然是不合适的。
我们必须克服这种弊端，回归到经济学研究的层面，从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哲学指导层面开始。从头思索，系统地对这一新时代下新现象，展开连贯性的经济意义及经济价值的分析研究，以便更好地帮助各技术专业人员及各级政府开展细分的深度研究和实际的具体应用。
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方法就是哲学思维。为了能更好地回归到经济学研究的本原，寻找些经典理论依据，我们从哲学层面探寻起，去那里找些与研究非现场经济学相关经济学基础理论支撑。
从哲学观出发，探索和揭示出事物的本质以及事物之间作用的因果机理，因而我们需要遵从本质到现象的基本研究路线。
现在就让我们先离开一下关于ICT领域的讨论，一起回归到东西方哲学讨论和古典经济学讨论的层面，去那里获取些基础的经济思维力量。
第一节 中国文化的回归
我们知道：亚当·斯密是将幸福的经济手段和道德行为结合起来，认为实现人类幸福的手段是财富，其中的“财富”既包括了物质财富也包括了非物质财富。这种非物质财富很大层面上与人们的道德行为紧密相连，不同道德行为背后支撑的往往是不同的道德观。
显而易见，中国的幸福模式也不会脱离这个原则太远，也一定是建立在经济手段和中国人特有的道德观基础上的。
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先探寻些中国人普遍性的道德经济理论支撑。[1]
一、中国传统智慧与西方科学精神的融会贯通《中国管理C模式》是一部开拓性著作。阎雨先生融合古今、驰骋中外，将中国古典管理思想与现代管理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了，将东方的重人情、沟通、谋略的软管理与西方的重理性、制度、法治的硬管理互补为一体了，这样的著作少有。（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
美国夏威夷大学终身教授、国际东西方大学校长、著名哲学家、新儒家代表人物成中英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管理文化的研究，以《易经》为基础，以中国传统智慧与西方科学精神的融会贯通为目的，以“中国管理科学化，管理科学中国化”为宗旨，以集科学、文化、艺术三位本一体为特征，注重管理功能与中华文化资源（尤其是哲学智慧与道德价值）的整合与组合，使两者相得益彰，提出了“C理论”，成功解决了东西方管理的文化障碍。C指的是决策（centrali-ty）、领导（control）、权变（contingency）、创新（creativity）、协调（coordina-tion）。这一理论现公认是中国管理理论的奠基之作。
而今管理西化的中国企业历经30年发展，规模越来越大，但是矛盾越来越多，影响发展的阻力越来越强，主要表现在：劳资矛盾加大、企业文化缺失、管理模式机械、资源消耗严重、发展与环保对立、核心竞争力疲软、组织生态恶化……
这一切都说明配方的管理已越来越不适合中国企业的发展，问题层出不穷。
西方文明在反对西方宗教道德禁锢的相反方向，建立了一个鼓励和保障追逐利益的社会制度。从而把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全部带到必须做小人，必须自私自利的境地。道德与民主并不相悖，有道德必然有民主，有民主未必有道德。道德教化之后的民主，才是有益的民主。没有道德教化的民主，往往是有害的民主，是一群真小人、衣冠禽兽的民主。
没有道德教化，民主、自由也无法改变这种局面，用中国古人的话来说，民主、自由只是“术”，而道德教化是永恒之“道”。“道”之下，可以用各种“术”；没有“道”，任何“术”都没有用。
自然而又自由的理想，这正是《易经》哲学的深度所在。《易经》哲学最根本的思想就是认为宇宙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而又内外、上下、左右各部分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整体。
所谓“动态的整体”，就是指宇宙的事物不管如何缤纷繁多，都有密切的互动和相互的影响，每个事物都在自己运动，都有一定的背景和网络，别的事物影响着它，它也影响着别的事物。个体性和整体性是相互关联的，整体性不能用封闭的态度去了解，因为整体包含着时间和关联的，包含着时间的流动和空间的整合，所以不应限制于任何固定的格局，而应该不断打破格局。
这种动态的整体宇宙观是中国人在长期的文化经验和文化实践中体悟出来的，具有中国的特色，任何中国人及其管理活动都不可能不受这种宇宙观的影响。这种宇宙观正确地表达了宇宙的内在特性，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具有明显的或潜在的全人类性（世界性），同样为现代人所必需。《易经》哲学两极一体的整体宇宙观，体现出一种辩证的逻辑。
辩证的逻辑同黑格尔的三段论的辩证法不完全一样。它从一分为二到合二为一，从对立相反到互补互化，再到产生新的事物，应该说有五个层次，即整体化——阴阳分化——多元发展——冲击补充——推陈出新这五个层次。
C理论允许多元的发展，不一是千篇一律。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特性、不同的支点，不同阶段的公司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不同发展目标，都是在变化当中的。在C模式下，管理的问题都将从整体关联的角度进行解读和解决，洞悉各个管理要素间的依存与联系，在动态中解决问题而不是只针对一时一地的问题。C模式把管理模式同样视为生命体，有整体创化，就有推陈出新，因此C模式将来也面临不断地修正、更新，以适应新环境下的管理变革。在C模式体系下，对社会各个要素进行分析论证，协调利弊，推动对话与交流，扩大共识，弥合分歧，在整合创化中，使之和谐相处并相得益彰、相互促进。
C模式生命论对当今社会、国家乃至世界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和谐、共融，彼此关爱，相互倾听，可以避免西方霸权与宗教激进主义的绝对对立与水火不容。[2]
二、大国情结与文化振兴
国运沉浮是条曲线，也是条抛物线，都有生长、强大、衰弱、消亡的过程，世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长盛不衰，连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这样的弹丸小邦尚能风起一时，连罗马那样横跨欧、亚、非的帝国都能土崩瓦解，这个世界没有永久的日落帝国。
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应仅仅是经济和武力的强大，这种强大都是很脆弱的，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在历史的长河里，崛起只不过是一朵销瞬即逝的浪花，常规的发展才是正态。
除了荷兰的现代金融制度、英国的现代政治文明对世界有着建设性的价值外，有些国家的崛起之日就是他国的掠夺之时！这样的大国于世何益？
文化的强大才是国家的根基，是可以持续成功的保障，没有文化的根基，仅经济和武力的强大只是昙花一现，不可久远。就像一个人，如果心脏有病，无论如何着装威武，都显得气血乏力。
中国最需要的就是文化的振兴，把传统优良的信码激活，摒弃其不良的遭粕，重新梳理，重新整合，正本清源，为国人“存孝悌立纲常”，建立国家秩序，疏导民心向背。
研究中国振兴就必须从文化整形叹气，这也正是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文化振兴，我们正逢其时。我们既要复兴伟大的光荣，辉煌的文明，更要振兴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不足的“个性张扬”和创造力的培育。
中国文化本是很强文化，但两千年封建的专制统治使其惰性有余，活力不足。即使如此，她还是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但一场场的“文化运动”剪断其文脉，导致文化气血不足。儒家文化不可取代，因为在国人的心目中，儒家文化是我们民族思想的要根！公平没有什么文化强大到可取代儒家文化的地步。
文化振兴并不是新发明，它其实应当是一场文化大整合，以现代文明成果，创造出新儒家文化。
有了这股清流，我们的精神就会得到更新，我们的心灵就会得到滋养，我们才能真正地健康起来。[3]
三、让财富体现出责任和修养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有道的财富是勤劳智慧的象征，财富作为社会的主要资源，作为企业的核心资源，作为生产的核心要素，都对社会发展，文明的推动，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是最强劲的动力。
中国素来就有对财富尊重的传统，但也有着很深的仇富心理，这是因为财富还有负因素的一面，因为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取财富的不乏其人，正是因为不公正的存在，使公众偏执地认为财富是特权和腐败的象征。
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办得很好，尤其是他们的《赢在中国》、《对话》栏目，是对创业者的砥砺和鼓舞，它告诉大家，财富的创造是通过勤勉、执著、聪慧和正直等元素的组合融合来实现的，是阳光的，高尚的。这两个栏目传播的都是正激励，这种激励对于现阶段的社会状况而言非常必要。
当然，这种进步还是缓慢的，不足以解决现实社会蔓延的急功近利财富观，这种仇富和暴富心理是个别财富命案的渊源。
信仰丧失，道德滑坡，投机成风，信用缺乏，这种浮躁的气氛，已经迷失的自我，毫无疑问，如果是负激励只能是雪上加霜。
解决专制是一个漫长的征途，现在推进的和谐建设就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改造宏观我们可能力不从心，但是微观上我们有建设的能力。
社会现在最缺乏的是人文环境和共处关系，如何让富人穷人互相尊重，和睦相处；无论贫富均可得到生活、医疗、教育保障的权力，无论贵贱都享受理解，宽容和尊重；对人格、人权的评判和尊重不受任何物质对财富的干扰。
这才是我们应该创建的财富文化！
给那些贫穷人以创业的激励和创业关怀、扶持，对拥有财富者，要让他们参与更多的社会公益事业，让财富体现出责任和修养。
[1]
阎雨，中国管理C模式[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2]
两百年的企盼与梦想：阎雨，思想的碎片[M]，北京：研究出版社，2008.
[3]
阎雨，思想的碎片[M]，北京：研究出版社，2008.
第二节 西方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支撑
中国模式也一定是建立在人类共识的准则和中国人特有的道德观基础上，我们开展了一些关于中国人普遍性道德经济理论的讨论，再顺着阎雨教授的“东方软智慧结合西方硬技术”的思路去探询一下西方古典经济理论。
为了尝试用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当今信息经济的各种现象，找寻些经典的理论支撑，我们就从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开始寻找些普遍性的经济学理论支撑：（根据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贺金社《经济学——回归亚当·斯密的幸福和谐框架》的部分内容整理）“经济”（economy）一词虽然最初出现于色诺芬的《经济论》之中，但色诺芬并没有因此被认为是经济学的鼻祖。因为直到18世纪中期，由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中，资本主义一般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结构才明晰起来。只有在这时，古典经济学家对发达的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的内在联系才有了某种系统性的认识。
因此，这一时期才被视为还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与完成时期，也才把这时出版《国富论》的亚当·斯密誉为经济学的鼻祖。
1776年3月9日，伦敦出版商发行了一部长达1000多页的两卷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正是“她”提供了解救普通劳动者摆脱“霍布斯丛林”苦难的模型！
至18世纪，人类历史已有6000多年。在那些年代，谋生仍然是每个人睁眼就牵肠挂肚的问题。人们辛苦劳作，为生存而斗争，但仍只能勉强糊口。只有少数统治者和贵族过着闲适的生活，普通人的生活现状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18世纪时，人们平均寿命只有40岁，英国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把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描述为“孤独、贫穷、肮脏、兽性和短暂”。人们的这种生活状况被称作“霍布斯丛林”，为了改善人们的生活现状，许多仁人志士都进行过艰苦的努力。
早年的斯密似乎更多地思考着如何推进人类的进步、帮助人们获得更大的幸福。事实上，《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一样，都是为了探寻人类幸福的途径。
1759年斯密出版的《道德情操论》，阐明的是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的伦理思想，“对我们自己个人幸福和利益的关心，在许多场合也表现为一种非常值得称赞的行为原则。”而且，《道德情操论》第六卷就是关于“幸福”的内容，讲道：“个人的身体状况、财富、地位和名誉，被认为是他此生舒适和幸福所信赖的主要对象。”在《国富论》中，斯密认为人类“对财富的追求”的根本原因是为了实现“人生的伟大目标”——生活幸福。
斯密还指出了幸福所依赖的另外两个因素，一是安全，二是友情或交往。
安全是人们首要的和主要的关心对象。人们一般都不会把自己的健康、财富、地位或名誉孤注一掷地押出去，而主要采取的是那些避免遭受损失或危险的方法。关于“友情”或“交往”对幸福的作用，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第六卷里有专门论述，并且在第一卷第二篇里还用了第三章、第四章两章的篇幅进行了论述，指出：宽宏、人道、善良、怜悯、相互之间的友谊，所有友好的和仁慈的感情，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会博得旁观者的好感。在朋友之中挑拨离间，把亲切的友爱变成仇恨是一种罪恶。它的罪恶之处，在于扰乱了人们内心的平静，中止了本来存在于人们之间的愉快交往。
这些感情，这种平静，这种交往，不仅是和善、敏感的人，就连普通人也会感到对幸福的重要性。
斯密进一步指出：明智和审慎的行为会指向比关心个人的健康、财富、地位和名誉更为伟大和更为高尚的目标：英勇、善行、正义。
在界定个人幸福的基础上，斯密还是对社会幸福指出：任何政治社会中，下层阶段都占最大部分，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的状态的社会，绝不能说是繁荣、公正、幸福的社会。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完整地把斯密的“人类幸福”定义为：人们生理的、安全的、交往的、尊重的和美德的、英勇的、善行的或自我实现的需要的满足。
因此，从本质上来讲，斯密是将幸福的经济手段和道德行为结合起来的。斯密认为实现人类幸福的手段是财富，而其中的“财富”就因此既包括了物质财富也包括了非物质财富，其对应具体形式是满足人们各种基本需要的财富（包括人、知识）。
依据斯密的理论，人们生活幸福所信赖的是整体“五需要”的满足。整体“五需要”，也可以分为政治的需要（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社会的需要（安全、友谊、信任、尊重等）、经济的需要（衣、食、住、行等）的整体满足。
现实生活中，人们的需要是整体的或同时被满足的。比如，人们要生存必须满足生理的需要，而且人们一般也不会孤注一掷地冒险地把自己的所有财产都押出去。我们每餐都要享用多种饭菜；每日要享用多种商品，包括作为满足社交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的商品：亲朋好友或社团活动、社会地位或自我表现的机会，以及社会的承认。
需要是主观的。尽管对整体需要中各种需要满足的重要程度因人而异，但是人们一般都会追求对各种需要满足的协调性。我们经常也会说“活动活动、调节调节”。无论如何，单调的生活会影响身心健康并最终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或幸福程度。
因此，一般情况下，人们追求生活的幸福和谐，就是追求其需要整体的、协调的、持续的满足。人们也会考虑幸福生活长久和不断延续，这就是人们对“利益和谐”的总体要求。
随着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发展以及对政府提出的以“和谐利益”为目标的要求，如今，回归古典经济学、回归亚当·斯密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根据斯密“合作”生产的观点，作为市场主体的消费之间、厂商之间以及消费者与厂商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信赖、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社会性”进行了分析，并分别描绘了相应的帕累托最优的均衡路径。
事实上，即使是个体，如家庭、厂商、政府等，也因为现有财富的稀缺性，以至于现在财富的配置在不同个体的不同用途之间也具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系统性”或“准‘社会性’”。
因此，从形式上看，关于消费者、生产者，政府各自帕累托最优边际条件，实际上是依据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观点进行的进一步分析。
首先，作为微观市场主体的消费者、生产者、政府如何配置各自现有的财富于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不同用向之间，以实现各自整体利益的“自然和谐”；其次，作为宏观市场主体的家庭部门、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内部成员，如何配置现在财富，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自然和谐”。
18世纪，坎梯隆（Richar Cantillion）和魁奈（Francois Quesnay）的著作中就出现了“和谐”观念的雏形。在《国富论》中，虽然“和谐”一词只在第二卷最后的倒数第三段里出现了1处，而且还只是“harmony”同义词“concord”；但是，在《道德情操论》中，表达“和谐”的词即“harmony”，则出现了31处之多，而且有1处直接出现的就是“harmony of the society”（社会和谐）一词。更为重要的是，在斯密的这两部传世著作里，已经出现了“和谐”的思想。
19世纪中叶，“和谐”一词开始出现在著作的名称里。美国经济学凯里（Henry C.Carey）的两部著作，一部是1836年出版的《自然和谐》（The Har-mony of the Nature），另一部是1852年出版的《利益和谐》（The Harmony of Interests）。法国经济学家巴师夏（Frederic Bastiat）1850年出版的《和谐经济论》（Harmomious Economics）。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由于保证经济率与经济公平以及主张加强政府干预的呼声，“和谐”理论逐步受到了批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哈克（F.A.von Hayek）出版了《自由秩序原理》等对自然秩序进行了重新发现和传播，不过对于推动“经济和谐”思想的当代动用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经济和谐的含义：“和谐”（harmony），指的是自然、秩序、相溶、融合、一致、协调等的“利益和谐”。
人类生活的终极目标是“幸福和谐”。
因此，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人”及其生活的“幸福和谐”。
新形势下的智慧经济同样离不开“幸福和谐”这个终极目标。
第三节 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再思索
通过研究和观察西方经济发展史，我们可以不难看到一个真理：西方经济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归因于经济和科学的相互影响。也可以说西方社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技术试验来筛选具有经济价值的科学发现，是科学知识的发展塑造、培育并推动了西方经济的发展。
我们也可以看到西方经济在科技的支撑下得以发展的同时，又反过来激发起了人们对科技、社会和政治的更高期望。
这会让人们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是否通过不断提高技术试验来创造出高经济价值，利用科技创新和不断增长的财富，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也就是：是否单凭科学技术就可以实现幸福和谐的社会经济？
亚当·斯密不愧为是经济学的鼻祖，早在18世纪就为我们给出了答案，他将幸福的经济手段和道德行为结合起来，认为实现人类幸福的手段是财富，其中的“财富”既包括了物质财富也包括了非物质财富。
这种非物质财富很大层面上与人们的道德行为紧密相连，不同道德行为背后支撑的往往是不同的道德观。
正如贺金社先生在《经济学——回归亚当·斯密的幸福和谐框架》中所言：在回归亚当这一小节的最后，我们以2009年3月16日发表在英国《金融时报》上的“重读亚当·斯密：我们不需要新主义”为题的文章中一段作为结束：今天的经济困局并不需要某种“新主义”，而需要我们以开放性思维来理解有关市场经济的能力范围及其局限性的旧观念；我们首先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不同体制是如何动作的，同时还要了解各种组织——从市场到国家机构——如何能够齐心协力，创造出一个更美好的经济世界。
由此我们可以粗略地得出一个结论：用科技创新创造物质财富，用道德观创造非物质财富，再以开放性思维的齐心协力来通过智慧劳动和智慧共享体系来实现我们人类的和谐幸福。
结合西方经济的学习，再学习《中国管理C模式》一文，笔者更是在“东方哲学”意识指引的基础上，也深深赞同胡星斗教授如是的评语：《中国管理C模式》是“东方的软管理与西方的硬管理”被融为了一体。
这是“东方软智慧与西方硬技术”联姻的典范。《中国管理C模式》是一部指导性著作，不仅仅是管理类书籍，而是一部诠释了“回归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书籍，它更是体现了“东方软智慧与西方硬技术”融为一体的哲学思想。
从这一哲学思想，我们可以引申出对当今新信息经济研究的思维模式再思考。当今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信息经济学研究思维模式，什么才是中国新信息经济模型的核心。
答案也显而易见了：现今中国需要“东方软智慧与西方硬技术结合”的新信息经济学研究思维模式。
由于我国现阶段的核心技术创新还比较落后，我们不得不借助于“西方硬技术”。可是，我们还拥有“东方软智慧”所创造的非物质财富。“东方软智慧与西方硬技术结合”的最终结果：在“东方软智慧”的指引下的“西方硬技术”的学习与应用，最终将导致“东方硬技术”的崛起。
到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很自豪地宣布“东方软智慧与东方硬技术”时代的到来了，东方智慧才真正创造了人类的幸福和谐。
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奇迹”，已经被很多人奉为是一种良好的新经济增长模式，“中国模式”的讨论也成了热门的话题。
可是，根据笔者游历世界的切身感受积累，对目前社会上流行的“中国模式”讨论表现出来的某些思维和对新信息经济的研究方式感到担忧。
中国经济总量虽然已经实现了“世界第二”，可是人均GDP还很低，也正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的严峻挑战。我们的核心竞争力还十分薄弱，封建残余思想还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习惯。
这些，在我们的当今现实环境中，表现出来的就是国人普遍存在着不太注重中长期规划。急功近利现象较为盛行，这点在信息经济研究和信息技术应用研究领域里表现得尤为突出，老是跟着别人走，最终得利的是别人，且老是牵制着中国人。
我们在研究新信息经济现象不得不看清和重视这种客观存在的社会不良现象。
我国信息经济的发展存在着根本问题——封建经济意识的残留，可以说我们目前的信息经济是建立在封建经济意识上的现代经济。
急功近利的背后就是落后的封建残余思想的支撑，它集中体现在官本位主义。这种官本位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根深蒂固“官位子”意识紧密相联，这里的官位意识已经不再是仅仅局限于真正的官场了，而是扩展到了国有大企业的各级“官位”，甚至还传染到了民营企业的一些管理阶层。
官本位主义不仅是体现在处处以官为本，还集中体现在以“位子”为中心的急功近利现象上。
民间流传的官场流行语：“屁股决定脑袋”。现在处在这个官位子（含经营管理的权利位子）上，明天不知道在哪个位子。
因此，能近期出成绩的一定是第一的。
于是，最快最高收益的土地出卖，当然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首选；市场好卖的，不论真假、不论生命周期长短的产品，当然成为各企业的首选。
技术创新和技术储备暂往后靠靠，“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东，本大爷眼前正忙着跟风呢，没空！”
这里并不是代表他们不明白中长期规划的重要，不明白急功近利的危害性。
他们心里清楚得很，他们都是我们国家里有知识懂道理的社会精英，在这样的氛围里他们有时也身不由己。
这种氛围的可怕之处已经不仅仅表现在官场，还弥漫在整个社会空间里，深深地影响着我国的各种经济体的运行。
走进大型国企、走进事业单位、走进写字楼，甚至是走进民营企业，你会感觉到与机关办事的感觉没什么两样，两者的氛围、思维、程序、态度、眼神等都是如此地相近，仅仅是交谈的内容有所不同罢了。
一次与某民营的国内大型手机厂商的管理高层与技术高层的座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大型企业几乎无新产品储备和新技术储备，原因非常简单和直白：“没有市场100万台左右的销售把握，我们是不会开发新产品的。”“我们非常知道新产品、新技术储备对一个企业长期发展的重要性。可是，现实的研发成本没法摊销，这个责任谁来承担？”
简单原始的市场导向论，加变相的官本位主义影响，在中国的一个以高技术产品为生的集团性高层集体会议上，出现这样的情形也就不难理解了。
笔者本人是官本位主义的坚决反对者，但不是市场导向论的反对者。
问题是我们是以市场应用需求发展趋势作为导向，还是以短期利益获取为导向？也就是我们是以市场现实导向？还是以市场需求导向？
我所不赞同的仅仅是：简单的原始市场现实导向论。而是提倡市场需求导向，是市场需求发展趋势的导向论。
看来我们不仅要确保已经取得的成果持续，还得以对现有改革成绩同等的专注，来关注市场需求的演变趋势和经济发展意识，从而关心企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当前业务、新建业务和未来可选业务之间保持协调平衡的方法。
由此，我国经济不仅存在着结构问题和运行体制问题，还存在着严重的经济认识上的观念问题。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我们的经济运行体系里的官本位主义还盛行，封建经济的痕迹到处可见。
我们要研究智慧时代的非现场经济现象，首先要解决的是观念问题。需要从思维意识、经济学理论和实际应用这几个方面，同时入手，运用东方古老的道德精髓和东方智慧来实现“中国模式”的差异性路径的传承、扬弃、吸收和并存，用东方智慧来研究探讨这个经济学里的新课题。
我们为祖国取得成绩而欢欣鼓舞，但我们更应为这种成就的持续而探索！
笔者的导师，北大行政管理学院院长阎雨教授曾告诉我们：“如今的微观经济学缺少人本或人文主义的思考特质。”
张维迎先生（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在为美国华盛顿大学经济学家保罗·海恩的《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作序时曾指出：“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到底指什么呢？正如其本身所暗示的那样，它指一种方法，而不是一套结论。”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也曾经作过适当的表述：经济学理论并不是一些现成的可以用于政策分析的结论。
美国华盛顿大学经济学家保罗·海恩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第四节开头这样描述：在18世纪的思想家当中，亚当·斯密（Adam Smith）无疑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位，也是最敏锐的人之一。
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了他的著作，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简称《国富论》。并以此确立了“经济学之父”的声誉。
他并没有发明“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但是他比以前人更广泛地发展了这一思想，而且是他将其首次运用于对社会变革和社会协作的综合分析。
中国某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反思》开头这样描述：最高的方法就是哲学思维，正是从哲学观出现，我们认为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必然是规范性质的，因为经济学的每一理论都体现了主体的认知，也即反映了提出和应用者的意识形态。然而，随着功利主义的盛行，“现代社会已经把哲学贬黜到完全无关紧要的地位”；以至当前的经济学界似乎没有多少人关心经济学的方法问题，而只是热衷于如何套用西方最新出现的模型化工具或计量手段，或者就是拿些陈腐观点到处宣扬。特别是，在主流经济学界，广泛盛行的实证取向宁愿着眼于琐碎的材料堆砌，也不愿对极为重要的思维本身反思。
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社会科学，其理论探索的根本目的是揭示事物的本质以及事物之间作用的因果机理，因而需要遵从从本质到现象的基本研究路线，也正是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
听了先辈和导师的教诲，笔者就时常在想：怎样才能更好地去研究这个由不断更新的科技所带来的新经济现象，并符合我们所面对的新时代经济的整体发展需求和发展理想。
我们应该怎样去审视这个智慧时代的新经济现象？怎样去克服封建残余意识的影响而开展对它的研究呢？怎样才能跳出技术经济研究和已经存在的普通信息经济研究的框框，用经济学的眼光去研究新时代下的非现场经济现象，使它上升至“非现场经济学”呢？
北大阎雨教授在《中国管理C模型》介绍“C理论”时曾这样描述：成中英教授以《易经》为基础，以中国传统同等智慧与西方科学精神的融会贯通为目的，以集科学、文化、艺术三位一体为特征，注重管理功能与中华文化资源（尤其是哲学智慧与道德价值）的整合与组合，创造性地提出“C理论”。“C理论”是体察中西文化的差异、东西社会组织的差异、东西方哲学思维方式、价值体验和历史经验等的差异，并运用中国《易经》之哲学思想，而创新研究的学术成果。
前辈学者们已经从不同侧面在提示我们：对新经济现象的研究要从哲学层面开始。经济学层面的研究思维不是提供教条，而是一种研究方法，一种智力工具、一种思维技巧，有助于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
因此，我们今天要探讨新信息经济现象，探讨的是智慧时代下的非现场经济，也同样不是为了得出真理或追究导出结果的正确与否。
而是，首先跳出的现实社会已经存在的各种资本理论的框框，回归到哲学层面，从思维的最基础面出发。
古人云：“术于外，道于内。”
人们在面对以资本为主导的工业经济社会的激烈竞争现实时，往往采取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不断努力，还是赶不上幸福感的提升。
我想：这是很多人一直未分清“道”与“术”的关联问题。“我们不但一直在追求利益，还一直在追求创造利益的‘术’，包括科学的‘术’，却忽视了根本的‘道’。”
以我们今天的现实社会来讲，“道”是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基本原则与指导思想，而“术”则是在某种原则或思想指导下的具体技能。
万事万物皆有其道，现实中的我们，为了形形色色的有形无形利益，一味地追求各种科学的或非科学的技能技巧，而忽视了其中根本的“道”。
笔者希望能在“道”（哲学思想）的指引下，特别是在东方古老哲学光芒的照耀下，引发大家对中国当今的智慧经济及其延伸现象的研究思维方式有所重视，从分析和研究非现场经济学这个不同的角度，对智慧经济的现状、未来和特征开展系列研讨。
第四节 信息经济与智慧经济的再认识
前面章节我们回归到了东方软智慧“道”的思考原点，现在就让我们一起顺着这个原点来到当今的信息社会之中。
信息经济学是智慧经济研究的土壤，我们可以从信息经济学的普遍性原理探知，对应着来观察一下智慧经济，希望能从中领悟到些新信息经济的精髓，并发现些信息经济与智慧经济的差异点。
1977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马克·波拉特（M.V.Porat）在美国商务部资助下完成了9卷巨著《信息经济：定义与测量》，标志着信息经济学研究的开始。“信息经济”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生活中信息化和信息经济化的现象日益普遍的情况下，由一批富有开拓精神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未来学家、信息学家提出并不断发展的新概念。（引述来自：华中师范大学桂学文《信息经济学讲授提纲》）
马克卢普与波拉特：国民经济是所有信息，从一个模式向另个模式转换有关的经济活动领域。
斯托尼尔《信息财富——简论后工业经济》曾这样阐述：将信息经济称之为后工业经济，并认为，后工业经济是制造业所雇用的人数及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大于农业而小于服务业的经济。这里的服务业是指由信息工作人员组成的知识情报服务。
保罗·霍肯《未来的经济》：信息经济是指减少产品和劳务中的物质消耗，提高其中的智能和信息比重的经济。或者说，信息经济是指依靠更多的知识和信息，生产出物质和能源消耗更少、质量更好、更耐用的产品的经济。
我国学者林德金《信息经济导论》认为：信息经济是关于信息价值、信息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经济信息的收集、处理、贮存、控制以及信息在生产、科学、技术以及整个社会中任何有效合理地组织的新兴经济。
我国学者葛伟民认为：信息经济概念可以分为几个层次：
第一层是理论性的，严格定义的信息经济只包括与信息生产、加工、处理和流通直接有关的经济活动，它是指这些活动的总合。
第二层是统计性的，根据统计工作的需要，可以将国民经济中的各部分各行业按产业的性质加以划分，这时信息经济与信息产业或信息业是同义语。
第三层次是日常用语性的，它受前两个层次“定义”的影响和习惯传统的影响。
我国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研究历史较短，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不多。
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有两条主线。
一是以弗里兹·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和马克·尤里·波拉特（Mac Uri Porat）为创始人的宏观信息经济学。
宏观信息经济学又称情报经济学、信息工业经济学。以研究信息产业和信息经济为主，是研究信息这一特殊商品的价值生产、流通和利用以及经济效益的一门新兴学科。是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发展建立起来的，是经济学的重要领域。
二是以斯蒂格勒和阿罗为最早研究者的西方信息经济学、微观信息经济学。
微观信息经济学又被称为理论信息经济学，是从微观的角度入手，研究信息的成本和价格，并提出用不完全信息理论来修正传统的市场模型中信息完全和确知的假设。重点考察运用信息提高市场经济效益的种种机制。因为主要研究在非对称信息情况下，当事人之间如何制定合同、契约及对当事人行为的规范问题，故又称契约理论或机制设计理论。
信息经济学主要研究信息、信息活动中的经济问题，以及经济活动中的信息问题。由于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来自经济学界和信息科学界的各个相关领域，而且又都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研究各自关心的信息经济问题，因而使得信息经济学研究范围和领域很难统一，信息经济学的有关文献和成果给人以复杂纷纭、内容迥义的感觉，信息经济学的内容也千差万别。（摘自：中国人民大学温雅丽，信息经济学课件）
波拉特在马克卢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把经济划分为两个范畴：（1）涉及物质与能源从一种形态转换到另一种形态的领域。（2）涉及信息从一种形式转换到另一种形式的领域。
美国企业家保罗·霍肯在《未来的经济》一书中以相对“物质经济”的概念而提出“信息经济”。霍肯认为，每件产品，每次劳务，都包含物质和信息两种成分。在传统的“物质经济”中，就整个社会而言，物质成分大于信息成分的产品和劳务占主导地位。
我们可以理解成：“物质成分大于信息成分”标志着知识和信息在生产力中的作用已从非独立因素变成了独立因素，并由潜在的生产力变成了现实的生产力，这种知识生产力已经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
现在我们可以说：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结果分别造就了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那么信息革命则是造就了当今的信息经济。
消费者购买决定的作出必须以信息为基础，但购买决定的作出并不是获得了充分完全的信息，为了达到消费者福利的最大化，必须依赖于专门的信息机构。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经济权力正在从制造商向销售商转移。（彼得·德鲁克）
由于市场信息变得越来越丰富和多变，此时的企业必须与要素市场打交道，也必须与产品市场打交道。
企业还必须具备快速的市场响应能力和市场信息机制。企业筹资和融资（建厂房、买设备、聘用劳动力与管理人员、购买原材料、制订生产计划）——生产过程——流通（销售）。
生产计划的制订必须以市场信息为依据，现代生产者须臾离不开信息。
在“信息经济”中，信息成分大于物质成分的产品和劳务将占主导地位，产品中物质同信息的比例正在发生变化，趋势将是物质经济进一步向信息经济过渡，未来的经济繁荣就取决于这种变化。
信息经济（information economy）是通过产业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化两个相互联系和彼此促进的途径不断发展起来的。
信息经济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这三种经济素质的提升，且在工业经济中，钢铁、汽车、石油化工、轻纺工业、能源、交通运输等传统产业部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我们通过对现有的信息经济理论的学习和观察不难发现：已有的信息经济理论基本是直接围绕信息本身而展开的，无法满足和涵盖当今智慧化经济的所有现象，因此必须单独对智慧时代下的经济现象作个初步定义。
我们认为：智慧经济（wisdom Economy）则是在物质资本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劳动者的智慧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一个经济发展阶段。是在物质资本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劳动者的智慧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一个经济发展阶段，是信息时代的高级阶段，其核心是智慧劳动开始成为经济的主导者。
智慧经济是信息经济的高级阶段，智慧经济时代里又以非现场经济为主要的表现特征。智慧经济是凭借人类的智慧进行生产的经济，不但表现在经济上各种要素（资金、劳动者、能源、技术）、各个领域（生产、流通、交换、消费）、各个主体（国家、企业或厂商、家庭或个人）间的最佳结合，实现的是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也称为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这个概念是以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雷托的名字命名的，他在关于经济效益和收入分配的研究中最早使用了这个概念。
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状态，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是指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
一方面，帕累托最优是指没有进行帕累托改进余地的状态；另一方面，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摘自百度百科）
如果一个经济制度不是帕累托最优，则存在一些人可以在不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使自己的境况变好的情形。普遍认为这样低效的产出的情况是需要避免的，因此帕累托最优是评价一个经济制度和政治方针的非常重要的标准。
一般来说，达到帕累托最优时，会同时满足以下3个条件：
交换最优。即使再交易，个人也不能从中得到更大的利益。此时对任意两个消费者，任意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是相同的，且两个消费者的效用同时得到最大化。
生产最优。这个经济体必须在自己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上。此时对任意两个生产不同产品的生产者，需要投入的两种生产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是相同的，且两个生产者的产量同时得到最大化。
产品混合最优。经济体产出产品的组合必须反映消费者的偏好。此时任意两种商品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必须与任何生产者在这两种商品之间的边际产品转换率相同。
如果一个经济体不是帕累托最优，则存在一些人可以在不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使自己的境况变好的情形。
普遍认为这样低效的产出的情况是需要避免的，因此帕累托最优是评价一个经济体和政治方针的非常重要的标准。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一家生产企业，如果能够做到不损害对手的利益的情况下又为自己争取到利益，就可以进行帕累托改进，换而言之，如果是双方交易，这就意味着双赢的局面。
智慧经济实现的是代内之间和代与代之间、群体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和公正，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经济，一种人性化的经济，而且实现经济与环境、能源、社会的最大限度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的就是帕累托最优。
这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一种人性化的经济，一种有预见性的经济，除了拥有更多的科技和文化知识，更是善于把它们运用到实际的经济发展之中。
智慧经济通过智慧劳动，追求的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把整个人类社会、自然界有机联系起来，努力实现经济规模最佳。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实现管理民主、社会博爱、权利平等、教育普及。
智慧经济是信息经济初级阶段的一次超越，由信息交互功能转向了智慧劳动应用功能，它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新经济现象，是以智慧劳动和指挥决策为导向的新经济形式。
因此，用“智慧”代替“信息”两字更准确地把握住了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揭示了智慧劳动主导经济的发展规律。
因此，智慧经济是信息经济的高级阶段，两者最大区别是：信息经济以信息产品为主导；而智慧经济则是站在信息经济的基础上，运用智慧共享体系来实现智慧劳动的主导。
智慧的共享体系是一个民族的智慧生活，是和谐社会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典型形态，它是和谐社会在经济发展形态上的重要形式。
胡锦涛总书记在2010年新年贺词中表示：“中国将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更加注重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增强经济增长活力和动力，更加注重改善民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更加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超越型的经济是优秀文化的集中表现，智慧劳动的超越性在本质上是一种智慧的超越、文化的超越、知识的超越，而不仅仅是物质的超越和产品的超越。
中华民族的智慧是建立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文化基础之上，是建立在吸收全世界先进文化和发达文明成果基础之上的，是人类文化与智慧技术的结晶。
中国的智慧经济，不仅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
它不仅影响了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也改变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的形态，集中表现为智慧经济时代里非现场经济现象的活跃和非现场经济渗透力的膨胀。
也就是说：智慧经济时代里的非现场经济现象已经出现，只有优秀文化的表现载体并极具渗透力的“非现场经济”这个现象的出现，才是这个智慧经济时代里最具代表性的现象。
非现场经济（off-site economy）是在智慧技术支撑下的智慧环境中，人们的劳动生活与固定劳动时间、固定劳动场所的关联越来越松散，并由这种“自由的再解放”所产生出的非现场活动加剧所带来的新经济特征。
因此，笔者比较赞成按两个时段来划分信息时代：信息经济和智慧经济这两个时代。一个是信息时代的初级阶段，一个是信息时代的高级阶段。
信息经济发展到智慧经济时代，用知识经济、新经济、数字经济等都无法准确地表现出这个时代经济的独有社会现象特征。
于是笔者在想：新形势下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信息经济了，该是提出和研究非现场经济学的时候了。
一个新经济学科的提出，应该是由于它存在着一个极具划时代的代表性现象产生，并且由于这种现象的产生将会对社会经济结构变化起到重大影响，并能填补该时段的相关经济学理论的不足。
如今，这个时代的代表性现象已经产生，它就是智慧经济时代的非现场经济现象。
第四章 非现场经济学概说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智能经济时代里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和其他新科技等的共同协作，及其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的应用，支撑起了当今和未来的智慧经济体系。
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新经济的运行体系里，经济效益与工作效率工作时间直接关联度松散的趋向日益增大，非现场活动日趋频繁。
这些频繁的非现场活动，必然导致了与其相对应的新经济现象产生，产生的是智慧经济时代特征：非现场活动产生的非现场经济现象。
因此，对智慧经济时代的非现场经济现象研究也就具有了必要性，将越来越被各经济学家和ICT从业人员、甚至国家政策的制订者们所重视。
现在，就让我们先行提出“非现场经济学”这个新概念，开始对非现场经济现象作个初步的尝试性研究，不求完全正确，但求能引发众多人的参与，共同去不断修正完善新形势下的“非现场经济学”研究。
第一节 非现场经济研究方式与路径的确立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以及人们如何进行权衡取舍的学问，经济学里的权衡取舍是因为人类资源的稀缺性、有限性，或经济人在追求利益时的无限性。
经济学就是为了解决这样一个权衡取舍的基本矛盾，为了解决每一个人的利己性。经济学研究，首先是要解释经济现象，解释经济人的行为，然后再研究人们是如何作出权衡取舍的。
对智慧经济时代的非现场经济现象的研究，同样是现象、行为和权衡决策的再研究。首先要回答的是我们要观察和研究的是什么现象？由什么行为造成的和怎么去解决非现场经济里的权衡取舍这些问题。
我们研究非现场经济就是观察智慧经济时代的非现场经济现象，研究的核心对象是智慧劳动。
那我们用什么方法研究？从哪开始去深入观察智慧劳动。
我想我们的研究方法应该采用：导师们的教诲和“道”指引“术”的新经济思维，是这个新经济思维指导下的交叉学科研究。
我们试图回归到哲学的层面，在“东方软智慧和西方硬技术”新经济思维下来研究智慧经济，试图摆脱的是：单一不和谐经济现象研究的局限性。
通过背景资料我们可以知道：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正面临经济结构的调整，而这种结构调整的重头戏则是在：提升智慧经济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占比。
智慧经济时代下出现的新经济现象，已经开始影响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且将成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成效的决定性影响因素。
信息经济发展到了智慧经济这个高级阶段，借助于智慧共享平台，将智慧劳动推上了经济主导地位，智慧劳动开始逐步主导着新时代社会经济的变迁。
这个时代的新特征，又通过“非现场经济”的这个现象被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同时我们知道智慧共享体系是“非现场经济”现象的支撑，这里的智慧共享平台窗口又很大程度上将集中体现在智能移动终端上。
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未来生活是智能移动终端支撑下的非现场生活，社会经济特征也将变为智能移动终端支撑下的非现场经济。
非现场经济现象的出现引发了社会经济活动在系列变化，最终导致了主导经济的要素发生了变化，导致了智慧劳动开始与资本一起主导社会经济。
至此，我们对新信息经济现象的研究，还能仅仅停留在宏观经济学或信息本身的研究或以“工程师”们为主要研究力量的ICT技术研究的层面上吗？！
我们必须走经济学与ICT技术交叉研究之路，是站在经济的角度研究ICT的应用技术及其所带来的各种经济现象。
由于我国长期缺乏交叉学科的研究人才，特别是社会学科与理工科的交叉研究，造成了我们从经济学层面对新信息经济现象进行全面的综合研究力量偏弱。
因此，我们把研讨重点放在了经济分析的层面上，是结合对智慧技术的观察，进而展开对当今智慧经济发展的核心趋势——非现场经济现象，以及与非现场经济相关的其他延伸经济现象的研究。
回归到哲学层面而重新树立的新经济思维方式，笔者尝试的是：能否遵循中国古老哲学和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精神实质和原理，去指导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新时代下的智慧经济的各种新现象。是否可以结合西方经济发展轨迹带来的经验，并运用“东方软智慧与西方硬技术结合”的思维原理，来研究全新的智慧经济领域。
我们重点研究中国现今和未来智慧经济活动中的非现场经济现象（智慧经济时代下的非现场活动带来的特有经济现象），从而得出一些与“非现场经济学”相关的研究性结论。
同时，从另一个侧面（非现场经济）的实践，来实验“东方软智慧与西方硬技术”结合理论，从而探寻出当今中国智慧经济的核心所在。
目的是立足于经济学理论探讨的基础上，且同时跳出纯理论性研究的框框，结合智慧技术的研究，形成一套可实际应用的“非现场经济学”研究方式，从而“找出一些新时代下的非现场经济运行的规律性东西，为中国智慧经济的发展，起到一些助推作用”。
人类经济不断发展跃升的历程表明，经济发展是在不断更新改革和完善结构中前进的，真正能够不断确定结构优势的经济才是最具发展前途的经济，才是最具有超越性的经济模式。
中国智慧经济是将是整个中国未来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时代，只能说是一种智慧经济的时代，是不能用现有的或其他的任何经济模式来概括。
因此，研究中国智慧经济是必要的，其研究方法也像C理论、C模式研究中国传统经济发展之路一样，绕不开“文化确立与路径选择”。“文化确立”：涉及我们的智慧经济发展之路是走全盘西化？还是走中国特色之路。
这种基础文化的确立不仅影响到我们对放任自由的纯粹市场经济的态度，也将影响到体制改革的方向，最终影响我国未来“和谐经济”、“幸福社会”的智慧社会的实现。
我不赞同某些西方的原教旨市场主义，也不赞成某些东方封建意识影响下所导致的政府行为对市场的某种替代。
这些现象的背后，实质上是反映了一种不成熟的文化确立。这不仅是文化上的影响，直接决定了自由、公平、权力和资本这些要素在什么点位平衡的问题，这个平衡点的位置就是“和谐经济”、“幸福社会”的坐标点。
因此，东方软智慧就成为我们对非现场经济研究的文化根底。“路径选择”：近几十年全球结构的改变和中国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发展的路径是一个积累和渐变的过程，中国经济的发展改革路径也必定是个渐进式的转轨选择。
将之固化、强化，并作为经济发展的模式会束缚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扭曲资源配置，这有悖于市场化改革的目标。
这种渐变也将表现在技术创新的演变之路上，从起初的拿来主义和自我创新相结合起步，渐变到自我创新与输出的成长之路，新经济现象的研究路径何尝又不是这样呢。
现在我们可以就中国智慧经济研究模式，简单地给出以下结论：“文化确立”——中国特色，东方软智慧。“路径选择”——智慧技术，引进与创新结合的硬技术。现阶段的：“东方的软智慧与西方的硬技术的结合”；未来的：“东方的软智慧与东方的硬技术”的自我完善。
非现场经济是智慧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我们对非现场经济的研究也将遵循智慧经济的总研究路径，也是东方软智慧下的：“拿来主义”与自主创新的结合起步，同时逐步成就的是真正的东方硬技术。
在这样的文化和路径的指引下，中国式“非现场经济学”的研究，将是“东方的软智慧与东方的硬技术”结合的结果。
我们期盼通过我们若干年或几代人分阶段的不懈努力，不断完善真正的世界共享的中国模式，一个真正的中国智慧型经济模式。
我们在具体研究这个现象时，将会涉及经济学原理、新信息经济学研究、知识经济学研究、数字经济学研究、智能技术应用研究、ICT技术研究、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属于多学科交叉的交叉学科研究。
由于是多学科的交叉，因此其研究的方法也是综合的，是多种研究方法的交融。
比较分析法：分析比对国内国外相关领域研究方向和成果，以及存在的缺陷。
演绎推进法：根据分析比对的结果、中国实情和不同应用层面的问题，逐级解决、逐级递进、逐级深入。
交叉学科研究法：立足于经济学，借助其他各学科的原理，着重研究经济学与智慧技术学科的交叉部分。
我们将遵循：中国古老哲学思想与西方古典经济学理论相结合的指导，从智能生活现状和发展趋势分析到非现场生活现象的分析，再从非现场生活现象到非现场经济现象的分析，最后从非现场经济现象到非现场经济学科的研究。
研究的逐步将采取层层递进层层深入的形态设计：
指导思想的确立→现象与市场的调研→分析比对→演绎推进→资源整合→确立研究思维→推出非现场经济学和安全信息学→设计分析工具方案和不断修正完善非现场经济分析工具
提出理论初框后再结合社会各专业力量，进一步完善非现场经济学学科体系。
笔者希望在“东方软智慧”原理和经济学原理的共同指导下，分析研究当今我国智慧经济里的非现场经济现象起步环境、内在各要素等运行规律和未来发展趋势，从而得出一些与智慧经济相关的经济学应用性的指导结论。
最终希望倡导出一个良好的“非现场经济学”学科研究氛围，让更多的专家能人一起来完善这一时代性的新学科体系。
笔者认为作为前瞻性的学术性专著，除了一定的学术理论分析外，更应注重应用分析和实际的社会意义。我们要观察的中国智慧经济模式，不该再是“中国特色”，而应该是从东方软智慧里走出来的全世界共享的经济再发展模式，这才是真正为全人类共享的中国模式，这样的中国模式才是新时代的中国人对世界的贡献。
因此，本论文采用了哲学原理指导下的经济学思维方式，研究的是新时代背景下世界共享的智慧经济，同时也是经济应用层面的实践探讨，使得学术论文的成果能很快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为社会的实际应用起到一定指导作用，为新信息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发展，贡献出一点微薄的平民之力。
第二节 定义非现场经济学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理论成果主要是关于劳动力市场的研究，是针对那些市场上存在着搜寻冲突，这种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DMP模型。
DMP模型就是指：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不受管制的搜寻市场可能并不会带来有效的结果，其资源利用率不是太低就是太高，因为其中的信息搜寻和匹配过程都与实际成本有关。
DMP模型就是通过建立一系列复杂的模型，来分析劳动力市场。
它指出劳动力市场不是简单地通过调整价格来改变供求平衡，即使是很小的搜寻成本，也会产生完全不同于古典竞争均衡的结果。
它可以帮我们理解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原理，通过提升搜寻效率，促进就业。它试图解决空岗与失业并存的问题，同时也是有利的政府政策工具。
可是，笔者以为：DMP模型在新的智慧时代里可能会遇到新的问题。
由于智慧劳动和非现场经济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劳动状态和经济形态，从而将引起了一系列经济现象和经济理论的改变。
最为典型的现象是：（1）信息的搜寻渠道借助于智慧技术和智慧共享体系，使得信息取得趋向对称和“搜寻成本”的极度降低。（2）失业率和工作岗位空缺率的统计方式和就业定义将被改变，非现场经济创造了无数个我们目前还无法准确统计的隐形工作岗位。（3）部分工作的无人化趋势，造就了非现场经济的延伸，出现了局部的“无人化经济”。
DMP模型应当将这种趋势因素考虑进去，可惜的是DMP模型由于时代的原因还是仅停留在工业经济时代下搜寻成本、失业率和工作岗位空缺率等之间的讨论。
信息经济发展到智慧经济这个高级阶段，劳动形态发生了重大变革，智慧劳动在智慧共享体系里，非现场经济现象的形态表现出了智慧劳动的特殊属性。
我们知道：随着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的衰落，人类社会正在向信息时代过渡，跨进第三次浪潮文明，其社会形态是由工业社会发展到信息社会。
按照托夫勒的观点，第三次浪潮是信息革命，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其代表性象征为“计算机”，以信息技术为主体，重点是创造和开发知识。
第三次浪潮与前两次浪潮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最大的区别，就是不再以体能和机械能为主，而是以智能为主。
由大机器、大工业和大量人员所从事的大规模流水线生产方式不再是主流，而第三产业即服务性产业将明显增加，信息类无形产业将成为关键资源，有力气但未受过教育或受教育较少的人将面临失业。
拥有信息和知识的国家将是富有的国家，这样的富国将与信息贫穷落后的国家分道扬镳。第三次浪潮的全球化趋势也将打破国家主权模式和封闭状态，信息一体化将使国家之间传统的国界概念逐步淡漠。
我们进一步认为：随着第三次浪潮的智能时代的深入，信息经济的各种现象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息经济现象不再是停留在信息本身或信息产业本身之内。
信息经济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一个以智慧劳动为核心、非现场经济为表现的智慧经济时代到来了。
在这个新的经济时代里，智慧劳动以各种非现场活动和非现场交易的形式，极大地渗透和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经济结构，智慧劳动将通过改变社会经济主导地位的方式，而开始深度地改变着我们的社会基本形态。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当今的信息经济已经是发展到了高级的智慧经济起始阶段，学术界所提出的知识经济学、技术经济学、新经济学、数字经济学等，均已经不足以揭示这个时代带来的新经济现象的典型特征。
笔者认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这个以非现场活动为主要表现的智慧时代来临之际，我们该是提出“非现场经济学”的时候了，以便让我们尽快走出常规性信息经济或技术经济或数字经济等概念过窄的误区。
一、非现场经济
非现场经济（off-site economy）是指在智慧经济时代以智能化程度为时间节点，由智慧劳动引起的，相对于质能经济，反映当今社会由非现场活动的加剧而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以及随之的社会结构变化相关的一系列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
智能化程度时间节点则以三个转变为标志：模拟传输向数字化传输转变、传感网与互联网（含移动互联）的结合、智能科技与ICT科技的结合，它标志着真正的智能生活的开始，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人们的非现场智慧活动。
二、非现场经济学
非现场经济学则是对非现场活动引起的非现场经济现象的本身及其内在运行规律的研究。是在智慧化的智能时代，以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研究和分析非现场经济现象对当今社会变革和当今社会协作的综合影响力及其经济评价。
三、非现场经济研究的对象
非现场经济学是研究非现场经济现象发展规律的学科，不是研究ITC或智慧技术问题的技术研究。
研究的对象是非现场经济现象，是对智慧劳动通过智慧共享体系成为新经济主导者而展现出来的非现场经济现象及其经济效能的研究。
它是一门专门研究智慧劳动在智慧技术的支撑下与社会经济的本质联系、发展规律以及对社会影响力的学科。包括对智能移动终端、移动互联、移动物联、智慧共享体系等支撑非现场经济的各种现象，以及延伸出来的无人化经济现象和非现场安全经济现象等展开的研究。
四、非现场经济研究的目的
非现场经济研究的目标是：多角度去解析智慧经济时代带来的各种社会现象的新变化，找出一个基本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路径，有助于人们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角度或研究领域去得出各自研究的正确结论。
非现场经济学的研究并不是给非现场经济现象下个终结结论，而是希望引起更多的人去关注它和研究它，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这个新学科的理论体系，以便从不同的侧面去帮助各自的实际应用需求。
它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和经济管理科学，不只是单一的研究经济或管理问题，而是研究智慧时代共性的社会根本要素的变迁规律。
它也不同于一般的技术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不只是研究技术效果的理论和方法的问题，更不只是单纯地研究一般信息和信息产业问题。
它而是一门专门研究智慧时代里，非现场活动的变迁与社会经济的本质联系以及发展变化规律的学科。
其整体研究领域属于经济学范畴，既是一门研究新社会现象的新经济理论和新研究方法的科学，也是科技（含ICT技术）应用的经济效益研究的学科，属于立足于社会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研究。
它拓宽和加深了常规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围，是从信息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衍生出来的新经济学分支，采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去重视和审视这个新的社会现象。
非现场经济发展趋势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都无法阻挡，因此对这种现象的研究也就更显得格外有意义和价值了。
当然，这种新的社会现象研究也会给我们提出新的问题和新的困扰，比如：基础产业的劳动与众多的非现场劳动的价值比如何界定？就业概念如何界定，就业率计算方式如何改变，等等，将引发出我们可预知或不可预知的经济和社会等的系列新问题。笔者计划在本文发表后将持续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根据研究成果再另行发表该系列的研究文章。
非现场经济学的提出，期望的是能在这种经济学基本思维的引导下，大家各自运用不同的研究工具，从研究角度去作不同层面不同内容的研究，各自得出各自的正确结论或多一个研究的工具或研究方法，最后大家一起来丰富和完善这个新形势下出现的非现场经济学科。
第三节 非现场经济学的时间界定
托夫勒认为，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进入真正的信息社会，世界正处于新旧时代的交替之中，信息时代已经出现，但工业社会的规模经济还存在，没落的体力劳动和先进的脑力劳动共存。
笔者则有不同的看法：信息经济，特别是信息经济的高级阶段的智慧经济，不是替代工业社会的规模经济，而是支撑和提升工业社会的规模经济，没落的体力劳动和先进的脑力劳动将长期共存下去。
是否真正进入信息社会的标志不应该是“没落的体力劳动”消亡之时，而是劳动力再得到解放之时，是新的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新就业机会和更多的新自由空间。
我们关注的是智慧经济的影响力，是新经济现象对工业社会的规模经济的影响程度。
因此，笔者认为信息社会早已经来临，且已经由信息交互时代跨入了信息应用的高级阶段——智慧经济时代。
所以说当今的信息经济已经发展到了智慧概念时期了，随着智能终端、物联网、云计算、生物科技等快速地整合和应用，智慧经济开始显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形态和经济结构，到了一个该划时代的时间段了。
关于新信息经济学的时代划分，采用常规的经济学史划分手段来划分会相对比较困难。
首先信息经济学本身起步较晚，这个学科的诞生也不过几十年。
其次是如果用现代、超现代等容易跟传统的经济学史的时代划分混淆。
由于经济形态往往与社会形态紧密相联，经济学的时代划分也基本是跟着史学观点走。中国史：古代：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前（这里面也划分为远古、上古、中古等）。近代：1840—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就是通常说的“两半社会”。现代：1949年之后当代：在不同领域有不同划分，比如文学界说是五四运动之后，史学界说是1949年之后（即和现代同义）。世界史：古代：1689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前。近代：1689—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现代：1917年之后。当代：通常说是二战之后，但有时也把它与现代同义。
我们如果把当今中国信息经济学称作中国当代信息经济的话，很容易让人们误以为是对近百年来的信息经济研究（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汪炜副院长提醒笔者），显然我们要表达的时间段又不是这个含义。我们要研究的对象是当今和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智慧经济带来的新社会现象。
又因为，经济现象（特别是信息经济和智慧经济）又与新生产力（特别是科技生产力，科技也是生产力）的进步紧密关联。
看来我们对我国最近的经济学相关研究的时代划分，还必须结合科技的标杆因素。我们不能简单依据史学理论和常规的信息经济学各学派的观点，同时还得考虑到信息技术的科技标杆特性，并结合当今智慧经济发展的社会背景、发展趋势和影响力的渗透程度和表现特征来划分。
笔者个人认为：以这个特定时段的最具代表性、最能集中表现出当今智慧经济特征的现象来命名，就称为“非现场经济学”。
这个时代的标杆应该是以智慧技术发展的影响力为标识物。
我们可以以IBM正式提出“智慧”概念为时间节点，标志着人类已经开始迈进智慧经济时代，社会开始进入劳动力再解放的时代。
这个时代表现出来的最大社会特征是：人们的非现场生活逐步成为主流，非现场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
信息化与智慧化最大的区别不仅表现在技术应用上，也表现在社会群体的认知从被动式接受转化到了主动应用的新境界。
综合各种因素，非现场经济学研究的时间段划分上，则以智能化技术初具规模和智慧概念被普遍接受的时间节点为里程碑较为合适，它标志着我们真正智能生活认知的真实开始。
智慧时代背景下的非现场经济表现出了极强的渗透性，特别是电子货币、电子交易和非现场经济一起向一产、二产的渗透。
从电子商务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当今信息经济已经远远超出了信息或信息业本身范畴，既超出信息对称与信息不对称的研究范畴，也超越了信息产业本身的研究。（关于电子商务和电子货币参见后续章节内容）
这时，我们已经无法再用原来的信息经济概念来明确表述新时代下的新经济现象。这种新经济现象已不再局限于在某个产业，或某个特定人群里，而是已经融合到各个产业形态中（各行各业中的物联网应用、非现场生活劳动、非现场办公执法、非现场交易、电子货币、电子商务等的智慧化）。
现在我们很难分出哪些属于信息科技，那些属于其他产业科技，特别是在新科技应用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经济现象里，更是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智慧技术和非现场经济挂钩了。
传统的信息经济学研究，往往不太关注信息经济中的智慧劳动本身及其渗透性所带来的新经济属性的研究。
因此，为了更明确更直观地反映出新经济现象的特征，也为了便于研究这个新经济现象，我们提出“非现场经济学”这个概念，因为这不仅仅是时间段上的划分，更是其实质内容和渗透力等本质特性的不同。
第四节 非现场经济与知识经济等概念的区别
“必要性”是一切发明和发现的真正动力。我们提出“非现场经济学”这个新概念，不是为了玩弄文字游戏，更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为了真正地直观反映出这个时代的特性。“非现场经济”的发现和“非现场经济学”的提出，同样也是新的时代必要性所决定。
由于“智能生活”时代是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传感技术等ICT和其他科技进步的产物，它是人类社会知识进步和知识叠加的结果。
因此，也有人提出：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提出“知识经济”这个概念。
知识经济理论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1983年，美国加州大学教授保罗·罗默提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是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它可以提高投资的收益。“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提出，标志着知识经济在理论上的初步形成。
知识经济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经济学概念，它的缘起大约与新经济增长理论有关。在世界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的背景下，美国经济学家罗默和卢卡斯提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罗默把知识积累看作经济增长的一个内生的独立因素，认为知识可以提高投资效益，知识积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卢卡斯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则将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重点地投射到人力资本上。他认为，特殊的、专业化的、表现为劳动者技能的人力资本者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
这些研究，使人们对知识与经济的关系产生了全新的认识。1996年，世界经合组织发表了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该报告将知识经济定义为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之上的经济。其中所述的知识，包括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一切知识，最重要的部分是科学技术、管理及行为科学知识。从某种角度来讲，这份报告是人类面向21世纪的发展宣言——人类的发展将更加倚重自己的知识和智能、知识经济将取代工业经济成为时代的主流。
北京工商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遂宁绿色经济研究院院长季铸教授按照要素结构法将知识经济定义为：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是以人力资本为基本要素，以人的智慧为主要增长来源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和社会形态。知识经济主要体现在教育、医疗、艺术和科技创新四个领域，其共同特征是脑力劳动和生产创新，学校、医院、艺术院和研究院是知识经济的主要领域。知识经济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只是到了现代由于教育、医疗的进步，知识经济越来越成为先进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教育是知识经济的起点，正是教育的进步才使人类具有知识，并转化为人力资本，创新科技，使用生产要素进行生产过程，创造经济增长。相比之下，人的智慧是无限的，知识经济增长也变得无限。不仅如此，知识经济是无私的，一个人把自己的知识告诉别人，并不减少自己的知识。目前，季铸教授正带领他的团队在知识经济领域中前进，一方面撰写结构主义系列著作《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和《经济学》、《政治学》，用一个函数把宇宙自然与人类社会统一起来。另一方面，设计完成了《城市智能管理系统》、《中国智能管理系统》的设计，人们可以随时看中国经济的运行变化，并给出逻辑对策，中国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中国著名学者陈世清先生在其所著的《经济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和《对称经济学丛书》中第一次提出并加以系统的阐述。只有运用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方法的对称经济学才有可能真正揭示知识经济的本质、结构、意义和功能，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科学的知识经济学，知识经济才有可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概念。
现有的知识经济学实质是知识产业学，以联合国关于知识经济的定义为基础，对以知识为对象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作了较系统的阐述，是把知识经济学纳入传统经济学的框架，只是在传统经济学中增加了知识这一要素，或突出了知识这一要素的地位与作用，在观点和方法上并未超出传统经济学窠臼。
知识经济的“知识”，是一个已经拓展的概念（摘自百度百科）。它包括：
1）知识是什么的知识（Know-what），是指关于事实方面的知识。
2）知识为什么的知识（Know-why），是指原理和规律方面的知识。
3）知识怎么做的知识（Know-how），是指操作的能力，包括技术、技能、技巧和诀窍，等等。
4）知识是谁的知识（Know-who），是指对社会关系的认识，以便可能接触有关专家并有效地利用他们的知识，也就是关于管理的知识和能力。
由于知识产品微成本扩散的共享性，使知识产品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这就是知识经济全球性的根本原因。
知识经济的特点表现在：知识经济是促进人与自然协调、持续发展的经济，其指导思想是科学、合理、综合、高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同时开发尚未利用的资源来取代已经耗尽的稀缺自然资源；知识经济是以无形资产投入为主的经济，知识济，世界大市场是知识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知识经济是以知识决、智力、无形资产的投入起决定作用；知识经济是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经策为导向的经济，科学决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在知识经济中有日渐增强的趋势。
对照这些理论笔者在想：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原本就是一部知识积累的历史，人类所有经济的历程都是知识经济的发展历程。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知识经济”其实涵盖了整个人类经济的发展史，那么再用“知识经济”这个概念来反映人类历史的某个特定阶段是否合适呢？
笔者认为：今天这个被我们称作“知识爆炸”的时代，仅仅是我们所能感知的人类知识发展的某个阶段而已，我们后面的几百年、几千年或再上亿年，那时的社会经济又会是怎样的形态？
就我们现在的主观判断来说：是“我们不得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一定是人类知识经济的积累所形成的。也许还有更大的“知识爆炸”在其后的数百年、数千年、数万年……
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出：用“知识经济”来概括一个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小段，就显得不太适宜了，这是一个“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关系问题。
陈世清教授曾经这样描述：五度空间观是智慧经济的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是智慧经济学。
智慧，就是创新性知识同客体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知识经济是知识在生产要素中占主导、知识产业成为社会经济龙头产业的经济形态，智慧经济是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在知识产业中占主导的经济形态。智慧经济，使知识主体化、个性化、功能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的统一具体化、微观化。智慧经济，强化了主体的创造性、主客体关系的和谐性，强化了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的对称与统一。智慧经济，是已有的知识经济的升华，使知识经济成为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形态。智慧经济的新的增长方式是知识运营。智慧经济的新的经营模式是对策。智慧经济的新的发展模式是对称。智慧经济的新的发展目标是和谐。智慧经济，创新性知识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是经济增长方式，创新-创造-创业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与再生是经营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把它们统一起来组成有序结构的完整形态是智慧经济形态。
和谐经济，是智慧经济形态的功能。以往的知识经济侧重人和自然的对称。以往的智慧侧重人和人的对称，智慧经济则是两者的统一，在突出创新和创意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时，强化了知识经济中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与统一。
所以智慧经济的经济形态比原有知识经济的经济形态更完整全面。智慧经济本质上仍然属于知识经济，但智慧经济概念的提出使知识经济的概念全面化、系统化、功能化、可操作化，使知识经济成为完整意义上的新的经济形态。（摘自陈世清著《对称经济学丛书》、《经济领域的哥白尼革命》）
为了能在知识经济的“共性”下，更准确地反映这个时代的“个性”，笔者首先赞同陈世清教授对智慧经济与知识经济关系表述。
同时，笔者进一步以为：这个时代的智慧经济，我们可以具体化描述为：“互联+物联+云计算+智能终端”=“智慧体系”。
这个“智慧体系”就是人类知识进步的结果，是社会科技不断进步、不断积累的产物。
智慧经济是由知识支撑起来的，这个共享体系几乎完全是知识的堆积，仍然是人类整个知识进步历程的结晶。
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只有这种智慧的结晶应用于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进步含义。于是，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出：“智慧体系”在特定生活时代中的应用体现=“智能生活”。
这是人们生活品质的进步，承载的是更为精彩的现代生活内容，体现的是不同民族不同时段不同精彩的品质生活，是科技成果的人性化整合应用与民族文化内容的相结合。其表现在中国这个特定时间的特定区域里，则是：“智能生活”+“中国软智慧”=中国式的“智能生活”。
换句话说：中国的“智能生活”是：由互联网技术、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智能终端技术等现代科技成果共同搭建的人工“智慧体系”，在特定的中国文化生活环境中的具体应用。
这个高品质的生活已经开始来临，并已经或即将对我们以往的生活模式和经济结构产生重大的变革性影响。
这种中国智能生活的到来必定带来中国经济的新现象，因此我们还用“知识经济”这个具有共性特征的概念，就很难全面反映这个特定的“技术+特定生活+特定文化”的智慧经济时代的个性特征了。
与此同时，社会上还流行“数字经济”、“新经济”等概念，笔者认为这些概念的提出都无法完整概括和直观地反映出当今这个时代特征。“数字经济”概念也只能反映智慧经济时代中数字技术应用程度的一个方面，无法概括整个智慧经济的全部内容。
而“新经济”概念更是个抽象概念，仅仅是表述了“进步”的含义，什么时代的进步？进步在哪？这些都无法直观地反映。
因此，“知识经济”、“数字经济”、“新经济”等这些概念，均存在着或多或少地仍停留在抽象概念层面的情况。只有智慧经济这个概念才把抽象的概念与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智慧经济是这个时代特征的概括。
智慧经济高度概括了新时代社会经济的本质，其展现在我们直观的社会实际活动里，却是表现出了“非现场活动”加剧的现象。
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由“非现场活动”带来的“非现场经济”现象，已经成为了这个智慧时代最直观的社会现象。“非现场经济”是智慧经济时代里最直接、最真实、最典型、最普遍的社会现象，是智慧经济时代的“个性”特征的具体体现。
这也是“非现场经济”与普通“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数字经济”、“新经济”等概念最核心的区别点。“智慧经济”概念主要是具有时代性划分的功能，而“非现场经济”则侧重于表述这个时代里最典型的经济现象。
因此，用“非现场经济”概念来反映智慧经济时代的社会特征是非常必要的。“非现场经济”概念直观地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个性特征，准确地反映了这个时代最普遍、最典型、最具代表意义的社会经济现象特性。
而“非现场经济学”正是对这些在智慧经济时代里，“最普遍、最典型、最具代表意义社会经济现象”的观察和分析。
第五节 智慧劳动与新社会协作关系
非现场经济是由智慧劳动引起的，是相对于质能经济的新经济表现形式，反映了当今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主现象，其核心因素是智慧劳动。《新华字典》（第10版，商务印书馆，2004年1月）这样解释“智慧”（wis-dom, wit）：对事物能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解决的能力。
这种能力是一个质点系统组织结构合理、运行程序优良以及产生的功耗比较大的描述。
智慧是一种能力，是在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所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一种适应能力，它并不局限用于人类，任何有生命迹象和无生命迹象的物体都有这种环境的适应能力，只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或高低不同罢了。
因为这种能力将直接影响到各种生物体在环境中适应的现实和以后，而人类则不仅为了现实环境，也为了明天和未来将发生的环境适应提前作准备，是高级别的主动适应。
这种高级别的主动适应能力，也就逐步形成了人们“以发现、创造新事物为目的的人类运动”，我们称之为劳动。于是，智慧就集中表现于劳动之中。
劳动使我们生活丰富多彩，劳动锻炼和造就了我们人类。
人的伟大其实就在于会劳动、能劳动和爱劳动。没有劳动的人生是毫无意义的，能体现劳动的生活是充满幸福的。
人类通过劳动改变自己，改善生活，改造世界，劳动是人类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无论是有价劳动还是无价劳动，都是可贵的和值得珍惜的。
劳动证明我们不懒惰，劳动说明我们不贫穷，劳动表明我们不落后。
只要我们想进步、想拥有、想改变，劳动一定能够为我们实现。（选自《千华随笔》）
劳动是能够对外输出劳动量或劳动价值的人类运动，劳动是人维持自我生存和自我发展的唯一手段，也是人类智慧的具体体现。
因此，智慧劳动也就是指：人们为适应环境而作出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解决的能力运动的最新境界，是智慧累积在劳动形态的集中表现。
智慧劳动是人类劳动在信息经济高级阶段的最新表现形式，智慧劳动不仅是人类适应当今最新环境的能力，还是一种高效快速的发现事物、创造新事物运动的能力。新时代催生了新劳动形态。
新的劳动形态产生了新的效用，也产生了新的劳动属性。
这点，我们可以先从消费行为的延伸现象观察分析，进而对新时代里这种新劳动属性的变化开展探讨。
一次随手的直销经济的杂志阅读（忘了是什么杂志），我偶然地看到了“消费价值”的提法。提出者认为“消费价值”概念是指当一个消费者通过购买参与到网络直销企业的业务经营过程中进行消费时，为他人带来了“参与购买、进行消费”的经营性价值。即在网络直销型企业的市场行为中，通过参与者的消费行为本身，也能够为消费者带来利润收入。
显然在这里：这种消费行为已经成为一种商业行为。
这又引起了笔者的思考，引起了笔者对消费行为的再认识。
这种具时代特征的消费行为，已经不仅仅表现为单纯的实现商品使用价值的获取，而是消费行为既给他人带来利益的同时也给消费者本身带来了利益。
特别是在智慧经济时代，这种“消费行为融合了商业行为”的现象越来越普及，已经不再局限于网络直销的积分或再积分，而是渗透到游戏、点击率奖励、阅读奖励、应用奖励以及其他具有带动性的消费行为奖励等。
这种时代的消费现象特征，不可思议地冲击着我们的一些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使我们不得不去重新思考这“消费属性”的问题。
这“消费属性”中是否具有阶级性？是否具有劳动的属性？也就是说，消费行为在特定的情形下，可否也视之为是一种特殊的或属于劳动的一个侧面？
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理论，阐述了剩余价值仅在“产业劳动过程”形成的学说，并进一步阐明了商品流通只能是剩余价值的再分配的环节。
重温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笔者以为：消耗是指物质因使用或受损失而渐渐减少，这里的物质既包含有形的物质世界，也包含无形的能量和精神，消费是为了生产或生活需要而消耗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所以，消费行为的本身不带有阶级性，犹如生产资料（如机器）的本身不带阶级性一样，这是一种商业行为的体现。
消费行为的过程，不乏含有剥削者利用所榨取的剩余价值来实现堕落腐化的生活目的，但整体上消费行为的过程包含着极大的劳动力滋养功能，它是一个使用价值向劳动潜能的转化过程。
人们消费各种各样的生活资料，虽然在主观动机上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主观需要，但在客观目的上是为了维持和发展自己的劳动能力，更直接的意义是为劳动过程积累必要的劳动潜能。通常把生活资料使用价值转化为劳动潜能的过程称为消费。消费过程中产出的劳动潜能与投入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的比值，这个比值就是该消费过程的消费效益。
消费效益反映了消费者在消费活动中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的增长比例，反映了消费者是否充分有效地将自己有限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转化为尽可能多的劳动潜能。如果消费者是一名拥有基本生活常识的普通消费者，他在消费过程既没有任何新信息的注入，也没有任何旧信息的流失，那么他就只能将生活资料使用价值等量转化为劳动潜能。
因此某些消费行为本身中的一部分内容也就具有了某种劳动的属性。
当代消费行为体现的不仅是“消费价值”的问题，而应当是此时的消费已融入了部分的劳动属性，消费行为中的一部分已经成为劳动的新形态。
尤其是非现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消费行为这一方面的属性，在网络型商业模式，特别是无形网络高速发展的今天，表现得尤为突出。
正因为当今时代的消费行为掺和着劳动的属性，所以我们的消费行为在特定的条件下同样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利益的，都是合理的劳动所得了。
因此，不论是产业劳动和非产业劳动均有了共同致富的理论出处了，原本单纯的消费行为就成为现实的消费劳动属性，也就说商业行为的另一表现形式……新消费行为也可能演变成一种新的劳动形态。
有了“消费劳动属性”的新理解，现在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智慧经济系统”中的各种非现场制作、非现场推销、非现场应用或应用推广和各种非现场消费等的行为也就带有了某种劳动的属性，它们的所得同样是劳动的所获，而不是“不劳而获”！
它是我们新时代更大进步、更高拥有、更深改变的唯一源泉，推动的不仅是货币资本的经济主导，还培育着新劳动力资本的主导。
智慧劳动是新时代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高级阶段所带来的新权利和新义务内容。
智慧劳动的实践，追求的是智慧的直接应用，追求这种人类特有能力的应用效能最大化。综观人类的劳动发展史，人类的劳动过程就是一部智慧信息的发展史，人类最早的信息也是全部来源于生物进化，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