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西蒙·沙玛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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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史.Ⅲ，帝国的命运：1776-2000试读：
前言
想要借本书来了解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或雷金纳德·麦德宁（Reginald Maudling）详尽生涯的读者可以掩卷作罢了。因为在这本《英国史》的最后一卷中，无论是对现代英国史史料所做的直接的解释性举例，还是就这些议题来提供我本人最翔实的主观论断，比以往更多的将是我就本书议题所做的警示性、非定性阐述。正如我与BBC2合作的电视节目一样，我趋向专注于少量的史料和论据，并详细论述它们，而并非只是粗略地涵盖英国在工业帝国转型过程中的各方面。正如之前的两卷，这卷就多个主题进行了详尽阐述，这些都是电视节目有限的叙述容量所不能完全涵盖的；即便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包罗万象的全面解读，这卷也不应被混淆成历史教科书。我审慎地选择了用一种散文般开阔又松散的笔调来描写20世纪后半叶的英国——至少是其中的部分历史，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很难将自己所身处的当代看成真正的历史，毋庸置疑，这更像是一个幻觉，一个过往时间流逝所带来的幻觉。然而，正如本书标题所指的一样，我试图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英国史中搜寻一些不常被研究的内容：尝试汇集帝国与本土的历史，特别是我一贯所关注的印度对大英帝国的扩张和繁盛所带来的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也有责任检讨英国的殖民统治给印度及爱尔兰所造成的困境。纽约，2002年第一章自然的力量：通往革命之路？
不列颠失去“帝国”身份的同时，却找到了它自己。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在马萨诸塞爆发。就在英军面对当地愤怒的人群、充满敌意的民兵时，却有一位佛林特郡（Flintshire）的绅士、博物学家托马斯·彭南特（Thomas Pennant）出门远行，踏遍阿尔比恩（Albion，英国旧称）的山山水水，去寻找一个几乎绝迹的物种——真正的英国土著。彭南特认为，自己在迈里奥尼德郡，高地峭壁与冰冷的山湖之间，找到了这样的人——那就是英国土生土长的纯洁原始人，初民的后代；他们简单质朴的天性，多少避过了现代“文明”的摧残。在林恩·厄蒂恩湖畔，彭南特绕着两座圆形巨石阵缓缓而行，他相信，这两座巨石阵，一定就是“德鲁伊教派古物”的残迹。彭南特在近旁，还发现了同样质朴的人类居民。有一户人家，男主人名叫埃文·鲁维德（Evan Llwd）；他们用“古代英国人的风格”热情地招待了彭南特：有浓烈的啤酒，下酒菜则是风干羊肉（威尔士语叫Coch yr Wdre），还有牛羊奶制成的奶酪。主人还给我们看了一只家族的圣杯，用公牛的阴囊制成；这杯子曾经装过很多祭祀用的酒……他们世世代代居住于此，进项不增不减；没有喧闹的名利，也没有随名利而来的各种苦恼。
这严酷而多雨的乡间，却充满了旧日不列颠的奇迹；有人类的奇迹，也有地貌的奇迹。彭南特在彭林湖（Penllyn）边，找到了一间小屋，小屋的主人是年过九旬的老太太——玛格丽特·伊赫·伊万斯，但这位当地无人不知的居民却正好出门在外，大概是猎取狐狸去了。彭南特无比失望。因为他先前听说，玛格丽特夫人堪称威尔士的黛安娜（Diana）女猎神、凯尔特的亚马逊（Amazon）女战士。她捕鱼打猎都是一把好手，而且九十多岁的时候，依然“是湖上的女王，孜孜不倦地划着船；小提琴的技艺堪称一绝，对一切古代音乐都很熟悉；对机械的艺术也没有忽略，是了不起的细木工匠”。玛格丽特还会打铁，修鞋，造船，做竖琴；年近八十，仍是“全国第一的摔跤手”。
彭南特成了专家，专门记录古老奇异、未经雕琢的不列颠遗迹：野猫、松鸡、苔痕斑驳的史前巨石，还有穷苦但强悍的民族，生活在这些风景之间。彭南特在北威尔士“远足”之后几年，恰好也是詹姆士·鲍斯韦尔和约翰逊博士访问威尔士的前一年，彭南特又坐船穿越了赫布里底群岛（Hebrides），随行的有一位威尔士男仆摩西·格里菲思，也是插画家。这一次旅程，彭南特看见的各种场景，让他时而忧郁，时而欢欣。此地的岛民，如同迈里奥尼德山间的牧羊人一般，也过着原始的生活。很多人住在没有窗子的茅舍里，食物只有麦片、牛奶，还有一点儿鱼。18世纪六七十年代，数以万计的岛民被迫告别了自家小小的农庄，让出来的土地，用来放牧利润丰厚的黑面羊与切维厄特绵羊。很多人难以忍受困苦，渡过大西洋，移民到了美洲。但偶尔也会出现一些神迹般的美景：在苏格兰西部的巴里斯戴尔湾（Barrisdale），彭南特看到了许多捕捞鲱鱼的小船，“在这片荒蛮而秀丽的地方，有一处繁忙的栖息地，有许多渔夫和渔船”。另外，赫布里底群岛，朱拉山脉（Paps of Jura）的山峰之一，盖尔语名叫贝恩–安–奥尔（Beinn-an-oir），意思是金山。这样的山峰，在山脉中一共有三座。彭南特登上峰顶，四处远眺，看到了英国边境的星星点点，备感兴奋：东北方是高地上的山峰，一路延伸到本洛蒙德山（Ben Lomond）；西方的大洋里，是科伦赛（Colonsay）和奥伦赛（Oronsay）诸岛；南方则是艾拉岛（Islay），以及北爱尔兰的安特里姆郡（Antrim）的遥远群山。
攀爬、行走、速写、笔记，这一切使得托马斯·彭南特成了不列颠第一位杰出的旅游向导。此时，这位旅人还远远没有将祖国探索完毕。彭南特的《苏格兰游记》（A Tour in Scotland）1772年出版。到1790年之前，已经再版了四次。然而，给英国以重新发现、重新定义，并以此在名望、金钱方面小有收获的作家，并非只有彭南特一人。1778年，美国独立战争仍在进行，英军撤出了费城。就在这一年，彭南特的威尔士游记出版之后，英国又出版了一本英格兰著名风景区——湖区（Lake District）的导览，作者是托马斯·韦斯特（Thomas West），一名苏格兰耶稣会信徒（Jesuit），住在坎布里亚郡（Cumbria）的阿尔弗斯顿（Ulverston）。韦斯特跟彭南特一样，也是一位学者，走过欧洲很多地方。先前，韦斯特曾经拉着一些英国旧派绅士，穿过满是乞丐的广场。这次“壮阔的旅程”对这些绅士而言，只是不得已的义务，因此百无聊赖。韦斯特厌倦了这种事，回国发展了第二职业，组建了一个团队，成员都是胆略过人、爱好旅行的男男女女，在湖泊、悬崖、山谷间穿行。韦斯特不论在现实中，还是在导游著作当中，都会引领着游客，拜访一系列观光胜地，在不列颠的壮丽山河中举杯畅饮。
彭南特和韦斯特要向公众传达一句话，这句话虽然简单，却带有革命性质：回家吧！从印度的迈索尔（Mysore）到意大利的那不勒斯（Naples），英国人已经漫步得太久，这漫步太过杂乱，也太过贪婪。英国人着力要让祖国的自然景色同意大利相仿，要么到处修建神庙，树雕像，制造种种古怪东西来装点山河，要么，就是照着外国油画来改造自然景观，让自己哪怕出了美术馆去野餐，也不会发觉景色有所不同。这一措施同乱搭乱建一样恶劣。这个过程中，英国人不知不觉丧失了本民族的精髓——那就是未经美化的自然。这种原生态，在英伦三岛某些边远地区，奇迹般得以保存；因为上流社会觉得这些地方太过遥远、景象丑陋、环境恶劣，即使远足也不会涉及。但如今，新建了收费公路，到切斯特（Chester）或爱丁堡（Edinburgh）可以节省一半时间。于是，爱冒险的旅人就能迅速抵达那个“壮丽的”不列颠边缘；再往更偏远的地方，当然就只能采用更简易、更原始的交通方式了，比如骑马、渡船。当然，还有一个情况令人不爽，那就是，要亲眼见到壮丽的景色，就必须淋很多雨，吹很多风。
然而，彭南特和韦斯特表示，一切辛苦都值得，因为去往“真正英国”的旅程，并非假日的休闲，而是为了“恢复自然美德”事业的尝试。英国人已经在邪恶的安乐中沉迷太久，需要艰苦的磨砺。当年，罗马帝国灭亡了，如今的英国人检视着那些帝国的遗迹，又走上了罗马声名狼藉的老路。这两位悲观的预言家说：英国人早在失掉美国以前，就已经失掉了自己。旧日的英国美德，输给了现今的丑恶。自由已经被滥用，自由的行为歪曲了，正义被无情的拜金主义蒙蔽了，乡村的纯真被都市的风尚污染了。“古老的宪法”（Ancient Constitution）曾一度保障过不列颠的自由，而今，用批评家的说法，却堕落成了“古老的腐败”，或者更辛辣一点——“那种问题”。有些人秉持着帝国必胜的信念，他们以为，只要有了经济的蓬勃发展，加上新教的朴素正直，就能让英国免疫，不受那种帝国衰落的必然规律影响。然而，“贸易”已经变成了英军枪口下掠夺财富的遁词，变成了非洲野蛮的奴隶贸易。1777年，美国纽约州发生了萨拉托加战役。1781年，弗吉尼亚约克镇又发生了约克镇战役。英军两次战败投降。彭南特等人认为，这两次惨败，就是上帝和历史对英国的惩罚。
而腐化的解药是恐怖的。宣传旅游景点的浪漫主义旅行文学正在发展，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词，有一个就是“可怖”（horrid），其他的常用词还包括“怒发冲冠”（bristling）、“乱蓬蓬”（shaggy）、“险峻”（precipitous）等。英格兰西北部坎布里亚郡的莱克兰（Lakeland）区，有一处风景区，名叫隼岩（Falcon-Crag）。韦斯特是这么向读者保证的：“你头顶上悬着一块巨岩，再往上面是破碎尖石的密林，呈一个巨大的半圆形，向内耸起，形成有史以来、人眼所目睹过的最可怖的半圆剧场，这就是动荡的自然的狂野形态。”苏格兰的南拉纳克郡（South Lanarkshire）克莱德河（River Clyde）上，有四座瀑布，组成了克莱德瀑布群。按照另一位旅行作家，绅士托马斯·纽特（Thomas Newte）的说法，克莱德瀑布群，也是漫游英国壮丽山河的必经之地。纽特是这么说的：“巨大的水体，带着可怖的愤怒不停奔涌，宛如要给坚硬的岩石带去毁灭一般；这些岩石的存在，激起了波涛的憎恶。波涛从一座座洞窟中翻腾而起，洞窟就是波涛塑造出来的，好似从地狱大口中呕吐而出。”然而，这些可怕的经历，并非当作“地狱游记”而以猎奇夸大的手法编造出来，而是意在锻炼人的感官。对五感的刺激，目的在于给游客造成震撼，让他们脱离乏味的嗜好、麻木的状态，正是这些嗜好、麻木形成了恶疾，蚕食着民族的肌体。坎布里亚、威尔士、苏格兰这些地方清澈如镜的水面，能够治愈大英帝国道德与新陈代谢的疾病。英国人来到山地，远离大都市充满毒素的污秽、污染的空气，才能再度呼吸，才能开始新的生活。
一切都要颠倒过来。古罗马人、金雀花王朝的人，曾经被视为“进步”的力量，如今人们却谴责他们带来了贪欲和蛮力。各种文明衰败的考古学成果，让旅人沉思良久，从而与旧日的英国美德建立了联系，这“老古董”可能会成为将来的蓝图。这些古迹包括：巨石阵；铁器时代（Iron Age）的梯田，上面留下了不列颠被罗马扫荡的印迹；威尔士残破的要塞，曾被英王爱德华一世突袭；荒废的修道院，先被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霸占，又被托马斯的孙子、革命时期的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焚烧——这些古迹，全都被旅行的写手们，做了口若悬河的悲情渲染。早在1740年，考古学家威廉·斯图克利（William Stukeley）就写了一本书《巨石阵：还给英国德鲁伊教徒的神庙》（Stonehenge:A Temple Restor’d to the British Druids），认为：罗马皇帝恺撒曾把德鲁伊人描绘成嗜血的野蛮人，但事实绝非如此。德鲁伊人是古代以色列失落部族的一支，迁移到英国，想要创造一片新的上帝赐予的“应许之地”；后来生存了下来，如同教士一般，守护着一个成熟古老的文明。德鲁伊人的凯尔特语言，不仅是原始的不列颠语言，也是一切非拉丁的欧洲语言的源头。
突然，“英国人”的意思就跟“英格兰人”不一样了。威尔士北部的军事要地格温内思郡，有一座多巴达恩城堡（Dolbadarn Castle）。当年，威尔士在独立状态下，最后一位亲王罗埃林·格瑞福德（Llewellyn Gruffydd）之子欧文·戈赫（Owain Goch），曾在此抗击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大军。此时，城堡变成了人们朝圣的宝地。最早踏足此地的人——像彭南特这样的威尔士古董商，迫切想用“原始英国人”的身份，来拥有这些祖传的宝物。然而，一些坚持浪漫主义、同情英格兰的人，很快就尾随而至。这些化作废墟的石堆，映在黑暗的天幕之上，无论是亲眼看到，还是绘画所表现的，都远比金雀花王朝的城堡，如康威城（Conwy）、哈莱克城（Harlech）这些毫发无损的建筑要“有情”得多。彭南特把康威城、哈莱克城叫作“吾人降服的伟岸之徽章”。抒情诗人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在1757年写过一首《吟游诗人》（The Bard），写的是金雀花国王爱德华一世率军在威尔士北部斯诺多尼亚（Snowdonian）山坡上行进，突然遇到了一位劫后幸存的吟游诗人。诗人对侵略者发出了愤怒的诅咒，最后从山巅一头扎进了深谷的滚滚波涛。如今，受彭南特等人影响，很多寻找刺激的游客，带着格雷的《吟游诗人》册子，造访了斯诺多尼亚地区，一边背诵诗中主角最后对侵略者国王的诅咒，一边向着深谷俯瞰；一想到诗人以不屈的姿势，跳入深谷自尽，就感到不寒而栗。游客们若是幸运，还可能受到沃特金·威廉斯·韦恩爵士（Sir Watkin Williams Wynn）一类人的邀请，来到威尔士登比郡（Denbighshire）的怀恩斯泰（Wynnstay），光临爵士自己的乡村活动基地，参加威尔士艺术节（eisteddfod）。艺术节期间，会有合唱队，以及年迈的竖琴家，如约翰·帕里（John Parry）等人登台演出，演唱祖先的歌谣。倘若竖琴家是盲人就更好了。从18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伦敦有一群威尔士人聚在一起，自称“赛摩多里昂人”（Cymmrodorion），时常在酒馆碰面。在享用浓烈麦芽酒的间歇，这些人会孜孜不倦地抄写、出版威尔士的史诗与歌谣，免得这些作品坠入遗忘的国度。
崇尚原始不列颠的浪漫主义者，不论到哪里，都相信那里曾有过用“高贵”来打破“教化之平衡”的恶行，这些恶行必须当作教训来记取。在英国最古老的山河中心——距离腐化的风尚最远之处，这山河曾让著名园林设计师“万能”布朗［‘Capability’ Brown，真名兰斯洛特·布朗（Lancelot Brown），设计风格尽量模仿自然］噩梦缠身；而今，这里又将出现一些真实不虚的当代奇迹。1746年，有一位建筑师，名叫威廉·爱德华兹（William Edwards），想要在塔夫河（Taff）上修建一座单孔石桥，全长140英尺。爱德华兹失败了两次，终于在1755年成功了；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建成的，而且石桥保存了很久。在18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有很多人写诗作文，称颂庞特浦里德（Pontypridd），说此地可与意大利威尼斯的里亚尔托（Rialto）相比，说它是“一处纪念碑，纪念着强力而自然的往日，是古代不列颠勇敢的尝试”。
威廉·爱德华兹本人，就是这古老又现代的不列颠的模范——既在残酷的世界中幸存下来，又是英国本土的“天才”（genius）。如今，“genius”一词既有古老意义，也有现代意义；既代表扎根于某地的人，也代表拥有极高技巧的人。天才一出，就必然会有英国人尽力去探索祖国的原始河山，正是这片河山当年保护、庇荫了英国的天性与本质。为此，英国人首先必须放下傲慢的架子，下马步行。只有靴子直接碰触不列颠的土地，浪漫主义的游客们才能显示出渗入骨髓的忠贞，感受那深刻而原始的含义。想做爱国者，必先做步行者。
当然，这时尚的风景区，也鼓励了这片土地的主人和家人，沿着蜿蜒的小路散步，要么路旁是弯弯曲曲的池塘，要么尽头是一座意大利风格的亭子；他们一边走，一边想着，走到亭子的时候，应当已陷入了一种诗性的沉思——这种状态，古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奥维德（Ovid），以及英国诗人蒲柏（Pope）都提到过。但这种新式的徒步，不仅体力上要求精进，还要求道德甚至政治的意义。拿起一根长途跋涉的手杖，离开公园，就是一种自我宣言。英国最有名的浪漫主义探险家，外号“行路者”的约翰·斯图尔特（John Stewart），曾在东印度公司从业20年，写书，服兵役，还担任印度土邦主的宰相。1783年，他离开了印度，不仅从地理概念上，也从思想上与帝国做了告别。他似乎成了一名印度–苏格兰的漫游苦行僧，一位“神圣的行路人”，穿过南亚次大陆，穿过阿拉伯沙漠，最终穿过法国、西班牙回到了英国。后来，他又重新启程，先去维也纳，后去了美国、加拿大。“行路者”变得小有名气，每次浪漫主义游客的晚餐会上他必然出现；他一去圣詹姆士公园（St James’s Park），就会被人认出来。有位作家，名叫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认识斯图尔特，对长途旅行的深刻意义也毫不怀疑。昆西估计，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一定走过了185 000英里，虽然这个数字有些可疑；但他算出这个数字，目的在于宣传这位诗人的道德凭证——说明诗人对普通人、普通的场所，有多么熟悉。1793年，法国大革命的危机到了顶点，正值激进的雅各宾派掌权，开始了恐怖统治时期。英国有一个穷困的绸缎商的儿子，名叫约翰·塞沃尔（John Thelwall），成了一名激进的宣传家、雄辩家。塞沃尔在伦敦和肯特郡走了一遭，出版了一篇奇怪的记叙文章，诗歌体和散文体并用，名叫《逍遥学派》（The Peripatetic，1793），是关于“贫苦者和伟大者”的见闻，当然这见闻是以脚痛为代价的。
当时，还有许多人，不习惯看到“有品位的人”参加徒步旅行。直到1792年，才出现了第一本专门为“漫步者”写的湖区导览。这本书既包括了各条徒步路线的信息，也传递了一种革命性的观点：游客穿越的这片风景，是一种国民共通的财富，而非乞丐和劫匪的渊薮。又过了大约十年，有一位德国牧师，名叫卡尔·莫里茨（Karl Moritz），徒步走过了英格兰南部和中部地区。迎接他的，始终是当地人的怀疑和不信任。莫里茨留宿在里士满（Richmond）的时候，房屋主人听说他决心要徒步走到牛津（Oxford）去，“还要走得更远”，便“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惊奇”；6月，有一天，莫里茨走累了，坐到路边树篱的阴影中，打开英国文豪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的书，看了起来。他回忆道：“那些骑马、驾车从我身边经过的人，都震惊地看着我，做出很多显而易见的姿态，好像觉得我脑子发疯一般。”在牛津的米特雷（Mitre），房东一家人检查了莫里茨，确定他穿着干净的亚麻衣服，符合绅士的身份；但听说他决心徒步旅行，却困惑不已。房东一家承认，莫里茨倘若没有一些友好的朋友同行，他们绝不允许莫里茨跨过门槛，因为“只要徒步走过这么远的路程，无论是谁，都会被众人鄙视的；因为此人要么是乞丐，要么是流浪汉，要么……是恶棍”。
当时，全英国都在疯狂地追求速度，英国人都骑着马、驾着马车，在收费公路上疾驰。而莫里茨，就以一名纯朴的外国人的身份，现身在了这样的英国。但他也明白，即使徒步没有让他成为一名民主主义者，也使得他公开而坚决地漠视社会等级，并因这种漠视而欣慰。徒步让他直接接触了英国的民族精华——有一名清扫烟囱的女工；还有一名哲学马具商，马具商居然能背诵古希腊诗人荷马（Homer）的作品——他们是“路上的学术机构”。此外，徒步还让旅行家展现出了一种新人的姿态——有情之人。同年，也就是1782年，莫里茨终于拿到了一本书，法国政治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忏悔录》（Confessions, 1782）；这本书很快便成了沉思徒步者的“圣经”。这本书还有一个附录：《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Reveries of the Solitary Walker），收录了10篇文章，每篇文章都用散步的形式表现。
卢梭看来，只要散步，就总是能远离某种事物，同时接近某种事物。卢梭的代表作《忏悔录》，多亏了卢梭的英国朋友兼崇拜者布鲁克·布思比（Brooke Boothby）协助奔走，方才与公众见面。《忏悔录》中写道，卢梭有一次从巴黎步行去樊尚市（Vincennes）看望好友——作家兼哲学家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其间有了一次决定性的领悟。卢梭离开城市，行至途中某地，突然想到，整个上流社会的价值观完全是上下颠倒。一直以来，卢梭接受的教育，都让他认为，“人类的进步”就是从自然到文明的旅程；但这种转变实际上却成了一种可怕的堕落。自然要求的是平等，而文化却制造不平等。因此，自由和幸福，并非用文化取代自然，而是正好相反。城市用时尚、商业、智谋的铁腕，迫使所有人按一定规矩行事。可以说，城市就是一张邪恶的网，充满了罪恶的伪君子、掠夺者。城市令人成为奴隶，而乡村却令人自由，只要这乡村不被城市的罪恶感染；城市令居民饱受污染，罹患疾病，而乡村却为居民涤荡身心，增添活力。教育的目的，不是用文明的艺术、礼节筑成围栏，驯服儿童的自然天性，而是恰好相反：尽可能长久地保存这些天性的纯洁、质朴、率直、简单。因此至少在12岁之前，不要给孩子看书，而要让他们在田野中奔跑，在树下听故事，在大自然中尽量多走一走。
1766年冬，卢梭在伦敦短暂停留了一阵，但这次做客，因为之前的那些理念，而使得客人和主人都同样尴尬。卢梭来到英国，是受了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盛情邀请，但主要原因则有二：一是卢梭已经从“疯人院”逃了出来；二是他听说乡村是自由的圣地。当初法国奉行专制主义和天主教的时候，曾有刽子手公开焚烧卢梭的书。在卢梭的老家——奉行新教加尔文教派的瑞士日内瓦，他的待遇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因为他草率地决定，与本地的寡头政治家公开决裂，为此惹怒了当局。曾经有一段很短的时间，卢梭跟情人泰蕾兹·雷瓦索（Thérèse Levasseur）一起，找到了一个闲适的居处，在瑞士比尔市（Bienne）圣皮埃尔岛（St Pierre）上。卢梭经常出门散步，一路上研究植物；也经常划船。有一个归入英国籍的瑞士人，名叫鲁道夫·沃特拉韦尔（Rodolphe Vautravers），为卢梭提供了最新的避难所。但政府的手臂却伸得很长，伯尔尼主教（Bishop of Bern）发布的反宗教禁止令还是追上了卢梭。最后，卢梭接受了休谟的邀请，跟休谟一起渡过了英吉利海峡。
这次旅程让卢梭十分难受。卢梭到了多佛尔（Dover）时，还受着晕船的折磨，而且又湿又冷，直掉眼泪。在伦敦，休谟想要把卢梭介绍给一帮同心同德的朋友，其中包括名演员大卫·加里克（David Garrick）。这些“有远见的有情男女”（Prospective Men and Women of Feeling）排队欢迎卢梭，热情地表达对他的敬仰，含着热泪表示同情和安慰，低调地为他喝彩。此时卢梭已经放下了精神防备，接受了这些人的盛情，还穿起了束腰外衣，戴着皮帽，模仿“亚美尼亚”农民的行头。然而，卢梭却天生有一种神奇的本领，善于排斥那些对他有好意的人。这种本领立刻就表现出来了。大卫·休谟想要把卢梭推荐给英王乔治三世，让卢梭拿一份年金。卢梭却疑神疑鬼，觉得这是阴谋。休谟又想请卢梭到伦敦特鲁里街（Drury Lane）王家歌剧院去见国王，却知道卢梭会找借口说，要照顾自己的狗“素丹”（Sultan），不能去。为了避免这种局面，休谟将狗锁在公寓里屋，他跟卢梭待在外屋，一定要请卢梭看戏。休谟本以为，让卢梭适当出一点儿名，并不算什么恶意的企图；卢梭却不吃这敬酒，以为这也是圈套，要让自己被奴役、受嘲讽。当时，还有一个作家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冒充普鲁士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给卢梭写了一封信，假装邀请卢梭去普鲁士。卢梭竟然以为这信是休谟写的，于是爆发了一场可怕的公开争吵。休谟自己也悲伤地发现，这位贵客大概有点发疯了。
卢梭狂热地认定，逃到乡村去，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有人给他在威尔士找了一栋房子——还能在什么别的地方呢？但是，租房的事宜却耽搁了一阵。卢梭对各位主人本来已经大起疑心，这下子更加恶化了。于是他转而接受了一个慈善家理查德·达文波特（Richard Davenport）的邀请，达文波特把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伍顿村自己的乡间住宅腾了出来，这里挨着德比郡（Derbyshire）的边界，也就是紧挨着英格兰最美丽的风景之一。卢梭穿着那身“亚美尼亚”行头，走过多夫代尔（Dovedale）。当地人后来是这么回忆的：“老‘啰唆’戴着那么个滑稽帽子，穿着又长又重的袍子，到处走来走去，采他那点儿草药。”有时候，卢梭也让人请他去凯威克修道院（Calwich Abbey），跟一群当地的崇拜者和弟子见面，其中就有布鲁克·布思比。这些人已经开始自称“有情男女”（Men and Women of Feeling）；后来，作家亨利·麦肯奇（Henry Mackenzie）1771年出版了一本小说——《有情男人》（A Man of Feeling），当年畅销一时。
不消说，没有多久，卢梭的疑心病就又发作了。卢梭本来就几乎听不懂英语，特别是听不懂当地仆人说的英语方言，于是相信仆人都在说情人泰蕾兹的坏话，还要往二人的饭食里掺煤渣。1767年春，卢梭回到了法国。但他那“有情之人”的小团体已经在英格兰乡间，那叹息悲戚的贫穷社会阶层当中扎下了根。仅仅10年之后，卢梭的疯狂就被人忘掉了，他在英国的逗留，给人留下的印象只有崇高和敬意，宛如使徒的传教任务一般。如同“德比郡启示”（Derbyshire Enlightenment）一般的东西，已经变成了激进政治和培养“有情”的混合。布鲁克·布思比和博物学家伊拉斯谟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在小镇——利奇菲尔德（Lichfield）建立了一个植物学研究会。这两位杰出人物所在的圈子，其核心是一位诗人、散文家安娜·西沃德（Anna Seward），她在主教宫殿自己的住所举办一个沙龙。此外，与卢梭自己不一样，利奇菲尔德这个圈子，并不排斥将“科学引起的愉快”和“对自然的崇拜”混合起来。在德比郡，这个圈子似乎取得了二者的精华，因为德比郡的一座座山峰，既能让旅人在高地上欣赏壮丽的奇景，到深深的洞窟中探险，又能提供埋在地下的煤和铁，让人开采。这个郡，“有趣而神秘”的名声太大，乃至1779年，特鲁里街王家歌剧院竟然毫不尴尬地上演了一出戏剧，名字就叫“德比郡的奇迹”（The Wonders of Derbyshire）。全剧布景一共21种，由景观画家菲利普·德·卢戴尔布格（Philippe de Loutherbourg）绘制，内容包括瀑布，马恩和马特洛克的巨石阵（Marn and Matlock Tors），卡尔斯顿村（Castleton）的洞穴，既有内部也有外部；还有一个“山峰的精灵”（Genius of the Peaks），用机械装置，从“深深的居处”托起来，负责把赏金发给本地居民。
与此类似，德比郡最有盛名的艺术家——约瑟夫·赖特（Joseph Wright），也同样在家乡，画着马特洛克周围山峰的悬崖和峡谷；在克罗姆福德（Cromford）的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磨坊画画，好像那磨坊是一座灯火通明的浪漫宫殿。也正是阿克赖特，在画布上塑造了“英国乡绅”布鲁克·布思比被人改造成“有情男人”的正式形象。这种新形象，并非画家庚斯博罗（Gainsborough）笔下那种傲慢的世袭地主，而是用詹姆士一世时期诗人那种沉思而深刻的笔法，融入了一片青翠的草木中。布思比一身打扮，堪称精心策划的新兴“随意风格”的广告：外穿双排扣长礼服，里面是短背心，扣子敞开，用来更好地展露自己“透明的真诚之心”；原先的丝绸领带换成了朴素的薄棉布领带。老一辈的绅士，可能会手拿一本《圣经》或者古典名著，来显示自己的美德；而布思比拿的却是（自己）这一代的福音，书脊上只有一个清晰可辨的字：卢梭。这幅油画作于1781年，不仅是一幅肖像画，而且是布思比身份的宣传——他在这个小团体的地位，就好像圣彼得在耶稣门徒中的地位一般。基督教中，圣彼得是天堂的守门人，因此相当于“形象代言人”。因为，布思比拿的那本书肯定是《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录》（Rousseau, Juge de Jean-Jacques），一本忏悔性质的自传体对话录，是卢梭在居留英国期间写的。五年前，也就是1776年，布思比去过一趟巴黎，亲手从卢梭手中接过了这份手稿。两年后，卢梭去世。他度过最后时光的阿蒙农维拉（Ermenonville）小镇的公园（受卢梭的思想启发而建立），成了崇拜者朝圣、追思的圣地。布思比竭尽全力要传播卢梭的思想，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种“有情之人教会”的信徒们，都有一项自己赋予的使命。这使命，有一部分是“通过沉思的散步，将自己转化为全新的英国人，同情同胞的苦难，并能设计出各种精巧的办法，让同胞脱离苦海”。使命更重要的部分，则是通过文学、教育、慈善事业，还有以身作则，来养育一代新人，不受虚浮社会的残忍、腐败影响。他们将在现代的“阿尔比恩”（英国）中，重新创造古代不列颠人的纯洁品质。他们看到，这种品质，在乱世丛生的西部、北部依然保存得完好，尽管居民过着贫苦不堪的生活。实际上，在受过教育的城里人看来，这些贫苦社群最为鄙陋的一面——风吹雨打之下的恶劣生活，却正是未来一代需要逐渐灌输的生活，只有这样，才能让不列颠免受堕落的命运。信徒的目标，乃是在儿童长成大人的过程中，尽力保存这种原生态的自由、爱玩的天性、自然之子的真诚，不论这目标在表面上看来多么自相矛盾、不切实际。著名诗人华兹华斯认为，孩子应当是“大人的父亲”。信徒们若是成功了，就能创造出第一代真正自由的同胞，生于自然，也长于自然。
利奇菲尔德还有另外一个卢梭主义者（Lichfield Rousseauites）——托马斯·戴（Thomas Day），以上正是戴先生给自己设定的目标。他的任务是为英国更加纯洁的一代新人同时担起“父亲”和“教师”的责任，让新人尊敬自然的一切要素，因为戴先生此前已经当了一名生态学家，尽管生态学这门科学当时还没有成形；他相信，上帝创造的一切生命都有着内在联系，因此奉行素食主义，而且强烈反对斗鸡、纵狗咬牛等一些当时流行的娱乐活动。他相信，动物和人类一样，只要通过善良的手段加以调整，就能过上温馨而快乐的生活。他有个朋友，是个律师。一次，律师语带嘲讽地问他：“你是否想要用一视同仁的关心，来对待所有动物，包括蜘蛛？你为什么不想杀掉这些蜘蛛呢？”戴先生回答：“我不会这么想，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权利。假如有一个神灵对伙伴说：‘把那个律师杀掉！’你会有什么反应？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律师比蜘蛛还要可恶呢。”
戴先生想要为自己建立一个完美的家庭，1769年，他亲自挑选了两个小女孩，作为将来的妻子、母亲的角色，其方式很像从一窝小狗当中挑选宠物。戴先生致力于按照卢梭的方式养育两个姑娘，养大了就挑一个比较合适的结婚，与此同时，资助另外一个去当学徒。他从英格兰西部萨洛普郡的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市孤儿院，挑了一个12岁的金发小姑娘，给她改名萨布丽娜（Sabrina），拉丁语意为“平静、耐心”；又从伦敦弃儿医院（London Foundling Hospital）挑了一个黑发小姑娘，给这个“童养媳”起名卢克丽霞（Lucretia）。这是古罗马一个贞洁妇女的名字，但这个古人最后却自杀了，戴先生显然忽略了这一点。这实验当然没有朝着计划的方向发展，对此，除了戴先生自己，没有一个人觉得吃惊。戴先生担心，成年男子当了两个小女孩的教父，可能会引发人们疑心，让他名誉受损，于是急急忙忙把姑娘们送到了法国。两个小孩在法国，好像两只小野猫一样大打出手，也跟戴先生这个人生导师冲突不断；哪怕戴先生在孩子们出天花期间悉心照料，还在罗讷河（Rhône）一次船难中救了她们两条命，情况也没有好转。戴先生骂养女卢克丽霞“愚蠢天下无敌”，把她带回了英格兰，又按照先前的约定，送给一个女帽制造商当了学徒；萨布丽娜则送到利奇菲尔德，屡次被戴先生用来做实验，这些实验经常很残忍——比如把滚烫的蜡油倒在她胳膊上，用来测试她对痛苦的忍耐力；还有枪支装上空包弹，在她脑袋近旁打响。最后，戴先生终于绝望了，认定她永远不可能变成自己的梦中伴侣，只好把她送进了寄宿学校，萨布丽娜为此感激不尽。后来，她嫁给了一个大律师。
戴先生盛赞卢梭是“人类之第一人”，也相信自己完全了解卢梭的感受，因为他自己跟卢梭一样，受到过时尚界的鄙视。戴先生的出身也跟人生导师卢梭一样毫不显赫，生于小康之家，父亲是个收税员。然而，1770年，戴先生想要取悦一个陆军少校的女儿，努力毫无成效，大受打击。为了增进机会，他启程去了法国，想要彻底改变一番，请来了一群舞蹈教练、剑术教师、裁缝，用精致的假发打扮自己，甚至忍受了一种机械装置的折磨，用来矫正自己的膝外翻腿。但一切还是效果全无。那个戴先生想要取悦的姑娘，看了看这个努力改进的戴先生，笑得反倒比以前更厉害了。戴先生再次被拒，十分受伤，也就不理睬这些自己曾经关注的人了。“我这颗熊熊燃烧的跳动的真诚的心，他们知道些什么？！”戴先生终于找到了一名女继承人，当作合适的结婚对象，却又逼迫她接受卢梭的价值观，以缓和自己社会良心的折磨：他不让新建立的家庭拥有仆人，也不买大键琴，因为他觉得，“穷人还缺少面包的时候”，沉迷在这种奢侈当中是一种邪恶的行为。
不过，所有这些荒唐事和灾难，都没有能阻止戴先生发挥自己关于童年的才智，写下三卷本的小说《桑福德与默顿》（The History of Sandford and Merton，1783）。这本书可谓一部“自然教学”理念的长篇预言，在英国的地位，就如同卢梭的《爱弥儿》（Emile）一般。书里叙述了两个孩子的冲突：一个叫托米·默顿（Tommy Merton），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小霸王；另一个叫哈里·桑福德（Harry Sandford），性格要更加安静，是“乡村美德”的缩影。桑福德发现自己伤害了一只金龟子，就会大哭。《桑福德与默顿》现在被人遗忘了，只有在大学研讨班专门研究这部感伤小说的时候才会提起。不过，当时这套书却轰动一时。自从1783年第一部初版以来，小说重印了45次。只要年轻父母想体会如何用“自然童年”战胜“不自然童年”，这本书就是他们的必读之物。戴先生自己不寻常的一生，在1789年9月也突然终结了。他有一种对待宠物的理论，认为可以用温柔而不是强力去驯服马匹，于是做了一次实验。他骑了一匹没有驯服的小公马，公马没有回应他温柔的触碰，反倒让戴先生头朝下栽到了地上，不幸身亡，享年42岁。
戴先生实验最大的问题，有些朋友可能跟他说过——道德方面的调节，作用毕竟是有限的。或许，戴先生遇上萨布丽娜和卢克丽霞的时候，两个小姑娘的天性已经破坏了，这种破坏过程，是从母乳的污染开始的。当年卢梭还提出过一个公理：善良始于哺乳，乳汁提供的不仅是生理上的必需品，还有道德上的必需品。最损害儿童自然天性的做法，是把儿童送给乳母喂奶，而乳母哺育孩子只是一种生意。当时，普通人家的婴儿，送给农村妇女抚养的，有数以千计的死亡，这本来不足为奇。那些追求风尚的母亲，经济条件比较好，能给孩子提供高水平的照料，却也不知道，母乳当中究竟有些什么物质，一起喂给了孩子。谁也不知道，多少纯真的婴儿已经因母乳喂养而受到了毒害、腐化，失掉了自然的天性；那些妇女的乳汁里，染上了嗜酒的恶习，以及性病。当时的感伤小说里，母乳喂养被人说成是一种阴谋，特别是那些主张“男人和女人都能意识到自然天性的原始力量，以此获得救赎”的小说。一些男人倘若觉得，乳头带有挑逗和淫荡的意味，那么只要看到喂奶的举动，就可以“转化”过来。作家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也有一部长篇小说——《查尔斯·格兰迪森爵士》（Sir Charles Grandison），里面有一个邪恶的妻子，代表那些炫耀暴露服装的女人；她们若是能够亲自喂奶，便也能宣扬这种“改恶从善”了。“从来没有哪个男人这么狂喜过！”妻子叙述道，“他匍匐在我脚边，把我和小坏蛋（孩子）一齐拥入怀中。”妻子说：“你这野人！你想要把我的哈丽雅特闷死吗？”他说：“我最亲爱的、最亲爱的、最亲爱的G夫人……我从来、从来、从来没见过这么幸福的景象啊！”
倘若新生婴儿通过母乳，其生命已经有了一个极为健康的开始，那么下一步，明智父母的任务，就是确保孩子的自然天性，不被“父母的管束”或者“死记硬背”永久毁坏。这以前，道德读物给“动物精神”下的定义，是一种非基督教的、魔鬼一般的兽性。小孩子的身体柔软而善于接受各种影响，是撒旦最喜欢的“运动场”；而动物精神就是撒旦在运动场中嬉戏的表现。父母想要拯救后代的灵魂，头一项任务，就是把这种魔性从孩子身体中敲打出来；如果必要，还必须真正去“敲打”。然而，倘若动物与人之间的联系，像托马斯·戴一类人所说，是良性而非恶性，而且孩子那些同小猫小狗相类似的行为，表示的是纯洁，而非内在邪恶，那么就应当尽力保护、培养孩子玩耍的举动，这种举动是“学习”最温柔的路径；哪怕在老一辈看来，这样做的结果有时会显得反社会，那也要这样做。
现实中，提倡这种理念，造就了一代过度敏感而又不敢狠心打孩子的父母。伊拉斯谟斯·达尔文呼吁家长向自己学习，“永远不要与儿童抵触，要听之任之，让他们做自己的主人”；自己对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做的，为此而声名狼藉。就连霍兰勋爵（Lord Holland）——亨利·福克斯（Henry Fox）这样强硬的父亲，也对这些崇尚玩耍的人妥协了。福克斯在辉格党（Whig）政府中担任财政部的主计长，他是听了妻子卡洛琳·伦诺克斯夫人（Lady Caroline Lennox）灌输的一堆卢梭理论，才这么做的。福克斯家族成了“纵容孩子感性”的代表，虽然还说不上是对孩子感性的“顶礼膜拜”。福克斯的儿子，查尔斯·詹姆士（Charles James）是未来的辉格党领袖。小时候，有一次他把一块崭新的手表扔到了地上。无助的爸爸只是挤出一个痛苦的笑容，喃喃说道：“你要是非这样不可，我猜，你就只能这样了吧？”孩子头发的长度，也是经常引发两代人冲突的问题。有一次，福克斯相当于恳求长子斯蒂芬（Stephen）：“你给了我希望，让我觉得，我要是想让你剪头发，你就会剪的……亲爱的斯蒂芬，你如果剪了头发，我会非常感激！”
尽管还有很多书依然坚持，对小孩子要严格管教，而不是单单把规矩告知他们，这时却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作品，既供别人给孩子朗读，也供孩子自己阅读；这些书都是劝善惩恶的寓言故事，配有生动的插图，告诉孩子，走的道路正确或错误，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有一位天才童书出版商，名叫约翰·纽伯里（John Newbery），他出版了《玛杰里夫人的故事》（Dame Margery）；玛杰里还有一个名字叫“古迪”（Goody），意思是“好人”。纽伯里还擅长出版一些六便士一本的绘本，强调寓教于乐和实用的学习。纽伯里最畅销的书，也是第一本儿童的科普书，名叫《望远镜汤姆》（Tom Telescope，1761）。这本书是一切“自己做实验”读物的先驱，力图让一切种类的知识，不论历史、地理还是机械，既有趣，也“有用”。
纽伯里有很多插画家，组成了一支大军。其中一人，并没有福气见到卢梭本人，却正好体验过这种期望培养高尚的不列颠爱国者的“自然教育”。此人名叫托马斯·比威克（Thomas Bewick），1753年生于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欧宁汉（Oringham）教区的切利伯恩农舍（Cherryburn House）。父亲是农场主，自己也在农场上开煤矿。比威克一家都是北方农村的自耕农，身体健壮，日子不好不坏，但这一家人，始终都与那些崇拜卢梭的德比郡贵族，在地理上相距甚远。尽管如此，比威克在19世纪20年代充满深情的回忆录中还是写道：小时候自己被姑妈汉娜（Hannah）宠坏了。她“把我变成了一只大‘宠物’，谁也不许‘冷落’（当初用的就是这个词）我，让我为所欲为；而这样的结果就是，我经常被开水烫着，被火烧着”。米克利岸（Mickley Bank）的煤矿附近，有一所米克利学校。托马斯父母把他委托给了校长。校长的天性可一点儿也不温和，从校长使用鞭子的“热情”程度来看，他显然一点儿也没有时间从事当时的“新式教育”。校长最喜欢的惩罚措施，叫作“搂一块儿”，让他骑在一个“胖男孩”背上，模样很像一只交配的青蛙，屁股还要露出来等着挨揍。托马斯一被人放上去，就咬那个胖男孩的脖子。托马斯回忆说，校长揪住他的时候，“我拼命反抗，用我那双有铁环的木底鞋，踢折了他的胫骨，然后跑掉了”。
比威克没有因反抗而甘愿挨罚，而是火上浇油，干脆旷起课来。“每一天我都旷课，在一条小溪里筑堤坝，玩小船来取乐”，还跟“更驯服的校友们”一起回家。于是，“自然学校”就成了比威克真正的老师。20年之后，诗人威廉·华兹华斯在奔宁山脉（Pennines）另一边度过的童年，也与之类似。哪怕比威克最后被迫学了分数、小数、拉丁语，他还是设法逃脱了这些令人枯燥的学业，方法是把演算石板、课本等一切能找到的表面都画上图画；没有地方了，他就用粉笔去画家中的石头地砖、墓碑，乃至教堂走廊的地板。比威克贪婪地盯着各处的图案，特别是那些酒店的招牌，用俗气的笔法画着牛、马、鲑鱼。只要稍有眼光，都不难看出，托马斯是一个过早发育的天才。他把村子每一家的地板都用粉笔画了个遍之后，总算有个朋友给他买了钢笔、墨水、黑莓汁、骆驼毛笔，外加颜料。全英国最早也是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兼插画师，职业生涯就这么开始了。比威克也堪称英国的奥杜邦。他画了当地的树林、沼地及里面栖息的鸟兽，还因为画了狩猎的场景而得到了不多的报酬。他邻居房子的墙上，每只猎犬都得到了“忠实而详尽的描绘”。
比威克童年有两个关键时刻，留下了特别鲜明的记忆；正是这两个时刻，把他从坚强而单纯的典型北方小伙子，变成了对上帝造物深感同情，为此还非常痛苦的人。第一个时刻，是他碰巧抓住了一只野兔，那时这野兔正被猎犬追赶。尽管他写道，他脑子里从未有哪怕一刻想到过，狩猎有什么不对，或是有什么残忍之处，但他站在那里，将这颤抖不停的温暖动物抱在怀中时，当“这可怜的、惊恐的生灵有如孩子一般哀叫起来……我愿付出一切，来拯救它的生命”。有个农民过来，让比威克把野兔给他。比威克照办了，结果农民却为了取乐，弄断了野兔一条腿，又把野兔放走了，让它一瘸一拐地奔跑，只为了让猎犬也同样取乐。比威克回忆道：“从那天开始，我一直盼望，那受人伤害的、无辜的可怜生物，能够逃走。”比威克毕竟是土生土长的英国农村孩子，不至于反对一切狩猎行为，特别是有些情况下，他觉得动物很可能不会轻易让猎人和鬣狗得逞。比如，獾就会非常凶猛地回击。不过，比威克还是憎恶那些不必要的残忍。第二个时刻，是有一次他扔石头从树上打下了一只红腹灰雀。他回忆道，自己把鸟儿捧在手中，鸟儿就“直直地、哀怨地看着我。我想，倘若鸟儿也能说话，一定会问我，为什么要剥夺它的生命”。比威克再次忍受了一回良心的折磨，盯着鸟儿的羽毛，把它翻来覆去。他写道：“那是我杀掉的最后一只鸟儿。”但他又加了一句，大概说的是那些他画美丽插图用来参照的鸟类标本：有很多鸟儿“确实是因为我的缘故才被杀的”。
比威克绝对不是感伤主义者。他观察动物王国成员的习性、栖息地，特别是剑拔弩张、熙熙攘攘的昆虫世界。比威克早在20世纪的美国社会生物学家埃德蒙·O. 威尔逊（Edmund O. Wilson）两个世纪之前，就在艾尔崔格汉姆（Eltringham）附近的小船山（Boat Hill）上观察到了蚂蚁的殖民地。蚂蚁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团体，“其忙碌拥挤，就如同人群去往或者离开繁忙集市一般”。而且，团体组织得极好，哪怕被棍子干扰，也会继续重新组队，继续忙忙碌碌。
这种社会的好奇心和同情心，在比威克漫长的一生当中，一直是他最突出的品质之一。在他小时候，也使得他被普通人所吸引。这些普通人，拥有对周遭世界和运行规律的丰富常识，而且往往十分渊博，令人惊讶。其中有一名老矿工，就在比威克家族的矿上。之前煤矿出了事故，老矿工救了一名同事。老人坐在石凳上，给小托马斯讲解夜空中的各个星座。还有一个邻居，名叫安东尼·里德尔（Anthony Liddell）。比威克在回忆录中给他起名“乡村的汉普登”（Hampden），此人是乡村务实干练的自由民的代表。里德尔能背诵公元1世纪犹太史学家约瑟夫斯（Josephus）的作品，还记得很多别的掌故。里德尔的穿着，好似一个野人：上穿男式紧身短上衣，“是什么动物的皮做成的”，下穿一条老式的鹿皮短裤。他口才很好，性格倔强，脾气火暴，这些特点，在谈到“自由”和“财产”，尤其是鸟类和鱼类，就表现得特别明显。他坚持说，鸟和鱼都是上帝赐给大众的，所以他有权自由地偷猎；对他而言，“他在监狱里过得比家里更好，所以监狱没有什么可怕”。但还有一个父亲手下的矿工，名叫约翰尼·查普曼（Johnny Chapman），他认为，站在齐腰深的冰冷污水中劳作，“也没有什么艰苦的”。比威克心目中，查普曼就是劳工阶级理想的坚强英雄。查普曼吃的是牛奶、面包、土豆、燕麦；兴致上来，会在乡间原野散步，或者走到纽卡斯尔（Newcastle）去喝麦芽酒；他会用浓重的泰恩赛德口音（Geordie dialect）为别人唱歌，讲笑话，讲故事，换取在外留宿。然而，查普曼又老又病的时候，各个教区都不愿收纳这纯朴的老人，因为都想推卸救济穷人的责任。结果查普曼只得打零工糊口，最后“有人发现他死在了莫佩斯市（Morpeth）和纽卡斯尔之间的路上”。
比威克回忆童年，想到的就是这些场面，还有他在诺森伯兰郡的露天游乐场；比威克的鸟类、动物著作的开头和结尾，不时出现一些不同寻常的木刻小插图，描绘了这些充满沙砾，黑乎乎、细节清晰的场景。比威克在鸻鸟和连雀之间，借着道德小故事的伪装，偷偷展现了一幅乡村世界的全景图卷——当时，帕拉迪奥（Palladian）风格的乡村别墅墙上，有不少经过美化粉饰的农夫、樵夫、牧羊人的形象。著名绘画世家——庚斯博罗家族（Gainsboroughs）的作品，充满了这些事物。而真实图卷的模样，与这些形象却相差甚远。比威克笔下的农村人，并不穿着破旧而动人的、田园牧歌一般的服装，他们臂弯中的婴儿，也并不都是脸如苹果，带着酒窝。《英国鸟类史》（History of British Birds，1804）第一卷的序言末尾，有个穿着入时的乡村绅士，带着一把枪，给一个年迈的流浪汉指路，指向路上的一个方向。流浪汉靠着石墙缩成一团，想要避开诺森伯兰的寒风。绅士并没有指出真正有用的方向。黑琴鸡与红松鸡之间，有一群男人古怪地围成一个圈，背对着读者在看斗鸡，看着公鸡彼此撕成碎片。琵鹭与鹤的绘画之间，有个饥饿的老兵带着一条木腿，啃着一块骨头，旁边有一只同样饥饿的狗正在看他。老兵头上，勉强能看到一栋豪华的乡村别墅。比威克笔下的农村人，在路边砸石头，在破败的阁楼里喝粥，在路旁上吊自杀。这些人，记录了一种新的英国政治——当时的人称为“社会情感”（social affection），我们则称为同情心（sympathy）。英国小说家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就慈善事业发表过一篇论述文章，以《圣经》中扶贫济困的“仁慈的撒玛利亚人”（Good Samaritan）为背景。他说：“我们天性中有一种东西，让我们参与人类遭遇的一切祸事。”比威克无论走到哪里，都对18世纪英国穷人遭遇的很多“祸事”表达了自己的同情。比如，在穿越高地（Highlands）的时候，与大多数感伤主义的游客不一样，比威克马上就发现，连绵曲折的壮丽景色、空旷的高地，虽使得浪漫主义的漫步者喜悦非常，实则是大量小农场佃农被清理的结果；反映的是英国的总体转变——起初英国关心的是一户户人家，如今却关心羊群。
尽管，官方经典的自然史画册，与比威克的小插图完全不同（例如托马斯·彭南特的动物学，就十分细心地把内容限定在鸟兽的分类上），当时，社会上有许多“快乐不列颠”的陈腐图画，一般画的是乡绅和家人在大大充实的财产之前，或散步，或休息。但还是经常有其他的图景出现，显示的事物，恰在这种陈腐图画之外，而且清晰得令人惊讶。比如1769年，就有一位退休的军官，名叫菲利普·西尼克斯（Philip Thicknesse）。他怀着不安的良心，写了一份可怕的材料，配上了一幅同样可怕的绘画——达茨沃斯救济院发现饿殍四人（Four Persons Found Starved to Death, at Datchworth）。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当时人称首都周围的“家乡界”（Home Circuits），按说这里是不应该发生这种事的。
然而，比起比威克的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来，南方，特别是穷困潦倒的英格兰西南部，大概还有同样多的贫困人口，就像这些达茨沃斯的牺牲品。因为，“农村发展”运动的社会结果，在英格兰南部表现得分外明显，特别是18世纪60年代那些荒年；这段时间，小麦连年歉收，价格飞涨，从伦敦到德比郡的大小城镇爆发了一系列“粮食暴动”。北方各郡主要吃的是燕麦，这时的情况稍微缓和一些。但也有很多人支持快速现代化的农村经济，比如英国农业经济学家阿瑟·杨格（Arthur Young），他在1769年发表了《英格兰与威尔士南部各郡六星期游记》（Six Weeks Tour through the Southern Counties of England and Wales），认为在18世纪最糟糕的年景之后，绝无任何谢罪的必要：“你不论将眼睛转到哪一边，都只会见到大量财富，以及更大量的资源，再无其他。”先前，英格兰真正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他经常用这个词——并非通过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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