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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意大利）伊塔洛•卡尔维诺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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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机器试读：

前言

我与自己撰写的评论性文章之间总是存在着一些关系。那些叙事性作品，无论好坏，一旦创作完成，就不会再改变。我既不能改变那些作品，也不能假装不曾创作过它们。短篇或者长篇小说一旦成形，便获得了稳定性和独立性，以及在世界中流传的权利，而对于那个世界，我感觉自己没有任何干预的权利。然而，那些思考性的作品，我却从来不会认为它们已经完成或者与我脱离关系。这些作品属于口头表达的自然流动，属于复杂的推理和悬而未决的判断。我几乎可以说，它们是口头表达中发生的意外事件。尽管我抛出一些不容置疑的说法，但还是觉得内心深处存在着某种犹豫。

有些作家不会让自己的任何作品在抽屉里老去，还有些人将发言稿和应景之作集结成册，作为他们所有作品的主体结构，使自己的作品成为一种永无休止的讲话，其中包含了复杂的含义和诗意的表达。然而，我的情况并非如此。或许出于发自内心的一种怀疑，我无法全身心投入一场完全确定的战役，比如像帕索里尼那样，要求揭开方言以及谦卑的前科技化意大利的真相；或者是佛尔蒂尼（Fortini）的道德改革，他对一个获得新生的社会做出了预测（我的这些作品经常会与他们两位的作品形成某种对话）。还有一些作家建立起自己统一的写作风格，无论是涉及虚构文学，还是对于现实进行批评和评论的作品：比如说阿尔巴西诺（Arbasino），还有桑奎内提（Sanguineti），不过，后者采取的是另外一种方式。他们的作品如同一本始终在延续的书，一篇连续不断的日记。我的情况有所不同。在每一次的创作当中，我都觉得有必要将作品结束，然后再重新开始。

在过去的岁月里，假如有人敦促我将这些文章中的几篇重新出版，我都会回答他们，我不认为这些文章的创作已经结束，还需要增加一些文章，以便使我的思想更加明确；又或者，我觉得这些文章与一些过渡时期之间的联系过于紧密，因此需要等待周而复始的历史再次赋予它们现实性；又或者，我所捍卫的理论性阐述，与我作为作家的具体实践的做法之间存在着过大的跳跃，所以，我首先需要在两岸间修建一座桥梁。

现在，这本文集出版了，而我距离出发点如此遥远，已经不知道还能修改和增加些什么。如今，时间在这些纸张上面覆盖了一层同样的锈迹，将偶然性变成了时代的见证。如今，我可以在这本书中辨认出一幅图画，它的形成独立于我的意愿，是一个逐渐具体化的主题，是一条路线和一起事件，尽管它们不能被认为是一个终点，但我们可以赋予它们一个确定的意义。

简而言之，这本文集的主题可以被认为是：在某些年间，有个人曾经认为自己的工作是通过建设一种文学来建设一个社会。随着年代的流逝，他发现自己周围的社会（他所说的是意大利社会，但同时也在关注这个社会与变革中的世界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与之前的计划和预测不符，这个社会成为某种越来越无法掌控的东西，而且拒绝任何的模式和形状。文学同样拒绝任何形式的规划，不愿意被限制在任何话题当中。在一段时间内，这本文集的作者努力理解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形式，创造越来越详细的格式，而且不断移动进攻的战线。后来，他逐渐明白了，其实问题在于他的根本态度站不住脚。他开始认为，人类世界的核心或者是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过程，又或者是由那些非常细微和几乎微观的事物构成。而且，对文学的观察也应该通过以上的双重角度。我在对这本集子进行“剪辑”时选择的文章，或许可以勾勒出我讲述的这个故事。当然，对于这本文集的阅读，我并不希望强加一种唯一的原则。假如有人在文集中看到另外一个故事，他只需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对这个观点进行展示。

至于这本文集的标题，最初我想从各篇文章原有的标题中挑选一个适合的书名。然而，这些标题大部分都非常大胆，而且充满自身的含义，比如《狮子的骨髓》或者《挑战迷宫》，而我寻找的标题应该适合我当下重新审视和总结人生经验时的心情。我选择使用“盖棺定论”这个标题，是为了说明这是一个已经终结的故事，而且完全没有必要去对这个故事歌功颂德；是为了说明，只有在远离很多没有根据的奢望时，才能重拾一个话题。然而，“盖棺定论”这个标题也表明了一种需要，那就是忠实地叙述自己的经验，以便它能够对我们起到某种作用。

无论如何，标题是在文集完成之后才确定下来的，而我的第一项工作是决定从哪里开始选择这些文章。我打开年轻时期的十几年间发表的文章（包括我在《团结报》、《复兴周刊》、《当代周刊》上面发表的文章，它们还可以——鉴于如今我已经开始这样做——成为另外一部文集的材料，成为放在更加久远的地质层之上的石头），然后，我在这部文集的开篇处安排了一篇1955年发表的文章，也就是《狮子的骨髓》，作为对往事的回忆。这篇文章一定程度上是对于整个时期的概括，并且希望确定一种文学路线，就像当时人们所说的，是后抵抗运动时期左派文化问题范畴内的“道德和文明”的路线。《狮子的骨髓》中阐述的路线，我可以将它定义为对于有意识而且理智的主题所具有的至高无上性的捍卫，而且，后面的文章也延续了这条路线。不过，尤其是从1959年发表的《物质世界的海洋》开始，可以感觉到我们进入了另一个时期。这种改变并非仅仅因为我在政治生活方面的转变（我在1956至1957年间脱离意大利共产党），更多是因为我周围的文化氛围发生了变化，它同时也要求采取其他的方法。时间开始穿越20世纪60年代，那些年间发表的文章，从重要性和数量上来讲，在文集中占据了最重要的部分。

那是埃里奥·维托里尼创建并出版杂志《梅那坡》的年代，这本杂志在寻求一种新的文学（杂志创刊于1959年，在1966年它的缔造者去世后结束）。在与人交流，进行论战，以及乐观主义方面，那些年都代表着维托里尼最富活力的时期。在他的敦促下，我发表了两篇文章，试图对多种文学经验进行整体上的梳理：《物质世界的海洋》谈论的是当今国际现实的各种倾向，《挑战迷宫》（1962年）则涉及先锋派的历史。

一方面，那是先锋派文学开始兴起的时期（首先是“最新的诗人”，然后是“六三学社”）；另一方面，当时还出现了意识形态—政治领域的新先锋（《红色杂志》和《皮亚琴察杂志》），这种先锋为1968年那些新左派群体开辟了道路。《梅那坡》立刻与新先锋派文学建立了联系和交流，而与意识形态—政治新先锋之间的关系，则主要是从中获得各种论战的主题，因为政治领域的新先锋派在《梅那坡》的文化路线中看到了“系统理性化”中关键性错误的各种极端。这就是我在《梅那坡》上面发表的第三篇文章所面对的症结，文章的标题就是《作为对立面的工人阶级》（1964年）。文中不仅将此前对于整理和编辑目录的热情用在文学上面，也用在政治理论化方面，从而维护一种“理想化”想法的连续性，并抵御新马克思主义的进攻，这种新马克思主义与老马克思主义的不同之处，是它拒绝任何与18世纪启蒙运动的传承关系。

这篇文章是我将所有可能的反对意见都纳入一幅总体图画当中的最后一次尝试。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能为自己掩盖一种现实，那就是我的那些诠释方法相对于复杂的世界来说并不适合。因此，我放弃了所有大胆挑战的腔调，也不再尝试奢望穷尽一切的概括。到那时为止始终在支撑我的，对于工业社会能够长期持续发展的信念（我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中不断提到这种发展，证明了我相信意大利能够在生活水平、思想和经济—社会体制上，逐渐接近美国和苏联），表现出它的不可持续性；同样地，工业发展之糟糕也令我们无法进行长期规划。“不再讲废话”这个想法，是在我1965年撰写一篇文章时偶然跳出来的。今天，我觉得可以把它当作我生命中的一个里程碑。

20世纪60年代是文化领域发生革新的时期，我们发现人文科学领域的认识方法并不能够使我们了解世界。在这个时期，尽管我仍然坚持从根本上拒绝采用倾向于包含一切的体系，但是语言学、结构人类学、符号学等领域经常会出现在我的文章当中。我更愿意在自己周围汇集一堆各不相同，而且彼此并没有联系的元素：除了“人文科学”以外，还有自然科学、天文学、宇宙学、演绎主义和信息理论。（在叙事文学方面，在1965年和1967年，我分别发表了《宇宙奇趣》和《时间零》。）在探索科学语言为表达提供的可能性的同时，我还支持采用谎言最少，因此也最为可信的语言，也就是想象中所包含的“滑稽”和粗俗的方面。（当然，这种滑稽的方法经常出现在我的创作实践当中，但是我要说，直到这个阶段，这种方法才在我的评论中找到了应得的位置。）一个与所有这些方面相关的名字开始被我频繁地引用，那就是深受拉伯雷和大百科全书派影响的雷蒙·格诺。

说到这里，我们所讲述的历史来到了1968年。当时，集体思想意识和社会功能方面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变化。尽管如此，我找到可以用来填充文集中“1968年”这个方框的唯一文章，是对维托里尼的纪念。在去世之前两年，他被认为是发生在“1968年5月”的那次运动的先驱。对于自己的沉默和后来撰写的这种类型的文章，我可以找到其中的原因：当时，我注意到世界发生了变化，但不知道它正向何处发展；即使有能力，别人也在倾听我的说法，我也还是找不到任何适当的立场去向他人解释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我唯一能够做的只是赋予过去一种意义，使得今天有可能成为过去的延续。

这本文集中的作品，对于1968年运动中涉及的反极权主义和反压迫问题做出的贡献，是重提夏尔·傅立叶，这位倡导实现愿望的理想主义者（文章是为了1971年出版的傅里叶著作所写的）。巴黎“五月运动”将傅立叶颂扬为他们的先驱，而我对于他的兴趣是将他作为完全不跟随潮流的一种思想范畴的模式。傅立叶指出，一种反压迫的文明并不意味着生命的冲动与混乱的自发主义的爆发，而是要求知识、准确性、完整的组织、分类的精神、事先细化到最微小细节的纲领，而且要确信个性对于所有人的幸福非常珍贵。

就这样，我们来到了20世纪70年代。因为习惯了更加糟糕的社会状况，而且受到生存条件的牵制，所以，除了沉默以外，文学尚未能够做出任何回答。不知道这本书是否能够明确地指出，在我试图重建的人生轨迹当中，目前所处的位置。当然，我无法将文集中最后的几篇与历史联系起来，因为它们涉及的是我目前的思想。这就意味着，从某个时刻开始，我放在已经完成的文章上面的这块石头，仅仅是一块镇纸而已。前言

在这部文集当中，我收录的文章包括了对于风格的阐述，所遵循路线的勾勒，以及文学评论的总结；还有对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整体梳理，包括最近二十五年逐渐完成的和被搁置的文章。这些文章反映出我习惯于制定统一的纲领，而这种习惯又总是会与立刻遗忘和永远不再回到那些纲领上面的倾向彼此抵消。所以，读者会问，我到底是在为谁制定这些纲领？我这样做并非为了我自己，因为我从来不会把我倡导的东西使用在我身为作家的个人工作实践当中；也并非为了他人，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成为流派领袖、倡导者和组织者的理想。我要说，这样做的目的，或许是为了建立可以作为自己和他人工作前提的总体路线；是为了设想出一种作为背景的文化，然后把尚需书写的作品添加进去。

在青年时代，我最初的雄心是建立一种新文学，而这种文学又要用于建立一个新社会。我的这些期待经历了哪些修正和变化，在阅读完文集中收录的一篇篇文章之后，读者就会大致明白。当然，如今我面前的这个世界，与当时我从善意和建设性愿望出发，对未来勾勒出的画面完全不同。社会以衰竭、崩塌和坏死的形式呈现出来（或者就像日常生活中那样，从表面上来看并没有那么具有灾难性）；文学得以在支离破碎中幸存，而且意识到，任何坍塌都不会是最终性的，也无法排除还会发生坍塌的可能。

这本文集中讲话的人物（一方面与我一致，另一方面，又与在其他系列的作品和论文中反映出来的我相脱离），在20世纪50年代登上舞台，试图获得一种个人特征，扮演在当时占据历史舞台的那个角色：“具有倾向性的知识分子”。根据他在舞台上的活动，我们可以发现，尽管他没有发生突然的转变，却明显越来越放下了诠释和领导历史进程的奢望。他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勇气，也不曾放弃努力去理解、指示和创作。相反地，他身上的一个特征越来越明显。假如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个特征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那就是感觉到世界的复杂、多重性、相关性和瓦解，并因此在创作中采取一种复杂的结构。

作为已有经历，本文集中的一篇篇文章开始呈现出一种形状，变成一个故事，在整个社会背景下具有它的意义。鉴于如此的情形，如今，我可以将这些文章集结成册，能够重新阅读它们，也让他人再次阅读它们，以便使它们停留在属于它们的时间与空间里；与它们保持适当的距离，并且以正确的角度和方式对它们进行审视；重新勾勒出它们主观和客观的改变与延续的脉络；理解我所处的位置，对一切盖棺论定。1980年3月狮子的骨髓1955年2月17日，在佛罗伦萨召开的国际笔会（Pen Club）上，卡尔维诺应安娜·班蒂（Anna Banti）的邀请发表了这席讲话。随后，他又在意大利很多其他城市做过同样的演讲。1955年6月，本文刊登于《比较》（Paragone）杂志第66期。一

我们经常会谈到当今文学中的人物这个问题：积极或者消极的人物，新的或者是老的人物。或许在一些人看来，这种讨论多此一举。然而，那些将自己对文学的兴趣与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人，却始终在关注这个问题。这是因为，文学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对历史进行反映，这是最符合它，或许也是唯一真实的方式：明白历史所从事的那些繁复而矛盾的活动是在为何种人物准备战场，同时赋予它敏感性、道德上的爆发、语言的分量，以及观察周围世界的方法。总之，只有诗歌才能教会我们那些事情，而非哲学或者政治。

很明显，一部作品或者整个文学时代预测、暗示，又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建议和创造的这种人，或许并非小说或者戏剧中特有的那种完美的人物，但他的确存在；尤其是那种具有道德意义的人物，抒情诗歌或者道德家创作的散文中那些同样不乏个性的主角，还有从曼佐尼[2][3]和维尔加最重要的著作开始，很多小说家作品中那个真正的主角，他与任何其他人物都截然不同。

因此，在思考当今的意大利文学中是否存在独具特色的人物，又是他们哪些人之前，我们首先要想一想，真正的主角到底是否存在？谁又是真正的主角？谁才是文学用含蓄的方式预测和建议的那一类人？二

回答这个问题所遇到的困难，与每当我们要对今天的意大利文学提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对它的状况做出评价，或者对它的发展线索做出预测时面临的困难是一样的。很多人认为，现在这个文学时期基本上属于“新现实主义”，而且，无论如何是以对现实兴趣的恢复，以及叙事文学相对于其他表达方法所占据的优势（不论在数量还是引起的反响上）为特点的；它仿佛在拒绝被他人以象征或者概括的方式，赋予一种典型的道德外貌，或者一种准确的人性特点。

借助戴着英雄的光环，或者作为亦庄亦谐的“世纪之子”出现的丰满的男人和女人的形象来表现自己，这并非主要属于19世纪浪漫主义的手法。在我们这个世纪，继浪漫派子孙的后裔，比如“邓南遮派”和“黄昏派”之后，文学史拒绝接受这种解读的方式，因为正是[4]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的文学，也就是隐逸派文学。如同其他一些从未缺少过人物的文学一样，隐逸派文学是一种充斥着风景、事物，以及人的内在情绪的文学。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它是一种“缺失”的文学。然而，这种文学也展示了一种具有鲜明特点（借用一个著名的诗句：尽管赋予它的个性是消极的），而且与一个时代紧密结合（尽管也是以消极的方式）的人物形象。“隐逸文学中的人物”，除了那些无关痛痒的惊奇以外，不会接受被任何其他因素控制。他总是在充斥着舞台的那些东西的边缘之处发现真理；这个吝惜情感和感受，又仅仅凭借这些才能够真实存在的人物，这个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作为依靠，仅凭一层粗糙的、由二氧化硅构成的外壳保护，或者像鳗鱼一样躲躲闪闪的人物，这个仿佛是特意制作出来，以便度过那些不祥的时期以及他并不赞同的现实的，仅仅受到微小影响也冒着微小风险的人物，正是文学提供的一个典型实例，目的是解决人与他生存的时代之间关系的问题。而如今的文学评价表明，这个人物与历史之间的对立，比表面上更加复杂和模棱两可。三

我们应该说，“隐逸文学中的人物”是意大利文学表现的最后一种真实的人物吗？当然，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他同样出现在那些新的叙事文学大师作品的核心位置。正是通过那些作品，文学才得以走出隐逸派的时期，并且获得了新的现实主义文学风格。《西西里对话》（Conversazione in Sicilia）中西尔维斯特洛那种抽象的愤怒，是感受到历史的悲剧，却只能在它的边缘上行走，只能以抒情的方式参与其中的人所感到的愤怒。当然，尽管《人与非人》（Uomini e no）中的恩纳·杜埃使用炸弹，而且频繁参与集会，却已经无法加入历史现实。[5]

尽管为了与隐逸派进行论战，帕韦塞以短诗的方式与工人、船夫和酒鬼通信，但是，他也从未让我们忘记，作品的主角并非工人、船夫或者酒鬼，而是坐在小酒馆对面桌边，斜眼注视他们的那个人，后者希望能够变得像他们那样，却不知道如何去做。作品的主角是被流放的斯特法诺，是《鸡鸣之前》（Prima che il gallo canti）中的科拉多教授，是那个明白应该待在一边，用诗人和知识分子那种元历史的目光，去阅读他人历史的人。

就这样，在被我们定义为佛罗伦萨派，或者托斯卡纳派的新叙事文学当中，真正重要的并非那种细微的现实主义的记录，而是记忆或者怀旧的屏幕。这个屏幕上放映的，是一种暂时性的拥有或者关系所包含的微妙的苦涩。在这种状况下，作为主宰的仍然是隐逸派文学中[6]的人物，只不过他们多了些热情；与维托里尼和帕韦塞笔下的人物相比，他们的忧虑也更加缓和。

我们尚未谈到在所有其他人之前就已经开始创作小说，而且比任何人都明确地将表现自己所处时代的典型人物作为自己目标的那个作[7]家：他就是莫拉维亚。然而，即使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又怎么能不从人物在道德上的“不参与”以及他们所做的“鬼脸”（也就是被作为一种无法改变的事实接受下来的，他们习惯性的厌烦），感受到他的作品与那一代文人所关心的主题之间的相似性：也就是“不参与”，以及与这个世界的消极关系的那些主题？

所以说，意大利当代叙事文学的诞生，是以统一性的缺失为标志的：一方面是一个抒情的、知识分子和自传式的主角，另一方面是大众或者资产阶级、都市或者古老农业的社会现实。对教育小说（Bildung-roman）的尝试，以及解放初年经常出现的，涉及与无产阶级接触的新人、密谋者、游击队员，或者抒情的知识分子式主角的故事，仿佛是见证抵抗运动的最为自然的道路。然而，它们并不能反映和强调真理，也不能表现主角内心的痛苦，或者人民史诗般的集体痛苦。四

还有一些人，尽管是彻头彻尾的文人，但是，他们不仅没有在历史面前感觉到自卑，甚至相信正是他们在用自己所有的幻想和文化修[8]养来滋养历史，并使它更加丰富。卡尔洛·莱维就是这样的例子。在他看来，那些认为自己对世界的诠释以及象征性的改头换面是了解现实的可靠且关键方法的人，是在以愉快的态度面对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与对意大利现实的发现之间，以及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冲突。在作品《钟表》（Orologio）当中，卡尔洛·莱维通过描述帕里政府的倒台，反映了知识分子掌控意大利现实的幻想的失败。最终，他还是以积极的方式结束了这个故事：尽管现实政治对这种幻想予以反驳，但真理永远站在幻想一边。不过很明显，尽管一个满足于自己这种状态，而且自如地在大众世界和积极的政治分子世界中游走的知识分子，取代了那个愤怒而蠢笨的知识分子，但用来表现冲突的词语并没有改变。[9]

洛克·斯科特拉罗，这个最崇拜卡尔洛·莱维也最善于模仿他的年轻人，能够在众多的意大利作家和诗人中脱颖而出，表现出他杰出的才能，并在政治生活中以具体的方式实现自己，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装饰性的陪衬，这也并非偶然。斯科特拉罗当上了自己所居住的那座小城的市长。尽管仅有短短的几年时间，他还是能够很好地与人民交流，并打破一种孤立的状态。他在市民中间的活动游刃有余，甚至能够和市民攀谈，让他们发言，从而实现自己的抱负。然而，即使在他的诗歌和叙事作品当中，真正的主题仍然是政治实践领域的挫折和在抒情创作领域获得的补偿。他那部未能完成的优秀小说《未成熟的葡萄》（L’uva puttanella），讲的正是他辞去市长的职务，隐退到父亲的葡萄园，重新开始思考自己人生的故事。卡尔洛·莱维完全可以说，这本小说与他的《钟表》具有同样的模式和意义。五

假如说在法国，叙事文学仍旧能够坚决地面对关于知识分子以及他们与历史运动方向之间关系的讨论，而且迫使社会关注他们的“官僚”问题，在意大利，尽管在整个文学当中，我们能够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感觉到当今社会知识分子所处的那种不稳定的生存条件，却从来没有出现过知识分子小说（Intelligenzen-roman），也就是讲述作家、艺术家，以及他们的讨论和想法的小说，或者是托马斯·曼和赫胥黎使用的那些表现手法。人们会说，在意大利，身为知识分子会感觉是个麻烦，是一种消极而又不存在救赎的生存状况，而这种状况甚至无法令人产生卡夫卡或者乔伊斯那种进行强有力讽刺的愿望，而仅剩一种无声而又局限的啃食。让我们来想一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时期的俄国，当时对知识分子的表现是真实的，反映了他们的所有想法。或许，甚至连对于“人物的知识分子外貌”如此关心的卢卡奇（Lukács），也不会对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此缺乏特点的文学感兴趣。尽管如此，对于他所进行的调查来说，这种文学无疑构成了一个比较丰富的领域。六

出于一种可以说是天生的对于陷入社会学图表的恐惧，我们不会在这个领域内冒险。假如并非仅仅为了快速解读这种对于认识而非文化层面表现的拒绝，我们可以在某些意大利作家笔下的女性角色身上，找到这些知识、道德或者果断行动的极少实例；我们也可以在女作家的作品中，更多地见到这种例子，它们时而是以艺术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时而仅仅反映在意愿上面。

当然，对于那位并不相信人物作用的作者帕韦塞来说，他笔下最精彩的人物无疑是《唯在女人间》［Tra donne sole，选自《美好的夏天》（Bella estate）］里面的那个克蕾莉亚。她在都灵开了一间时装店。这个辛勤劳动的女人能够自给自足，忍受痛苦，而且具有生活经验。对于周围社会上的恶习和价值，她仍然存在着好奇和怜悯。但是，她内心坚强，就像那些靠自己的力量成长起来的人一样，是一个懂得像贝库齐奥这样的粉刷工有多少价值的女主人。于是，她带着他共进晚餐，然后上床，但仅仅一夜而已，随后一切就结束了。因为她明白，要想建立一种最简单和诚实的关系，那么最多只能这样，否则最终会破坏一切。这个克蕾莉亚或许显得冷漠和自私，但她对于罗塞塔的命运又是如此关心，因为在这样一个能够污染和破坏一切的社会里，这个女孩的心灵却是如此年轻而纯洁。出于他那种令人悲伤的自残者的暴力，帕韦塞习惯于通过一些限制性和虚伪的画面来表现自己（甚至是日记里那些残酷的画面）。当然，他从来没能通过克蕾莉亚这样一个女性形象，这个如此完整（克蕾莉亚就是我！）、积极、具有帕韦塞本身特点的自传式人物来表现自己的思想。除了克蕾莉亚以外，帕韦塞从来没能通过任何人物向我们讲述他生活中的关键性元素，以及他真正的救赎：工作，也就是他对于工作那种不同寻常的固执而贪婪的热爱（日记的另一面），他作为一名老练而不知疲倦的工作者的蔑视和傲慢，以及他通过个人创造，并且参与到一个生产过程当中，从而完成的自我实现。

然而，这个积极人物的诞生，几乎是违背他意愿的。我们不能称之为一个爱情故事，因为那些女性的外表并非作者描述出来的，而是来自我们艰难的想象。从这些外表的下面，也透露出作者那种干巴巴的、粗糙、僵硬的风格。假如说作品中存在着某种新的东西，那也并非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而仅仅是为了强调我们这个发言中的一些词语。要想创造一个完整而非用抒情来填充的人物，就要将其想象成一个女性的形象，这难道不是再次证明了知识分子的传统形象已经被战胜，也证明在隐逸派时期诞生的那一代人，他们笔下作家与现实之间的相遇表现出他们身上唯意识论的特点，这种相遇并没有演变成一种结合，而是变成一种控制吗？七

仿佛是为了证实这一严格的定论，在更年轻的一代小说家的作品当中，“我”—诗人—知识分子这种类型的人物，仿佛被彻底消灭，不复存在。现实世界，那个“他人”的世界进入了近景。不过，这个世界几乎从来不是一个经过诠释和研究就能确定其指导原则和运动路线的世界，也不是通过理性经验来反映的世界，而是一个先于意识诞生的、粗糙的世界。它从整体上被接受，却没有针对它的组成部分列出一张清单。这种接受，时而因为强烈的情感而兴奋，时而又显得消极，因为记录它的人只会采取客观的方法。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年轻作家的作品中不存在“我”，而是那个“我”非常注意想法的表达；注意仅仅表达最根本的，比生理因素稍稍深刻的兴趣；注意带着某种类似于道德评价的东西，去参与发生在自己眼前的事情。叙述者的观点，希望能够尽可能地远离知识分子的观点。

在这种背景下，维托里尼拒绝在自己那些“不起眼的文章”中，为原始和不假思索的生机主义、未受文化影响的自发性，以及仍旧充满生命力的见证的胜利发起任何改革运动。在最近半个世纪的文学中，这种文学风格具有本身明确的历史，而且，仿佛生来就是为了表达在物质战胜人类的情况下，对诗人和人类的消灭。然而，这种对生命力和非文化表现出的让步，并非仅仅是维托里尼作为评论家的假设，而是处于孕育当中，蔓延在年轻人出版或未出版作品中的一种现实的世纪之恶。假如我们看到作品中一些新的主人公穿行于屠杀、奸淫、悲惨而可怕的故事当中，他们身上有时也会发生砸开头颅、劈开腹腔或者乞求施舍的事情，而表面上却始终是平静、迟钝而残暴的年轻人，我们不会感到吃惊，因为我们知道，这仅仅是抒情的知识分子式主角的极端伪装。如今，除了将自己除掉，他已经没有别的赌注可以下了。八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不应该将这种致力于对平民大众的世界，以及从方言的贡献中汲取营养的语言进行客观体现的叙事文学，整个归功于“幸福的无知”这种风格。因为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使用同样表现手法的风格，它精致而灵巧，旨在以精致的方法使用大众化的语言材料，用俚语来构成具有风格的拼贴（pastiche），并借助一种意义丰富而有力的词汇，使消失的那些表达方法重新恢复活力。或许，这两种风格并不像表面上那样彼此对立。二者都要求具有一种有修养的敏感性，以及对于原始的兴趣，甚至是共同爱好，或者是作为具有文雅而灵巧风格的作家，或者是具有“幸福的无知”的读者。叙事文学在这两种风格肤浅而又典型的作品之间穿梭，就如同是二者之间的眉来眼去，像是文雅作家为天真读者设下的骗局：让他阅读一篇看似粗糙的作品，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又或者是一位文雅的读者在取笑一位粗陋的作家，享受后者不知如何表达的某种东西。就这样，在这两种含糊不清的创作和评论活动中，两个词汇之间的对立，也就是知识分子的意识与大众的世界之间的对立，将永远延续下去。在这里，知识分子的意识比任何地方都倾向于大众的世界，如同倾向于一种与之相反而不相干的东西，将它当作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来接受，并且从它严厉而变幻的色彩中获得满足，继而寻找其中隐藏的精致。九

可以说，方言诗歌的再次流行，以及对同样用方言写成的叙事文学的尝试，也是以上述两种情趣和态度为标志的。不过，我们相信这两种文学形式并非是作为必不可少的运动而诞生的，而是标志着衰退和疲惫。文学语言的确应该不断关注通俗口语，从中获得给养，并进行创新；但是，它不应该在其中消失，也不应该把对它们蠢笨的模仿作为游戏。相对于他同时代的人，作家应该能够讲出更多的事情。他应该为自己的时代创造出一种更加完整和尽可能具有功能性的语言，而不是心存感激地去模仿那些方言，因为方言中尽管充满了趣味、活力与智慧，但也包含着不得不容忍的伤害，强加于它们的局限，以及一些无法摆脱的习惯。十

不过，我们需要将方言的复苏放在更加复杂的地方主义复苏的背景中去审视。在意大利统一后的那些年，作为对这个新兴国家所具有的如此不同和无法沟通的现实的意识，地方性的真实主义具有一种明确的历史意义，也获得了新的动力，而且目的明确：在法西斯主义将意大利变成一个惨不忍睹而又面目全非的国家的很多年之后，我们感到需要对自己的国家进行一次细微而又深刻的发现。更能满足这个新需要的工具，也就是让作家能够像古人一样对历史和政治进行分析的一种杂文和问题类的文学，遭到了大家的忽视。在典型作品《基督不到的地方》（Cristo sièfermato a Eboli）获得巨大成功之后，文学界中所有的能量无一例外地瞄准了长篇和短篇小说的创作。然而，尽管叙事文学占据了首屈一指的地位，尽管像现实小说这样借助如此复杂的装置进行的创作，也无法在一片思想耕耘过的土地上诞生。在创作出如此多涉及地方和社会事件的小说之前，或许首先需要创作对各个城镇、习俗、机构和问题进行诠释和思考的作品。如今，我们把表现这个或者那个地理区域的“真实面貌”的任务，交给了长篇和短篇小说。这个要求是错误的，因为小说属于历史范畴，而非地理范畴。一部小说的真正主题应该是对我们时代的定义，而不是对那不勒斯或者佛罗伦萨的定义。它应该是一幅画面，解释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中生活。作家需要那些地点，那些尽可能确切的和他所热爱的地点，因为它们是在故事中使事物活动起来，或者是故事赖以发展的具体形式。然而，这些地点和地方性的习惯，这座或者那座城市，这些或者那些居民的“真实面貌”，我们都不能把它们作为小说的内容。尽管作家要从他最热爱和了解的城镇的实际出发，但他的目的应该是“创造历史”。我们已经明白历史永远都是当代史，是对未来历史的积极参与。

人们会说，没有人真正以地理—社会性的描述为目的进行创作。那些将作品与地点紧密相连的作家，他们是在一种情感的表达、一种生活节奏的表达中，寻找一个地区的秘密特征。然而，这种过分的感动，这种对于激动的思乡之情的需求，才是首次真正的对于历史的拒绝。同情和激情并不是理解当今世界最好的精神状态，这样的做法仍然属于浪漫派的活力论，以及模糊的神秘主义的合唱。与其在新老城市混乱的节奏中寻找一个无知的神祇，我们更愿意在一种存在、奇遇或者爱情的更加铿锵和线性的节奏中，寻找稀少的真理的种子。它的背景位于人物背后，而不是叠加在他们身上。正是因为它位于人物背后，处于边缘的位置，没有留下很多痕迹，才越发显得真实而清晰。十一

我们刚刚列举的那些文学风格，是在试图实现客观性，而不是进行理性层面的介入，也不奢望进行评价、展示和说明。有些人认为，这些风格是对于更高层次的诚实的渴望，是一种不论断（nolite judicare），就像是为了避免冒险而预先设定作家面对一些事件时的态度，比如对意愿论，尤其是对政治意愿论的批判。

我们相信，政治上的义务、参与或者妥协，甚至责任，是当今作家的自然需求，或者首先是作为一个现代人的自然需求，然后才是作家的需求。我们的这个时代超脱于混战之外（au dessus de la mêlée），因此是无法理解的；相反，越是生活在其中，越是处于火线之上，才越是能够理解这一切。当然，我们也并不认为自己所采用的是通过非理性抒情主义和几乎与那些集体力量保持着神秘联系的动力，从而使灵感和语言发生膨胀的表现主义意愿论。同样地，我们也不再认同那种过分谦虚，将自身的历史功能等同于说明和教学功能的文学。

假如谁能够理解政治运动有多么复杂、微妙、困难和丰富，并因此热爱它和学习如何从事政治活动，假如谁明白劳动斗争取得成功需要才能、细致、耐心和道德这些珍贵的品质，那么，对于从表面上模仿政治和工会领导人活动的作家，或者更有可能要求作家这样去做（要求作家从评论分析过渡到揭示，再到指出解决的方法，着手进行战斗的准备，对于不足进行批评，再到寻找积极的解决办法，等等）的评论家，他永远会感到不满和厌倦。文学与艺术的这种对党派组织和国家劳动者协会进行纯粹和简单模仿的倾向，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幼稚，还是知识分子自负情绪的残余。我们在其中仍然能够碰到古老的二元论思想：作家几乎是出于对政治领导以及他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嫉妒，才试图重复政治领导所做的事情及其思考过程本身。这种重复并非发生在实际中，而是发生在纸上，是通过提出工会斗争和组织的典型问题，用他认为最正确而有效的方法解决它们，并幻想通过这种方法教训别人，从而完成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政治真正完成的事业。作家（尤其是评论家）的这种幻想，其根源在于旧的社会民主的传统思想，它将说教等同于实践，将教育等同于革命。而在面对现实的时候，知识分子的棋子同样是在遵循这条道路。现实中的事件永远比小说中讲述的要庞大和真实，而且更具有教育意义。书中表现的那些积极分子，无论在明显的人类特征上，还是作为历史上的新生事物，都远远比不上在现实中经过艰难磨炼而形成的斗士。十二

一些人相信文学是历史中一种积极的存在，相信文学是一种教育，在程度和品质上无法替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想到的正是这个类型的男人或者女人，是历史中那些积极的主角，那些在实践中与事物接触继而形成的新领导阶级。文学应该去面对那些人，在向他们学习的同时，还应该教授他们知识，为他们服务。而且，文学只能在一件事情上为他们服务，那就是帮助他们变得越来越聪明、敏感，并且在道德上变得强大。文学可以探寻和教授的东西不多，却又无法取代，其中包括：注视身边的人和自己的方法，建立起个性化和普遍性事件之间的关系，使小的或者大的东西获得价值；考查自己的局限性、坏毛病，还有他人；找到生活中各种事物之间正确的关系，爱情在生命中的位置，它的力量与节奏；死亡的位置，以及应该如何去思考或者不去思考它；文学可以教会我们严厉、怜悯、悲伤、讽刺、幽默，以及另外一些类似的、必要而又困难的东西。剩下的东西就要到别的地方去学习，从科学、历史、生活中学习，就如同我们所有人都要不断地学习一样。十三

前面已经说过，我们感兴趣的并非是建立与现实的一种情感关系，也不是同情、思念、抒情、怜悯的方式，以及针对当下困难的那些欺骗性的解决方法。那些不愿意隐藏这个消极世界中任何现实的人，他们那张苦涩和稍显扭曲的嘴巴，其实更加恰当。只要他们的目光中包含着更多的谦卑与洞察力，能够不断地捕捉那些在一次人类的相遇、一种文明的行为，以及一个小时流逝的方式中，出乎意料地在你的面前闪烁并表现出正确、美丽、真实的东西。面对一个瓦解和杀戮的世界，尽管我们并不相信世界完全是消极的，却也无法用高兴、甜蜜而欢欣的表情来取代否定的文学，危机中的文学，以及遵循极其糟糕的纲领和存在主义思想的文学在人脸上勾勒出的这张苦涩而稍显扭曲的嘴巴。这种生活在人类历史抛物线的最低和最悲惨之处，生活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和氢弹的危险之中的意识，是我们所有想象和所有思想的起点。但是，我们无法容忍那种自负，那种冷漠的玩世不恭，以及那些明白一切却不发火的人，还有那些不尊重、不欣赏男人和女人的行动、大胆和坚持之人的目光。这种尖锐的否定意识，我们完全不希望它有所减弱，因为正是它使我们觉察到，在这种否定下面始终有某种东西在活动，在感到痛苦，某种我们无法感受到消极的东西，因为我们觉得它属于我们，仿佛它是某种总在最后关头决定我们命运的东西。十四

在葛兰西的一篇文章中，我们看到罗曼·罗兰作为革命口号来引用的，具有斯多葛派和詹森主义意味的一句格言：“智慧上的悲观主义，意愿上的乐观主义。”在周围充斥着尖锐的否定性智慧的情况下，我们希望看到的新文学，应该能够表达促使古代诗歌中的骑士或者18世纪旅行回忆中的探险者行动起来的那种清晰而积极的意愿。

智慧，意愿，提出这些词，就意味着信任个体，并且拒绝接受他的瓦解。如今，没有谁比学会将历史问题作为集体、大众和阶级问题提出，并加入遵从这些原则的群体当中的人，更能学会了解个体特性的价值，了解它具有多大的决定性，明白个体在每一个时刻都是自身和他人的裁判，了解他的自由、责任，还有惊慌失措。我们希望创作或者阅读的是描写行动的小说，但这并非由于遗留下来的生机论或者能量论的影响。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人类经历过的考验以及战胜这些考验的方法。最久远的童话的模式：被抛弃在树林中的孩子，或者要在与野兽和魔法的冲突中获胜的骑士，仍然是所有人类故事不可取代的模式，是那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伟大小说的模式，也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在一个无情的自然或者社会中活动，并最终实现自我的故事。我们最铭记于心的古典主义作家，就出现在从笛福到司汤达的这个囊括了所有18世纪理性主义光芒的时期。我们也希望创造出充满智慧、勇气和渴望，却从来不会满怀激情，不会满足，也不会心存狡诈或者傲慢的男人和女人的形象。十五

让我们想一想人类和理性的智慧在与它的两个最大的敌人（理智、节制和含沙射影的狡诈，与缺乏理智、持泛神论且具有一种虚假的宽宏的激情）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我们认为，这个行动应该发生在诗歌里面。只有当惠特曼的追随者们那种轻易燃起而又不加区分的热情与浓缩而严格的隐逸派形成对立的时候，这个行动才能够完成。（现在，一些人降下了文学文明之旗，又升起了工业文明的旗帜。在他们看来，隐逸派乔装为具有抽象和非人性的完美的工业齿轮和镀铬管。）不过，我们已经看到一种不同风格的诗歌的某些迹象。正像如今我们需要的那样，构成这种诗歌的成分更多、更复杂，也更牢固，由各种想法相互交织而成，其中出现了各种人物、时期和地点。我们希望诗歌更加坚固和重要，并且在叙事文学面前重新显得旗鼓相当，而这也正是为了让叙事文学更加坚固和重要。十六

对创造性作品的想法和理由所处的地位重新进行更为平静的审视，就意味着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在作品中出现，并且被当作某种诅咒和谴责的状况已经结束。或许只有到了知识分子接受本身的那种存在方式，感觉自己融入了社会，并且成为社会中具有功能的一部分，而不需要逃走或者逃避它，也不需要隐蔽或者自我惩罚的时候，这种情况才会发生。[10]

我们这一代人（假如这种说法有意义的话）在贾伊梅·平托尔的检验和纲领中找到了自己：在外部世界如此具有戏剧性的情况下，我们的力量不可能成为对于超验的渴望，或者成为内心世界的戏剧；我们的力量只能去经历外部世界的戏剧，也就是那种极端冷漠的评价，那种捍卫本性的安静愿望，正是平托尔为这种外部世界的戏剧提供了如此清晰的例证，即使转移到政治斗争和行为的层面，情况也是一样。

对于本性的反抗，是无法融入社会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特点，也是很多人身上所具有的遭到谴责的标志，尽管他们相信自己能够作为，而且愿意作为新人和作为历史的革新者。他们是一群脆弱的自我惩罚者、道德家，对自己的兴趣进行系统性的颠覆，想要把自负和傲慢装扮成严肃的理想主义，把一种狭隘的文学国家主义的自负装扮成对于民族传统的崇拜。然而，历史革新的发展，靠的是那些在自己的本性和教育上都没有欠账的人。他们明白自己是这一切的一部分，明白在一个更加复杂和动荡的价值经济当中，假如局限性和缺点被如其所是地接受，那么它们就会重新变得积极起来。十七

这是某种返祖性的节约意识，它感觉到自己生存在一个疯狂挥霍的时代，因而变得尖锐，强迫我们不要切除自身最小的部分，并尝试尽可能使用过去的东西。

以平托尔为例：他的性格是人类性格中最为离奇的，也是与颓废主义、逃避和模棱两可的道德观最不相干和背道而驰的。然而，他同样来自完全属于欧洲颓废派的文学教育，也向我们证实了，由于读书方式的不同，书籍既可能有益，也可能有害。每首真正的诗歌中都存在着狮子的骨髓，它是一种营养，有利于建立一种严格的道德和对于历史的把握。严格地使用语言，不去满足任何浪漫主义的要求：一种打了折扣而且难以理解的现实感，不在作品中加入最为显眼的表象，也不在对于善与美的体现上吝啬，这就是平托尔（他是里尔克的译者[11]和蒙塔莱的读者）从先于他的文学文明中吸收到的狮子的骨髓，这是一种渗透进行动和历史智慧当中的风格给予我们的启示。我们把他的这种行为当作一种典型。借助它，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文学文明”之光不再显得那么衰落，它的复兴也更加坚定，几乎是怀着自豪。就这样，我们希望穿越整座压在我们身上的否定文学（那种由诉讼、局外人、恶心、荒芜之地和下午的死者构成的文学）的大山，希望找到能够支撑我们的脊梁、使我们获得力量的教诲，而不是向指责让步。尽管如此，我们也并不试图将任何东西变甜，或者让任何不情愿的人去适应这个游戏，因为这种文学能够为我们所用的，正是它仍旧包含的如此多的苦涩，以及仍旧存留在我们齿间的沙粒。十八

我们反对不理智和晦涩的尝试，但希望了解出发去与妖怪搏斗的人所走过的道路：他们时而在阵地上不动声色地迎击敌人，时而把自己也化装成妖怪，时而发起挑战，时而又惨遭失败。于是，我们仍旧经常阅读托马斯·曼、毕加索、帕韦塞，继续记录他们胜利与失败的次数。我们感兴趣的并非是有些人时而会殷勤地提起我们注意的，上述作家所具有的那种“颓废主义”，而是居于他们作品中心的理智的人性，以及触碰到火焰却不会被灼烧的那种典型的准确。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试图将自己的工作建立在那个时代所有问题的基础之上，他们将最具戏剧性而又彼此对立的字眼拿来比较，他们位于一种文化和一个时代的结点之上。令我们恐惧的不应该是颓废、不理智、残忍，以及向艺术和文学的死亡的奔跑本身，而是我们不断在人类和各个民族的生活中看到的颓废、不理智、残忍，以及向死亡的奔跑。艺术和文学能使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甚至使我们免疫，能告诉我们哪里是可以掩护自己的战壕，哪里是可以发起反击的突破口。我们处在一个需要警惕的时代，不要把现实中和书面上的可怕之物混为一谈，也不要忘记，我们所要做的是使用可怕的诗歌赋予我们的武器，与可怕的现实抗争。对于书面上可怕之物的恐惧，是知识分子一种职业性的扭曲，而我们要把这种恶习完全留给他们。从阅读中获得乐趣的年轻人、工人和农民，总是带着好奇、希望和惊奇，打开一本新书。我们希望，我们的书也会永远以这种方式被打开。小说中的自然与历史未出版。1958年3月24日在圣雷莫市首次举行的讲座的发言稿，期间还朗诵了几部著名小说中的一些篇章。这个讲座后来又在意大利很多城市举办。文章的一部分对我之前的某些作品进行了改写，而且在每次朗诵时进行了很多修改，最后几版在结尾部分预先提到了紧随其后的那篇杂文《物质世界的海洋》（“Il mare dell’oggettività”）中的主题。在此，我尽可能以有机的体系对各种各样的材料［它们还被用于另外一篇发言《暴力文学》（“La letteratura della violenza”）当中，并且以不同的形式排列和展开］进行介绍，因为它们代表了对我成长的那个时期所有文学知识进行概括的阶段，因为我在文学上的成长与19世纪的传统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同时，它们也代表了20世纪60年代向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状况的过渡。一在8月那个晴朗的夜晚，安德烈公爵躺在克尼亚兹科沃村一个东倒西歪的棚屋里，一只胳膊撑在脑后。他所在的那个团就驻扎在村边。他从破墙的裂缝处眺望远方。透过那道篱笆和那排树龄有三十岁左右、树枝被修剪得很短的白桦树，他看见了一片堆放着凌乱燕麦垛的田地，还有一片灌木丛。士兵们正在做饭，烟雾从灌木丛上升起。

我在这里给你们朗读的是托尔斯泰的作品《战争与和平》中的一页。安德烈公爵正处于博罗季诺战役的前夜。他已经收到也下达了第二天战役的命令，于是无事可做。然而，那些最为简单、明确，因此也是最为可怕的思绪，却令他无法平静。他知道，第二天的战役，将是他参加过的战役中最为可怕的一次。死亡的可能，第一次以简单而可怕，却又活生生和几乎肯定的形态出现在他的生命中。他注视着那排在太阳下闪闪发光的白杨树，纹丝不动的黄色和绿色的树叶，还有白色的树皮。“死……他们会杀死我……明天……我将不复存在……所有这一切都存在，而我不存在了。”这些脱离了他也会继续存在的生命，就活生生地出现在他面前。那些闪闪发亮地投出阴影的白杨树，那些卷曲的云彩，那些篝火的青烟，一切都在他的眼中变了样，成为某种可怕和危险的东西。

几章之后，在战役最为激烈的时候，我们又见到了安德烈公爵：“当心！”他听到一个士兵惊恐地大声叫喊。一颗炮弹仿佛一只鸟儿，在快速的飞行当中，吹了一声口哨，随后就降落在距离安德烈公爵两步之遥的战役指挥官的马旁边，没有发出很多声响。首先是那匹马，它并没有去想自己表现出恐惧是好还是不好，就先打了个响鼻，然后竖起前蹄，险些将少校甩到地上，继而向一旁跑开了。马的恐惧也传染了士兵们。“卧倒！”趴在地上的副官大声喊道。安德烈公爵站在那里，犹豫不决。一颗榴弹在他和匍匐在地的副官之间，在田地和草场的边缘，在一丛苦艾草旁边，如同陀螺般冒着烟旋转。“难道这就是死亡吗？”安德烈公爵心想，一边用全新而又羡慕的目光望着青草、苦艾，还有从那个仍旧在旋转的黑球上面升起的一缕青烟。“我不能，也不想死，我热爱生活，热爱这些草、大地、空气……”他这样想着，同时记起人们正在注视着他。“可耻呀，军官先生！”他对副官说，“多么……”他没能把话说完。就在这一刹那，响起一阵爆炸声，就像打破了玻璃窗似的叮当声，同时还有令人窒息的火药味。安德烈公爵被气浪推向一边，他举起双臂，胸脯朝下摔倒了。

在树林中，我们又在前线救护所的伤员中见到了他。“不过，现在难道不是一切都无所谓了吗？”他想，“来世会是怎样？今世又曾如何？为什么告别人生会令我如此遗憾？在此生当中，有些事情我从前不明白，现在也不明白。”

在托尔斯泰的这些描写当中，有什么东西令我们如此着迷？这里面有一个人，有他对于自身以及自己有限生命的意识，有象征着一种超级个人化生活的自然，这种生活曾经存在，在我们之后仍将存在。这里有历史，有它的发展，以及它对一种意义的寻找，它被编织进我们的个人生活，并始终是生活的一部分。

个人、自然、历史：在这三个元素的关系当中，存在着我们可以称为现代史诗的东西。19世纪的伟大小说开启了这个主题，20世纪的叙事文学又以最为混乱而艰辛的方式将它继续下去。看待个人意识、自然和历史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这三个词之间的关系也随之改变。然而，尽管存在所有这些不同，最近两个世纪的文学在主题上却呈现出一种完美的连续性。二

古代，在诗歌诞生的时候，史诗是第一种使人类行为神圣化的形式。为了祈求事业获得成功，人类为第一个战胜困难的人庆祝，那就是英雄。他不是神祇，而是人类，是人类与神祇结合的产物。命运决定人类要生活在地上，这是一次充满阻碍的世间之旅。古代史诗讲述了人类走出混沌的第一个行动，也就是与未被开发的自然斗争，那里还满是怪物。这种自然是友善还是怀有敌意，取决于自然中表现出的是有利于人类的神祇的帮助，还是不利于他的神祇的敌意。就连与其他人的冲突、战役、历史，也仅仅是神祇间的争执在世间的表现。不过，神祇之间的决斗、他们冒险的旅程，叙述的素材都来自世间，也都按照人类的法则进行。

现代史诗中不再有英雄：人是孤独的，要面对自然和历史。如果发展到了这一步，人们自然会说，自然和历史都是现代世界的神祇，是古代神祇的新一轮转世。那么，我们可以立刻反驳说，在哲学书中更容易见到这种神圣化，而不是在作家的作品中。对于第一个被神圣化的词汇：意识，也就是人类的理智，情况也是一样。那些伟大小说的诞生，仿佛就是为了纠正哲学试图树立的偶像崇拜，用不再自认为是宇宙中心的人类的批评和相对主义的目光，去审视这些偶像崇拜。当然，没有18世纪的作家和哲学家的贡献，19世纪的小说也不可能诞生。可以说，18世纪的作家和哲学家通过创造个体这个范畴，缔造了人类精神中一个新的概念，同时也建立了一个新的自然观和一种新的历史意义。不过，在拿破仑时代之后，与司汤达和普希金一起开创了新小说的那一代人，已经从卢梭的自然天赐论和正在形成的历史主义所持的历史天赐论中分离出来，以便进入一种自然和历史的氛围。对于个人来说，这仅仅是人生的舞台。那些远非典型的英雄，他们的情感强烈而又复杂，他们生命力旺盛而又自私自利。普希金的作品以真诚和真我为基础，而司汤达小说中的环境却建立在微妙而秘密的算计之上，或许还有通过一种严格的品质培养出来的虚伪。三

有人会说，恰恰是在那些年，在意大利诞生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在那部作品当中，对于自然和历史的了解（这种了解是深刻的，不论是对于前者还是后者，而且它比那个时代任何一位作家的认识都要深刻）都被用来观察在它们的表象下面流动的一种超然的设计和一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愿望。让我们打开《约婚夫妇》（I Promessi Sposi），重新阅读第17章，那是我最钟爱的章节之一。伦佐趁着夜色赶去阿达河，以便逃离米兰地界。他走着，走着，直到视野中不再有耕田，而是一片苍茫的、未开垦的荒野，上面长满了真蕨和帚石楠。他觉得，即使这不是明显的迹象，至少也是某种征兆，说明附近有一条河。他沿着一条小径进入那片荒地，并穿行而过。走了不多一会儿，他又停下脚步，侧耳倾听，仍然是什么也听不到。荒芜的田野，既看不到桑树或者葡萄，也不见作物的痕迹，而在此之前，这些东西就好像与他相伴而行。因此，旅行越来越令他厌倦。尽管如此，他仍旧向前走着，因为在他的头脑中，重新出现了孩提时听到的那些故事留存在记忆中的某些画面和某些幽灵。于是，为了驱赶它们，或者是令它们安静下来，他一边走，一边朗诵着安慰亡灵的悼文。

接下去是伦佐进入森林之后那段非常精彩的描述。黑暗中树木的形状令他恐惧，以至于停下了脚步，几乎要转身往回走，然后：他就这样驻足在那里，脚下树叶的窸窣声停止了，周围的一切都沉默下来。伦佐开始听到一种声音，一阵呢喃，那是流水的呢喃。伦佐竖起耳朵倾听，然后确定无疑。他惊叫道：“是阿达河！”如同那是一个失而复得的朋友，一个兄弟，一位救世主。

随后，他向那条河走去，看到河的对岸白茫茫一片的，应该是贝尔加莫市……然而，在深夜涉水渡过阿达河是不可能的。所以，伦佐想要爬到一棵树上去，或者来回踱步，以便使身上暖和一些。后来，他想起之前看到过一间小屋。伦佐走进小屋，正要一头倒在稻草上：不过，躺在那张上天为他准备的床上之前，他先在那里跪了下来，感谢上天的恩赐，以及在这可怕的一天中他得到的所有救助。

是什么阻止我们将这些如此精彩的篇章加入正试图定义的现代史诗最具标志性的篇章呢？我们刚刚说过，人与自然和历史的这种关系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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