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勋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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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后方：全国三线建设掀起高潮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战略决策
●毛泽东说：“‘三线’只修铁路，只规划煤、钢？应当是机械、化工、军工什么都有才好。”
●周恩来讲到：“我们现在一方面备战，一方面还要摸长期规划，要备战和长期结合。”
●彭德怀说：“如果我们‘三线’建设的其他工厂，也能像浦陵机器厂这样精心组织建设、生产……毛主席就会放心地睡好觉了。”
中央指示集中力量建设三线
1964年8月17日、2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在北京召开。在会上，毛泽东两次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
这次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第一线能搬迁的项目要搬，第二年不能见效的项目一律缩小规模。于是，调整后的“吃穿用+三线”的“三五”计划指导思想再度发生变化，“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终于确立。“三线”成为当时使用最频繁的一个新名词，向各个方面部署和宣讲。
为什么要加强“三线”建设呢？那是1964年8月2日夜里，在北部湾，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激战。8月4日，海战进一步扩大。
早在4月就已制定了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37号作战方案”的美国，立即抓住这一机会，悍然派出第七舰队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越南战争的战火燃到了中国的南部边界，中越边境地区、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和导弹，中国军民也倒在了血泊之中。
毛泽东彻夜未眠，紧张地关注着战争的态势。6日清晨6时，他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批示说：
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
这个行动指的是骑马沿黄河考察，由于这件事情，考察就此中断。
8月12日，毛泽东将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的专门报告退回给罗瑞卿、杨成武，批示说：
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实施。
他还关切地问道：“国务院组织专案小组，已经成立，开始工作没有？”
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央提出了《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说：
我们召集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开了会，会议决定：（一）在国务院成立专案小组。建议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谢富治、杨成武、张际春、赵尔陆、程子华、谷牧、韩光、周荣鑫十三人组成，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二）各个方面的防备措施，除作战部提的四条外，还应包括大专院校、科学研究、设计机构、仓库、机关、事业单位等，以及城市、矿山的人防措施。“报告”指出：各有关方面，都必须按照毛泽东指示的“精心研究，逐步实施”的原则，尽快进行研究，并应注意以下几点：（1）一切新的建设项目，不在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建设。（2）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大城市的现有续建项目，除明年、后年即可完工投产见效的以外，其余一律要缩小规模，不再扩建，尽早收尾。（3）在第一线的现有老企业，特别是工业集中的城市的老企业，要把能搬的企业或一个车间、特别是有关军工和机械工业的，能一分为二的，分一部分到三线、二线，能迁移的，也应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迁移。（4）从明年起，不再新建大中水库。（5）在一线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凡能迁移的，应有计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不能迁移的，应一分为二。（6）今后，一切新建项目不论在哪一线建设，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
8月30日，邓小平批示将“报告”印发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又发给各中央局、部委、省委执行。关于“三线”建设，中央和国务院曾经发出过多种文件，但从时间和内容看，这份报告可以说是确立“三线”建设决策的第一份，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9月5日，中央书记处做出关于计划工作的指示，主要内容是：（一）“三线”建设要落实。铁路建设队伍要在9月底到达工地，计委、经委成立落实小组，楼堂馆所要利用起来为“三线”建设服务。（二）“三线”的调整要立即行动。留下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保证提高产量。（三）基本建设投资，首先要保证“三线”建设的需要，其他方面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四）工业生产，不论“三线”还是一线，都要发展。
以上这些指示表现出，中央书记处已经彻底放弃了6月试图将抓“吃穿用”和“三线”建设并重的最后努力，不遗余力、急如星火地把重点转移到“三线”建设上来了。
毛泽东批示备战工作报告
1964年10月18日，广东省委向中央作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工作的请示报告。
这份报告对本省贯彻备战工作和自己的“三线”建设做了具体的安排。毛泽东看了很高兴，当即批示要求转发第一、二线各省，要求他们也提出各自的报告。
毛泽东还充满信心地写道：
无非是增加一批建设费，全国大约需15亿左右，分两三年支付，可以解决一个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现在不为，后悔无及。
10月29日，周恩来、罗瑞卿写成《关于一二两线各省、市、区建设自己后方和备战工作的报告》，连同广东省委报告及毛泽东的批示一同下发，这就是《中央关于加强一、二线的后方建设和备战工作的指示》。
11月3日，指示正式下发。“指示”指出：
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局，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内蒙古、山西、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云南各省、区党委，北京、上海两市委并告计委、经委、国防工办：
中央现将广东省委十月十八日报告和主席十月二十二日批语转给你们。中央同意并转发周恩来、罗瑞卿两同志十月二十九日关于一二两线各省、市、区建设自己后方和备战工作的报告，望即抓紧进行。
中央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三日《关于一二两线各省、市、区建设自己后方和备战工作的报告》这样写道：
主席、中央：（一）……大家认为，抓紧一、二两线各省、市、自治区的后方建设，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二）根据广东省委的报告和中南、华东、华北、东北四个大区的部分省、自治区在这次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的要求，一、二两线的后方建设和备战工作，大体上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1.建设一批地方军工厂，包括枪枝、子弹、地雷、手榴弹和炸药等轻武器的制造厂。
2.为了配合地方军工厂的建设和保证战时的供应，要从大城市搬迁一些必要的配套工厂到省、区自己后方，并且在后方相应地建设一些小煤矿、小电站和必要的修配工厂。
3.搞好现有的公路、桥梁、渡口和通讯线路，新建或者改建一些运输、通讯设施和边境上的江河护岸工程。
4.修建一批储备粮食、原盐、汽油等战略物资的仓库。
5.加强一、二两线后方地区的农业建设，特别是山区建设。
6.迁建或者新建一些必需的医院和学校。
7.省委和军区领导机关的防护工程。
10月30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并下发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这个计划的指导思想是：“争取时间，积极建设‘三线’战略后方，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提出的“三线”建设总目标是：
要争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
在1965年的基本建设总投资133.99亿元中（中央投资89.7亿元，地方投资44.29亿元），“三线”建设占42亿元，约三分之一；初步安排的690个大中型项目中“三线”占187个，不到三分之一。但在实际中按照这个安排，包括生产建设各个方面在内，木材不足150亿立方米，水泥不足80万吨，设备中的短线产品缺口也很大，在尽量安排国防和“三线”建设需要后，则难以照顾其他方面的需要。
阵阵袭来的战争阴云，使祖国广袤的西部地区，通过“三线”建设的特殊方式，第一次在国家计划中占有空前的重要位置。
1965年1月24日，毛泽东又谈到：“各省的‘三线’建设要注意搞。兵工厂搞起来，地方军搞起来，五年，每年才六亿，军队同志就放心了。过去只有正规军，没有民兵……你重庆造的子弹，怎么能运到上海？设想如果出现了像日本占领时候的情况，到处被占领了，你没两手怎么成？军械、武器不但运输有困难，数量也不够。”
毛泽东重新强调了“小三线”建设的重要性。
1964年开始，在中国中西部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称为“三线”建设。
所谓“三线”的范围，一般的概念是，由沿海、边疆地区向内地收缩划分三道线：
一线指位于沿海和边疆的前线地区；“三线”指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西部省区及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后方地区，共13个省区；二线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带。其中川、贵、云和陕、甘、宁、青俗称为“大三线”，一、二线的腹地俗称“小三线”。
根据当时中央军委文件，从地理环境上划分的“三线”地区是：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这一地区位于我国腹地，离海岸线最近在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国土边界上千公里，加之四面分别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山脉作天然屏障，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成为较理想的战略后方。用今天的区域概念来说，“三线”地区实际就是除新疆、西藏之外的中国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
做出“三线”建设的决策在当时有其必然性。
当时，国际环境的紧张使长期没有战略后方的中国感到十分不安全。
从1840年至1945年中国遭到7次大规模入侵战争，就是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战争、中法战争、日清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战争、日俄战争和中日战争，平均不到15年中国就要遭遇一次大战，共死亡5000万人以上，国家几乎被瓜分。加上二战后最大的两次局部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又都发生在中国的友邻。作为一个落后大国的领导人，没有强烈的抵御战争估计、即使是过度的估计倒是不可理解的了。
在当时，建设一个战略后方基地是迟早要进行的任务、迟早要付出的代价。经济学家马洪后来同意这样的见解：“三线”工业建设即使从经济学观点看的效率与效益损失，也类似于为预防不幸事故和自然灾害而设置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是暂时性的，属于国家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支出成本。
后来的事实证明，“三线”建设虽然是以战备为中心，但客观上初步改变了国家工业东西部布局的不合理状况，建成了一批以能源交通为基础、国防科技为重点、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相配套、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战略后方基地，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促进了内地省区的经济和科技文化发展，给西部以后的建设提供了条件。
周恩来阐述备战与规划关系
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谈到了“三线”建设。毛泽东说：
三线只修铁路，只规划煤、钢？应当是机械、化工、军工什么都有才好。还有煤气，四川那个地方就没有石油？计划一下，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我们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都搞起来了，那时打起仗来就不怕了。
他还说：“西南搞不搞汽车厂？一定要搞个汽车厂。”
事实上，在1964年10月中央批准的《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中就已指出：“要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工业基地。”这里就已明确了“三线”建设的综合性。
3月13日，在听取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副主任赵尔陆汇报“小三线”建设时，周恩来指出：
搞小三线，要看到长远规划，15年要全国搞成一个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要有相当的地区经济的发展。
4月12日，中央政治局第一二五次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讲到：
我们现在一方面备战，一方面还要摸长期规划，要备战和长期结合。当然，这两个东西如果发生矛盾，要先照顾备战，但是长期总不能取消，要相互结合。你不打，我东西生产一点，总是有用。另一方面，长期还要继续进行。所以，像包钢、武钢、太钢这样的新项目，还有像德阳的重型机械，过去布置也不够，现在也要把它加快。
1965年4月14日，中央批准的《1965年工业交通工作要点》又提出：“加强‘三线’建设，尽快在内地建立一个体系完备、技术先进的后方战略基地。”
作为重大战略决策，不难看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除了备战因素外，更重要是把“三线”建设当作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重要组成部分，是从整个战略布局考虑的。
正如毛泽东所说：两个阵地，“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也就是沿海工业支持内地工业，使内地工业逐步赶上沿海工业的发展水平。
中央做出加强备战的指示
1965年4月12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美帝国主义在越南扩大战争，严重威胁了我国的安全，我们绝不能置之不理。我们准备随时同越南人民一道共同战斗，我们要准备对付美帝把战火引到我们的国土上来。“指示”要求在全党县委以上干部中，加强备战思想，密切注意越南战局的发展。“指示”布置了具体的备战措施：
一、大城市和大的工矿交通企业，要建立和整顿防空委员会，做出必要的防空规划，进行防空教育。
二、在沿海地区，要切实整顿和加强民兵工作。其他地区的民兵，也要注意进行最基本的训练，讲实用，避免烦琐，切不要搞形式主义。
三、军队的备战动员，按军委的命令和总政治部的指示执行。
当时，除边境地区外，暂不在群众中进行备战动员。“指示”认为，对于广大群众援越抗美的积极性，领导上要注意引导到发奋图强，做好本岗位的各项工作中来：
一，在工矿企业中，要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生产更多、更好、更便宜的产品，保证军需和民用……
二，在农村中，要努力争取今年夏季和秋季的丰收，改善社员的生活，增加生产队、公社和国家的储备粮。
三，科学技术研究部门，要加紧工作，更快地创造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为国防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四，在学校中，教师要教好，学生要学好，要保证教学的正常秩序，保证教学质量。
五，在党政机关和其他工作单位中，都要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加强革命化。
六，在所有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都要贯彻执行“二十三条”，把四清工作做得更好。“指示”发出后，全国的备战工作空前紧张，全国的备战气氛空前激烈。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地下铁道一期工程的动工兴建。这项工程当时主要出于备战工作需要。地铁不仅平时可以运营，战时还可作为理想的人防工事，起到防空、防弹和疏散人口的作用。
北京地铁工程由李富春、彭真、杨成武等一起议定后，由李富春起草报告和方案并报中央。
毛泽东批阅责成杨勇负责地铁建设工作，并希望精心设计施工，克服一切困难建设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部队先后参加了地下铁道的修建工程。
第一期工程北京站至苹果园，由铁道兵和铁道部地铁工程局、北京市建设局共同承担。于1969年9月建成通车，结束了中国没有地下铁道的历史。
铁道兵两个师负责修建的地铁二期工程也于1969年开工，包括环城线16.1公里和其他支线。整个工程1984年5月1日正式完工。
北京地铁的建成，促进了当时的备战工作，起到了经济建设与军事建设的双重作用。
国家建委召开全国搬迁会议
1965年8月21日，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全国搬迁会议。会议主要讨论1966年的搬迁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搬迁规划。
会议提出，搬迁工作必须立足于应付侵略战争，从准备大打，准备早打出发，对搬迁项目要实行大分散、小集中的原则。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按照“分散、靠山、隐蔽”的原则建设，有的还要进洞。会议确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搬迁的项目。会议还认为，大规模的搬迁，实质上是一次国民经济的大调整。要把搬迁、建设战略后方和当年生产很好地结合起来。
1964年，东部沿海许多重要工厂都动手迁建工厂，大部分工厂都停产准备搬迁。1964年内共迁建29个项目，9700多人。其中，迁入四川境内的就达到14个项目，大都是迁到中小城镇或大城市的远郊地区，只有少数的工厂迁到成都、重庆市区。这些迁入的工厂，大多利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三年调整时期停产工厂的厂房组织生产，有的并入了同行业的工厂。
针对新建和迁建项目大多在农村的情况，“西南三线”建设筹备小组针对新建和迁建项目，提出了“四不三要”的原则，即建厂要注意不占或少占农民的良田好地，不拆或少拆民房，不迁或少迁居民，不搞非生产性建筑。以及要支持农业用水，要支援农业用电，要支持农民养猪、积肥，一定要与农民搞好关系，并帮助当地农业生产。
搬迁工厂确立了新的厂址和接收单位后，西南局“三线”建委统一规定迁建项目何时迁入，何时生产等工作。
西南局“三线”建委强调要确保国家关键项目的先期迁入和建设，注意综合平衡，要求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确保重点项目，实行投产一批，再上一批的方法。因此，在1965年和1966年两次分别轻重缓急，进行项目排除，将重点的，有条件的项目，列为“歼灭战”的项目。
在第一次排队中，确定1965年列入48个项目作为“歼灭战”对象。这些项目主要有：西南金属材料厂、重钢中板厂、德阳第二重型机器厂、泸州天然气化工厂、四川第一棉纺织印染厂、陵川机械厂、平山机械厂、新都机械厂等15个重要收尾项目。
实践结果是，这48个“歼灭战”项目，1965年全部建成投产和具备投产条件的有30个，完成年度计划的有12个。此前没有列入“歼灭战”项目的明光仪器厂也于当年建成投产，总计43个项目。确定1966年确定打“歼灭战”的项目共56个，也基本上完成了计划任务。
在搬迁开始时的1964年10月29日，上海动力机械制造厂正式确定搬迁四川，并改名为浦陵机器厂。
该厂是上海生产小型汽油发动机的一个小厂，仅有职工416人，设备350台。
这个厂仅用了40天的时间，就全部完成了土建工程。在搬迁设备时，全部采取先绘制安装平面图，再给机器部件编号，一运到新的厂址，立即对号入座。256台设备的搬迁，从拆卸、运输到全部安装完毕，仅用了18天时间。整个迁建工作，自土建开工到全面投产，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投产当月就超额完成了生产计划，而且产品质量达到了上海的水平。原计划投资140万元，实际只用了107万元。
在迁建过程中，浦陵厂十分注意处理好建设工业与帮助发展当地农业的关系。
根据“西南三线”建设筹备小组提出的“四不三要”的原则，建厂时未拆一间民房，未搬一户农民。工厂还在不断增加投资的情况下，适当加大蓄水池、变电站的容量。帮助附近农村的两个生产大队解决了用电、用水的问题，可灌溉稻田400多亩。除机电排灌、农副产品加工用电外，还帮助附近20多个农户安装了电灯，支持了农业生产，受到当地农民的欢迎。
对此，彭德怀说：
如果我们“三线”建设的其他工厂，也能像浦陵机器厂这样精心组织建设、生产，就会大大加快“三线”建设的速度，毛主席就会放心地睡好觉了。
经过蒲陵机器厂的试点，国家建委总结出以下经验！
一是建厂要照顾到农民的利益。坚持学习延安精神，学习大庆经验，勤俭节约。
二是依靠地方力量搞“三通一平”，即通路、通水、通电、平整场地。
三是要取得一线地区搬迁单位的紧密配合，做好调迁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
四是实行边设计边施工，建好一个车间，随即迁来设备组织安装。
1965年9月，中央西南局、五机部、中共重庆市委在明光仪器厂召开现场会议，总结推广该厂贯彻工农结合、加速新厂建设，促进农业生产等方面的经验。
这个厂在重庆市委和川东片区及广安县的大力支持下，建设速度非常快，是“三线”建设初期有名的“四个当年”，即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年竣工投产、当年出产品的典型。
这个经验的主要内容是，建设单位把支援农业列为建厂任务之一，当地农村根据农活忙闲的不同情况，统一安排参加农业和工厂建设的劳力。同时，采取技工带民工的办法，发动和组织农民积极参与“三线”建设，既密切了农民与工厂的关系，又大加快了建厂进度，同时也为工厂的生产、生活提供了方便。
由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河南等省市各动员了百余辆汽车，组成5个运输队进“西南三线”工地支援建设，执行长途物资运输任务。这5个运输队1965年秋季陆续到位，由交通部在成都的第四工程管理局统一管理。首先组织支援渡口市工地建设。
1966年8月，在“西南三线”进行了工改兵试点。程子华召开了改兵单位和国家建委负责干部参加的专门会议。由军委命令，将建工部在重庆和水电部和在映秀水电站执行任务的两个公司归军队接收，并改编成相当师级的两个支队。
从1964年下半年到1967年上半年，在四川的一些建设项目中，除了一些大的骨干项目是新建或改建、扩建以外，主要是从沿海和一些大城市中全部或一分为二地迁入四川新址的一些重要工厂、科研单位以及医院、学校等建设项目。
东部沿海重要工业大量迁入“三线”地区，大大地壮大了“三线”地区的工业实力，迅速形成了生产能力。而且通过“三老带三新”，即老基地带新基地、老厂矿带新厂矿、老工人带新工人、老厂包建新厂或进行技术支援等全新的方式，大大促进了内地工业的发展。
从1965年到1967年，国家大量增加对“三线”地区的基本建设的投资，特别把四川作为重点投资对象。
在这3年时间里，国家对四川的建设投资总额达到71.15亿元，其中国家预算内投资就达到了66.7亿元，占总额的93.7%，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国家预算内投资总额的14%。比1958年到1964年7年国家在四川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还多。
在这一段时间里，国家安排在四川的国防、冶金、机械、化工、煤炭、电力、建材、轻纺等工业的建设项目共有200多个。其中多数属于国防工业的项目，或者是与国防工业配套，为国防项目服务的。
这些项目，大多数分布在四川的内地，主要是沿成渝、宝成、川黔等铁路干线两侧布点，一部分沿长江、嘉陵江、渠江两岸布点。
据统计，1964年和1965年，从沿海和东北地区迁入四川的工厂和事业单位就有90多个，内迁职工包括科技人员达到3.7万人，设备达到5000多台。
二、大搞基建
●邓小平高兴地说：“今天在山上面对一比一的天然大地图，听了你们的说明，我们就不必再到各厂址、工地去看了。”
●周恩来向四川省和攀枝花军民提出基建要求：“以大局为重，以‘三线’建设为重，全力以赴，保证1970年‘七一’以前出铁。”
●彭德怀在视察成昆铁路说：“成昆铁路要尽快建成通车，对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具有重大意义。”
打响建设攀钢基地的战役
1966年，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总指挥部发布指示：
主攻两矿，即铁矿和煤矿，确保两厂，即发电厂和水泥厂，狠抓运输。
当年新年刚过，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的战役在兰家火山和尖包包两矿打响了。
攀枝花位于中国西南川滇交界部，金沙江与雅砻江汇合处，东北面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会理、德昌、盐源三县接壤，西南面与云南省的宁蒗、华坪、永仁三县为界。
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得天独厚，这里拥有丰富的矿产、水力和农业资源。
谈到攀枝花市的起因，就不能不谈到攀枝花的发现人。有一种说法，称攀枝花是法国人李克列于1899年发现的。现地质科学院名誉院长黄汲清教授曾托人查阅了国内现存的外文资料，结果是毫无根据。现在地质界公认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常隆庆教授发现的。
为了改变我国工业布局，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在1964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胆略和气魄，做出了开发建设攀枝花的英明决策，并亲自指定周恩来总理主管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
党中央、毛泽东一声令下，国务院10个部委立即行动，从全国各地，共抽调5万多名职工，日夜兼程，迅速汇集到攀枝花。
在这荒山野岭、干旱酷热、人烟稀少的河谷地带，建设者们住的是席棚子、“干打垒”，喝的是江河水，吃的是干咸菜。英雄的攀枝花人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完成了需要两三年才能完成的建设前准备。实现了通路、通水、通电，解决了临时住房，并开始进行煤矿、铁矿、电厂、水泥厂等基础项目建设。
在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之初，主厂区所在地弄弄坪只有7户人家，远离成都、昆明等城市，铁路不通，建设和生活物资全靠汽车从成都、昆明运来。
当时提的口号是“先生产后生活”，一切都为建设让路。建设者喝的是没有处理过的泥浆水，吃的是粉条、海带等干菜，住的是席棚子。加之气候炎热干燥，不少人流鼻血、拉肚子、患肝炎。
建设攀钢给工程技术人员出了一个难题，怎样把一座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建在一座小山呢？
为了使攀钢设计适应山区特点，来自重庆、长沙、鞍钢等地的800多名专业设计人员，采取主动进攻的态度，提出改造山坡、利用山坡、创造条件把攀钢建好。
他们与其他建设者一道头顶青天，脚踩荒山，身带水壶、毛巾、草帽搞设计。他们的设计室就是席棚子，缺桌少椅，晚上点起蜡烛搞设计。席棚子白天挡不住热浪，晚上挡不住蚊子。
就是在这种世界上最简陋的席棚子设计室里，全体工程技术人员凭着对祖国、对人民无限忠诚，完成了世界上堪称一绝的设计图。
整个设计适应了山区的特点，充分利用了空间，在中国是仅有的，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被国内外冶金专家誉为“象牙微雕钢城”，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冶金建设史上的第一个奇迹。
攀钢的主体设计工程，集中地反映了我国科技人员的无私奉献精神、高超的智慧和无穷的创造力，作为山区工业基地建设的成功典范，被誉为“国家级优秀工程设计”，荣获金质奖。
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总指挥部发布指示后，首先集中力量进行矿山外围的控制工程，二井巷，三井巷，剥离公司等承担桐口土石方、密兰铁路，一号和二号溜井、剥离及尾矿坝等项工程。
根据总指挥部的安排，四公司承担选矿厂，区域机修和矿山机修等工程的土建任务。
机装、电装公司负责机电安装工程。
特种公司承担土石方及矿山铁路工程。
在建设当中，施工工艺出现许多革新。
平硐施工中采用超前导坑、多部开挖方法，月进由50米提高到184米。
竖井施工选择了分段反掘上下同时作业方法，月进由40米提高到100米。
平巷施工中组织“四人交叉”快速通风，月进由100米提高到300米。325米天井高上挖施工中大胆试用了“爬罐强力通风法”，月进由30米提高到150米。衬砌方面采用喷射混凝土，效率大大提高。
尾矿坝施工中采用块石垫底定向堆砌大爆破，用炸药128吨，爆破土石方15万立方米，坝体堆高20米。
比堆石坝方案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缩短工期半年。经过4年多建设，兰、尖两矿和选矿厂第一，第二选矿系列于1969年2月建成投产。第三、第四选矿系列1970年9月投产。
1966年，攀枝花基地建设全年完成基建投资为年计划的210.9%。鉴于这种情况，冶金部提出：1967年基建工作，要围绕1968年底出铁进行安排，投资不受限制，有条件力争多干的项目，应力争多干。
根据这个精神，在后来的1967年，矿山与钢铁厂开始交叉施工，力争提前出铁。
1968年5月，第十九冶金公司成立了弄弄坪地区大会战现场指挥部。成立了焦化、烧结、炼铁现场指挥所，组织有关部门编制了1969年出铁的计划。
邓小平到攀钢建设基地视察
1965年是攀枝花建设历史上工作最困难，任务最繁重的一年。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受党中央委托，带领国家科委、国家建委和有关部门的一把手来到攀枝花视察。
时任中共攀枝花特区党委书记兼总指挥徐驰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小平同志一行于1965年11月29日到西昌，在西昌听了攀西地区地质资源情况介绍，30日到达攀枝花。小平同志坚持不先去13幢招待所，要先上矿山。我们陪同他一直登上兰尖铁矿最高峰，此时山上公路已修通，可直达山顶。站立在山头，滔滔大江，巍巍群山，尽收眼底。我们就地排开地形图，向小平同志简要汇报了钢铁联合企业及煤炭、电力、水泥、铁矿、石灰石等厂矿的厂址和建设安排。还特别介绍了江南距此15公里的仁和区，正建设副食品生产基地。
当时，邓小平高兴地说：
今天在山上面对一比一的天然大地图，听了你们的说明，我们就不必再到各厂址、工地去看了。明天坐下来专门听你们汇报攀钢的设计规划和建设安排，还要听听你们在建设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第二天，在新建的13幢招待所会议室里，面对攀枝花基地建设模型，徐驰向邓小平作详细汇报。邓小平很高兴，盛赞攀枝花“得天独厚”，同意弄弄坪钢铁厂、攀枝花矿山和选矿厂的建设方案。
邓小平听了汇报后，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同意你们汇报的攀钢建设方案，批准新选的弄弄坪厂址，你们就可据此进行施工设计。其它各厂矿的设计也不必送北京审批，我们授权由你们建设总指挥在现场审批。
二、在“三线”建设项目中，攀钢何时投产、六盘水何时供煤、成昆线何时通车，而且何时供多少煤和铁路承担多大运量，三家都要制订和招待相互配合的时间表。
三、上次李（富春）副总理来视察时，已提出由物资部在渡口市设办事处和仓库，存一批钢材以便随时供应，这是个好办法。请计委同志打电话告物资部催办。
四、为缓解你们运力不足，总理已商请北京、辽宁、山东、河南、安徽五省各派出一支300辆卡车的车队至今未来，也请计委同志打电话，催他们即派车队先运物资部的钢材到渡口。他们应急速派人到北京联系这项任务。
邓小平的这次视察，不仅审定了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方案，下放了设计审批权限，还解决了建设中遇到的运输和建筑钢材的供应、储备等重大问题。使攀枝花基地建设以更大的规模更加顺利地展开了。
交通部在邓小平视察这10天之内，从北京、辽宁、山东、安徽、河南五省市各调300辆汽车以及所需人员，于12月12日组建交通部第一汽车运输公司，下设5个分公司，承担昆明、成都进入攀枝花的物资、设备运输任务。从此，基地建设所需大量物资，源源不断从成都、昆明两地运入。
邓小平视察攀枝花，他代表党中央审定的建设方案，经过英雄的攀枝花儿女一代又一代艰苦卓绝的奋斗，已圆满实现。
后来，攀枝花不仅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钢城，闯出了一条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成功之路，在中国冶金建设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而且，培育出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开拓进取、团结协作、科学求实的攀枝花精神。正如胡乔木视察攀枝花时的题词所说：“攀枝花精神永葆青春，永放光芒，永远指引我们胜利前进！”
周恩来对攀钢建设提出要求
1969年12月4日，周恩来向四川省和攀枝花军民提出基建要求：
以大局为重，以三线建设为重，全力以赴，保证1970年“七一”以前出铁。
周恩来的重托极大地鼓舞了攀枝花的军民，通过贯彻中央文件精神，部分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工程技术人员回到技术岗位，生产指挥系统得到加强。
周恩来首先抓住“提前出铁”这个中心环节，带动了攀枝花基地全部工程的70%提前完成。
因此，攀枝花总指挥部和各分指挥部都兢兢业业地执行周恩来的指示，排除一切干扰，对所承担的建设任务作具体的安排，积极组织施工，严格检查质量，就地解决问题。抓建筑器材和生活资料，抓职工伙食和休息，确保“保铁献礼”重大任务顺利完成。
要在半年内完成一号高炉系统73%的建设工作量。达到一座焦炉，一座烧结机，一座高炉以及与之相应的水、电、铁路、机修等工程同时投产，需要完成土石方230万立方米、混凝土8万立方米、铁路41公里、铺设管道100多公里、安装设备2万吨，任务十分艰巨。
在弄弄坪组织了第十九冶、一冶、十四冶、攀钢、建工、交通、电力、林业以及铁道兵部队等单位共3万多人的队伍，打破行业、专业、生产、基建等界限，由第十九冶金公司统一安排施工计划，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围绕“七一”出铁，部署了三大战役：一战精矿下山，二战九通一烘，三战铁水奔流。各类工程，凡在人力、物力上与出铁项目有矛盾的，坚决让路，压缩或推迟建设。
攀枝花基地从上到下奋战了近一年的时间，到了1970年4月下旬，炼铁系统及煤矿、铁矿石、灰石矿、电力、供水等工程都已完成。按着各工厂、车间进行调整、试车和炼焦厂投产。
从6月中旬起，各厂就按计划向炼铁厂提供焦炭、烧结矿及石灰石等原料。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石冶炼工艺经过多次试验，炼铁厂的职工已能准确掌握技术，一切准备工作就绪。
1970年6月29日16时42分，一号高炉炼出第一炉铁水。二号和三号高炉分别在1971年9月和1973年8月建成投产，实现了周恩来提出的“‘七一’前出铁、向党的生日献礼”的目标。
1970年4月，攀枝花成立矿山建设办公室，组织工程技术人员进行矿区的总体现划：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加快速度，猛攻两矿，即铁矿，煤矿。狠抓机修，保铁夺钢，誓保1971年基本建成一期工程，实现年产翻番。
根据这一指导思想，第十九冶金公司编制了1970年下半年和1971年建设计划，建设要点是“抓矿，保铁，夺钢，上材”。
提钒炼钢的过程是：将炼铁厂生产的含钒铁水送入雾化提钒炉，提钒后得到半钢，以80%的半钢加20%的高炉铁水入转炉炼钢。提钒得到的钒渣，经破碎、磁选，回收金属铁，得到合格钒渣。转炉炼成的钢水，经铸锭，送往初轧厂开坯。
炼钢系统工程主要有炼钢、供料、供水、供气、仓库、机修、生产检验、运输、电讯等10个系统以及白云石矿、炉衬车间等50余个工程项目。
第十九冶金公司成立了炼钢指挥所，组织了第一冶金公司一公司、第十四冶金公司一公司、建字〇二部队十四大队和市建工系统等单位1万多人的施工队伍，开展了炼钢工程大会战。
工程会战分4个阶段进行：1970年3月到年底，主要打基础工程，进行地下管网和土建工程建设。年底进入全面结构吊装，主厂房柱子吊装60%，9米平台浇灌完毕，一号转炉已预组装，整模、脱模、钢锭库等完成柱基和预制件制作。
1971年1至5月，主要进行结构安装。5至8月集中安装一号转炉系统机电设备。8月以后组织无负荷、负荷、单机和联动试车，继续完成安装工程，全部完成厂区管网、铁路、公路建设。10月1日一号转炉开始炼钢。
一号转炉投产后，又相继建成二号和三号转炉、日处理1000吨铁水的雾化提钒试验炉，以及年产2万吨的焦油白云石砖炉衬车间。1972年9月6日二号转炉投产、1973年8月17日三号转炉投产。
建设炼钢工程的同时，同年8月，冶金指挥部成立了矿山建设会战指挥部，组织领导朱家包包铁矿的设计和施工。9月，会战指挥部制定了“高台阶，大爆破，土溜槽，低进线”的设计方案，建设期限由原设计的9年缩短到两年半。10月，会战指挥部确定了分层一次爆破方案，即把60米高的山头分作25米和35米两层，分层布置药室，用秒差雷管一次分层爆破。
朱家包包铁矿共有5个山头，最高的是狮子山，位于矿区中部偏东，是个独立山头，覆盖于朱家包包主矿体之上，下部矿石占矿区储量的82.8%，剥离量占全矿的68%。大爆破之前，山已由原来标高1525米剥至1435米，形成了一个东西长约700米、南北宽约150米的平顶，山坡较缓，约25度左右。朱家包包大爆破就在狮子山进行。
1971年5月21日，在朱家包包铁矿的狮子山成功进行3万吨级大爆破。
狮子山大爆破从设计、施工到起爆历时6个月，是国内首次采用“分层秒差起爆”方法进行的爆破。起爆用电爆网路加传爆线和秒差雷管，供电用遥控方式，实测两层起爆时差约2.1秒。炸药用量1万多吨，上层装药3784吨，段高25米，下层装药6354吨，段高35米，加上局部铁路路堑，共3层。爆破松动岩石1140万立方米，但产生的爆破地震仅相当4.2级自然地震。
1970年底土建工程开工，1971年因保铜放慢建设进度，一号转炉投产后才把安装力量放到这方面来。1972年3月土建工程进入回填、灌浆、地下管网室内管道施工，4组均热炉有两组已经砌砖，主体机械设备，包括轧机主体、辊道粝剪，钳式和粑式吊车等已安装完成。8月初实现“四通”，9月底开始全面试车，12月7日以三号均热炉组进行热试轧。均热炉，主电室和轧制线的设备安装达到设计和技术要求，工程质量良好。12月26日正式投产。1973年续建好一、二、四号均热炉组，1978年先期建成属于二期的五、六号均热炉组。
初轧工程挖土方10万多立方米，浇灌混凝土3.54万多立方米，制作和吊装钢结构构件5500多吨，安装l150毫米大型开坯机和1600吨剪切机等共1万多吨，铺设电缆和工业管道各2万多米。
轨梁厂是攀钢一期工程中最大的单项工程，基建投资1.93亿元，设备总重2.1万吨，混凝土10万立方米，工业管道52公里，金属结构9000吨，混凝土件1300立方米，建筑面积9万平方米。1971年3月动工。
轨梁厂方圆钢系统的主要设备是950毫米开坯机和800/850毫米轧机。1973年3月28日，四公司完成了开坯机基础施工任务，质量优良。1974年2月28日机电公司完成950开坯机安装任务，试车检查质量良好，被评为“样板工程”。
施工时天气炎热，基坑内钢筋密如蛛网，必须捧着振动泵钻进去操作。四公司的不少工人每天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28天完成了基础浇灌任务。
机电公司三队在安装开坯机传动可控硅设备和热锯电磁站可控硅设备时，交流技术，精心操作，解决了许多技术难题，按时优质完成任务。
1974年8月16日，方圆钢系统成功投入热试轧。
方圆钢系统建成后，1975年一季度建设型钢系统，3月29日建成。二季度建设重轨系统，6月30日建成，经过联动试车，试轧出每米50公斤的重轨，9月正式投产。
全长淬火为轨梁最后一项工程。1974年12月基础施工，1975年一季度土建与安装交叉进行，6月基础完工，7月份全面安装，9月中旬设备安装基本完成，11月试车，1976年2月投入生产。
重庆钢铁设计院将厂房上部改作井式天窗、鱼腹式吊车梁等新型结构，并对设备基础结构作了修改，仅热区就节省投资18万元。
四公司在轨梁厂北区过铁路污水管道施工中，大胆创造“水平爆扩穿洞推管”的施工方法，代替通常用的“掘进顶管”法，不到10天完成任务，提高工效9倍多。
四公司在水力沉淀池施工中，学习了井巷单位吊挂井壁法施工竖井的经验，拟订了一个自上而下分段掘进和分段浇灌井壁的施工方案，既避免了常用的大开挖土方量过多的缺点，又避免了沉箱法池壁厚度大，工程造价高的弊端。
在后来的1972年的全国计划会议上，会议提出建设方针：
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抓紧收尾配套，发挥投资效果，市委提出了“一矿山、二收尾配套、三续建，四民建。”
根据1974年攀钢一期主体工程已经基本建成的事实，对以往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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