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故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和文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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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故事试读：

伟人的诞生

公元1904年8月22日，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一个当地人称为“邓家老院子”的普通农家里，一个婴儿呱呱坠地，悄然降生。这个婴儿除有着邓家人惯有的圆鼻头儿这点明显特征外，其宽额圆脸、稀淡眉毛、白皙皮肤、黑亮眼睛等实在与当时降生的成千上万个婴儿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因着他后来对华夏大地乃至世界局势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诞生和成长的轨迹才成为人们饶有兴趣进行探究的热点。

广安，地处四川省东北部，位于成都以东200公里、重庆以北100公里处。从广安县城到牌坊村，有10公里的路程。邓家老院子跟村里其他农舍相仿，是当时川东北农村中常见的木结构的三合院，青瓦土墙泥地。院子里是一块晾晒谷物用的约莫200平方米的平坝，屋后是大片苍翠浓密的竹林。夏风吹过，飒飒声中带着阵阵凉意。镌刻在旧居门前由今人马识途撰写的一副长联，对此作了深刻形象的描述。上联是“扶大厦之将倾，此处地灵生人杰。解危济困，安邦柱国，万民额手寿巨擘”；下联是“挽狂澜于既倒，斯郡天宝蕴物华。治水秀山，兴工扶农，千载接踵颂广安”。它将人们探究的目光引向更广更深更远的时空。

就像千百万旧式家庭一样，对邓家老院子的主人邓绍昌来说，后来名叫邓小平的儿子的降生，使他熊熊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这一天也成为全家上下最为喜庆的日子。邓家祖上自明初由江西迁来，其间虽也曾中过进士，封过翰林，但后来家道渐渐中落。到邓绍昌父亲时，家境已日益零落困窘，除一所住房外，田地不多，岁收很少，而且人丁不旺，子儿稀疏，已是三代单传。邓绍昌把重振邓家家业的希望寄托在这位长子身上。他为儿子取名为邓先圣，5岁时就送他进私塾发蒙，6岁时送进家乡的初级小学，11岁时送进全县惟一的高小，15岁时又送进广安中学。这对一个仅有10几亩田地，家境并不宽裕，有时还相当困难的家庭而言，无疑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但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邓绍昌对此始终不渝，最后通过变卖家产，将年仅16岁的爱子送上了万里求学的漫漫征程。

入私塾后已改名为邓希贤的邓先圣，没有辜负父亲的殷切期望。因为他此时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使得他有可能把个人的抱负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结合起来，走上一条与父辈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拯救中华，改变祖国的境遇和命运，前赴后继，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地处内陆的四川也不例外，其东北部地区很早就受到维新改良思潮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1911年夏秋，席卷巴蜀大地的“保路运动”深刻地波及到广安，邓希贤正在就读的北山小学以罢课的形式积极响应。随后，邓绍昌在当地参加了辛亥革命的武装暴动行动。革命形势在全国渐成燎原大火，结束了统治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然而，国家并未独立统一，人民并未安居乐业。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新的出路。1919年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15岁的邓希贤积极参加了广安学生爱国分会组织的游行、罢课活动。这年夏天，重庆当时最高学府留法勤工预备学校开办，为正在苦思国家、民族前途的邓希贤打开了一扇窗户，使他产生了新的憧憬。1920年，他和父亲心意相通，说服母亲，迈出了赴法寻求救国真谛的第一步。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正是在汹涌澎湃、波澜起伏的革命大潮中，邓希贤从一个渴求救国救民的热血少年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消灭剥削、消灭贫困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他的一生，有着三起三落传奇般的经历。他是中外求索的学子；他是红军时期的播火者；他是立马太行的政治委员；他是淮海大战的总前委书记，他是主政大西南的第一书记；他是身居一线、日理万机的党中央总书记；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他的一生和我们党、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是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杰出领袖，是重绘世界政治地图的一代伟人。

刻苦用功的学子

邓绍昌对自己这个长子格外器重，寄予了深深的厚望。邓小平5岁时，父亲就将他送进私塾发蒙。小小年纪的他也十分自重自爱，知道刻苦用功。

邓小平发蒙的私塾，就设在昔日邓翰林的“翰林院”。这是牌坊村当年最显眼的一所大宅第。只是盛时不再，家道中落，这所声名显赫的“翰林院”竟卖给了外姓旁人。私塾之所以设在这所大宅院的一角，固然是因为其院落颇大，堪以利用，但其中大概也蕴涵着欲借助邓翰林的福荫，使牌坊村子弟通过念书得仕，重复翰林昔日荣华的企盼!

当时私塾除教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幼学读物外，主要功课就是描红习字。塾师评定蒙童成绩优劣高下，就是看他诵背是否流畅，习字作业则以红笔圈或打“×”来区别。错写或结构不当的就在旁边划一个“×”，写得好的就画一个圈。蒙童互相之间常常以自己所得圈圈的多少来炫耀自夸。

邓小平资质聪颖，悟性好，记忆力强。在先生教读后，他很快就能流利地诵背课文，深得先生的喜爱，常常被先生叫起来为其他同学示范领读。教室里不时传出他那稚嫩然而十分认真的诵读声。对描红习字，他更是一丝不苟，反复临摹练习。他的习字本上的红圈圈总是最多。邓小平的母亲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十分能干，知晓事理。每当看见放学归来的儿子又得到了好些个红圈圈时，她就照例忙不迭地煮上一个鸡蛋以作奖励。

6岁时，邓小平进入了协兴乡的北山小学，接受新式教育。他更加勤奋自觉，刻苦认真。当时，从邓家老院子到北山小学堂是一条近两公里的乡间小道。小路高低不平，曲曲弯弯，一遇雨天，路面十分泥泞溜滑，很不好走。邓小平年龄虽幼，但从不畏难。不管春夏秋冬，他始终风雨无阻。母亲每当看到他浑身湿透，像一个小泥猴般回到家时，常常心疼地劝他雨天就留在家里自习。可是到了雨雪天气，邓小平又照旧说服母亲，坚持按时前去学校。在北山小学四载寒暑中，除了一次因病重无法起床外，邓小平从未落过一次课，一直保持全勤。除了那次因病落到第二名外，每次考试他均拔头筹，成为学校中人见人夸的好学生。

11岁那年，邓小平离开北山小学堂，顺利地考入了广安高等小学堂。这所学校当时设在广安县城内的一个小山坡上。它是一幢两层的小楼，青瓦砖墙木栏，规模不大，每次只招一两个班，每班20人左右。但它却是当时全县二三十万人中惟一的一所高等小学，不是成绩拔尖者，要想考进来是十分困难的。由于学校距牌坊村有10公里之遥，邓小平平常只在周末回家添些日常用品，其余时间在校住读。父母不在身边，邓小平的学习更是全凭自觉了。

1918年，邓小平顺利地完成了在广安高小的学习，考入了全县惟一的一所初级中学——广安县中学堂。

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邓小平的眼界逐渐打开。特别是在五四时代风潮的击拍下，他不再满足于中学堂里“之乎者也”一类内容的学习。他渴望能学习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企求能掌握一门可以富国强民的实用技术。父亲向他提出到重庆留法勤工预备学校学习的建议，正中他的下怀。他很快便收拾好行装，离开了家乡，来到了100公里外的重庆。

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是由当时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和教育局局长温少鹤等社会贤达倡议创办的，校址就在重庆市夫子祠内。它是当时这个西南重镇的最高学府，要想考进去也是很不容易的。但如同此前每次入学考试一样，邓小平这次也是一试中的，如愿地成为首期100多名学子中的一员。据邓小平当时的同学回忆，“他是稍晚才进入这所预备学校的。他那时就显得非常精神，总是精力十分充沛，他的话不多，学习总是非常刻苦认真”。

经过一年的学习，首期学员中能顺利通过学校毕业考试及法国驻重庆领事馆口试和体格检查的，共有80多人。邓小平名列其中，而且是年龄最小的一名。这一年，他刚满16岁。

就这样，经过十年时间的刻苦学习，一步一个台阶，邓小平于1920年8月21日，和80多名同学一道在重庆码头登上了开往万县方向的“吉庆”轮，沿宜昌、汉口、九江一路顺水东下，最后抵达上海，开始了他赴法求学的漫长旅程。

五块银圆的风波

受着父母良好家风的影响，邓小平从小就待人友善，乐于助人，在同龄的小伙伴中，无论是做游戏还是搞活动，常常是一呼百应。

在北山小学堂上学的时候，邓小平不仅自己刻苦用功，对那些家境不好、学习有困难的同学，也常常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胡德银老人每每谈及童年伙伴的善举，至今依然感慨不已。

当年胡德银正好与邓小平在班上同桌。由于家境贫寒，胡德银时常需要帮父母干一些农活和家务活，没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功课，描红习字总也写不好。他是多么羡慕和希冀自己哪一天也能得到那红圈圈的嘉奖啊!可是无论他多着急，习字总不见起色。

邓小平将这一切看在了眼里。每天放学后，他便留下来帮助胡德银学习，俨然是一个小先生，耐心细致地帮助胡德银掌握习字的要领，手把手地帮助他纠正写字的动作，一遍又一遍地为他示范。日积月累，胡德银的习字终于有了进步。他的习字本上，“××”渐少了，红圈圈渐渐多了。当老师和同学们得悉其中的缘由时，都不禁对邓小平投来赞许的目光。

类似这样的故事还有许多，其中邓小平“偷”钱帮助同学的故事更为动人。这就是当年在北山小学中轰动一时的关于五块银圆的风波。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一天放学路上，同学们有说有笑的吱吱喳喳走在一起，惟独一个平日十分活跃的同学耷拉着脑袋在一旁悄然落泪，大家纷纷围上前去询问究竟。原来，这位同学的妹妹几天前得了重病，至今高烧不退，危在旦夕。他家本来就很穷，常常有了上顿没下顿，实在拿不出钱来给妹妹治病。邓小平听后，一路默默地盘算着回到了家里。

第二天，邓小平早早就来到了学校。当他看见那位同学时，就赶忙迎上前去，悄悄地将五块银圆塞到了那位同学的手中。望着这五块白花花的大洋，那位同学噙着眼泪久久说不出话来。

没过几天，父亲发现丢了钱，顿时火冒三丈。五块银圆不算小数目，在当时能买好几百斤谷子，何况这在邓家是破天荒的第一遭，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不学好。父亲二话没说，厉声将所有孩子统统叫到跟前进行查问。没想到，主动站出来承认的竟是他一向格外器重的大儿子。这使他感到十分生气和失望。盛怒之下，父亲操起一根竹鞭，狠狠地抽打在他的身上。邓小平默默地忍受着这场预料中的惩罚，眼泪像一串断了线的珠子，簌簌地掉了下来。

怒气平息下来的父亲，不免怀疑自己是否打错了人。他对这个儿子是最了解不过的。邓小平从小就很懂事，每天放学回家后总是帮母亲干这干那，深得父母的疼爱。平时偶尔给一点零花钱，他也总舍不得花，就连雨天让他带去店铺中搭伙的那点米和铜板，他也常常原封不动带回家里。这样一个深得乡邻嘉许的孩子，怎么会干这样的事呢?

晚上，他将儿子找来询问其中究竟。当他得知这些钱是儿子拿去给同学的妹妹治病时，眼睛不由得湿润了。他一把将邓小平搂在怀里，疼爱地抚摸着儿子身上肿起的道道鞭痕。邓小平的家境尽管也不怎么宽裕，但父亲为人历来讲究义气，经常参加社会上一些“场面上的事情”，曾在地方反洋教运动、保路运动、辛亥起义的哥老会中做过“掌旗大爷”，在当地小有名望。他在儿子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自己确实没有把这个孩子看错。想到这里，父亲不免为自己白天的冲动感到后悔。他问道，在挨打时为什么不申辩一下呢?邓小平仰起小脑袋认真地回答说，未经父亲同意就擅自拿钱总是不对，父亲的责打是完全应该的。听到这里，父亲心里受到极大的触动，他感到儿子仿佛一下子长大了。父亲更坚定了原有的想法，对邓小平倾注了更多的关心和爱护。无论家境如何变化，他总是一如既往地供儿子一级一级地求学，直至将爱子送到万里之外的法兰西。

一张编号为82409A的工卡

在法国著名的雷诺汽车厂，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一张编号为82409A的工卡。工卡上清晰地记着，邓希贤(Teng Hei Hien后改名邓小平，以下均写作邓小平)，中国人，1904年7月12日(农历)生于四川，住比扬古尔市(Billancourt)特拉维西尔街27号(27，vue TraiersiFre)。熟练工种工人，分配在76号车间，磨件单位工价一法朗五生丁。工卡的左下角，贴着邓小平的一张一寸免冠照片，上面印着82409A的编号。

这张工卡，忠实地记录了邓小平在法国的一段勤工俭学的生活。

1920年9月11日，怀着爱国的热忱和救国的渴望，邓小平和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八十多名同学在上海登上了法国邮船“鸯特莱蓬”号，开始了他们到万里以外的世界去学本领，求真理的征程。

这一天狂风大作，大雨滂沱，但年轻的学子们激情似火。透过雨幕中愈发显得苍茫的大海，他们心中充满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但现实却是充满艰难曲折的。这班学子饱经长达三十九天、三万余里的海上颠簸，终于在1920年10月19日踏上向往已久的法兰西土地时，迎接他们的却是一战结束后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的一片萧条景象。法国也不例外，通货膨胀，许多工厂相继倒闭关门，失业人数剧增。在这种情况下，用勤工来俭学的计划顿成泡影。邓小平和许多同学只能走上一条靠打工来求生存的艰难道路。

1921年4月2日，邓小平和几名川籍同学经介绍在克鲁梭的施耐德工厂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开始了他在法国长达四年多时间的“勤工”生涯。

施耐德工厂是当时法国最大的军工厂，包括铁道、机械、造炮、冶铁、建筑、翻砂、电气等部门，邓小平被分配在轧钢车间当轧钢工。这项工作劳动强度很大，工人在摄氏40多度的车间里，需不停地用长把铁钳铗着几十公斤重的钢条疾跑。每周工作长达五十多个小时，常常还要加夜班，一不小心十分容易被炽热的钢条烫伤、刺伤。这对年仅十六岁、身体尚在发育的邓小平来说，苦不堪言。但使他更难忍受的是资本家的压榨和欺凌。每天一上工，工头就在身后监督催促。稍有延误，马上招来工头的辱骂叱责。工厂给中国学生的工钱压得极低，每天只有十个法郎。这点钱连吃饭也成问题，邓小平他们常常中午只能就着自来水吃几片面包来充饥。一个月后，邓小平离开了这家工厂。结账下来，他不仅分文未得，还倒赔了一百多个法郎。

首次勤工俭学的尝试，尽管时间不长，但对久居学堂、第一次踏入社会的邓小平而言，触动很大，获益良多。他不仅对什么是现代化的大机器生产和产业工人有了初步的认识，而且开始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黑暗的一面，亲身体验到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境遇。过去在心中无限憧憬的这片美丽富饶、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西方世界，其斑斓色彩逐渐黯然退去。“生活的痛苦，资本家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的或间接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最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略有感觉。”若干年后，对这一段生活和感受邓小平是这样进行总结的。尤为重要的是，在这里他还接触并结识了在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中开展工作的中共党员赵世炎等人。这一切都为他日后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经过一段靠领取每天五个法郎救济金的更加艰难的日子后，1922年2月14日邓小平在蒙达尼的哈金森工厂找到了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哈金森规模较大，有数千工人，据说是当时欧洲惟一的橡胶厂，专门生产各类橡胶制品。邓小平被分配在制鞋车间制作防雨用的套鞋。

哈金森工厂的厂房据说是由举世闻名的埃菲尔铁塔设计者古斯塔夫·埃菲尔设计的。当邓小平被领进明亮高大的车间时，扑进眼帘的是正在紧张劳动的黄皮肤、白皮肤、棕色皮肤的各色工人。其中大部分是女工和童工。原来，此时法国经济已出现转机，哈金森工厂在经历了一段紧缩后，已开始大量招收工人，恢复生产。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和来自印度、越南、白俄、智利、波兰等地的许多外籍工人纷纷应召而来。跟施耐德工厂拉钢条的工作相比，这里的制鞋车间属轻体力劳动，主要是将鞋底、鞋垫和鞋帮套在木模上，然后用胶水将它们和里衬粘连起来。但这项工作节奏很快，要求眼明手巧，动作干净利索。邓小平很快适应了这里的工作，别人一天做十来双鞋，他通常一天能完成二十多双。

但邓小平求学的初衷始终未改。在哈金森攒下一点钱后，他便辞去了制鞋车间的工作，来到夏狄戎求学。但由于学校所收费用太高，他这次依然没能如愿。至此，他试图通过勤工来达到俭学的梦想终告彻底幻灭。

求学不成，邓小平只好继续打工。在经过一段周折后，他进入了位于巴黎附近比扬古拉尔市的雷诺汽车工厂。雷诺汽车工厂是有着一万多工人的著名大型企业，来自中国的黄皮肤、黑眼睛的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最多时曾达到六百多人。他被分配在钳工车间当钳工学徒。这项工作主要是借助锉、钻、铰刀、老虎钳等手工工具对机器进行装配以及机器零部件的修整工作。这是到法国勤工俭学几年来，他所从事的惟一一项带技术性的工作，可以接触到部分图纸和简单的工艺技术。

这时的邓小平，较几年前刚到法国时已成熟了许多。通过几年来现代大企业生产的磨炼和体验，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法语也变得流畅自如多了。这几年艰苦的勤工俭学生活，使他在生活、思想、意志、品德方面都得到了极好的磨炼。

“油印博士”

在留法勤工俭学的生涯中，邓小平虽然自始至终没能进过几天正规学校，却获得了一个“博士”的雅号。这事说来话长，还得先从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成立说起。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在上海、北京等地先后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并于1921年7月1日建立了对中国革命发生至关重要作用的中国共产党。与之遥相呼应，万里之外的旅法的先进分子周恩来、赵世炎等人也于1921年春在法国先行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并与旅德的小组合组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下辖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少共后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2年8月1日，少共创办了她的理论刊物《少年》，担负起传播共产主义理论，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团结广大旅欧青年的重任。刊物创办不久，邓小平就来到位于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鲁瓦大街17号的编辑部，成为其中最年轻的一名成员。这是他直接参加革命工作的开端。

在编辑部里，他最初是从事蜡板刻写和印刷、装订方面的工作。每天离开工厂后，常常来不及换下工装，他便匆忙赶到编辑部，在昏暗的灯光下，紧张地伏案工作起来。当时，在刊物里担任领导和主要撰稿人的是周恩来，先后参加编辑部工作的还有李富春、傅钟、李大章等人。每当夜幕降临，他们就挤在旅馆狭小的房间里，开会、讨论、写稿，刻写、油印、装订。饿了，就吃两片面包；渴了，就喝上几口自来水；困了，就在地铺上稍事歇息。为了保证刊物按时出版，常常是周恩来写完或改好一篇，他们就赶紧接过来刻写、印出一篇。工作起来常常是通宵达旦，彻夜不眠。

小时候刻苦认真的习字和参加这项革命工作的神圣感和责任感，使他的蜡板总是刻得一丝不苟，不仅字体匀称工整，美观大方，油印、装订工作也完成得十分干净利落。每期刊物出来后，大家对此都赞不绝口，不约而同地将“油印博士”这顶桂冠戴到了他的头上。这既是对他那隽秀漂亮字体的赞誉，更是对他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的高度肯定。

一年半后，《少年》改名为《赤光》，由偏重理论宣传转而紧密结合国内革命的实际，侧重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相勾结，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的黑暗事实。它充分报道了国内国民革命运动的情况及国际劳工运动的消息，转载了中国共产党第三、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建立统一战线，实行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以及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及工农联盟等重要内容，还结合旅法勤工俭学的实际，开展了对国家主义派“中国青年党”的严肃斗争。现实性和战斗性都得到了明显的增强。

经过此前一年多时间革命斗争生活的洗礼，邓小平在《赤光》编辑部内不仅刻写、油印、装订等老本行干得更加得心应手，而且还和周恩来、李富春、蔡畅等在刊物上撰写了大量的文章，仅以“希贤”本名发表的就有《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之大肆捏造》、《请看国际帝国主义之阴谋》、《请看(先声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等等。文如其人，就像《赤光》封面那个手持号角，高擎红旗，正欲跃起的少年一样，邓小平这些文章写得尖锐、泼辣，富有强烈的战斗性。比如，在那篇揭露青年党人的文章中，邓小平这样写道，“当国内直皖战于南，奉直战于北的时候，他们却歌舞于花都”，他们十月十日所主持的所谓“国庆纪念会”，只是“音乐悠扬地‘奏乐’，肖妙之至地‘扮演’，体态活泼地‘跳舞’。他们干了一夜。这本是青年党底十月十日俱乐会，‘跳舞会’，他们却偏说是旅法华人的纪念会。请看，这是何等的捏造!何等的欺骗!”的确，这样的文章尖锐有力，入木三分，读来是何等的痛快淋漓!

在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下，《赤光》办得生动活泼，形式多样，文章短小精悍，切中时弊，在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华人中具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我们奋斗的先锋”和“旅法华人的明星”。这中间无疑有着邓小平这个“油印博士”的一份功劳。邓小平以手中的蜡板、钢笔，作匕首，作投枪，在《少年》、《赤光》这个阵地上，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进行着英勇无畏的斗争。

年轻的旅欧党团组织负责人

1922年的夏天，刚成立不久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张开双臂，接纳了邓小平。这时他还在蒙达尼哈金森工厂打工，他是和蔡畅等人由蒙达尼专程到巴黎参加入团宣誓的。在入团仪式上，当他举起右手，庄严地自我宣誓时，心情格外的激动。从这一天起，他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他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紧密结合起来，拉开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辉煌革命生涯的序幕。

1924年，随着国内革命的发展，旅欧的党团员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王若飞等许多人相继应召回国。在7月13日至15日召开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书记局的成员。并因此转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正式党员。这在他的革命征程中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其时，他还不满20岁。

成为旅欧党团组织负责人后，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积极建设组织，开展革命工作。他们组织党团员学习，深入到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华人中，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向他们介绍国际和国内革命斗争的形势，继续跟国民党右派和“中国青年党”进行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并成功地发起和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活动。其中在当时影响最大的一次活动是组织领导了旅法勤工俭学学生、华工和其他各界华人声援国内的五卅运动。

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激起了上海和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如狂飙席卷全国，一浪高过一浪。全国各地直接参加运动的多达1700多万人。从繁华的都市到偏僻的乡村，到处都响起了“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民族怒吼。

消息传到法国，中国共产党旅欧党团支部迅速行动起来，组织了28个社团组织在巴黎中心地区举行了旅法华人反帝大会。会上，各界代表踊跃发言，强烈声讨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声援国内人民的正义斗争。会后决定举行旅法华人的示威游行。

邓小平在参加组织领导工作的同时，又一次拿起蜡板和钢笔，刻写了《告示威华人书》等许多传单，号召被压迫的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政府做直接的示威运动!

法国当局岂肯善罢甘休，他们对此进行了极力的阻挠，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强行制止。面对这一严峻形势，邓小平和战友们当机立断，决定将原定的上街示威游行活动改为到中国驻法公使馆内进行。6月21日这一天，数百名留法学生和各界华人、华工，按预定计划从四面八方将公使馆团团围住。在指挥部的组织下，大家分头行动，分别封锁大门，将电话机等和外界联系的渠道切断，逼迫公使在声援国内反帝运动、通牒法国政府从华撤军、保证旅法华人今后有行动自由和示威自由等几份文电上签字，并将这些文电分送有关单位和报社。同时还在使馆大门和围墙上张挂旗帜、标语，向行人和围观群众散发传单。在完成预定计划后，全体参加者又在法国军警赶到之前，全部安全撤离了中国驻法公使馆。

这是旅法华人在海外所取得的第一次有组织的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重大胜利。这场斗争震惊了整个欧洲大陆，更使法国当局坐卧不安。法国政府当即下达了大规模搜捕和驱逐有反抗言行的旅法中国共产党人和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命令。短短几天之内，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留法学生相继被捕，被驱逐回国。

邓小平作为一名年轻的旅欧党团组织负责人，始终站在各项斗争的最前列。因而他很早就受到法国当局的注意，成为警方秘密监视和跟踪的对象。面对法国警方的严厉镇压，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没有丝毫的退却，而且以更大的热情和勇敢投入新的斗争。仅从今天可以查到的几份法国警方的记录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当时极其危险的情况下，邓小平是如何毫不畏惧地坚持工作的：10月24日，主持在伊希——莫尔诺市夏尔洛街一家咖啡馆举行的会议，内容是讨论重建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和创办刊物的重要性；11月15日，主持纪念王京歧的会议，并在会上作总结发言，希望与会者永远牢记王京歧，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1926年1月3日，在一次会议上发言，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要求在法国的中国人联合起来，支持冯玉祥的亲近共产党、反对北京政府的政策。法国警方在1月7日的报告中还特别指出，邓小平作为共产党积极分子代表不仅出席了1月3日的会议，而且在中国共产党人组织的各种会议上似乎都发了言；他特别主张亲近苏联政府；此外，他还拥有许多共产党的小册子和报纸，并收到过许多寄自苏联和中国的信件。

鉴于这种情况，法国当局决定马上采取行动。第二天清晨5点多钟，法国警方对邓小平等人所住的比扬古尔市特拉维西尔街14号、卡斯德亚街3号、朱勒费里街8号的三家旅馆采取联合行动，进行了突击搜查。

尽管这时天还未亮，四籁寂静，不少人还在香甜的睡梦当中，但法国警方还是来迟了一步。他们将旅馆所有房间里里外外搜查了好几遍，但始终不见搜捕对象的半点踪影。最后警方只在邓小平他们所住的房间内搜得“大量的法文和中文的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中国工人》、《孙中山遗嘱》、《共产主义A、B、C》等)，中文报纸，特别是莫斯科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报纸《进步报》，以及两件油印机的必需品并带有印刷金属板、滚筒和好几包印刷纸。”

法国警方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年轻的旅欧党团负责人邓小平和他的战友傅钟等人，在此前一天，已机警地远走高飞，经德国到列宁的故乡去了。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

邓小平在法国5年多的勤工俭学生涯中，除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党团机关工作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打工糊口。他的进入学校读书学习的夙愿想不到在列宁的故乡才得以实现。

邓小平和他的战友，躲过了法国警方的搜捕后，乘列车北上，途经德国，应召来到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莫斯科。在莫斯科，邓小平先进入东方大学，不久转入新创办的中山大学，接受正规的教育。

中山大学是一幢三层的楼房，据说革命前是沙俄一个贵族的宅第。它在莫斯科当地尽管并不怎么引人注目，但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进步青年当中，名气却很大。1921年，苏联政府就在莫斯科创办了一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它除为苏联东部地区训练干部外，还为印度、日本、越南、阿拉伯等东方国家培养干部。中共旅欧支部的负责同志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等人，就曾在这所大学学习。

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国共双方都迫切需要大量干部。在这种形势下，莫斯科中山大学遂应运而生，成为当时为国共双方培养干部的一个重要基地。

当邓小平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目的地时，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隆冬的莫斯科，白桦树叶已纷纷落去，到处都是一片雪白的世界。银装素裹下的克里姆林宫犹如神话中的水晶宫，与红旗猎猎飘扬的宽阔红场遥相呼应，交相辉映。这里的男女老少，是这样的意气昂扬，和蔼可亲，与不久前法国警方的凶残、工头的吆喝叱骂和生活的困窘等形成了迥然而异的两个世界。邓小平从中强烈地感受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与资产阶级专政的鲜明对比和天地之别。他心中更坚定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早日学成回国、拯救国家与民族的责任感也由此变得更加强烈。

邓小平在学校领了一个编号为233的学生证，为了学习和工作上的方便，他还起了一个俄文名字，叫罗佐罗夫。他很快便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的学习生活之中。

当时学校开设的课程内容十分丰富，除俄语外，还包括政治经济学、现代世界观问题、俄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中国革命运动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地理，等等。每天学习的课时很多，主要采用先由老师讲解，然后学生提问、讨论，老师最后进行总结的方法进行授课。对这一宝贵的学习机会，邓小平格外珍惜。他就像一块干海绵一样，吮吸着各方面的知识。过去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他虽也进行过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但正如他自己所说，那毕竟是“太粗浅”，因而“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所以，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原理的学习，使他获益良多。

此外，学校还开设了有关军事知识和军事训练方面的课程。通过这些学习，邓小平不仅掌握了多种常规武器的使用，还初步接触了一些基本的军事理论以及作战方法和战术的具体运用。这为他日后卓越的军事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山大学当时有学员300多人，分为11个小组，每个小组三四十人不等。邓小平所在的第七组，集中了国共两党的许多重要学员，共产党员除邓小平外，还有担任学校中共支部书记的傅钟以及李卓然等人，国民党员则有日后的风云人物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屈武等人。难怪当时有人称第七组乃藏龙卧虎之地。邓小平担任这个组的党组组长，尽管他的年纪远不是最大，但由于他有着旅法勤工俭学的5年经历和革命实践，因而在班上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显得比其他同学更为成熟。在讨论各种问题时，他不仅能言善辩，而且见解深刻，尤其是在同国民党人进行的有关信仰、世界观等方面的论辩中，他那有理有据的论辩总能赢得最多的掌声。

但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使他不得不中断了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虽然学校的学制是两年，但到1926年年底，他便奉命回到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祖国，投入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火热斗争生活中。“第二黄埔”的政治处长千里荒原戈壁，万里冰封雪飘。

1926年底，坐在呼呼透风的汽车驾驶舱内，邓小平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浮想联翩。他既怀念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那段宝贵的时光，同学的情谊，师长的教诲，理论知识的学习，所有这一切都令他刻骨铭心，永志难忘；想到很快就要到冯玉祥革命军中开展工作，他更是热血沸腾，跃跃欲试，不停地进行着多方的设想和筹划。

对冯玉祥，邓小平并不感陌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他们就曾见过面。冯玉祥早年倾向革命，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倒戈反直，发动了北京政变，将所属部队改编为国民军，并将中国最后一个皇帝逐出了紫禁城，一时声名远播。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安排下，1926年5月，冯玉祥赴苏考察三个月，接受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冯玉祥回国后，便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直接帮助和组织指导下，进行旧军队的改编整顿工作，在全军范围内普遍建立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政治工作制度。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邓小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第一批选调派回国内协助冯玉祥革命军进行工作的。

时值深冬，邓小平和一同回国的20多名同学冒着刺骨的严寒登上了东行的列车。抵达乌金斯克后，他们换乘汽车来到蒙古的库伦(今称乌兰巴托)。由于交通工具紧张，邓小平和另外两名同学挤上了苏联向冯玉祥部运送武器弹药的大卡车，作为先遣队员先行回国。

朔风劲吹，雪花漫天，三辆卡车艰难地行驶在茫茫的荒原戈壁上。荒原上无路可循，司机只能靠着指北针和一张地图，摸索前行。一路冰封雪冻，车轮打滑，险象环生。有时车轮陷在坑里，6个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手推肩扛，好不容易才将车轮一寸一寸地移出坑外，常常一整天也走不了几公里。饥了，大家就吃一把炒面；渴了，就抓一把雪含在口里；冷了，就下车来回蹦上几圈，活动活动身子。进入大沙漠后，汽车每天连几公里也走不了。靠着沙漠之舟骆驼，经过八天八夜的艰苦跋涉，他们才走出了茫茫沙海。然后，他们改乘马匹，日夜兼程，历尽艰难，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西安。

此时的邓小平，已是蓬首垢面，衣衫褴褛。只有那一双年轻充满朝气的眼睛，依然乌黑闪亮，熠熠生辉。

到西安后，邓小平不顾将近两个月长途跋涉的劳顿，马上全身心地投入到筹建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紧张而繁忙的工作。

号称“第二黄埔”、“西北黄埔”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是当时西北地区的一所红色学校。它虽隶属于国民党驻陕总司令于右任，但学校从筹建到主要领导职务均由共产党人担承。除邓小平担任政治处长和党的书记，主要抓学校的政治教育外，担任校长、副校长等要职的也是共产党人。因而，这所学校实际上是由我党直接领导和掌握的。学校开设的课程，除军事训练方面的内容外，主要是政治教育、健全和发展党团组织等方面的内容。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讲革命，共产党人在学校中公开讲授马列主义，开设了社会主义概论、共产主义ABC、国家与革命、劳工神圣、新三民主义等课目。通过我党艰苦细致的工作，这所学校为当时风起云涌的第一次大革命培养和输送了大批骨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西安生活条件相当艰苦，邓小平曾跟冯玉祥蹲在洪城广场上用餐。在漫天风沙中，大家一同啃窝头，吃咸菜。偶尔到西安城里鼓楼附近吃上点羊肉泡馍，就是十分难得的奢侈享受了。但对第一次回国投身革命斗争的邓小平而言，那颗年轻的心始终是热的，整个西安城军民的血也始终是沸腾的。当时西安城内外，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集会游行、生产支前，革命的气氛十分浓郁，呈现一派繁忙热烈的动人景象。它与正誓师北伐、如火如荼的革命南方遥相呼应，声威显赫。

然而，形势很快就发生了逆转。蒋介石率先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凶残地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随后，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宣布和共产党决裂。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中华大地。在广州、南京、无锡、宁波、杭州、长沙、武汉等地，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人头落地，鲜血染红了江河大地。

在这紧急关头，冯玉祥思想发生了动摇，最终倒向了蒋介石。他以集训为名，下令全军政治处长到开封集中，以集中营的形式把他们囚禁起来。最后以“礼送出境”为名，将大批共产党人从他的部队和地盘中一一清除出去。

面对这一严峻局势，邓小平和刘伯坚、史可轩等人经过紧急磋商，决定由邓小平去武汉找中央汇报西安的情况。邓小平随即连夜动身，这才避免了被囚禁和“礼送出境”的磨难。

重访八七会议旧址

1980年的盛夏，素有三大火炉之称的武汉三镇，烈日当空，骄阳似火。一辆中型面包车平稳地向汉口鄱阳街疾驰而来。车内坐着六七个人，其中一位年近八旬的长者神色庄严，若有所思。两个月前，当他在北京挥动着饱含深情的大笔为刚刚修复完工的八七会议纪念馆题写“八七会议会址”6个豪放苍劲的大字时，曾勾起了对当年战斗生活的无限思念。今天，借来武汉视察工作的机会，他又专门抽出时间重访八七会议旧址。

时间尽管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当这位长者在纪念馆内缓缓环视时，当年的情景仿佛又历历如在眼前。

1927年6月，在白色恐怖一浪高过一浪的进逼下，邓小平拒绝了到开封集训的命令，只身乘火车经郑州赶到当时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武汉。在办妥了组织关系后，他被分配担任中央秘书工作。当时担任中央秘书长的是邓中夏，下面分设八大政治秘书。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真正到任的只有邓小平一人(“邓小平”这个名字就是在此时为了适应秘密工作的需要而改的，它早已成为海内外广为知晓的一个平凡又不平凡的名字)。

此时的武汉，已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昨天还是红旗招展、革命热情如火的武汉三镇，如今跟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飘刮着的是一阵浓似一阵的腥风血雨。据全国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多达31万人。大革命时期深受群众尊敬和爱戴的党的活动家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夏明翰、郭亮等人相继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许多地方的党组织被打散了，不少党团员同组织失去了联系。党内人数从大革命高潮时的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党的组织被迫全部转入地下。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面对极度的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继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后，8月7日，中共中央又在汉口秘密召开了后来称为“八七会议”的紧急会议。

会议地点设在汉口旧租界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这是一幢由英国人1920年修建的公寓，后成为国民政府农业顾问洛卓莫夫的住宅。为了保证会议的绝对安全，参加会议的20多名代表，分三天时间、分三批由党内交通员从后门带进会场。开会的房间与餐厅相隔，两处均有后门相通，以便有紧急情况时可以及时撤离。

8月的武汉，尽管异常炎热，但开会期间，这幢楼房却是门窗紧闭。会议在极度紧张的气氛中持续开了一天一夜。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毛泽东等人。邓小平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认识的。两位伟人从此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引为相知，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八七会议旗帜鲜明地清算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付出了大量鲜血的代价后换得的一个非常宝贵的正确结论。它为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此，拉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武装斗争的新的一页。

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参加了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并列席了会议。他是第一批进入这幢房子的，当时随身还带着一小卷行李，晚上就睡在地铺上。直至会议结束，一切善后工作都全部完成后，邓小平才最后一个离开了这幢房子，在里面前后足足待了6天。

在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在革命前途仿佛已变得十分黯淡的艰难时刻，邓小平表现出可贵的大无畏的革命品格，始终如一地信念坚定，迎着狂风恶浪继续坚持不懈地战斗。

二十四岁的中央秘书长

八七会议以后，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并决定将机关迁往上海。邓小平也于九十月间随同中央机关来到上海，并于是年12月间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等中央负责同志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这一年，邓小平还不满24岁。

当时的上海，斗争形势十分复杂。自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这座著名的远东繁华都市，成了各种反革命力量麇集的地方。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中国共产党人以极其秘密的活动方式，继续进行着惊心动魄的殊死斗争。

中央机关当时大都设在国民党反动势力较为薄弱的租界区内。其中比较有名的地方是四马路(今称福州路)天蟾舞台后面447号的楼上。当时，这幢房子的楼下是“生黎医院”，楼上就是挂着“福兴字庄”招牌的中共中央常设的活动地方。这家商号人称“熊老板”的熊瑾玎，真实身份是中央秘书处会计科主管，负责党的经费的管理工作。中央苏区送来的黄金、首饰等一般都是由他通过有关系的银行兑换成银票后，再分送到各有关地方。他的夫人朱瑞绶，则从事中央机关日常的杂务工作，为前来开会的人员服务。从1928年11月至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几乎都是在这里举行的。

当然，为了安全和保密工作的需要，中央机关还分散在其他好些地方，如当时同孚路柏德里700号一幢两楼两厅的房子、永安里135号的楼上、五马路的清河坊等都曾是中央机关活动过的地方。邓小平以杂货店、古董店老板的身份作掩护开展工作，穿着长袍，戴着礼帽，完全是一副有钱人的打扮。

在中央秘书长的任上，邓小平直接领导了中央机关秘书处的工作。秘书处下设文书、内交、外交、会计和翻译5个科，工作范围包括中央文件的刻印、密写、收发和分送，中央与顺直、满洲、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地党组织的联系，以上海为中心的联系各地有关文件、钞票、干部、来往人员的全国秘密交通网，党的经费的收集、汇兑和管理，以及与共产国际的联系等等。这些工作千头万绪，纷乱繁杂，但在邓小平这位年轻的中央秘书长的统一组织调度下，一切都进行得井然有序，有条不紊。这就有力地保证了中央机关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条件下的正常运转和中央政治局对各地的领导。

作为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所处的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枢纽位置。他不仅主管政治局会议议程以及开会的时间、地点、出席者等方面的安排，列出每次会议讨论的议题，重要会议他还要兼作记录。邓小平在会上尽管发言不多，但一发言，往往见解深刻，能够说到关节点上。在一次讨论某些同志提出的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问题时，邓小平发表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的见解。他提出，现在革命正处在低潮，我们刚刚组织起来，没有足够的武装，很难对国民党军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尽管当时赞同这种意见的人不多，但邓小平这番发言无疑给与会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议结束后，邓小平又需对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事项进行逐项检查落实。

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岗位，邓小平的工作常常直接关系到中央机关及中央负责同志的安危。当时的上海，敌伪特务机关活动极其猖獗。中央负责同志住宿和办公的地方需要经常更换，互相之间只能通过秘书长来单线联系。尤其是在白色恐怖面前，一些人经不住考验，变节投敌，甚至领着敌人搜捕自己昔日的同志，如原担任中央总书记和负责中央领导同志安全保卫工作的向忠发、顾顺章就是这一类千古罪人。这就给保卫中央机关和中央负责同志的工作带来极大困难。邓小平胆大心细，偶遇突发事件总能当机立断，采取措施，进行及时有效的调度指挥，将损失减至最低限度。他自己也曾两次虎口脱险。

身处虎穴龙潭，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邓小平经受了各种严峻的考验。在实践的磨炼中，他的卓越的工作能力和组织领导才能也得以充分的展示与进一步提高。

南疆上空的惊雷

1929年，时值9月，南国广西首府南宁，暑热阵阵，蝉鸣聒噪。一个中等身材、举止沉着大方的年轻人经长途跋涉后，悄然抵达这里。在同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联系接洽后，这位年轻人随即以省政府秘书的身份积极开展工作。几个月后，一场震惊华夏大地的惊雷，就由此拉开了它的序幕。

这个人称“邓秘书”的年轻人，正是化名为邓斌、肩负着重要使命来桂的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

邓小平此番是应俞作柏和省绥靖司令李明瑞之邀前来南宁的。俞、李二人早年曾受我党影响，同情革命，与蒋桂军阀之间矛盾重重。他们乘蒋桂军阀混战，执掌了广西军政大权之后，试图借助共产党的力量巩固其在广西的地位，主动要求共产党派干部到广西协助工作。我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及时地派出了以邓小平为代表，包括张云逸、叶季壮、袁任远、史遽然在内的大批得力骨干，南下来到广西。

从第一次大革命的惨痛失败中，中国共产党人以血的代价换来了对枪杆子重要性的深刻认识。邓小平到桂后，首先抓的就是掌握武装、建立革命军队的工作。

利用俞作柏、李明瑞急于扩大军事力量的机会，邓小平第一步是促成他们同意开办训练初级军官的教导总队，培养部队的骨干。教导总队就设在南宁南门外原军官学校内，总队长由张云逸担任，下辖3个营9个连。连排一级职务，大多安排共产党员担任，并在连队一级秘密建的组织。经过我党严格的思想教育，教导队学员思想进步很快，在不长的时间内发展了300多名党员，使这个教导总队牢牢地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

以此为基础，邓小平领导了对新建的广西警备四、五大队的改造工作。这两个大队当初是由一些游兵散勇收编而成，成分复杂，很难驾驭。经与李明瑞协商，我党指派张云逸、李谦和俞作豫、史遽然分任四、五大队正副队长的职务。他们在邓小平的具体指导下，首先在部队中开展了对士兵的思想教育，启发他们的觉悟，开展对反动军官的斗争。果断地将两个平时民愤极大的营长进行撤职查办，对其他反动军官也分别不同情况进行了处理。与此同时，从教导总队中抽调100多名共产党员来充实营、连、排、班的各级领导岗位，大量吸收工人、农民和进步青年参加部队。使这两个大队从人员到思想都进行了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

另一方面，邓小平和广西地方党的负责同志深入广西进行调查研究，指导农运工作。在他们的积极工作下，俞作柏同意恢复开展一度被禁的农运、工运、学运等进步群众运动，正式承认右江东兰农民武装的合法地位，并陆续任命了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担任各县的县长。这就使左右江地区20多个县先后掌握在共产党手里。

这样，在不长的时间里，广西地区的工作有了明显的起色，革命形势日趋好转，一个新的革命热潮正悄然到来。

然而，俞、李等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不顾自身立足未稳，执意出兵讨蒋，进攻广东。

在力劝无效的情况下，邓小平指示部队做好应急准备。俞、李兵败后，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定立即举行兵变。

战斗在10月一个漆黑的晚上打响。南宁市区骤然响起密集的枪声，第四、五两个警备大队迅速攻击南宁军械仓库，并将库内所有的武器弹药迅速抢运到早已停泊等候在邕江岸边的10多艘船上。在邓小平率领下，船队和党委机关沿江溯流而上，向200公里之外的百色地区进发。张云逸也领着第四警备大队从陆路向左右江地区开进。

10月22日，邓小平率部队抵达百色后，立即筹划起义的准备工作。在各项工作大体就绪的情况下，正好传来了中央批准他们所作的举行武装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计划的消息。邓小平当即召开党委会议，决定加紧准备，选定12月11日广州起义二周年纪念日的这一天，举行起义。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2月11日清晨，百色城头，旭日初升，红旗招展，鞭炮齐鸣，口号震天。部队战士纷纷撕去军帽上青天白日的旧标记，系上红领带，排成一行行整齐的方阵，列队集合在军部前面宽阔的广场上。大会主席宣布成立红七军的话音刚落，一面缀有镰刀斧头、写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红旗在海潮般的欢呼声中冉冉升起，迎风飘扬。她庄严地宣告了红七军的正式成立和百色起义的举行。大会宣布邓小平任红七军政委，张云逸任军长。

同一天，在恩隆县平马镇召开了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会上选举产生了右江工农民主政府，雷经天当选为主席。随后，工农民主政府在百色、奉议、恩隆、东兰、凤山、凌云、思林、杲德、恩阳、向都、镇结等地先后建立，使右江地区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次年2月1日，龙州起义也胜利举行，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同时宣告成立。俞作豫任红八军军长，邓小平任政委。随后，龙州、宁明、上金、明江、崇善、左县、雷平、养利、凭祥等9个县的工农民主政权也相继成立。至此，左江革命根据地也连成了一片。

在反革命白色恐怖肆虐的严峻形势下，在祖国的南疆平地响起了一声声惊雷。白色、龙州的起义，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极大地鼓舞了革命人民的斗志。

智歼熊镐

第四、五警备大队经过改造，在邓小平率领下开往百色地区准备举行起义后，狡猾的敌人很快从中嗅到了不寻常的气息。他们预感到，这股新生力量假如不能及时扼杀，一旦羽毛丰满，将会成为日后心腹之大患。可是，他们迫不及待地将反动军官熊镐推了出来，妄图假借第三警备大队的力量来消灭我经过改造后准备举行起义的部队。

熊镐原是当地一个臭名昭著的土匪头目，经收编担任警备三大队大队长后，劣性不改，欺压士兵，鱼肉百姓，吃喝嫖赌样样齐全。他手下的那班喽罗，大多也是过去的地痞流氓和土匪强盗。在桂系军阀的利诱下，他们磨刀霍霍，伺机而动。

第四警备大队向左右江地区挺进后，敌人害怕夜长梦多，加紧了行动的步伐，熊镐的警备三大队始终像影子一样尾随而来。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邓小平感到假如不能把这股敌人及时消灭，将会直接影响到起义的顺利进行。他果断地决定必须先搬掉这块绊脚石，为起义扫清障碍。恰巧这个时候，桂系军阀黄绍迫不及待地向熊镐下达了向我发动进攻的命令。他们妄图“先发制人”，对我四大队发动突然袭击。

当看到这份由奉议县赤卫军截获的密电时，邓小平当即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决定事不宜迟，必须抢在敌人行动之前，消灭熊镐。

战前会议在紧张地进行。面对即将打响的第一个大仗，大家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不少同志摩拳擦掌，恨不得跟敌人当面锣对面鼓、真刀真枪地拼个痛快。也有的同志认为不能蛮干，敌三大队多是一些兵痞惯匪，到时会狗急跳墙，不可硬拼。两种意见争论激烈，一时谁也说服不了谁。大家不约而同地都停了下来，把目光集中在邓小平身上。

邓小平始终全神贯注地听着大家的议论，紧张地分析着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一直没有说话。这时，他从容地站起身来，说道：“大家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我们的部队经过改造后，成分、素质都有了很大提高，斗志旺盛，消灭熊镐这一仗是可以拿下来的。但是，对这群亡命之徒我们也不能麻痹大意。如果硬拼，势必要付出较大的代价，这将直接影响到我们马上要进行的起义和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因此，还是以智取为上策，既要取得这场战斗的胜利，还要避免大的损失，保存革命的力量。”说到这里，邓小平停了停，接着又说道：“而且智歼熊镐也是有可能做到的，四大队跟三大队表面上还是‘兄弟’部队，例行公事文电还一直照常往来。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也来他个‘先发制人’，打它个措手不及。”说到这里，邓小平把拳头往桌上轻轻一砸。

这番有理有据的分析，进一步增强了大家的信心和决心，包括刚才还图痛快要跟敌人硬拼的同志也不住地连连点头。紧接着，邓小平又摊开桌上的地图，将大家召拢到跟前，一起研究具体的作战方案。事情也凑巧，想不到此时熊镐竟送上门来。他借口要来四大队商谈防务，实际上是想来探听虚实，搞火力侦察。对这个狂妄自大、自以为是的家伙，邓小平等人决定将计就计，请君入瓮，关门打狗。

毫无戒心的熊镐，自以为得计，带着几名喽罗趾高气扬地乘小汽轮从平山来到百色。停靠码头后，他大摇大摆地直接来到百色东胜街有名的公兴当铺，准备与等候在这里的张云逸晤商“要事”。没承想，刚一进门，他便被早已埋伏在这里的战士当场拿下。在四周乌黑枪管的威迫下，他带来的几名喽罗也只好乖乖地举手投降。

与此同时，按照预定的作战计划，我四大队分头出击。在当地赤卫军的配合下，部队以出操、开会、赶集为名，悄悄地接近敌人的营地，出其不意地发动突然袭击，向敌三大队分驻在百色、恩阳、恩隆等地的3个营进行围歼。

这一仗打得干脆利落。不到半天工夫，我军将士便一举歼敌1000多人，缴获各种枪械700多支，为百色起义的举行铺平了道路。

魁星楼上的灯光

1930年2月，邓小平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后，再度取道香港返回广西。一路上时时记挂着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回来后便径直来到东兰县妇联黄美伦家，找到了住在这里的韦拔群。

早春的南国，阴雨连绵，还透着刺骨的寒意。韦拔群让邓小平换去淋湿了的衣服，随后两人在火塘旁边吃饭边谈起了工作。当得知部队主力已由张云逸率领往河池方向进行游击活动后，邓小平决定一方面设法同他们取得联系，一方面就留在东兴地区开始土地革命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

翌日天刚放亮，邓小平便和韦拔群来到了在当地颇有名气的魁星楼。

魁星楼，是一座呈六角形的青砖砌成的塔式小楼，上下四层，古朴典雅。旧时传说魁星是主持文运的星宿，也称作文曲星或文昌星，简称文星，有时也以此称呼有名的文人作家。后人将俗称“包公”、南宋时当过龙图阁直学士的包拯比附为文曲星下凡，渐渐演变为学校等文化场所祭祠的偶像。东兰武篆这座巍峨壮观的魁星楼，就是这个地区的人们用于祭祀文魁星，祈图本地文运昌盛，福荫子弟的重要所在。百色、龙州起义后，农运在当地重新兴起，大名鼎鼎的魁星楼便成了农民协会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办公的地方，红七军军部一度也驻扎在这里。其中的二楼就是韦拔群平常办公兼住宿的地方。

韦拔群在他所住的地方加了一张竹床和一张八仙桌，邓小平便在魁星楼上安顿了下来。从此，邓小平和韦拔群便常在这里召集军政会议和党员骨干领导会议，研究制定有关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并和大家一起进行认真热烈的讨论。从邓小平来到的这一天起，魁星楼窗口透出的灯光便常常彻夜不灭。

邓小平召集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和红七军第三纵队的负责同志韦拔群、雷经天、陈洪涛等多次开会，集中研究在右江革命根据地如何开展土地革命的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介绍了他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期间，从红四军报告中所了解到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的情况和经验，着重阐述了开展土地革命对于扩充红军、巩固和发展工农民主革命政权的重要意义。他强调指出，右江的情况与赣南、闽西地区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因而在右江地区开展土地革命，既要学习红四军土地革命的经验，又要结合右江的具体情况来进行。

邓小平的这些意见，使与会同志心里豁然开朗。大家就邓小平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热烈讨论，最后一致同意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工作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先试点，待总结经验后，第二步再全面铺开。

之后，邓小平和韦拔群一起来到韦拔群的家乡东里屯，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进行“共耕”的试点工作。邓小平对当地如何进行土地革命和办好共耕社进行了具体的指导。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和大家一起共同制定颁布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和《右江苏维埃政府土地法暂行条例》等重要文件。

东兴是韦拔群长期活动的地方，群众基础较好。在邓小平等有力的领导下，一场亘古未有的土地革命运动很快便在这个地区开展起来，并逐渐推行到整个右江地区。广大贫苦农民通过这场革命，不仅在政治上得到了翻身解放，在经济上也第一次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这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翻身农民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广大适龄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红七军因此由3个纵队迅速扩大到4个纵队，人数发展到8000多人。

邓小平在魁星楼住了两个月，魁星楼的灯光也差不多整整亮了两个月，常到深夜，直至通宵。当地群众每每看见这灯光，心中就充满着希望。

一件棉衣

在广西革命斗争艰苦的岁月里，流传着许多邓小平关心爱护战士的动人故事。

一天，邓小平来到奉议县花茶屯，准备在这里召集会议，商讨如何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开展土地改革的问题。

离开会还有一点时间，大家聚在关帝庙前面的院子里，有说有笑地与正在做饭的赤卫队员逗乐。

不久前，敌人曾在这个地区反复“扫荡”，不仅粮食被抢掠一空，就连锅碗瓢盆等也未能幸免。此时，煮饭的战士正拿着一把铁锹在大锅里上下翻动，这成为大家集中说笑的话题。这个战士边挥着手里的家伙边幽默地冲着围观的同志说道：“你们还别瞧不起这把铲子。过去皇帝够了不起的吧，据说他使用的东西都要比普通人的大，但再大恐怕也大不过我这把铲子!”

听到这里，大家又哄然大笑起来。

从屋内出来正要招呼大家进去开会的邓小平接上去说道：“是啊，皇帝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我们今天不也拿起这样的大铲子，把那些皇子皇孙铲掉吗?!”

大家一听，笑得更热烈了。见大家未接话茬，邓小平故作严肃地问道：“怎么?你们不敢铲吗?”“怕什么!要怕的话我们就待在家里拿锄头种地了!”战士们异口同声地答道。

会议一直开到晚上才结束。邓小平谢绝了村干部的挽留，坚持要连夜赶到伦圩去检查布置那里的工作。村干部拗不过，只好派4名赤卫队员护送他前去。

这天晚上，天气格外的寒冷。阵阵山风迎面刮来，大家不由得缩了缩脖子，加快了步伐。

邓小平发现走在前面的小队员身上只穿着两件单衣，单薄的身子在寒风中止不住微微地颤抖。邓小平连忙脱下自己身上的棉衣，紧走两步，披到了这个小队员的身上。

摸着带有邓小平体温的棉衣，一股暖流涌上了小战士的心头。当他看见邓政委也只穿着一两件单衣时，连忙把棉衣又脱了下来，递回到邓小平手里。他说：“首长，我不冷，我不能要你的棉衣!”“小同志，你身子单薄，可别冻坏了。以后还指着你们建设新中国呢!”邓小平充满感情地说着，将棉衣又重新披到小队员的身上。“可是，首长，你要是冻坏了，那我们损失就更大了，我不能……”小队员还在推辞着。见邓政委执意让他穿上，心里不免着急起来。“没关系，我经冻!”邓小平拍了拍胸膛，笑着说道。见小队员仍要推让，邓小平不由得收起脸上的笑容，故意用严肃的口吻说：“快穿上，这是命令!”说完，大踏步地走到前面去了。

小队员只得穿上这件棉衣，朝着前面的邓小平，激动地紧紧跟了上去。

一块门板

1930年春天，邓小平从上海返桂后，留在右江地区检查指导根据地各方面的建设工作。

一天傍晚，邓小平在几位战士护送下来到了向都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准备在一户壮族老大爷家借宿。“老大爷，打搅您了。我们今晚在您这里开个会，行吗?”邓小平握着老大爷的手说。“欢迎，欢迎啊!”当听说眼前的这位年轻人就是远近闻名的邓政委，老汉忙连声回答。说完，老大爷便领着家人忙开了。

突然，一阵急促的鸡叫声惊动了正在屋内整理材料的邓小平。他意识到什么，连忙站起来走到房门口。果然，老大爷刚将一只四处逃窜的老母鸡逮在手里，正准备宰杀了犒劳部队的同志。

邓小平见状连忙拦上前去说道：“老大爷，我们是一家人，千万不要客气!这只母鸡还是留下来生蛋吧!”邓小平态度异常坚决，老大爷只好松开了手。他想了想，转身从一只小瓦罐里抓出几把黄豆，说：“邓政委，鸡你不让杀，这几把黄豆总可以吃吧!这可是我们壮家的家常菜哩!”

望着眼前这位热情的壮族老汉，邓小平感到心情激动，一时说不出话来。他刚进门就注意到了，跟其他百姓家一样，老汉家里也是徒有四壁，生活相当贫苦。这个地区的群众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反动派三番五次来烧杀抢掠，家中是什么东西也没有了。这小瓦罐里的黄豆，谁知老汉一家藏在什么地方才躲过敌人搜掠的呢?但壮乡人民一向热情好客，特别是对部队的战士，更是无私地支援帮助。假如你非要辞却主人的一片盛情，就会被视作见外，甚至说你不是“同队”(壮语“同志”的意思)。邓小平实在不忍拂逆老人的一番厚意，只好勉强地点了点头。老汉一直紧绷着的脸这才松弛下来，露出了笑容。

护送邓小平的战士们看到这里，眼睛不由得湿润起来。一路上，邓政委无论走到哪里，对老百姓总是这样一往情深。可是，他一路上翻山越岭，常常工作到深夜，长此下去身体怎么吃得消呢?战士们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大家默默无言地为邓政委搭起晚上休息用的床铺来。

看着雨天潮湿的地面，战士们把老汉家的门板卸下来准备给邓小平当床。邓小平发现后，连忙让战士又安了上去。他拿着墙边一卷用来晾晒谷物用的竹席子，边铺开边说：“这不就挺好吗?又平坦又省事，我们就睡这。”

起初，大家心里还纳闷儿，这门板明天还可以安上去嘛，邓政委怎么连这也不让呢?

到晚上休息时，大家才明白邓政委的一番苦心。三月的壮乡，阴雨连绵，仍透着寒意。呼啸山风刮来，大门“嘭嘭”作响。要是没有这块门板，老汉一家今晚可就要挨冻受冷了。

邓政委心里只装着人民群众的冷暖，惟独没有考虑他自己!看着身旁的邓政委不胜寒意地侧卧在那里，战士们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入睡……

土法治伤

由于敌人的封锁，左右江根据地除武器弹药严重匮缺外，最感困难的还有缺医少药。

当时的临时野战医院设在东兰县武篆附近，各方面条件十分简陋，药品尤其缺乏。但从前线转移下来的伤病员却日趋增多，矛盾越来越突出。

一天上午，邓小平来到医院检查工作。他一间病房一间病房地慰问了在这里治疗的战士，关切地询问大家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尽管医药医疗器械的缺乏使邓小平心情十分沉重，但他依然热情地鼓励大家说：“你们在战场上负了伤，流了血，是光荣的。这里虽然条件不好，但我们是革命的战士，大家要发扬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和医护人员积极配合，战胜伤病!”

一席话，说得大家心里暖烘烘的。我们的战士的确是好样的，他们在战场上奋不顾身，躺在病床上也始终保持高昂的革命精神。在没有麻醉药和不打止痛针的情况下，不少战士在手术过程中，咬紧牙关，强忍剧疼，始终不吭一声。他们只是渴望能早日痊愈，重返战场。

看着大家脸上焦急的神情，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劝慰道：“同志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第一位的是养伤。大家要安下心来，不要着急，这对身体康复才有好处。只有伤好了，才能上前线多杀敌人!”

从病房出来后，邓小平马上召集有关人员商讨如何改善医疗条件，减轻伤病员痛苦，让他们能早日康复，重返前线。

不知不觉间，夜已经深了。来不及喘口气，邓小平又要赶到板勉屯去检查兵工厂的工作。

部队武器弹药的不足，同样是常常萦绕在邓小平心头的一个难题。当初邓小平率部队开赴百色时，曾将原南宁兵工厂的一部分机器和工具一起带往右江，后又转移到东兴武篆，在板勉屯建立起一间小型兵工厂。工厂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凭借几台机床和简单工具，先是修理一些损坏的枪支，用木炭、土硝、硫磺自制火药，后来慢慢发展到能制造火枪和子弹，日产子弹一度达到近千发。但这还远不能解决需要，特别是近一段时间来，战斗频繁而激烈，武器弹药的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想到这里，邓小平不禁加快了脚步。

夜渐渐深了。走着走着，邓小平忽然觉得右脚掌一阵钻心的剧痛。原来，一根锐利的竹刺透过鞋底扎了进去。邓小平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草纸垫在伤口下面，又悄悄地紧跑两步，跟上了前面的同志。

不久，远远可以望见兵工厂的灯火，锤击声也一阵一阵地传来。看来，工人师傅们正在加班进行突击生产。邓小平直接到车间查看生产情况，慰问了紧张劳动的工人师傅，勉励他们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满足前线的需要。

从车间出来后，邓小平又折进伙房，检查工人们的生活情况。伙房师傅正在准备夜餐，只见他手持菜刀上下飞舞，没多一会儿，一个硕大的南瓜很快便变成了一大堆金黄色的块块。

看到这里，邓小平眼睛不由一亮。他依稀想起小时候玩耍时被扎伤后，母亲就是用南瓜瓤给他治伤的。他动手从切开的南瓜里取下一些瓤瓤，敷到右脚的伤口上。顿时，一股凉滋滋的感觉从脚底向上传来，刚才还剧疼不已的伤口竟奇迹般的一下子减轻了许多，鲜血也止住了。邓小平心里这下有数了。他跟伙房师傅要了一个大南瓜，来不及喝上几口滚烫的南瓜稀饭，天蒙蒙亮便又赶回到武篆野战医院。

很快，医院的医护人员和当地组织的妇女慰问队员们，开动脑筋，想尽各种办法，解决医药紧缺的困难。他们有的四处求教，搜罗了各种民间验方；有的上山采集草药，晒干碾成粉末，做成各种片剂丸散；有的采用拔火罐、艾草炙、小碟刮砂的办法进行治疗；有的化装到外地采买药品，请来擅治骨科刀伤的老郎中；有的则组织伤病员开展各种文娱活动，帮助他们树立战胜伤病的信心……通过各种办法，缺医少药的状况有所好转，在当时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一批批伤病员在这里得到康复，生龙活虎地重返战场，投入新的战斗。

平马整训

1930年6月，在邓小平等指挥下，红七军打了几个漂亮的胜仗，恢复了一度失去的右江革命根据地。7月，红七军又在果化一带伏击了钻进埋伏圈的敌人，一举歼灭云南双枪兵(一支步枪、一支烟枪)五六百名，使试图向南宁进犯的敌人一下子又龟缩了回去。

战斗结束后，红七军便在邓小平率领下开到平马，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整训工作。

邓小平集中力量抓了教导队的培训工作，专门培训连排基层干部。

教导队共有学员100多名。邓小平主持了开学典礼，并给大家作形势报告。在培训班中，邓小平特别重视对学员进行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他亲自给学员们上课，每隔三五天就集中讲授一次有关工农民主政权、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帝国主义等方面的内容。

当时，学员们文化水平、思想理论水平普遍都不高。根据这一特点，邓小平在讲课中注意结合实际，从大家身边的人和事说起，将革命道理讲得形象生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学员们纷纷反映，邓政委的课，讲的都是我们的家常事，心里话，越听越有味。

在抓好部队整训工作的同时，邓小平还注意抓了地方干部的培训工作。他主办了一期右江党政干部训练班，为右江各县培训地方干部。

这个训练班学员人数比教导队要少一些，约有50来人。学员主要来自东兰、果德、恩隆等县。邓小平经常到训练班给学员上课。在讲课中，邓小平怕大家听不清他的四川口音，常常有意将讲课速度放慢一些，有些不好辨别的字、词还特意写在黑板上。

邓小平亲自为训练班编写简明通俗的教材，比如《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口号》、《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等，就是邓小平就着油灯昏暗的光线一字一句编写而成。他还特别叮嘱刻写蜡板的同志，字体要刻得大一些，工整一些，并拿出“油印博士”的特长和技艺进行示范。这就使发到大家手中的教材，不仅内容浅显明了，而且字迹清晰大方，十分适合文化程度不高的工农干部学习。

在一次讲到妇女解放问题时，邓小平一开始先启发大家思考为什么过去妇女总低人一等?这个问题一下子激起了大家的浓厚兴趣，那些素来受封建压迫的女学员，更是根据革命前后自身地位的变化，谈了各自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的妇女过去只是悲叹自己“八字”不好，投错了胎，命该受苦；有的妇女只知道逆来顺受，恪守“三从四德”，连走路讲话都不敢抬头。革命以后，妇女们抬起了头，挺直了腰，扬眉吐气了。

邓小平一直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并不时给予提示和解答。最后他联系右江地区妇女的工作情况，从过去妇女受到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四大绳索的压迫，说到今天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重大意义。他还特别提到自根据地建立以来，广大妇女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做了大量的工作。邓小平对此作了高度的肯定，并指出了妇女工作今后努力的方向。

邓小平的讲话，使学员们对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这个问题有了一个较全面的认识。学员们都说，邓政委说出了我们想说而说不出的话，使我们懂得了久思不得其解的革命道理。

经过3个月的整训工作，部队和地方同志思想、理论、政策水平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红七军也由此进入了她的全盛时期，以新的精神面貌投入到更艰苦的斗争中去。二百块铜板1930年初夏，红七军结束了在黔桂边界的游击作战，挥师重返右江地区。在邓小平等的指挥下，红七军将士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之后，胜利地收复了百色。接着又乘胜前进，继续扩大战果，使奉议、恩隆、恩林、果德等县相继回到了人民的手中。红七军随之安顿下来，进行了紧张的整训工作。

这段时间，邓小平的工作格外繁重。部队整训，开办培训班，给部队和地方干部讲课，开展土地革命，访贫问苦。工作千头万绪，邓小平忙得连头发都老长老长的了，也没有时间理。不了解内情的同志还直埋怨理发员没尽到责任，殊不知理发员已好几次拿着理发工具找上门来，都扑了空。即使在外面碰见，邓小平也总是摆着手说不着急，待稍后有空再说。最后实在没法，理发员只好一大早不由分说地将邓小平堵在屋里，这才总算给邓小平理了发。但邓小平连理发的这点时间也不肯放过，他边理发边与其他同志一道商量工作。结果发理完了，工作也商量得差不多了。邓小平美其名为“一举两得”，说完还自顾自地笑了起来。

然而，对老百姓的疾苦，邓小平却时刻记挂在心上。无论工作多忙，他总要千方百计地抽出时间来，到附近群众家里去访贫问苦，嘘寒问暖，想尽办法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一天，邓小平又让当地赤卫军的梁连长领着去看望贫苦农民梁大娘。

一踏进梁大娘的院子，邓小平不禁放慢了脚步。眼前这所房子实在太破旧了，茅草屋顶由于天长日久的风吹雨淋，已朽损不堪。有不少地方的茅草已相当稀疏，别说下雨，连白天的阳光也难于完全遮挡了。再看那用稻草拌稀泥糊起来的墙壁，许多地方的泥巴也早已脱落，露出里面的竹片木棍，难蔽风雨了。看着看着，邓小平的眼睛不由得有些湿润。人民群众生活得太苦了，我们一定要尽快消灭反动派，让人民能早一天过上舒心的日子!

想到这里，邓小平正要回头对跟在身后的梁连长说些什么。这时，屋内突然传来一阵阵急促的咳嗽声，邓小平把已到了嗓子眼的话又咽了回去，快步跨进了屋里。

邓小平发现梁大娘正躺在床上。此刻，她好不容易止住了咳嗽，正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邓小平上前握住梁大娘的双手，亲切地询问起她的身体和家里的情况。

原来，这个叫梁姆蕊的贫农老大娘，家里原有9口人。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年成又差，丈夫连累带病，早早就撇下一家老小，撒手归去。家中里里外外只靠她一个妇道人家苦苦支撑。7个娃儿由于疾病和饥饿，短短几年间便失去了4个。两个年幼的孩子因实在无力抚养，只好转送他人。现在身边只剩下一个孩子相依为命，不幸她又病倒，躺在床上有好些天了……

听到这里，邓小平十分关切地劝慰道：“梁大娘，你不要太着急，先安心把身体养好。其他问题我们会想办法帮助解决!”

邓小平发现梁大娘家墙角的米缸空空如也，锅里煮着的只是一些黑糊糊的粗糠野菜。邓小平的心情格外沉重，他默默地离开了梁大娘的家。

回到驻地后，邓小平找出200块铜板，让梁连长马上给梁大娘家里送去，先买点粮食，抓几服中药救救急。

随后，邓小平又指派几名战士，上山割来茅草，用稻草拌上稀泥，帮助梁大娘翻修房子。

捧着沉甸甸的200块铜板，看着正挥汗如雨地整修房子的红军战士，梁大娘的眼泪像一串断了线的珠子似的簌簌掉了下来。她噙着眼泪连声说道，邓政委真是我们穷苦百姓的贴心人，共产党是我们穷苦人的救星啊!

梁大娘的病终于好了。她领着儿子找到邓小平，要让儿子也参加红军。

望着眼前这位孤苦伶仃、风烛残年的老大娘，邓小平实在不忍心收下她那相依为命的儿子。但梁大娘态度异常坚决，她说她的老命就是共产党和红军给捡回来的，她要让儿子也去救更多像她这样的穷苦人!

邓小平见梁大娘一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神态，只好答应了她的要求，把她的儿子编在当地的赤卫军中。

“你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

1971年林彪折戟沉沙后，被强制在江西劳动的邓小平日子稍稍好过一些。次年的金秋时节，他获准就近进行调查研究。邓小平先后到了井冈山、瑞金、会昌、寻乌等地。时光虽已流逝了近40个春秋，但当年革命根据地火热的战斗生活，在邓小平脑海里仍历历在目。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在邓小平眼里依然是那样的熟悉和亲切。尤其是在瑞金县，当地同志问候他时，说一句“你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便令邓小平激动不已，勾起了他对当年战斗生活的深深回忆……

邓小平离开广西后，1931年夏天被派到中央苏区工作。

上海和苏区直线距离虽然不很远，但当时由上海到苏区却需要绕远道而行。邓小平从上海坐船抵达汕头后，由交通员带路经广东大埔，福建永定、上杭、汀州，历尽艰难，最后才到达目的地江西瑞金。

邓小平抵达瑞金后，却发现这里的情况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昔日热火朝天的革命景象早已荡然无存，全县上下了无生机，死气沉沉。

原来，当时瑞金县的党政大权已被混在革命队伍里的坏分子把持。他们以“肃反”为名，残酷地杀害大批革命干部和进步群众，使全县处于人人自危的气氛之中，革命热情一落千丈。

邓小平对此不禁义愤填膺。在被推荐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后，他依靠广大干部群众，立即大张旗鼓地进行平反纠偏工作。

邓小平首先派出精干得力的调查组，在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弄清事实的基础上，果断下令拘捕民愤极大的首恶分子，解放了大批无辜关押的干部群众。

随后，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县城绵江中学隆重举行。会场气氛格外热烈，大家喜洋洋地纷纷议论着新来的邓书记和瑞金这段时间的种种变化，以往心中的阴霾扫去了。

会议在邓小平主持下，首先公开审判了制造一系列冤案的首恶分子李添富、谢在权等人，严正地宣判了他们的死刑。这些昔日不可一世，大搞所谓“红色”恐怖的罪犯，终于落了个可耻的下场。

会上还为大批蒙冤受屈的干部群众进行平反昭雪，搬掉了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沉重包袱。大会最后选举产生了新的县苏维埃、县工会及出席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大会的代表。

邓小平深知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他花费了大量精力集中解决瑞金地区的土地分配问题。

邓小平亲自带工作组到叶坪乡黄埠头村进行蹲点。在实地调查中，他发现当地土地分配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土地多少好赖严重不均。不少农民只有几亩极差的土地，意见很大。邓小平挨家挨户访问，一块地一块地查看。当他来到老贫农黄木生家时，看到那几间低矮破败的茅草房，心里一阵难过。这是一个6口之家，却只分得3亩多点坡地，生活极为困难。邓小平紧紧握着黄木生的手说，别着急，这个问题我们一定想办法解决!

邓小平当即决定就从这个典型入手。他组织村里的干部和贫农代表，对全村所有土地重新进行丈量。在此基础上，按各家各户人口和劳力多少为标准，对土地进行了重新分配。

在当时，究竟是仅按劳动力还是结合考虑家庭人口分配土地，这中间有一个小插曲。有的人主张完全按劳动力分配，不能劳动的不能分配土地。邓小平笑着说：“这恐怕不是实事求是哩。我们四川有句老话，说‘三岁小子，吃死老子’!说的是娃儿的饭量大。要是不给娃儿分配土地，孩子多的家庭就吃不消了。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

大家一听这话点头称是。本来嘛，左邻右舍，谁家没有娃儿?大家接受了邓小平的意见，在土地分配中，既以劳动力为主，也考虑到家庭人口的多少，使村里的土地分配做到大体公平合理。

由于政策对头，黄埠头村的土地分配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并带动了全县土地革命的健康发展。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党中央决定将中华苏维埃的政权中心迁到瑞金，并在瑞金举行了盛大的祝捷大会。

大会会场红旗招展，口号震天。胜利后的军民，群情振奋，革命热情高涨。大会由邓小平主持，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瑞金，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更名为“瑞京”，进入了她的全盛时期。邓小平作为中央直属县的年轻县委书记，为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做了大量的工作，给瑞金人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引路人

瑞金县党政大权被坏分子把持期间，干部队伍受到极大冲击。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后，很关心干部队伍的建设。他常说，革命干部是党的财富，只有大力培养和不断充实革命干部，革命事业才能永远保持兴旺发达。

在工作局面基本打开后，邓小平马上腾出手来抓干部的培训工作。他在县城主办了一期瑞金县干部培训班。

但刚开班时，一些人的态度并不怎么积极。邓小平就一一进行动员，耐心地做说服工作。

一天，邓小平在培训班讲完课出来时，迎面碰上了在南郊乡工作的杨荣香。

邓小平对小荣香有一定的了解。这个年仅十六七岁的小机灵鬼，脑子好使，手脚麻利，忙里忙外是一把好手，深得周围同志的好评，邓小平看出这是一棵革命的好苗子。可是，小荣香为什么未到培训班来学习呢?

想到这里，邓小平忙叫住了他：“荣香，你怎么还没来干训班学习呀?”

小荣香抬头一看，发现招呼自己的是令人尊敬的邓书记，忙收住了脚步。他见邓书记问他没到培训班报到的原因，犹豫了一会儿，就耷拉下脑袋小声地说：“邓书记，我不想去!”“为啥子呢?这么好的学习机会为啥子不来呢?”小荣香的回答有点出乎邓小平的意料。“这……，我……”小荣香一时脸红红的，不知说什么好。对邓书记，小荣香是从心底里敬佩的。邓书记来瑞金后，及时果断地惩办了迫害干部群众的首恶分子，为广大被冤屈的干部群众平反；还在根据地积极开展各种生产自救活动。邓书记在生活上也从不搞特殊，处处以身作则。这一切，小荣香都一一看在眼里。但是，几个月前，包括老县委书记、老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内的许许多多好干部、好同志的惨死，在小荣香的心灵留下了很重的创伤。可是，这一切又怎么跟邓书记开口呢?

见小荣香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邓小平不由得也陷入沉思。是啊，过去推行的那套“左”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看来后遗症不容低估。对小荣香这样的苗子，应给予更多的引导和帮助。想到这里，邓小平用十分亲切的语气对他说：“荣香啊，过去肃反扩大化，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我们要永远引以为戒。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不继续革命了。我们应相信党，相信革命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

小荣香点了点头。邓小平接着又说：“革命事业向前发展，需要更多的人参加进来。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才能把革命工作干得更好。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一番话，直说到小荣香心里去了。想想自己一个大字不识的放牛娃，是经过党的教育和培养，才慢慢懂得一些革命道理，走上革命道路的。自己平时在工作中可没有少吃文化水平低的苦，何尝不想有个机会能提高提高呢?怪只怪自己一时糊涂，小小的年纪，怎么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呢!想到这里，小荣香的脸不禁红得更厉害了。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邓书记，你批评得对!我要坚定地跟着党干革命。邓书记，我明天就来参加培训班的学习。”“唔，这就对了。”邓小平满意地点了点头，“这才像个干革命的样子嘛!”

第二天，培训班里多了一个年轻活跃的身影。小荣香在班上学习刻苦认真，爱动脑筋，进步很快，受到了老师和同志们的称赞。大家都说，小荣香变了，变得比以前更加上进了。

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小荣香茁壮成长起来。没过多久，他就在团旗下举起右手庄严宣誓，实现了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的愿望，后来还当上了瑞金少先队的总队长哩!

不抓“逃兵”

1932年5月，邓小平调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

会昌，地处瑞金以南50公里，是江西的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当时，会昌县城刚解放不久，城乡四周还残存着国民党地方“靖卫团”的小股部队和不少散兵游勇、土匪惯盗。它们经常四处骚扰，严重地威胁着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以及红都瑞金的安全。邓小平上任后，把发展地方武装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一天，县委会议室正在开会，研究关于扩大革命武装的问题。突然，一个战士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报告说独立营刚刚又有几名战士擅自离队回家去了。

这像一瓢凉水倒进了滚烫的油锅里，会议室一下子炸开了。自独立营建立以来，出现这种情况已不是一次了。前些天还专门为此宣布了有关纪律，想不到没过两天，竟然又有人置若罔闻，不辞而别。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起来。不少人提出，不采取果断的措施看来不行了，必须坚决制止这种擅自离队行为。说着说着，脾气倔强的区苏维埃主席老邹猛地站起身来，随手抓起放在屋角的几根绳子，招来几个战士，大声说道：“走，跟我把那几个家伙抓回来好好教训教训!”说完，急匆匆地往外面走。

在县委大门口，刚刚从外面检查工作回来的邓小平见他们一个个全副武装，神情激动，连忙问道：“老邹，你们这是往哪去呀?”

听老邹他们叙说了事情的原委后，邓小平沉思了片刻，说：“人先不忙抓，这些战士擅自离队是不对的。我们不如先去弄清情况再说。”

在邓小平的说服下，大家的情绪慢慢和缓了一些。“来，先把绳子搁下。我们这就一同去看看!”老邹他们觉得邓小平说得有理，便和邓小平一起朝那几个离队战士的家里走去。

翻过几道山梁，他们来到战士小吴的家里。正倚在床边为母亲喂米汤的小吴慌得一下子站了起来。“邓书记，我……”他嗫嗫嚅嚅地说道。

邓小平忙摆了摆手，快步走到床前，关切地询问起吴大娘的病情。原来，小吴年迈的母亲因病卧床已有好些日子了，小吴急得吃不下，睡不好，忍不住便偷偷跑了回来，照顾生活无法自理的母亲。当得知小吴正为无钱送母亲去看病而发愁时，邓小平忙从口袋里掏出平时节省下来的几块大洋对小吴说：“这钱你先拿着，快去抓几服药回来给大娘治病。”“邓书记，不……”小吴见邓小平不仅没有批评自己，反而拿出钱来让自己去请医生，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别推了，先治病要紧。”邓小平不容推辞地将钱放到了小吴的手里。

小吴噙着眼泪激动地当即表示，等母亲病情好转，一定及时归队，好好训练，英勇杀敌!

之后，邓小平又来到了战士小赖的家里。小赖的媳妇一看是邓书记亲自找上门来，身后还跟着好几个带枪的战士，一下子慌了神。她连忙解释道：“邓书记，小赖他不是逃兵，他只是回家来……”“大嫂，别害怕。我们是来了解情况，看看你们家里有什么困难的。”

听邓小平这么一说，小赖的妻子这才放下心来。她说，这段时间春耕大忙，她一个女人家既要拉扯娃儿，又要忙地里的活儿，实在顾不过来。小赖知道后，便跑回来，打算在家里突击几天就赶回队上去的。说到这里，赖家媳妇又说：“邓书记，娃儿他爹此刻正在地里呢，我去喊他跟你们回去。”

邓小平点了点头，接着说：“赖大嫂，你不用着急。地里的活儿我们明天就安排几个人过来帮忙。”

邓小平和老邹他们走了一家又一家，发现几名离队战士的家里大体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困难。邓小平对老邹说：“这些战士离队回家，看来我们也有一份责任啊!战士家里有这么多困难，他们怎么能安心在部队里当兵打仗呢?!这个问题恐怕需要从根本上来解决才行。”

邓小平不顾一天的奔波劳顿，连夜召集有关同志开会研究如何由发展经济入手，从根本上解决战士们后顾之忧的问题。

很快，从县到区、乡各级相继建立了春耕生产委员会，集中领导当地的春耕生产工作。村一级还组织了生产突击队、妇女劳委会等，动员全部力量投入春耕生产，对有困难的军烈属和孤寡老人组织人员进行帮助，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与此同时，县里还先后开始生产烟、纸、农具、蔗糖、石灰、硝盐等，发展地方经济，满足当地群众日常生活用品的需要。此外，县里还成立了“对外贸易局”，代表中央苏区经营盐、布、粮、油等重要物资。这对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经济，支援前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通过采取上述的切实措施，会昌地区的生产和的经济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使苏区呈现出一派兴旺繁荣的喜人景象。

在这种情况下，不仅部队战士私自离队回家的现象得以杜绝，而且扩充红军的工作也开展得有色有声，出现了干部、党员争先报名，父母送儿子，新娘送新郎，广大适龄青年踊跃报名参军的动人场景。短短三个月的时间，会昌一县的红军就扩充了1000多名，极大地壮大了革命武装，保卫了苏区的安全。

良师益友

为守好会昌这个重要门户，保卫“红都”瑞金，时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的邓小平，在积极扩充红军，发展壮大地方武装的同时，还为挑选和培养一名能担当重任的军事部长，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经过多方的调查摸底工作，邓小平认为独立团副团长钟亚庆是县委军事部长的合适人选。对钟亚庆，邓小平虽与其素未谋面，但知道他一向作战十分勇敢。这一年的春天，敌人一个营向中央苏区寻乌进犯，钟亚庆主动请缨，率领部队与来犯之敌激战了一天一夜。在战斗中他负了伤，但依然身先士卒，一直坚持到将敌人完全击退。

可是，电话通知钟亚庆到会昌任军事部长已好些天了，却一直不见他前来报到。原来，钟亚庆顾虑自己的文化程度低，想继续留在正规部队工作。然而形势不等人啊!邓小平只好亲自给钟亚庆打电话，最后总算说服了他，钟亚庆同意前来报到。

第二天，身背背包的钟亚庆在半道上与正要到杉塘区检查工作的邓小平恰巧碰上了。见是部队下来的同志，邓小平连忙迎上去，亲切地问道：“同志，你从哪里来呀?”“我是从澄江来的钟亚庆!”钟亚庆敬了一个军礼后应声答道。“哎呀，你就是钟亚庆呀!欢迎欢迎，我是邓小平。”说着，邓小平跨前一步使劲地握着钟亚庆的手，“来，我们先到杉塘区苏维埃政府去休息一下。”

到杉塘区苏维埃政府后，邓小平先给钟亚庆递上一杯滚烫滚烫的热茶，然后批评说：“老钟啊，你应该早点来才对啊!”停了停，邓小平又指着办公室墙上挂着的文件说：“你看，你担任会昌军事部长的文件都发下来好些天了，你不该耽搁呀!”“邓书记，我……”钟亚庆自知邓小平批评得对，这个能征善战的七尺汉子，本不善言辞，这下愈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憋了好一会儿，他才鼓起勇气说道：“邓书记，我没有什么文化，对地方工作也不熟悉，怕担不起这个重担啊!”“这些都没关系。文化程度不高，我们可以为你选配一个好文书，地方工作慢慢就会熟悉的。”邓小平此时缓和了语气，用一种亲切的口吻说道。

钟亚庆点了点头。“这样吧，今天你就跟我到罗塘区去，先熟悉熟悉那里的情况。”说完，邓小平便站了起来。

从这一天起，钟亚庆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开展地方武装的建设工作。工作中有什么问题，钟亚庆总是及时地向邓小平请示汇报。很快，会昌地区的扩充红军工作有了明显的进展，地方武装建设工作也搞得有声有色。到1932年底，会昌县赤卫军人数已发展到近5000人，模范师也有2000多人，连妇女儿童都组织起来了，建立了妇救会、妇赤队和赤少队。这对保卫苏区，支援前线，救治伤员，维护地方治安，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实际工作的磨炼中，钟亚庆迅速成长起来，成为一名得力的地方军事干部。不久，他又被委以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指挥员的重任。

钟亚庆临行前，兼任三分区政委的邓小平亲切地鼓励他在新的岗位上要大胆地进行工作，并将自己从不离身的驳壳枪、还有近百发子弹送给了他。

半个月后，一股敌人向太阳桥进犯。钟亚庆审时度势，针对敌人火力强、人数多、来势凶猛，而我方装备差，但地形熟悉等特点，果断地决定不与敌人正面交锋，采取诱敌深入、两路包抄的战术，集中力量歼灭了敌人。

这一仗，我方无一伤亡，取得了完全的胜利。邓小平接到捷报后，十分高兴，对周围的同志说，现在的钟亚庆，作战不仅凭勇，而且还懂得用智用谋了!

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钟亚庆受了重伤。邓小平得知后，一连几天打电话询问钟亚庆的伤势及治疗情况，再三叮嘱他要尽快转到县城来治疗。

几天后，钟亚庆刚转到会昌六祖寺医院，邓小平就赶去探望。他安慰钟亚庆说：“老钟，前线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你不用再惦记，当务之急是安下心来好好养伤。”说着，邓小平从口袋里掏出平时节省下来的50元钱，递到钟亚庆的手里：“这钱你拿去买点东西补补身子。祝你早日康复，重返前线!”

望着邓小平由于劳累而熬红了的双眼，钟亚庆心里如翻江倒海一般，久久难于平静。这个平日有泪不轻弹的硬汉子，此刻不由得流下了热泪。他在心里暗下决心，出院后一定更加努力地工作，以报答党，报答人民!

“毛派”的头子

1932年冬，蒋介石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气势汹汹地分三路向中央苏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敌人趁我主力部队在北线进行建(宁)黎(川)泰(宁)战役之机，集中兵力向我力量薄弱的南部苏区步步进逼。邓小平从当时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出发，摒弃与强敌正面交锋，搞“堡垒对堡垒”、“拼消耗”的错误做法，领导会、寻、安三县军民坚壁清野，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和游击性的运动战，来有效地阻挡敌人的进攻。然因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寻乌县终告失守。邓小平因此被戴上了执行“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的帽子，受到一系列不公正的对待和斗争，许多干部群众也受到牵连。

本来，在当时极端艰难的斗争环境中，由于敌我强弱等客观情况的变化，某一城池的得失应是正常的。所谓的“寻乌事件”，何以会成为一场党内斗争的导火索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早在一年多前，临时中央便提出要把“取得中国革命在几个主要省份(湘鄂赣皖)的首先胜利”，作为目前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后，“左”的冒险主义方针，便更加全面深入地贯彻推行起来。为此，他们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不仅把毛泽东一系列正确的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主义”，将毛泽东排挤出对红军的领导，而且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的手段，把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反动“左”倾政策的人一律划为“毛派分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邓小平和时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罗明，就成为他们集中火力进行批判斗争的两个靶子。

面对数十万敌人的凶残进犯，面对自己同志的批判斗争，邓小平心情格外沉重。但他没有后退半步，而是旗帜鲜明地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在当时，这样做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1933年2月，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公开点名批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人，开展了对他们直接的批判和斗争。邓小平被撤销了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的职务，并被勒令进行检查。

一阵阵雷声从远处隆隆传来，透过小小的窗口往外望去，屋外已是阴霾蔽日，山雨欲来。邓小平更感义愤填膺，忧心如焚。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倒算不得什么，重要的是党、红军和苏区广大人民群众将要受到的冲击，常常使邓小平忧虑不已。大敌当前，岂能如此地盲目冒进，岂能如此地压制党内不同意见，闹得人心惶惶!

邓小平再也忍不住了，他在名为“申明”自己“错误”的“检查”上奋笔疾书，从自己亲身经历的百色、龙州起义，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从瑞金土地革命的开展到所谓“寻乌事件”的发生，从理论到实际工作，历数教条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阐述和证明毛泽东主张的正确。

这样的一份所谓“检查”，自然只能招来更加猛烈的指责和批评。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刊载的一篇题为《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的文章，指责邓小平立场依然未改，强令邓小平必须彻底坦白自己的错误。

面对高压，邓小平表现出一个真正共产党人不顾个人安危，勇于坚持真理的可贵品格。他不仅没有按照“左”倾领导者的意愿违心承认所谓的“错误”，反而更具体地申明自己所一直坚持的观点和做法，对强加在自己头上的不实之辞逐一进行驳斥。

这一切更加触怒了“左”倾领导人。他们进一步发动了对邓小平等人的批判和斗争。1933年5月5日，在临时中央和中央局派员主持的江西省委工作总结会上，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对他们四人作出了组织处理。邓小平受到“党内最严重警告”的处分，被撤销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到宁都七里村进行“劳动改造”。

尽管受到如此严厉的处分，邓小平始终没有屈服。他没有悲观、沉沦，没有懊丧、怨天尤人，而是胸怀坦荡，乐观向上。他对前来看望自己的同志说：“中央和省委刚开过会，把我打成‘毛派分子’的头子。”说到这里，邓小平不以为然地笑了起来。这笑声中虽不无苦涩的味道，但邓小平在稍作停顿后，又坚定地说：“我两次都据理申辩自己的观点，不管受到怎样的批判和斗争，我始终坚信我执行的是完全符合当时当地实际情况的正确路线。这一点，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改变!”

在当时那种极其艰难的环境下，邓小平始终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忍辱负重，继续履行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人的义务，一如既往，他在革命斗争崎岖而艰难的道路上奋斗不已。

《红星》报的新主编

虽然遭到“左”倾路线的残酷打击，邓小平并没有因此消沉，而是千方百计地争取能继续为党和人民多做一些工作。不久，他到总政治部宣传部当干事，接任《红星》报的主编工作。《红星》报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是中国工农红军、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由红军总政治部负责编辑出版。在她的发刊词中曾这样庄严而自豪地宣告这份报纸的宗旨，是“一面大镜子”和“一架大无线台”，是“一个政治指导员”，“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和“红军的政治工作的讨论会”，是“全体红军的俱乐部”和“裁判员”。“总之，他担负很大的任务，来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党的，战斗员群众的，地方工农的），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的任务。”

对于遭受排斥和打击的邓小平而言，这样一个重要的喉舌和舆论阵地，无疑激起了他极大的工作热情。邓小平很快便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新的工作当中。

对办报，邓小平并不陌生。每当夜深人静，忙完一天紧张的编务工作后，邓小平常常仰望着夏夜的星空，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十年前在法国编辑《少年》、《赤光》时的那段难忘的岁月。那时，邓小平刚参加革命工作，年少气盛，血性方刚。虽然他也参加撰写了不少犀利、泼辣的文章，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些文章根本说不上思想，只不过就是要国民革命，同国民党右派斗争，同曾骑、李璜他们斗争。”毕竟，邓小平那时只有20岁，跨进革命的大门不久，还未来得及提高自己的思想和理论水平，更多的是凭革命的热情和青年人的朝气来进行工作的。

此时，邓小平已从一个热血青年日渐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不论个人的沉浮，生活的波折，都丝毫影响不了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忘我的工作的热忱。邓小平这个当年的“油印博士”，在《红星》报主编的岗位上，游刃有余，把《红星》报办得红红火火。

说是主编，其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邓小平手下常常只有一两个人。因此，事无巨细，邓小平无一不亲自动手。不论是组稿选稿、编辑加工、版面设计、印刷发行，邓小平都身体力行。试想一下，五天一期，八开四版的报纸，从策划到发行，两个人的工作量该有多大啊!

当时报纸的读者，主要是苏区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他们大多文化水平不高，文盲或半文盲为数不少。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总是力图把报纸办得通俗易懂，先后创办了10多个专栏和副刊，如《列宁室》，主要用以指导革命理论的学习，曾开展了《战争问题》和《巴黎公社问题》的讨论，连载了《苏联红军的道路》等文章，对广大指战员和地方群众学习革命理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红板》、《铁锤》副刊，则专门用来介绍红军和苏区先进人物的事迹，批评各种不良现象。其中最受读者欢迎的还是《军事常识》、《卫生常识》、《俱乐部》等小栏目，它们除大量介绍防病治病、火线救伤和战略战术的常识，比如什么是堡垒战、游击战、运动战，在战斗中如何利用地形进行隐蔽、埋伏和进攻，刺杀、夜袭、侦察的要领，以及枪弹的使用和维护等等，还不定期地刊登红军歌曲和当地歌谣，猜谜语、趣味问答等更是办得生动活泼，因而深受广大干部战士和地方干部群众的欢迎。

尽管与十年前的《少年》、《赤光》全凭一笔一画在钢板上刻就不同，此时的《红星》报大都是铅印而成，但邓小平仍不时地露上一手。为了突出文章的内容和使版面生动美观，邓小平大都将标题手写，在木头上刻出字模后，再套印到报纸上。字如其人，与邓小平的日趋成熟相一致，此时他的字除保留当年的隽秀清晰外，还显得更苍劲有力，富有韵味。有的战士说，看《红星》报既能读不少好文章，又能欣赏到邓主编的好书法。

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中，邓小平还在报上撰写了大量的文章，仅社论就有《猛烈扩大红军》、《与忽视政治教育的倾向作无情的斗争》、《五次战役中我们的胜利》、《向着游击赤卫军突击》、《五一劳动节的工作》、《加强巩固部队的工作，彻底消灭开小差与个别投敌的现象》、《把游击战争提到政治的最高点》、《用我们的铁拳消灭蒋介石主力，争取反攻的全部胜利》等多篇。这些文章，与邓小平在《赤光》上写的那些文章已迥然不同。文章的语言文字固不待言，尤其是文章的内容，其思想政治和理论水平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在实践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到遵义会议召开调任为止，邓小平共主编《红星》报70多期。时间虽然不长，但无论是当年办《少年》、《赤光》，还是这一时期办《红星》报，这些经历都给邓小平留下了难于磨灭的印象。对如何办好革命报刊，发挥新闻舆论的喉舌作用，邓小平有着深刻的认识。建国不久，在1950年5月召开的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就如何做好新闻工作发表了十分重要的见解。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而又能做到密切联系实际，这在贯彻实现领导意图上，比其他方法更有效，更广泛，作用大得多。他说：“办好报纸有三个条件：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条离开了领导也搞不好，报纸就没有力量，容易变成‘有闻必录’。所以办好报纸的前提在领导。”无疑，这既是邓小平对新闻工作提出的要求，也是他当年办报的经验总结。这篇讲话至今对全党的新闻工作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娃娃头儿

1935年六七月间，邓小平由中央秘书长调任红一军团宣传部长。宣传部下属的宣传队，队员几乎都是些10多岁的娃娃，邓小平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宣传队里的娃娃头儿。

遵义会议虽然过去好几个月了，但开会的情形在邓小平脑海里依然十分清晰。当时，邓小平是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列席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虽然此前因受“左”倾路线的迫害，邓小平个人的工作和生活受到很大的冲击，但他忧戚在怀的只是党、红军和苏区的命运。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进行战略性大转移，在错误的方针和路线指导下，损失惨重，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中国革命前途如何，红军命运如何?更使邓小平感到忧心如焚。遵义会议彻底清算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确立了以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廓清了中国革命道路上的层层迷雾。在遵义会议期间，邓小平和毛泽东住在一起。邓小平曾因赞同和贯彻执行毛泽东所主张的政策和做法，被冠以“毛派”头子的大帽子，受到冲击。这次相聚，两人更是无所不谈，一吐为快。在会上，邓小平成为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坚定的支持者。遵义会议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也使压在邓小平心头多时的沉郁焦虑一扫而光。

宣传队这些娃娃年龄虽小，但在长征途中的任务十分繁重。他们不仅要走一样的草地，爬一样的雪山，而且要在大部队还未出发时，提前在沿途高大醒目的地方设立一个个宣传鼓动站，念快板，唱山歌，呼口号，张挂标语，为长途跋涉的红军将士鼓劲加油。到了宿营地，这些娃娃还要到驻地附近贴标语，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做当地群众的工作。邓小平对宣传队的这班娃娃，在生活上关心备至，呵护有加，在工作上严格要求，从不含糊。

一次，到达宿营地已近傍晚了。有些小队员实在觉得累，便想休息一下。没过一会儿，邓小平匆忙地走了进来，大声问道：“今天怎么了，怎么街上一条标语也没刷呀?”

见邓部长一改平日和蔼亲切的神态，满脸严肃的样子，小队员们面面相觑，谁也未敢吱声。

邓小平扫视了一眼整个屋子，一些刚躺下去的队员正挣扎着要爬起来。他们毕竟还是娃娃啊，今天的急行军连成年的同志也有些吃不消。想到这里，邓小平意识到自己刚才过于着急了些，便改用和缓的语气说：“我知道今天大家确实很累。可是，大家想想看，我们现在经过的许多地方过去都是国民党的统治区。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的欺骗宣传，使很多群众对我们红军并不了解。你们不是也看到有些群众一见我们来了就远远地跑开了吗?这样可不行啊，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红军就难于立足了。我们宣传队担负的任务不轻呀!”

听到这里，不少小队员都爬了起来。“来，我们再鼓一把劲，完成任务再回来休息!”停了一下，邓小平又鼓励他们说。

邓小平话音刚落，娃娃们便开始行动起来。大家拿扫把的拿扫把，提石灰水的提石灰水，跟着邓小平出发了。小队员们都知道邓部长的字写得好，便嚷着要跟邓部长学一招。气氛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刚才的疲倦不知不觉也消减了许多。

队伍到达甘肃边界哈达铺后，进行了休整，供给部给每人发了一块银圆。看着手里闪闪发亮的银圆，宣传队里的几名小队员便打起邓部长的“歪”主意来。他们对前来看望他们的邓小平说：“邓部长，明天我们会餐打牙祭，欢迎你来参加!”“好啊，好啊!”邓小平大声说：“一路上大家辛苦了，是该打打牙祭，补充补充。大家会餐都准备吃些什么呀?”“我们都核计好了，每人凑一毫子的份子，买鸡回来烧着吃。”一个年龄最小的队员抢着说。“要得!算我一份!”说完，邓小平掏出银圆递到了小队员的手里。

娃娃们用那块银圆很快买回好几只大母鸡。住地一下子热闹起来，大家拾柴烧水，宰鸡退毛，一片欢声笑语。半天工夫，红烧，白斩，麻辣，香喷喷的鸡肉摆满了一大桌子。

小队员们放开肚子，将几大盘子的菜干净利落地消灭后，一个个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神情，只是自始至终谁也闭口不提凑份子还钱的话茬。几天后，再见面时，邓小平刮着那个小队员的鼻子说：“你们这些娃娃啊，闹半天是来共我的产啊!”“嘻嘻——，哈哈——!”小队员们一个个得意地笑开了，“邓部长，想不到你也会上我们的当啊!”“你们呀——”邓小平刚才故意绷着的脸这下实在忍不住了，和小队员们一起大笑起来。

精神会餐

红军长征途中，生活极为艰苦。尤其是进入雪山草地后，因为荒无人烟，无法筹粮，战士们身上背的那点炒米炒面吃完之后，只好吃草根，啃树皮，甚至吃皮带等。

但无论是高耸入云、终年积雪的千年雪山，还是黑水弥漫、沼泽泥泞的茫茫草地，以及围追堵截，穷凶极恶的数十万国民党军队，都吓不倒英勇无畏的红军将士。大家怀着崇高的革命信念，始终以乐观向上的精神迎接着生与死的严峻考验!

遵义会议前夕，邓小平第二次出任中央秘书长。遵义会议后，他跟随毛泽东一起长征。在此期间，邓小平多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他负责中央日常事务工作以及中央领导同志的日常生活和安全保卫工作。常常是白天行军，晚上宿营时，大家就聚在一起摆“龙门阵”。后来声势越来越大，大家就开玩笑说成立一个“牛皮公司”，公推陈云任总经理，邓小平任副总经理。无非是他们二人在摆“龙门阵”时常常充当主角，能说会道。

当时因食物尤其缺乏，“牛皮公司”的一个主要项目就是吹吃的，搞精神会餐。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个地方的家乡菜纷纷登台亮相。什么江苏风味、山东风味、四川风味、广东风味……七彩纷呈，争妍斗艳。要是谁的口才超水平发挥时，那简直是色香味俱全，令人垂涎欲滴。在这当中，邓小平和罗荣桓两人常常互相抬扛，各不相让。要说辣椒好吃，两人倒还一致，都是特别喜欢吃辣的角色，但若说到具体的菜肴究竟是四川的好吃，还是湖南的味美，两个人就要争得面红耳赤。譬如说回锅肉，一个说四川的回锅肉正宗，另一个就说还是湖南的回锅肉味道更胜一筹。为了证明所言不虚，邓小平更是不厌其烦地将四川回锅肉的特点，从其选料、火候，直至具体调料的搭配，都说得详详细细。俗话说，湖南人不怕辣，四川人辣不够。这是说多辣湖南人也敢吃，越辣越够劲，而四川人除辣至极致外，还得添上花椒以成麻辣味道，吃起来方觉过瘾。据此邓小平就说“还是四川的回锅肉更好吃”。

后来，当长征进入四川地界时，大家发现并没有邓小平所说的种种美味佳肴，便纷纷开玩笑说邓小平这回“牛皮”是彻底吹“破”了。但邓小平依然不急不恼，乐呵呵地辩解说，这个地区是边区，老百姓生活还太穷。待以后翻身过上了好日子，这一切肯定都会有的!

是啊!从根本上说，我们的红军将士之所以不怕流血牺牲，前赴后继，就是怀着一个坚定的信念，要使普天下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这也正是红军将士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能依然保持乐观向上精神的原因所在。

由于征途劳累，红军将士中许多人都有借助抽烟提神的习惯。当时，腹中之饥靠精神会餐聊以满足；烟瘾上来了，只能捋些干树叶子，用捡来的破纸卷成大喇叭筒儿吸上几口，虽然抽起来只有呛人的怪味，但也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由于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邓小平的烟瘾也特别大。他的大喇叭筒儿卷得比别人好。每当休息的时候，邓小平总是边卷喇叭筒儿，边给在一边等候的同志分发，临了还幽默地说：“我可是香烟厂制烟的!”邓小平的话，逗得大家更加乐开了。

一天，邓小平好不容易搞来了一小把烟叶，他没忘记精神会餐时的老对手罗荣桓，还未进门就兴奋地嚷开了：“老罗，老罗，快看我搞来了什么?”

罗荣桓迎出来一看，喜出望外。闻讯赶来的同志们，一个个也当仁不让，从邓小平手里你揪下一片，他撕下一块，用纸卷上便大口大口地吸了起来。大家一边抽着，一边说：“只有这个时候，你这个烟厂的制烟工才是货真价实的!”

同甘共苦

1935年10月，工农红军克服了爬雪山过草地等等难以想象的重重艰难险阻，冲破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经受了饥寒伤病的考验，战胜了党内分裂的危机，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11个省，完成了人类史无前例的伟大壮举，胜利地到达目的地陕北。

长征，是以中国共产党、以红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的。长征的胜利，成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

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加紧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本来贫瘠的陕北，工农红军和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十分艰苦。

东征结束后，邓小平调任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分管组织、宣传、干部教育以及对东北军的统一战线等方面的工作，比以前更加繁忙了。西安事变前夕，邓小平不幸染上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伤寒。第一次是十多年前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这一次病情也同样十分严重，昏迷不醒，生命垂危。所幸的是，此时张学良和杨虎城为共同抗日，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在他们送来的两车慰问品中，有一些罐装的炼乳，邓小平就是靠着这点炼乳支撑着，才缓过劲来。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的身体仍十分虚弱。

与邓小平朝夕相处的政治部的战士们把这一切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但当时生活条件实在太差，天天都是窝头、咸菜。怎样才能让邓副主任增加点营养，使他尽快康复身体呢？一天，战士们听说野鸽子汤对久病体弱者有很好的滋补作用，不由眼睛一亮，因为驻地附近的林子里时常就有一些野鸽子在那里栖息。战士们马上便行动起来，果真打来几只野鸽子，送到伙房请炊事员炖好给邓副主任吃。

战士们没想到，开饭时，邓副主任把炖好的野鸽子汤大部分留给了他们。战士们虽然多日来天天吃咸菜窝头，也想尝点油荤。但一想到邓副主任撑着虚弱的身体，日夜操劳，连忙让通讯员把还冒着热气的野鸽子汤赶紧再给邓副主任送去。

但转眼工夫，通讯员又原封不动地将野鸽子汤端了回来，并说邓副主任交代让大家一定都吃点，改善一下。当战士们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邓小平走了进来。他亲切地看着战士们，说：“我们红军的老规矩，就是同甘共苦嘛！大家天天吃窝头咸菜，肚里没有油水，这点野鸽子汤正好打打牙祭，换换口味！”“可是，邓副主任，你的身体……”战士们还在推辞。“我的身体已经好多了嘛！你们看——”邓小平一边说着，一边举起双手，做出一副强壮有力的模样，然后热切地对大家说：“快趁热吃了，这是命令！”

过了一些日子，部队要到山里去背粮，来回有60多里地。大家知道，以往类似这样的活动，邓副主任无论工作多忙，都是一定要参加的。可是，现在邓副主任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这次背粮得瞒着他才行。于是，一大早，大家便悄悄地动身了。谁知没走出多远，战士们还是发现邓小平也来了。大家七嘴八舌地嚷嚷开了：“邓副主任，你身体不好，工作又忙，这次就别去了吧！”“见者有份嘛！何况今天背粮的任务是我下的，我不去怎么行哟？”邓小平笑着说。“可是你的身体……”战士们还在劝阻。“没有关系。我也是借此锻炼锻炼身子骨嘛！”邓小平头也不回，边说边快步向前走去。

转眼一年一度的八一建军节又到了，政治部决定在驻地举行盛大的军民联欢晚会。

入夜，陕北高原的暑热已渐渐退去，部队的干部战士和驻地附近的乡亲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把刚搭起的小舞台直围得个严严实实。在几盏汽灯明晃晃的映照下，战士剧社的那班小演员们一个个使出浑身解数，独唱、小合唱、快板书、魔术、活报剧，精彩节目一个紧接一个。在节目演出的间隙，各单位还相互拉歌，闹得红红火火。

这当儿，直属队突然点将点到了邓小平的头上。他们高声喊道：“欢迎邓副主任表演一个节目，大家说要不要？”“要！”台下四周齐声应和。“欢迎邓副主任表演一个节目，大家说好不好？”“好！”这次响应更加热烈了。

干部战士们都知道，邓小平多才多艺，据说还能唱不少法文歌曲。谁也不肯错过今天这个难得的机会，大家的掌声鼓得更响了。

听过邓小平唱歌的小宣传队员们，建议他就唱拿手的《马赛曲》。《马赛曲》，这个法国歌名，又一次深深触动了邓小平的心灵。邓小平对它是再熟悉不过了。这首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歌曲，原名为《莱茵河驻军战歌》，它的词曲都出自法国诗人兼作曲家鲁日·德利尔之手。当时正是奥地利、普鲁士武装干涉法国革命的危急时候，这首歌表达了法国人民争取民主、反对暴政的坚强意志和爱国热情。一经作出，便迅速传唱于共和军中。1792年夏天，普罗旺斯地区战士们高唱这首歌曲，气昂昂从马赛向巴黎市郊进军。从此，这首歌曲广泛流传，并得名为《马赛曲》。邓小平是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学会这首歌的。每当哼起它时，总能感到有一种力量和信心在心底催人奋起！

想到这里，邓小平猛地站起身来，大步跨上了小舞台。他以进行速度，高声地唱起了《马赛曲》。唱着唱着，邓小平不由得浮想联翩，心潮起伏，往事历历，革命途程还很长。

高亢有力的《马赛曲》飘荡在旷野四周。台下鸦雀无声，大家都在入神地听着，听着。许多人都被深深地感染了，革命豪情在胸中涌动。

月明星稀，在静谧的夏夜中，邓小平雄浑激越的歌声传得很远、很远……

从组织“动委会”入手

1937年8月，邓小平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0月下旬，他率领政治部转移到吕梁山下，驻汾阳县的三泉镇、孝义县的下堡等地，开辟晋西南工作。

总部路过太原时，邓小平被先前到达的周恩来副主席找了去，要他担任第二战区刚刚成立的“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的八路军代表；指示他首先在同蒲线以东、正太线以北我军开进的地区，从组织“动委会”入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建立“动委会”，是周恩来根据党的进行全面的民族抗战方针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的。其中关于实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实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等，正是挽救山西抗战危局所特别急需的。所以经周恩来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商谈，很快达成协议，战动总会于9月20日成立。主任委员是著名的爱国将领续范亭，中共方面的南汉宸、程子华是常驻委员，分别担任组织部长和人民武装部长，其余的副主任委员和宣传部、动员分配部、除奸部等负责人，有阎锡山派出的，有国民党左派人士。邓小平任八路军代表，不驻战动总会领导机关，但用了很大的精力做各方面人士的工作，筹划“动委会”的活动，加强了党对它的领导力量，有力地支持了它的工作的开展。

按照周恩来的意见，“动委会”是带有战时政权性质的组织。后来，刘少奇概述它的历史作用时说：“动员委员会是战争动员机关，是团结群众参加与援助抗战的机关，也是游击战争的准备机关、组织机关和领导机关。”当时，邓小平从太原带回来的文件：战动总会的《成立宣言》和《组织纲领》，指出的也正是这样的要求。“动委会”有三大目标，七项任务，其核心内容是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民主政治，扶持抗日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具体工作是动员新兵，组织人民团体和自卫队，筹集粮秣、运送弹药和伤病员、铲除汉奸等。实际上是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具体化。组织“动委会”成了我军在新形势下发动群众的良好形式，实现党的全民抗战纲领的组织措施。部队在开赴前线途中，有些人曾提出疑问：不搞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了，那么，用什么形式代替它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建立政权呢?邓小平耐心说明，从组织“动委会”入手，便可战胜日本侵略军，发展革命力量。

经过研究，任弼时在总部驻地召集一一五师、一二○师及各团政治部门领导开会，部署和划分群众工作负责区域。邓小平就各部派出民运工作团如何结合战争形势迅速建立动委会，积极而认真耐心地开展群众工作作了详细指示。几天以后，平汉线以西广大农村有了“动委会”，组织起万千群众，有力地支援了我军作战和向敌后挺进。当王平和李葆华、刘秀峰等组成的河北临时省委出发去阜平前夕，邓小平代表北方局和他们谈话，就他们如何以太原“动委会”名义开展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并派了一部分同志和他们一起去开展阜平一带的工作。后来，一二○师主力向晋西北开进以后，一二九师到达正太线以南，直至向平汉线以东的豫北、冀南地区发展时，大批民运工作团开辟工作，也都是从建立“动委会”入手，为随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辟了道路。

邓小平当时刚过“而立”之年，不论是对于军队荼，还是对于地方工作，都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他工作认真，作风干练，待人热诚，深得同志们的信赖。

与人民群众心连心

在平型关大捷之前，毛泽东针对日军的战略企图指出，我军在山西，集中于五台山一区难以立足，“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这样互为犄角，密切协同，在日军压力面前才能站得稳，顶得住。到1937年10月中下旬，日军沿正太线猛烈进攻，他又一再明确指出，“吕梁山脉之晋西南，虽然目前距敌尚远，然亦不可不于此时作适当之部署”。

上级领导考虑，当时一一五师主力正转战晋东北向晋察冀边界展开；一二○师主力正由雁门关一线向管涔山脉之晋西北和晋绥边界发展；一二九师主力正转战于娘子关一线，已跨过正太线向晋东南挺进。晋西南当时还不算战区，阎锡山拒绝我军主力进驻。所以总部研究决定，由邓小平担当到晋西南作“适当之部署”的任务。10月中旬，邓小平率领傅钟、陆定一、黄镇等总政宣传部、民运部的一些同志，离开主力部队，向晋西南的汾阳、孝义一带单独开进。

邓小平来到汾阳后驻三泉镇。他还没来得及休息一下，当地的牺盟会负责同志和山西省委的同志就不断找邓小平汇报情况，听取指示。同时，邓小平率领的部队很快就同县牺盟会建立了联系，通过他们了解一些当地社会情况，并首先向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展开宣传动员工作。

没过几天，从忻口前线败退下来的国民党部队，三五成群地退向晋西南。到11月上旬，战动总会机关包括游击干部训练班、战地剧社等直属单位，由太原撤到了汾阳。邓小平立即向程子华、南汉宸、续范亭等了解太原前线的情况。他得知守城作战的实际上仅有傅作义的两个旅，就马上提议由战动总会给傅作义将军拍个电报，对守城官兵表示慰问，鼓励作战士气。

太原城11月8日失守后，从太原外围败退下来的中央军、川军、陕军、晋绥军沿着大路小路逃跑，整天人心惶惶。周恩来第二天由交城到达汾阳。他对战动总会的同志们说，要想办法不让败军骚扰群众。阎锡山撤走他的干部，你们必须守住岗位。他拆台，我们干，和华北人民生死在一起。邓小平也鼓励大家说，国民党扔掉国土，丢下老百姓，抗战的责任在我们肩上，我们要当仁不让!我们要树立决心，鼓起勇气，站在最前线和日寇拼命，同山西人民一道抗战到底!阎锡山在战动总会还没有离开太原之前，已撤走了他在总会的干部，逃进了吕梁山区。

周恩来副主席要邓小平统一部署战动总会和当地牺盟会的工作。周恩来走了以后，在邓小平指挥下，八路军政治部、战动总会和牺盟会三个方面通力合作，有条不紊地开展了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为了尽量地挡住失败的军队入城、进村骚扰群众，战动总会的干部和部分坚守的政府人员，在汾阳城外和临近大道的村头、路口，动员群众设立茶水站、救护站、转运站，安抚败军，运送伤病员，使队伍尽快通过。总政和牺盟会的宣传干部加上战地剧社的一些同志，分散到村子里、城关街道上，讲演、演出、张贴标语，揭穿敌人散布的谣言，打击汉奸活动。最紧急而又最艰巨的转移兵站粮食、棉花的任务，由随校的干部、学员担负了起来。他们和民工一起，把粮食运出县城，把棉花运过黄河。

国民党嫡系部队、阎锡山地方部队等几万败军过后，只有邓小平率领的佩戴蓝底白字臂章的八路军和佩戴绯红色“战地动员”臂章的战动总会的人员组成的队伍，挺进在太原西南方向的大道上，人民群众都说：八路军和去年东征的红军一样，同老百姓一条心。

新兵的荣耀

在日寇大举进攻面前，共产党、八路军英勇抗战。特别是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声威大振。人民群众纷纷参加八路军，部队中增添了许多新兵。邓小平无论到农村，还是去城镇巡视、检查工作，都十分注意关怀新兵。

早在晋东北时，总部就给直属队分配了扩军1000人的任务，并且在指示中明确提到：尽量运用战地动委会的组织纲领，拟定实行合理负担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方法，解决扩大部队的问题。

当时，群众对八路军的崇高信赖之情，十分动人。许多村庄都盼望八路军去进驻，因为白天可以挡住国民党败军的骚扰，夜间土匪也不敢随便进村子。群众见到八路军都抢着往自己家里拉，八路军住在谁家，谁家就感到非常自豪。如果谁家有人参军，不仅有光荣牌匾挂在大门口，家长还被八路军请去会餐，这就被看作是极大的荣耀。新兵出发以前，家里贫困的发给安家费、救济金；新兵出发时，青救会、妇救会给他们戴光荣花，还敲锣打鼓，非常热闹。这样扩充军队，是老百姓从来没见到过的。群众说，这才真正显得军民是一家啊!正是这种原因，仅孝义县不到两个月，就有3000名青年加入了八路军的行列，有的补充到主力部队，有整整一个营编入了总部特务团，还有几百人到了刚刚建立的总部炮兵团。1938年2月，邓小平撰写了《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一文，刊载于八路军总部出版的《前线》月刊上。文章高度赞扬了“妻子送丈夫，父母送儿子，哥哥送兄弟”参军的模范行动，热情鼓励广大新战士在艰苦环境中锻炼成长。文章指出：我们不仅要武装战士的手足，尤其重要的是武装战士的头脑。根据前段招兵工作的经验，“要从政治工作上保证这些新战士具有高度的热情和自动性而开赴前线，这对于军队战斗力的提高，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新兵动员方式的改善，与部队政治工作的加强，将配合着战略战术的进步，锻炼出最大数量的有优良技术的有最高战斗力量的国防军队，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的工作，是在群众中发现积极分子后着手进行的，由于时间短，数量不多。但在此时，1936年各县参加红军东征部队的优秀青年党员，有一些被派了回去，成了当地建党骨干。邓小平回总部后，办了一些小型的新党员训练班，讲解党的知识。后来，把新党员的组织关系交给了地方党委。

邓小平1938年1月中旬离开八路军政治部，担任一二九师政委。他为保证我军在伟大历史转折关头贯彻党的政治纲领，在民族革命战争中开始新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奠基和开拓的工作。

智斗阎锡山

1937年10月，遵照毛主席关于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民运部长傅钟和随营学校校长韦国清率总部一部分同志来到孝义县，开辟晋西的地方工作。邓小平召开会议布置扩军、筹粮筹款和帮助地方建党建政等各项工作，同时还派干部帮助县牺盟会训练抗日自卫队，建立抗日游击队。建立游击队是邓小平开辟根据地的最核心工作。然而，建立游击队所需要的物资、枪支从何而来呢?针对这个问题，邓小平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周密的思考，并巧妙地使阎锡山把他们的物资、枪支留了下来。

当太原失守前夕，日军由榆次南下进攻平遥，平遥县长带着县政府、县公道团和县牺盟会三四百人，携带物资、枪支，弃城逃跑。我们的部队一到孝义兑九峪镇，平遥县牺盟会特派员李文炯立即到八路军随营学校找韦国清，请示如何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邓小平得知后，一大早就从驻地下堡赶到兑九峪。一到韦国清的房间，就让韦国清赶快去找平遥县牺盟会特派员李文炯。看着邓小平风风火火的样子，韦国清笑了，顺手一指说：“他就是李文炯同志!”邓小平也笑了，握着李文炯的手，说：“听说你们来了，我没顾得上吃早饭就往这里跑。”

邓小平细心地听完李文炯的汇报后，果断地说：“我赞成你回平遥去打游击的想法。在民族危急关头，反对逃亡，理所当然，要理直气壮，敢于领导群众进行反逃亡斗争。让县长当游击司令，你当副司令。带出来的人愿打游击的留下，不愿意的就让回去。”李文炯当即表示：“阎锡山早有电报，让我们牺盟会和县政府、公道团互相牵制，守土抗战。我很愿意回平遥去‘守土抗战’，可就怕县长不同意。”

邓小平沉思片刻后，说：“好!你就用阎锡山‘守土抗战’的指令去说服他。如果他不听，我再说服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把物资、枪支带走。”过了一些日子，李文炯来汇报说：县长很顽固，一时说服不了。于是，邓小平就把平遥县长和李文炯一起请到随营学校来，耐心地进行商谈和动员。但是，县长仍然坚持要去大麦郊面见阎锡山。邓小平委婉地说：“好吧，你们回去再考虑考虑，也可以和我们带来的人一块商量，最好是一同回平遥去打游击、守平遥。”邓小平说的这番话，李文炯是懂得其中含义的，这就是暗示他要发动群众同县长斗争。

李文炯回去后，首先把邓小平的意见和打日本不当亡国奴的道理跟大家讲了，并且说服了大多数人。然后，请县长给大家讲话。县长仍坚持要继续西行，于是，不少人便站起来反对，要回去抗日，而且还有意气势汹汹地指名要特派员也表态。李文炯装出左右为难的样子，说：“我们带大家出来，就应该和大家在一起。你们要回，我也同意。不过，我还是请县长和我们一起行动!”县长一看自己孤立了，众怒难犯，只好把物资、枪支留给大家，自己气狠狠地走了。这一下，李文炯就率领大家携带枪支弹药，跟随邓小平来到下堡镇八路军总部驻地。

就在同一天，孝义县的县长刘怀伟听到日军逼近平遥的消息，也慌了手脚，发了通知，准备撤离县城。县牺盟会特派员曹诚要求县长把枪发给游击队抗击日军，刘不同意，竟然还把背不走的枪支、手榴弹扔到井里。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曹诚等牺盟会的人同刘怀伟“谈判”，请他把公款和枪支留下，用以武装游击队，抗击侵略者。刘不答应。这时，邓小平命令加强岗哨，以防刘乘夜逃走。

这天夜里，按照邓小平的部署，孝义游击队在总部人员的配合下，包围了县公安局，用开会的方式和平地下了他们的枪。县公安局长是隐蔽的党员，他向游击队交了所有的武器、公款，然后向刘怀伟作个假汇报，说被游击队下了枪支收了款。刘无可奈何，偷偷给阎锡山打去电话，声称八路军扣留了他们。阎锡山接到电话，又听了平遥县长的报告，气急败坏地准备派兵报复。

在此之前，邓小平已派曹诚、李文炯赶赴大麦郊向牺盟总会会长阎锡山报告事情经过。当得知刘给阎锡山打了电话一事后，邓小平当机立断，马上采取了紧急措施：一方面派人追回已走至半路的曹、李，免得造成无谓的损失；另一方面亲自帮助孝义牺盟会起草了一份给牺盟总会的电报，陈述事情的经过，并让他们转致阎锡山。同时将刘释放，并且加强侦察、警戒，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正当阎锡山同部下连夜商量报复八路军时，牺盟总会的牛荫冠拿着电报来见阎锡山，电报的内容是孝义县长刘怀伟擅离职守，在日军尚未侵入孝义之前就惊慌逃走，并把枪支武器扔到井里，不让我们武装迎击敌人。虽几经劝说，仍不肯留下。为响应阎司令长官“守土抗战”的号召，我们不得已将枪支、公款留下，放走了刘怀伟……阎锡山看完电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牛荫冠等趁机解释：牺盟会特派员留下枪支武器，坚持“守土抗战”是对的。事情不是八路军干的，和人家无关，闹起来反而缺了理。那时，阎锡山的县、区长一听到日军快要打来的风声就拔腿逃跑，使军队得不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因此，军队骂他们是“逃跑政府”。阎锡山对此也很痛恨，恨他们不争气，不给他“守土抗战”。现在碰到的又是这种事，阎锡山大为恼火，只好不再提这些枪支的事情。

邓小平巧收了平遥、孝义县政府的枪支后，立即由总部抽派干部组建了八路军游击支队，这是孝义县的第一支抗日武装。不久，顽固派指控牺盟特派员把发展的武装编入了八路军等等。邓小平闻讯后，便立即将部队改名为牺盟晋西游击支队。一开始，大家不理解，邓小平耐心地作解释工作，要求大家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人们的思想才转过弯来。这之后，邓小平指导组建的牺盟晋西游击支队奋勇杀敌，在孝义，乃至在整个晋西的抗战史上，流传着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精明强干平易近人

1937年10月初，平型关大捷之后，八路军前方总政治部驻地五台南茹村住着一些青年学生，其中几个是留学日本回来的。他们前几天从上海来到这里，等待分配工作。一天下午，总政宣传部的同志通知说，总政副主任邓小平约他们谈话。

当他们走进邓小平住的房间时，看到邓小平虽然个子不高，但两眼炯炯有神，显得精明强干，身上穿着一身灰色的洗得有些发白的粗布军装。他的住室收拾得很干净，八仙桌上有几本书和一些薄薄的文件，炕上一条毯子和一床叠得整整齐齐的薄被，墙上挂着一个皮挎包。邓小平很客气地让他们坐下，并叫警卫员给他们每人倒了一杯白开水。接着就问他们每个人的经历，还问起到此地对八路军的印象如何。由于是初次同八路军的高级干部谈话，大家都显得有些拘束，不太敢多说话。邓小平见此情形，微笑着对他们说，可以随便地谈谈嘛。这样，大家就开始谈了起来。从上海来的张秀山讲了北上途中看到国民党军队和阎锡山部队的溃退状况，感到十分气愤，也有些沮丧。青年学生们说完后，邓小平讲了话。他首先表示理解他们的爱国热忱，欢迎他们参加八路军。接着，他指出，必须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而不能是单纯的政府抗战。中国共产党为此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要为实现这个纲领而奋斗。他还说，当务之急是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发动群众。目前华北战场，国民党中央军败退得这样快，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发动群众，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八路军不光要打仗，还要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把日本侵略军淹没在千百万抗日群众的汪洋大海中。邓小平鼓励他们要在部队中接受长期战争的考验，并在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最后还叮嘱他们说，八路军里的战士和干部，绝大多数是工农出身，他们文化程度虽低一些，但政治坚定，作战勇敢，有实际经验，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要做到尊重工农干部，要与他们搞好团结。你们遇到问题或困难，可以同老干部谈，他们会热情地帮助你们的。这次谈话虽不到两个小时，但这几位年轻的知识分子都觉得受益匪浅。邓小平那浓重的四川口音，干脆利落、不讲客套的作风，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他们在邓小平身上看到八路军的领导同志没有官架子，平易近人，上下级之间是平等的同志关系。

米通全老汉的知心人

襄垣县城南关，有一处住宅，因主人姓樊，人们习惯地叫它“樊家大院”。

1938年初，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同杨勇率领的八路军六八六团来到这里，团部就设在樊家大院。

这个大院有一个“外来户”叫米通全，原住郭庄，为给城里的磨坊打短工方便，才搬到南关，赁租了樊家的两孔土窑。他60多岁，患瘫痪两年多，生活不能自理。儿子米义精早上天不明出门，晚上满天星才回，老汉全靠儿媳侍奉。他多次想寻短见，都因儿子儿媳发现而被劝阻。

这事让住在樊家大院的邓小平知道了。一天，邓小平来到他家，像老熟人一样，盘腿坐在老汉的炕上，问长问短，聊起了家常，并详细地问起老汉得病的经过。当邓小平听说老汉是因劳累而得病，得病以后又无钱医治，加上缺乏营养，最终导致残废之后，非常同情，并说：这都是旧社会那不合理的制度造成的罪恶。共产党八路军就是领导穷人打恶霸、闹翻身的。眼下，日寇侵犯中国，灾难更加深重，这就需要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积极抗战，赶走侵略者。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就是帮助像您这样的穷苦人都能过上好日子的，老大爷，要顽强地活下去呀!米通全老汉听后，顿时暖流涌身，感慨万千。他想，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谁和自己这样促膝坐过，说过这样的知心话呢?

第二天早晨，米通全老汉刚起床，警卫员小郭就端来了热腾腾的蒸馍和菜，恭恭敬敬地放在了老汉面前：“大爷，首长说你年老多病，加强点营养，也许会好一点。”老汉不由得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小郭走后，他让儿媳把蒸馍和菜放好，非要给村里的人们说一说这件事情不可。谁知，午饭、晚饭也都照例地送来了。一连三天，都是这样按时送来，米通全老汉有些受不住了，拖着小郭怎么也不愿收下。这天晚上，邓小平又来到老汉的屋里，老汉埋怨说：“你们同志连俺口水都不喝，说是群众纪律，可我怎么能天天吃你们的饭呢?你们有你们的纪律，俺家也有自己的家规呀!”邓小平忙说：“大爷，这是特殊情况，可以例外嘛。再说，我们吃的穿的还不是人民群众给的?你加强点营养，恢复了健康，说不定还能为抗战出把力呢!”老大爷听了这话，万分激动地说：“首长，你们想的，真比对你们自己家的亲人还周到啊!”邓小平说：“大爷，你就是我们的亲人呀!”

后来，邓小平和杨勇又把部队的医生派去，给老汉进行诊断、打针、治疗。不几天，老汉的病情果真有了好转。在部队离开樊家大院的时候，米通全老汉还扶着拐杖，挥动着不灵便的右手，把他们送到大门外边，并高声喊着：“首长，同志们，你们先走吧，看样子我还真有可能上前线呢!”

要爱护人民

抗战初期的一天，王兴芳骑着邓小平政委的战马走在山西阳城县城的街上。大街上的群众见他是八路军战士，都主动地让路，还微笑着向他致意。邓政委即将赴延安开会，为了能让他顺利地赶路，王兴芳想尽快到马店给这匹战马挂掌。

因赶路心急，再加上心里非常的愉快，他在县城的街道上信马奔驰起来，当马过弯道时，昂然奋蹄，“啪”的一声，似乎什么东西被掀倒在地，他也没有太在意，继续纵马往前。

王兴芳给马挂好掌后迅速返回，邓小平看见后，立即严厉地命令说：“王兴芳，下来!”王兴芳心想，怎么回事?刚才还露着微笑的邓政委，现在竟铁青着脸?只见邓政委恼怒地说：“你干的好事，骑马儿过街，撞坏了老百姓，知道吗?”

王兴芳听后，大吃一惊。原来，刚才马过大街弯道时碰倒了一位老大娘，满街的老百姓议论纷纷，传到了邓小平的耳朵里。但是，王兴芳得知老大娘伤势不重后，在心里松了一气的同时，又觉得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再说，也是为了快点完成任务，不耽搁首长赴延安开会的时间，值得这样大动肝火吗?于是王兴芳很不高兴地嘟起嘴，既不回答，也不申辩。

邓小平见他这种神态，转换了口气说：“现在是团结抗战的时候，人民一心向往的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八路军战士，这样对待群众，影响多不好!我们来自人民，是人民的军队。人民是水，我们是鱼，八路军离不开人民，正像鱼离不开水一样。小伙子，要爱护人民啊，如果我们不爱护人民，人民就不会拥护我们，我们也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山间草寇。到了那一步，不要说打日本，恐怕自身都难保哇，这些严重后果，你想过吗?”

邓小平这番语重心长的话，深深触动了王兴芳。王兴芳想，自己从小死了爹娘，是数不清的好心穷人把自己拉扯大了。有一次在川陕苏区打仗时负了伤，是老百姓一口奶水一口鸡汤将自己救活过来了。在长征路上，陷进了烂泥坑，好心的藏族老阿爸为救自己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王兴芳回忆起这些往事，越想心里越难过。他流着眼泪，请求说：“邓政策，我错了，处分我吧。”

邓小平说：“你应该向群众赔礼道歉。我这儿有几元钱，你也带上，给老大娘做医药费。”邓政委从口袋里掏出钱来。王兴芳心里非常明白，这钱是邓政委去延安的路费啊!王兴芳不愿接钱，邓小平不容分说，一把将钱放在他的手上：“快去给大娘治伤。”话音刚落，邓小平就跨上战马飞驰而去。

王兴芳眼含热泪，久久地凝望着首长远去的身影，思绪万千。邓政委是我们的好政委，也是老百姓的好政委啊!

挥泪斩小卒

1938年1月的一天，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召开宣判大会。

会场设在城外清漳河的河滩上。那天天气很冷，部队排成纵队站着开会。会议开始后，军法处宣布处决一名奸污民女的老士兵。当宣读完罪犯的犯罪经过后，这名士兵被就地正法。之后，是邓小平政委讲话。

邓小平神情冷峻，默默走上主席台，沉痛地说：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大会，处决奸污民女的一名老战士，当地群众纷纷求情减刑，不少的干部战士也觉得判重了。究竟是不是处理过重了呢?

邓小平望着台下鸦雀无声的人群，加重了语气：同志们，不论群众怎样求情，我们是不能宽容这个犯罪的战士的。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同军阀队伍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纪律严明，决不允许侵犯群众利益。只有做到这样，我们才能得到群众的爱戴，才能在敌后生存。邓小平还说，老百姓历来都很怕当兵的，山西的统治者过去还向群众灌输共产党红军是多么可恶，多么可怕。为了让群众真正了解我们八路军，知道它完全不同于旧军队，就需要我们用实际模范行动，来教育群众。应该说，自从出师以来，我们部队的纪律是好的，已经初步得到了群众的信任，但是决不能因此而懈怠。这次奸污妇女事件，虽是极个别战士所为，但一传开，就会对我军造成很坏的影响，并会破坏我们这几个月来好容易在群众中形成的好印象。所以，尽管有群众代表来部队求情，我们也决不能心软，一定要严肃处理这件事。

邓小平还特别号召大家，一定要从这件事情中吸取教训，严明群众纪律，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正做到不愧为革命军人。

邓小平对这起破坏群众纪律的事件处理得很果断，表现出他在原则问题上不讲情面，执法如山。邓小平在这次大会上的讲话，对指战员们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对整顿全师的群众纪律和提高革命战斗力起到了很大作用。

响堂铺伏击战与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

1938年1月18日，新上任的一二九师政治委员邓小平来到了师部驻地辽县西河头村。

邓小平和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一起部署和指挥着响堂铺伏击战。

1938年3月上旬，日军又攻占了临汾、汾阳、离石等重要城镇，打通了邯(郸)长(治)大道和同蒲铁路南段，进入晋东南和吕梁山区，并继续向晋西黄河各渡口猛进。这样，邯长大道和以长治至临汾的公路就成了日军的一条重要的后方交通运输线。为了破坏日军的战略计划，邓小平与刘伯承、徐向前决定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对敌人的运输部队进行一次较大的伏击战。

邓小平与刘伯承、徐向前通过对反复侦察得来的大量情报的细心研究，最后认为，在东阳关和涉县之间的响堂铺一带，是打伏击比较理想的地方。这里公路沿小河床而过，路南是高山，悬崖陡立，不易攀登，路北为起伏高地，谷口较多，便于隐蔽和出击。在这里伏击日军的汽车运输队，把握比较大。26日，邓小平和徐向前率部从下良出发，向设伏地域移动。31日凌晨，部队进入伏击地域。邓小平和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徐向前的指挥所设在响堂铺路北后狄村的山坡上，邓小平率师直属队进到佛堂沟。8点30分，日军第十四师团辎重部队所属的森木及山田两个汽车中队的180多辆汽车由黎城经东阳关向响堂铺开来，9点左右完全进入伏击区。徐向前一声令下，顿时步枪、机枪、迫击炮一齐开火，山沟沸腾了。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得摸不着头脑，在山沟里乱冲乱撞。就在敌军混乱之际，埋伏一夜的战士用手榴弹、刺刀解决了那些顽抗之敌。日军从东阳关和涉县出动的援兵，也被埋伏在那里的部队打了回去。激战两个多小时，战斗结束。这一仗毙伤敌400多人，还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

当日下午5时，日军出动10多架飞机，对响堂铺狂轰滥炸。但邓小平和徐向前已率领部队转移到秋树垣一带。刘伯承高兴地对邓小平、徐向前说：“我们刚一分开，你们就打胜仗啊。”4月2日，刘、徐、邓共同签署了《响堂铺战斗详报》，用电台发给中央军委和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响堂铺一战是邓小平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后直接参与指挥的第一个战斗。当时影响很大，是伏击战斗的典型范例之一。

4月初，日军以第一○八师团为主力，纠集了3万多人的兵力，分九路向晋冀豫根据地实施围攻。为了粉碎敌人的围攻，八路军总部制定了以一部兵力牵制多路敌人，集中主力击破一路的反围攻作战总方针。

为了打好这一仗，邓小平不仅和刘伯承、徐向前一起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详细研究反围攻的具体作战计划，而且积极部署战前的政治动员工作。他指示师政治部编印《临时紧急教材》，发到各连队。并在各部队中发起了“看谁最能够执行命令、坚决勇敢、节省子弹、多捉俘虏、多缴枪炮，严守战场纪律”的竞赛。还先后主持了粉碎敌人围攻的誓师大会。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各部队政治工作干部协同县政府组织了反围攻总动员实施委员会，召集各抗日救亡团体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和制定具体的配合反围攻工作计划。在部署做好动员群众、“空舍清野”等后方工作后，4月11日，邓小平赶到桐峪镇师部，与刘伯承、徐向前共同指挥反围攻作战。

4月10日前后，入侵根据地的日军大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其中窜入辽县、武乡的敌人6000余人，遭到抗日游击队和自卫队的袭扰，加上广大群众实行了空舍清野，日军很快陷入饥饿和恐慌之中，邓小平和刘伯承、徐向前等得悉这一情况后，立即商定作战计划。邓小平高兴地说：“我们的动员工作搞得好。榆社给敌人来了一个‘空城计’，鬼子是饿着肚皮跑路的。”接着又建议说：“鬼子扑来扑去，搞不清楚我们去那里。我们却一直盯着他们。今晚让部队好好休息，以逸待劳。我们搞个计划，明天上午分配任务。”

15日早晨，师部率主力部队及一一五师六八九团，由涉县以北地区向西急进，当晚进到武乡附近，待机歼敌。黄昏时，侵入武乡的日军约3000余人正沿浊漳河东窜。刘伯承等当即命令紧紧咬住这股敌人，并将主力部队兵分两路急速追击。第二天晨，一二九师两路纵队在浊漳河北岸的长乐村地区追上敌人，随即发起猛攻，截断其后段1500余人，接着又在型村、李庄一带将敌截成数股，分割围歼。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战士们英勇善战，从山头、山谷甚至几丈高的陡坡上冲向敌群，与敌人展开白刃战，顿时，敌人人仰马翻，死伤遍地。下午，敌增援部队赶来，战斗更加激烈。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等认为，全部消灭敌人已无把握。为了巩固胜利成果，他们果断决定用少数兵力在前线布防成游击网，打击和迷惑敌人，命令主力部队立即撤出战斗。

长乐村战斗共歼敌2200余人，是粉碎日军对晋东南九路围攻的决定性战斗，因而闻名全国。

“人民是母亲”

1938年春，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率领十七团一营三连战士插入敌后。当队伍行至山西阳城，经过东西洪村时，遇上日伪军“扫荡”。部队受阻、行动遇到了困难，不能按原计划继续前进。当时正值青黄不接时节，老百姓生活很困难。部队的粮食也没有了，邓政委就和大家一块挖野菜充饥，就这样度过了7个日日夜夜。一个新战士不忍心看着邓政委和大家一起挨饿，就设法搞了一个玉米棒子，高高兴兴地送给邓政委。“为了它，你费了不少劲吧?”邓政委笑着问。“那当然，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藏粮食的树洞才搞到的。”新战士擦着头上的汗水回答。“拿群众的东西，给群众留钱了吗?”邓政委又问。

这位新战士很得意地回答说：“当然留了，还写了一张条子呢。”“好!”邓政委表扬了这个新战士。接着，又严肃地对他讲：“这玉米是老百姓留的种子，你立即把它送回去。”新战士知道自己错了，红着脸答应一声“是”，就走了。

事后，邓政委把全体战士集合起来，问大家：“毛主席讲，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同老百姓是什么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那么，鱼离开水会怎么样呢?”“只有死路一条。”“对。”邓政委接着说：“毛主席亲自为我军制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永远不要脱离群众，事事为群众着想。”“决不能因为自己遇到一点困难，就去违犯群众纪律。”

邓政委面对战士们满怀信心地说：革命是艰苦的，但只有通过我们的艰苦奋斗，才能使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同志们，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

难忘的教训

1938年4月，邓小平政委来到一二九师前方指挥部所在地的道沟村之后，经常到司令部作战室去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刘伯承师长指示作战科的参谋，每天都要向邓政委汇报情况，所有从山东方面、冀南方面、山西方面来的报告(包括敌情、我情、友情，我情中又包括地方武装的发展情况和作战情况)都必须立即送邓政委批阅。刘、邓首长批阅文电都十分认真及时，有了问题随时商量，从不耽搁。每份批复，都是根据刘师长、邓政委的批示拟定，再经刘邓审定签署后送交机要科用电报发出。当时参谋人员少，作战科的工作量大，每天都要忙到深夜，甚至通宵工作。邓政委经常对参谋处长李达说：“参谋同志工作太辛苦了。”李达处长也说：“是呀，不仅作战科参谋很辛苦，机要科和电台的译电人员、服务人员都很辛苦。”邓小平非常关心这些科室同志的生活，经常抽时间去看望作战科、机要科和电台的同志。有一次，他发现参谋人员的夜餐做得不够好，便将管理科长叫来，指着饭盒说：“参谋同志工作太辛苦，需要补充营养，以后夜餐要尽量搞好些。”邓政委对中央的指示十分重视。每当收到中央指示的文电，便立即同刘师长一起来到作战室，对照地图，对中央指示反复阅读和研究，及时向各地区各部队提出如何执行的要求。邓政委还常常带着下面的报告来到作战室，从地图上查地名，看地形，有时和刘师长一起对报告中汇报的情况、请示的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和研究，直到作出决定。有时商谈到很晚很晚，有时遇到很急的问题，邓政委和刘师长就在作战室里交换意见，商定之后便一条一条地对参谋口授向上报告和向下批复的文稿，等他们记录和整理完毕，邓政委和刘师长即刻修改定稿后，才签字离去。

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件事。一天，苟元书在作战室值班，有一份作战命令要立即送到三八六旅，内容是刘邓首长命令三八六旅从平汉铁路西侧向南横扫。

作为急件，苟元书命两个骑兵通信员，火速送往三八六旅。

通信员领命，即刻起程。途经营头村，这里有供给部的采购站。两个通信员下马要了些烟吸，吸完后又驱马狂奔。

采购站的张科长无意走进两名通信员休息过的房间，不禁大惊失色。但两名通信员已无影无踪。

第二天上午8点，两名通信员准时赶到三八六旅驻地。但要他们专送的绝密件却找不到了。文件不翼而飞，十万火急!

陈赓立即通过电话把此事报告了刘伯承。“文件绝不能落到敌人手里。”邓政委指示：“要参谋带上通信员沿路查找，要通信员想想可能丢在什么地方?”

参谋处长李达立即命令苟元书带两名通信员出发，并交待说：“到营头村时，到供给部的采购站看看。”

一路上他们认真寻找。苟元书的心中更是忐忑不安。到了营头村的采购站，一进门，张科长就说：“你们可来了!”他手里拿着文件，又说：“昨天我发现了这密件就去追，可人早没影儿了。”

苟元书接过文件仔细察看，见原封未动，一颗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向张科长道过谢，就飞马赶到三八六旅旅部。

陈赓接过文件，瞪着苟元书他们：“你们耽误了我们七八个小时。”

苟元书没敢言语，也不敢休息，马上带着那两个通信员赶往师部。

晚上8点，苟元书回到师部。“看你出了多大的乱子!这样重要的绝密文件，你为什么不亲自送?”刘伯承师长严厉的目光直逼苟元书。

屋里静得连掉根针也听得见，苟元书笔直地站着，低着头，好像连气也不敢出。

刘伯承和邓小平交换了一下眼色，语气缓和了一些：“没有泄密是幸事。找回文件你也出力了，处分可以免了，但教训是严重的。”“参谋同志年轻，缺乏经验，这事对每个参谋人员都是一个重要的教训。”邓政委语重心长地说：“最主要的教训是每个工作人员都要有高度的责任心!”他又转身对李达处长说：“这事你也有责任，平时检查督促不严。”李达表示诚恳接受批评。接着，李达叫来通信连长，让他将丢失绝密文件的通信员关禁闭一天，以示惩戒。这时，邓政委用商量的口气对李达说：“发生这样的事还是第一次，是不是这一次主要是进行教育，禁闭就不关了?”

李达点头笑道：“既然政委讲情，那就算了。”

卡尔逊的印象

1938年7月16日，作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的邓小平与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副主任宋任穷等在师部驻地(河北省南宫县)会见了来中国进行考察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军官、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伊·福·卡尔逊，向他介绍了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情况。

这次会见给卡尔逊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回去后，写了《中国的双星》一书，书中记述了这次会见的情景以及他对邓小平的印象。卡尔逊在书中说：经过5天的艰难旅行，我们来到了南宫，很高兴见到了邓小平、徐向前等八路军领导人。他们态度谦和、神情从容和满怀自信。

在会见谈话中，警卫员送来水果，邓小平请大家吃，他自己也吃起来。这时他向后靠在椅背上，活跃地谈了起来。

他说：“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5.抗日的对外政策；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抗日的民族团结。”

他列举这些纲领时，我暗自用在山西和河北观察的事实一一对照。我看到了应用每一条纲领的实际事例。感受很鲜明的一条是：自从离开晋西的黄河以来，我所到之处都在强调发展统一战线并有明显的收效。

雨季开始了，瓢泼大雨下了两天，延误了我们的行程。这也使我有更多机会与邓、徐二人交谈。

参加八路军以前，邓是个工人。他在法国待了几年，考察那里的工人运动。他个子矮但肩宽背厚，身体很结实，头脑非常灵敏。

一天下午，我们讨论了国际政治的整个领域，他掌握情况的广度使我吃惊。有一件新闻弄得我目瞪口呆。

他说：“去年，美国向日本人提供了他们从国外购进的武器的一半以上。”“你能肯定吗?”我问。我知道，美国人的同情是偏向受侵略的中国一方的，我在内地访问的8个月中，当想到这个问题时，总是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人民会拒绝把战争物资卖给一个侵略国家的，所以对邓说的这个消息感到意外和怀疑。“是的，”他肯定地对我说，“消息来源是战争第一年年底美国的新闻电讯。”

我很尴尬，希望这不是事实，我说：“必是电讯搞错了。”我不能相信美国人会有意地介入我在过去一年中看到的中国人遭受的屠杀和蹂躏。

卡尔逊这位美国人在另一篇文章中还写道：邓小平以及他所见过的其他共产党军官都是信心十足的，具有坚定的信念。他们深信其军事——政治策略是正确无误的，并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正得到成功的运用。

另一位外国人威廉·维特逊有如下描写：一二九师在太行山区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八路军司令部也设在这里。这里指挥着包括山西、河北、河南和山东广大地区的晋冀鲁豫军区的工作。这一地区的面积为50万平方公里，其经济和政治工作同打仗一样重要。这项任务首先落到了邓小平身上。

豪沃德·鲍尔曼也写道，中国共产党“以罕见的速度”在敌后建立起强有力的管理制度，是1937年到1945年同共产党取得的最重大的成果。邓小平是这个党和他领导的军队的一位重要人物。

乌利·弗兰茨在一篇文章中说，刘邓大军发展成了红军史上最成功的一支军队，这绝非偶然。1938年夏，他们控制了整个中国北部平原，又称为晋冀鲁豫平原，面积有法国的两倍那么大。日本人幻想从这块被解放的地区夺回一些土地，但从来就没成功过，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这块“中国文明的摇篮”一直都属于共产党管辖。

马背蜜月

1939年9月的一天傍晚，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有两对新人举行结婚仪式。一对是孔原和许明，另一对就是邓小平和卓琳。

孔原，是1924年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当时在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任副主任。解放后，他历任海关总署署长、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等职，是一位著名的革命活动家。他的新婚妻子许明，是一位有才华有能力的妇女干部，解放后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秘书长。他俩当时都是延安的活跃分子。

卓琳是1939年夏末经人介绍与邓小平相识的。当时，她只知道邓小平是个老红军，是位前线的抗日将领。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对生活的共同追求，把他们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

当时在延安的中共高级领导人，毛泽东和夫人江青，刘少奇，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博古，李富春和夫人蔡畅等等，都来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婚宴上，没有什么山珍海味，没有奢华的场面。在黄土窑洞外面，木板搭成的桌子上摆着的是平时吃的延安特有的金黄色的小米饭。就餐者虽然都是延安的显赫人物，但都身穿土布做的八路军服，脚踏步履。新郎新娘，没有婚纱，没有礼服，同样都是身着八路军军服。婚礼在简朴庄重中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气氛。

结婚是人生大事。然而在战争年代，革命者总是把自己的这种“大事”化为“小事”，不要说度蜜月，就连休息两天都很难得。在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之后，邓小平和卓琳这对新婚夫妇就要长途跋涉，奔赴太行山区。他俩的蜜月不得不在马背上度过。当时，邓小平35岁，卓琳23岁。

由于人多马少，只有女同志和孩子们才能受到骑马的优待。邓小平的马主要是驮书和文具，自己步行上路。不少人缺乏行军的经验，再加上妇女、孩子，行李很多，行军速度缓慢，每天大约走50华里。最困难的要算通过敌人的封锁线。邓小平一再强调，为了保证安全，所有人必须紧紧跟上，否则将出现危险。据知情人讲：“穿越敌人的封锁线，一般在晚上7点钟开始做准备，9点钟出发。邓小平办事老练、迅速，决定果断，一切行动由他组织”。

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后，无论在哪个村庄宿营，都集中住在老乡家里，只有邓小平和卓琳有一个单独房间。当然，加强警戒是必不可少的。作为指挥员，邓小平不仅关心照顾每一个随行人员，而且还要抽出时间了解民情。这样，他的休息时间就比大家少得多。

他们从延安出发，渡过黄河，穿越山西平原，终于到达太行山区。一路上辛苦异常，所幸没遇到什么大的麻烦。

到如今，邓小平与卓琳已结婚50多个春秋了。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他们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但无论是在个人命运遭际的沉浮中，还是在家庭承受不幸的日子里，他们都两心相印，彼此慰藉。他们的政治信念坚定执著，他们的家庭生活温暖自然。半个多世纪前的马背蜜月似乎一直在继续着……

七个日夜

1939年春，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率十七团一营三连准备插入敌后。当队伍行至山西阳城县雪泉岭、黄河镇一带时，被“扫荡”的日伪军冲散了。

当时任三八六旅七十团三营副营长的李平三，奉命带领九连，共100多人，在垣曲县北山、东西木耳河等一带活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给团里搞粮食；宣传群众，开辟新区。

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军，邓小平派人找到了三营九连。垣曲县当时已被日军占领。邓小平一见到他们就问：“同志们的斗志怎样?”李平山回答：“很好。”邓小平接着说：“人民军队就是要有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当问到当地群众的情况时，李平山说：“老百姓都躲到山里去了，他们生活很苦，部队也经常没有吃的。”这时，邓小平两眼炯炯有神地对他们说：“群众被鬼子折腾得够苦了，搞得害怕了，再加上敌人的欺骗宣传，群众一时对我们还不理解，我们要做好宣传工作，学会做群众工作，把群众紧紧地团结在我们的周围。至于说部队没有吃的，我看至少还有野菜吃吧!这总比爬雪山、过草地的生活好一点吧!”接着，邓小平严肃地强调说，“要教育部队，环境越是艰苦，我们越要特别注意群众纪律。”“我们要争取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这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千万注意，不可忘记。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一点，没有群众基础，部队就寸步难行。”

三营九连的全体干部战士按照邓小平的指示，注意做好宣传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的工作。部队更加严格认真地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们派人到山里做宣传群众的工作，宣传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保护老百姓的；宣传八路军是来打日本鬼子和汉奸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队伍。经过对群众反复宣传和教育工作，群众对部队有了新的了解，后来慢慢都返回了村庄。

由于日军疯狂“扫荡”，部队需经常转移阵地，有的时候一个晚上就要换五六个地方。由于有广大群众作掩护，部队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夜里行军，邓小平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边，他经常和战士们一起挖野菜，并同他们一样用野菜充饥。就这样，邓小平政委同三营九连的干部战士一起度过了七个日日夜夜。

邓政委的嘱托

1940年，八路军一二九师在涉县清漳河畔师部驻地——赤岸的下温村办起了政工干部训练队，刘邓首长确定了训练队的编制、教学大纲和教职员人选，并亲自授课。

当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敌后的游击战争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吸引了日伪军主力，稳定了战局。1940年，日伪军在对我根据地的大“扫荡”失败之后，转而实施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妄图围困我抗日根据地；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的政策未变，正准备伺机发动新的反共高潮。在严重的斗争形势面前，加强根据地建设和武装建设成为党的中心任务。刘邓提出了建党、建军、建政与积极打击敌人的“囚笼政策”相结合的方针，明确了晋冀鲁豫战区转入巩固和建设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政治整军，是根据地军队建设的重要方面，刘邓要求在政治整军中，大力加强部队全体指战员的阶级教育、民族救亡教育和党的时事政策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坚定抗战胜利信心；加强连队政治工作，特别是发挥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和堡垒作用，并以教育为中心，干部为重点，坚持干部轮训制度，使政治工作在紧张的对日、伪、顽斗争中，发挥其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起到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完成各项工作和战斗任务的保证作用。

一二九师政工干部训练队，就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创办的。

那是在初春的一天，邓小平把蔡树藩和胥光义找去。他们汇报完工作后，邓小平说：“今天请你们来，是给你们肩头上压点担子，要你们抓一抓干部教育工作，特别是基层连队的政工干部的教育。目前，有些部队中存在着连队政治干部、支部骨干不善于工作，支部的堡垒作用不强，政治工作的创造性不够等问题。虽然各级政治工作部门成立了‘政治工作研究会’，总结了一些政治工作经验，吸收和培养了一批知识分子做政治工作，充实了政治工作队伍，但结合政治整军和整编的中心任务，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基层政治干部的教育。我们建立干部教育部门的目的，就是要使干部教育制度化、经常化。”

邓小平停顿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我们建立了干部每天两小时学习的制度，并且坚持下来了，这很好，使大家学到了不少东西。今天就是跟你们商量如何办师政工训练队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与刘师长商量过了，他很赞同，刘师长今天有事，让我找你们谈一谈。蔡主任，我已经跟你吹过风了，请谈谈你的想法。”邓小平把目光集中在蔡树藩身上。

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开始讲自己的工作设想。他说：“我们有个初步设想，这个政工训练队的具体工作由干部教育科主抓，主要招收基层政治干部，也有少数营团和机关的政治干部参加，大约百十人，地点选在下温村。”

邓小平认真地听着，时而频频点头，时而插上一段话。邓小平说：“很好，应该抓抓连队政治工作。刘师长经常说‘万丈高楼平地起’，要搞好部队建设，就必须先抓好连队基层建设，而连队工作的关键，又是政治指导员，所以要教育他们学习革命基本理论，学会做党的支部工作，熟悉各种战斗条件下的政治工作，还要会做群众工作和敌伪军工作；每个连队都要搞‘救亡室’，青年工作也不能放松。指导员和连长是连队基层干部中的骨干，指导员要同连队军事行政干部密切合作，才能搞好连队建设。总之，要把我们红军的光荣传统保持下来，并且有所发展。”

讲到这里，邓小平对胥光义说：“你是干部教育科科长，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你要吃住在基层，上边有会你就回来，但是搞好基层的训练是你的中心工作。怎么样，有信心没有?”邓小平显然加重了语气。

胥光义说：“感谢师首长的信任!但我能力有限，恐怕达不到首长的要求。”

邓小平笑了笑说：“只要品德高尚，勤奋工作，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现在广大干部的学习积极性很高，又有了去年办轮训队的经验，我相信你们能办好，到时候我和刘师长也去讲课，大家共同努力嘛。蔡主任你说呢?”

蔡树藩点点头，微笑着说：“光义，怎么样?”“有师首长和政治部的领导，我坚决完成任务。”胥光义果断地说。

邓小平站了起来，手一挥，说道：“那就好!最后我再说一点，你们办训练队，不光是要大家来学习，还要发动大家有所创造，要结合当前抗日和对顽斗争的实际，总结抗战几年来的政治工作经验，在红军《政治工作若干条例》的基础上，研究写出适应新形势的几个政治工作条例。我们搞政治工作也得有个章法，没有章法不行。政治部机关要认真抓好编写条例工作，写出来后，可以先试行，征求部队的意见，然后报上级批准后再颁发。”

在蔡树藩和胥光义临走之前，邓小平又说：“我们办学校、办训练队，既是老传统，又是新事物，你们大胆地去干，既当先生，也当学生，摸索经验，克服困难，就一定能办好。”他们带着邓政委的嘱托，满怀信心地去执行这一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

第一课

针对基层连队存在的问题，刘邓首长指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创办了政治工作干部训练队。

训练队开学的那一天，邓小平政委给学员们上了第一课。他看着台下坐得整整齐齐的学员，自然而又洒脱地操着四川口音说：“同志们，抗日战争已进行两年多了，在这艰苦的岁月里，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阳明堡机场、七亘村等战斗的胜利，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大大地鼓舞了广大抗日军民的斗志。但是，日伪军不甘心他们对我根据地围攻的失败，又采取新的花招，妄图扼杀我抗日根据地；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也未变，正准备寻机发动新的反共高潮。面临这样严峻的斗争形势，我们必须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和武装建设，这也是我们当前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

邓小平微笑着注视着学员们，接着对我军政治工作的新特点和当前的任务进行了论述：“政治工作是我军的光荣传统。红军时期，我们就是靠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来提高广大指战员的觉悟，树立起必胜的信念，粉碎了国民党的多次‘围剿’，战胜了重重困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长征的伟大胜利，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在，我们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矛盾上升了，阶级矛盾下降了，这就给我们的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而且任务更艰巨，要求更高，这是为什么呢?”

邓小平向学员们提问。听了几位学员的回答后，他又概括地说：“同志们说得对头，现在的情况与抗战前不一样了，那时的敌军变为友军，这时的敌军却是外国军队，而抗日的大地主、大资本家等都是我们联合的对象。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我们的政治工作能削弱吗?不能!我们各级干部，尤其是政工干部，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要团结广大抗日军民，争取愿意参加抗日斗争的各阶层爱国者，狠狠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夺取抗战的胜利。古人说得好：‘王者之师，所向无敌。’”

邓小平政委亲切地扫视着精神抖擞的学员们，停顿了一会儿，又进一步告诫大家说：“同志们都是来自各基层部队的政工干部，你们肩上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不仅要以身作则地做好部队的政治工作，而且还要做好群众工作，甚至还得学点日语，瓦解敌军，争取俘虏，把敌军工作做好。挽救民族危亡，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光荣使命，要靠我们这些革命者带领广大群众去完成!”

针对学员来自基层的特点，邓小平着重讲述了“战时政治工作”。他以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向学员们讲授了战斗之前的准备阶段如何做深入的、充分的政治动员工作；战斗之中如何及时地、积极地做好政治鼓动工作；战斗之后如何引导大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使干部战士始终保持高昂的战斗热情。他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和政工干部必须做到“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成为战士们的楷模。

邓政委讲课的内容极其丰富，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而且富有哲理，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怀和他刚毅、坚韧、亲切的个性特点。

邓小平的课讲完之后，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邓政委的讲话鼓舞了大家，学员们都非常兴奋。

接着，刘师长也给学员们讲了课，他讲的是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的关系，强调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也要求政工干部要懂军事、会打仗，这样政治工作才更有说服力。同时还告诫大家：不会做政治工作，就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战斗指挥员。

听了刘邓首长讲的课，学员们都说，我们觉得非常亲切、激动。他们讲的课，只要认真做笔记，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

在以后的学习中，学员们的学习积极性很高。他们克服了文化水平低、基础理论知识差及生活条件艰苦等等困难，刻苦钻研、学而不倦，互帮互助、互相促进。学员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把学到的理论知识与自己在部队的政治工作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提高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员们在政工训练队的学习结束后，他们回到部队，学以致用，努力工作，使连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更加活跃，干部战士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了更深的理解。

打破“囚笼政策”

1940年，日军实施“囚笼政策”，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企图分割和封锁我各抗日根据地。

为了粉碎敌人的“囚笼政策”，八路军总部准备发起破击战。7月初，左权副参谋长根据彭德怀副总司令的初步设想，到一二九师和刘伯承、邓小平研究破击部署。左权说：“破击的主要目标，放在正太路上，平汉、同蒲、白晋、平绥、北宁各线都要配合行动。八路军、决死队都要参加作战。”邓小平认为：破击交通命脉，可以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也可以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阴谋。“这个设想，我看行，可以这么干!”刘伯承也赞同。于是指示李达参谋长：“在正式命令下达之前，可以提前进行准备工作。”

7月22日，彭德怀副总司令签发了《战役预备命令》。这个命令规定的战役目的是：“彻底破坏正太路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较长时间截断该线交通。并乘胜拔除该铁路南北地区若干据点，展开沿线两侧的工作。”命令确定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各以主力一部完成正太路大破击的任务，一二九师在西段，晋察冀军区在东段，阳泉为两区作战分界线。两区作战任务完成后，分别转入正太路两侧地区，对日军从该铁路线深入根据地的交通线继续破击，扩大战果。在上述作战期间，一二九师还要组织力量对平汉、德石、白晋、同蒲敌军交通线展开连续破击，牵制敌人，配合作战。

8月18日，刘、邓率前方指挥所进驻太行第二军分区司令部所在地石拐镇。他们到达这里后，立刻召开左中右三路突击部队指挥员会议，传达总部命令，研究作战部署。在司令部详细介绍了正太路敌军分布情况以后，刘、邓作了如下部署：以10个团破击正太路西段，另以28个团在平汉、白晋、同蒲、德石路上进行广泛的破击，以策应正太路作战。

为了引起指挥员的高度重视，最后，刘伯承师长指着作战地图，强调了一些重要问题。邓小平政委又简明扼要地讲述了战役的重要性，指出：“对正太路破坏得越彻底，我们越主动。这一仗必须打好!它不仅对粉碎日寇的‘囚笼政策’，扩大并巩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克服投降危机，振奋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提高我军军威等都有着重大意义，而且对国际反法西斯的斗争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8月20日20时，参战部队对正太路发起了猛烈的攻击。经一昼夜激战，正太路西段已基本被我控制。与此同时，晋察冀军区部队经过3个小时的激战，攻克正太路东段的娘子关要隘和井陉煤矿。同蒲铁路阳曲至大同段，汾离公路全线，以及平汉、德石、北宁铁路和其他主要公路均被切断。

刘、邓细心地分析了敌情，估计战役开始后，敌人可能纠集大部兵力进击我右侧背，因而决定把主力部队预伏在狮垴山一线，以防敌人拊我侧背。果然不出所料，战役开始后，敌军为营救其分散守备部队，纠集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在大批飞机轮番轰炸、扫射的掩护下，向狮垴山猛攻。守卫狮垴山的三八五旅部队，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激战6昼夜，狮垴山阵地仍牢牢地掌握在我军手中。

参战部队按照预定计划，自8月20日夜到9月10日，完成了战役第一阶段的任务，给敌人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

接着，一二九师主力部队遵照八路军总部的命令，执行破击战第二阶段的主要任务拔除敌人从正太路伸入根据地腹心的榆(社)辽(县)公路沿线的敌伪军据点，破坏公路，相机收复和顺、辽县两县城；并准备在辽、榆、武(乡)地区，歼灭可能由白晋路来援之敌。各部队，除太岳第三十七团、五十七团组成沁北支队，在沁县南北地区进行破袭，配合榆辽作战外，其他部队仍继续对同蒲、平汉、德石等铁路进行破击。

刘、邓指挥部队于9月23日夜，对敌各据点发起了攻击。第二天早晨，辽县敌军出动西援，被狼牙山阻击部队击退。同时，敌各据点被相继攻克。31日中午，总部命令撤出战斗，破击战役第二阶段到此结束。

正太路破击战，后来称作百团大战。百团大战第一、二阶段的重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日军。于是，日军不得不暂时放弃对正面战场国民党的进攻，集中兵力转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大“扫荡”。因此，从10月6日起进入了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

一二九师在敌人强大的进攻下处境相当艰难。10月28日，刘、邓率师部人员连夜行进到宋家庄。29日，陈赓指挥三八六旅以及决死纵队对关家垴实施总攻击。中午，刘、邓率师部奔赴前线。到达西申坡后，邓小平指示：“一切为着前线的胜利!今晚机要科、一科任务特别重，不能睡觉。”在距关家垴不远的指挥所内，刘伯承、邓小平守在电话机旁，密切关注前线战况，气氛严肃而又紧张。当听到陈赓对着话筒报告说，因为伤亡太大，有的连队只剩下10余人，已经有些顶不住了时，邓小平十分果决地对陈赓说：“同志，全局!全局!要从全局出发!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拿下来!打大仗不可能无伤亡，问题是把火力组织好，一鼓作气，减少伤亡。”这几句简短有力的话，特别是“全局!全局!”这几个字，重于泰山。陈赓表示坚决服从。这以后，胜利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传来。就这样，在刘、邓指挥下，前线战士英勇作战，打得日军魂飞魄丧，抱头鼠窜。

经过艰苦的作战，到12月5日，持续三个半月、投入100多个团参战的百团大战胜利结束了。百团大战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军事上、政治上的巨大力量，增添了全体军民夺取抗战全面胜利的决心和信心。

“三三制”实质

邓小平不仅和刘伯承、徐向前一起挥师杀敌，建设部队，而且还对晋冀鲁豫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竭尽心智，做出了卓越贡献。

1941年以后，华北敌后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太行根据地日益缩小，部队大量减员，农业生产因敌人的多次“扫荡”而不收，军民生存感到极为困难，有人开始对抗战的前途产生了怀疑。

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指出，一切革命事业的发展不会是直线上升的，必然是迂回曲折、波浪式地向前推进，一浪高，一浪低，后浪推前浪地不间断地滚滚向前。抗日战争和根据地的建设也必然是经过发展、巩固和提高这个过程，在巩固提高的基础上，再向新的阶段发展前进。邓小平为此提出了战胜和克服严重困难的各项具体措施。提出在1941年必须努力于三大建设的工作：即建军、建政、建党。建军重心放在正规军的加强，游击战争的发展与军区工作的健全上；建政重心是掌握和贯彻统一战线政策，正确执行“三三制”的原则，建设抗日民主政权，树立民主政治的基础，并加强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建设；建党重心是加强群众工作，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切实掌握党的各项政策，加强党对武装的领导，以及严密党的组织，提高党的纪律。

邓小平用很大的精力去抓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工作，直接领导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建立，并在实践中总结提出了建立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所应具备的几个基本原则。邓小平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一文中指出：第一，它应该成为真正领导抗日的民族主义的政府。第二，应成为民权主义的政府。即必须是由民众选举出来而为民众所信赖的政府，其行政人员应该是忠诚为国，廉洁奉公，刻苦努力，不怕困难，勇于牺牲的抗日分子。第三，应成为民生主义的政府。这个政府必须坚持有利于国而无害于民的原则，采取多种措施去适当地改善民生。第四，这个政府还应成为统一战线的政府。它不仅是各抗日党派共同拥护的政府，而且是团结各阶层的核心。第五，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有必要按照地形、敌情等条件来重新划分行政区域，使军、政、民在特殊条件下不至于发生张慌溃乱的现象。这是从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对抗日民主政府基本属性的规定。

1940年3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中提出“三三制”的政权体制后，邓小平更进一步抓紧在太行山各抗日根据地的落实工作。4月15日，邓小平发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指出：“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实质是民主。党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的精神，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党对政权是指导与监督，即“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使政权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原则。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

邓小平充分肯定了“三三制”的政权是当时敌后抗战的最好的政权形式，因为它是“几个革命阶级对汉奸、亲日派、反动派的联合专政，既能合乎统一战线原则，团结大多数以与日寇、汉奸、亲日派进行斗争，又能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而且这种政权形式也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邓小平的《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集中反映了他在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方面的理论贡献，是对中共“三三制”政权思想的补充和发展。

邓小平在分析了“以党治国”的种种表现后提出，这种观念必须尽快予以摒除。党对政权要采取指导和监督的政策。所谓指导，它的权力只限于“命令政府中党团和党员”、“必要时用党的名义向政府提出建议”，而“绝对没有命令政府”的权力。以“党的名义”提建议不是无条件的、经常性的，而是“必要时”方可采用。此外，“只有党正式决定的代表才有权代表党说话，提议案，或与其他党派接头”，任何个人不得擅自以党的名义出面。“指导”的目的是为了“使党的主张能够经过政权去实行”。而“监督”则是为了“使政权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原则”。为使指导与监督能够真正发挥其作用，必须处理好政令与党令的关系，必须保证政权的“三三制”形式。这就要求政权中的党团和共产党员一定要起模范带头作用，要有意识地展开民主政治斗争，提高政府威信和工作效率。“以党治国”这种不良现象的产生表明了在“一个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里，“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他充分肯定了民主政治的好处，认为“它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解决问题；它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它能够使我们对事物感觉灵敏，随时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它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洗出党；它能在民主政治斗争中提高党员的斗争能力，使党更加接近群众，锻炼党使党成为群众的党”。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和主张反映出他的远见卓识以及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和勇气。

1941年4月，太行根据地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村选活动，选举边区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活动。同年7月7日，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在辽县桐峪镇隆重开幕。参加大会的共有各地选出的133名参议员，邓小平以共产党参议员的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会议。根据“三三制”原则，临时参议会选举中共党员申伯纯为议长，无党派人士宋维周和国民党员刑肇棠为副议长。由于会议同意把鲁西33县划入，所以晋冀豫临时参议会改名为晋冀鲁豫临时参议会，同时成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从此，晋冀鲁豫边区扩大到西起同蒲线，东至津浦线，南临黄河，北抵石太，面积达3.5万多平方公里，成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依托。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和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太行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一次浮山战役

1942年1月2日，阎锡山的六十一军事信毁约，抢占了我抗日根据地浮山、义城地区，并与日本侵略者暗中勾结。

阎六十一军仗着他们兵多，又有日本人支持，不断向汾河以东我解放区进犯。国民党顽固派不抗日，却配合日军对我太行、太岳根据地的春季大“扫荡”，肆意进攻我八路军及其根据地。对此，山西广大群众十分愤慨，要求太岳军区二分区出兵反顽。根据党中央、毛主席早已明确制定的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方针原则，晋冀鲁豫军区决定，调冀南、太行、太岳军区部队共50个团，组成3个纵队，由邓小平任总指挥、陈赓任副总指挥，在努力粉碎日军春季“扫荡”的同时，狠狠打击阎六十一军。

参加浮山战役的三个纵队，一纵队司令员由陈赓兼任；二纵队司令员是杨得志；三纵队司令员是陈锡联。战役打响之前，邓小平总指挥在太岳军区司令部驻地山西沁原县的阎在村，召集参战部队的连以上干部讲了话。他说，阎锡山这个人，我在1937年就和他打交道了，这个人确实鬼得很，当面一套，背后又搞鬼。我那时当着阎的面就说，抗战要真心，假心是不能抗战的，祖国人民是不拥护的。谁是真心抗战，谁是假意抗战，实践是见证，人民是见证。要是假抗战，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的，要亮相的。1938年后，他就亮相了，以至于发展到打新军，实际上是打共产党。现在他又进犯我们的抗日根据地，那他只有吃苦头了。打痛了顽军，可能出现几种情况：一种是六十一军主力被消灭，阎锡山可能老实些了；另一种是顽军跑到日本人占据的城市里，敌伪顽勾结一起再来打我们；还有一种是部分顽军打不过就向我们投诚，我们放他们回去。我们要有对付敌军配合作战的准备，但日军一下子也不会摸清我们有多少部队，估计一开始日本人不会抢着来吃枪子。大家听到这里，都“轰”的一声大笑起来。

邓小平接着强调说：浮山、义城地区是我们的游击区，也是日本人的“维持”区，我们在战斗中是依靠群众把顽军赶走，所以要特别注意遵守群众纪律。并说，部队吃粮由地方政府解决，吃菜花钱，公买公卖，损坏了群众的东西要赔偿。干部要带头执行纪律，做个好榜样。战场纪律也要注意，我们的目的是把顽军赶跑，他们要是坚持与我为敌，那就不能客气。但他们要是放下武器向我们投降，就应表示欢迎，优待他们。即使态度顽固的分子被我们捉住了，也不能枪杀、虐待，不能搜他们的腰包，战场缴获一律归公。这次是三个军区的部队参战，不仅要比赛谁打得最好，还要比赛谁执行纪律最好。

1942年3月6日，浮山之战打响了。当晚12点，洪赵支队在李聚奎旅长率领下，包围了阎六十一军的王牌七十二师二一五团，顽军在黑夜里弄不清虚实，向村外乱放枪，乱投手榴弹。我部从三面发起攻击。到第二天下午3点多，顽军抵挡不住，当敌团长带残部突围时，被我军全部歼灭。

7日上午，顽军援兵三十三军主力七十二师到了白村，而且还有后援部队奔来。上级指示，先不打被围的顽军，打后面的援兵。这时，太行军区三八五旅赶到，一下子把顽军援兵分割为几段。顽军七十二师企图向浮山县城方向突围，被我军层层包围之后，很快被基本歼灭。

阎锡山看到他的王牌军就要在浮山全军覆没，只好厚着脸皮派代表到延安去找朱德总司令。阎锡山的代表见到朱德总司令后，来个恶人先告状，说：“你们八路军邓小平部在集中兵力打我的六十一军。”朱老总问：“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打的?”阎的代表吞吞吐吐地说：“在浮山。”朱总司令严肃地指出：“浮山一些匪徒与日本人勾结一起，在我根据地烧杀抢掠，邓小平在那里是打日本、打汉奸，是应该的嘛!我们的部队又没有到你们的晋西南，你们的部队在那里，邓小平怎么指挥部队消灭了你们两个师?”阎的代表只好说：“我们的部队没有粮吃，想到浮山、义城搞点粮食。”朱总司令说：“浮山是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属我们的防区。1940年我们双方都有协定，汾河为界，我军不到河西，你们不到河东，这是签过字据的。你们要到我们根据地搞粮食，也得事先打个招呼嘛。事实上，我们对友军抗日从来是坚决支持的，平型关、雁门关战斗不说了，你们可以去问问刘戡将军，去年他在中条山被日本侵略军打得走投无路，要退向我太岳根据地，从沁原去陕西。我们一面抗击日军，一面给刘戡将军许多方便条件，给他运送了粮食、马草，并派部队在灵石铁路两侧打击日军，掩护他们过路。刘军长到了你们晋西南，还来电报表示感谢。听说你们在浮山抢劫群众，杀人放火，是犯了罪的，以后不能做这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了。我通知邓小平，把你们六十一军的人放回去就是了。”朱总司令说得义正词严，阎的代表只能点头称是。

3月11日上午，我部队接到中央来的电报：把被围困的顽六十一军放走。对此，不少干部战士想不通。邓小平总指挥说：“这正是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正确决断，因为大敌当前，对顽军的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终于说服了部队。

遵照邓小平的指示，我部队把顽军抢劫的粮食、财物等全都归还了当地群众。邓小平还请陈赓司令员在干部战斗总结会上讲，阎锡山本想给蒋介石和日本人献殷勤，我们教训他一顿，他可能“老实”一阵子，但绝不是说他不会再来进攻解放区了。这次浮山之战使阎军知道，他们反共、反人民是没有好下场的，不抗日是没有出路的。

边区的整风和审干

邓小平在代理中共北方局书记时，主持领导了整风运动和审干这一项重要的工作。

从1942年2月开始的以延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是中共历史上一次重大事件。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目的是为了彻底清除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特别是在高级干部中的影响，从理论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以加强全党的团结和统一。

晋冀鲁豫边区和一二九师的整风运动，是从1942年5月开始的，邓小平相继担任中共太行分局总整风委员会主任、一二九师整风委员会主任，主持领导了边区的整风运动。11月10日，邓小平在中共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典礼时，作了整风动员讲话。他说：“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的确，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几年是很幸福的。”“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同时，他还对整风的意义、目的、方法和整风应持的正确态度进行了阐述。他的讲话，直接指导了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和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机关的整风运动深入健康地开展起来。

1944年5月20日，北方局开会讨论了总直机关整风学习中反映出的一些思想问题。邓小平在会上总结了前一段整风学习、反省检查的情况后，指出，继续整风学习必须在材料选择上和学习方式上都要注意更深入一步，否则会产生厌倦情绪。同时，邓小平对学习方法也作了具体的指示，学文件，自己反省，重要问题要展开论战。在邓小平的带领下，总直机关的学习有了进一步提高，各军区整风运动的开展，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邓小平和北方局在领导整风运动的同时，还进行了审查干部工作。1943年12月18日，总直机关召开整风反省大会。会上，有人坦白了自己隐瞒的重要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后来，邓小平在会上讲了话。他首先对坦白交代隐瞒问题的同志表示欢迎，同时特别着重讲了党的宽大政策。他说这些同志不要顾虑，党号召坦白为的是帮助这些同志改造自己。真正愿意革命的同志，只要真实地把自己隐瞒的问题坦白出来，党仍然会信任他们，并给他们适当的工作做，保留他们的党籍。

1944年春，邓小平针对总直机关审干工作中出现的“左”的错误，多次召集有关领导干部开会，在弄清情况后，下决心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审干工作九条方针的精神，坚决反“左”，坚决纠正逼供信的错误做法。

邓小平于4月14日至17日，在有太行、太岳、冀南、北方局党校负责同志参加的北方局会议上说：经验证明，中央的指示和方针是正确的，出了毛病首先要求领导人头脑保持清醒。我们的“左”，是对当前情况和敌后环境认识不足，机械搬用延安的经验，在指导运动过程中执行九大方针也不够。邓小平还明确指出，对于审干中造成的错误，要有一个清理甄别阶段，真正错了的要平反。对发生过“左”的错误的单位，在下半年都要做甄别和平反工作。

由于邓小平和北方局在整风运动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及时纠正“左”倾错误带来的偏差，到1945年春，晋冀鲁豫边区的整风运动结束了，达到了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党性、加强团结的目的。使北方局和总部直接领导的晋冀鲁豫四个军区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加强，为争取抗日战争和人民革命的胜利做了充分的准备。

面对空前的严重灾荒

1942年，日本侵略军不断地对太行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蚕食，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生活、生产条件被破坏，根据地越来越小，再加上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太行区军民的吃饭、穿衣成了严重问题，面临着最严峻最困难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党政军动员一切力量战胜空前严重的灾荒，成为密切党群关系，推动一切工作的前提。

1941年12月，党中央在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了既能支持长期战争，又利于准备将来反攻的精兵简政政策，指出：“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能否养活我们，能否维持抗日的积极性”，“我党政军均应了解，假若民力很快消耗，假若老百姓因负担过重而消极，而与我们脱离，那么不管我们其他政策怎样正确也无济于事”。在贯彻中央指示中，邓小平提出：“减少人民对抗日的负担，这是为人民本身利益的负担，但这个负担的数目也是相当大的。减轻人民对我们的负担，从两方面着手：第一精兵简政，减少脱离生产人员；第二机关部队本身生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自己解决部分经费。”为此，一二九师于1943年8月1日发布了《关于生产节食，渡过灾荒、迎接胜利的命令》。

邓小平亲自抓一二九师师部的精简和第六军分区的精简，一二九师直属队从41个伙食单位减少到19个。各军分区和新一旅、三八五旅共减少156个伙食单位。减缩机关，充实了战斗连队。在精简的同时，实行了严格的节约措施。根据师部命令，部队的小米供应，主力部队由每人每天1斤半分期减到1斤(16两)，地方武装由1斤减为15两。机关人员由1斤减为13两。刘伯承、邓小平也和大家一样，并一再向行政科和管理员交代，不准搞特殊化。部队干部战士在这种本身供应不足的情况下，还尽量降低伙食标准，挤出粮食救济灾民。

为了尽快发展生产，找到解决困难的根本出路，邓小平于1943年6月21日主持召开了中共太行分局专门会议，讨论了太行区的经济建设工作，制定了《关于太行区经济建设工作的检查和决定》。9月21日邓小平又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一二九师联合召开的生产会议上，作了题为《努力生产，渡过困难，迎接胜利》的讲话，指出：“胜利虽然接近了，我们还要经过相当困难的过程，从各方面努力，渡过困难，迎接胜利，且为战后作准备，打下新中国建设的基础。”他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生产工作的领导，今后应把生产当做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要特别加紧农业生产，同时抓好手工业生产。

太行区党政尽最大力量扶持人民群众的生产，除减免灾区负担外，还动员一切力量，从没有受灾的西部地区向灾区调拨粮、油、山药等。党政机关和部队在帮助群众生产的同时，也自己开荒种地。1943年8月初，突降大雨，久旱之后的雨水对人们是多么宝贵啊!大家欣喜异常。邓小平立即指示边区各机关、单位、学校减短办公、学习时间，全体动员帮助群众补种改种，并提出口号：“争取十天突击晚熟庄稼及蔬菜的抢种、改种、补种和多种，渡过灾荒。”邓小平还亲自组织机关工作人员到驻地所在涉县二区帮助群众抢种。秋后，灾民的吃粮困难得到了初步缓解。

在邓小平、刘伯承的带动下，各部队的生产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师直属队上山开荒，动手纺纱。邓小平也在办公室带头支起了纺车，在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纺出缕缕白丝。就这样，干部战士一起动手，解决了吃菜、粮食、经费的自给。邓小平针对部队一面要对敌作战，一面要坚持生产的情况，指出：“敌后经济战线，包含了两个不可分离的环节，一是对敌展开经济斗争，一是在根据地展开经济建设。没有对敌斗争，谈不上根据地建设；没有根据地建设，更谈不上对敌斗争。”要“减轻人民对敌负担，即打击敌寇对敌占区、游击区、边沿区的掠夺和对根据地的摧残，必须军民结合，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减少损失至最低限度”。

邓小平在《太行区经济建设》一文中，明确指出了经济战线斗争的重要意义。他说：“以八路军这样窳劣的武器，四年来没有得到一个铜板一颗子弹的接济，而能战胜各种困难，与强大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究竟它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如人所共知的，我们有一个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依据这个原则。从无数的战斗中，才创立、保卫与巩固了各个抗日根据地，才钳制了日寇在华总兵力的一半，减轻了大后方正面作战的负担。如人所共知的，我们同敌人进行了严重的政治、文化和反特务的斗争，大大地发扬了根据地和敌占区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坚定了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然而，还有如人所共知的，就是我们在敌后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经济战线的斗争，而且获得了不小的胜利。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经济战线的胜利，我们才有可能坚持敌后抗战六年之久，并且还能继续坚持下去。”邓小平在文中还总结了太行区经济战线斗争的几条经验：第一，敌后的一切离不开对敌的尖锐斗争，我们每一点经济建设的果实，都是用血换来的。第二，没有正确的政策，就谈不上经济建设，而这些政策的制定，必须以人民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第三，任何一个经济建设的事业，没有广大人民自愿的积极的参加，都是得不到结果的。第四，将大批的得力干部输送到经济战线，帮助他们积累经验，才能使经济建设获得保障。这一总结，指导了晋冀鲁豫战略区的经济建设，使其奠定了后来支持解放战争胜利进行的经济基础。

邓小平、刘伯承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以身作则，和军民同甘共苦，带领全区军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终于战胜了敌人，战胜了严重灾荒，使根据地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到1943年上半年，基本上制止了敌人在边沿地区的蚕食；1944年，转入对敌局部反攻；同年夏季，全区获得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丰收，终于度过了3年的严重灾荒。

亲密无间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长达十几年的两个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和刘伯承曾先后共同领导和指挥八路军一二九师和第二野战军，共同经略过晋冀鲁豫、中原和西南三大战略区，亲密无间。他们是军事指挥上的并肩者。在一个战役接连一个战役，一个战场转到另一个战场这种漫长而频繁的战争过程中，在这种极度耗费脑力和体力的战场生活中，他们时常互相把挑在对方肩头上的重担换到自己肩头上来，或分成两副担子来分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又是军事指挥上的换肩者和分担者。即使在大别山因为斗争的需要而分成两个指挥所，部队接到的战略战术指示，仍然是出自一个刘邓司令部。他们的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是不可分割的。在困难和危险的时候，他们更是相互牵挂，相互关心。

1942年春夏，侵华日军对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两次“扫荡”，而后一次是空前的大“扫荡”。日军春季“扫荡”给根据地造成很大损失，为了扭转这个局面，以应付将来更大的困难，邓小平去中条山，刘伯承留在太行山。3月中旬，邓小平率一支部队到太岳区。两人分手后，刘伯承一直担心邓小平的安全，老到作战科、机要科查问：邓政委是否过了白晋线敌占区?当时，敌寇修筑了白晋铁路，插进晋东南，把太行区和太岳区分割开。3月29日晚收到电报说：邓今晚通过白晋线去太岳。当夜，刘伯承一直未睡，坐在作战科替参谋值班等电报。天快亮时，他得知邓小平已安全通过白晋线到达太岳区后，这才放心回去休息。

自刘邓分开后，司令部向下发的电报仍是署“刘邓”或“刘邓李”。由于他们对工作如此严肃认真，也由于他们亲密无间地团结一致，以身作则地为人表率，所以用他们二人名义发出的“训令”、“号令”、“预先号令”或者“命令”，部队无不坚决执行。

1942年，正值刘伯承师长50大寿。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政治机关的同志决定给刘师长祝寿，借以号召全体指战员向刘师长学习，并提高和活跃一下部队的情绪。

这是敌后斗争最困难的一年。刘伯承不赞成，他说：“自己对革命无功劳，且祝寿要浪费钱。”只是在大家的坚持下，才作了让步。

邓小平在祝词中说：“我们生活在一块，工作在一块。我们之间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我们偶然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地做去。我们每每听到某些同志对上下、对同级发生意气之争，遇事总以为自己对，人家不对，总想压倒别人，提高自己，一味逞英雄，充‘山大王’，结果弄出错误，害党误事。假如这些同志一切从国家、人民和党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的荣誉地位出发，那又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伯承同志便是不断地以这样的精神去说服与教育同志的。”

刘伯承也写了篇50岁自铭：“我自己的一生，如果说有一点成就，那就是党和毛主席领导所给我的——因此，我愿为中国人民尽力。”

在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的时候，刘邓更是配合协调、指挥一致。

1986年10月，刘伯承元帅逝世，邓小平率全家前去参加追悼会。邓小平在《悼伯承》一文中这样写道：“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我们一起工作，是1938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十三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奖勤罚懒

在抗日战争那十分艰苦的时期，八路军一二九师边作战边生产，把大生产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邓小平在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历次生产大会上，反复强调大生产运动的意义，并根据各种不同情况，分别制定了许多关于分配和奖励的具体办法。

1943年9月21日，邓小平在晋冀鲁豫边区和一二九师联合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上，作了题为《努力生产，渡过困难，迎接胜利》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了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意义：“希特勒垮台就在明年春夏之间，日本在后年也要完蛋。胜利已经接近，虽然时间不久，大约一年半到二年的时间，但却是我们最困难的时期。……我们自己经过6年战争的消耗，敌寇的摧残与灾荒的袭击，人民的积蓄差不多没有了，今后在财经方面是很困难的。……军队提出生产问题也很久了，1940年就成立生产部，说明了我们对生产问题的重视。几年来我们是有成绩的，一年比一年好。假如机关、部队没有生产，仅靠一毛二分钱的菜金来改善生活和维持体力，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够过得去，并改善了生活，维持了体力，没有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不能说不是努力生产的结果。……部队只有枪而没有饭吃，是不能打仗的。”“过去我们重视不够，只解决菜蔬。现在要解决部分粮食，不然人民倾家荡产，不能进行再生产，人民就会反对我们，就会弄到既无饭吃又无群众，不能支持斗争的地步。”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建立“奖勤罚懒”制度的建议。他说：“必须建立赏罚制度，在《命令》中规定，个人生产模范、劳动英雄，给予100元到200元的奖金。有些同志说，这是否过高了?我说不高。这是由于其劳动所获得的，又不是贪污所得，是应该的。对于懒惰不积极的，要给予处分。懒惰，生产不好的单位必须自己吃苦。否则，赏罚不明，就不能将一项工作做好。”在报纸公布邓小平的这个报告时，又将奖金额提高为“200元到300元”。“奖勤罚懒”制度建立后，极大地调动了部队、机关的生产积极性。

太行军区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提出了具体的开荒任务。邓小平也和张际春、刘锡五、李大章、周桓等，合伙“租了二亩公产水田”，带头落实“包工制”，搞起“承包”来。他们还立下“军令状”，“保证明年按规定交租”。他们特地聘请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农担任技术顾问，“指导他们上粪、犁地和下种”。他们天一亮就下地，担粪的担粪，平地的平地，到10月份就完成了秋耕任务。次年春天，邓小平经常挤出时间，抽空到承包的二亩地里锄麦子。

在邓小平的号召下，太行军区司令部机关由李达参谋长带领，政治部机关由黄镇副政委带领，在生产会议后又开会抓具体落实工作。他们苦干20天即完成了开荒任务，太岳军区在陈赓司令员带领下，开荒达6362亩。

大生产带来了丰硕成果，部队生活得到很大改善，部队的装备和战斗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许多干部战士还有了一些存款。

太行军区1944年上半年评选出劳动英雄200多名。11月21日，太行军区和太行区在山西黎城联合召开了“杀敌英雄、劳动英雄表彰大会”。邓小平在会上讲了话，并和太行区负责同志一起给军队和地方的劳动英雄们发了奖。奖给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和女劳动英雄郝二蛮各一头牛，另奖郝二蛮现金3000元。

“药还是有的”

邓小平对祖国医药学的深刻了解鲜为人知。八路军一二九师转战太行时期，卫生处长钱信忠经常带着军医到师部巡诊，邓小平时常提出一些有关医药学方面的问题和军医们讨论。1942年初春的一个夜晚，钱处长因为有事，由萧医生单独巡诊。不知是担心自己缺乏经验，还是害怕邓政委又提出什么问题，萧医生心里有点忐忑不安，以至到了邓小平的门前还在迟疑。正在这时，屋门开了，邓小平迎面走了出来：“哦——是萧医生，请到屋里坐。”萧医生进去后说明来意。邓小平说：“谢谢你们的关心。”接着，邓小平关切地询问起部队流行病的发病情况和医药情况。

当时，部队在太行山区，生活艰苦，战斗任务又很重，各种疾病流行，尤其是菌痢、疟疾、流感等发病率比较高。由于日本侵略者实行“三光”政策，再加上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药品供应愈来愈紧张。许多伤病员因得不到及时治疗，伤口恶化，病情加重，卫生处的同志都很着急。

邓小平听到这些情况，心情很沉重。“是啊，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就是妄图困死我们。我们决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没有药，光急也不行，要想点办法。”他的声音很低，既是自言自语，又好像在提出问题讨论。经过片刻的沉思，邓小平的眼睛忽然一亮，接着说：“其实，药还是有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收录的药物近2000种。我们这么大的太行山怎么会没有药呢?前些天，在村外散步时，我们就看到路旁有野菊花、柴胡这些中草药。它们都有消炎和清热解毒的作用，采回来不是可以用吗?当然还有其他的药，你们可以到群众中去请教嘛。”然后，他又说：“华佗在1700多年以前，就采用‘麻沸散’进行剖腹手术。将来，我们一定要让我国的医药学和其他科学重新走到世界的前列。”

说完，邓小平随手拿起一根火柴杆，轻轻地拨了拨桌子上的那盏小油灯的灯芯。灯火映红了邓小平那充满信心的脸庞，萧医生的心里也跟灯火一样明亮起来。

听完邓政委的这番话，萧医生茅塞顿开。在邓小平的指点下，卫生处的同志也开阔了视野。他们虚心地向当地群众请教，很快采集到了许多野菊花、柴胡、金银花等中草药，扩大了药品来源，缓解了缺医少药的矛盾。

去延安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粉碎日军的封锁，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委在敌人统治薄弱的豫北汤阴、浚县交界地区，开辟了一条由冀鲁豫边区经太行边区至陕甘宁边区的汤浚秘密红色交通线。

1943年5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沙区办事处交通员小李接受了一项任务，护送邓小平和卓琳通过这条红色交通线，经太行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华北战场对敌斗争情况。这时，办事处接到情报说，敌人近来巡逻活动频繁，对这条红色交通线似乎有所察觉。

事不宜迟。当天晚上，在20多名武装战士的护送下，邓小平和卓琳化装出发了。队伍来到卫河东岸老宫嘴渡口时，小李借着微弱的月光，沿河查找，整个渡口看不见一只船影，连河岸木桩上那根拦河横扯的摆渡铁索也不翼而飞。当邓小平得知上游不远处有个浅滩时，便当机立断，决定趟水过河。到了河当心，水越来越深，都到胸口了。河心水流湍急，走着走着，两腿直打颤。邓小平小声关照大家：“要把脚步踏实踏稳，互相拉紧手，千万不要被水冲倒。”大家按照邓小平的吩咐，紧紧拉着手，连成一条冲不倒的锁链，稳步前进，终于渡过了卫河。

第二天，夜幕降临时分，遵照“晓宿夜行”的规矩，邓小平他们又登程出发了，很快就进入了宜沟集日伪严密控制的封锁区。为了安全闯过敌人把守森严的铁路和封锁沟，小李带了几个战士匍匐前进，悄悄爬过铁路，来到封锁沟路口，没有发现敌岗哨，只听得南边岗楼里敌人吆五喝六地喊得正热闹：“地子九!天杠!他妈的……”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邓小平会从他们眼皮子底下通过。小李和几个战士立即分别卡住了铁路和封锁沟过路口的南北两侧，严密监视敌人，掩护邓小平和卓琳急速通过。

走了一段路，邓小平回头看了一眼伪军的铁路碉堡，小声说：“如果能在这个险要的关卡，从敌人内部做一些争取和瓦解工作就好了。”后来，地下党组织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炮楼上的伪军争取过来，保证了这条秘密交通线的畅通。

护送队伍来到淇河近旁，发现十五六个荷枪实弹的伪军在岸上巡逻，死死守住那段可以趟水过河的浅滩。护送的战士们有的建议强攻，有的主张硬拼，邓小平听了，低声对大家说：“同志们，打仗不能单凭勇敢，还要靠智谋，才能巧妙地战胜敌人!”他沉思了一下，决定派人用火力把巡河的敌人引走。三个战士在夜色掩护下出发了，巡河的敌人果然中计，“八路，快追!”跑了过去。这时，埋伏在河口的小李和另一个战士一跃而起，将留守的两个敌哨兵杀死。邓小平和卓琳渡过了淇河。负责诱敌的三个战士也无一伤亡，跑着跟上了大队。

邓小平在武装战士的护送下，连闯险关，终于通过了秘密红色交通线，经由太行平安到达延安。

战友情兄弟谊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国民党就撕下假和谈的面具，露出了真内战的面目，不断向我中原解放区等处进犯，全面内战阴云密布。为了与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斗争，邓小平政委、刘伯承司令员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开赴华北战场，从此，在中原大地上，刘邓大军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逐鹿中原的激烈战斗。

在极其紧张、艰苦的战斗环境中，邓小平和刘伯承患难与共，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是战争将刘邓两个人的名字连在一起，他们在感情上非常融洽，亲密无间；在工作上密切协调，配合默契，彼此信任；在生活上互相照顾，互相关心，团结得像一家人。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逐鹿中原，千里挺进大别山，百万雄师过大江，奋战南京、上海、杭州，进军大西南。在战斗生涯中，邓小平和刘伯承之间的战友情谊给长年跟随刘邓南征北战的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小平经常对跟他一起工作的同志们说：“刘司令员年纪大了，身体弱，他是我们的军事家，大事才要找他决策。司令部要特别注意哩!有事多找我和参谋长。”

刘伯承也经常对他周围的人说：“邓政委是我们的好政委，文武双全，我们都要听政委的，大家都要尊敬他。”

刘邓之间的亲密友情源自于他们在工作中的互相支持。从1938年1月开始，他们就是统帅八路军一二九师的亲密搭档，在抗日战争中威名远扬。到解放战争初期，刘邓率军逐鹿中原，更注意在工作中互相配合，互相尊重，从而保证了在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在紧张的战事中，每当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作战方案时，在最后下决心做出命令之前，刘伯承都要请邓小平发表意见。邓小平也十分尊重刘伯承。他常讲：“按师长的意见办。”并且解释说，我称呼“师长”是尊敬老师的意思。的确，邓小平在很多方面都把刘伯承当作自己的“师长”。

1946年夏，为粉碎蒋介石对解放区的进攻，我军主动向陇海路出击，在进军濮阳的途中，刘伯承问身边的军区政治部民运部部长穰明德：“你看把总部指挥所及其通信设施运走，需要几部大车?”

穰明德想了想，回答道：“我看有5部就够了。”

但军队到了濮阳后，具体经办此事的人却向当地政府要了25部车。刘伯承在驻地看到后，便严肃地质问穰明德：“你说只要5部，现在为什么又要了这么多?这是破坏军民关系嘛!群众会骂我们的!”他在地上踱了踱，来不及同邓小平政委商量，就下令召集来开会的军区和各纵队干部训话。

按理像军民、军政关系这类事是邓小平分管的，但他却常说：“司令员和政委的工作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应该既分工又合作。”因此，他主动和大家站在一起，认真听取刘伯承司令员的严肃批评。

最后，刘伯承对大家说：“请邓政委给大家讲话。”

邓小平马上走上前，向大家严肃指出：“师长刚才的批评很重要，是一场及时雨，把我们发热的头脑浇冷了。希望大家回去后认真研究传达，保证不重犯这样的错误。”几句简短的话语寄予了邓小平对刘伯承几多真挚的情感和尊敬!

邓小平不但在工作中尊重刘伯承，就是在其他方面，也总是把刘伯承当作自己的师长。

刘伯承文武双全，是一员儒将，除了指挥打仗，一有空就钻研军事理论，翻译俄文军事论著；在书法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写得一手好字。邓小平就把他的字拿来细心琢磨，经常临摹，常常很风趣地对人说：“我练的是‘刘体’，这可是集王、颜、欧、柳各家各体之大成的字呀!”

邓小平和刘伯承都是四川人，家乡的山水和习俗，特别是出生入死的革命经历，造就了他们坚毅的性格和高尚的情操，这使他们有了许多的相同之处。长期并肩战斗的戎马生涯，更使他们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早在1942年，日军向抗日根据地发动春季大“扫荡”时，为了扭转困难局面，3月中旬，邓小平率七七二团一部到太岳区。分手后，刘伯承一直担心邓小平的安全。那时敌军修筑了白晋铁路，把太行和太岳区分割开。3月29日晚，收到电报说：邓今晚过白晋线去太岳区。那天刘伯承一夜未睡，坐在作战科替参谋值班等电报。天快亮了，接到陈赓来电，直到译电员把电报译完，知道邓已安全通过白晋线，到达太岳区沁水县境内，才放心回去睡觉。

1947年8月底，刘邓大军进入了大别山。3个月的时间，歼灭了大量敌人。蒋介石紧急抽调30旅近30万人压向大别山。刘邓大军物资供应紧张。已是10月初冬，整个部队还一身单衣，晚上只盖毯子和夹被。邓小平深知部队面临的困难和官兵生活的艰苦，他诚恳地对大家说：“我们千里跃进大别山，在敌占区进行无后方作战，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大家都要想办法克服。困难是有，没有困难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司令员对大家很关心，实际上他比我们更困难。他年近花甲，还同部队一起行军打仗，现在已到寒冷季节，晚上很冷，我们只好叫警卫员给他多铺些稻草……”

邓小平的一席话，感动了在场的全体官兵。其实，同志们都知道，邓小平自己也衣被单薄，想到的却是让刘伯承睡觉时尽量暖和些，而不顾及自己。真可谓于细微处见真情啊!

在刘邓朝夕相处的日子里，邓小平总是尽力多做些工作，以减轻刘伯承的负担。遇到参谋长处理不了的一些事情，邓小平常常出面召集各纵队首长共同商量，部署指挥。只有在战役发展遇到大的困难和要作出重大决策时，才与刘伯承一起周密考虑，作出决定，并由刘伯承出面召集各纵队首长，发布命令，鼓励、督促各部队奋勇杀敌，夺取胜利。

部队上下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只要刘司令员亲自找各纵队首长谈话，说明战役已到了关键时刻。只要坚持贯彻下达的命令，胜利就要到来了。

实际上，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不仅是一名杰出的政治工作者，而且是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者，是刘伯承在军事上的亲密助手。每次拟定作战计划和命令时，邓小平先敏锐地分析判断敌情，提出几种作战方案，并明确提出自己的倾向意见。刘伯承总是充分考虑和尊重邓小平的意见，并根据自己丰富的作战经验加以充实和完善。通常，在命令下达后战役发起前的一段时间里，邓小平总是主动照顾刘伯承，劝他抓紧时间休息，而自己却一刻不离地守候在电话机旁，进行指挥。下边报上来的问题，不论哪方面，不论大小，都能得到及时解决。此外，邓小平亲自守在指挥电话旁，对部队官兵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每当这时，刘伯承要么走到村外，凭着他丰富的经验，听听前方的动静，判断战役的进展情况；要么静静地坐在那里思考每一个作战细节，及时提醒下边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在指挥各大小战役中，刘伯承和邓小平制定的作战计划往往周密完善，有很强的预见性和必要的灵活性，从而保证了各战役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

邓小平和刘伯承结下的战斗情谊，鼓舞了一代人，教育了一代人。

“不握手会议”

解放战争初期，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陇海、定陶一线连战连捷，尤其是定陶一役，刘邓大军5天之内歼敌17000人，敌中将师长赵锡田被活捉。由于我军在战斗中每战皆胜，所向披靡，战果一个比一个大，于是在前线作战部队中开始滋长一些骄傲的情绪，有的指战员也开始不检点，个别部队的斗志有所松懈，军民和官兵的团结也出现了问题，一些部队在动用民力方面不注意维护群众利益。这些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必定会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失。

在长期的军旅生活中，邓小平不仅以指挥英明、多谋善断而著称，而且也以治军严格而享誉全军。他要求部队广大官兵在政治上要绝对服从中央和军委的领导，要无条件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要严格遵守有关的政策法规。为此，邓小平重身教、律己严，执行纪律一丝不苟，一经发现不良倾向，立即进行整顿，处理起来从来都是铁面无私的。

作为久经沙场的军事家，邓小平深刻体会到，战场大军云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民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因此，刘邓所率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特别注意军纪的整顿工作，把这当作一项战略任务来抓，当做重要问题常抓不懈。为此，他们在部队中开展了严格执行纪律的群众运动，并为运动定下了三条纪律，一是发动群众性检查，坚决反对自由主义；二是各级首长要负起责任来，决不能纵容任何伤害群众利益的事情；三是要严格执行军事纪律、群众纪律和经济纪律。尤其是领导同志要从自身做起，要起模范带头作用。邓小平说，带部队的同志对部队纪律整顿的怎样，首先要看他的直属队和他的警卫员。他还曾尖锐地批评一些干部“一点小行李，自己也不背，两个小包袱还要老百姓来挑，仿佛我是来革命的，老百姓应该跪在我面前。”邓小平还一再告诫部队干部：一定要意识到，群众不是命中注定要跟我们走的，如果我们纪律不好，那老百姓为什么不可以跟别人走呢?

陇海战役结束后，有同志给邓小平打电话，反映部队的群众纪律不好，在战斗中损坏了不少群众的家具锅碗等。邓小平听说后，当即踏着泥水到了前线，在一个农家院子里，召开了团以上的干部会。邓小平说：陇海战役进行了四天，这一阶段你们打得很好，解放了砀山城，歼灭了几千人，缴获的武器也不少。但必须指出，你们严重地违犯了群众纪律。你们在作战中牺牲了那么多人，为了什么?不是为了解放人民群众吗?为什么要损害群众的利益?你们要认真地赔偿群众的损失。

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违犯了群众纪律，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没有人民的支持，取得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部队领导当场承认了错误，并立即进行赔偿工作。事后，他们幽默地说，陇海战役打了个大胜仗，却挨了个大批评。

邓小平感到这些问题已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于是，他决定利用部队休整的空隙时间，召开一次整顿纪律、增强斗志的会议。

会议定于9月10日召开，这天又正好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第三、六、七纵队的司令员在接到会议的通知后，当时都高高兴兴地来到了司令部开会。当各纵队的首长纷纷要和邓小平握手时，邓小平却摆摆手说：“这次开的是不握手会议。”一时竟说得各纵队首长面面相觑，不知所云。

会议一开始，邓小平就开宗明义地说：“今天我们把大家请来，不是欢度佳节，庆祝胜利，而是要开一个不握手的会议。我们不要以为打了两个胜仗，就沾沾自喜，握手言欢，心满意足，你好我好，什么都好。要更多地想想自己的不足。邯郸出发以来，我们的工作做得怎样?群众纪律怎样?军民、官兵的团结搞得好不好?部队的指挥和战斗作风还存在哪些问题?希望大家就此发言吧!”

邓小平的话刚说完，各纵队的首长就明白了为什么要开这样的会议。原来，邓小平通过部队不注意群众纪律的反映，觉察出少数干部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情绪。于是，邓小平在及时召集总结经验的同时，严肃指出了问题：骄傲情绪和某些部队只顾作战需要不顾群众纪律的错误倾向正在滋长。提出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在会上，刘伯承司令、李达参谋长和张际春副政委先后发了言，指出部队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与会的各纵队首长也结合自己所在部队的情况，纷纷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七纵队司令杨勇首先发言指出：“七纵军政军民关系不好，仗打得也不好，所有这些，我全都负责，我回去要好好进行整顿，提高斗志。”三纵队司令陈锡联也接着在会上作了检查，指出：“三纵发生的问题，全都由我来负责。”邓小平看到会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和效果，宣布散会。

事后，各纵队司令员们每每回忆起这次不握手会议的情形时，常爱对人们讲：小平同志对高级干部要求非常严格，在重大是非原则问题上，从不迁就任何人，但他对这些历经战争考验的干部们又是非常信赖的，相信他们的觉悟，知道他们一旦认识到错在哪里，就一定会勇于克服并加以改正的。与会的各纵队首长在回到各自的岗位后，立即对所属部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整顿，这些部队以崭新的面貌投入到了新的战斗。

几十年过去了，曾经参加这次会议的杨勇还这样讲：这次在安陵召开的“不握手会议”，虽然月饼没吃着，但自己所受到的教育是终生难忘的。

胆略过人战陇海

1947年1月，当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一纵、七纵打完巨金鱼战役的最后一仗西台集战斗之后，为了进一步打击沿陇海线东进的敌人，刘伯承和邓小平又决定发起第二次陇海战役——豫皖边作战。这次作战部署分南北两集团：北集团由刘伯承司令员指挥，南集团由邓小平政委指挥，担负在陇海路南的作战任务。

邓小平在听取了南集团的七纵领导对具体战斗的部署后，十分满意，并提出在跨越陇海铁路的时候，要注意对铁路进行有限地段的破坏，并同时协助六纵的兄弟部队攻击柘城。

根据作战部署，邓小平率领南集团部队出发了。行军途中，敌人发现了我军南进的意图，急忙派飞机轰炸，企图阻止我军跨越陇海路。行进道路上硝烟弥漫，弹坑累累。为了争取时间，迅速跨越陇海路，全军指战员在邓小平的率领下，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毫不畏惧地继续向前挺进。经过几天的急行军，部队抵达预定地区。

部队一到集结地域，在邓小平政委亲自指挥下，七纵队全体指战员立即投入了激烈的战斗。

首取柘城。这次战斗由六纵担任主攻，七纵配合协同。柘城守敌原系国民党军张岚峰部。张岚峰过去是西北军的，他在巨金鱼战役中被我俘获。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李达参谋长是宁都起义的老红军，起义前也在西北军，这次特意接见了张岚峰，对他晓以大义，讲清了我党我军的有关政策，张表示愿意立功自赎。刘伯承和邓小平答应了他的要求。这次，邓小平亲自指挥陇海路南线作战，这个作战地区恰恰是张岚峰旧部的驻区。邓小平命令野直特派员张之轩带一个班，用轿式大车把张岚峰护送到南线，做劝降工作。邓小平等要求张岚峰写劝降信给他的叔父张映臣，劝其率部起义。但蒋介石在得知张岚峰被俘的消息后，便火速从商丘第六绥靖区派一个军统特务连，进驻柘城驻军司令部，严加控制，劝降信没能生效。我军只得采取硬攻。

部队于1月30日发起总攻击，经过激战，很快攻克了柘城，取得了歼敌两个团、活捉张映臣及团长张永承的胜利。

我军首战告捷，给了豫皖边敌人以有力的打击，鼓舞了军心和斗志。

紧接着，七纵乘胜前进，对鹿邑城守敌发起攻击。具体作战计划由纵队司令杨勇等制定，并向邓小平作了汇报和请示。

邓小平听完后说：“很好!我同意你们的意见。攻城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充分做好，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要考虑周到，要尽量减少部队伤亡，要发扬你们敢打硬拼的精神，坚决夺下鹿邑城!”

第二天拂晓，攻城战斗打响了。七纵杨勇司令、张霖之政委遵照邓小平政委有关攻城的指示，果断地指挥部队攻城。战斗持续了一昼夜又半天的时间，全歼了鹿邑城守敌，使豫东广大地区又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在夺取南集团作战的第二个胜利后，为扩大战果，七纵又担负起配合六纵歼灭亳州守敌的任务。邓小平仍随七纵指挥机关行动。在部队朝亳州方向行进的途中，遭到敌机疯狂的轰炸扫射。指战员们十分担心邓小平政委的安全，问邓小平是不是停下来先隐蔽一下，待敌机轰炸过后再走。邓小平摇了摇头说：“要抢时间，迅速赶到预定位置，就是胜利。”为了争取时间，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在邓小平率领下，七纵全体指战员顶着敌机的袭扰，继续大踏步地前进，顺利抵达集结地，又立即投入到新的战斗中。2月1日，亳州守敌在六纵和七纵十九旅的攻击下，全部被歼。同时，前来救援的敌军，也全部被歼灭。

亳州之战胜利结束后，部队继续在豫皖边地区寻找战机，邓小平仍和七纵指挥机关在一起行动。原计划部队直出陇海铁路，但因敌情有变化，邓小平决定部队暂缓行进，原地宿营待命，并发电报给六纵指挥部，命令他们也停止行动，原地待命。第二天凌晨一时许，六纵队政委杜义德来到七纵指挥部，看到部队正在休息，感到很奇怪，便有些生气地问：“为什么你们在休息，我们六纵部队还在行军，这是怎么回事?”说话间，一直工作还没休息的邓小平正好走来，看见是杜义德来了，便笑着打招呼。当听到杜义德讲六纵队还在继续前进时，邓小平忙问：“这是怎么回事?我已用电报通知你们原地休息待命。”说着，邓小平要七纵有关方面立即查明情况向他报告。

经野战军司令部随同邓小平来的参谋人员和七纵司令部核查，原来是六纵队在行军中，七纵电台一直呼叫不出六纵的电台。因此，电报没有发出。但机要科并没有向邓小平及时报告。

邓小平了解后，马上指示：“想一切办法立即通知六纵部队停止前进，就地休息待命。”同时，对七纵有关领导作了严肃的批评，指出指挥机关哪怕只是在一个环节上出了差错，也可能给部队造成严重损失，必须以此事为戒，健全制度，提高效率，加强纪律性。邓小平还为此亲自向杜义德作了解释。

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徐州西北和陇海路南北举行的巨金鱼战役、豫皖边战役，同华东野战军在鲁南徐州东北举行的鲁南战役、峰(县)枣(庄)战役互相辉映，形成了对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要点徐州的钳击态势。晋冀鲁豫野战军在东进徐州西北和二出陇海路的过程中，胜利完成了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的任务，同时也取得了歼敌2万余人的胜利，并在以后的三出陇海线，最终打破了蒋介石的“邯郸梦”。晋冀鲁豫解放区首府邯郸城连一个营、一个团的兵力也没有部署，却一直安然无恙。这是另一种意义的“空城计”，即是以“敌进我进”，“釜底抽薪”的战略战术来表演的一场“空城计”。

后来，刘伯承曾在一次讲话中谈道：“邓政委说，我们一出陇海和二出陇海，还有一个重要的战略任务，就是‘探路’。”刘伯承还进一步解释说：“这‘探路’就是探明将来向南作战略进攻的道路。”

“要做智勇双全的战士”

对王克勤这个刚从平汉战役中解放过来的战士来说，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能够站在刘伯承、邓小平面前，聆听教诲，并能够同两位首长握手，然而刘伯承和邓小平的确站在他的面前，并微笑着同时还向王克勤伸出了手。当闻名天下的刘、邓将军向他这样一位极其普通的战士伸出手来，握手致意的时候，王克勤激动得热泪盈眶，感觉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王克勤在参加解放军前，其命运正如两句古诗所言的那样，“秋风吹飞藿”，“世事如转蓬”，处于漂泊不定的状态，如同秋风中的飞藿，如同大风中的蓬蒿，不知何处是归宿。他出身于安徽阜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在家靠乞讨为生，后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当了4年兵，挨打受气，备受欺凌。平汉战役中，王克勤所在的国民党军队被我军包围，王克勤放下武器，获得了新生。

王克勤经历了两种不同的军旅生活。在国民党军队里，他目睹了那些为非作歹、踏着士兵的尸堆去捞取高官显爵的长官，也亲眼目睹了那些表里不一，口蜜腹剑的罪恶官吏。两相比较起来，他感觉到解放军真不愧为人民的军队，在这里人人平等，充满着人间温情和友爱。尤其使他感到惊讶的是，在人民解放军的队伍中官兵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官兵之间可以是父兄，是同志，是战友。

当刘、邓站在王克勤的面前时，王克勤思绪万千，心想名扬四海的刘、邓哪像威严无比、威震敌胆的军事统帅，简直像慈祥敦厚的长者。王克勤对刘伯承、邓小平这两位“喑鸣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的常胜将军的崇敬心情油然而生，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国民党军中那些平时耀武扬威的将军们一听到刘、邓的名字就魂不守舍，为什么国民党军中那些趾高气扬的官兵们一遇到刘、邓的主力就望风而逃的原因了。

王克勤此时所见的刘伯承和邓小平，真是太普通了。两位都穿着一套半新不旧的平布军服，胸、肘、膝等部位都已经纬毕现，领边和袖口都磨得发白了。刘伯承扎着一副灰布绑腿，邓小平却散着军裤腿，迎着和风，既慈祥又和蔼地站在王克勤的面前。毕竟岁月催人老，几十年的戎马征战生涯使年过半百的刘伯承已鬓际添霜了，但精神非常好，而邓小平则显得既精悍又老练，既严肃又亲切。

王克勤握着刘伯承、邓小平的手，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刘伯承以慈爱的目光注视着王克勤，满怀深情地说道：“王克勤同志，我跟你是一样的人，在旧社会出身微贱，被人看不起。我的祖辈是铁匠，又吹得一手好唢呐，就因为这点事，在前清我连秀才也考不上。尽管在青少年时代我曾立下壮志要改变家庭的社会地位，但不管我念书是如何用功，参加科举考试成绩是如何优异，但终究都不能金榜题名，为什么呢?社会制度决定的，当时清政府就明确规定，非出身富家显贵子弟，不得应试及第。我出身寒门，家世贫贱，即使有才学也取不上。因此旧社会可以说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啊!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干革命才能有出路啊!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战，为人民的幸福生活而战，是非常光荣的!”短短一席话，使王克勤受益匪浅。

这时，邓小平也开口讲话了。他问王克勤身边的两个战士是何时参军的，参军之前干什么，当邓小平了解到这两个战士一个是来自太行山六河区的矿工，一个是磁县的翻身农民时，对王克勤等人说道：“你们三个人正好反映了部队的面貌，我们的军队基本上是三合一：三分之一是老战士，三分之一是解放战士，三分之一是翻身战士。你们虽然参军的历史不同，但要注意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新战士应该要向老战士学习，从他们身上学习我军的光荣传统；老战士也要向新战士学习，学习他们的翻身经验；老战士和新战士都要向解放战士学习，学习他们的军事技术。党就靠你们，靠你们这些主人翁，在人民群众支持之下，多打胜仗!”

邓小平提高了声调，对在场的全体战士们说道：“要记住，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同时也是全副本领的斗争，不只是斗力，更主要的是斗志。”邓小平勉励王克勤和全体战士：“你们要做智勇双全的战士，为人民扛好枪，为人民打好仗。”

“暗度陈仓”过黄河

1947年6月30日晚，在鲁西南前线，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亲率12万大军，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一举攻破国民党重兵把守的黄河防线。6月30日仲夏之夜。当刘伯承、邓小平率军来到黄河北岸，驻守的敌军竟丝毫没有发现。

滔滔黄河水，像一条蜿蜒的巨蟒，躺在广阔无垠的华北平原上，在朦胧的月光下滚滚向东流去。在夜色苍茫中，船工从苇丛深处推出一只只平头小木船，刘伯承、邓小平敏捷地跳上船去，并肩站在船头。船像脱弦之箭，向黄河南岸急驶而去。

突然，两架敌人的侦察机，带着轰鸣的巨响，沿黄河由西向东飞来，一路投下许多照明弹，顿时打破了夜的沉静。这时，站在船头、解开外衣的邓小平，见敌机临空，谈笑风生地对刘伯承说：“敌人怕我们渡河寂寞，特给点亮了‘天灯’。敌人的空军墨守成规，一侦察，二报告，等它叫来轰炸机群，我们全军已渡河完毕!”“是啊!”刘伯承司令员用手推推他的玳瑁框眼镜，赞同地说，“不明修栈道，怎么能暗度陈仓呢!这就叫‘临晋设疑，夏阳渡河’嘛!”说完邓小平、刘伯承相视而笑。

邓小平、刘伯承显得是那样轻松，胸有成竹。其实，为了使部队能顺利渡过黄河，他们早就做了精心的安排与部署，那时他们可一点都不轻松。

在渡河之前，刘伯承、邓小平把12万野战军主力集结起来，而让太行军区、冀南军区部队伪装成主力，在豫北发起攻势，跟敌人打得难解难分，同时指挥豫皖苏军区部队向开封以南地区佯施攻势，以转移敌人视线。刘伯承、邓小平则指挥部队夜以继日地进行渡河的准备工作。

刘邓大军的指挥部设在一所农民的房子里，泥坯墙，茅草顶，房间不大，四壁钉满了地图，中间摆着4张方桌，桌上铺着黄呢军毯。邓小平坐在桌子的一头，一边看着地图，一边一支接一支地吸烟，面前的小瓷碟里堆满了烟蒂。刘伯承则双手插在腰带中，在屋里踱步沉思。就这样，刘伯承和邓小平在这间小小的指挥所里，筹划出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战略战术。

当太行、冀南和豫皖苏部队和敌人连续打了几天几夜，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弄不清我军主力行动方向时，国民党郑州前线司令部却发表电讯，说什么共军刘邓部南进受挫，已被迫“西窜”，不久可能退回太行，目前正为撤军扫清道路。可见，刘邓大军“暗度陈仓”的战术已然奏效。

由于敌军的错误判断，足抵“40万大军”的黄河防线，成了不设防的防线。本来，国民党新调来的两师主力已在河东挖了滩头阵地，因听指挥部说共军准备“西窜”，放松了戒备，部队根本未进入阵地。

刘伯承、邓小平把渡河时间选在6月30日晚。这天，夜静得出奇。黄河北岸的我军将士静悄悄地蹲在战壕里，各种渡河器材都准备停当，只等渡河命令下达。

午夜时分，渡河命令下达了。我军大炮首先向南岸的敌军阵地开火，惊雷般的巨响打破了寂静的夜空，火光映红了滚滚黄河水，千百只帆船载着我军健儿杀向黄河南岸。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共12万人，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率领下，采取偷渡与强渡相结合的战术，在300余里地段上一举突破敌军防线，渡过了黄河天险，使蒋介石鼓吹的可以代替40万防守大军的“黄河战略”神话，只一夜工夫就烟消云散，成为历史的笑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进攻序幕，也就在这个晚上揭开了。

刘伯承、邓小平率军渡过黄河，在下船登岸前，几乎同时把手伸向船工，异口同声地说：“你们辛苦了，是你们为人民立了大功!”后来，两位首长还亲笔签署命令，嘉奖黄河船工：“……你们不顾敌军的炮火和蒋机的骚扰，不顾日夜的疲劳，积极协助我军渡过了大反攻的第一个大障碍，……这是你们为祖国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立了大功。”

“具体工作让我多做些”

淮海战役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一场奇迹。这场战役是由当时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及中原军区、华东军区、华北军区的地方部队一起共同进行的。为了组织部署好这场战役，中共中央特别成立了由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五位同志组成的总前委，邓小平担任总前委书记，统一领导和指挥淮海战役。

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中央军委曾经电示陈毅、邓小平率中原野战军主力集结蒙城地区，然后攻取蚌埠，占领蚌埠铁路段。邓小平和陈毅根据当时敌我态势的发展变化，认为应不出淮南，而佯攻徐州。为此，邓小平和陈毅经过认真的研究后，电请中央，建议把中原野战军的集结地改为永城、亳县、涡阳中间地区，以配合华东野战军的作战部署。中央军委当即批准了这一建议，以后的战役也正是按照这一建议来展开的。邓小平、陈毅率中原野战军主力，从南面佯攻徐州，攻占宿县战略要点，控制了固镇以北铁路、公路交通，解放了徐州以南的广大地区，完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有力地配合了华东野战军全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已胜券在握，为了使战争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促进胜利的早日实现，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及时向中央军委提出要着手准备第二阶段战役的建议，并指出“下一步作战以在南线打黄维、李延年为上策。”中央军委同意了总前委的建议，决定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应集中力量在南线，重点歼灭黄维兵团或李延年兵团。

邓小平在指挥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中，始终着眼于大局，争挑重担，主动多承担战役的组织指挥工作。刘、陈、邓总前委常委三人在一起，既负责整个战役和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作战的谋划与决策，又要直接指挥中原野战军各纵队的具体作战行动。为了减轻刘、陈的工作重负，在战役决心下定、战役计划确定之后，邓小平便主动担负了具体的组织指挥工作。一天上午，刘、陈、邓都在作战室办公，邓小平向刘伯承、陈毅两位司令员说道：“两位司令员，我比你们小几岁，身体也比你们好一些，具体工作让我多做些，夜间值班我也多值一些，这是应该的哟!”刘伯承、陈毅听后，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起来。陈毅风趣地说：“我们既要竭尽全力，恪尽职守，又要尊重政委的意见哟。”刘伯承也接过话题说道：“在我们这把年纪里，这样的会战、决战，已不会很多啦，我们理应努力工作，拼命完成任务哟!”二位司令员的一席话，蕴涵了并肩作战的战友们的深情。邓小平听罢，谦逊地说：“大的决策指挥，还是靠两位司令，靠我们三个‘臭皮匠’，只是具体工作由我多做些。”接着，邓小平便向作战科的同志宣布，一般事情多找他请示报告，重大事情同时报刘、陈、邓。就这样，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过程中，邓小平总是天天守在作战室里。特别是夜间，他每次值班都要到深夜，甚至到下半夜，一直等到各纵队战斗情况基本上没有大变化时，他才休息。对于刘、陈、邓三人每天共同商定的各纵队的作战任务，也都是由邓小平直接在电话里向各纵队首长亲自传达和部署。对于各部队的战斗进展情况，邓小平除随时听取作战科值班员汇报外，几乎天天都要跟各纵队首长通电话，一方面检查督促他们执行命令的情况，一方面直接了解掌握前线的第一手情况，为制定下一步的作战计划提供依据。

邓小平在指挥作战中，既强调高度的集中统一和严格的纪律，又特别注意做部队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当时我军在作战中面临着编制不齐、兵员短缺、装备劣势的困难，确实给各纵队在作战的组织指挥上，带来许多问题。针对这些情况，在战前各纵队领导干部会议上，邓小平诙谐而又郑重地讲道：“消灭黄维兵团，对于中原野战军来说，犹如‘瘦狗屙硬屎’，要不惜一切代价，在华野协同下，坚决完成歼灭黄维兵团的任务。”在战役过程中，邓小平多次在电话中命令各纵队首长，要坚决贯彻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歼敌重兵集团于淮河以北的指示，争取打好中原作战的最后一个硬仗。广大干部战士遵照邓小平所倡导的“就是把自己(部队)打光了，能完成歼灭黄维兵团的任务，就是尽到了我们这支部队的历史责任”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以高昂的士气和顽强的毅力，为淮海战役的胜利而艰苦作战。

邓小平身为总前委书记，不仅负责战役全局的决策和谋划，而且主动承担了许多具体工作，在对整个战役的指挥中，他还兼任了参谋长的工作，并具体领导中原野战军司令部的工作。对于敌情的变化，战况的进展，通信联络的畅通，兵员的补充，部队组织的调整，武器弹药的补给，后勤生活的保障等诸方面的情况，邓小平都亲自过问，使整个淮海战役的组织指挥工作井井有条，进展有序。邓小平无私奉献和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激励了广大指战员的斗志。

1949年1月10日，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全歼了杜聿明集团，这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歼敌最多的淮海战役胜利地结束了。

“我们既会打仗，也习惯干粗活”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我中原野战军挥戈东进，指挥部驻在古城临涣集东北角的文昌宫内。

临涣隔几天便有一次集市，大多是卖鱼、卖虾，进行农副产品和生活日用品的交易，每到傍晚，还有人说书、唱戏，也卖鱼虾等。自从中原野战军指挥移驻临涣集后，这里就更加热闹起来。逢集市，人们看到一位40多岁、体格精悍的首长，穿着很干净的半旧军装，沿镇街走出南门，来到浍河岸边的码头。这里是鱼虾、农副产品交易最繁忙的地方，也是说书、唱戏最集中的地方。这位首长时而看看鱼虾，问问价钱；时而走到戏场旁边，欣赏一会儿节目；时而与闲步的人聊聊农事，拉拉家常。每逢这时，人们便在心里发问，这位首长到底是谁呢?再看到他身边经常跟着的几个警卫战士，便猜想他一定是位大首长，但他究竟大到哪一级呢?没人能说得清楚。

也许，人们很难想到，他，就是赫赫有名的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兼中原野战军政委邓小平。

自从指挥部在临涣住下后，邓小平在百忙中时常抽空到附近转转，以了解情况，体察民情，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当地百姓虽叫不出他的名字，但却跟他逐渐熟悉了。邓小平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工作作风，凡与他接触过的人都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

一天傍晚，邓小平去外面散步，刚走到住所的小院门前，恰巧碰到60多岁的李大爷挑着水桶进来，凉水把他的军裤打湿了半截。李大爷慌忙放下水挑，赶紧过来帮邓小平擦拭身上的水迹，却被拦住了。这时，邓小平笑了笑，操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和蔼地问李大爷：“大伯，您今年多大岁数?还能挑动这担水?”

李大爷望着这位神采奕奕、和蔼可亲的首长，紧张的情绪立即消除了，激动地回答：“俺属小龙的，今年满68岁，这水是咱们院里用的。“噢!这水是给我们挑的。”邓小平沉吟着，突然伸手从李大爷胳膊上抓过扁担，一弓腰挑上了肩，健步朝炊事班走去。这一下李大爷可傻眼了，愣了一下，便急忙追上去，左拦右挡，一边解释说：“这些粗活我们干惯了，哪能劳累您呢!”“劳累?”邓小平慈祥地笑了，诚恳地说：“我们都是出生在劳动人民家庭，既会打仗，也习惯干粗活。”

这时，一个警卫员跑了过来，把担水之事向邓小平作了说明。

原来，部队为了缩小指挥机关的目标，防止敌特破坏和飞机轰炸，所以在当地请了几位挑水的。

邓小平听完汇报后，给李大爷搬来了板凳，一同坐下，拉起了家常。邓小平亲切地问李大爷家几口人，生活过得怎样，支前担架队组织了几个，怕不怕飞机轰炸，等等。李大爷一一作了回答。

接着，邓小平激动地说：“现在部队打仗，许多事情都靠乡亲们支援，像您这样大的年纪，还来给我们挑水，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得很呢!等解放了，我们再来感谢您老人家!”

李大爷和邓小平肩挨肩地坐着，听了他的这番话，激动得眼角都湿润了，真不知该说什么好。

不一会，邓小平又要开始工作了。李大爷请邓小平把打湿的裤子脱下来洗洗，烤干后再穿。邓小平笑着说：“我也长有两只手，还是自己洗好，现在工作忙，洗衣服和烤衣服也要服从战争啊!”

李大爷忙说：“我们这里秋天夜里冷，穿湿衣服会着凉的，首长，您还是……”

邓小平摆摆手说：“没关系，没关系，身上热度高得很呢，一会儿就干了。”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说了这么半天的话，李大爷还不知道这位首长的姓名。他望着这位平易近人、乐观风趣的首长，激动得再也说不出话来。他挑起水桶，一边走一边还在心里琢磨：这位大首长是谁呢?他怎么也不会想到，站在他面前的，就是爆发在此地的驰名中外的战役——淮海战役的总前委书记、中原野战军政委邓小平。

“了不起的儿童团长”

1948年秋，邓小平率中原野战军指挥部在临涣集文昌宫住了10天。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指挥部又移驻到小李庄。

邓小平每到新的住地，总是抽空做些调查研究，特别注意与当地群众建立联系。他和蔼可亲，很快就能与他人亲近起来，赢得人们的信任，但这有时也给他带来一点小小的“麻烦”，给平静的生活增添一份快乐与温馨。

邓小平住到小李庄后，一天上午，十几个儿童来到他住处的门前，围住他吵吵嚷嚷，像在要什么东西。邓小平慈父般地望着孩子们，听完他们的要求，无可奈何地苦笑笑，想说什么，但没有开口。

就在这时，刘伯承司令和陈毅副司令从外面回来。陈老总看见一群孩子围着邓小平，就乐呵呵地说道：“小平同志，你不仅是位统兵的打仗的帅才，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儿童团长!”

刘伯承见此情景，问道：“小平同志，怎么回事?你一到哪里，就很快和当地人搞得那么熟呀!”

邓小平闻听此言，赶紧摇了摇头，似乎有什么事情乞求两位司令员，沉吟着说：“喂，二位司令员，请你们做点牺牲吧!”他挤到两位司令员中间，把被孩子包围的事，说了个大概，立刻逗得两位司令员哈哈大笑起来。

原来，数日之前，烟台人民千里迢迢给淮海战役总前委送来一些苹果，邓小平知道后，对警卫员嘱咐说：“我的身体不错，现在最需要营养的是为人民流了血的伤员同志，快把苹果让后勤部转给他们吃吧!”

警卫员知道邓小平一旦决定了的事，再怎么劝说也无济于事，他无可奈何，只好把苹果送到后勤部。当时后勤部的同志出了个主意，让警卫员给三位首长各带回几个尝尝。谁知邓小平还是一个也没吃，又把苹果送给了房东家的孩子们，这件事不胫而走，很快在小李庄传开了，所以才引来一群孩子要求首长“发”苹果。

邓小平讲完后，求情似的看着两位司令员，希望他们能为他解围。可是陈老总听罢，也无可奈何地笑了，对邓小平说：“很对不起你哟，我和刘司令员的苹果昨天已带到前线，送给了几个伤病员。”

这些希望首长们“发”苹果的孩子们虽然好奇、嘴馋，但还是懂事的。他们听了首长的谈话，便悄悄地散去，最后只剩下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站在那里舍不得离去。

邓小平爱抚地摸着孩子的头，问他多大了，家中几口人，出担架没有，读没读过书，最后，邓小平换出一支自来水笔，语重心长地说：“很对不起呀，苹果是没有吃的了，把这支笔送给你，好好学习，长大要做革命的接班人啊!”

男孩接过笔，激动地点着头，却什么话也没有说，邓小平目送他离去，男孩边走边回头，他多么感激这位亲切慈祥的解放军首长啊!

“兵贵精，不贵多”

淮海战役期间，总前委书记邓小平非常重视野战军司令部的建设。邓小平作为久经沙场和战争考验的军事家、政治家，深知司令部是野战军的核心部门。他特别重视人员精干，对人员的军政素质要求都比较高，强调参谋人员要抓紧军政学习。

邓小平经常教育司令部人员，要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他不止一次地谈起，抗日战争时，有的同志只有“打日本”的思想，没有民主革命的思想准备。结果是抗战一胜利就离开部队，“三亩地，一头牛，娶个老婆，热炕头”，回家抱娃娃去了。他说：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是好事，是大事。但是，不打败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就不能胜利，人民就永远不能翻身。共产党人还有更高的目标。共产党人是要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这是历史的必然，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邓小平明确要求：机关为部队服务，要反对官僚主义，要实事求是，遵守纪律，艰苦朴素，为人表率。

邓小平对司令部的职能非常重视，对司令部的工作要求极其严格，并且身体力行，充分发挥示范作用，这往往成了战争时期无声的命令。他经常告诫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你们的工作，是要迅速、准确、认真地贯彻我们的作战计划和决心。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们是代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张(际春，副政委)、李(达，参谋长)处理作战及日常工作的。你们工作得好与坏，成功与失败，是关系着千军万马，关系着战役、战斗胜败的大事!”他还曾严肃、郑重地说：“你们工作上如果出现失误，人们不认为是你们这些年轻人的错误，会认为是刘邓张李的失误。你们可要处处小心谨慎，不能有一点疏忽大意才行哟!”

为此，邓小平和刘伯承对司令部的工作人员制定了严格的工作要求。

一是快速。了解敌情要快，报告军情要快，起草作战计划、下达作战命令、传达首长指示、对情况分析判断也要快。还要求写得快，画得快，要随时能画出战役、战斗部署图、进展经过图、敌军位置部署图。

二是准确。无论是报告情况、反映问题、写材料，都要准确无误。如写总结，邓小平就曾说过，写总结简明扼要是对的，但要有个限度。简明到说不清、说不透问题就不行。为此，邓小平曾亲自帮助野战军司令部的工作人员写总结，以提高司令部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

三是精通业务，熟悉情况。对军情各个方面都要烂熟于心，能应声即答。邓小平随时都会向司令部的参谋人员提问：“敌××师长叫什么?多大年龄?哪个军校毕业?简历、性格……”参谋人员必须当场准确回答，偶尔答不完整，邓小平就会笑着说：“哟!怎么，你们年轻人还记不过我们上年纪的人呀!”话不多，语气也不重，但催人奋进。

四是加强学习，提高素质。邓小平经常要求司令部的参谋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他说：“毛主席的军事著作要学习好，运用好。你们年轻，对此体会不深刻；我们跟随毛主席同蒋介石斗了20年，体会比你们深。”他说：“有句成语叫‘不学无术’。这里的术，是指学问、才能。没有知识，没有学问，没有才能，是做不好工作的。可要抓紧学习才行哟!”

邓小平这些严谨周密的建军思想，对我军的建设，尤其是军队政治机关的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大别山中严治军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一切从严治军，尤其注重搞好军民关系。为此，在大别山艰苦的斗争生活中，刘邓始终以“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来严格要求广大官兵。下面发生在大别山的一些故事可以看出刘邓是如何从严治军的，又是如何遵守群众纪律的。“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到了，一个革命军人才够了格”到大别山后，邓小平多次从党的路线、政策的高度，向全军指战员解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说：“党的路线和政策在全军中，人人能够办到和必须办到的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毛主席在开始创立红军时就规定下来的。”他还反复强调说，“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到了，一个革命军人才是够了格，只靠冲两次锋，是不够格的。”

在大别山艰难困苦的斗争环境中，刘邓一直亲自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说：“群众最痛恨的就是抛撒粮食，抛撒稻草，到处屙屎，还有住群众内房。”邓小平加进了“最痛恨”三个字，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为此，邓小平要求全体官兵一定要特别注意不做群众痛恨的事，要求干部战士建立密切的群众关系。

具体去实施这些措施的是李达参谋长，他对军风军纪要求很严。为了保持军服的色调一致，参谋长规定军上衣和军裤要同时换洗。他规定部队一到驻地，不论时间早晚，不管疲劳与否，各部门、各班排一定要挖厕所，并定了规格，四面要围起来，围厕所用的材料要付钱，离开驻地时要平掉厕所。李达曾多次率领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的同志去逐个检查厕所，以具体措施去落实邓小平政委的指示，密切群众关系。

困难就像“啃骨头”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战斗，基本上站稳了脚跟，建立了根据地，实现了中央预期的最好目标。

但到1947年11月底，蒋介石调来33个旅，几十万大军“围剿”大别山，刘邓大军面临着险峻的形势。

为了鼓励全军将士的士气和斗志，邓小平在商城西北王大湾召开了一次连以上干部会。他说：毛主席曾鼓励我们，只要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插进了敌人的心脏，打中了敌人的要害。我们把大量敌人吸过来，压力就大了；我们远离后方，困难多了，但是兄弟部队在其他战场上就轻松了，可以腾出手来打胜仗了。

邓小平在讲话中还打了个生动的比方：我们进军大别山就像打篮球一样，蒋介石看我们到大别山要“投篮”，要得分了，他就把前锋后卫都调来跟着我们。这样，他顾了南，就顾不上北，他不让我们在南面“投篮”，不惜用几十万大军缠着我们。可他北面的“篮”就空出来了，我们的兄弟部队在北面就可以得分了。我们在大别山，面临困难多，是在“啃骨头”。但在其他战场上，我们的兄弟部队就可以“吃肉”了。我们啃的“骨头”越硬，兄弟部队在各大战场上消灭敌人就越多，胜利就越大。

在大别山斗争最艰苦的时候，党中央催促正在黄河西岸休整的部队支援大别山。邓小平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建议党中央千万不要催他们，要让他们积蓄力量，好好休整。只要他们休整好了，出来打几个胜仗，大别山的形势就会缓和下来。

邓小平的建议，表现了他大敌当前，仍然顾全大局、勇挑重担的优秀品质。他也正是以这种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要求着部队官兵，影响着部队官兵，使军队既具有良好的纪律，又有着坚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群众的一根草也来之不易呀”

大别山地区曾是老革命根据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大革命时期，大别山区的人民就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47年刘邓大军来到大别山，可以说是“回老家”。然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大别山人民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使他们不敢公开接近解放军，有的地方的人民受到敌人的恐吓和威逼，进山躲避起来了。

为了克服面临的困难，刘伯承、邓小平和李达等首长要求广大官兵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部队刚到大别山时，连找一口做饭的锅都很困难。李达参谋长遵照邓小平等的指示，耐心细致地教育部队，他说：“同志们，大家应多想办法。我们长征的时候，没有锅，用脸盆、茶缸子做饭，也解决了问题。你们也可以采用这种办法。另外，你们还可以派人到周围小湾子去借锅。”李达特别强调，千万要注意群众纪律，借到了锅，用后一定要送还，并且要付钱。

刘邓首长亲自到各处检查，发现有违纪行为就抓紧追究。时值寒冬腊月，冷风袭袭，邓小平等首长和广大官兵穿得一样单薄，难以抵御寒冷的袭击。于是，机要处副主任黄兴便吩咐警卫员，去找点稻草烧堆火，好让首长们烤烤手，暖和暖和。邓小平知道这件事后，便说：“不用烤火。大家都过得去，我们怕什么?要知道，群众的一根草也是来之不易呀!”

不要“竭泽而渔”

1948年的新春佳节到了，挺进大别山的广大官兵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仍满心欢喜地庆祝这一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

转眼，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已经半年了，生活一直极为困苦，现正逢佳节，又是休整，大家都想改善一下生活。有的人到池塘去抓鱼，有的到河里去摸虾，有的上山去打柴，有的去寻找黑木耳，好不热闹、有趣。

到池塘抓鱼的同志，手里没有渔具。他们围着池塘转来转去，干着急。这时，突然有人高兴地叫了一声：“有办法了!我们为什么不把池塘的水放掉呢!”

其他人闻听此言，都认为是一个绝好的主意，把池塘里的水放掉，鱼自然就被抓住了。很快，池塘被挖开了口子，战士们用简单的工具在流水口截鱼。水流干了，得到了几百斤鱼。战士们兴高采烈地欢呼这个胜利。这对生活困难的部队来说，也确实是个大收获了。

正在这时，邓小平从山坡小路上走了过来。见此，他有些吃惊，继而严肃地指出，池塘的水是群众备旱用的，“竭泽而渔”，贪图了眼前，而损害了群众的利益。

听了邓小平政委的一席话，大家后悔莫及，可覆水难收啊!战士们只好向群众道歉并赔偿损失。

事后，邓小平亲自起草了通知，号召全体指战员处处留心群众利益。

不要杀鸡取卵

大别山区的10月，寒气袭人，刘邓大军的广大指战员还穿着南下时的单衣，解决广大官兵的过冬棉衣问题成了当务之急。为此，各部队在紧张的战斗间隙里，专门抽人发动群众，筹集资金，征购布匹棉花，以解决御寒衣被。因任务急重，因此在征购布匹棉花的过程中出现了向群众强征强购的现象，导致有的集镇棉布制品被抢购一空，直接影响了群众的生活。

邓小平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这种不讲政策、违犯纪律的做法，严重地损害了我党我军的声誉，破坏了我党我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自己封锁自己，自己孤立自己。”他明确要求：立即纠正，妥善处理善后工作。

当时，一纵队二旅政委戴润生在刚解放的长江北岸要镇武穴。该镇是江北比较发达的集镇，纵队和野战军司令部都希望他能多筹集资金和征购棉花布匹。但是，筹集的结果不令纵队首长满意，就批评他“右倾”。

邓小平政委知道这件事后，风趣而幽默地说：“对取自群众的事，右一点比‘左’好。只要母鸡在，就能取到蛋，不要杀鸡取卵。”

一张敌人的传单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给蒋介石以沉重的打击。蒋介石为此想尽各种办法，企图歼灭刘邓大军于大别山之中。

刘伯承、邓小平断定：一定会克服艰难险阻，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并能最终打垮蒋介石集团。尽管条件艰苦、战事险恶，他们仍保持着乐观豁达的精神风貌，生活充满了浪漫的情趣。

一天，刘伯承和邓小平在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部住所的村庄外面的一条小路上，有说有笑地散步。邓小平点燃一支烟，说道：“太行山，大别山!我们从太行山头，跃到大别山头上来，这可不简单哪!我们向南挺进一千里，上了大别山，开始了战略进攻，打乱了蒋介石内战的部署，这下该敌人手忙脚乱了。”

刘伯承接着说：“东望江浙，西连巴蜀，南逼湖广，背靠豫皖。凭高踞险，瞰制中原!多么重要的战略要地!这里是敌人心腹地带，我们正像插到这儿的一把利剑!”

邓小平接过话说：“我们这回使他们鱼鲠在喉，芒刺在背，‘委员长’能不着急吗?”

正说着，一架有“青天白日”标记的银灰色敌机，从南方飞来。飞机沿着山岭和山沟转悠着，突然在飞机尾部拉起烟来，过了一会儿，半空中飘起红红绿绿的纸片。警卫员连忙跑过去拾起几张，递到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手上。原来，这些纸片是敌人散发的传单，其中有蒋介石的《告大别山民众书》，有《致刘、邓部官兵公开信》。“这是什么?”刘伯承司令员眼力不济，他没有换眼镜，所以看不清楚传单上面印的字，他问邓小平：“还有我们两个的照片?”“是。”邓小平只朝传单上瞥了一眼，风趣地说：“用不着我们花钱，白洗这么多照片!”

这张传单上印着蒋介石的手令，上面是一行醒目的大字，最高赏格。下面标明：谁若能活捉刘、邓，悬赏五百万元。

刘伯承弄清传单的内容后，笑着说：“想不到我们还很值钱嘛!抓住我们他就成了百万富翁喽!”“这正是蒋先生的悲剧，他悬了多少次赏，能把共产党人怎么样!”邓小平只是朝这些红红绿绿的传单瞟了一眼，便顺手递给了别人。对于蒋介石的这一手，根本不屑一顾。

缝制棉衣寄深情

1947年10月，大别山的气候已经渐渐转冷。由于晋冀鲁豫野战军刚到新区，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政权才开始建立，粮食、被服、弹药、药品等十分紧缺。从司令、政委到普通战士，身上穿的还是单衣服，睡觉盖的只有毯子和夹被。然而，在这极度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刘伯承、邓小平一直与部队同甘共苦，共渡难关，他们的实际行动教育和鼓舞了广大指战员。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远离后方，十多万人的过冬棉衣如何解决是个大问题。中央深知刘邓所面临的困难，非常关心十多万官兵的冷暖，周恩来副主席及时拍来电报，说党中央和解放区人民非常关心南征大军的冷暖，正在筹备棉衣，准备调部队护送去。但是，关山阻隔，封锁重重，运送这十多万套棉衣谈何容易，这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会有多大的牺牲啊!邓小平和刘伯承仔细研究商量后，给周恩来副主席复电，表示要自己动手，解决全军寒衣。

刘邓大军十多万人，住在大别山的穷山沟里，远离大城市和集镇贸易场所，去哪里找这么多的布匹和棉花?又去哪里找这么多的裁缝师傅和缝纫机?面对困难，邓小平指出：我们千里跃进来到大别山，在敌占区进行无后方作战，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大家都要想办法克服困难。困难确实是有，没有困难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我们这个军队还有一个最大的长处，只要自己动手，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不久，部队转战到鄂豫皖三省交界的福田河地区，邓小平和刘伯承号召部队抓紧时间休整，并自己动手解决冬装问题。根据这个指示精神，部队采取战略行动，在长江边上比较富庶的地区展开，一边打击敌人，一边解决布匹和棉花的来源，并把弄来的布匹和棉花分到各部队，刘邓首长带头，亲自动手做棉衣。

有一位纵队首长，出自对野战军首长的爱护，特地派人送来几套已做好的细布新棉衣。邓小平和刘伯承收下后，却立即派人把这些衣服给站岗放哨的战士们送去，他们要和普通士兵一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邓小平和刘伯承用树枝弹棉花，动手缝衣服。他们还亲自到部队，指导战士做棉衣。有个战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衣服裁剪好，在上领口时，前边不合拢，后边却背着个大包包。其他的战士往这个包包里放了个大碗，看起来可笑极了。战士们正笑得合不拢嘴时，邓小平和刘伯承双双走进院子。

战士们一看首长进来了，大家都吓了一跳。刘伯承见状，走上前去，从后衣领里掏出那只碗，叫战士把衣服脱下，邓小平替他抻着袖子，刘伯承拿起剪刀，比着碗口，裁好了领口，其他同志用针线细缝，一件棉衣终于做好了。

邓小平这时兴致勃勃地把那件刚做好的新军服穿在身上，笑着说：“你们看!这穿在身上，不是很好吗?地道的中国手工艺品!”

邓小平幽默乐观的话语，极大地鼓舞了在场的战士们，增强了他们自己动手缝棉衣的信心。不久，整个野战军在邓小平、刘伯承的带动下，都穿上了新棉衣，顺利地度过了转战大别山的冬季。

“政策是党的生命”

1947年底，刘邓大军完成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在大别山站稳了脚根，开始建立新的解放区。

在解放区建立革命政权的初期，主要是广泛发动群众，进行土改，提出了“一手拿枪，一手分田，斗争恶霸地主”的口号，为此进行大规模的“分浮财”的斗争，将土豪劣绅掠夺来的钱财粮食分发给贫苦农民，把从地主手中没收来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由于新区的土改工作没有考虑到大别山地区的具体情况，政策和策略有欠妥之处，照搬照用老解放区“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土改工作经验，赋予贫农团和土改工作队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土改工作中忙于组织群众划阶级，分土地，斗地主，尽管运动开展的轰轰烈烈，但实际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当时，土改工作队的同志发现，有的农民白天从土改工作队那里分得了地主的浮财和粮食，晚上又偷偷给地主送回去。土改工作队的同志对此事颇为奇怪，问当地的贫雇农为什么不敢理直气壮地接受土改工作的成果，一些比较胆小的贫雇农不敢说真心话。经过土改工作队耐心细致地做工作，他们终于说出了心里话：“你们的心是好的，你们的关心我们是知道的，恶霸地主是我们的仇敌，我们也是清楚的，我们就怕你们站不住脚，你们一无家小，二无牵挂，今天来，明天走，你们能走，可我们一家老小走不了。你们现在还没有抓着恶霸地主，我们放心不下，怕你们走后他们卷土重来，杀我们家的人，烧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可受不了。”

在新区土改工作中除了当地老百姓害怕地主恶霸卷土重来的心理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因素影响着新区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这就是一些从事新区土改工作的干部不愿做耐心细致的调查说服工作，对我党的土改方针政策没有去深入领会，同时对土改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在具体工作中急于求成，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对工作对象没有做仔细的比较、鉴别工作，眉毛胡子一把抓，致使在新区土改工作中树敌太多，使一些群众产生了不信任、甚至怀疑，有的地方连当地的老百姓竟也疏远了，新区土改工作陷入了被动的局面，工作效果不佳。

新区土改工作进展不顺利，效果不理想的情况很快就反映到邓小平那里，引起他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决定放下手头的繁重工作，专门抽出时间对此进行调查研究，他亲自走村访户，对新区土改工作中进展比较顺利的地区和工作进展不理想的地区分别进行了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经过调查研究，邓小平发现，在新区土改工作中，由于一些同志对新区工作的政策和策略把握不强，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忽视了群众工作的艰苦性，产生了急躁情绪，在实际工作中，方针政策出现了偏差，出现了把富裕中农划为富农，将富农划为地主的现象，其结果使贫农雇农孤立起来，使广大贫农雇农不敢起来与地主恶霸进行斗争。问题的症结找到后，邓小平实事求是地指出：“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政策上发生了‘左’的偏向，必须加以纠正。群众之所以把分得的浮财夜晚送还给地主，是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这样做，实际上是我们脱离了更广大的群众，孤立了自己。”邓小平对新区土改工作作了总结，他指出“在制定新区土改政策和实施计划时，没有从新区的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也说明我们有的干部还缺乏实事求是地对正确政策和策略的理解能力。在新区普遍实行‘打土豪、分浮财’，虽然起到一时刺激部分群众热情的作用，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广大群众内心对恶霸地主的恐惧。”

由于豫皖苏解放区进行的土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颇具代表性，为了防止类似的问题和错误再度出现，邓小平特别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报告了豫皖苏开展土改工作的情况，并建议，今后在新解放区，在我们还没有牢固站稳脚跟之前，不宜搞土改，应采取适合新区实际情况的稳妥政策，具体措施就是在新解放区实行“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的政策。

毛主席和党中央对邓小平送交的报告非常重视，采纳了邓小平在报告中提出的建议，毛主席还特别在邓小平的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报告非常之好，令转各地仿办。希望你对凡你处能联络的同志或骑马能送信的同志或当面接洽的同志，将你所提的那些策略观点、政策观点普遍通知他们。只要有机会就不失时机地指导他们，并要他们向你处反映结果。”

邓小平根据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于1948年3月在守集召开了中原局土改工作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再次总结了新区土改工作中的经验教训，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政策是党的生命，我们应该做执行党的政策的模范。”

邓小平本着对党的事业负责的精神，以他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勇于自我批评的勇气，及时发现实际工作中带有全局性、针对性的问题，并积极主动向中央提出好的工作方针和建议，使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工作方法非常赞赏，并对邓小平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予以表扬并在全党大力提倡。在邓小平正确指导下，新区土改工作克服了存在的缺点，有步骤、有成效地开展起来。

麦饼红枣迎新年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为了打开新的局面，决定由刘伯承带领主力部队向淮西发展，与华东野战军配合作战，而邓小平则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部分兵力坚守在大别山根据地，与敌人展开周旋。

时值隆冬，大别山天气奇寒，敌情严重，邓小平有时只率一个警卫团转战在崇山峻岭之间，环境恶劣，生活艰苦。

一天，邓小平政委和李先念副司令员、李达参谋长，还有鄂豫军区的段君毅政委，带着很少的部队来到了金寨县的一个小村，小村紧临一条淙淙流淌的小河，安详而宁静。邓小平等到来后，几位首长就住在一家地主的大院里。没住多久，与此隔河相望的金寨县委书记便知道了情况，便领着工作人员，带着慰问品，过河来看望邓小平等干部战士。

县委书记一见到邓小平，便握手致意，接着向邓小平讲述了在此亲身经历的故事。他说，敌四十八师在古碑冲“清剿”时，他藏在一个老百姓家，敌人逼老乡说出县委书记的下落，竟没有一个吐露，敌人一怒之下放火烧了全村房子。事后我们去给老乡修房子，赔偿损失，但群众硬是不要，说打垮了老蒋，不愁没好房。

听了这个故事，邓小平高兴地说：“看来你们在这里扎根了，这是最关键的一课。红军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立政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如果我们的军队破坏纪律、脱离群众，就是自掘坟墓。”

邓小平说完后，突然问坐在他身边的工作队长：“你们工作队陈科长把老乡的牛送回去了吗?”

原来，邓小平尽管日理万机，但百忙之中仍然把群众的疾苦放在心间。两天前，邓小平路过黑河村，住在一个老乡家，房东的一头牛被土匪抢走，解放军一打土匪，土匪把牛扔下跑了。解放军以为是土匪的牛，就牵走了。于是，邓小平便找工作队了解情况，工作队长如实汇报：工作队确实牵回一头牛，以为是土匪扔下的。“土匪哪儿来的牛?”邓小平严肃地批评说，“凡事都得动脑子，对群众有利就做，没有利就不做!一切行动都有个出发点，这就是维护群众的利益!”

邓小平当着李先念副司令员、李达参谋长和鄂豫军区段君毅政委说了这番话，使大家深受教育。

末了，邓小平特别勉励大家说：“黑暗到了尽头，曙光就在眼前!”

最后，县委书记和工作队的同志把慰问品拿出来，有湖北麻糖、花生、羊肉和一只鸡，要邓小平等首先收下。“哪儿来的这些东西?”邓小平看罢，紧蹙着眉头追问县委书记，“怎么来的?”“今天是除夕，是群众慰问的。”“嘿，真是‘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哪!”邓小平稍稍舒展了一下眉宇，原来今天竟然是除夕了，真该庆贺一下呀!但是，邓小平还是严肃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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