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平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新华社记者笔下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岁月试读：
为了周总理的嘱托……
——记全国植棉模范吴吉昌穆青、陆拂为、廖由滨一九六六年一月。寒风呼啸，中南海的湖面上冻结着厚冰。周恩来总理刚从全国第五次棉花生产会议上作完报告，又立即请几十位植棉劳模来国务院会议室座谈。
当头裹白毛巾，身穿黑棉袄的农民科学家吴吉昌进门时，总理指指自己右侧的座位说：“老吴同志，坐这里来。”
总理对大家说：“毛主席又给咱们任务了。主席指示：要粮棉并举，学会两条腿走路；要继续研究解决棉花脱蕾落桃问题。主席把任务交给我，我依靠大家。”
总理和大家亲切地谈了一个多小时。临走时，他握住吴吉昌的手，炯炯有神的目光凝视着吴吉昌说：“我把解决落桃的任务交给你了，你把它担起来!”吴吉昌迟疑地说：“中，可我是个大老粗，一没文化，二来岁数也大了……。”总理打断他的话问：“你多大了？”吴吉昌答：“五十七。”总理说：“你五十七，我六十七，毛主席比我们都大得多。我跟你说，再过二十年，我八十七，你七十七，咱们一起用二十年时间，把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完成，行不行？”热血涌上了吴吉昌的脸，他紧紧握着总理的手，响亮地回答：“行!”
这就是吴吉昌不平凡的战斗历程的起点。
从此以后，吴吉昌把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的嘱咐，看做党的重托。他准备为此付出自己全部的心血。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为了完成这个庄严的使命，为了种出不落桃的棉花，他竟然遭遇那么残酷的迫害，经历那么严重的斗争。
十几年来，他走过了一条光荣而又布满着荆棘的道路。（一）
吴吉昌的家在山西闻喜县东镇公社涑阳大队。这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在科学上具有一种顽强的探索精神。人们说，没人去的地方，吴吉昌也要闯三回。他在植棉技术上先后摸索创造出“冷床育苗”、“芽苗移栽”等九项科研成果，《人民日报》曾发表过社论，推广他的经验。由于他对祖国的贡献，毛主席和周总理曾多次接见过他。
这次他回到家乡，立即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和周总理交给的任务，并组织群众进行了直播、移栽、套种等各种对比试验。吴吉昌日夜在棉田里观察研究，连吃饭都端着碗蹲在地头。人们说“棉花迷”变成“棉花疯”了。
不久，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吴吉昌十分兴奋，他决心在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但是，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群众运动一样，文化大革命也经历了它的曲折和反复，出现过动荡和混乱。林彪和“四人帮”一伙颠倒敌我，混淆黑白，抛出“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口号，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在这股阴风的煽动下，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把吴吉昌当做斗争对象。他们攻击他研究棉花是推行刘少奇的“技术第一”的修正主义路线，是“黑劳模”。他们抄了吴吉昌的家，找出他培育的一包包棉花良种，诬蔑说：“看哪，这就是黑劳模偷藏棉子榨油吃的证据。”
吴吉昌受到了近百次的批斗。在恐吓和辱骂声中，他始终不屈地回答：“我研究棉花，一不图名，二不图利，我是在完成周总理给我的任务!”
那些人见吴吉昌不低头，就撤销了他大队长的职务，进而捏造罪证，诬陷他是反革命。他们对吴吉昌进行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用棍打，用火烧，好几次打得他血流满面，昏迷不醒。他的腿给打伤了，左臂一连五次被拧得脱了臼，终于成了残废。
当时，吴吉昌想，什么痛苦他都可以忍受，只要能让他搞棉花就行了。哪里知道，那些人偏偏剥夺了他研究棉花的权利，禁止他下地，强令他每天打扫全村的街道。
从此，树影斑驳的村道上，人们每天都看见吴吉昌弯着残废的手，拖着打伤的腿，艰难地跪在地上打扫。人们记得，这街道两旁的白杨树，还是几年前吴吉昌领回来的奖品。那时，县里要奖给他一辆自行车，吴吉昌拒绝了。他说：“成绩是大家的!”他要求改奖一千棵白杨树苗让全村栽种。如今，这些白杨已经有碗口粗了。可是，为全村赢得这些荣誉树的人，却受到这样的折磨。白杨在迎风呼号，那是为老汉在呜咽，还是为这不平在愤怒!？
看到这情景，许多贫下中农心里多难过啊!为了减轻老汉身心的痛苦，大家不约而同地出来，默默地帮助他打扫。
长期的折磨，使吴吉昌患了重病。从外表看来，他脸孔蜡黄，两腿肿胀，身似朽木，但在内心深处，一种严肃的使命感，仍然像烈火一样，熊熊不熄。周总理那“我把任务交给你了”的声音，不断在他耳边回旋……
有一天，他扫地发现几颗丢落的棉子，高兴得连忙揣在怀里。他想，不让明搞，我就暗搞；不让在大田里搞，我就在自家院里搞。他回到家里，用一个瓦盆装了土，把棉子埋进去，放在炕头上。不久，棉子萌芽了，越长越高，他怕被监视的人发觉，就把棉苗移栽到院里洋姜之间的隐蔽处。一听到有人敲门，就连忙用鸡罩罩住……当时，他真是想不通啊，为什么在光天化日之下，有些人可以目无法纪，任意把人民的生命财产当儿戏!而他，想为祖国作出点贡献，却不得不偷着去干!
夜深人静，他独自在院里蹒跚徘徊，看着那些缺少阳光而不能结桃的棉苗，一遍又一遍地自语着：“总理啊，你知道不知道，他们不让我完成您给的任务!”
吴吉昌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了，最后竟卧床不起。那些人既不许吴吉昌外出就诊，又不准医生登门，还向他勒索所谓“专政费”，监视他的人的工分和饭费，都要吴吉昌负担。他老伴汤素莲不得不把衣物都变卖了。
吴吉昌无医无药，生命垂危，看来是没有指望了。老伴悄悄地为他安排后事。她用灰水染了一块布，裁制老衣，一边裁一边伤心地想着：老伴生平爱的是棉花，总不能让他穿着破衣烂衫死去。买不起棺材，农村又无法火葬，家里还有一对大瓮，合在一起，让老伴蜷缩着躺在里面罢。
一天下午，吴吉昌叫喊起来，豆粒大的汗珠不停地从脸上直往下落，终于痛得昏迷过去……汤素莲慌了，怎么办哪？总得找人合计合计。但那时左邻右舍都被迫跟她家“划清界限”，她怎么肯去连累别人呢？她跑到本村吴吉昌妹妹家里去了。妹妹是亲骨肉，来了。有个老贫农叫李茂德，是五保户，他说：“我无儿无女，我不怕!”也来了。大家赶到炕头，一看这阵势，都说不中了。于是，汤素莲和他妹妹慌手慌脚地给吴吉昌剃了头，穿上了老衣……
就在这个时候，吴吉昌睁开了眼睛。亲人们流着眼泪围在他的身边，要他交代后事。他摇摇头，很久很久，才断断续续地说：“我不怕死，可我不能死……我还没有完成总理给我的任务……”
吴吉昌病危时的话，传出以后，揪疼了全村贫下中农的心，大家千方百计想挽救他的生命。社员李桂英听说有一种偏方，能治他这种病，偏方需要小鱼配制，她就让自己的爱人带着孩子，到涑水河边去破冰捞鱼。这件事悄悄地一传二，二传三，人们纷纷到河里捞鱼去了。从此以后，吴吉昌家的人经常发现秸秆编的院墙脚下，有人在夜里偷偷地把一碗碗用小鱼配制的药塞了进来……
事情传到了外村，仁和大队有位老医生叫白秀珍，悄悄把汤素莲请去，递给她一副针管和四十支针药，抱歉地说，我没法亲自给吴劳模治病，你自己学着注射吧。一个农村老婆婆学打针，不用说有多艰难，一连扎了七针，药水都进不了肌肉，顺着大腿往下流。但是为革命必须活下去的决心，鼓舞着这对患难夫妻。
吴吉昌说：“我不能死，我要活着跟大鬼小鬼斗，坚决完成总理交给的任务!”病，居然奇迹般地好起来了。（二）
一九七○年春天。一场冰雹，把棉苗打成光杆。可是，棉苗不管枝断叶残，仍然顽强地继续抽芽。就在这时候，吴吉昌拄着拐棍在村头出现了。人们三三两两兴奋地传告着：老汉又站起来了!
那些要打倒他的人，怕他东山再起，继续蛮横地禁止他侍弄棉花，勒令他每天必须带着干粮早出晚归去村外割草。就这样，老汉拄着拐棍，背着草筐，整天孤独地踯躅在田野上。
一天，吴吉昌离村走了五六里，来到北街大队。眼前是一大片棉田，绿油油的棉苗正在疯长，他多么想去提醒社员注意啊。但他想，以自己当时的“身份”和处境，人们会不会听他的话，会不会因此招来新的祸害呢？一连两天，他围着棉田看了又看，转了又转，内心斗争非常激烈。
直到第三天，当社员们走出棉田，围在一棵大树下面休息时，他终于鼓起勇气凑了过去。人们用同情和关切的眼光看着他，沉默着。半晌，吴吉昌好像自言自语似的说道：“棉苗长得不错啊。”队长立刻回答说：“就是挂桃少。”老汉说：“那是因为后期管理没跟上。”这时候，一位中年女社员冲口说：“吴劳模，你给指点指点吧。”吴吉昌凄然一笑，摆摆手说：“好妹子，不敢再称劳模了。”那位女社员噙着眼泪回答：“老大哥，俺们心中有数……”
亲切的称呼，简单的对话，沟通了压抑着的共同的思想感情。吴吉昌立刻放下草筐，向棉田走去。他抚摸棉苗，就像抚摸着自己久别重逢的孩子，全身颤抖了。长期埋在他内心的感情，一下子都迸发出来了。
第二天，社员来到棉田，发现老汉早已在那里了。从此，就像是谁立下了规矩：吴吉昌每天来这里传授技术，进行科学试验，休息时候大家就自动地你一把，我一把，替老汉割草。傍晚收工时，人们心疼他有病，路又远，就把装得满满的草筐，悄悄送到涑阳村口，再让他背回去。
这一年，经他亲自指导的二十亩棉花，平均亩产皮棉一百四十六斤，开创了这个大队的丰产新纪录。这引起了人们的惊奇。事情终于让那些迫害吴吉昌的人知道了。他们立刻召开大会，说吴吉昌到别队去搞科研，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又强令吴吉昌去瓜园“立功赎罪”，永远不准他再进棉花地。
但是，瓜蔓真能把吴吉昌拴住吗？
吴吉昌人进了瓜园，心还在棉田上。有一天他偶然发现，瓜把式在甜瓜苗刚长出两片真叶时就打顶，这样在两片真叶的腋心里就很快长出两根蔓来，坐瓜早，瓜又多，又不脱落。吴吉昌马上就联想到棉花上去：如果运用这个办法让棉苗长出两个秆，早现蕾、多挂铃，不就能增产了吗？
一种按捺不住的强烈愿望，促使他不顾一切束缚要去进行试验。他趁别人不注意，偷偷地蹲到瓜园旁边的棉田里去，选了两株刚长出两片真叶的棉苗，做上记号，打了顶。过了几天，这两株苗果然都长出两根杆来。吴吉昌兴奋极了，每天出工收工，有事没事，都要寻找借口到那里去看看。夏天棉田干旱，他宁可自己忍着干渴，把老伴给他准备的水，都偷偷给这两株试验苗喝了。这两株试验苗是吴吉昌的希望，是困苦的时候他心中唯一的安慰。
但是，想不到的横祸又发生了。棉苗正在现蕾开花的时候，因为紧挨道旁，给过路的牲口踩掉了。一见这情景，吴吉昌颓丧地坐在路上，暗暗叫起苦来：“天哪!是你存心不让我完成任务吗？”
老伴知道这些事情后，埋怨他说：“你种的是瓜，迷的是花，人家不准你搞，你偏要搞。等将来你的事情水落石出了，再研究不行吗？”
满腔悲愤的吴吉昌听了老伴的话，激动地说：“我相信总有一日，会重见青天。到那个时候，总理把我找去，问‘老吴同志，任务完成得怎样了？’我能光向总理诉苦吗？我能空手去见总理吗？不行，啥也别想挡住俺!”（三）
林彪反党集团被历史的洪流冲走了。一九七三年二月，吴吉昌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他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担任了涑阳大队革委会副主任。
老汉总算盼到了这样一天，可以不偷偷摸摸地研究棉花了。可是，从周总理布置任务起，珍贵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七年!
吴吉昌像久困在笼中的鸟，一旦获得解放，他就要立即展翅高飞了。为了时时提醒自己不忘总理的嘱托，为了处处能观察和研究棉株理想的株型，他特意在家里的檐下、墙头、窗前、树上，到处挂起一株株棉花。这银花满目的庭院，迎着阳光发出灿烂的光华!
二月里，涑水河里的冰雪还未消融，大地寒气仍在袭人，吴吉昌棉花“早育复栽”的试验开始了。他在苗床旁边搭起一个简陋的窝棚。刚抹的稀泥还在滴水，他就往冻土上铺了一层麦秸，回家搬行李去了。
汤素莲看到老伴卷起被褥，连忙拦住说：“你……你还要不要老命了？”吴吉昌回答说：“在家里我能合上眼睡觉吗？我宁愿死在地里，也不能待在家里。”
还能有谁会比汤素莲更懂得、更体谅吴吉昌的心情呢!她眼圈一红，松开了手，望着老汉夹起被褥，拿着一把镰刀走了。
晚上，老贫农赵发全也夹着被褥跟着吴吉昌进了窝棚。
涑水河畔一片寂静。月光下窝棚四周的冰柱，射出凛冽的寒光。两位六十多岁的老汉，提着马灯，拿着镰刀，像忠于职守的哨兵，警惕地守护着苗床。棉苗移栽到麦茬地里以后，白天吴吉昌顶着太阳观察棉花拔节、开花；夜里他蹲在地里倾听棉花落铃落蕾的声音，有时还风趣地对棉苗说：“你休息，我不休息!”
一个个日日夜夜过去了。他，终于摸清了棉苗的脾性，逐步认识了落蕾、落铃、落桃的时间，跟水、肥、光、温等条件的辩证关系。
这一年，涑阳大队两亩八分“早育复栽”的试验棉田，平均亩产皮棉一百八十六斤。吴吉昌搞的两个真叶打顶一株双秆的试验，也获得了初步成功。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四人帮”又掀起了一股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破坏科学研究的逆浪。
一九七四年，山西棉花科学研究所负责人来到涑阳，邀请吴吉昌参加棉花栽培技术经验交流活动。端午节，当他们正在稷山县参观时，运城地委主要负责人乘坐小卧车来了。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个负责人一见吴吉昌就训斥道：“你这个人就是技术挂帅，专搞唯生产力论。”他吩咐省棉科所负责人说：“吴吉昌技术再好，我们也不能用他，不准再带他出来传授技术，不准推广他的植棉经验。”说罢，钻进汽车，把门一关，一溜烟地跑了。
吴吉昌就像头上给人猛击一拳，站在路边发愣。他愤懑地想：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林彪不是摔死了吗？难道又出了奸臣？
果然，接连不断的打击来了。有人说，对吴吉昌落实政策，不把他当阶级敌人看待，够宽大了，他再也不是什么植棉模范。有人说，吴吉昌的双杆棉是唯生产力论的活标本，他不问政治，专弄棉花，念的是“复辟经”，干的是“回潮事”……一顶又一顶大帽子压到了他的头上。
尽管吴吉昌不断进行斗争，但是缚在他身上的绳索还是越捆越紧。省科委发给他的科研经费他领不到手；发给他用于棉花试验的化肥给别人挪用了；发给他的抽水机具还没有运到就被别人半路劫走了……这年夏天天旱，棉叶开始打蔫。那些过去迫害吴吉昌的人又对棉田实行了断水、断电，逼得这个残疾的老汉只好跟小姑娘一起抬水救苗。
乡亲们都为他担忧，有人劝他说：“算了，这么大年纪了，可别斗了，弄那个棉花干啥？”他说：“那可不行，总理要我创造经验，解决棉花落桃问题，全国有七千五百万亩棉田，一株棉少落一个桃，一亩地就能增产十多斤皮棉，这可是件大事。棉花就是俺的命，啥也别想挡住俺!”
用什么办法冲破这重重压力和层层封锁呢？吴吉昌反复考虑了很久，决定要离家出走。他对老伴说：“这里不让搞，就到外地去，走到哪里就在哪里革命，沟死沟埋，路死插牌，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呢？再说，我走了，也免得连累你们……”
老伴越听越伤心，但听到最后一句，火了。她说：“你忘了？当年你受林彪的祸害，给打成反革命，俺哪有一天跟你分离过？现在你要走，咱俩一起走，能活，活在一起，要死，埋在一堆……”说罢，呜呜地哭个不休……
常言说，“穷家难舍，故土难离。”在“四人帮”的重压下，这个倔犟的老汉和他患难与共的老伴，决心离家出走，是多么万不得已啊!当年他爷爷从山东逃荒来山西，走过这条路，但那是为了活命；今天，他被迫走这条路，是为了革命，为了完成党交给他的庄严使命。
就在这十分困难的时候，传来了周总理对吴吉昌十分关怀的消息。
多年来，周总理几次询问吴吉昌的情况。起初，传来的消息说，吴吉昌是反革命，总理嘱咐一定要查清情况，向他报告。后来，总理又询问这件事。有人说，吴吉昌躺倒不干了。总理说：我不信，老吴同志是不会躺倒不干的，要让他继续革命嘛!我们的周总理对这位老劳模怀有多么坚定的信念啊!
有谁能描写吴吉昌听到这一消息后的心情呢？他感动得哭了。他沉痛地说：“我对不起总理对我的关心，我没能完成任务……”
这是一个多么要强的人啊!（四）
一九七四年十月，中国农科院棉花研究所的两位干部，避开一些人的阻挠，直接来到涑阳，邀请吴吉昌去陕西大荔参加全国棉花栽培技术协作讨论会。吴吉昌连忙拔了四株棉苗作为标本，匆匆上了火车。这位长期被迫孤身奋斗的科学尖兵，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队伍。
来自各地的许多植棉模范和科学家济济一堂。当吴吉昌拿着我国植棉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双秆棉”登上讲台，会场的秩序乱了。坐前排的拥到他身边去，坐后边的站了起来……
吴吉昌一连讲了三个半小时。可是，他始终没有介绍，这项科研成果是在一般人想象不到、忍受不了的条件中奋斗出来的。
就在这次会上，吴吉昌第一次听到总理患病的消息，他心里很不安，一连几夜都没有很好入睡。会议一结束，他立刻赶回家去，带着别人送他的两斤金针菜，还有家乡产的糯米，匆匆忙忙上北京去了。
吴吉昌来到国务院接待站。他一再要求见见周总理。接待人员问：“你有什么问题要解决吗？”吴吉昌捧出带给总理的礼物，解释说：“周总理很关心我，一向对我很好，现在他病了，我老远跑到北京来，就是为了看看他，盼他早点好……”一次、两次……他都重复着这样几句话，一连在北京逗留了十八天。
这是多么难以忍受的十八天啊!他有一肚子话想对总理说，但又不忍心把他这几年的遭遇告诉总理，生怕总理知道了会愤怒，会伤心，他只想对总理说，当年布置的任务已做出一些成绩，这样，总理会高兴的。后来，他知道周总理已住了医院，就一连给总理写了三封慰问信，怅怅地回去了。
吴吉昌来京探病的事，周总理事后终于知道了，他托人带给吴吉昌两句话：“保重身体，继续前进!”
从此以后，吴吉昌天天注意收听广播。总是关心有没有总理病愈出院的消息，有没有总理接见外宾的新闻。谁知道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像晴天霹雳一样，电台突然播放出不祥的哀乐。周总理逝世了!
这巨大的打击和难言的悲痛，几乎把吴吉昌击倒了。当他踉踉跄跄从外地赶回家乡时，沿途的村庄、道路、田野在他的泪眼中都像蒙上了一层薄纱，模糊着、颤动着。“再也见不到总理啦”!“再也见不到总理啦”!他失魂落魄地推开自家的院门，那些悬挂在檐下、窗前、墙头、树上的一株株棉花，在他的眼前一下子都变成了痛悼总理逝世的白花……此时此刻，吴吉昌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悲痛，倒在炕上失声痛哭起来了。
在涑阳大队贫下中农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吴吉昌向大家回忆了多次见到总理的情景。他含着眼泪又一次向大家说：“当年总理对我说：‘再过二十年，我八十七，你七十七，我们一起用二十年时间，把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完成!’可是总理今年只有七十八还不到八十七啊!为什么这么早就先走了呢？这么多年他老人家没有来得及听我一次汇报，总理呀总理，现在我到哪里去向您汇报呢……”（五）“四人帮”反党集团被粉碎后，吴吉昌获得了彻底解放。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抓纲治国的新的年代里，他努力攀登科学高峰，继“一株双杆”之后，又培育出一种“多秆两层”新株型的棉花。
一九七七年八月，中国农林科学院组织十三个省市的近百名科学家和植棉能手来涑阳参观。他们走进两亩“多秆两层”棉花试验田，都不肯出来了。他们有的数苗，有的数桃，有的掏出皮尺来量果枝节间的距离。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上万株棉苗，每株上面长多少果枝、结多少桃，每个桃长在什么地方，好像都是经过人们乔装布置的一样。
人们看到，这种新株型的棉花，上下两层都能充分利用光照，中间通风，平均每株成桃二十八点三个，比“一株双秆”棉增加五至六个桃，比单株棉增加十一个桃。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成就。在解决棉花脱蕾落桃这个科学难题上，吴吉昌已经从栽培体系方面闯出了一条道路。大家兴奋地跟吴吉昌握手，热烈祝贺说：“毛主席指示要解决脱蕾落桃问题，你算是把它抓住了。”
在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八十周年的日子里，吴吉昌作为五届人大代表参加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盛会。这个六十九岁的老人听了华主席的报告，心情十分激动。他说，现在离周总理交给我完成任务的时间还有八年，我决心提前五年，攻下落铃关，做到人过七十，棉过五百，实现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的遗愿。
吴吉昌已被邀请出席即将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他对祖国科学事业的贡献是可贵的，但更可贵的是他对党的感情，是他那种无私无畏，自觉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精神。为了完成党交给他的庄严使命，在迫害面前，他不屈服；在挫折面前，他不灰心。他在经历一次又一次打击之后，跌倒了爬起来，永远是“啥也别想挡住俺”这么一句话。在乌云密布、群魔乱舞的日子里，这个淳朴的老农，昂首挺立，用自己的行动为人们谱写了一首悲壮的正气之歌!
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像吴吉昌这样的遭遇，连同产生它的时代背景，都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吴吉昌那种为了真理，为了祖国的科学事业，为了党和人民的重托，“啥也别想挡住俺”的革命精神，将教育和鼓舞人们去披荆斩棘，进行新的长征!（新华社太原1978年3月13日电）
大家都来做“伯乐”
人民日报记者、新华社记者邓小平副主席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造就这样的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邓副主席用洪亮有力的声音强调说，我们培养、选拔人才，有广阔的源泉，有巨大的潜力。今天，党中央这样关注科学和教育事业，这样着力于培养选拔人才，我们可以预见，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这时，全场群情激昂，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代表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夜热烈讨论邓副主席的讲话。许多人响亮地提出：为了培养、选拔人才，让我们大家都来做“伯乐”。
相传在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个名叫孙阳的人，擅长相马，人们都以神话中掌管天马的星名“伯乐”来称他。一次，他路过虞坂。有良马伏卧在盐车之下，见伯乐而长鸣。伯乐看出这是一匹千里良骥，不禁抚马涕泣，脱下自己的衣服盖在马身上。这匹马俯而喷，仰而啸，声如金石，直上云天。后人因此感叹说：“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这个故事，发人深思。我们社会主义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应当是常有“伯乐”的时代。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多么需要奔腾驰骋的“千里马”，多么需要无产阶级的“伯乐”啊!
提起建设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全国科学大会的代表们对“四人帮”仇恨满腔。大家愤怒地说，“四人帮”是一伙摧残科学、毁灭人才的刽子手。他们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鼓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根本否认科技工作者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根本否认科学技术工作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根本否认今天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我们党的依靠对象。“四人帮”的罪恶目的就是要灭绝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把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推到愚昧落后的深渊，以便建立他们的法西斯统治。如今，“四人帮”虽然已经打倒，对他们的谬论也已经批了一阵，但他们的流毒和影响至今还像紧箍咒一样，箍在我们某些同志的头上。这种流毒，在建设科技队伍上比较集中的表现，就是求全责备。这是识别、选拔人才的一大障碍。
他们求全责备什么呢？
或曰科技人员出身不好，或曰社会关系复杂，或曰历史上曾经犯过错误，等等。他们只看出身成分，不看政治表现；只看过去，不看发展，明明是有某种专长的人，只因“社会关系复杂”，便被搁在一旁；明明是刻苦钻研，卓有成绩，只因“历史上犯过错误”，便不加信用；明明是勤奋好学、才华出众的青少年，只因“家庭出身不好”，便不予录取，不给机会深造。我们的某些同志还用放大镜看待科技人员思想作风上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把某些个性、爱好和生活习惯，也看做是缺点错误，更有甚者，科技工作者为了发展祖国科学事业而忘我地钻研业务，也被指为“不问政治”、“脱离实际”。这些错误思想像一片树叶遮住了我们这些同志的耳目，以致千里马在眼前也视而不见，听到千里马引颈长鸣也无动于衷。
名驹难免有瘢，美玉难免有瑕。十全十美、没有任何缺点的人，世上是没有的。如果因瘢废马，因瑕弃玉，那还有什么“千里马”可寻，还有什么杰出人才可选呢？这种求全责备的思想，既不符合客观实际，也不符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先改造，后使用”。这是障碍着发现、选拔和培养人才的一种论调。我们有些同志口头上并不否认知识分子的作用。但是，你要大胆使用吗？且慢!“知识分子身上有缺点，等改造好了再说”。这些同志片面强调“改造”，强调只有改造好了才能使用。这种论调，实际上是不准别人革命。这些同志不懂得，世界观的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人都要改造。而改造世界观的有效途径，是投身于三大革命运动，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一名科学工作者，世界观的改造，除了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阶级斗争、接触工农外，大量的经常的是通过科学实验的工作实践来实现的。他们发愤图强，废寝忘食，为祖国、为人民攀登科学高峰，在科学技术上取得了成就，这本身就是爱国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觉悟的表现。如果说，只有世界观改造好了才能使用，那不是等于剥夺了人家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权利吗？“不能‘冒尖’”。这是又一种障碍着发现、选拔和培养人才的论调。在有些同志看来，工作是大家伙一起干的，“尖子”是不能有的，“冒尖”，就是你思想上有问题。于是，培养人才不讲重点，选拔人才不准“拔尖”，个人更不能“冒尖”。讲到创造发明嘛，一律说是“大家搞的”；工作有了成绩嘛，只能大家一起表扬；晋级提升嘛，必须人人有份。这种“一锅煮”的做法，不仅不能纠正，反而会助长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干多干少一个样的思想，不利于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不利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这些同志不懂得，集体与个人，晋级与提高，是辩证的统一。择优选拔人才，表扬先进人物，是为了带动一般，促进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提高了，必将推动人才辈出的局面早日出现。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需要大批科学技术人才，尤其需要一批杰出的、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我们应该正确处理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既要提倡共产主义大协作和集体主义精神，又要着力发现、选拔和培养业务上的骨干和拔尖人才。我们有党的领导，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既能够发挥集体的力量，集中群众的智慧，也为每一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开辟了广阔的天地，这是我们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重要的有利条件。
嘹亮的号角已经吹响，伟大的进军已经起程。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壮丽事业需要我们多出人才，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我们应该打破清规戒律，广开才路，不拘一格选人才。科技部门的政治工作者，各级领导同志，都应该认真想一想，在你那个地、那个部门、那个单位，到底有没有千里马？有没有还伏在盐车之下，至今没有被发现的良骥？要使这些千里马解脱羁绊，驰骋千里，还需要做些什么工作？
让我们都来做无产阶级的“伯乐”!（新华社北京1978年3月23日电）
餐桌上的假左真右要打扫
新华社北京1978年6月24日电（记者周建英）全国财贸大会前夕，记者走访了大江南北一些城市，看到许多饭店旅馆的餐桌上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在“四人帮”鼓吹“服务得好会出修正主义”的时候，上海大街上曾出现过“打倒奶油蛋糕”的标语。北京一家饭店餐桌的玻璃板下，竟然出现了给顾客的“勒令”：“谁不肯端饭菜，谁就是狗崽子。”如今，“四人帮”煽起的那种简单化就是革命化的无知怪论，那种用所谓“自我服务”来取消服务工作的流毒，正在从各地的餐桌上被扫进泔水缸。
在上海的一些饭店里，四川、广东、湖南和苏州、扬州等风味菜，又送到了顾客的面前。京、津、沪卖奶油蛋糕，西餐以及名点名菜的餐厅，由于座位有限，门前天天都有许多顾客排队或“拿号”进餐。看来，打倒奶油蛋糕等美味佳肴是不得人心的，也是打不倒的。
在“服务好会出修正主义”的反动谬论泛滥的那阵子，许多饭馆的服务员只得站在餐厅中间，指挥顾客到这里端菜取饭，到那里送盘子涮碗。群众嘲弄说，“四人帮”把服务员变成了饭店里的“交通警”。天津一位体弱的老太太，因为不能“自我服务”，好几年没有上街吃饭。最近她听说“服务到桌”了，到一家饭店去进餐。看到服务员热情地把小吃送到她面前，老太太十分高兴，向服务员谢了又谢。回到家里，逢人便说。
这次记者在南京、常州、苏州、合肥等地，看到许多饭馆的服务员态度热情，笑容可掬。顾客在柜台和餐桌前一站，他们就亲切相迎，关心地问：“你想买点什么？”以至有的闲逛的同志都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了。
许多饮食行业的同志，深感他们的工作还很不适应新时期的要求。对如何改进这一工作，记者听到两种有趣的争论。有的认为饭馆应当大众化，逐步降低饭菜价格，代替家庭做饭。人们称呼持这种观点的同志为“实惠派”。有的认为，现在饭馆不可能把家庭做饭的事包下来，饭馆的食谱应当丰富、精美，使群众能改改口味。有人风趣地称持这类观点的同志为“解馋派”。看来这两种主张应该同时并举。党和政府关于饮食服务行业的方针早就明确了：面向大众，适应消费者的不同需要。当前最主要的是解决好人们日常吃饭的问题。同时，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日常的饮食水平也会要求逐步提高的。一位省委书记看了城市饭馆、工人食堂和社员家庭的饭桌以后，语重心长地说：当年老百姓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跟着我们共产党打天下，求解放，难道就是图个吃不上好饭好菜吗？
“救活”鸳鸯换回外汇
新华社北京1978年6月24日电（记者梁星）全国财贸大会上传说着这样一件事：上海服装进出口公司床上用品组的职工，“救活”了两只鸳鸯，换回了一大笔外汇。
几年前，“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看到一种畅销东南亚的床单上，印有鸳鸯戏水的图案，就大动肝火，指责经营这种床单是“鼓吹谈情说爱”。一道令下，这对象征爱情与幸福的鸳鸯被宣判了死刑，床单上换上了两只大鸭子。结果，这种“鸭子床单”一条也卖不出去。
打倒了“四人帮”，上海服装进出口公司的职工“救活”了那两只鸳鸯，设计出一种更新更美的鸳鸯床单。在今年春季广交会上，客商们争相订货，销售数量超过原计划好几倍，为国家换回了一大笔外汇。
这件事，引起了大会许多代表的共鸣。他们揭露，“四人帮”破坏对外贸易的这种假左真右和愚昧无知的事可多了，以致断送了一笔又一笔对国计民生有利的出口交易。
有家外国客商要求在出口商品包装上印一个这家客商商店的标记，以便于顾客发现商品有毛病时到商店调换。这在国际和国内市场都是很普通的事。“四人帮”的余党却说：“这是丧权辱国，不行!”那家客商再次派人来交涉，也无济于事，只好转向台湾订货。代表们说：所有这种蠢事，都应当通过深入揭批“四人帮”，肃清其流毒，一一改正。
杨易辰同志主持召开黑龙江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认真讨论真理的标准和民主集中制问题
新华社哈尔滨1978年8月3日电（记者孙铭惠）中共黑龙江省委最近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学习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学习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学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相继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等文章，认真地讨论了真理的标准和民主集中制两大问题。大家联系实际，敞开思想，畅所欲言，会议体现了党内生动活泼的民主生活。
会议开始时，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同志宣布：要解放思想，畅所欲言，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这为开好这次会议打下了良好基础。前不久，杨易辰同志在一次动员报告中谈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黑龙江省委不是黑的，而是红的；那时省委虽然有缺点、错误，但不是主流。明确这个问题，对弄清文化大革命以来全省一些重大是非问题很有必要。大家听了，一致赞同这个分析。但是，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下黑龙江省的一些做法，许多领导干部又不敢公开表示自己的看法。参加这次常委扩大会议的同志一致认为，在粉碎“四人帮”后一年多的今天，解放思想仍然是一个现实问题，心有余悸仍然是前进路上的一个大障碍。
会上，大家列举了心有余悸的一些表现。这些表现归纳起来有“五怕”，即怕别人给自己扣上“反毛泽东思想”、“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群众运动”、“否定解放军支左”、“否定新生事物”这样五顶帽子。
大家说，粉碎“四人帮”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一些重大是非问题，如走资派问题，“唯生产力论”问题，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问题，“黑线专政”问题，假左真右问题，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问题等，作出了正确的阐述，使我们的思想一步步得到解放。但是，为什么心有余悸直到今天还是个大问题呢？根本原因是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理论，搞乱了路线，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又在党内外搞法西斯专政，搞白色恐怖，把人们整怕了。
林彪、“四人帮”出于反革命的目的，采取了一套假左真右的手法，大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任意篡改、歪曲、伪造毛主席的指示。谁要是反对他们这一套，他们就给谁扣上“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等大帽子。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并且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大家在学习讨论中认为，只要我们掌握这个原则，我们就能够抓住问题的要害，就能够澄清林彪、“四人帮”在思想理论问题上制造的混乱，使人们的思想真正获得解放。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可以辨别真伪，分清是非，找出林彪、“四人帮”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篡改、歪曲和伪造，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主席的思想体系。
大家说，毛主席永远是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历来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善于不断地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为我们开辟了新的认识真理的道路，指导人民群众正确地进行革命和建设。毛主席还经常通过人民的实践，来检验党提出的路线和政策，及时纠正某些不恰当的提法和做法。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仅不会贬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而恰恰是继承毛主席的革命精神，捍卫毛泽东思想，使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中国高高飘扬。
大家指出，现在我们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解决。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如果因为本本上没有，就不去研究解决，那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不就停滞了吗？那我们可怎么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斗争呢？真理是在实践中发展的，我们只有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才能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永葆革命之青春。
参加常委扩大会议的同志们认为，消除人们思想上的余悸，彻底解放思想，还必须有组织上的保证。
在过去的一些年月里，林彪、“四人帮”一伙在党内党外践踏民主生活，大搞法西斯专政，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把人往死里整，造成了极大的恶果。许多人心有余悸，就“悸”在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上面。不少同志说，要解除人们的这些顾虑，就要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实行法西斯专政、严重破坏党纪国法的罪行；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党内党外充分发扬民主，坚决保护党员和人民的民主权利，真正让人家讲话。各种不同的意见包括反对的意见，都要让人家讲完，坚决实行“三不”主义，认真做到毛主席历来倡导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要给那些曾对群众进行打击报复和严重违法乱纪的人，以党纪国法的制裁，决不能姑息。这样，大家才能消除余悸，解放思想，实现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对调动亿万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克服困难，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大家回顾说，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党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充分发动群众，集中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很快就战胜了困难。现在，只要我们按照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要求，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我们也一定会很快战胜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所造成的困难，实现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大家还指出，粉碎“四人帮”以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我们深入揭批“四人帮”，抓纲治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胜利得来不易，每前进一步都是有阻力的。我们一定要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努力奋斗，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最后，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了一项决定，组织全省县团级以上干部认真学习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学习《实践论》、《矛盾论》和中央报刊有关真理的标准问题的文章。要求大家在学习的基础上，联系实际，认真开展大讨论，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流毒。讨论中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坚决实行“三不”主义，真正做到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分清是非，团结同志。通过学习，推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和生产建设进一步发展。
石油部提拔四位技术专家当副部长
新华社北京1978年9月25日电（记者田林）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目前，有的地方，厂矿企业在调整领导班子时，党委书记和其他领导成员都配备齐了，就是缺厂长。据说是没有适当的人选。还有的地方有这样的情况：厂长之中无内行，内行之中无厂长。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是没有内行可以选拔吗？是内行都担任不了厂长吗？人们普遍认为不是。这是由于林彪、“四人帮”散布的“臭老九”和“白专”流毒尚未肃清的缘故。所以有人说，肃清了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厂长就站在你的面前了。
大胆提拔和重用技术人才，是新时期总任务向我们提出的要求。在这方面，石油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今年四月，石油部在组建新的领导班子时，遵照党的接班人五个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大胆提拔了四位技术专家担任副部长，已经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正式任命。
这四位技术专家是：侯祥麟、闫敦实、闵予、李天相。
这四位同志在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经受了考验。他们一直对林彪、“四人帮”进行坚决斗争，表现出了政治上的坚定性。他们在党的关怀和群众的支持下，对发展我国石油科学技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侯祥麟，原为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院长，解放前得过美国博士学位，是我国著名的石油化工专家。他在炼油方面，坚持走技术难度大、把原油“吃光榨尽”的深度加工的路子，推动了我国炼油技术的发展。
闫敦实，原为石油勘探开发规划研究院副院长。他发展了古潜山含油的地质理论和中国东部大地构造的理论，对华北油田的勘探和发现起了重要的作用。
闵予，原为大庆油田总地质师。他对大庆油田的开发和大庆油田的长期稳产高产作出了贡献。
李天相，原为石油部机械动力工程师。他对发展我国石油机械制造，改善我国石油技术装备，特别是改进打井钻头提高钻井速度方面，作出了成绩。
这四位技术专家中，侯祥麟同志是老专家，其他三位都是新中国的大专院校毕业的，年龄只有四十多岁。
石油部把这几位技术专家提拔到部的领导岗位上，对于完成建设十来个大庆的宏伟任务，将起重要的作用。
当部领导宣布这四位专家被任命为副部长的时候，石油部的职工都很高兴，他们风趣地说：“看，我们部的领导班子就是四个现代化!”
我国厂矿企业和科学研究单位中的广大技术人员，经过党和人民的长期培养，前些年又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他们仇恨林彪、“四人帮”，衷心拥护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愿意在新的长征中贡献自己的才能。从他们之中选拔领导干部，是完全应该也是完全可能的。
鱼水新篇
——沂蒙山纪事南振中河里的鱼儿啊，没有水就没有家。——摘自沂蒙山民歌这是我第三次踏上了去沂蒙山的路程。
汽车沿盘山公路吃力地爬行着。透过车窗，那奇伟的蒙山群峰，淙淙的沂河流水，一道道绿荫覆盖下的山峪，是那样的熟识，那样的亲切。
我头一次到沂蒙山，是十几年前的一个冬天。沂蒙山披上了银装。我背着铺盖卷，从一条山峪到另一条山峪，徒步采访，行程千余里。听到许多过去艰苦岁月里党和人民群众鱼水相依的故事，我的心深深地被打动了。在沂河西岸，几位被誉为“红嫂”的农村妇女，用自己的乳汁救护八路军的伤员；在红石峪，老区委书记面对日本侵略者的东洋刀，宁可跳崖牺牲，也不说出我野战医院隐藏的地点；在蒙山深处，有的老大娘为了掩护革命干部，不惜献出亲生儿子的生命。……
可是，当我第二次来到沂蒙山时，这里的人民却在遭受苦难。林彪、“四人帮”在山东的代理人所豢养的“棒子队”，戴着柳条帽，掂着“水火棍”，四出“扫荡”，横行乡里。老大娘抱着老母鸡，提着包袱，到处“跑反”；谁家小孩哭闹，只要说一句“棒子队来了”，就会立即停止了啼哭。后来，“棒子队”完蛋了，然而党群关系却遭到了严重破坏。有的干部对根据地人民的感情淡薄了，有的甚至侵犯人民群众的利益。沂蒙山的人民多么怀念革命战争年代的好传统啊!
这次，我又有机会在沂蒙山腹地的蒙阴县住了一段时间。旧地重游，强烈地感受到“抓纲治国”给沂蒙山区带来的深刻变化，尤其是干部作风的变化。他们自觉地医治由于“四人帮”的干扰所造成的“内伤”，关心群众的疾苦，替革命根据地的老百姓办了许多好事，受到人民群众衷心的爱戴和拥护。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和人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培育起来的“鱼水关系”，在新的长征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还是让我从“水”的故事谈起吧：
在沂蒙山区的崇山峻岭中，竖立着两座雄伟的石崮。抗日战争时期，我鲁中军区十一团八连的九十三名指战员，曾经坚守在这方圆不到十里的崮顶上，扼住敌人进犯沂蒙山区的咽喉。这便是著名的南北岱崮保卫战。
崮顶上没有井，也没有山泉。要守住阵地，必须有足够的水。为了运送战备水，山半腰的岱崮村全民总动员，从十二岁的孩子到六十多岁的老大爷，挑着小泥罐、水壶和铁桶，到离村几里外的山泉挑水上山。三天三夜，把崮顶蓄水洞里的水缸挑得溜满。争夺岱崮的战斗是残酷的。鬼子向崮顶泻下四十万磅的炸弹和炮弹，掩体炸烂了，蓄水洞里的水缸震裂了，水流光了。烟熏火燎，战士们的嘴唇干裂，嗓子眼里直冒火。一些重伤员危在旦夕。
水，成了革命战士的生命。
一天夜里，皑皑白雪覆盖了南北岱崮。岱崮村民兵队指导员伊淑德带领着七名共产党员、四名基干民兵，从十五里外挑着十二担水，上崮来了。山下，是一道道封锁线。日本侵略者的帐篷外面，燃烧着熊熊的篝火。为了不弄出响声，乡亲们用白布扎着罐口，脱掉鞋子，赤着脚在雪地里走。忽然，照明弹亮了，子弹像蝗虫一样向山上猛扫。他们趴在雪窝里，护着水罐，慢慢地往前爬，终于把清凉的泉水送到守崮战士的嘴里。
可是，解放了二十多年，岱崮村却一直缺水。他们修过水池，挖过塘，打过许多小井，都解决不了水的问题。有人说：“头皮割破能淌多少血!在这山顶上，怎么能打出水来？”
粉碎“四人帮”以后，蒙阴县委负责同志来到岱崮大队，听了群众的呼声，感到痛心。在艰苦的岁月里，群众冒着生命的危险给我们送水；如今，政权在我们手里，连群众的吃水问题都没有解决。作为一个党的工作者，能够心安理得吗？县委下决心帮助岱崮大队解决吃水问题，把县里最好的一台钻机调到岱崮山上。山区尽是羊肠小道，为了运送机器，县里出钱修了一条九华里长的简易公路；还架设了三公里长的高压输电线路。机井打成以后，又帮助安装了电动深井泵。为了岱崮大队这一口井，国家先后投资达三万多元。
试水那天，村里的男女老少围到机井旁。电闸一推，电机飞转，只见清清的泉水从水泵管里喷射出来，水花四溅。七十多岁的老贫农刘月平，手捧清水热泪滚。他说：“是共产党派人给咱们打成了甜水井，我要告诉儿孙们，世世代代不能忘了党的恩情!”
在县水利局，我看到一幅《蒙阴县缺水大队分布图》，图的左侧附着一张《缺水情况统计表》。哪个村子缺水，准备用什么办法解决，什么时候解决，标得一清二楚。县委的同志说：帮助山区人民解决吃水困难，是个思想感情问题。想想山区人民在战争年代对我们的支援，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也要把水送到沂蒙山区的千家万户。
蒙阴县山峰林立。据县志记载：“凡蒙之山，大都不毛，少有可耕之土。又岁岁冲决，非成河，即沙压，土瘠民贫。”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山区人民修水库，造梯田，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变。但是，前几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有些水利设施遭破坏，有些山林被砍伐，老根据地的人民仍然过着比较贫苦的日子。拿孟良崮山前的垛庄公社来说吧，一九七一年以前全社粮食平均亩产只有三百来斤，社员从集体分得的口粮平均只有二百多斤，多数生产队没有现金分配。
一九七一年冬天，济南部队某部拉练来到孟良崮。一些当年亲自参加过孟良崮战役的老首长，看到这里还是打仗时的老样子，很有意见。他们找到县委负责同志，语重心长地说：“这里是老根据地。在艰苦的岁月里，人民倾其所有支援我们。现在，我们有责任尽快地把孟良崮建设好。”
这热情而又诚恳的批评，对蒙阴县委触动很大。县委派原副县长丁立润担任垛庄公社党委书记，又调了一名较强的公社党委书记去当第二把手。新党委成立后，丁立润把全体党委成员带到孟良崮烈士陵园，学英雄，忆传统，进行阶级教育，开门整风。接着，丁立润就到最困难的生产队蹲点。他天不亮起床，摸黑回家，整天跟社员一起搞农田基本建设。公社所有的干部都把确保社员增产增收看做是自己应尽的责任。他们帮助村村队队搞“四园”建设。几年工夫，全公社就发展了三万多棵苹果树，四十五万墩花椒，五百二十万棵桑树，还新开了一千亩茶园。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一九七一年全社粮食平均亩产只有三百零六斤，一九七二年上了《纲要》，一九七六年跨过“长江”。看今年的年成，有经验的老农都说下不了九百斤。
我来到孟良崮烈士陵园附近的泉桥大队访问时，正值八月中秋，抢收抢种的紧张气氛同节日的欢乐气氛交织在一起，老远就能听到社员们爽朗的笑声。我走进残废军人苏志庆的家，他一家正在吃饭，小方桌上摆着一盘煎鱼，一盘鸡蛋，一碗熬豆角，一盘炒腰花。苏志庆告诉我，节前他家割了五斤猪肉和二斤羊肉，买了四斤月饼，磨了五十斤白面，还打了二斤白干和一瓶“蒙山大曲”。记者接连串了六个门，家家都有肉、酒、月饼和白面。陪我串门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对我说：“现在跟先前大不一样了。前几年常常为分救济款的事吵架，今年麦收以后，每个生产队都分了现款。为了过八月十五，第一生产队拿出五百元现金，挨门挨户地问，看谁家需用。打倒了‘四人帮’，咱这老根据地的日子一年比一年红火!”“党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人民群众才能把心放在革命上”。这是蒙阴县各级领导干部的共同体会。他们从革命的利益出发，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诚意地帮助群众解决吃饭问题、花钱问题、住房问题、生小孩子问题、路和桥的问题。岸堤水库有个“葫芦把”，一百多米宽的水面，把旧寨公社一劈两半。南来北往的行人，夏天撑船，冬天走冰凌，年年有人掉进冰窟窿。县里投资二十多万元，为库区群众修了一座八米宽的十五孔大桥。刘官庄公社山路崎岖，社员运煤，推着小车，爬沟上坡，三十里得走一整天。公社党委发动群众，自力更生修起了一条环山公路。如今，汽车可以把煤炭卸到社员的锅屋后。前几年，有的干部单纯追求粮食产量，把一些小杂粮砍掉了。近两年来，许多社队从社员的实际需要出发，种了绿豆、黄豆、芝麻、小米和高粱。社员们夏天可以喝到绿豆汤，冬天可以吃到小豆腐。生孩子的妇女可以喝到补养身体的小米粥。庄户人家有吃、有穿、有钱花，解除了后顾之忧，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在岱崮公社贾庄大队，我访问了“愚公治山队”。这些在旧社会饱经风霜的老人，当亲身感受到党的温暖的时候，恨不能把一身的劲全都使到集体上。他们说：“人无千年寿，却有万年心”，决心用自己结满老茧的手，把荒山建设成金山银山花果山。
破坏和糟践一种好的传统，不需要花费太大的气力；恢复和发扬一种好的传统，却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尽管蒙阴县委反复强调要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然而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仍然不断发生。坦埠公社艾山前大队，去年冬天搞农田基本建设时，把自留地收掉了。社员每五天要赶一次集，购买青菜。五口之家，每人每天二分钱菜金，全年就是三十多元。这不仅加重了社员的负担，也给群众的生活带来许多不便。今年夏收以后，公社党委副书记林庆群到这个大队检查工作，发现了这个问题，立即给他们讲解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和新宪法中关于自留地的政策规定。十天以后，艾山前大队就把自留地退还给社员，大都种上了茄子、辣椒、萝卜、白菜。人们再也用不着到几里外的集市上买菜吃了。
得民心者治天下，失民心者乱天下。在极其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我们凭借着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鱼水关系”，打垮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今天，在新的长征中，只要我们不忘记曾经为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民群众，时时处处关心他们的利益，那么，沂蒙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