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心理类型理论在宗教心理学中的应用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佳佑,焦丽峰,张亦,段治民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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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心理类型理论在宗教心理学中的应用研究试读：

1.宗教心理学的学科定义

宗教心理学起源于19世纪的欧洲，是宗教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着重对宗教现象中的心理因素进行探究，以宗教信念、宗教态度、宗教情感、宗教行为、宗教经验等主题作为切入点，对宗教的本质与规律进行研究。这一交叉学科的研究范围非常宽泛，不仅涉及心理学和宗教学，还至少涉及哲学、神学、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可以说几乎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所涉及。大体而言，“宗教心理学”包含两个不同的概念内涵，即宗教心理学（Psychology of Religion）和宗教的心理学（Religious Psychology），前者是科学界开展的宗教心理学研究，后者则是宗教界在心理学理论的基础上对宗教进行的一种新的解读和应用。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讨论的宗教心理学研究，是在前者的内涵中进行的。

宗教心理学的出现，在历史上是晚于神学、宗教社会学和宗教人类学的。由于这些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方法都有所交叉，再加上研究本身会受到不同研究者自身学科背景的影响（如冯特是人类学及心理学的学科背景，其开展的很多宗教心理学研究是涵盖在宗教人类学这一大前提之下的），因此这些宗教学的分支学科总是容易被外行人所混淆，也容易对宗教心理学的学科定义产生片面或错误的印象。因此，在此处明确一下宗教心理学与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的区别就很有必要了——简要而言，宗教社会学和宗教人类学，其研究的重心/关注点是具有普适性及社群性的传统、义理、仪式等内容，而宗教心理学研究的重心/关注点则是个体层面的情感、经验、态度、行为等内容，以及这些内容对个体、宗教、社会三个主体的交互影响。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对个体宗教层面内容的重视是宗教心理学的学科特质，但宗教心理学界并非一开始就关注个体差异等因素，而是将个体宗教表现（包括个体的宗教情感、经验、态度、行为等内容）置于“历史传统”与“社会环境”两者之间，更多地探讨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直到近代，“个体差异”才逐渐受到宗教心理学研究者们的重视，这实际上是对“个体”层面研究的深入和展开，是宗教心理学的一种向着学科本质的回归。

2.宗教心理学的研究内容

在研究主题方面，以往的重要研究成果涉及了个体、社会、宗教三个层面的内容。其中个体层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个体的宗教情感、宗教经验、宗教态度及宗教行为等内容，强调个体差异对个体宗教生活各方面特质和倾向的影响，这些个体差异的内容基本包含有人格、年龄、性别、心理需求层次、情结、精神健康状态等因素；社会层面的研究则主要包括文化传统及社会环境对个体宗教特质及倾向的影响，这些社会影响包括有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家庭成长环境、社会的文化道德传统及其他社会环境因素；而宗教层面的研究则是以宗教本身作为出发点，是以探索宗教的本质及起源为目的进行的一系列研究，主要包括“宗教经验”“皈依”“教条主义”“宗教气质”等专门性的问题，其内容与个体及社会层面的研究对象和成果相交叉，其研究方法则比前两者更为宽泛，比如将哲学、神学等观念带入其中。

总体而言，以往研究的初衷是从个体宗教生活的各种现象入手，用心理学的学科视角和方法来探索宗教的起源、本质及规律的问题。因此，在该学科形成初期，研究者们对宗教层面的关注度要远远高于对个体层面及社会层面的关注度。但是，随着学科逐步发展，研究者们开始将关注的重点转移至个体层面，并开始重视个体差异因素。研究者们一方面采用统计学的研究方法，试图用量表分析的方式来划分个体宗教生活中的差异与其个人特质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又采用精神分析的研究方法，试图通过对个体潜意识的分析来寻找宗教的本源乃至超自然因素的根源。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们逐渐发现社会因素对个体宗教生活差异的重要的影响作用，因而有部分学者开始转而将研究重心锁定在社会因素方面；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精神分析的研究方法无法提供实证性的结论，因而开始注重高科技的应用，试图使用高科技来分析个体的脑电波和神经系统，从生物学的层面介入对宗教本源乃至超自然力量之根源的探索。

因此可以说，宗教心理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探究宗教现象中的心理因素的奥妙，在这一目的的指引下，该领域主要开辟了“宗教”“个体”“社会”三个层面的研究，每一个研究层面之下都包含有若干的子主题，并且这三个研究层面之间相互交织影响、联系密切。而现今的研究趋势则呈现出一种对“个体”和“社会”层面尤为关注的倾向，并且对社会因素的关注是为“个体差异”而服务的，而非同个体层面相脱离的、单纯的研究宗教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换言之，从宗教心理学研究整体框架的角度来看，社会因素的研究附属于个体层面的研究，是为进一步深化个体层面研究而服务的。

3.宗教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纵观西方宗教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历史，可以大致归纳出两个研究方法趋势，一个是“描述性的传统”，一个是“解释性的传统”，其中前者大体上对宗教持同情的态度，大多注重对宗教经验记述材料的分析和归类；后者则大体上对宗教持否定或怀疑的态度，大多注重科学实验方法的使用。也有的学者将上述两种研究传统定义为“科学实证主义”与“人文科学主义”，前者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统计的、测量的、实验的等科学实证主义的方法，后者的研究方法则主要是精神分析的、哲学的等人文主义的方法。“描述性的传统”与“人文科学主义”基本上是相类似的，而“解释性的传统”则与“科学实证主义”相类似，但它们仅仅是类似，并不完全相同，这尤其体现在“描述性的传统”与“人文科学主义”之间。因为在描述性传统中，研究者一方面运用了统计测量的方法，这属于科学实证主义的手段，另一方面其研究材料却又是极具人文科学气息的记述性资料。因此确切说来，描述性传统包含着人文科学主义研究方法，且与科学实证主义相交。

因此，在研究实践中，不同研究方法传统或者说两种方法论的划分并非是绝对的，而是被不同的研究者在不同程度上结合应用的（当然也存在一些较为极端的情况）。从宗教心理学研究发展历史的角度来看，哲学宗教心理学时期，可以说是以描述性传统/人文科学主义为主体的，而理性主义与行为主义心理学盛行后，宗教心理学界又变为以解释性传统/科学实证主义为主体了，并且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现代。在这一阶段，科学实证主义阵营中存在着两种具体的研究理论，一种是来自传统心理学界的行为主义，另一种则是发源于人类学研究领域的比较宗教学。行为主义理论重视环境的影响，其主要观点是，人类的宗教经验本质上是工具性学习（诸如依赖、关系、性的满足）的产物，宗教行为的根源是“刺激—反应”，宗教组织则实际上在扮演行为控制的角色；比较宗教学理论则重视基因的影响，该领域的学者通过跨物种研究认为人类的某种共有基因是宗教存在的根源。因此可以这样说，行为主义理论将宗教问题的关键置于外在环境之中，比较宗教心理学理论则将宗教问题的关键置于人类内在基因之内。此两种理论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分别发展出了“社会学习理论”及“社会生物学”，前者认为宗教是适用于群体选择后的组织维持体系，后者则认为宗教精神所普遍倡导的“利他”理念是基因选择演化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固有情感倾向。

最终，随着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衰退及认知发展理论的发展，上述的研究局面逐渐演变为以认知发展心理学理论为指导的实验心理学与相关关系研究心理学并存的局面。实验心理学的科学实证气息仍然非常浓烈，其实验水平随着科技的进步而持续改进，目前的主流趋势是与认知神经科学的接轨，近年来使用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简称PET）技术的研究有所增加；相关关系研究心理学则进一步发展了统计量表的研究传统，注重对量表设计中影响个体宗教生活倾向各种内外在因素的考虑。可以说，实验心理学与相关关系研究心理学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对“个体差异”的态度：实验心理学往往将“个体差异”视为变项，认为实验中应通过条件控制尽量消除个体差异对实验的影响；相关关系研究心理学则将“个体差异”作为核心变项，致力于寻找个体差异的形成根源。相关关系研究心理学认为，个体差异是自然的长期无控制的复杂环境中形成的结果，因此不可能通过人为控制的实验来完成，只能通过运用各种复杂的心理测试和评估程序对各种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及互动规律作统计测量和分析来进行研究。从这一层面来看，相关关系研究心理学在发展中逐渐向描述性传统靠近，或者说，科学实证主义与描述性传统的交集仍然存在着。因为描述性传统所重视的宗教经验记述材料恰好可以同相关关系研究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为其进一步寻找宗教性相关项提供启发。

尽管实验心理学和相关关系研究心理学在对个体差异的看法上有着截然相反的态度，但二者皆认为宗教心理学研究必须能被“操作化”，具体表现为两点：一、应对某些关键概念提供操作性定义；二、应建立某些标准的操作程序以测量变数。而相关关系研究心理学进一步提出自身发展的任务：一、应发展出精确可靠的方式来评估个人信仰，亦即设定可量化的操作性定义，并据此与其他层面做相关性研究；二、应找出人格特质、态度及其他变项，以作为宗教性的相关项目。一句话，相关关系研究心理学的任务即深入发现各种影响个体宗教生活倾向的因素，以代入设定的可操作性定义进行宗教性相关的研究。

然而，由于实验心理学为了达到控制实验效果的目的而不得不忽略和简化实验变项，导致其实验结果不具备普遍性；而相关关系研究心理学的研究结果虽然较为宽泛，但又不足以得出规律性的直接结论。因此，宗教心理学研究任务的完成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另外，有学者研究表明，“科学实证主义”与“人文科学主义”这两种取向的方法论均存在自身的局限性，在实际研究中偶尔被相互结合起来使用，但整合性的研究方法实际上仍在探索之中，不过，在宗教心理学研究领域，进行方法论上的整合已经是一种共识性的趋势。（二）宗教心理学的发展情况及研究趋势

1.西方宗教心理学的发展情况及趋势（1）从研究主题上看

2005年发表于《心理学进展》杂志上的《美国宗教心理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问题》一文指出，“宗教观念、宗教体验、宗教行为是美国宗教心理学研究的3个基本维度。当前对宗教观念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精神性的含义及其与传统宗教信仰的关系展开争论……在宗教体验方面，研究者更加关注宗教体验的跨文化研究，并且在尝试构建宗教体验的理论模型或新的理论思路……对宗教行为的研究集中在祈祷的年龄特征与类型、祈祷的神经生理机制、祈祷的社会心理效应等方面”。并且，“从近几年的研究趋向看，宗教与人格的关系，宗教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作为两个具有整合意义的研究主题，在美国的宗教心理学研究中一直处于突出地位”。

这与澳大利亚学者L.B.布朗在其著作《宗教心理学》中得出的结论相似，不过布朗认为，除了宗教与人格、宗教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外，宗教心理学还应该注重宗教的社会维度，包括社会、宗教及个体（信教/不信教）三个变项，以及三者间的相互影响。尽管以往大多数学者无论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手法，都难免在三者间格外偏重其中一方，从而造成其研究结论的片面性，但这不足以成为学者们忽略该维度的理由。

陈永胜先生也在《现代西方宗教心理学理论流派》中特别指出，在宗教心理学研究中，社会学的主题明显增多，“在社会心理学影响下向宗教领域渗透而逐渐形成的一个新的方向”，“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社会化对宗教皈依的影响、宗教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世俗化与宗教心理的关系等”。目前，其方向的选题“大多集中在宗教认同、宗教态度、宗教交往以及非言语交流的宗教情绪感染力等方面”。（2）从研究方法上看

陈永胜先生在《现代西方宗教心理学理论流派》中指出，“主流心理学对宗教心理学的影响日趋明显”，“所谓‘主流心理学’，是指在西方心理学发展中以科学实证为主要特征并处于主导地位的心理学阵营。在1990年创办了《国际宗教心理学杂志》（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之后，宗教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刊发越来越倾向于和主流心理学（如认知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等）接轨……该杂志发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论文都属于实证研究，其中测量研究的成果数量最多，近年来使用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的研究有所增加……除此之外，对主流心理学具有重要影响的进化心理学（postmodern psychology）、后实证主义心理学（post-positivist psychology）、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等新的潮流，对现代西方的宗教心理学也具有潜移默化的渗透作用，对此应保持关注”。（3）从研究互动上看

根据陈永胜先生的研究，可以将西方宗教心理学研究互动的内容归纳为以下两点：①宗教心理学家与宗教领域的沟通日趋频繁。在西方心理学界，心理学家与宗教学家、神职人员、普通信徒间的交流合作及对话沟通明显增多。②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相互结合日趋紧密。

从上述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现今西方宗教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力量在美国，这主要是因为德国一方面由于对心理主义的担忧，另一方面又受到“二战”的影响，因此德国的宗教心理学研究逐渐没落。而法国则由于其没有创办专业期刊，也没有形成如英美传统或德国传统那样的体系，因此法国的宗教心理学研究的声音在国际上往往不容易被听到。美国则由于其受到德国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影响及其本土的研究兴趣，得以将宗教心理学研究延续下来。

就美国而言，其宗教心理学研究虽然大体上仍然遵循解释的传统，但其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均在原有传统的基础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或者说更为细化。从研究主题上来看，美国的宗教心理学研究进一步扩展了宗教成长与宗教教育的研究范畴，由以前单一的皈依主题，发展至个体宗教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个体人格与信仰治疗的主题。同时美国也更为关注社会层面的宗教心理学研究，即从社会宗教心理学的角度研究社会因素对个体宗教生活倾向的影响。从研究方法上来看，美国的宗教心理学仍然以科学实证的方法论为核心，重视科学实验与统计量表的应用，一方面更为重视新兴科技下神经电脑检测的技术，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统计量表的设计。并且，前者更多用来测试实验对象的内在影响因素，后者则更多的应用于社会层面的宗教心理学研究。因此可以说，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宗教心理学，其发展趋势是在遵循解释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科学实验及统计测量研究方式的水平，用来研究影响个体宗教生活倾向的内在及外在因素，即个体人格与社会环境同个体宗教心理的互动规律。

2.我国宗教心理学研究的发展情况及趋势（1）我国宗教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历程

宗教心理学是由西方传入我国的，参考《中国宗教心理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一文的结论，这一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①民国时期（1919—1949年）：此阶段为中国宗教心理学研究的开端，这一时期的宗教心理学，其传播与发展的过程同中国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以翻译、介绍为主，郭中一校订的《青春期之宗教心理学》（麦美德著，1933年）、陈坚节所译《信仰心理》（M.阿尔布瓦什著，1945年）、刘美丽与叶柏华所译《精神病宗教治疗法》（邦内尔著，1946年）、唐钺所译《宗教经验之种种》（威廉·詹姆斯著，1947年）等。另一方面，此时问世的相关文章则大多较为零散并缺乏正确的思想指导，其中梁启超的《佛教心理学浅测》可为代表之作；而较为系统介绍宗教心理学的著作则以谢颂羔的《宗教心理学》和夔德义的《宗教心理学》为代表。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1949—1979年）：此阶段为中国宗教心理学研究的停滞期，发表的与宗教心理学有关的论文仅4篇，主要原因在于宗教心理学所涉及的心理学与宗教学两门学科皆自身发展受阻——前者是受到弗洛伊德思想的冲击（认为宗教是一种幻觉，是一种神经性强迫症），后者则由于当时我国对宗教长期性与复杂性认识的不足，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宗教的激烈批判而被迫停止。此时期的代表著作为姚继民译《科学和宗教论心理现象》（麦德维杰夫著），具有浓厚的时代特色。

③改革开放至今（1979—）：此阶段为中国宗教心理学研究的起步期，此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使得正常的宗教活动受到了法律的保护，宗教热兴起，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又促进了学者们对宗教问题的关注，南北两派“宗教鸦片论”争鸣出现，宗教心理学研究再一次成为学者们感兴趣的领域之一。此期间的相关成果有孙昌龄的《西方宗教心理学概述》、布朗对西方宗教心理学发展现状的介绍（《心理学介绍》杂志刊载）、陈鸣的《国外宗教心理学的两大流派》、世谨的《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宗教心理学》、沈翼鹏译的德·莫·乌格里诺维奇的《宗教心理学》、陈麟书译的玛丽·乔·梅多的《宗教心理学：个人生活中的宗教》、世谨著的《宗教心理学》、陈昌文的《宗教与社会心理》、金定元与王锡嘏译的《宗教心理学》（布朗著，1992年）、罗跃军译的《宗教心理学简论》（洛文塔尔著，2002年）、陈彪译的《宗教心理学导论》（阿盖尔著，2005年）以及陈永胜的《现代西方宗教心理学理论流派》等。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沈翼鹏译《宗教心理学》（乌格里诺维奇著）和世墐的《宗教心理学》，标志着改革开放后中国宗教心理学研究的起步。而最新的成果则是陈永胜的《现代西方宗教心理学理论流派》。（2）我国宗教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发展

我国学者周普元、彭无情在《中国宗教心理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一文中指出：“近百年来，该学科在中国仍处于以引进和介绍西方心理学流派为主，处在‘拿来’阶段，本土实证研究较少，‘为我所用’之风气尚待形成。顾家山以中国期刊网为平台，分析出该学科的研究现状：目前我国心理学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但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国际心理学年会已经成功举办五届，历届学术会议上争鸣不断，且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宗教心理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和总结是持肯定态度的，这也必将有力地推动该研究领域的建设和发展。”

实际上，除了对于西方宗教心理学流派和研究成果的引进和介绍外，我国本土研究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四川大学陈兵教授及其学生尹立等人正在从事的佛教心理学的研究，已出版《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佛教心理学》《精神分析与佛教的比较研究》等著述，分别涉及了从宗教传统的角度对现代心理学进行阐释的宗教心理学研究（religious psychology），以及从精神分析角度对宗教传统进行阐释的宗教心理学研究（psychology of religion）。中南大学吕锡深教授则以道教思想为基础，从心理治疗的角度开展了一系列的宗教心理学研究。除此之外还有侯杰的《中国民众宗教意识》、梁丽萍的《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赵文的《宗教行为与心理治疗》、郭淑云的《致幻药物与萨满通神体验》《萨满领神仪式与青春期危机》、姚学丽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城镇和牧区蒙古族藏传佛教态度对比研究》、胡欣霞的《新疆伊斯兰教宗教人士的宗教心理分析》、周普元的《萨满通神心理机制初探》《新疆苏菲派神秘性探析》、尚艳娜的《穆斯林中学生的宗教性：结构与测量》、沈洋的《基督教徒的宗教性：概念、结构与测量》以及张萍春的《宗教信仰大学生的心理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等等。这些研究成果涉及了多教派、多民族、跨区域的内容，采用了科学实证与人文科学等多种研究方法，充分体现出了我国宗教心理学研究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多元化特点。

然而，由于我国宗教心理学研究开始较晚，因此本土研究虽然也有所开展，仍存在很多缺陷，比如在宗教心理学（psychology of religion）研究方面，我国学术界目前获取国际最新研究资讯较为困难，对国外研究的最新趋势，尤其是研究方法方面的趋势，并不十分清楚。因此，我国宗教心理学研究者除了进行理论方面的翻译和研究外，绝大部分一线研究者目前还是在使用西方宗教心理学研究的常用方法，即使用统计测量表，基本没有条件进行实验室研究；同时，我国进行的相关调研涉及的范围也非常有限，一方面表现为调查数据覆盖面和数据的精确度、更新度都有一定的不足，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由于缺乏对宗教心理学整个研究发展情况的了解，我国对很多国外已然进一步改进设计的相关关系变项并不清楚，从而仍然在初级阶段使用这些变项，这就造成我国宗教心理学研究创新困难，变为对西方宗教心理学研究的一种重复性的模仿。而在宗教心理学研究方面，我国目前主要集中在某一具体宗教与精神分析、心理治疗等方面相结合的综合研究上，对不同宗教间的比较研究以及其他方面的宗教心理学研究还比较少见。

大体而言，我国现今的宗教心理学研究属于科学实证主义阵营，其主要研究方法是相关关系研究心理学思路下的对统计量表的分析与归类。我国宗教心理学研究之所以没有走上描述性传统的道路，一方面是因为我国是唯物主义无神论国家，因此大多数研究者并不同情宗教；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国虽然也有深厚的宗教传统及宗教遗产，但我国的文化气质、佛教与道教的宗教特性，都使得我国可以作为描述性传统主要研究对象的宗教典籍、记录等，其对宗教经验的记述大多缺乏详细的心理描写，亦难以使用。因此，总的来讲我国宗教心理学研究并没有超越西方的范畴，而是重复西方早期的研究过程，特别是相关关系研究心理学这一条路。这也许同西方宗教心理学传入我国的时间点有一定的关系，并且我国文化的气质也比较适合这一条研究道路。然而，如上文所述，一方面，我国在相关关系研究这条路上也只是刚刚开始学步，还处于模仿阶段，缺乏自主创新的能力；另一方面，我国宗教学界针对心理治疗展开的宗教心理学研究发展较快，这可能与我国佛教、道教自身的深厚底蕴有关。放眼未来，我国该领域的研究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创新性突破，尽管近几年我国宗教心理学研究者们开始关注心理学和宗教学中关于研究立场和研究方法等问题的探讨（如“心理学方法的整合论”和“人的宗教性”等），逐步发现了旧有学科研究思路中存在的问题，并就此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和探索，但由于缺乏专门的研究平台（如相关杂志的创办及相关机构在各高等院校、研究所的设置）及获取国外最新资讯的困难（我国很多学者对国外该领域现今的著名学者都不是很清楚，国外的专门杂志在国内的资源库内也搜索不到，我国仍然缺乏对国外宗教心理学相关著作的系统、全面的翻译以及对该学科史的梳理及相关专著的出版），我国有志于从事宗教心理学研究的年轻学者往往面对比进入其他传统学科更多的困难。笔者认为，进一步获得有关部门的理解、重视与支持是促进我国相关学科领域发展的迫切而首要的任务。（三）宗教心理学研究的成果及问题

1.宗教心理学研究的成果

陈永胜先生在《现代西方宗教心理学理论流派》一书中总结了现代西方宗教心理学理论研究的主要贡献，包括以下五点：（1）对宗教的个体心理起源进行了充分的探讨；（2）对宗教的文化心理起源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3）对宗教信仰与心理健康关系的争鸣引人深思；（4）对宗教信仰社会心理功能的认识越来越深刻；（5）对宗教心理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逐步达成共识。

据此，我们可以将现代西方宗教心理学理论研究的成果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从个体和群体（社会/文化）的角度探讨宗教的起源与本质；（2）从个体和社会的角度探讨宗教的功能和影响；（3）对宗教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探索。并且这三个主要方面之间内含着一种逻辑结构，可用下图来表示（见图1-1）。图1-1　以往宗教心理学研究结论中的共识性内容

具体而言，图1-1表明了“社会”（包括宗教文化及传统）、“超然”以及“个体特质/差异”三个因素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了个体宗教生活的不同表现，这种个体层面的宗教态度及行为又对社会宗教及社会环境本身具有反作用，或者说，个体层面的宗教生活既是社会层面环境与宗教传统影响的结果和体现，又是推动社会及宗教因素发生变化的重要影响力。并且个体宗教生活的形成，既有社会因素和超然因素的影响，还受到个体自身特质/差异的影响，并且研究表明后者似乎是更为根本性的影响力——这一结论恰好同相关关系研究心理学的研究思路相符合。

2.宗教心理学研究的问题

总体而言，宗教心理学学科领域内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学科范式，既缺乏共识性的研究结构和体系，又缺乏整合性的研究方法，这导致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较为凌乱、分散，不同学者间研究结论相互矛盾或有所偏差情况较多。陈永胜先生在《现代西方宗教心理学理论流派》一书中认为，现代西方宗教心理学理论研究的缺陷集中表现为两个极端——过于受到有神论的影响，陷入神秘主义，以及过于偏激的无神论观点，扭曲了宗教的本质和社会功能。除此之外，宗教心理学界长期存在一种方法论的二元对立情况，对该学科的发展亦有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正是该学科领域内的这种二元对立的情况，造成了研究结构的缺乏及研究体系的混乱，具体而言：（1）从研究内容上看

从研究内容上看，宗教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研究结论往往停留在问题表面。如图1-1所示，宗教心理学研究者们普遍认为，个体的宗教倾向，包括其关于宗教的态度、信念、经验和行为，均受到外在于个体的社会环境及超然存在的影响，前者的影响途径是教育、人群以及文化环境的熏陶和培养，后者则通过个体内在的“精神性”直接传达讯息。同时，研究者们也注意到了不同个体在两种影响源之间所受影响的程度差异，并试图找出造成这种个体差异的根源——研究者发现，个体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精神状态、心理需求、人格特质等因素，都或多或少地引发了这种差异。然而，由于受制于宗教、社会、个体心理的复杂性，以及超越存在的神秘性，这些研究结论多是一种统计学意义上的呈现，并且这些结论基本上仍停留在问题表面。比如调查结果显示女性、老人、身心不健全者、社会地位低下者较容易持有宗教信仰，但没有进一步指出这些影响因素实际上是主体心理需求因素的体现，即是说，女性、老人、身心不健全者、社会地位低下者均容易在心理需求上期盼获得认同、尊重与关爱，而宗教恰好具备这样的社会功能。从这个层面来考虑，就不应该认为性别或年龄是个体特质/差异的基础变量了，而应该是过渡性/次级变量。只有在此深度上将这一问题澄清，我们才能够解释为什么不是100%的女性或老人均亲近宗教，为什么这些统计比例多在0.4～0.6之间。因而，以往的宗教心理学研究在个体心理与宗教信仰内在关系等方面实际上进展甚微。

②研究结论之间缺乏有机整合。如前文所述，宗教心理学领域内的不同方法论阵营、不同学者之间，一直缺乏对彼此的认同与对话意识，很多学者得出的研究结论，实际上是具有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的，但他们很少会有意识地在一个整体框架内将自己的成果同其他人的成果进行比较研究，这既存在于不同学科阵营的学者之间，也存在于同一学科阵营内部。比如所属不同方法论阵营的奥尔波特和詹姆斯，二人的研究均涉及了对宗教气质问题的谈论，但二者的研究年代以及研究方法不同。奥尔波特本可以参考和借鉴詹姆斯的研究结论，以此来拓宽自身研究的内在维度及研究视角，但奥尔波特却更多地采用了科学实证派别的研究思路和结论，从而没有贡献出一种超越方法论派别的、整体性的关于宗教气质的研究成果。再比如同一方法论阵营的马斯洛和荣格，二者实际上均涉及了不同个体心理需求的差异性问题，即是说，不同个体对不同层次的心理需求之关注程度是不一样的，有些偏好生存需求，有些偏好成长需求。按照马斯洛的观点，对于绝大部分人而言，生存需求的满足是成长需求浮上水面的前提；而按照荣格的观点，有一部分人对成长需求的偏好要高于对生存需求的偏好。换言之，马斯洛和荣格都在谈论个体的心理需求，但关于不同个体对不同层次心理需求的偏好差异及其形成的原因，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荣格从心理类型理论的角度探讨了需求偏好差异方面的问题，马斯洛则从人的层面整体性地提出了心理需求不同层次的问题。而心理类型差异同心理需求层次问题实际上同个体宗教态度及行为偏好有很重要的关系，不同特质的个体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中之所以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的宗教态度及行为偏好，正是个体内在心理类型与心理需求之间交互影响的结果，这种影响使得不同特质的个体对社会环境影响的接受层面和接受程度有所不同。由于马斯洛没有进一步深化自己的心理需求理论，从而错过了为宗教心理学做出更大贡献的机会。

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内普遍开始重视宗教现象呈现出的一种内在基础——造成个体宗教态度差异性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体内在的心理差异，相较而言，无论是外在社会的影响，还是超然存在的影响，都是次要的，这种心理差异有较之于主体性别、身心健康、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等因素更为根本的基础。因此，近年来宗教心理学研究开始体现出这样的趋势：一方面，研究者开始关注生物学层面，通过采用新兴科技对个体的神经或大脑之状态进行测量；另一方面，研究者开始关注个体心理类型层面差异，试着从心理类型的角度去看待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身心健康、心理需求乃至人格层面的差异。（2）从研究方法上看

心理学研究史上存在着两种方法论取向，分别是“科学主义的”和“人文科学的”。科学主义方法论的基本特色包括：一、实证的、客观的、以方法为中心的；二、逻辑主义的、还原主义的、决定论的。其核心理念认为人的意识和心理活动可以被还原和分解为基本的元素及生物化合作用，人的行为完全由各种刺激因素混合作用决定。该方法论具体表现为心理主义、行为主义、信息加工主义三种范式，其发展到极端后认为，如果科技足够发达，人的意识活动完全可以被复杂精密的电脑再现出来。其本质上是一种以“物”为中心的方法论。相对应的，人文科学心理学方法论的基本特色则包括：一、以人为本的、主观的、以问题为中心的；二、直觉主义的、整体主义的、非决定论的。与前者正好相反，它坚持对于人之意识与精神的研究，必须从人的存在状态及直觉体验出发。该方法论具体演化为解释学、现象学、存在主义三种方法论，其发展到极端后逐渐走向过分强调高峰体验的、神秘的、个人化的领域，从而导致在现有的科技水平下，科学研究几乎无法继续的局面。虽然近年来，心理学界开始呼吁一种“整合性”的研究方法，但究竟该如何实现，学者们仍处于探索阶段。实际上，处于各自研究阵营的学者们很难做到对另一种研究方法下得出的结论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和重视。

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从促进宗教心理学长期发展的角度出发，学者们都已然意识到进行研究方法的整合是十分迫切的任务，这就具备了实现研究方法整合的现实基础。并且这种尝试具备原初的传统，即我们在上文中介绍过的，描述性方法与解释性方法二者的交集。曾经的理想做法是对人文性质的描述性材料进行解释性的分析和研究，但曾经的描述性传统学者们在对描述性材料进行分析和归类后，并没有进一步使用解释性传统的研究方法对自己的研究结论进行实验论证，这当然也与当时缺乏适用的实验条件有关系。而解释性传统的学者们在选择实验对象时，也不能够信任人文性质的描述性材料，从而导致研究对象的相关关系过于简单，实验结论过于局限和片面。而随着宗教心理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当行为主义逐渐衰退，相关关系心理学研究成为主流之后，一方面，科技的发展为精细深入的实验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相关的描述性材料也为相关关系要素的拓展和定位提供了启发，这其中已然蕴含着研究方法整合的机会。而当宗教心理学发展至今，当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出现并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以及“个体差异”项核心地位的被认可，都预示了整合性方法论的即将出现。

因此，现在能否实现宗教心理学研究方法整合的关键问题就变成了如何将最新的实验技术同“个体差异”项相结合，换言之，即应该使用最新的科研技术去研究“个体差异”项的哪个部分或内容？因为我们知道，“个体差异”包含有很多子要素，这些子要素的不同组合成为个体的特质。这些子要素有的只是受到其他因素或内在环境影响的结果，有些则更为基本，其本身就是组成内在影响力的关键部分。故而，如何对“个体差异”进行深入探究，如何将组成个体差异的子要素进行功能性及结构上的划分，就成为促成研究方法论整合、推动宗教心理学研究发展的关键问题。另外，这一任务也同宗教心理学研究内容上的发展趋势相辅相成，可以说，宗教心理学界重视社会因素及个体性格因素的共识性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相关关系逻辑结构的探索，正在推动这一关键问题的解决。

而笔者认为，荣格心理类型理论对理清“个体差异”项内在逻辑结构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从而对解决宗教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内容及方法层面的主要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也对推动宗教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书的研究目的，就是要对一直被宗教心理学界所忽略的荣格心理类型理论进行详细而深入的阐释，提炼出其中有助于理清“个体差异”项内在逻辑结构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对“个体差异”项的内在结构进行尝试性整理。二、本书的研究目的、意义与创新（一）引入心理类型理论对宗教心理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1.心理类型理论的背景介绍

困惑于为何自己对心理学的见解同弗洛伊德、阿德勒有着巨大的不同，却又各自合理，荣格开始探索心理类型。1913年，荣格第一次公开提出了对该理论的初步构想，1921年，荣格在《心理类型》这本著作中详细阐述了自己对该问题深入研究后的发现。该理论不仅成为荣格晚期研究的指导性思想，还在荣格之后的大半个世纪中，由大量对荣格学说感兴趣的学者进行了延展和开拓。这些以心理类型理论为基础的后期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对心理类型的测量和对不同类型特点有针对性的应用方面。其中，测量方面最为著名、应用最为广泛的，是由迈尔斯母女发展建立的“MBTI心理类型量表”；应用方面则主要集中在自我了解、学习教育、职业规划、婚姻咨询、心理治疗、团队管理等方面。

国外的MBTI研究已经趋于成熟，不仅有专门的杂志《心理类型》，还成为美国心理学会系统的一部分，每年有大量深入的研究成果问世，实验样本及应用人群数量都极为巨大。这些成果被广泛应用于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学校教育和公司管理中尤为普及，也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在国际上广泛传播和使用。相反，国外基于荣格心理类型理论进行的应用性研究较少，并随着MBTI理论的成熟渐渐不再被关注。而对心理类型理论之理论层面的阐释和研究就更为少见，笔者搜索了相关的外国文献，只找到了1972年发表的一篇对心理类型理论的介绍性文章Psychological types：fifty years after。近30年来，MBTI理论也逐渐进入我国学者的视野，但我国此方面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且研究者们大多将目光集中在对MBTI理论的介绍和应用层面上，既不涉及对荣格理论的应用性研究，也未深入到理论阐述和研究的层面，只是将荣格的理论作为对MBTI测量应用的一种背景来加以介绍。

如此看来，作为广为流传的MBTI理论之基础和前身的荣格心理类型理论，在应用方面，荣格的理论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在理论研究层面，其受到的重视和关注就更少了。笔者和Psychological types：fifty years after一文的作者Wayne Detloff都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研究价值的流失。笔者认为，荣格的心理类型理论，其价值远远不止于测量和分类的功能，甚至要超过心理治疗、应用意义上的效用。该理论具有阐释功能，不仅可以用来解释个体态度、行为、天赋方面差异的根本缘由，还可以解释不同派别间的争论、对立的现象（即不同方法论、不同世界观的深层心理成因），它还可以用来解释文明中除心理治疗领域之外其他领域的某些现象，比如个体宗教生活倾向的差异化的形成。与阐释功能相对应的，该理论也具有“预测描述”的功能，即：观察者可以通过对某一主体之心理类型、家庭背景、所处环境、情势等条件的了解，而预测该主体在某一方面或情境下的表现。当然，这需要对主体及其各种信息全面、详细的了解，因此，“心理类型理论”通常是作为解释性的、指导性的理论发挥作用的。对我国学者而言，上述领域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深入研究的前提是对荣格“心理类型理论”本身原理和机制的清晰了解。而正如上文提到的，荣格心理类型理论的真实价值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就我国而言，荣格心理学是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传入的，最早是以原型理论为主体，同加拿大文艺评论家对荣格原型理论的发展思想相结合一同进入我国学术界的视线的。概括而言，荣格理论在我国的传播经历了三个时期，分别是“宏观译介的认知期、暂时衰微的内化期以及批评创新的发展期”。具体而言，荣格的大量论著，尤其是原型理论和集体无意识理论，经由第一阶段的翻译介绍、第二阶段结合中国文化的反思与内化，以及第三阶段在文学及艺术领域的结合与创新发展，已经为我国广大学者所熟悉。并且，不仅在文化艺术层面，而且在心理学领域，我国的心理学界也对荣格新精神分析理论及实践治疗手段极为熟悉。现今我国学界最常见的，与荣格理论有关系的研究大体包括：荣格思想与道家文化的比较研究，荣格分析心理学中沙盘游戏与意象对话的实践应用，以荣格原型理论为基础的文学艺术作品分析，以及近几年开始兴起的以荣格心理类型理论为基础的个性教育、婚姻咨询、职业规划等内容。

可以说，从荣格理论传入我国的整个历程来看，较受重视的部分是荣格的原型理论与集体潜意识思想，而荣格心理类型理论基本上是作为MBTI人格类型心理测试的理论背景知识进入我国相关学者视线的。换言之，我国学术界对荣格心理类型理论实际上是缺乏深刻了解的，也就必然缺乏从心理类型理论的层面而非MBTI人格类型测试的层面进行研究应用的意识和实践。而正如上文所言，荣格的心理类型理论其价值远非仅仅体现在人格类型测试中。从心理类型理论本身入手，对之进行深入详尽的阐述和研究，有助于加深我国学者对荣格理论整体性的理解，也有助于拓展我国学者的思考视角，进行多维度的研究创新。就宗教心理学研究而言，对荣格心理类型理论的应用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本书的写作目的，即是在深入研究荣格心理类型理论的基础上，利用该理论对宗教心理学研究进行补充和完善。本书第二章将对心理类型理论进行详细的阐释，此处仅做简要介绍，以说明该理论对宗教心理学研究的重要价值。

2.引入的重要意义（1）符合该学科的发展趋势

在本书导言部分，我们已经简要介绍了宗教心理学研究的发展情况。宗教心理学这一学科的核心目标，是要采用心理学的视角和方法，通过对个体宗教心理现象的研究，来探索宗教的本质、宗教的起源、宗教的社会价值以及个人宗教生活等问题。本着这样的初衷，不同学者分别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入手，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针对不同的具体宗教现象展开了调查和研究，并积累了数量颇丰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从个体和文化（群体/社会）的角度探讨宗教的起源与本质；

②从个体和社会的角度探讨宗教的功能和影响；

③对宗教心理研究方法的探索。

具体而言，主流学者的研究成果涉及宗教与情绪、人格、性别、年龄、心理需求、心理健康的关系等以人为本的主题；其他学者还关注了宗教与受教育程度、道德的关系等社会层面的主题以及宗教经验、皈依等专门的宗教问题。这些研究结论中的共识性内容可以用下图来表示（见图1-2）。图1-2　以往宗教心理学研究结论中的共识性内容

如图1-2所示，宗教心理学研究者们普遍认为，个体的宗教倾向，包括其关于宗教的态度、信念、经验和行为，均受到外在于个体的社会环境及超然存在的影响，前者的影响途径是教育、人群以及文化环境的熏陶和培养，后者则通过个体内在的“精神性”直接传达讯息。同时，研究者们也注意到了不同个体在两种影响源之间受影响程度的差异，并试图找出造成这种个体差异的根源。研究者发现，个体的性别、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身心健康、心理需求、人格等因素，都或多或少地引发了这种差异。但由于受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的局限，以往的研究结论多是一种统计学意义上的呈现，即通过社会统计来体现宗教各方面在不同个体身上的不同表现，比如女性、老人、身心不健全者、社会地位低下者较容易持有宗教信仰等等；而对于宗教现象的个体差异化何以形成这一更为深入的问题上，实际进展甚微。

不过，随着研究发展的深入，学界内普遍开始重视“个体内在心理差异”/人格要素对个体宗教态度及行为倾向的影响，认为较之于主体年龄、性别、身心健康、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个体人格要素/心理差异是造成不同个体宗教态度及行为差异的更为根本的原因。因此，近年来宗教心理学研究开始体现出这样的趋势：一方面，研究者们开始关注生物学层面，通过采用新兴科技对个体的神经或大脑之状态进行测量，试图从生理的、实证的方面找出个体宗教态度及行为差异的根源；另一方面，研究者开始关注个体人格/心理类型层面差异，试着从心理类型的角度去看待个体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身心健康、心理需求等因素，试图找到比这些因素更深层的原因/核心，从而将这些因素统和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结构。可以说，在这一趋势中，前者是科学实证主义的选择，后者则是人文科学主义的选择。但无论二者的研究视角及方法论是如何的不同，二者在一个问题上已经达成了一致——宗教心理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找到个体宗教态度及行为差异产生的根源，换言之即要找到“个体差异”的内在核心。

因此，对于宗教心理学研究而言，专注于个体心理类型差异的荣格心理类型理论，便具有了重要的研究价值。它不仅可以帮助相关关系心理学研究者们找到个体差异产生的核心/根源，也为实证科学主义研究者进行生理层面的实验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对象。从这个层面上讲，将心理类型理论引入宗教心理学研究，是符合该学科发展趋势的。（2）有助于学科范式的构建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宗教心理学学科发展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造成至今仍无共识性学科范式的局面，具体而言，这种局面主要表现为研究结构的不完整（或研究内容的分散）与研究方法的对立两个主要方面。如上文所述，对“个体宗教态度及行为倾向之差异根源”的重视和探索已经成为宗教心理学领域内不同学科派别的研究者们的共识性趋势，而将荣格心理类型理论引入该学科的研究工作，恰恰符合了这种趋势。

实际上，心理类型理论的介入，不仅顺应了研究发展的趋势，还有助于促进该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整合：从研究范式的角度来看，心理类型理论的引入，一方面可以为整个学科研究结构的构建提供一个中介，即将个体心理类型作为统和“社会环境”“超然存在”与“个体宗教生活”三个基本主体的中介项，通过将以往的诸如个体性别、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身心健康、心理需求、人格等因素与个体心理类型这一中介项连接，使这些分散的基础因素转变为过渡性因素，从而实现研究结构的整合。例如，以往将性别作为个体差异的一个基础因素来研究，但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又难以将社会环境或文化传统对性别本身的影响同个体“生理—心理”上的性别特质区分清楚，这不仅造成了研究结论模糊不清、研究目标混乱，还使基于性别因素展开的研究难以同相同类别属性的其他研究（如基于年龄因素展开的研究）进行有机整合。这种困境实际上是由于研究者们没有找到比这些过渡性因素更为基础的研究中介项所造成的，而“心理类型”恰好能够胜任这一角色。同时，心理类型理论所阐释的概念，能够促进不同方法论阵营之研究者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认同，从而为整个学科领域构建沟通对话的平台，以便在此基础上，集思广益，共同进步，由此缓解宗教心理学研究方法论的对立局面，促进整合性方法论的形成。

综上所述，引入“心理类型”这个个体宗教态度及行为倾向差异形成的生理/心理的根源，宗教学能够真正着手研究结构的建设工作，也有可能形成建立共识性的研究范式，使不同学科背景、不同方法流派的研究者们对话及合作。基于这个研究思路，本研究采取人文科学主义的视角和方法，深入阐释了荣格心理类型理论的内容，以“个体心理类型”作为导致个体宗教态度及行为差异的核心要素，首先，将荣格心理类型理论的具体结论与以往相关方面的研究结论相对比，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个体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身心健康、心理需求等因素，更为系统、全面地讨论个体差异对其宗教态度及行为倾向的影响，这实际上也是对“心理类型”何以能够担任“个体差异”项内在核心角色以及何以能够连通“社会影响”“超在影响”，从而完成贯通宗教心理学研究结构这一任务的论证。其次，本书将“心理类型”要素带入上述宗教心理学研究框架中，重新梳理了“个体差异”“社会影响”以及“超在影响”三者之间相关关系的逻辑结构。再次，本书从荣格心理类型理论的角度出发，重新思考了不同研究阵营之研究者之间意见不同的根本性原因，并提出了一些启发性的建议。最后，本书对我国宗教心理学发展及宗教心理学研究的应用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设想和倡议。这即是本书的写作思路和研究目的。（二）本课题的研究意义

1.对心理类型理论发展的促进作用

如前文所述，荣格心理类型理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其理论的晦涩深奥使研究者忽略了该理论的重要价值或者误解了该理论的真实内涵，就宗教心理学研究而言这是一种巨大的损失。本书在论述过程中详细、系统、全面、深入地阐释了心理类型理论，这对该理论的发展和传播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2.对宗教心理学研究发展的重要价值

如前文所述，宗教心理学是心理学与宗教学的交叉学科，其研究范围非常广泛，不仅涉及心理学和宗教学，还至少涉及哲学、神学、符号学、生物学、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知识。这种复杂性导致了宗教心理学研究结构的混乱及研究方法的对立。就前者而言，宗教心理学一直缺乏系统的、明确的研究结构，研究者大多从各自认可的角度展开研究，却无法系统有效地将研究结论整合起来。就后者而言，这种二元对立性主要体现为“科学主义”和“人文科学”的对立。虽然国内外学者皆意识到了整合性研究方法的重要意义并进行了相关探索，但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本书一方面将心理类型作为宗教心理学研究的核心要素，在此基础上重新梳理了宗教心理学的研究结构，并针对宗教学、心理学研究的问题提出了建议。另一方面，本书运用荣格心理类型理论解释了宗教心理学领域方法论对立的深层原因，由此可以缓解这种对立局面，促进整合性方法论的形成。

3.对我国宗教心理学学科建设的推动意义

我国宗教心理学研究起步较晚，在中国仍处于以引进和介绍西方心理学流派为主的“拿来”阶段，本土实证研究较少，虽然也有所开展，但我国在该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并没有超越西方的范围。因此，找到一个研究的突破点，对于我国该领域研究的学科建设而言至关重要。近几年西方宗教心理学研究的趋势显示，西方学者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回归人文科学主义的取向，但仍然以科学实证主义为方法指导，试图以此来调和两种方法论的矛盾，这实际上仍然表现出了西方学界浓厚的科学实证主义占上风的研究倾向。而由于具备中国传统道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辩证统一哲学观的文化底蕴，我国学者较之于西方学者，更为强调宗教心理学研究中人文科学主义的、人本主义的重要价值，这一点主要通过我国学者对人的“宗教性”这一问题的重视体现出来，这使得我国学者也具有突破自身、实现研究创新的独特优势。然而，究竟该如何通过强调方法论的人文科学倾向及研究内容的“宗教性”因素来推动学科发展，我国学者仍在探索之中，这对我国学者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本书对心理类型理论的阐述和运用，恰好可以为我国学者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在此基础上完成学科方法论的整合及研究成果的创新。

4.对理性宗教态度的建设作用

宗教冲突一直是敏感的社会问题，理性的宗教态度既可以保护悠久的宗教文化遗产，使其在正面的意义上为人类所用，又可以减少不同宗教、不同教派、信教与不信教群众间的误解与冲突，促进社会和谐与安宁，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然而，理性的宗教态度往往是难以获得的，世界上普遍存在的各种宗教激进主义、邪教、迷信等现象不得不促使我们思考和寻找人们在宗教面前失去理性的原因。本书通过深入分析心理类型与个体宗教倾向的关系，指出不同宗教实际上是不同气质的宗教对同一价值的不同表现形式，这对于人们培养理性的宗教态度具有积极的建设作用。

5.对我国宗教管理工作的参考价值

我国是一个无神论思想指导下，倡导宗教信仰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民族文化多元，宗教管理工作的开展具有一定的困难性。本书研究个体心理类型对其宗教倾向的影响，其研究结论可以将中国庞大的人口划分为8种心理类型，并明确指出每一种心理类型对应的宗教态度及宗教行为倾向，这对国家宗教管理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有利于我国政府更好地引导信教群众过上健康理性的宗教生活。（三）本书的创新处

1.研究结构的创新

如前文所述，虽然宗教心理学是以研究与宗教有关的个体心理现象为目的的，但事实上直到现在，宗教心理学研究才开始真正体现出一种人本主义的回归。在这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研究者们实际上是将重心放在了“宗教”这一要素上进行社会学层面的研究，即使有的研究者注意到了心理类型因素的影响，却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受到整体学界的重视：一方面，这是由学界内长期存在的两种对立的方法论所造成的——具体而言，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过于偏重个体的“精神性”/“宗教性”，因而使研究者缺失了客观的立论基础；而科学实证的方法论则过于强调统计和测量，脱离了个体心理这个研究根基。实际上，两个研究阵营均涉及了个体心理类型层面的问题，但前者用“精神性中介”取代了心理类型这个概念，后者则使心理类型这一基本事实淹没在各种神经反应测试数据背后。另一方面，由于心理学界对“人格”的定义过于宽泛，导致研究者在实际应用中很少触及“心理类型”这一核心概念；即使有所耳闻，大多数研究者也并不真正了解荣格心理类型理论的内涵，导致错误的解读和对该理论价值的忽略。例如学界内唯一两位最为接近心理类型概念的研究者詹姆斯和奥尔波特，也因上述缘由而将心理类型概念同人格概念混淆，未能与荣格的理论保持一致。

实际上，尽管以往的研究者忽略或误用了心理类型概念，荣格的这一理论并不与已有的研究成果相冲突，而是能够很好地与之融合并对其模糊不清的地方进行解释和完善。笔者在深入了解荣格心理类型理论的基础上，将心理类型理论同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结构性的整合（见图1-3）。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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