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第三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成端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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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第三辑)试读：

前言

本辑收录的32篇论文，是从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新常态下革命老区发展暨巴文化研究”全国性学术交流会，来自全国各地100余名专家学者提交90篇论文中遴选出来的。专辑涉及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既有革命老区经济新常态若干现实问题研究，也有革命老区社会事业发展研究；既有革命老区法治与社会建设研究，也有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保护研究；既有革命老区历史问题研究，也有革命老区精神传承研究；既有巴域文献及历史考古研究，也有巴域宗教、民俗及文学艺术研究。

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一直秉承“繁荣学术，以文化人；咨政建言，服务地方”的学术宗旨和社会责任。我们期盼以《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辑刊的陆续出版为契机，进一步凝聚有志于研究革命老区问题的专家学者，共同推动革命老区研究不断深入，为老区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及社会和谐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我们希望该辑刊一如既往地成为同行间交流经验、增进了解的平台和纽带。《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第三辑）的出版一直受到四川文理学院党政领导重视和关心，同时得到了达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大力支持。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巴文化研究院全体同志参与了编辑工作，四川大学出版社为本书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感谢！书中的缺点和不足，至祈各位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编者2016年5月

新型城镇化金融保障机制问题研究——以四川省达州市为例

摘要：新型城镇化是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它关系到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区域协调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目标的实现。构建新型城镇化离不开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建立完善的金融支持保障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达州市为例，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基本情况和金融需求特点进行分析，针对金融在构建新型城镇化可持续资金保障机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 金融支持 保障机制一、导论

新型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新型城镇化内涵丰富，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协调互动，实现城市带动农村的统筹城乡发展和农村文明延续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是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转变的城镇化；是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质量明显提高”，倡导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式，建设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城镇化；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建设包容性、和谐式城镇，体现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市民化和公共服务协调发展，致力于和谐社会和幸福中国，“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将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新型城镇化离不开庞大的资金支持，将需要一个多元化、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在这一过程中，财政资金或以财政为担保的资金作用是有限的，要充分发挥金融在资金保障机制的作用。2014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将创新城镇化资金保障机制作为推进城镇化六大任务之一。

一些专家对金融在构建新型城镇化中的作用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武妍（2012）对1990—2010年重庆市的城镇化水平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重庆市的城镇化进程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是一种长期的正相关关系；范川（2003）认为城镇化进程与资金需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主要是资金供给严重低于资金需求；倪凤玥（2007）指出，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城镇建设、基础设施、产业调整等都将带来巨大的资金需求，这将为商业银行的发展提供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广阔的市场；王士伟（2011）认为金融部门缺乏战略眼光，对城镇化带来的金融发展机遇认识不足，金融支持方式单一，市场调节作用没有充分发挥。方显仓（2013）则强调为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应构建以政策性金融为先导、国有商业金融为辅助、合作金融和中小型金融为主体、直接商业金融为补充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这是由“高级化金融”回归“初级化金融”的机制；林志华（2014）认为有效的城镇化建设资金保障机制，涵盖保障范围、来源渠道、投入结构、政策目标以及制度安排等要素，目前我国城镇化建设资金保障机制还不够健全，原因在于银行层面的惜贷行为、政府层面的财政公共化程度低、市场层面的社会资金准入受限等；闻传国（2014）指出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面临着基本公共服务、就业促进、住房保障以及生态环保等方面的资金需求难题，需要构建基于资金需求分类的资金保障机制。

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川渝鄂陕结合部区域中心城市，对于达州市实施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率先实现次级突破，加快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提升综合竞争力，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金融作为现代社会经济的核心，是新型城镇化的资金融通枢纽。实现达州市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目标，不仅需要确立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模式，更需要发挥金融在可持续资金保障机制中的作用。二、达州市城镇化发展现状

达州市位于四川省东部，辖2区、4县、1市，幅员1.66万平方公里，人口680万，是四川省的人口大市、农业大市、资源富市、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和全国闻名的革命老区，素有“中国气都、巴人故里”之称。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达州市新型城镇化建设步入较快发展期，2013年年末，达州市城镇化率达到37.8%。达州市城镇化发展的现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城镇化发展整体水平仍较低

近年来，达州市城镇化发展速度加快。“十一五”期间，达州市城镇化率由27.1%上升至32.7%，年均上升1.12个百分点；“十二五”开局前三年，达州市城镇化率由34.3%上升至2013年年末的37.8%，年均上升1.17个百分点，较2012年上升1.7个百分点，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但与全国、全省相比，达州市城镇化一直较为落后，城镇化率差距较大。2013年年末，达州市城镇化率低于全国15.93个百分点、低于全省平均水平7.1个百分点，排全省第15位。与成都市、攀枝花市城镇化率相比，分别低31.6、25.63个百分点。（二）城镇化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

从全国范围看，2013年年末全国工业化率（指工业增加值占全部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7.04%，四川省工业化率为44.09%，达州市工业化率为46.9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9.89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84个百分点；而同期城镇化率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6.47个百分点，低于全省平均水平7.4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三）城镇化规划水平有待提高

目前，达州城镇化规划存在多种规划衔接不够，没有实现无缝对接，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交通规划等相互衔接不够；城镇化规划存在规划体系不完整，未实现控详规划城乡全覆盖；规划执行的严肃性和连续性不够，规划执行的刚性不足等问题。（四）城乡统筹未有机整合

目前，达州市城镇化发展还存在重城轻乡、重工轻农；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贫富差距拉大；人口流动加快，城市功能压力加大；农村金融普惠率低，农民享受金融资源不充分；农村社保体系建设滞后，农民公共保障水平低；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相关政策和体制有待完善以及一些涉及统筹城乡发展的深层次制度仍需改革等问题。新型城镇化重在城乡统筹发展，要把“减少农民、致富农民、幸福农民”作为重点，真正实现让更多农民在城镇安居乐业。只有做好城乡统筹，才能实现大中小城市、城镇之间的协调发展，才能促进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推进。（五）城市发展粗放

随着城镇化人口快速增加，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不能满足发展需要。由于达州财政仍是“吃饭财政”、财政投入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资金相当有限，城镇道路、绿化、污水与垃圾收集处理等基础设施严重老化，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保障欠缺，城市功能不完善。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规划建设管理相对粗放、人口城镇化明显滞后、城市扩张快，城市和城镇之间体系和功能不够完善和明确。此外，城市“城中村”和“棚户区”问题也比较突出，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扩大城市规模，不考虑资源环境承载条件，发展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同时，相对于南外、西外、北外等片区，城市功能过度集中于中心城区，不同程度地存在人口膨胀、交通拥挤和环境恶化等问题。三、达州市新型城镇化建设资金供给来源及金融需求（一）达州市近年来新型城镇化建设资金供给来源

目前，达州市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有以下几个途径。

一是政府财政投入。通过财政拨款直接用于城建基础设施项目。据不完全统计， 2011—2013年，地方财政投入以及中央转移支付用于城市、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316亿元；用于就业、培训等保障17.27亿元；用于住房保障建设60亿元。2008—2013年，全市开工各类保障性安居工程和棚户区改造共计62765套，总面积454.73万平方米，已竣工29213套。

二是银行贷款。一方面，国家开发银行密切围绕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和规划，以城镇棚户区改造为新型城镇化重要内容和切入点，加大对达州新型城镇化建设。2012年，达州市与国家开发银行签订“十二五”开发性金融合作备忘录，合作项目总投资240亿元，范围涵盖重大基础设施、水利、文化、民生、住房保障等领域。另一方面，农发行加大支持力度，内容涵盖粮棉油收储、涉农基础设施建设和特色优势农业产业发展等各个领域。截至2014年7月末，该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余额1.83亿元；农村流通体系建设贷款余额1.26亿元，近三年投放2.23亿元；农村土地整治贷款20.46亿元，近三年投放20.56亿元；水利建设贷款4.46亿元，其中县域城镇建设贷款余额1.91亿元。同时，各商业银行加大城镇化支持力度，截至2014年5月末，达州市银行业金融机构对与城镇化建设相关的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贷款余额35.85亿元；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贷款余额56.51亿元；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贷款余额16.8亿元；卫生和社会工作领域贷款余额3.39亿元；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贷款余额0.67亿元；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领域贷款余额0.51亿元。

三是多种途径融资，包括通过发行中小企业集合票据、企业债券、BT、BOT等方式实现多元化融资等。2012年在全省创新推出“区域集优”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目前成功发行3.71亿元。成功发行银行间市场公司债券10亿元，主要用于廉租住房、主要道路、桥梁等项目。2014年上半年直接融资实现60亿元。（二）达州市新型城镇化金融需求

新型城镇化建设不是简单地增加城市人口比例和扩张城市规模，而是在公共服务、人居环境、产业支撑、生活方式由乡到城全面提升的一个过程，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在金融需求方面，具有多元化、公益性、均衡性及差异性等特点。1．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金融需求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基础设施建设扮演着重要角色。如农田水利、电力电讯、道路交通、医疗教育、科技文化、城市住宅、工业聚集区、商业网点及娱乐设施等。根据《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建设川渝鄂陕结合部区域中心城市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达州市城镇化率为年均提高2个百分点，到2017年将达到46.1%；新增城镇人口58万，中心城区建成面积达100平方公里、人口达100万以上，大竹等3个县城达到中等城市规模，建成20个特色重点镇。“南延西扩东跨、适度向北发展”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的实施，北城片区、老城片区、西城片区、南城片区和经济开发区的推进建设，莲花湖片区、北城滨江、西城马踏洞、南城三里坪、经济开发区长田坝新区建设以及“三横五纵一环五射”城市道路主骨架建设、农村公路网络建设、达州机场迁建和渠江航道改造升级建设等基础设施领域方面需要大量资金介入，全市2013—2017年城镇市政基础设施投资需投资636亿元。2．产业化发展的金融需求

产业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支撑。其金融需求主要表现在企业创业初期和扩张对银行信贷资金的需求、技术改造和产业结构升级对银行信贷资金的需求以及部分优质企业对上市、发行股票与债券等直接融资的需求。《意见》指出，2013—2017年达州市要新增城镇就业岗位56万个，其中新兴产业8万个，建筑业6万个，服务业42万个。重点把新增城镇就业岗位放在首位，通过推进产城一体、圆城共融，增强城镇吸纳就业能力。通过重点发展工业、突出发展建筑业、提升发展服务业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解决农村转移人口就业问题的重要支撑，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离不开大量资金的支持。3．保险与社会保障方面的金融需求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需要构建以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并逐步提高保障水平，最终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依照城市化“成本—收益”模型，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需要支出大量的保险与社会保障成本，其中，每人“个人支付成本”1.45万元、“公共支付成本”1.05万元，平均综合成本达到2.5万元。预计到2017年，达州市约有近58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总体成本约达到145亿元。4．保障性住房建设金融需求

大力推进廉租房建设、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不仅对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且是引导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意见》指出，达州将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并轨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制度，大力实施“农民工住房保障行动”，构建符合市情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切实解决城镇中低收入困难群体及农民工等外来务工人员住房问题，到2017年，达州市保障性住房将达到53416套、267万平方米。此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更离不开金融大力支持。5．民生金融服务需求

随着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居民现代金融意识的提高以及老百姓收入的增长，除存、贷、汇等普通金融服务外，他们对保险、金融投资、理财、咨询与服务的需求也逐步增加。金融机构需要不断探索环境保护、就业创业、居民服务、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领域金融服务方式，不断满足农民工、就业和生活困难群众、失地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劳动密集型小企业等的自主创业、就业及消费的金融服务的需求。很显然，如此巨额的资金需求，仅依靠地方政府财政投入、居民自筹以及转移支付是远远不够的，巨大的资金需求缺口必然要求充分发挥金融在资金保障机制中的作用。四、金融在新型城镇化可持续资金保障机制中存在的问题（一）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顶层制度设计缺失影响金融供给

新型城镇化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发挥好金融在资金保障方面的作用，须做好顶层设计和规划。一是目前尚未出台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各金融机构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缺少政策依据，缺乏开办相关业务的动力和积极性。二是缺乏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效的信贷指导和协调。除国家政策性银行在棚户区改造、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方面有所安排外，其他金融机构目前尚未建立新型城镇化信贷支持制度和方案以及相匹配的专项贷款，更缺乏支持新型城镇化信贷投放的外部激励和风险补偿的长效机制。目前，金融在支持新型城镇建设方面仍处于零星、散乱和自发状况，支持力度非常有限，主要是各金融机构根据本单位信贷政策，在满足自身贷款条件时才予以支持，很难满足新型城镇化资金规模化、多样化的需求。因此，要发挥金融在构建新型城镇化持续资金保障机制中的作用，迫切需要从顶层设计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各项政策和具体措施，为金融机构做制度性安排。（二）金融组织体系不完善制约新型城镇化金融保障

完善的金融组织体系不仅能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调节功能，促进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对新型城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目前，达州市基本形成了以人民银行、银监分局为宏观调控、金融监管部门，银行、保险为主体，证券、融资担保机构、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为补充的金融组织体系。但从当前实际来看，与新型城镇化相适应、相匹配的金融组织体系还不健全，尤其是县域和小城镇金融服务网点不足，金融机构在城乡之间布局失衡，绝大多数金融机构网点设置、人员、信贷资源配置等都存在过度向中心城区集中，金融服务和管理半径长、风险大、成本高，不利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可持续资金保障，对小集镇建设和重点集镇、中心集镇城镇化发展支撑相对不足。据统计，截至2013年12月末，全市共有银行网点690个，其中市区共有177个，占25.65%；县域网点173个，占25.07%；乡镇网点340个，占49.28%。截至2014年7月末，达州市县域金融机构存贷比只有38.02%，低于全市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弱化了金融对达州市新型城镇化的推动作用。（三）新型城镇化多种配套机制不健全影响金融供给

一是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土地制度、产权制度、投资环境、公共基础设施服务建设等改革尚未到位。如所有权、股权、债权、产权、开采权、碳排放、担保物权等要素市场未建立等。二是对于城镇化建设中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市委市政府尚未建立统一的融资偿债机制。三是针对可市场化的准经营性、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在如何引进民营资本、财税激励机制、项目安排等方面还未出台可操作性的措施和办法。四是达州市担保体系不完善，担保方式单一，尤其是新型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因缺乏合格承贷主体，即使以政府融资平台方式进行融资，由于缺少足够财力担保，也存在较大风险。（四）单一的金融支撑体系难以满足新型城镇化多元化资金需求

当前，达州市新型城镇化融资主要以银行信贷资金等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比重较低，而通过BOT、BBO、资产证券化、市政债券、集合票据和区域集优票据融资等融资模式应用较少，缺乏多样化、多层次的融资渠道，难以满足新型城镇化对金融产品的多样化需求。虽财政部核定四川省2014年可发行地方债券200亿元，位居全国第一位，可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重点公路、地方铁路、水利工程和产业转移等项目，但能用于达州的规模很少，使得城镇化建设的融资规模受到一定限制。此外，目前达州民间资本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渠道和方式不多，民间投资的力量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没有得到有效发挥。（五）产业结构问题影响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

近年来，达州市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迅速，增长速度高于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计算机、通信和其他设备制造业企业相继落户各工业园区，且竣工投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目前达州市现有产业布局主要集中在煤炭、冶金、建材、食品饮料、化工、水电气生产供应等行业，总体上看这些产业技术装备落后，研发投入低，科技人才严重不足，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少，产品链相对短，产能过剩，结构转型升级压力大，近几年来都不属于国家信贷政策支持重点，或属于谨慎限制支持范围，新的绿色环保、能支撑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优势产业尚未形成，影响银行贷款投放，进而影响新型城镇化发展。（六）金融工具创新不足阻碍金融供给

在地方政府财力相对薄弱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无疑成为新型城镇化资金保障的主力。但是，由于受制于资本充足率、存贷比等监管标准的提高，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和房地产贷款等信贷风险累积的压力，银行业金融机构对支持新型城镇化项目采取了较为谨慎的策略，在金融工具方面缺乏创新和动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存在金融工具同质化问题突出、产品开发针对性不强、金融服务能力薄弱等问题，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信贷需求难以获得有效满足。二是各金融机构信贷产品和服务模式也未能适应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金融需求结构的演变，针对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农产品开发、水利设施、新型产业、农村人口转移等方面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还不能满足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需要。三是各县域金融机构贷款审批权限具有一定局限性，影响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的便利性和灵活性。五、加快推动新型城镇化资金保障机制建设（一）构建普惠性的金融服务机制

在机构设置上，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持续推动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改革，研究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住房公积金中心改建为住房银行，继续推动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加快发展，支持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向村镇银行发展，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在服务方式上，鼓励金融机构既要稳妥发展物理网点，增加自助设备配备，更多的要充分运用信息化、网络化发展成果，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充分借用外力，统筹城乡金融发展，使一切有信用、有能力的机构和人员都能享受到便利的金融服务。在服务方向上，要引导金融机构明确自身定位，明确服务对象，选准服务方式，找准支持方向。在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上，鼓励银行、证券、保险机构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要求和本地新型城镇化的资金需求，不断创新适合区域经济发展实际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满足符合新型城镇化要求的各类资金需求。在审批手续上，各金融机构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赋予县级支行一定的贷款审批权限，增加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的便利性和灵活性。在融资渠道上，建立相应政策，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努力减少融资链条和手续，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切实降低融资成本。（二）构建系统化的政策协同机制

金融支持新型城傎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人口、土地、投融资、住房、生态环境，特别是金融、财政、税收和扶贫等方面政策和改革举措协同配合、形成合力、落到实处，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在顶层设计上，加强部门间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协调配合，建议出台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探索新型城镇化建设金融保障机制新模式，明确新型城镇化资金保障的责任主体，合理规范利益分配格局，明确在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财政、金融、税收、扶贫等政策的功能作用及协作方式，构建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在金融政策上，要利率市场化改革与贴息政策并举，在合理的利率水平下对新型城镇化实施贴息政策，促使金融机构实施差异化、特色化竞争，助推新型城镇化。在财政和扶贫政策上，充分发挥财政、扶贫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引导作用。出台与新型城镇化项目融资相配套的风险补偿、贴息、奖励等政策，通过财政和扶贫资金撬动信贷资金，引导金融机构将更多资源投向新型城镇化建设。在税收政策上，建议对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实行差别税率政策。（三）构建多元化的资金筹集机制

对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应积极探索城镇建设投融资平台、发行城投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垫付贷款等形式，加大配套信贷资金投入，主要由达州市政府或由市政府控制的公司提供。对“准公共产品”的基础设施，应更多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可探索发行市政债券，BOT（建设—经营—转让）、BOO（购买—建设—经营）、BBO（建设—拥有—经营），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资产证券化、特许经营制度等吸引社会资金包括民间资本在内参与建设。对棚户区改造及新型农村社区项目，可通过土地储备贷款、土地置换出让收益质押贷款、搭桥贷款等方式满足项目建设需求。对符合一定条件的中小企业，推动其在银行间市场发行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和区域集优票据融资。对私人产品，应逐步对市场放开，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形成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经营，政府监督管理的局面。同时，应全面争取国家、四川省城市新区建设、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百镇建设试点行动等专项资金。（四）构建差别化的金融监管机制

实行差异化的监管政策和指标，发挥正向激励引导作用。在宏观调控层面，建议人民银行建立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效果评价机制，探索将金融机构支持新型城镇化情况纳入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对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力度较大的金融机构在再贷款、再贴现、存款准备金、合意贷款规模、SLF（常备借贷便利）、SLO（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支农支小等政策方面给予倾斜。在银行监管层面，对新型城镇化基础建设项目贷款，在贷款资产质量认定和不良贷款核销等方面实行区别于商业性开发贷款的监管政策，同时加大对贷款风险的监测评估。在保险监管层面，对保险机构为支持新型城镇化开发的保险产品，给予更大的容忍度。在证券监管层面，降低新型城镇化相关产业和企业发券、发债的门槛，探索建立风险分担和缓释机制。（五）构建持续性的金融生态优化机制

按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要求，围绕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等四大重点领域，加快区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创新方式和方法，以实用、有效为原则，继续推动个人征信系统、企业征信系统、中小微信用体系和农村信用体系，不断优化辖区金融生态环境。完善信用担保体系，尽快形成以政策性担保机构为引导、商业性和互助性担保机构为主体、担保机构配套协作，有较强融资担保能力的涉农贷款信用担保体系。探索建立股权、债权、产权、开采权、碳排放、担保物权等要素市场。建议相关部门在农村住房和土地的确权、评估、登记、流转等制度上加快改革进度，积极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质押贷款、应收质押贷款业务等，为农房、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抵押贷款创造条件。加快简政放权，放开民间资本进入公用基础设施投资通道，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高速公路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城市水务、城市供气等诸多领域，积极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六）构建网络化的沟通交流机制

充分运用互联网发展成果，建立网络化、信息化、实时性的交流沟通平台。整合金融、工商、税务和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有关信息网络，建立经济（金融）信息网，发布政策信息，通报新型城镇化融资项目，沟通资金需求与供给，推动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企业和社会各层面开展实时沟通。作为中央银行，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要积极发挥牵头作用，加强引导与协调，引导金融机构向新型城镇化建设投入更多的资金。六、达州金融业支持新型城镇化的切入点与方向

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融资工具培育和发展还需要一个过程，新型城镇化资金持续供给在短期内仍需继续发挥银行信贷作用。在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找准支持切入点，保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相关信贷规模适度增长及其在社会融资总量占比中的基本稳定。鼓励各金融机构在年度信贷计划中加强新增贷款、存量贷款等信贷资源的统筹调配，加大对新型城镇建设的信贷投入。（一）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力度，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

加强与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合作，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导向作用，根据达州市新型城镇化建设整体规划布局，围绕“建成川渝鄂陕结合部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定位，加大对4大新区、4个城市综合体、卫星城建设，以及“三横五纵一环五射”城市道路的金融支持力度。继续加大对城镇道路改造、供水供气、物流通信网络等基本建设的金融支持，不断提升旧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承载能力。（二）各涉农金融机构加大对农业现代化的金融支持，打好新型城镇化发展基础

优化支农信贷资金配置，推动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科技农业发展。加大对农业龙头骨干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的信贷支持。探索开办农村建设用地、农村宅基地、农村住房抵押贷款和农业大型机具设备金融租赁业务，努力满足农业规模化经营的资金需求。加强与保险机构的合作，协调保险机构适应新型城镇化建设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发保险产品，为农业发展提供风险保障。（三）加大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增强新型城镇化发展后劲

根据达州市实施“842”工程、工业园区“121”工程、企业“百十一”“三大总体战略工程”，加大对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城镇特色产业、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同时，加大对现代物流、金融保险、通信信息、科技咨询、研发设计和服务外包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商贸、餐饮、文化、旅游、物业、家政、养老、健康等生活性服务业的支持力度。（四）加大对人口转移的金融支持，切实做好民生金融服务工作

一方面，支持新增城镇人口的住房需求。另一方面，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充分发挥小额担保贷款推进创业促进就业的作用，创新信贷品种，灵活运用小额担保贷款、创业贷款等，做好对创业农民工、失地农民、进城务工人员的金融服务。加大对生源地助学贷款、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教育、娱乐文化等方面的信贷投入，促进农村人员向城镇转移。七、结束语

在地方税收体系、转移支付制度、地方债券发行管理制度不健全、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情况下，新型城镇化资金持续供给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需充分发挥金融的作用，应尽快加强顶层设计和配套制度、机制建设，坚持改革，坚持开放，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通过科学的制度和有效的机制，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资金需求与供给的相对平衡，从而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有序开展。

川陕（达州）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思考

摘要：川陕（达州）革命老区是四川省革命时期幅员最广、参军人数最多的革命根据地，而现今却是省内贫困人口最多的发展滞后区，因此，该地区在发展上还需要从国家到地方的多方面支持。笔者从动力机制角度针对建成川渝鄂陕结合部区域中心城市和川东北经济区核心增长极两大目标，进行了实施机制等方面的思考，并提出了动力机制“一办一室一资金六重点”的建设目标。

关键词：川陕（达州）革命老区 振兴 发展 机制

位于秦巴山地的达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自汉唐以来，一直是成都重要的经济关隘。达州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高瞻远瞩、科学发展，奋力拼搏、追赶跨越，举川东北发展重要增长极的大旗，在建“百万人口”城市和跻身“千亿俱乐部”进程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业绩。然而，作为革命老区的达州，在建设与全国全省同步小康的新历史时期，更需要一种持续的发展“动力机制”。一、新时期发展的达州“动力机制”哪里来“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随着改革开放一轮又一轮的发展演进，我国经济由单一产业推进到生产力要素、投资推进，再由投资推进发展到区域功能配套式推进，国家也形成了临江型、沿海型和区域型城市群，而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也跟进到区域性发展规划和规划的“落地生根”。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一国一地发展最终总是以公共服务、能源配套、金融开发、文化繁荣来吸引、助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大发展。图1 中国老区分布示意区图2 国家性振兴规划图（图中区域，“○”表示已纳入国家性振兴规划，“□”表示尚未纳入该发展计划）

当前，达州正处在利用生产力要素发展向区域功能配套发展的转型升级发展阶段，如何破题区域功能配套，市委早就做出了决策部署，以建设“川渝鄂陕结合部区域中心城市和川东北经济区核心增长极”为统领，全面深化6个重点领域和22个关键环节的改革。这一决策部署实质上显示了市委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逻辑：推进新型城镇化，以户籍改革为支撑，配以“多（六）权同确”；推进农业现代化，配以加快农业新型经营体系建设，配以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试点；推进工业化，强调产业转型升级，配以“硕博进达州”，引智引才；推进信息化，大力建设“达州网店”，实现网络门店破亿销售额。这是一种自我奋斗的发展机制，是地方发展的“一轮”。那么达州加快发展的“另一轮”在哪里？在争取国家政策支持，实现“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从图2看，由燕山—太行山到左右江，几乎全国的革命老区都有了“量身定做”的振兴规划。从全国革命老区分布图看，川陕革命老区如“芊芊细叶”，但在达州人民看来，就是“一片天”。宏观规划与微观实际的矛盾，需要机制的弥补，而这种机制就是政策的“动力机制”。“国家政策性规划”从哪里来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主观的认识问题。不仅是我市的认识，也是川陕革命老区的所有地方政府的认识。争取宏观规划，必须积聚认识的合力。川陕革命老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17个革命根据地之一，“按当年苏区鼎盛时期看，位于川陕交界的秦巴山区的川陕革命老区，包括四川、陕西、重庆相邻的38个县（市、区），面积9.6万平方公里，人口2418.9万人，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根据地”。目前，区域内各地市都强调自己对苏区的贡献，在争取国家支持上人为地分散国家政策的着力重点，各自为政、竞相内耗。比如广元称自己为川陕革命根据地后期中心、核心腹地和长征出发地；巴中称自己为川陕革命老区的核心区域；雅安称自己为“北上通道”；等等。“窝里斗”使得10年前就提出的振兴规划，现在仍然在纸上。“川人出川是条龙，川人在川是个虫”，实际就是说的这种劣势思维方式。五指张开不如一拳有力，合力意识也是区域发展的“联盟”意识，有了合力才能突出川陕发展的重点，才能形成振兴规划的亮点，也才能引来“政策眼球”的关注。“国家政策性规划”从哪里来的问题——实质上不仅是达州的问题。川陕革命老区38个县（市、区）不是一省一市所辖，协调难度相当大。造成难度大的根本原因还是一些地方“唯GDP”思想在作怪，一心想在规划文字上当“重点”，结果“十年也磨不成一剑”。另一个原因就是在申报规划时眼光总盯在自己身上，少了区域发展意识和后发地区的发展“联盟”意识。从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上，总伴随着“战略转移”，实质上各个根据地是一个有机整体。1927年到1937年间，中央苏维埃在哪，哪里就是中央苏区；相应的，革命的旗帜在哪，哪里就是革命根据地；这是以空间换时间、保存实力争取革命胜利的战略决定的。这可以从土地革命时期17个根据地名称中得到证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湘赣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闽东、闽南、闽中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通海如泰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和滇黔桂边游击区，西北革命根据地，海陆丰和东江革命根据地，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根据地，琼崖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都是红四方面军在当时的党中央领导下建立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区域大别山，早在2013年1月，就获得了国务院正式批复的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共同编制的《大别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国家发改委已正式启动《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以下简称《振兴规划》）的编制工作。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大巴山，在《秦巴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实施上，达州被整体纳入的县（市、区）只有宣汉、万源。不过，这不是针对革命老区的特色扶贫规划，这个“政策篮子”只是绿色篮子，不是金色篮子，特别是对于快速发展的达州，政策的容量和精准度供给远远不够。放眼整个川陕革命老区，也概莫如此。正是由于川陕革命老区各区域内部缺乏联盟意识，因此区域内各地规划“各有特色”而难以进入“国家发展蓝图”的总体规划。“国家政策性规划”从哪里来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解读方式的问题。以大别山振兴规划为例，“作为2011年年底中央扶贫工作会议确定的11个连片特困区之一，大别山片区在2012年年底已获得国务院批复的《扶贫规划》，并且该规划的一些项目已经在运作中。对于是否重复规划，安徽省发改委表示，两次规划的范围、主题和牵头单位均不一样。扶贫规划仅涉及大别山片区三省的36个县，而此次振兴规划扩大至52个；扶贫规划是由国家扶贫办牵头，侧重扶贫开发，而振兴规划由国家发改委牵头，侧重产业发展和老区振兴”。

以陕甘宁振兴规划为例，据中国网《国家发改委详解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规划》国家发展改革委西部开发司解读说，因为“老区人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老区也是我国能源和矿产等资源富集的一块宝地”, “这些地区依然存在着诸多的特殊问题，比如说交通不便、水资源匮乏、产业发展不具备规模等情况，依然阻碍着老区的快速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亟须我们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推动老区的发展，增强自我造血功能”。在陕甘宁革命老区哪些区域需要纳入《振兴规划》，即“如何来选定的？基于怎样的标准？”这一问题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西部开发司回答为“规划范围的选定是以原西北革命根据地为核心，立足于老区各市相连的地缘关系、相似的资源禀赋和共同的革命历史地位，在综合考虑区域经济社会联系和协调发展要求的基础上确定的”。《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规划》应该说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革命老区量身定做的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的规划。这些解读从另一个方面看，作为川陕革命老区要把振兴规划合上国家政策的“盘龙石”，必须确认区域核心、明确地缘关系区域、归类相似资源禀赋，拿出符合“综合考虑区域经济社会联系和协调发展要求”的规划。再就是，要与“正确的上级部门”接好头，如前面所说“扶贫规划是由国家扶贫办牵头，侧重扶贫开发；而振兴规划由国家发改委牵头，侧重产业发展和老区振兴”；要形成“联盟”机制，多地一体化进行基础工作，并争得国家相关部委同意牵头。“国家政策性规划”从哪里来的问题——达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孤掌难鸣，独雁难远。一是加强市域振兴规划的人力资源整合。成立市域振兴规划专项办公室，集合研究、编制、联络功能于一体，定时集中有志于此的达州籍甚至热爱达州的人士，进行“个案问诊”，解决振兴规划的编、申等文字性、技术性、联络性问题，以此在川陕革命老区中率先转换思路，率先联谊川陕革命老区的红四方面军在转移前建设的老区——“鄂豫皖革命老区”。联络途径有两条，一是以省市科社院联络，一个是以省市老促会联络，然后由党委政府层面进行接洽磋商，最终形成“申报方案的笼子”，与其他地方一起进行上级指导性“申报打包”。二是进一步加强国策、省策的研判，特别是发改系统，要形成市、县（市、区）一体化研判信息共享反馈机制，集中一批引进达州的硕博，广泛进行学术论证，形成“学术研发潮”，充分分析与中央、省相谐振的可申报的本地优势，找出一个“中央必然支持振兴规划”的“关键点”。比如能源开发利用上，论证如果国家政策支持，那么能源的有效供给效益上升多少个百分点；生态保障方面，论证如果作为国家南北分界的生态植被，在川陕（达州）革命老区以“农业主产—工业粗放—工业发展多样试水—工业新型化—工业淘汰落后产能+生态治理+灾害频发”这种发展路子下，国家和地方损耗的经济总量，与在有国家政策支持下，国家投入财力相比较，哪个耗资少而有利于国家战略总体实施；也可在国家安全机要方面，进行重要性附加论证说明。总体上按照“地上无理找空中，空中无理找地下，地下找完还有找历史”的“找”字，论证出“必须支持和支持重点”。三是做好“慧眼识金”的功夫。大幅度优惠青年智慧型创业的产业或企业，打造“金水湾”（金点子、金融业、高新研发）式的科技研发型创业院，为“愁房、愁车、愁税、愁团伙”的青年创业者，提供创业试错平台，可以打造全国型“创业试错”基地，申请设立革命老区创业专项资金，集中社会闲散资金，让“人才在达州策动达州的发展新动力”，把地方政策的指挥棒变为经济社会在“人才引领、市场主导”下的服务器。诸如此类，重点引导，抓住“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机遇，赢得地方发展创新驱动的朝气蓬勃，成为国家支持的“绿肺式”基础研发地，最终成为高收入的科技型人才“高智商创新+高富氧生活”的“梦想之地”。二、新时期达州发展的“动力机制”如何建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的发展有逻辑也有方式，理解事物发展逻辑就有了思路；看清事物与事物的相互作用即发展方式就掌握了运用逻辑的能力。新时期达州发展的“动力机制”如何建，首先要实现“两个解放”：解放领导和解放思想。

前者重在分清抓宏观和抓微观的职能责任，政令畅通不仅是文件式“文辞套用”，而且是理解领悟文件的字里行间透出的思维和逻辑，否则不但不能“举一反三”，反而会陷入工作上举步维艰的困境，最终让抓宏观的领导不得不再开会、再指导，甚至指导到“建档立册”。“解放领导”应建立一种各级各部门主动作为的机制。可以设立“全市重点工作领导挂标办”，以市委重点工作或在经过市委督查多次后仍无起色的重点工作进行市委领导牵头，全市“组建+自荐”干部办（组织人事部门）在市委统筹下进行专项工作推进小组组建，在人员的安排上亦可以纳入社会人士，广泛征集“金点子”，按总体改革部署时限为准，以工作有效推进为准。事完则散，参与人员记功在案。

后者重在解放机关部门落后的行政权力思维，从以前的“管事”就是用权，转变为“解决群众所盼”就是用权，用权就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是新时期党员干部应该树立的根本认识。不然没有庖丁解牛的本领，反而累坏需要牛肉的乡亲。当前，需要一种行政事务内循环清理，审理事务性过滥发文，把事务性办公的党员干部解放出来，背负“党的嘱托”了解群众所需，完善自己为群众办事的“小事创新”，从而改变脱离群众、不知所为或“善小而不为”的机关病，积小成大、由少而多，把党员干部的创造性用在为民办事的实际中。比如十人以下、二十人以下、五十人以下、上百人的单位，需要守岗的人、轮岗的人与上一年所需报表量、报文数进行综合统计分析，定出专业性、服务性、过滥性等几个类别，精文简会，立档核事，把政务的内循环与为群众办事的外循环有机结合，让工作预决算制度发挥更有力的规范力，打造有特色的达州政务，进一步激发党员干部的干事创业活力。

市域内形成干事创业活力，就会更有力地吸引周边地区的各种交流，这对自然形成川陕革命老区振兴规划的主导力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新时期达州发展的“动力机制”如何建的问题——是达州的微观、中观、宏观问题。建设“川渝鄂陕结合部区域中心城市和川东北经济区核心增长极”，涉及多个层面，而木桶原理表明决定装水多少的不是长板而是短板。达州贫困人口虽然从2010年年底121.6127万下降到2014年年底63.657万人（数据来自市扶贫移民局），尤其是按照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宣汉县、万源市应在2019年前退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这在世界宏观经济形势不十分景气，生产性服务业承受持久下行压力的形势下，三产活力减缓，一产转型滞后、二产增量减少的达州，更需要国家的革命老区振兴规划出台。

宏观上如此，中观上需要落实的中央、省委有关全面深化改革方针政策，也不能丝毫“量化宽松”。2014年以来，中央、省委下发有关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共计25个，特别是省委《重要改革举措实施规划（2014—2020）》文件，对相关改革工作进行了完成时限规定，急需倒排工期，加快推进。当前周边各地正加紧本地的川陕革命老区振兴规划申报，如果把国家天然气创新利用示范区、国家内陆开放合作示范城市列为达州的创建目标，把西安—安康—达州—重庆等通达快速铁路列为国家重点扶持项目，将在“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长江经济带上占据有利点位。图3 四川“三大新兴增长极”图4 四川城市综合竞争力示意图

实际上，从达州的地理区位来看，达州上可接关—天经济开发区，下可承成—渝经济开发区，争取“双核”带动，前者可融入“一带一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后者争取成为北来南往的商贸陆路接转长江经济带这个商贸水路的重要节点。在四川的“四大城市群”（成都、川南、川东北、攀西）和“五大经济区”（成都、川南、川东北、攀西、川西北）中，达州的地域优势就在于南联北通，这也是“两道”自古形成的重要地缘优势 [荔枝道达州段：荔枝古道共经过10多个县市，自涪陵（妃子园）—垫江—梁平—大竹—达县—宣汉（大成乡瓦窑坝折入三桥、隘口、马渡）—平昌县（岩口乡、马鞍乡）—万源市（鹰背乡、庙垭乡名扬村、秦河乡三官场村、玉带乡、魏家乡）—通江县（龙凤乡、洪口乡、澌波乡）—万源市（竹峪乡、虹桥乡）—镇巴县—西乡县子午镇，最后到达西安。米仓道达州段：北起陕西汉中，东线至壁州至绥定（达州）抵涪州（重庆），南线至保宁（阆中）至成都，西线接利州（广元）汇入剑门古道]。2014年度，川东革命老区进入全省千亿俱乐部的市只有达州和南充，而达州通过“达万”高速或高铁能很快进入长江水道，便捷的交通为达州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保障。若以城市竞争力来看，达州比南充更具有发展潜力，这可以从四川省委党校的相关研究中得到证明。四川省委党校研究发现，在省内城市中，只有成都的城市综合竞争力得分大于0，而成都平原城市群综合竞争力的平均得分为0.016915，川南城市群的平均得分为-0.344982，川东北城市群的平均得分为-0.136728。对于如何建设城市群，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认为，一个地区是否形成了城市群，需具备3个条件：第一，一定要有大都市；第二，要有一定的城市数量；第三，城市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功能能够互补。目前，川东北城市群仍处于自我做强的培育阶段，而成渝两地撑起的“双核动力”从全国范围来看也仅是区域内强势，综合发展实力还没有发展到“外溢”式辐射的程度，因此，无论是川南还是川东北的城市群，都要自觉完善城市群内功能配套，避免“无序内耗”让发展的“能量”散失。川东北革命老区要实现这一发展目标，一是要突破盆地界域，抓好“顺水（长江）”“联带（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政策瞭望，二是要利用好经济专家的财经分析平台，以城市群或革命老区相关联地的身份，进行国家政策帮扶的重要性分析。表1 2014年四川省部分地级市 GDP一览表表2 2014年四川省部分地级市（自治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事物发展的矛盾总是相互转化的。在获得国家特殊支持，形成经济优势后，就进入了需要市场、物流配套等产销链接发展阶段，在这一方面，达州同样有机会赢得发展的“双赢”。当前，达州紧扣“近期，两个供能（胃需求、能源需求）；远期，一个供地”的发展战略，一是做优商贸流通、培育能源、碳汇、信息等电子端口市场，把地方能源优势转化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初供分利优势；二是做优特色农产品，撬动发达地区“忙人”的中高端“胃需求”；三是大胆设想，在太空技术发达的将来，四川盆地可作为国家战略性立体空间安全区，在有了严密的空天保护系统下，盆地更是一幅“天府好景象”。

新时期达州发展的“动力机制”如何建的问题——实际上是达州加快“吸引眼球”的问题。宏观上传导的发展压力，在中观的系统性应对后，还需要微观上的“坐根”，也就是当前具体运筹的重要方面。

首先梳理一下近年来川陕革命老区振兴规划的推进情况。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编制实施川陕、左右江等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四川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对此高度重视。2012年8月，省委、省政府联合陕西省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制定和实施〈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和支持政策的请示》。2013年9月，全国政协经济委带领国家相关部委来巴中进行专题调研，并向全国政协报送了《加快制订原川陕苏区振兴发展的扶持政策》的信息专报，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俞正声、张高丽等国家领导人作了批示。省政协副主席晏永和指示我市加大力度争取在川陕革命老区规划中规划建设巴中同步小康试验区。

其次梳理一下川陕革命老区红军战斗历程。1932年12月前，川东游击军创立川东根据地；1932年12月后，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战略转移入川，进行宣达、营渠战役和万源保卫战，建立川陕苏区，成立了由万源、宣汉、达县、开江工农子弟组成的红三十三军，达州人民10余万人参加地方游击队，70万人支前，供粮3000余万斤、衣被50余万套。作战一般分为前哨、主阵地、后援阵地和指挥中心，当时达州为前哨、广元和巴中为后援阵地和指挥中心，若论战争破坏程度，毫无疑问仍要以达州居首。

从上面两点来看，当前以巴中为核心的振兴规划，是以红军重要人物的活动区域为准制定的。现在构建的农业新型经营体系是解放农业生产的土地要素，保障农民的财产性所得，这自然会吸引民工返乡。农民工返乡后，劳动力富集地将会是企业进驻地。企业带来产业，产业带来创业，创业提升市场活力。“吸引眼球”从推进全市“三农”改革“6+10”的加快落实和加快建设区域金融中心、铺开区域中心城市架构做起，形成贸一工一农+金融体制改革的川东北率先发展格局，融通能源开发、融通商贸物流、融通一二三产，注意加强新兴产业在政府投入外的创新链的培育，进而从总体上展现内陆开放型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经济产业发展力。内陆开放型城市建设的核心就是讯息的网络环境建设，达州处于承北联南的地理位置，可申请国家速网示范建设，展示南来北往的流通货品讯息、挂牌资本的物流动量信息等，强化物流讯息收集大数据中枢建设，形成“资本生活人”的“仓客沙龙”“创客沙龙”，这也是一个发展方向。“吸引眼球”仍可从新型统计入手。国内外对地方发展的综合统计，不仅是产业、GDP、商贸的统计，更是智慧型、宜居型、绿色产业指数、生活舒适城市等类型统计。达州可以以“出奇制胜”的方式进行重点建设，以达州特色数据取胜，把川豫鄂陕结合部区域中心城市作为建设目标，这样自然就会形成达州特色的发展，形成城市名片，提升中心城市建设目标的美誉度。这样一来，达州通过宣传包装、数据包装、城市发展型包装，至少比广元、巴中和陕西的安康更具有获得“国家动力”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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