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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从维熙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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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听试读：

伴听

一

现在的职业尽管五花八门，“陪听”这个职业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因而当家政服务中心那位小姐，说出这个职业名称时，我立刻像兔儿般地支起耳朵：“你说什么？陪……陪什么？”

她重复一遍，我还是没能听清她说的职业。当时我把那个“陪”字，敏感地与“三陪”一类的活儿联系在一起。我是一个学习生物工程的硕士生，在我们的大学里，不能说没有私下干这份差事的；可是我与时代的脂粉与红唇，有着一条界河。这主要得益于我的父母，他们都是老知识分子，从小就让我知道礼义廉耻。当然，我也并非清教徒，只是还没找到我的所爱。

在校期间，男同学们私下叫我“冷美人”。我是很冷，我总觉得这个世界流淌着的生活，若同一条泥河。在校期间，我宿舍的床头挂着的唯一一幅画，是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尼亚加拉大瀑布，那是我从一本画报上剪下来的；那垂天而落的银河，使我神往。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一篇描写这个大瀑布的文章，文章中写到那个大瀑布旁边，还有一座“冬季花园”旅馆，这名字也含有冰雪的冷艳。这个偶然发现对我的毕业选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在我经过“托福”考试后，美国有几所大学要我去他们的学校深造，我躲开了纽约、曼哈顿……那些繁华的城市，而选择了西雅图的一所大学——那儿的地理位置在美国的西北部，和尼亚加拉大瀑布的色彩贴得最近，当然，更为重要的是那儿有生物工程的专业，我到那儿去攻读博士，我等待着那一纸入学通知书。“陪听！陪听！”那姑娘见我神色恍惚，对我加重了语气说，“你想到哪儿去了，中国又没有红灯区，哪会有什么色情中介机构？”我终于听明白了她的话，但是我不明白“陪听”是什么含义。“就是陪人说话，特别是听人家说话。”她说，“人生分幼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有些老年人进入黄昏年纪，生活上特别孤独；他或她不需要你照顾吃、喝、拉、撒、睡，那是保姆干的活。你的工作实际上很轻松，只是白天陪着老人说话。当然，由于老人们的生活经历各有差别，脾气秉性也存在着千差万別。我看你气质挺好的，又有大学学历，一般来求职的女性，我们还不敢随便介绍这个工作呢！”电脑小姐笑了，笑得甜甜的——很显然，她对我的感觉，一定和我对她的感觉一样美好。“你贵姓？”我觉得这个女孩挺可爱的。“我姓林，叫林笑。”“我叫魏红。我的名字可没有你的那么雅静。其实，你在电脑屏幕上已经看到了我的名字，为了表示谢意，还是自报一回我的大号吧！不过，我想在上岗之前，给你们提个小小的建议，今后能不能把‘陪听’这个容易招人误解的职业，改为‘伴听’，让它更清白一点呢？”“感谢你的提醒，我们现在就改。”说着，她在电脑职业中介的栏目中，改掉了原来的名称，换上了“伴听”

二

林笑一笑两个酒窝：“你还挺幽默，在合同上签字吧！”

我在那张纸上写下了我的名字。在美国西雅图入学通知书到来之前，我应当学会适应自立的生活习惯——尽管这是父母并不十分同意的事情，在这方面我是家庭的叛逆，叛逆意识来自我要学会独立生活。这不需要家庭投票表决，我的意志就是句号。我挥手向林笑告别。

两天之后，我接到一个电话：“你来工作吧。从西直门上公共汽车，途经颐和园往西，在玉泉山旁边，有一座花园式的楼房，门口还有警卫。你向警卫报上你的名字，就可以进来了。”二

凭着我的感觉，我的主人是一个挺有来头的人物。什么人能够享受伴听的待遇，在西方19世纪的小说里，我见到过孤独老人雇用女仆，给他（她）读小说什么的，以打发他（她）的时光，那情致十分古典。在当代的外文杂志上，我也看到过不愿进养老院的老人，找一些有文化的女士，陪着她或他养花种草。当然那些老人都是些有钱的人，中国的钱和权是连在一起的，我断定我的主人一定二者必居其一。在大学学习时，我的爱好是读一些福尔摩斯的原文小说，作者柯南道尔那种严于推理的逻辑思维，对我影响很大——我就是拾人家的牙慧，来判断我未来主人的。

下了公共汽车，向平民百姓问路，那些居住在山脚下的人，竟然不知道这儿有什么疗养所之类的地方。后来碰到了一个身着戎装的军人，他仔细地告诉我去那儿的路线，才算解决了我的疑难。不过，我已经走了不少的冤枉路了，待我按着他的提示，绕了两个S形弯路后，一片坐落在林荫中的小楼楼群，立刻出现在我的面前。这实在是个不错的地方，山峦草木葱茏，绽开于万绿丛中的映山红，在山风中左摇右晃，使人想到俏丽的古代仕女的裙衫，惹人千般遐想，逗人万种思绪。我想如果有人从远处看我，我这身白衣白裙，一定也是一道脱俗的风景，因为盛夏时节的西山虽然姹紫嫣红，但是唯独没有白色。我下意识地朝

四

终于我看到楼群外边的那圈铁栅栏了。那儿站着一个持枪的门卫，他看了看我的应聘证明，指了指楼群中的1号楼，我就兴冲冲地朝那儿走去。老实说，我在兴奋中也不无遗憾。这么好的山，这么好的绿，那楼群不仅一律是平顶楼房，而且在色泽上，也一律是青灰颜色。也许是我过多地欣赏过欧洲风情照片和录像之故，觉得这楼群十分单一，就像是一个个身着中山装的老人，笔杆条直地站在那儿。中国喜欢突出共性，连楼群的建筑也是这个模式。当然，这些建筑并非今天之作，它隶属于50年代或者60年代，但是它实在与这山这绿以及山和绿形成的自然景观，失去了美丽的和谐。想到这儿，我又暗自笑开了我的浪漫，历史就是历史，那不是我这个弱女子能够搬得动的。历史是铁，我这是把历史感情化了。不是吗？我擦了擦头上的汗，按响了1号小楼的门铃。

门开了，出乎我意料的是，出来迎接我的不是我想象中的老人，而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他看了看我，向门内一指，做了个请进的手势，凭我的直感，他目光中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化学成分：是兴奋？不完全是。是窃喜？有那么一点。我猜着了，他一定是那个老人的秘书，认为来了我这么个伴听的大活人，他肩上的担子轻了，这就是他目光中闪烁出来的东西。走进小楼门内，是一间公用的会客室。沙发式样虽然有点陈旧，但还整齐干净。十分刺目的是茶几上的那台电扇，我断定那是80年代初期的品牌，一边转着一边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就好像是一台老式的电唱机，它发出的那种声音，有悖于环绕立体声音响的时尚。“请坐。”我坐在了沙发上。

那年轻人首先把电扇吹风的方向，转向了我。我客气地说不热，同时用手绢当扇子在脸边挥舞着。按说，西山脚下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比市内的气候要凉爽许多；我之所以仍然感到炎热，是因为内心的焦躁，我不知道我这服务的对象，是个什么角色。他身边既然有秘书，何必再要一个伴听？“欢迎你来疗养所。”他说。“你是他的秘书，是否能给我一点提示什么的。比如，首长的脾气秉性，生活爱好……”

他打断了我的话，并对我尴尬地一笑：“你错了，我是原来的‘陪听’，其实你把这项工作称为秘书，也不能说错。人老了，有老人的一面，也有返老还童的一面。该怎么对你说呢……你自己慢慢体会吧，也许这个工作更适合于女性。”

噢！原来他是个男伴听，要离任了，我是来顶替他的人。他告诉我，首长是个用语言难以说清楚的人。他又说世界上有许多好人，可并不是好人都可爱。“还有……还有……还有……”了半天，他也没能说出“还有”些什么东西是应该告诉我的。我不是个低智的笨蛋，听话听音已然断定出，我的主人不是个容易伺候的角儿，不过，我父母生下我来，就说我是个不安分的怪胎，他没有抖搂开的“还有……”不但没有使我产生畏难却步之意，反而增加了我对主人的兴趣。要知道，时尚中的男人和女人，在物欲大潮冲击下，已然赤裸到一丝不挂，用不着你用X光透视，他们和她们的

五

六

他说：“我得和首长告个辞，不然他会认为我偷拿了他的什么东西。”“会有这等事情？”我的心里咯噔一跳，“你有过偷窃的前科？”“没有。我是一名高考落榜生，和你一样，是通过家政职业介绍所到这儿来的。”“那就是说，他有心理障碍症了。”

男伴听大概仍然担心我会突然离去，便又呈现出忐忑不安的神情，“我看你对这项工作义无反顾，我才愿意告诉你，该怎么对你说呢，我过去读过一篇契诃夫的小说《套中人》，他又不完全像那故事的主人公……哎呀，还是你自己慢慢体会吧。”

我正要说些什么，楼上有了声音：“是不是新的生活护理来了，我听见门铃响了。”说着，一个矮矮的老头儿，手里拿着一把芭蕉扇，从二楼上走了下来。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他那一头散乱的银发，那银白的色泽使我想起学校秋游白洋淀时，顶在芦苇尖上的芦花白絮；继而，身着旧睡衣、蹬着两只拖鞋，出现在我和男伴听之间。他身体虽然不失矫健，但是面部却十分苍老，由于两腮缩了进去，显得颧骨很高；特别是他额头上的一条条沟壑般的褶皱，使人想到大山山峦的峰谷。由于我比老头儿身材要高上一截，看见他芦花放白般乱蓬蓬的头发中间已然歇顶，那歇顶的部位秃秃的，若同衰草围着的一块磨光了的石头。

老人显然没有丧失他的敏感，大嗓门地对那个将要离职的男伴听说道：“怎么，你还没有把我的绰号告诉她？那么让我自己对你摊牌吧，我的脑袋歇顶歇得有点特别，不是全歇成为秃瓢，只歇了脑袋中间那块，因而外号叫作‘中央’。我是东北关东人，姓甄名六，那个‘甄’字就是把‘西’‘土’‘瓦’加在一起，不是真假的真。这里的老家伙们常常叫我‘甄中央’。再去掉那个绕嘴的‘甄’字，你就叫我‘中央’好了。当然了，叫这个有点犯忌，你可以理解为，我是这个疗养所的‘中央’。”

我被这个老者的开场白逗笑了：“这名儿好记，我今后是称呼您‘中央伯伯’，还是叫您甄伯伯呢？”“姓名好比辣椒、白菜，你随便叫什么都行。”

老头儿的随和，是出乎我意料的。疗养所顾名思义是个临时疗养的地方，他在这儿显然不是短期逗留了，不然的话，为什么还要生活护理人员来陪伴，而且算上我已经是第二个伴听了。于是我好奇地问了一句：“这地方是叫疗养所，不叫养老院……难道您的家不在北京，再不就是家里没有人……”

其实我问这话，完全属于多余。不外是被这个老头儿的随和激起了兴致，想对他的情状知道得更多一点而已。未曾料到这几句话，可捅了火药库，那“中央”不仅没有了刚才的和蔼劲儿，简直像是晴天滚过一声炸雷，他没有对问话的我发邪火，莫名其妙地对即将离任的男伴听大吼一声道：“你是怎么搞的，刚才我在午睡前告诉你，要把我各方面的情况，事先向新来的姑娘介绍一遍，你这呆子都干了些啥，怎么这姑娘对我的情况，啥也不知道？”

我手足无措地愣在了那儿。那个文质彬彬的男孩，面带窘状地看了看腕上的手表，额头大汗淋漓，他忙向老人解释说：“‘中央’伯伯，她刚到没有几分钟。不信，您可以问问她。我们还没来得及说什么，您就睡完午觉，下楼来了。”“你还狡辩？我午休一个半小时，你有充足的时间和她介绍我的情况。”老头儿的手哆嗦开了，致使他手里的那把离了骨的破芭蕉扇，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您冤枉我了，我早就在这儿等着，可是她……她……刚到不足十分钟。不信您问问她！”我猛然醒过闷来，原来罪魁祸首是我。我赶紧为那即将离任的男孩辩解道：“甄伯伯，我到这儿顶多有十分钟。不怨他，怨我迟到了一会儿。这个地方很难找，您有火就发在我身上吧！再说，我有充足的时间陪您，您将来慢慢对我说好了。”

老头儿把头扭向了我，那目光火辣辣的，就像是八月的炎阳。我的眼睛如同被烫了一下。我正不知该怎么应急才好，低头与抬头之间，老头儿眼中的那团火，渐渐黯淡了下去。我想大概因为看我是个女孩，怕我承受不了他那霹雳闪电的火气之故吧！借着这个“多云转晴”的机会，我再一次对甄六老头儿表示，愿意听前辈对晚辈讲的一切。

火，终于完全熄灭了。甄六老人用破蒲扇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看看这姑娘多虚心。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毛主席这两句话，我对你不知说过多少遍，你怎么就没往心里装呢！”说着，老头儿好像记起了什么事情似的，走到沙发中间的茶几前，拉开了茶几下的小抽屉，从里边拿出一本卷了边的红本本，递给那男青年说：“你要走了，我甄六没有啥东西送给你，把这个在你们眼里可能早就过了时的礼物送给你。记住，它永不过时，常读常新。”我看清了，那是一本“文革”年代出版的小红书。我在家里听父母讲过那个国殇的年代，也看见过家里当古董收藏着的那本《毛主席语录》，想不到这老人，送那年轻人的竟然是这个宝贝。我立刻明白了，我将与之朝夕相伴的，是一个世纪的珍奇。在老人拉开抽屉那一瞬间，我有意无意地朝那抽屉里望了一眼，里边还有几本什么别的书籍，在书籍的四周，有一堆毛主席像章。像章有大有小，有铝制的，有烧瓷的，从其光洁度上去看，老人是经常擦洗这些东西的，我在心里初步为老人画了一幅肖像，他是一个无法割舍过去的人。这个“过去”的含义十分广泛，我还无法得知是历史上的哪一段“过去”。

那个年轻人告辞了。老人送他走出小楼。我尾随在老人身后，送了他一程。一直走到门卫那儿，老人才停下了脚步。我敏感地注意到那年轻人投向我的目光，应该怎么解析那目光中的包容量呢，为我担忧？有那么一点；对我惜怜，绝对是这个意思……他全然没有了我初见到他时的那种如释重负的眼神，我品出来这个萍水相逢又立刻匆匆分手的男孩，是在为我未来的工作担心。我对他点了点头，既表示自己对他的感谢，也是示意我的勇敢。我从走进小楼的第一分钟，已然感受到了心理上的压力，这也没有什么，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向自我挑战，走近陌生。对我来说，是一次别开生面的人生旅行。

在回到小楼的路上，他感慨地自言自语道：“都是这样的后代，中国就完蛋了！这小子有空就念那A呀B呀C呀的书，就是不念革命经。”

我沉默无言，我牢记我的职责是伴听。“他连秋收起义在哪一年都不知道。”

我的天！我也不知道那历史事件的年代。“你知道红军哪年到的延安吗？”他向我提问了。

我装作没有听见，其实是回答不出。“你是什么出身？”他显然是不高兴了。

我不能再当哑巴了，告诉老人父母亲都是教授。“我已经更换过五个生活护理员了，除两个是农家子弟以外，剩下的四个都是知识分子家里的虫儿。”他继续自我叨唠着，“他娘的，无产阶级的后代，都他娘的跑哪儿去了？是死绝了，还是他妈的去跑黑道白道，当新的资本家去了？”

我的天哪！我原来不是第二任——是第六任伴听了。这使我多多少少产生了一点畏惧心理。我听得清楚，老人对知识分子并不欢迎；但是对革命家庭的后代，也没有赞美之意。对于前者，我能理解，这天下是以农民为主体组成的军队打下来的；那些一度是臭老

九

可是他并没有谈及他的家庭，就离开楼下的会客室，带我上楼来了。但是甄六不是一个能自我克制的老人，没走上几步，就拔掉了嘴上的那把锁：“唉！我家里那两个兔崽子，就忘记了传统，男崽跑他娘的天涯海角当地皮串子去了；女崽在市里开一家什么公司，口红抹得如同吃了死耗子一般。分明都成了腰缠万贯的资本家，还有脸跑这儿来看我，让我回他们的家，呸！都他娘的被我骂了出去。我打了大半辈子仗，就为的消灭资产阶级，这世道也有点怪，好像是和我甄六转了个圆圈，身上带着

七

三

我不敢笑出声来，但还是忍不住抿嘴偷偷地笑了。好在我走在老人身后，他不是千眼佛，没有长着后视眼，看不见我此时脸上的表情。不然，我不知等待我的会是什么。老头儿可能正沉浸在怒火中烧的情绪中，脚下不小心被绊了一下，身子猛地向前趔趄了一下，我立刻上前架住了他的胳膊，关切地询问道：“您没事儿吧？可把我吓了一跳。”

老头儿脸色紫青地看了看我，之后那脸上的阴云略略散开了一些：“好闺女，你比那个走了的小子强。他和我好像是路人，也不知道他成天想些什么，有一次我让他上楼去取我的拐杖，那小子迷迷瞪瞪地把我过去使用过的家伙拿下来了。”“什么？您说什么‘家伙’？”“杀人用的军刀。”

我被这个名称着实地吓了一跳，因为它对我来说既陌生而又遥远。但是我通过老人的自白，似乎更明白了世界的人生百相。而今已是世纪尾声，他还保存着战争年代的军刀，其他的一切也就尽在不言中了。尽管我不是他希望的那颗种子，我还是对这个世纪老人产生了同情和怜悯：他一生都在为一个主义活着，他毕竟是个为信念而奋斗过的人，国旗的色泽上覆盖着他的鲜血，绿色军装的布纹里织着他的精神纤维。他是被这个世界渐渐遗忘的人，是他的生命基因，支撑他现在主要的生存状态。

他很倔强。在我搀扶他上楼时，他一直在摆脱我搀扶他的手，以示自己有力量走上二楼。但我的两只手还是像两只铁钳那般，紧紧地架着他的一条胳膊，往上迈着那一层层的楼梯。古老的楼梯是木质的，每迈上一步，他那沉重的脚都发出一声“嗵”的声响，就如谁按了钢琴的低音键盘区的琴键。老人的腿有些僵直，使我想起机器人的腿，他一边气喘吁吁地爬楼，还不忘对我述说着他的历史，他说那腿病是在朝鲜阴湿的坑道里留下的。当时他是工兵兵种，任务就是不断在大山中开掘曲里拐弯的坑道。彭德怀司令员曾经表扬过他的工兵团。我一直劝说他在上楼时不要说话，但他一直说个不停，我从他的自述里，知道当时他是个工兵团团长或是个政委什么的。倒也不错，我这个伴听不用去询及什么，只要像兔儿般地竖起两只耳朵，主人的面目就渐渐清晰起来。

登上二楼，迎面的一间房子里传出来哗哗啦啦的声响。我好奇地向里边张望了一眼，那是一间棋牌室，有几个老头儿玩着麻将下着象棋。他们看甄六老头后边还跟着一个我，眼神都甩向了我们。与此同时，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喊出同一个称呼：“‘中央’，又更换服务员了？”“‘中央’，我向你报告，这家伙下棋竟搞偷袭。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进来看看，有这么走棋的没有？”“‘中央’，丁政委偷了我一张牌，有意让我变成小相公。你给评判一下，这是什么军风，还干过政委呢，当年一定是个搞自搂的小农，你得整顿一下他的思想。”

最可笑的，有一个牌桌上的老头儿，举起麻将牌中的“红中”，又举起另一张牌“白板”，然后对甄六笑嘻嘻地叫道：“‘中央’，现在是‘白板’当了庄家，‘红中’成下脚料了。我们向‘中央’禀报，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中央’！进来看看，你的这些部下，现在都蜕化变质了！”

我既感到新奇，更感到刺激。在学校时，我自认为通过书籍了解了世界，但是这个角落的一切，我陌生到一无所知。我不知这些当年驰骋疆场的老一代人，是对甄六的尊敬，还是对他的讥讽和挖苦。我脸上虽然没有露出任何表情，心里却充满了酸涩，可是被老人们称为“中央”的甄六老头，脸色肃穆如铁，俨然就像是巴顿将军，他一挥手中的那把芭蕉扇道：“没法夸你们这些老不死。象棋嘛还能下下；那麻将是他娘的什么玩意儿，是他娘的资产阶级太太小姐们醉生梦死的玩意儿，我早就建议疗养所把它烧了！妈的，那管理员口头答应不下一百次了，你们还玩这一百零一次。同志们，我虽然革命资历比你们老一截子，可是你们在朝时，都比我的官大上好几级，怎么就非玩那鬼东西不可！”

他的话被人打断了：“我说‘中央’，当年毛主席在延安窑洞，可也玩过麻将。”

甄六老头儿的脸立刻雪上加霜：“少放斜屁，这可不是可以信口胡说的，你在部队可是当过政委——”

丁老头打断他的话：“给你看看这本文摘。”话到书到，我忙从地上拾起这本杂志，并递到甄伯伯手里。他有些发呆，让我立刻翻看其中有没有这事。我看老人如此认真，便劝老人说：“您累了，先回您的屋里去，到屋里我再读给您听，行吗？”棋牌室内的棋牌声再次响了起来，老人狠狠地向屋里瞪了一眼，无奈地离开了楼道。他一边走一边骂着：“都他娘的褪色了，这世道到底姓‘无’还是姓‘资’？”

老人的住室在楼道的尽头。从室内的窗子和墙壁的色泽上看，是刚刚装修过的。窗子双层玻璃，外层是铝合金的窗框；顶壁白得发亮，只有进口的“立邦”漆，才能涂出这样的效果。墙的下部贴了一圈大幅的伟人头像，从延安时期头戴

八

十

他的生活用具和这间屋子的布置十分和谐。那是一张窄窄的木板床，就像我读大学时学生宿舍里的木床一样，绝对属于50年代木器厂的产品。那床边的桌椅，还不如我们学院上课时用的桌椅呢，漆皮脱落得体无完肤。当然，那床上的枕头和被褥也不会是干净的，尽管它发出呛鼻的汗酸气味，却叠放得整整齐齐。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外观这幢山峦之间的楼群那么诱人，而生活在其内绰号“中央”的老头子，竟然活得这副模样！“怎么，看着扎眼？”他敏感地发现了我的失态。“没有。挺朴素的。”我违心地应承着，为了让老人信以为真，我还引证了一位美学家的格言，“世界上凡是最美好的东西，都是最简单的。”

这话是为了平衡老人的心，因为我不想让老人难过。可是没有想到的是，我得到的是一句火辣辣的反诘：“你说的倒是革命话，可是你嘴唇抹那么多口红，让我想起我那没出息的女儿。我希望你明天別涂口红，我看着心里难受。”

我沉默了好一会儿，没有出声。在历经片刻的不安之后，我似乎刚刚确认，走进一幅褪了色泽的历史画卷里了，在这儿你必须没有了自己，似乎要把你的身心投入昔日的神主耶稣、佛祖释迦牟尼、真主穆罕默德的神影中去，否则你就必须立刻“拜拜”。从不逆来顺受，是我的性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校里冷美人的绰号，就是我性格的写真。我并不是来讨饭吃的，我是在进入美国社会之前，来这儿锻炼自己的；也许逆来顺受，是我必须补上的一堂人生课，因而我沉吟了片刻，还是答应了这过分的要求。我说：“行，用不着等明天，现在我就可以抹去。您的卫生间在哪儿？”吐出这句话，我就后悔了，抹掉口红用纸巾就可以了，何必非要进卫生间？这里不是我的家，我面对的老人，不是我的教授父母，而是一时之间，难以说清楚的另一类人，我必须认知眼前这个铁的现实。于是，我从背包里掏出来面巾纸。“行，比我女儿强，中国还有希望。”老人说话了，他指了指一个旁门：“你顺便去洗把脸吧，你脸上都是汗，那咸汗是擦不净的，要用水洗。”

我走进卫生间，第一个感觉就是这儿比他的卧室干净，四壁瓷砖落地，全套洗浴设备虽然称不上现代化，但也不算落伍。唯一让我差点笑出声来的，是洗脸盆前的镜子上，也贴着一个五角星。大概是水汽蒸发之故，红色已然褪成了粉色，想来老人洗脸时，也没忘记革命。这时，老人的话传了进来：“你干脆冲个淋浴吧，我出去转上一会儿，你洗完了澡再去找我！”

我立刻回答老人说：“不了，我洗洗脸就行了。”我匆匆地用凉水抹了两把脸，又把唇上的唇膏擦掉，从背包里拿出自己的毛巾，胡乱擦了擦脸，就走了出来。“你在学校受过军训吧？”他脸上绽露出一丝喜色，“做事还挺麻利的。”“……对，是受过军训。”为让老头儿高兴，我以假乱真。我在一本书里读到过，在病人面前说谎，不算说谎。这个“中央”虽然并没有病卧医院，但是我总感到他哪个部位有病，因而我不为我的谎言脸红。

我拿过来桌子上那本杂志，面对面地坐在木椅上，开始为他读那篇文章。文章是当年一个老延安写的，其中一节当真写到了毛泽东在窑洞中打麻将的事儿。我刚刚读到关键地方，他就迫不及待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吼了一声道：“胡说八道，这是造谣——”我告诉老人作者也是个老延安，他打断我的话说：“延安还出什么……什么……反革命叫什么王石为（王实味）的呢，让我们给毙了！”“甄伯伯，中央可早就给他平反了。”“哪个中央？”

我奓着胆子跟老头开了个玩笑：“反正不是您这个‘中央’。”

他脸上顿时蒙上了一层灰色：“咱们不谈反革命，谈麻将的事儿。我当年在中央警卫团大小也算个头头，怎么没听说毛主席还摸过那些玩意儿。”“甄伯伯，您又不是贴身警卫，毛主席和几个领导人在窑洞玩玩麻将，您怎么能看得见？文章中说了，毛主席并不上瘾，而是把它当兵法来研究，常常打着打着，突然就离开牌桌。”“这不结了吗？我们这儿这群老家伙，除了外出旅游，就是围着方桌码‘长城’。”他好像抓住了狐狸尾巴似的，嗓门拔高了好几度，“过去他们都是出生入死的英雄，现在成了搬运‘长城’砖的好汉。这是彻底的堕落！堕落！还拿毛主席当他们的遮羞布，文章中说得好，主席是在方桌上研究‘方城之战’哩！”

我不失时机地转移老人的思绪：“您看，这屋里热得像蒸笼了，我把电扇打开。”

老头儿显然还沉溺在气头上，对我的话没有任何反应。我走到窗角的一个小桌上，打开了电扇开关。这台电扇与门厅的没有差别，也是一台老掉牙的电扇；唯一不同的是，那台电扇还能转向，这台电扇不具有摇头功能，它只能朝着一个方向吹风。我把它提了过来，放到我俩的身边，以驱赶沉沉的暑热。在搬电扇的同时，我看见了墙角上摆着的两件东西：一件是他刚才提到过的那把军刀，另一件是他的拐杖。那把军刀是弯形的，刀壳上已然锈迹斑斑，显然已经有了年头，我过去看电影时常常看到日本军官挎在腰间，耀武扬威地血洗中国的农村。那件拐杖也与众不同，日常生活中老人用的拐杖，是木质或竹节的，拿在手里拄着十分轻便；他的这根拐杖上边挂着两个圆圆铁环，形若老式大门上的门环，也挺像一只逮捕犯人用的手铐。“你总朝那儿看什么？”他发现我吹风的时候，时不时地向那两件东西回视，“那把刀不用说你也会想得出来，那是一把日本军刀。你刚来乍到，将来你就会知道我甄六，为什么让它陪伴着我了；那拐杖嘛，算是一件新式武器，是我发明的，你要是在我这儿待长了，就会知道它的用途了。”

我充满新奇。打个比方，我有走进欧洲中世纪的古堡之感。我父亲出访过奥地利，拍回来几卷录像带，在音乐之乡萨尔茨堡附近的古堡里，我见过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兵器，悬挂于古老的墙壁上。引起我这种联想，可能是老人那把战刀的作用。当然，那拐杖也不同于一般，很像是古代兵器里的一根铁杵。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可没有甄六老人的“新式武器”。“你带来换洗的衣服了吗？”

我拍拍不算小的背包。夏天无须带过多的东西。“那好，我带你去看一下你的住处。”

我要给他拿拐杖，他摇摇头：“不外出，我从不拄那东西。”

我上前去搀扶他，他甩甩胳膊：“平地上也用你扶，我不是成了一具活尸了吗！”

人，真是个怪物。我在家里对待父母，都没有这份耐心；我之所以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不仅仅是出于我的角色要求，更为重要的，我产生了对这个老人的探秘本能。他距离我认知的世界太遥远了，说句形象一点的话，如同生活在两个星球上的人，外星人对外星人都是有着磁铁般的吸力的。当然，这只是我单方面的“相思”，那甄六老人，对我这样的大学生，怕是只有相斥而无相吸，我想。“你先要在精神上有个准备，我们这儿有个医务室，你和那儿的医生和护士住在一起。她们可不是那个年头的白求恩了，虽然也身穿白大褂，天仙下凡似的，可是她们心、肝、肺，长得都和白求恩不一样。你在那儿不但不能受她们的影响，还要想法儿改造她们。”

我答应得很痛快：“行，我按着您的指示做就是了。”“你在家里是独自一间屋子吧？”他两眼盯视着我，那目光使我想到法官的眼睛。

我说谎不再心跳：“不，在学校时，住上下铺；在家里嘛，与父母合居。”“这怎么可能呢，过去是革命值钱，现在是知识值钱，教授家住房怎么会那么拥挤？”“学校宿舍楼还没盖起来。”已然说了第一句谎言的人，是不怕说第二句的，“年底，大概可以迁居了。”

他相信了我的话：“行，只要不是娇小姐就行。这年头连称呼都变了，女孩叫小姐，结了婚的叫女士、太太。当年，在红军长征的队伍里，有革命妇女编成的西路军。要是都是这号小姐、女士、太太，那还能打仗吗？”

真是奇异的思维，他居然把时代改变了的称呼，与西路军钩织在一起了。我正不知怎么表态才好，他的询问又开始了：“哎，魏红，你的名儿里倒是有个红字，我考考你，你知道西路军的历史吗？”

其实，在中国革命的正式读本里，很少有提及西路军的。我在杂志上读到过一点有关西路军全军覆没的悲剧。因而老人并没能考倒我，我用最简单的语言说，那支可敬的娘子军，全被西北的军阀马步芳给屠杀了。他立刻十分严肃地纠正我的语病道：“那不叫被屠杀，那叫壮烈牺牲；不是全部，还有千把人从甘肃凉州奔回到革命圣地延安。”

真是滴水不漏，任何一句中性或失准的语言，他都能用他的观点加以匡正。我曾是一只快乐的自由鸟，此时如同钻进了网笼，让我感到压抑的是，我的别名叫伴听，不能以纯粹的自我与之争辩。想来电脑小姐林笑，完全知道这儿的情况，说不定甄六老头的脾气秉性，也被她输入电脑之中了呢。她为什么选中了我？可能是她只看我求职时那张温柔的脸，不知道在温顺的背后，我还有一个冷美人的绰号吧？

我的住处终于到了。那是在同一楼层的另一头，还没有走进屋子，就听见南腔北调的嬉笑声，同时有一股来苏水的气味，从屋内飘了出来。让我吃了一惊的是，当那甄六老头一出现在屋门口，就如向一鸟入林百鸟压音一般，屋内顿时消失了任何声音。在鸟儿哑了的同时，两个白衣天使，一块儿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伯伯，您好！”“这是您新来的服务员吧？”“你们认识一下吧，她叫魏红。她们俩嘛，胖点的叫朱琴，是个主治医生；瘦点的是护士，名儿叫杜鹃。”

我和她俩握了握手。握手之间，我似乎感到两个人面孔上的尴尬。最初，我理解为是对我的不解，后来我才知道，是为了我住在这儿。这儿是里外间组合成的一套房子，当老头子提出让我夜里与值班护士住在一起的时候，那位医生提出了意见：“伯伯，您的意见我们非常尊重，可是您进来看看，我们套间里只有一张床；再说，夜里常有老同志找医生和护士打针什么的，不是妨碍这位魏红睡觉吗？”

那个名叫杜鹃的护士补充说道：“您可千万不要误解朱大夫的意思，夜里常常是我值班，我还希望有个伴儿呢，可是您进来看看，这张窄窄的单人床……”“什么叫值班，值班还能睡觉？”甄六老头立刻发了脾气，训斥那医生和护士道，“打仗那年月，随军医院的医生和护理，昼夜连轴儿转，哪儿还有床铺住？你们是生在福里不知福！”

朱琴连忙对老人说：“这么办吧，您给管理员打个电话，让他给安排一张床铺，您看怎么样？”

我也趁势顺水推舟地说：“伯伯，年代不同了，我不能占用人家值班的床位。俗话说，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值班医护人员夜里躺在床上闭闭眼，也不算什么过失。我看，您还是给管理人员打个招呼，我可以和管理员一块儿把床抬上来。”

老头子十分不情愿地“嗯”了一声。我理解这是他同意了我去搬床的信号，谢绝了护士的帮助，亲自下到一层，找那个叫李贵的管理员去了。三

管理员李贵是个面孔黧黑、浓眉大眼的小伙子。我走进他的办公室，还没自报姓名，他已然知道了我的来意。我猜测出在我下楼之际，医务室的电话打了过来；我没能猜到的是，他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我很惊讶，他却一脸苦相地对我说：“魏红同志，你算是帮了我们的大忙了。职业介绍中心的林笑小姐，已经把你的一切，都在电话中告诉我们了。你知道为了给甄老头子找个服务员有多难吗，来了一个走一个。无论是男是女，少则干上一周，顶多干上半月，就把人家给吓跑了。那桑木扁担——拧种的脾气，没人能吃得消。林笑说你准能胜任，不会打退堂鼓。真是‘阿弥陀佛’。”

我笑笑说：“那也说不定，我只是初来乍到。”“别，你可别是‘飞鸽’牌，最好是‘永久’牌，你有什么个人困难，我尽量给你解决。”他诚惶诚恐地望着我，“你和老头子送前任小伙子走的时候，我偷偷通过窗子往外看了，凭我的感觉，老头子能接受你。”“这是双向选择，但愿我也能适应他。”“你能吃下程咬金的头三斧子，就能适应。”他说，“说老头子蔑视文化，有点过分；说他不喜欢文化人，倒是一点不假。不过世界上的事儿，都有它的来龙去脉，我能理解一点老人的心。当然啦，他并不理解今天的一切，矛盾也就产生在这儿。比如，我们给他找过两个从农村来的姑娘，以迎合他的口味，可他又嫌人家听不懂他的话。毕竟他是革了一辈子命的老同志了，文化理论都有那么一点点，所以你来这儿的任务，生活照顾是次要的，主要的任务是能听他说话，并能与他的话搭上茬儿，当然最重要的是，是你不能逆着他的性子，只要能像鸡吃米一样，遇见你不同意的事儿，也不断点头就算是完成了工作。当然能让老头子高兴，是超额完成任务了。你知道，我们这儿是军队疗养所，上级首长下了硬指标，一定要让甄六老人活得愉快。”

李贵这番话说得很坦率诚恳，显然他为这位老头子的事儿伤透了脑筋。我明白了我工作的全部意义，实际上是为甄六老头寻找心理阳光。因而我对这位满头大汗的管理员说：“我尽力而为吧，有什么做不到的地方，请你及时提醒。当着老头子不方便，就背着老头子对我说。”“真是难为你这位硕士小姐了。”他说，“我还怕这儿留不住你这只鸟儿呢！”“你放心，我要在这鸟巢中待上一段时间。”说这话时，我有意对李贵笑笑，不知为什么，我不仅怜悯甄六，还同情起这个年轻人来了。李贵年纪不大，已然在黑发中出现了不少的银丝，要是多了几个这样的“中央”，他不是成了青年白头翁了吗！“你的床铺，我们一会儿就给你送上去。这儿的被褥都是定期消毒的，保证清洁。”李贵见我不想当“飞鸽”牌，露出了满脸喜气：“你看，还需要我们做些什么，你只管开口；只要让甄六老头安安静静地生活，我这管理员是佛爷头上的匾——有求必应。”“我在学校是学生物工程的，人也是生物中之一。为了工作少出纰漏不出纰漏，你有空能不能对我谈谈老头子的过去？”

李贵笑了：“魏红小姐，这你就错了，老头子的事还用我说吗？他自己就会竹筒倒豆子，一粒不留地抖搂给你听。你想想，你的工作不是‘伴听’吗？”

我笑了，笑得十分开心。李贵使我思绪立刻复位，我的角色就是伴听。

…………

可是李贵的话，并没有很快应验。从我住进了医务室那一天起，我与老人中间好像升腾起一层云，一片雾，一道心上的篱笆，一道难解的数学方程式。我这个角色，本来是听他说话的，不知为什么，他倒一反常态地锁起他的嘴巴来了。我能感觉出来这并非甄六老头的本色，他所以这么自闭，完全出自我不可知的原因。“伯伯，您好像不痛快。”

此时，他手里正捧着一本毛选在读，青筋外露的手掌在颤动个不停。“天太热了，您喝口茶吧！”

我能这么做，已然扭曲了我的个性。我在家里没有给爸妈亲自端过饭，我为了不愧自己的良知，当然也是为了磨炼自己的生存能力，我这么做了。可是他不理睬我的殷勤，只是把书页翻得哗哗乱响。我看得出来，他的心思并没有用在读书上，只是把那本毛选当作一个精神盾牌，而掩盖着他内心的狂躁。我有点忍无可忍，便对老人说道：“您在专心看书，我出去透透空气。这屋子太闷了。”

他的双脚挪动了一下位置，轻轻咳嗽了一声。很显然，我的话引起了他的心理反应。管他什么中央不中央的，我站起身来就走。“你就坐在这儿。”他说话了，“哪儿也别去。”“您并不需要我在这儿。”“谁说的？是我告诉你了？”

我反唇相讥说：“我是来工作的，可是我没有工作可做。”

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双目瞪得滚圆。很显然，“中央”从没有受到过这种礼遇，而向他发起挑战的，又是他另眼看待的知识分子。既然战争打响了第一枪，我也不想后退，学校里冷美人的绰号，想必是在眉眼之间表现得淋漓尽致，可惜屋里没有镜子，我没有办法看到我当时冷傲的面孔。

他狠狠地用巴掌敲击了一下桌子，毛选被震落到地上：“你好个伶牙俐齿的丫头，我……我……铐起你来。”

我毫不示弱：“我是公民，我没有犯法。你有辞退我的权利，可是你没有伤害我的权利。”

甄六老头脸色变得煞白如纸，他颤嗦嗦地走向了墙角，好像是要取他的日本军刀，可是拿回来的，却是他那根拐杖。如果这个时刻，不是医务室的朱琴大夫和护士杜鹃闻声跑了过来，我真不知道事态会是个什么结局。她俩并没多问原委，杜鹃进到屋子把我扯了出去，朱琴大夫则在屋里安抚着甄六老头。我站在门口，看见朱琴第一个动作就是把白大褂口兜里的听诊器掏了出来，接着强把甄六老头按倒在椅子上，听他的心脏。我禁不住有点紧张了，要是老头子让我气出个好歹，可就坏了醋了，我曾向李贵保证能把我的工作坚持到底的，还没过两天，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杜鹃在一边扯扯我的袖口，低声在我的耳畔说：“你放心，他的心脏比牛还结实，医务室有他的病历。在疗养所他是天字第一号‘史泰龙’，朱姐不过是例行医生的保健责任罢了。”

我还是六神不安地站在那儿：“他年纪大了，万一……”“你是初来乍到，最了解这儿老头子们的是医务室。当然，八十多岁的人了，哪有没有一点毛病的；他血脂超标，最容易得‘脑中风’。”

尽管杜鹃这么说，我觉得她用美国的硬派武生史泰龙来比喻甄六老头，仍然有失准确。我在录像带中见过史泰龙主演的电影，首先甄六在形象上就不具备史泰龙那身疙瘩肉；从年龄上讲，甄六可以当那个美国大腕明星的爷爷了。在我看来，这倒也可以视为杜鹃的精神自白，她崇拜电影明星，在两天同室而眠中，她对我说起的不是史泰龙，就是美国另一个阳刚气质浓烈，影坛上的后起之秀施瓦辛格，还有什么日本的高仓健，谈的最多的是法国扮演“佐罗”的阿兰·德隆。她的年龄正在多梦的花季，寻找心灵偶像并不使人意外，只是她梦中的蒙太奇太浪漫了一点，她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法国演员阿兰·德隆放大了的彩照。她在夜里对我说过，当阿兰·德隆访问中国北京时，她曾追踪到他下榻的饭店……“红姐，你还在这儿发什么愣，先躲开他一会儿就是了。”这次她不是拉扯我的衣袖，而是拉起了我的手，“这两天老头子气不顺，我知道内在原因。走，先到屋里坐坐，喝杯冷饮再来。”

我确实感到口干舌燥，便随杜鹃走进医务室，她拿出一筒可乐，并为我拉去了盖子。我一扬脖，一筒可乐就灌进了肚子，我漫无目的地坐了下来。但是，我立刻如坐针毡一般，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不能这样对待甄六，他毕竟是个长者，年纪比我爸都要大上许多，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我也不能在这儿闲坐。我感谢了杜鹃的冷饮，匆匆地走出医务室，杜鹃在我背后，不无埋怨地喊了我一声“红姐”，我向她笑了笑，便匆匆回到楼道那一头的甄六老头房间。

老头此刻已然躺在了床上，朱琴大夫正用毛巾给老人擦汗。我悄然地走了过去，接过朱大姐手里的毛巾，轻轻地擦着老人的额头。好在此时他正闭合着眼睛，不知道已然偷桃换李，因而神态上并没有任何表情。朱大姐低声地对着我的耳梢说：“风暴过去了，可不能让他再刮台风。他岁数不饶人了，对吗？”

我点点头，表示了自己的愧意。朱琴大姐又告诉我，老头子心脏没事，只是血压上升，已给他服了药物，不会产生其他问题。然后，她安然地望了我一眼走了。我理解那目光里的含意是很广泛的，既是要我不能急躁，更不能在这儿表演自我中心……是的，本来我来这儿是为老头服务的，我怎么能把在学校时的傲慢，带到这儿来呢？再往深里想象一下，如果我在美国攻读学位期间，不得不到一个这样的老人身边打工，我能用这样的态度对待人家吗？

老人一直没有睁开眼皮。我一遍遍地用冷水洇湿毛巾，从额头擦到他的耳根背后。他显然是陷入什么往事的回忆之中，虽然他没有睁开眼皮，但是那睫毛一直也没停止翕动。后来，他睁开眼看见了为他擦汗的是我而不是朱琴大夫时，眸光中曾一次次闪耀出恼怒的神色，我刚想对他说上两句道歉的话，他一扭身子，把脊背甩给了我。同时，嘴里吐出一句冷冰冰的话：“你可以去呼吸新鲜空气了，我这儿用不着你。”“看您后背上都是汗，我给您擦擦。”我说，“伯伯，刚才是我不好，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陪伴您了。”

他没有再发雷霆，只是粗声地喘着大气。喘气之际，一口痰从嗓子喘了上来，但我听到他喉头蠕动了一下，又把那口痰咽了下去。我用冷水一次次地洇湿了毛巾，从他的脖子部位擦下来，一直擦到他的腰部。虽然我早已大汗淋漓，但我并没停止为甄六老头的降温工作。在我看来，老人太可怜了，打了大半辈子仗，后半辈子精神上还没从战争年代走出来，自己和自己不断较劲的同时，还和周围不断发生听不见枪炮声的战争，这种超负荷的痛苦，是难以用计量器计算出来的。正是为了这一点，我相应地产生了超负荷的热能，在家里是爸妈为我祛暑降温，但是在此时此刻，生活完全发生了错位，都因为甄六激起我内心的疼痛，这老人活得本来已经十分清苦，可是他自己还不断往自己的嘴里倒盐。奈何？

他终于把身子翻过来了，我发现他眸光中少了刚才四溢的火星。我把一杯凉开水端到他的面前。他没有喝，而是把它放在了床头柜前。沉默了片刻，他突然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对我说道：“你给李贵打个电话，让他马上给我准备车子，我要出去一趟。”

我本来想问问老头子，这大热天到哪儿去，但是话到嘴边我又咽进肚子，我是没有权利过问这些事的。电话打下去不久，李贵回电过来告诉我车子准备好了，同时小声地叮咛我道：“小魏，他想到哪儿就到哪儿，你不必多管；你要注意的是，别让老头子惹事，他是什么事都要管——而且是一管到底的。”

我应了一声，放下了电话。

此时，甄六老头已然穿好了衣服，并拿起了他总不离手的芭蕉扇。待我走上去搀扶他时，他让我把他的拐杖拿来。我顺从地去拿他的手杖，想不到这个手杖让我吃了一惊：那是根硬木制成的手杖，本身的重量已经不轻；再加上扶手上的铁环，就更增加了分量。我不知道那叮咚作响的铁环，是干什么用的，直到我把它递到老人手上，他十分熟练地往手腕上一套，才知道是老头子为拄着方便而设计的。尽管如此，我这个自封的“华生”，仍然不知其中的奥秘：第一，有一个手环套手就可以了，何必非用双环？第二，这不是增加了老人手臂的更重的负荷吗？我看见过我们教授的手杖，为了携带方便是有带环链的，那上边多是藤环或竹环，甄六老头儿的手杖，真是比福尔摩斯的那根手杖还难以捉摸。

开始下楼了。除了脚步咚咚声响之外，还多了哗啦哗啦的声响。我没有进过监狱，但是我从电影中听过犯人戴着脚镣走路时发出的声音。这个联想使我徒生悲情，这个老人并非犯人，而是共和国的功臣，他一定有着不少的勋章，因为我刚才在为他擦汗时，在前胸和后背，至少看见了七个弹痕。也许这种声音，是他心灵上镣铐的声响吧！

我不敢多想，精神开小差，容易让老人滚下楼来，那将是我严重的失职。

楼下的汽车已然准备好了。那是一辆老掉牙的“伏尔加”。老人配老车，倒是挺般配的。那身穿军衣的小司机，有点胆怯地请示甄六道：“首长，我建议您今天坐‘马自达’，这辆车太老了，怕是要在半路上拋锚的。”“我从不坐日本车，你不是不知道。还瞎问个啥？”“您这辆专车，早过了报废期，即使能开，交通警察看见，也要管的。”“前几次不是没管吗？要管由我对付他。”“首长，现在比不了过去了，军车牌子也检查得很严……”“今天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再严还不是共产党的天下了？上去，开车。”

小司机背着老头子的面，不满意地噘起了嘴。他拉开车门，让甄六在后排座位上坐定后，轻声地嘟哝两句：“真是一怪，疗养所里没有一个首长愿意坐……”

别看甄六老头人老，耳朵可是不老。他在车里，立刻训斥小司机道：“你说啥哩？我是我，我叫甄六，1934年入党的老红军，到你这个岁数，已经在娄山关当机枪班班长哩！你他妈的开个车，还一肚子不满，你不愿意干我找李贵再给我派个新司机来！”

起始我只是听着，在老人用车上我是没有发言权的。但我从报纸上看到过汽车到期报废的通知，小司机的话显然是有根据的，如果汽车走在哪个十字路口，被交警查扣不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吗？于是我这个没有发言权的人，还是忍不住开口了。我说：“伯伯，这辆老‘伏尔加’至少跑了30万公里了，万一坏在半路上，不是会误了您的事儿吗？我看……”“你也懂汽车？别在这儿混充内行了。”他从车里飞出一撇轻蔑的目光。

我说：“我不仅懂，我还会开车哩！是为了……”我舌头拐了个弯，把“去美国后适应生活需要”抹掉，改口说道，“今后的工作之需，我在驾校班特意学会了开车。”“真的？”“伯伯，这不是随便说着玩的。”其实我之所以对老人说起自己，完全是想让他更换一辆汽车，以免使小司机为难。想不到的是，老头子对我咧嘴一笑说：“那可好了，我还不知道你有这个本事，那你就上来开车吧！”“伯伯，我的驾驶本子没有带来。”“那好办，让司机先路过你家，把本子取出来。然后叫他坐公共汽车回疗养所，我们去我们要去的地方。”我本想为小司机解脱，结果却把自己拴住了。小司机面露喜色，我则一脸惊恐。我不害怕开车，在驾校我的考试全优；我之所以产生了不安，是我不能开这辆淘汰车。面对“中央”的固执，我已无回旋的余地，灵机一动，便与小司机演出了这样的一幕哑剧：我先上车鼓捣了一阵，声言车子打不着火；怕老头子不信，我下车之后，与小司机使了个眼色，他便心领神会地照方抓药，脚踩油门扑啦了半天，也没能让车子移动半步。还没容老头子发火，我替老头子发指示说：“怎么搞的？快去换车。”

小司机如释重负地奔跑而去。甄六老头气急败坏地从车子里爬出来，审视地望着我，意思是在审查我是否故意与他捣乱。这是我从语言上撒谎，发展到行动上撒谎的开端。我对老人说道：“这车今后您是不能再坐了，除非您不想活了，汽车队怎么能给您配这号车呢，我要替您向李贵反映意见。”

老头子摇摇头：“这不怨他，我这个人就是恋旧。没有离休时，我坐‘伏尔加’，那车子宽宽大大，坐在里边舒心。”

我为老人欢心，有意开玩笑地说：“可是您个儿并不高呀，不像俄国老毛子似的，人高马大……”

他打断了我的话说：“你快去车库一趟，别他娘的给我弄辆鬼子车来。”此刻更换的汽车，已经开了过来。那是一辆紫红色的“桑塔纳”，我立刻告诉老人，那是国产的“大众”。我不能说洋里洋气的名字，“大众”的名儿能让老人开心。我已然渐渐地号准了老人的脉搏了，他的心就像那辆行程超负荷的老车，浑身伤痕累累——但是，他并没意识到他已然和那辆车子一样老了。四

此时此刻的我，职业已成了伴听兼司机。虽然这出于偶然，绝非我的自愿，而是生活自然演变而来。据国外回来的朋友说，要是能在北京开车，在美国开车就像白玩一样了，也好，只当我是在美国西雅图的开车预演吧！“你这女娃，还能改造过来。”这是他坐在车上的第一句话。

改造这个词儿，虽然很扎耳朵，我还是歪头笑笑，歪头的意思是让老头子看见我的笑容，并说：“谢谢伯伯的鼓励，您是从哪儿看出来的？”“你不吃死耗子了，你今天一点口红也没涂。”“您所说的只是美的一种标准，那叫素面朝天。”“我看没有别的标准。”他的声音变粗了，“除非你甘心当资产阶级。”

我咽下了要说的话，情不自禁地嫣然一笑。“想不到你还能开车，要是在当年，你一定能够扛枪打仗。就像妞妞似的，经得起雪山草地的摔打。”“妞妞是谁？”我敏感地抓住了这个陌生的名字。

老头子低垂下头来。从反光镜里，我看见歇了顶的那块葫芦一样光滑的头皮——那是“中央”绰号的来源。我想，老人在疗养所反常的沉默与暴躁，包括今天的出行，或许与“妞妞”这个名字不无关联。不然的话，在这炎夏，他为什么突然要车出来呢？不是去香山或颐和园散心，而是奔往市区西城北沟沿。我想来想去，无法打开他的心锁，不知他到北沟沿来干什么事。真是个怪老头，刚才他脸皮上还是“多云转晴”，只因为我追问了一句“妞妞”，便又“晴转多云”了。我几次询问“妞妞”，他都像是没有听见我的询问一般，真是让人难以捉摸。

好在车里有空调，可以解除暑热煎熬。无聊之际，我打开了车里的音响，随便塞进去一盘音带。不一会儿，里边飞出来悦耳的女高音，那是歌剧《卡门》主人公吉卜赛女郎的歌声。老头子立刻把头抬了起来，我不等他下令制止，立刻停播并换了一盘音带，那是一盘送红军上路的歌儿，究竟它来自哪部中国电影，我记不清楚，但是那歌儿我还是听过的：

送君送到大路旁

君的恩情永难忘

仅仅这两句歌儿，甄六老头就像是吃了兴奋剂一般，神往地竖直耳朵听了起来。我把声音调得大了一些，并通过反光镜窥视着老人的脸。他的两眼先是木然了一阵，之后那双木讷的眼睛里，就闪耀出星星泪光。我不敢再看下去，并即刻关上开关，可是老头子立刻对我大叫了一声：“听——听——你为什么关了它？打开——”

该怎么叙述我们的一路行程呢？准确地说就是在这支歌儿的周而复始中，我把车子开进市区的。我似乎明白了，老人这次进城一定是觅故来了。说不定就与那个“妞妞”有关呢！但是我又很快否定了自己的推论，他嘴里言及的那个“妞妞”，是个红军年代的人物，怎么能够活到今天？如果她当真活着，也一定是个干丝瓜瓤子了。

进了市区，车水马龙，我不敢再胡思乱想，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方向盘上。车子过了西直门立交桥，没用我提醒老人快要到目的地，他已然伸直了脖子，注意开了车窗外的一切。“见红绿灯向右！”

我照办了。“第四条胡同向右拐！”“是。”我要求我自己，尽量使用军人词汇。

至今我也不知道那条胡同的名字，因为我只注意一二三四的四了。车子拐进第四条胡同，在路南一个大门口停了下来。当我为甄六拉开车门时，看到了一个可笑的现象，几个街道的老太太，一边说着“中央”来了，一边拥向了汽车。见面的称呼，一律叫老头子为“大哥”。甄六老头则一律回称为大嫂。不用说我也知道，这儿是甄六老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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