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爱军,崔敏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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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名老中医韦绪性辨治疑难病精要试读：
内容提要
本书系第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韦绪性主任医师，躬身中医医疗、教学、科研工作47年的疑难病研究心得和临证经验集萃。
全书突出三大特点：①创新辨治疑难病理论框架。以其“辨治疑难病，识‘杂’是关键”的学术思想为指导，率先提出辨识疑难病首在明“杂致”，论治疑难病贵在从“杂治”的诊疗观。系统阐发了“杂治”之要在于“和中”，“杂合以治”必“顾胃气”的临床思路和方法。②“术”“案”结合，实用性强。所遴选的74则医案，以“术”类“案”，以“案”明“术”，融临证思维、学术观点、医案于一体，经验独到，多有建树。③探究“临证基本功”，提高辨治疑难病水平。书中对“诊察、辨证、论治”的原则、方法和步骤，发皇古义，融汇新知，突破了对辨证论治的简约表述，也是韦绪性长期研究辨证论治理论、方法的心得集成。
本书内容丰富，颇多创新，堪称一部继承、发扬并举，整理、提高结合，具有较高学术、实用价值的专著，可供中医、中西医结合人员和中医药院校学生阅读参考。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国医大师陈可冀教授（前排左二）与韦绪性教授（前排左一）等的合影国医大师、河南中医学院原院长李振华教授（右一）与韦绪性教授的合影国医大师朱良春教授（左一）与韦绪性在第二届中国中医药发展大会上的合影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国医大师王琦教授（左二）与韦绪性教授等在王琦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合影韦绪性1985年初春与父亲韦献贵在北京合影（韦绪性自幼随父亲学习中医，这是他同父亲唯一的合影）韦绪性与长兄韦绪怀主任医师（中）、二兄韦绪悟主任医师（左一）参加医疗、学术活动合影国医大师李振华题词韦绪怀主任医师题词
韦绪性教授简介
韦绪性 1953年生于河南内黄县，为二级主任中医师，教授，第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河南省优秀专家，首批河南省名中医，全国知识型职工先进个人。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民间传统诊疗技术与验方整理研究分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中医药学会民间传统诊疗技术与验方整理研究分会主任委员，河南省中医药学会疼痛分会名誉主任委员，河南省中医药学会文化建设与科普分会副主任委员，《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编委，河南中医药大学一附院特聘专家，安阳市笑痛中医研究所所长，安阳市疼痛学会（河南省首家）主任委员等。
自幼随其父韦献贵学习中医，1969年从事中医临床工作，1975年河南中医学院（现河南中医药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安阳地区卫校从事高等中医教育及临床工作，其间于1982～1984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全国中医研究班学习。1992～2009年历任安阳市灯塔医院院长兼文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安阳市眼科医院院长等职。2009年6月退居二线后，调安阳职业技术学院医药卫生学院从事医、教、研及管理工作。数十年孜孜以求，集医疗、教学、科研、医院管理成就于一身，先后主编、编写出版《中医痛证诊疗大全》《中西医临床疼痛学》《中医心病诊治学》《中风病防治新编》等著作60余部，主编全国高等职业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中医内科学》等教材4部，发表论文50余篇，获国家级与地厅级科研成果奖、科技进步奖7项，长于疼痛及疑难病诊疗，为我国中医疼痛学创始人。
编写说明
韦绪性教授系国家级名老中医、二级教授、主任中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自幼随其父韦献贵学习中医，在河南中医学院（现河南中医药大学）和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全国中医研究班学习期间，先后随我国著名中医学家李振华、方药中、王琦教授等长期学习，尽得其传。自1969年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以来，躬身医疗、教学、科研实践，理论积淀深厚，临床经验丰富，享有盛誉。尤其擅长诊治疼痛和疑难病，形成了独特的诊疗风格，并倾尽心力，精勤笔耕，著作等身。其于20世纪90年代初相继主编出版的《中医痛证诊疗大全》和《中西医临床疼痛学》，为中医疼痛学的奠基之作，引起较大反响。我们作为韦师的学术继承人和不同时期的学生，深感其医术精湛，医德高尚，而受益良多，继承整理其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自感责任重大。爰择其要，谨将其近年研究疼痛病与疑难病的经验分别整理为《全国名老中医韦绪性辨治疼痛病精要》《全国名老中医韦绪性辨治疑难病精要》两书，以期发扬光大。在编写体例上，诊疗经验部分两书完全一致，兹简要说明如下。
1.疾病概述 两书均采用现代医学疾病名称，每病均首先简述其临床特征等相关内容，然后介绍中医病证范围，必要时简要提示临床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中医诊治优势。
2.思维溯源 中医经典著作及历代名医名著是中医学的理论渊源和学术精粹所在，而临床学科的发展，临床疗效的提高，贵在坚持溯本求源，融汇新知的临床思维方法，详其意趣，识契真要，方能“见病知源”，寓继承之中求创新谋发展。故书中特设“思维溯源”项，按年代次第遴选中医经典、名著中关于该病的述理、辨证、立法、遣药等重要论述，夹叙夹议，内容凝炼，文字简洁。或提炼学术至要，或画龙点睛简要评述，以便临证启迪思维，领悟精髓，集思广益，指导诊疗。
3.理法精要 在简要概述病因的基础上，浓缩病机特点，包括基本病机、病位、病性、病势（病机转归）等，进而叙述治法要点。病机系辨证分型、治法、用药的重要依据，书中集中反映了韦师理、法、方、药环环相扣的诊疗功底和通常达变的诊疗特色。
4.辨证撷菁 韦师辨证细腻，辨治疑难病深究临证程序，次第井然，辨治疼痛病，形成了“类病-主证-主方诊疗模式”，故特设专项整理其有关该病的辨证观点和经验。
5.验案举隅 医案既是临床诊疗活动的真实记录和理论联系实践的结晶，又是临证诊治疾病思路历程的表述，也是辨证论治特色的最好体现，医案向来被视为中医学活的灵魂。故书中将医案部分作为重点内容之一。在病例的选择上，以能够反映老师经验体会、学术思想的典型案例为重点，取材精当，唯效是举。突出反映韦师治疗该病的特色和优势，以期对当前开展的中医优势病种研究，提高中医临床水平，更好地为防病治病服务而发挥重要作用。每病录入医案一般不少于3个，力求继承与创新并举，整理与提高结合。在编写内容上，“术”“案”结合，以“术”类“案”，以“案”明“术”，融临证思维、学术观点、医案于一体，以便于运用。在编写格式上，以《当代名老中医典型医案集》医案的书写格式为主要依据，注重格式规范。
6.医案按语 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深入探究，或阐发古意，或揭示病机、辨证、用药特色，或进行理论发挥，以期言之有物。行文中予以适当的修辞，修辞的目的在于言简意赅，画龙点睛，而不是盲目追求文辞华丽，务求全文立意明确，前后呼应，理法方药贯通。总之，既要有医理又要有文理，甚至有文采，以使读者得到启迪，有所收获。
全书的编写是由韦绪性名老中医工作室组织实施，并在韦绪性老师具体指导下完成的。全书脱稿后，由韦师审阅修改，部分重要章节由其亲自撰写，并承蒙国医大师、河南中医学院原院长李振华教授抱病题词、赐序；国医大师、北京中医药大学王琦教授百忙中欣然赐序；学贯中西的著名专家韦绪怀主任医师惠予题词，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谢忱！由于我们学验不丰，对恩师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感悟欠深，加之时间所限，舛误疏漏之处实恐难免，敬请同道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修订提高。编者2016年6月于殷都序
中医学防治疑难病有着悠久的历史，在《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典籍中所记载的“逆证”“死证”“坏病”“难治”“死不治”等类病证，皆属于今之“疑难病”范畴，“风、痨、鼓、膈”被古代医家列为四大难病。中医学不仅对疑难病的认识较早，而且在数千年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诸如“风、痨、鼓、膈”类顽疾，虽仍属难治之列，但已形成了独特的诊疗优势，并且不断取得新的研究进展。值得重视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心理因素以及疾病谱的变化等，使一些与遗传、代谢、免疫、环境污染、生活方式乃至药物滥用等因素相关的疾病日益增多，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存。因此，在对疑难病防治的研究中不断加强发挥中医药学的优势，是增进人类健康的迫切需要，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使命。
韦绪性教授幼禀家传，1972年入河南中医学院（现河南中医药大学）学习，后随我学习研修，虚心求教。 20年前他协助我编写《中国传统脾胃病学》，倾尽心智，充分体现了其学博思精的功底与严谨谦和的美德。对于绪性教授所取得的成绩，我可谓了如指掌。其学贯古今，取精用宏，从医、执教四十余年来孜孜以求，既躬身临床，又勤于著述，先后主编出版了《中医心病诊治学》《中风病防治新编》《中医痛证诊疗大全》等专著，可谓著作等身。其以“笑痛克难，倾心为民”为行医理念，致力于疑难病与疼痛病的临床与学术探究，成绩斐然，饮誉国内。近来，绪性带领其学术团队著就《全国名老中医韦绪性辨治疑难病精要》新作，诚邀作序，我虽未通览，但就其整体结构及主要篇章来看，确有耳目一新之感。该经验集是绪性教授数十年来躬身临床实践，潜心求索的结晶，也是其精心育人结出的硕果。尤其是书中设“辨治疑难病，识‘杂’是关键”“辨治疑难病临证基本功”等章节，发皇古义，融会心得，构建了辨治疑难的理论框架，凸显独到和实用。诊疗经验部分融临证思维、学术观点、医案于一体，内容丰富，颇多新意，切合实用，实属难能可贵。由是观之，该书对于中医疑难病诊疗、教学、科研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
破解疑难病之“疑”之“难”，从治疗怪病及毒、痰、瘀等角度发挥中医学优势固不可少，但重在辨证论治思维、技能的修炼和不断完善，要从总体上提高疑难病学术及临床研究的水平。明代医家张景岳提出“病之难也，斯非常医所能疗。故必有非常之人，而后可为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医，而后可疗非常之病”的思想，强调了学术水平及诊疗技能对辨治疑难病的重要性，极具战略意义。时至今日，中医学防治疑难病面临着许多新机遇，我热切期望绪性教授持之以恒，锐意进取，为中医学的人才培养与学术创新做出更大贡献。2015年11月6日（作者系首届国医大师、原河南中医学院院长）
韦编三绝追圣贤，著书立说开新篇——记我国中医疼痛学奠基人、著名中医疼痛学家韦绪性（代前言）
出生于中医世家的韦绪性，自幼随其父韦献贵学习中医，并立志成为一名造福一方的名医。在父亲的指导下，他背诵药性赋、汤头歌、脉诀等必备中医药知识，并逐渐接受临床实践的锻炼。读初中时，他就利用寒暑假参加县里的专业培训班，并能独立诊治常见病、多发病。尤其令他终生难忘的是，1969年秋乙脑疫疾大流行， 16岁的他被抽调到乡卫生院帮助工作，通宵达旦地救治患儿，练就了抢救危重病人及“腰椎穿刺”等基本功。这一年，16岁的他正式步入了中医临床殿堂，开始了他对中医学长达40年的执著追求。
1972年，韦绪性进入河南中医学院（现河南中医药大学）学习。带着从事中医临床多年所遇到的难题和对未来远大目标的追求，他发奋学习，刻苦钻研，拼命地从中医学宝库中汲取营养。上学三年半，他读书笔记记了20余本，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大学毕业后，韦绪性被分配到安阳地区卫校（今河南省卫校）从事中医临床及高等中医教育工作。在教学工作中，他非常重视身教重于言教，严格遵循中医教育规律，理论教学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他常说“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他深知要谋求更大的发展，就要十分重视持续给自己加“水”，并要有密集型的知识结构与良好的技能，力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
古有孔子读《易》，韦编三绝，今有韦绪性读书到五更。他抱着书本入睡是常事，他很多时候是彻夜看书、笔耕，清晨洗一把脸就去教书，勤奋好学的他成为师生学习的榜样。《安阳日报》记者把他勤奋好学的事迹写成长篇人物通讯《今日“韦编三绝”》在该报头版发表，并配发“编者按”报道他孜孜以求的治学精神和丰硕的学术创获。1982～1984年韦绪性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全国中医研究班学习期间，长期随全国著名中医学家方药中、时振声、王琦等教授课堂、临床学习，尽得其传。其间，任应秋、董建华、陈可冀、姜春华、李振华、何任、潘澄濂、万友生、李今庸、黄星垣等中医大家都曾亲自授课，他不仅系统研读了中医四大经典原著等课程，同时也学习了科研方法和诸多名师珍贵的治学方法，使其眼界大开，理论素养和诊疗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
韦绪性教授在长期的医疗、教学“实践”中，深感“疼痛”是一个广涉临床各科、人体各部、危害严重的病证，对其理论研究尚未形成学术体系，临床诊疗亦未形成独立学科。为填补这一重大学科空白，他从20世纪70年代末就踏上了“中医疼痛学”的研究之路。为此他十余年如一日，寒暑不辍，笔耕不止，深入临床观察，在系统总结大量临床经验和学术理论的基础上，于20世纪90年代初相继主编出版了我国首部大型疼痛学专著《中医痛证诊疗大全》和《中西医临床疼痛学》，填补了国内空白，成为中医疼痛学的奠基之作，在医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全国著名中医学家董建华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教授分别在序文中，盛赞这两部著作“实从古未有之奇编”“不仅实用性强，且颇多创建，弥足珍贵”。2000年9月27日《中国中医药报· 学人访谈》专栏发表了对其专访，对他创建中医疼痛学新学科予以高度评价：“中医学对此（疼痛）尚无明确的学科划分。为弥补这一空白，韦绪性相继主编出版了《中医痛证诊疗大全》《中西医临床疼痛学》，构建了中医疼痛学的理论框架和诊疗规律，突破中医‘见痛休止痛’等传统观点，率先提出‘辨主证，务在止痛’的诊疗观，创“论治步骤”新格局，充分代表了当今中医痛证研究的较高水平。”韦绪性教授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内公认的“中医疼痛学创始人”，中医疼痛学由此兴起。在电脑尚不普及的年代，他每写一本书，光是草稿纸就足有一麻袋。从医40余年来，他先后出版学术著作44部，其中主编的15部著作多为国家级出版社重点图书，有的已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发行，同时还发表了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40余篇。
为推动疼痛医疗、科研工作的开展，提高临床诊疗水平，韦绪性教授又积极努力，多方奔走，相继创办了当地疼痛诊疗中心和疼痛分院；2000年1月又推动成立了全省首家地厅级疼痛专业学会，并被大会推选为主任委员。韦绪性教授取得了多项骄人成绩，党和人民也给予了他多项荣誉。青年时期，他就被安阳市政府和团市委分别命名表彰为“有突出贡献的青年科技新星”“新长征突击手标兵”。步入中年后，他相继荣获“市管优秀专家”“省管优秀专家”“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省知识型职工先进个人”“全国知识型职工先进个人”等称号。
几十年来，韦绪性教授躬身临床实践，急病人之所急，痛病人之所痛，诊查疾病认真细致，解释病情耐心热忱，始终注重以他人品的吸引力、行为的亲和力及语言的感召力真诚对待患者，赢得了患者的信赖与尊敬。韦绪性教授还将自己的经验方研制成“笑痛胶囊”“笑痛散”“笑痛液”“笑痛膏”等系列纯中药高效制剂，分别用治神经痛、椎体痛、风湿痛、癌痛等疼痛，价格低廉，疗效可靠，经推广应用，获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本文原载卫生部主管《中国医院报道·共和国辉煌60年专题》2009年第3期，有删节）宋汉晓（作者时任《中国医院报道》杂志执行主编）第一章疑难病学术举要
所谓疑难病，是指辨证疑惑、治疗困难的疾病。具体而言，辨证之疑多为证候纷杂或罕奇，难识病因、病机、病位、病性等关键所在，致使诊断难定，辨证疑惑。治疗之难多为治疗效果不佳，预后不良或无效，或因诊断、辨证不明而无法治疗，甚或病入膏肓，无特效之方，无必验之药。
疑难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更易，具有阶段性、时代性和地域性。值得重视的是，疑难病的形成虽然与其自身因素及其特殊性有关，但目前中医临床存在的过分依赖辅助检查结果，用化学、物理检查代替中医的“四诊”，用西药代替中药，辨证论治束之高阁等“西化”现象，使中医临床本来可以明确诊断，能够治疗的疾病陷入疑难之境。因此，必须重视辨证论治思维、技能的修炼和不断完善。古人说得好，治而不效，未得其术也。作为一名中医人，在临床中必须坚持中医的临证思维，充分发挥中医学的特色和优势，坚持在中医学理论的指导下吸取现代科学技术，融汇西医学的临床优势，拓宽、延长自己的诊断视野，系统整理和研究疑难病的病因病机、转归预后、辨证论治，以及预防、康复、调摄等方面的规律，并熟练掌握药物的药性、适应证、禁忌证、配伍规律、服用方法等，从总体上提高疑难病学术、临床研究水平。第一节 辨治疑难病，识“杂”是关键
由于疑难病涉及范围甚广，病因复杂或难明，病位涉及五脏，病程日久者，往往“多因相关”“多病杂陈”“虚实相因”“寒热错杂”。在治疗上难以确定针对性较强的单一疗法，或经长时间治疗也难获可靠疗效。因此，要充分认识疑难病在发病、辨证、论治等方面的复杂性，进而探索其规律，创新疑难病的诊疗方法，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医学模式转变、疾病谱变化、社会老龄化及疾病防治重心的前移等，此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的必然，从而进一步提高疑难病诊疗水平。基于上述，韦师以其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创新了辨治疑难病理论框架。以“辨治疑难病，识‘杂’是关键”学术思想为指导，率先提出辨识疑难病首在明“杂致”，论治疑难病贵在从“杂治”的诊疗观。系统阐发了“杂治”之要在于“和中”，“杂合以治”必“顾胃气”的临床思路和方法，为辨治疑难病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与技术。一、辨识疑难病，首在明“杂致”（一）辨识“杂致”之要1.致病原因复杂
疑难病病因的复杂性并非几种病因简单叠加，其致病的危害性往往大于单一因素作用之和，这也是疑难病治疗棘手的主要因素。外感六淫、疫毒，内伤饮食、情志、劳欲等多种病因可同时或先后伤及人体，致使气血失调，多脏受损，形成“复合病因”。而外感六淫与内生五气具有“同气相召”的特性，常内外合邪，因果为患。从另一方面看，疾病的发生、发展，由于体质禀赋的差异，正气的强弱以及性别、年龄、居住环境等的不同，决定了病因虽同，发病却有新病与旧病、标病与本病、表病与里病等的交叉出现，使病因更加复杂。如围绝经期高血压的发病，其病因虽多，而患者“年四十而阴气自半”的体质因素是其基本病因，其次与长期情志失调、劳欲虚损、嗜食肥甘厚味、气候环境失宜等病因有关。其发病既有特定的病因，也和复合病因密切相关，绝非单一的情志内伤导致的“阴虚阳亢”所能概括。
再如肺胀，其系慢性肺系疾病迁延失治所致的顽固疾患，病因多为“内外合邪”，内因以年迈体弱、禀赋不足、肺脾素虚为主；外因以过度吸烟、反复感邪为主，以致肺脾心肾俱损，肺气郁阻，气道滞塞，虚实交错而发病。正虚为肺、脾、肾、心俱虚，邪实为痰饮水停，气滞血瘀为患。偏于正虚者，有气虚、阳虚或阴虚之不同；偏于邪实者，有风寒、风热、水饮、痰浊、痰热、血瘀等之别。一般急性发作期偏于邪实，缓解期偏于本虚。迁延不愈者往往气虚及阳，或阴阳两虚，但纯属阴虚者罕见。在其发病过程中，正气虚与感受外邪又可互为因果。如阳气不足，卫外不固，易感外邪，痰饮难蠲；兼有阴虚者，则外邪、痰浊易于热化，故虚实常夹杂出现。若反复外感、内伤，进一步耗伤正气，每致愈发愈频，甚则持续不已。若痰浊素盛，久则痰从热化，痰热相搏，郁遏肺气，清肃失司，肺气上逆。甚则痰气交阻，阳气闭塞，痰蒙神窍，或痰热内盛，热甚动风，则病情危殆。若痰浊久留，肺气日伤，宗气不能贯心脉，心肺气血失畅，则瘀阻血脉，痰浊、水饮、瘀血相互为患，常使病情进一步恶化而形成心衰。
随着时代的发展，环境变化的加剧、生活节奏的加快等，人们经常处于环境、心理、饮食失常等多种危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复合病因致病将会更为多见。因此，从整体的高度，从病因之间的相互联系入手，探索复合病因致病的特点和规律，以期对疑难病病因的认识更加贴近临床实际，从而更加有效地指导辨证论治。2.发病机理复杂
疑难病的病机甚为错综复杂，如寒热转化，虚实相因，阴阳互损，表里出入，真实假虚之“大实有羸状”、真虚假实之“至虚有盛候”等，造成了疑难杂病病机的复杂性、多变性。致使医者易于阴阳失察、表里难辨、寒热不明、虚实疑似，难以辨析病机之关键。故其病情往往时轻时重，易于复发，病程迁延日久，则邪气深伏，而正气耗损反致无力祛邪。若攻邪则正气难支，若扶正则碍邪外出，若攻补并用，往往因难以辨明攻与补之偏重，以致药力不达，临床治疗效果不佳而久病难愈。故辨治疑难病，应以《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为准则，要善于把握病机之关键。
如关格一病，其病机复杂多变，多由水肿、淋证、癃闭、消渴等病反复发作，迁延不愈，伤及脾肾所致。脾肾之气衰惫，则气化无权，水湿内停，蕴为浊毒，壅塞三焦，脾胃升降失司，以致出现小便不通与恶心呕吐并见，而发为关格。浊毒壅塞下焦，则肾失开阖，肾关不开则小便量少或全无；肾关不阖则精微下泄而尿浊；浊毒内闭，引动肝风，或阳损及阴，肾阴亏耗，肝阳化风，则眩晕、抽搐；浊毒壅塞中焦，犯胃则见恶心呕吐，损脾则见泄泻或便秘，气血生化乏源则见面色无华，气短乏力，唇舌爪甲色淡等症；浊毒外溢肌肤，营卫不和，可致皮肤瘙痒；浊毒上熏于口，则口中臭秽，或有尿味，舌苔厚腻；湿浊上蒙清窍，内陷心包，可致昏睡或神识不清；浊毒伤及血分，血不归经，还可出现衄血、呕血、便血等。由于原发病的不同，体质禀赋差异，湿浊毒邪又有寒化和热化的不同，寒化则表现为寒浊上犯的证候，热化则表现为湿热内蕴的证候。病理性质为本虚标实，脾肾虚衰为本，湿浊毒邪为标，本虚与标实之间可相互影响，使病情不断恶化，最终浊毒弥漫，正不胜邪，脾肾衰竭，发生内闭外脱、阴竭阳亡的变化。再如糖尿病是一种复合病因所致的综合病证，其发病涉及多个脏腑，病机亦复杂多变，综观其病机发展及转归规律，一般肝肾阴虚是其本，燥热耗气伤阴为其标，气阴两虚是其常，脉络瘀阻是其变，阴阳衰竭是其果。3.病变部位复杂
疑难病的病位十分广泛，往往涉及多个脏、腑、经络。由于人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机体表里之间、脏腑之间，某一部位的病变，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其他部位传变。疑难病的病位虽然复杂，但多有原发、继发和主次之别。如心衰的病位在心，但并不是单一的心脏病变。由于心与肺同居上焦胸中，心主血脉，肺主气，朝百脉，而宗气“贯心脉而行呼吸”，若心气虚，或心阳虚，无力运血，血运不畅，百脉不能朝会于肺，则肺气郁滞，失于宣降，而见咳嗽，呼吸困难，不能平卧等症；若肺病咳喘日久，吸清呼浊功能异常，可致肺气胀满，宗气不能贯心脉，气病及血，而心血瘀阻，导致心衰或使心衰加重，出现心悸、胸闷、口唇及爪甲青紫等症；心主血，肝藏血，全身血液的调节需心、肝两脏共同完成，若心气亏虚，无力运血，血滞留于肝，则出现胁下痞块等；心与脾母子相生，若心阳虚，火不温土，则脾虚不能制水，日久必致肾阳虚衰，水湿泛滥，加之血不利则为水，水蓄则血不行，而致肢体水肿。可见心衰非一脏之病，其病位以心为主，日久可累及肺、脾、肝、肾。心气心阳不足，心血瘀阻，则诸脏失养；肺气不宣，则咳喘难卧；肝失疏泄，血藏不泄，则胁下痞块；脾失健运则腹胀纳呆，肾失开阖则尿少浮肿。
五脏之间的传变，具有五行生克制化的传变规律，如母子相传（肾病及肝等）、乘侮相传（肝病及脾等）。并且与五脏的生理联系有关，如心与肺之间，主要是心主血脉与肺主气、司呼吸病变的相互影响；心与脾之间，主要是心主血与脾生血病变的相互影响；心与肝之间，主要是心主血、肝藏血，心主神、肝主疏泄病变的相互影响；心与肾之间，主要是水火不相交济与精血亏损病变的相互影响。六腑之间的传变，主要与其结构和功能联系有关，如胃、小肠、大肠、胆等之间结构相连，共同完成水谷之传化，若其中一腑发生病变，势必累及另外一腑。脏与腑之间的传变，具有其表里关系的特点，如心火下移小肠，可致尿赤、尿痛；大肠传导失职，可致肺失肃降而喘咳；胃失受纳易致脾失健运，出现腹满、泄泻；肝病可以及胆，形成肝胆俱病；肾虚气化失司，易致膀胱失约，而排尿功能失常等。尚需指出，脏腑疾病是否传变，与脏腑的正气强弱密切相关。
至于表里病位相传，除了表邪入里、里病出表外，尚有脏腑之间表里关系的传变形式，如《素问·咳论》说：“五脏之久咳，乃移于六腑。脾咳不已，则胃受之……肺咳不已，则大肠受之。”这是由于心与小肠、肝与胆、脾与胃、肺与大肠、肾与膀胱等表里相合的脏腑之间，有经脉直接属络，从而使病气得以相互移易。4.临床表现复杂
疑难病临床表现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本虚标实，虚实并见，寒热错杂等方面。如关格的临床表现虽然十分复杂，但其特点主要为本虚标实，虚实并见。其以正虚为本，多属脾肾虚损为主，后期可致五脏虚衰，气血亏虚；邪实为标，多以浊毒壅阻为主，病邪不外乎水、湿、痰、浊、火、热、毒、气滞、血瘀等。其具体临床表现以小便不通与呕吐并见为主症，在其病程中，兼症甚为复杂，可归纳为两期。前期在具有水肿、淋证、癃闭等肾病病史及原有疾病症状的基础上，出现面色苍白或晦滞，倦怠乏力，四肢不温，腰脊酸软，或伴水肿，尿量明显减少，头痛不寐，食欲不振，晨起恶心，偶有呕吐，舌体胖有齿痕，舌质淡，苔薄白或薄腻，脉沉细或细弱。本期以脾肾阳虚为主，但也有表现为气阴两虚者。后期则每因劳累，或复感外邪，使前期症状不断加重，如恶心呕吐频作，口中秽臭或有尿味，或泄泻，或便秘，肌肤干燥，甚则肌肤甲错，瘙痒不堪，或皮肤有霜样析出，呼吸缓慢而深，咳喘气促，胸闷心悸，或心前区疼痛，水肿较甚，尿量进一步减少，甚则不通，牙宣，鼻衄，肌衄，呕血，便血，四肢搐搦，狂躁不安，谵语昏睡，甚则昏迷，舌苔白厚腻或黄腻而干燥，或花剥，脉沉细、细数或结或代。
寒热错杂证在疑难病中亦颇为多见，尤其多见于病程较长，病情反复不愈者。其形成常与感受邪气不同、体质强弱、病程长短、用药偏颇、病邪从化、病机转化等多方面因素有关。疾病的各个阶段均可出现寒热错杂证，包括上热下寒、上寒下热、表热里寒、表寒里热等。其中上热下寒证，如既见胸中烦热，咽痛口干的上焦热证，又见腹痛喜暖，泄泻稀薄的下焦寒证；上寒下热证，如胃脘冷痛，呕吐清涎与尿频、尿痛、小便短赤并见，此为寒在中焦，热在下焦，中焦相对在下焦之上，故仍属上寒下热范畴；表热里寒证，多与阳虚体质复感风热有关，如发热，恶风，自汗，头痛，口干咽痛等表热证，与腹痛隐隐，喜暖喜按，小便清长，大便溏薄，手足逆冷等里寒证并见；表寒里热证，多与阳盛体质复感风寒有关，如发热，恶寒，无汗，头痛身痛等表寒证，与口疮，便秘，烦躁，口渴等里热证并见。寒热错杂证比单纯的寒证、热证，病程均易较长，治疗较难。对其辨证除了要辨别上下表里的部位之外，还应辨别寒、热的主次。
由于太阴湿土易于寒化，阳明燥土易于热化，故脾胃病更易出现寒热错杂证。其寒化、热化常同时存在，而病位有在脾、胃、肝、肠之别。脾寒胃热者，症见手足不温，脘闷纳差，气短乏力，牙龈红肿疼痛，舌质淡，舌中苔黄燥；胃热肠寒者，症见口臭，或口舌生疮，食冷食则腹胀便溏等；脾胃虚寒，大肠湿郁化热者，则既可表现脘腹冷痛，脘闷纳差，又可兼见大便干或黏滞不爽，舌体肥胖有齿痕，苔黄腻等；脾寒肝热者，而见脘腹阵痛，烦闷呕吐，时发时止，口干口苦，得食则吐，甚至吐蛔，手足厥冷，或久利不止，反胃呕吐，脉沉细或弦紧等。仅《伤寒论》中涉及与脾胃相关的寒热错杂证就有半夏泻心汤、附子泻心汤、甘草泻心汤、黄连汤、乌梅丸、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麻黄升麻汤等方证，足资临证学习借鉴。5.病机转归复杂
由于疑难杂病病因难明，病机复杂，症状纷繁，治疗较棘手，仅涉及的病因就有外感六淫、内伤情志、饮食，以及痰饮、瘀血、风动、湿毒等。病机方面如虚实相因，寒热转化，损阴动血等，加之脏腑相传，甚至内脏已病，而外象尚未显露，或大实有羸状，至虚有盛候等虚虚实实之假象，造成了疑难病病机的复杂性、多变性。《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说明了掌握病机传变规律，实施早期治疗的重要性。临床若不察病机、不辨病位、不识虚实、不分寒热、不明表里、不别缓急等，就难于准确把握病机的转归。
如慢性病毒性肝炎的病机特点为肝郁脾虚、湿热留恋，肝郁日久不仅加重脾虚，且湿热既可伤阴耗气，又可深入血分，使病机转化为气阴两虚，湿热与瘀血互结。若病程久延，则正愈虚，湿热毒邪愈炽，而致本病缠绵难愈，甚至加重。再如水肿病的阴水证，其病机特点为脾虚不能制水，水湿泛滥，日久必损脾阳，脾虚及肾，肾阳亦衰。肾阳虚不能温煦脾土，则脾阳益虚，脾虚则土不制水而反克，肾虚水无所主而妄行，而水液潴留，泛滥为患，致使病情缠绵难愈。若本病进一步发展变化，转为关格，则病机转化极为复杂。可因脾肾阳虚，脾胃升降失常，肾阳气化失司，水湿内蕴，化为浊毒，上蒙心窍，或内陷心包，进而正不胜邪，气脱阳亡；亦可因浊毒壅滞，进一步加重脾肾阳虚，而致肾阳衰败，正虚不复，内闭外脱；甚至阳损及阴，阴虚阳亢，虚风内动，如耗尽真阴，则难免阴阳离决。（二）要重视复杂性辨证思维的运用
复杂性辨证思维是用动态的、整体的观点来分析和处理临床中的疑难性、复杂性问题，即由“知常”而“达变”。疾病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演变过程，只有用动态思维的方法去观察病情，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疾病的发展趋势，进而予以合理的论治。由于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对四诊所搜集到的病史、症状和环境因素等临床资料，进行综合分析，辨明其内在联系和病证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求得对疾病本质的认识。还必须辨病与辨证相结合，通过辨病，从总体上把握疾病全过程的基本矛盾，通过辨证，掌握疾病某一阶段的主要矛盾。尤其要重视中医学的宏观辨证与西医学的微观诊断互参，通过“四诊”与八纲辨证、脏腑辨证等宏观辨证，辨出病机、病性、病位、病名、病证等，同时运用西医学的检验、影像等诊断方法，以丰富中医学的辨证内容，亦可较好避免中医临床重宏观轻微观，西医临床重微观轻宏观的现象，从而进一步提高诊治水平。
通过复杂辨证思维的运用，可以使一些疑难病的诊断化难为易。如对于肝硬化的辨证，首先重视“肤色苍黄”的证候特点，因苍主肝气盛，黄主脾土衰，肝强脾弱，故令肤色苍黄，而绝非苍白或萎黄。其既集中反映了肝硬化肝强脾弱的病机特点，也系本病定位诊断的要点，最具诊断价值。就脉象而言，肝病之脉宜小不宜大，大为病进，小为病缓，脉滑或弦有力者多实，弦浮微细者多虚，脉弦细而涩者多为兼瘀血之象，脉微欲绝者，乃属气阴耗竭、元气将绝之危象。同时结合验舌苔与舌质，而辨邪正之盛衰，如舌苔厚者属实，其中舌苔白腻者多属气滞湿阻，苔白厚腻水滑者为寒湿中阻；舌苔黄腻或灰黑而润者为湿热蕴结；舌体瘦小，舌质红少苔或无苔者属虚，以肝肾阴虚为多见；舌质淡，舌体胖边有齿痕者属虚，以脾肾阳虚为多见。从临床分型看，大抵气滞湿阻、寒湿困脾、湿热蕴结、肝脾血瘀等证以实证为主；脾虚水停、脾肾阳虚、肝肾阴虚则以虚证为要。再配合B超、血液生化等相关检查、检测，就可以为论治提供可靠依据。
由于疑难病的发生、发展是复杂多变的，常常会遇到“脉”与“证”不一致的情况。其证候有真象也有假象，有时假在“脉”上，有时假在“证”上。只有四诊合参，采用“舍脉从证”或“舍证从脉”之法，全面系统地了解、分析病情，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诚如明代医家张景岳《景岳全书》所说：“凡诊病之法，固莫妙于脉。然有病脉相符者，有脉病相左者，此中大有玄理。”故李中梓《医宗必读》辨疑似之症尤其重视脉诊，如其在“疑似之症须辨论”中谓：“大抵症既不足凭，当参之脉理；脉又不足凭，当取之沉候。彼假症之发现，皆在表也，故浮取脉而脉亦假焉；真病之隐伏，皆在里也，故沉候脉而脉可辨耳。辨脉已真，犹未敢恃，更察禀之厚薄，症之久新，医之误否，夫然后济以汤丸，可以十全。使诸疑似之症，濒于死而复生之。”可见脉诊之辨伪析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二、论治疑难病，贵在从“杂治”（一）“杂治”之要，在于“和中”“杂治”之要，在于“和中”学术思想，为诸多疑难病的辨证论治提出新的思路，此不仅丰富了中医学理论，而且对于指导中医临床实践，提高临床疗效，皆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由于疑难病具有多病因复合，及寒热转化、虚实相因、阴阳互损等错综复杂的病机特点，又可多病并存，证候交叉等，故其论治常需复合立法，用药多方兼顾。通过温清合用、补泻兼施、气血同治、升降并投等“杂治”措施，以解决疑难病的“杂致”，避免单一治法造成的顾此失彼。亦可根据阴阳互根、气血同源、五脏之间相互资生与相互制约等的关系、邪正虚实消长及其主次而立法；还可根据药性理论，组成酸甘化阴、辛甘化阳、刚柔相济、辛开苦降等治法，以扩大立法思路，多途径寻求治法。不论从何角度立法，要力求“杂”而不乱，配伍严谨，主次分明。
和法含有调和或和解之意，即戴天章《广温疫论》所谓“寒热并用之谓和，补泻合剂之谓和，表里双解之谓和，平其亢厉之谓和”。可见，和法是一种无明显寒热补泻之偏，性质平和，全面兼顾，既能祛除病邪，又能调整脏腑功能的治法。和法具有脏腑、气血、表里、上下、三焦等多病位调和，或阴阳、寒热、虚实等多病性调和的作用。显然，和法既不同于汗、吐、下、清、消之法专主攻邪，亦不同于温、补之法的专主扶正，而是重在“调和”与“和解”。至于《伤寒论》中对某些经过汗、吐、下，或自行吐利而余邪未解的病证，运用缓剂或峻剂小量分服，使余邪尽除而不重伤其正，亦称为和法，属广义和法的范围。《素问·至真要大论》提出的“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体现了中医学调节阴阳的整体治疗观，以“调之”为原则，“以平为期”是目的。张仲景恪守经旨，论治内伤诸疾，十分重视“调和”法的运用，其在《金匮要略》中论治虚劳病，也是立足调和，寓补于调。如小建中汤治疗中焦虚寒所致的腹中拘急疼痛，仍以调理脾胃与和里缓急并用，使脾胃得健，气血调和，营卫相贯，其痛自止。和法的应用范围较广，从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内伤，百病由生”“治脾胃以安五脏”“四季脾旺不受邪”等理论出发，治病首当重视调和脾胃。脾为太阴湿土，胃为阳明燥土，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脾胃升降是脏腑气机升降之枢纽。脾胃在生理上升降相因，纳化相助，燥湿相济，阴阳调和。在病理情况下，无论外感还是内伤，无论脾胃自病还是他脏影响，均可损伤脾胃。脾胃病的主要病理变化是纳运、升降、阴阳、气血功能的失调。调和脾胃之法，包括调纳运、调升降、调润燥、调阴阳、调寒热、调虚实、调气血、调表里、调上下、调三焦等方面，其中以调升降为关键。尤其是疑难病的脾胃功能多已受伤，故疑难病与脾胃的关系更为密切，临床常表现为各种与脾胃相关的证候，并易于表里相兼，虚实互见，寒热错杂，而脾胃之纳化又是药物吸收、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因此，对于各种疑难病的治疗，理当从调和脾胃之“和中”入手。
如临床对肠易激综合征的治疗，其病位在脾胃，与肝肾密切相关，而且可相互为病。其病因既有外感时邪，亦有饮食不节、情志失调、脾胃素虚等。外感、内伤诸因皆可伤及脾胃，使其纳化失调，气机阻滞，大肠传导失司，而致腹痛、泄泻或便秘。情志失调是引起本病的重要因素，脾胃素虚乃引发本病的病理基础。其病机演变尽管复杂多变，但其病理性质不外寒、热、虚、实四端。概而言之，实为邪气郁滞，不通则痛，或湿盛伤脾而为泄泻，或邪气内结而为便秘；虚为中气不足，气血不能荣养而腹痛，或脾虚健运无权而为泄泻，或气血阴阳亏虚，大肠传导失司而为便秘。四者往往相互错杂，或寒热交错，或虚实夹杂，或为虚寒，或为实热，亦可互为因果，互相转化。故对其治疗绝不能局限于“补”，而应首重调和脾胃。淡渗、升提、清凉、疏利、酸敛、甘缓、燥脾、收涩、固肾等法，视其证情，或一法独进，或数法合施。同时还应准确把握“通法”的灵活应用，若以腹痛为主者，当辨其偏实、偏虚、在气、在血，而选用温通、健脾、理气、化瘀等法。若以泄泻为主者，当代名家韦献贵认为：“久泻亦肠间病，肠为腑属阳，腑病多滞多实，故久泻多有滞，滞不除则泻不止。”其中属实证者，治疗仍当以“通”为主，辛开苦降、化瘀通络、健脾导滞、攻逐水饮等法，可随证而施。若以便秘为主者，通下法虽然是治疗便秘的常法，但应在辨证论治原则指导下选用寒下、温下、润下之法，或伍以益气、养血、益肾等法。如此立法遣药，虽不言“和”而“和法”自在其中。1.“和中”以治痰瘀虚
痰、瘀、虚及其互患系疑难病的重要病理基础，其病机复杂，涉及多脏腑、多证候。三者以虚为本，以痰瘀为标，本虚而标实，痰瘀既是病理产物又是致病因子，在疑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中均起着重要作用。痰与瘀的病理变化，异流而同源，痰来自津，瘀本乎血。生理上“津血同源”，病理上“痰瘀相关”。从脾胃为后天之本、主运化水湿、主升清降浊、主统血，“津血同源”等理论分析，结合对某些疑难病的临床观察，提示痰、瘀的形成多与脾虚有关。
先谈“和中”以治痰。“脾为生痰之源”。脾为太阴湿土，居中州而主运化，其性喜燥恶湿，故湿盛脾必困，脾虚易生湿，湿聚则为痰。其病因多端，外感六淫、内伤七情、饮食劳逸等均可伤脾，使水津失布而酿成痰湿。即《症因脉治》所谓：“坐卧卑湿，或冲风冒雨，则湿气袭人，内与身中之水液交凝积聚。”痰的形成也离不开肾，肾阳虚则气化失司，使水液停聚而为痰，肾阳不能温煦脾阳，则脾阳更虚，而痰益甚。故张景岳指出：“痰之化无不在脾，痰之本无不在肾。”湿邪滞于中焦，则脾运不健，气机受阻；而气不布津，则反易停痰积饮，故痰的形成与脾胃气机升降密切相关。《济生方·痰饮论治》曰：“人之气道贵乎顺，顺则津液流通，决无痰饮之患。一失其宜，则气道闭塞，停饮聚于膈上，结而成痰。”此“气道闭塞”当与脾胃气机升降失常有关。不唯如此，且痰随气升降，内而脏腑，外而经络，遍及全身，无处不到，症状复杂，故有“百病皆由痰作祟”之说。如痰湿犯肺，致肺失宣降，则咳嗽、喘促；停胃令胃失和降，则脘痞、呕吐；阻于胸胁，气机不畅，则胁胀、胸闷；滞于经络，则肢体麻木、疼痛；留注肌肉，则肢体困重；痰阻脑络，则头晕目眩，甚或痴呆；痰阻心脉，则胸闷心悸；结于咽喉，则如物梗塞，吐之不出，咽之不下。其病理变化多端，常与他邪相兼，形成风痰、浊痰、瘀痰、痰热、寒痰等，而致病无穷，顽固难愈，故有“顽症多痰”之说。
治痰之要在“和中”，并关系到治肾。如《明医杂著》谓：“痰之本，水也，源于肾；痰之动，湿也，主于脾。”朱丹溪倡理脾之说：“脾气者，人身健运之阳气，如于之有日也，阴凝四塞者，日失其所，理脾则如烈日当空，痰浊阴凝自散。” 而“脾家之痰，则有虚有实，如湿滞太过者，脾之实也”（《景岳全书》），常用苦温燥湿之平胃散、清热利湿之四妙散、燥湿化痰之二陈汤等，以治脾之实痰。若 “土衰不能制水者，脾之虚也”（《景岳全书》），常用健脾化湿之六君子汤等，“使脾强胃健如少壮者流，则随食随化，皆成血气，焉得留而为痰”。此乃“和中”治痰之原则提示，临证当灵活变通。
如对脑卒中的治疗，其病位在脑，可涉及诸多脏腑、经络，属于本虚标实之证，心、肝、脾、肾亏虚为致病之本，风、火、痰、瘀为发病之标。痰浊常为发病之先导，患者多有高血压、高血脂等病史，痰象常较显著，继则痰滞而血瘀，血瘀而痰滞，因果为患。故注重从痰论治，切断病源，则可避免病情的发展，从而提高疗效。正如《丹溪心法・中风》所云：“中风大率主血虚有痰，治痰为先，次养血行血。或属虚夹火与湿，又须分气虚、血虚。半身不遂，大率多痰，在左属死血瘀血，在右属痰有热，并气虚。”其急性期多以标实为主，风、火、痰、瘀互见。风邪致病主要表现在发病的初期阶段，即“风病入络”。随着病情的发展，痰、火、瘀之象渐显，痰热阻滞中焦，浊邪不降，腑气不通，而成痰热腑实证，治宜星蒌承气汤加减，以涤痰通腑开窍，化瘀通络，平肝潜阳；若痰热渐去，腑气得通，则转为痰瘀痹阻脉络证，治宜涤痰汤加减，以健脾化痰，祛瘀通络。抑或风痰渐去，本虚之象渐显，病情稳定，则成气虚血瘀证或阴虚风动证，而以前者居多，治宜补阳还五汤加减，以益气活血，化瘀通络。
其次谈“和中”以治瘀。瘀血是疑难病发生发展的关键环节，具有广泛的致病性。气滞、寒凝、热壅、湿聚、痰阻、气虚、血少、阳衰、津亏、外伤等均可致瘀，或成为瘀血的诱发因素。其中脾气虚弱是“久病多瘀”的重要病理基础，脾气虚则气血生化乏源，血失其帅而易致瘀；脾气虚则血失统摄，离经之血易致瘀；脾气虚则湿聚、痰阻，气血不和而易致瘀等。若从“脾胃内伤，百病由生”的角度分析，其他脏腑的病变致瘀亦无不关乎脾胃。从治疗的角度而言，逐瘀过猛无不损伤脾胃，脾胃气虚则瘀阻益甚；而欲有效活血化瘀，必以健脾益气为前提，方无化瘀伤正之虞，从而有效化瘀，否则胃气一败，百药难施。形成瘀血的病因不一，病位各异，其临床表现各具特征，可根据不同证型选方用药。《金匮要略》治疗经络之瘀血以通经活络为主，治疗离经之血以攻下瘀血为主，颇具指导意义。临证识瘀、治瘀的具体方法，“辨治瘀证，纲目分明”一节已予详述，可联系互参，兹不赘陈。
其三谈“和中”以治虚。疑难病之“虚”，多为年老体弱，或久病致虚，或因实致虚，但每多虚实夹杂，“虚实相因”为患。故《临证指南医案》云：“治病固当审乎虚实，更当察其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中夹实者，以虚证为主兼见实证；实中夹虚者，以实证为主兼见虚证。随着病程的延长，虚实之主次往往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临证应权衡虚实的因果、主次、轻重、缓急，从而使治有主从。自李东垣首创“治脾胃以安五脏”之说以降，历代医家理虚都非常重视脾胃，其他脏腑的虚证，每从脾胃着手，意在使脾胃一健，则谷气充旺，可令五脏皆安。“脾以运为健，胃以通为补”，所以调补脾胃，宜平补、运补，不宜峻补、呆补。也可据其虚实之主次，或扶正为主，扶正以祛邪；或祛邪为主，祛邪以扶正。如肝之“积块”的形成，具有“壮人无积，虚人则有之”的特点，故古代医家力倡“养正则积自除”。《金匮要略》更具体地指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因此，补气健脾一法应贯穿其治疗的始终，尤其“积块”渐久而中气大伤者，治不宜攻，否则愈攻愈虚，只宜专培脾胃以固其本，或施以攻补兼施之法。“攻补之宜”还当于孰缓孰急中求之。若以实证为主，则应着重祛邪治标，根据具体病情，灵活选用行气、化瘀、利水之剂。若腹水严重，亦常酌情暂行攻逐，同时辅以补虚；若以虚证为主，则应侧重扶正补虚，视证候之异，健脾、温肾、滋养肝肾等法，或一法独进，或数法合施，并兼顾祛邪。再如脾气虚弱，痰蒙心窍之心悸，治重健脾，俾脾气健则心气旺，痰浊化则气血畅，不治心而心悸自安。《素问·玉机真脏论》谓“五脏相通，移皆有次”即为此义。2.“和中”以治寒热毒
运用“和中”法治疗疑难病之寒热、邪毒，主要系指寒热错杂和“内毒”而言。寒热错杂证是临床常见的复杂证候，在疑难病中更为多见，病情难以把握，治疗棘手。《伤寒论》开寒热错杂证辨证论治之先河，涉及的方剂有半夏泻心汤、附子泻心汤、甘草泻心汤、黄连汤、乌梅丸、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麻黄升麻汤等。其形成多与伤寒误下，重伤脾阳，邪陷中焦，脾胃不和，升降失常，气机痞塞有关。无论缘于外感，抑或始于内伤，均责在脾胃纳运失司、升降失序、燥润失常。其证虽有脾寒胃热、脾寒肝热、肝寒胃热、上寒下热、上热下寒等不同，然病机总以脾胃升降失序为关键。治疗上自当以辛开苦降，调和脾胃法为主，若徒用苦寒清热则更伤脾阳，致邪恋不解；徒用温燥则反易助热。苦辛合用，取其味辛能通能开，味苦能泻能降。如此配伍，则泻中寓开，通而能降，且辛开无劫阴之弊，苦降无损阳之害，相得益彰，共奏温阳泄热，补虚泻实，顺应脾胃升降，恢复中焦气机斡旋之功。对辛开苦降法的具体运用，又当详察脾胃升降失调之主次，细辨气郁、食滞、湿困、痰阻、血瘀等兼证之不同，审明气、血、阴、阳偏虚之各异，权衡在脾在胃之偏重，随证配合相应治法。
如对慢性溃疡性结肠炎的治疗，其病因复杂，不只是肠腑局部的病变，与脾、肝、肾密切相关，病初多以湿热内蕴之标实为主，久则伤及脾肾，累及阴阳，由实转虚，又因虚致实，从而形成了本虚标实、寒热错杂的病机特点。脾阳亏虚为发病之本，湿热蕴结为发病之标，血瘀为局部之病理变化。无论初病或久病，在活动期的病机特点皆以标实为主，治疗关键在于祛邪，以先从标治，通其腑行其滞，而取效更为迅捷，故往往予附子泻心汤合芍药汤化裁。其中附子泻心汤“和中”以治寒热之妙在于，“按此证，邪热有余而正阳不足，设治邪而遗正，则恶寒益甚，若补阳而遗热，则痞满愈增。此方寒热补泻并投互治，诚不得已之苦心，然使无法以制之，鲜不混而无功矣。方以麻沸汤渍寒药，别煮附子取汁，合和与服，则寒热异其气，生熟异其性，药虽同行，而功则各奏，乃先圣之妙用也”。（《伤寒贯珠集》） “俟便次大减，黏冻、脓血俱除，始佐入补气益胃之品，祛邪而不伤正，扶正而不恋邪，以收全功”。（《古今名医临证金鉴·腹泻痢疾卷》）对标实证的治疗，虽不避寒凉之品，但燥湿清热之品不可太过，应同时顾护脾胃。脾气的盛衰是本病形成和预后的病机关键，活动期祛邪时勿过用伤脾，缓解期扶正而勿恋邪。对于久病不愈，大便次数较多，或滑脱不禁者，应适时伍用涩肠止泻，温补固摄之法。
疑难病从“毒”论治，多指“内毒”而言，且常需从调和中焦脾胃入手。“毒”在中医学文献中含义很广，如《素问·刺法论》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认为毒乃“疫毒”。《金匮要略》有“阳毒”“阴毒”的记载，晋代王叔和尚有“寒毒”之说，金元时期刘完素将邪热偏盛谓之为毒。疫毒与火热毒、六淫化毒、药毒等皆属于“外毒”。清代医家尤在泾所著《金匮要略心典》认为“毒，邪气蕴结不解之谓”。喻嘉言提出“病久不解，可蕴结成毒”。可见，中医学的“毒”是一个与病因、病机、病名等相关的综合概念，涉及临床各科的许多疾病。“毒”作为一种病因，古代多用于阐释温病和外科之痈疽疮疡。当今随着对“毒”认识的不断加深，诸多内科疾病的病因及病变过程均与毒邪有关，毒邪不仅是疑难病的致病因素，也是不少疑难病难以治愈的关键所在。“病久不解，可蕴结成毒”属于内生之毒，“内毒”常以内伤杂病为基础，多由诸邪蓄积、胶结壅滞而致，毒邪既是疑难病之果，又是加重原发病的原因。
不论内伤七情、饮食，及劳逸失度，均可损伤脾胃，使脾胃升降失调，纳化失常，燥湿失济，水反为湿，谷反为滞，停痰积饮，清浊壅滞，入络及血，日久皆可“蕴结成毒”，从而加重病情，使气机升降更为逆乱。尽管“病久不解，可蕴结成毒”的成因、病机十分复杂，但脾胃升降失调，清浊壅滞多为病机共性，或为主要方面。因此，治疗以内伤为主的疑难病，必须以辨证论治为指导，以调和脾胃升降最为关键，率不可盲目“以毒攻毒”。俾脾胃升降之枢得复，气机通畅，则纳化常，出入调，清气升，浊气降，生化有源，邪有出路，以平为安。调脾气之升，贵在顺其“以升为健”“以运为补”“喜燥恶湿”之特性。如脾失健运，湿困中焦者，燥湿健脾以降浊；脾虚不运，清气在下者，益气健脾以升清。用药总以轻疏灵动为主，慎用滋腻呆补。调胃气之降，重在顺其“以降为顺”“以通为补”“喜润恶燥”之特性。如肝气犯胃者，疏肝理气以通降；腑气壅滞者，行气导滞以通降；食滞胃脘者，消食导滞以通降；实热客胃者，清胃泻热以通降；瘀阻胃络者，活血化瘀以通降；胃阴亏虚者，滋阴益胃以润降。务求以升复降，以降助运，脾胃同调，升降相因，清升浊降，而祛邪毒。3.“和中”以治气血悖
气血是人体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而气血的生成与运行又依赖于脏腑的功能活动。因此，脏腑发病必然会影响到全身的气血，而气血的病变也必然影响到脏腑。气血的病理变化总是通过脏腑生理机能的异常而反映出来。所以在病理情况下，气病必及血，血病亦及气，其中尤以气病及血为多见，故《素问·举痛论》说：“百病生于气也。”《仁斋直指方》进一步指出：“气为血帅，气行则血行，气止则血止，气滑则血滑，气寒则血凝，气有一息之不通，则血有一息之不行。”说明气血冲和，百病不生，气血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疑难病的病机虽然错综复杂，但大多涉及气血失调。气的失常，主要包括气的生化不足、耗损过多或气的运行失常而形成气滞、气逆、气陷、气闭或气脱等病理状态。血的失常主要为血的生化不足或耗伤太过而形成的血虚病理状态，或血的运行失常而导致的血瘀、血热、血溢等病理变化。生理情况下气属于阳，血属于阴，气血阴阳相随、相互依存、相互为用。故在病理情况下，不论因邪盛，抑或因正虚，或因失治误治，必致气血同病，而表现为气滞血瘀、气不摄血、气随血脱、气血两虚等方面。
气血失调证的治疗应补其不足，损其有余。或从气治，或从血治，或气血同治，其中要立足于一个“和”字，通过调和气血而安脏腑，以达到“疏其血气，令其条达而致和平”的目的。气血失调证不论其偏虚、偏实，皆当重视“和中”。因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尤其是对偏虚者，应充分重视调补脾胃，以助生化之源；而偏实者，用理气、化瘀诸药治之，多有伤正之弊，故亦当祛邪与健脾并用而“和中”，以防伤正。且气血失调证大多虚实夹杂，“和中”尤当虚实兼顾，并权衡健脾与祛邪之主次。治疗气血失调的实证，当重视调和脾胃气机升降。因脾胃为气机升降之枢，若脾气失健而不升，胃气失和而不降，气机壅滞中焦，清浊相干，极易造成气滞湿阻、痰气郁结、气滞血瘀、痰瘀互结等，日久则正气受损，从而导致症状错综复杂，虚实相兼。通过调和脾胃气机升降多可防其病情发展，并有助于提高疗效。如辛开苦降法治疗湿热胃痛，桔梗配泽泻治疗气滞湿阻癃闭，葛根伍枳壳治疗湿困中焦泄泻，苏叶黄连汤治疗妊娠恶阻、关格呕吐等，皆属于升降脾胃气机法的具体运用。4.“和中”尚需调体质
体质与健康、疾病的关系密切，不同病理体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疾病的发生、发展及预后转归上的差异。病理体质对形成不同的“病”和“证”有着重要影响，体质因素和证共同反映着人体的病理状态。故中医临床将识别体质状况视为辨证的前提和重要依据，中医学的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也是多以体质为基础的，可见体质辨识和辨证论治关系密切。
体质禀赋于先天，充养于后天。体质的健壮，依赖脾胃化生之气血源源不断的温煦、濡养，故谓“脾胃为后天之本”。因此，脾胃与体质有密切关系。同时，体质的阶段性变化亦关系到脾胃功能的盛衰，如外感六淫、内伤情志、饮食、劳倦等皆易损伤脾胃，日久形成的脾胃气虚体质，其往往是其他病理体质形成的基础。而通过调理脾胃又可以改善脾胃气虚体质。再如原发性痛经多见于青少年初潮期，此期体质的阶段性变化有其显著特点，即肾气初盛，天癸初至，尚处于未完全成熟阶段，在经期或经后，精血更虚，胞宫、胞脉易失于濡养。而肾为先天之本，胞脉系于肾；“女子以血为本”，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因此在治疗上要“因体治宜”，既重视温肾养血，也要兼调脾胃，滋其化源。
疾病的形成、发展变化及预后与不同病理体质密切相关。如《灵枢·百病始生》指出：“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强调体质强弱是外感病是否发病的关键。感邪后邪气的寒化、热化也与体质阴阳的偏盛偏衰密切相关，即《医宗金鉴》所云：“人感受邪气难一，其形藏不同，或从寒化，或从火化，或从实化，故多端不齐也。”章虚谷进一步强调说：“六气之邪，有阴阳不同，其伤人也，又随人身之阴阳的强弱变化而为病。”内伤杂病的形成，体质同样具有决定意义，如《素问·经脉别论》所谓“勇者气行则已，怯者则着而为病”，即属此意。
不同体质类型既是立法用药的重要依据，也是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提高疗效的重要举措。《医学源流论·病同人异论》提出了据“病同而人异”论治的清晰思路，如谓：“天下有同此一病，同治此则效，治彼则不效，且不惟无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则以病同而人异也。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气体有强弱，性质有阴阳，生长有南北，性情有刚柔，筋骨有坚脆，肢体有劳逸，年力有老少，奉养有膏粱藜藿之殊，心境有忧劳和乐之别，更加天时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浅之各异。一概施治，则病情虽中，而于人之气体迥乎相反，则利害也相反矣。故医者必细审其人之种种不同，而后轻重缓急、大小先后之法因之而定。”此说既强调了辨体质的重要性，又提出了治疗原则的个体化特点，颇有临床借鉴价值。如阴虚质宜甘寒、咸寒清润，忌辛香温散、苦寒沉降，饮食又当避辛辣；阳虚质宜益火温补，忌苦寒泻火；气郁质宜疏肝理气，忌燥热滋补；湿热质宜辛开苦降，忌刚燥温热或甜腻柔润；气虚质宜补中益气，忌耗散克伐；痰湿质宜健脾化痰，忌阴柔滋补；血瘀质宜疏通血气，忌固涩收敛等。其中尤应重视调和脾胃，顾护胃气，俾祛邪而不伤正，“治脾胃以安五脏”。
疑难病的发病和病理演变与脾胃的关系尤为密切，故“和中”在疑难病的治疗中更具有重要意义。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与生活方式、饮食习惯有关的痰湿体质日渐增多。其病因多由饮食失调，或长期食欲亢进，或偏食膏粱厚味，或饮酒过多，加之运动偏少，以致脾失健运，运化转输无力，气机升降失常，水谷精微失于输布，则化为痰湿、膏浊，痰湿壅滞，反致气机运行不畅，渐成痰湿肥胖之躯。对此，《素问·奇病论》早有认识：“此人必数食甘美而肥也。”《脾胃论》亦谓：“脾胃俱旺，则能食而肥……或食少而肥，虽肥而四肢不举，盖脾实而邪气盛也。”痰湿体质多属本虚标实，本虚多为脾气虚，或兼心肺肾气虚；标实为痰湿、膏浊蓄积，或兼食滞、气滞、血瘀、水湿等，临床常有偏于本虚、偏于标实之不同。随着病程的延长，本虚标实可互相转化，如食欲亢进，过食肥甘所致之痰湿、膏浊属实，但长期饮食不节，可损伤脾胃，致脾虚不运，甚至脾病及肾，导致脾肾两虚，从而由实证转为虚证；而脾虚日久，运化失常，湿浊内生，或土壅木郁，肝失疏泄，气滞血瘀，或脾病及肾，肾阳虚衰，不能化气行水，可致水湿、痰湿加重，从而由虚证转为实证或虚实夹杂证。各种病理产物之间也可发生相互转化，如痰湿久积，阻滞气血，可致气滞血瘀，或痰瘀互结，或痰、湿、气、瘀日久化热，而成郁热、痰热、湿热、瘀热。上述之病机特点，使许多疑难病与痰湿、膏浊如影随形，为患甚广。举凡西医学之代谢综合征、高血压病、冠心病、脑卒中、糖尿病、痛风、高脂血症、肥胖病，以及慢性胃炎、慢性结肠炎、梅尼埃病、颈椎病、体位性低血压、不孕、不育等，多数和痰湿体质相关。对其治疗，应在辨证、辨体质的基础上，针对其本虚标实的特点，当以补虚泻实为特色的“和中”为原则。既不能一味呆补，更不能一味攻伐。补虚常用健脾益气，脾病及肾，结合益气补肾；泻实常用化痰泄浊、消食导滞、清胃泻火等法，并视其兼症，合用理气、化瘀、利水、息风、通腑等法。其中化痰泄浊法是治疗痰湿体质的主要方法，应贯穿于治疗的全过程。病程日久，往往痰、瘀互结，应重视治痰、治瘀并举；痰、瘀常可化热，耗伤肝肾之阴，而阴虚阳亢，则可配合平肝潜阳法。5.“和中”务求阴阳平“人之疾病，或在表，或在里，或为寒，或为热，或感于五运六气，或伤于脏腑经络，皆不外阴阳二气” （《类经》）失去相对平衡所致。故《黄帝内经》治疗疾病力倡以阴阳平衡为本。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出的“治病必求于本”，即指“本”于阴阳而言。结合《素问·生气通天论》所谓之“生之本，本于阴阳”来看，说明人体之脏腑气血，表里上下，皆本于阴阳。《素问·疏五过论》指出“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意在强调治疗疾病，必须遵循天人相应规律，明确天地阴阳感应、四时气候变化对人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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