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宁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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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成为居住之地：当代著名作家访谈录试读：
张炜：我们都需要一种自守的力量
一
艘文学的古船，至今仍静静地航行在叙事的大海。不追随风的方向，也不任由海潮起起落落。漂浮与航行，只是船的本能。这与张炜的状态很像。
古船的这一站，停泊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一处僻静的寓所。
今年3月底到4月上旬，张炜作为“驻校作家”安顿在喻家山脚下。这不是他第一次来到武汉，但或许是最为忙碌的一次。
短短半个月的时间，他穿行在武汉各大高校，演讲、交流、研讨、沙龙，朋友、评论家、教授，还有那些或聪明或躁动的年轻人，出现在他的世界。喧哗与骚动，冥想与静思，跌宕不同的层次。
然而，窗外的春光，似乎也并没有打扰屋子里的静谧。从奔走的状态到停下脚步，张炜一脸淡然，他甚至关心寓所里支不起锅——这样就没有定居的感觉。
他依然是那个一年跑动两个月，然后用10个月去读书写作的张炜。也许芳心似火，但最热爱的，是融入文学的旷野。
在这旷野上，他游目骋怀，他放达如隐，如同春色里的秋声，仿佛一段沉思的九月寓言。一
华中科大喻园的寓所，一片青翠掩映，青藤缠绵在围墙上，作家的目光随藤而绕，透露思考的轨迹。
张炜把几件衣服洗了。屋子里再没有更多声音。奔忙都在外面，进门，就进入文学，而文学，是一片宁静的旷野。
动与静，半个月来，张炜在这两种状态中切换、互渗。讲座的时候，台下是安静的，而目光是沸腾的；研讨的时候，声音是碰撞的，而理性是缄默的；采访的时候，张炜是侃侃而谈的，但所有的思考是安静而深沉的。
范宁（以下简称“范”）：“驻校作家”在武汉还是一个挺新鲜的事情。但对您而言，应该不会陌生？
张炜（以下简称“张”）：国内一些大学有驻校作家的制度，比如中山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国外的驻校作家制比较常见，一般只要有文学专业的学校，都有驻校作家。他们的编制就在大学，讲课、参加讨论，成了一个职业。他们是学校里的一员，而不是过客。
驻校作家有活动就参加活动，没有活动也可以感受校园生活。美国爱荷华大学的驻校作家，一般呆两三个月；香港浸会大学则是举办一些小说坊、作家营，一个月到三个月不等；台湾有“驻市作家”，我曾去过。住下来，可以做一些简单的烹调，做一些简单的菜，自己伺候自己吃饭。
在武汉，华中科大开了个好头，这个项目一年前就定下来了。我来了以后收获挺大，可以深入了解一下当代的大学生、教师员工和大学。我经常游走于大学之间，感受一下它的急剧的变化：哪些地方变了，哪些没变。这是我的一大收获。
范：在华中科大驻扎半个月，您感受如何？
张：当时我接受邀请，很快就把武汉这一站定下来了。因为还要去别的地方，围绕武汉的行程，再来确定我这次走一遍的大致路线。把这段确保之后，其他地方可以呆短一点。所以很安心。
在学校里，我尽可能多地跟校方、学生和老师交流，双向的。不过时间有点短，还不能完全松弛下来。
有时候是演讲，和老师、学生互相问答。讲两个小时以上的话很累的。演讲带有创作和写作性质。闲聊天倒不累，休息时间，我就在学校转悠，和一些老师交谈。身在校园，这个很重要。
在华中科大的交流活动，一场好过一场，一场比一场有内容，更深入，更别致，更见个性。从这个演变过程来看，驻校作家会收到好的成效。
范：毕竟是一种生活状态的改变，有没有不习惯的地方？
张：没有锅啊（笑）。我在香港驻校三个月，可以把锅支起来。这支不支起来锅感觉不一样，所谓“揭锅走人”，里面蕴含的是一种归属感和稳定感。
范：一位作家走进一座大学，而且要呆这么长时间，做这么多活动，一定会给这里的环境带来变化。作家与大学相遇，您觉得都有哪些变化？
张：每一所大学都想做点事情，各有所长，但是探索一条成功的路径并不容易，就看谁做得更好。不仅作家会给大学带来影响，大学也给作家内在的收获。彼此作用，共同努力。
我觉得，一个好的驻校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很好学的人。大学里面不缺老师，所以你不是来教别人什么的。驻校作家需要有好奇心，朴实诚恳地与学校交流思想，而不是说我要给学校带来什么。收获是双方的。
现在社会风气追赶风潮，比较浮躁，这种气氛也会在校园弥漫，不必惊讶。大学不是乌托邦，也不是世外桃源。面对这样的生活，作家要一如既往地坚持个人的方式，包括创作方式和对价值观的认识。你的诉说和交流都是真诚流露，自然就会有价值。你的个人立场渗透在你的整个学校生活中，让人感觉到你不是装的，本人就是这样。那么，你的意义一定会打动和影响别人。
我在这里也有不少收获。我了解到一些当代学者所关注的当代问题。华中科大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有些思维角度是我以前没有想到或采用的，对我都有启发。我也领略了华中科大中青年学者的思想深度。对一个作家而言，生活是没有偏废的，都是有用的素材，帮助我形成思想。
范：点评一下驻校作家这个身份？
张：驻校作家的愿望和方式是好的。即便他可能只是一只候鸟，但有候鸟也比什么鸟都没有好。保护和培育大学这片沼泽，引来驻校作家这种候鸟，哪怕是怪鸟我们也不要怕，沼泽里的“生态”在多元化中可以取得平衡。
如果把大学比作一个文化人，那么诗性应该是右脑那部分。只有理工科技的左脑，那这个人不是偏瘫吗？对当代大学而言，右脑还要进一步发达。
二
作家走进象牙塔，当然不是一件坏事，但这片精英的聚集地，也不得不面对这位访客锐利的目光。
会思考的作家在融入环境的过程中，往往也在进行一台剖析环境的思想手术，而且会带来刺痛。痛感证明思想的存在，而有思想的大学，往往在痛感之后，得到新的领悟。
所以，张炜之行绝不仅仅只是一项“形象工程”。
范：游走于大学之间，您一定会和许多年轻人接触。您认为他们会有怎样的困惑？
张：一些学生普遍地受到家庭、大学环境和社会风气的影响，社会潮流里有一些让他们盲从、不加思考、赶时髦的影响。许多年轻人失去了独立的见解和思考的时间，人云亦云，寻找热点，跟着热点跑，不以个人为出发点去考虑问题。
我感觉大学生关注的领域中缺少学术经典。很多人对古典的东西谈得太少，喜欢就网上一些事情提问，甚至在严肃的学术探讨上，把这些问题作为学术问题很正经地提出来。有些学校的研究生都是这样，可想见其素质。
在大学，学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阅读经典，这是构成学习、生活最主要的部分，但高校教育里这一部分恰恰是最欠缺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我并不特指某一所大学）。
范：在这种经典缺位的遗憾里面，大学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或者说，您心目中理想的大学，和您所看到的一些学校相比，有没有差距？
张：大学教育是强调经典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大学是精神和文化的堡垒，是激发自由思想的地方，它在对抗时尚和一般意义的潮流。如果大学成为时尚潮流的助力器，这社会就完了，大学生也完了。可悲的是，今天许多大学不同程度地在推动时尚和潮流，大学已经成为时尚潮流的唱和者、和声部。长此以往，大学生对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会相当地盲目，且不断走向更盲目。
大学应该有自己的个性。每所大学都需要有个性。这种个性包含在它的学术方向、学派的形成等领域。更重要的是，它培养的学生具有强大的个人性和自主性，这样的大学才有意义。
而现在许多大学是“崭新的大学”，没有这样的个性与传统。它们跟着最新的时尚去构筑自己，完成自己，这学校没有传统。甚至有些传统很深的大学，我们也感觉不到它的传统，因为那种传统已经流失了，它追时髦、时尚、潮流，跟从新的话语、新的强势。“崭新的大学”越来越多，越来越看不到历史悠久的秉承传统的相对古老的大学。
我倒渴望出现一系列“保守的大学”，保存传统，守住自己。我渴望看到保守的学生。如果大学校园里面不能培养保守的学生，而是培养一批假激进分子，那是一种可悲。这样的学生一批批地走向社会，对这个族群的核心文化价值而言，他们将是破坏者。长此以往，中国文化可能会进入崩溃期。
范：过去我们常常把“保守”看成一个贬义词，尤其是近代以来，变革的声音、激进的声音、时髦的声音，湮没了保守的声音。就像“破旧立新”这样的话语，背后其实是一种流失。
张：“保守”是一个中性偏褒义的词。但不光大学，大学生、作家，或其他的社会群体，都缺乏保守的能力。所以在急剧流动的商业物质的族群和区块，更好的东西可能都因为剧变而被带走了。语言也是，一些古老生动的具有表现力的语言，恰恰在一些偏僻的地方保存着。
问题在哪里呢？置身潮流里的这些人，没有保守的力量。保守是可贵的品质，大学的保守品质丧失了，学生和老师才慢慢丧失这种品质。大学丧失传统是让我最痛心的事情。
比如考生报考学校，应该看它的传统，你喜欢、认可这样的传统，你才去报考它。但现在选大学，就是看名气，并不在乎传统，以及究竟有没有承载这些传统的名师。
其实这样的大学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圈一块地，盲目求大，追求体量，盖起一座大幼儿园、大市场。年轻人像孩子一样吵闹，中年人则东张西望，既不如西南联大的铁皮棚子，也不如孔子在杏树下教书。大学让人感受不到应有的风貌，就会成为令人沮丧的风景。
三
作家方方曾感慨，张炜实在太能写了，约一篇散文，他一下子抛来8万字！
8万字，其实也不过是张炜一部作品的五十五分之一。2011年，张炜的“大河小说”《你在高原》，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这部小说包含十部作品，总篇幅达到440万字，书写了20多年。
张炜说，当别人在外面奔波时，他在书斋看书写作，时间都一样，只是分配不同，十个月看书写作，两个月奔忙，这就是现在的张炜。
范：结束这段行程之后，下一步您有什么计划？
张：准备到山东东部一个小村庄里看书写作。一年不能跑太多，最好就是开春跑一个月，或者是入冬之前跑一个月，这样一年有十个月的时间可以闭关自守。一个作家集中跑两个月——我是说到了我这个年纪。你们这个年纪应该反过来。有些人跟我年纪差不多，以跑为主，我不太理解，时间够用吗？
你们这个年纪是一台新电脑，没有碎片，运行速度很快。我这个年纪想问题速度慢，慢慢想。碎片很多的计算机，却不敢格式化，格式化成傻子了，呵呵。我转得很慢。
范：所以您是一位可以沉静的作家。这种沉静有时候要对抗强大的浮躁，您的力量来自何处？
张：作家的力量来自“闭关自守”。没有这个功夫，作家是没有力量的。闭关自守比了解外面的生活意义还要大。现在传媒这么发达，作家要知道事情并不难，反而是闭关自守的能力，作家是最欠缺的。它实际上是一种对世界的责任感。责任感强烈的人，自守的能力就要大。文艺方面尤其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他简单地封锁自己，而是工作需要。
范：百年以来，西学东进，对抗这种西方语境，是不是也是您“自守”的要义之一？
张：中国的雅文学吸收西方文学的过程虽然短促，但是留下的痕迹很重。中国的雅文学主要是诗和散文，小说基础非常薄弱。《红楼梦》算雅文学；笔记体小说算雅文学。除此之外，也没有太多资源。所以中国小说雅文学受西方叙事的影响很大。中国文学研究面临双重蜕变。
中国小说家只有去自觉接受雅文学传统，从诗和诸子散文里继承，中国小说才能走得更远。不能因为中国小说、雅文学基础薄弱，就把西方的小说创作完全移植过来，这是走不远的。
但这不是最大的害处，简单地回到中国的话本小说，这个损害更大。一些写作者为了回到传统，结果回到话本那里去了。那个不是雅文学的源头，中国的作家最好还是阅读传统的诗歌和散文。虽然和小说形式不同，但本质都是一样的，这是雅文学的归宿。
范：所以您的阅读以古典为主？
张：对。传统经典是读不完的。
范：阅读之外有什么爱好？不少作家有微博，您好像没有。
张：我从来没开过微博，我没上去看我也不会用。网络不是没用，但作家离它远一点比较好。我对网络主要用来购物，但我自己不会，主要是家人。家人网购上瘾了，一会收一堆（笑）。国外知识分子用网络是发邮件，购物，转账，缴费等。层次比较高的人很少用网络来讨论。范：的确有不少年轻作家写着微博却哀叹，碎片化的思维让他们很难集中精力写出连贯有力的文字。
张：热衷这些的人把自己损坏了，自以为走向了中心，其实离开了文明的核心，进入不了中国最高层次的思想文学艺术讨论，把自己边缘化了，时间也耗费了。他们去闹去吧，闹得没有时间了，不来打扰我们最好了。
四
作为茅奖得主，张炜绕不开得奖的话题。但是他很轻松，一边致谢，一边轻描淡写，这并非“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他说：“如果一个作家把得奖当作创作的硬指标，那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
范：茅盾文学奖对您而言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笑）。
张：奖不要过分重视，对每一个奖，我都感谢那些评委。来自他人的鼓励要怀有感激之情。但是奖不是一个标准，对于文学而言只有时间是标准，没有其他标准。在很长的时间里得到认识和鉴定，才是好作品。不过，时间也不是一个最终的标准，好作品无论读不读，它都是好作品。阅读就是一种打开宝藏的过程，但是不打开，宝藏依然存在。有些说法是没有阅读就没有名著，其实杰出的作品不因为阅读和评奖而改变。
范：那您怎么看待文学奖？
张：我一共写了19部长篇，得到茅盾文学奖的是这一部（其实是十部合一），对我个人而言都不差。但是有个机缘问题，不可能全部得奖嘛。
得奖，在文学上而言，是一件意义极小的事情，但是从文学情理而言，得奖要心怀感谢，它对市场销售和提高作品关注力还是有帮助的。外界很容易被一些假象蒙蔽，把文学奖和摸彩、体育比赛混同在一起。
文学评奖一方面可以激活文学局面，另一方面却容易让一些读者背离理性。文学是一项心灵的事业，是相对晦涩和深邃的，不要把它庸俗化，表面化。文学不可以量化，不是100米跑多少秒的事情。
得奖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学的节令。热闹热闹，激活一下，引起读者的注意，尽可能让好作品得到更多阅读的机会。但评委要是看走眼了怎么办？所以文学是一个人造的节令，是资助写作者的一个途径。
范：有说法认为国内的文学奖是不是有点多？
张：恰恰相反。国外有很多文学奖，可以让作家有时间，有生活保障，可以安心写作。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奖项太少。应该有不同层次、不同机构的文学奖。
一个省里有十来个像样的文学奖不为多，全国达到四五百个奖，就会好一点，可以大大增加写作者得奖的机会，可以帮助和鼓励他们。我们国家的奖太少，不足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
但是，对于得不得奖一定要理性。中国人往往把奖当成文学质量的极其重要的指标，个别地方还当作唯一指标，这简直就是“艺盲”。
奖在作家这里从来就不是标准。对于一个多年的写作者而言，他知道写作和文学对他意味着什么，而不是奖不奖的问题。这似乎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但你不能因为得了奖就把得奖和文学的意义混淆了啊。有些人把得奖当作硬性指标，岂不是荒唐？指标不在那里。
白先勇：父亲白崇禧是时代的挽诗
古稀之年的白先勇，依然清晰记得，当年在武汉宽阔的长江江面，那艘风浪里摇曳的小火轮，还有扶轮伫立，横渡长江的自己，
一
个11岁的少年。1948年的这一幕定格。直到64年之后光影续播，白先生再赴江城，像一个文字的渡客，来来往往，此岸彼岸。
他的小说如风，从海峡对面吹来，吹动《孽子》的发梢，吹拂《台北人》的眼眸，吹散《纽约客》的低吟；他的戏剧如梦，惊起青春版《牡丹亭》一阕悠悠的昆腔。而如今，他又沉潜历史江涛，将历史影像著作《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带到武汉，还原父亲一个深邃的旧影。
古稀之年的白先勇，为回忆、为父亲、为文化，奔走南北，精神熠熠。一
乘车经过武汉长江大桥的时候，白先勇望着脚下的长江，恍若隔世。
64年前，在父亲白崇禧的带领下，白先勇和家人抵达武汉。当时渡长江还没有轮渡，更没有大桥和隧道，只有一艘艘小火轮，“突突突”地拨开起伏的江浪。
那时候，长江里面还常常可以看见江豚。武汉人习惯把它们叫做江猪。一时兴起，江猪会跃出水面，再“扑腾”一声潜入水里。
11岁的白先勇，看着这一幕，甚是有趣。
不曾想，当年那么宽阔的江面，如今也只需要几分钟就过去了。就像60多年，弹指一挥间。
范宁（以下简称“范”）：您曾经有过两个多月的武汉生活记忆，这段记忆给您现在留下了什么？
白先勇（以下简称“白”）：那次我们从南京过来（这次我也是从南京过来的，坐火车过来），沿途我大概记得“大龟山”“小龟山”——船进来之后，浮出来两座不是很高的小山，然后到了武汉，我就记得这么一个印象。
这里的食物不会忘记，有珍珠丸子、武昌鱼，还有砂锅大鱼头。对湖北菜印象很深。
我们在武汉住了两个多月，那段时间兵荒马乱的，但父亲对我们要求极严格，必须继续读书。那时候不能去学校，父亲找了一个部属的美国太太，教我们英文。
武汉够冷，那时候汉口更是冷得要命，据说一年下雪，老鹰都冻得从树上掉下来了。
范：武汉的生活，是不是写到了您的小说里？
白：其实没有太多。不过在《台北人》里，有一篇《梁父吟》，与辛亥革命、武昌首义脉络暗牵，如果我父亲没有时常提起武汉，我也不会写这样一篇小说。
范：武汉和您父亲的关系非同寻常，这里应该是您父亲军事生涯中的一处重镇吧？
白：1911年，武昌首义的枪声响起，我父亲那时候在广西临桂县，18岁。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组成敢死队，北上支援辛亥革命。家人在桂林的北门拦阻他，他却从西门而出，踏出桂林的大门，他从此加入民国史的洪流。
武汉对我父亲而言非常重要。北伐期间，他打入武昌城，击溃吴佩孚军，威名大振；抗战期间，武汉保卫战由父亲坐镇；解放战争期间，武汉对白崇禧也意义非凡。武汉是父亲戎马生涯非常重要的地点。
我父亲看着民国诞生，看着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结束。他最后撤退时，就是从武汉退的。以武汉为起，以武汉为终。这次到武汉，我替父亲演述他的历史，意义非凡，等于重述了他与武汉的关系。
范：您父亲有没有跟您讲过驻守武汉的往事？
白：讲过，讲过。那时候打打打，打到最后，我父亲大病一场。他本来就染上了疟疾，老在吃药也不好，后来就到了东湖边的武汉疗养院，现在好像变成了东湖宾馆，我还跑去看过。东湖宾馆那时是个教会医院，他在那里治疗。
那个医生叫米勒，据说打了那时候最厉害的消炎针，打了好几针才治好。1963年米勒夫妇还到台湾去看我父亲。他是很有名的医生，如果我没记错，他还在武汉帮张学良戒过大烟。
范：虽然您时隔64年，才第二次来到武汉，但其实2008年您已经“来”过了——青春版《牡丹亭》在武汉演出过。
白：是的。我制作的昆曲青春版《牡丹亭》，在武汉大获成功。这是一出大戏，在武汉大学演了三天，九个小时，每天都满满的。很高兴武汉的观众看到那次的表演。后来我到北京、杭州讲学，席间都有观众说，曾在武汉看过《牡丹亭》，可见这出戏在武汉留下多深的印象。二
2012年4月28日晚，白先勇在江汉路一栋租界老楼前留影。据说这是父亲白崇禧留影地。大半个世纪恍惚，父子俩在影像中重叠。曾自认“和父亲一点都不像”的白先勇，现在却发现，行事做人都有了父亲的影子。
父亲，是白先勇说不完的历史，说不完的故事。
范：白崇禧将军被称为“小诸葛”，是著名的儒将。他自己很好学吗？
白：他小时候家里贫穷，家道中落，但是勤奋好学。我讲一个小故事给你们听，这可能影响我父亲一生。他家里面穷啊，念不起书，就去开当铺的八舅公的私塾打馆。他从小就聪明，我奶奶就特别要培养他，要他念书。八舅公有点势利，当着他面就讲，去当学徒算了，念什么书。我父亲那时是年纪小志气高，听到这句话以后，记得一辈子，后来他回去之后，拼命念书，书念得很好，古文有根基。
他也盯着我们念书，常常说，你们现在环境这么好，不念书还得了。他也非常注重教育，他在很多地方建学校。在他的家乡——临桂县，在四川，都建了小学。
他非常乐于帮助清寒子弟，有时候非亲非故也帮。他爱才若渴。有才的部下，尤其清寒子弟，努力向上这种人，他会极力去帮助他。我大姐中山中学的同学，叫李崇桂，属于天才型的女学生，跟我们非亲非故，因为她功课太好，家境贫寒，我父亲把她从桂林带到重庆，住在我们家，后来供她到北京考了清华物理系，就在清华当教授。
我书里有张照片，是他送林海峰到日本去拜棋王吴清源为师的。我父亲喜欢下围棋，是围棋协会的理事。他跟林海峰下，被杀得大败。他笑说，这还了得，这个小孩是神童！后来果然变成棋王。我父亲很高兴。后来林回来，还来拜访我父亲。
可见他爱才。部下有才，聪明的重用，如果是庸才，笨一点，在他手下就惨了。他自我要求高，人又聪明，有时候我看到在他手下，一些不是那么灵敏的人，整天紧张。（笑）
范：家里的氛围如何？
白：我们家孩子的家庭地位，是根据成绩单来排的。（那您的成绩很优秀？）我要争取家庭地位嘛，拼命念书常常考第一，所以也就取得我父亲的信任。他对我比较宽容，对我两个弟弟就不是了，他们要挨打的。
大概因为我小时候生病，病得很重，养了四五年才好，所以他对我宽容一点。我又会念书，可以瞒过他，他以为我很乖，其实不一定。他很尊重我的意愿。我学文学是转的行，也不跟他商量，先斩后奏，按理讲挺任性的，他也理解了，这个我非常感激他。后来有人说，好在你父亲原来没有阻碍你学文学，要不然今天没有人给他做传了。我说，也对，也对。现在他应该觉得蛮好了。
范：您觉得自己继承了父亲吗？
白：我年轻的时候学文学，是比较浪漫的，感性的。我父亲是军人，我觉得跟他一点都不像，躲他远远的，觉得自己跟他是两个世界的人。后来慢慢地大了，老了，渐渐地觉得我行事作风越来越像他，有点潜移默化。可能DNA的关系，那种做事一做到底的劲儿，还有我也爱才的情愫——拼命培养人家，比如我弄的那个青春版《牡丹亭》，把他们几个小孩子一把拉上来——我觉得这些地方跟我父亲很相近。
范：您的成长中，别人会因为您是白崇禧的儿子，而对您的看法产生影响吗？
白：我想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们在这方面很注意，都会不好意思，不会在外多提家里的事情。我记得，我父母的教育，都是最怕我们做纨绔子弟，不许有特权。我们心里也蛮忌讳的。我父亲的车子，我们平常都是不坐的，上学就是骑脚踏车。有时候大风雨天，坐一下父亲的车子，不敢在学校门口停，在拐角的地方停，跑进去，不好意思说自己坐车子来的。
其实我父母，我蛮欣赏他们的一点是，没阶级观念。我爸爸自己出身贫苦，不会有什么。我妈妈虽然是官宦出身，也没有这种阶级观念。他们喜欢对人很温暖，雪中送炭的那种。三
白先勇自幼随父出入国民党高官府邸，还参加过宋美龄为马歇尔举办的安抚派对。何应钦、于右任等一干风云人物，“我都见过的。”被问及如何看待所谓“民国范”，白先勇笑：“怀旧嘛，总觉得过去是好的。”
而与之恩怨纠葛40年的蒋介石，更是白崇禧政坛生涯的重要人物。“我祖母过90大寿，蒋介石还派何应钦来祝寿，写来寿联自称愚侄。”但赴台之后，白、蒋二人嫌隙加大，白崇禧去世，外界曾盛传为蒋介石授意暗杀，白先勇大笑辟谣：“这是一个中下级的特务为谋生编造的，怎么可能。”
范：宋美龄开的派对是怎么一回事？
白：我的书里有一张宋美龄在家里切蛋糕的照片，应该是蒋介石59岁生日。宋美龄的人脉很好，很会搞这种party，我觉得很有意思。
有一张更有意思，跟马歇尔的，1946年圣诞节，南京。宋美龄开了一个圣诞party，她还要求国民党将领的夫人们，都穿上礼服出席。
我母亲带了我和我四哥到了美龄宫。我们小孩当然很开心了，有圣诞老人跑出来，给我们很多糖果，看上去很开心的一个party。马歇尔也在其中，他那时在中国调停国共内战，调停得不顺遂，脸上气呼呼的，宋美龄就开个Party来安抚他一下。我们去吃糖果的小孩，都不知道。所以那张照片看上去平常，其实背后有那么长的故事。
范：您父亲和蒋介石的关系，分分合合，扑朔迷离。
白：我曾经听我父亲讲过，他那声长叹我是记得的，“‘总统’是重用我的，但是可惜我的很多话他没听。”蒋介石跟我父亲的关系，大陆、台湾都喜欢讲，他们斗得很厉害，比如白崇禧三次逼蒋介石下野啦。
其实他们的关系远远复杂于此，不是恩怨二字可以讲清。40年的分分合合，关系着国民党的命运。在非嫡系的将领中，白跟蒋走得最近，但是二雄不能并立，这是历史的道理。我父亲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人，他跟蒋介石一起打天下，他自己感觉是跟蒋介石平起平坐。
蒋介石的部下去见蒋介石都毕恭毕敬，尤其是黄埔出身的，先要敬礼叫一声“校长”。而我父亲一去就坐下来，跟他说话也不太顾忌，真话一定要讲。蒋介石呢，用得着的时候，对我父亲也很礼遇。我祖母90大寿，蒋介石派何应钦去祝寿，亲自写寿屏，自称愚侄，很礼遇的。
范：您家到了台湾后，是个什么样的情景呢？
白：整个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之后，我父亲的处境也很艰难，他来往的都是一些老朋友，但是那些官场的场合，他也都去的。我想，这就是他保持的尊严，没事，照样来。有些像他那样的人，像阎锡山他们，根本不出来。我父亲没有，照样该来就来。他有他的雍容，他的尊严，大风大浪也都见过了。周恩来评价说，白崇禧很自负。我想有一点。他可能觉得自己功在党国，你们这些，我都没放在眼里，因为他的辈分高嘛。在国民党军队里，除了何应钦就是他，何应钦的战功还不如他。
范：关于您父亲的去世好像有很多传闻？
白：（笑）多得很。你们这里不是常有谍战片吗，我觉得可以拍一个了。讲我父亲被蒋介石下毒，还有一个女间谍扮成护士，到我家下毒，还有铁轨什么的，是怎么回事呢？
有个特务叫谷正文，他写过回忆录。他是中下层特务，不是高层。老了，没事干了，就乱写。他自己称，是监控我父亲小组的成员，其实没听过这号人物。他就去编了，什么蒋介石命令他，他还见到蒋介石。我在想，他怎么能见到蒋介石呢？蒋介石要毒杀白崇禧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能随便跟你们讲，恐怕连阶层最高的毛人凤都不会讲，泄露出去还了得。这个的确是他乱讲。蒋介石不会下这个令。
他还讲了，一次我父亲去花莲打猎，就坐了铁路上的板车，同行的还有副官和一个乡长。后来板车出来后，讯息错误，火车对开过来了。我父亲跟他们就跳车，那个乡长晚了一步，撞死了。这个是有的。他写的好像是有埋伏，预谋，这也是乱说。
可想而之，要弄死我父亲，容易得不得了，何必大张旗鼓？而且那时候，我父亲根本不构成威胁，蒋介石没有理由要暗杀我父亲。那时候传得沸沸扬扬，我们也不想出来回应，免得他越发乱讲。
你们看看我父亲的葬礼就知道了。蒋介石那天是第一个去的，面露哀容，我想他那时的感慨是真的。他们两个很复杂，不是爱、恨可以讲清的。我想蒋介石对我父亲的军事才能是很认同的，否则不会让他做最高军事幕僚长，但是爱其才，忌其能。
范：您父亲有没有提过，共产党的将领有没有他的对手？
林彪和刘伯承，两个。有评价过，林彪很厉害，战术很难捉摸。他们两个是对手，从头打到尾，纠缠不清。刘伯承也打得凶，大别山，这两个是他在共军中的对手。
我父亲从未低估过解放军，在国民党将领中，可能我父亲是对共产党认识最清楚的。他晓得解放军的厉害，有一些意识形态、思想上的引导，还有游击战的灵活，我父亲是有清楚认识的，他绝没有掉以轻心。他算是反共的鹰派，他觉得国民党战败的一大原因就是轻敌。我父亲训练民团，他会打游击战，所以他在抗日战争的战略就是游击战辅助正规战。他完全反对战后裁军，把民兵裁掉，后来统统跑去解放军那边了。
我父亲有很多远见，看得比较透彻，可惜很多时候由不得他。
范：所以白崇禧的一生，见证了滚滚的历史洪流。
白：后来他在台湾的生活相当寂寞，我父母无论经过多少患难，都互相扶助地过了一生，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一个忧患重重的时代。他们的过世，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我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就是为纪念父母和那个时代而写，是他们两个人的一首挽诗。其中《国葬》一篇是全书尾声，也是挽诗的最后一句。四
近年来，由于青春版《牡丹亭》，白先勇以传统文化推广者的身份受到关注。对于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失，白先勇慨叹不已：“五四破旧立新反传统，可以理解；五四过去快100年了，还在原地，我不理解。”
白先勇建议，“要编一套中华文明的大书，每所大学开设中华文明课，专家、学者应该坐下来反省研讨，如何保持我们的传统文化。”
除了推广传统文化，写作仍是白先勇的灵魂，“我打算以南京、上海和台北三座城市为背景，写成故事。写作永远是我追求的东西。”
范：您有看过比较贴近真实民国的影视剧作品吗？
现在有很多影视剧作品，是加诸了很多想象的，在整理我父亲照片和些他的传记的过程中，我深刻地感受到，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真是多灾多难。战争让多少人家破人亡，内忧外患没停过，我父亲打了一辈子仗，我们是一个在苦难中成长的民族。
范：您作品里的那种悲悯，是否与这种苦难有关系？
白：自己家里，周围的，一般的人民，我们都看到的。当然自己觉得自己很幸运，家境还好，没有受到什么饥寒。百姓抗战完了之后，战胜的时候，这些将领毫无喜色，脸色那么沉重，打仗打的。抗战结束后，整个民族残破不堪。
我想说，人，不管哪一面，抛开了政治，都是人性，人有他的悲欢离合，七情六欲，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我写《台北人》不是引了刘禹锡的诗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从晋朝到现在，历史一直在重复。我们真是个忧患重重的国家。我看到的，经历到的，当然有所感。写《台北人》，都是写到台湾的大陆人，大家都是离乡背井的。
范：这种悲悯是否是您转入文学的原因？
白：我想我本来就有这种心理倾向。文学、哲学、宗教，慢慢地我敬佛，佛教的教义，也有影响的。看看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能不油然而生哀悯之心吗？这几十年，你们算是最幸运的一代，没有经历过动乱。
范：您致力于推广昆曲，您把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传统文化推广给年轻人，我们想听听您这方面的心得。
白：广西桂林是我的原乡，而中国传统文化是我真正的归属之地。我在其中找到安身立命的感受。推广昆曲，是挽救我们了不起的成就。昆曲是代表明朝文化的一个指标。在中国文化最成熟的时候，产生这样的美学境界最高的艺术。它应该放到宋瓷器、青铜器、秦俑这样的等级上，像保护文物一样保护它。
范：您与三毛关系很好？与大美人林黛是同学？
白：三毛是我的邻居，她曾有自闭症，所以在家里画画。有一天，三毛的老师拿她的画和小说给我看，我当时在编一本杂志。我觉得她在画画上不是天才，但文字功底很好，16岁写出《珍妮的画像》。当时我发表了，也打开三毛人生的另一个窗户。林黛不是我同学，是我大姐的同班同学。
范：电影《最后的贵族》改编自您的小说《谪仙记》，本来是要请林青霞主演？
白：是的，但她最后没有接。不过潘虹演得很好。
易中天：传统文化不能当励志书看
易中天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江湖仍然流传着他的传说。
正如他几年前对我说过的那样，将来可能不会再过多“曝光”——除了此前答应过的“文债”“稿债”或“讲座债”。现在，年逾花甲的易中天，自然还是有许多的讲座、座谈和活动；自然还是要登上各个地方的文化讲坛；自然还是会出现在央视，被人视为“救视（救市）”的灵魂人物。但他家中也多了外孙女的牵绊，要开始做
一
个外公。现在还在看《百家讲坛》的观众，还会啧啧称奇地回味起2006年。随着《易中天品三国》的播出，不仅《百家讲坛》收视率攀升，主讲人易中天也炙手可热。五六年时间，从大学教授到畅销书作者，从电视文化节目主讲人到博客和微博上的“公知”，易中天并不高调地推进一个知识分子的现代化转型。
这条轨迹看似喧嚣而复杂，其实静谧而简单，那就是一个获得话语权的知识分子，以自己的方式发出声音。无论是推广传统文化，还是提升公共意识，在现代传媒的平台上，“易中天”成为了一个注脚，一种方式。一
走上央视《百家讲坛》的主讲人，大多会被贴上“传统文化”的标签。易中天也不外如此。他与于丹、王立群、钱文忠等一批学者，以大众传媒为平台，掀起了重读传统文化典籍的热潮。
如何解读这种热潮？如何领会传播者在推动其发展时，背后的苦心？还有如何逾越“普及”层面而进入“深读”和“精读”？在文化讲坛节目火爆过后，主讲人们不得不面临这样的问题。其实在几年前，易中天已经在思考。毕竟，传统文化解读本成为畅销书，不应成为传统文化热的最后结果，终极目标依然是国学大师们常常提倡的那个——回到典籍，回到经典。
范宁（以下简称“范”）：无论是《品三国》，还是《读论语》，在“三国”和“论语”之前，都有一个动词，“品”或者“读”，这是后人在对前人经典咀嚼之后提供的读本，并非经典本身。那么，如何破解这样一个命题——读者究竟是要读一个解读本，还是原作典籍本身？
易中天（以下简称“易”）：正如我的《我山之石：儒墨道法的救世之策》，不是讲儒墨道法留下的结论，而是他们的思维方式。我们在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回过头去想一想，我们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那些思想家，他们当年是怎么想问题的。
我在书中采取了问答的方式，把读者在阅读中可能想到的问题先替他想到了，然后用辩论的方式讲出来。之所以这么做，是希望把经典变得好读。解读经典有三道工序，首先，梳理它，提供所有相关注释；然后，把它转换成大家可以接受的话语；第三，融入自己的看法，不做简单翻译。
范：传统文化走上电视荧屏之后，变得生动有趣，这是否意味着传统文化开发出了娱乐的功能？
易：追求传统文化的娱乐化、实用性，恰是传统文化的误区。大众现在容易把传统文化当成励志、培优、成功学的工具。其实诸子百家是什么呢？除了法家提倡实用，其余都是当归、枸杞、六味地黄丸，养生可以，救不了命。
范：您数次登上《百家讲坛》，甚至被称为收视率的“救视主”。从文学名著讲到诸子百家，除了讲故事之外，相信您不仅仅只是为了对名著和经典进行解读，如此劳心劳力，其中深意何在？
易：我们始终扮演的是一个传统文化普及者的角色，做的是普及推广的工作。
比如我讲诸子百家，是因为我渴望寻找到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我发现诸子百家各有自己理论，从不同角度看，它们都是成立的，都是我们的精神遗产。墨家关注社会，强调“平等、互利、博爱”；道家关注人生，强调“真实、自由、宽容”；法家关注国家，强调“以法治国”（韩非子语），追求“公开、公平、公正”；儒家关注文化，强调“仁爱（孔子）、正义（孟子）、自强（荀子）”。我们现在的所谓“国学热”“传统文化”，不自觉地局限于儒家文化的孔子思想中。其实中华文化不等于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不等于孔夫子，我想提醒观众和读者，应该取不同学派的精华。
范：央视《百家讲坛》达到最巅峰的时候，有人曾认为，电视将是学习国学的现代化手段之一；但是也有观点认为，电视这一传播手段的特性，对于真正触及国学精髓是不利的。现在回头再来看《百家讲坛》，我们到底该如何评价它？
易：《百家讲坛》并不是一个学术论坛。喜欢听，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这是这个节目的宗旨所在。这是一个文化传播当仁不让的平台，是以老百姓为对象的学术讲坛，而不是以专家、学界为对象。《百家讲坛》并不要求主讲人是该专业的顶级专家，达到一定水平就行，但他们必须适合上电视，口音浓重到听不懂，演讲不吸引人缺少表现力，都不适合上电视。所以，主讲人的观点并不见得是学术权威意见，他们重在推动文化传播，明白这一点，不同意见的反弹可能会缓和许多。
我们遇到的沟通不畅，是文化传播在发展和前进中的问题，只能继续摸索着解决，大家应有这个耐心。
范：您所提到的耐心问题，曾经演变成一个比较激烈的事件，那就是阎崇年被掌掴。作为普及推广文化学术的平台，主讲人遭到不同意见者的掌掴，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我认为掌掴这种冲动且不文明的行为，的确会带来负面影响。毕竟学术论争应该在一个理性的范畴，“君子动口不动手”嘛。
易：当时的确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那时通过电视交流学术的经验还很匮乏，大家都没想到它的传播效果能被如此放大。学术研究本应有不同意见，没有反倒不正常；但这种“不同意见”也要分析，有的是学术论争，有的可能只是“抬杠”。二
除了教授和学者，易中天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在今天的微博时代，扮演“公知”角色似乎并不难。困难的，是在线下依然能够以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立场，去做出判断并发挥影响。离开数量庞大的粉丝群体，离开虚拟世界提供的匿名保护，“公知”还能不能秉义直言，其实是一个重要的价值判断标准。
易中天保持了自己的犀利。作为一位教授，一位老师，他尤其关注教育问题。在许多教育问题上，他风趣幽默又毫不留情，比如那一个“要求发论文才能毕业就是逼良为娼”的观点，至今振聋发聩。
范：您有一次到华中师大来演讲，提到硕士研究生必须发多少篇论文才能毕业，指出这种要求无异于“逼良为娼”。当时您的观点得到了许多学生的热烈回应，他们有强烈的共鸣。
易：我的确非常奇怪，为什么要规定硕士研究生必须发表多少篇论文才能毕业？本应是做研究有了心得，才会写成论文发表。现在为了毕业，为了评职称，研究生、青年教师不得不买版面，找关系发表论文，甚至是抄袭，这简直是荒唐！
全国的学术刊物总共就那么多，教师评职称，要发表论文；完成课题，要发表论文；博士生毕业要发表论文；硕士毕业也要发表论文。且不说学生们能不能写出这么多高质量的论文，就算写出来了，上哪儿发表去？最后的局面无外乎三种：要么抄袭造假，要么想办法花钱买版面，要么就是走后门，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学术腐败。这种环境就是不折不扣地逼良为娼。
范：由于您的教师身份，对于学生，对于教育总是最关注的。
易：是的。学习谋生，读书谋心，谋生是第一位的，但如果只谋生不谋心就和动物没有区别了。人应该全面、自由地发展，不能把我们的学生教成书呆子，不要把大学变成培养工匠和账房先生的地方。
只有一种办法、一条道路的制度，只会扼杀人才。春秋战国为何会出现百家争鸣的盛况？因为当时读书人有很多出路，“朝秦暮楚”，在秦国不受重用可以去楚国，可以“跳槽”。人才的选择是多元的，而多元才能最终实现和谐。
在懂得如何做学问前，先要明白为什么要做学问。做学问是为了让每个人都幸福，把做学问的部分成果转化成人们能接受的内容，传承下去，这才是做学问的真谛。
范：这几年大师逐渐远去，我们如何认识“大师”？
易：孔子提倡“学而优则仕”，“优”不是优秀而是优裕，这句话的意思是学习的精力有富余就可以去做官，而不是学习好就做官。现在的人才分很多种，但大师一定是有全面修养的。不仅理工科人才需有人文修养，文科人才也需有自然科学的修养。而唯一的办法是读书，读好书，读适合自己的书。
范：教育离不开读书。现在励志书仍然非常火，不过我记得，您也曾说过对这类作品深恶痛绝？
易：我最反对给孩子培优，以及依靠外在力量进行“励志”。首先，一个人有没有“志”是自己的事情，不是强迫出来的；其次，一个人感到幸福是一生最重要的，而拥有平常心才是幸福。这不是靠外力强加得来的。美国孩子要成为科学家或者家庭妇女，大家都会鼓励他（她）。不像我们，凡事喜欢一窝蜂，培养出来的都是“人造森林”。所以，我根本就不看什么励志书。三
1978年，在新疆教高中的易中天，白天执教鞭，晚上复习研究生考试。仅三个月时间，他就成为恢复研招后，武汉大学招收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用他的话说，考研就是要改变“工资没别人高”的现状。
武汉，由此成为易中天人生中最重要的站点之一。易中天回武汉的次数，恐怕比回家乡长沙的次数还要多。武汉的求学生涯，武汉的恩师好友，武汉的历历人生，他永远都无法忘记。
范：您能成为一位学者，家庭教育在其中有什么影响？
易：很重要。我很感谢我的母亲，家教成功十有八九是因为有位好母亲。同样，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很重要。要为孩子创造自由发展的条件。我提倡自由选择、宽松环境和民主氛围。
范：考研对您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生转折。
易：考试是门技术活。那时动荡年代刚刚结束，题目不可能出得太偏太难，只能是加大题量，让你没有时间思考。我当那么久的老师，我怎么可能不知道？三个月之内，我就把所有教材弄得一清二楚，我还以考试教材为蓝本，自编了一套“古代汉语辞典”和“中国文学史大纲”，将知识点分门别类。
现在的学生读书条件太好，没有书可以复印，上课可以录音，实在不行还能从网上下载。可是下载来的书，看十遍不如抄一遍。前人有云，不动笔墨不读书嘛。
范：说说您那时候上课和求学的情景？
易：我上课从不迟到，也从不翘课。好不容易进来读书，谁会这么浪费光阴？当时研究生享有进入书库查书的特权，我拿着图书证冲进武大的图书馆，顿时兴奋得傻了眼：这么多书，从哪看起？
学生是“熏”出来的，也是“训”出来的。当时吴林伯老师教我学《文心雕龙》，讲究“通一经”，即“打通”一本经典典籍，作为安身立命的基本。吴老师先要我用毛笔将《文心雕龙》50篇抄写一遍，然后手把手教我点断古文，最后是作注。《文心雕龙》成为我的“童子功”。
范：2007年，您在上海以拍卖文集的方式为胡老师筹集教育基金，后来又在武大设立了恩师名义的奖学金，当年的老师们对您的影响非常深远。
易：我记得有一次，我向胡国瑞报告读书情况，我说我读了《唐诗选》《宋词选》《诗经选》，胡老师眯眼一笑说：“原来你读的都是‘选’啊？”他立刻给我开了几本原著，读书要读原著，就这样成为我的习惯。
吴林伯先生是另一位名师，他规定学生每天都要上他家去读书，自己却挤在小桌子上做学问。我的论文草稿出来之后，不光是指导老师看，有很多老师也在看。当时学生少，我们研究生像是独生子女，老师待学生比待子女还要好。
范：今天的学生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非常迷惘。您那时候会有这种窘迫感吗？
易：我当时是带薪求学，一个月有50多元的工资补贴，学校还发放两到三元的书报费，算下来比大学讲师收入还高，整个中文系数我收入最高，成了“首富”。
我们那个时代不可能有迷茫、郁闷、纠结和焦虑，我们很单纯，从一个痛苦的年代走过来，都觉得赶上了好时代。寝室的大师哥丁忱曾写过一首小诗，“到处浓阴环绕/最宜相亲拥抱/可是我们的学子啊/却投向了一个更为远大的目标”，这就是我们那时生活的写照。
严歌苓：翻手浮华覆手苍凉
美丽的女人在优雅地写作，笔底却是波澜万千，心绪缠绵。
严歌苓完成了这样
一
个画面。她的作品往往如此，收纳琐碎的生活，然后用一种精雕细刻的语气，平静地叙述出来。新作《补玉山居》就是如此。一年不到的时间里，严歌苓陆续拿出三部小说：《金陵十三钗》《陆犯焉识》和《补玉山居》，令人惊叹其创作力。没有一个人物是宁静的。在命运的漩涡中，在时代的磨砺中，在自身性格的撕扯中，严歌苓觅到人性中的复杂一面，然后赋予笔下的女人们——她并不在乎她们要承受多少坎坷的命运，或者只是在为一部击溃人心的作品而献身。
那些脆弱的灵魂，被她捏在手心里，不动声色地亮出来。初见时，满目繁华，细腻温婉；乍然，银瓶竟破，碎光一地，弹起如许尖叫；紧接着是怒放后的苍凉。她笔下每一个女子似乎都要走这一遭，浮光掠过，走进暗影，化成跌宕的传奇。
严歌苓的手，在纸上字间翻覆。而她自己，却实践一种悦目的生活。她是很少的有自带摄影师的作家，她在家里喜欢摆上烛光和鲜花。也许在严歌苓那里，命运，并不等于生活。一
了解严歌苓，可以从她的作品开始。不过就像所有的具有个性的作家一样，一部作品，只是严歌苓的一个侧面。你读《少女小渔》的隐忍，不会明白《扶桑》的平和；你读《小姨多鹤》的认真，未必知道《金陵十三钗》的风流。
不过你可以知道她们的一个共性，那就是“女人”。严歌苓的笔下，极少有男性角色超过女性的光芒。那些风韵各具的女人们，或者一曲苏州评弹；或者一声京韵大鼓；或者一段咿呀昆腔。但总归是纠结而美丽的——酷爱纠结与美丽，大概是女性作家欲罢不能的热望。尽管严歌苓并不喜欢被称为“女作家”，更不喜欢被称为“海外华人女作家”。
范宁（以下简称“范”）：似乎没有女作家愿意自己被局限在“女性作家”这样一个标签里，您也不例外。但是您笔下的女性的确光芒耀眼，个性斐然。这与您自身有关吗？或者说是一种创作的偏好？
严歌苓（以下简称“严”）：岂只是我爱写女性！不说国外的和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家，光看国内当代的男作家，包括苏童、莫言、毕飞宇等等，他们笔下的女人比男人更难忘。尤其是苏童。其实我写过男性为主角的小说。比方我的中篇小说《倒淌河》《拉斯维加斯的谜语》，英语小说《赴宴者》等等。但是因为自己是女人，写女人对于我更加自然。另外就是我的女朋友很多，女朋友告诉我她们的女朋友的故事，有写不尽的题材。我觉得有趣的是：女人们似乎更愿意谈论女人，而不是男性。这样我得到有关女人的素材就比得到男人的要多。不过我冷不防就会写一本以男性为主人公的小说也说不定呢。
我并不是有意只写女性，也不是说你们都说我是女性作家。写男性，写女性对我来说一样。只是相对来讲，我更喜欢写女性。因为女性在社会里较为边缘，较为边缘的人物身上一定有变数，变数大就容易产生戏剧性。而且女性的一生往往是以情感为主，小说都是情感越丰富的人越好作为主人公。比如，《安娜·卡列琳娜》，这么厚一本书写的就是女性的情史。这就是我为什么以女性作为主人公的原因。
范：小说《扶桑》里，扶桑让所有男人心生怜悯。克里斯一直都有要拯救扶桑的想法，但是这个想法看上去那么幼稚。她不需要拯救。您小说中的女性看上去都很柔弱，但其实特有女性的那种坚韧。您一直在着力表现这个？
严：扶桑的生命很强大，能以那样的平常心来对待仇恨、苦难，使得所有要解救她，给她自由的人都显得那么可笑。扶桑身上沉积着世世代代的女性对于男性的悲悯。这和我的家世也有点关系。我父母的家里，他们的父亲，或因为战争，或因为疾病、内在的心理状态，早早过世。这两个家都是由女性支撑起来的。靠的是从容和想得开，靠女子胸中无大事的平常心，一直过渡到孩子们都成人。所以我对我的外婆和奶奶很崇拜。
范：《小姨多鹤》中的日本女人多鹤，大概可以算您一系列与历史和时代有关的小说的代表。潜回时光深处，您如何去还原那样一个时代？对于这样一位异国女性，您又如何解读？
严：在写《小姨多鹤》之前，我还有点畏惧。当时我们那儿有个日本的女制片人，我想不如就以她为原型吧，因为她就是那种地道的日本人。但是真的写，我从她身上找不到感觉。后来去日本，在我住的那家民宿里，70多岁的老板娘给我很大的启发。她是那种传统的日本女人，每天忙于家务，有客人来就深深鞠躬，再也找不到那种宁静了。
范：《金陵十三钗》写南京大屠杀，您把最孱弱的、年轻的女孩子与那个最残酷的、时刻游走着死神的城市并置在一起，让她们的人性从普通到升华。这是您笔下的大屠杀故事。那么十三钗代表了您心目中怎样的女性形象？
严：美丽、坚忍而娇媚，拥有宽广的情怀，这是我心目中的女性。在《金陵十三钗》中，我写了三个比较重要的妓女人物，她们代表了那13个。二
严歌苓站在历史的前面。
和许多年轻的作家不一样的是，尽管笔下笔墨最重的是女性，但严歌苓并没有让作品失于小情调或小情怀。家国天下这样的主题，人性复杂这样的剖析，依然出现在她的字里行间。
范：《少女小渔》里面的移民主题有点沉重，您也写了一大批移民的故事。
严：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是一个留学生，但是真正的故事比这个更加阴暗邪恶。移民是一次战争，非常悲壮，一切既成的道德准则都要受到考验。生命在移植的时候，在存亡大前提下，很多东西都应该重新审度。人在这种时候最容易发生故事，爱情的，仇恨的，一夜间暴富的，一夜间破产的……所以我写了一大批移民的故事。
范：《金陵十三钗》从历史的细处切入，却往往触碰到历史最疼痛的部位，这似乎是您作品的风格。这本书里藏着怎样的战争和历史的寓言？
严：《金陵十三钗》中的“十三”是个不祥的数字，预示着主人公、南京城和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战争会把一种人变成另外一种人，一些人会去当叛徒汉奸，一些人突然变成了烈士。也就是说在每个人内心里，你的善恶一开始是不知道的，直到最后一个极端事件发生了，你突然就变成了一个你从来没有想象的这么一个人。这是我想通过《金陵十三钗》这样一个讲述战争的故事来表达的东西。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各种人物完成了他们人格的成长、转变，最后达到升华。
范：您之前提到过，会有一部以男性为主角的长篇？
严：是的，叫《无期》，是我从去年写到今年大概花的时间最长、篇幅最大的作品，一共30多万字。它是写一个男主人公的，而且是用电脑写的，这都是我的两个突破。
用电脑写作非常累，它要求集中双重精力，不如我拿铅笔更“绿色”。所以这部作品我写得很吃力，但回头一看，还是为它骄傲。有时候出现了一些不愉快，家里的小小的事情不顺利，我就跟自己说，你是写出这样一部作品的作家，你不应该为那样的事情不愉快，因为你考虑的都是非常大的命题：人类的、人性的，这样想马上就好了。还是让大家看吧，我也不能说我喜欢的就是你们喜欢的。
范：《补玉山居》出版后，依然是一位老板娘当主角，我们期待的严氏男性角色千呼万唤不出来，缘何？
严：其实这个小说写了有好几年了，大概是09年左右吧。一次朋友带我去京郊平谷的一个农家院，就是这个山居，当时的老板娘身上就有曾补玉的影子，也就以她为原型创作了这部作品。我个人的写作习惯是写完之后都会把稿子放一段时间，因为心底里总还是觉得有一点不自信，所以还要沉淀一下，直到编辑催得厉害了，才会拿出来出版。我想出一个史诗性的、长的、当代的作品，就是所谓的我眼中的中国吧。不断地对中国熟悉起来，但是我记忆当中的中国也必须要写。因为我有这么一种愿望，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出版节奏和策略。
范：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把关注的目光放到了当下的现实社会？
严：我常年生活在国外，始终是一个边缘人的身份。在国外，我是使用中文写作的作家，不是主流的写作；而在中国——我的故乡，我又是一个旅居国外的人，我也是一个边缘人的身份。所以，这就决定了我会用自己的时间去书写我记忆中的中国。同时，因为我每年都会有几次回国的机会，也就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和审视当下的中国社会。我很庆幸，我是一个使用中文——这种占全世界近四分之一人口在使用的语言进行创作的作家。我的作品也可以被这么多读者阅读，所以我也感到很幸运。关注当下飞速转型的中国，但是也有很多事情我无法理解和明白。
范：纷纭世相，您用一个小店老板娘的视角串起来，《补玉山居》就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补玉这个人物，您赋予怎样的内涵？
严：我当时就是对山居的老板娘印象很深刻，觉得她身上的个性和形象都很有文学价值。后来就觉得这个形象始终忘不了，萦绕脑海中，所以我又一次回去那个农家乐找到她，在她那住了一阵子。她还笑说：“您要写小说一定得把我名字写上。”但是我告诉她，因为是文学创作，所以不能用真名字。山居里的人物都是想象的。在曾补玉的身上，体现的比较突出的性格就是她的乾纲独断，她有自己的道德评判标准。所以，在她的身上有一种“义”的成分在里面。
问：现在社会上有种观点叫做“男人没了”，您认同这种说法吗？您心目中的男性应该是怎样的？
严：我不太认同这个观点。我心目中的男性，最起码外表应该具有男性应有的特质和气质，应该有责任心，有担当。三
与严歌苓聊生活和时尚，是一个比较愉快的话题。在这个领域，作家小女人的一面流露出来，像她在家里点亮的星星烛火。
创作是严歌苓每天必须做的事情，生命有新陈代谢，脑子和精神也是如此。她如果不写，就会扰乱新陈代谢的节奏。这是她高产的原因所在。但写作之余，她也在经营自己的年华，“非作家”的严歌苓，是“严歌苓”本身。这种感觉挺好。
范：今天社会有一系列女性被消费的形象，凤姐、干露露、范冰冰、“宝马女”马诺，您认为这些女性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严：非常抱歉，你说的这几个人我不太了解，没听说过。但是，对于目前的一些现象，我觉得还是比较不可理解的。我觉得现在的中国人之所以缺乏幸福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物欲的过分追求。你不要把邻居的幸福强加到自己身上，人家买了一台大电视，我也必须要有，否则我就是不幸福。尤其是在追求的这个过程中，是很痛苦的。但是，对物质的这种追求，我觉得可能也是中华文明之所以生生不息的一个原因。就是太爱物质了，这是他的一个生命的动力，但得不到的时候就是不幸福。
范：您曾经有段言论关于女人应该保持美丽，让丈夫感到魅力和快乐，后来被洪晃调侃，您觉得自己是否说错了？如何看待洪晃的调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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