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知明
出版社：珠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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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知明作品集(卷一灵魂的家园)试读：
一、男人私语
几千年来，云梦泽一天一天在消瘦下去，就像那个名叫楚的，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王朝的国度，它的背影已离我越来越远。记忆因流水而生动，我开始懂得贫穷是对“美的破坏”。背着行李站在他乡的大路上，耳边便常常清晰地听见云梦泽的呼唤，温存而宽厚的嗓音，像红铜般的圆月，像朝霞般的初恋。我知道，那是云梦泽的声音，它已将我那苦涩而神秘的故里，宽慰了几千年。
打 鼓 泅
十岁左右，正上小学四年级时。一些调皮捣蛋的半大孩子，个个晒得像黑泥鳅，水珠溅到身上，只好滑溜溜地往下滚。之所以这样黑不溜秋，和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在小河里躺一会儿，又在太阳下一阵暴晒，半日光景，便黑得可人了。如果一个酷暑十之八九这般度过，身体即犹如黑绸缎一般地黑，甚至小姑娘走近这些顽皮鬼，墨黑透亮的身体还可以隐约现出个俊俏的人影儿哩。
夏天能让顽童如此着迷的，其实是一个叫人乐此不疲的游戏——打鼓泅。打鼓泅，说来惭愧，其实就是跟城里人说的游泳差不多，乡下的孩子土里土气，是断断不会说什么游泳的，因为这样说起来不顺溜，不自在。打鼓泅当然也和城里人说的游泳有不同之处，他们不可能在游泳池里，只能在小溪沟里或水塘之中进行。这些幼年的孩子只能靠着坡边来些狗爬式，在塘边挨坡用脚打水，翻起来的多是泥浊水，待爬上坡，躯干上甚至是头顶口中鼻孔里耳后根儿都涂满了乌泥。可那个时候，这是顽童在夏天里最向往的游戏。
尽管毛主席不让我们读死书，但我们还是每天都必须背诵他老人家的教导：“学生也是这样，不但要学工也要学农……”可乡下人认死理，在学习上抓得贼紧。如果自己想见缝插针去满足这夏天的嗜好，就只有在午睡课偷偷地进行了。那时，乡下的小学居然安排有一个小时的午睡课，想来叫人很纳闷，但它确实是我们小学的一种制度。
午睡课在下午进行，男生们大部分在课桌上“摊条儿”，女生们则趴在桌沿睡觉。一般情况下，老师安顿好学生后便回办公室打会盹儿。这是个大好时机，我们便结伙溜了出去。小学不远处，有条新开的小溪沟，开这条沟时，挖出了许多棺材板子和死人骨头。老师为了防备我们下河玩水，特别告知这沟里有死人骨头，尽管不明说，我们知道这里必定有水鬼。老师还警告说，防治血吸虫的人还在这里打死了许多钉螺，这就是说这小溪里还有血吸虫。我们也意识到这确实怕人。来到它的身边，河水静静地流淌，小鱼儿搅着水草自在地游来游去，下午日晒又十分厉害，让人热得喘不过气来。你说怎么办，下水去，一句话——打鼓泅！老师追查下来，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找带头下水的人。那好，下水之前，首先建立攻守同盟，几个小伙伴把手一摊，嘴里念念有词，便发了狠誓。如此这般，被老师抓住，只能每人挨上一巴掌。我在幼年，不算太顽皮，也许是胆儿有点小吧，但顽童们这么疯玩太吸引我，不时也会跟去。
有一天，我们让教导主任逮了个正着。在学校里，可以不怕校长，可以不怕班主任，但教导主任是万万绕不过的。我们之所以怕他，是因为他这个“教导”和毛主席的“教导”是一个词，他会把我们一切行为记录在案，直接呈送给毛主席，他还可以随时把我们的行为和毛主席的教导联系起来。背诵了毛主席教导，他就可以随便体罚我们，有时把我们打得头破血流，我们却不敢造他的反，因为他的行为直接代表毛主席。他有许多整学生的点子，让人害怕极了。那天得知他去公社教导组开会，一向胆小的我才敢跟下水。我们不知危险将近，正在小河里尽兴游着，远远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快步走来，同伴惊呼：“教导主任来了！”我们一听，吓得直往坡上冲，想抓了衣服便跑。哪知还是慢了一步，一大堆衣服让他连锅端了。
我们只好蹲在河里等着倒霉。过会儿，班主任来了。他逼我们回老师办公室穿衣服。他说：“做都做了，有什么丑可怕的。”我们只好听天由命跟去了。没进校园门，老远就望见操场上站了黑鸦鸦的一片，是全校学生大集合。最最要命的是，我那童婚的小小女朋友也在操场看着。那一刻，我只感到血往头上直涌，不知所措。当我们被押到操场时，六个童年的伙伴，不约而同地弯下腰，双手捂着羞处，一步步地往前挪。那次，被彻底地曝了光。我只听见操场上哄笑一团，大脑在那一刻，近乎一片空白。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打鼓泅的兴趣了。从那时起，我才知道什么叫羞耻，突然发现自己长大了许多。
听 雨
我在湖区长大。小时候的湖区，每到春夏之际，先是春雨霏霏，缠缠绵绵，雾蒙蒙白茫茫的一片天地。入夜时分，春潮涌动，春雷似乎从遥远的地方沉沉袭来，发出幽远深厚的闷响，像春天的脚步声。那时我们一家蜗居在茅草屋里，在这样的初春，风声中夹杂着沙沙雨声，祖父便会讲：“春雨贵如油，润物细无声。”在这样的夜晚，伴着一盏摇曳的豆油灯，弟兄姊妹几人挤在一张床上，吵吵嚷嚷地听着祖父讲着一些古话，使我们感到雨中的夜，总会有水鬼上岸找替身，有披头散发的女鬼侵扰别人家的小孩，那份恐惧会夹杂着些许兴奋。过去，乡下的茅屋为防贼人，只留下一块砖大小的望眼窗。我们会轮流站在弟妹柔弱瘦小的肩上，爬上小小的望眼窗，看夜色中淅沥的小雨，只是把眼朝外一瞄，便缩回头来叫道：“好怕呀！”好像那雨丝长了手似的，会把我们一幷捉去。那春夜的细雨像从我们小脑袋里抽出一般，抽得我们好快意！
夏夜的雨可是少了这份柔情蜜意。它来势十分凶猛，那才是一种真正的狂风暴雨。那雷声轰隆，就像是落在你身边，叫你心慌得喘不过气来。每到这时，祖母连呼：“善过！”告诉神说，我们是没有过错的人啊！她还会去焚上一炷香祈祷一番。我们的心马上安稳了许多，再次听那雷声时，好像它已渐渐离我们远去。夜里常会被雷声吓醒，不敢喊，不敢叫，静静听那茅屋外的雨声，那绝对不是雨声啊，简直就是瓢在泼，桶在倒，哗啦啦地不肯间断。屋檐下被陡地冲出了很深的沟壑。其实，在夏的夜雨里，我们会盼望着第二天早早地到来，因为我们会从屋檐下、屋前屋后的坡地上捉到许多活蹦乱跳的鱼，它们居然在这雷雨夜从湖里窜到家门口来了。
后来进了城，住在高楼大厦里，走在水泥地面上，雨声听得少了，即使是望着白茫茫的窗外，也难以听到那哗啦啦的声响。我望着窗外若有所思，总像缺少了些什么。哦，那雨的韵味再也找不到了。在这城市的雨夜里，总有种淡淡的失落感陪伴着我。渐渐地，听雨的感觉就这么消失殆尽。因为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夜，不管是酷暑还是严寒，我的窗口凉篷上总会彻夜地听到那“叮咚”的滴水声。我很难判别这到底是雨声还是空调的滴水声。年龄渐长，夜里总会失眠，听到窗外似雨非雨的声音，一种忧郁一种惆怅就会慢慢填塞我的心胸。
有一天，散漫地翻着一本诗集，一篇叫做《雨夜情怀》的散文诗吸引了我。诗人写他在一个雨夜倾听那淅沥的雨声，生出了多情和浪漫，召唤他的恋人，把她抱到窗台上，边听那夜的雨声边和她做爱。诗人感叹道：非常美妙啊，美妙得难以言传。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在那雨夜，那白色的窗纱下、那微风中，一幅生动的图画便跃入眼帘。
于是，我在某个雨夜给一个与我生命有关的女人打了个电话，告诉她这个雨夜我十分想她。
看 海
极地号巨轮成功登临南极，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国航海史上的第一次。那年夏天，我和一位朋友去青岛时，见过它庞大的身影，这个极地号停泊在青岛的时候，便是我们第一次去的时间了。尽管后来青岛去过多次，但第一次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们那时还可以算得上是男孩子，雄心勃勃地想当作家和诗人。之所以去青岛，是想在海边之城找个又便宜又安静的地方度假搞创作。住到一个海军基地的招待所，窗外是大海，临窗就可望到栈桥。住在这里经济实惠，饭菜也好。
一呆就是十余天，我紧张地写了一个中篇。我那朋友建议，每天下午读一会儿书吧。我还记得那本书名为《雨王·汉德森》，是两人共同读完的。有一天，一阵叽叽喳喳的女孩的声音在楼下响起来。我们好奇地到走廊上一看，来了二十余个女孩子。通过招待所的所长打听（他是文学爱好者，很愿意和我们谈），得知这是从大连来的某海军学院的女学员。
十分遗憾她们不肯穿海军服，如果那样，会显得更整齐而又漂亮。吃饭的时候，所长主动向她们介绍了我们，说我们是记者和作家。几个女兵齐刷刷地投来眼神，因为受到关注，我们两人都涨红了脸。女兵们对我们的窘迫只是轻柔地一笑。
第二天，这个基地招待所要了个小型军舰，让女兵们领略海上风光，所长问我们愿不愿意去。这种机会我们哪会放过呢。有昨天所长的介绍做铺垫，我们厚着脸皮往前一凑，就和她们混熟了。我们对她们好奇，她们对我们好奇，一边在海上看风景，一边和她们穷聊；我们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编的故事生动幽默有趣；还装着采访的样子，详细向她们询问其实是些套近乎的问题。女兵们对我们怀着同样的心理，她们人多，我们交谈得很杂乱，气氛却是热烈的。
第三天下午，女兵领队顺便问我们去不去海边游泳。领队皮肤微黑，脸色红润，像被海风吹多了的缘故。这求之不得的好事儿，哪有不去之理呢？我们换好游泳的小裤衩，象征性地披了个浴巾，跟了过去。海就在一侧，十余分钟即可到达。女兵们下海后，像群鸭子般的喧闹不已，我们沉浸其中，很是受用。玩了一会儿，她们慢慢地适应了水性，稍稍分散开来。我们正处在她们包围圈中，尽管不好多说，眼睛可没有闲着，一个个地溜看，她们的泳装可各有千秋，一个比一个耐看。
我想男性对女性有一种奇怪的感应，我们两个几乎同时向领队看去。她穿着天蓝色的泳衣，把身体与海色融为一体了。她这时静静地在仰在海面上划着水，陶醉其中；两根系泳装的肩带被海波摇散了，一对大大的白皙的乳峰半浮在海面上，在湛蓝的海面上像一对洁白无瑕的玉。我们几乎停止了心跳，半张着嘴，惊讶地看着。这是我首次面对女性半裸的身体，没有慌乱，更没有觉得刺激，只怕把她惊醒，又想替她掩饰。但我们什么也没做，就这么呆乎乎地看着。也许我们异样的眼神让她有了感觉，她低头看去，十分慌乱地快速沉下海，系好了带子，然后召集她的女兵们，撤了回去。走时挖了我们一眼。我们像犯了错的小学生，讪讪地不远不近地跟在她们身后。
回招待所后，我们去冲澡间冲澡，从头到脚就那么冲着。两人都想说点什么，但谁也不肯先开口。冲澡时，我的小裤衩沉甸甸的，低头一看，裤衩当中有小半捧细沙积在那儿。我掏了出来，对朋友说：“看，把海带回来了。”他亦掏了半捧。于是，我们心有灵犀地笑起来。
当晚，我们打开了游泳时的那一幕。讨论了半夜，认为必须有个交代才行。两人商量以写信的名义，向她赔礼道歉，这样可以把事说文雅清楚又不会使双方感到尴尬的。于是两人共同执笔，花了两小时，写了封三千余字的长信，打算由所长转交给她。
第二天睡过了头，9点起床时，慌忙去找所长，得知她们已提前离去了。
以后我见过各式各样的美女雕像，甚至在巴黎的罗浮宫也见过一些世界名雕。我还是敢说，那海面浮现的双乳，是我平生见过最美的雕像。
春江花月夜
曾有说法：“十万人才下海南。”海口的大街小巷公司林立，依然容纳不了这些人才，到处都是找工作的人。许多高学历者找不到工作，拿着文凭站在人流多处，希望有人能同情地赏几个铜板。
我是其中的一员，去海南还不算冒险，经由一个朋友介绍，冲着一本正在筹备的青年刊物而去的。那时的大陆绝少有娱乐刊物，我建议办成一本南方娱乐杂志，肯定会畅销的。老总却一定要为“我们永远的中国，年轻而古老的中国呐喊”。理想归理想，市场对他这种构想不认账，杂志创办之初就陷入步履维艰的境地。
这个杂志社组建人员，有七个省的人。这些人曾在当地做过记者或编辑，工作固定，收入也不错，但多是不得志者，想在海南一展宏图，同时赚点钱。但到这里后，工资时常发不出来，又背井离乡，大失所望，其愤怒可想而知。每到发薪之日，就是老总在劫难逃之时，他们把愤怒发泄到老总头上，甚至围攻老总哩。
我那时做编辑做记者做发行，三者兼于一身，也出于多赚钱的考虑，不至于活得尴尬。我们的稿件大多来源于海南以外的各省区，较少海南本地的。但偶尔也有一两个投稿者，我便从一位送稿的作者中认识了她。这是位大龄女青年，二十八九的年龄，河南人，长得壮实高大，方脸盘儿，因为奔波而变得十分憔悴，这副样子很难让人动心。和她在一块儿，也不会产生赏心悦目之感。但她的散文写得不错，有些无奈有些感伤有些忧郁，掩藏着淡淡的哀愁，很能打动同样经历的女性。青年刊物强调纪实，不太发这类过于抒情的文字，但我看了她几篇，确有过人之处，特选发了两篇。样书寄出后，她来电话表示感谢，幷请我吃饭，我们就开始接触。她不是那种不识趣的人，从不会勉强什么，如果我曾经请过她，她下次一定回请我，绝不肯欠半点人情债。偶尔打个电话相约，我即便婉言谢绝，她也不会抱怨什么，所谓君子之交淡若水吧。
在海南，我们还是有个去处，白沙头的天然海边浴场。从杂志社的文明东路出发，骑着辆“吱呀”怪叫的破自行车，要走上40分钟。这里每晚都有人来玩（除非台风暴雨时），因为海岸线很长，又是白色海滩，海滩上长满一簇簇壮实的红茎柳。夜时，有些蜥蜴在这里跳来跳去，海风柔和地吹来，在浅海边游上一会儿，再爬上岸随便找块沙地躺下，非常惬意。有一天，我同意和她相约前往。临出发前，我做了个十分后悔的决定，有位同事从宿舍里探出头，我顺手一挥，捎上了他。哪知这小子一路上讽刺我带上这么个丢份女伴，没趣透了。我回敬道：“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下，还想欣赏美，做梦去吧。”
我们抵达海边，一轮银白的明月从东边冉冉升起，这天正好十五月圆时。海面平静，海风从远处吹来，有些咸腥味儿。海岸与海浪相接，发出轻柔的沙沙声响，很悦人耳。举目眺望，悠远而广阔，烟波浩渺，显得神秘莫测，让人顿生几分豪迈之气。我们说些闲话，不近不远，往海岸深处走，人渐渐地稀少起来。我们不约而同地站着，不太敢远离人群。这时，月亮真圆，月光异常明亮。她情不自禁地诵起《春江花月夜》来：“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我静静地聆听着，感到天地大海浑然一体，此刻她深深地沉醉其中，与美妙的大自然不可分割了。
我静看她时，发现她真是极美呀！还没等她诵完，我的那个同事，一个会写几首歪诗的家伙，极孟浪地冲过去深深地拥吻她。我气极了，那个拥吻她的人应该是我。
那一刻，我对美的理解得以升华。
红葡萄酒的浪漫
最初走近葡萄酒，记得是“王朝”刚刚上市时，因为它是一种超前消费，其价格有些令人咋舌。口感呢，除了微酸，好像没有别的可以称赞了，习惯于白酒的中国人感觉它还软绵绵的没劲。第一次喝它，也许受外国名著的影响，知道葡萄酒是和贵族的高雅相连的，于是我言不由衷地对出现的这个新品种称赞了一番，并预言说，中国不可能产生贵族，所以葡萄酒这玩意注定是没有销路的。
过了很久，我对葡萄酒都没有感觉，或者说，在脑海里，对它没有任何概念。即使它出现在餐桌上，也能视而不见。不知什么时候，听说中国产生了“一号饮料”，是某个国家领导人创造发明的，就是将红葡萄酒和雪碧或可口可乐勾兑后，变成一种介于酒和饮料之间的饮品。喝起来有些酒气，那种微酸的葡萄味则失去了，剩下的带着苏打的甜味，很适应于中国人口感。因是一号饮料，一时间很时髦，举国上下趋之若骛。
我真正接触葡萄酒，是在欧洲游历的那段时光里。也许因为环境的改变，也许是潜藏在我记忆里那些名著的影响。比如说：看到赛纳河，茜茜公主的皇宫，还有那些神秘的古堡，在多瑙河之滨流连忘返之时，难道不会喝点葡萄酒助兴吗？何况找中国白酒，有点难于上青天之感。面对琳琅满目各种各样的葡萄酒，我一时豪兴大发，产生了喝尽各种品牌葡萄酒的念头。现在想来还有几分得意，也使我欧洲之行留下了特别的记忆。
多的时候，我只能喝五六个马克的葡萄酒，也有十几个马克的，当然最贵的也没有超过35个马克，是准备买好了回来送人的，我自己忍不住把它打开喝掉了。记得那时我每两天去一次超市，每次总能兴奋地找到新的品牌带回去。真的，欧洲的大小国家太多，葡萄酒的品种也很多，现在数来还历历在目。我记得首先是从德国的葡萄酒开始喝的，依次排列的有法国、英国、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荷兰、比利时、波兰，甚至还有如卢森堡这样的小国家。后来到维也纳待几天，也换了几个葡萄酒的品牌。
其实喝葡萄酒还是有些讲究的，打开瓶盖的时候，不要马上开饮，要让新鲜空气渗透进酒里，据说这样口感会好一些。我特别买了一个高脚的玻璃杯，先倒出一丁点来，在玻璃杯里摇晃一下，然后送进嘴里，抿一点，叭嗒叭嗒地咂着嘴唇，让葡萄酒溢满口腔，那股葡萄酒的香气慢慢地从鼻孔透出来，先就叫人陶醉了。这个喝葡萄酒的习惯我至今还保留着。我比较喜欢在喝红葡萄酒的时候，加一小块冰，把冰块放到葡萄酒杯里时，轻轻地晃动杯子，冰和玻璃杯撞击的那种清脆悦耳的声音，往往弄得我心旷神怡。拿眼看去，一条细细的白色的水线，从冰块中漂出，把那红得发亮的浓浓的葡萄酒，慢慢地化开来。然后中指和食指间托着玻璃杯的高脚，优雅地送到唇边，轻轻地呷上一口。那种微酸，那种冰凉产生的感觉真是没法形容。实在说，我不太喜欢白葡萄酒，尽管口感一样，也非常纯正，香味也能沁人心脾，但我固执地认为，葡萄酒应该是红色的，我自然就要喝红色的葡萄酒了。
人喜爱一个东西，慢慢地就会把它跟自己的命运连接起来。有两个与我生命有关的女人，因为红葡萄酒的缘故，把我们紧紧地连在一块。某个深夜，我的电话骤然响起。电话那头的声音告诉我，她喝了两瓶红葡萄酒，心里很苦很苦，而且摔到床下爬不起来。当我走近她的时候，她坐在那里看着我，一副孤立无援而又傻乎乎的样子。我十分爱怜地伸出双臂，她便顺势拥进我的怀里，把头深深地埋在我的胸口上……在一个国庆国际友人的招待会上，另外一个女人也喝了两瓶红葡萄酒。她一直强忍着，撑着回到家，吐了一地，大哭起来，哭了很久。在此之前的近半年时间里，我们先是剧烈地争吵，然后就是冷战，互相不理睬对方，好像我们建筑的情感之巢，面临着土崩瓦解。因为两瓶红葡萄酒的缘故，让她大哭了一场，吐尽了心中的郁闷之气，我们又和好如初了。
红葡萄酒，难道是我的生命之源，抑或是我的爱情之源？
小镇·小厂·红衣女孩
一条小河从西边来，一条小河从北边来，在小镇这弹丸之地交汇。河上有一个小闸把关，泄洪时让水流入大河，干旱时让大河的水回流。这条大河说大也不大，是汉江的一条支流，人称“南支河”。南支河向东边县城方向流去，经过若干个小镇和大小河汊湖泊，通过一个大泵站（那泵站兴建时，曾有报纸报道，它的孔可以穿行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哩），这样内河的水便流入汉江。南支河静静地流淌，即使在盛夏涨水的时节，也是不紧不慢地流向东边。
记忆因为河流而生动，记忆因为河流而清晰，记忆因为河流变得丝丝缕缕缠缠绵绵。那是个很小的镇，沿着南支河堤有一家供销社，供销社旁有个副食小店，小店旁有个小餐馆，餐馆旁是个小巷，餐馆对面是个小粮店，粮店旁边还有个集贸小市，四邻八乡的农人会弄些地里的小菜、家养的东西在清晨做点小买卖。这是小镇的中心，镇上最热闹和繁华的地带。
在粮店和集贸市场之间有条小巷，小巷的西边围着农机修造厂的电锯板车间，小巷的东边围着它的机修车间。从这条小巷走上百十余米，就到了农机修造厂的大门。这个小厂在1950年代便有了雏形，那个时候通过互助组的形式，将一个打铁铺和几个老木匠老篾匠捏在一块儿，就成了一个家庭作坊似的简易小铺子。到了1970年代，工厂在此基础上有了发展，扩大了规模，遂更名综合厂。后来又有了铸造车间、机修车间、锯板车间，因为能铸造大船上用的起锚机、人力搅盘器、舵机等配件和抽水用的水泵，又改叫农机修造厂。这时我父亲作为书记雄赳赳气昂昂地领导着这个小厂，人丁兴旺，最多时有百十号人哩。
与小厂宿舍平行的还有条长满水草的老河，因为新河的开凿，把它堵塞了，于是半截死河成为小厂的天然垃圾场地。一排职工宿舍顺河沿而建。垃圾堆在夏天里发出一阵阵恶臭，加上西晒，宿舍的职工不敢开窗。乡下人在污染的环境里生活惯了，闹个小病小灾，身体还是抵抗得住的；真正有了大病，小厂北邻着小镇医院，看病很方便。那些白大褂在乡镇人看来，可是十分神圣的角色。医院北边，还有一所小学，总会传出孩子们的朗诵声。在新河岸旁，新建了邮电所、银行办理处、工商所、税务所。新河岸边也是镇政府所在地，镇政府之北，还有家以女工为主的编织厂。这个小镇，麻雀虽小，一切都很齐备了。
小镇最生动的地方在哪里？就是我呆过三四年的小厂。请听，那打铁车间新买的弹压机，敲起快要熔化的鲜红的铁块发出的轰隆声，就像向人们宣告它的存在和不可忽视，在南支河上行船的渔人也能听见。车修车间几架很大的车床、锯床、刨床，还有土法上马制作的机器，开起来是绝妙的“轰隆”交响曲，震得小镇的地面阵阵发抖。就算在白天，电焊的耀眼弧光也可使阳光黯然失色。到了夜晚，这弧光一闪一闪地直冲云霄，几十里地的天空可以看到它逼人的光芒。每星期小厂要开一回铁炉，用铁水浇铸铸件模型。那炼铁炉一开，鲜红的铁水不仅映红了工人的脸膛，烤焦了他们的工作服，而且把北邻医院住宅区的墙壁也烤得炙热。下班的时候，百十号人一拥而出；上班的时候，百十号人各就各位。这个小镇小厂的阵容是何等的气派呀！
小厂的工人来自四邻八乡的农家子弟，他们多是想在这里学点手艺。它最为兴盛时，我就是其中一员。在这里，我结交了一批好朋友。午休时，常结伴出去玩耍，新河北岸的那个女工云集的编织厂，成了我们想方设法要去的地方。夏日白天老长，下班后至少呆上两小时天才能黑。我们总会去镇上的小闸看着流水，诉说些年轻的心事。一天傍晚，我和铸造车间长相英俊的韩顺发、为了爱情带着女朋友私奔的机修车间的车工祁先标，还有一位锻工（铁匠新式称法）祁中州，一块在这里穷聊。不知怎么扯到会水不会水上了。祁中州说自己不会水，韩顺发不信，顺手把他推下闸。祁中州果真如秤砣落水，水面上冒出一串水泡。我们停住笑，惊讶地看着河面，半天浮不起人来。韩顺发急了，跳了下去，用头把人顶起来，还赔了一餐酒。我在这个小厂交了一大一小两个朋友圈子，经常在一块儿胡闹，互相纠缠。还有一群大我十余岁的大哥型的朋友，比如技术指导孙建清、被厂里姑娘们暗中青睐的孙安华、腿脚不便却有一身过硬技术的方组武，还有我在《红头绳》中提到过的那位女“幺爷”，后来，我又和一群比我小四五岁初进厂的青工们建立了友谊。像熊家堤的熊旺清、虾集小镇上来的小美女叶志娥、有个放电影大哥的丁名洋。我一度成为小小师傅，带过一个名儿很美的叫瑶君的女弟子。还有件趣事值得一提，我有个表姐余运香，也在这个小厂里，年龄偏大，怕嫁不出去，向我和韩顺发诉说。我们第一次听到女孩怕自己嫁不出去，深深地感动了，争着要为她作出牺牲娶她，弄得她又哭又笑。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小厂也产生过热血青年。万信海，是个长得极英俊的年轻人，他是那种可以被女孩子入梦的白马王子型的人物，可从不为色所动。他能做一手很好的木工活，绘制精美的机械制图，却要效法毛泽东似的革命，阻止中国产生修正主义。还有一位好友詹必发，长得胖乎乎的，不肯洗澡，脖颈处常常有一道道黑项圈。他上书中央领导人，认为中国要想民主，必须三党鼎足并立，像个固定三角形，可以起到稳定和相互钳制的作用。小厂能产生以天下为己任的年轻人，我因此为他们骄傲。想到这些朋友至今仍历历在目，想起他们的纯朴、豪爽和侠义，仍令我感到温暖和亲切。他们都曾热切地鼓励我能写点名堂，成为一个能够写书的人，或多或少给过我帮助。几次和韩顺发上县城，我都变着法儿往县新华书店钻，他总会为我付上一两本书款。我大量的阅读就是在这个小厂完成的。
在小厂的时候，我先和几个青工同住单身宿舍。因为爱学习，父亲也动用了他的权力，在孙安华去县城当工人后，我便搬到他的住处来了。他的住处在厂食堂内，一个不足6平米的小单间。我每天下班洗漱完毕，8点不到便上床睡了，到零点时分精神抖擞地起床看书和写点东西。就是现在，我在晚上七八点钟，精神总处在萎靡不振的状态中，也许是那时习惯留下的后遗症吧。
当我忆起我的小厂时，总会带着感恩的心情，充满了柔情密意。我每天早睡早起，如果在凌晨两点多钟起床，下半夜便会在灯光下度过了。看书或者写作三小时左右，食堂的师傅们已起床忙碌早点，我可以转悠着出厂门，吸吸新鲜空气，做做扩胸运动。在厂门口时，从粮店和集贸市场的小巷间开始不停地焦急张望；实在忍不住，会走进小巷，拐弯向左，向供销社方向走去。感觉有人来了，做贼心虚地闪进供销社旁的一个窄小的巷子里，鬼头鬼脑地探出头，又急不可耐地巡视。这时，耳朵变得特别灵敏，感觉行人隐隐约约地从远处走来。在这样的凌晨，赶集的人们只怕正在途中，还没有进入集镇。黎明的光亮显得很暗，有些薄雾笼罩在河面上，街道两边的马路因为几处建筑的遮掩，更显几分阴暗。我大瞪眼睛，侧耳聆听，终于听到那特有的熟悉的脚步声。渐渐地，脚步声踢踏而来，那个有些朦胧的人影跳动着，令我的心房发紧。其实，根本不用看，闭上眼时，她便活灵活现在头脑里。她是一位身体姣小的女孩，喜欢穿红色衣衫，脸型微圆，随意地扎上一束马尾巴，听凭它在脑后跳动。我最喜欢偷看她走路的样子，那不是走，而是一种舞，一种随意屈从身体行走的舞蹈，配上那常穿的红色上装，和那摆动的一束头发，像团火焰在腾挪在跳跃之中。她行走出一种节奏感，产生出一种雅致，一种神韵，像美的旋律，像河的波浪，成为这清晨小镇一道流动的风景。
初识她的时候，知道她是这个小厂会计的女儿。高中二年级时，因为在课堂上做小动作，被老师点名罚站，她骂了句什么，挨了老师一巴掌，当场拽着书包跑回家，坚决不肯复学。父亲让她顶替正在生病的母亲为小厂工人们做饭。她那时还不到17岁。每天必须早早起床，去小厂食堂打杂。几次，我看见她想把蒸馒头的锅盖掀下来，费很大的劲也掀不动。当我和她相遇时，她总会冲我笑，嘴角处现出两个惹人喜爱的酒窝。她穿着很注意整洁，劳作时会套上护袖，扎着围兜，脸上溢出汗珠，会用手腕擦拭，擦拭的样子像小孩模仿大人的动作，有些可笑，有些可爱。不知什么时候，我便不自觉地偷偷跟踪她，为的是看她那走路的样子。偶尔，也会装成不经意地遇上她，她会望我笑笑，说不上两句话。这时的我喉头发紧，似有许多话被堵塞了，心发慌脸发烧。她在食堂打工，我在机修车间上班，最初很难见面。许是我看她的神色使她在意，再见我时，她多少有点不自在了，脸会微微一红，头会微微一扭，不好意思地偷笑，赶忙离开。有时上班中途，我会溜回寝室，她稍有空闲，我必瞒着食堂师傅偷偷地向她招招手，示意她到我房间里说说话。她第一次进我的寝室，对我到处堆放的书很是惊讶。因为有书作为话题，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讲许多经典故事，她常听得如醉如痴。我告诉她：“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并为之努力奋斗，我的未来一定很辉煌。她为我的自信而感动，有几次情不自禁地说：“你一定会有出息的！”这句话像只铁钉钉进我心里。
尽管我父亲能够领导这个小厂，我依然不能摆脱农家子弟这重身份。而她居住在小镇上，长相靓丽，在小镇上引人注目，有人给她介绍小镇医院里刚出卫校的年轻人。在人们看来，我们是不般配的。我的确什么也没有，家庭贫寒，身体十分瘦弱，相貌尽管不难看，却多少有些古怪。我只给她一个希望，她便投身过来和我合抱这个未来之梦。她常帮我誊清凌乱的稿件，在冬天里，双手冻得肿起来，青一块紫一块的。后来，我离开了这个小厂，豪气冲天，一门心思地回家做起“专业作家”，她便成了我生命中惟一的救命稻草，不断地给我买文学书籍、文稿纸，给我邮寄稿件的零花钱。在一个酷夏，我只穿着一条三角裤衩，伏在桌上写字，把双腿放在盛满水的桶里降温。她突然而至，见到这一幕，一向心静如水的她激动地哭了，十分肯定地对我断言：“你肯定会有出息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我们偷偷相爱了。小小女孩将她的一切都倾注在爱里：悄悄送我一个小首饰，用勾花针勾出贴领口的小图案，向年长的女工学织毛衣。不久，这个修造厂因为与武昌积玉桥一家残疾人福利皮鞋厂建立了关系，决定办一个皮鞋厂。我们被派往武昌学习，住在一个廉价的旅馆，白天同去做学徒，下班后便聚在一块。平时人多眼杂，很少有机会单独相处，即使在一块儿也难得说几句话，但只要可以不时地偷看对方一眼，已经很幸福了。
一个小女孩，在这个小镇上，守着一个男孩给她的一个未来之梦，尽情尽心地编织。她一次次地承受着来自家庭的压力，来自朋友的劝阻。特别是我自己成为“专业作家”后，整天处在梦游状态，被人称为“疯子”和“神经病”，被人看成无所事事不务正业整天胡思乱想之辈。她却坚信我一定能够成功。我真不知道她那柔弱的肩膀何以能承受这般重压，那脆弱的心灵何以变得如此坚强。我像一个在黑暗的深渊中摸索的旅人，目标太过远大，不知脚下的路如何行进；像不太会游水的人掉进了大海，多少次绝望得想就此沉沦下去。但我不能也不敢使她有半点失望，她对我的那份信任像条绳索把人绑得紧紧的，使我不敢有半点气馁，只能绝无退路地拼搏下去。多少次，我只有一个单纯的念头，哪怕一个字变成铅字，也能让她几分欣慰，不致于让人笑她有眼无珠。我们彼此依存，心意相通于这巨大的压力下，坚守着这块神圣的初恋阵地，长达7年之久。又过了几年后，我在另一个小镇见到她，她带着自己不足两岁的女儿，让女儿叫我“叔叔”，我连忙接过她的女儿抱了一下，就飞快地逃开了。回到住处，躺在床上，我整个身体像被抽空一样，疲惫到了极点。
以后的生活中，我和女性交往时，有人说我是个花花肠子花花心的泛爱主义者；还有人说我是个女性崇拜主义者；另有女性对我评价，认为我对女性的那种纯洁近乎一张白纸，总是乐呵呵地被骗。我不会介意别人对我的任何评价，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因为一位女性给我太多太多，我穷尽这一辈子也无法偿还！我惟一能做到的，是这辈子不能对女性有半点伤害，借以回报她对我的这份沉甸甸的爱。在和妻子恋爱时，我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那段初恋的经历，她也非常敬佩这位女性。一个寒假回到老家，妻子伙同我的小妹慕名去偷偷见过她，称赞她有出众的美，并强调说：“我特别指她的心灵。”
我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时，在扉页上恭恭敬敬地写道：“谨以此书送给一位女性，是她铺垫了通往我事业的道路。”
两次相亲
1980年代中期。我进入一家小得可怜的乡镇企业，尽管小，在当地可也是了不起的大厂，有一百多号人哩。
在这里，我一边工作，一边继续做文学的春秋大梦。心想，如果自学成材，不是比大学生强多了么！那时，我订了计划，晚上早早睡觉，午夜起来读书写作，规定有人找我讲话不得超过三分钟。在贫瘠的乡间这么做，自然被人当作神经病了。我立志做作家的消息很快就被同事们知道了，大伙用十分怪异的目光看我，像看国宝熊猫似的。有人甚至说，一个连大学也考不上的人，竟然宣称当什么鸟作家，痴人说梦。
我自信我是一只鹰在一群鸡里，这些只不过是鸡的议论。它们之所以如此议论，是没有看到鹰振翅高飞时的情形。我暗暗发誓，一定要飞给他们看看才行！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看我，有几位和我一般大小的年轻人，认为我有如此雄心，定会成功。他们有时给我买书，使我不至欠缺精神养料；有时请我吃饭，便于加强营养，保证前途无量的贵体，而且尽可能地不打搅我，令我十分感动。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成功了！其实我明白，离成功还十分遥远，不过是在小报上发了几个豆腐块，最成功的也只是在省报上发了个通讯而已。于是，朋友们为我大造声势，见人就说：“他是作家，上了省报的！”陌生人一听，都睁着奇大的眼睛看，这在贫穷的乡村小镇可不得了，甚至有人称我为文曲星。那时文学青年很多，我们自动结社，县里也常搞点讲座，我得以有机会去县城，一位同事调进小县城的一家企业，他也是我有“出息”的鼓吹者。这时，我经历了平生的两次约会。
我的这位“出息”鼓吹者，认识了一位少女。那少女幷不太喜欢什么文学，当然书还是会看看的。她对作家也很崇拜（我忘了她在哪里工作）。而我这种人，尽管还不能称为作家，可是苗头在那里，今后会前途无量。在这位热心的朋友安排下，我们在一个黄昏终于见了面。朋友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其实他做了大量的幕后工作），给我们单独接触的机会。请想想，我一个乡下青年，土里土气，只不过发了几个豆腐块文章，别人在起哄，我有时情不自禁地飘起来，但大体对自己还是有点认识的，心底十分自卑。对这次约会，我实在说，不抱什么希望，也不奢谈什么朋友。当然，为了使自己不显得土气，精心修饰了一番，但形象在此，气质在此，爹妈给的，后天也不足，是无法解决的问题。罢罢罢，权当本人作为作家体验生活吧。
见面后，姑娘主动伸出手来，还微笑地称我为“作家”。她身上的香气熏得我几乎不能自持，她落落大方的态度又使我紧张的神经多少有些缓解。我领着她从一个小巷出发，打算上汉江大堤，在那里承受习习凉风，施展一下自己的才华。我们和介绍人分手后便进入小巷，好像这小巷并不算长。我这人特爱激动，还有一点就是走路出奇地快，到现在也没有多少人能走过我。我一边打手势，一边畅快地谈着，先从我涉猎的世界名著谈起，然后谈我的构思、谈我的理想……谈着谈着，我就激动了，找不着北了，我手舞足蹈，完全进入了自己的世界，特别是面对一个来自县城里的好看的倾听者。
不知过了多久，终于来到汉江大堤上。凉风吹来，我有些清醒了，才感到自己口干舌燥，因为太激动声音也有点嘶哑了。这时，我回头去看身旁含情脉脉的少女。天哪！她的人影早已不见了！我慌极了，赶忙睃巡汉江大堤上下，她她她……一个鬼影子也见不到了。这就是说，我在小巷里就把她弄丢了。真太浑！我狠狠地骂自己，疯狂地冲下堤去，往回来的路上找丢失的姑娘，那姑娘哪里还有半点影儿！第二天，介绍人传来了话，姑娘向介绍人评论说：给她介绍一个神经病干吗？我挨了顿臭骂。但事已如此，再也无法挽回。
可是热心的朋友认准我是个天才，是绝对有出息的，他一定要为我找个县城的姑娘，他认为只有县城的姑娘才能配我。不久，又介绍了一位在储蓄所工作的，他的远房表妹。要知道，在银行工作可是金饭碗哪，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而且姑娘对我这个未来的作家有兴趣，我能不高兴吗？我充分汲取了上次的深刻教训，总结出失败的原因就是走路太快，太爱激动。为了有效地防止重蹈上次的覆辙，我冥思苦想，突然灵机一动，想出了办法。按照散步的步子，我在两小腿之间拴了一根细线，只要我激动加快步伐，这细线就会提醒我，让我悠着点儿。
黄昏又至，我们通过热心的朋友简短介绍，又出发去汉江大堤谈情说爱了。我自控能力较差，幸好这次有细丝儿时刻提醒，但我无法口惹悬河，发挥不太正常。过了将近半个小时，姑娘连打了呵欠，说有点累，想回去休息了。我没法，决定送她回去，却被她一口回绝，只好怏怏不乐地各自分手走了。
哪知第二天早上，热心的朋友把我从床上揪起来，破口大骂道：“你他妈的不喜欢别个姑娘伢，也不要装跛子吧！”天哪！我昨天真是个跛子吗？
从此，我结束了由介绍人来为我介绍女朋友的光荣历史。
小厂女工
我想男人就应该皮肤黑黝黝的，这是健康肤色，并能显现出躯体的健美。皮肤白皙是女人的专利，俗话说，一白掩百丑。我曾注意过长相一般，而肤色洁白的女性，的确别有一番韵味儿。
一个男人肤色长得非常白，是个什么样子，会叫人羡慕吗？当然不会。很不幸，本人尽管出身于贫瘠的乡村，经常日晒雨淋，皮肤就是不黑，有时为了让自己肤色变黑，我有意穿上短裤在无人的旷野晒它个几小时，皮肤晒得发红，可几天后，蜕掉薄薄一层，还是白皙如初。就是现在，比较亲近的女性，对我嗤之以鼻，发表评论说：“你这么白，真是异怪死哪！”
多年前，我曾在一家小厂待过不下于三年的光景。这小厂坐落于靠湖边的一个小镇，我那时分配在机修车间当车工，好像不超过二十岁。因为身体皮肤白皙，害怕被人耻笑，从来不肯穿短裤短袖。这对于一个调皮的大男孩来说，是极不正常的。不超过二十的青年，生理年龄不大，但心理上总想表现自己成熟老练，装出一副能说会道油腔滑调的样子来。其实装的总是装的，就像嫩黄瓜上长满了小小墨绿色刺头儿，只眼望穿，是一条嫩黄瓜吧。我还有个坏毛病，特别爱脸红。因为皮肤太白，因为羞涩，脸便像泼血一般的红透了。我在自己脸发烧时，赶紧双手捂脸，这么一来，比让人看脸红更好笑更滑稽。
在这个小厂，最值得留念的是，我有个悄悄的小小女朋友。我们偷偷地爱着，谁也不知道，爱得甜甜蜜蜜，忘我而投入。有一天，剥给她一块糖，她居然在机器的轰鸣声中，趁众人不备，用她的小嘴把糖喂给我，这可是一件十分胆大的举动，让我至今不能忘怀。
这个机修车间，多是大嫂型的女工，她们做工精细，很赢得客户的信任。我太羸弱，干不了太重的体力活，便分配在这个车间里，在女工堆打滚。女工们边干活，边说些荤话，藉以打发单调的时光。她们动不动就拿我打趣，在我这里揩油占便宜。我也想和她们插科打诨，冷不丁捏她们一把。我倒觉得这蛮好玩，可我那小小女朋友却不高兴了。我赶紧申明，是她们撩拨我，我是被迫的。她愤怒地指出：“看你那一脸笑，还被迫的，被迫个鬼哟！”为此她常和我赌气，不肯理我，我也不知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有段时间，我尽可能回避这些女工大嫂，不理她们的挑逗，哪知更激发女工们撩拨的兴趣。
有一天，我那小小女朋友请假，女工大嫂们又那么不紧不慢地撩拨我。机会来了，我挖空心思拿她们的身体开玩笑，比如谁长得胖，叫她是个面粉袋。谁长得圆，骂她是个猪也不啃的番瓜，还把她们平日里在床上做的什么丑事也编排一顿（其实，那时我根本不知道她们在床上怎么做，只是为了报复胡说一气罢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真是惹祸上身。女工们一阵嘀咕，从四面包抄过来。我好笑地看她们，心想她们能把我怎么样？我一个男的，还怕对付不了这些娘们吗？她们就此扑过来，有的揪我，有的搔我，最要命的是她们胳肢我，我本来怕痒，她们这么一闹，我浑身软瘫，像团没骨头的泥巴塌倒在满是油污的车间里。不知是谁说了句：“把这个小白脸全扒了。”我一听，嚎叫一声：“你们敢！”哪知这句话出口，恰恰刺激了她们。她们围上来，揪揪捏捏，嘻嘻哈哈，三下五除二，把我身上的衣服全扒光了。还狠狠地掐我，有几处青紫印好久没有消褪。我的血往头上涌，平生第一次面对这种局面，实在不知如何应付。
坏就坏在这时我那小小的女朋友，不知为了拿件什么东西，返回车间。她迟不来早不到，恰恰这个时候来，真是要命！她进来时，见到这一幕，像被雷打的惊呆了。我们眼睛一对视，她双手捂着脸，“哇”的一声，大哭着跑走了。女工们这时才意识到闯了祸，住了手。我慌忙套上衣服逃也似的跑回宿舍。
那次我几天都不肯出门见人，太丑了，实在说恨不得死了才好啊！
童 婚
童婚对现代人来说，已经很陌生了。在过去的中国社会里，就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天经地义与生俱来的。1949年以后，因为强调婚姻自由，又处于新时代新社会新风尚下，社会风气的确焕然一新。但在1960年代的中国乡村，强劲的婚姻自由之风还是难以吹进这天高皇帝远的偏僻乡村吧，童婚之俗在这里依然盛行。
童婚的确定，其仪式并不复杂。媒人是第一重要的因素。有俗话：“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亲。”老人们每每议及“媒婆”的重要性，就拿出七仙女来作比：“连神仙结婚也要槐荫树做媒，何况我们人乎。”媒婆是谁也离不开的角色，她们的形象却十分糟糕，乡里流行的“长舌妇，嚼舌根，骗了男方骗女方。一旦姑娘进了门，媒婆从此扔过墙”，便是对她们的生动写照。事物往往就是这样互相矛盾。我们家乡流传着一个关于媒婆的著名故事，似乎可以将媒婆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说的是媒婆给一个塌鼻子的姑娘和跛腿的青年做媒。相亲时，媒婆让跛腿的青年骑马，让塌鼻子姑娘拿簇鲜花放在鼻子上，结果双方都为自己的好运而庆幸不已。等到成亲真相大白时，双双起劲地骂媒婆不是好东西。几个日子的鱼水之欢，两人回头一想，如果不是媒婆的如此心计，哪有他们今日的美满呢？他们的这种缺陷能够产生婚姻吗？他们不得不感激媒婆。听说“走马观花”的成语就是从此而来。家乡的媒婆居然能创造出成语，这多少令人有点自豪。
媒婆有业余媒婆和专职媒婆两种。所谓专职，不外乎所做媒的成功率高，能言善辩巧舌如簧，慢慢地就靠做媒过活。如果做媒一旦失手，那就自动退出“媒妁”这个舞台。我小时候认识一个称之为“三婆”的老人，她凭那张三寸不烂之舌，撮合了许许多多少男少女的好事。可是有一次，不知那个环节出了纰漏，姑娘迟迟不肯出门，迎亲队伍迟迟进不了村子。后来弄得两亲家对打起来，婚事就此告吹。三婆便对自己的失败做了个了断，上吊自杀了。据说后来她的鬼魂迷惑新娘大哭大闹，逼着新郎家重开酒席，迎娶了新娘。
有了媒婆这个角色之后，算命先生可是不能少的。算命先生在家乡也是一道风景。他们通常穿一件蓝色的长袍，戴一副圆圆的墨镜，左手擎着竹篙探路，右手拇指和食指叉成一个倒八字型，这样可以十分灵巧地挑着那只微型铜锣，中指和无名指处夹着一个小锤子，走上几步就敲上一敲。尽管锣小，声音倒是不小的，向湾台中的老人和女人们通报他们的到来。被人邀请时，算命先生总是悠悠地坐下，慢声细气地询问：“你郎问么家沙？”家长答道：“问婚事。”于是算命先生要了男方的八字、女方的八字，哪怕双方当事人尚在奶窝里，只要问婚事，就称男方和女方，这一点不能含糊。家长报上生辰八字来，算命先生先是一阵念念有词，既而用拇指掐一掐点一点中指和食指上的三段关节，用上下唇“吧哒”一下，家长并不是十分着急，只是提高声音道：“你郎说！”算命先生说：“相克。”家长依然说：“照直说。”算命先生说此女命相硬，或曰属相相克，如果是克夫之命，那可是另当别论了。相克之事基本可解，比如用换名方式，命里如缺水名字上就加三点水，缺土就加土，反正要把这相克化解掉。童婚通过算命先生确认，就可以选一个良辰吉日，日子也是算命先生来定。
以下的仪式就叫做定亲，也可以说是“抬盒子”。但男女双方各有叫法，男方叫“发八字”，女方叫“接八字”。有两个“投帖”之人，这人通常由男方的同辈哥哥担当此任。“投帖”的两个人用扁担抬着盒子，盒子呈四方形，上了大红朱漆，盒面上贴着一个大大的“喜”字，盒子里装上定亲布料，其中有华达呢一匹五尺、灯芯绒一匹六尺、纺绸一匹五尺、毕叽呢一匹五尺、绸缎两匹各五尺、花洋布一匹五尺、上等棉布一匹八尺，凑足八套。还有两块肥皂、两双袜子（如果是丝袜那就更上档次）、二十条手帕(这是送给女方同族的姐妹们的)，特别不能少的是一打绣花线，这对女娃将来有很强的暗示，希望长大的女娃能心灵手巧，女红做得拔尖出众。殷实的人家还要扯上几尺当时难谋的的确良布，如再加上一对耳环、一对手镯的话，估计这个“抬盒子”将轰动四乡八邻，这不是一般人家可以做到的。盒子的上面，则是一刀肉、两条红鲤鱼、两斤红糖、六斤糖果、二斤油面、若干包茶食(是一种糕点类食品)和若干瓶酒（其数目要以女孩子家父辈兄弟们多少来定）。出门时就放上一挂鞭炮，这样“投帖”者就可以和媒人一同出发了。到了女孩子家，也放上一挂鞭炮，叫做“迎亲”。媒婆和“投帖”者喝茶时，女娃家就简单地举行一个交接仪式，把男娃的生辰八字和女娃的放在一块儿，然后郑重地放在女家祖宗牌位上，上香烧表，先简单介绍男方家世，特别告诉祖宗，我们家和这家没有世仇，这家人很厚道很殷实，和他们结亲门当户对，珠联璧合。又说，祖宗们昨天没有托梦来表示异议，今天人家已送来“拜帖匣子”，这亲事是两边祖宗终审通过的云云。祷告完毕，皆大欢喜，定亲仪式暂且告一段落。
当男方返回时，女方如果不回赠一点东西给男方，就显得失礼了。但也不宜太过铺张，聊表心意即可：一套笔墨纸砚——一支毛笔、一瓶墨汁、一个练习簿和一个砚台，希望男娃满腹经纶，今后夫唱妇随。女方还须给投帖的两人各打发一双袜子和两块钱。一般说来，男方送给女方的聘礼，女方一根线也不能动用，一直要完整地保留到双方结婚，才显得女方会攒钱会持家。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怕男方笑话；二是留条后路，以防女方要退亲时，男方故意刁难，索要与当初一模一样的聘礼。但如果是男方要求退亲的话，女方就不必退还聘礼了。一旦形成这种关系，男方就叫女方父母为“亲爹亲娘”。这种叫法不知缘于何处，听起来似乎比自己父母还要亲，或者是取悦对方父母的一种做法。
我也有一次童婚的经历，是我姑妈撮合的。姑妈给自己娘家的侄子找一个她婆家的侄女。这门亲事一旦说成，那她的娘家与婆家的关系就亲上加亲了。在姑妈的不懈努力下，我出生不到两周岁就定亲了。为我掐算婚事的是祖母的巫师顾问铜伯先生。铜伯先生可是我们这一带声誉最高的算命先生，他支起耳朵听了听我的声音，掐指算来，说我们还是很般配的，只是这娃儿生于午时，命相太旺，扯起嗓门一叫，这般“吓人巴沙”，嘴巴真大，这娃儿吃“四方外头”的饭，不是一般的姑娘拴得住的。当我们的亲事解聘之后，我母亲还反复在姑妈那儿表白说：“这铜伯先生早就断了言的，命该如此的！”
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正好和定亲的姑娘同一个班级。好就好在我任班长兼学习委员，这样在心理上还是有点优势的。有一次惹烦了我的同桌，他便在课休时扯着嗓门：“某某某/某某某/是一对！某某某/某某某/是一双！”他尽管不指女孩子姓甚名谁，同学们都心知肚明，于是教室里成闸门打开之势，他叫一声，教室里随即起哄一次。小女孩“哇”的一声捂着脸逃回了家。
成为所称的回乡知识青年后，我痛切地感到不管认命与否，我都将遭遇土地，弄不好还得和它打上一辈子交道，这是我不肯甘心而又不能不面对的现实。那时候，一边在田地里劳作，一边默默凝视着远方，总是那样胡思乱想，长夜难眠。因为分田单干，不得不学会犁田。那牛见了一个戴眼镜的瘦弱青年犁田，似乎也觉得软弱可欺，半天下来只肯走两圈，无论怎么推、拉、赶、打，它就是钉在原地不动，让人又急又气，欲哭无泪！我伤感又难过，前途在绝望中更是一片渺茫。另外一件事也压迫着我，定亲女家已通过姑妈要求送礼，就是要男方每逢端午和春节时给女方的家族长辈送礼，通常要送上三五年，叫做“送茶”，我想这大约是女方对男方长时间考查之后，取得的一种认同过程。送上一两年后，男方便利用每年两季的送礼时节，反复向女方“求亲”。已被要求“送茶”，这就意味着，我已长大成人了，一旦结婚，将永远被拴在这片土地上了。起先，我是不顾一切极力抗拒，但面对各种势力的软硬兼施，尤其是母亲的泪水，我被套上了，屈服了，在一种极度的不甘心之中开始了我的婚姻之旅。
王家有女初长成。有些丰满的身形不失婷婷玉立之态，十分健康的肤色，那是尽情沐浴阳光的结果。她总喜欢微微垂一垂头，拿她那黑得放光的眼睛飞快地向我挖过来，随即绽开荷花般的有几分波纹的笑，笑中露出几丝顽皮来。总喜欢说一会儿话，便轻轻地撮起她的下唇，吹一吹那稍嫌过长的流海，因为流海总是遮盖她那神韵十足的眼睛。我常盯着她想，那个和我同班的同学哪里去了？那个扎着羊角小辫的丫头片子哪里去了？生命在青春年少之时，都会呈现出耀眼的光芒，何况这个在阳光下茁壮成长的少女呢？我们家自从搬到了河那边后，和她们家隔河相望，抬眼便可眺望她家房后的一块水杉林。记得一个有雾的深秋的早晨，她几乎是怒叫着她那淘气小弟的名字，要他回来。这句短促的声音，居然能冲破重重雾障传入我的耳膜来。我一定是会心地笑了。这就是乡村的朴实动人之处，日出而作日落而归，鸡犬之声相闻。那时候，哪里能体会到这些美妙之处呢！
转眼到了第二年春上，我清晰地记得那是油菜花开得金黄的时节，我顺着我家房前的田中小径往西慢慢走去。小径北边是绿得诱人的麦苗，在微风中翻滚着波浪；南边是成片的菜花地，那金色流苏让人感到那小小田径摇摇欲坠，稍不小心定会冲埂而过。我慢慢地在这绿浪金波中走过，那个拐角处就是她的家。那个春日的黄昏，夕阳西下之时，田埂上有一株默默无闻的垂柳，她就斜靠在这棵小树旁。夕阳的余辉把她点染得十分圣洁，垂柳的细枝在她脸上轻轻地拂面抚摸。春虫们已经开始了柔弱的鸣叫，垂柳上还有两只无名小鸟在嬉闹。她却烦乱地挥了挥手，驱走了两只小鸟。她的目光直逼过来，这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正视我。我被那目光逼得有些慌乱。她用上牙咬了咬下唇，然后猛地吹了吹眼睑上的流海。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直呼我的姓名。我从已习惯了的她对我称呼的“哎”中反应过来，预感到这次相处定不寻常，镇静地以目光回敬过去。她憋住气尽量用平缓的语气说：“你的心越来越野，你的心越来越大，我是拴不住你了。你要走也可得，但你要答应我，走得越远越好，让我永远见不到你！”
又过了几天，春耕播种时节又至。我们家的一块改种水稻的责任田在她们家屋后，正好与她们家的水稻田相邻。在朦胧春雨中，两家背对着背播插早秧。她斜面看我，我向她招手致意，她却径直向两家公用的田埂走过来。我只好迎了上去。她对我既怨又恨地说：“你怎么还在田里？为什么还不走？”
就这样，我的漫长的童婚之旅便宣告结束。
红头绳
你有过在睡梦中被暴打的经历吗？而施暴者恰恰是你母亲。母亲不是气急了是不会如此狠心的，而你做的是一件至今也想不明白说不清楚的事。这的确是在幼年时最为尴尬的事情之一。
事情要从一件红色的绒线衣说起。拥有红绒衣的时间，应该是在学龄前，也就是六七岁的样子吧。红绒衣的来历很复杂，母亲那时向人反复讲述过，故我记忆犹新。这绒衣是我外婆娘家弟弟的女儿编织的，这个女儿我叫她幺爷，为什么这样称呼她，据说“幺爷”的祖母是我祖父的姑妈的缘故。外婆有三姐妹，有一个大姐（我叫她大爹）在天门港，全家都是做工人的（那时是多么令人羡慕的职业），这大爹家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大双一个叫小双，让叫做“幺爷”的女儿为他们编织两件毛线衣，“幺爷”便用他们的“落头（意为剩下的）”给我编织了这件毛绒衣。为什么“幺爷”要给我这件毛绒衣呢？原来那时父亲在一个小厂做书记，她想当工人，按说还有点行贿的嫌疑。
这件毛绒衣在湾台绝对只有一件，甚至可以吹牛在我们周围的湾台恐怕也只有一件。一时间，母亲是何等地自豪！每逢和人说话时，只要我在场，她三句两句后，便把话题引到了毛绒衣上。于是妇人们“啧啧啧”咂咂嘴巴：“哟哟哟，这么金贵的东西一穿，人变得几多体面啦！”我被脱去了两层外衣，让观者好好地摸一摸，又赢得了许多赞美声。
毛绒衣在别人眼里这般金贵，穿着它就会产生十二分的得意，自然不是谁都可以碰可以摸的。比如常和我在一块玩的小伙伴，第一次感到了他们的手像乌龟爪子那么脏。他们的手一伸，我皱起眉头，把身子一摆，从鼻孔里“吭”了一声：“想摸，洗手去！”因为有了红毛绒衣，我的身形动作有了很大的变化，弄得一起玩耍的男孩子又气又恨又蔑视又看不起，以至和我绝交。但我自我感觉特好，不在乎谁和我绝交，对他们的脏爪子还可以眼不见心不烦呢。那时节白毛女是一种时髦，杨白劳在大过年时为女儿扯了二尺红头绳。惹得湾台的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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