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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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革命（下）试读：
简介
战争是政治集团之间、民族（部落）之间、国家之间的矛盾最高的斗争表现形式，是解决纠纷的一种最高、最暴力的手段，通常也是最快捷最有效果的解决办法。也可以解释为使用暴力手段对秩序的破坏与维护、崩溃与重建。古今中外的战争，概莫能外。
第一章 盘点历史
盘点：毛泽东之前的五任总书记
总书记一职，在中共早期历史上也是党内的最高领导职务。在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成为的公认的领袖之前，中共历史上有过五位总书记。由于受时代所限和各自不同的处世风格，这五位总书记在党史上演绎了各不相同的人生篇章。
第一位：教授、“旗手”陈独秀
陈独秀，原名陈乾生，字仲甫。1879年生于安徽怀宁。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改为《新青年》），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17年初，他应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邀请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兼任北大文科学长，成为引导新思想潮流的领头人之一。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了《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大力鼓动，被师生视为“旗手”和“总司令”。1920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进行建党活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陈独秀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共第二届、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届、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为中国共产党初期的发展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陈放弃了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革命遭到惨重的失败。1927年，在八七会议上被撤销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并在党内进行分裂活动，组织托派组织。1929年11月，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
1932年，陈独秀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抗战开始，陈独秀出狱后曾一度想去延安，毛泽东表示欢迎。但是党毕竟要讲政治原则，中共中央向他提出了恢复党籍的两项条件，即承认当年分裂党和组织托派的错误，并拥护党的路线。陈独秀则带着傲气回答：“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承认错误，则碍难从命。”随后又加上王明、康生等人阻挠，陈独秀最终还是未能回党。1938年，陈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
晚年的陈独秀蛰居四川，在贫病交迫中钻研文字学，撰写《小学识字教本》。1942年5月，陈独秀于四川江津病逝。
第二位：“书生领袖”瞿秋白
瞿秋白，原名瞿霜，1899年1月29日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官宦之家。1916年，瞿秋白离开常州，先是进了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后又于1917年在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1919年，翟秋白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并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文章，用简洁的语言提出了政府、国民、学生各自应当速办的事情和恪守的信条。
1920年10月16日，瞿秋白告别送行的亲朋好友，登上了火车，经过3个月的艰辛，于1921年1月25日到达莫斯科。瞿秋白在那里度过了整整两个年头。他以《晨报》记者身份访问各地，写了大量通讯，向国内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真实情况。他写的大量文章真实和全面地反映了苏俄当时的状况，热情地歌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用大量不可辩驳的事实表明俄国正在发生深刻的伟大变革，在当时的中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让中国读者见到了人类的曙光，从而激励无数有志之士向往俄国，信仰马克思主义。其间，他于192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后，中共中央于8月7日召开紧急会议，会后，瞿秋白任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主席，主持中央工作，然而，这期他却犯了严重的“左”倾盲动错误，不顾革命形势的低潮局面，要求各地红军和工人进行起义和罢工，使革命力量遭受进一步的损失。此后，他为恢复党的战斗力，开创革命新时期而建立了巨大功勋。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瞿秋白当选为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0年从苏联回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党内的“左”倾冒险错误。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等人的打击，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此后在上海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为中国革命文化事业作了大量奠基性工作。
1934年1月，瞿秋白遵照中央指示，抱病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首府瑞金，担任中央教育委员，并担任红色中华报社社长兼主编。他还创办了国立苏维埃大学，并担任校长。他还创办了苏区工农剧社与高尔基戏剧学院，并大力开展文化教育普及和扫盲运动，为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
1935年2月14日，瞿秋白一行从瑞金九堡附近启程前往福建，准备转道广东到香港或去上海。2月24日他们到达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瞿秋白不幸被捕。6月18日，国民党宣布枪决令，他视死如归，说：“人生有小休息，也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他高唱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走向刑场，慷慨就义，年仅36岁。
第三位：工人总书记向忠发
向忠发，又名仲发，化名杨特生，湖北汉川人，1880年生于上海，出身贫寒。自幼随父驾船谋生，在汉水、长江流域漂泊。14岁时到汉阳兵工厂当学徒，16岁转入汉阳造币厂当学徒。以后几经波折，在当时国内规模较大的汉冶萍公司属下的轮船上做事，因其识字较多、活动能力较强和热心助人而被吸收参加当时的汉冶萍工会工作。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着当时北伐战争的顺利开展，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不断高涨。向忠发作为当时汉口共产党和工会系统的负责人，成功地领导了汉口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并成立了湖北省总工会，把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迅速统一起来，支援了北伐军的战争。向忠发领导的湖北总工会一度成为武汉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中共五大上，向忠发入选中共中央。由于党内高层领导人多数对向忠发并不熟悉，所以进入中央后很长一段时间，向忠发在党内的实际地位仍然是很低的。1927年10月初，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秘密前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10周年大型庆祝活动。这时，由于各地暴动刚刚失败，一时难有合适的中央一级人选抽调。因此，共产国际通知向忠发为此进行必要的准备。11月初，代表团达到莫斯科。向忠发代表中国共产党就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做了多场报告和演讲，极大提高了知名度，也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迅速奠定了他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1928年6月17日，在共产国际审定的会议日程安排上，向忠发被指定为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持人。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委员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推举向忠发担任会议主席。
紧接着，向忠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
回国后，他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做了几项颇有成效的工作。他首先解决了顺直党盲动主义问题，接着指示秘书起草和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阐述了自己的施政纲领。但与此同时，向忠发却错误地支持“立三路线”，赞同李立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虽经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多次争取，向忠发却仍旧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迫使共产国际下决心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贯彻有关指示。
11月中旬以后，情况全然改变了。由于王明等留苏学生预先得到俄国人的消息，又得到米夫的支持，开始公开反对李立三，要求撤销他们因批评李立三的主张而受到的处分，这种情况使向忠发极为尴尬。这之后，向忠发被迫开始承认自己负有主要责任，在把工作全部交给王明后，消极起来。每次开会，他只是点头称是而已，生活上也不再顾及总书记形象，用党的经费住洋房，养小老婆，双栖双宿，彻底堕落了。
1931年6月22日，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向忠发被捕。被捕后，向忠发马上叛变，并出卖了组织和同志。虽然蒋介石得知后急电暂且保留向的性命，但急于邀功的国民党上海当局还是于23日晚将他枪决了，这前后只有两天时间。向忠发也终于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成为党史上最受唾弃的人物之一。
第四位：“博古”秦邦宪
秦邦宪，江苏无锡人。1907年6月出生于浙江杭州。他9岁丧父，家境贫寒，免费入秦氏公学读书，后进无锡第三师范附小就读。他性格沉静，喜读古文，故自取别名博古。
1925年秋，秦邦宪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5月回国。1931年9月至1934年1月，秦邦宪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31年4月至10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
1931年9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后，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担任常委，博古负总责。1933年1月，博古随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出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5月起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4年1月至1943年3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在这期间，他积极支持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政策。
1933年10月，蒋介石政府集结了100万军队，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而以博古为首的党中央却不顾客观形势的变化，先是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堡垒战术，在遭遇挫折后，又采取“分兵把守，节节抵御”的消极抵抗政策，导致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巨大损失。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而以博古为首的中央既没有下达明确的行动指令，又采取“逃跑”式的搬家政策，导致撤离行动的迟缓。最后，红军突破国民党的四道封锁线后，8万多人只剩下3万多人，损失了一大半，引起了红军上下极大的不满。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由张闻天代替秦邦宪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秦邦宪与周恩来等人赶赴西安，促使了西安事变顺利和平解决。1937年1月，秦邦宪被任命为新华通讯社社长，1941年3月，秦邦宪任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社长，为建立一支新型的新闻队伍做了大量工作。1946年，秦邦宪等人到达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担任宪草小组委员会中共委员。王若飞、秦邦宪等于4月8日乘美国运输机回延安向中央汇报请示。飞机在山西黑茶山失事，同机包括叶挺将军等17人全部遇难，史称“四八烈士”。
第五位：“开明君主”张闻天
1900年8月30日，张闻天出生于上海浦东的一个小村庄北张家宅。其名为长辈所取《诗经·小雅·鹤》中诗句“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这饱含深意的名字寄予了长辈的希望：要改变中国这种贫穷、屈辱的局面。
1912年8月1日，张闻天离家来到南汇县城，进入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接受了当时最新的教育。从1920年起，张闻天三次出国留学，为他以后的革命生涯打下良好的基础。1924年回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张闻天又来到专门为国共培育政治骨干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从此开始了他留学莫斯科的生涯。
1931年，张闻天从莫斯科秘密回国。由于受到共产国际的重用而被迅速推上了中央的领导岗位，先后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20世纪3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一时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倾向，以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使得身在其中的张闻天不可避免地犯了“左”倾错误。
在长征中，张闻天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军事主张，在党和红军的危急关头挺身出来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彻底掘弃“左”的路线。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被推举为党的总书记。
抗战胜利后，张闻天到东北做地方工作，先后担任中共合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等职。1950年以后，张闻天转到外交战线，先后担任驻苏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参加了当时我国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显著的成绩。1976年7月1日，张闻天病逝于江苏无锡。
李德生上将回忆：林彪摔死毛泽东很高兴
周恩来到电话间内一直没有出来
1971年9月12晚，我从北京军区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恩来总理主持的一个小型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
会议进行到晚上十点多钟，突然，工作人员把周恩来请出去了。周恩来总理一直在电话间没有回来。
直到午夜12点过后，周恩来总理把我叫到电话间。他对我说，林彪要乘飞机跑了，要我立即赶到空军指挥室，代替他坐镇指挥。
当我赶到空军作战值班室时，担任值班负责人的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副参谋长白云接我进了值班室。在场的有空军作战、侦察、情报、通信等有关人员，我立即将在天安门参加排练国庆阅兵的空军参谋长梁璞找来。
后来空军政委王辉球也来了。我看到标图板上显示二五六飞机正在向北飞行，已越过承德，到了内蒙上空。我立即将飞机飞行的方向和准确位置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周恩来总理要求与空军作战室的调度员讲话。
周总理问：“如果我们用无线电向二五六号飞机呼叫，他们能不能听到？”
调度员说：“能听到。”
周总理说：“我要对潘景寅（已知潘为此机驾驶员）讲话，请给我接上。”
调度员说：“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
周总理说：“那就请你向二五六号飞机发出呼号，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但是，调度员稍后报告周总理：“他不回答。”
这时，飞机耍了个花招，是先向西飞了一段，然后才调转方向往北飞。我紧张地注视着飞机的飞行方向。梁璞说：“这架飞机飞行不一般，情况异常。”
我问他：有什么特点？
梁说：第一，飞的不是国际航线；第二，方向往北，马上要出国境到蒙古了；第三，飞的是低空。
我坐在标图前，不断将飞机的位置、高度、方向等等情况向周总理报告。眼看飞机要出国了，我请示周总理怎么办？要不要派飞机拦截？
周总理告诉我，毛主席说：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总理还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把他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这架飞机飞出国境以后，将会有什么结果？国内外会产生什麽样的影响？我们都十分担心。当时估计林彪会逃到苏联，毛主席、周总理已经商量好应付由此引起的一切事件，并作了最坏的打算。
全国实行禁空但还有一架直升机起飞
当时，周总理代表党中央下达命令，派陆军部队进驻全国所有军用和民用机场，任何飞机不得起飞，实行全国禁空。同时，通知政治局成员都到人民大会堂，以便有重要情况及时讨论。
凌晨3时15分，沙河机场报告：起飞了一架直升机，正向张家口飞去。
周总理批示：这架飞机，无论如何不能让它飞出去，要它迫降！不迫降就打掉！决不能让它飞走！
我叫梁璞问沙河机场，为何在接到禁令后，还让飞机上天？机场报告说：周宇驰出示了林彪的手令，调度室就让直升飞机起飞了。
地面电台这时向直升飞机呼叫返航，直升飞机不听不理。我问了梁璞一些技术问题后，立即叫梁璞命令北京空军部队起飞八架歼六战斗机拦截直升机！夜航作战，全凭机上雷达导航。而歼六飞机和直升飞机速差非常大，又是从高空往下搜索，低空飞行的直升飞机和各种地面物体都反映在飞机雷达上，如满天繁星。八架飞机都没有找到目标。
后来只好采取地面为歼六飞机导航，指示目标位置，向目标开炮。即使打不到，也能对直升飞机造成威胁，迫其降落。
林彪的属下很多人态度坚决
事后得知，直升飞机驾驶员陈修文同志发现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要判逃，就想往回飞，但周宇驰懂飞行，用枪逼迫他继续北飞。正在这时，歼六飞机开炮了，虽然没有打中，却给陈修文找到借口，说要躲避射击，东转西转，将飞机飞回到北京郊区，最后在怀柔县境内迫降。
这时候，丧心病狂的周宇驰竟向陈修文开枪射击，陈修文壮烈牺牲。周、于两犯开枪自杀。同逃的李伟信在集体自杀时朝天开枪，没有死，被民兵捉住。他后来供出了驾机外逃的经过。
周总理亲自向各大军区，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打电话通报情况，讲得既清楚又含蓄。
下午二点，周总理刚睡着，外交部送来我驻蒙使馆电报，秘书只好把他叫醒。
周总理叫秘书念电报，当他听到二五六号三叉戟飞机，于十三日凌晨二时三十分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时，高兴得连声说：啊，摔死了！摔死了！
他当即将这一消息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了也很高兴，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对林彪人物的清查立即展开
周总理在林彪叛逃后采取了下达禁飞命令、派陆军进驻机场戒备以及一系列紧急战备措施，同时，迅速组织力量在山海关扣押了没有来得及登机叛逃的人员。
在13日迫降直升飞机后，根据缴获的文件和李伟信的交代，立即通知广州军区，抓获了由北京乘火车到广州，为林彪另立中央打前站的十几个小舰队成员，他们没有出火车站，就被扣留了。
在北京，查封了林立果几个秘密据点，对江腾蛟、王飞等人采取监护措施。
在北京、广州、上海，拘留了林立果等秘密组织的战斗小分队的骨干。
在短短一、两天内，将这些正在积极从事反革命政变活动的骨干分子一网打尽，林彪的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迅速瘫痪，丧失了一切活动能力。
此后，对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清查，进展非常迅速。
首先是直升飞机迫降后，从这架飞机上缴获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大量罪证，其中有林彪的反革命手令，大批机密文件和美金等等。
林彪用红铅笔写的手令是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月八日，永胜同志：很惦念，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敬礼，林彪。
直升飞机迫降后，周宇驰为毁灭罪证，将这两个反革命手令撕成几十块碎片，当部队、民兵在现场搜集上缴后，周总理在他的办公室和我们几人一起辨认，他亲自仔细拼对，确认是林彪亲笔所写。
这就证据确凿地证明，这场反革命事件的头子是林彪。与此同时，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长鲁珉的投案揭发交代，也起了重要作用。
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长前来自首
到9月14四日中午，军委一号台总机传来电话说，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长有急事找我，他说自己想投案揭发重大问题。鲁珉一见到我，放声哭着说：首长，我犯了滔天大罪，犯了杀头之罪，我参与了阴谋杀害毛主席，全国人民都不会饶恕我的。
他谈完之后，我让他在揭发交代记录上签了名，立即将这一重大揭发材料送给周总理。
周总理看了很快给我来电话说：鲁珉的揭发交代很重要，一是说明林彪反革命集团尽管控制很严，但并不是铁板一块；二是说明林彪是一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极其凶残的反革命两面派。鲁珉的交代是对清查林彪反革命罪行的一个重大突破。
胡风女儿晓风：不该忘却的往事
我母亲将她的回忆录题为《往事如烟》，而章诒和女士怀念她的几位前辈之作则名为《往事并不如烟》。其实两人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那些苦难的往事，希望它能如逝去的岁月般地，如烟云般地逝去。可是，这又怎能做得到呢？何况，那些往事也不应该被忘掉。列宁曾有过这样的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还有一位哲人也说过：“没有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大意）”。看来，大家都必须时常打开记忆的闸门，将往事钩沉出来，记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我们的国家、民族和人民才能进步，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才能永不再重演。
日前，林贤治先生再三约请我，作为中国现代第一桩大文字狱“胡风反革命案”受难者家庭的一名子女，写一写我的亲身经历。虽然我很怕落入个人炒作之嫌，但基于以上原因，只能勉为其难了。1955年5月13日，那个黑色的星期五，对于牵连进这个案子的所有家庭来说是个永生难忘的日子。
从这一天起，《人民日报》上陆续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冤案从此构成了。对我们这些子女来说，其震动之大，无异于天塌地陷，从那一天起，我们眼中的世界整个变了样，每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那一天起，父母们陆续被拘押，被审查，进看守所，进监狱，被劳改；做子女的我们，或是失去了美好的童年，或是失去了幸福的少年，在本应有父母关爱的时候失去了他们的关爱，在本应受教育的时候失去了与同龄人平等的机会，没能受到完善的教育，落在了起跑线的后面，聪明才智得不到培养和发挥，或者落到了社会的底层，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的恋爱与婚姻。
关于我个人自那天之后的一些情况，我曾在一篇回忆文章《我和我的父亲胡风》（载《现代家庭》1999年9期）中简要提及过：虽一直在要求进步但因总是“划不清”与父亲的界限而不能加入共青团；虽成绩优秀但两次考大学都因政审不合格而未被录取；参加工作时又没有好的工作给我，只能在最脏最累的车间里当学徒工；最后，在“三年困难时期”来到了农场从事农业劳动，并在那里安了家；近二十年过去了，父亲获平反后，我才被调离农场到父亲所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这里，我就不想再重复这些，而是重点谈一谈我在农场近二十年的生活，尤其是在“文革”中的种种遭遇，因为那件件桩桩都与我的家庭出身挂起了钩。
1961年9月，我从街道上报名来到了京郊的一个国营农场，当了一名农业工人。
劳动是艰苦的，尤其对于像我这样学生出身、身体又瘦弱的女孩子来说，则更苦更累。耪地、间苗、浇水、捣粪、装车、割麦子、掰玉米、拾掇棉花，等等，什么活都干，日晒风吹，泥水里淌。
好在我不惜力，干活老实，人缘也比较好，往往是，有的老工人在上垅活时早到了地头，看我还差一大截，就马上回过头来接我。在国家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也就在农场安心劳动，就这样过了下来。我的爱人也是农场的职工，他是怎样来到这里的，那又是另外一种情形了。简单说来就是：高中毕业后被选拔保送到某军事院校学习，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与信念，主动要求到地方工作，又困惑于理想与现实间的矛盾，历经周折，最后也来到这里当了农业工人。
我们认识后，由志趣相投而感情日深，一两年后便决定结婚。领导对我们的婚姻表示异议，警告他说这会对他有不好的影响时，他却不领这好意，于是，我们在1965年12月初登记结了婚，并在农场一个破旧的牛栅里安置了新家。这年年底，我父亲回到家中，作为监外执行。过了全家团聚的一个春节后，又被送到四川去，我母亲则自愿“伴囚”，与他随行。他们于1966年2月到了成都，公安部门在城里给他们安排了住处，在监管中生活，母亲是“免于刑事处分”的，所以有一定的自由，也能与我们兄妹通信，有时，我也按她信中所说的给他们寄去所需的东西。“文革”开始后，当地的运动愈演愈烈，上面把他们临时转移到了川东的一个劳改茶场。这时，我与爱人商议，反正我们已在社会的最底层，处境也就这样了，还是由我一人来与母亲通信，转达我们兄妹的情况，报个平安吧，我们就通知我的哥哥与弟弟不要再与他们通信了，以免招惹麻烦。弟弟晓山这年正值高中毕业，属于“老三届”。高考制度已经砸烂，他和同学们一样无法升学，在到外地去串联了一趟后，于1968年响应号召下乡插队落户去了。那是内蒙呼市附近的土默特左旗，属农区。一年的工分没多少钱，根本不够生活，只好靠我哥哥给他一些补助。这一插就是十年，虽然因表现优秀，在招工和招工农兵学员时，村里曾多次推荐他，但都被这出身卡住了，直到恢复高考制度后，才因优异的考试成绩被大学录取。
再说我哥哥晓谷。解放初期在上海时，他就入了青年团并担任团区委的工作，后来到华东航空学院（现在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习，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并于1952年入党。父亲出事后，学校领导对他仍很信任，没有什么歧视，毕业后留校任教。但“文革”一开始，所在的学校也不例外地掀起了暴风骤雨，他再也不能教学，只得靠边站，和其他反动学术权威一样，住过“牛棚”，又因与父亲“划不清界限”而被处分以留党察看。那时候，曾有他们单位的人来农场向我调查他的表现，在一张纸条上写了几个问题，例如，他与父母相处的情况，是主动斗争还是感情很亲密，你是如何认识的，等等。我据实说明，当时是公安部要求他带着我和弟弟做父亲的工作，希望他能认罪，接受改造，并对他说清，不要在生活疏远他们，要关心和照顾，保持父子关系，等等。而哥哥当时所做的一切正是严格按照组织上的要求的。
1966年底，我的大儿子出生了。孩子很可爱，母亲给我寄来了她织的小毛衣。
后来，我将孩子穿着它照的相片寄给了她。在那风雨飘摇的岁月里，这张照片给他们带来了难得的欢乐。不久，形势更坏了，劳改茶场也不能呆了，父亲被押解着离开了母亲，又去过看守所里的日子，再后来，被送到位于四川大竹县的省三监的大监里，与重犯人一同生活劳动。那张照片也就伴同他过着多年暗无天日的生活。母亲则留在劳改茶场劳动，直到1973年，因父亲患精神疾病才得以来到父亲身边照顾他的生活。在这一时期，他们与我完全失去了联系，生死不知，只能在心底里推测着他们的境况。
每年的春节，晓山从乡下回到北京，哥哥也放寒假来北京过年，这时，我们兄妹三人才得以团聚。我们农场因为是在郊区，所以，“文革”前夕先开展了“小四清”运动，上面还派来了工作组。究竟是否查出领导干部有什么四清四不清的问题，我们都不知道。只知道不久就开始对我们中有“问题”的普通职工下手了。也很想找出我和我爱人有什么重大问题，可又找不到。正好这时农场里出了一件大事故，却差点把我俩扯了进去。
事情是这样的：职工们常把上班用的自行车存放在大食堂里，一天夜里，食堂忽然失了火，烧掉了一些自行车。调查认定是有人放火，嫌疑人锁定在一个男青年身上，不久就将他抓进了看守所。这青年与我同期来农场，我们关系很好，他把我当作姐姐。可正好那天我的自行车没放在食堂，而是放在家里。于是，便理所当然地认为，一定是他预先向我作了通报。工作组对此人一再审问，逼他承认放火，属“阶级斗争新动向”。对我们，还不能直接审问，而是左拐右弯地，想把我绕进去。我根本不知情，当然不能作证他究竟有没有放火，只是实事求是地说明为什么没把自行车放在食堂。工作组没有抓到任何可乘之机，这才不再为此事问我（直到“文革”后期，此人才被放了回来，对他下的结论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就这样，在看守所里过了几度春秋，最后还留下了“尾巴”，直到“文革”结束，因他不断申诉才重下结论，给他落实了政策）。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农场职工都是从社会各处来的人员，成份比较杂，包括了一些汉奸、伪保长、小连长、“地富反坏右”子女，等等，应有尽有。一开始，我们场就揪出了不少“牛鬼蛇神”，主要是“地富反坏右”。
红卫兵拉着他们敲锣游“街”（场里的大路），批斗他们。那时好像就已有了“可教育好的子女”的说法，所以，我虽然不能参加革命行动，但也没对我有什么大的伤害。只是，一些会我无权参加，也不让我参加革命组织。我爱人倒能参加，并参与了革命组织的一些活动。由于他政策水平强，还成了组织的“高参”，以致到后期就被对立面说成了是“黑后台”。
随着运动的深入，作为最高指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中的按语在批斗会上一次次地当作口号喊出，其中“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一句是用得最多的。于是，早已被人们忘怀的“胡风”这个名字在十多年后又被记了起来。我也就一次次地被置于了难堪的境地。由于我们农场是北京市农林局直属的良种场，所以，每年的麦收和秋收都要分配当时的中央直属文化团体或机关到我们场来劳动，并在现场召开批斗会。中国京剧院、中央党校、还有中国作协和文联等单位都来过。每次，都是由他们的造反派带上来一溜“黑帮”，当场揭发他们的罪行，进行批斗。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中国作协和中国文联的成员来参加劳动的那次。“黑帮”中有臧克家、冰心、黄胄等人。
批斗他们时，一面揭发声讨他们的一些“资产阶级腐朽生活”表现和反动言行，一面还得让他们“坐飞机”。我们农场的职工则站在后面观看，也参加他们的批斗会。看着瘦弱的冰心被造反派拧着胳膊“坐飞机”，人们还不断地嘲骂和指斥她，什么“美帝国主义的洋奴”、“司徒雷登的干女儿”等话，我心里不由得暗自庆幸我的父亲没在这一行列里。过一会儿，他们又指着一位说是漏网的“胡风分子”，于是，主持人便领头高喊“打倒胡风反革命分子”。我只好低着头也跟着喊。但心里直担心那些“客人”知道我的身份，巴不得这会早点结束。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林彪败露后，按说我们的处境应该好了吧。但却变本加厉地开始了新的运动，“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且是从未有过的激烈。场里不断地揪出新的“阶级敌人”。早就被“解放”了的场长是从农村提着头闹革命出身的十三级干部，文化程度不高，但有个特点是好大喜功，很想弄出个特大案件来“震”一下农林局系统。于是，他动员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到处去调查我们俩的情况。这时，从城里又给农场派来了工作组。他们内查外调，从我们周围的人那里，整理出了一些“材料”。本来，我俩人缘好，不管和什么人都处得不错，当然很容易被划成所谓的“集团”。于是，也出现了一些针对我俩的大字报。更出乎我们意外的是，工作组竟陆续编出了个“三批材料”，在全场大会上宣布，还危言耸听地说查出了什么翻案集团、放火集团，等等。“材料”和大字报中对有些人是点出名字的，对我俩则是用×××、××（我爱人的名字是两个字）。
说我们如何如何是胡风的孝子贤孙，如何看过胡风的十万言书（连三十万言他们都没搞清楚），等等。
具体说的什么我现在都记不得了。总之，如同侦探小说一般，故事性特强。后来可能他们自己也感觉到太荒唐了，所以宣读过一回后也就不再提了。总之，老谱就这样地在十多年后翻了新。形势是如此的严峻，每次开揪斗大会时，我都是心惊胆战地，不知我俩会不会被身旁的小将揪上台去。往往是，每当揪出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主持人就会拍着桌子大声叫喊：“大家说，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还有没有了？”大伙高声答道：“有！”
有时，主持人还会高喊“老鼠拉木掀，大头在后面呢！”，以起到震慑人心的作用。曾有一次在向我调查什么情况时，给我看一份某人的揭发材料，对我说，你看，他都揭发你了，你还不揭发他？我说，我不能因为他揭发了我，我就随便说他，我得实事求是。他们实在找不出可以给我们定罪的事由，加之，农场的老书记较注意政策，反对揪我们上台。随着运动的结束，工作组也就只好不了了之了。
外面的情况一天天在好起来，终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我们也与母亲恢复了通信，知道他们还平安地活着。到1977年秋，高考制度恢复，晓山在插队十年后，考上了内蒙师范学院，《中国青年报》特地发了报道，以示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的。不管怎样，这是个重要的信号，我们都感到情况要有转机，母亲的信上也开始有了乐观的话语。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平反一切冤假错案”的决议，更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1979年1月12日，我接到父亲发来的电报：“离此去成都”。几天后，又收到了母亲自成都省委第二招待所发出的信。原来是公安部电话通知监狱当局让释放父亲出狱的。
不久，晓山趁寒假期间，一人先去成都，和他们共度了自由后的第一个春节。到我去成都看望他们时，已是春光明媚的四月。由于形势变了，我向领导请假时，出乎意外地顺利。在成都难得地陪他们游玩了一阵后，仍然回到农场继续干我的农活。
这年的11月底，因父亲住院动手术，我又请假来成都陪护他，这之后，再也没回到农场上班。1980年3月底，中央安排父亲回北京治疗疾病，我的父母才结束了在四川十多年的生活。这年的9月，中央发布76号文件，在政治上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平反，安排父亲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顾问，同时调我到同单位做他的秘书，协助他的工作并照顾他的生活。第二年的2月，正式给我办了调动手续。我爱人也在这之前由原工作系统调回了城里。我们回到了在城里的家，从此结束了那段难忘的农场生涯。一天，我陪同新单位人事处的同志去农场调档案。办完后，那位同志对我说，给你的评语写得很好啊！我只是笑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作为“反革命钦犯”的女儿，我这二十多年的遭遇，实在还不能算太坏，也侥幸没有受到皮肉之苦，但是，二十多年前在“文革”期间所受到的种种压力，至今仍不时在我的脑海中闪现，那种压抑感又会重新涌上心头，挥之不去。近年来，我读到不少回忆文章，里面更多的是家破人亡，精神失常，在冻饿中或“劳教”中悲惨地死去，青春和才华在超重的体力劳动下随时光流逝令人不忍卒读。我一直在想，为了死去和受害的一代、两代乃至三代人，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落魄的日本天皇：任由美国大兵当玩具摆布
1944年6月开始，美军对日本占领的塞班岛发起进攻。登陆之前，美军先对塞班岛实施了空中打击。组织轰炸塞班岛的是韩塞少将，他的指导思想是要“精确打击”，也就是将轰炸锁定在军事目标上，最大限度地减少殃及民用设施。美军攻占了塞班岛后，美国换上了鲁梅少将，让他接任美国空军第21师轰炸司令。日本发动全面对华战争后，日本军机多次对中国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人口密集城市进行狂轰滥炸，从来没有考虑过中国民众的生命、财产问题。日本军队对美军发动攻击也多采取偷袭、夜袭等手段，甚至用伪装的红十字船运送军人、武器，基于上述理由，美国起用了对德国汉堡进行地毯式轰炸有功的鲁梅，鲁梅的指导思想是：日本企业多为中小企业，仅仅对大的军工厂实施轰炸，无法摧毁日本的军工生产能力，鲁梅因此改变轰炸方针，将他在汉堡实施过的地毯式轰炸转用到了日本本土。1945年3月9日夜，从塞班岛起飞的334架B29轰炸机，将总重量2000吨的燃烧弹投在了东京，这次轰炸瞬间造成10万人丧身火海。日本的军国主义领导人曾叫嚣：“即便让东京化作焦土也要抗战到底。”这次美军轰炸果真将东京变成了“焦土”，两周后昭和天皇视察了完全成为废墟的东京，这次轰炸造成的实际伤亡人数超过了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可昭和天皇为保存“国体”，依然号召将战争继续下去，要日本全体国民“玉碎”。[37]
1964年，鲁梅已经官至美国空军总参谋长，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授予他一等旭日大绶章，表彰他“战后协助日本建立航空自卫队”。
向强者鞠躬，对弱者欺负，无论对个人还是集团，日本人都不忘这一“处世法则”。鲁梅以及他所属的美国，向日本空投了燃烧弹、原子弹，美国彻底打败了日本，日本因此向强国“鞠躬”。明知鲁梅组织了对东京的大轰炸，为了避免有人以他组织实施了“地毯式轰炸”而表示反对，日本就表彰他“帮助组建航空自卫队”。日本祸害中、朝50年，丰臣秀吉的子孙依然像当年丰臣军在朝鲜烧杀掠抢时那样，战败了，撤回日本本土就算是对亚洲兄弟的照顾，别说没有一分钱赔偿，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二战日本投降后，对战争期间造成3000万中国人死亡，6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日本仅说句“对不起”就算结束了。二战后日本也向中国投降，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蒋介石呼吁国民“不念旧恶”“以德报怨”，让在中国的200万日本人轻轻松松、平平安安地就返回了日本，日本也没向蒋介石发过一枚奖章。
日本战争期间给周边国家以及国民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伤害，一个战败国，现在还要跟中国、俄罗斯、朝鲜争夺领土。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严重地妨碍了中国的和平发展与进步，战后中国发展缓慢，日本人依然用中国人“劣等”，日本人“优秀”来作为答案。日本在对待中、美两个国家时，态度截然不同。应对中国等受害国支付赔偿时就赖账说没钱；可对支付美军驻扎费从来不含糊，20世纪50年代每年1亿多美元，现在每年50亿美元。
天皇也有落魄时
1945年9月27日9时50分，昭和天皇身穿晨礼服，头戴大礼帽，离开皇宫首次拜访占领军司令官麦克阿瑟。皇后让陪同者抱上一大束鲜花，这是皇后为了赠送给麦克阿瑟夫人，特命手下从新宿御苑的温室里采摘来的。关于是否要赠送鲜花，宫内还为此进行过争论，后来怀柔者的意见占了上风，据说这样能给战胜国一个好印象。三个月前，“英、美”还是“鬼畜”，现在相互应酬已经不是用枪炮，而是天皇亲自送鲜花。
1891年，沙俄皇太子环游世界途经日本访问，其间一名担任守卫工作的日本警察，突然抽刀砍向沙俄皇太子尼古拉。日本惧怕沙俄因此向日本宣战，竭力安抚皇太子。明治天皇后来亲自前往尼古拉入住的旅馆，向他道歉并一直将他送上停泊在神户港中的俄国巡洋舰。因当时俄国实力远大于日本，日本方面非常担心明治天皇上了船就被扣留。这次昭和天皇亲自前往占领军控制区拜会麦克阿瑟，日本也非常担心美国是否乘机拘捕昭和天皇。9月20日，藤田侍从长为此专门去打了前站，在确定美方没有扣押天皇的意图之后，终于安排了这次拜会。与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巡洋舰上隆重举行日本投降仪式不同，这次访问是“以私人身份”在“绝密”条件下进行的。以前昭和天皇外出都是“巡幸”，从未有过“上”去主动见“下”。这次天皇要屈驾登门拜访，而且是对“外夷”进行“表敬访问”，它本身表明“上下”关系已经发生根本逆转。美国是战胜国，日本是战败国，麦克阿瑟成为了昭和天皇的“上司”，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下”去见“上”也属情理之中，可这种“上下”“强弱”转变属于“高度机密”，不能让日本国民知道。
为了保密，昭和天皇选择了轻车从简的方法，将警卫人员减少到最低，御用车也没有用，昭和天皇乘一辆黑色轿车前往美国大使馆。这次也是天皇的车首次遇到红灯停下，因为没有通知交警，当昭和天皇乘坐的黑色轿车遇红灯停车时，市内电车还从车旁驶过。黑色轿车没有从正门进入美国大使馆，而是沿着美方指定的路线进入。沿上坡路到达美国大使馆门前时，手持步枪的卫兵示意停车，天皇下车后，步行进入建筑物。这时翻译还在后面的汽车里，侍从急忙跑到后面将翻译叫来。美国方面有人出来迎接，天皇每看到一个人就郑重行礼。麦克阿瑟没系领带，穿着开领军用衫，在会客室的门前等候。谁也没有注意到，麦克阿瑟的夫人金麦克阿瑟和儿子阿萨，在约定“绝对不许出声”的保证下，躲在帷幕的后面偷偷观望“现人神”。看到天皇进入，麦克阿瑟迎上去与昭和天皇打招呼并用手拍天皇的肩膀，天皇向他深度鞠躬。
开始约定只谈15分钟，以往“行幸”对时间有严格规定，可这次毕竟不同。实际会见比原计划延长了20分钟，一共35分钟。离别时，麦克阿瑟从会客室送天皇到大厅，他再次伸出手来与天皇握手，天皇再次郑重地鞠躬行礼。28日凌晨，东久迩政府得知当日的报纸将刊载昭和天皇访问麦克阿瑟的消息并同时配发两人的合影，政府立刻召集内阁会议讨论并紧急下令，禁止当日报纸发行。占领军得知此事后，立刻以命令形式发出通告，下令解除“禁止发行令”，要求“撤销对新闻及通讯自由的一切限制”。
在日本，连地名都有“纵向”的“上下”之分，去东京是“上”东京；离开东京是“下”地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更不用说了。对谁应该访问谁，穿戴应该如何，会见时谁应该在休息室等待，这些都依据“纵向”有严格规定。天皇见人是“上”接见“下”，这时，“下”必须穿好礼服前往皇宫，在规定时间到达后，须先在休息室等候接见，侍从到时会将来访者带入专门房间“谒见”天皇，来者向天皇行最敬礼，讲最高敬语，天皇则用几句话回应。而这次报道会将“纵向关系”这一天机泄露，昭和天皇亲往麦克阿瑟办公地，尽管没有出现在“密苏里”号军舰上的投降仪式上，可亲自去美国的地盘就等于去投降了。公开照片就更要不得了：麦克阿瑟身着便装；天皇身穿大礼服，麦克阿瑟双手叉腰“稍息”；昭和天皇“立正”，对“纵向”敏感的日本人，一看这张照片就会明白一切，照片犹如美国投向日本的第三颗原子弹。
会见时的谈话内容至今仍属高度机密。1963年的《麦克阿瑟回忆录》中说：“天皇非常紧张，他接受敬烟时两手有些颤抖，自己曾努力设法安慰他，但天皇说战争的一切责任都在他自己，他为接受联合国的裁决才来到这里。”
在美国人的安排下，1946年1月1日昭和天皇发表了“人间宣言”，昭和天皇向日本国民宣布：自己是“人”而不是“神”，这与麦克阿瑟妻小在帷幕后看到的事实相符。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美军认为，天皇是个“戴眼镜、近视又驼背的小老头”，一个平凡、普通的人而已。
1946年2月19日，天皇进行了战后首次出巡。与战前不同，天皇不能再乘坐带有菊花徽章的皇室专车了，沿途的警卫级别也已大大降低，以前天皇出巡，每隔几米就站一个警察，所有看到天皇车队的人，必须行最敬礼或匍匐在地上致敬，不允许任何人从高处俯视天皇。这时昭和天皇已经发表了“人间宣言”，美军要用对待正常人的方式对待他，这样更能说明日本发生了转变。
昭和天皇到达访问地点后，天皇立刻变成美军记者任意摆布的道具，他们对着昭和天皇大喊：“往这边走，脸朝那边。”有时还推他、拉他，很多照相机、摄影机同时对准天皇。就在天皇即将结束当天的出访准备返回时，几十名前来担任警戒的美国兵要一睹天皇尊容，有人甚至爬上了车头，还有人从车窗伸手进去要求与天皇握手。占领军是胜利者，天皇也无可奈何。[38]
天皇多次被推搡，有的往这边拉，有的往那边拉，像玩具一样推拉得不像样子。但他全不在意，一点也没有厌烦的样子，一味任人摆布。担任警卫的侍卫想：“为了日本的复兴，为了国民，他在忍其所忍。”
几个月前昭和天皇摆布他人，还曾经希望成为世界的领导人，“变大”没有成功，反而“变小”了，到了“任人摆布”的地步，日本人对此的反应是：[39]“天皇在忍。”好似当年德川家康之对织田信长。“鸡米”皇太子
1946年3月5日，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詹姆斯司徒达多校长为团长，由20多人组成的美国教育使节团一行来到日本。总司令部认为：只有改革日本的教育制度，才能促进日本的民主化，特邀教育代表团到访日本。3月27日下午，天皇在皇宫接见了该代表团，会见时昭和天皇突然对团长提出：“想给皇太子请一位美国家庭教师。”
昭和天皇的这一要求让美国代表团大吃一惊，后来他们决定满足天皇的要求。代表团回国后，司徒达多推荐了两名女性候选人，他将候选人的个人简历寄给了日本宫内省，以供选择，宫内省最终选择了勃古宁夫人。勃古宁夫人40多岁，丈夫是大学教师，他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勃宁古夫人在美国基督教教友派的福利团体中工作。10月，她离开美国来到日本。她的年薪为2000美元，而当时美国同龄的女公务员的年薪只有300美元。
在明治宪法颁布前，藩阀政府先制定了《皇族身位令》其中第十七条规定：“皇太子、皇太孙满10岁时，任陆军及海军武官。”昭和天皇出生在明治天皇在位时，11周岁那年，他作为皇太子被任命为陆海军少尉。
昭和二十年（1945）3月，日本陆军内部文件写明：皇太子任少尉，出任近卫步兵第一联队队副，历届皇太子出任近卫步兵第一联队队副已经成为惯例。为此，还在营地内给皇太子专门搭建了一个白木的站立平台。
1946年皇太子12岁，昭和天皇10岁时起开始单独学习帝王学，因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皇太子不能再当军官并在专门为他设立的学问所里单独学习了。皇太子与一般贵族子女同样，进入“学习院”[40]学习。勃古宁夫人到达日本后，开始担任皇太子所在班的英语教师。日本为她专门配备了女助手、专职司机及几个佣人，安排她住在一栋被美军一度没收后又返还的豪宅里，家具也都是皇室专门定做的高级家具，皇室的侍从说：“她的生活水准高于皇族。”作为皇太子的家庭教师，她在日本一共工作了三年。她卸任回国后，皇室也表达了一些对她的不满，“从未想过学一点日本文化和日语”“直到今天，她仍依靠《皇太子之窗》的版税生活”。
勃古宁夫人初到学习院上英文课时，为了方便记忆，首先给班里的每个日本孩子起了一个英文名字，她给皇太子起的名字是“鸡米”，虽然皇太子最初曾说：“我是皇太子”，但后来还是接受了“鸡米”这个美国名字。除了在课堂上教授英文之外，勃古宁夫人还到皇太子的临时公馆，给他单独授课一个小时。宫内省不放心皇太子一人学习，又请了一个女监在旁边跟随。宫内大臣石渡庄太郎在皇室记事簿上写道：“请美国人当家教是为了奉承美国人。”
从1945年10月中旬起，芝高轮的“光轮阁”就变成了二战后的“鹿鸣馆”。“光轮阁”是昭和天皇的弟弟高松宫的官邸，高松宫曾出任过海军军令部长（海军参谋长），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经常在官邸举行晚宴，招待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高级军官。每次招待10人左右，不邀请军官们的妻子，但是高松宫妃每次都要出来接待。餐桌上的高级菜肴与酒类即使在外国也难见到，麦克阿瑟的高级副官菲拉兹准将、副参谋长威路比少将等，都出席过在这里举行的晚宴，针对一般美军官兵有政府主办的“慰安所”；对高级军官则有“艺妓”，日本要上下齐动员，伺候好美军的“上下”。
昭和时代，日本每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日本国内的行政机关都会随之更名一次，“九·一八”之后设立了“满洲事务局”，“七七”之后扩大为“兴亚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更名为“大东亚省”，也就是说，整个东亚都归日本内阁中的一个省管辖。各国都要建立祭祀天照大神的神社，满洲国皇帝溥仪将“神道”定为“国教”，1940年他第二次去日本访问，主要任务是将“神器”的复制品带回满洲国分祭，每天早上要对东京“遥拜”。
战败了，日本从“上”的地位上跌落下来，尽管如此，昭和天皇既没有转信大慈大悲的东方佛教；也没有选择“四海皆兄弟”的伊斯兰教，他选择了麦克阿瑟笃信的基督教。天皇夫妇成为了基督教徒，古老的皇宫中传出了“赞美诗”的歌声。天皇夫妇请基督教徒进宫为自己以及子女进讲《圣经》，以前总穿大元帅服的昭和天皇也开始穿西装出现在公众面前，不过，一切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终止了。1951年4月，麦克阿瑟被免职并离开日本回国，同年9月日本在美国签署了《旧金山和平条约》，1952年4月28日生效，美国人一走，神道长老昭和天皇就对《圣经》说再见了，这一年进讲也取消了，天皇夫妇参拜了靖国神社。这是中断了7年后的首次。
麦克阿瑟本人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对他来说，能够把福音普及到异邦乃是神圣无比的使命。他同时认为，由于日本战败，造成日本人的精神生活一片空白，这正是向日本人传播福音的绝好机会，他向来日本布道的美国基督教人士提供从车船票到通讯手段等各种方便，从1945年到1951年，美国派驻日本的牧师就多达2500人，发放《圣经》约1000万部。可从结果上来看，战前日本的基督教徒（新教）人数约10万人，麦克阿瑟1951年离开日本时全日本的信徒人数也仍然是这么多，只是天主教徒增加了五万人左右。
第二章 战争秘闻
朝鲜战争中除志愿军外还牺牲了多少中国人
1950年10月19，也就是六十年前的今天，中国志愿军出兵朝鲜。
朝鲜战争为什么爆发？苏联是始作俑者。苏联支持朝鲜发动战争，目的仅仅是控制朝鲜半岛吗？
1945年，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形成对峙，开始了长达45年的冷战。朝鲜战争是二战后规模最大的局部战争，是冷战中的热战，朝鲜战争中的交战各方都在冒着硝烟的枪口前放了一块遮羞布，唯恐战争扩大，形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以志愿军名义出兵，美国政府一再驳回麦克阿瑟把战火烧到中国的要求，苏联飞行员即便在空中作战时仍穿着志愿军的军装。
朝鲜战争是没有赢家的战争，但损失最小的无疑是苏联。
朝鲜战争爆发前，朝鲜人民军和韩国军队在38线附近发生了近两千次的交火冲突，但始终没有演变成战争，后来金日成在1950年6月25日指挥朝鲜人民军冲过38线，挑起了朝鲜战争。金日成为什么敢于挑起战争，无疑是因为苏联政府的支持。1950年的朝鲜半岛格局和今天一样，朝鲜占据38线以北，韩国占据38线以南，当时苏军已撤离了朝鲜，韩国仍驻扎着大量美军，冷战期间的苏联决不会容忍美国在眼皮子底下放了这么一颗大炸弹。
金日成向苏联的领袖斯大林征求进攻韩国的意见，斯大林同意了，原因很简单，第一，斯大林要让朝鲜半岛全部变成红色，消灭眼皮子底下的大炸弹，第二，苏联需要一个出海口，不冻港。
先来回顾旅顺港的历史。1883年（光绪九年），清政府建港口、船坞，1890年全部竣工使用。清政府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战败，旅顺港为被日本占领侵占，很快沙俄联合德、法等国干涉，接下来的七年，旅顺港被沙俄强行“租借”。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沙俄战败，这一次日本侵占旅顺港长达四十年，直到1945日本无条件投降，旅顺港才回到祖国的怀抱。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替代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中苏联放弃了在中国的所有特权，其中包括将中国长春铁路（即常说的中长路）的一切权利和财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国政府，及苏联军队从旅顺口撤退等。条约规定1955年5月31日之前，旅顺港为中苏两国共同使用，1955年5月31日苏军全部撤离回国。也就是说，1955年5月31日之后，苏联丧失了在太平洋的出海口。
归还旅顺港之后，苏联面临的情况是，苏联的太平洋舰队只能驻扎在海参崴，海参崴是个半冻港，冬季会结冰。从战略上来讲，如果太平洋舰队出海作战，必须经过对马海峡，这是一个充满危险的海峡，海峡一侧是日本，一侧是韩国，危险悉数极高。斯大林同意了金日成发动战争的要求，按照金日成制定的闪电战策略，朝鲜人民军在美军来不及干预前便会占领朝鲜全境，那会苏联便可以拥有进可攻，退可守的出海口，从军事和政治上来讲，这对苏联的诱惑太大了。
苏联对出海口和不冻港的渴望是如此的强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加入朝鲜战争，击溃朝鲜人民军，金日成向苏联求救，请示斯大林，是否应该让中国出兵时，斯大林仍不置可否，一旦中国出兵，苏联对朝鲜的控制的就成为泡影，出海口也就无从谈起。那个时候，斯大林甚至想让金日成去中国沈阳建立流亡政府。
1950年10月19日，中国志愿军出兵朝鲜，10月25日打响了抗美援朝第一枪，世界见证了中国的崛起，苏联在朝鲜建立出海口的意图彻底破灭。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军朝鲜，10月25日打响了抗美援朝第一枪。时至今日，六十年过去了，抗美援朝中志愿军伤亡数字一直是备受各方关注的焦点。
在美国，朝鲜战争被称作“被遗忘的战争”，在我国，从抗美援朝纪念馆到各级相关部门，始终没有完整的抗美援朝烈士统计数字和名单。
经过十年努力，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在2006年公布最新的，精确到了“个位”的抗美援朝烈士统计数字，共有十八万三千一百零八名志愿军战士牺牲，其中包括绝大部分牺牲的志愿军战士和极少的民工、医护人员、交通运输人员、战地记者和文化工作者等人员。统计数字是根据四川、安徽、河南、山东、内蒙古、山西、湖北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民政部门的最新的核对数字。这是一项繁琐复杂的工作，名单上的烈士不仅有所在的部队编号、所属连队，还有战士的名字、籍贯等等，由于时隔几十年，工作遇到了巨大的阻力，至今，志愿军烈士名字的对照仍在进行。
这个数字恐怕是抗美援朝结束后，对于阵亡战士最详细的统计，但对于牺牲在朝鲜战争中的中国人，它还远远不够。
在朝鲜和韩国都有比较详细的，关于平民伤亡的数字，而中国，听说过东北民工团的人恐怕寥寥无几。
1950年10月26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的委员与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的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在北京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将两个组织合并，组成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抗美援朝运动。事实上，这个委员会主要的责任是：（一）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开展“三视”教育等活动（二）动员参军参战支前（三）组织慰问“最可爱人的”（四）开展订立爱国公约和增产节约活动（五）组织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支援抗美援朝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由于全国政协（包括24个省市政协）会编）有这样一段话“据不完全统计，抗美援朝期间，全国先后参加志愿军参战达290多万人，仅东北地区就动员了近40万人参军，70余万人组成大车队、担架队，还有汽车司机、铁路员工、医务人员等四万五千人，担负战场勤务。”东北民工团是“支前”的主要力量，他们组成了大车队、担架队，运送战略物资，粮食补给，转移伤员。
抗美援朝前期，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控制了制空权和制海权，对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进行了狂轰滥炸，东北民工团遭受了重大损失。
美国空军的轰炸方式这样的，首先用机枪扫射，接着用炸弹轰炸，最后投掷燃烧弹和凝固汽油弹，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第一次看见飞机的支前队员，在美军飞机扫射时往往会非常惊恐，到处乱跑，美军正是利用机枪扫射把人从隐蔽点撵出来，再用炸弹轰炸，最后投掷凝固汽油弹。美军的第二种轰炸方式是针对村落，遇到有房子的村落，美军先用炸弹，把人从房子里撵出来，之后用机枪扫射，用凝固汽油弹。
凝固汽油弹在爆炸时产生上千度高温，可以把石头烧成粉末，很多村、乡组成的支前队伍遭到轰炸后，无一生还。
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统计，志愿军参战人数为290万，牺牲人数为18万。抗美援朝前期，东北民工团没有防空炮火掩护，牺牲比例恐怕和志愿军不相上下，那么70万的东北民工团究竟牺牲了多少？
开赴朝鲜，支援抗美援朝的平民不仅仅是东北民工团，在统计志愿军牺牲人数的同时，我们是否应该关注那些默默无闻的平民，那些有部队编制的战士死亡往往无法查清姓名，谁还记得那些支前的平民的名字？
李云龙只能出现在《亮剑》中原因
近年来，抗战文艺作品高潮迭起，红色经典电视剧荧屏热播。清一色的胜利轻而易举。
喜欢胜利并不一定能永远胜利，回避失败并不一定不会失败。固然小说可以虚构，艺术应该加工。但把战争当成游戏场和人间乐园，这种浅薄的喜剧方式，导致被涂脂抹粉的英雄丧失了有血有肉的真实，忽视了流血牺牲，戏说了血腥苦难。与其说愚弄了敌人，不如说自欺欺人。只能长自己的虚气，灭不掉敌人的威风。打败了我们刻画的那种敌人，这并不是历史，抗战无疑也会贬值。
从《铁道游击队》中，笔者得到最初的抗战知识启蒙，从小就渴望同刘洪他们过着火热的战斗生活。作品提到我方伤亡不到10人，歼敌估计至少2000人。而当许多人审视铁道游击队原型时，不禁惊呆了！人们心中的英雄群体牺牲150多人，其中有1个大队长、3个政委，伤130多人，死伤占全员大半。1943年微山湖一战，在三路敌军围攻下，刘洪最主要的原型大队长洪振海和六七十名战士牺牲，几乎全军覆没。此段情节在作品中被加工成：政委李正赶来，阻止了刘洪蛮干，队伍脱险。因此，当抗战胜利时，队员们并没有兴高采烈，而是都想起倒下的战友，放声大哭。
铁道游击队血洗洋行，杀死几个退伍下海经商的日本中年鬼子。但一个老八路对笔者讲述，八路军某排宿营某山西小村，深夜熟睡时被日军包围。本田小队长一人手持战刀，杀死了10多个八路军战士。
这血写的历史，因为死去的不是百姓，我们就没有当作屠杀而大肆宣扬；因为死去的不是鬼子，我们就不能当作杀敌业绩而欢欣；他们是没有抵抗或无法抵抗的八路军，因此他们的死去只能流传于当事者的口头传播。这是真实发生的历史，这是难以成为历史的历史。我不止一次领悟到这种历史的沉重和压抑。
近年来，抗战电视剧《亮剑》豁然出鞘。该剧再现了日军的狡猾野蛮和高超的军事素养，但硬伤仍十分突出。几十人试图营造出成百上千人惊天动地的血战，散兵线不拉开就一窝蜂往前挤；伏击日军战地观察团的手榴弹满天飞，却很少有冒烟爆炸的，和铁疙瘩无异；日军特种部队的美制M3A1盖德冲锋枪二战后期才开始装备部队，不知1940年前后的日军如何得到。许多该完美却没有完美的地方和刻意表现得有棱有角的李云龙性格结合起来，明显过于滑稽和做作。《亮剑》许多战斗以正史为原型，在表现我军死伤上有较大突破，但仍过于失实。
日军山崎大队被包围在李家坡高地。李云龙的独立团作为预备队担任主攻，两分钟内全团3600颗手榴弹一起飞出，全歼山崎大队，煞是干脆淋漓，荡气回肠。这一战役原型为1940年关家垴之战。129师久攻日军岗崎大队600人固守的关家垴不下，彭德怀亲自指挥，不惜动用陈赓、彭明治两个主力旅，共七个团。但10次冲锋10次被打退，经过三天激战，残余日军冲出包围，八路军损失2000多人。电视中的李云龙显然比彭德怀、刘伯承还高超，未免过分拔高。
明知敌强战必致死的所谓“亮剑”精神，是种热兵器时代的冷兵器剑客式思维，违背历史事实，也不符合正常的战斗逻辑。一个人犯几十个错误，在革命队伍中没有生存环境，战死是最好的归宿，因此李云龙只能出现在《亮剑》之中，而不是真正的战场。
陈毅元帅说：“我们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来之不易呀！”“我就不赞成把革命写成轻而易举。革命不是端起碗来吃醪糟，不是荷包里面摸糖果。”王震将军在《恶魔导演的战争》的序中说：“我们的敌人并不愚蠢，甚至很聪明。任何仅仅把敌人看成是愚蠢的人，才是愚蠢的。”
浅论美国庚款退赔的原因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对中国烧、杀、抢夺之后，迫使清政府于1901年与11个帝国主义国家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从1901年起向签约各国赔偿白银4.5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因1901年为庚子年，故此赔款称之为“庚子赔款”。美国获得赔款总数的近10%，折合为2444万多美元，扣除其镇压义和团的军费支出及在华商人、传教士的“损失”，尚余1100余万美元。1909年美国开始把这笔款项退给中国，实行“退款办学”，该款项被规定专门用作支付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的费用，并由美国派人监督使用。美国为何有如此之举呢？本文尝试探讨其中因由。
首先，经济原因。20世纪初，经过两次科技革命，美国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经济实力已超过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强国，需要开辟新的市场。中国是一个大国，市场潜力巨大，美国当然不会无视这一事实。而19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劳工大量输入美国，中国劳工日益增加而劳动力市场上华人劳动力价格低廉，于是美国国内出现了排华的舆论和运动。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执行有关华人的某些条约规定的法案》，即排华工法，掀起了排华浪潮。此举在中国人民中引起强烈反响，1905年爆发了全国性的反美爱国运动，广州、上海、厦门、天津和牛庄等通商城市的商人发动联合抵制美货运动，各阶层人民纷纷响应，使得美国商品在中国市场的销售急骤下降。美国希望通过“退款办学”改善它在中国的形象，以此带动其对中国市场的重新占有。与此同时，一部分美国当政者在私下和公开场合承认“庚子赔款”索要甚巨，会极大地影响中国的经济和购买力，进而影响美国在华商业利益。
其次，政治原因。美国力图通过“退款办学”在精神上控制中国，进而控制中国的市场。义和团运动后，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武装镇压并不能消除中国人民的反抗，只有改变中国人的精神才能够做到这一点。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西奥多·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上和商业上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而当时摆在美国人面前的事实是：中国去欧洲和日本留学的人数比去美国的多得多。“这就意味着当这些中国人从欧洲回国后，他们将劝中国仿效欧洲而不是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代替了美国”。“在中国雇佣外国人时，他们将推举日本、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教师和工程师，而不推举美国人”，“他们所购买的将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商品而不是美国的商品，各种工业特权将给予欧洲，而不给予美国”。这就意味着欧洲和日本会获得比美国更多更大的利益，而不利于美国在中国的长远利益。因而，美国希望通过“退款兴学”来吸引中国留学生，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上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领袖。当然，在实际效果上，其弘扬“美国精神”的初衷并未完全达到。庚款留学生中不仅涌现出像闻一多、李公仆等民主战士，也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爱国的自然科学家，如：侯德榜、周培源等。
第三，殖民主义政策的转变。20世纪以前，美国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实行旧殖民主义政策，主要是通过武力夺取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实力开始居世界首位，因而，它开始执行更隐蔽、更“柔和”，也更狡猾和获利更大的新殖民主义政策，不只是简单地通过武力，而更多地采用精神控制、经济渗透等非武力手段。“退款兴学”是美国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一个方面。
综上所述，美国的“庚款退赔兴学”，既是迫于国际形势发展的让步，又是对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的以退为进的策略。
第三章 名人轶闻
毛泽东为什么下功夫读《二十四史》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阅读传统的经、史、子、集著作，“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这是青年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态度。他对史籍的爱好，贯穿于他的一生。
毛泽东读得最多的、批注最多的历史书籍是《二十四史》。中南海毛泽东故居藏书中有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这部《二十四史》，是1952年工作人员根据他阅读中国古籍的需要而添置的。这是一部大字木刻线装本，毛泽东生前特别喜爱，每次去外地视察工作，参加会议和调查研究时，他老人家都嘱咐工作人员带上这部史籍，走到哪里，带到哪里，读到哪里。从50年代到60年代、70年代，无论在外出的火车上、飞机上，无论在住地的会客厅里、书房里、办公室里、卧室里，无论白天、黑夜，工作人员随时都可以看到他老人家凝神静气地读《二十四史》的身影。
如果说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阅读《二十四史》还只是单本、篇章，那么从1952年之后，毛泽东读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就是全面、系统地研读了。这部《二十四史》，毛泽东整整读了24年。
1975年，毛泽东已经82岁高龄，而且眼睛患白内障，逐渐看不清东西了，医生建议他每天不看书或少看书。他对医生的话毫不在意，每天照样看书。实在不能看了，就让身边工作人员给他读书。1976年5月，毛泽东的病情不断加重，身体素质越来越差。6月初，他突患心肌梗塞，经及时挽救，脱离了危险。之后不久，毛泽东许多时间都处在昏迷半昏迷状态，靠鼻饲生活。据医疗组的护理记录，1976年9月8日这一天，毛泽东看文件、看书11次之多，共计2小时50分钟。毛泽东读过多遍的这部《二十四史》中的《晋书》、《南史》等分册就一直放在他的身边，这部书一直陪伴着他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下功夫读《二十四史》呢？笔者认为，《二十四史》这部巨著记载的我国长达4000多年的社会历史无所不包、无所不有，既有史学价值，又有文学价值，是历代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鉴往知来、治国安邦、修身齐家、为人处世的镜鉴宝库。此外，毛泽东苦读《二十四史》至少还有两个重要原因。
第一，从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没有出国留学的思想渊源来看，是为了解中国古今学说制度之大要。当年他的同代人中有不少人都出国求学了，他的同学也劝毛泽东出国磨砺，但毛泽东最终还是留了下来，留在了国内。他那时认为留在国内探索的好处是：看译本较原本快速得多，利于在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他还说，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
毛泽东虽然没有走出国门，壮游世界。相反，当许多人在国外住洋房，吃面包时，他却走向了中国的穷山僻壤，走向了社会的最底层，住茅屋，吃南瓜。通过调查了解中国社会问题和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从读“无字之书”中获得了丰富的中华民族的社会历史知识。
毛泽东青年时期的这些想法、看法、做法，特别是他的“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的主张，与他后来下功夫读《二十四史》是密切联系的。前者是因，后者是果。毛泽东晚年还坚持读《二十四史》，就是为了更好地、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就是为了对自己的国家知道得更多一些。《二十四史》就是了解我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的最好的、最完整的知识宝典。
要全面地了解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可不读《二十四史》。正如1975年毛泽东与芦荻老师关于读《二十四史》的谈话时所说的，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真实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这就清楚地说明，毛泽东下苦功读《二十四史》，就是为了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了解中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
第二，为了借鉴历史，从历史中寻求治理国家的启示、经验和教训。学习研究中国历史包括学习研究《二十四史》，了解把握“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为今天的现实斗争服务。鉴往知来，是为了治国安邦。学习了解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遗产，有批判地继承和发展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的精华，汲取对今天、明天，政治、社会、经济、科学、文化等建设和发展有益的东西，让其更好地为现实斗争和建设事业服务，这是毛泽东酷爱历史，孜孜不倦地学习研究《二十四史》一贯的主张。
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就强调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1960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时的谈话中对中国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又一次作了很好的阐述。他说，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分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我所了解的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这样。至于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中国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在整理，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重新出版。“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这样的主旨是毛泽东晚年读《二十四史》的内在主要的动因。他老人家晚年不仅下了很大功夫读《二十四史》，而且还下了很多功夫读《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通鉴纪事本末》、《续通鉴纪事本末》等多种稗官野史。彭德怀说，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周恩来说，毛泽东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
我们从图书服务工作中还知道，晚年的毛泽东，不仅自己下了很大功夫读《二十四史》，而且常常将他读过的认为有意义的人物传记等分册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等中央领导人阅读。他老人家生前非常重视《二十四史》等史书的标点出版工作。他曾多次向全党同志发出学习历史的号召。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就要求有关方面组织安排《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史籍的标点出版工作，首先指定标点《二十四史》的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1959年后，有同志建议将其余二十史加上《清史稿》，全部加以整理，毛泽东深表赞同。在他的支持下，集中全国专家学者的力量，对这部史书加以标点、分段、校字，大大便利了历史研究工作，也为更多的人学习中国历史提供了方便。
梅兰芳与程砚秋的梨园恩怨
1946年，程砚秋与梅兰芳在上海不期而遇，先是奉蒋夫人宋美龄之约，梅程率徒合演了《四五花洞》——梅先生这边是新收的徒弟杨畹农，程先生那边则是赵荣琛。而赵荣琛随后则充当起梅程二人之间的“协调人”。此时的梅兰芳，“大面儿”上对程是尊重的，安排了戏的大格局，又显示了谦让之意。
可随后两人在用谁的胡琴上发生矛盾，梅坚持用自己的文场：徐兰沅加王少卿。梅兰芳说，“就那么几句唱，还何必换来换去呢？”赵荣琛回去禀报，程砚秋没有办法，只能在约定时间来到梅宅合练。
梨园在这方面是有规矩的，只能是弱势一方到强手一方去合练，而不能是相反。再后，程提出服装要变革，梅兰芳则坚决不答应，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各穿各的。直到进入最后的排练，程砚秋来到了梅宅见梅兰芳——初见面时还是垂手侍立，并恭敬地叫声“先生”。梅兰芳则大度又随便地说，“坐吧，老四！”可以想见：程砚秋心中的感受应该是复杂的。随后梅程展开合练，当程砚秋唱出他那幽幽咽咽的声腔时，是京胡琴师徐兰沅先把胡琴放下，“您这腔儿我拉不了，还是把周长华（程砚秋的琴师）叫来吧……”程砚秋当然暗中高兴，徐是梅兰芳的长辈，他有了意见梅兰芳是不能驳的。于是以两堂文场分别为两人伴奏的格局就此形成。
随后不久，梅兰芳与程砚秋果真在上海打起了对台。梅在“中国”，程在“天蟾”，老生一边是杨宝森，另一边是谭富英，基本上打了平手。但最后程砚秋抛出了“杀手锏”《锁麟囊》，连续卖了几个满堂，这气势就把梅兰芳给“压”下去了。
程砚秋解放初期又到上海，献演了新戏《英台抗婚》，可能是身材太高也太胖了，效果颇不理想，这让他心里很烦恼。这时，梅剧团按计划很快就要到达上海——眼看又要跟程砚秋撞上了。这形势外人并不注意，但知道内情的戏迷会觉得“更有好戏可看了”。周总理得知情况后，马上把马少波（中国京剧院党组书记）找来，命其立刻“把你们的两位院长拉开”。马少波先找到梅兰芳。梅服从大局，延长了在江苏的演出期限。马少波又赶到上海，向程砚秋讲明险些发生的对撞。梅程之间的矛盾纠葛不仅有趣，既是时代的与社会的，同时还是戏曲的。
毛泽东一首诗造就了最倒霉的国民党将领
张辉瓒在军阀时代，不算是大人物，他的出名，主要由于他是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的前敌总指挥，而且一败涂地，受过毛泽东诗词的“表彰”。清末湘军兴起以来，湖南出将军，但战事也多，外面的人打还不够，自己关起门来打。
北洋时期，就数湖南军阀的派系多，有赵（恒惕）派、程（潜）派和谭（延ND064）派，后来赵派中又分裂出唐（生智）派，湘西还自成一个系统，谁也不理。张辉瓒就属于势力最弱的谭派的一个小小的师长。那个年月，军长、师长、司令遍地都是，有两枝枪就可以充司令，一枝手枪自己拿，另一枝长枪卫兵扛。谭派在湖南，多数时候在野，甚至四下流浪，寄人篱下，所以，这种师长能有多少军队，天才知道。当然，张辉瓒还比较幸运，由于主公谭延站队正确，选择了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又选择了蒋介石，所以，在协助蒋介石打败了政敌唐生智之后，谭派居然在湖南当家作主了，虽然此时谭延已经将军队交给了部下鲁涤平。
在谭延短暂的主政湖南期间，论功行赏，张辉瓒曾做过一任湖南的警察厅长。说起来，张辉瓒也算是个读书人，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向有儒将之名，所以，在警察厅长任上，很是出了一回风头。据说有次设计抓了一个很伤风化，却又在政界很有靠山的老鸨，将其就地正法，还附了一篇骈四骊六的判决书，很是让遗老遗少们兴奋了一阵子。在跟鲁涤平之后，对付打算跟蒋介石叫板的唐生智，抄后路，也抄得不错，害得唐生智兵马未动，就已经四分五裂崩溃了。
不过，此公跟红军打仗却运气很差，第一仗就被歼灭（师部并两个旅），自己做了俘虏。幸好由他小舅子朱耀华率领的一个旅，见机得早，开溜及时，不然后来为他修坟的人都没有了。被俘之后，据红军的叛将龚楚说，张被带到了朱德那里，朱德表示要办一个红军学校，让张来做教授。张辉瓒还见到了同乡毛泽东，张口便称润之先生，彼此还叙了旧，他们原在大革命时期的广州，曾经相识，毛还到湘军做过演讲。
张辉瓒表示，可以给红军捐献药品和弹药。据郭化若回忆，毛泽东当时显然没有要杀张辉瓒的意思，双方谈得还不错，而且张的利用价值还挺大，至少对红军的装备改善会有帮助。可是，毛泽东见过之后，不知怎的，张辉瓒就被拉去开公审大会了，会后，张辉瓒的头被割了下来，放在一块木板上，顺赣江放了下去。这颗头，后来被葬在岳麓山，蒋介石送了一副“呜呼石侯魂兮归来（张辉瓒字石侯）”的挽联。坟就安在跟黄兴和蔡锷的坟很近的地方，规模也差不多，当然，这坟，现在的人们是看不到了。
小时候，我中学有个很好的朋友，父亲是朱耀华的后人，跟张辉瓒有亲戚关系，由于不满于现实，而倾向革命，后来却被发配到了黑龙江的北大荒。他和父亲，一直都在为张辉瓒背黑锅，混都混不过去，因为那是领袖诗里提到的反面人物。在文革期间，革命小将见了他家的人，就会背诵：“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记得有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说过，在历史上，凡是跟共产党作对的人，不管你出身有多么的高贵，身份多么高雅，下场都很惨。这话不一定全对，但对于某些人来说，却千真万确。张辉瓒，就是这样一个很惨的人，很不幸参与了第一次“围剿”，很不幸碰上了毛泽东，碰上了毛泽东又不赶紧逃，还逞能孤军深入，更不幸的是大名被毛泽东的诗记录了下来，想不遗臭万年，难！
周恩来因何为漂亮女司长黯然神伤？
化丧偶之痛为奋进之力
龚澎原名维航，1914年出生于日本，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1935年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那时候龚澎是燕京大学的积极分子，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起全面侵华战争，龚澎即奔赴延安。她曾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不久被派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工作，也正是在那里她结识了她的第一任丈夫刘文华。
刘文华曾留学德国，抗战前夕回到祖国。不久即参加了八路军，和龚澎同在八路军总部工作。他的中文、德文、英文都很好；在德国是学工程的，在八路军总部担任彭德怀副司令的秘书，所以和龚澎常常在工作上有接触。他们婚后蜜月刚过就接到了命令，调龚澎去重庆工作。当时朱德总司令还曾征求龚澎的意见，说延安中央组织部可能不知道她已经结婚，如果她本人仍然愿意留在总部工作，朱总司令和恩来同志商量免调或晚调也可以。但龚澎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党的神圣事业，毅然离开太行山来到重庆。
而令她极为痛心的是，刘文华在前方征战途中，突然患了急性盲肠炎，而因为战乱年代，医疗条件极差，延误了治疗，病魔竟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当龚澎得知这一不幸消息时，十分悲痛。邓颖超大姐安慰她，劝勉她；恩来同志也找她详谈，才使她的心情慢慢平复。不久她写了一篇充满感情的文章，纪念她的丈夫和战友——刘文华，登载在《新华日报》上。随即她又以更高的热情，全身心投入更繁忙的工作之中。
在繁忙的工作中，龚澎逐渐结交了几乎所有国家驻重庆的外国记者，无论是塔斯社、法新社、路透社或美联社的，以及各国大报刊的都结识。与美国新闻处也时有来往，当时美国新闻处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也成为龚澎的朋友。她不仅向他们宣传我党的观点，也向他们了解许多情况，每隔几天她都向恩来同志写简单的书面汇报。恩来同志不时地找她去作具体详细的汇报，她也提出一些建议供恩来同志参考。
恩来同志根据她提供的情况，对一些思想比较进步，报道也比较客观的外国记者或是其他外国朋友予以接见，每当这时，龚澎都是陪见兼翻译。周恩来同志对龚澎的才干和辛勤工作的态度，一直是十分赞赏的。
龚澎广交外国新闻界朋友，广泛宣传我党各个时期的抗日主张和重要方针路线，宣传解放区的一切具体情况。当时只要能够收到延安的消息和《解放日报》重要社论，龚澎就立刻将有关内容翻译成英文并打字油印若干份，很快送到外国记者手里。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就会迅速发往世界各地。
1940年至1941年间，那是皖南事变和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前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刚发表不久，接着是《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等发表，都急需翻译出来，发往国外。那时候龚澎忙碌得连饭都顾不上吃，觉也不睡，有一次连续两昼夜都没有离开她的打字机，同事把饭端到她的桌旁，她匆匆扒上几口。
一连几天，她脸都黄了，眼睛充满血丝，同事又是感动又是难过地劝她：龚澎，你不要命啦，不能这样没日没夜地干呀，厨房蒋师傅给你煮了两个鸡蛋，快去吃了休息一下吧。她露出笑容亲切地说：不要紧，谢谢你们还给我煮鸡蛋。同事不由分说地把她拉到一楼，吃完早饭后把她按到小床上睡觉，可是没过两三个时辰，她又回到了她的打字机旁。
生命中的得力助手
1942年至1943年，龚澎与乔冠华相识而相爱，大家都认为这是很相配的一对，1943年他们结婚了。当时的革命婚礼是很简单的，大家在一起吃些糖果花生热闹一下。记得董必武同志还为他俩赋诗一首，写在一块红绸上。婚后老乔搬到曾家岩，那时叶剑英同志已返回延安，他俩就住在三楼原叶剑英同志的居室。大约1945年后，老乔才正式调到中央南方局外事组工作，同时还为《新华日报》写文章。
1945年，日本全面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毛泽东亲自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毛泽东在重庆的时候，无论是接见外国记者还是其他外国朋友，都是龚澎陪同作翻译，这就使得龚澎更加繁忙了；同时在外国人士和新闻界中，她更成为众所瞩目的人物。当时龚澎的身份是记者或翻译，实际上已经是我党的“新闻司长”了。
1946年10月，国共和谈基本破裂，龚澎夫妇被派往香港开展工作。龚澎一到香港即着手筹备出刊物，乔冠华就成了她最有力的助手。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准备，英文《中国文摘》半月刊就与读者见面了。它对帮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正义事业和中国的革命形势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中国文摘》出刊了，但条件是很艰苦的。龚澎手下只有六七个人。重要文章的翻译、撰写以及定稿、看大样都是龚澎和老乔亲自动手。虽然那时人手少，但龚澎善于广交朋友，老乔又与文化界熟悉，所以刊物当时在香港的各界进步人士以至外国朋友的支持和帮助下，办得有声有色，影响很大，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并获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龚澎夫妇在香港工作直至1949年。
外交部首任情报司司长
新中国成立，龚澎被委任为外交部情报司司长，筹组新闻司。那时可说百废待兴，外交干部很缺，新闻司仅有十来个人，来自各个方面，有从解放区来的，有归国留学生，也有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对外交工作都缺乏经验。龚澎和大家一起想尽方法完成任务。那时新闻司出过两种材料，外交部外参和情况简讯。龚澎组织新闻司的同志24小时不间断收听主要西方国家的广播，阅读为数极少的外国报刊，并即时译出，半夜付排，清晨印刷。她要求这些材料要快、要及时，特别重要的事情绝不能遗漏，工作往往是夜以继日，通宵达旦。
在对外宣传工作中，新闻司要发挥作用并不容易。因为有新华社，那是国家通讯社，掌握着主要新闻渠道；另外各大报纸都有对外宣传的充足人力物力；所以新闻司必须抓住自己特点。龚澎认为，外国记者自己写的新闻报道比起转发新华社的报道，在国外更有说服力。于是她常常和年轻的同志一起约见外国记者并交谈，和记者交朋友。她常常说，与记者交谈要有针对性，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记者或进步的西方记者，立场观点与我们较接近，就可以谈得坦率些、深入些，充分提供给他们可以报道的材料。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也分不同情况，要十分注意对方的接受程度，绝不强加于人，同时态度要诚恳，要平等待人。时间稍长，外国记者都对龚澎有了很好的印象，他们中有不少人也和新闻司的青年外交官交上朋友了。龚澎常常对青年同志说：希望把工作做好不等于已经做好；愿意宣传还不够，必须善于宣传才能有效果。
那时候除了驻京记者外，还有一些短期采访的人士，龚澎对他们都热情接待，给予他们采访上的方便，妥善安排他们的生活。比如英国著名记者格林、美国记者李普曼，他们到中国采访时，感到工作上得到外交部的协助，心情舒畅，回去后写出了很有影响的文章。格林先生成为中国的好朋友，直至他去世前还和新闻司的同志保持着深厚的情谊。英籍著名女作家韩素音，是龚澎在燕京时的老同学，数十年来与龚澎的关系很密切。她写作了大量有关新中国的书籍和文章，一直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龚澎的去世使她十分悲痛，此后曾作长文，深情地怀念她，称龚澎是她的良师益友。
1966年初，“文革”开始了。有一天我回到院子就听人说：龚澎的家被抄了，她还挨了打。我非常焦心地等到半夜，又悄悄溜进她家，看到她双眼失神，呆呆地独自坐在沙发上。我握着她冰凉的手，问她是否挨打了，什么被抄走了？她告诉我，造反派逼她交出工作上所有的笔记本，她拒绝交出，有人抓她的头发想往墙上撞。他们最终还是把所有的笔记本抄走了。她最愤怒的是那些笔记本内有属于机密的内容。
1969年，龚澎因为过度劳累，加上精神受到刺激，不幸患脑溢血病倒了，病情日渐严重。
周恩来同志对她极为关怀。龚澎第二次发病后，一直没能醒过来，医院曾建议开颅把血块取掉，有可能好转。当时老乔十分犹豫，怕有风险。恩来同志召集多方面的专家研究，认为既有一线希望还是应该争取。于是和老乔商量决定开刀。最终因拖延时间较长，还是没能扭转病情。
1970年我去医院探望，龚澎已完全靠各种器械维持着生命。老乔常常坐在床旁，有时泪流满面，有时默默哀伤。有一次我又到病房，看见恩来同志正站在病床旁边，默默看着龚澎，在他脸上显出伤感和无奈。熟悉的人都知道，恩来同志对龚澎的才干和品德修养都很赞赏。
1971年龚澎离开了人世。
第四章 八卦名人
文革朱德批判会会议记录：被周恩来陈毅等责问
关于朱德在文革中的境遇，各种历史资料一直都是闪铄其词、语焉不详的。有记载指，当初林彪批朱德是“黑司令”时，毛泽东直指：朱德不能批斗，他是红司令！但是，为何当初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有要说“朱德你是有野心的”，还有“附和者”称朱德要“黄袍加身”呢？
毛泽东：朱德是红司令
据《党史博览》记载，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点起了十年动乱的文革之火。在这次会上，林彪在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同时，指名批评中共中央几位领导人，特别点了朱德的名，说朱德反对毛泽东思想。
同时，康生散布朱德是空头司令，是党外人士等流言。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和也散布“朱德是黑司令”、“野心很大，想当领袖”、“老机会主义者”……
这年8月，在中共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等攻击朱德。在林彪和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等人的策划下，一个打倒朱德、批斗朱德的狂潮在文革初期就已兴起。
朱德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在文革中，我觉得不能放松生产，要保证工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现在群众起来了，我怕……怕出乱子，特别是生产上的乱子。”
没过多久，由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出面，贴出了第一张打倒朱德的大字报。一夜之间，五花八门的诬陷之词，飞上了北京大街的墙上，什么“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的帽子都朝朱德扣过来，甚至叫嚣要把朱德“轰出中南海”，“批倒批臭”……
朱德要成为众人批斗对象的消息很快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不能这么搞。过去国民党要‘杀朱拔毛’，现在你们说他是黑司令，朱毛朱毛，司令黑了，我这个政委还红得了吗？朱德不能批斗，他是红司令！”此话一出，造反派草草收了场。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朱德到底遭遇了什么。
那么，朱德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到底遭遇过什么？据朱和平《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记载：
1966年5月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
此时，毛泽东还在南方，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的内容是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进行批判。会议还通过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通知宣称：“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既然作出这样判断，人们就要思考，谁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呢？这时彭、罗、陆、杨已经揪出来了，“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显然不是指他们，那是指谁呢？当时，林彪还不敢把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而1959年9月，军委扩大会议的经验告诉他，可以先拿爷爷开刀说事。于是，爷爷在会上便成了彭、罗、陆、杨之外重点批判斗争的对象。
5月12日，爷爷在第一小组会上发言，讲自己要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认真学习马列著作时，他说：“孔夫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也有时间读书了，读毛主席指定的三十二本马列的书，非读不可，准备花一两年的时间读完。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理论……”
爷爷的话还没有讲完，就被林彪粗暴地打断了：“毛主席岂止是接受？是发展到了最高顶峰！你不要拿外国的东西吓唬（我们）！”
林彪借机提出爷爷1965年12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讲过“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到了顶峰就不会发展了”这段话，继续煽动说：“你们看他对毛泽东思想是怎么评价的？”他攻击爷爷是野心家，是借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泽东。
康生也攻击爷爷：“反对林总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就是反对毛主席思想的，在这方面和彭真等人是一样的。”
爷爷辩解：“我不会反对毛主席的，毛主席的书要读，马列的书也要读……”
康生不容爷爷讲话，蛮横地说：“我希望你学学林总的这些讲话，比你学三十二本书要好得多。我看你虽然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士。”他还诬蔑爷爷“想超过毛主席”。
在他们的鼓动下，一些人开始对爷爷大加笞伐。有人说爷爷“是党内最危险的人物”，有人说爷爷是“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
5月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进行，林彪等人又在会上对爷爷的所谓“错误”展开批判。
爷爷从大局出发，坦然面对。他说：“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也作了检讨……”
还没等爷爷把话讲完，林彪就开始了他的长篇攻击。他说：“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和朱德。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
林彪还说：“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
于是，有人随声附和，说爷爷“有野心，想黄袍加身。”
对于这些捕风捉影的诬蔑，爷爷感到很无奈：“说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他又郑重地说：“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这次会后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28日，中共中央宣布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由陈伯达担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
这个中央“文革”，虽然号称“小组”，权力却很大，后来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
关于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朱德夫人康克清在《奶奶对爷爷的深切怀念》上的回忆中记载了这样的细节：“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常常看到他一人独坐默想，很少说话。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心情十分苦闷。对于那场历史性灾难的突然降临，当时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他，也难以理解。有次他突然问我：“戚本禹怎么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我只能摇头。还有一次，他参加中央会议回来，将林彪那个大谈“政变经”的讲话材料交给秘书，转身就走。以往，对中央的文件、领导人的讲话，他交给秘书时，强调如何学习，怎样理解等等，这次不屑一顾的神态，正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境。
朱德批斗会记录
由此看来，朱德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实受过批判。那么，为什么在如此重要的会议上会发生对当时便已经隐淡出政坛的朱德的严历批判呢？谁主持的会议，共有那些人参加？那些“随声附和”的人又是谁？
在中共中央的档案馆里，有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纪录。此份文件记录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23日的会议，对朱德的严历批判，即发生在那一天：
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主持人：刘少奇
朱德首先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一点。”
朱德接着又讲了他过去的错误，即二十年代井冈山上的问题和红军第四军“七大”的问题。张鼎丞、林彪、陈毅、周恩来先后发言和插话。陈毅批判朱德历史问题的发言很激烈很长。
林彪：去年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他（指朱德）还讲，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
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薄一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周恩来：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最后邓小平宣布了中央对彭、罗、陆、杨处理的决定，与会者一致通过。
据知情人士透露，这样的安排是在毛泽东的授意下进行的，所有与会人员都必须表态，人人过关。此时的朱德已没有任何权力，但声望还在，他对“文革”的态度至关重要。所以，毛要发动一场攻势，重重敲打一下朱德，目的在于警告全体大员——即使朱德这样的老帅也必须俯首帖耳，绝不能成为“文革”运动中的绊脚石。
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后来通常说成对全党全军的领导），这是延安整风时定下的基调，写进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此成为历史定论。一切党史著作和许多老同志的回忆录，都严格遵守了这一口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又加以强调和重申。长期以来，使这个问题不只是在学术界，就是在群众中也已成为一种常识。但是只要详加考察，就会看出原来这一论断并不确切，只是一种个人崇拜影响下并不合乎事实的说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强调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党史研究在摆脱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束缚上有很大进步，对不少问题进行了拨乱反正，恢复或接近了历史本来面目。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中一个关键性人物张闻天，过去长期受到压制和埋没，二十年来也得到一定研究，并获得显著成就。特别是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的出版，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材料，对弄清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问题很有帮助。但是由于以上两个中央决议的约束和长期以来正统说法的影响，对于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问题许多研究仍然是只重复原有结论，即笼统肯定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而不提论据，不加分析，似乎这已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用不着再作分析和论证了。
但是由于研究的深入和更多材料的发现，原来那种笼统提法就显得很难自圆其说。例如至今的许多党史和传记著作，几乎都是在叙述了毛泽东当选政治局常委和分工做了周恩来的助手后，紧接着笔锋一转，就得出结论说，遵义会议“在关键时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却并不提成为领导的表现和做出这一结论的根据。把另一个常委军事指挥上的助手说成全党全军的领导，实在有点牵强。即使一些有所突破的研究成果和比较客观的著作，在这个问题上也往往自相矛盾。例如一本论述党的六届领袖的书《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确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但却一方面肯定“1935年1月到1937年12月，张闻天既是组织上的最高领导人，也在实际工作中起到‘负总责’的作用”；另一方面前面用的标题却是“一个矛盾的历史现象——名义领袖与实际领袖的分离”，就不但让两个论断相互打架，名义领袖之说还把张闻天置于挂名的总书记向忠发的地位。而且既然毛泽东在博古之后就已是实际领袖，那就只是五届，也谈不上六届了。还有新出版的《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对张闻天在这段重要历史时期的作用和贡献，作了比较全面和客观的介绍，但也无法摆脱这个矛盾。在一共四页书里就有这样一些前后矛盾的断语：先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紧接着谈到项英会后的来电时又说，“这真是到了十万火急、刻不容缓的地步，而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更换问题却还没有解决。”等到博古交出了文件挑子，于是得出结论：“从此，张闻天开始了作为在党内‘负总的责任’的党中央核心领导人的重要活动时期。”还补充说，“张闻天当时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已经达到作为党的总负责人的要求。”又如后面一节用了《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的标题，讲的内容却是：讨论是否打打鼓新场的会议上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同意毛泽东作为成员之一的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建议，以及会理会议上毛泽东产生对张闻天的长期误会等，就都显得有点文不对题。至于随后说的，“在危难的时候，张闻天总是乐观地对人们说：我们的党经过艰苦曲折的过程，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领导人，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我们不但能战胜长征路上的危难，而且能够克服今后革命路上的种种困难。”这些话恐怕只能是作者的想象或延安整风后才有的提法，当时大约是不可能发生的。该书既然肯定遵义会议已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那还谈什么张闻天“负总责”和“在总书记岗位上”。博古的总书记本来是完全有职有权的，遵义会议对这个岗位的权限也没有做出特别决定，甚至连暗示都没有，为什么张闻天一接手就变成了挂名的虚位？
应该说，上面提到的这两本书还是近年来所看到的对张闻天写得比较客观、公正、也许更接近实际一些的。它们尚且如此，其他一些相差甚远的书就不用说了。看来，坚守长期以来的这个固定论断，既成了陷于矛盾而无法解决的死结，大概也是难以通过的关口，就是说：都得这样写。
由此可见，关于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问题还应该进一步展开讨论，解决各种疑难，恢复历史真相。其实，现在资料已相当丰富，研究成果也出了很多，问题并不难解决。关键只在于要不要继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如何对待已有的结论（包括各种决议、权威言论、以至当事人的反省和各种回忆），是采取“两个凡是”的态度呢，还是要“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如果只能以中央决议和当事人的反省或回忆为准，那1959年庐山会议的案子永远也翻不成，更不用说“文化大革命”了，党提出的思想路线也成了一帋空文，实事求是只不过是并不兑现的口头禅。
实际上，根据现有材料，大概已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一个时期，毛泽东作为这一集体的一员起了重要作用，但并未成为核心。确立起毛泽东在中央和党内的领导地位，起码也是三四年以后的事，遵义会议连开始过渡都谈不上。会上，只是经张闻天和王稼祥提议，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从此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但是由于他并未代替博古任总书记（负总责），所以首先在组织上就不能算在新领导集体中为首和成为核心。如果会议情况确实像后来人们所说的那样，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那为什么不推举他接任总书记，反而推举张闻天呢？有一种说法也值得怀疑，即：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领袖”。“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如果属实，那会议起码也会推举毛泽东代替周恩来任军委书记，而不是分工只做助手；成立三人军事小组时也会以他为组长，而不会是周恩来。既然连国际顾问都可以让其靠边，总书记都可以更换，改变军事领导首长是更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周恩来本人也一定会力辞。然而这一切却都并未出现，可见长期以来流传的那些说法是多么地不可靠。
既然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于理于法都显得缺乏根据，那改为“实际上”确立了行不行呢？如果实事求是的话，应该说“实际上”也并未确立。
下面就利用二十年来党史界研究的成果，以现有的文献和史料作些辨析。
遵义会议没有也不可能确立毛泽东对全体红军的领导，这是无可争议的。因为会后一个相当时期，红军都处于极端分散的状态，无论毛泽东还是党中央都谈不上对全国红军的领导。四方面军在北上到达陕北会师前就一直不服从指挥。二、六军团有八个月反而受张国焘节制。中央苏区留守的红军不久就同中央失掉联系。长征到达哈达铺，中央才了解到陕北红军活动的情况。可见，说确立对全军的领导本来就是一句空话。
那么能否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中央红军（一方面军）的领导呢？大概也不能这样说。会议决定和常委分工都规定得很明确，就是“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还应特别指出的是，鉴于以前博古（实为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和实行个人包办的恶劣作风，会议强调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所以会后几乎每天都要开政治局或常委的扩大会，讨论作战计划和行军路线，然后以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的命令行之。作为毛泽东自称“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也必须变成朱周的命令才能实现。毛泽东这时只能作为会议的一个参加者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他的意见也不见得大家都听。例如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由于对当时的军事指挥不大信任，遂提议并经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也是以中革军委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的命令行之：“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还明确周恩来仍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几天后在讨论是否打打鼓新场的鸭溪会议上，竟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并撤消了他的政委职务。毛泽东也只能连夜去找周恩来，建议晚点下命令。当时那种军事上的集体领导，现在看来好像有点矫枉过正，但在没有建立起军事领导权威的情况下还是需要的，否则毛泽东就很难发挥作用。所以半年后的沙窝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还提议要发挥常委会作用，每周至少开会一次。说明他并不嫌开会多。因为这时毛泽东的领导威信还不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那么高。鸭溪会议上意见遭多数否决，以及会理会议前林彪写信、彭德怀发牢骚以及刘少奇与杨尚昆发电报等不信任毛泽东军事指挥的事件，都是证明。在个人权威还不足以保证自己主张得以实现的情况下，一般都会强调集体领导，主张多开会；一旦成为权威，才往往容易感到会多了麻烦。
有些人把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看作确立毛泽东军事领导的证据，也是不大可靠的。因为三人小组隶属于中央军委，不但职权同遵义会议前的三人团不同，而且组长还是任军委书记的周恩来，毛泽东只是组员之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的两河口会议上，代表军委作报告和结论的就是周恩来。沙窝会议决定恢复一方面军，还是任命周恩来为司令员兼政委。所以正如有的党史研究者所讲，从黎平会议到毛尔盖（沙窝）会议这8个月期间，“不管是从职位上看，还是从实际作用上看，周恩来都是全军的最高统帅”。（见《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63页）毛泽东开始走上中央红军的最高领导地位，是在最后一次沙窝会议上，因周恩来生病，张闻天提议常委分工由毛泽东负责军事以后，特别是俄界会议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毛泽东出任政委以后。张闻天在1943年的《反省笔记》中也说，“出了草地以后，三人团实际上已不存在（恩来病了），一切行动全权由毛泽东同志负责。他领导全军打出了腊子口难关，到达了甘南的汉人区域。”实际上，直到长征结束中央抵达陕北，在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上，又是张闻天建议，成立新的中央军委（名义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这才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对一方面军（还有十五军团）的领导。但由于张国焘闹独立，尚未同二、四方面军会合，有些红军又失掉联系，所以还远谈不上对全军的领导。
遵义会议过了将近两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中革军委进行了改组，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这时虽然实际上已经实现了统一指挥，但领导关系在公众印象中还不够明确，有些责任还分不清，致使1937年3月西路军的完全失败，责任在中央军委还是张国焘，就长期说法不一。明确和稳定地确立起毛泽东对全军的领导，还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洛川会议上。从此，毛泽东无论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是中央军委主席和军队的最高统帅，直到四十年后去世。但还不能说洛川会义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这又是一年多以后的事了。
古代女强人：寡妇清为何成秦始皇座上宾
话说秦始皇时代，有一天，在大秦帝国的宫廷里，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迎接贵宾的仪式。这一次接待的是一位女客人。秦始皇乃是混一天下的千古一帝，能够成为他的贵宾，肯定不是等闲之辈。那么，这位女客人究竟是什么人呢？
她既不是国外来访的国家元首，也不是国色天香的妙龄美人。您可能怎么也想不到，这位女客人，竟然是从巴山蜀水中走来的平民百姓，而且是一个寡妇，名字叫做清，人称“寡妇清”！当然，这位寡妇清与一般女人不一样，是位地地道道的草根企业家。您可能有些意外，秦始皇他老人家工作繁忙，日理万机的，这位寡妇清，即便是位女企业家，也终究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怎么会成为秦始皇的座上之宾呢？
这个故事，还真不是我瞎编杜撰的，而是白纸黑字地记载在司马迁写的《史记·货殖列传》里面。
一、《货殖列传》《货殖列传》是讲什么的呢？“列传”，就是司马迁给各种各样的人物写的传记。例如，在《史记》里面，韩信的传记叫《淮阴侯列传》，汉武帝时候打垮匈奴的名将卫青、霍去病的传记叫《卫将军骠骑列传》，等等。
那么，“货殖”是什么意思呢？“货殖”的“货”，指的是资财、财货，具体说，就是金钱、土地、粮食、矿产、牲畜等物资财富；“货殖”的“殖”呢？就是繁殖、增殖的意思。“货殖”这两个字合起来，意思就是资财能够不断繁殖、不断增加。
毫无疑问，物资财富不是小鸡，它不能自己下蛋；也不是小狗，它不能自己生崽。资财是不会自己增殖的，它需要人的经营、需要人的管理。
但是，有了人的经营，资财就一定能增殖吗？那可不见得！司马迁说：“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就是说，能够致富的，不是只有一种行业，三百六十行，行行出富豪；财富，也没有永远固定不变的主人。财东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有才干的人，即使白手起家，也能够积累万贯家财；无能的人，即使坐拥一座金山，也可能顷刻之间土崩瓦解。正所谓：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你不会理财，财也不会理你。
讲到这儿，我们就可以明白了，所谓的《货殖列传》，就是司马迁给经营产业，并且发财致富的老板、企业家们写作的传记。《货殖列传》的里面，提到的人物总共是52个，其中有十几个人，记载得比较详细，另外的30多个人，记载得比较简单，有的只是提了提名字而已。
根据他们从事的行业，可以把他们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从事商业贸易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买卖的狭义的商人。比如，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范蠡、孔子的好学生子贡、战国时的大商人白圭等，就属于专门做买卖的生意人，也就是狭义的商人。
第二类是主要从事大规模商品生产的人，比如说，前面我们提到的寡妇清，从事的就是采矿业的商品生产。另外，还有好几个靠煮盐、开铁矿、搞畜牧业等行业发财的人。这些都是属于大规模商品生产。
第三类是从事其他服务业的人。比如，有搞金融借贷业的，有开饭馆的，还有当兽医的，等等。
司马迁把这些各行各业的人放到一起，专门为他们写作了一篇传记，就是《货殖列传》。这些人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老板、企业家，或者说就是经商办企业的广义上的商人。
这些人，当然都是有钱人。但是，司马迁为他们树碑立传，并不是在搞一个司马迁版的“胡润富豪排行榜”，不是说谁的钱多，谁就是老大。谁钱最多，谁就最牛。司马迁的见地可没有如此浅薄。
能够被司马迁树碑立传的富豪们，可不是光有钱就行，还必须符合司马迁的条件。司马迁自己写了一篇《太史公自序》，就是《史记》的最后一篇，他说，他写作《货殖列传》的出发点，有五句话，就是：“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
这五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就是司马迁为商人树碑立传的条件。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三个方面。
首先，是“布衣匹夫之人”。意思是说，这些靠商品的生产和经营赚了钱的人，都是普通老百姓，不是当官的。至少，他们在搞经营赚钱的时候身份上是普通老百姓，不是在朝官员。也就是说，他们赚钱靠的是自己的聪明才智，而不是政治权力，也不是搞什么权钱交易。这是第一个条件。
其次，是“不害于政，不妨百姓”。意思是这些人赚钱，靠的是合法经营，不是靠违法乱纪、违背国家法律制度，或者损害国家利益。这些人赚钱，不坑害老百姓，不搞什么假冒伪劣或是坑蒙拐骗，损害社会大众。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钱来路很正。
第三，是“智者有采焉”。意思是这些人的经营之道、他们的赚钱办法，值得后来者学习，能够对于后世之人，有所启迪，有所帮助。
这几个方面，就是司马迁为工商业富豪们树碑立传的条件。也就是说，只有符合这些条件的工商业者，才有资格被司马迁载入史册，才有可能名垂青史，千古留名。
看过《史记》的朋友都知道，《史记》里面笔墨最多的当然是王侯将相之类的大人物，而专门写工商业者的《货殖列传》，在其中只占一小部分，并且是从后面倒着数的第二篇。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一小部分！因为，在司马迁之前，专门为工商业者树碑立传的历史书籍从来就没有过。司马迁写的《货殖列传》是开天辟地头一桩。司马迁之后呢？在二十四史中，除了班固写的《汉书》模仿司马迁的写法有一篇《货殖传》之外，再也找不到专门为工商业者树碑立传的历史文献了。几乎可以说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也可见司马迁的卓越之处。
一部二十四史，除了《史记》、《汉书》外，其他的几乎全部都是王侯将相的天下，再也没有工商业者的位置了。我们今天真应该感谢司马迁，如果不是《史记》，古代那些成功企业家的故事，我们是无从知晓的。
其实，除了《货殖列传》以外，司马迁还在《史记》的其他部分，谈到了众多的工商业者。通过这些篇章，司马迁为我们留下了一系列饶有趣味的工商业故事，也留下了许许多多发人深省的工商业者的传奇。
二、商贾传奇
司马氏的笔下记录了许多商人传奇。比如本章开头我们提到的秦始皇隆重接待寡妇清的故事。
寡妇清是我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第一位女企业家。她的老家，在现在重庆市涪陵县一带。寡妇清是一个寡妇，但她却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子，而是一个才能卓越的女强人。大概一般的男人不能入她的眼（那时候贞洁观念还没有根深蒂固），丈夫死后她一直没有再结婚，一直保持着寡妇的身份，所以司马迁称她为“寡妇清”。又因为重庆在古代属于巴国之地，所以又称她为“巴寡妇清”。
寡妇清家经营的产业是开采朱砂矿。在古代，朱砂的用处可是我们今人难以想象的。朱砂可以把丝绸、麻布之类的纺织品染成红色。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都非常喜欢红色，因为红色喜庆啊！所以朱砂是非常重要的纺织业颜料。朱砂还可以制作水银以及作为药材，用途很广，因此开采朱砂矿藏是一个非常赚钱的行当。
这份产业是寡妇清的祖上开创的，传到她的时候，已经是好几代的家族企业了。可能由于家族里面男子的才干都比较差，寡妇清就挺身而出，主持家业，就好比《红楼梦》里面的王熙凤，女子当家。不过，寡妇清更胜一筹，用今天的话来说，她可是担任了本家族企业的董事长兼CEO。
寡妇清很能干，很善于经营，把企业搞得红红火火。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她的财富也迅速扩张，她作为女企业家的名声传遍天下，甚至连秦始皇都使用接待贵宾的礼节隆重地接见了她。那可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一国之君啊。秦始皇不仅接见了她，还专门为她建筑了一座高台，命名叫做“女怀清台”，以示表彰。
在中国历史上，女企业家本来就非常罕见，而受到皇帝接见和表彰的女企业家就更是凤毛麟角了。所以，寡妇清的故事颇有些传奇色彩。
那么，秦始皇为什么要接见寡妇清呢？难道说，就是因为她腰缠万贯、名气冲天吗？当然没那么简单。可是，如果不完全是这个原因，那还有什么原因呢？
姜太公用直钩钓鱼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他那“愿者上钩”的名言，雷倒了很多人。那么，说这话之前，他老人家是干什么工作的呢？我们知道，姜子牙钓鱼，是为了求见周文王。可是，他为什么要使用直钩钓鱼这种怪招呢？
我们都知道，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民办大学校长，那时候他的学生有三千多人，可谓济济一堂。因为是民办学校，自然没有财政拨款，那么，孔子办学的经费从哪里来呢？孔子还赶着马车到处周游列国，虽然那个时候出国不需要办护照、办签证什么的，可是人在旅途，总要住店、总得吃饭吧？那么究竟是什么人给孔老师的教育事业提供赞助以及支付大量的食宿出行的费用呢？
大政治家范蠡，帮着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灭了吴王夫差，功成名就之后，他果断地拒绝了勾践的高官厚禄，突然一下子人间蒸发，他究竟干什么去了呢？
如今，有很多朋友热衷于炒股，炒股的朋友，大概没有人不知道美国的股神沃伦·巴菲特，也都了解他的投资格言：“别人贪婪时我恐惧，别人恐惧时我贪婪。”他的意思是采用逆向思维，反向操作，逢低入市。其实，巴菲特的这种投资理念，一点也不新鲜，因为早在两千多年以前的战国时代，我国著名的大商人白圭就提出过完全一样的理论。而且，白圭的表述，比巴菲特还要简练，就八个字，叫做“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白圭因此被后世的商人奉为宗师。那么，两千多年以前的白圭，为什么能提出这样先进的理念呢？
这些问题，林林总总，我们都可以从司马迁的《史记》中找到答案。我们会在下面的章节里，一一给大家揭开神秘的面纱。
实际上，不仅《史记》中有各种各样的工商业故事，在整个中国古代，工商业的故事都是非常丰富的。因为，在我们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我们的祖先不仅曾经创造过辉煌灿烂的农业文明，而且曾经创造过最发达的工商业文明。工商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不仅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我们的祖先留下了一笔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其中，既有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之类的遗迹，也有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等伟大的发明。许多发明创造，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而这些，都是工商业文明的结晶。
三、商人诞生
根据研究，专门做买卖的商人，早在四千年前的夏朝后期就出现了。那么，什么样的人，才属于商人呢？
大家知道，在我们的汉语当中，“商人”这个词是有狭义和广义之别的。狭义上的商人，指的是专门跑买卖、搞贸易的人。广义上的商人，是指所有经营工商业的企业家、老板。我们在本书中，用的就是它的广义。
那么，商业和商人是怎么产生的呢？在我们的古代典籍里，有一个这样的传说：
神农氏作，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周易·系辞下》）
这段话是说，我们的祖先神农氏，就是炎帝，在都城里面，事先投资开发，建设了一排排的店铺，每天中午的时候，四面八方的老百姓就带着各自的货物云集而来，在这些店铺里摆下摊位，互相交易。交易完成，又带着各自需要的东西满意地回家去了。
在古代传说中，神农他老人家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发明家，传说农业、打井取水技术、耒耜等农具，还有治病救人的医药等，都是神农发明的。神农之后，又出现了一个聪明能干的领导叫黄帝。传说文字，历法，制造车船、养蚕织布、做衣服、建房子等技术，就是黄帝和他的大臣们发明的。在炎帝和黄帝的英明领导之下，我们中华民族告别了野蛮时代，跨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所以我们中华民族被称为炎黄子孙。
既然神农他老人家这么厉害，那么把市场交换、商业的起源，也说成是他老人家的专利成果，确实也不过分。然而，这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传说而已，就像有一首流行歌曲中所唱的：“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一个传说。”其实，在人类历史上，交换不是某一个聪明人的发明，而是随着部落和部落之间建立了这样那样的联系，才慢慢出现的。
在现在北京市南面的房山区周口店，有一个距今大约三万年以前的山顶洞遗址。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作为装饰品用的海蚶壳，还有洒在原始人遗体上的赤铁矿碎片。
这两种东西可不是山顶洞周围出产的。海蚶出产于渤海湾一带，离山顶洞有四百多里。那个时候可没有什么京津塘高速公路，更没有什么城际高铁。从山顶洞钻出来，跑到渤海边，要是步行一个来回，少说也得十天半个月的。离山顶洞最近的赤铁矿，也有二三百里远。
总之，在那个通讯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取暖基本靠抖的远古时代，山顶洞人自己东奔西跑，从出产地弄来这些东西，可能性不大。
那么，生活在山顶洞的原始人是怎么得到这些东西的？根据考古学家的推断，不是从其他部落抢来的，就是拿什么东西从别的部落换来的。
根据这一类考古发现，虽然我们可以说距今大约三万年以前，原始人就可能有了交换。但是，我们却不能说，有了交换，就有了商业和商人。所谓“商人”，有两个最基本的特征：一是不干别的，专门跑买卖、做生意；二是他买东西、卖东西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要求，而是为了从一买一卖中赚钱。而所谓的“商业”，指的是做买卖赚钱，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不干别的专门从事的职业。因此，我们不能说一有交换，就有了商业和商人。真正的商人和商业，是在交换的基础上，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逐步诞生的。
我们所说的分工，是指社会性分工，主要指的是不同行业、不同职能的分工。经济学的理论认为，社会性的分工，是由三种因素引起的。第一种因素是自然环境条件的制约，第二种因素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第三种因素是交换的扩大。
人是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生产和生活的，不同的自然环境条件，决定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有很大差别。比如说，草原上适合放牧，平原上适合种庄稼，山林里适合打猎，大海边适合捕鱼，等等。人们经常说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就是这个道理。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个部落生产的东西，在自己消费之外有了剩余，就把多余的东西拿出来，从别的部落那里换来自己缺少但又需要的东西。比如，草原上生活的部落生产的肉比较多，平原上的部落生产的粮食比较多，草原上的人就拿肉来换平原人的粮食。
通过越来越多的交换，草原上的人慢慢发现，自己利用比较适合的自然条件，多放牧、多养牲畜，即使少种或者不种粮食，也可以拿肉换来需要的粮食。平原上的人也发现，自己利用比较适合的自然条件，多种粮食，也比既种粮食又放牧划算。
于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性大分工——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工就这样发生了。
后来，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交换进一步扩大的基础上，一些拥有特殊手艺的人，例如制作陶器的陶工、制造木器的木匠、建房子的泥瓦匠之类，又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引起了第二次社会性大分工——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
分工的扩大又反过来促进了交换的发展。再后来，由于交换的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生产者与生产者直接见面的交换已经忙不过来了，一些专门人才就脱离了农业生产、牧业生产、手工业生产，成为跑买卖、做生意的专业户，这就引起了第三次社会性大分工——商业与农业、手工业的分工。
商人和商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正式宣布诞生的。
1990年，国外的考古学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一个墓葬里，发现了一些制作于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大致相当于夏朝末年商朝初年）的丝绸衣物的碎片。
这个发现轰动一时，为全世界所瞩目。那么这个考古发现对于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它告诉我们，这些丝绸碎片是我们中国人生产的。传说，蚕丝纺织的技术，是黄帝的太太嫘祖发明的。这位当时的第一夫人，发明了养蚕纺织技术之后，并没有拿到专利局申请垄断保护，而是无偿地教给了人民。根据现在比较权威的研究，至少在距今五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掌握了这项技术，在适宜种桑养蚕的地方，都发展起了蚕丝纺织业，而且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独门功夫。所以，乌兹别克斯坦出土的那些丝绸碎片，肯定是“made in China”的出口产品，这是确凿无疑的。
第二，那些丝绸碎片制作于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大致相当于中国夏朝末年商朝初年的时候。这表明在那个时候，中国的中原内地与中亚之间，就已经存在了一条古老的丝绸之路。或者说，丝绸之路早在距今四千年左右，就已经开通了。并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是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以后才开通的。
第三，更重要的是，那些“丝路缣片”雄辩地证明，距今三四千年以前，我们国家的商人专业户不仅已经诞生，而且他们的足迹已经迈进了欧亚大陆的深处。那里，可是我们即使坐火车从西安出发，也要花上好几天才能到达的地方啊！
解放战争时期的李井泉：群众交不起公粮一律免除
晋绥解放区由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山西新军以及其他抗日部队、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共同创建，是我国最早的敌后主要根据地之一。在抗日战争时期，它阻敌西进、屏障陕甘、拱卫延安，是保卫中共中央的前卫阵地，是延安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以及北平、天津联系的交通枢纽和重要通道，同时也是延安与莫斯科联系的国际交通线；在解放战争时期，它又是中共中央（昆仑部队）和西北野战部队转战陕北的大后方。
1945年8月，抗战取得完全胜利，国民党却想独揽胜利果实，国共内战危机日重。就在当月，李井泉担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政委，从贺龙的老部下成长为贺龙的好搭档。1946年春，他正式就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贺龙为常委）兼晋绥军区（司令员）政委，和贺龙一起成为中共在晋绥地区的“两驾马车”。
为迎击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大规模内战，李井泉于1946年6月19日主持召开了晋绥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他和贺龙在会上一致强调：国民党打内战是靠美国人，而我们是靠人民。真正把农民的土地问题解决了，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就会起来。蒋介石打我们5年、10年、100年也不怕。会议根据党中央指示，决定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并根据贺龙的建议通过决议：减轻农民负担，1946年度的公粮由上年的47万石减为25万石；发放农贷1.6亿元西北农币，解决农民发展纺织业的困难；农民过去欠交的公粮，欠还的贷款，凡交不起的，一律免除；制定如何划分阶级成分的政策性文件，为全面展开土地改革作准备。到1946年底，占晋绥全区三分之一（100万）人口的无地少地农民，获得了土地，生产、支前的热情大大提高，为晋绥地区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深厚的群众基础。谈起这次高级干部会议，李井泉归功于贺龙：“都是老总唱的戏！”贺龙回答说：“你可是分局书记啊！”
1946年11月，根据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大打出手的现实，贺龙、李井泉商量之后报经中央军委批准，将晋绥野战部队组成3个纵队：第一纵队，由张宗逊任司令员，廖汉生任政委；第二纵队，由王震任司令员兼政委；第三纵队，由许光达任司令员。贺龙、李井泉刚刚把晋绥的全部野战部队编成3个纵队，中共中央军委即来命令，调其第一纵队西渡黄河，保卫边区。贺龙、李井泉二话没说，亲自到第一纵队驻地，动员部队愉快地服从命令，执行保卫边区的光荣任务。1947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又下令调晋绥第二纵队开赴陕北。贺龙、李井泉照样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送王震部过了黄河。
此时，贺龙、李井泉深感自身任务的艰巨：他们统率的部队仅剩1个野战纵队、l个骑兵旅以及10余个地方团队，既要保卫和巩固晋绥解放区，又要为陕北战场输送人员、物资，任务确实不轻。贺龙和李井泉鉴于主力部队几乎已经全部西调的情况，认为必须大力加强地方部队，运用抗日战争中“挤敌人”的成功经验，在党的一元化的领导下，大大加强对敌斗争，方能更有效地对付傅作义和阎锡山，巩固根据地，于是委托副司令员周士第进行具体筹划。
1947年12月，在贺龙、李井泉领导下，晋绥军区和晋绥分局联合召开对敌斗争会议，全面检查1年来的对敌斗争，发现不少问题：
在地方工作上，因为受土改中“左”倾错误的影响，在新区和边沿区，发生了一些“过火行动”：如过早地实行土改，在土改中又过多地扣押地主、富农，错斗中农，以及分粮食、吃大户等，扩大了打击面，伤害了基本群众，孤立了自己；军事斗争上，虽然打了不少胜仗，但也暴露了一些干部对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方针及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理解不深，以致有些仗收获不大。
为了纠正错误，根据党中央十二月会议的精神，贺龙、李井泉主持召开对敌斗争会。在会议上，贺、李强调：地方工作要纠正过去的错误，正确执行政策，组织反对阎锡山、傅作义反动统治的统一战线，集中打击依附国民党的恶霸地主，缩小打击面；军事斗争上，地方兵团和游击队要进一步学习和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针对敌军活动规律，适时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在敌大兵团出动时，则集中更大的兵力，主动积极作战。争取在一二年内，配合友邻军区夺取太原、归绥，解放全山西、全绥远。
对敌斗争会议后，贺龙、李井泉指示晋绥军区各分区先后召开了党、政、军、民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进行传达、贯彻，军区也派出工作组下去帮助落实。不到半年，晋绥地区形势愈来愈好。
由于贺龙、李井泉十分重视地方部队的建设，及时使游击队、地方兵团逐步升级为野战部队，晋绥地区的野战机动兵力增加了近3倍，战斗力也日渐提高。“晋绥部队1948年作战1173次，歼敌5.5万余人，到当年年底，除太原、大同、归绥、包头等大城市及平绥路西段外，晋绥广大地区都已为人民解放军所控制。”
生前谈起在晋绥地区的工作，李井泉总是谦虚地说：“讲功绩首先要讲贺老总，我只是贺（龙）唱李（井泉）和！”
胡耀邦谈平反冤假错案：我们不下油锅 谁下油锅
在要求复查中央专案和召开全国组织部长会议的问题上，一连碰了几个大“红灯”，耀邦把中组部的几位局长召来开了一个会。
耀邦说：几个月来，在好几位老一辈的招呼下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呼吁与支持下，我们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步子是很坚定的，但是实际进展并不像理想的那么快。第一，中央专案组审查对象的档案材料都在中央专案组手里，他们不肯交出，也不让我们插手复查；第二，不是中央管的干部的案件，我们讲话也不顶用，连召开一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组织部长和中央各部委有关负责人会议，以推动一般干部政策的落实，都得由中央批准，实际上就是不让开；第三，我们主张办任何事都得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更得实事求是，有人就打出“两个凡是”，似乎只要是毛主席定的批的案子，即便不那么实事求是，也只好随他去。“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应该怎么办？”
讨论热烈而活跃。最后议决：
第一，不准开百人以上的大会，就分批召开省市区、部委的小会，叫做“疑难案例座谈会”；几个小会加在一起，不是全国也是全国的大会了。过去打仗连死都不怕，还怕多费口舌多劳累？
第二，“两个凡是”是可以打破也必须打破的。如果不打破“两个凡是”，让毛主席晚年的一些十分明显的错误想法和做法继续照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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