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斯蒂芬·拉德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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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浪潮：崛起的发展中世界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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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清醒，启人深思。《大浪潮》提出的观点极其重要，为未来全球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一剂良方。——乔治·索罗斯，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主席
斯蒂芬·拉德勒的最新力作揭示了近些年来世界是如何进步的：不是一小步，而是一大步。这对于当下流行的悲观主义论调来说是一副精心的解药，每个人都应该读一读。——弗朗西斯·福山，作家，著有《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无线电波传播着充斥着暴动、绝望与顽固疾病的新闻，而此书却将人隔离在陈词滥调之外。斯蒂芬谨慎而细致地描述了过去二十年来人类所取得的最伟大的一些成就——以前从未有这样一个时代，有这么多人做出了这么大的成就。人类的事业当然还未结束，但这本书摆出了证据：只要我们选择行动，便能达成所愿。——波诺，U2乐队主唱，慈善组织“One”的联合创始人
斯蒂芬·拉德勒是当今世上在发展问题上最杰出的思考者与践行者。这部魅力之作表明了：贫困状况的改善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正发生在世界各地。——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利比里亚前总统
从进化的意义上来说，人性就更容易注意到坏消息而不是好消息。但对于这个星球上的数百亿人而言，好消息是存在的。斯蒂芬·拉德勒用振奋人心的事实与数据向我们展示了发展中国家已经走到了哪一步，并且让我们相信，理解这段进步的历史对于未来的决策而言十分重要。——安妮–玛丽·斯劳特，新美国基金会主席、首席执行官与政策规划负责人
你在每天的新闻头条里看不到这些，但我们的世界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革。极度贫困与疾病正在减少，而儿童入学率与政府自治水平正在提升。乔治城大学教授斯蒂芬·拉德勒写了这样一本鼓舞人心、充满能量、令人信服的书。他写的是一场他称之为“大浪潮”的变革——在这场正在进行的全球性变革中，我们有幸不仅是见证者，也可以成为推动者。这本书是描绘不久前的过去与将来的一幅沸腾的画卷。——穆泰康，可口可乐公司董事长
在这个厄运、危险和疾病成为全球发展趋势分析主流的时代，斯蒂芬·拉德勒反其道而行之，用大量的证据与激动人心的图景抵抗悲观主义。《大浪潮》一书讲述了过去20年里全球发生的另一些变革，这是一段贫困、饥饿、文盲、压迫、儿童死亡率，甚至是暴力冲突（尽管仍然出现在新闻头条里）空前减少的人类进步史。这本书的想法并不天真。拉德勒是一名顶尖的发展经济学家，在政策研究方面经验丰富，他爽快地承认人类进步还有大量未竟的工作与顽固的障碍。但通过揭示那些造就重大发展变革的因素，拉德勒告诉我们全球层面与发展中国家的领导力和相互合作，加上在技术方面的持续投入，如何减少了人类曾经几乎是难以想象的苦难。这是一本令人动容、高明睿智、充满希望的书，每一个关心全球发展的人都应该读一读。——拉里·戴蒙德，胡佛研究所与弗里曼·斯波利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与法治研究中心主任
大浪潮一词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全球发展状况最乐观，也是最扣人心弦的解读。它促使我们对经济发展与环境可持续性进行再思考，尤其是在二者发生冲突之时。这种两难处境已经让发展学者困惑了几十年，拉德勒却指出了一条前行的路，这条路不但可行，而且迫在眉睫。——霍华德·巴菲特，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
这是一本必读书。书中对全球发展抱持的强烈乐观主义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重大的议题：从1990年到2010年左右的发展浪潮如何能在2015年之后的阶段再焕生机。——凯末尔·德尔维什，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副主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土耳其经济部部部长序
1989年11月9日，在非洲西南部的纳米比亚，人们在炽烈的阳光下聚集起来，等待领取他们为之奋斗数十载的奖励：投票权。短短5天里，竟有高达98%的登记选民参与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这次国民代表大会将起草新的宪法，并为总统选举与新政府的成立做好准备。
那天排着队等待投票的纳米比亚民众并不知道，他们的行动带来的巨大影响将跨越国界，揭开一场稳步发展并逐步席卷整个非洲大地的民主浪潮。
他们也不知道，就在他们投票的时候，一些大事件正在发生，并给世界历史带来了重要的变革。就在同一天，在遥远的东方，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这是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最后一个正式职务。邓小平放弃了毛泽东时期奉行的具有时代背景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是采用了一种混合的、基于市场的经济体制，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大局。他的离任标志着中国政治的重要变革——在事实上终结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同时，这一事件也使权力平稳交接给了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标志着实际上的任期限制的出现。中国开启了领导权力有序交接的新篇章。
还是同一天的下午，在5000英里之外的柏林，东德政府由于难以平息国内社会动荡，28年来首次开放了西部边境——柏林墙倒塌。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关系与政治体制都将经历一场地震——在欧洲东部尤为剧烈，而纳米比亚等发展中国家被裹挟其中。受到美国与苏联背后支持的独裁者们将一一倒台。在发展中国家肆虐的代理人战争与冲突会逐渐消弭。同时，作为经济体制与政治制度的共产主义将遭遇重大挫折。思想与意识形态即将改变。贸易将会扩大，科技将得到传播。许多发展中国家将采用更有活力、更能问责的政治体制与更加面向市场、更加开放的经济战略。
世界历史上推动发展中国家进步的大浪潮即将到来。第一部分浪潮 第1章大变革
发生在利比里亚的改变只是一场席卷许多国家的大变革的缩影。独裁被民主取代，威权主义让位于问责制，萧条的经济正开始复苏。最重要的是，绝望的情绪为希望所取代——人们感到有希望与邻居和睦相处，父母有希望养活整个家庭，孩子们有希望去学校接受教育并享受良好的医疗服务，人们能够畅所欲言，不再心怀恐惧。——利比里亚共和国前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世界历史上全球贫困问题取得最重大进展的时代。在此之前，从未有如此多的发展中国家、如此多的人取得过如此大的进步。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贫困得到缓解，收入不断提升，健康得以改善，冲突与战争减少，民主的思想得以传播。
如果你对此感到难以置信，那么你并不是唯一一个心存疑虑的人。反之，很多人都相信除了中国和印度这一类特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深陷贫困的泥沼——独裁者昏庸无能，人民生活在饥荒遍地、疾病盛行、暴力事件不断的水深火热之中，看不到一丝改变的希望。
然而这幅景象已经不复存在了。在世界上大多数最贫穷的国家，正在上演一场重大的变革——这场变革已经开场了20年，只是在很大程度上被世界主流话语所忽视。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已经有10亿人口脱离了赤贫的生活。在很多贫穷国家，数百万人的平均收入增长了两倍以上；每年因疾病死亡的儿童少了600万；战争和暴力事件的次数在急剧减少；人们的平均寿命延长了6年；数千万女孩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长期生活在饥饿中的人数减少了将近一半；数百万人喝上了干净的水；民主制度（尽管还存在缺陷，而且往往很脆弱）在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而非特例。
诚然，上述在医疗、收入、脱贫、教育与制度方面取得的飞跃性进展还未惠及每一个人，许多贫穷国家也仍然滞于贫困与冲突的泥潭，甚至在那些正在进步的国家里，也仍然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口被社会进步抛在后面，即便他们的人数在不断减少。同时，快速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挑战，特别是在城市化、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等方面，产生了诸多威胁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然而从更广泛的发展指标上来看，大部分的贫穷国家，以及生活在这些国家里的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确实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
本书讲述了这场发生在全球贫困人口身上的引人注目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变革。接下来我会用一部分篇幅来说明一些因素——比如冷战的结束、民主的进步、突破性新技术的发展、全球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地方行动及有魄力的领导，还有某些情形下的好运气等——如何共同产生影响、改善了全世界贫穷国家里数以亿计的人民的命运。这些非凡的变革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一些国家向前发展，而另一些则止步不前？这些变革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又意味着什么？最重要的是，这些成果能够保持吗？抑或是这股发展进步的大浪潮终会因为气候变化、资源需求、人口压力、经济政治管理不善以及可能发生的战争等因素的合力而脱离原本的轨道？
发展中国家的这场惊人的变革始于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东亚与东南亚的几个国家（还要加上其他一些国家，如博茨瓦纳和毛里求斯）就开始收获令人瞩目的发展成果，一直持续到今天。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快速崛起，从多个方面为更多国家接下来发生的更广泛的变革奠定了基础。另一些发展中国家最初有所发展，却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因为全球石油危机与接踵而至的债务危机而裹足不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此之后发展迟缓，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加快了发展进程。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直到此时才刚刚开始发展。
我关注的焦点在于衡量这种发展进步的四个关键维度：贫困、收入、医疗与教育、民主与治理方式（尽管我也会涉及许多其他的维度）。全球的贫困率在下降——而且速度很快。1993年，全世界大约有20亿人生活在极度贫困状态中，日均收入不足1.25美元。但正是在那一年，全球极度贫困人口的数量开始了历史上的第一次下降。令人吃惊的是，在短短18年内，极度贫困人口就减少了将近一半：截至2011年，只剩下10亿多人。这意味着极度贫困人口减少了将近10亿人。而这部分人口占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的比重则下降得更快，从1993年的42%下降到2011年的仅17%。中国的对外开放为上述变化的发生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极度贫困人口数下降的情形同样发生在中国以外，涵盖了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包括许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
与此同时，这些国家民众的个人收入也在不断提高。如今，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几乎是他们的父辈20年前人均收入的两倍（按实际收入计算，计算过程考虑了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这是一项卓越的成就，尤其是考虑到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上一代人的人均收入基本没有任何提高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也普遍开始加快。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仅有大约20个发展中国家取得了些许进展，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已有70个发展中国家（一共109个）开始加快发展。这股发展的浪潮从中国和印度扩散到了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包括莫桑比克、加纳、卢旺达、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蒙古、巴西、智利、多米尼加、摩尔多瓦、波兰、土耳其、摩洛哥等。新兴市场不断涌现，商业逐步开放，投资与贸易额飙升，拥有更高薪酬的工作机会也比以往更为丰富了。
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医疗与教育得到了巨大的改善。1960年，每100名出生在发展中国家的儿童中就有22名在5岁之前夭折；而现在这个比例只有5%。也就是说，如果放在区区几十年以前，现在每100名儿童里就有超过17名可能已经夭折了。1990年，约有1300万名儿童死于可预防疾病。到了2013年，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630万（而且仍在下降）。由于儿童死亡人数的下降，以及疾病治疗水平的进步（比如疟疾），如今人类的寿命要比以往长得多。1960年，一个典型的出生在发展中国家的人可能拥有50岁的寿命，而在今天，他或她的孙辈可以活到66岁。现在，发展中国家出生的人比起两代以前的人，其平均寿命延长了1/3。更多孩子接受并完成了初等教育，尤其是女孩。1980年，发展中国家仅有一半的女孩完成初等教育，现在这个比例则达到了4/5。历史上从未有如此多的人口能够享受干净的水、基本卫生设施与电力供给。
更深入的变革正在进行，包括个人自由与政治体制方面。在世界范围内，独裁制度为民主制度所取代。战争与暴力有所减少，基本权利与自由在更广的范围内受到肯定。1983年，发展中国家中采用民主制度的国家有17个；到了2013年，这个数字涨了3倍不止——达到56个（这还不包括没有被我纳入讨论的许多人口在100万以下的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专制与特权制度被大大削弱。尽管近年来民主制度的传播进程趋缓，在某些国家甚至有所倒退，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变化发展仍是惊人的。这种变化不仅仅是指形式上的政治选举，还包括了基本政治权利的保障与个人自由方面的提升，立法机构更加强大，公民社会组织欣欣向荣。此外，选举也变得更加公平自由。许多新生的民主制度并不完美，甚至相当脆弱，但已经取得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同样了不起的是暴力事件的快速减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内战发生的次数减少了一半，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也减少了75%以上。
政治体制的巨大变革颠覆了人们关于民主与发展的某些旧观念。直到不久之前，大多数人仍然认为一个贫穷的国家要获得发展的最佳途径就是开明领袖的统治。东亚地区那些“创造奇迹”的国家仿佛为这一说法提供了佐证，新加坡的前总理李光耀就是最好的例子。但是自冷战结束以来，这种观念已然转变。在绝大多数国家，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密切相关。还有一些国家是例外，如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但它们实际上已经逐渐成了少数。如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蒙古、菲律宾、巴西、哥斯达黎加、智利、多米尼加、保加利亚、匈牙利、摩尔多瓦、土耳其、突尼斯、博茨瓦纳、加纳、利比里亚、塞内加尔、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的进步都表明，民主制度已经成为新的常态，并且推动、支持着国家经济和社会的进步。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变革并不仅仅发生在某一个地区，而是同时在以上所有地区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发生在如此多的世界最贫穷国家里、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取得了如此多方面的发展成就，这种现象是前所未见的。以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出现过几次井喷（如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初），几十年来全球的卫生状况也一直在不断改善，但我们从未见过发展中国家在收入、扶贫、卫生、教育与行政等方面同时取得过如此大的实质性进展。
此时，你可能在想：等等，情况不可能有你说的这么好。新闻报道里出现的可全是负面消息。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这些深陷严重冲突泥潭的国家该怎么说？索马里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都没有一个能够正常运转的政府；居住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人民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海地的领导层十分软弱、腐败严重，不仅让海地在2010年的地震造成的严重破坏面前不堪一击，也无力组织高效的震后重建工作；朝鲜的发展也不尽如人意；还有津巴布韦的罗伯特·穆加贝，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卡里莫夫这样的铁腕领袖：这些又该怎么说？
以上都是事实。并非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能幸运地获得发展。一些国家在冲突、专制与萧条中停滞不前，与旧时代无甚差别。然而，尽管它们仍然占据着报纸上的醒目位置，但是已经成了发展中国家中的少数，而且这样的国家数量正在不断减少。20世纪80年代，全球还有60多个国家实行专制制度，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它们的数量占了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一半以上。现在，这样的国家缩减到了20个左右，数量不到全部发展中国家的1/5。它们是少数的例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向前迈进。
我并不是在说发展中国家目前取得的成就已经足够大，或是这些成就未来一定能持续，也不认为现在的发展中国家一切都好。这些论断容易造成误解，也过于天真。至今世界上仍然有10亿人口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而那些日均收入超过1.25美元基本标准的人，也很难算得上生活宽裕。每年仍有600万名儿童死于可预防疾病。许多国家，尤其是最贫困的那些国家，对任何灾难性的打击仍旧毫无招架之力，例如2007年的全球粮食价格上涨，或是2014年肆虐非洲西部的埃博拉疫情。要建立一个基本人权受到尊重、领导者恪守职责、机制运作良好的民主体制，发展中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中国和印度，高速的经济增长伴随着环境恶化、空气污染、水污染与生物多样性损失等方面的高昂代价（如今的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这些，并且持续时间更长）。持续增加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不断加剧的气候变化成为它们面临的重要威胁。发展中国家要想维持近年来取得的成果并取得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都十分关键。尽管如此，最近20年里的变革是一个重大的开端——历史上最强劲、最充满希望的开端——目标是提升世界上大多数最贫穷的国家中数百万人民的福祉。
本书的分析将围绕109个主要的发展中国家。目前尚无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标准定义，我在此书中讨论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在1960年至2013年间人均收入低于3000美元（按2000年的不变美元价值计算）的所有国家。这条收入基准线大致符合世界银行对于低收入与中低收入国家的界定标准，尽管其对收入水平的界定标准每年都在变化。名单里也包括了巴拿马、博茨瓦纳和泰国这样的当前人均年收入超过3000美元的国家，因为它们在1960年至201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人均年收入水平低于这个数值（如果把这些国家排除在名单之外，将得抹掉所有已经成功获得持续性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名单不包括一些数据资料不充分的国家，如缅甸、朝鲜、索马里和阿富汗，也不包括人口在100万人以下的国家。由于许多小国家在过去20年里都实现了经济进步与政治民主，我将它们排除在名单之外，宁可低估发生变革的国家的实际数目，也要避免让名单中包含一大批人口相对较少的国家。另外，本书中的所有数据，除了特别注明出处的以外，均来自《世界发展指标》（世界银行最重要的公共数据库）。普遍的悲观主义
很多人都难以相信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在过去20年里发生的变革。有关发展中国家前景的传言，基调往往无比黯淡。报纸、电视与电影里对发展中国家的描述充斥着战争、暴力、疾病、腐化与失败。对消极面的关注反映了人的本性：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总是容易被悲剧与失败的故事所吸引。世界上大多数人眼中的发展中国家就是他们从媒体中看到的样子：阿富汗的战争，达尔富尔的饥荒，津巴布韦的选举造假，海地的地震灾害，印度尼西亚的恐怖袭击事件，西非的埃博拉疫情，等等。慈善组织为了募集捐款，对媒体过分渲染发展中国家的匮乏与悲剧的事实也三缄其口。
诚然，战争、疾病、饥荒都是需要人们给予关注的重大问题。但过分关注消极面使得我们对于这些国家的未来发展产生了一种深刻的悲观主义情绪，它占领了媒体，掩盖了人类进步的更大真相。稳步的发展无法成为吸引眼球的新闻素材。世界银行的报告表明贫困率在人类历史上有了最大幅度的下降，但这一事实鲜有媒体提及。成功的选举——那些没有掺杂暴乱、枪击与欺诈的选举——总容易被人们忽略。人们对战争冲突与疾病暴发的关注倒是恰如其分，但却忘了战争与暴力正在不断减少，疟疾与腹泻的死亡率也大幅下降。失败的对外援助项目占领着报纸的头版，而那些成功达成目标的项目却无人问津。
过去20年里，有近10亿人口摆脱了极度贫困，这显然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但知道的人却少之又少。实际上，人们通常相信的事实正好相反。最近一项调查表明，66%的美国人以为世界上的贫困人口在过去20年里增加了一倍，还有29%的人认为贫困人口大致没有变化。这意味着95%的美国人有着错误的观念。只有5%的人了解（或猜到）真相：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人口比重下降了50%以上。
对于世界的发展，普遍的悲观态度不仅仅来自错误的认知或是对坏消息的关注。在20世纪90年代初之前的几十年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境况的确充满失败的坏消息。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经济萧条、经济与政治上的治理不善、右翼的极权主义统治、左翼的独裁专制、军国主义的失败尝试，以及冷战带来的动荡与混乱，所有这些因素引发了持续20年的动荡。除了亚洲创造奇迹的几个国家以及其他少数几国，发展中国家取得的进步甚微，许多国家甚至有所倒退：债台高筑，通胀剧烈，发展停滞。发展中国家在1977年到1994年间，人均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为零。
数百万的家庭收入下降。随着人口增长，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人口数量也在增多。20世纪60年代的亚非独立运动之后，独立民族国家的民主化尝试大部分都以失败告终。独裁专制遍及各国，从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海地的杜瓦利埃、拉丁美洲的各路军阀，到扎伊尔臭名昭著的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从柬埔寨、斯里兰卡、莫桑比克、利比里亚、尼加拉瓜到其他十几个国家，战火到处肆虐。就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的这段历史是悲惨而失败的。
这段历史已经结束，而且已经结束20年了，然而从这段岁月中滋生出的悲观情绪却蔓延开来。20年前冷战结束时，几乎所有对贫穷国家的书写都在预言：由两个超级大国对峙而形成的表面稳定与秩序被打破，将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1994年，记者兼作家罗伯特·卡普兰写出了他著名的《无政府时代的来临：资源匮乏、犯罪、人口过剩、部落主义和疾病如何迅速摧毁我们的社会建构》，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世界上的大多数地区正开始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冲突与贫困并没有完全消失，但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治理水平已经开始提升，暴力冲突减少，卫生状况得到改善，经济逐步发展。尽管有些敏锐的观察者已经发现并开始书写其中的一些变革——比如全球发展中心的查尔斯·肯尼，作家马特·里德利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迈克尔·曼德巴姆——大多数人仍然将发展中国家描绘成一个充满失败与灾难的世界。
过去20年里，每当出现一次重大危机，就有人出来唱衰发展中国家的前途，断言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都将因为这些危机而产生倒退。20世纪90年代后期东南亚地区爆发金融危机之后，悲观主义者抓住机会，声称亚洲的奇迹已经走到了尽头，然而这些国家很快开始了复苏。2007年爆发了全球粮食危机，很多分析者预言贫困与饥荒会迅速蔓延，但是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了很强的恢复能力，贫困率继续下降。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再一次让人们害怕发展中国家的进步会终止，然而这些国家的增长速度虽然放缓，却比发达国家更快开始从危机中恢复。
尤其在非洲问题上，悲观主义十分普遍。作家保罗·泰鲁最近声称：“我可以证实，非洲比我50年前去那里教英语的时候更加糟糕了，更贫穷，更多疾病在蔓延，受教育的人更少，治理更加不善。”然而我们很容易找到与此相反的证据来证明，如今的非洲从整体上来说，贫困与疾病在减少，教育与行政管理在改善。国际援助也成了众矢之的。作家丹比萨·莫约指责说“压倒性的证据已经表明，其他国家对非洲的援助使得非洲贫困加剧，发展延缓，让非洲国家日益债台高筑，通货膨胀风险加剧，在变幻莫测的货币市场里更易受到冲击，对高质量的投资的吸引力进一步减弱，同时还增加了内战与不稳定的风险。”然而事实与此相去甚远：贫困率在下降，收入在上升，债务水平直线下降，通胀率达到几十年里的最低水平，投资前所未有地增加，内部冲突在减少。有证据表明，国际援助（即使有诸多弊端）整体上促进了非洲国家的发展进步。突破贫困陷阱
这样的发展进步大多被相关工作者与研究者所忽略。除了少数例外，有关发展的争论近年来一直受到三股思潮的支配。它们都在以不同方式影响着我们对发展的认知，然而每一股思潮都忽略了正在发生的重大变革，而且对这样的忽略不做任何解释。
第一股思潮从长远的历史角度着眼：它考察了各个国家的特点以及长期历史进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以此来解释为什么当今有些国家富裕，有些国家贫穷。后来到哈佛大学任教的大卫·兰德斯教授在他的著作《国富国穷》中认为，欧洲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与它的文化、工作伦理、对科学与宗教的态度以及社会组织有关，而且这些由来已久的差异至今仍在产生巨大的影响。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中得出了一个与之不同的结论：欧洲繁荣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人类刚刚学会畜牧与种植的时代，可以归因于各地在地理、人口学与生态环境方面存在的差距。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罗宾逊认为，欧洲殖民者在遭遇重大疾病的威胁时（比如19世纪晚期的比属刚果），就会建立高压制度，通过暴力手段萃取资源，而这些一百多年前确立的策略与制度对于理解发展中国家现今的制度十分重要。还有的研究者则认为，现在的收入差距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的人类发明，或者到更久远以前——当非洲各个部族迁徙到世界各地建立新社会的时候。
这些争论激烈的研究对于理解当今世界各国贫富不均的历史根源很有启发，但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却帮助不大，因为它们把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归因于几百年前的决定和行动，或是某些人们无法掌控的因素。它们无法帮助我们理解发展中国家近来的加速发展，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几乎同时开始崛起。
第二个研究领域正好相反，是对特定背景下的特定行动与项目的有效性所做的微观层面上的研究，基于严格的随机对照试验（RCT）。这些研究针对的问题包括：经杀虫剂处理过的蚊帐的定价对其使用率的影响；身份证是否能减少偷窃，能否让更多的补贴粮食送到穷人手中；对公共汽车司机大声喊叫对于促进安全驾驶的影响（事实证明是有效的）。随机对照试验的方法在麻省理工学院（MIT）的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等人的开拓性研究中得以发扬光大。这些研究可以在个人与家庭层面帮助人们了解贫困的本质，剖析人们面对的限制条件与激励因素，以及他们做出某种决定的理由，同时也可以帮助某个扶贫项目制订具体的策略与计划。但它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发展停滞多年的国家忽然情势好转，以及为什么这么多发展中国家同时开始进步。
第三股思潮主要针对“贫困陷阱”理论。该理论认为低收入国家陷于贫困落后的境地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贫困本身。低收入的家庭（或社会）难以积累储蓄，因而无法投资教育、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更无法增加收入，只能继续陷于贫困的窘境中。这种观点在学术研究与流行的观点中都由来已久。但按常理来说，仅仅着眼于收入层面的“贫困陷阱”是站不住脚的。如果它对于每一个人都一直存在，而整个世界在500年前都很贫穷，那么现在我们所有人应该仍然是贫穷的。如果存在这种类型的“贫困陷阱”，许多人——乃至许多国家——都应该有能力摆脱它们。我不是说这些“贫困陷阱”不会存在于某些国家或是某种历史背景下，而是说一些人有机会有能力突破“贫困陷阱”并不代表所有人都可以。“贫困陷阱”的基本观点在近年来得到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和保罗·科利尔等人的萃取与完善，他们向理论中加入了一些与收入和储蓄相互影响的附加因素——比如卫生健康状况、地理环境、矛盾冲突和政府治理——以此来解释为什么一些家庭、地区或社会仍然深陷“贫困陷阱”。萨克斯指出，发展中国家更易发生疟疾等地方性疾病，这不仅降低了工人的生产效率，也吓跑了许多投资者，使得当地一直贫穷下去。反过来，贫穷也使人们更容易感染疾病，如此便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陷阱）。牛津大学的科利尔则认为贫穷国家容易受到冲突与战争的影响，破坏发展的根基，提高了产生冲突的概率，让整个国家陷于一种不断自我加剧的恶性循环之中。同样，由于领导者窃取资源、破坏经济机遇，治理不善会导致国家持续贫困，而贫困则使国家更难建立起改善治理状况所必需的法律制度、政府机关和政治制度。萨克斯与科利尔得出的结论是：要使一个国家突破贫困陷阱并非不可能，但十分艰难。
最近学术界对更广泛意义上的发展陷阱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而且与我在发展中国家工作和生活的三十年中近距离观察到的事实相一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在过去几个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一直被困于某种形式的陷阱之中，来自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多重阻力令他们步履维艰。有的国家成功突破贫困陷阱，并不代表贫困陷阱对于那些仍深陷其中的国家而言不是真实存在的。暴力、苛政、疾病、冲突、与市场隔绝以及不利的地理环境都阻挡着发展中国家的机遇，阻挠人们接触科技、接受教育，也限制了个人与社会的进步。
我在本书中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自20世纪60年代始，在某些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里，成百万上千万的人口开始挣脱发展的陷阱，而且这个过程在20世纪90年代显著加快。并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突破了贫困陷阱，显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从极度贫困中挣扎脱身。有一些国家，如韩国、新加坡、博茨瓦纳，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就开始了进步。中国则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飞速发展。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几大因素合力造就了促使更多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腾飞的大环境。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不同的领域取得了进展：减少贫困，增加收入，改善医疗和教育，减少暴力和冲突，建立更加有效的制度，朝着更广泛的自由与民主转变。变革之风
那么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在我看来，发展中国家的大范围进步需要以下三个因素合力造就：一是出现有利于发展的全球环境；二是产生个人与团体实现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机遇；三是抓住这些机遇所需的手段与能力的提高——在国家层面上，最重要的就是领导力。所谓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为穷人创造新的机遇——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全球范围内——然后培养起人们利用这些机遇的能力与才干。而这些恰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了更大程度的发展。
有三大催化剂推动了这股大浪潮。首先，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造就了更有利于发展的全球环境。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全球权力结构、战略关系和政治经济上的主流观点都发生了改变。阻碍发展的一些最大障碍消失殆尽——其中许多障碍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的殖民主义以及其他形式的特权统治。世界上一些最恶劣的独裁者接连倒台，美国和苏联种植了对它们的公开支持。冷战带来的代理人战争和政治暴力被画上了句点。右翼极权独裁政体失去了可信度。围绕市场经济体制，更负责、透明、民主的政府以及更尊重个人自由和基本权利的一系列新的共识开始达成——至少在大多数国家里是如此。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中国家开展了一系列重大的经济与政治改革，开始建立起一套更适合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制度。通向更多可能的大门就此开启。
第二，全球化与新科技为发展中国家人民迈向繁荣提供了重要机遇。通过贸易、资金流动、信息与观点传播、人口迁移与科技发展建立起来的更加深刻的全球联系，为发展中国家人民增加收入、减少贫困、改善健康、提高治理水平提供了手段。发展中国家如今的出口规模比20年前增加了6倍（按不变价格计算）。目前发展中国家每年的资金流入额高达1万亿美元，是1990年水平的整整20倍（按不变价格计算）。这两项增长有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发展中国家相互间的贸易与资金流动。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也成为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也许最重要的原因是，更深层次的全球一体化使得一系列的科技成果刺激了发展中国家的进步：疫苗、药物、种子、化肥、手机、网络，更快更划算的航空旅行，以及集装箱货运。诚然，全球化带来了挑战、风险与不稳定性，尤其是2007年的粮食危机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但它同时也带来了投资、工作机会、技能、思想和市场，并且已经成为全球发展大浪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这股大浪潮还需要适当的手段和能力，尤其是发起体制变革的领导力。发展中国家开始取得重大进步，主要是由于本国人所做出的选择、决策与行动。在有些国家，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新的领导者挺身而出，发动变革，开始在这些国家建立更加行之有效的制度，获得进步。而在另一些国家，旧的独裁者依然在位，或是新的独裁者取而代之，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便仍为他们所把持。在乡村、地方乃至国家层面，强大的领导力、明智的政策制定和坚定勇敢的行动能在变革之初令局面焕然一新，以建立各项制度，点燃、延续进步之火。新一代的国家领导人，比如南非的纳尔逊·曼德拉、菲律宾的科丽·阿基诺、哥斯达黎加的奥斯卡·阿里亚斯、波兰的莱赫·瓦文萨等，都曾努力建立新的更具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同时加强了对本国经济的管理。民间社会组织与宗教领袖，如危地马拉的里戈韦塔·门楚·图姆、南非的德斯蒙德·图图、孟加拉国的穆罕默德·尤努斯、菲律宾的辛海棉和肯尼亚的旺加里·马塔伊，让普通公民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也让穷人能享有更多的经济机遇。有的地方领袖名气不如上述几位，但他们也在通过开办学校、诊所、小额信贷组织和经营商业来支持大变革。每当在一些国家出现有效的领导模式，其他国家就会纷纷效仿，因为前者不仅为后者树立了新的榜样，也让后者感到自身治理方式亟须改善的同侪压力。
地理条件也为各国提供了不同的发展机会，影响着哪些国家能够较早起步，哪些则不能。地理条件更为优越的国家——如毗邻全球海运航线，土壤肥沃，气候适宜——拥有更多的选择与机遇，可能获得更大的发展，尤其是当同时具备强大领导力的时候。如果你生活在偏远的荒漠之中，或是某个疾病负担沉重的地方，要获得发展并非不可能，但比上一种情况要困难得多。
国际援助在各国的发展进步中扮演着辅助角色。在有关发展中国家的讨论中，涉及国际援助的部分最后常常演变为一场论战，一些知名作家也宣称国际援助已然失败。这些评论者的有些观点是合理的，部分援助行动也的确失败了，但他们对于成功的案例过于轻描淡写。大量证据表明，整体来看，国际援助对发展中国家的进步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这种影响视国家和领域不同而大小各异。国际援助，特别是在改善全球健康卫生状况、对抗疾病、减轻自然灾害影响与缓和人道主义危机、帮助莫桑比克和利比里亚之类的国家在兵燹后重建家园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全球性的运动强化了援助工作的力度，比如联合国启动的千年发展目标（MDGs），它是获得世界各国一致赞同的在1990年到2015年间要达到的具体发展目标（其中多项目标已经实现）。援助不是发展最大的推动力，但它在最近二十年的发展大浪潮中发挥了重要的辅助作用。
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他的经典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将发展定义为“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他认为，“发展要求消除那些限制人们自由的主要因素：贫困以及暴政，经济机会的缺乏以及系统化的社会剥夺，忽视公共设施以及压迫性政权的不宽容和过度干预”。
从本质上来讲，我的基本观点是：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阻碍发展的许多“限制自由的因素”开始被一一消除。重大地缘政治变化、不断改革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持续深入的全球化进程、广泛传播的新科技、更强的领导力以及勇敢的行动——这些因素的合力造就了发展中国家所需的条件、机遇和动力。发展的大浪潮正是这种天时地利的必然结果。西方也是受益者
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对于最富裕的国家乃至整个世界来说最终都是一件好事。有些发达国家的人对竞争对手的崛起心怀恐惧，然而，贫穷国家的进步尽管会形成新的政治经济竞争，它们对于推动未来全球的繁荣与安全却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美国、欧洲和日本在未来几十年里将面临重要的机遇和挑战，而其未来已经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未来密不可分了。全球性的威胁不分国界，比如气候变化、传染性疾病和恐怖主义；与此同时，世界领先大国的经济持续增长也将日渐依赖发展中国家的进步与繁荣。
发展中国家的持续进步将在以下三个方面造福传统的西方强国。首先，世界最贫穷国家的发展与日渐富裕有利于改善全球安全形势。这些国家的收入增加，卫生状况改善，治理加强，其发生暴力冲突，或被利用成为暴力与恐怖主义发源地的可能性就会降低。近年来对全球安全形势构成最严重威胁的一些组织，都是在已经衰落或正走向衰落的国家内部滋生的。发展能带来更健全的制度、更有效的治理、更少的暴力冲突和更小的安全威胁。随着最近20年来发展进程的加快，发展中国家的内战次数减少了一半。无论是对富国还是穷国来说，冲突的减少都让世界变得更加安全，并减少了对国际军事干预的需求。正如美国国防部前部长罗伯特·盖茨所说：“（帮助当地）发展比派遣军队要省钱得多。”同时，发展也加强了全世界抵御与控制传染性疾病及其他威胁的能力。随着发展中国家日渐富裕，制度能力得到加强，它们也更有能力与跨境传播的疾病做斗争，比如埃博拉、H1N1禽流感和艾滋病。
第二，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发展有利于贸易、投资、商业的发展，最终将促进全球收入的增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从中国、南非到巴西——为美国和欧洲的企业创造了巨大的市场。全球中产阶级的壮大为飞机、汽车、半导体、医疗器械、药物等制造业，咨询、金融等服务业以及娱乐产业创造了新的机遇。1990年，中低收入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到了2013年，这个比例达到49%。一些新兴国家成了当今西方国家商品与服务的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市场。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量的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40%，上升到目前的53%。在日本，这个比例为65%。
诚然，新兴国家的崛起给美国和欧洲的企业带来了竞争，也给因为国外竞争而失业的工人造成了困难，但全球一体化的深入与更大新兴市场的出现也同时在美国与欧洲创造了就业机会，这不仅是因为西方企业的国际扩张，也是因为新兴国家在西方国家增加了投资。此外，发展中国家日渐成为科技创新的源头，从医药、粮食安全到可替代能源等领域，促进了全世界的进步。日本经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崛起曾引发西方国家的广泛担忧，但最后它的崛起对西方国家产生了深远且有益的影响：日本不仅是一个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一个创新与理念的发源地，也是一个可信赖的全球合作伙伴。
第三，发展有利于开放、繁荣与自由等价值观的传播与深化。发展中国家进步的浪潮赋予基本权利更多的尊重，实现了更大的个人自由，加强了国际合作，传播了民主思想。世界最贫穷国家的持续发展将意味着上述价值观在全球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与深化。最终，这些变化将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安全。变革能持续吗？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浪潮令人瞩目。但对大多数国家而言，这股浪潮从开始到现在只有20年左右，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并不算长。发展的关键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持续性发展，然而没有人能保证20年前开始的这次发展浪潮能够持续下去。我们曾经见证过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井喷式经济增长（尽管不持久，也没有同时实现大规模的减贫或向民主制度的重大改革），然后眼睁睁地看着它们衰落下去。到目前为止，发展中国家的转变尚不完整：虽然在贫穷国家，有成百万上千万人的命运正在改变，还是有许多穷人被发展抛在了后面。未来的发展面临着一些巨大的威胁，包括人口压力、气候变化、资源短缺、环境恶化、人口结构变化、疾病威胁、恐怖主义，甚至是发展中大国崛起带来的压力，这里列举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这些风险为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增添了不确定性。
一种可能的前景是，发展中国家的变革将继续进行：持续的经济增长，明智的投资和政策选择，技术与理念的持续进步，教育和医疗系统的进一步完善以及民主程度的深化将在未来的几十年里继续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繁荣发展，改善社会福利。中国、印度、巴西及其他的中等收入国家继续保持优势地位（年增长率放缓），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哥伦比亚、南非、加纳等国紧随其后。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额将持续增长，移动电话与互联网的使用范围扩大，惠及更多贫穷国家的民众。新技术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使用清洁高效的能源可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并进一步改善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健康状况。尽管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发展进步，有的国家依然停滞不前或是面临倒退的悲剧，但大多数国家，如古巴和缅甸，最终都会加入快速发展的行列中来。民主思想将得到传播和深化，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形式或新的形态，更多的国家将采用更负责、更透明、更完善的治理方式。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人口数量会急剧下降。
第二种前景是发展的速度大幅放缓。中国现阶段的快速经济扩张开始减缓，美国和欧洲的经济依然疲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就业情况变得后继乏力。更多国家会像泰国和委内瑞拉一样，民主化进程遭遇挫折。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都无力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和科技领域做出重大战略投资。随着全球竞争的加剧，各国建立新的贸易壁垒，选择保护夕阳产业而非扶持更有活力的新兴产业。资源利用不善和环境恶化开始动摇发展的根基。医疗仍在进步，但是速度放慢，随着病菌耐药性的增强，新的传染病开始流行，一如肆虐西非地区的埃博拉。民主制度遭到一波强烈抵抗，这就为专制独裁打开了方便之门。贫困率仍在下降，但是速度趋缓。
第三种前景则是发展脱轨：人口压力、资源匮乏、气候变化、环境恶化以及不断升级的战争冲突使得发展中止，有的国家甚至出现倒退。城市人口增长、收入提高扩大了对资源的需求，使得水、粮食、能源、矿产资源的匮乏不断加剧，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导致粮食产量不稳定，人们的健康状况恶化。无论富国还是穷国都无力采取必要的行动，例如采取可靠的政策，进行明智的投资，发展新科技，以减缓气候变化，增加粮食产量，研发新的能源。粮食与商品的价格上涨，并且价格波动变大。崛起的亚洲和衰落的西方之间的局势紧张加剧——伴随着对稀缺资源的激烈竞争，或是全球宗教与意识形态矛盾进一步激化——国内与国际冲突不断升级。西方国家变得更保守内敛，全球权力真空使得安全威胁趁机滋长，贸易与投资将遭受影响。国际组织丧失了合法性与执行力。民主被视为失败的试验，独裁者再度登上政治舞台。经济增长急剧减速，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情况十分类似，全球消除贫困的进程也大幅放缓，发展在很大程度来说已经中止，有的国家甚至会出现倒退。
以上任何一种未来图景，或是介于三者之间的情况，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对此人们很容易悲观，认为持续发展的阻力过于强大，发展的前景堪忧。过去的几百年里，总是有人预言世界的发展进步将在某个时期中止。然而他们都低估了世界各国合作面对新的挑战、促进繁荣与基本自由的能力。我们可以设想出发展中国家未来将会面临的许多困境，但却很难预见我们面对这些困境时可能迸发的思想、创新能力、技术、治理结构与领导力。理念和创新不是自动产生的。它们是建立在人类的选择、牺牲、合作、领导和行动的基础上的。
我相信在未来的数十年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步都能够持续，也必将持续。我们处在一个全球繁荣新时代的开端，一路会遇到许多挫折与挑战，但极度贫困率将会下降，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收入将会提升，医疗健康和教育状况将得到改善，民主思想与基本自由将继续传播——有可能一波三折，不一定齐头并进，但依然不懈前行。 第2章从底层突破贫困
人的一生，孤独、贫穷、卑劣、野蛮，而且短暂。——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1651年
霍布斯对人类历史的看法，绝大部分是正确的。直到工业革命前夕，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我们今天所定义的“极度贫困”之中，辛苦度日，勉强维持生计，靠仅相当于今天每日一到两美元的收入过活。他们住在摇摇欲坠的居所里，健康状况不佳，而且没受过多少教育。在大城市，如巴黎和伦敦，穷人挤满了城市里的肮脏角落，几乎享受不到干净的水和基本的卫生设施。而在城市之外，大多数人居住在原始简陋的棚屋里，难以躲过日晒雨淋，在从一个收获季节到下一个收获季节之间饥寒交切，勉力求生。很少有人接受正规教育，也没钱去看医生。许多人年纪轻轻就夭亡了：超过1/3的婴儿夭折于5岁之前；人类的平均寿命不到35岁。
根据我们最乐观的估计，1820年，世界上约有10亿人每天靠低于2美元的收入过活（按1985年的美元价格计算），约占世界人口的94%，这个数据来自经济学家弗朗索瓦·布吉尼翁和克里斯蒂安·莫里森。这意味着全球每20个人中就有19个人是靠着微薄的收入艰难度日。这不是因为过去的2美元更值钱，或是用这2美元在一些国家可以买到更多的东西。我们的数据已经考虑到了这些差距（而且这已经是我们能够估计的最好结果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更加糟糕：84%的人每天的消费还不到1美元。我们如今所说的极度贫困在那时并不凸显；贫困是几乎每一个人所面临的生活常态。
从12世纪到13世纪，在世界上的一部分地区，福利和人均收入水平都开始缓慢提升，但这种提升只是数值上的增加，并没有扩散开来。到19世纪，这种情形迅速改变，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逃脱极度贫困的蹂躏。18世纪70年代，詹姆斯·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引发了一股新发明与新技术的浪潮，包括从手工业到机器生产的变革，棉纺织业的机械化（实现了纺织品的批量生产），杰斯洛·图尔（在工业革命之前）发明的马拉式播种机（提高了粮食与农业总产量），主要能源从木柴和炭转变为更加便宜的煤，以及化学制品和铁的大规模生产。现代制造业和工业化进程的开始，为数以百万计贫穷、低技能的工人创造了就业机会。他们赚取的工资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显得微不足道，但比起几乎被他们抛在身后的低廉又不稳定的农业收入来说，已经好太多了。随着制造业发展得越来越复杂精细，工人学习到了更专业的技术，几十年过去后，工资也开始上涨。到19世纪中期，人们收入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越世界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
这些变革的影响十分重大，却只集中在西欧、北美和其他一些地区，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1868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世界上的其他大部分地区，尤其是现在的发展中国家，极度贫困的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扭转。因此，随着全球人口增多，极度贫困人口数量继续上升，上升，再上升。贫困的定义与范畴
贫困率通常是根据消费或收入低于特定贫困线的人数（或人口比例）来估算的。发展中国家最广泛使用的贫困线标准为日均消费低于1.25美元（按2005年的美元价格计算），这是世界银行公布的“极度贫困”标准。（世界银行同时也定期追踪收入低于另外两条贫困线——日均1美元和日均2美元——的极端贫困人口状况。）1.25美元这个数字可能显得有些武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的确如此。制定任何贫困线都是武断的，因为我们把消费刚好低于贫困线的状况认定是贫困，却把刚好高于这个数字的案例排除在外。不过1.25美元这个数字并不是凭空捏造的。世界银行使用这个标准，是因为它与世界上最贫穷的15个国家的政府制定的国家贫困线大致相当。也就是说，这个数字是以最贫穷国家自身制定的贫困线为基准的。随着这些国家的境况转好，它们通常也会将贫困线提升到更高的水平。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线中位数约为每天2美元，而美国官方制定的贫困线为每天16美元，比“极度”贫困线高了12倍不止。
1美元，1.25美元和16美元这三条贫困线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是否具有可比性呢？答案是肯定的，至少我们现有的数据具有这种可比性。考虑到以下两个方面，对这三个数字做了相应的调整。首先，它们是使用某一基准年的美元价格计算出来的，中和了国内持续通胀的影响。（也就是说，数据是按照“不变”价格或“实际”价格来计算的。）大多数数据是按2005年的不变价格计算的，除了前面提到的布吉尼翁和莫里森的数据，它们是按1995年的不变价格计算的。第二，数据的计算是基于购买力平价（PPP），有时也被称为国际价格。购买力平价考虑到了各国价格水平的差异。只要你去国外旅行，就会知道每个国家的生活成本差距很大，同种商品的价格可能相差甚远。比如，水果、蔬菜、理发、乘坐出租车的价格，在坦桑尼亚十分低廉，在瑞士却很昂贵，因而在达累斯萨拉姆按当地汇率折算的1美元能买到的东西远比在苏黎世要多。根据最新的数据估算，坦桑尼亚的物价水平大致只相当于瑞士的1/4。考虑到这些差异，贫困线数字按照购买力平价汇率进行了折算，以使所有的商品和服务在每个国家都能用同一价格来衡量——也就是说，经过折算后的1美元在各国具有同等的购买力。因此，贫困线数字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都具有可比性，至少是有比较的可能的。通过购买力平价下的不变价格计算，A国1990年的1美元与B国2010年的1美元价值大致相当。
本书采用的贫困问题数据直接来源于世界银行的PovcalNet数据库，由马丁·拉瓦雷（目前供职于乔治城大学）和陈少华领导的团队负责收集。这些评估结果基于广泛的数据采集，包含了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成百上千个关于家庭收入与消费的调查。有些分析者认为世界银行制定的日均消费1.25美元的贫困线标准太低，有些人又认为这个标准太高，还有的人质疑世界银行的估算方法。世界银行的数据未必完美，但却是目前世界上被使用与接受最为广泛的。对贫困线标准进行微调或是使用其他的估算方法，并不能改变近20年来全球极度贫困率不断下降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趋势。全球贫困率空前下降
19世纪初，工业革命的影响开始显现，人们的收入逐渐提高，全世界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人口比例有史以来首次开始稳步下降。但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比这更快，所以极度贫困人口数量仍在继续急剧增长。极度贫困率与极度贫困人口数量这两者的区别是极为关键的。贫困率开始下降已有两个世纪之久，在近几十年里下降速度有所加快。而随着世界人口数量的增多，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的绝对人数却从人类有史以来一直看似无情地上升。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这种状态发生了惊人的改变。
让我们先来看看贫困人口总数，从最严重的贫困状态开始：那些每天消费不足1美元的人口总数。根据布吉尼翁和莫里森的数据，1820年约有9亿人每天花费不足1美元（按1995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由于人口增长，在图2–1中可以看到，到了1950年，这个数字上涨到14亿左右。接着出现了一个转折：日本和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复苏，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开启了经济腾飞的新篇章，日均消费不足1美元的人口总数停止了增长，并且在大约40年里基本保持不变。这个事实很容易被忽略，然而实际上却很重要。看似没有变化，实际上是最大的变化，因为世界人口在不断增长，但世界贫困人口总数却有史以来第一次停止了增长。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