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博雅英华·陈平原著作系列)(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平原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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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博雅英华·陈平原著作系列)试读：

在很多才华横溢的研究者看来，作为课题的“五四新文化”，早已是明日黄花，不值得格外关注。原因呢，据说是研究著作汗牛充栋，该说的都说了，很难再有新的发现；经过八十多年的争夺，论题及证据多被意识形态“污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该轮到长期被压抑的晚清引领风骚了。可我还是认定，这一曾经十分时尚、如今略显落寞的题目，仍然蕴涵着无限生机。

正如美国学者舒衡哲所说的，“五四的回忆史”之所以值得我们认真面对，就因为这些五花八门的“陈述”，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更多的是表达某种政见和立场。“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纪念和回忆一直错综复杂地联系着。个人的回忆从未摆脱社会历史的需要，[1]1949年之后更是如此。”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由于“五四”运动具有极高的知名度与合理性，经由一次次纪念仪式的召唤，当事人的“回忆”日渐清晰，而且“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

[2]怕”。所有这些，都对阅读、理解、诠释作为思想潮流/文学革命/政治运动的“五四”，构成了某种巨大的障碍。即便如此，无论是一场纷纭复杂的政治运动，还是一本版本确凿的著述，诠释活动潜在的无限性，并不意味着其无所归依，可以像流水一样毫无约束地随意蔓[3]延。毫无疑问，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诠释者对事件以及文本的解读，总是不尽如人意。但同是诠释，有高低雅俗之分。更重要的是，学者们的诠释活动，反过来会影响当事人对于事件（比如“五四”）的追忆。

并非抹煞官方与民间在“五四记忆”上的巨大差异，也不回避左派与右派都喜欢拿“五四”做文章，我只是强调，每个研究“现代中国”的学者，都可能参与到建构“五四”传统的行列中。不管你是主张继承，还是希望反叛，直面“五四”，是我们的共同命运。十二年前，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纪念五四学术研讨会”上，我做了题为《走出“五四”》的专题发言，其中提到：“五四”除了作为历史事件本身的意义，很大程度成了20世纪中国人更新传统、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象征。每代人在纪念“五四”、诠释“五四”时，都不可避免地渗入了自己时代的课题和答案。但另一方面，以“五四”命名的新文化运动，又有其相对确定的历史内涵。其文化口号、其学术思路，萌芽于晚清，延续至今日——可以这么[4]说，在思想文化领域，我们今天仍生活在“五四”的余荫里。时至今日，我仍坚持这一看法：所谓“超越五四”，首先是深入理解“五四”那代人的历史语境、政治立场、文化趣味以及学术思路。

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认真面对，这样，才能在沉思与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在我看来，“‘事件’早已死去，但经由一代代学人的追问与解剖，它已然成为后[5]来者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料”。对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来说，“五四”便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诸如“五四”（包括思想学说、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这样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保持不断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

与“五四”对话，可以是追怀与摹写，也可以是反省与批判；唯一不能允许的，是漠视或刻意回避。在这个意义上，“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

必须说明的是，本书之谈论“五四”，有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兼及“晚清”（如探究《新青年》的编辑方针、章太炎的白话文、傅斯年之批注《国故论衡》、梁启超的谈论中学国文教学等）。这不仅仅是具体的论述策略，更是作者一以贯之的学术立场。谈论“五四”时，格外关注“‘五四’中的‘晚清’”；反过来，研究“晚清”时，则努力开掘“‘晚清’中的‘五四’”。因为，在我看来，正是这两代人的共谋与合力，完成了中国文化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

在1988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的“导言”中，我专门谈到：

毫无疑问，五四作家和被他们称为“老新党”的“新小说”家有很大的差别——从思想意识到具体的艺术感受方式。但我仍然把梁启超、吴趼人、林纾为代表的“新小说”家和鲁迅、郁达夫、叶圣陶为代表的五四作家放在一起论述，强调他们共同完成了中国小说叙事[6]模式的转变。十年后，我撰述并出版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在“导论”中再次强调：

承认晚清新学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某种潜在而微妙的制约，这点比较容易被接受。可本书并不满足于此，而是突出晚清和五四两代学人的“共谋”，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天地。……

讨论学术范式的更新，锁定在戊戌与五四两代学人，这种论述策略，除了强调两代人的“共谋”外，还必须解释上下限的设定。相对来说，上限好定，下限则见仁见智。在我看来，1927年以后的中国学界，新的学术范式已经确立，基本学科及重要命题已经勘定，本世纪影响深远的众多大学者也已登场。另一方面，随着舆论一律、党化教育的推行，晚清开创的众声喧哗、思想多元的局面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党派与主义之争，二十世纪中国学[7]术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正因为兼及“五四”与“晚清”，这种学术视野，使得我必须左右开弓——此前主要为思想史及文学史上的“晚清”争地位；最近十年，随着“晚清”的迅速崛起，学者颇有将“五四”漫画化的，我的工作重点于是转为着力阐述“五四”的精神魅力及其复杂性。

活跃于1880—1930年代这半个世纪的文人学者，大致上可分为“戊戌的一代”和“五四的一代”，前者如黄遵宪、林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后者则有蔡元培、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胡适等。这确实是两代人，可思想学说以及文学趣味上有大量重叠或互相衔接的成分。正是这两代人，共同创造了我们今天所再三评说的“新文化”。因此，我更愿意把这两代人放在一起论述，既不独尊“五四”，也不偏爱“晚清”。

随着话题的转移，有时“晚清”，有时“五四”，这很好理解；考虑到新文化的多面向，在不同学科之间来回穿梭，有时文学、政治，有时艺术、教育，这也不难说明。需要略加解释的是，何以如此重要的话题，最后竟落实在若干个案的辨析上——谈论“五四”新文化，入手处竟然是一场运动、一份杂志、一位校长、一册文章以及一本诗集等。这样的论述策略，能否承担引领读者“进入五四”的重任？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众说纷纭的话题，确实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作为研究者，你可以往高处看，往大处看，也可以往细处看，往深处看。我采取的是后一种策略——于文本中见历史，于细节处显精神。

所谓“触摸历史”，不外是借助细节，重建现场；借助文本，钩沉思想；借助个案，呈现进程。讨论的对象，包括有形的游行、杂志、大学、诗文集，也包括无形的思想、文体、经典、文学场。人口处小，开掘必须深，否则意义不大；不是所有琐琐碎碎的描述，都能指向成功的历史重建。我曾经引胡适和王国维关于学问的两段话，辨析学术研究中的“大”与“小”。一说“学问是平等的”，一说“考据颇确，特事小耳”，抽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呈现出某种张力。单就学术训练而言，只要干脆利落地解决某一课题，便该得满分；可治学毕竟不同于做习题，应该还有更高一层的追求。这个时候，所谓的“事大”、“事小”，便可能影响价值评判。当然，这里所说的大与小，并非指事物本身的体积，而在于其能否牵一发而动全身，有无深入发掘[8]与阐释的可能，以及是否切合自家心境与文化理想。

选择新文化运动中几个重要的关节点，仔细推敲，步步为营，这一研究思路，受到了鲁迅先生的启示。选择“药·酒·女·佛”来谈论汉魏六朝文章，这是一种学术上的冒险，可鲁迅成功了。“舍弃了面面俱到的评说，抓住几个突出的文化现象‘小题大做’，不只需要学力[9]深厚，更需要思想家透视历史的敏锐目光”。我之谈论“五四”新文化，选择广场上的学生运动、《新青年》中的文体对话、蔡元培的大学理念、章太炎的白话试验、北大的文学史教学，还有新诗的经典化过程等，不见得十分到位，但都有自家面目。

记得本书第一章单独发表时，便有台湾朋友询问：是否借鉴了年鉴学派或新历史主义。我的回答很坦然：确实读过一点斯蒂芬·葛林伯雷（S.Greenblatt）、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以及布罗代尔（F.Braudel）、勒高夫（J.Le Gof）等人的著作，但不敢胡乱攀附。我之所以如此述学，主要受三位中国学者的启示。

本书第六章的题目，明眼人一看都知道，这是在追摹钱锺书的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并非追求“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而是意识到“五四”新文化“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与其像钱先生所嘲笑的那些“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的书评家那样，“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还不如“不慌不忙地浏览”，“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留下若干属于自己的[10]真切感受。这种拒斥过分的体系化、注重真切感受的论述策略，在《谈艺录》、《管锥编》等名著中清晰可见。

其实，我之倾向于在“边”上做文章，还有另外一个来源，那就是金克木的抓“边”。在《说“边”》一文，金先生开宗明义：“现在的人喜欢讲中心，不大讲边，其实边上大有文章可作。没有边，何来中心？中心是从边上量出来的。”有空间的边，那就是边疆；有时间的边，那就是新旧交替；还有“现象和意义之间的边，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边，演员和观众之间的边”——所有这些“边”，都值得认真琢[11]磨。

至于在史学研究中，强调对于古人的同情与体贴，警惕“过度阐释”，则有陈寅恪的影响在内。陈先生在谈论哲学史写作时，说过这么一段话：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12]无隔阂肤廓之论。了解今人进入历史的困难，以及所谓历史重建的复杂性，不敢放言空论。或许，对于史学家来说，次序井然、因果明确、排列整齐、体系严密，不见得都是好事情。

至于像本书这样，借助若干自以为意味深长的细节、断片、个案，来钩稽并重建历史，固然可以避免“宏大叙事”的某些缺陷，但也可能走到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将一场生气淋漓的文化运动，拆解成“一地鸡毛”。这是我所最为警惕的。换句话说，有趣的人物及故事背后，依然有作者潜藏着的理论意识：包括重建现场时多声部与主旋律的关系、“晚清”与“五四”两代人如何既合力又竞争、新文化运动中垄断舆论与提倡学术的张力、现代中国大学理想的生成与展开、媒介的作用与文体的意义等。

今人所接触到的，永远只能是“文明的碎片”；在这个意义上，谈论历史而倚重省略号，其实是相当明智的。区区六章，只是勾勒了“五四”新文化的某一侧面。若能给读者些许真切的感受，帮助其“进入五四”，则于愿足矣。2005年6月9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注释】[1]微拉·施瓦支（Vera Schwarcz）著、李国英等译：《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308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2]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重印本序》称：“我们在创作中，想象力常常贫薄可怜，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写在人生边上》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3]我同意符号学家兼小说家艾柯的意见：“说诠释（‘衍义’的基本特征）潜在地是无限的并不意味着诠释没有一个客观的对象，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像水流一样毫无约束地任意‘蔓延’。”“在神秘的创作过程与难以驾驭的诠释过程之间，作品‘本文’的存在无异于一支舒心剂，它使我们的诠释活动不是漫无目的地到处漂泊，而是有所归依。”参见艾柯等著、王宇根译《诠释与过度诠释》（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28页、108页。[4]参阅拙文《走出“五四”》，见拙著《学者的人间情怀》69—75页，珠海：珠海出版社，1995年。文中，我将“五四”建立起来的学术范式简要概括为：“西化的思想背景；专才的教育体制；泛政治的学术追求；‘进化’、‘疑古’、‘平民’为代表的研究思路。”[5]参见拙文《无法回避的“1968”》，《万象》创刊号，1998年11月；拙著《茱萸集》113—124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6]参见拙著《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30—3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7]参见拙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6—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8]参见《现代中国》第二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3月）的《编后》。所引胡适文字见《〈水浒传〉后考》，王国维文字见姚名达《哀余断忆》。[9]参阅《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见拙著《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14—55页，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10]参见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序》，《写在人生边上》1—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1]参见拙文《“〈读书〉时代”的精灵——怀念金克木先生》，《读书》2000年第12期；《茱萸集》78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12]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24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一章　五月四日那一天——关于“五四”运动的另类叙述关于“五四运动”五月四日那一天如何进入历史？回到“五四”现场一　关于“五四运动”

在20世纪中国，“五四”运动是个使用频率极高的专有名词，老百姓耳熟能详，学界更是了如指掌。作为一门新崛起的显学（相对于四书五经或唐诗宋词），关于“五四”的研究著作，确实称得上“车载斗量”。八十年来，当事人、反对者、先驱、后学，无不激扬文字，留下各自心目中的“五四”。仔细分梳这些色彩斑斓而又互相牴牾的图景，那是专家学者的工作；至于一般读者，只需要对这场影响极为深远、不断被后人挂在嘴边的群众运动，有个大致的了解。

于是，我选择了权威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希望能得到一个简明扼要的答案。因为，与“成一家之言”的专家著述不同，辞书讲究准确、简要、平实。谁都知道，若想尽快进入某一特定语境，没有比借助辞书更合适的了。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纷纭复杂的“五四”，固然并非三言两语就能打发；可“百科全书”出现如此多的错漏，毕竟出人意料。看来，“耳熟能详”、“了如指掌”云云，需要打点折扣。

以下抄录《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五四运动”这一词条，然后略做补充、辨析。文中*号为笔者所加，目的是提供对照阅读的线索。

五四运动（May Fourth Movement）1919年5月4日中国发生的一次群众运动，其宗旨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一般认为，这*次运动是现代中国的一场文化和思想上的启蒙运动。1919年1月，各协约国谈判对德和约，消息传到中国，中国人得悉和会决定将原德国在中国山东省的特权转交给日本，同时日本政府对以军阀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企图独自支配全中国*。当北洋政府即将签订和约并答应二十一条要求的消息传开时，北*京13所大专院校的3000余名学生举行罢课，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同时举行游行示威。政府军警对运动实行镇压，逮捕学生32人，这立即引起北京各校学生举行总罢课，随后全国各地学生纷纷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召开宣传大会，并实行抵制日货。6月3—4日，北洋政府进行了大规模逮捕，仅北京一地，即有千名学生被捕。运动声势波及各大城市，上海、南京、天津及其他各地的工人举行罢工，上海各家商店举行罢市，以声援学生和工人，全国文化界也表达了对这次群众性斗争的同情，斗争随即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革命运动。北洋政府最后被迫释*放全部被捕学生，将三名亲日的内阁总长撤职，并答应将不签订和*约及二十一条要求。

五四运动前夕，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开始创办刊物、发表文章，提倡民主和科学，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推动新文化。温和派知识分子以胡适为代表，反对马克思主义，却强烈支持文学改革，主张用白话文代替古文；提倡婚姻自由，反对父母包办；主张取缔娼妓；并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

*学说。五四运动既加速了国民党的改组，也为共产党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基础。

——录自《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关于“五四运动”，不同政治立场及思想倾向的论者，会有相去甚远的解释。注重思想启蒙的，会突出《新青年》的创办、北京大学的改革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勃兴对“五四事件”的决定性影响，因此，论述的时间跨度，大约是1917—1921年；表彰爱国主义的，则强调学生及市民之反对北洋军阀统治，抵制列强霸权，尽量淡化甚至割裂5月4日的政治抗议与此前的新文化运动的联系。但不论哪一种，都不会只讲“文化和思想”，而不涉及“政治和社会”。承认5月4日天安门前的集会游行具有标志性意义，那么，所论当不只是“思想启蒙”，更应该包括“政治革命”。“二十一条”乃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秘密条款，由日驻华公使于1915年1月当面向袁世凯提出。同年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要袁世凯在四十八小时内答复。两天后，袁除对五号条款声明“容日后商议”外，基本接受日本要求。1919年1月，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要争取的是废除“二十一条”，归还山东，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等，而不是是否答应“二十一条”。另外，袁世凯死于1916年6月6日，“同时”一说，令人误会1919年的中国，仍由袁执政。其时中华民国的总统乃徐世昌，总理为钱能训，外交部长则是率团出席巴黎和会的陆徵祥。“北京13所大专院校的3000余名学生”举行的不是“罢课”，而是示威游行——事件发生在1919年的5月4日。由于政府采取高压政策，逮捕了32名学生，第二天方才有各专门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集会，决议自即日起一律罢课，同时通电全国并上书大总统。而《上大总统书》上签字的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有23所，代表9860名学生。

北洋政府被迫释放全部被捕学生，是在6月7日。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则是6月10日。不过，三位亲日派，并非如文中所说都是“内阁总长”——曹时任交通总长，章乃驻日公使，陆则是币制局总裁。

罢免亲日派曹、章、陆后，北洋政府仍然准备对列强屈服：17日电令和谈代表签字，23日改为让代表“相机行事”。因国内压力日益增大，徐世昌总统25日方才通知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可以拒绝签字。根据当时的通讯条件，政府的电报6月28日夜里才送达，而和约则定在当天上午签字。据陆徵祥、顾维钧日后撰写的回忆录，他们的拒绝签字纯属“自作主张”。另据《时事新报》和《民国日报》大同小异的报道，28日那一天，众多旅法华工和学生包围了专使寓所，“以致专使等不能赴会签字”。《晨报》1919年7月5日发表《我国拒绝签字之经过》，介绍7月3日晚收到的陆徵祥等6月28日所发电文，至此，国人对于拒签经过方才有比较详细的了解。陆等称“不料大会专横至此，竟不稍顾我国几微体面，曷胜愤慨”，“不得已当时不往签字”，作为和谈代表，未能尽职，只好辞职并准备接受惩戒。7月11日《晨报》刊出《政府训电专使之内容》：“某方面消息云，政府前日（9日）电巴黎专使转各国云：中国之不签字，系国民反对甚烈，政府愿全民意，是以拒绝签字。唯中国极希望于得满意之妥协后，当即行补签。望和会延长期限，俾得从容讨论云云。”不难想象，此则被公开曝光的“训令”，激起了极大的公愤。5月15日《晨报》又发《政府对外态度之近讯》，称国际上确有要求中国政府“补签”的巨大压力，日本舆论表现得尤其露骨，“唯政府方面对于训令补签之说，仍极力否认；据云，政府本无签字之成心”——如果说前者真假难辨，后者则是公开撒谎。

谈论影响“五四”运动之得以形成与展开的“知识分子”，李、陈、毛的排列顺序令人费解。就算排除“温和派”的蔡元培与胡适，影响最大的“激进派”，也仍非陈独秀莫属。尤其是谈论“创办刊物”，还有比陈之主编《新青年》更值得夸耀的吗？至于毛泽东在湖南主办的学联刊物《湘江评论》，总共只出版了五册（1—4号，加上临时增刊1号，刊行于1919年7—8月），文章质量再高，也无法挤进“五四”时期重要刊物的前三名。更值得注意的是，《湘江评论》创刊号出版于1919年7月14日，将其放在“五四运动前夕”论述，无论如何不恰当。

作为一种思想方法的“实用主义”，与作为一种价值体系的“儒家学说”，二者并不完全对等。“五四”时期，批判“儒家学说”的，远不只胡适一派；而胡适之接受西学，也不局限于“实用主义”。谈“问题与主义”之争，“实用主义”可以派上很大用场；可新文化人之“打倒孔家店”，从终极目标到理论武器，均与“实用主义”没有多大关系。将“五四”时期的思想潮流，简化为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与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两大流派的斗争，此乃50年代全国上下批胡适留下的后遗症。

这里仅就史实考辨而言；至于意识形态与解释框架如何制约着“五四”运动的意义阐发，牵涉的问题更多，暂不涉及。

其实，以上所述，没有惊世骇俗的高论，也谈不上独创性。之所以选择具有权威性而又代表一般知识体系的“百科全书”，目的只是说明一点：纪念了几十年的“五四”，未必真的为大众与学界所了解。

那么，“五四”运动到底是如何爆发，又如何被后世纪念与诠释的呢？二　五月四日那一天

谈论影响整个20世纪中国人精神生活与社会变迁的“五四”运动，思路及策略千变万化：可以长时段研究，也可以瞬间描述；可以全景透视，也可以私人叙述；可以理性分析，也可以感性复原。鉴于有关“五四”的研究成果多偏于前者，本文希望拾遗补阙，关注“瞬间”、“私人”与“感性”，希望从具体而微的角度，展现那不大为今人关注的另一种“五四”风貌。

本文假定读者对“五四”运动的产生与发展已有总体印象，需要了解的是，5月4日那天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前的政治抗议的具体细节。在众多关于“五四”运动的描述中，我选中《晨报》1919年5月5日题为《山东问题中之学生界行动》的文章，作为基本的叙事线索。因其系记者的“现场报道”，虽也有明显的倾向性，但比起日后各路人马越来越丰富的追忆，显然更接近“真相”——假如承认有“真相”一说的话。以下的叙述，先引一段上述《晨报》文字，而后才是我的考辨与发挥。希望如此古今重叠，能帮助我们穿越历史时空，重睹当年情景。花开春日

昨日为星期天，天气晴朗，记者驱车赴中央公园游览。至天安门，见有大队学生，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记者忙即下车，近前一看……

1919年的5月4日乃“星期天”，这点至关重要。因为，学生之所以游行至东交民巷，目的是向美英等国公使递交说帖，表明誓死收回山东权益的民意，并“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贵国政府、于和平会议，[1]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寄希望于美、英等国主持公道，是否过于天真，这且不论。倘若并非星期天，起码美国公使可以出面接纳说帖，若如是，学生之激愤将得到很大缓解，事件很可能不会进一步激化。无论是当时文件，还是日后追忆，都表明学潮的组织者事先并无“火烧赵家楼”的计划。

历史本来就是“万花筒”，充满各种偶然因素。当初事态紧急，群情激昂，没人顾及星期天是否有人接受说帖这样的细节，后人更无另做假设的权利。相对于无可争辩的“星期天”，伸缩度很大的“天气晴朗”，更值得留意。一心救国的青年学生，不会分心考虑阴晴冷暖；可游行当天的天气情况，切实制约着大规模群众集会的效果。尤其是集会天安门前、受气东交民巷、火烧赵家楼等戏剧性场面，实际上都与天气状况不无关系。

更何况，对于后人之进入“五四”的规定情境，需要虚拟的，第一便是此并非无关紧要的“天气晴朗”。“五四”那天的天气，不受时人及史家的关注。不像6月3日——那天北京学生大规模上街演讲，军警包围北大三院，将其作为临时监狱——竟以“狂风怒号”、“黑云遮天”进入史册。军警捕人与狂风怒号，二者刚好配对，很容易大做文章。先是6月5日《晨报》发表“时评”：

前天下午，北京的天气，忽然间大变起来，狂风怒号，阴云密布，继之以打雷，闪电，下雨，一时天地如晦。本馆的电话也坏了，电灯也灭了。记者这个时候，不禁发了悲天悯人的感想。何以故呢？因为当老天大怒的时候，正是那几百位青年学生被围的时候。记者此时想到北河（沿）一带的光景，不觉于电光闪闪之中，发了一声长叹，说[2]道：咳！这是什么景象。接着，6月8日出版的《每周评论》25号，又有陈独秀以“只眼”笔名发表的文章，提及政府派军警抓捕上街演说的学生：

这时候陡打大雷刮大风，黑云遮天，灰尘满目，对面不见人，是[3]何等阴惨暗淡！这既是写实，也属象征，特别适合表达某种政治倾向。故史家在论及“六三”时，均喜欢引用陈等颇带文学色彩的描述。6月3日那天确有风雨，但似乎不像《晨报》记者和陈独秀说的那么严重。《鲁迅日记》对天气的记载，历来很仔细；那天的日记是：“晴，下午昙。同徐吉[4]轩往护国寺一带看屋。晚大风一阵后小雨。”

同样依据《鲁迅日记》，我们可以大致复原1919年5月初的天[5]气：1日有雨，2日放晴，3日夜里起风，4日“昙”（即多云）。这样的天气，无疑很适合室外活动。1919年的5月4日，农历四月初五，立夏前两天，气候宜人。旧京风俗，四月初一至十五，妙峰山举[6]行庙会，据称“香火之盛，实可甲于天下矣”；另一盛事则是四月初八的浴佛会，“街衢寺院搭苫棚座，施茶水盐豆，以黄布帛为悬旌，[7]书曰普结良缘”。“五四”时期的中国，古都北京的气候及习俗，与清代没有多大变异。春夏之交，依然最值得留恋，最适合于郊游。

就像郁达夫所说的，北国的春天，来得迟，去得早：“春来也无信，春去也无踪，眼睛一眨，在北平市内，春光就会同飞马似的溜过。屋内的炉子，刚拆去不久，说不定你就马上得去叫盖凉棚的才行。”[8]正因为北京的“春光”稍纵即逝，“踏青”成了雅俗共赏的游戏。[9]称“妙峰山虽热闹，尚无暇瞻仰”的周作人，对北京人之热心于游春，也颇为欣赏。

只是1919年的5月，国难当头，绝非表达文人雅兴的恰当时刻。可有趣的是，日后回忆，时常会带出春天的芬芳。“五四”当天被捕的学生之一杨振声，日后撰写文章，称：“五月四日是个无风的晴天，[10]却总觉得头上是一天风云。”这“一天风云”的说法，大概属于象征，与鲁迅日记中的“多云”没有多大关系。另一个北大学生范云，风云之外，终于注意到周围环境：“一九一九年的五月初，在北京是[11]春暖花香的日子，人们的爱国热情也在一天天地高涨。”还是不满足于写实，非要将“春暖花开”作为“爱国热情”的起兴不可。

大概也只有文学家，才会如此关注这些日常生活细节。冰心四十年后追忆，念念不忘的是“那天窗外刮着大风，槐花的浓香熏得头

[12]痛”。王统照的描述更仔细：

天安门前，正阳门里大道两旁的槐柳，被一阵阵和风吹过摇曳动荡，而从西面中山公园（那时叫中央公园）的红墙里飘散出来各种花[13]卉的芬芳，如在人稀风小的时候，也还可以闻到。当然，就像王统照补充说明的，那天学生们并没有赏花的“闲情逸致”，一心想着的是“国亡了，同胞起来呀！”可对于复原历史事件的现场气氛，红墙里飘散出来的芬芳，并非可有可无的闲笔。清末民初的北京城，“本来就是一个只见树木不见屋顶的绿色的都会”，春天里，最让郁达夫难以忘怀的，就是“城厢内外的那一层新绿，同洪[14]水似的新绿”。代表着春天的花木之鉴赏，北京人历来十分敏感。所谓“花名玫瑰，色分真紫鹅黄；树长娑罗，品重香山卧佛”[15]；或者“四月花开时，沿街唤卖，其韵悠扬；晨起听之，最为有

[16]味”。而据《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所列“本园花信表”，自四月中旬至五月中旬，该公园依次有下列花开迎宾：紫丁香、山芝兰、杏花、白丁香、紫荆、海棠、榆叶梅、月季、黄刺梅、藤萝、白牡丹、[17]各色牡丹、蔷薇、芍药、玫瑰等。“纪念刊”出版于十多年后，可“花信”不会有多大改变。

可惜的是，1919年的春天，却被北京人普遍冷落。迫在眉睫的亡国危机，使得世人的目光，转而投向天安门前呐喊的青年学生。

以红墙为背景而又无意于观花赏木的三千青年学生，手举白旗，列队示威，除了记录在案的标语口号，其衣着如何，是我们复原现场的另一重要因素。“五四”运动后十五年，钱玄同曾对孙伏园说：“你穿着夏布大褂，戴着蒙古式毛绒帽子，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孙当时没有反应，事后想想不对，很明显，五月初“还不会穿夏布大褂”[18]。可春夏之交北京的气候，实在说不准。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在北京，“春天似不曾独立存在，如不算他是夏的头，亦不妨称为冬的尾，总之风和日暖让我们着了单夹可以随意徜徉的时候真是极少，刚[19]觉得不冷就要热了起来了”。“一清早虽还有点微凉之感，午间却已烦热”，你爱穿什么衣服，其实无所谓。根据王统照的回忆，学生[20]中“穿长袍的占大多数，也有穿短黑制服的”。而上述那篇《晨报》的报道，提及步军统领李长泰出现在天安门红墙旁时，“身穿旧式天鹅绒织花马褂，褐色呢袍”。从现存照片看，确实是春夏衣着夹杂。

如果说考证衣着，只是为了视觉形象；衣着与天气配合，却关系游行者的心境。不少回忆文章都提到，那天中午以后，天气渐热——大热天里，在东交民巷等候将近两个小时，这对于“酝酿情绪”，不无帮助。借用《五四》一书的说法，便是：“此一心一德三[21]千学生同暴于烈日之下，虽无厌倦之容，难免忿恨之态。”集会天安门前

记者到时，学生不过六七百人。少顷，各大队学生手持白旗，纷纷由东西南各方云集而来。……（法政专门学校代表称）等大家到齐，我们便要游街示众，叫我们国民也都知道有这种事体。游街后再到东交民巷英、美、法、意各国使馆提出说帖，表示我们的意思。完后还要转到这里，开会商议善后办法。……（教育部某司长劝说无效、步军统领李长泰出现在天安门红墙旁）学生代表又向李统领婉言曰：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的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各学生大呼走走。李统领亦无言，旋取下眼镜，细读传单，半晌后对群众曰：那么，任凭汝们走么。可是，千万必要谨慎，别弄起国际交涉来了。言毕，嘱咐警吏数语，即乘汽车而去。学生全体亦向南出发。

以天安门红墙为背景举行集会，学生自然只能来自“东西南”三个方向，而不可能从北边的故宫冲杀出来。看来，记者的用词还是蛮讲究的，比起日后众多“四面八方”之类的概说，报道中之“找不着北”更为准确。可这不能理解为当年北京的专门以上学校均集中在天安门的东西南三个方向。恰恰相反，当天参加游行的13所学校，处在东西长安街以北的就有8所。这13所学校当年的校址以及学生数，现列表如下。表中学生数目有二，均为略数（如“三百余人”以300[22]人计），前者见静观《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新调查》，后者依据1919[23]年5月5日学生所呈《上大总统书》上的签署。至于校址，根据各种资料综合而成。

为了让读者对当年天安门前游行学生的“来龙去脉”有感性的了[24]解，这里根据侯仁之先生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中的“民国北京城”（1917年），编制成“参加1919年5月4日天安门集会游行的北京13所学校位置示意图”。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地处阜成门外，不在原图范围内；民国大学1917年方才正式招生，原图未来得及标上。余者，对照阅读附图，不难“按图索骥”。锁定各校位置，对于今人之想象学生如何走向天安门，相信不无帮助。《晨报》文章提及参加集会的若干学校，可就是没有唱主角的北京大学。这反而证实了记者确系“有闻必录”，忠实于自己的眼睛。北大学生因与前来劝说的教育部代表辩论，耽误了不少时间，故最后一个到达天安门前。

记者所录法政学校代表的谈话，并未歪曲学生的意愿，最早的设计，确实就只是提交说帖，表达民意。这一点，从北大学生罗家伦所拟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可以看得很清楚。罗不愧为胡适的高足，用白话文草拟群众集会的传单，显然更适合于传播。这份沿途散发的传单，“最简单明白”（《晨报》记者全文引录时所加的评判），故流传也最为广泛。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吞并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25]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此通告虽慷慨激昂，其实没有采取激烈行动的想法，只是呼吁国民起来关注青岛问题。所谓“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也只是寄希望于“国民大会”之召开。相比之下，另一位北大学生许德珩所拟的《北京学生界宣言》，可就激进得多了。

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26]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虽然只是字面上的暴力锄奸，游行学生并没真正准备“手枪炸弹”（据高师的匡互生称，他们有此设想，可并没弄到手）。晚清之侠风高扬，暗杀成风，国人记忆犹新。民国建立后，政府严禁会党活动，谴责政治暗杀（起码表面上如此），而“宣言”之放言“手枪炸弹”，与其时之流行无政府主义思潮，不无关系。两份主要文件的微妙差别，隐约可见学潮中的不同声音。

从步军统领李长泰的劝说看，当局最担心的是引起国际纠纷。显然，政府并未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学潮的巨大能量，以及可能引发的严重的社会后果。也不是学生使用计谋蒙骗当局，游行一开始确实显得比较平和。如果不是被激怒的学生临时转向赵家楼，“五四”那天的游行，大概也不会出什么大事。可所有自发的群众运动，无不充满各种变数，随时可能改变方向。更何况，学生中还有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区别。不只李统领预料不到事态的严重性，政府及军警也都没想到会如此急转直下。这才能解释何以曹汝霖已经知道街上学生的游行口号，仍没感觉到危险，参加完总统的午宴后照样回家。

学生之所以集会天安门前，因此处及西侧的中央公园，乃民初最为重要的公共活动空间。天安门附近，明清两代均为禁地。民国肇兴，方才对外开放，东西长街顿成通衢。“遂不得不亟营公园为都人士女游息之所。社稷坛位于端门右侧，地望清华，景物钜丽，乃于民国三[27]年十月十日开放为公园。”民国初年，京城里文人雅集，往往选择中央公园；至于大型群众集会，则非天安门前莫属。

天安门原名承天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是皇城的正门。清顺治八年（1651）重建，并改用现名。此后三百多年，城楼的基本格局没有大的改变。从天安门到与之相对的中华门（即原大明门、大清门）之间，即为御道，两旁为明清两代的中央政府机关。即便进入民国，户部街、兵部街、司法部街等地名，依旧提醒你此处乃无可替代的政治中心。从皇帝举行颁诏仪式的神圣禁地，变为青年学生表达民意的公共场所，天安门的意义变了，可作为政治符号的功能没变。集会、演讲、示威于天安门前，必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这几乎成了20世纪中国政治运作的一大诀窍。地方宽敞当然不无关系，可更重要的，还是因其象征着政治权力。

天安门前的那对精美绝伦的华表，见识过多少激动人心的政治场面！远的不说，十九年前八国联军的炮火、七八年前隆裕太后之颁布溥仪退位诏，还有半年前北京六十多所大、中、小学校三万余名学生为庆祝协约国胜利举行盛大集会游行，都可由天安门前的华表作证。1918年的11月15、16两天，也就是集会游行后的第二、三天下午，北京大学还在天安门前举行针对民众的演讲大会，由蔡元培、陈独秀、[28]胡适、陶孟和、马寅初、陈启修、丁文江等轮流登台讲演。

这一回的集会可大不一样，组织者既不是政府，也不是学校，是学生们自己。走上街头的学生，其抗议游行，既指向列强，也指向当局。集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标语，一是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前天晚上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的“还我青岛”四个大字；另一则是高师学生[29]张润芝所撰挽联：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北京学界同挽。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而这，恰好对应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学界宣言及游行口号。

1919年7月出版的《五四》一书，不只记载了上述宣言、传单、标语、挽联等，还用简捷的语言，渲染集会氛围：

最先至者为高师、汇文两校，北大因整队出发时，有教育部代表及军警长官来劝阻，理论多时，故到天安门最迟。凡先到者辄欢迎后来者以掌声，而后来者则应和之以摇旗，步法整齐，仪容严肃，西人[30]见者，莫不啧啧称赞。报以掌声、和以摇旗，以及“步法整齐，仪容严肃”等，作为一种政治抗议的示威游行，其仪式已经基本确立。不同于一般“骚乱”，学生游行并不妨碍“治安”，故被作为文明社会的表征，得到相当广泛的同情。

至于偌大广场，没有扩音设备，三千学生如何集会？有称站在天[31]安门前石狮子头上作演讲的，但我更倾向于王统照的说法，演讲者是站在方桌上；而且，现场中大部分人实际上听不清演讲内容，只[32]是因为有很多标语，加上不时呼口号，知道大致意思。但这已经足够了，读过宣言，呼过口号，队伍开始向南、向东、向北移动。受气东交民巷

学生欲通过（东）交民巷往东而行，该处警察竟然不许通行。学生颇受激刺，不得已折而往北，出王府井大街，经东单牌楼，向赵堂子胡同，入赵家楼曹汝霖之住宅。

关于五月四日学生游行的路线，众多事后追忆，差别不是很大。起码东交民巷受阻、而后才转向赵家楼这一强烈印象，保证了所有回忆文章的大致方向不会有误。差别只在于转折的路口，以及经过的具体街巷。相对来说，记者的现场报道比较可靠；但比起原北洋政府陆军部驻署京师宪兵排长白歧昌的报告，还是小巫见大巫：

该学生团于午后二时三十分整队出天安门，折东进东交民巷西口，至美国使馆门首，遂被阻止。该代表等从事交涉，仍未允通行。后即转北往富贵街，东行过御河桥，经东长安街南行，经米市大街进石大人胡同，往南小街进大羊宜宾胡同，出东口北行，向东至赵家楼[33]曹宅门首。职务所在，当年跟踪学生队伍的宪兵排长，其所提供的报告，应该说是“最具权威性”的。两点半方才起行，四点左右已到达赵家楼（这点为不少回忆文章所证实），那么，东交民巷耽搁的时间，就不可能像许多回忆录所说的“足足有两小时”。

即便如此，受阻于东交民巷，依旧是事件发生逆转的关键所在。宪兵排长只说学生代表交涉而未获允许，自是不如《晨报》之注意到“学生颇受激刺”。《五四》一书，更将游行队伍之转向赵家楼，直接归因于使馆界口的等待：

学生既在使馆界口鹄立两小时之久，而市民之加入者亦甚众，当时群众义愤填膺，急欲得卖国贼而一泄之。于是议定先寻曹氏，次寻[34]章、陆。为何由使馆界口受挫，便“急欲得卖国贼而一泄之”？除了此次运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宗旨，更因东交民巷这种“国中之国”，本身就是主权丧失的表征。恳求列强“维护公理”说帖没被接收，反而目睹使馆区骄横的巡捕、狰狞的兵营，更强化了中国人的耻辱感。

罗家伦等四位学生代表前往美国使馆交涉，公使不在，只是留下言辞恳切的“说帖”。其时国人对于美利坚合众国及其总统威尔逊大有好感，故“直率陈词”，“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本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英、法、意诸国使馆也有学生代表前往交涉，可都只是答应代为转呈说帖。至于申请穿越使馆区游行，始终未得到允许。学生们之所以希望“往东”而不是“向北”，明显是冲着仅有一街之隔的日本使馆。三千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被堵在狭隘的东交民巷西口，这景象，与半年前三万大中小学生集会天安门前庆祝协约国胜利时，美、英、法等国公使相继登台演说，形成了鲜明对比。这里有技术性的原因，各使馆确实星期天不办公，美国公使等并非故意回避；但巴黎和会上中国人合理权益之被出卖，也凸显了国际关系中的“弱肉强食”。而正是这一点，使得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日渐高涨。

至于具体到东交民巷之不让游行队伍通过，有中国政府的关照，也有辛丑和约的限制。东交民巷最初叫东江米巷，明、清两代属于天安门前“五部六府”范围。乾嘉年间，出现供外国使臣临时居住的“迎宾馆”；鸦片战争以后，更陆续设立英、俄、德、法等国使馆。庚子事变中，那拉氏纵容甚至怂恿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第二年，清廷被迫与八国联军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1901），此后，东交民巷就成了变相的“租界”。清末仲芳氏《庚子记事》辛丑年五月十五日记曰：

东交民巷一带，东至崇文大街，西至棋盘街，南至城墙，北至东单头条，遵照条约，俱划归洋人地界，不许华人在附近居住。各国大兴工作，修建兵营、使馆，洋楼高接云霄。四面修筑炮台以防匪乱，比前时未毁之先雄壮百倍，而我国若许祠堂、衙署、仓库、民房，俱[35]被占去拆毁矣。伤心何可言欤！除了“四面修筑炮台”，还在使馆区内建立了一整套独立于中国政府的行政、司法、经济、文化管理机构，再加上东西两端由外国军警日夜把守的铁门，这里成了道地的“国中之国”。不但中国官员、百姓不能随意进入，连人力车都得有特殊牌照才允许通行。在这个意义上，巡捕及警察之阻止学生队伍通过，并非故意刁难。

可对于青年学生来说，“和约”是一回事，“公理”又是一回事。没有大总统令以及外交照会就不准进入使馆区游行，此说依据的是“和约”；学生们要追问的是，如此不平等的“和约”符合“公理”吗？经过新文化运动的熏陶，新一代读书人已经学会独立思考：“从来如此，就对吗？”东交民巷西口巡捕及警察的“合法”阻拦，不只没有平息学生的抗议活动，反而激起强烈反弹：“学生已觉刺激不浅，以为国犹未亡，自家土地已不许我通行，果至亡后屈辱痛苦又将何[36]如？”四十年后，杨晦撰写回忆文章，再次强调游行队伍无法通过使馆区时学生们愤怒的心境：

青年学生的热血沸腾，但是摆在眼前的，却是一个铁一般的冷酷事实：使馆界，不准队伍通过！气炸了肺，也是无济于事的呀！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国土，不准我们的队伍通过？使馆界！什么是使馆界？[37]是我们的耻辱！正当“大家都十分气愤，也十分泄气”的时候，听说“还去赵家楼，情绪就又振奋了一下”。杨晦的这一描述，与“急欲得卖国贼而一泄之”的说法，不谋而合。

根据匡互生的回忆，长时间受阻于东交民巷的游行队伍，决定直扑曹汝霖家时，“负总指挥的责任的傅斯年，虽恐发生意外，极力劝[38]阻勿去，却亦毫无效力了”。傅斯年、罗家伦等“新潮社”同人，关注的主要是思想文化革新，对实际政治运动兴趣不太大，也不主张采取激烈的手段，其劝阻直扑赵家楼，自在意料之中。问题在于，学生之转向曹宅并采取暴力行动，是群情激奋呢，还是有人暗中策划？

曾为北京学联代表的高师学生熊梦飞，30年代初撰文纪念匡互生，提及天安门前集会时，有往总统府、往外交部，还是往英美使馆之争（此说不太可信。学生游行之目的，“说帖”和“通告”都已表白无遗，直奔使馆区早在计划之中，无待天安门前表决），“互生是时，意固别有所在，集其死党为前驱”。到了东交民巷游行受阻，[39]“前驱者大呼‘直奔曹宅’！群情愤慨，和之，声震屋瓦”。言下之意，将学生队伍引向赵家楼的，是匡互生及其“死党”，而且是蓄意谋划的。另一位高师同学俞劲，也提及游行队伍本该向总统府请愿，“但走在队伍前面的人（有些是参加五四前夕秘密会议的），却有目[40]的地引导队伍浩浩荡荡向赵家楼曹汝霖公馆走去”。

然而，当时与匡互生同行的周予同和张石樵，都没提及匡转移游行队伍的努力。据周称，游行的前一天晚上，他们的小组织有过秘密集会，希望采取激烈手段而不是和平请愿。可游行当天，匡等并无到曹家的计划。“但当游行队伍经过东交民巷口以后，有人突然高呼要到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去示威。在群情激愤的时候，这响亮的口号得[41]到了群众一致的拥护。”而张石樵作为同窗好友，与匡互生一路同行，听说直奔曹家，认为有理，“也正合我们早就商量好的”惩罚卖[42]国贼的计划。这两位当事人，只是强调转赴赵家楼的提议符合自家意愿，并没提及匡所发挥的作用。

依我看，此等“神来之笔”，正是群众运动特有的魅力。说不清是谁的主意，你一言，我一语，群情互相激荡，一不小心，便可能出现“创举”。匡互生说得对，“这时候群众的各个分子都没有个性的[43]存在，只是大家同样唱着，同样走着”，很难确定谁影响谁。日后追根溯源，非要分出彼此，弄清是哪一个首先喊出“直奔曹宅”的口号，其实不太可能，也没必要。作为一个基本上是自发的群众运动，“五四”与日后众多由党派策动的学潮的最大区别，正在于其“著作权”的不明晰。火烧赵家楼

时正下午四钟，且见火焰腾腾，从曹宅屋顶而出。起火原因如何，言人人殊，尚难确悉。……至六时许，火光始息，学生仍将整列散归，而警察乃下手拿人。学生被执者，闻有数十人之多。

游行队伍向北、向东、再向北，再向东……浩浩荡荡，扬起一路灰尘。“北京的街道在那时本来就是泥沙很多，正是春末夏初，阵风一起，加上这几千人的步行蹴踏，自然有一片滚滚的尘雾，直向鼻孔[44]口腔中钻来。”只是群情激昂之际，没人顾及此等小事，学生们照样高呼口号，散发事先印好的传单。

下午四点半左右，据说仍然排列整齐的游行队伍，终于来到离外交部不远的赵家楼2号曹汝霖的住宅。这是一幢两层的西式洋房，所有门窗紧闭，周围有二百军警把守，按理说，不该出现如下戏剧性的场面：赤手空拳的学生破窗入室、打开大门，殴打章宗祥并火烧赵家楼。事后大总统徐世昌发表命令，责备警察“防范无方，有负责守”[45]；曹汝霖则认定是警察总监吴炳湘与他作对，纵容学生放手表现。将警察之“防范无方”，归咎于上司示意放水，或者像众多回忆录所说的，被学生的爱国热情所感化，恐怕均非事实。持枪的警察，面对如此果敢的学生，仓促之间，确实不知如何处置。“赵家楼”这场戏，乃“五四”抗议游行的高潮，从事发当天到现在，出现无数版本，实在耐人寻味。其中有两个关键性的情节，历来众说纷纭，需要进一步确认。一是何人冒险破窗，二是何以放火烧房。

匡互生撰于1925年的《五四运动纪实》，只是说“那些预备牺牲的几个热烈同学，却乘着大家狂呼的时候，早已猛力地跳上围墙上的[46]窗洞上，把铁窗冲毁，滚入曹汝霖的住宅里去”。30年代初匡逝世时，同学熊梦飞撰写纪念文章，称“互生纵身跃窗户，以拳碎其铁[47]网而入”。到了50年代，匡的另一位高师同学周予同进一步证实：“他首先用拳头将玻璃窗打碎，从窗口爬进入，再将大门从里面打开。”理由是，游行当晚，周回学校时，见匡满手鲜血，说是敲玻[48]璃敲的。后来，关于匡击破铁窗的故事，便越传越玄，几乎可与武侠小说相媲美。

60年代初，高师学生俞劲在《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中称：“突然有领队某君（参加五四前夕秘密会人员之一，湖南人，高师数理部学生，曾习武术，膂力过人）奋不顾身，纵步跳上右边小窗户。”接下来，便是警察拉后腿，众学生帮忙解脱：“某君头向里面一望，内面还有数十名警察，正枪口对着他”，于是开始演说，终于[49]警察良心发现，把枪放下。

70年代末，另一位高师学生夏明钢（原名夏秀峰）《五四运动亲历记》的描述更精彩：“匡济从西院窗口将铁栅扭弯了两根（匡在少年时就练就了一手好内工，他只要用手一捏，就能够把弯的铁门扣捏直，其气力之大有如此者），打开了一个缺口，他从缺口爬进去，摔[50]开守卫的警察，将大门打开，群众便蜂拥而入。”

80年代中，又出现新的版本，开始注意曹宅院子的高墙。写作者仍是高师同学，名叫张石樵，在《怀念五四壮士匡互生》中称：“匡互生发现曹宅有个窗户，他就利用从小练就的一身功夫，在同学[51]们的帮托下，一拳打开了窗子，跃身而下。”

但是，擅长武功的匡互生第一个跳进曹家院子的故事，受到另外两条材料的挑战。以下两篇文章的作者，也都是“五四”那天的活跃人物，而且均于当天被捕。一是匡的高师同学陈荩民（原名陈宏勋），在撰于1979年的《回忆我在五四运动的战斗行列里》中，有这么一段：

我身材较高，就踩在高师同学匡互生的肩上，爬上墙头，打破天窗，第一批跳入曹贼院内。我和同学把大门门锁砸碎，打开大门，于[52]是，外面的同学一拥而入。另一个自称踩在匡君肩上爬上墙头的，是北大学生许德珩。在《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中，许称匡日休个子高，站在曹宅向外的两个窗户以下：

我们趁军警不备之际，踩上匡日休的肩膀，登上窗台把临街的窗[53]户打开跳进去，接着打开了两扇大门，众多的学生蜂拥而入。陈自称“第一批”跳入曹家院里，而许所说登上窗台的是“我们”，都没有一口咬定是自己独自一人首开纪录。问题是，如果陈、许的说法属实，“甘当人梯”的匡互生，便不可能第一个跳进院里。可谁又能保证陈、许六十年后的回忆准确无误？

高师另一被捕学生初大告，大概意识到两种说法互相矛盾，于是兵分两路，互不干涉：“高师同学匡日休奋勇踏着人肩从门房（传达室）后窗爬进，打开大门，另外一个高师同学陈荩民越墙而入，学生[54]们一拥而入，发现曹汝霖等已经听到风声从后门逃走。”陈分开突破，表面上解决了高师内部说法的矛盾，可还有北大学生许德珩的脚下到底何人，有待进一步考证。

比打开天窗更具有戏剧性、也更扑朔迷离的，是“火烧”赵家楼。1919年7、8月间出版的《五四》和《青岛潮》，都反对学生放火一说。前者列举曹宅起火原因共四说，结论是：“四说皆有理由，究竟如何[55]起火，至今尚无人能证明之者。”后者更将电线走火与曹家放火捏合在一起，创作出如下绝妙画面：“时正酉正，电灯已燃。未几，火[56]起，众大愤，始知曹将烧死学子，以为泄怨计。”四十年后，杨晦还是一口咬定曹家自己放的火，理由很简单：“这些无耻政客，国都可以卖，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一放火，造成学生的刑事犯罪，岂不[57]就可以逮捕法办了吗？”杨文“政治正确”，但没提供任何新证据，曹家自己放火一说，很难坐实。

当年警察厅关于曹宅起火原因的调查，并无一定结论。因为，若断学生点火（不管是把曹宅床上的罗帐点着，还是将汽油倒在地毯上烧），势必追究学生的刑事责任；若说曹的家人点的火，准备趁火打劫，或曹授意家人纵火，以便烧死冲入曹宅的学生，则必须谴责甚至惩罚曹家或家人。既然两头都不能得罪，可供选择的最佳方案，便是“电线走火”。这么一来，谁都没有责任，而且，所有取证、起诉、审判等麻烦手续，均可一笔勾销。英文《字林西报周刊》（1919年5月10日）的描述最为精彩：“当时与警察争执之际，竟将电灯打碎，电线走火，遂肇焚如。”该报还称，教育部为了息事宁人，也“答应以曹家着火乃因电线走火的说法以争取释放被捕学生”。5月7日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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