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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15 03: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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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干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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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夜思·另一种心情?

静夜思·另一种心情?试读:

静夜思

·另一种心情作者:王干排版:燕子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01-01ISBN:9787506397124本书由天津中作华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本书分为《静夜思》《另一种心情》两大部分。主要包含了作者对南京的美好记忆,对周围世界的见闻与感想,以及作者对一些文艺作品、文化现象的评论。全书无论咏物记事,还是谈艺叙人,无不真诚、执着、敏锐、鲜活,充满智慧,耐人寻味。静夜思

闲话南京

如何进入南京

这个题目有点怪,好像是一道军事思考题似的。我这里说的“进入”,并不是一种军事行为,而是一种审美的介入方式,一种观察风景的角度。

每个城市都有很多通道与其他城市相联系,内陆城市有空中和陆上两个渠道可以进入。像南京这样的沿江城市则可以从水上进入。我坐过长江航轮分别从“上游”“下游”到达过南京,从下关四号码头或五号码头下船后对南京的第一感受远不如想象的那么美好。下关作为一个客来客往,货来货往的人流货流的集散地,既没有虎踞龙盘的金陵王气,也没有荡人心魄的秦淮风情,与长江沿岸所有的码头城市别无二致:喧闹而乱哄哄的。

从水上进入南京尚可给人以一个城市的感觉,虽然缺少个性,可毕竟是个城市。而如果从空中进入南京,你一下机舱,就会有一种下乡进村的错感,或许是首都机场、白云机场与南京机场相比显得豪华些的缘故吧,我每次从北京、广州坐民航客机到达南京后,恍然进入小镇一般,机场公路两旁是农舍农田,没有一点都市的气息,连醒目一点的广告牌也没有(或许有,至少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夜晚和雨天,路灯若明若暗发出昏黄的光亮,汽车还不时溅起泥水,会更增添你的乡村感受,直到出租车驶到新街口看到金陵饭店的巍峨身影,这才会想起,哦,到南京的市中心了。

更多的外地人是坐火车进入南京的。从东线进入与从西线进入感受也迥然相异,每次我从苏、锡、常出差回宁,一出火车站的出口处,马上面临宽阔的玄武湖和宽敞的大马路,顿感苏南小城的拥挤和狭小,心中不由感慨道:还是南京的气象开阔,有大家气。从北京回来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列车播音员用兴奋的语调告诉乘客:南京长江大桥到了,可由于铁路桥置于公路桥之下,乘客透过车窗并不能纵览南京的风貌,加之速度很快,过桥后窗外的风景便是破落、衰败的民居老屋和厂房,几乎每次与我同行的外地人都要惊讶地问我:南京怎么这么破旧呀?我只能说这一段特别破旧特别衰落。我心里还是很懊恼的,南京给人的第一印象怎么是这样的呢?!

进入南京的最佳道路是坐汽车从长江大桥驶入。在汽车上你可以看到巍峨苍翠的紫金山,也可以看到高耸群楼之上的大厦,可以俯视脚下缓缓流过的长江,还可以遥望到南京城被绿树覆盖的宽阔大道……记得有一次我从合肥坐汽车到南京,汽车一上大桥,几个没到过南京的安徽人竟兴奋地站立起来,惊讶地张大着口,啊啊地叫出声来。我感到一种欣慰:我生活的城市真好。

一个城市就像一个人一样,观察它的视点角度不一样,判断也会相异。进入南京的方式我们是可以进行选择加以改变,但对一个人、对人生、对生活的观察和了解,我们往往会局限于一种视角之中,不能自拔。

南京的桥

南京长江大桥曾经为南京增添了多少荣耀和光彩啊。还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听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的“特大喜讯”,老师夏鸿才先生讲得神采飞扬,我当时最大的理想便是要到长江大桥“漫步”,欣赏“天堑变通途”的人间奇迹。不久父亲又开会到南京,坐着车在桥上走了一遭,我觉得父亲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不断向同学们炫耀。可父亲并不像我想象的那般兴奋,他讲述长江大桥的景观远不如没见过大桥的夏先生转述得精彩,他对南京的马路之宽和绿化之美却给予了更有激情的叙述。现在看来,父亲还是挺有眼光的。

待我见到长江大桥时已是大桥建成十年之后了,距今亦近十余年了。当时我年过二十,满脑子的诗意,崇奉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的理论,经常到生活中“找”诗,那一次在长江大桥果然也“找”到一首。我是坐长江江轮穿过大桥的。当时天方黎明,我走出船舱,发现巨大的钢铁结构横越天空,我感到一阵震颤,后来便写下“钢的结构,力的结构/支撑着一个民族的脊梁”这类诗句,我自己还很激动,可后来见到一本写大桥的诗集,里面的诗全是我这样的句子,真是奇怪。可见那时候我们的思维结构、语言结构是何等的雷同,雷同得连诗都像一个模子铸出来似的。怎么也没想到我们引以自豪的长江大桥会成为改革开放的“障碍”,因为建桥时没考虑到“吨位”问题。也没想到长江大桥会常常堵车,那里一堵便是老半天。更没想到南京会一夜之间冒出二十四座天桥来。南京的桥便成为人们挥之不去的景观和话题。

我时常将南京的桥和北京的桥作比。北京的立交桥如今已修得美不胜收。你坐车在二环路上、三环路上行驶,很快就领略到速度的美、曲线的美和现代生活的美,那些立交桥的造型我认为全是经过诗化处理的。南京人没福气领略到立交桥群的美感,仅有的中央门立交桥其造型也让人不敢恭维。不过,南京的桥还是让人喜欢,首先它是真的,北京的立交桥虽然壮观,但它是“假”的,因为它桥下没有水,而遍布南京大街小巷的桥全是真的;全有流水相伴。桥有水,则让人产生一种古意和诗意,也让人感到生活的真实与自然,再则这些桥几乎全是文物,都有着可与历史兴衰相关的传说与故事,有着深沉耐寻的文化感。初夏的夜晚,你站在一座小桥上,那环绕城市的流动的河水都会向你讲述一段往事。这是北京的“旱桥”,所不能比拟的。

南京的树

南京的树是南京的骄傲。

南京被笼罩在树的浓荫之中,南京被绿色环抱着。飞机即将降落南京机场时,你在空中俯瞰南京城貌时,发现南京像是一团绿茸茸的仙人球似的。

很多人歌颂过金陵的烟水王气,很多人描写过桨声灯影的秦淮河,没有人去写南京的树,也没有人去注意南京的树,南京人也不注意南京的树,因为它太普通太平凡了。茅盾笔下的白杨树可以用来象征一种民族的抗战精神和不屈斗志,而南京的树则不能将它进行简单的比拟和隐喻。南京树的美感在于自然,在于本色,在于不单调。通往中山陵道路两旁的雪松坚定而质朴,覆盖城市街道的梧桐树苍劲而厚重,北京东路的水杉清秀而挺拔,最让人心醉的或许该算北京西路上的银杏树,那一排排古老而年轻的树干生长出一脉脉诗似的叶片,为金陵这座古老的都城添注了温馨而苍凉的气息。有时,我呆呆地在北京西路上散步,像是在寻找什么,又像是呼吸什么,我知道我需要的东西在空气里,在银杏树与阳光的深切联系之中,它在人的心里。

记得几年前湖南路拓宽,湖南路两旁粗可怀抱的梧桐树被粗暴地砍伐,让人心痛。我们编辑部居住在湖南路的一座楼房里,或许每天上下班与这些树朝夕相伴处出了感情,全体编辑对树的遇难表示了共同的同情和愤怒,老唐和小汤找到修路工人向他们陈述保护这些大树的必要性,而修路工人是按章办事,自然不能停止砍伐。老唐和小汤又向有关城建环保部门打电话呼吁停止砍伐湖南路的树,他们明明知道这些建议和吁请是徒劳的,因为现代化的过程总要付出不可弥补的代价,可他们还是忙乎了半天。如今湖南路拓宽了,高楼也多起来了,门面也装潢得较富丽堂皇,然而没有了树,没有了树的浓荫和绿影,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我骑车从中央路拐入湖南路时,有一种进入异域的感觉,仿佛离开了南京,因为南京是树的城市。

南京的树给人以森林城市的美好感受,可南京的树也给人带来了烦恼。由于街道两旁的树木交接到一起,南京产的双层公交车不能行驶,只能到异地“红杏出墙”,为缓和交通紧张,只能让中巴、“马自达”车蟑螂似的在城市大街小巷窜来窜去。而春夏之交满街的悬铃木花粉四处飘扬,呛得人眼泪鼻涕纵横交错,咳嗽不止。

我一出门,过敏性鼻炎便发作起来,然后上呼吸道感染,整个春末夏初便处在“第三状态”中。虽然如此,我还是要写南京的树,因为就审美而言,它是无可挑剔的。

南京的菜

外地的朋友都称赞南京的菜好吃,尤以上海、北京的朋友为甚。我以为这是朋友们的客套,时间长了,也就慢慢信以为真了。再有朋友来,便先自吹嘘一番,颇有为南京饮食业做广告之嫌。

其实我心里还是很虚的。南京菜在外地是没有什么影响的,甭说与近年来热得烫手的川、粤这两大菜系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就连北方的鲁菜也比南京菜的行情看涨。何况按照惯例,南京菜又误入淮扬菜系的名下,这就更影响南京菜的知名度。几年前,黄铁男先生写作《厨王》,并在胡长龄大师的指点下于中山大厦隆重推出“厨王宴”,一时在南京形成了“厨王”热。我有幸品尝过几次,可谓领略到京苏大菜的真谛。然而,厨王菜好像并没有热向全国,而且在南京、在中山大厦也慢慢消逝了。

这也不奇怪,在目前的餐饮业中,有一股奢侈浮华之风,名曰美食,实为斗富。而南京菜则以朴实、家常、实惠为特色,自然在“规格”上比不上那些以山珍海鲜乃至珍稀动物为“美食”的菜系,京苏大菜、淮扬菜系的冷落也在情理之中。

南京的菜是平民的菜,是非贵族化的菜。盐水鸭是南京的名菜,可家家户户每天都可以吃它。我去年夏天在瑞丽碰到北京一位大款,他只知道南京有两样东西,一是中山陵,一是盐水鸭。盐水鸭与中山陵齐名,真让人啼笑皆非。他问我:二百元可以吃一顿盐水鸭了吧?我忍不住哄地笑了,二百元可以吃一个月了。大款说:一定不好吃。我很生气,仔细一想,这或许正是南京菜知名度不够的原因,那么好吃,为什么又那么便宜呢?不是有的服装个体商贩在原有价格后面加个零,滞销的服装反而好卖了。

南京的拌洋花萝卜、芦蒿炒肉丝都是极为可口的家常菜,特别是芦蒿好像只有南京人才吃。不过,谁吃了都赞不绝口。像“菊花脑”“香椿头”“鸭血汤”“旺鸡蛋”以及龙虾都是别有风味的独家菜,只有南京人才会做、才会吃。

遗憾的是它们都太平民化了,在时下强调“精品”“美食”“档次”的消费潮流下,它们只能不登大雅之堂。不过不登大雅之堂也好,有些本是平民享受的东西一经“贵族化”了之后,平民就没有口福享受了。比如螃蟹原本与芦蒿、旺鸡蛋、龙虾一样寻常,可如今高踞“庙堂”“宾馆”之上,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爬入寻常百姓家。

南京的话

我的朋友李洁非一提起北京话,就鄙夷地摇摇头。我说这纯粹是你个人的感受,北京话还是很有味道的。这位旅居京城十余载的朋友又补充说,南京话还是蛮好听的,与我老家芜湖话差不多。《文化苦旅》是近年来畅销书中品位不低的一部,能在俗文化消费市场中立一席之地,是很难得的。余秋雨先生在《五城记》中专门提到南京,表示从不掩饰对南京的喜爱,并说南京只有两个缺点,一是“夏天太热”,一是“语言不太好听”。余先生说南京“夏天太热”显然是真理,南京这座“火炉”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也不会变成四季如春的昆明,还得“烤”下去。可说南京话不好听,则让人难以苟同,与《文化苦旅》全书所持的那种客观而辩证的思路也格格不入。

说实在的,我也不喜欢南京话,我知道我不喜欢南京话的原因是主观价值预设的结果。一、我不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我的母语不是南京话,我对南京话没有母语的血缘联系,自然缺少亲近感。而说北京话不好听说南京话好听的李洁非则有这种亲近感。二、南京话不是北京话,它与规范的国语(普通话)有较大的距离,我对它在心理上缺少认同感,自然觉得它不那么动听。

这些先天与后天的价值参照都已构成一种主观视野,不能视为衡量一种方言好坏的标准。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对余秋雨先生的判断充满了共鸣,但这种感受如果诉诸文字,那就犯了语言沙文主义的错误,而且弄不好会伤害南京人的感情。方言无优劣可言。

事实上,某一地区语言的好听不好听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记得“文革”前后,上海话是仅次于普通话的方言骄子,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南风劲吹,广州话一枝独秀,上海的大街小巷也纷纷办起了广州话培训班。昔日难听的“鸟语”成为一种身份、一种时尚、一种价值的象征,粤语的兴衰与它本身是否好听其实是没有多少关系的。每种方言都有自己的特点,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列出个“排行榜”来,南京话也有它辉煌的时期。南京方言原属余秋雨先生所在的吴语区,只是明代朱元璋建都南京,江淮官话成为主流,身处国都的南京便洗去吴语的面貌,迅速与“时尚”接轨,在南北交汇之中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后来随着明都北迁,清人入关,南京话在不南不北的文化夹缝中显得非常尴尬。

其实南京话还是有它的特点的,它的幽默不比京味差,它略显粗俗却充满了禅味,比如“好得一塌糊涂”这种反逻辑反语法的方式貌似悖理,其实禅意盎然,套用西方文化的概念来看,这正是一种“后现代”的思维。

南京的四季

写完《南京的冬》以后,觉得意犹未尽,南京的四季都捋了一遍,纯粹出于我个人的感受,很多读者朋友一定比我对南京的春、夏、秋、冬有更真切、美好的感受,我只是一己之见,只是希望南京人更加关心自己的城市、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季节、自己的生活。

前文我曾说过,南京四季分明,但宜人的时光特别短暂,春秋两季都是在蓦然回首之间匆匆度过,而酷热的夏季和寒冷的冬日占据近十个月的时光,再加上季节之间过渡的模糊期,南京真正的春日和秋天其实是非常虚的。南京人好像不在乎,他们习惯了这样的凉热不均,也习惯了这样的冷暖无常,他们从不怨天尤人,很少听到南京本地人痛骂天气的,对这种季节有仇恨心理的都是一些外地人。

南京人有南京人对付冷暖的办法。我曾问过一个中档舞厅的老板什么时候生意最好,老板说最冷和最热的季节。我很奇怪,问他为什么,老板说舞厅有空调,可以避暑,冬天舞厅里人气沸腾,一运动身上就暖和了,可以御寒。这是南京人的智慧,也是南京人的幽默。连跳舞这种娱乐性的活动也这般富有多重性,是一般的外地人难以想象的。在炎夏高温季节,在一些商厦、商场的大厅里,经常会有老人带着小凳子日出而入,日落而出,他们之所以这般“蹭”商场的“空调”,是因为他们的居住条件太差顶不住酷暑,而商场既可避暑又可购物还可观光,实是一石三鸟的好事情。这与在家里苦熬孤守相比,真有天壤之别。这种主意也许只有南京人才想得出。

虽然南京冷热奇长,但似乎并没有影响南京人的健康,近日报上说南京人寿命平均七十四岁,大大超过全国人均水平,这可能与南京四季分布的不均匀有关,冬天太冷,夏天太热,一方面让人难受,另一方面则锻炼了人体抵御种种疾病的能力。现在在青少年中提倡一种“挫折教育”,是为了让中小学生心理更加健康更加健全,以适应各种变化。人的身体接受一些“挫折”,对人的健康、对人的生命,也是非常有益的。

一九九三年盛夏,我躲到昆明避暑,四季如春的气候使人的睡眠延长,少了在炎热下的烦躁与不安。后来我与春城的朋友开玩笑说,为什么江浙沪的经济、文化比昆明发达,就是因为那里有寒冬、有炎夏,让人睡不好觉,而昆明,太好睡觉了。

没想到昆明的朋友对我的怪论居然点头称是。

鸡鸣寺侧

常读我文章的朋友知道,我的文章篇末喜欢写“×年×月×日于鸡鸣寺侧”。去年我搬到长江路住,周围都叫相府营、香铺营比较顺眼的名字,我们这条巷子偏偏叫肚带营,每次朋友问起家庭住址都忍不住“噗”地笑出声来。这给我作文落款带来不便,这“肚带营”不用说戴着有色眼镜的人会看出色情来,即使六根清净之徒也会觉得有故作调侃诙谐之嫌。我一时竟不知如何结笔才行。忽然一日文毕,“鸡鸣寺侧”四字赫然跃到笔下。其实我现在居住的地点离鸡鸣寺尚有两站路,不能说是附近或边上,而且即令在附近是哪一侧,东侧?西侧?南侧(北侧是玄武湖)也是含糊的,这含糊也让我坦然,因我以鸡鸣寺为中心,我们居住何处都是“侧”而已。最不可思议的是,我在文末多次写了“鸡鸣寺侧”,也路过无数次“鸡鸣寺”,居然没有去登临游玩过。这似乎成了玄机。

玄机并不玄,等我拾阶登上鸡鸣寺,发现在喧闹的都市里居然有这么一个幽静美妙的所在,真是一个巨大的奇迹。鸡鸣寺的香火并不特别旺盛,不像泰山等地云集了善男信女,那是另一种喧嚣。到鸡鸣寺烧香拜佛的人,大多是游览者,兴之所至,正是随缘。专程来求拜或还愿,虽然虔诚,虽然热烈,虽然场面壮观,那是追求功利,并不是真正的平常心。禅在平常心,佛亦在平常心。鸡鸣寺便是充满了平常心的空间。拜佛之后,还可进入茶室慢慢品茗。鸡鸣寺的茶室不是世界上最好的茶室,也是一流的茶室。如今卡拉OK、咖啡馆、酒吧挤对了所有的茶馆、茶室,可鸡鸣寺的茶室还保持了那么一股质朴、淳厚的古风,茶叶虽不是碧螺春、龙井这些被炒得炙手可热的名牌(当然包括伪名牌),只是普通一级炒青,但它清醇、纯净、耐泡,显然是精心挑选的,而且茶叶保管得相当好,时值盛夏,依旧充盈着绿意和清香,可见寺中之人颇擅茶道。茶室的茶一定要好,这种好并不一定要价格高,关键在于合适。价高令人却步,质次令人味寡,鸡鸣寺茶室里的茶则正好到位。

我这么称赞鸡鸣寺的茶可能与我的心情有关,因为每次登上鸡鸣寺喝茶,总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宽阔的玄武湖静静流过眼底,巍然的紫金山在树叶间时隐时现,九华山的浮屠金碧辉煌,古老的城墙斑驳着历史的碎片,最是那些生机勃勃的树干,枝叶一直探到茶室的窗前,正好依人。喝茶者虽不能飘飘欲仙,亦大大疏离尘世,远离凡俗。近来我常下午到茶室去闲坐,带一两卷经书或典籍,在喧嚣之中寻找平和宁静,祈望灵魂的净化。

鸡鸣寺的历史极为悠久,“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的感慨亦是历史的感慨。鸡鸣寺茶室里有一楹联,我记得上联,“六朝浮华成烟云”,亦是此意。或许这里埋没、销蚀了诸多的帝王英雄气息,也印下很多历史断痕,我不想去怀古,我要说的是:吾爱。

闲坐秦淮河

对外地人来说,秦淮河是南京最具吸引力的名胜。它远比盐水鸭、板鸭、中山陵、总统府的吸引力大。因为南京的建筑、美食实在没有特别让人非看不可、非吃不可的地方,若说凭吊六朝古都,到过北京故宫的人便会不以为然。金陵古都只是金陵秦淮而已,金陵也成了秦淮的同义词。

这与文人和女人有关。文人和女人对风景名胜有点石成金的妙用,崔灏的《黄鹤楼》、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王勃的《滕王阁序》(不以历史时间为序,按思维联想记录),都给后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建筑和景致。女人更是如此,到西安去的人,很多人对秦始皇陵不感兴趣,华清池则是必去之处,尽管华清池已经干涸(不知现在是否又引进新的泉水或自来水)。人们对历史窥视的最终的结穴点往往是对女人的窥视,特别是对女人风流韵事的窥视。这样说来未免过分,可并不违背人情人性。

秦淮河更是文人和女人“共建”的文化景观。“秦淮八艳”中诸艳实际都可成为女诗人、女作家、女画家、女艺术家,不过,主要还是文人的笔提高了她们的声誉。一曲《桃花扇》让李香君流芳百世。近代散文大家朱自清、俞平伯的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传诵至今,当代的余秋雨在其畅销书《文化苦旅》中,对“六朝金粉”充满赞美之意:“历代妓女多得很,哪像明末清初‘秦淮八艳’那样具有文化素养和政治见识,使整整一段政治文化史都染上了艳丽色彩?”我辈同行叶兆言则以“夜泊秦淮”为题写作了一系列小说,名声斐然,另一个叫苏童的老弟虽不直接以秦淮为背景,可他的《红粉》,则被人们当作金陵秦淮的历史风情来欣赏的。小小秦淮河有着道不清说不完的故事。

我对秦淮河的印象是最近才好起来的。以前陪外地朋友到秦淮河赶集似的浮光掠影地走一遭,只觉夫子庙一带与上海的豫园一样,只是一个乱哄哄的商场而已,觉得历代文人对此过誉,或者是今天淡化了它原有的韵味。后来有朋友告诉我,秦淮河宜静观,不宜作走马观花似的扫描,你如果留心的话,会发现秦淮河的每个角度都值得玩味。近日偶得闲心,在秦淮河畔的香君故居小酌两杯之后,便倚坐小石桥,看河两岸的风景。这是一个具有纵深感的画面。可看人来人往的人流慢慢消隐在深灰色的明代建筑的历史空间,可看悠悠秦淮河水缓缓流过脚下,流过那些荒废了的石码头,旧日繁华如流水般地远逝。亦可看大排档上各色人等的吃相喝相,喧闹的人声被隔在窗外似的,那些流动和不流动的景象,默片似的充满了良好的视觉审美效果。

我这样呆呆地坐着,直至暮色黯然,仿佛也融进了画面。有一两阵小雨飘过,淋湿了头发和衣服,我居然没有知晓。

烟水迷离话南京

我对南京最初的印象是“读”出来的,是从那些绚丽的古典诗词里读出来的。“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光是刘禹锡的这两首以金陵为题的诗,就足以让人对南京痴迷,“旧时月”“旧时燕”“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韦庄诗句),这三个“旧”字,“旧”出了金陵古城的魅力。

光一个“旧”字似乎又不能完全概括南京的人文特点,怀旧感伤固然是那些古典诗词的基调,可南京的美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个六朝故都,作为故都的西安、洛阳、北京等地,都有“旧时月”,都有“旧时燕”,可为什么南京的“旧时月”“旧时燕”那么凄迷动人呢?后来我读李后主的词,读清人纳兰性德对李后主的评述,我对南京的印象和理解似乎又深了一层。清代的这位著名词人说李煜的词“绕烟水迷离之致”,太妙了,烟水迷离,又岂止是李煜的词,南京的美,就在于烟水迷离,迷离烟水。

烟水迷离的南京,处处荡漾着水的清灵,水的秀丽,水的浑厚,不用说浩瀚的长江绕城而过,也不用说燕子矶的峭拔、八卦洲的奇诡、桃叶渡的艳丽,玄武湖、莫愁湖、白鹭洲、紫霞湖这些碧波微兴、绿意盎然而风采各呈的公园就给人以不同的审美享受。玄武湖的寥廓,莫愁湖的典雅,白鹭洲的洒脱,紫霞湖的野趣,像一页页不同的画卷铺现在人们的面前,美不胜收。当然对这些湖的欣赏除了需要好的文化素养,还需要好的角度、好的心境、好的时光。记得好长时间内,我对玄武湖并无特别的感受,只觉得它与许多省会城市都有的那么一个湖相差无几。人流匆匆,熙熙攘攘,儿童乐园,游客云散。可在一个暮春的傍晚,我改变了对玄武湖的看法。那天黄昏,我独自漫步,看浑圆的落日在薄暮霭霭中沉入湖面,看湖边的“旧时月”越过女墙冷然地照耀着路边的树影和我胆怯的身影,看远方的紫金山麓迷蒙的山岚烟雾,再看看笼罩在烟气水气之中的梁洲,再想想那流芳百世的《昭明文选》便诞生于此,我有些恍惚,我不知身处何处,是历史的迷宫还是现实的景色,是优美的文学意境,还是人生的旅途。你好,烟水迷离的玄武湖!你好,烟水迷离的南京!我在心里大声高喊,周围没有回音,低迷的烟水之气徘徊不前,痴迷的我也渐渐融入这烟水的幻境……

这便是南京的湖,南京的水。南京迷离的烟水不仅是水之烟,还有时间之烟,历史之烟。俗话说,往事如云烟,人们常爱说历史如过眼烟云。南京迷离的烟水里显然渗入了历史的烟雾和历史的沉重。金陵风云多变幻,钟山风雨起苍黄。从三国的孙权到民国的蒋介石,先后有十个朝代都在此建都。虽然十个朝代加起来不足四百年,时间跨度却经历了十几个世纪,每个朝代都在这金粉之都留下了血火、泪痕、足迹,胭脂井、北极阁、胜棋楼、天堡城、熙园、瞻园、雨花台、中山陵、梅园新村,这些地名和名胜仿佛是历代史家散落的册页,像《桃花扇》里唱的那般:“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多少兴亡事,全化作云烟一般消逝在时间的长河中。就是这些云烟般的历史增添了南京风景的苍凉和文化气韵,烟水迷离不再是纯粹的自然景貌,而是历史和风物复合的人文景观。

最能体现这烟水迷离之美的恐怕要算秦淮河了,朱自清、俞平伯的两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写出了秦淮河的烟气,写出了秦淮河的水气。秦淮河作为历代佳丽荟萃之地,可谓水气迷人(贾宝玉说女人是水做的),由于她们(比如李香君)不时卷入政治的血与火的斗争,青楼便不再只是卖笑的场所,风尘女不再只是玩物,秦淮河有了历史的兴亡和文化的沧桑。故而秦淮几乎成了南京的代名词,凡是到南京来游玩的人无不来到秦淮河边。匆匆地浏览也许并不能真正领略到烟水迷离的景致,但在人们的心目中,早就有一个烟水迷离的所在,它们是永不消逝的乌衣巷、朱雀桥、台城柳、秦淮月。

没有这些,南京将会是怎样的苍白。

迪厅走一回

我不知道对迪斯科的好恶是不是跟年龄有关系,二十岁左右的人对迪斯科有一种出自内心的喜爱,而三十岁出头的人几乎都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可你不能说越年轻越喜欢迪斯科,因为到了老年的人们又喜欢跳迪斯科了,清晨黄昏的时分,到处可以看到他们追逐青春年华的活泼身影。可见迪斯科与人的活力有关,年轻人的活力剩余,他们要借助迪斯科来宣泄多余的力量;年龄大的人要通过迪斯科来激活生命的潜力;三十出头的人们精力不剩也不乏,正好够用,自然对老迪没有兴趣了。

南京的迪厅这两年“火”起来了。记得几年前北京有两位朋友到南京来出差,工作完成之后,想找迪厅放松一下,居然没找到。不是没找到,而是没有他们希望的迪厅,我当时不知迪厅为何物,经他们解释才知道是迪斯科舞厅的简称。我原以为所有的舞厅都可以跳迪斯科,没想到还有专门的舞厅用来跳这种无拘无束的“自由体操”。心想:是不是太专业化?有那么多人整整一个晚上都“放浪形骸”吗?

一九四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三个写小说的朋友来我家聊天,饭后意犹未尽。我忽然想起几年前的那个晚上,因为我们吃的是同一家饭店,就建议去看一看南京的迪厅,没想到这几位新派小说家笔下的文字虽然很不一般,可对迪厅同样孤陋寡闻,便抱着“探险”的兴趣去了。

果然是一个别具风采的世界。这里面的装潢充满了异国情调,如果不是那些扭动的人群都是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我真疑心自己到了美利坚合众国的某个大都市,那些旁若无人漠然而投入的表情、忘我的舞姿,与我们在影视中见到的那些洋人别无二致。记得十年前在北京电影资料馆看当时轰动世界影坛的法国影片《舞厅》,便看到过类似的情景,这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默片除了舞曲外没有人物的声音,我原以为是编导为了故意制造效果才设计这么一个场景的,没想到这一疯疯癫癫的场景已不仅出现在巴黎,而且出现在我们的城市、我们的身边。

这是情绪、光线、形体、声音混合的浓缩空间。愤怒、焦虑、惆怅、感伤、激动、烦恼、喜悦这些能够言清不能够言清的情绪全都一股脑儿地放出来,没有压迫,没有限制,没有阻拦,全都化为那些优美的或不优美的形体动作,全都化为那些潇洒或不潇洒的狂舞。朦朦胧胧、闪闪烁烁的光线好像是这些复杂情绪的外化物,它们明亮,它们幽暗,它们灿烂,它们刺目,与那些不规则的变幻莫测的形体融和在一起,是一种不和谐的和谐,是一种不美丽的美丽。在迪厅里最重要的无疑是声音,那震耳欲聋的喧嚣无疑是噪音,它大大超出了我们耳朵所能承受的分贝,我们只能借着手势说话,像默片《舞厅》里的人物一样。那撕心裂帛的音乐滚过头顶穿过胸膛,要把我们煮熟似的强烈,你分不清哪是音箱里放出来的,哪是领舞员吼出来的,哪是舞者情不自禁号出来的,电视屏幕上的人在吼在扭,舞池里的人在吼在扭,座位上的人也在吼在扭,他们在扭在吼,我们在扭在吼,你们也在扭在吼。身体在变形,色彩在变形,性别在变形,声音在变形,我们在寻求一种不正常的正常。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卷入到这场狂嚣的,我发现我与周围的疯子配合得是那样的默契那样的自然。

我忘记了小说家们,小说家们到处找我,可在那恍惚的人群中他们根本看不到我的真实面貌,也想不到我会被人群迅速吞没,直到曲终人散,我才在门口与他们相逢。我恍然若梦,我感到一觉醒来一般轻松。而那位会点古琴的小说家则连说受不了受不了,双手捂着脑门叫头痛。

梦在都市

稀薄的夜色从霓虹灯影的间隙里降临,闪闪烁烁、明明暗暗、朦朦胧胧的都市梦便从宾馆的楼顶、旧城的老屋、大学的校园飘浮出来,仿佛是一场巨大的化装晚会,也仿佛是好莱坞的某个拍摄现场。

九十年代的中国城市萦绕着一层似梦似幻的迷人色彩。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的“香风”卷土重来,终于有一天城市人发现,大家都生活在霓虹灯下,都是霓虹灯的寻梦者。滔滔商海,黄金梦的诱惑最为动人,股票——期货的“阵地”上聚集着都市冒险一族,而老板、总经理、董事长的真皮转椅翻动着暴发的狂想,纯洁的少女之梦也烙上大洋彼岸的色彩,简陋的市民棚户里充满着对巨奖的渴望……

太多梦了,我可爱的都市人。发财梦、中奖梦、拆迁梦、出国梦、生子梦、汽车梦、别墅梦、明星梦、大款梦、小款梦……这些伟大或渺小的理想和欲望困扰着都市人,纠缠着都市人,也激励着都市人。都市,寻梦者的乐园。

梦是什么?现代科学的很多巨擘作过研究,可至今未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论。20世纪伟大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一书探索到人类很多的奥秘,但涉及的只是一个很微小很微小的区域。正因为梦的非科学性,才使得梦有如此美丽迷人的光晕。

梦是欲望的同谋。梦是智慧的幻化。梦是现实的延伸,梦是希望的种子。

梦是人生轨迹的一种戏剧化的表演,也是人生中紧紧护卫但不能高举的旗帜。梦的土壤是现实的存在,梦的花蕾则是感性的升华。

感谢霓虹灯的发明者,他为都市从白日进入梦境创造了一个优美的过渡。霓虹灯的闪烁,霓虹灯的飘忽,霓虹灯的光怪,霓虹灯的缤纷,都是梦的温床。

都市不能没有梦,没有梦的人生就像没有霓虹灯的城市。

我也是一个都市的寻梦者。夜晚站在长江路口,看路口的红绿灯忽明忽灭,看车流人流竞相消去,看时髦女郎招摇过市,看打工民工成群结队。可惜没有我要寻找的景象,清冷的月光下竹影婆娑,“个”字悄声细吟,黑白影像的变幻串连着古老的岁月。那真是一个遥远不可及的梦!再见了,李白、苏东坡、郑板桥,谢谢你们赐给后人永不消逝的美梦。

梦,都市失眠者的月亮。

自言自语

怀念祖母

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年来我经常梦见祖母,一次又一次,与她说话,与她交谈。最常见的是她从灵柩复活过来,眼含泪水,与我们全家人生活在一起。

我把这种梦的情形告诉很多朋友,请教他们这是为什么。朋友们无不回答说那肯定是因为你小时候常与祖母生活在一起的缘故。可是偏偏没有,我与祖母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极其短暂。我对祖母的生活是一片生疏,主要是靠别人讲述的。

祖母生有三子一女,父亲虽然排行老二,可我是率先降临于人世的孙子,照理说,我受到的宠爱是可想而知的。也许由于我们一家不在祖母身边的缘故,很长时间内我对祖母居然没有一点印象。后来长大了,家族里的种种事体我才耳闻目睹了好多。祖母在家族中始终扮扮演和事佬的角色。她从不激化矛盾,从来都喜欢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祖母的善良、贤德让家族里的口舌减轻了很多。有一次,某叔辈丢了东西疑心另一个叔辈拿的,这话传来传去差点酿成一场大风波。当受怀疑的叔辈兴师问罪“谁说我拿他东西的”时,祖母从厨房里冲出来:“是我说的。”大家都感到非常惊讶,这位叔辈尽管知道不可能是祖母“诽谤”他的,可面对善良而软弱的长辈也不好发作,一场风波便平息了。

祖母是有名的“穷大方”,喜欢接济人,喜欢请人吃饭。可她自己从来不肯坐桌子,一直在厨房里洗啊、烧啊、炒啊,你怎么请她她也不会上桌子的。我结婚是照老式的方式,家里来了很多客人,很热闹,也很忙乱。天气很热,可七十多岁的祖母一连三天坐在灶膛前烧火,脸烤得红扑扑的。我很感动,说:“奶奶你歇会儿,我来烧。”祖母说:“你是新郎,要照应好新娘家的人。”当时那情景我永生难忘,它永远烙在我记忆的底片上。

祖母在一九八六年秋天去世,我急急忙忙从南京赶到泰州奔丧。不知为什么,她的眼窝里噙满了泪水,擦掉了,过会儿又噙满了。勤劳、善良、俭朴一辈子的祖母就这样噙着泪水走了,我们也只有在梦里才能沐浴她博大的慈爱了。

猫·狗·鼠

小时候特别喜欢小动物,至今童心难泯,电视节目里,我觉得唯一不可漏看的除了天气预报外就是《动物世界》。每次《动物世界》开播前,我就像一个小学生一样端坐电视机前,听着赵忠祥“大叔”浑厚深沉的男低音,思绪会不由自主回到童年的岁月里。一 猫

猫是从二舅家抱来的,是菜花猫,而且是独生的。所谓菜花猫便是春天生的,独生的就是一窝只下一个崽。俗话说,一猫如龙,二猫赛虎,三猫不逼鼠。这倒很符合优生学的原理。所以独猫难得。

这只猫是雌性,家人给它取名“妹妹”。它的形象现在想来并无特别之处,就是常见的那种黑白相间的毛色,但它的眼睛特别特别地明亮。也许二舅家在乡村的缘故,乡村的野性使“妹妹”的眼睛呈现出一种锐利而又清澈的光亮,不像现在城市中那些猫,眼睛昏聩而又倦慵。“妹妹”果然“逼鼠”,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它捉到老鼠在墙脚边大咬大嚼。我常常在奇怪现在的猫不会捉老鼠之后,又常常奇怪那时候我们家以及周围邻居家怎么会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老鼠让“妹妹”捉到。那时候,粮食并不丰富,可老鼠生殖异常地繁盛。“妹妹”的凶猛彪悍自然受到了家人的称赞。如果猫界成立捉鼠“梦之队”,那“妹妹”肯定是“乔丹”或“约翰逊”。有一次,“妹妹”居然从老屋里捉住一条较为肥硕的火练蛇,然后将它生吞了,令人触目惊心。“妹妹”工作成就突出,但从不索取报酬,更不会干“偷嘴”的事。家里的鱼、肉不论放在哪里,“妹妹”从不去偷袭,而听主人的赏赐。像这样只求奉献不问索取的“好同志”,不论是猫还是人,都是一种楷模。

然而,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妹妹”被送上了黄泉路。

秋去冬来,“妹妹”的肚子一天天地大起来了,带有身孕的“妹妹”依然奋战在捉鼠前线。第二年春天,“妹妹”的脚步沉重起来,它懒洋洋地躺在屋檐下晒太阳,很少看到它捉鼠的雄姿了。母亲掐指一算,说,“妹妹”快分娩了。很多朋友纷纷向我家预订小猫,全家都乐滋滋的。

可能是孕期营养缺乏的缘故,“妹妹”已无力去捉鼠来补充自己,而我们家人也没有及时喂它一些荤腥,从不偷嘴的“妹妹”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袭击了邻居家刚孵出来的三只鸡雏,它吞噬的速度之快据目击者说可谓迅雷不及掩耳,正当“妹妹”企图第二次偷袭时被愤怒的邻居当场抓获,“妹妹”抓破了他的手,几次挣脱出来,却因身体过于沉重又被抓获。“妹妹”最后被邻居用绳索缠缚起来拽上一块石头扔进运河,母亲干号着赶来时已经迟了,只听见扑通一声,“妹妹”和它的一连串新的生禽沉入到古老的河底。我要扑到河里去救“妹妹”,母亲拼命拉住我的手。很多天过去以后,也没有看到“妹妹”的身体在水面漂浮起来。全家很长时间内笼罩在丧失亲人的悲哀之中,母亲总是祥林嫂般自责没有买鱼喂饱“妹妹”。二 狗

那只狗的模样实在猥琐。可现在一提起它,我依然充满怜悯和同情之心。我的母亲生来讨厌养狗,我几次从外边抱回去多种多样可爱的小狗崽子,全被母亲勒令逐出。长此以往,我对狗竟然全无好感,这完全是一种“家庭文化”潜移默化的结果。

可是,它来了,它来的时候,一点也不受欢迎。它好像是一只野狗,或者是一只被主人遗弃太久的家狗。它第一次来到我们家的时候正逢我们吃午饭,它不像那些邻居的狗旁若无人冲到我们家的饭桌下不管三七二十一将骨头鱼刺一扫而净,它胆怯地张望着我们的脸色,迟迟疑疑地欲行又止。父亲随手将手中一根没煨烂的不好啃的骨头扔给它,它起初不敢接,待骨头落地半天以后,才猛地扑上去,呜咽着噬啮起来。

没想到它从此以后不走了。是出于一种感恩,还是为了求生?我至今也说不清楚。它没有名字,只能称呼“它”。它是乡村里最不稀奇的草狗,个儿矮小,毛色脏兮兮的,性情既不伶俐,也不凶悍,见到人都要让三分,我一见到它,就产生一种厌恶。我们一见到它,就用各种方法驱逐出境,可是前脚刚走,后脚又来了。它顽强地投奔我家。一次又一次,以至于连我母亲也为它的真诚和执着所感动,居然破天荒地同意收留这无家可归的“弃儿”。

有一次,有几个同学到我们家来玩,他们看见了这只卑琐而丑陋的小狗,报了一箭之仇般地高兴。他们发现他们所“崇拜”的班长居然会有这么一条丢人现眼的丑狗。有一个同学还故意将他家人高马大的大洋狗拉到我们家来逞威风,它在大洋狗面前吓得直哆嗦,我当时气得操起一根竹竿猛然敲击它,还骂道:“野狗!野狗!滚!滚!”它显然被我打中了,眼角已沁出血迹,但它没有吭声,仓皇地逃窜出去。第二天它又回来,我用脚踢它,踩它,它躲了出去,不久又转了回来。我对它一点也没有办法。

后来,我们搬家了,可以乘机将不受欢迎的它扔了。

看它那副可怜的样子,母亲让菩萨心肠的邻居夏师母看管它一下,夏师母一口答应了。新家与旧家相隔一条河之遥远,搬家是用船搬过去的,它自然没法跟踪。可是第三天它居然找上门来,看到我们以后,呜咽着在地上打滚。不知它从哪里嗅到我们的踪迹的。

再后来,我就远离家,远离家乡了。这期间我的家又搬过一次,这只不受欢迎的丑狗再一次顽强尾随着,不管怎么斥呵和鞭策。再后来,它老死了,家人挖了深坑将它埋了。三 鼠

有一只老鼠几乎成了我的朋友。

我居住的楼下有一个小小的临时垃圾站,我认识的这只老鼠是这个垃圾站的“常驻大使”。

我和它每天早上见一次面。我居住的单位没有食堂,每天早晨我必须下楼到街上去吃早饭,它也在这个时候到垃圾站“就餐”。我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曾企图歼灭它,它虽肥壮,但身手极为矫捷,刺溜一眨眼便跑得无影无踪,待我吃完早饭回来时,它依然在垃圾堆里大吃大喝,看到我便匆匆钻入了下水道里。第二次,第三次差不多是第一次内容的重复了,有一次为了追逐它,我差点摔了一跤。久而久之,我也熟视无睹,它亦不再惊慌,有时还调皮地向我眨眨眼睛。更有一两次,它居然还尾随我走了一段。

后来,它就失踪了。那是在亚运会前夕,南京开始清除卫生死角。有一天晚上,我正在看《聊斋》,忽听门外有声,打开门一看,没有人,回转身一只又肥又大的老鼠正蹲在门边,正是那只!我惊叫一声,它倏地从五楼窜了下去,不留一丝痕迹。我惊魂未定,整夜全是梦,那只老鼠从上跳到下,从下跳到上,从左跳到右,从右跳到左,变换各种姿势,满脸的凄凉和悲哀。从此,它就不见了。

真庆幸亚运会的及时召开,要不然我真担心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卡夫卡小说中的主人公,变成老鼠的朋友。第一次拿稿费

第一次拿到稿费时的情形清晰无比。每个写作者对这样一个特定的时刻都不会忘却。稿费意味着自己精心写就的作品被发表,而发表意味着社会和文学对自己写作价值的承认与肯定,对写作的认同又同时意味着个人价值在生活中的存在。

稿费真是一个奇怪的东西,它会让人着迷,让人关注。我问过很多作家,他们从事文学创作是不是为挣稿费赚大钱,所有的人都说为了钱就不搞文学了。可进了文学之门以后,作家对稿费的兴趣有增无减,似乎只有稿费才能衡量出一个作家地位的高低,似乎只有稿费才是文学创作的动力,于是提高稿费标准便成为出版社、文学期刊及各类报纸网罗名家好稿的灵丹妙药,以至“文稿竞价”这样商业性的活动也应运而生。这是怎么回事?起初不想挣钱的作家怎么会把钱看得如此重要?一是为了生存,作家必须靠稿费生活。二是在经济杠杆作用下,作家作品的价值暂时也只能体现在千字多少元这样很实在的贸易方式上。再者,文学家正在成为“第三产业”大军中的一员,焉能像旧时文人耻于言谈孔方兄?稿费的魅力丧失了,对稿费标准的讲究让文学作品“堕落”为商品。

人们终于明白了:稿费原来就是钱啊。钱到处可以挣,为什么一定要挣稿费呢?明白这么简单的道理居然花了十余年,很长时间我们生活在自己制造的幻觉当中。

对稿费的理解发生质变以后,对稿费的使用也与过去大相径庭了。以往人们拿了稿费以后往往是先请朋友大吃大喝一顿,分享发表喜悦,然后再添置一些与写作有关的物品。而现在,稿费只是一种正常的经济收入而已,没有半点附加成分。记得我第一次拿到稿费时仍在读书,是与同学合作写的一篇小说在《雨花》上发表了,很快收到了二十元稿费。我们俩一合计,花了十八元在药店里每人买一瓶维灵补脑液补补脑子,以便更好地从事创作。当时我们没日没夜搞文学,神经衰弱得厉害,于是就想到补脑子的药。不知道那瓶药怎么那么贵,工作以后曾到医院多次向医生恳求开这种补脑药,以重温旧日的滋味,医生惊讶地说,什么维灵补脑液?没听过。我很失望,拼命回忆那补脑液的滋味,隐约记得是蜂蜜似的清甜。那是一九七九年四月的事情,我十八岁刚出头,正是最易做文学梦的季节。中学时代的旧课本

我在读书的时候,最不喜欢上的就是语文课。我从小学到中学,读了十年,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七月,这十年正是“文革”的十年,也就是人常说的“十年动乱”。那个时候的语文课既不像政治课,又像政治课,没有多少内容,甚至在语文课上学到的内容还没有政治课上的多。我清楚地记得小学一年级第一课的内容是“毛主席万岁”,上中学的英语第一课是“Long live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

小学的日子无忧无虑,不用考试,也没什么作业。有一年暑假,我到外婆家去玩,发现一本奇特的教材,居然是小学一年级的语文教材。我当时快上三年级了,但这本一年级的教材里有很多的生字我不认识,更重要的是这本教材在我面前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是一些我闻所未闻的内容,我没想到语文教材还有这么强的趣味性,比如“下吧,下吧,我要长大”的童谣,比如“小猫钓鱼”的故事,还有“乌鸦喝水”等等,这在我的阅读视野里犹如沙漠里出现一汪清泉,在红色如火的岁月里遇到了一片绿荫。我对语文的兴趣油然而生,我开始收集旧的语文课本,起初是当作故事看,再后来对课文的问答题、练习题也感兴趣,这种兴趣是由于当时的文化饥荒和读物缺乏造成的。一本教材看了无数遍以后,过一阵再看还有味道。因为当时的教材和读物太枯燥,太缺少趣味,更缺少童心和人情味。就这样,我对旧课本的阅读兴趣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不论是一年级的语文课本还是六年级的,都拿来读,这种阅读并非循序渐进的,是找到什么读什么碰到什么读什么,内容深的也能读个大意。这种错位式的学习方式,使我比同时代的人拥有更丰富的语文知识。

现在想来我对文学的兴趣大概是从那时产生的,因为童心、趣味、人情味在任何时代的文学里都是必需的。我们同时代的人热爱文学的人特别多,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童心、趣味、人情味这些美好情感的热爱和追求。文学对我的最早启蒙,是那些在“文革”中被废弃和遗忘的语文课本,这是很多人不会想到的,我自己也没想到。或许当年我像今天的小学生一样拥有那些情文并茂的课本时,就不会那么投入地搜寻、反复地阅读它们了。

十年“文革”结束以后,小学的课本又慢慢地恢复它的本来面貌了,我曾经钟爱的旧课本内容大多又出现在新时期的教材里。面临刚刚恢复的高考,我想上的不是大学,而是希望“减去十岁”,从小学一年级读起,不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而是做一个完完全全的“正宗”学生,好好享受一下那些童趣盎然的美文。初醉

我第一次醉酒是中学毕业后闲悠在家的一个夜晚。醒来的时候,才知道自己醉了。暗黄的灯光里,我猛然看到父亲站在床前,心中十分恐慌。我索性闭上眼睛,躲开父亲的逼视,准备接受父亲严厉甚至暴虐的发落。

等待挨骂的时间异常地长。我忍不住睁开眼,父亲正轻轻地用扫帚拌着炭灰清除我喷洒在地上的污物,他瘦削的身影经灯光剪辑之后在我的脸上移来移去,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感到了父亲的苍老。父亲那种雄勃怒发的脾气不见了,我居然莫名其妙地渴望父亲对我再发一通火。

他拧干一条冷毛巾,敷在我的额头,一股冰凉沁入我的心里。我把毛巾推开,企图引起父亲的愤怒。父亲将毛巾放到脸盆里加上热水,又拧干,再次敷到我的额头,我再一次将毛巾推开。父亲则端着脸盆,凑近我的面前:“还想吐吗?”

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自从有了记忆起,我总觉得父亲在扮演一种压迫者的角色,心里老与他拧着一股劲。

醉酒在我们家是公害。父亲经常与人家斗酒而醉,他喝醉了就爱笑,然后上床,把床上床下吐得一片狼藉,然后他一个人倒下呼呼大睡。

以后,我常常醉酒,每次醉酒,就特别想念父亲。我喜爱的三首歌

一个人一生中会听很多歌,也会唱很多歌,但让一个人终生难忘的歌并不多。我出生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母整天与饥饿打仗,自然没有心思唱歌,更不会去跳舞。所以,我的五音不全只能怪罪于父母的“胎教”欠佳,虽有时也和朋友进入歌舞厅,但只有当听众和观众的份了,真羡慕人家有一副好嗓子和潇洒的舞姿。

然而,这并没有影响我对音乐艺术的热爱和理解。十九岁时,我最初听到朱逢博演唱《橄榄树》时,我第一次感到灵魂被一种外在的声音震颤了:“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为了梦中的橄榄树。”年轻热血的我流泪了,这梦中的橄榄树是多么诱惑人心,它是爱情、理想、事业和未来的混合物。寻找这种混合不清的“橄榄树”,便成为心中最神圣的目标,而且当时从未远离过故乡,特别渴望“流浪”,似乎只有流浪才没有白白度过青春,似乎流浪才是唯一的人生。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我本来对三毛的作品评价并不高,但这首《橄榄树》却使我无法不肃然起敬。

电影《城南旧事》是我最喜爱的中国电影,我可以反复看它一千遍也不厌。电影中的一首插曲《送别》,是李叔同大师根据国外曲子填的词,虽是一首老歌,穿过半个世纪的风雨,“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震动了今日的心灵。

我喜爱的第三首歌叫《掌声响起来》。这首歌在歌厅里曾听人唱过,起初觉得有些矫情和做作,颇不以为然。前年夏天,在五台山体育馆内听昨日明星朱明瑛演唱这首歌时,我却一下子惊呆了,朱明瑛居然唱出了那么丰富的内涵,她把这首歌曲所蕴含的人生感悟充分表现出来了。五台山体育馆内掌声像潮水一样慢慢退去,朱明瑛一人依然滞留在“海滩”上,眼里噙着泪水……再见了,昨天。

说起来很惭愧,虽然未过而立,但在审美趣味上却一点也不新潮,是一个怀旧恋旧的感伤主义者。怀想大野

大野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地名,亦不是大自然、原野之意,而是一个文学社,一个文学社团的名字。

大野文学社一共有五人,我是当中最小的。大野的命名缘于一九七九年春节我们几个同学的一次聚会。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我们几个文学青年都应试录取,唯独小时漏网了,原因是他数学拒考得了鸭蛋。其实小时迂了,他只要在数学考卷的选择题上乱点鸳鸯谱,便可争得宝贵的几分。就是这要命的几分,小时被排斥在录取线以外,而我们几个难兄难弟又进入同一个学校。

重新燃起文学的火焰。学中文的人十有八九是为了当作家的,但十有八九当不了作家。我们几个老乡,便凑到一起搞文学,读到刘心武的《班主任》我们一夜没睡,读到陆文夫的《阁楼上》则热泪盈眶。我们写诗,写小说,写散文,还写评论,甚至还写剧本。那时在校的文学活动基本上是“地下的”,暗暗交换作品,暗暗交流看法。一怕被人耻笑(主要是退稿),二怕老师批评不务正业。

这样折腾了一阵,收获并不显著。这年春节我们一起去看小时,小时家住在里下河瀂汀河畔,门后是一望无际的田野,门前则是烟气浩渺的湖荡,是个风景宜人的居所。在这初春的日子里,我们放肆地斗酒比量,纵论文学,小蔡醉卧在田埂上,小费还要喝,斗完酒就比诗,当场赋诗评比,第一名奖励一杯酒,最后便倡议成立一个文学社,名字也就地取材,叫“大野”。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在选出社长之后,还让当时“德高望重”的老顾(其实现在还是小顾)做“党代表”,老顾当时是唯一的中共党员。我们的章程的第一款便是:“四个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非常规范。

大野的确立,更加鼓舞了我们文学创作的斗志,我们以集团军冲锋的方式向文学神圣的殿堂迈进。我们合作写诗,合作写散文,合作写小说,合作写评论,不管谁写的文章发表了,都署以“大野”的笔名,把个人融入集体之中,就是融入文学的事业——我们当时都抱着这样神圣的信念。

这是一段让人怀想的美好的日子,记得我第一本油印诗集里的很多诗篇,便是大野众人参与、修改的结果,有时为一个词的斟酌还争得面红耳赤脖子粗。拿到了稿费便一起喝酒、抽烟。至今在很多旧的报刊上,还可以看到“大野”的足迹。去年我到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在人名索引里看到了“大野”,我怦然心动,浑身热血涌动起来,那是五个青春的身影啊。

近日,一位在美国哈佛读文学博士的朋友来信,她说哈佛图书馆的中国文学索引亦有“大野”,但在作者简介栏里却是“待考”二字。夏师娘

夏师娘是我们家的邻居。原先两家隔着一道土墙,我们家搬来以后,土墙就拆了,两家变成了一个大院子。我至今还记得那院子的木栅门的形状和质地,因为晚上我在外“捉特务”(一种儿童游戏)迟了,门关了,我便从栅门的空档之中钻进去。木栅门如同虚设,晚上关上也只是关上,并没有锁之类的东西,伸手便可拉开门闩,我钻门则纯粹是童心在起作用,有一种穿越“敌人封锁线”的愉快。

夏师娘年龄不大,是个旧式妇女。她常常略带惋惜地说,差一年她也裹成了小脚了。她从没想过要出来找个工作什么的,乐滋滋地在家里洗呀煮的,偶尔有人来找她做一两件旧式服装,她好像也不收人家的工钱。她并不姓夏,因为她丈夫夏先生做过塾师,又一直做教师,她就当然“师娘”并且“夏”了。

有一阵我们两家关系好得一家似的,我家烧了一样好菜必定盛好一碗送到他们家,他们家亦如此。馈赠的这一碗,必是这样菜的精华。谁家来了亲戚好友,另一家的男主人则被邀去陪酒上座,谁家夫妇有点小疙瘩,另一家则苦心相劝,化干戈为玉帛。

我小时候淘气得要命,经常受到父母的“教训”,有了夏师娘以后,我就有了“屏障”。夏师娘总是编着各种理由护着我。父母看看人家尚如此疼我,也就不生气了。夏师娘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左邻右舍有什么事情她都主动关心,人人都夸她是个好师娘。“文革”间斗来斗去,我们两家安然无恙。

夏师娘生有一男二女,她的儿子很早就结婚。儿媳妇莲子长得很漂亮,据说小时候经常抱着我玩,我印象中她拿着一把小纸扇,像古代小姐似的亭亭玉立。后来莲子离婚了,夏师娘心里很难受,我们一家也挺感伤的。

那一年我离家远行,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到轮船码头去送我,夏师娘也去了。母亲怕影响我情绪,尽量说些鼓励的话,夏师娘倒先流泪了,母亲再也忍不住,哭了。我望着她俩,也泪水簌簌。

我就这样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楚水。国庆恰逢月圆时

国庆节与中秋节是两个让人喜欢的节日。国庆节是国家的节日,也是人民的节日。中秋节是文化的节日,诗的节日,月的节日,审美的节日。有那么多的优美的文学艺术作品为证。有意思的是中秋节与国庆节总是靠得非常近,中秋节或前或后地出现在国庆节前后,像月亮围绕太阳旋转一样,永远在那样的轨迹上运行。国庆节与中秋节相辅相成,阳刚阴柔地丰富着我们的生活,也丰富着我们的情感。

在我的印象中,这两个节日居然在某一年重合了,而且重合得那么漫不经心,那么不引人注意。

这是一九七五年,十九年前的一个夜晚。我当时正在上中学,读高一。国庆节照例放两天假,我作为“红卫兵”排长(相当于现在的班长)要留校值班,密切注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保卫学校的安全。我并没有感到肩上的重任多么伟大,而是要恢复高考的“小道消息”让我动了心,听说要从应届中学生中推荐“上大学”。这还是很诱人的诱惑。我第一次感到以“诱惑”来形容自己的心境是如此的合适。虽然如此,我还是带着同学在学校里巡逻。转了半天没有半点异常,“阶级敌人”一般在这个时候也比较乖。

那天晚上月亮空前明亮,真可以用得上“贼亮”这个词,亮得让人心里好像失去了什么似的。十四五岁的少年虽然没有失落感,但对过于明亮的月亮还是有直觉的,我不耐烦地说:“怎么这么亮啊?”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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