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丽君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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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生态城市发展模式研究试读：
引言
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深刻系统地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思想内涵、战略定位和重点任务，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和全过程。生态文明，昭示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意味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中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住房拥挤、生态破坏等城市问题日益凸显，我国城市化建设正面临转型。以生态文明、自然和谐、社会公平和经济高效为目标的生态城市是人们对传统城市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后提出的一种新的城市发展模式，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现实的选择。从国际生态城市实践看，库里蒂巴、哥本哈根、伯克利、北九州等是生态城市的成功范式，国际经验导引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必须树立城市生态观，把握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重视技术创新，强化生态意识与自我发展意识。
我国生态城市推进始于2003年。但对于生态城市理论研究和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实践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197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提出“生态城市”概念。1978年，我国把城市环境问题研究正式列入国家科技长远发展计划。1982年8月28日，第一次城市发展战略会议上首次提出“重视城市问题，发展城市科学”理念，并把北京、天津城市生态系统研究列入1983—1985年国家“六五”计划重点科技攻关项目。1984年12月，在上海召开了“首届全国城市生态学研讨会”，这是中国生态城市建设领域的一个里程碑；同年成立了中国生态学会城市生态专业委员会，为推进中国生态研究和国际交流开创了广阔前景。1986年，江西宜春提出建设生态城市目标，并于1988年初试点，这是我国生态城市建设的第一次具体尝试。1988年7月，国务院环保委发布《关于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定量考核的决定》，指出“当前”我国城市环境污染仍很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1997年，国家环保总局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2000年，国务院颁布《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2003年，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生态县、市、省建设指标（试行）》。2006年，先后制定了《全国生态县、生态市创建工作考核方案（试行）》和《国家生态县、生态市考核验收程序》，对生态城市建设、验收、评价、考核等工作提供了具体考核标准和政策依据。2007年6月7日，建设部发布了《关于公布国家生态园林城市试点城市的通知》（城建函〔2007〕196号），把青岛市、南京市、杭州市、威海市、扬州市、苏州市、绍兴市、桂林市、常熟市、昆山市、张家港市确定为国家生态城市试点。2007年11月18日，温家宝总理在新加坡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共同签署中新两国政府关于在中国天津建设生态城市的框架协议。2008年，首届中加城市生态化建设论坛在北京举行，同年6月21日，由住建部、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2008城市发展与规划国际论坛暨中国河北城市规划建设博览会”在廊坊圆满召开。2009年6月3日，中新天津生态联合工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召开，会议听取了生态城市工作报告，研究讨论生态城市设计方案；中新天津生态城市与新加坡有关企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生态城科技园举行开工奠基仪式。2009年，由“新区域协调发展与政策研究”课题组研究统计出各省区市生态文明水平的排名，前十位有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江苏、天津、广西、山东、重庆。2010年1月16日，住建部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在深圳举行共建国家低碳生态示范市合作框架协议签字仪式。2011年1月15—16日，第二届中国低碳经济论坛召开。2012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生态城市绿皮书》。2013年中共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建设。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对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
通过梳理中国生态城市发展历程有两点启发，一方面，中国生态城市建设大体经历了初步认识、解决具体生态环境问题和全面建设生态城市三个重要阶段；另一方面，城市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未来必须走低碳发展、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之路，必须注重自然生态、人文关怀、产业转型、制度建设和主体意识培育等。
我关注生态城市研究始于2007—2009年，缘于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后工作站（师从合作导师董锁成研究员）。在站两年，我参与了由董锁成研究员作为首席科学家的多项国家及地方政府发展规划与课题研究，其中阿拉善生态城市规划是我全程参与的规划课题之一，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机缘，开始对生态城市产生兴趣并着手研究，完成了博士后出站报告《西部地区生态城市发展模式——以阿拉善为例》。之后，为深入研究生态城市问题，我于2011年以“西部民族地区生态城市”为选题申请了中央民族大学自主科研项目——学校重大孵化项目，并获得立项（1112KYZD02）。几年来，课题组成员为完成项目研究任务付出了较大努力，期间孵化出一些阶段性研究成果，其中既有硕士、博士论文，也有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现在付梓出版的成果是在课题组成员几经易人的情况下，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在对书稿进行数次数据更新、文字修改，不断完善指标体系，多次矫正计量模型及方法的基础上完成的。期间主要参与人员：王润球、申远、贾晓华、文进磊、耿小柯、周超、郑颖超、闫雅萍、马佳男、吴凡、李育儒、张珑、刘春艳、杨秀明、阿拉坦格日勒、张竞超、孙博等。
最后，本成果是在充分吸收借鉴学界已有成果基础上完成的，撰写过程中对吸收的成果已予标注，若有遗漏，在此表示歉意！
绪论
产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等现象日益严重，人类正吞饮着这一杯苦酒。全球气候变暖、稀有生物面临绝种、自然性灾害频繁发生，已经给人类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与损失，这不得不引起人类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共同关注。随着科学技术的精进、全球化步伐的进一步加速，世界日益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环境保护和生态问题已经超越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界限，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如何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如何实现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相对平衡、如何推进可持续发展等成了城市规划、建设与发展中的核心要务。生态城市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生态城市是人们在对传统城市发展模式进行反思的前提下提出的一种新的城市发展模式，其目标是自然和谐、社会公平和经济高效，是目前为止人类设想的最美好的理想栖境。生态城市代表了未来世界城市的发展方向，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现实的选择。
一、问题的提出
（一）问题提出的背景城市作为人类社会文明的标志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载体，是人口、产业、资金、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高度密集的区域，也是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核心，更是各种矛盾集中的焦点。具体到某个国家的某个特定区域，区域发展的增长极是区域内的城市，城市的作用与活力对区域的发展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学界研究表明，城市化水平的高低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呈相关性，一般城市化水平高的区域，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比较高。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发展依然过度依赖粗放型的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城市虽然发挥出区域增长极的带动作用，却也带来人口拥挤、住房紧张、交通堵塞、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资源耗竭和生态环境退化等各种问题。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还导致城市背负了巨大的生态赤字、社会和文化断层以及城乡之间的不协调等问题（段进军，2004）。上述问题不仅不利于城市本身的可持续发展，阻碍城市社会、经济功能的正常发挥，还严重影响了其所在区域甚至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尤其面临全球性的资源枯竭与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已然暴露出非常多的问题，人类必须寻找到一种能够满足未来可持续发展需求的城市发展新模式。
可持续发展理念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这一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人类社会传统发展观念的根本性革命，促使人们对传统城市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思，以生态思维理念为核心的可持续城市发展模式——生态城市，一经提出就受到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掀起生态城市理论探索与实践的热潮。生态城市被定义为“在生态系统承载力范围内，运用生态经济学和系统工程方法去改变传统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的模式，建立的一个自然和谐、社会公平和经济高效的复合系统，是具有自身人文特色的自然与人工系统相互协调、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的理想人居环境”（颜京松、王如松，2004；宋冬梅，2004）。
就中国城市发展而言，21世纪前半叶，城市化建设仍然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课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现今，中国城市的发展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内、外部挑战。其内部挑战主要来源于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现象，致使各项发展要素进一步向城市集中，传统城市发展模式暴露出的各种城市问题在此时则更加凸显；其外部挑战则主要源于不容乐观的城市外部环境，尤其是生态环境。《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又称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暨《京都议定书》第五次缔约方会议于2009年12月7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会议的要点涉及：达成全球新一轮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协议；制定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适应气候变化的资金及技术转让机制等。虽然在面对全球气候问题上，世界各国对于气候的变化事关人类核心利益与发展前景的认识一致，对于通过控制全球碳排放量来遏制全球气温不断升高的思路一致，但对于各国应承担的具体的降低碳排放量的目标却各执一词，很难在短期内达成共识，中国已初步决定“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与2005年相比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到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这一决定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所以中国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也将会面临着更加严苛的外部环境。因此，中国建设与发展生态城市的意义更加深远。可以说，以生态文明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建设不仅是实现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必然途径，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当今世界城市规划、建设与发展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是人类实现健康生存、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二）研究的意义
1.理论意义
近年来，生态城市及其相关问题一直是城市科学、生态学研究的世界性前沿问题和热点课题之一，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全球的实施使其受到更多的关注。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对这一领域进行研究和实践，但却少有对生态城市理论、技术方法进行系统整合的研究；国外关于生态城市的研究尽管比较注重针对现实城市发展的问题提出具体的设计方案和技术解决途径，能较好地解决生态城市规划和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但却更多地侧重于对城市局部或某一具体问题进行微观层面的研究，而欠缺从区域整体视角对生态城市展开全面深入的探讨。因此，学界迫切需要从宏观与微观层面，从整体与具体层面对生态城市及其理论进行深入探讨。从城市发展模式的视角看，城市自身发展的条件参差不齐、千差万别，并且城市发展作为一个动态过程，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有不同阶段的发展模式与之相对应，所以生态城市发展也不应遵循单一的发展模式。因此，需要探讨与不同区域自然、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相适应的、能够体现城市个性化发展的生态城市发展模式，以此更好地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2.实践意义
自1992年巴西国际会议上提出“生态城市”这一概念后，顺应时代需求，中国政府也开始关注生态问题。实际上，20世纪的中国经历过战争的创伤，尽管战后集中发展经济并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了巨大飞跃，但现代化进程中也出现了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如何实现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共同建设是中国政府面临的难题。1999年初，中国政府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21世纪初期，中国政府又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坚持科学发展观、统筹区域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建设目标。其中，“建设和谐社会”就是要建立一个经济运行良好、社会公平、人民幸福的良性机制，从群众福利的角度进行考量，让目前生活状况和经济条件比较差的西部地区各族人民能够逐渐享有和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人均福利水平的相对差距。生态城市理论的内涵就深刻地表达了这种高效、公平的愿望，在西部民族地区建设生态城市，不仅能够提高当地各族群众的生活水平，还能扭转目前西部民族地区城市环境质量差、城市生态系统破坏严重的现实状况。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这是继十七大报告将“建设生态文明”目标列入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后，中国政府再次明确指出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再次提出，到2020年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这与之前提出的“环境质量恶化趋势得到初步控制”“生态环境质量局部有所改善”等表述有本质上的差别，表明污染防治阶段和要求的转变。要实现这一目标，我国特别是西部民族地区必须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形成政府、企业公共共治的严格、严密的环境治理体系，才能给子孙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家园。
由于城市是一种生活方式，城市建设与发展其实是在创造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久而久之就变成一种文化。它决定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存在关系。人创造了城市，而城市却塑造了人，所以当今世界上最具潜在影响的发展，不是城市的发展问题，而是决定城市发展的城市规划、设计和建设，核心任务就是创造一种健康持续的生活方式。所以，城市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通过发展生态城市逐渐培育起人们的生态文明观，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的示范带动作用。
为了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确保单位GDP能耗降低目标的实现，从2006年开始，中国政府就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且力度还在不断加强，连续九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对该问题做出具体部署（见表1）：2006年，强调“实际成效”；2007年，提出“政策和标准”；2008年，在统一认识、制定标准的基础上，提出“全面加强”各项相关工作；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进一步提出了“低碳经济试点”建设；2010年，具体规划了未来节能减排工作的发展方向；2011年，国家开始为生态环境建设提供政策支持，首先对“环境保护税”进行了改革；2012年，力图从企业内生动力入手保障节能减排的实现，推动绿色经济发展；2013年，中国首次明确“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和实施原则，为今后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基础；2014年，在对生态环境建设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指出要继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2015年，“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在此过程中，国家还把碳排放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规划的制定中，多方面、多层次保障生态环境，如“十二五”规划中曾就节能减排问题提出“到201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到0.869吨标准煤（按2005年价格计算），比2010年的1.034吨标准煤下降16%”的总目标，严格规定减排指标，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而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又提出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大幅提高，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尽管国家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在不断提高，但高能耗、高排放以及气候变化仍然给中国多数地区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应对生态环境恶化以及气候变化能力相对较弱的西部民族地区而言，情况更是不容乐观。
以西部民族地区较大规模城市为例，尽管此类城市在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但仍普遍存在着城市化率偏低，各省市区之间城市化率差异性较大，城市发展水平和建设质量低，大城市比重偏少而小城市发展普遍落后等问题。并且，由于城市发展结构性问题突出，特别是产业结构比较滞后、能源消耗大、废弃物排放多等问题的存在，西部民族地区生态恶化，环境形势极为严峻。可见，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任重道远，十分艰巨。
因此，探讨西部民族地区生态城市发展模式，不仅能够为广大西部民族地区城市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选择提供科学依据，还可以为其他同类城市发展生态城市提供可供借鉴的有益参考，有助于国家实现“美丽中国”目标，推动实现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
二、研究目标与创新
研究目标：第一，对西部民族地区城市的发展现状和分布规律进行深入探讨，分析西部民族地区城市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从理论上论证适宜西部民族地区城市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途径。第二，以西部地区的内蒙古、宁夏、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西、贵州8个民族省区部分规模较大的城市为研究样本，在深入分析民族8省区城市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以民族地区的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城市发展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评价指标体系，为西部民族地区城市选取出适宜本地发展的生态城市模式提供科学依据。第三，本研究依据所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案例区阿拉善盟的经济、社会、环境发展情况进行系统分析，构建出符合阿拉善盟发展方向的生态城市发展模式。
创新主要体现在：第一，从理论层面通过构建相对可变的生态城市动态评价指标体系，填补了学界关于西部民族地区生态城市评价研究领域的不足。结合调研所掌握的资料，综合考虑目前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特别是城市发展现状，在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环境质量、社会进步程度、资源禀赋水平和少数民族发展状况五个方面选取了34个二级指标，构建起一套针对西部民族地区城市发展生态城市的动态可变的评价指标体系；且该体系所采用的指标动态添加方式、数据标准化方法以及无量纲化方法的运用，消除了随着研究对象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需添加或删除个别指标带来的负面影响，解决了变换固定标准值这一具体困难，为相关领域的评价指标处理方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第二，探讨了西部民族地区城市可能选择的生态城市发展模式。在理论分析和实践研究的基础上，明确了西部民族地区生态城市发展目标体系，探讨了西部民族地区生态城市发展应遵循的基本原则。通过分析西部民族地区生态城市发展的实践基础和客观条件，确立了西部民族地区生态城市发展的模式范畴。在此基础上，利用本书提出的西部民族地区生态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判定出目标城市具体可选择哪一种生态城市发展模式；同时通过评价结果还可以直观地发现目标城市发展的短板，确立其发展生态城市的重点突破方向。第三，在实践层面上，立足于阿拉善盟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环境质量、社会进步程度、资源禀赋水平和少数民族发展状况等现实，构建了阿拉善盟可持续发展的旅游型生态城市发展模式。通过本书提出的生态城市指标评价体系初步判定最适宜阿拉善盟取向的生态城市发展模式，对阿拉善盟旅游型生态城市发展模式进行了构建。研究和探讨阿拉善盟旅游型生态城市发展模式，不仅有利于解决阿拉善盟城市发展本身实现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而且将为同类地区城市化道路选择提供有益借鉴。
三、研究方法与路径
1.依据生态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环境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理论基础，研究探讨生态城市发展模式及生态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相关理论以及调控对策。
2.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系统论述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城市发展现状以及生态城市模式的选择方法。
3.综合分析法与典型案例分析法相结合。本研究首先运用综合分析的方法揭示出生态城市发展模式对西部民族地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进而，运用典型案例分析方法，对案例区发展生态城市的必要性进行论证；
最后，提出与案例区阿拉善盟城市发展相适应的特色生态城市发展模式。图1 研究路径
四、案例区典型性与重要性
选择内蒙古阿拉善盟作为本研究的典型案例，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第一，阿拉善盟是中国北方地区最重要的生态屏障之一，关乎着全国的生态安全。境内有著名的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其沙漠、戈壁面积约占地区总面积的2/3。其中，腾格里沙漠和乌兰布和沙漠扩展速度较快，阿拉善左旗境内的三处“握手”沙区的扩展面积已直接对其下风向的吉兰太盐湖、乌吉铁路线乃至巴彦浩特产生了较大影响。阿拉善右旗境内的四处“握手”沙区呈北向南的扩展态势，年均扩展面积达到55平方公里，直接逼向河西走廊绿洲。干旱、少雨、风沙大的自然气候使阿拉善盟成为20世纪末中国沙尘暴的主要策源地之一，当时其沙尘暴影响范围已延伸到中国南方地区，甚至韩国和日本。作为中国重要的天然生态屏障，阿拉善地区的生态环境治理不仅对阿拉善本地区的生存发展、经济振兴、交通运输、国防航天事业有着深远的意义，而且事关河西走廊、宁夏平原、河套平原、华北地区、华中地区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
第二，阿拉善生态系统脆弱，生态保护任务十分艰巨。阿拉善是自然生态比较脆弱的地区，保护和建设生态是阿拉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和保障。长期以来，阿拉善各族群众通过生态移民工程、转移收缩战略等各种方式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对阿拉善区域生态治理做了大量工作。近几年，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不断加大对阿拉善盟生态建设的投入，令阿拉善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与实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在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双重影响下，该地区的生态保护任务十分艰巨，生态环境主要呈现以下特点：植被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严重失调；沙漠化加剧，沙尘暴频繁发生，严重威胁全国生态安全；湖泊干涸，湿地消失，绿洲萎缩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等。
第三，城市建设水平落后，综合服务功能较差，城市承载力有限。目前，阿拉善盟内还没有设立建制市，阿拉善首府巴彦浩特只是建制镇，还远未达到设市标准，作为盟府，其对阿拉善全盟的中心辐射带动作用非常有限。同时，由于地域辽阔，阿拉善盟内各级镇区内部的城镇布局过于分散，大多布局宽马路、大广场，空间紧凑度低，集约化程度弱，城镇运行的空间成本较高。城镇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较为滞后，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自来水普及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污水处理率、集中供热覆盖率分别为6.86平方米、86.76%、9.54%、36.36%、45%。各项指标相较内蒙古自治区的其他盟市均较低，尤其是污水处理率和集中供热率，城镇的空间承载能力有限，综合服务功能不高，人居环境较差。
第四，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阿拉善盟经济发展方式比较粗放，综合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经济高速增长主要依赖于能源重化工为主导的高投入型工业体系，重工业比重过高，且还在继续提高，工业畸形，生态环境效益低下。经济发展的粗放性决定了其增长的脆弱性，而脆弱性又决定了其抗风险能力有限，属于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同时，社会事业滞后于经济发展，社会形态发育不健全，经济发展总体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面临较严峻挑战。
第五，经济发展速度较快。阿拉善盟2013年GDP达到443.51亿元，较2012年增长10%。近五年GDP年增长率超过20%，近四年GDP年的增长率超过25%。人均GDP增长趋势总体与GDP相似，由于阿拉善盟人口总量很小，全盟人均GDP绝对量较高，2013年高达185757元，约合30000美元，较2012年增长9.3%，是2007年的3倍多。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为阿拉善盟生态城市发展奠定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鉴于阿拉善盟发展面临着经济发展方式粗放性和生态环境脆弱性的双重约束，且考虑到其生态环境质量关乎我国整体生态安全，探讨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发展模式及构建具有非常紧迫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章城市化与生态城市城市与城市化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它的产生与发展标志着人类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自工业文明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这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繁荣。但是，伴随着世界范围内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城市数量的迅速增长，各国也都面临着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资源逐渐枯竭等由于城市化带来的生态问题。基于这样的大背景，人类开始对原有的生存发展空间、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进行反思，由此提出了许多全新理念来适应现实的需要，因而生态城市理论应运而生。生态城市理论是指导现代城市建设及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理论基石。第一节 城市化及其特征
随着人类社会在工业化中追求经济效益、生态文明、高生活质量而导致三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的同时，也出现了世界各国人口日益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无序扩张所产生的严重生态危机，如空气质量极大下降、雾霾肆虐、全球温室效应加剧、酸雨大面积横行等。以上各类问题的产生无不是城市化逐渐加速引发的。面对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矛盾的日益加剧，我们需要对城市化发展进行深入反思，对其发展引发的各类问题进行透彻分析，从而对城市及城市化模式做出正确抉择。一、城市化的内涵
城市化始于工业化，没有工业化就不存在城市化过程。18世纪中叶的英国在工业革命的大力推动下率先开始了城市化。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推进，到19世纪中叶英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50%。此后，欧美等国家也相继开始了城市化，到20世纪中叶，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或超过50%。20世纪中叶至今，城市化在世界范围内基本普及，其进程也进一步加快。各国的城市化历程证明，工业化不但是城市化诞生的源泉，更是城市化推进的加速器。
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最早是由西班牙工程师A.Serda在他的著作《城市化基本原理》中提出的，被译为“使具有城市的特点”。[1]城市化的概念是一个跨学科的概念，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出发，对城市化的概念界定也会不同。人口学认为，城市化是人口的城市化，是农村人口逐渐转变为城市人口的现象与过程，即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经济学认为，城市化是各种生产要素和非农产业向城市集聚的过程；然而从地理学的研究角度出发，城市化则是居民聚落和经济布局在空间区位分布上的不断变化，具体表现为从分散的农村不断向中心城市的集中过程。以上概念的内涵共同之处在于，都强调人口向城市聚集、集中，这种集中带来的直接成果就是城市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间接成果便是城市数量的日益增多，总之，城市化本身就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关于城市化概念的界定，比较权威的规定要数著名城市地理和规划专家约翰·弗里德曼。他认为，城市化作为一个国家或区域间系统中的一种复杂的社会过程，其包括人口和非农业活动在规模不同的城市环境中的地域集中过程、非城市景观逐渐转化为城市景观的地域推进过程，还包括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2]农村地域的扩散过程。城市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其本身较为复杂，是一个囊括了人类生产生活各个方面的过程，是乡村人口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统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综合体现。[3]
城市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术语》中的定义为：它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城市人口规模、产业指[4]标、地域等不断扩大，从而提高了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另一方面，原有乡村地区发展为城镇或者是城市。在这一动态发展过程中，人口的空间运动一直与城市的兴起与成长紧密相连，人口的城市化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人口聚集、财富聚集、技术聚集和服务聚集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城市人口的绝对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则是该动态变化过程最直接的表现，故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它们都是以城市化率（城镇人口/总人口）来表示城市化水平的。城市化率的提高主要通过三种有效途径实现，分别是原有城市的扩大、农村社区[5]向城市社区的转化及新建城市，城市化率的变化率直接反映出城市化进程的速度。
城市化率的不断提升日益丰富了城市化的内涵。目前城市化的内涵主要由以下四方面内容构成：①城市人口比重不断提高。城市化最直接的表现在于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城市人口比重不断提高。②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就业结构的转变。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意味着大部分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就业结构从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较高的状况向工商业和服务业就业人口比重上升而农业就业人口比重下降的状态过渡，产业结构升级。③社会有机体的融合共生功能的强化。由于城市规模的集聚扩大和新兴城市的大量出现，构成各个组成部分的城市社区的异质性加大，因此不同的社区在融合过程中会催生出新的融合机制，并创造出新的共生环境。④城市文明不断地扩散和传播。即农村与城市之间在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方面的差距逐渐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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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鞠美庭，王勇，等.生态城市建设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7：2.
[5]陆学艺.社会学[M].北京：知识出版社，2001：220.二、城市化的演进
对于城市化的认知，国内外学者见解有所不同。国外多数学者认为城市化自从城市诞生之日就开始了，而国内多数学者却认为城市化真正开始于工业革命之后。对于城市化这一较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分析研究不同的观点有助于我们客观认识城市化，消除片面理解。（一）国外城市化的演进
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其城市发展的推进历程表明，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推动城市发展的动因不尽相同。本研究依据推动城市发展的动因，把国外城市化的演进进程分为原始阶段、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见图1-1）
1.原始阶段
在工业文明产生之前，城市的发展尚处于萌芽阶段。这一阶段农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并成为推动城镇和城市发展的[1]主要动力。由于在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城市化进程推进比较缓慢，我们将其定义为原始阶段。这一时期的城市大都分布于水利条件良好、适合农业发展的地区，各地区经济以农业经济为主导，但由于农业人口比重很高，农业生产率较低，并且人口出生率低、死亡率高，故这一时期的城市人口规模较小、增长缓慢。早期的城市发展一般都是军事、政治、宗教和社会经济等因素不断融合发展的结果，其城市化进程会由于这些非经济因素而不断加快，但是总体而言，城市化进程还是相当缓慢，大致经历了比较漫长的5000多年。图1-1 国外城市化的演进进程
2.初级阶段
英国是最早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国家，以英国的工业革命为标志，法国、美国等欧美国家开始竞相推进城市化，世界城市化进程由此拉开帷幕并得以快速发展。工业革命后，新生产方式的出现使城市化进程达到新的高峰，农业发展也达到相对较高的水平。1760年英国开始了产业革命，1851年英国的城市化率超过50%，基本实现了城市化。这一阶段是世界城市化的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的突出特点是城市化范围较小，主要集中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由于工业发展受到资金和技术的双重约束，城市对于农村和农村经济的拉动能力较弱，城市化进程较为缓慢。
3.中级阶段
在世界城市发展的中级阶段，工业革命的动力作用迅速加强，并[2]成为这一时期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自1851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城市化进程再次实现飞跃发展。这一时空阶段是世界城市发展的中级阶段。这一时期，欧洲和北美一些发达国家开始了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工业的快速发展大大加强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实力，农业发展到相对较高的水平，剩余的农产品和劳动力被提供，从而使得手工业、商业和贸易活动从中分离出来。到“二战”结束时，一些未受战争波及的发达国家城市化率基本上都超过了50%，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率此时也大大提高，整个世界人口由1850年的8000万增加到1950年的6.32亿，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数的比例达到28.4%。[3]
4.高级阶段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随着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信息工程等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使用，人类社会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世界城市发展也进入到高级发展阶段，即以信息技术和[4]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逐渐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在这一阶段，世界范围内的城市与乡村差异正在缩小，传统意义上的乡村面积正在缩小，全球正在出现世界性的城市化潮流——继西方后工业化潮流后的世界范围的“城市社会的来临”。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发展速度大大加快，世界城市化进入到高级阶段。（二）中国城市化历程
国内多数学者认为，工业革命是城市化的起点，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内在驱动力，城市化伴随着工业化而产生、发展，其历史不过200年时间。而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进程只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各项制度都在调整，我国的城市化也进入了新的正常发展时期。在城市化开始之际，对于中国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学术界曾经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围绕小城镇发展模式、大城市发展模式和中小城市发展模式三种观点。尽管三种观点各有其理，但由于国家政策和制度的倾向性，小城镇发展战略对城市化进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自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城市化又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曲折发展过程和改革开放以后快速发展的两个差别明显的阶段。中国改革开放前，全国人口的80%基本生活在农村，当时农业生产效率较低，人地矛盾并不十分突出，城市化也处于起步阶段。在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许多农村和农业部门的富余劳动力被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日益凸显。于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把农村人口城市化、农村人口向小城镇和乡镇企业转移作为全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任务，全国城镇化发展的帷幕由此拉开。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小城镇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良好条件，乡镇企业一方面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为当地政府提供了强大的财政收入来源，为小城镇持续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正是由于有这种良好的环境与条件作为保证，中国的小城镇才得以迅速发展，全国城市化率大幅度提升，2013年已经达到了53.73%。
以乡镇企业为主导引擎的中国城镇化发展道路，在其产生和发展之初是符合中国社会经济实际发展需要的，但经过二三十年的大发展之后，其局限性也日益凸显。小城镇是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化初期的自主自发性产物，小城镇在发展过程中也引发了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土地浪费等“环境—资源危机”问题。因此，国家的“十五”计划提出了“在着重发展小城镇的同时，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由此，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统筹发展成为现代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发展方向，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又步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从世界范围内考察各国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我们不难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城市由于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它们都追求城市经济的增长而忽视了生态自然环境的发展和社会公平等问题；一些城市甚至以牺牲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换取城市经济短暂的繁荣，城市经济、社会、公共服务设施、自然生态并没有协调统一发展，这些已经成为阻碍城市又快又好发展的因素。这些阻碍因素的产生，归根结底是人类不正确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造成的，人类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自然规律之上，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却产生了一系列城市化问题，阻滞了城市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1]沪顺廷，周明祖，水延凯，等.中国城镇化发展战略[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19.
[2]沪顺廷，周明祖，水延凯，等.中国城镇化发展战略[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20.
[3]向春玲，等.城市化进程中的理论与实证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19.
[4]沪顺廷，周明祖，水延凯，等.中国城镇化发展战略[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21.三、城市化推进中的问题
世界各国的城市化进程速度不一，而由城市化所引发的矛盾与问题既有共性问题，也存在差异性问题。共性问题主要集中于生态环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三个方面。（一）生态环境问题
工业化与工业文明是城市化和城市文明的重要基础，而工业化与工业文明是建立在对自然界大量的自然资源消耗基础上的。因此，伴随着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城市活动容量和活动频率都在随时间不断增加，城市活动对环境生态的影响也在不断强化。在这一过程中，人类为了满足自身需要，不断加大对资源的利用强度和频率，但资源利用的效率并没有得到提升，城市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于是出现了人口增长过快；资源、能源短缺；水污染严重和空气质量大幅度下降；城市规模体量的扩张和城市建筑设施的激增使得城市绿地进一步减少；城市“三废”排放量激增，城市噪音空气污染日益泛滥；特大城市人口拥挤，交通拥堵，由于交通所带来的空气污染和交通噪声污染代价高昂等一系列问题。如何适度开发自然资源，实现城市化与生态化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城市发展留给人类社会的重要研究课题。（二）经济发展问题
就世界范围来讲，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城市化进程中都伴随着产业结构雷同、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问题严重、企业大量产能过剩等问题。产业结构相似将制约着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性和互补性，从而阻碍着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重复建设导致城市化进程中财力、物力、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各城市盲目地将还建房建设等同于城市化，从而导致了城市之间的恶性竞争；企业产能过剩导致需求相对不足，从而导致企业经济不景气，职工收入下降，进一步导致消费不足，短期内城市经济缺乏内部需求刺激，长期内则会导致企业和城市经济创新能力不足。除此之外，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城市经济系统中还存在着“资源开发——产品制造——污染排放”的单向流动线性经济发展模式。正是在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驱动下，人类以牺牲资源和生态环境为代价来盲目地换取城市经济的数量型增长，这不仅导致了资源利用效率低下，而且还严重污染了环境。如果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而不改变城市经济体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则城市经济体的发展必然受到严重遏制。（三）社会发展问题
社会矛盾问题也是曾经或当今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过度城市化是指城市化进程远快于工业化进程，结果造成大量农村人口剩余且快速流入城市，超过城市经济发展的负荷，从而导致城市过度膨胀的问题。随着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城市体量规模的扩大，除城市建设用途外的土地被强拆强占；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加剧了城市就业难的问题，使城市在人才培养机制、教育机制、教育经费划拨方式等方面无法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与此同时增加了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体系建[1]设等方面的压力。加大了对社会经济方面的投入却忽视了对社会文化事业方面的投入，使得世界各国城市在发展挖掘本地特色文化、形成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的能力方面有所衰退，一些城市独具一格的文化特色正在逐渐消失。
城市化带来的环境、经济与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为城市化发展探索出一条符合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的路径，需要我们在对人类社会历史与现实进行较全面厘清和认识的基础上，对未来城市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做出理性明智判断。20世纪理论创造的生态城市理论和各国开展的生态城市实践均取得了较快发展。人类社会实践表明，生态城市及其实践作为未来人类社会居住模式，是建立在对未来社会、经济以及技术可能性基础上的，它将会成为21世纪乃至22世纪城市发展的主要方向，并最终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归宿。
[1]鞠美庭，王勇，孟庆伟，等.生态城市建设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7：2.第二节 生态城市及理论
城市化集聚了显而易见的物质财富，且以工业化为前提。同时城市化也导致了人类社会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等一系列“环境危机”生态问题。“环境危机”等生态问题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人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直接威胁到人类社会自身的可持续性进步。在这一人类社会背景下，人们开始对其原有的生存发展空间、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进行思考和反思，并开始从生态环境系统视角综合研究城市发展系列问题。一、生态城市概述“生态城市”概念的产生有着其深刻的时空背景，其一经提出就备受关注。（一）提出背景
第一，日益多样化且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使人类社会的生存环境面临着严峻挑战。各种各样的环境危机使人类社会意识到自身仅仅是自然界时空系统中的一部分，脱离自然界实现生存与发展是不可能的，因此人类社会能否持续生存发展取决于人类社会是否可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界的“人—地”关系系统，全球性生态危机是“生态城市”概念得以产生的最主要和最直接原因。
第二，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本主义”思想逐渐兴起与盛行，宗教文化的影响力逐渐淡化，并且中国古代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随着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环境的不断恶化，人类开始强调对人本身的尊重，日益看重“人性”的价值，人类对“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渴望日渐强烈，这种强烈的生存愿望为“生态城市”概念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第三，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将人类社会引领入一个全新的时代。随着交通和通信技术的日益发达，全球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人类在享受并依赖于前人无缘得见的现代科学技术发明成果的同时，也不得不忍受着伴随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运用而产生的祖辈无法预见的各种诸如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社会及环境问题，“生态城市”概念、理论及实践应运而生。
第四，世界各发达国家经过了工业化阶段对环境的破坏，相对较早地认识到了传统工业化道路在谋求经济增长的同时给人类社会的资源环境也带来比较严重的危害，因此在资源、环境方面制定了许多技术标准，逐渐掀起了“绿色思潮”和“绿色革命”。在这一思潮影响下，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城市都试图尝试采用绿色技术，发展绿色经济，为“生态城市”概念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和技术基础条件。（二）生态城市的内涵
目前，生态城市的具体定义以及内涵，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一个被世人所公认的比较明确的说法。现代生态城市思想直接起源于霍华德。1898年，霍华德在其《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中提出应该建设一种兼具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田园城市”。197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计划研究过程中，首次提出生态城市，并将其定义为“从自然生态和社会心理两方面去创造一种能充分融合技术与自然的人类活动的最优环境，诱发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提供高水平的物质和生活方式”。1981年苏联城市生态学家亚尼茨基提出生态城市的理想模式，他认为，生态城市是技术与自然的充分融合，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得到最大限度发挥，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环境质量得到最大限度保护，物质、能量、信息高效利用，生态良性循环的一种人类理想的栖息环境。但是由于这种生态城市模式过于理想化，现实可操作性差，因此该定义被社会的认可度不大，对社会也没有带来太大的影响。1987年美国生态学家理查德·雷吉斯（Richard Register）在其出版的《生态城市伯克利》一书中，从宏观角度定义了生态城市，他认为，生态城市其实质就是指一个充满活力、节能环保、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聚居地，它追求人与自然的健康与活力。前后两者观点相比较而言，后者现实意义和价值更强，但是后者的观点和内涵过于局限和狭隘。
与此同时，国内也有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生态城市理论的内涵。20世纪80年代中国生态学专家马世骏、王如松提出，城市是典型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和建设“天人合一”的中国生态城市思想，并发表了《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一文，以识别和解决工业城市所面临的诸如人口拥挤、交通拥堵、工业布局、自然资源不足等问题。1989年黄光宇教授在其《论城市生态化与生态城市》一文中提出“人、自然、环境相互融合，互惠共生”的生态城市理念，他认为生态城市是指根据生态工程、环境工程和系统工程等现代化科学与技术，研究生态城市系统中人与住所的关系，并协调城市中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关系，保护与合理利用自然环境中的一切资源和能源的一种和谐状态。这种生态城市概念虽然可以不断提升人类对城市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和修护能力，维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能力，但是该概念过于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却忽略了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随后，黄肇义、杨东援等通过对国内外关于生态城市定义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关于生态城市的新概念。他们认为，生态城市是全球或区域生态系统中分享其公平承载能力份额的可持续子系统，是基于生态学原理建立的自然和谐、社会公平和经济高效的复合系统，更是具有自身人文特色的自然与人工协调、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理想人居环境。可以看出，该定义更多的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相互融合，虽然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原则，但是人与自然的和[1]谐关系却没有得以体现出来。
通过研究国内外各专家学者关于生态城市方面的文献和著作，本研究根据生态城市功能区的评价划分以及生态城市规划与建设的指标与评估方法等，将生态城市的概念及其内涵规定分为环境说、理想说和系统说三种学说。（见表1-1）资料来源：董宪军.生态城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综合学界研究结果，本研究认为生态城市是通过一定的人工手段所建立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市发展模式，是与空间无限扩张、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严重、城乡二元结构明显等问题突出的大城市发展模式截然相反的城市发展模式，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社会公平、经济高效的融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和工业文明为一体的城市发展模式。（三）生态城市的特性
根据前文分析，本研究将生态城市的基本特征归为以下六类：
第一，生态城市的人文性特征。人文性是指生态城市蕴含着“民本主义”中“以人为本”的思想，强调城市的发展需要注重人类所生存环境的保护，体现了生态城市建设对人类精神家园的重视，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道德规范。人文性生态城市的建设要求人类自身的发展要以“社会—经济—自然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为基础。人文性是生态城市特征中最基本的特征，也是对发展生态城市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
第二，生态城市的和谐性特征。这种和谐性不仅仅反映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自然融于城市，更广义地反映在自然、经济、社会子系统各个方面的协调上。生态城市的建设发展，要求人走进自然和回归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然与城市共同发展。生态城市的发展不仅要求经济发展，更注重城市环境的保护，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共赢的局面，实现天—地—人三者系统的和谐统一，让三者在舒适、自由环境中和谐共荣。
第三，生态城市的可持续性特征。生态城市建设的指导思想之一就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以保护自然环境为基础，最大限度地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保证人类的开发活动控制在环境承载能力范围之内，兼顾不同时间、空间上的资源合理配置，以实现代际的公平。不仅如此，它还指在建设生态城市追求自然资源、能源的可持续性，维护生态系统的自我更新能力，提高人类居住环境的质量和生活质
[2]量。此外，还要强调注重兼顾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三者之间的利益，追求三者之间的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第四，生态城市的高效性特征。高效性是指在注重环境保护的同时，要保证经济发展的高效性。生态城市的这种高效性一改传统城市“高能耗”“非循环”的发展运行模式，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是可持续、可循环的生产消费模式，经济发展更加强调质量与效益的同步提高，努力提高资源的再生和综合利用水平，物质能量得到多层次分级利用，废弃物可以循环再生利用，达到各行业部门之间共生关系协调的目的。
第五，生态城市的区域性特征。生态城市的区域性特征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指城市与其所处环境中的人、物、资源、能量和文化等方面的区域化；另一方面是指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建成区”的区域性，而是指城乡区域化、一体化协调发展的“区域城市”。生态城市是建立在区域平衡基础上的，而且城市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只有平衡协调的区域才有平衡协调的城市。生态城市是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价值取向的，就广义而言，要实现这一目标，全球必须加强合作，共享技术与资源，建立全球生态平衡。广义的区域观念就是全球观念。
第六，生态城市的全球性特征。生态城市的建设不是某个地区或者某个国家所能独立实现的，而是全球性的需求，也是全人类的追求。要实现生态城市全球化这一目标，全球各个国家和全人类必须加强合作与联系，共享先进的科学技术与信息资源等，形成一种互惠互通的网络系统，实现全球生态平衡，建立全球化的生态城市体系。
[1]原华君，司马慧.生态城市的概念与发展回顾[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05（4）：18.
[2]滕海峰.生态城市建设中的循环经济应用研究——以西固区循环经济发展为例[D].兰州大学，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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