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了解的西方故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戴雨果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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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不了解的西方故事试读：

自序

我在中国从来不喝咖啡。虽然我是一个外国人，但每次来中国我总是尽我所能去体验原汁原味中国的东西。中国人喝茶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中国的茶远比咖啡健康得多，而且与中国复杂精细的美食相得益彰。因此到了中国如果还吃外国的食物喝外国的饮品，那我可真是“老外”了。

我喜欢到中国来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是因为我想去看看那里的人怎么做事，而最好的方式就是参与进去观察；其次是因为我发现中国的文化非常有趣而且吸引人；第三是因为我想要更多、更深刻地了解自己的国家。

这个项目就是这样诞生的。我越是到中国来，越是会反思我所生活的西方社会，反思它所取得的成就和遭遇的失败。所以我希望以一个从中国学到了很多东西、获得了很多启发的老外的眼光，从一个会因为中国重蹈西方覆辙而感到遗憾的人的角度来写这本书。

我们可以讲的事情有很多，从城市化的错误到汽车产业的过度膨胀，再到福利国家的不良影响，以及由于对个人主义的狂热崇拜造成的家庭生活和社区精神的瓦解。我希望我们选择呈现的这些事情是与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并如实反映了我们正在经历的困境。

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再写一本书和制作一个电视系列节目，内容是西方能够从中国学到什么。在我看来，中国人都太过谦虚了，他们认为好的东西都来自西方，如果你想一下中国人曾经创造的惊人的历史和文明，再思考一下中国三十多年来在邓小平的带领下，从自己的文化和思维体系中找到方法、价值观和态度，使中国到目前为止获得飞速的发展。中国的一些特质是否能为西方社会所借鉴，这将是我下一个项目的主题。

但是现在，我很感激能有机会展示我们走过的一些错误的道路以及我们是如何试图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的，这将促进中国和西方之间的相互理解。在此，我感谢很多朋友对我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我所在的威斯敏斯特大学和其传播与媒体研究院（CAMRI）是英国顶级的媒体研究机构。在研究院同事的帮助下，我才有时间致力于本书的写作和电视系列片的制作。中国媒体中心的员工，尤其是中心经理宋阳光（Alja Kranjec）及其助理郭旭，由于我的缺席，他们不得不在节目制作期间承担更多的责任。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各个主题的例证由布雷克威（Blakeway）制作团队搜集执行，该团队由电视制片人克里斯·鲍尔丁（Chris Boulding）领导。作为作者非常感谢导演理查德·维利（Richard Wyllie）和法耶·吉尔伯特（Faye Gilbert），以及研究人员路易斯·贝璐怡（Louise Beamont）、森兰丸·达达（Tolula Dada）、詹姆斯·利特曼（James Littman）和尼克·吉尔伯特（Nick Gilbert）所付出的努力。感谢他们所有人！同时也感谢英国第四频道的新闻副总监凯文·克里夫（Kevin Sutcliffe），以及BBC《媒体大观》制作人、著名媒体人史蒂夫·休利特（Steve Hewlett）为我们提供的宝贵意见。

本书的采访于2011年秋和2012年初完成，采访由路易斯·伯恩（Louise Byrne）安排，并由玛丽·霍奇（Mary Hodge）进行高效和细心的记录。

与本书同名的电视系列片由恒顿传媒的保罗·杰克逊（Paul Jackson）及布雷克威的凯伦·爱德华兹（Karen Edwards）担任总制片人。此书的成功出版还要感谢贾怡女士、李发先生以及他们所在的恒顿传媒团队的辛勤工作，以及北京凤凰联动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参与此书编辑出版的所有工作人员的专业与敬业精神。最重要的，特别感谢曾荣博士（Dr.Gloria Zeng）从始至终带领整个工作团队的不懈努力。

中国一直以来是我热爱和汲取营养的地方。中央电视台对本书同名电视系列片《你所不了解的西方故事》中文版权的购买与播出，让我能够和更多的中国观众分享我对西方的理解与体会，对此我十分感谢。

每个人热情的合作对本书的成功都至关重要，我们对此非常感谢。

本书由三位作者合著，作为主要作者，我衷心感谢约翰尼·阿克顿（Johnny Acton）和海伦·布里格斯（Helen Briggs）的热情合作。

我的联系方式是daiyuguo@hs-media.cn，我非常希望听听中国读者、观众看完本书和同名电视系列片之后的感受。大家还可以到新浪微博@戴雨果，共同交流对中西社会文化和传媒事业的看法。戴雨果（Hugo de Burgh）2012年12月，北京

引子：西方与世界

回溯17世纪，大清皇帝统治之下的中国社会国泰民安、一片盛世，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先进的社会。然而，就在一百年间，新兴思想开始在西方萌芽，为西方国家得以赶超强大中国埋下了伏笔。

发展到18世纪，西方国家改进了自己的思想、制度和技术，经济上财富剧增、政治上民主启蒙、技术上锐意创新，并由此成功地超越了世界上的其他地区。

走进19世纪，西方国家的实力开始凌驾于非西方国家之上。除日本以外的非西方国家，甚至包括庞大的清帝国，开始发现自身根本无法与西方相抗衡。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一边忍受着自身的缺陷，一边开始挣扎着试图弥补。

20世纪的变化是惊人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东西方从对峙到融合，世界在这一百年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美国成为全世界的超级大国，西方诸国从战争的破坏与阴影中走出，俄罗斯经历了根本性的政治变革，中国从战争的苦难中慢慢崛起。

21世纪的今天，我们能很清晰地感知到国家之间的力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呈现出的上升趋势让西方国家及其领导层备感压力，与此同时，他们还必须面对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国的巨大挑战。

相比17世纪的上升状态，西方国家目前的处境已经完全不同，它们一边忍受着自身的缺陷，一边亟需应对非西方国家突飞猛进的发展，和日趋严峻的国际形势。对西方国家而言，这些自身的缺陷，很可能使其难以适应世界发展的新局势。

我们这本书要探讨的内容正是基于西方国家的这些自身缺陷。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以及之后系列图书的探讨，来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西方社会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世界其他国家可以从中汲取哪些经验教训？在众多的社会问题中，我们选取了极具代表性的六个问题来探讨，每个问题各成一章。

在引子部分，我们将首先界定和厘清“西方”这个概念，然后将本书同名电视系列片所关心的六个问题放入当前西方国家正在发生着的具体环境中去讨论。每个问题中的故事都体现了西方社会的现代行为，折射出经济与文化生活中西方社会的心态与变化。在本书的最后，我们将讨论西方的这些问题与中国的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联系。

何谓“西方”？

事实上，所谓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异有时要大于西方国家与东方国家的差异。例如，南地中海地区的人们很重视人情（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这一点和中国人的处世观念非常相似。除此之外，那里的人们对老年人的尊敬方式，以及对子女的教养期望，也与中国极为相似。然而，与南欧只有些许之隔的北欧地区，在这些方面则表现出了巨大的差异。

其实，在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北欧人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人存在明显差异。相关原因可以追溯到人类学研究层面，例如孩子的教育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形式。这些因素其实有着极其古老的渊源，即使今天的民族或文化群体不再像过去那样严格区分，但是这些因素仍然在人们生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

既然南欧人和北欧人的差异如此之大，为什么他们以及从地理上远离欧洲的北美人、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都被称为“西方人”呢？

这是因为西方人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具有共同的文化属性。近代以前，所有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和美国人都以古希腊作为西方世界观的渊源，正如黄河流域和儒家思想将中国和东亚大部分地区联系起来一样。虽然基督教呈现为几种不同形式（包括天主教、英国国教、东正教、路德教等），但是它被普遍认为是西方的道德基础，也是推动技术、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即使当今西方国家的大众文化表现各异，比如爱沙尼亚、西西里、罗马尼亚和苏格兰相比如此不同，但它们大都秉承基督教的文化传统。若要追溯南北爱尔兰仇恨的根源，则可归咎到这一文化的差异，意大利讲德语的蒂罗尔地区与意大利其他地区之间的仇恨也是如此。

长期以来，欧洲统一一直是部分精英阶层的梦想，但是普通民众对此并不关心。欧洲普通民众之所以对欧盟强烈敌视，原因之一就是：尽管欧盟对他们的生活非常重要，但是他们认为自己与其他国家的人差别过大，甚至比“四川人”与“辽宁人”的差别还要大。欧盟的创建者认为，由于欧洲国家思想相通，加之经济利益的推动，欧洲人完全可以团结起来。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欧洲人不可能创建一个欧罗巴合众国，因为他们缺少缔造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关键性因素——共同的流行文化。

可以说，美国是英国文化的产物。这并不奇怪，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主要领袖几乎都是来自不列颠的英格兰人，最初的居民绝大多数也是英国人，其他国家的移民只能被英国人同化。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尽管还有大量法裔少数民族）和新西兰，这一现象更加明显。为了便于描述英裔人口的散居现象，我们可以使用“盎格鲁-美利坚”（Anglo-America）或者“英语文化圈”（Anglosphere）这样的专有名词，这与“大中华区”是一个意思。关于英国人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我们将详细讨论。现在我们要先讨论与“西方”有关的另外一个问题。

今天，当我们审视那些差异极大的西方国家，如果我们希望寻找某种将它们联系起来的东西，最强有力的共同因素是，它们都希望执行“盎格鲁-美利坚”标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人在国家重建期间，很乐意接受“盎格鲁-美利坚”人的建议。与其他欧洲人一样，今天的德国人也愿意接受“盎格鲁-美利坚”大众文化和政治文化的统治地位。尽管意大利、波兰和塞尔维亚的社会现实迥异，但是它们都希望实施“盎格鲁-美利坚”标准。

我们这样说的目的，并不意味着“盎格鲁-美利坚”标准是最优秀的，而是说它们占据着统治地位，非常“时髦”，甚至具有“支配”力量。从18世纪开始，欧洲大陆的人们便试图效仿英国文化，但是从20世纪中期开始，他们又开始效仿美国。

然而今天，英美两国正在为各自的社会问题和失误深为忧虑。他们开始重新评估自己的过去和未来，甚至有人认为，他们正在被中国赶超。

英语世界的危机

人类发展到今天，当今世界存在着两大突出的文明：一个是中华文明，它比任何其他人类文明持续的时间都更长远。经过两百多年的苦难历史后，中华文明正在振兴。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表明，它的大众文化具备着强大的生命力。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大众文化是指中国的传统习俗、态度和价值观。中国的艺术、文学和社会制度也有很多值得世界学习的地方。在人类科技史上，它也曾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两千年以前，中国便建立了现代政治体系，而18世纪才意识到这一点的欧洲人，对此十分仰慕。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文明并非局限于它的发祥地——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遍及所有华人居住区或学习中文的地方。可以说，中国今天的发展速度是一项世界奇迹。

另一个文明是英语文明。虽然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一些较小国家在政治上是分离的，但是它们的思想和制度都源自一个共同的历史和文化。

英国是英语文化圈的“黄河流域”。英语文化圈的语言和核心思想均源自公元9世纪面积很小而又人口稀少的英国。从公元9世纪到英国分离派清教徒建立美利坚合众国，这一时期属于英语文化圈一段共同的历史。在此期间，我们可以找到英语国家政府形态、大英帝国及后来的美利坚帝国工业革命、（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和数字革命的起源。

英语文化圈国家之间的人口流动极为普遍与迅速。从国家意图和目的出发，英语文化圈的众多国家在“吸收新的人员和思想、创办新的企业、创立新的项目”等问题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虽然在体制和心态上有所差别，但是人们内在的行为模式是相同的，现代美国出现的众多问题同样也出现在英语文化圈的其他国家。由于效仿效应，其他西方国家或多或少也存在着类似问题。1773年12月16日，因不满英国殖民统治，北美居民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倾倒茶叶，拉开美国独立战争序幕。很多在北美的英国人当初就是因为对税收的争议而离开英国的。

今天，很多人认为，中国可能超越英语文化圈文明，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并最终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和榜样。然而，即使对于一直坚信自己命中注定是已知世界中心的中国人来说，这也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任务。世界现有的标准相当高，即使英美国家的人们也经常望尘莫及。

尽管英语文化圈文明发展史中存在许多应受谴责的时期，然而它为人类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好的发展环境，提供了人类福利的范式和广受敬仰的行为标准，开创了全球管控和维持和平的制度，创造了某种程度上有助于限制冲突和实现和平政治过渡的社会模式。不可忽视的是，一千五百多年以来，英国形成了自己的法制社会、议会制度和民权理念。我们相信，只要有一个英语国家，这些理念就会存在。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尤其是英国的前殖民地地区，人们都向往这些理念。

18世纪，英国首先提出了人权理念和反对奴隶制的思想，并率先开展了社会福利、公共健康和大众教育运动，并为世界各国效仿。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英语文化圈的社会流动性更大，对企业更加开放，能够提供更多的参与机会和成功机会。在人类历史上，权势群体和普通民众之间通常存在巨大差异，而一些人将暴力和剥削视为宿命淡然接受，所以上述提到的任何一方面的成就在我看来都是难能可贵的。今天，世界各国人民都希望自己所在国家实现“现代化”，因为英国人创造了现代化思想，所以人们有时会将实现现代化与实施英美制度混为一谈。这种现象一直存在，直到不久之前，出现了另外一种现代化模式——中国模式。

我们认为，英语文化圈具有很强的韧性。几个世纪以来，它曾击败过来自西班牙、法国、德国、日本和俄罗斯的挑战。然而，今天发生的三个事件削弱了世人对英语文化圈的敬仰：第一，血腥的伊拉克战争和对穆斯林国家的干涉行为，这些行动常以推动民主和人权为借口，实则被视为侵略和虚伪；第二，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功使人们开始质疑英语文化圈模式的有效性，此前人们一直将英语文化圈模式视作实现发展的唯一途径；第三，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动摇了人们对西方制度的信心。

英语文化圈的一些评论家认为，西方出现的问题并非只是经济危机，不能仅仅通过经济政策予以解决，而是一场社会危机综合征。问题的根本是英语文化圈国家未能适应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正逐步成为世界重要经济体这一新现实。英语文化圈国家必须学会与更加犀利、快速和富有创造力的国家进行竞争，我们再也不能盲目享受舒适生活，否则必将付出高昂的代价。

我曾与许多思想深刻的评论家进行过讨论，他们都提出了各自不同的方案，试图理解并解决目前的危机。很大程度上，大家相信与其说这是一场经济与社会危机，不如说是一场政治危机。那么，这场危机的要素都有哪些呢？

首先是英国的政治制度——即使在过去的几百年它一直能够不断适应新环境，而面对被全球化及新媒体主宰的21世纪，这一制度似乎无法实现必要的变革，无法继续有效地运转。我们的政治家们似乎无法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然而，有一点特别值得人们关注：新媒体虽然大大提高了人们融入社会活动和履行社会责任的参与度，但事实上，英国的政治制度以前所表现的参与度和责任性要更高。全球化增强了企业间的竞争，提升了企业的价值；英语文化圈国家认为，它们的制度首先确保了商业竞争与企业的发展。那么，到底什么地方错了呢？

第二个因素是，从务实、流动性和企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英国呈现出更强的意识形态、社会僵化和被规则束缚。这是商务人士的普遍观点。一些想延续以往生活方式或者希望不受干涉和束缚地为各自社区或群体提供服务的人，也持有相同的看法。

英国人的工作方式并没有错，错误的是他们的思维方式，这是第三个因素。2011年夏天发生的暴乱表明，英国的社会道德已严重堕落。很多人把事件的发生归咎于家庭元素的衰弱，以及家庭成员一起吃饭、互相陪伴等传统的丧失。人们似乎只为自己存在着，不愿分享与合作。

中国是一个地域与人口都极其庞大的国家，相比较而言，许多欧洲国家的版图较小，人口较少。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其实更容易出现中央集权管理。在过去，从学校教育到社会福利，所有工作均由地方政府管理，创业者可以自由创办企业或慈善机构。到如今，政策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英国的中央政府一方面拥有着集中管理权，一方面又增加了税收，极大地损害了地方企业的利益，打击了人们进行创新的愿望。众所周知，世界将迎来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新的变革，制造业和其他重要产业需要被新型工作方式和财富创造形式取代，而政府对创新计划的压制将产生灾难性后果。这是第四个因素。

第五个因素，接受适当教育的人才不够充足。教育出现了许多有趣问题。我们在本书中将会着重关注技术教育、职业教育的匮乏和教育研究化、学术化的危险。

回顾工业革命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工业革命是由一些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但具有出色技术才能的人率先推动的。但是，今天的许多年轻人，虽然接受了大学教育，却缺乏实际技能，所以他们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毕业即失业”的现象非常严重，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创办了大量综合类学校，而优秀的技术学校、职业学校却相当匮乏。我们将技术类学院转变为大学，开办学术类专业并把实际操作类课程挤出了课堂。更糟糕的是，许多教师大力鼓吹反对竞争和降低标准的教育理念。

第六个因素，现如今，健康与福利已经演变成了社会的一种权利文化。人们对社区的责任感越来越低，要求却不断提高。以公共医疗服务为例，目前的状态不可能确保可持续发展。

媒体，曾经守卫公正公平及社会责任与义务，今天同样成为社会道德的破坏者及强大的政治操纵者。

众多的实例可以证明英语文化圈抛弃了自己的核心价值——个人创造力、社会责任、地方主义、精简政府，从而失去了适应社会变迁的能力，无法成功过渡到21世纪的现代化环境。在准备写作本书时，接受我访谈的很多人都认为，我们应该回顾过去，分析哪些价值与行为导致了英国文明的形成，判断它们是否可以复活和恢复。其实，西方所有国家或多或少地都被上述问题所影响。

从局外人的角度看今天的中国，它以其特有的对待权威、家庭和教育的态度为基础，推动着创造、创业和创新，为实现国家复兴而百倍努力。鉴于中国的现状，许多英国人认为，我们应该重新探索英国文明赖以成功的优秀品质，重新建立行之有效的制度。

在人类财富创造过程中，世界发生了两次伟大的革命。一个是17世纪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另外一个是从1992年开始中国出现的经济腾飞。二十余年来，中国充分吸收了工业革命的经验与教训，而且规模远远超过了今天的英国。然而，英国并不是微不足道的：据高盛集团预测，到21世纪中叶，英国将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世界上人均最富足的国家之一。当然，前提是英国必须打扫好自己的房屋，避免重蹈希腊、西班牙和某些西方国家的覆辙，出现极为严重的社会危机。

在我们观察中国民众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他们拥有克服困难和超越昔日成就的乐观精神，但是英美民众却对自己非常失望。当年促使英语文化圈从欧洲大陆以外一个不起眼的小岛一跃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政治强国和最终的文化强国的英国精神已经了无踪影。

英语文化圈为何崛起？

多少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国王和知识分子都轻视商业活动，认为它丑陋、充满剥削，因此国家必须对商业欲望进行抑制和控制，才能实现社会和谐。通常，国王只是希望坐享商业成果；知识分子声称，最优秀的社会应该人人平等，享受同样的待遇；其他人则认为，只有国王和贵族才有权拥有非凡的资源……国王为了控制普通民众的饮食和财富，因此下令控制能够进行买卖的东西。

当然，我们现在很清晰地认识到：贸易是人类的本能，是进步的关键。里德利说：“没有贸易，就不可能出现创新。贸易对技术的意义犹如性爱对进化的作用。贸易能够刺激创新。”他接着说，“专业人士知识的持续积累使我们每个人消耗的东西越来越多，产出却越来越少……这是人类故事的核心本质。”

中国明朝时期，英国开始成为一个商业社会。英国商人和商贩毫无畏惧地开展各种贸易活动。但是大洋彼岸的明王朝却垄断了从生铁到食盐等各种生活必需品，并对商业和贸易进行严格控制。明朝的当政者允许官员阻挠创新和创业，这一点，英国的做法正好相反。英国各个城镇中的商人和工匠试图成为具有独立生存能力之人，甚至在财富和权势方面与地主一争高下。企业家或者普通商人充满信心地将自己辛辛苦苦赚取的财富再投资，因为他们相信只需缴纳法律规定的税赋，法律就会保护他们的个人财产。与欧洲大陆国家和亚洲国家相比，英国商人相对更为自由，也更安全。

在英国，财产的法定权利古已有之，对企业文化发展具有根本意义。此外，个人主义也是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不同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个人主义并非当代英语文化圈的极端个人主义，它不排斥个人对他人的责任感，不会奉行个人满足至上的原则。相反，这种个人主义使年轻人早早离家创业；农民能够根据权利平等的思想与当地权贵斗争，尽管他们没有什么财富，也没有什么文化；妇女也渴望并尝试着追求财富和地位的平等，尽管大多数情况下她们都以失败告终；人们经常展开辩论，激辩个人主义与法治哪个更重要……这些共同构成了人类学所谓“英国例外现象”的基石，使英国从当时所有的其他国家中脱颖而出。

法治：英国送给世界的礼物

英国对人类社会的最大贡献是法治，即所有人必须服从法律的社会运转机制，包括法律的制定者。当少数国家存在并执行着这种理念时，对于很多国家来说，所有人权利平等的思想具有革命性意义。18到19世纪，大英帝国试图将法治理念推广到印度和非洲的某些地区。

即使今天，大多数国家仍然担心法律只是强权者维护自身利益的规则；人们担心并拼命维持着实施这些规则的法律效力和秩序。

西方世界的法律有两种来源：大陆法和普通法。这里的法律，和传统穆斯林国家一样，法律条款由法官编纂和解释，或者由议会或人民代表大会创立和通过。议会或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人是由选举产生的，代表民众的利益。这些法律的来源与东亚国家是不同的。在东亚，君主及其任命的地方官员和法官几乎没有区别，所以适用于民众的法律和统治者的意志也几乎没有区别。阿尔弗雷德国王是英国律法的第一位编纂者。传说他在全国微服私访，向百姓学习。有一次，一位女士请他照看炉上的饭菜，但他因为陷入深深的思考而忘记了正在烹饪的食物，结果食物全部烧焦了。女士回来时，大骂他没有用。

公元9世纪，英国国王阿尔弗雷德对部族法律进行了系统整理，要求立法行为与立法内容必须获得公众认可。11到12世纪，诺曼底国王强化了公平法和普遍法的现有体系，腐败国王试图规避法律，但是贵族强迫他们遵守。基督教宣扬的个人灵魂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对英国固有的个人主义理念起到了推动作用，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这些理念也逐渐被人们所理解和认可。

基督教，或者说罗马教会教义，对英国传统也构成了威胁。现在看来，英国若要实现自身的繁荣发展，必须对基督教予以抵制。中世纪，英国违背罗马教会意愿，推行了与之敌对的普通法。在欧洲大陆，教皇（基督教中的罗马天主教分支领袖）成功实施了他们的法律形式。与精英决策相比，这些法律形式对公众传统的表述相对较少。对英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的英国皇家司法院，俗称法院大楼，位于英国伦敦西敏市内的河岸街，可以免费参观，部分庭审可旁听。

经过英国统治者与罗马教会的不懈辩论，16世纪30年代，英国抵制了来自外国的干涉，建立了更适合本国国情的独立教会，包含了极为不同的传统和极为不同的未来。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在议会支持下与罗马教会决裂。此时的议会是民众代表组织，这一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9世纪的阿尔弗雷德国王。尽管议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缺乏足够效力，但它的意义却是不容小觑的。当然，亨利八世与罗马教会决裂也有其个人原因，因为教皇不允许他与妻子离婚；此外，政治利益也促成了此次决裂，因为决裂更有利于改革派说服国王支持改革。1534年通过的《至尊法案》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该法案宣布英国国王为教会最高领袖。

17世纪末，由于查尔斯一世腐败无能，议会成为英国不容置疑的权力机构，任何人都必须遵守它的决定。在这个过程中，议会首先赢得了针对查尔斯一世的内战，然后以叛国罪对他处以死刑。二十多年以后，一位外国王子登上了国王宝座。制定这些决策的过程中，议会进一步强调国王必须遵守法律，而法律则源自普通法包含的民众习俗和民选议员制定的法令。

除教皇以外，欧洲大陆的国家也将英国视为一种思想威胁和政治威胁。于是，从16世纪到18世纪，英国遭受了数次侵略，而这些侵略都获得了教皇的许可。有些政治家认为这些侵略反映了欧洲统一的强烈愿望，持类似观点的包括西班牙的查尔斯五世（1519—1556）、法国的拿破仑一世（1769—1821）和德国的阿道夫·希特勒（1889—1945）。

贸易：因交换而发展

当英国让世界感到震撼时，英国还不是一个民主选举的国家。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实现进步的一些重要政治条件已然存在，最重要的应该就是法治，因为它维护了财产权、平等权，以及其他形式的法律权利。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条件已经具备了呢？比如对中央权力的限制、对立法干涉的限制、经济活动的自由、本地决策本地制定等。

法治是商务活动的基础，如果基础法的权威高于某个强权人物的个人意志，商务合同便能得到履行和支持。在法治环境下，世界范围的贸易活动将会变得更加容易。

艾伦·麦克法兰提出了一些法律效力的指标：（1）人们同意通过法律而非暴力方式解决争端；（2）人们遵守法律的决定；（3）人们感到受到了法律的保护；（4）具备陪审团制度，类似群体可以见证事件相关人接受的诉讼处理过程；（5）具备非职业法官群体，确保适用普通民众司法的本地性、非集权性和可理解性；（6）只有当人们认识到法律符合他们的利益，而不是改造他们或改造社会的工具，法律才能发挥效力；（7）人们感到自己有权利也有责任维护社会法律。

英国民众真正感知到国家法律是从他们将法律管理者和警察视为自己的服务人员开始的。英国最早的警察是一些本地志愿者和兼职人员。英国警察的工作十分有效，因为他们非常了解自己所属的社区。他们不配备枪支，而且在大多数历史时期，他们的制服都尽可能地与军队制服区别开来。现在英国极富专业化和军事化的警察部队只是近年来才出现的，它代表着遥远的权威，且这一形式来自欧洲大陆国家。

自由：实现发展的不变基石

近年来，很多人都在询问，自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为什么比许多资源更丰富、人口更少、基础设施更完善的国家发展得还要快。答案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实施了高度自由的经济制度和本地决策机制；第二，中国善于利用自己的传统文化，例如重视责任、尊重教育、求真务实、乐观自信、家庭和睦、团结合作等优良品质。在商业社会的建设过程中，这些文化品质起到了重要作用。英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阶段同样得益于经济自由度和本地决策机制。由于英国人比中国人具有更高的个人主义思想，所以他们不能像中国人那样从“家族和睦”和“人际关系”中获得巨大利益。但是，那时的英国人同样非常务实：推动工业革命的伟大发明，几乎都是由一些从未进过大学校门的人实现的。他们虽然不太懂科学，但是善于数学计算和语言运用，更有积极进取、勇于探索的态度。

一个商业社会要发展，离不开文明进步。商业将人聚集起来，形成各种团体、联盟和商社。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集思广益，制定决策；心胸狭隘和残暴凶狠消失；艺术繁荣；关爱他人。慈善和基金的某些具体形式似乎只是商业成功的副产品，许多富足的商人希望以某种方式分享自己的财富和美好时光。交流促进进一步创新。任何记得“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都会认同上述现象：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国与外部世界严重分隔，人们不能相互进行贸易或旅行，甚至害怕与其他人交流；经济采用中央集权管理，并自认为实行了公平分配。事实上，那是一个冷酷和缺乏善意的社会，任何创新活动都会遭到鄙夷。今天，中国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商业则是这些变化的基础。英国早期繁荣的贸易活动为英国社会转型积累了资金基础，也是英国成为大国的重要因素。

历史上，当英国人只了解法国和西班牙时，他们认为自己拥有的是一个“自由”社会。当时，他们并没有现代选举制度，所以他们所说的自由与选举无关，指的是文化上的自由，他们可以自由大胆地追求创新，开创自己的事业。而且，这些思想并非仅仅局限于聚敛财富方面。

文明：从社区团体开始

我的家乡伍德布里奇，是伦敦东北的一个集市小镇，人口只有7500人。它没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只是在唐高祖在世的最后一年，即公元625年，我们最早的国王之一雷德沃尔德碰巧被葬在了伍德布里奇河岸对面。但是，他的坟墓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遭到了破坏性挖掘。从雷德沃尔德国王墓地里出土的头盔。巴特西猫狗之家是英国最古老、最著名的猫狗收容中心，位于英国伦敦巴特西地区。该中心由自愿捐款来维持，仅2010年就获得了1220万英镑捐款。位于新南威尔士州的莫亚马体育俱乐部是成百上千个类似志愿组织中的一个。在英语国家，这样的组织已经存在至少两百年了。

在一个试图理解当今英国的人看来，更为有趣的是，这里有一群建于16世纪的建筑，它们被用作福利院，供贫穷和年老之人居住，他们可以在此获得免费的照料。

塞克福特福利院建于五百年前。当时，一个富人希望用自己的钱为其他人做点好事，便建造了这座建筑。他还创办了一所学校，现在已经演变为三所学校。福利院的管理机构是塞克福特基金会，现在这个基金会还会选择一些优秀的项目进行捐赠，目前由一群志愿者管理，他们都不领工资。

这个基金会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几乎在每一座城市和每一个小镇，你都会发现一些有事业心的人们以公共服务方式实施的计划，他们常常要求（或获得）富人捐赠资金或土地。英国几乎所有著名的学校和绝大多数的学院和大学，都是以这种捐赠的方式建立的。比如哈佛大学是由来自伦敦南华克地区的约翰·哈佛捐款建立的。以上三幅图片分别是我家乡伍德布里奇的学校、法院和养老院。伍德布里奇学校是一所私立学校，创建于1577年，由富商捐助支持，为伍德布里奇地区贫困儿童提供教学。目前伍德布里奇有6000多居民，法官会定期处理本地的各种案件。伍德布里奇的养老院建于1587年，也是由一位富人捐款所建。当地社区的志愿者负责经营养老院，这是非常典型的英国独立机构的运营方式。

一百年前，国家几乎很少参与这些事务，因为社会需求是由本地人来解决的。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公共服务传统”。它与“支援服务传统”紧密相连，即社会各阶层的人们花费时间帮助他人或者从事一些公益活动，但是他们不会从中获得任何经济回报。

此外，我们还有组办社团的传统。英国有几十万个大大小小的组织，通常都是由一些并不富裕的人创办的。这些组织包括，国民信托（The National Trust）——致力于环境、资源和历史建筑的保护，使它们免受贪婪商人和愚蠢政客的破坏；老龄关怀（Age Concern）——保护老年人利益；妇女协会（The Women’s Institute）——将身为母亲的妇女团结在一起，举行各种活动或讨论她们关注的问题；巴特西猫狗之家（Battersea Dogs Home）——关爱被遗弃的猫狗；野生动物信托（Wildlife Trust）——在制定土地开发决策时，代表野生动物，保护它们的利益。这些组织可能很小，例如，本地宗教和体育小组。

与大多数小型社区一样，伍德布里奇有自己的足球、橄榄球、保龄球、网球、航行、武术（一个中国人创建的！）和其他体育俱乐部，以及至少12个与它们有活动联谊的宗教组织。17世纪，这里出现了科技俱乐部；18世纪，哲学协会曾经风靡一时，大家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我二十多岁时，参加了其中一个俱乐部，还赢得了一场选举，在那里与大家一起辩论哲学和政治问题，度过了很多愉快的时光。19世纪，工人教育协会开始流行，普通工人来这里交流他们的知识与技能。当然，还有体育协会，保龄球、击剑和钓鱼，应有尽有。今天，人们都热心参与各种环保组织。一些大型国际组织，例如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是由少数志同道合者在三四十年前成立的。以伍德布里奇的学校为例，学校中有各种体育和文艺类社团，学生可以凭个人爱好参与其中。英国的社团文化在这一形式中得以延续。

许多学校都有戏剧俱乐部，每个学期都会上演一些剧目。音乐协会拥有自己的乐团或者流行音乐组合。此外，还有自然历史协会、科学讨论小组、登山协会等等。这些以及其他组织都是自愿参加的，通常由成年人无偿协助管理。

这种社团传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今世界许多主要体育项目均起源于英国，包括足球（英国有两种形式，美国有几种形式）、板球、网球等，随后它们由英国商人或帝国建设者传播到了世界其他地区。当他们在当地定居后，又会成立与英国国内类似的各种俱乐部和协会。

任何发明创造名录都证明，与它较小的版图和较少的人口相比，英国对人类的贡献比任何国家都要大。当然，由于中国具有极为悠久的文明和庞大的人口基数，可能比任何国家做出的重大发明都要多。但是，相对英国的版图和较短的历史而言，英国人在为人类做出贡献方面取得了非常伟大的成就。

为什么我们要讨论这些问题呢？为什么我们要讲述英国的公共服务传统、志愿者服务、社团传统和发明创造呢？因为我们认为，它们是密切相关的。数百年来，有些文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只是被动地从外部引进新思想。相对而言，在16世纪左右，英国就表现出极强的创造性。它创造的技术、科学和社会创新项目都是非凡的，而且都改变了世界。英国是一个岛国，必须重视航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英国拥有煤炭矿藏和温暖的气候，这些和其他地理因素可能对英国的强大都有重要意义。但是，从英国对现代文明的孕育、发展和输出来看，关键因素均源自文化范畴。我们拥有事业创造所需的心态和制度；事实上，这些心态和制度推动了事业创造。

从19世纪开始，其他西方国家都开始接受这些心态和制度。当然，每个国家都采用了自己特有的方式，甚至有所改进。德国的教育制度，法国的医疗服务，意大利的家庭政策，瑞士的政治体系，瑞典的媒体行业，都是英国制度的改良版。正如我们开始所说的那样，西方国家存在巨大差异，但是也面临着一系列的类似问题。这些问题对世界其他地区也是一种警示，那里的人民对自己的国家并不满意，认为必须追赶西方。

本书和同名电视系列片是对西方世界部分现实的记录，对世界其他地区而言，也算是一种先期体验。

海伦娜·肯尼迪夫人（Helena Kennedy）

英国的法治传统

英国的法律体系与其他非英语国家的法律大不相同，它并不是建立在法典基础上的，而是由一层层不断增加的智慧和知识构成，通过判例法来实现的。最高法院的法官做最后的决定，从这些决定中，我们总结出原则，并将这些原则运用于提上法庭的案例，最高法院的裁决就是为了让我们遵守这个体系。所以英美法系与非英语国家法律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由法官解释法条的法典体系，而是一个在先前的决策基础上建立法律的体系。这就是第一点，它是法官制定的法律。

第二点，我们有陪审团制度和地方法官体系。这二者能够将公众带入法律决策的制定中，做决定的不仅仅是那些专业人士——律师或法官——公众也能参与其中。这样说是因为律师——经过训练、有着固定思想模式的一类人——在制定决策上思路和视野都更狭隘，如果向更多有着不同人生经历，来自不同社会背景、专业、年龄层的人群敞开大门，就能够丰富决策制定的过程。

在英国，法官只决定关于法律的事宜，然后负责引导陪审团，让陪审团根据案件事实自行裁决。在最低级别的法律案件中也是同样的情况，这时裁判官不是律师，可能是银行经理、教师、厨师或其他任何行业的人。他们牺牲自己的时间，他们没有报酬，只有一定的费用补偿，他们自愿参加低级别案件的听证会——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将群体的智慧带到司法系统中去。我认为这是英国法律最大的特点。在所有审判中，最终的判决由陪审团决定。陪审团由随机选择的12名普通公民组成。

现在，法律的制定有三种途径。第一种就是我上面所讲的英美法系的形成过程。在现代，越来越多的法律是由国会——第二种途径——制定的。

法律制定的第三种途径是通过“评注”，不是一般的评注，而是大学里的专业学者对法律的评注，用以指明法律的发展方向。法官们常常会看看这些对法律的评注，这样他们在制定法律时，心中就有了大的方向。

很久以前就有对国王权威的挑战，结果出现了法律规定的概念——任何人都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即便是国王也不行——这是该观念首次在英国公布。这进而开启了一整个进程，不仅国王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他的大臣侍卫也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对现代社会而言，就是政府不能不受法律约束，任何政府部门——警察、移民署、狱警（打个比方）——如果他们攻击人民、贪污受贿、行为不端，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法律不会在涉及政府的问题上手软，这就是人们对法律的理解。

在我看来，检验一个社会是不是好的社会，就看它能不能维护它的规则，即使在社会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和英国都出台了紧急立法，规定可以逮捕可疑人员，暂停某些审讯程序。我们看到在英国很多人被逮捕了，更多的是外国人，理由是他们支持自己国家的恐怖活动，但是鲜有确凿的证据——这些人被逮捕后就被关入监狱，并不经过审讯的过程。这属于“行政拘留”，国家给出的理由是目前处于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紧急情况下，即便是不经过适当的程序也可以把有嫌疑的人关起来。我觉得任何社会都不应当允许这样做，因为这样做正符合良好社会的敌人的意图，也就是破坏了那些使你的社会正派得体的东西。

从我的经验中我发现，权力非常容易令人愉快，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愉悦。所以即便是一个好人到政府工作，不管在哪个国家，即使他本意是好的，由于拥有权力是一件令人陶醉的事，他也很容易会滥用职权。奥巴马登台的时候，人们确信他只会做好事，结果人们非常失望。政客们不是不会使用自己的权力、成为懦夫，不做真正正确的事，就是沉醉于自我扩张，最终滥用职权。所以社会中有质疑权力的机制非常重要。

现在我觉得生活在英国非常幸运，因为我们有真正独立的司法机构，我们的法官绝不会贪污腐败。英国的法官从来不收受贿赂，也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我并不是说18世纪没有这种情况，确实有，但现在肯定不会发生了。法官会按照政客的要求去做吗？不会，现在的英国不会发生这种事。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霸权领导——葛兰西理论中的霸权概念，或者说法官最终不会按照政府希望的方式行事。如果发生暴乱，参与暴乱者即便真的是因为对银行家所为感到愤怒，或者在社会物资发放方面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法官也会把他们关进监狱，就像政府希望他们做的那样。所以，当然会有法官受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共识影响的时候。但我们的法官是独立的，他们时刻准备着做出违反政府部门、国家军队意愿的裁决，而且这样做是常态化的。

所以说我们很幸运，但是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达成这个目标。你必须要有一种文化做基础，在这种文化中，受政客影响而产生偏见的法官会感到耻辱。在英国这就是一种耻辱，但是在很多其他国家中，人们不会因为这样就有耻辱感。

西蒙·詹金斯爵士（Sir Simon Jenkins）

英国基础制度：国会

英国风格似乎蕴藏着一些非常与众不同的特性，不仅使得英国一度成为同时期最伟大的帝国，也使英国文化成为当今世界主流文化之一。

对此我的看法是，这与盎格鲁-撒克逊人有关。他们是英国人的祖先，也赋予了英国人两个品质。首先，是勤劳这一美德。这点虽非英国人独有，但在这一民族身上体现得异常鲜明。其二，是大众要求获得权力认同这一观念，我对这点从未真正完整分析过。这直接导致英国人对自由的重视，从大宪章乃至英国历史上的众多重大事件都可以看出。同时也正是这一观念，造成了某种认同与权力之间的平衡。而在我看来，这是英国历史发展的主题。英国国会大厦和大本钟，它们不单是英国之行必看的景点，还是英国历史和法治的见证，在英国人眼里，国会不单单是一栋建筑物，英国的国会是世界上同类机构中最古老的。

在我的书中，我强调了一个制度议会，将其作为贯穿始终的线索。议会起源于家族聚会的礼堂，逐渐进化为贤人会议或议事堂，最后早期议会出现了。议会的传统一向是统治者不能控制商业，除非获得某种形式的认同。但这种认同必须是系统化的，我将这种议会制度中的系统化认同看作贯穿英国历史的线索。

在书中，我没有对法律准则投注过多关注。许多国家都有法治社会，它也总是获得权力的认可，但在我看来，虽然法治社会非常重要，也是17世纪革命的基础，但它不如议会重要。01祸从口出的社会问题大规模机械化生产使得获取食物变得越来越容易，由此也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随着社会生产的越来越丰富，可供人们选择的食品也越来越多。现代人已经习惯于走向街头，选择各种快速现成的食物，来满足口腹之需。食品规划、制作和享用的传统方式逐渐缺失，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而由此造成的问题和误解同样危险。这些危险包括富贵疾病、人际关系疏远、资源与资金的巨大投入与挥霍浪费。一场名叫肥胖的“瘟疫”

五月的一天，救援人员急匆匆地来到威尔士一个小镇的一座住宅。足足八个小时之后，他们才利用脚手架搭了一座桥，拆除了部分墙壁，然后从一楼卧室将一个女孩转移到了救护车上。女孩名叫乔治娅·戴维斯，体重足有400公斤。因此，当她病倒之后，只能以这种方式离开自己的家。据称，她之所以被送往医院，是因为多个器官出现了问题。邻居反映，这个19岁女孩平日的饮食包括，速食食品、炸土豆条、巧克力、奶酪、花生、可乐、各种外卖等。她每天摄入的热量高达13000卡路里，足够一家六口的饮食需求。此前，医生已经警告她，如果她继续暴饮暴食，可能活不过20岁。戴维斯自称患有嗜食症，现在不得不住院治疗。这已经不是戴维斯第一次被媒体关注了，首次被媒体报道时，戴维斯虽然只有15岁，但已被冠以“英国最肥胖少女”称号。从此，媒体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她的关注。纵观戴维斯的背景，她超级肥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社会服务、国民保健、速食食品、政府因素、外卖餐厅、她的父母以及她本人。戴维斯已经成为西方社会饮食问题的一个标志，肥胖也如“瘟疫”一样正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从全球来看，超重或肥胖是诱发死亡的第五大风险因素，过度肥胖导致众多常见医疗问题，包括高血压、成年型糖尿病、心脏病、中风和癌症。世界卫生组织（WHO）对超重或肥胖的定义是，脂肪异常性或过度性积累，并对健康构成危害。身体质量指数BMI是衡量肥胖的一个通用手段，该指数是一个人的体重（以公斤为单位）与身高的平方（以米为单位）相除之商。如果一个人的BMI大于等于25，则为超重；如果大于等于30，则为肥胖。但是，BMI并不是一个精确指标，很多专家试图寻找其他替代方式，例如腰部囤积的脂肪数量等。

虽然我们对肥胖制定了某种现代版本的界定，但是肥胖并非如今的特有现象。肥胖古已有之，并已存在了多个世纪。古埃及人曾在石墙上雕刻了一些身体极其肥胖之人，一团团清晰可见的肥肉被视为财富的象征。19世纪的一幅油画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一个名叫丹尼尔·兰姆伯特的英国超级胖子，他体重足有320公斤，假如有人想仔细看一眼他的大肚子，必须先支付一个先令。

在历史上，肥胖并不多见。但是，现在肥胖之人越来越多，正在成为普遍现象。世界上所有人口的体重加起来总和约为2.87亿吨，其中超重者占1500万吨，肥胖者占350万吨。科学家估计，如果人类脂肪全部转化为能量的话，相当于一座核电站二十年的发电量。21世纪，肥胖已成为高收入国家一个非常严峻的公共健康问题。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中低收入国家也存在肥胖问题，但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在中国人以前的观念里，外国人都是大胖子，这是西方肥胖现象给中国人的直观感受，但现在肥胖已不仅仅是西方国家的社会问题。三分之二的美国成年人体重超标——在过去的三十年，他们的体重平均增长了2英石（约12.7公斤）。尽管奥巴马总统夫人发起了改善儿童饮食习惯的运动，但新一代已经受到了不良影响。

肥胖“传染病”在工业化世界的广泛蔓延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人们不禁会问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一系列复杂的相互关联的因素遭到质疑，包括卫生制度、农业、运输、食品价格和教育等等。有人认为，肥胖是个人懒惰或贪食导致的结果，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文化、经济和社会等角度思考这一问题，这些因素导致了所谓“致胖环境”。于是，出现了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虽然世界上有很多人在遭受饥饿，但是另外一些人则在暴饮暴食，食品浪费和过度肥胖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问题。事实上，世界超重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饥饿人口。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大约有16亿人体重超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与1980年相比，世界肥胖人口数量增长了一倍以上。数据显示，世界每三个成年人之中，至少有一个体重超重，每十人之中有一个以上属于肥胖。世界每十个儿童当中，便有一人超重或肥胖。世界的重量

在世界肥胖联盟中，美国位于榜首。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报告，三分之一以上的美国人属于肥胖。在这里，急诊服务需要使用加强型担架和液压升降机，以便运送超级肥胖的患者。一位美国零售商专门为大体量客户提供“大个子约翰”马桶。在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肥胖通常不受欢迎，过度超重者在就业、教育和医疗方面都面临歧视。这些都源自陈旧观念的影响，因为许多人认为肥胖是懒惰和贪食的结果。这种观念可能会发生变化。美国一个针对肥胖人群的民权组织——全国肥胖人士促进联合会，致力于“结束各种形式的身材歧视”。该联合会的口号是：“世界上存在各种体形。请理解、支持、接受。”

与美国相对的是一些身材非常消瘦的国家，包括厄立特里亚、朝鲜和日本。在肥胖方面，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不过它正在快步追赶。1989年，中国几乎没有超重现象。现在，大约25%的中国人属于超重或肥胖，除墨西哥以外，中国肥胖成年人的增长速度高于任何其他国家。中国学生也越来越胖，在10到12岁的城市儿童当中，约有10%属于肥胖，15%属于超重。与众多亚洲国家一样，中国也受到了西方相同饮食问题的影响，中国人的饮食变得越来越西化，人们的活动量也在降低。中国官员将肥胖归咎于西方快餐和独生子女父母过分溺爱孩子——让他们摄入过多食物。年纪稍大的中国人还保留着昔日饥饿的记忆，他们仍然信奉一句老话：“能吃是福。”父母和祖父母经常拿食物哄孩子，胖嘟嘟的小孩被认为是身体健康的标志。

在美国任何一个城市，你不仅能看到胖嘟嘟的孩子，还能发现过度肥胖的儿童。电视媒体的报道对儿童肥胖成因的全国性讨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电视媒体报道了俄亥俄州一个8岁小男孩，体重超过89公斤，不得不被送往儿童看护机构，强制调理。据当地报纸报道，有关部门认为，他母亲不能有效阻止儿子体重上升，必须采取强制措施，结果引起了广泛争议。某个网站上传了一段视频，年仅7岁的杰西卡体重已达178公斤，严重干扰了她和家庭的正常生活。她曾试图行走，结果只能气喘吁吁地瘫倒在座椅上。后来，家人同意让孩子住院治疗，调理饮食，控制体重。中国也有类似杰西卡的孩子。据媒体报道，一个名叫陈然的12岁男孩体重已经高达98公斤。他每天要喝6瓶家庭装的大可乐，在课间休息时还要吃30个肉卷。

儿童肥胖引起了健康专家的特别关注，因为饮食习惯是在儿童时期形成的。那些已经体重超重，或者已经养成摄入过多垃圾食品，或者喜爱长时间观看电脑和使用电脑，或者极度缺乏锻炼的孩子，以后很有可能成为肥胖的成年人。一份报告发现，英国8到10岁的学生每年从事体育活动的时间只有20分钟。如果目前的趋势得不到遏制，到2050年60%的英国儿童都将进入肥胖或超重之列。英国政治家呼吁政府采取强硬措施，阻止所谓的“薯条+PS3游戏文化”在儿童中的快速蔓延。一些成年人采取了过激手段与肥肉作斗争，如接受肥胖外科手术，将胃切掉一部分，试图以此达到减肥目的。但对儿童来说，手术通常是不可取的。对于某些家长而言，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会选择将孩子送到减肥训练营，作为最后选择。减肥训练营

美国的减肥训练营每月费用可能高达数千英镑。参加训练的学员必须严格遵守训练计划，包括饮食、锻炼、指导规定，以及徒步、篮球、冰球和橄榄球训练。泉源减肥营（Wellsprings Academies）的课程教育孩子在完成学业的同时，还要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暑假期间，一个年轻人描述了他如何通过积极配合在泉源减肥营里减掉了三十磅（约14公斤）。“每天早上我六点一刻就起床，然后去晨练，”他说，“然后我们有三项活动——足球、水球或者拳击。”

16岁的艾米丽说一开始的时候很困难，但很快就适应了。“第一个星期真的很难熬，你会特别想家，很难适应这里。你觉得受到了伤害，总是很疲惫，但减去了很多体重。然后你就习惯了，觉得这很正常，也不再精疲力竭，但你还是时不时地会崩溃一次。”

罗拉·提尔森，泉源减肥营的经营者说：“你可以想象每天担着重量上下楼梯的感觉，它们作用在关节上，你知道，这对孩子们影响非常大。很多时候，他们可能更容易患病，比如哮喘。很多孩子来的时候都有不同程度的高血压或哮喘，并且在接受各种治疗。”

许多美国当地的减肥训练营推崇简单的减肥方法，如，食用低脂肪食物，每天至少走一万步，自我监督食物摄入和身体活动水平。治疗计划则包括护理与学习如何控制紧张情绪。经过数月训练，有些孩子能够大幅减肥，体形明显改观。威尔士女孩乔治娅·戴维斯曾经拿到过由美国泉源减肥营提供的一份奖学金。她是训练营接收过的最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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