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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岑红,周棉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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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与中外文化交流试读：

总论　留学生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贡献与影响

上编 第一章　留学生与晚清的西学东渐第二章　留学生与西方逻辑学的东渐第三章　留学生与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第四章　留学生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第五章　留学生与赫尔巴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第六章　华美协进社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关系及对中国文化的

传播第七章　华美协进社与《中国留美学生硕博士论文》第八章　从留德博士论文看20世纪上半叶之中德教育关系

中编 第九章　容闳《西学东渐记》不同中译本之比较第十章　严复与西学东渐第十一章　陈季同与中法文化交流第十二章　蔡元培与中外文化交流第十三章　鲁迅与中外文化交流第十四章　胡适与中外文化交流第十五章　林语堂与中外文化交流

下编 第十六章　留学生与中西美学的融合与发展第十七章　留学生与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第十八章　留学生与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创建第十九章　留学生与现代物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创建第二十章　留学生与现代数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数学学科的创

建

后记

再记总论　留学生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贡献与影响

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是文化得以发展和提高的客观规律，也是人类社会由最初的混沌、野蛮、愚昧不断走向清朗、文明、科学的必由之路。

人类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曾产生过多种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文化，如古代埃及、印度、巴比伦和中国等。但是，在新航路开辟以前，由于人类还基本上生活在彼此隔绝的地区，科学技术落后，生产力低下，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难免受到很大的阻碍。特别是中国与西方，关山迢递，路途遥远，千百年的文化交流虽然也不同程度的存在，但相对于16世纪新航路开辟以后，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来讲，其规模、速度都是比较狭小、低速的。16世纪前后，人类的历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来文化比较先进的印度、阿拉伯、中国等国家，或分裂，或闭关自守，发展缓慢，逐渐成为时代的落伍者；欧洲则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变，最先在意大利，接着在西欧各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发生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解除了精神枷锁。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欧各国纷纷向外大规模扩张，商品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西欧各国在对非洲、美洲、亚洲进行殖民掠夺，将大量财富运回欧洲并转化为资本的同时，也输出了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扩大了世界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从19世纪开始，伴随西方列强的枪炮声，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也发生了变化：“西学东渐”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不仅改变了以往东西方若即若离、时断时续的文化交流的走向，而且改变着中国农耕文化的形态；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也由此揭开了新篇章，并促使近代中国文化和社会转型，加速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

在近代以来这一复杂、艰难的文化交流过程中，留学生们积极弄潮，为传播西学，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更新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东西奔走，上下求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和业绩。虽然这期间也有过许多迷惘和教训，值得加以研讨和总结，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告诉人们，他们在近代以来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具有特殊的贡献、特殊的地位，已经产生了并且还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在研讨上述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和评述“中学西传”和留学生产生以前的西学东渐——这不仅对于保持我们民族的自信心，而且对于进一步科学地看待西学东渐，都是不可缺少的。一、中学西传的历史回顾和反思

与一个多世纪以来西学东渐的走向与作用不同，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学西传也曾有过影响西学的历史过程。

中国是一个举世闻名的文明古国，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她曾长期居于世界先进文化之前列，并通过多种方式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中亚、阿拉伯和欧洲国家，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当地的文化发展和人们的社会生活，并对人类的文明做出过巨大的历史贡献。

一般地说，人们常把16世纪前后，即我国的明清之际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分界线。其实，对这种划分，人们的观点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分析。综合起来看，应该主要有两点：其一，以中国文化在此前后的对比来说明“中学”的繁荣与衰落；其二，以耶稣教会传教士的东来为依据。这两者相辅相成：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到明清之际已发展到顶点，新生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因封建专制等原因而未能成长。在封建专制束缚下的中国已开始走向衰落，而新航路的开通和文艺复兴后的欧洲，正呈现出蓬勃向上的资本主义上升发展景象，新生的资本主义文化正越过千山万水向古老的中华大地进发。因此，在此前后的中学西传之内容、性质也不尽相同。（一）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物质文明的西传及其影响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勤奋勇敢的中国人民，曾创造出四大发明等杰出的科学成就。在15世纪以前，中国文化远远地居于世界其他国家文化的前面。据1975年《世界自然科学大事年表》记载，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1世纪，世界上重要的科学成就、发明或创造共231项，其中中国有135项，占58．4％；从公元11世纪到16世纪，世界上的科学成就、发明或创造共67项，其中中国有38项，占56．7％。世界著名科技史家、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在对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和科学的历史发展进行了30多年的研究后指出：中国古代的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因此，根据文化的传播规律，那时属于先进文化的“中学”之西传是必然的。这种“西传”实际上有两个方向：一个是真正的西传——传到欧洲；另一个方向则是现代意义上的“西传”——传到后来才“脱亚入欧”的日本。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朝，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和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就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我国古代通向西方的陆路交通要道。从两汉至隋唐的千余年间，我国与中亚、欧洲各国借助这一陆路通道，进行了广泛、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其中，我国丝绸织品的西运，即后来所说的“丝绸之路”，尤其具有文化传播意义。唐宋以后，“丝绸之路”虽然由于元代蒙古西征而衰落下去，但是，中国文化的西传并未因此而完全中断。截至明代，中国的西传之物已有：（1）罗盘针；（2）火药；（3）钞币；（4）戏赌纸牌；（5）活字版印刷术；（6）算盘，等等。其中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罗盘针的发明与西传，对人类文明影响甚大。

恩格斯指出，中国文化的传播有些是以直接方式传播的，如养蚕(1)业“在550年左右从中国输入希腊”；有些是间接的传播方式，这要归功于阿拉伯人。“棉纸在7世纪从中国传到阿拉伯人那里，在9世纪输入意大利。……养蚕业传入意大利，1100年左右……磁针从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人手中，1180年左右……破布造纸，14纪初叶……木刻(2)和印刷——同时。”

中国印刷术之传于欧洲，许多人归功于马可·波罗。

造纸术的传播，促进了西方文化的内部交流，从而使此后的文艺复兴成为可能。“希腊罗马的人，从来没有想到纸的发明，我们还是(3)靠中国人蔡伦的智慧，才能享受现在这种便利。”

中国火药的西传，实际上就是中国制硝技术通过阿拉伯而传到欧洲。蒙古军的三次西征以及伊儿汗国的建立，把中国的火药与火器的制造技术带到了阿拉伯，阿拉伯人从而对火药、火器有了感性认识。在7—13世纪与中国人的交往中，阿拉伯人又学到了有关硝石的药物和化学特性的知识，逐步掌握了硝石的提纯技术，为他们仿制和改制中国传来的火药与火器奠定了基础，最终在同西班牙人的战斗中，把源于中国的火药与火器的制造与使用技术传到了欧洲。恩格斯说，欧洲人对于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奴役的政治关系也起了变革的作用。火器一开始就成为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挡不住市民的大炮，(4)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

中国的指南针也经阿拉伯人西传于欧洲。关于指南针对欧洲文化的影响，德国学者亚可布（Georg Jocob）在《论东方对于西方文化之影响》中说：“我们近代的世界观的形成全靠深入异邦文化的精神，只有罗盘针才能够帮助我们达到这种境界。”过去，“希腊罗马的航行只限于沿海，地中海那样一个小海占据了四周的土地，人文主义者就以为这是世界帝国了”。也就是说，指南针的西传，促使了地理的大发现，开拓了欧洲人的眼界和视野。

总之，中国古代以四大发明为主要代表的物态文化的西传，对于欧洲近代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此，恩格斯认为：“它们不仅使希腊文学的输入和传播、海上探险以及资产阶级宗教改革真正成为可(5)能，并且使他们的活动范围大大扩展，进程大为迅速。”

我国四大发明传入欧洲，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也起了促进作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世界市场并建立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为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6)杆。”因此，欧洲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划时代变革，是与我国四大发明的西传分不开的。

另外，我们还要指出《马可·波罗游记》对于欧洲文艺复兴的影响。《马可·波罗游记》曾被称为描述“Cathay”（契丹，即中国）文化的“大史书”。此书在十四、十五两世纪风行一时，曾使欧洲人耳目一新。那时正值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因而，对欧洲的文艺复兴产生了影响。著名史学家和哲学家朱谦之先生在其名著《中国哲学对于欧(7)洲的影响》中曾概括三点：1．“地理之大发见”，是哥伦布发现美洲的一个诱因；2．唤起了欧洲人对“美的与物质的生活之愿望”；3．唤起了欧洲人“自由研究之精神”。朱先生还认为，达·芬奇的不朽之作《蒙娜丽莎》的背景就是中国的山水画；薄伽丘的《十日谈》第十日第三故事中采用的“契丹”题材，也表明中国题材对文艺复兴产生了影响。

我们认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和《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中国，对欧洲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我们切不可沉醉于昔日的辉煌之中。这不仅因为后来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已落后于西方文化，而且在当时，中国西传的文化也并不是中国的文化观念，而只停留在物态文化方面，即主要还是属于工艺——科技文化的层面，如古罗马的名媛贵妇如何穿上了汉帝国的丝绸，中世纪旅行家对中国文化并没有深入研究的见闻等等。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精神实质并没有，也不可能像西方文化中的民主科学观念那样深入中国人的心中，更没有像马克思主义那样长期被用来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这其中的原因是令人深思的。（二）明清之际的中学西传及其影响

这阶段“中学”得以西传的主要媒介是来华传教布道的西方传教士，例如人所共知的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这些人来华的目的不尽相同，除了传教之外，或多或少的带有殖民性质的文化侵略色彩；其中也有因为长期居留中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中国文化和人民产生了好感。后来，他们不仅在传教布道的同时译介了大量的西方著作，也把中国文化传到了西方，在客观上成为中学西传的传播者。

在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到处传教，游历四方，他们根据自己的见闻写下的札记、日记、书信等等，在欧洲人眼前展现了一个新鲜奇特的中国，大大开阔了欧洲人了解东方的视野。利玛窦晚年所写的《中国札记》，详细地叙述了传教士在华传教的过程以及中国的风土人情、伦理道德、政治法律、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情况。在此之前，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仅是一鳞半爪，没有超出马可·波罗笔下那带有神秘色彩的描述。他们甚至连丝绸之国、契丹和中国这几个名称的内在联系都弄不清楚，而正是利玛窦弄清契丹和中国是一个国(8)家。因此，利玛窦被称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交流之第一人”。

后来，这部札记被传教士金尼阁带回欧洲，于1615年在德国出版，并被译为多种文字，传播广泛，影响甚大，“对欧洲的文学和科学、哲学和宗教等生活方面的影响，可能超过17世纪任何其他的历史著述。它把孔夫子介绍给欧洲……它开启一个世界，显示了一个新(9)的民族……”著名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就是读了这部书才激起了前来中国的强烈愿望。

在这个时期里，中国文化首先是通过传教士的翻译传入西方。许多主要的儒家经典，都有了西方译本。例如，《大学》被殷铎泽和郭纳桑合译为《中国之智慧》；殷铎泽又译《中庸》，题名为《中国之政治道德学》；刘应译《礼记》部分篇章；马若瑟、孙璋都曾译过《诗经》；雷孝思译《易经》；卫方济编译的《中华帝国经典》就包括了《四书》、《孝经》，可算是当时中国经典较完备的译本了。

在文学方面，传教士马若瑟最早将《赵氏孤儿》译成法文，1735年在巴黎出版。杜赫德主编的《中华帝国全志》收入了这部译著，同时还收进了四回《今古奇观》和《诗经》中的十几首诗。著名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根据《赵氏孤儿》的译本，写出了《中国孤儿》剧本。法文版《赵氏孤儿》出版后，五六年内就有了两个英文译本。英国剧作家经过加工和再创作，编出了四五个改编的剧本，并于1759年在伦敦上演。18世纪40年代出现了《赵氏孤儿》的德文译本，歌德在《赵氏孤儿》故事的影响下，创作了悲剧《爱尔培诺尔》（未完成）。《好逑传》在欧洲流传也较广，如英国名作家汤玛斯·帕西曾从葡萄牙语译本转译了中国小说《好逑传》。此外，德国人还把小说《好逑传》从英文转译成德文。歌德曾读过德文本《好逑传》、《玉娇梨》、《花娇记》和《百美新咏》，还据此写成了颇具中国情调的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席勒改写《好逑传》，创作了一个哑谜式的中国神话剧本，取名《图朗多》。

在汉语语言文字的研究和介绍方面，来华传教士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其中最重要的是金尼阁编著的《西儒耳目资》（1626）。这是最早的一部拉丁化拼音的汉语辞书，它以利玛窦等人编的汉字注音书为基础，并在中国学者王征、韩云等人帮助下完成。编著此书的目的是帮助西人学习汉语，同时也为汉语拼音化开辟了道路。

此外，1687年来华的白晋编有《中法小词典》，并以拉丁文和法文写成《中文研究法》。1728年，马若瑟又在此基础上写成《中文概说》，分析汉字的结构与性质。因此，他被认为是西方研究中国文字的先驱。18世纪，魏继晋又编成《汉德字典》。

由于长期生活工作在中国，传教士对中国的文化有了较深入的了解，所以，17世纪中叶以后，传教士不限于一般地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还对中国的历史作了专门研究，如卫匡国著有《中国历史》（第一部）（1658）、冯秉正著《中国通史》（1783）、宋君荣著《唐代史》、白晋著《中国皇帝的历史画像》（1697，即康熙皇帝的传记）、李明著《中国现状新志》（1696）等。传教士还有研究经书和孔子学说的专著出版，如刘应的《易经概说》、白晋的《易经要旨》、巴多明的《六经注释》、马若瑟的《经传议论》、钱德明的《孔子传》和《孔门弟子传略》、无名氏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等。这些著作虽然学术质量不是很高，但欧洲人却由此进一步真实地了解了中国文化。

来华传教士对中国传统的自然科学也做了一些研究和介绍。例如，宋君荣曾对中国天文学史进行研究，先后发表了《中国天文学论文集》（1732）、《中国天文学简史》（1732）、《中国天文学史》（1738）。巴多明同法国金石美文学院、科学院，圣彼得堡科学院保持通讯联系，介绍了中医学，并把大黄、当归、阿胶等多种中药推荐到西方。法国科学院通讯院士、著名植物学家徐西欧的学生汤执中，常把大量的中国植物标本寄给徐西欧，向西方介绍中国植物学。

关于此时期中学西传后产生的影响，学术界看法颇不一致。但从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看，有一种渐渐上升的趋势。这可能由以下原因决定：

其一，随着对中西方文化交流研究的深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成体系，最集中的当推著名学者季羡林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东学西渐”丛书，从文化、哲学、科学、军事技术等不同方面较深入细致地研究了“中学”的西传及其影响。

其二，随着近年来国内民族主义特别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抬头，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同倾向渐趋高涨。

其三，有感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例如化学武器的扩散、现代工业所带来的全球性的环境污染以及生物技术（例如克隆技术）给人带来的忧虑等。

其四，受到某些西方学者在特定情况下对“中学”的赞誉。例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1974年9月在美国《思潮》上发表的《谁将继承西方在世界的主导地位？》一文中说，中国文化如果不能取代西方成为人类的主导，那么整个人类的前景就是可悲的。他对中国文化的肯定态度是积极的，中国文化确有其独特价值。但如果“中国文化”所指即是中国传统文化，这种说法则显然是片面的；如果不是指传统文化，而他当时所指又实在不能用其他的中国文化来代替。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一些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新的希望，于是，对西传的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也就情不自禁地加大了肯定的分量。例如，著名学者朱谦之先生对中国文化的西传及其影响的研究有许多重大突破，《中国哲学对欧洲之影响》即为其代表性成果之一。但就是在该书中，个别提法恐怕难以成立。如他认为，在洛可可时期，中国的经书和孔子已逐渐被介绍到西方，“于是孔子遂为学术(10)界所倾倒崇拜，孔子遂成为欧洲18世纪启明运动的大师”。此说难免夸大其词。又如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就其思想渊源来说，当然与启蒙运动有关，或许或多或少也会受到中国思想的间接影响，但朱先生认为“受了中国无神论、唯物主义、自然主义影响的百科全书派，结果竟能应用中国思想以打倒路易王朝，发起了法国大革命”。此种观点难以让人认同。

关于中国文化对此时期欧洲的影响，可以肯定的方面主要有：

第一，中国艺术对“洛可可风格”的影响。“洛可可”一词源自法文“rocaille”，意思是指一种假山石或贝壳的装饰品。风靡欧洲的洛可可风格是在中国文化影响下发生的，它最初发生于17世纪末收藏中国艺术品最多的法国，不久遍及德、英、意、西班牙等欧洲主要国家。它从18世纪20年代开始兴盛，一直延续到80年代，直接表现了欧洲对中国的瓷器、漆器、丝绸、绘画、建筑等艺术品及其风格的追求。在这个运动中，中国的戏剧和园林艺术是很受欢迎的。其中，伏尔泰根据马若瑟所译元曲《赵氏孤儿》改写成的《中国孤儿》，1755年在巴黎上演，更是轰动一时。至于园林艺术，18世纪初欧洲人开始接受中国的影响。当时德国在华肯巴特河旁建筑的费尔尼兹宫，就是欧洲建筑模仿中国式大屋顶建筑的典型例子。到了18世纪中叶，为英王妃奥古斯塔改造的花园，则是欧洲第一个中式花园，轰动全欧。

洛可可风格，虽然只是表现为风行一时的艺术风尚和生活风尚，但是，它以追求中国文化的审美情趣为中心而展开，因而典型地表现了中国文化对西方的亲和力。这与在此之前中国文化西传的影响之表现有所不同。这是应注意的。

第二，中国哲学对欧洲哲学的影响，这可以从两方面看：

一是对德、法两国哲学家如莱布尼兹和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的影响。德国近代著名启蒙哲学家莱布尼兹（1646—1716），同时也是一位科学家，与牛顿并称为微积分的创始人、数理逻辑的前驱者。他早在1687年前，就读过孔子、老子等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著作，并与在华的传教士建立了联系。1697年，他用拉丁文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事》一书，在两年后第二版的序言中，高度地评价了中华文明。他与在华传教士白晋讨论有关《周易》的著名通信，证实他于1703年正式提出的《论二进制计算》和宋儒《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完全一致。这是巧合，还是说明《周易》对他创立二进制有所启发，或者是在《周易》影响下创立二进制，还可进一步研究。

中国哲学对伏尔泰的影响，可从其1752年写成的《自然法赋》一书中看出。该书论述的理性道德，受中国宋明理学的影响较多。例如，伏尔泰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教人顺从理性，实践道德，这和宋儒的《大学论》不谋而合；告诫人们要提防被私欲迷误，以保持天性，这和宋儒讲天理人欲之辨没有什么两样。根据他的《中国》和《中国历史》等文章，可以发现他对中国文化评价很高。他把中国文化与西方相比，认为中国文化是更理性的；他又反对基督教文化一元论，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对他是有影响的。

二是对欧洲启蒙运动可能产生的影响。启蒙运动的发动者宣扬自由、平等、民主和法治思想，提倡智慧与教育，反对基督教宗教神学，因此，中国文化中不崇神灵的思辨哲学（形而上）与伦理本位的哲学，便受到了启蒙运动的欢迎。如狄德罗盛赞儒教，说它“只须以理(11)性或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

中国哲学对启蒙运动的另一个重要派别——“重农学派”也有影响。此派的创始人、法国经济学家魁奈因在1767年发表《中国的专制制度》而被誉为“欧洲的孔子”。他非常赞赏中国的重农传统和历代君主重视农业的政策，曾鼓动法王路易十五仿效中国皇帝举行春耕“藉田”的仪式。魁奈关于实行土地单一税政策的主张，也可能是(12)受到中国古代税制，特别是受《周礼》均田贡赋法的启示。

关于性善论对欧洲之影响，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在《中国文明》的讲演中说：“17世纪中叶耶稣会教友，群将中国经籍译成西文，中国儒家人性本善之哲学乃得输入欧洲。……启蒙时期之哲学家，为法国大革命及其后诸种进步运动导其先河者，固皆深有感于孔子之学说……社会进步之理想，唯有依赖人性本善之学说，方有实现之(13)望……”

总之，中国古代文化对欧洲产生了影响是应当肯定的，但是，究竟影响到何种程度，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讨的问题。简略地讲，中国文化有助于欧洲学者认识到基督教文化并非世界上最早和唯一的文化。例如伏尔泰在《论各民族的习俗与精神》一书中，把中国文化放在全书的首位，排在基督教文化前面，说明他对中国文化的价值有一定的认识。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那时，西方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了解还是欠深入的，“中学”的西传范围是极其有限的。虽然中国代表性的文化经典已被译为西文，但是每一种有多少印数，又在多大范围内被传阅，这至今还是或者永远都是一个未知数，而这对于我们搞清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范围及影响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们既要看到中学西传后的影响，又不可盲目扩大，特别是在今天中国日渐与国际接轨之际，更应引起注意。否则，狭隘的文化本体论就会影响我们科学地借鉴外来文化，甚至于清末“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的陈词滥调还会沉渣泛起，阻碍我们走向世界。（三）中学“西传”日本及其影响

中国与日本隔海相望，一衣带水，自古以来就交往密切，从徐福东渡日本开始，中日文化交流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民间俗称中日两国“同文同种”，虽然比较模糊，欠科学，但中日两国确实存在相同的文化前景，而且“日本的文化是从中国借鉴来的”（美国学者赖肖尔语）。因此，中国文化“西传”日本，明显地不同于西传欧洲：其一，空间距离短；其二，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从物态形式，而且从精神内涵方面给日本文化以长久而深刻的影响。由以下几方面可以窥见其概貌：(14)

第一，汉字对日本的影响。日本古代没有自己的文字，曾有一段时间全部使用汉字。公元前后，即我国的汉代，日本列岛已出现汉字，并有个别人知道如何使用。应神十六年（公元285年），日本开始正式地、大量地使用汉字。后来，汉字在日本得以本民族化，日本人逐渐从汉字中创造出自己民族的文字，即现在的日语。日本语中的所谓“假名”就是根据汉字造成的，至今汉字依然保留在日语中。1981年10月日本政府公布的常用汉字表，仍有1945个之多，而许多日本人则以大量地使用汉字来显示其学问与教养。汉字传入日本，使中国书籍直接传入日本成为可能，这对于中国文化的传入，对于促进日本的开化与进步，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二，文学艺术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公元5世纪时中国儒学就对日本文学产生了影响，到了12世纪以后逐渐加强，特别是宋儒理学以及明代的阳明学派和明末朱舜水等人，对日本文化有深刻的影响。就文学本身而论，我国的《论语》、《千字文》在3世纪已传至日本。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于诗歌和小说两个方面：日本最早的抒情诗集《怀风藻》，就收集了100余首汉诗，其中以五言居多。日本的“诗经”《万叶集》在文艺思想上也受到《昭明文选》的影响，序文之类的短文都是模仿六朝骈体文写就的。10世纪初日本产生的“物语文学”虽然是在日本民间传说基础上所形成的，但也吸收了中国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学的精华。日本《源氏物语》是世界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但它吸收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营养，广泛地引用了汉诗，其中白居易的诗句就达90余处之多。此外，还大量引用《礼记》、《战国策》、《史记》、《汉书》等中国古籍中的史实与典故，并将它们融化于故事情节之中。

至于艺术方面，早在奈良文化时期，日本便受到了唐代的建筑艺术、雕塑艺术、绘画艺术等的影响。例如，古城奈良就是模仿唐都长安以及洛阳建造的。另如，在鉴真大师主持下，由中日两国能工巧匠建造的唐招提寺内的佛像，很多采取了唐代木雕技艺。

第三，中国佛教对日本佛教的影响。中国佛教在6世纪就传入日本，日本的佛教宗派大都源于中国。有的最初是通过朝鲜僧人传入的，如三论宗、华严宗；有的是中国僧人直接传入的，如律宗、禅宗的黄檗宗；有的则是日本僧人从中国输入的，如法相宗、天台宗、真言宗等。佛教对日本的历史文化有较大影响，至今在日本仍有较大势力。

最后，还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国文化传入日本及在日本的影响和作用，远远不同于中国文化西传欧洲被一时的欣赏或者被引用。对此严绍璗先生的观点振聋发聩：“日本古代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模拟与消融，是一种在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因为它对于中国文化，不是只停留在单纯欣赏、翻译和研究上，而是采取切实的步骤，把中国文化消融在自己的文化中。毫无疑问，日本古代文化发展的这一势态，使(15)汉文化一直处于非常隆盛，而且备受尊重的地位。”日本文化对于中国文化所采取的态度，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以科学地对待外来文化。（四）近代的中学西传

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打破了中国长期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国传统文化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中国文化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不时地伸出交流外传的触角，但此时中国文化的西传只不过作为西学东渐的潮流微弱回应而已。这时期“中学”的主要传播者乃是东来的传教士和少数的中国人，如出使外国的政府官员以及赴英帮助理雅各译书的王韬和流亡日本时的康有为、梁启超等。

这时期在华的传教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其中不少人对传播中国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且有成就，如麦都思、郭士立、巴拉第、丁韪良、戴德生、林乐知、樊国梁、李提摩太、卜航济、福开森等。其中首推英国传教士理雅各。

理雅各（1815—1897），1840年到达马六甲，任伦敦传教会在此创办的英华书院院长，1843年迁校到香港。此后，他利用便利条件，广泛涉猎中国的语言、文字、历史、哲学，尤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他认为，只有透彻地掌握儒家经典，亲自考察中国圣贤所建立的道德、社会和政治生活基础的整个思想领域，才能与自己所处的地位和承担的职责相称。他甚至认为，儒家学说与基督教义不乏相同之处，了解和利用儒家经典，可以更有效地在中国传播西方的宗教。为此，他制定了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的庞大计划，并在当时中国著名学者王韬的帮助下付诸行动。理雅各翻译的第一部作品是《论语》，1861年正式出版。此后25年间，《大学》、《中庸》、《孟子》、《春秋》、《礼记》、《书经》、《孝经》、《易经》、《诗经》、《道德经》、《庄子》等中国古代经典著作的英译本相继问世。这部采用英汉对照形式并详加注释的22卷巨著，理雅各取名为《中国经典》，成为迄今为止仍被西方学术界视为中国经典的标准译本。1873年理雅各离开香港返回英国时，已成为享誉欧洲的著名汉学家。在他的努力下，1876年10月27日，英国第一个汉学讲座——牛津大学汉学讲座在伦敦谢尔登大剧场举行了开学典礼。理雅各因其在翻译中国经典方面的突出贡献和广泛影响，被破例列名为第一任汉学教授，主持该讲座。直到1897年离开人世，他始终坚持汉学研究，先后发表《孔子——中国圣贤》、《孟子——中国的哲学家》、《中国古代文明》、《基督教与儒教之比较》等多篇论文。

巴拉第（1817—1878），俄罗斯正教会教士，是一个侵略色彩相当浓厚的帝国主义分子。在彼得堡神学院毕业后不久，他以修士辅祭身份随第12届俄正教驻北京传道团领班修士大司祭波利卡尔普到北京供职，后晋升为修士大司祭。1849年又率第13届驻北京传道团到中国。在任期间，他曾多次向沙俄政府提供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中国的情报。1855—1858年间他参与签订《中俄瑷珲条约》，1864年率领第15届驻北京传道团赴华，在此期间，曾到东北和蒙古地区实地考察测绘地形与搜集情报，在北京负责出版研究中国问题的定期刊物《汇报》。他对汉学和佛学研究有较深造诣，是俄国传教士传播和介绍中国文化的突出代表，著译甚丰，如《从北京经满洲到海兰泡的旅行记》、《乌苏里地区历史概要》、《佛陀传》、《早期佛教史略》。

丁韪良（1827—1916），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1850年4月来到中国，首先在宁波传教。1854年，用中文编写了宗教著作《天道溯源》，出版后流传广泛，多次再版，并被译为日文和朝鲜文。1862年，他携家到北京开辟了传教基地，曾参与美国政府同中国的修约谈判活动。1865—1867年，他先后受聘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和翻译教习。1869年被任命为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任期长达25年。1878年与林乐知等设立上海圣教书院，1898—1900年间任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总教习。《辛丑条约》签订时，他主张各国在中国划定势力范围。他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突出贡献是写下了《花甲忆记》、《北京之围：中国人对抗全世界》、《中国之觉醒》等著作。

林乐知（1836—1907），新教美国监理会传教士。1860年到上海，曾从王韬治汉学。1863年在上海广方言馆任教习。1868年，广方言馆移入江南制造局，又兼翻译，同年创办并主编《教会新报》（周刊）。1874年9月《教会新报》更名为《万国公报》，变为政治、经济、科学、宗教在内的综合性刊物，成为一个颇有影响的刊物。中日甲午战争后，宣传维新变法。他所编著的《中东战纪本末》、《文学兴国策》、《中西关系略论》等，对传播中国文化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前者，收录了有关中日甲午战争的文件，具体记述了甲午战争的过程，并加以评论。“弱肉强食”即为该书所提出，当时给人们以很大的震动。

卜航济（1864—1947），美国传教士。1886年来上海，任美国教会所办圣约翰书院英文教师。1888年任该校主任，并与华籍女子结婚。1892年返回美国为该校筹款。1905年该校正式更名为圣约翰大学，任校长，直至1941年。著有《中国之暴动》、《中国历史概略》、《上海简史》等。

其他传播西学的传教士还有卫三畏、戴德生、李提摩太、福开森等，兹不一一评介。

简括地说，此时传教士大多是随西方对外扩张的浪潮来华的，传播中国文化的动机也大相径庭，但客观上只要他们这样做了，就对沟通中西文化交流发挥了作用。另外，他们对“中学”的传播大都离不开中国学者的帮助，他们译出的中国文化著作有很多是与中国学者合作的结果。至于此时“中学”对西方的影响，在当时国势衰微的历史情况下，中国文化更处于低势能的状态，因而，其影响力也就可想而知，应该说是比较小的。

其时，中国人对外传播“中学”的热情已被对西学的渴求所减弱，独自系统的介绍较为少见，王韬协助理雅各翻译十三经当为一大贡献。在此期间，他应邀前往著名的牛津大学讲演之事很值得一提，其《漫游随想·伦敦小憩》是这样记载的：昔英女主以利沙伯（伊丽莎白）遣人至粤，而东方之贸易以

开；继有英官斯当东（斯汤顿）者始效华言，于是接踵来华者，

始能通中国语言文字。夫中国在亚境之东方，英国处欧洲之西鄙，

地之相去也七万余里。三百年前，英人无至中国者；三十年前，

中国人无至英土者。今者，越重瀛若江河，视中原如堂奥；无他，

以两国相和，故得至此。唯愿嗣后益敦辑睦，共乐邕熙。尔众子

弟读书国塾，肄业成均；其已得考授秀士、孝廉，列于前茅者，

皆出类拔萃之资，年少而志盛，学博而文富，皆将来有用之才也。

他日出而用世，上则翼辅王家，下则流传圣道，必能有益于中国，

是所厚望焉。

王韬追溯中英关系的发展，祝愿两国人民和平共处，友好往来；赞扬牛津学生博学多才，期待他们毕业后为中英两国多做贡献。他的演说在牛津大学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学生们无不热烈鼓掌，齐声称贺，连礼堂墙壁也为之震动。

演讲结束以后，一些学生还向他请教孔子之道与西方所传天道如何比较的问题。王韬对此又作了一番精辟的论述，认为它们之间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一言以蔽之：“其道大同也。”那时的王韬当然不知道文化的交流、互补与融合，但是他的见解却是发人深思的。王韬之所以能够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本身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来，并对“中学”有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则因为他能主动地接触和了解西方外来文化，毫不讳言西学的长处。这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反映了那时中国人所能达到的高度。

其时，康、梁等在流亡日本期间也都不失时机地宣传中国文化，但因为他们忙于变法，学习西学，故而不可能专注于传播中国文化。二、留学生以前的西学东渐之述评

西学东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东渐的西学之内容、途径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不尽相同。在留学生成为西学东渐的主要中介之前，异域文化大规模传入中国主要有两次，真正属于西方文化的仅有一次。（一）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

中国传统文化源于黄河流域，其主要核心乃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其形态主要为农耕文化，它与南亚的佛教文化是不同性质、不同形态的文化体系。佛教文化之所以能传入中国并产生影响，据汤(16)一介先生的演讲，它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它最初借中国原有文化流传。佛教在汉朝传入时，起初并未站稳脚跟，而是依附于中国原有的“道术（方术）”；到魏晋时，又依附于玄学。汉朝多把“浮屠”与“黄老”同样看待，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桓帝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甚至当时的佛教徒也自称其为“道术”。

汉末魏初，印度佛教在中国分为两大系流传：

一为安世高系，是小乘佛教，重禅法。安世高译经很多，最有影响的是《安般守意经》和《阴持入经》。《安般守意经》讲呼吸守意，和中国的道家、神仙家的呼吸吐纳之术相近；后者解释佛教的名词概念，如汉人注经的章句之学。《阴持入经》关于宇宙人生的学说以“元气”为根本，说“元气”即“五行”，并以此说“五阴”，认为佛教的“色、受、想、行、识”也是“元气”的作用。可见安世高宣扬的小乘禅法，是依附于当时我国流行的道术思想，用道术来解释佛教的。

二为支娄加谶系，为大乘佛教，讲般若学。他认为人生的根本道理是使“神返本真”，而与“道”合，这可见其所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支娄加谶的再传弟子支谦将《般若波罗蜜经》译为《大明度无极经》，从这一译名可见他使佛教迎合当时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玄学：把“般若”（智慧）译为“大明”，是《老子》中“知常曰明”的意思；把“波罗蜜”（到彼岸）译为“度无极”，也就是说达到与“道”（“复归于无极”）合一的境界。

魏晋时期，玄学讨论的中心是“本末有无”问题，而佛教般若学的中心为“空、有”问题，这与玄学接近。当时的佛教徒便多以玄学来解决佛理，采用所谓“格义”或“连类”的方法。和尚道安在《毗奈耶序》中认为，“以斯邦人老庄行教”，即承认印度佛教的流行是借助于老庄思想。

东晋初，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般若学大盛，有所谓“六家七宗”，但他们所讨论的问题从本质上说仍是“本末有无”。所谓“本无义”与嵇康、阮籍“无心”思想相近，而所谓“即色义”则与郭象“崇有”思想有相因关系。

佛教在东晋以后的广泛传播，终于引起了传统思想文化与外来思想文化的矛盾和冲突。这是因为印度文化与中国的本土文化毕竟是不同性质的文化。佛经的大量汉译，使僧人有可能对佛教有了比较符合原意的理解。由此便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是按照中国的文化来了解佛教，还是根据印度佛教的原意来讲解佛经？

在南北朝时期，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表现在各个方面，主要是政治和经济利益以及哲学和宗教伦理问题。其时发生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灭佛法之事，既有政治经济上的原因，也有思想文化上的原因。

隋唐以后，印度佛教为中国文化所吸收，先是出现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至宋代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并完全被融合，形成了宋明理学，即新的儒家学说。也就是说，宋明理学批判了佛教，又吸收、融合了佛教，从而使中国哲学有了一个更为完善的本体论、价值论和人生哲学的体系。至此，从两汉以来中国哲学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完成了“儒学—印度佛教—新儒学（前二者的结合）”的过程，从而把中国文化向前推进了一步。

佛教中国化的过程给我们的启示是：不同质的文化可以互补、融合，但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时间过程；其结果是产生了既有原特点并又有所发展的新文化。（二）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

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是中国文化史上、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开始标志是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等到中国传教。但其实质上却是新航路开辟和西方殖民者东来的结果，中外文化交流的内容也从前一时期南亚佛教文化的传入，转变为欧洲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流。在此过程中，欧洲东来的传教士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他们既向西方传播了中国文化，又给东方带来了西方文化。

最早来中国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是1541年罗马教廷派往远东的使节方济各·沙勿略。但因明朝海禁森严，他只能待在广东的上川岛，未能进入中国大陆传教。第一个获准在中国内地传教的是意大利人罗明坚。不过，后来声名远播的乃是另一位意大利人利玛窦（1552—1610）。

1581年，利玛窦来到澳门，开始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为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作准备。其后，到广东肇庆、韶州，又辗转于南京、南昌等地。1601年到达北京，献上了给万历皇帝的贡品，虽然未获接见，但却被允许在中国传教、居住。于是，利玛窦定居北京，直至去世。利玛窦在华期间，著有《乾坤体义》、《天主实义》等著作，还与徐光启等合译了大量的西方科学著作，如《几何原本》等；与李之藻合译《同文算指》等书。利玛窦来华，为中世纪后期中西文化的交流写下了新的篇章。在耶稣会教士中，他首先进入明朝京城，取得合法传教的地位，作为来华的西学代表人物，他第一次正式向中国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宗教和科学技术知识。尽管他的主观意图在于传教，所输入的也不全是近代西方最新的科学知识，但客观上确使当时的中国人耳目一新。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及康熙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外来神学及科学知识的影响。同时，他又是向西方正面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一人。自他以后，中学的西渐及对欧洲的影响，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常说的课题。

从内容上看，西方传教士来华带来的西学可概括为二：

一是通过传教本身传播的基督教文化，受影响者主要是大量的教徒。1582年，利玛窦始为第一个信徒施洗，而到1644年，全国已有教徒16万多人。其间到中国省区传教的耶稣教士有82人。同一时期共印宗教书籍131种，数学100种，学术及伦理、物理书籍55种，教徒刊印的教义著作有14种。崇祯末年，全国除云南、贵州外，已有13个省传入天主教。清初，传教士的传教活动继续发展，据周燮番《中国的基督教》记载，到1701年，全国13个行省共有传教士117人，教堂250处，教徒30万人。后来，由于“礼仪”之争，雍正皇帝才改变态度，禁止传教。随着耶稣会士被逐出国门，原来就很迟缓的西学东渐全然中断。

二是随着传教士的东来，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大量传到中国，形成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其主要成就有：

在数学方面，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了欧几里得的名著《几何原本》，这是一本关于平面几何学的系统性著作。此书传入中国一种崭新的逻辑推理方法，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几何学的内容与表达方式。利玛窦同李之藻合译的另一部数学著作《同文算指》，是我国最早介绍欧洲笔算的著作。在该书中，从加减乘除到开方，中国和西方的算术第一次融会在一起。由于简便易行，又经过后来的改进，该书得到了普遍的推广。汤若望在1634年编成的《崇祯历书》，也介绍了大量的西方数学方法，将西方平面三角学、球形三角学传入中国。在17世纪的中国，计算工具共有四种：珠算、笔算、筹算、尺算，其中后三种都是从西方传来的。

在天文学方面，欧洲传教士们到中国后，不仅翻译、介绍了许多西方天文历算方面的书籍，而且引进、制造了一批天文仪器，如地球仪、天体仪、望远镜等。如汤若望在明末清初编成的《时宪历》就是一直沿用至今的阴历，可见其巨大成就与深远影响。他还编著了《古今交食考》、《测食说》、《恒星出没表》、《浑天仪说》等天文著作。在介绍天文学说方面有重要贡献的另一位传教士是法国的蒋友仁。1761年，他将手绘的《坤舆全图》进呈乾隆皇帝。此图附有说明，介绍了伽利略和哥白尼的地动说及行星运动说，指出哥白尼学说“以太阳静地球动为主”。

地理学方面，主要有：1．利玛窦编绘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它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示了地球的全貌，后来曾多次改进刻印。2．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撰写的《职方外纪》，世界地图在前，介绍文字在后，是第一部对中国全面介绍近代世界地理知识的著作。3．康熙时期，曾委托传教士雷思孝、白晋、杜德美等人对全国进行普遍性测绘。这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时测量工具简陋，只能以绳测量，还要随时随地观察天体，用三角法测量，以规定经纬度。经过十年努力，他们终于完成了《皇舆全览图》。这是当时世界上工程最大、制图最精确的地图，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准确。

传教士还把西方生物学、医学知识传入中国。如法国传教士洪若翰、刘应等人，曾用金鸡纳霜（即奎宁）治好了康熙帝的疟疾；医生罗德先为康熙帝治好了心悸症和上唇瘤。白晋和巴多明将一部法国医学著作《人体解剖学》译成满文，并附满文说明插图。

传教士们把欧洲的建筑技术与风格也带到了中国。如他们在各地修建欧洲风格的教堂，使人一新耳目。就是到今天，在中国一些中小城市，这种风格的建筑还引人注目。而康熙时期开始修建的我国著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就有欧洲式的建筑——圆明园的附园长春园的一部分，是仿法国宫殿风格设计建造的。工程主持者乃是意大利传教士、杰出的建筑学家、画家郎世宁。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协助郎世宁设计了西洋楼建筑群。

欧洲的绘画艺术这时也由传教士传入中国，其杰出代表当为郎世宁。来华时，他随身带来西方艺术典籍，后来据此编为教材，传授艺徒，把西方透视、光暗等表现技法传授给中国画家。他本人成为一名宫廷画家，而且在中国绘画上有重要贡献。

遗憾的是，由于封建制度的束缚，这时期传入的西方科学技术并未能很好的推广，特别是由于此后中西文化交流中断，西方科学技术未能不断地传入中国，这无疑造成了历史的倒退。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它给人们的启示是：文化的传播与交流需要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管理者和管理部门要尊重文化交流和传播的规律，不应人为地阻碍或强化。如果利玛窦死后，罗马教廷能够遵照利玛窦的遗法，不无视中国的国情，不干涉中国人民的礼仪习俗，不禁止中国的基督徒祭祖尊孔，不触犯“龙颜”，西方传教士仍可正常依法传教。那么，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可以与基督教文化自然地融合呢？历史当然不可以用“假如”来述说，但如果确是那样，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鸦片战争前夕，恐怕完全是另一种形态，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是否可以轰开中国的国门也未可知。（三）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

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始于鸦片战争。

在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止以后，自清雍正年间起至鸦片战争前夕，清王朝实行愚昧的闭关自守国策，中断中西文化交流100多年。也正是在此期间，欧洲各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科学技术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转化为强大的生产力。与此相伴随，建立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制度和思想体系，欧美诸国先后成为世界强国，并疯狂地向东方扩张。与此相反，妄自尊大的清王朝仍然以不变应万变，陶醉于天朝上国的幻想之中，依旧陈袭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恪守封建文化，盲目排斥异质先进文化。但是处于上升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文化，正处于高势能阶段，在洋枪洋炮的炮火声中，正以强劲势头向古老的东方扩散。所以，从源头和本质上讲，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西学东渐并不是自然的平等的文化交流，而是伴随着西方列强对华的侵略扩张而进行的全方位的文化输出。举凡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各种实用科学，各种社会政治学说，各种学术思想和基督教新教等，都被通过不同的途径、方式传入中国，其内容、规模、速度及其影响，都是空前的。

但是，因为其时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较中国封建的文化要先进、优越得多，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一批又一批的有识之士由反对、拒斥、无可奈何、被动接受，转而向西方文化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并进一步传播接受和运用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从而使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推动古老的中国逐渐地向现代化前进。在此意义上，西方文化的传入对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又是一件有积极意义的好事。

对此，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是这样论述的：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

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

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现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

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

美国、英国、法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

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这些是西方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

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

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

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

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

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

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19世纪40年代至(17)

20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

这段分析是较客观的。

根据西学传入中国的内容及中国人对西学的认识程度来看，从1840年到五四前的近80年间，中国人学习西学的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其中心口号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抗御列强外敌。其后，太平天国的洪仁玕提出了以“革故鼎新”为内容的《资政新篇》，特别是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主张“采西学，制洋器”，提出了学习西方思想文化的新课题。

第二阶段，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以学习西方实用科学技术为主的洋务思潮应时而起，其纲领为“中体西学”，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然而，其结果却加速了西学的东传，动摇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根基。因为随着洋务派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相继设立同文馆和一批新式学校，较系统地引进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西方史地、国情等方面的知识，中国封建文化受到了冲击。此时，西方书籍的翻译出版，报刊的创办，中国留学生的派遣等，也都应运而生。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政治改良思想开始流行。洋务运动还在经济范围内进行了带有若干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引进了大机器生产，首开中国近代工业进程。在这些情况下，人们观念的变化也就是自然而然的。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为人所共知的有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以及恭亲王奕䜣等。

在这一阶段，产生了中国早期的一些改良主义思想家如王韬、郭嵩焘、马建忠、郑观应，“中学”和“西学”之争也日趋激烈。其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出怀疑并表示不满，且为官场和士林所不容的代表乃是中过进士、点过翰林并曾亲历域外的郭嵩焘。

第三阶段，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时期，民族危机加剧，列强瓜分中国狂潮愈来愈烈，与此同时，维新变法和民主革命思潮迅速传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为新的文化，已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引进的“西学”已不再局限于“洋务”范围内的工、矿以及声、光、化、电等，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社会政治学说，已成为指导政治改良和民主革命的思想理论。

这一时期，宣传维新和革命的报刊、书籍大量出版，新式学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体革命”等口号亦纷纷提出。一批思想文化巨人站到时代潮流的前列，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邹容、章太炎等。

康、梁等维新派不仅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经济制度和管理方法，更强调要效法欧美的民主政治制度，要把清政府的君主专制制度演变为立宪制度，把封建自然经济演变为大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经济。他们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从完整的意义上提出资产阶级近代化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要在中国全面推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戊戌变法的失败，加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迅猛发展，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更广泛、更深刻的意义上，掀起了划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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