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振中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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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年轻记者谈成才(增订本)(南振中文集)试读：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对年轻记者“成才”问题的理解与思考。作者结合自己的心路历程，探讨记者成才的必备条件。除了勤奋敬业、讲究方法、把握机遇，还应做到“不分心”“有点忘性”“不争功、不诿过”。增订本保留原书的主体部分，补充了2003年以来作者对“成才”问题的思考成果，适合新闻从业者和新闻写作爱好者阅读。
作者简介
南振中，1942年5月10日出生于河南省灵宝县。1964年7月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同年8月到新华社山东分社工作，先后担任文教记者、农村记者，山东分社副社长、社长。
1986年1月担任新华社总编辑室总编辑；1993年4月担任新华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室总编辑；2000年6月至2007年8月担任新华社总编辑。
2003年3月至2013年3月担任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13年4月至2016年9月担任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现任郑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4年11月被中国记协授予“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1991年11月获全国中青年记者优秀成果最高荣誉奖——首届范长江新闻奖。
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我怎样学习当记者》《记者的眼睛》《记者的思考》《南振中作品选》《记者的发现力》《记者的战略眼光》《与年轻记者谈成才》《亲历中国民主立法》《学习点亮人生》《大学该怎么读——给大学生的75封回信》。代序——读南振中《与年轻记者谈成才》
范敬宜
人们常说，现在出版的新书，特别是专业类的新书，能够一口气从头至尾读完的，实在太少。我也有同感，不过也有例外，南振中同志的新著《与年轻记者谈成才》便是其中之一。我整整用了5个晚上的时间，几乎一字不漏地读完了这本402页的新书。
屈指算来，我和南振中同志相识已将近20年，可以算是老同行、老朋友了，自以为对他比较了解。但是，读完《与年轻记者谈成才》，不禁感叹不已——以前对他的了解还是太少、太肤浅了！
过去，我一直敬佩他的敬业精神。他当记者时，长期从事农村采访，以不怕吃苦闻名，有“老黄牛记者”的美誉。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非常艰苦，跑农村的记者比跑城市的记者辛苦得多，几乎全靠步行和骑自行车，而且经常住车马大店和老乡家里，还要通宵和蚊子、臭虫、跳蚤作“斗争”。风吹雨淋、吃不上饭更是常事。南振中同志对此却甘之如饴，讲起这些往事时津津有味，谈笑风生，从无怨色。即使当了新华社的主要领导，他仍然保持着这种记者的作风，不怕苦，不怕累。读了他的书，我才明白，他的这种敬业精神，来源于他一直奉行的信条：“要立志当一辈子记者，就要作好‘吃苦’的思想准备。”
过去，我一直惊叹于他的勤于积累。新闻圈里的人都知道，南振中同志是最“手勤”的人，不论是采访还是开会，都是手不停记。我亲眼看到，上自中央的重要会议，下至普通的座谈会、新闻发布会，他都以飞快的速度一记到底。直到走上了新华社总编辑的高位，还是一如既往。大约十年前，我问他当新闻记者以来用了多少笔记本，他说：“大概有2000多本吧。”我估算到现在至少已突破3000本了。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以前，我把这看作一种良好的“职业习惯”，一种恒心和毅力的表现，读了他的书，才明白这种“职业习惯”源于他的一种新闻工作者的神圣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不仅表现在记录，而且表现在随时随地对各种知识、资料的积累。
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位“实践型”的记者，与一些“研究型”的记者相比，他更重视“实战”，重视操作，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读了他的书，我进一步了解到，他不断地把自己的实践经验提升到理论高度，并且形成了一套富有特色的理性思考。从书中可以看到，他读书很多，我曾统计过全书总共引用了多少典籍和史实，不料统计了不到一半就感到困难了。他旁征博引，但不是寻章摘句；广泛涉猎，但不是炫耀知识。他是把前人的理论融会贯通到了自己的实践中去，又用自己的实践印证丰富了前人的理论。
近几年，有关新闻工作者修养的论著和访谈之类的书籍如雨后春笋。这是件好事，证明了新闻决非“无学”。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再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实在有“崔颢题诗在上头”的困难。然而，南振中同志的书仍能以他独有的特色吸引读者。这种特色，我想用三个词来概括：可信、可读、可亲，或可再加上一条：可学。
可信，指的是书中写的都是他实实在在经历过的事情，现身说法不掺杂任何自我夸耀或拔高，使人相信这完全符合他为人做事的风格和性格。比如，他在农村改革初期写的名篇《只要政策不多变，往后城里人想吃啥都有》，曾经广为传诵，引起许多新闻记者的“联想”。南振中同志在书中回忆这次采访的过程时，完全用的是白描手法，就像他写的那篇报道本身一样，令人如见其事，如闻其言。没有一点卖弄和玄虚。穆青同志生前一贯提倡“实录性新闻”，南振中同志这篇报道就是“实录性新闻”的一种实验和示范。如果现在还有人对“实录性新闻”持有异议，那么读一读南振中同志采写经过的“实录”，就会进一步懂得“实录性新闻”的真谛，懂得要写能让从最上层到最基层的读者都能相信的新闻，实在是太不容易的事情。
可读，指的是南振中同志的这本书朴实无华，通俗易懂。有点像读白居易的诗，懂行的不觉其肤浅，不懂行的不觉其艰深。做到这个境界，看似容易实艰辛。对于为文之道，孔夫子有句名言，叫作“辞达而已矣”，可是后人对这句名言有所补充，大意是说要做到“达”，还必须有文采，能够吸引人读下去。南振中同志在讲述自己的经验时，非常讲究吸引人听进去、读进去的艺术。这种艺术靠的不是华丽的辞藻，而是不同的读者都容易接受的道理，或用比喻，或用典故，或引名言，或算细账，或间杂以他特有的幽默。更使我惊讶的是他的“博览”，在讲述一些新闻原理时经常引用不为人所熟知的材料。比如他在《论“以小见大”》一章中，为了说明“太伟大的运动，我们无力表现它的全盘，可以采取‘以小见大’的手法，着力表现它的一角”（其意出自鲁迅），他联想到中国的绘画理论，想起了宋代沈括《梦溪笔谈》中一段评五代大画家李成的典故。李成擅长画山水，他作画主张“以小观大”，只画亭馆、楼塔的一个角落。沈括批评说：“李君盖不知以大观小之法。”为了弄清楚谁是谁非，南振中同志特意查阅了宋代其他一些画家的主张，说明沈括所主张的“以大观小”和李成所主张的“以小观大”，各有道理，应该辩证统一地来理解。从新闻写作的角度看，应该把“以小见大”“以下望上”作为新闻作品最重要、最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这一段文字，就使得整篇文章读起来很有“味道”。“味道”从何而来？来自广泛的书本和社会知识。宋代大学问家黄庭坚不是谈过这样的话吗：“君子三日不读书，便面目可憎，语言无味。”
可亲，指的是南振中同志和年轻记者谈成才时，亲切自然，循循善诱，没有一点专家、权威、领导的架子，给人以“润物细无声”的感觉。这不是故意摆出来的“姿态”，而是出自他没有把自己当作去润“物”（读者或听众对象）的“春风化雨”的心态；之所以不“摆”架子，是因为他本身就没有架子。在读者、听众面前，他始终是和对方平起平坐、平心静气的。正因为“平”，在对象心目中的形象就更高。我通读全书，几乎没有发现有一处是板着面孔教训人、指斥人的。即使在谈当前记者在新闻道德方面存在的问题时，也是用一种正面引导和开导的语言，讲新闻记者应该如何抗拒虚荣心的诱惑，不可“自视太高”；应该如何抗拒物质利益的诱惑，不要贪图小利，不要追求工资待遇，不要热衷于经营安乐窝；应该如何正确对待毁誉，不要计较个人的恩怨、荣辱、得失，等等。这些推心置腹、发自肺腑的话语，我想任何人都不会无动于衷的。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振中同志善于“算账”。他劝导青年记者珍惜时间，珍惜青春，利用好每一天、每一小时的光阴。他在讲青年记者要打好“五个根底”（思想路线根底、政策法律纪律根底、群众观点根底、知识根底、新闻业务根底）时，针对部分青年记者认为“工作太忙，时间不够”的思想，算了一笔“时间账”。他说：“假设某个记者全年剩余时间的有效利用率为50%，那么，他在一年当中可以有效利用的时间是1144个小时。这一千多个小时，就是我们‘打好五个根底’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这些时间如果用来读书，按照每小时阅读20页的平均阅读速度计算，每年就可以阅读22880页，也就是说，仅仅把剩余时间的一半利用起来，每年我们就可以阅读114本平均每册200页的各类书籍。这些时间如果用于写作，按每小时只写一页稿纸、200个字的纸速度计算，全年就可以写出228800字的各类文章。”
这里没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之类的说教，纯粹用合情合理的数字去启发人们如何珍惜寸阴，连我这个年逾古稀的老人读到这里，也不禁掩卷算了一笔账：如果天假以年，能够再活十年，可以读多少书、写多少文章。
可学，就是说南振中同志在这本书里，无论是讲思想、讲理论、讲精神、讲方法、谈经验，都十分具体，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可实践性。这是因为他本身是个脚踏实地的人，他所有的经验之谈都植根于他脚下那块坚实的土壤之中。因此，他的著作完全不同于那些“七宝楼台”式的“天书”。只要虚心地、真心实意地读一读他的这本书，都不会产生“入宝山而空还”的迷惘和困惑。
当前，我国新闻工作者面临着鼓舞人心的新形势、新任务。胡锦涛总书记在最近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宣传思想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科学理论指导和强大舆论力量。我想，新闻队伍能不能出色地实现党中央的要求，关键在于队伍建设，造就千百万合格人才、优秀人才、杰出人才。而人才是需要培养、需要教育、需要引导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年轻记者谈成才》一书的出版，是应时代之所需。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一件20多年前的往事。有一次，我到辽宁省朝阳地区一个林场去采访苗木“抚育”工作。我原来望文生义，以为“抚育”无非是浇水、施肥、锄草之类事情，到了林场一看，不禁大吃一惊，所谓“抚育”主要是对苗木动斧、动锯，砍旁枝，削病干，促使其健康成长。我问场长：“你不心疼吗？”他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否则它就只能成柴，不能成材，更不能成财。”这句话给我印象极深，还写过一篇《成材与成柴》，说明人的成才与树的成材有相通之理。当然，人才的成长比木材的成长要复杂得多，但都需要“严格要求”，则其致一也。严格要求本身就是一种培养、一种抚育，就其方法而论，对人才则需要像春风化雨那样“润物细无声”。这与对植物是有区别的。
我的思考是否正确，愿就教于南振中同志和广大读者。（本文写于2003年，原载《新闻战线》2004年第1期，作者是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时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原序
穆 青
南振中同志的《与年轻记者谈成才》，又一次引起我对“成才”问题的思考。作为一名老新闻工作者，我热切地期待年轻记者早日成才。成才的人愈多，党的新闻事业就愈有希望。“成才”是一个延续了数千年的话题，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认为，年轻记者成才的先决条件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做人是第一位的，成才是第二位的。如果连人都做不好，还谈什么成才！即使成了“才”，也是“歪才”。我这一生中碰到过各种各样的人物，有些人的确是“才华横溢”，可惜最终未能成才，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做人的问题上没有过关。
年轻记者在做人的问题上，必须把握住几条原则：一是要有坚定的信仰，不能像空中柳絮，随风飘荡；二是要有执着的人生追求，要给自己立下一个终生奋斗的目标，脚踏实地，为之拼搏；三是要有坚强的毅力和刻苦的精神，要严格要求自己；四是要有高尚的人格、高尚的人品、高尚的情操，对党的新闻事业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人民群众要有深厚和真挚的感情。有了这样一种人生境界，成才就有了思想基础。“成才”的第二个条件是不能急功近利。年轻记者不要急于成名成家，应该扎扎实实地打好自己的根基。凡是急于成才的人，结果往往是成不了才。现在一些年轻人讲“自我设计”。如果有正确的人生观，确立了恰当的奋斗目标，一步步地、扎扎实实地向前迈进，这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是专为出人头地而“自我设计”，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结果反而会害了自己。一个人究竟做出了多大贡献，价值几何，要由群众来评判。名记者要社会承认、群众承认才行，自封是不算数的。“成才”的第三个条件是要经得起挫折。天总有刮风下雨的时候，没有谁在一生中总是一帆风顺。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年轻一代也许会好一点，但也决不会是天天都走平坦的康庄大道。在顺境中能够前进，在逆境中也要打起精神，继续前行。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但要想成才，非经受这方面的锻炼不可。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穷其一生，都在奋斗与追求。苦与乐、喜与悲，尽在克服困难的艰苦奋斗过程中。年轻记者要有这种勇气和胸怀。
南振中同志在新华社工作了将近40年，无论是在山东当农村记者，还是到北京担任新华社总编辑，都保持了谦虚谨慎、勤奋敬业的作风，堂堂正正，别无所求。为了事业，他吃了很多的苦。《与年轻记者谈成才》反映了南振中同志对成才问题的理解与思考，融入了他个人的心路历程。我相信这本书会给年轻记者以启迪和帮助。2003年8月1日于北京第一辑“堂堂正正，别无所求”——缅怀穆青同志
2003年10月10日，在北京医院812病房，我守护在抢救中的穆青同志身边。呼吸机遮住了穆青瘦削的脸庞，血氧饱和度时而“80”，时而“84”，始终达不到正常值“95”。深夜，新华社秘书长鲁炜同志提前来替我，因为第二天我还要在总编辑室值班。我缓缓地绕过病床，退出812病房，返回总社。大雨如注，寂寥的长安街上，风雨击打着车窗，如同叩击在我的心上。
就在这一天，田聪明社长曾问主治医生：“穆青同志会不会苏醒过来？”医生说：“除非出现奇迹。”听了这一残酷而直率的回答，我们依然无法相信穆青同志会这样离去。我们默默地期待着“奇迹”的出现。我告诉司机，11日清晨上班之前，我先去北京医院看望穆青同志。怎么也没有料到，就在我走出病房4个多小时之后，11日凌晨3时20分，敬爱的“穆老头”真的离我们而去。一
自从穆青同志发病，我隔不几天，就要问一问他的病情。国庆假期，好几天没有见到穆青。2003年10月6日，我从办公室打电话到穆青家里了解情况。穆青家人告诉我，穆青精神看上去很好，让我放心。真是“天有不测风云”，9日下午，穆青忽然开始发烧，胸闷憋气，住进了北京医院。10日上午7时35分，穆青发生急性呼吸衰竭，身体状况急剧恶化。
接到医院的紧急通知，田聪明同志和我分了工：他在总社负责向中央领导同志报告；我立即赶赴北京医院。这时，专家已经进行过会诊，在征得家属同意后，决定上呼吸机，实施紧急抢救。
2002年11月以来，身患重症的穆青几次住进医院，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顽强的生命力在支撑着他。这是一个坚强老人同病魔之间的“战争”。每当病情稍一稳定，穆青就流露出乐观情绪，用微笑给亲人和同事以安慰。
如今，这一幕不会再有了。陪伴我的，只有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的一张照片。这是穆青同志送给我的一幅字：“堂堂正正，别无所求”。穆青用他的一生，实践了一个大写的人的高贵品质。这幅字，就是这种精神的写照。
穆青擅长书法，向他求一幅字是我多年的愿望。可直到两年前，我才向穆青提出这一要求。2001年盛夏的一个晚上，穆青打电话叫我去取字。我走进穆青的书房，看到他正举着一幅字上下端详。穆青高兴地说：“写了这么多年的字，这一幅我最满意。你赶快拿走，要是再不取走，我真有点舍不得了。”穆青说：“写字如同写文章，需要激情和灵感，需要‘神来之笔’。‘堂堂正正，别无所求’这八个字，一挥而就，哪一个字都不错。”我深知穆青非常珍惜这幅字，就请人把这幅字翻拍成照片，扩印了一张12寸的，用“拉米娜”技术装裱好，回送给穆青。
睹物思人。“堂堂正正，别无所求”寄托着穆青一生的追求，也寄托着老社长对后来者的殷切期待。二
2003年10月17日上午，在八宝山送别穆青同志的时候，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含着泪说，穆青同志对人民很有感情，尤其是对农民很有感情。穆青同志深入基层，写出了许多激励人们上进的好作品。穆青同志是新闻界的楷模，是“三贴近”的典范。此前，中央一位老同志还称赞穆青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对这些赞誉，穆青当之无愧。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穆青都有催人奋进的新闻力作问世。他的新闻作品、新闻理论、新闻实践，对广大新闻工作者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近几年，我接待过不少专门研究穆青的新闻工作者，他们认为翻开20世纪中国新闻史，“穆青”这个名字是一个象征、是一种标志。他们希望了解穆青是怎样介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的，是什么力量驱使他始终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勇敢前行；他同哪些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产生过联系。他们更多地希望了解新闻作品之外的穆青是什么样的人。我曾对他们说过，研究穆青的作品，首先要了解穆青的为人。“堂堂正正，别无所求”，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的穆青。
穆青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他并不健谈，但是，许多同他接触过的人，常常会被他所吸引。他的魅力源于他高尚的人品、高尚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有了高尚品格，才会深沉地爱着祖国和人民；有了崇高理想，才会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和人民联系在一起。穆青曾经讲过这样一番话：“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几十年的奋斗、磨炼，再难、再苦，甚至再大的挫折，我始终对党、对人民、对新华社的事业充满着爱，充满着信念。我坚信一条：新华社的事业，是值得为之献身的、庄严豪迈而又充满艰辛的事业，能够为党的新闻事业贡献我的一切，这是我最大的光荣和愿望。”穆青一生激情澎湃、疾恶如仇，正是源于这种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堂堂正正的人格力量。这是穆青生命的灵魂。
穆青的信念和人格感染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新华人。穆青不仅是我们的老领导，也是我们人生道路上的良师。1964年的8月，我从大学毕业后成为新华社山东分社的一名记者，就阅读了穆青同志的《新闻记者和调查研究》一文。在这篇文章中，穆青详细论述了调查研究的目的、内容、方法和态度。他说：“我们培养和训练记者，一开始就应该让他们到实际斗争中去闯，去滚，养成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的优良作风。”此后，穆青又强调理论学习的极端重要性，把“理论学习”和“调查研究”称为记者成长的两个翅膀。这些教诲，为我们这些刚进新华社大门的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我在新华社工作了10年之后，才第一次见到穆青。那是1974年夏天，新华社总社从有关编辑部和国内分社抽调了10名记者从事国庆25周年重点报道，我是其中年纪最轻的一个。穆青直接组织指挥了这次战役性报道。在讨论稿件的过程中，对如何客观地评价形势有一些不同看法。我向穆青同志如实汇报了在基层调研时的所见所闻所感，提出在判断形势时应该留有余地，不能说过头话。穆青赞成这一看法，他说，当记者就是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这是穆青当面给我上的“第一课”。
第二次见到穆青是三年以后。1977年11月下旬，新华社国内部召开农村记者座谈会，研究农业形势和农村报道。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极“左”阴云尚未散尽。经过“十年浩劫”，全国农业陷入严重危机，急需休养生息。农村记者座谈会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召开的。农村记者强烈要求如实反映农村基层的情况，扶持各地为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而进行的新的探索。穆青在听取大家的汇报时，讲了一番带有鼓动性的话：“大家都有一股子干劲，要让农村来一次革命。革命是怎么发生的？就是到了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才会爆发革命。现在大家觉得要爆发革命，认为有爆发革命的必要，事情就好办了。没有这种精神状态，就不能改变农村的面貌，就不能改变我们国家的面貌，也就不能改变农村报道的面貌。要革命，就要换一种思路，换一条路子走。过去那条路走不通了，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路，就要把那一套东西推倒。推倒旧事物，肯定会有阻力，会有干扰。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最大的干扰就是我们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要改革，首先要从这里改起。我们的农村记者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要密切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要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呼声。”
许多人都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新华社农村记者采写了大量反映中国农村实际的报道，却很少有人知道穆青同志这篇讲话所起的作用。正是穆青同志的“胆”与“识”，激励着新华社上百名农村记者深入贫困地区调查研究，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和精神状态，为推动中国农村第一步改革顽强拼搏。三
穆青在新华社有一个尽人皆知的称呼：“老头儿”。这一称呼里透着亲切、透着信任，饱含着干部职工对穆青的崇敬与爱戴。
穆青对待工作是严格的，有时甚至是严厉的；但是，他对待同志、对待后辈，永远保持着关心与爱护。穆青同志的这种品质，与自己的曲折经历分不开。延安整风后期发生过一场过激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严重时《解放日报》编辑部里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受到了审查。既没有在白区工作过，也没有海外关系的穆青，竟然也受到怀疑。穆青对此很不理解，抵触情绪较大。一次编辑部派穆青采访毛主席的一个活动。采访间隙，毛主席向穆青询问报社整风运动的情况，穆青如实作了汇报。毛主席说：“如果大多数人都不可靠，共产党还有什么伟大可言，革命还有什么凝聚力。”毛主席让穆青回去跟博古同志讲一下，“搞错了的，一定要平反，要赔礼道歉”。这段奇特的经历，对穆青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受过委屈，品尝过被错误“整治”的滋味，所以，他看不起那些两面三刀、看风使舵，“遇事总想变着法子整人”的人。了解了这一层，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穆青在反右派斗争中敢于实事求是、“按兵不动”；为什么“文革”期间两次被打倒，重新出来工作以后仍然敢于保护新华社一大批勤勤恳恳、埋头苦干的干部。在日常工作中，被穆青“剋”过的同志不在少数，但很少有人因此与穆青结下私怨。穆青曾对被他批评过的同志动情地说：“我有时对你们批评得很厉害，要求很严格，事后想想又于心不忍，有时甚至一夜睡不好觉。”这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赤诚。穆青担任新华社领导40余年，他用理解、信任、关心和帮助，把新华社上万人凝聚成一个有亲和力的整体。
2003年7月，新华出版社的同志向我组稿，题目是《与年轻记者谈成才》。我认为对成才问题最有发言权的是穆青同志，于是前去请教。令我感动的是，82岁高龄的穆青，以重病之躯，为这本书写下了一篇序言。穆青同志认为，年轻记者成才的先决条件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他说：“做人是第一位的，成才是第二位的。如果连人都做不好，还谈什么成才！即使成了‘才’，也是‘歪才’。”没有想到，这篇写于2003年8月1日的序言，竟成为穆青同志公开发表的最后的文字。这篇序文洋溢着老一代新闻工作者的高尚情怀，体现了他们一生的追求，充满了对后来者的殷切期待。我将把这篇序文留作永久的纪念，以“堂堂正正，别无所求”这八个大字自勉自励。（2003年11月16日，原载《中国记者》）敬业：年轻记者成才的必备条件
新华社举办“青年业务骨干培训班”，很有意义。
同样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同一所大学毕业，分配到新华社以后，最初三年的业务水平也不相上下；三五年之后，差异开始显现出来；十年之后，就出现了明显的差距。这到底是为什么？如果说是“智商”问题，那么，在学校里为什么“智商”就没有起那么大的作用？“天才”是没有的，“弱智”也很难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经过激烈竞争，能够走进新华社的大门的，恐怕“智商”都不会很低。分析来分析去，有一点是带有规律性的：进步较慢的记者“敬业精神”相对说来不那么强，在新闻工作岗位上常常“分心”；进步较快的记者“敬业精神”比较强，在新闻工作岗位上很少“分心”。这个道理其实十分浅显。假设人的聪明程度可以用从一到十的数字来表示，又假设有两位同一所大学毕业、同一年分配到新华社的记者，一位是“十分聪明”的人，因为过于精明，小算盘打得很勤，只舍得把自己的“八分聪明”用到新闻工作中去，另外的“两分聪明”用到打小算盘上去了；另一位是“九分聪明”的人，虽然在聪明的程度上比前者差了一个等级，但杂念较少，舍得把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用到新闻事业上。几年之后，这两位记者哪一个进步得更快一点呢？当然是“九分聪明”的记者比“十分聪明”的记者进步得更快一点，因为他在新闻工作岗位上没有“分心”，实际用于新闻事业的聪明才智比“十分聪明”的记者多了“一分”。
在第一期培训班结业的时候，我想围绕“敬业精神”的问题，同年轻朋友们交换意见，权且作为一次集体谈心。一、“敬业精神”包含对新闻事业社会价值的理性认识
我们常说要发扬“敬业精神”。但是，“敬业精神”并不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树立起来的；即使一时有了一点“敬业精神”，要想长久地把这种精神保持下去，也是相当困难的。要牢固地树立起“敬业精神”，靠一时的冲动不行，靠外界的约束也不行。作为新华社的年轻记者，必须对自己从事的新闻事业有一种深刻的、理性的认识。我觉得党的新闻事业至少有四个方面值得我们终生为之奋斗：
第一，从事党的新闻事业的编辑记者，活动在整个社会的“前沿阵地”。一旦他们的报道起到了推动改革开放、推动两个文明建设、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就会感到无比自豪。
我对党的新闻事业的这一理性的认识，是受了恩格斯一篇文章的启发。1890年9月，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中写道：“这是革命的时期，在这种时候从事办日报的工作是一种乐趣。你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字的作用，看到文章怎样真正像榴弹一样地打击敌人，看到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这段话是对革命时期党的新闻工作的社会价值的传神式的描绘。现在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激变的年代，党的十四大以来，改革在不断深化，开放在不断扩大，经济建设迅猛发展，这种涌动着的大潮是新闻记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闻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活在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国记者不仅是幸福的，而且是幸运的。就新华社而言，我们要在巩固和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建设具有强大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世界性通讯社，并要为建设世界上最大最强的、与中国国际地位和国力相适应的世界性通讯社而努力奋斗。我们要胜利完成党中央赋予新华社的“正确引导全国舆论”“有效地影响世界舆论”和在“全国新闻界起楷模作用”的繁重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纪之交年轻人有幸选择党的新闻工作，有幸选择新华社这个令人羡慕的工作岗位，可以说是“生逢其时”“千载难逢”。如果年轻的同志能够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良好的机遇，自觉地肩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在“敬业”和“奉献”的同时，我们就会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一种无比的乐趣。
第二，新闻记者生活在人民当中，他真诚地与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他们把自己从生活里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去，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和呼声。如果我们真正在人民群众中间生了根，我们反映出来的东西能够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能够给人民群众带来看得见的好处，我们同样会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一种无比的乐趣。
第三，在社会主义国度里，新闻记者享有比较充分的社会主义民主，有调查研究、独立思考的权利。在尊重客观事实、对党的事业有益、对人民群众有益的前提条件下，新闻记者可以通过公开报道和内部报道等不同渠道，发表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的种种见解，可以将自己对生活的正确观察在群众中广泛传播。党的新闻事业为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舞台，新闻记者可以多方面展现自己的才能，用不着担心没有“用武之地”。
第四，从事党的新闻工作，每日每时都可以学到新鲜的、有用的知识。高等学校的学制，短的三四年，长的七八年，可是，新闻记者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可以学习40年左右，这还没有把“老有所学”阶段的时间包括进去。高等学校分系、分专业，一个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通常只能选修一个专业，近几年增加了“第二专业”；新闻工作者以社会为课堂，所学的课程交叉进行，一生中可以“选修”许多专业。高等学校，即使全国最著名的“清华”和“北大”，一个学校只有几百名教授，具体到一个系、一个专业，真正任课的教授就更少了；新闻记者在几十年的新闻生涯中，可以向数以千计的学者、教授和各种各样的著名专家请教，从他们那里了解各个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从个人素质提高、从人的文明和进步的角度来观察，党的新闻工作也是一种令大批年轻人神往的、值得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以上几点并没有涵盖新闻事业社会价值的全部内容。我只是举了几个方面的例子，意在说明年轻记者只有对新闻事业的社会价值有了充分的理性认识，才有可能达到这样一种境界：把个人的无私奉献同对党的事业的巨大贡献结合起来；把十分艰辛的奋斗历程同幸福的感受结合起来。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我们就有可能做到自觉自愿地、日复一日地、积极主动地、毫无怨言地为党的新闻事业吃苦受累。二、“敬业精神”包含对新闻工作艰苦程度的透彻理解
新闻战线的中青年同志要想尽快成才，必须打好理论路线根底、政策法律纪律根底、群众观点根底、知识根底、新闻业务根底。这是新闻工作者“基本建设”的主要内容。
拿理论路线根底来说吧。党的十四大郑重地把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提出了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经过几年的深入学习和广泛宣传，这一基本理论已经成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指针。“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成为人们判断各方面工作成败得失的重要标准。深入学习和贯彻这一基本理论，不仅明显地促进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理论水平的提高和思想的大解放，而且大大加快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我们要深入宣传邓小平理论，就必须对这一理论有透彻的理解。联系当前的实际，我们要着重学习和领会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在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搞了那么长时间，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常常受到某些错误观点的干扰。早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就有人提出“贫穷”是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为了平息这场争论，斯大林不得不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正式报告中指出：“如果以为社会主义能够在贫困的基础上，在缩减个人需要和把人们的生活水平降低到穷人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建成，那就愚蠢了。何况穷人自己也不愿意再做穷人，而是力求过富裕生活的。谁需要这种所谓社会主义呢？这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对社会主义的讽刺。”现在回过头来看，发生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这场争论是荒唐可笑的。然而，想一想我们自己，十几年前不是也干过许多类似的蠢事吗？农村改革之前，一些地方怕农民富裕起来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对家庭副业作出种种限制，有的还提出了量化的标准：每个农户养五只鸡是“社会主义”的，养一群鸡就是“资本主义尾巴”；养猪养羊是“社会主义”的，养大牲畜就是“资本主义尾巴”；养公猪赚钱少，是“社会主义”的，养母猪容易“发家致富”，所以是“资本主义尾巴”。这样划分的结果把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弄得神秘莫测、混乱不堪。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们学习小平同志的理论，就要认真思考社会主义的本质，就要正确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
第二，要打好理论路线根底，就要领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这是社会主义事业能够经受各种风险考验、顺利达到既定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这些年，新华社的报道之所以能够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自始至终保持宣传基调的稳定性，正是得益于党的基本路线这个“主心骨”。
第三，要打好理论路线根底，就要认真思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要清醒地认识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是对作为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
长期以来，人们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总以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寥寥数语，实际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这一理论引导人们回到实实在在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生活之中来，“脚踏实地、豁然开朗”，许多困扰我们多年的难题迎刃而解。邓小平理论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人们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拓展了新的思路。只有打好理论根底，我们的思想才能同这一理论上的飞跃相适应。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是一项非常复杂、非常艰巨的系统工程，它涉及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必然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道德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冲击。要适应这一形势，我们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学习，实事求是地研究现实问题。如果不注意打好理论根底，我们就无法从一些陈旧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我们就难以正确地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报道的总方向。
新闻工作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知识更新的速度快，花费很大气力才弄明白的东西，转眼之间就成了旧闻。新闻工作者经常面对着的是十分陌生的东西。谁不追逐时代，谁不昼夜拼搏，谁就会落伍。
有的年轻记者问我：“刚分配到新华社当记者时，业务上进步比较快，后来进步的速度明显地慢了下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每一个同志的情况不同，答案也不会完全一样。但是，有一点是带有共性的，就是这些同志在经过第一轮的飞跃之后，在业务上已经进入“简单再生产”的相对停滞阶段。所谓简单再生产，就是生产过程在原有规模的基础上重复，其明显特点是全部剩余产品都用于个人消费，没有积累，即不追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生产规模不变。比如，一个农户一年种8亩小麦，用50公斤种子，收获2000公斤，吃掉1850公斤，结余50公斤。第二年，再把这50公斤作为种子撒到地里，还是收获2000公斤。年复一年，在同一水平线上波动。如果我们没有大量的素材积累、生活积累和思想积累，总靠吃老本过日子，就会像这个农户，尽管也在播种，也有收获，但在新闻业务上很难有较明显长进，搞得不好，还可能产生“业务滑坡”。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必须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积累率”。要不断增加自己的素材积累、生活积累、思想积累。三、“敬业精神”要求编辑记者精力和体力自觉“聚焦”
敬业精神的发扬，需要一种有利于集中精力搞好本职工作的大环境。新华社党组和年轻干部所在部门有责任为年轻干部的成长营造这样一种良好的外部环境。近几年，新华社明显加大了培养选拔年轻干部的力度。针对年轻干部的实际情况，采取分层次的培训措施，选送年轻同志到中央党校学习，举办各类业务培训班、研讨班，进行干部交流，组织采访小分队，开展入社教育，使青年队伍的整体素质有了明显提高。这些具体措施为大批年轻干部的成长提供了比较良好的客观环境。
但是，作为一名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干部，除了组织上为自己提供的客观条件，一定要学会营造有利于自己集中精力搞好本职工作的“小环境”。
第一，要善于发现同自己一道工作的同志身上的积极因素。
杜拉克在他所著的《有效的管理者》一书中写道：“人不能以弱点为基础。为了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用人之所长。”徐寅生写的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文章我看了许多遍，对我启发最大的一点是中国乒乓球队的每个队员，谁有什么长处，他心里都清楚。在这个问题上，年轻人应该学习当年的徐寅生。
年轻业务骨干不仅要注意增强自己的记忆力，而且应该有一点“忘性”。现在增强记忆力的保健品越来越多，但是，没有人研究“遗忘”对年轻人成才的积极作用。我觉得年轻人要想成才，一味地增强记忆力是不行的，还应该锻炼自己“定向遗忘”的本领。电脑为什么死机？只往里面输入，不及时删除无用的信息，就会形成“堵塞”，就会影响正常运转。电脑技术人员经常提醒编辑记者要对储存在电脑里的过时信息和无用信息进行清理，就是为了防止堵塞。对年轻人来说，我们也要对自己脑子里面的东西进行清理，把不该记忆的东西遗忘掉。要想尽快成才，必须善于记大事，记关系事业发展全局的事，记有用的事；不要记那些陈芝麻、烂谷子，不要记“张家长、李家短”，不要记个人的恩恩怨怨。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在自己主管的部门就不会出现互不服气的现象，“群体不良性摩擦力”就会大大缩小。
第二，一个有作为的年轻人，应该坚定地、自觉地抗拒物质利益的不正当诱惑。
爱因斯坦说过：“不管时代的潮流和社会的风尚怎样，人总可以凭着自己高贵的品质，走自己正确的道路。”在每一个新闻记者面前都摆着两条可供选择的路：一条是追求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一条是追求理想和真理。年轻的同志们要防止自己滑到世俗的道路上去，就不应该贪图小利，不要随意接受被采访单位、被采访对象的馈赠。1997年1月23日，中宣部等四个部委联合召开了反对有偿新闻电视电话会议。在中宣部提出的十条规定当中，最重要的是新闻单位采集、编辑、发表新闻，不得以任何形式收取费用；新闻工作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和企业开业、产品上市以及其他庆典活动，不得索取和接受各种形式的礼金；新闻工作者不得利用职务之便要求他人为自己办私事，严禁采取“公开曝光”“编发内参”等方式要挟他人而达到个人目的；新闻报道与广告必须严格区别，新闻报道不得收取任何费用，不得以新闻报道形式为企业或产品做广告。有些年轻人当了新闻记者之后，往往因为这些关口把不好，被经营作风不正的企业界人士所利用，写出了一些违心的报道，受到社会的谴责。有一份专门研究公共关系学的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主要是研究企业家如何巧妙地“利用新闻界”。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缺乏严格的自律意识，就有可能被一些别有所图的人所利用，久而久之，不仅会毁了自己前程，而且自己所在的新闻单位的声誉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每一个年轻的业务骨干都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坚决不搞有偿新闻，自觉地维护新闻工作的信誉和新闻队伍的良好形象。
第三，不争功，不诿过，以十分豁达的态度对待毁誉。
不良成长环境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争名夺利。要改变这种状况，从组织上来讲，要看到每一个同志的成绩和进步，尽量做到公正无私、奖罚分明；从年轻同志自身来讲，要尽量做到豁达大度，不要争功，也不要诿过，更不要因为一时受到自认为不那么公正的对待而影响士气。新闻工作者的特殊地位，使他们处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台风眼”。他们必须在事件刚刚发生或者新事物刚刚露头的时候就去报道它，或者歌颂，或者揭露。一旦一篇有影响的报道出来，往往有毁有誉。新闻单位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由于每个人的学识水平不同、社会经历不同、思想方法不同，因而对于同一事件，看法会有一定的差异，一篇稿子出来，往往是毁誉参半。如果我们对待毁誉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就会“进亦忧、退亦忧”，从而分散我们的精力。在对待毁誉的问题上，我们的胸怀应该更宽广一些。要牢牢记住五句话：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社会、相信时间、相信自己。每个忠诚的新闻工作者都要相信党和人民对你的所作所为自有公论。即使自己一时受到误解，甚至蒙受冤屈，只要坚信自己是正直无私的，是热爱党的新闻事业的，是奋发进取的，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群众会对你作出公正的、比较切合实际的评价。有了这样一种坚强的信念，我们就会从新闻事业中找到精神寄托，就会产生极大的精神动力。这种品格可以称作新闻工作者的“内在坚定性”。
建设强大的世界性通讯社，需要一代又一代新华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着眼于21世纪，培养德才兼备的跨世纪合格人才，是新华社的希望所在、关键所在。希望大家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以后，能够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更加自觉地锻炼自己，使自己成长得更快一些。新华社各级领导班子愿意给年轻的编辑记者多提供一些有益的和有效的帮助。（本文是1997年4月8日在新华社青年业务骨干培训班上的讲话）把“阅读”培养成为一种爱好——就读书问题与新华社年轻人的对话2008年4月16日，作者在新华社作“把‘阅读’培养成为一种爱好”专题报告。（《前进报》记者 和静远 摄）
新华社总编室、驻社纪检组、机关党委联合主办“总编辑读书时间”系列讲座活动，邀请我同年轻同志谈谈读书问题。为了做到有的放矢，我请讲座的组织者帮我了解以下问题：
——据报道，美国人读书兴趣下降；日本人正日益远离读书。新华社的年轻人“读书兴趣”如何，促使自己读书的动力是什么？
——在读书过程中有什么心得，积累了哪些经验？
——在读书过程中遇到了哪些矛盾，有什么困惑？
——有无网上阅读习惯，网络时代在吸收知识的渠道和阅读方式等方面应该作何调整？
——还有哪些希望在座谈会上得到回答的问题？
我本来希望讲座组织者向我提供10份调查材料，可是，提出这一要求的当天，他们就送给我27份回收的调查问卷。我仔细阅读了这些材料，年轻朋友们的进取心态和热诚期待令我感动。我不打算采用逻辑推理“三段论”的方式：一上来引用古今中外劝学名言，阐述读书的重要性；接着介绍若干种读书的方法；最后以“持之以恒、必有好处”收尾。我准备针对大家在读书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困惑，以及年轻同志希望得到回答的问题，作力所能及的回应。这不是“讲座”，而是一次面对面的“集体谈心”，也可以说是围绕读书问题的坦诚对话。我回答10个问题：
第一，新华社国内部一位同志谈到我国识字者图书阅读率下降；驻社纪检组和外事局的几位同志提出，在浮躁的社会环境中保持对读书的兴趣至关重要。可见，培养读书兴趣已经成为年轻人的一个关注点。我愿意首先回答这个问题。
我的“读书兴趣”是20世纪60年代初在郑州大学学习时培养起来的。当时正值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生活艰苦、思想多元，对于“红”与“专”的关系存在着一些糊涂认识，主要偏差是对知识分子重视不够、对专业学习和研究重视不够，甚至谈“专”色变。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1962年3月，周恩来、陈毅在全国科学工作会议、戏剧创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陈毅同志对与会的知识分子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陈毅说：“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真正有几个能替我们解决问题的人，一个抵几百个！”“不重视专业学习，我们国家的科学文化就将永远落后。”陈毅同志的讲话激起全场60多次掌声。
这个讲话传到郑州大学，师生欢欣鼓舞。学校教务处把北京大学中文系500种“阅读书目”印发给全校师生。图书馆延长开馆时间；开架阅览室向学生开放。浓厚的教学和科研氛围，良好的阅读环境，为我们开启了知识之门。我主动放弃了对“100分”的追求，把考试目标调整为80分。在放松的状态下，阅读不再是一种负担。除了上课，白天我到开架阅览室读书，晚上把从图书馆借来的图书带到宿舍阅读，星期日到河南省图书馆摘抄有关资料，广泛涉猎中外名著。中文系举办“师生阅读成果展”，把我的读书笔记征集为“展品”；高教部一位副部长到郑州大学搞专题调研，了解学生课外阅读情况，教务处通知我在座谈会上代表中文系学生发言。从大学毕业到现在，44年过去了，我的读书爱好未改、阅读兴趣未减，这是聊以自慰的一件事。
把“阅读”培养成一种个人爱好，是克服“阅读疲劳症”的有效方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有的喜欢爬山，有的喜欢打球，有的喜欢游泳，有的喜欢跑步。这几项活动体力消耗很大，不能说不苦、不累。一个体重60公斤的人，每天运动1小时，游泳将消耗360卡路里，打羽毛球将消耗456卡路里，跑步将消耗900卡路里，爬山消耗的热量会更多。一些参加运动的人常常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可很少有人抱怨“苦”和“累”，就是因为运动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爱好，“快乐感受”已经融入“苦”和“累”之中。从喜爱运动的同志身上，我受到启示，悟出了一个道理：没有读书爱好，读起书来会觉得枯燥乏味，有了读书爱好，读起书来会觉得兴味盎然；没有读书爱好，读起书来会觉得又苦又累，有了读书爱好，读起书来会感到轻松愉快；没有读书爱好，读起书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了读书爱好，读书融入自己的生活，就容易做到手不释卷。有志于通过阅读开阔视野、提升能力、陶冶情操的年轻人，不妨从培养自己的阅读爱好做起。
第二，浙江分社和总社外事局的一些同志提出，在快节奏的社会里，大家做事都得考虑付出和产出，怎样才能使读书对自己的工作有较大帮助？现在回答这一问题。
读书的推动力主要有两个：一是兴趣；二是需求。这里说的需求，包括工作需求、生活需求、信息需求、审美需求、休闲需求、心理需求。我想联系自己23年前经历的一件小事，谈谈工作需求对读书的推动作用。
1985年初，我从山东分社调到总社工作，担任总编辑室副总编辑，10个月之后，又担任总编辑室总编辑。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而我的知识储备严重不足，理论水平和审阅稿件的能力远远没有跟上。我对摄影报道很不熟悉，对技术问题非常陌生，对国际问题知之甚少。1985年4月，我开始独立值班发稿。一天夜里，国际部一位同志收到一篇关于美国问题的稿子，由于涉及的问题比较敏感，需要找值班副总编辑商量。当时，总编辑室有两位副总编辑对国际问题比较熟悉，这位同志想把稿件送给这两位副总编辑中的一位。他先打了个电话到总编辑室值班室，问晚上哪一位副总编辑值班。当秘书告诉他我在值班时，这位同志说：“那就算了吧！”“那就算了吧！”这五个字简单明了、含义深刻。据我了解，国际部的这位同志是研究美国问题的专家，关于美国问题的敏感稿件，连他都觉得“拿不准”，而我原本是山沟沟里出来的一个“农村记者”，对美国问题连“一知半解”的水平也没有达到，仅凭少得可怜的知识储备，怎么能对稿件作出准确判断呢？即使这位同志当天晚上真的把稿件送到我的手里，我也处理不了，还得请教熟悉情况的老同志。“那就算了吧！”这句话蕴含着对我的了解、理解、体谅、期待与鞭策，决不能误认为是对自己的“不尊重”。
独立值班发稿后遇到的这件事，使我受到很大震动，它使我明白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一个人的能力和水平，绝不会因为职务的提升和岗位的变动而“自动提高”。如果不下功夫刻苦学习，不想方设法尽快提高自己的“能力”和“造诣”，就很难取得审发稿件和组织指挥报道的发言权，就会成为“徒有虚名”的业务领导干部。
为了弥补知识缺陷，我抓住薄弱环节，首先从学习国际知识入手。我请解放军分社的同志帮我从部队测绘部门找来一个很大的地球仪，放在写字台的一角，经常转动、查看。无论哪个国家和地区发生了重大事件，我都让值班秘书把这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资料借来，仔细阅读。外事局安排我会见外宾，会见前几小时，我从国际部资料室借来几大本资料，尽量熟悉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情况，我把这种学习方法叫作“突击充电”。我还向熟悉某一国家和地区情况的编辑、记者请教，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进行专题思考。对于摄影报道也是如此。我借阅过不少资料照片，阅读了许多摄影理论著作，刻苦研究摄影工作规律。从1986年开始，我陆续撰写了《新闻摄影理论研究和新闻摄影改革》《电视的冲击和报纸总编辑的慧眼》《新闻照片的思想内涵》《捕捉改革大潮的精彩瞬间》《把正在发生的事件摄入镜头》《“摄影形象”：一个值得精心研究的重要课题》等摄影理论文章。持续不断的学习和思考，对弥补我的知识缺陷起到了促进作用。
提高造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一段时间里，某一方面的知识缺陷刚刚得到弥补，新的知识缺陷又会暴露出来，这可以说是“工作需求”对读书的“可持续推动”。进入新世纪之后，面对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明显感到自己的知识缺陷越来越多，破解难题的能力同党、国家和人民的要求不相适应。如果不及时破解报道中遇到的各种难题，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就会进入一个平台期，事业发展将会受到很大影响。要破解这些难题，必须刻苦读书，吸收新知识，拓展新视野。2004年，为了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我阅读了《增长的极限》。这本书的作者写道：“一个人的眼界局限于太小的领域，是令人扫兴而且危险的。一个人全力以赴，力求解决某些刻不容缓的局部问题，结果却发现他的努力在更大范围内发生的事件面前失败了。”这段话使我懂得了打破“眼界局限”的特殊重要性。长期以来，一谈到经济发展，我们的眼睛就会盯住“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减。读了《B模式》这本书，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的、发展规律、发展道路、发展原则、发展方法、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发展方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有了新的理解，有了一种“豁然开朗”之感。2005年，为了研究新华社在展示国家形象方面肩负的责任，我阅读了《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和《交流学》；2006年五一节之前，为了组织“长假与休闲学”专题报道，我阅读了与“休闲学”和“闲暇学”有关的论著。据营销总平台反馈的信息，不少用户认为新华社“长假与‘休闲学’”专栏策划独到，让人耳目一新，引领了“休闲学”新闻报道的新潮流。
工作需求推动读书、读书提升工作水准，这就是工作与读书的辩证关系。
第三，总经理室一位同志提出，想知道哪本书对我的触动最大、产生的影响最大？
不同阶段、不同领域，对自己触动最大的书是不同的。就新闻业务而言，对我帮助最大的一本书是《我们的经验》。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