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贞铭 丁士轩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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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巨匠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师巨匠：全两册／郑贞铭，丁士轩编著.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9
ISBN 978—7—5596—3488—7
Ⅰ. ①大… Ⅱ. ①郑… ②丁… Ⅲ . ①人文科学—名人—列传—中国—近现代 Ⅳ . ① K8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9) 第155573 号
大师巨匠：全两册
作者：郑贞铭 丁士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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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 楼9 层 10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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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 660 千字 880mm×1230mm 1/32 印张 24.75
2019 年9 月第1 版 2019 年9 月第1 次印刷
ISBN 978—7—5596—3488—7
再忙，
也要与大师们在一起编著者序之一阐扬大师典范／郑贞铭
从受教到服务社会，有两位大师的话让我永生不忘。一句是在政大读书时，听胡适博士的周会演讲，他的讲题是“谈传记文学”，他认为一个人在成长中应该多读名人传记，以激励生命，引领人生。胡适大力提倡传记，并认为“每个人的生命都很宝贵”。
另一句深获我心的话是曾任清华大学校长、台湾教育部门负责人的梅贻琦说过的，大学在大师，不在大厦。大学之可贵，并非在于若干栋雄伟的建筑，而是在于有否名贤、有否大师。
我生也有幸，对于这两位大师启发人生的名言体会极深；且也在求学与服务社会初期，幸遇许多大师，他们的风范、襟怀、胆识确实可以感化人，做我们一生永远的典范。
一次是在1955年，政大大学部复校，我以第二名的成绩进入新闻系以后，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新闻所。那时政大在曾任北大校长的陈大齐领导下，名师如云，各门学科的掌门人，几乎都是一流名师，如刘季洪、罗志渊、曾虚白、周世辅、邹文海、浦薛凤、李焕、王云五、李其泰、吴兆棠、谢然之、阮毅成、王洪钧、张金鉴……个个学识渊博，风度翩翩，而爱学生如亲生子女；在大师的指导下，即使再愚昧笨拙，也不会对老师的教导无动于衷。
后来服务社会，有幸参加台湾中国文化学院（今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之创办，那是另一场大师的盛宴。创办人张其昀原是学界泰斗，在他感召下，网罗一流名师进入华冈讲学；我经常代表新闻系与这些大师平起平坐。如吴经熊、钱穆、黎东方、胡品清、查良鉴、陈顾远、欧豪年、申学庸、宋晞、叶霞翟、卢毓骏等，他们都是学界泰斗，是每一种学问、知识的掌门人，我一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怎会不领受他们的气质与风范呢？
由于这两次生命的感动，我发誓再怎么忙，也要与大师在一起，与知识为伍，与经典同行。
这个心愿让我勇敢向大师请教，接近大师；我其生也晚，若干无法亲炙教诲的大师，我则以阅读其传记，以神入他们的心灵世界。
所谓大师者，就是真正的读书人、知识分子。近百年来，孕育了许多大师。这些大师，对于近百年来的中国，都发生了重大的承先启后的作用，他们的理想、远见与智慧，为国家开拓了前程，也为国人指出了方向。具体地说，他们至少为国家做了三点重要贡献：一、建立学术教育的观念
虽然中国自古重视教育，孔老夫子更是伟大的教育家，但是中国现代大学的体制与规格，乃多受西方的影响。英国牛津大学纽曼教授的“博雅”、德国柏林大学洪堡校长的“研究”，这些先进的理念经过引进与思考，藉由大师们的倡导、发扬，发生了关键的影响。
清末民初，显然是我国近代大学教育制度的重要变革期，大师们以制度理念化和规范化为特征；西学东渐，旧学与西学虽曾引起激烈论辩，但毕竟为中国大学的现代化指出一个方向。
在这个时期，如蔡元培、胡适、吴大猷、梅贻琦、傅斯年、竺可桢、张其昀、顾颉刚、张伯苓等，他们都曾经在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建设过程有过汗马功劳。
而民国十七年蔡元培筹备成立的中央研究院，为我国学术研究建立了最高规格与权威：首批院士81人，其中华罗庚、陈寅恪、赵元任、梁思成等不仅在不同领域有着卓越贡献，且名声远播至国外，为世界公认的杰出人士。二、追求文化与传播
带着启发、民主、科学、自由、法治，甚至乌托邦的思想，知识分子不仅著书立说，且促使近代新闻、报刊与出版事业的日益蓬勃，孙中山与梁启超固然懂得以报刊为传播政治思想的重要管道，但更多出版家则以传播知识为己任。民国初年的杂志《新青年》《语丝》《新月》《生活》《独立评论》《观察》《良友》《东方杂志》《新潮》等，其蕴藏的是主办人徐志摩、王云五、张元济、朱自清、梁实秋、林语堂等大出版家的宏图大志。梁启超的文字被誉为“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钱穆的历史观更被认为是国人安身立命的稳定力量。
文化的理想与知识的传播永远是“士人”的高超使命。三、“国士”的知识实践“报国”
中国的国士永远关怀国事，以天下为己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民主思想东渐之后，有了更多的省思与探索。
尤其在辛亥革命之后，“富强救中国”是现代人的梦想，也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探索之路。“中国梦”永远魅力十足。
虽然维新派与革命派、本土派与西化派各有不同的思路，但是他们所走过的艰难困苦的路永远启发中国人必须有智慧地选择。
知识分子所实践的，不仅是政治的探索，事实上，他们也以专业的权威，领导各个领域的前路；尤其在集会、结社自由之后，更大开理论与实践结合之路，除参加政党外，更多加入实业、学术、教育、文学、艺术、宗教、慈善、新闻、妇女等各种不同社团，成为核心与标杆性人物。
以教育报国，以文化救国，是知识分子永远的追求，他们永远积极希望透过人才培养，建立学术权威与前瞻远见，为所当为，不仅成为世人典范，且给国人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
近年来，许多忧心之士对青年人之彷徨、无中心价值深以为忧，但很多年轻人又向我抱怨无榜样可学。我也觉得，虽然社会变迁大，但核心价值不可动摇，仍然重要；而我也确实感受到“榜样教育”的不可代替性。
钱学森晚年，除了继续关注科学发展以外，还对教育问题格外关心。2005年7月29日，在国家领导人看望他时，钱学森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由于近年有更多自我自由支配的时间，在领受许许多多令人景仰的前辈风范之余，乃兴起写这部《大师巨匠》的意念，主要意在提供一些前辈努力的足迹，供青年有志之士得以有所参酌，有所借镜，有所学习。
每位大师都可以写成厚厚的一本书，本书不是他们的自传，我只是撷取大师们一生的片段，以精简的文字，使青年们能体会这些大师的风韵与典范。
我曾说，对青年永远不失望。我们怎能对青年失望？国家未来的希望在青年，青年是社会的良心，社会的未来取自于他们这颗烛照真理的心。
大师启发青年人的自立、自律、自决与自主。所以有人说：“与大师邂逅，是一场伟大灵魂的精彩碰撞。大师让我们渴望超越、瞻仰伟大、引领人生、汲取智慧。”
一个人缺乏大师精神的滋养，其灵魂是贫瘠的。
有一回，作者访问昔日学子，在谈到当年在华冈接受“大师如云”的教育启发时，有一位校友说：“校园中的大师，对学生有一种安定心灵的作用。这些大师，即使不做什么事，只是在校园中走来走去，本身就是最美的风景线。”
基于此一信念，我希望能以余生为青年做些有意义的事。
科学发展一日千里，网络传播更是无远弗届，要青年去读一本本数十万字的传记确有困难。所幸丁士轩、汪士伦（雨）都认同此意念，并以坚毅精神共同完成此一理想；遇到这样优秀的青年是我一生的恩典。能够对青年朋友有所启发、有所贡献，是我的荣耀。
我在近卅年的两岸交流中，有幸结识这两位优秀青年学者：一位是杰出艺术家汪士伦（雨），他为本书的每一位主人翁绘制一幅生动画像；另一位则是抱负高超、理念深远的丁士轩，他是潜力无限的希望象征，他搜集资料，编纂初稿，认真严谨，几乎已达废寝忘食地步。
有人说：“大师之后再无大师。”我坚信不会如此！熊十力先生说：“不掌灯何以行路？”在人生漫漫长路中，更不能缺乏大师的掌灯指路。在家长、师长的正确教导下，青年人之向上心谁不如我？回顾是为前瞻，继往是为开来，我们希望藉大师典范的魅力，使下一代出现更多的大师。郑贞铭于台北2014年10月编著者序之二搭一座超越的桥／丁士轩
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曾说，一个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出现之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
逝者如斯，那些“漫长的岁月”不仅流淌在寂寂无声的过去，也吞噬着众声喧哗的当下。而当我们静下心来，逆着中国百年凝目回望，历史烟尘处，依稀有一群傲然挺立的身影，闪烁光芒。
那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里的苦难记忆，也是诸子争鸣、大师迭出的辉煌时刻。
曾有人站在湍急的河流前，问道大师：“我应该如何跨越横亘在你我之间的生命大河？”大师答曰：“平常人过河，总会采取过桥、乘船或游泳的简便方式，而我会亲自造座桥跨越，不仅成全自己，也为成全别人。”
搭一座超越的桥，正是我们心目中大师的精魂。
百年中国，血泪裹着奋争，迷惘伴着求索。无数的仁人志士，不断从踉跄凌乱的脚步里，追寻救亡图存的方向，前赴后继地铺设一条走向现代化的文明之路。他们痛苦、彷徨、困顿、懦弱，他们警醒、呼号、奔走、坚守，他们赋予苦难以悲悯，他们激发生命以超越。他们如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Sisyphos），不断重复、永无止境地搬运巨石，最终却成就了超越时间的伟业。
百年大师，精挑细选。超脱尘世的高人或遁入空山的隐士，不是我们的选择；直接缔造历史的政治强人或财富巨子，也并非我们的寄托。我们试图勾勒的大师，不仅有着深切沉痛的现实关怀，而且保持着傲拔独立的志趣与人格：“中国留美第一人”容闳，漫长等待18年，开启中国近代留学事业；“台湾的孙中山”蒋渭水，为“患者台湾”开出文化处方，期许一个美好的未来；“永远的蔡先生”蔡元培，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再造北大，让中国高等教育从传统走向现代；“布衣而为天下师”的张季鸾，以“四不主义”为文人论政立心，揭开中国报业百年史的新篇章……他们继承了传统的“士大夫”精神，在中西方文明剧烈交锋的时代，承担痛苦，甘做人梯，再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恢宏志业。
百年大师，各自风流。我们将近百位大师分为上、下两册，用十个关键词去概括，代表我们对大师的十个不同理解维度。在灿若星河的历史夜空，我们小心翼翼地擦亮那些最具时代气息的星辰：章太炎的“疯”、刘文典的“狂”、梁漱溟的“强”、胡适的“雅”、鲁迅的“冷”、傅斯年的“猛”、吴宓的“痴”、梅兰芳的“艳”……他们学问高绝而烂漫天真，他们放浪形骸而不失忧国忧民之心，他们仰望星空而又脚踏实地，他们悲天悯人却终归无可奈何花落去。我们试图还原一个个重要的时刻与场景，将那些黑白缥缈的身影，缀上颜色，勾出筋骨，最好能面对面地一起坐下，聊一聊人生与人类。
百年大师，百年迷悟。自1840年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清政府闭锁的大门，中国便迎来最动荡屈辱的历史，大师们也走上他们探索的旅途。从器物到制度，从革命到启蒙，再到“救亡压倒一切”，这些知识分子往往满怀乌托邦式的激情，却每每在冰冷现实中折戟沉沦。于是，“四论”惊天下的严复晚年“槁木死灰，唯不死而已”；铮铮怪杰辜鸿铭吟诵不已，喟然长叹；“三百年来一人”的陈寅恪寄身岭南，痛苦而终；自称“文艺界尽职的小卒”的老舍心灰意冷，愤然投湖……这是“道尊于势”的残酷与无奈，也试炼着大师们的智慧与脊梁。他们走过颠簸的道路，在挣扎中迷失，又在失意后感悟，也为百年后的我们提供了一种生命的思量与前行的坐标。
述往事，思来者。当年胡适曾提倡“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回首凝望，那群大师的一言一行，又变成了如今的“国故”。我们总是太容易从“一切都信”转为“一切都不信”，继而便是迷惘。举目四望，我们身边多的是“专家”而少见“知识分子”，多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少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大师。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百年沧桑，需要我们重新翻检与认真收藏。回到尘封的百年历史，追赶尚未走远但已被忘却的大师身影，让我们抱持着“温情与敬意”，一起静静体悟那些伟大的灵魂，汲取那份超越时代泥淖的力量。丁士轩于北京2014年10月23日编绘者序走向大师／汪士伦（雨）结缘大师
2005年，我与郑贞铭教授相识，弹指十年，逝者如斯。我们共同走过很多地方，从上海交大到江西美院，从郑州轩辕黄帝拜祖大典到三亚亚龙湾，从台北到岳阳，从上海乐雨轩到北京四合院……一路幸遇，一路结缘，从此士伦、士仲、士轩、士宇与郑教授相识、相知到相惜，留下了人生宝贵的情义。
郑教授是世界华人传播领域的一个启蒙者，两岸新闻交流的先行者，华冈新闻教育的奠基者，是一座高峰，一棵大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最初，我是不敢太亲近的，因为自认为与大师如此地远！随后的交往中，儒雅的郑教授“润物细无声”，“亦师，亦友，亦父”的情义温暖人心。
郑教授继承了传统的思想精髓，散发出自己独特的光辉，就如同一粒种子正在两岸青年心中生长。他常常提到“爱是尊重，爱是关怀，爱是了解，爱是责任”“爱是缘续的凭证”。笃行大爱教育、献身教育近五十年的他，优秀门生众多，很多学生正成为新的高峰、新的大树。
郑教授著作等身，年近八旬，还在身体力行，传道授业解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树立了一座精神的丰碑。与郑教授人生同行，是我的幸运，体会到的是满满的“温暖力”。“读书，行善，尽孝”的嘱咐，提醒我不忘初心的梦—“做一个筑梦工程师”，为人们架起一座“心桥”。我与大师更近了。感悟大师
郑教授说，他一生中获益最大、受教诲最深的，莫过于幸遇许多大师。他经常提到梅贻琦这句“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而有大师之谓也”。大师对人的影响是渗透至灵魂的。
我们常常聊及，俞伯牙断琴弦谢知音，司马光与范祖禹肝胆相照，还有梁启超与徐志摩的师生情。谈话间，常感怀大师的一句话、一幅作品、一本书足以用一辈子来领悟。胡适说“利息在人间”，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徐悲鸿的奔马享誉世界，成了现代中国画的标志；梁思成1945年写成的《中国建筑史》，影响深远，英国学者李约瑟说，梁思成是研究“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那些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痕迹的人，没有因时光的流转失去色彩，反而更加璀璨。跟大师，聊大师，读大师，耳濡目染，即使再笨拙，也会有起色。
两年前，我们在上海聊到当下社会，青年学生的物质条件越来越好，提供奖学金的渠道越来越多，但主流价值与精神匮乏，需要大师与人文思想的有力指引与启发。于是有了郑教授撰写大师小传的构想，士轩与我一起参与做些有意义的工作，这就有了缘起。
不久，我们就正式开始以近现代大师为主整理名单。士轩弟文学功底好，参与到文字编写部分，我主要完成画稿部分，两个青年就这样与郑教授一起开始“书画”大师们的传奇人生，也是续写我们与郑教授之间的传奇。走向大师
编书过程中困难在所难免，有些资料难查找，有些照片不清楚，工作量、阅读量比预想的要大。我们利用业余时间多渠道开展工作，多次书信往来、当面沟通及审稿，形成文稿100来篇、画稿120多幅，所有画稿高清拍摄。由起初四十人左右的大师名单，到最终近一百人的正式定稿，这么集中研究大师、画大师，是此生宝贵的机缘，感谢郑教授如此用心地润泽晚辈。反复思忖后，定书名《大师巨匠》，并请著名画家欧豪年先生题写书名。
梁漱溟先生认为，人生要解决三大问题，一是解决人和物之间的问题，二是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三是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大师巨匠》的孕育，如甘露般及时，就是要启发人的内心，给不安和浮躁的人们传递一份慰藉。俗语讲“安身立命”，《大师巨匠》给人“安心”，提供人生方向的参考，使人“安心”而“立命”。让大师精神住进人们的心灵，唤醒未来的大师，走向大师。
时间总是有限的，整理稿件、编辑文字与绘画过程中，难免有谬误、疏漏，还请读者批评指正，感谢为这本书提供帮助的朋友们。
汪士伦（雨）于湘江畔
2014年10月18日第1部风气之先蔡元培 永远的蔡先生
蔡元培／1868—1940／ 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号孑民，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浙江绍兴山阴县人，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主张教育救国，曾受孙中山之召，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中法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
1917年1月4日，隆冬的北京，大雪纷飞，烟雾漫天。一辆四轮马车驶入北京大学的校门，缓缓地停在了校园的马路上。此时，早已经站在道路两侧毕恭毕敬地等候的校工们，不断揣测着这位刚刚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传奇人物长得到底是何等模样。
新任“内阁大臣”蔡元培，身材矮小，一身长袍马褂，行动沉稳地走下马车。校工们连忙向其鞠躬致敬，但见他态度谦和地摘下礼帽，郑重其事地向这些校工鞠躬回礼。在场的许多人都惊呆了：这在北大可是从未有过的“怪事”。
蔡元培来到北大以后，每天经过校门，都脱帽鞠躬，向校警还礼，久而久之，这成为北大校园内不可或缺的风景线。他儒雅风流，待人接物总是一视同仁，其温和体贴“如冬日之可爱”。老北大人，无论师生、员工，都称蔡元培为“蔡先生”，从不称他的名号和职称，几十年来一直如此。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1894年，蔡元培26岁，得授职翰林院编修。就在这一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政府的北洋水师受到毁灭性打击。听闻《马关条约》签字，他写下了“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这样的刻骨铭心之句，此后探索救国之道，始言西学。
1898年，蔡元培30岁，同年“戊戌六君子”被害，维新变法失败。蔡元培内心愤懑，深感政府之无望，决然挂职携眷离去。他反思康、梁失败的原因：“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回到绍兴后，蔡元培初任绍兴中西学堂督办、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南洋公学特班教习，以一介布衣的身份来实践教书育人、启发民智的理想。
1916年12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此时的北大，其实是一个腐朽破败的烂摊子。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作为1898年戊戌变法后仅存的硕果，尽管历经清末新政与科举废除等大事，但是一直业绩平庸、乏善可陈。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官本位意识依然在教员和学生中流行着。
学生间不乏拉帮结派、出入花街柳巷、到“八大胡同”寻芳猎艳者，京师大学堂因此类爱好与参议院、众议院的议员们齐名，所以被并称为“两院一堂”。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此后短短5年间，北大走马灯式地换了5任校长：严复、章士钊、马相伯、何燏时、胡仁源。其中不乏有勇有谋之能士，但终究无法改变北大乌烟瘴气的腐败氛围。
接到时任教育总长范源濂专电敦请后，游学法国的蔡元培回国抵达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而朝野期待蔡元培能“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代”。教育正是蔡元培最看重的安身立命之途，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思想，他毅然归国赴命。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与北大学生约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二是砥砺德行，“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三是敬爱师友，“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室，尤应相互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这就是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再造北大，以观念改革为先导，“仿世界大学通例”，推动北大的现代化转型。继而以人事改革为动力，“取兼容并包主义”集聚人才，“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正式被任命为北大校长，这天早上9点便步行到北京西河沿中西旅舍，拜访临时来北京办事的《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与其相谈北大革新事宜，交流甚欢。接连几天，蔡元培都去找陈独秀，有时候去得太早，便坐在门口一直静等陈独秀醒来。当时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正风生水起，他本无意于北上，但最终被蔡元培说服，接受聘用做北大的文科学长，当时有“三顾茅庐”的美谈。后来，蔡元培还专门为陈独秀编造了假履历，称其毕业于东京日本大学，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
随后，胡适、李大钊、钱玄同等纷至沓来，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而如复辟论者辜鸿铭、筹安会发起人刘师培、遗老派陈汉章、桀骜不羁的黄侃等，也一度是北大校园里的景象。梁漱溟曾将蔡先生比作汉高祖，说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班英雄，共图大事”。到1918年，北大当时的教员共有200人左右，教授90人，而教授中年龄在35岁以下的约占一半，最年轻的文科教授徐宝璜仅25岁。胡适后来回忆说：“设若不是蔡先生，我胡某人还真不知道在哪家三流小报做编辑！”
紧接着，蔡元培以制度改革为保障，“循思想自由原则”改革管理，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学术独立和学术本位思想。他第一步组织评议会，将议决立法的权限下放给教授代表和学长；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由教授自主分任教务；第三步组织行政会议，对教务以外的事务一律采取合议制，组织各类委员会研讨、决策事务。同时，他还将学生的学年制改为选科制，即今天的学分制，让学生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蔡元培将此办学方针概括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16字箴言。陈独秀晚年感慨地说，蔡孑民先生“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时期，经蔡先生之手，北大开始真正成为“现代的、学术气息浓厚的、民主自由的、先进的北京大学”，由此揭开了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序幕。一遇大事，则奇气立见
蔡元培大刀阔斧地革新北大，新派教员和青年学生无不热烈欢迎，积极响应。然而，“把叛逆知识分子的石子投入死水”的举动，也必然遭遇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猛烈攻击。而身处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斗争旋涡中的蔡元培，“虽然态度还很温和”，但并非一味地敷衍，而是“都很倔强地坚持着”。
编辑部从上海迁移到北大后，《新青年》引领了思想解放的潮流，新旧文化冲突的中心在北京，而当时的北大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反对派林纾在小说《妖梦》中将胡适拟作“秦二世”，称陈独秀为“猫头鹰”，更骂蔡元培是“元绪”，即大乌龟。蔡元培当天即发表《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公开回击林纾的挑衅，理直气壮地为北大的新派教员辩护。
蔡元培一贯主张男女平等，抵触当时男女不能同校的惯例。学生王昆仑的姐姐王兰热爱哲学，托弟弟向蔡先生询问北大招不招女生，蔡元培反问道：“她敢不敢来？”遂以《大学令》并没有规定不许女生上国立大学为由，毅然招收了包括王兰在内的9名女大学生，开了国立大学男女同校的先河。
卫道士们群起攻击。军阀张作霖、曹锟曾对当时的北京警备司令讲：“现在有个蔡元培闹得很凶，男女同学有伤风化，老弟你为什么不把他看管起来？”甚至有军阀扬言要“在景山架大炮，对着北大”。蔡元培亦无畏惧，据理驳斥。
蒋梦麟说：“先生平时作文适如其人，平淡冲和。但一遇大事，则奇气立见。”蔡元培信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即为自由之真义。无怪乎有人这样评价，“即便是打破了头，蔡先生也要保持灵魂的自由”。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蔡元培首先是教育家，其次才是政治家。他虽始终在体制内，却用“不合作主义”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姿态，坚守着自己的学术道路和教育理念。有人曾建议蔡元培为避锋芒，辞掉陈独秀和胡适，他厉声回应：“北大的一切，都由我一个人来负责，和他们两个人没有关系！”
1919年5月4日，五四爱国运动爆发，青年学生打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横幅，后演变成火烧赵家楼，殴打章宗祥。军警出动，逮捕了32名学生，其中北大学生20名。蔡元培当即联合北京其他高校，成立以其为首的校长团，不断与警察厅、教育部周旋，营救学生，甚至“愿以一人抵罪”。
政府指责蔡元培是“学生运动纵容者”，8日，他亲自向总统徐世昌递送辞职信，并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蔡元培实际执掌北大只有五年半，但却因坚持独立自由的人生理想多次辞职。
1922年10月19日，北大学生发生起讲义风潮，因对讲义收费不满而闹事。据蒋梦麟回忆说，当时蔡元培很生气，说“我和你们决斗”，他甚至对学生说：“我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练出来的，你们如有枪、炸弹，尽不妨拿出来对付我。”
1940年3月5日，72岁的蔡元培在香港病逝，死后无一间屋、一寸土，且欠下医院千余元医药费，就连入殓时的寿衣棺木都是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先生代筹的。其临终前反复念叨“科学救国”“美育救国”，这是他一生的追求、一生的情感所寄。钟鼓开道，礼炮鸣响，上万名民众为他送行。回望1916年蔡先生第一次踏进北大校门的情景，中国知识分子从官场走向学术殿堂，中国高等教育从传统走向现代，正是从那一天开始的。傅斯年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
傅斯年／1896—1950／ 字孟真，山东聊城人，祖籍江西永丰，历史学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代表作有《傅孟真先生集》等。
1919年5月4日，注定是一个将被永远载入史册的日子。下午1时左右，天安门开始有大队学生集结，个个手持白旗，散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这一场景引起了当时《晨报》记者的注意，记者对其进行了跟踪报道，记录下这历史性的时刻。
最先到达天安门的是高师、汇文两校，北大因整队出发时，有教育部代表及军警长官来劝阻，理论多时，因此到达最迟。“凡先到者辄欢迎后来者以掌声，而后来者则应和之以摇旗”，这场政治抗议的示威游行，犹如一次盛大的民主阅兵式，“步法整齐，仪容严肃”。这是一场“有纪律的抗议”。
五四运动的总指挥傅斯年，扛着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列。他身材极胖，白白净净，眉宇间透着“天生的领袖人物”的气质，在人群里很是显眼。他率领着13所学校3000多名大学生，“排队到各公馆去”，表达“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意愿。然而，星期天各国公使多不在班上，学生排队到东交民巷使馆区后计划落空。他们继而想借道穿越使馆区继续游行，也被依“法”拒绝。“颇受刺激”的学生们在受阻两个多小时后，决定直扑曹汝霖家。
负总指挥责任的傅斯年，恐发生意外，极力劝阻，“却亦毫无效力了”。于是，他只好扛起大旗，带着队伍离开东交民巷，经御汉桥、东单牌楼，往赵家楼的曹汝霖住宅而去。下午4时左右，队伍挺进赵家楼，因总指挥等人的有力维持，学生们还没有真正失控，然而仍没有避免随后发生的“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事件。
这场行动，被公认为几乎改变了20世纪中国的走向，更有学者称其为“最为壮丽的精神日出”。担任五四运动总指挥的傅斯年，也开始被更多的人所熟知和追捧。我要和你决斗！
傅斯年脾气暴烈，是出了名的，人称“傅大炮”，后来史语所的人私下里更直接称呼其为“傅老虎”。1919年5月5日，五四运动的第二天，傅斯年就和一个“冲动到理智失去平衡的同学”打了一架，于是他大怒一场，“赌咒不到学生会里来工作”。
有一次为中医问题，傅斯年反对孔庚的议案，两个人激烈辩论。孔庚当然辩不过傅斯年，于是在座位上开始辱骂傅斯年，说了许多的粗话，傅斯年气得说：“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
等到会散之后，傅斯年真的拦在门口要和孔庚决斗，可是他一见孔庚七十几的年纪，身体又非常瘦弱，傅斯年立刻将双手垂了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
1927年，傅斯年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书，既是系主任，又是院长。一天他和别人吵架，吵完后找到他的朋友罗家伦和何思源等人，一见面就把皮包往地上一摔，一屁股坐到地上，撒泼，张嘴大哭，非要他们帮他去打架出气。
有人说傅斯年脾气来了，是炮；温柔起来，像猫。抗战时在昆明，陈寅恪住三楼，傅斯年住一楼。每次警报一响，大家都往楼下防空洞跑。而傅斯年却逆流而上，到三楼将患有眼疾的陈寅恪扶下楼，再一起躲进防空洞。你们不能闹
傅斯年生于山东聊城一个没落的名门望族，祖先傅以渐是清朝建立后的第一个状元，傅氏家族有“开代文章第一家”的称誉。傅斯年自幼聪颖好学，熟读儒学经典，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继孔圣人之后两千年来又一位“傅圣人”。
胡适刚到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因为讲授方法和内容特别，在学生中引起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胡适远不如国学大师陈汉章，想把他赶走；有人则认为，胡适读的书虽然没有陈汉章多，讲课却颇有新意。
傅斯年本不是哲学系的学生，但在同室顾颉刚的鼓动下去旁听了几次胡适的课。结果听完之后，他对哲学系几位要好的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由于傅斯年在同学中的威信，年轻的胡适在北大讲坛站稳了脚跟。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时，胡适感慨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傅斯年在历史学研究方面，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摆脱故纸堆的束缚，同时注意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在现代历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大粪堆上插一朵花
他在担任国民参政员时，曾经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虽然上层不予理睬，但后来傅斯年还是抓住了孔祥熙贪污的劣迹，在国民参政大会上炮轰孔祥熙。蒋介石为保护孔祥熙，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想为孔祥熙说情。
蒋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蒋介石无奈，只得让孔祥熙下台。
1945年6月，宋子文继任行政院院长。1947年2月15日，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文，对宋子文的胡作非为进行了猛烈抨击。朝野震动，宋子文也只好在社会上的一片反对声中辞职。
蒋介石对傅斯年这个桀骜不驯之士欣赏有加，一心把傅斯年拉入政府当官。结果，任说客说破了天，傅斯年坚决不肯加入政府。蒋介石死了心，转而想拉胡适进入政府，希望傅斯年能做做说服工作，结果傅斯年也竭力反对。
在给胡适的信中，傅斯年说：“一入政府，没人再听我们一句话。”他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其中有一句话极有分量：“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正是这句话，打消了胡适做官的念头。宇宙的精神
1948年的最后一天，辞旧迎新的夜晚，干冷的金陵古城愈加显得萧瑟，傅斯年与刚从北平回到南京的胡适共度岁末。两人置酒对饮，相视凄然。瞻念未卜前途，留恋既往乡土，两人思前想后，不禁潸然泪下。
拿着台大校长的委任状，傅斯年将自己关在房中，三天三夜，绕室踱步，反复吟咏、书写陶渊明“种桑长江边”的诗句，踟蹰不已。他最终决定到台湾就职，当时心中仍有“先去看一看，也许很快就能回来”的想法，因此只带了部分亲人前往。
傅斯年面对的台湾大学，百废待举，随即发生了“四六事件”，局势愈演愈烈。他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进行交涉，甚至向当时警备总司令部官员彭孟缉力争：“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学潮过后，1949年11月，傅斯年首次主持台大校庆，在致辞中摒弃了日本时代的办学政策，明确表示要“纯粹地为办大学而办大学”。最后，他以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宇宙的精神在于追求真理”观念与师生共勉：“我们贡献这所大学于宇宙的精神。”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
胡适曾说，傅斯年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傅斯年去世前夕，曾当着蒋梦麟的面发表趣谈：“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我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但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笑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罗家伦以“纵横天岸马，俊奇人中龙”来形容傅斯年的才气与风格，称他是“元气淋漓的人”。
1950年12月20日下午6时10分，台北南海路54号省议会大厅，参加完会议的傅斯年从台上走下来。他突然脸色苍白，坐在台下的陈雪屏发现他步履不稳，上前搀扶，傅斯年只说了一句“不好！”便倒在了陈雪屏怀中昏厥过去。傅斯年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当晚11时23分离世，当时54岁。
12月22日10时30分，傅斯年的遗体被送往火葬场，上千人冒着大雨，踏着泥泞的道路，慢慢行走。热泪横流的学生们手执小旗，上面写着“校长，回头来瞧瞧我们！”此情此景，仿佛回到了31年前的那场学生运动现场，而不再扛旗的傅斯年，依旧是在队伍的最前列。
一年后，台大在校园一隅建造了一座罗马式纪念亭，亭中砌长方形墓一座，墓前立有无字碑，修有喷水池。傅斯年被安葬在此处，这个僻静的小墓园则被称为“傅园”。后来又在行政大楼的正对面，架设了“傅钟”，上面刻有傅斯年提出的“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八字校训。此后每节上下课，“傅钟”都会响21声，因为傅斯年曾说过：“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每当钟声回荡在椰林大道，两旁的翠柏显得更加峻拔浓郁，杜鹃花也愈加热烈绚烂。胡适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胡适／1891—1962／ 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先驱。代表作有《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文存》《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等。“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1917年6月中旬，26岁的胡适登上轮船驶向太平洋，准备回到已经阔别了7年的中国。3月，他曾将这句源自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十八章中的诗，郑重地写在日记中，认为此话“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也”。而这，正是15世纪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从意大利返回祖国时的豪言壮语，同样也被19世纪牛津运动领袖纽曼所称道。
这一年的1月，胡适曾去费城讲演，顺便去看望了在华盛顿的同学朱经农，兴奋地谈起自己回国后要去影响、塑造中国人的志向。两人谈话后，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们预备要中国人十年后有什么思想？此一问题最为重要，非一人所能解决也，然吾辈人人心中当刻刻存此思想耳。”罗志田因此说，胡适是“有意识地为引导中国转变而做准备的人。”
实际上，早在1915年，胡适便把成为“国人导师”作为了自己奋斗的目标，“吾不可不周知博览，以为他日为国人导师之预备”。此刻，伫立在归国轮船的船头，已经成为全国知名的“文学革命”提倡者的胡适，感觉曾经的这个梦想是如此触手可及。北京大学的陈独秀已经向校长蔡元培力荐他为教授，甚至愿意把“文科学长”的位置也让给他。
然而，这位满心憧憬的“洋博士”，却开始被沿途听闻的消息不断打击着。就在他的归船在横滨靠岸补给时，张勋的辫子兵刚刚冲进北京，导演了一场复辟闹剧。7月10日，胡适抵达上海，也未看到任何新的气象，而是看到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后来，他在《归国杂感》中写道：“我看了这个怪现状，真可以放声大哭。”
失望中，胡适不忘回趟安徽绩溪老家，母亲对他说：“你种的茅竹，现在已经成林了。”胡适没有被现实吓退，而是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一意“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天生我材必有用
1891年，胡适出生在官宦之家。父亲胡传是清朝贡生，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后因乙未战争离台，著有《台湾纪录两种》，1895年8月22日病殁于厦门。母亲冯顺弟23岁开始守寡，一直守了23年，其间婆家和娘家共死去7个亲人，受尽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
父亲临死前留有遗言，要让冯顺弟一力支持胡适读书，勉励其“读书成名”。母亲承担教子重担，在胡适刚满3岁时就送他进了学堂，并不惜重金厚待老师，让老师采取不同的方法教他，期望他能“学为人师”“成圣”。胡适念的第一本书，就是父亲自己编的一部四言韵文《学为人诗》，里面全是做人的道理。
考取清华庚子赔款留美官费生，是胡适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此前，他从安徽绩溪上庄到上海求学、谋事6年，有过一段靠典当度日、跟留日革命党人一起混日子的生活—有人根据他留下的《藏晖室札记》做了统计：59天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子捧戏子11次，喝花酒、打茶围10次，最后一次满身污泥穿了一只皮鞋在巡捕房醒来，过审之后才明白自己醉酒殴打了巡捕。
胡适回家照着镜子，觉得不堪，觉得对不起守寡的母亲，又感“天生我材必有用”，于是痛改前非，闭门读书两个月，赴京赶考庚款留美官费资格。那是第二届招考，录取70名，胡适名列第55。
1910年，赴美邮轮上，同届被录取的赵元任记下了胡适当年的性情、样貌：“健谈、爱辩论、自信心极强；讲话时喜欢把辫子用力一甩，生气时就把辫子拿掉；身体很瘦，看起来并不十分健康，可是精神十足，让人觉得他雄心万丈。”胡适取当时盛行的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学说，给自己取名“适”，字“适之”。暴得大名
1910年8月16日，轮船抵达旧金山，胡适乘车4天后到了康奈尔，入康奈尔大学农学系。虽然本着“以农报国”的初衷，但胡适对农学实在难有强烈的兴趣，并且越深入进去，越觉得无聊。后来到了学苹果分类时，30多种苹果，胡适花上了两个半小时，却只能分辨出20种，感到十分烦恼。
1912年，胡适转入文学系哲学专业，主修哲学。他有意培养自己对政治的关注，日益活跃起来，到处演讲，渐渐成为风云人物。1915年，胡适再一次转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约翰·杜威，接触到使其终生服膺的实用主义哲学。此时，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逐渐引领一时风气，胡适倍加关注。
1916年8月21日，胡适致信陈独秀，批评中国“今日文学之腐败极矣”，进而提出文学改革须从“八事”入手：“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陈独秀读罢，“合十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催促胡适“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经删改整理，“八事”成为后来的“八不主义”：“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1917年1月1日，新年伊始，《新青年》第2卷第5号刊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揭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新的一幕。胡适因此“暴得大名”，没等走完博士学位最后程序，便在陈独秀的盛情邀请下毅然回国了。1917年9月10日，胡适到达秋风乍起的北京，接受了蔡元培签发的聘书，很快成为北大最年轻、最有名望的教授，也逐渐成为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利息在人间
据王森然转述英文版《中国评论周报》上《胡适之》一文，胡适长得“六分学者，四分才子，二分盎格罗撒逊留学生，约略可以尽之。高天大目，光耀照人，嘴唇丰满，常带幽默踪影。悟力极敏，为文清顺明畅，颇似一泓秋水，晶澈可爱”。
胡适一生非常有女人缘，虽有几个“绯闻女友”，却最终保持了一段传统的婚姻。胡适与妻子江冬秀由母亲包办，于1917年成婚。在当时自由恋爱风气兴起后，胡适并未像其他青年一样毁掉婚约，而是继续维持，他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
胡适一生极重友情，常说一句话：“此身非我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而大家都把“我的朋友胡适之”挂在嘴边。胡适曾资助陈之藩赴美留学，等到陈之藩有能力还最后一笔款时，他写信说：“其实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四百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1958年4月2日，经蒋介石允许，胡适结束了他漂泊海外的寓公生活，离开美国回到台湾，担任台北“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到台湾定居的消息一经传出，台湾立即沸腾了。当天机场人群涌动，80高龄的于右任也拄着拐杖，陪同“副总统”陈诚等大员前去迎接。胡适一下飞机，就被热情所包围，戏称自己“像做新娘子一样”。在胡适的就职典礼上，蒋介石亲自到“中研院”演说，大谈“伦理”的重要性，胡适不留情面地当场反驳，甚至一再说“总统错了”，气得蒋介石脸色大变。
胡适一生倡导民主、自由、容忍，晚年爱讲“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认为“宽容”才是自由主义的第一要义。1962年2月24日晚，“中研院”举办第五届迎接新院士的酒会，胡适讲完话，送客时跌倒，心脏病突发，猝然辞世，享年71岁。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他手书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随后，胡适于台北的公配居所被改建为胡适纪念馆；位于研究院附近的个人私地被辟建为胡适公园，作为胡适的墓地；墓志铭由知名学者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壮为书写。
1957年，毛泽东也曾承认：“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胡适）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如今，诸多新史料浮出，胡适被“苏醒”和“还原”，成为他那个时代的象征，也留给现在的人们太多的启示与思考。梁启超宇宙未济，人类无我
梁启超／1873—1929／ 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代表作有《饮冰室合集》等。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3月，22岁的梁启超离开万木草堂，与老师康有为一道来到了北京，参加科举考试。此时，中日两国正在黄海海面排兵布阵，一场关乎国家命运和民族荣辱的大战即将打响。
梁启超身材不高，头秃，双目炯炯有光，走起路来昂首阔步，一口广东官话，声如洪钟。此时的他，对会试的兴趣已是淡薄，结识汇集北京的天下俊才，成了他更热烈投入的事情，逐渐认识了杭州夏穗卿、湘乡曾广钧、南通张謇等名流。当时，他住在粉房琉璃街的新会馆，夏穗卿住贾家胡同，谭嗣同住北半截胡同的浏阳馆。“衡宇望尺咫”，志趣相投的年轻人几乎每天都要见面，见面就谈学问，常常对吵，“每天总大吵一两场”。
吵得最多的，便是迫在眼前的中日海战。会试结束，在等待放榜的日子里，公车（举人）们闲居京师，天天都谈论中日两国在黄海与辽东半岛的战争。先是传来日本军登陆刘公岛的消息；随后听说北洋水师在威海卫的基地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灭；然后就是听说朝廷准备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二万万两白银。
晴天霹雳，哀号满城。昔日躬行纸间的文弱书生们，此刻迸发出最强烈的使命感，纷纷上书都察院，呼吁朝廷拒绝签约。请愿的人群一波一波，从四面八方汇集过来，络绎不绝，史称“公车上书”。
梁启超成为活跃分子之一，不眠不休，四处奔走，挑灯夜书，动员朋侪，与草堂弟子麦孟华、张寿波等一批广东举人，联合湖南举人，同日上书，力言勿割台湾，以“塞夷心而慰民望”。一腔孤愤肝肠热
5月2日，梁启超起草一份洋洋万言的请愿书，与在京会试举人1300多人，在松筠庵会议。在康有为的鼓动下，大家共同署名，上书光绪皇帝。然而，此时传来消息，皇帝已在合约上盖了玉玺。大局已定，无可挽回，众心顿时受挫，叹息着四散而去。
梁启超经此一役，有如受到当头棒喝，但内心的爱国激情却并未止息。会试发榜，梁启超名落孙山，但是这个结果于他已无任何意义。他在一首抒发胸怀的诗中写道：“一腔孤愤肝肠热，万事蹉跎髀肉生。”他要冲到政治的舞台上，实现伟大的抱负。
他认为，结社与言论是当务之急。他紧紧追随康有为，担任了《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的主笔，针砭时弊，宣传新法。他的如椽大笔，开始锋芒毕露。同时，他协助康有为组织强学会，担任书记员，不断吸收着有着共同抱负的英雄才俊。
维新变法开始风生水起，随后便又迅速夭折。9月21日，梁启超在谭嗣同的寓所，忽然接到消息—朝廷开始抓人了。梁启超本“抱定一死的决心”，而谭嗣同郑重地托付他“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康有为）焉”，而后从容地端坐家中，静候最后时刻的来临。
9月26日，梁启超剪辫易服，化装成日本人，在公使馆的掩护下，从塘沽乘日舰，逸出天罗地网，东渡扶桑。夕阳西沉，大海茫茫，梁启超回望渐渐远去的故国，悲切之情呼啸不已，他立下誓言：“吁嗟乎！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飘然一身如转蓬
梁启超在《去国行》中写道，“飘然一声如转蓬。披发长啸览太空”。到了东京后，他一直不停地反省，开始在改良与革命之间徘徊。
梁启超早年的思想皆来自康有为，他用自己充满感情的笔，阐发康有为杂乱、高深的思想，为“君主立宪”思想摇旗呐喊；变法失败后，他开始与革命党人多有接触，思想逐渐从改良转向革命，大倡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新说，并愿意跟孙中山合作。
1902年，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保国而已。康有为见后异常气愤，对其进行了严厉批评，而他坚持“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原则，不肯妥协。
逃亡日本期间，梁启超与同在日本的孙中山、陈少白等交往，关系极为密切，有时拥被长谈至深夜。随后，康有为令梁启超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檀香山是兴中会的发祥地，而梁启超的到来，使得众多的革命团体开始往保皇会组织靠拢，孙中山得知后非常愤怒，与梁启超反目成仇。笔锋常带感情“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1902年，虚岁满30岁的梁启超元气淋漓，能量惊人，《新民说》《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新史学》等著作横空出世，在中国政界、道德界、学术界、文学界掀起巨大波澜。《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一生中创办的最为出色的报纸。自1902年创办之日起，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为笔名连载《新民说》，一度使报纸的发行量达到14000份。其中，《少年中国说》堪称是“新文体”的典范之作，挟雷生电，汪洋恣肆。
黄遵宪对梁启超的文笔给予了由衷的赞叹：“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有过之此者矣。”正如陈书良所言：“慈禧太后读后愤而痛哭，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击节赞赏。”
梁启超自陈：“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以今日之我宣判昨日之我
1912年，梁启超应袁世凯之邀回国，京城轰动，欢迎盛况空前。此刻，应该是他一生中极尽风光的时光，梁启超兴奋地在家书中写道：“此十二日间，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各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拱北辰。”
梁启超转而支持袁世凯，并按照袁世凯的意思，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组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相抗衡。1913年，进步党组建“人才内阁”，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然而，袁世凯逐渐暴露出称帝的野心，梁启超发现后，毅然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猛烈地抨击袁世凯的复辟企图。袁世凯得知后，大为惊慌，派人送去一张20万元银票（梁文中称为10万），希望他毁掉该文。梁启超退回银票，并表示“我宁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空气中生存”。
梁启超与学生蔡锷决定出逃北京，揭起“护国”旗号，起兵反袁，再建共和。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在做了83天皇帝梦之后，这位昔日的北洋领袖，于6月6日一命呜呼。
梁启超一生，时人常批评其多变，甚至有人讥其投机。严复晚年就曾批评说，一变再变的梁启超“名为义首，实祸天下”。梁启超也承认自己本性“流质易变”，但绝非政治投机，他坦然面对自己的“善变”。梁启超曾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说：“且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者也。”宇宙未济，人类无我
1918年底，梁启超到欧洲各国考察，了解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这一年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回国后，决定离开纷乱的政坛投身文化与学术，开始频繁讲学。他积极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梁启超始终保持着激情四溢的青春朝气，曾总结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只有个零了”，“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梁思成清华的同学梁实秋回忆，那时候的青年学子，对学问精深、感情奔放的梁任公“怀着无限的景仰”。有一次，梁启超在清华演讲《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他在黑板上写一段，讲一段，每告一段落，就高喊坐在第一排的儿子梁思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便一再跳上讲台，帮父亲将黑板擦干净。
1926年3月，梁启超因病入协和医院治疗，医生诊断其为肾病，须行手术，切除一肾。手术后，他的病仍不见好转，原来手术摘除的是好肾，一时群情愤慨、舆论抨击，社会对于协和医院以及主治医生大表不满。梁启超却担心这件事情会影响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发展，竟然在病榻上写文章为协和医院和医师辩护。最后，梁启超宣布在自己死后将脑部捐献给协和医院。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溘然长逝，享年56岁，临终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梁启超一生著述1400万字，融汇中西，出入经史，显示了“百科全书”的气派。他始终怀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救世情怀，以非凡的活力，坚守着“宇宙未济，人类无我”的精神信仰，成为古老帝国革故鼎新的先锋勇士，引领一代风骚。他的思想传统与现代交织，激进与稳健更替，像一条激流，生命里从来没有停滞和封冻，时时浪花飞溅，涛声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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